中国报道周刊

　　今年是鲁迅诞辰120周年。他唯一的儿子周海婴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首次公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

　　今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对周海婴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同上371页）

　　罗稷南曾译过高尔基的大量作品，也是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中译者，是个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当时在华东师大任教，“湖南老友”这一特殊身分使他有机会亲口向他的老乡问这一常人不敢问的问题。而当他亲聆如此毫无遮掩的严峻回答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44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以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性格，以毛澤東扫平六合、一统山河的帝王之气，这一切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在一个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保障的制度下，鲁迅如果要坚持他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结局自在意料之中。

　　在北洋军阀时期，鲁迅虽然上过黑名单，在国民黨时期，据说他还遭到过浙江省黨部的通缉，但他至少可以从容地“逃走”，可以“避到租界”，不至于“关在牢里”写作，更不会“识大体不做声”。鲁迅所生活的1936年前的中國，和毛澤東统一宇内之后相比，真的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写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鲁迅的时代，至少他还可以办《语丝》、《莽原》、《奔流》，不需要什么黨或什么机构的恩准，因为这是他作为民国国民的权利。他可以在《京报》、《申报》这样的民间报纸发表他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还有北新书局等民办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那毕竟是储安平说的自由“多”还是“少”的时代。

　　1949年结束了这个脆弱的公共空间一息尚存的时代，开始了一个不许批评、不能容许任何不同声音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有”还是“无”的时代。幸亏鲁迅死得早，否则他注定了将在无休止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中度过风烛残年。

　　鲁迅生前对毛澤東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曾寄予很大希望，对苏联模式、对无产階級文学都有过不切实际的赞美。对红色中國的未来，他有过朦胧的期待。朱、毛红军抵达陕北后，他还发过贺电。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身后21年，曾被他视为民族希望的这个集团主宰了整个大陆的命运之后，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甩给他的竟是这样一句话：“要嘛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嘛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不仅是鲁迅期望的巨大失望，也是对他当年期望的无情嘲弄。虽然他身后被誉为“民族魂”，虽然毛澤東1940年为他盖棺定论时，称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口气用了三个“伟大”、七个“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毕竟鲁迅已死，可以成为领袖“打天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道具。假如他活着，在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毛澤東眼里，他只不过是个臭老九而已，至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统战对象罢了。

　　读罢斯言，20世纪后半叶中國精神史上的一切秘密都迎刃而解。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让我为他松了一口气。

　　作者:傅国涌

　　一直以为时间过去百年之久，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祥林嫂……应该少了些。人血馒头应该不在了，咸亨酒店里的茴香豆还香脆如昔吗？起码，经历过那么多次的政治运动，举国上下“那是相当地”注重思想改造，让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应该有点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愚昧走向清明智慧。何曾想，一旦涉及民生存亡之本，幸福痛苦之源，社会走向之路，就发现这一百多年浪费了，很多时候比百年前还不地道。

　　阿Q依然阿Q，闰土更加闰土，祥林嫂比以前的祥林嫂还可怜可悲可叹！只是不唠叨孩子被狼吃了，却开始感谢狼吃了自己的孩子吃得好！

　　鲁迅说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百年的岁月啊，全民族，空虚度。心田里，还是广大青草；方知晓，愚民遗毒，更逍遥。民不民主，本来不是问题，民不主谁主？谁又可以代替民生体味生活的艰难味道。却总是遇到，狼孩子，眼里凶光，说话长毛，除了马屁股，不知道，这世界还有更多美好。

　　雪灾百年不遇，断电停水，只能蜡烛烧，摄像机前，感恩戴德，满嘴奴性往上长成猩猩毛：比往年还幸福！百姓啊，这话无奈无耻无聊，不长记性，看来大雪下得依然太小。

　　偶然谈及自由，自由才能自有，一点尊严，一点空间，一点说话机会，一点吃喝保障，一点卫生医疗，“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的要求本来不高”。谁知道还被掠夺，还得口口声声感谢掠夺，感谢进门的强盗，真心实意为凶手的健康祈祷。

　　谈点权利，马上被干扰，小小鸟，要权利何用，笼子里正适合逍遥，养着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宰杀时间我自会把握好，至于教你几句人话，那是学我的舌，不不教的不允许的就不能知道。即便愚昧到底嘴上只能称“知了知了”。

　　谈什么民主，“官主”就很好，你不用思想不用发愁不用担心不用面对国际外交，自己缩在家里改性乌龟有多好。

　　万一有那胆子大的，写两篇民主文章，就会让那做惯了奴隶，吃惯了牢饭的发起狠来大声叫嚣，甚至撕咬。

　　谁说百年的政策不好，谁说教育是启迪灵性，激发思考。政策就是要民生乖乖把获得的上缴，教育就是学会称颂一切不是小好是大好。

　　一百多年啊！

　　时间都躲到哪里去了，去了美国法国俄罗斯，去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去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去了瑞典瑞士，去了南极北极……就是不往中國跑。谈起民主，还像谈外星人的话题，那么多赌咒发誓谩骂阻止就是害怕人民过上人的生活。

　　网上的帮凶喳喳叫，像极了图画书上的始祖鸟，现实中贪腐水涨船高，从一句顶一万句到一人贪污万人挨饿，学校顿成危楼，医院门槛加高。

　　也难怪，那些始祖鸟，要么本来就是豢养在权贵家的洗手间，要么就为了谋一个新的贪腐机会，将人的格调转化为兽的细胞，配合时代变成了不长牙齿的我们称为无耻的小虫虫，专门恶心人，专门浑水摸鱼胡说八道。可怜了本来人模人样，瞬间云散烟消。

　　如果鲁迅复活看到这群看客还不散去，看到阿Q还在自夸祖上是富豪，看到吃人的还在吃人，唠叨的继续唠叨，闰土更土，馒头里依然雪白血红……不知会作何说道。

　　呜呼，何日中國无虎，无猛于虎的苛政，无硕鼠，有人權，有自由，让民生自主。

　　最可叹这个毁坏了民生尊严的国正在苦难之火中煅烧，最可怕，罂粟地里只长毒草。

　　粮食的影子……在哪里呢？

　　民不做主，谈什么小麦水稻，一觉醒来，日西斜，猫头鹰又该出来啼叫。

　　2008年3月8日星期六

　　作者电子邮件：tianren1001(at)126.com

　　作者:董桄福

　　鲁迅是复杂的。

　　留日求学时期，鲁迅是反清游行中一个打头扛旗的角色，人称拼命三郎，不过那是在日本，没有多大风险。当时，有很多学生加入了同盟会，或者其他反清秘密组织，而鲁迅却未见有这方面的记载。同盟会曾在激进学生中秘密招募暗杀者，鲁迅因为前一阶段的出位表现，被大腕儿们找去要求加盟，结果鲁迅拒绝了，理由是家有老母。

　　我赞成鲁迅的选择，要是放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答应。那时候，暗杀基本上是有去无归，假如我够胆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斗争方式。再说，本来这种事就应该寻求”自动报名”，动员人家去作”死士”，这种方式太不地道，有悖于人的生命尊严。

　　鲁迅的自爱是无可指责的。但他除了履行保存自己的天职外，并没有退一步选择其他对敌斗争的事业，而是回家供奉老母去了。这时候，鲁迅的表现就很平凡，很良民，一点儿也不牛B.

　　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人都去打枪。但文人如陈独秀也不是一个打枪的角色啊，在革命的文斗之路上，他干得蛮欢的。岳王会是他组织的，暗杀团他也参加了，为革命东奔西走，几次险些丢了脑袋，如果说谁牛B的话，我看这才叫牛B.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把他在五四前后的创作和文化活动，称作为”听将令”，将者何人？陈独秀也。以鲁迅这样的性格，要让他自发地服从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在他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钦服中，应该有很大的成分，是因陈在辛亥前后的作为而生（事实上连蔡元培、李大钊也是如此），他做到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有意思的是，七八年后，鲁迅却对陈独秀很不感冒了，起因也和前面的一样，只不过结论相反而已。根据当时所占有的资讯，鲁迅认为陈独秀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面前怯了场，而拉起枪杆子与蒋介石进行殊死搏斗的朱毛红军，才是他的真爱。在从冯学峰那儿听到了朱毛转战史后，鲁迅曾酝酿着要把它写成小说，惜乎未能如愿。喜爱硬汉子，是他与世人共同的美学倾向。

　　在从日本回国后的初期，还有一段办文学刊物未成的过渡，我们可以用很雄壮的词儿来描述这些平凡事儿，比如说，鲁迅选择了拯救国民灵魂的道路。虽不是第一线，也可以理解，因为总得有人处在第二线呀。办刊的事情泡汤以后，他便回家乡养母兼教育救国去了，这样当然很人性，也很聪明，但在那个乱世，就很一般，有看客的嫌疑。这时候，他的灵魂与他的状态是相称的。那个伟人鲁迅还没有诞生，还是那个俗人周树人在心灵的泥沼中挣扎。不管后世的膜拜者怎么美化，用了多么巧妙的词语为他转圜，事实终归是，他躲在绍兴独善其身，只是在辛亥起义确实成功后，才率领学生们上街欢庆光复。

　　这个时期的鲁迅的人格状态，难于避免是萎顿的和有缺陷的指责，他置母命于个人幸福之上，与朱安结婚，却终身不与她同居。延续大半生的性苦闷，大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不能真实地对待个人的欲望，他的人格，还没有坚韧到能够捍卫自身权利的地步，这同少年时代经受的家道变迁合在一起，造就了他日后阴郁的性格。他若有志于改造落后的国民性，首先面对的敌人乃是自己。

　　辛亥革命改变了鲁迅的命运，靠走后门，他由绍兴调到京城，做教育部佥事，这个官职，类似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角色。他在残卷古碑中消磨生命，也打熬着师爷兼历史家的眼力。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把他拉入了激荡的文坛，他的文学天才打这儿才得以喷薄而发，现代白话小说的历史从他笔下开始，他一生的历史地位似乎奠定了，然而，他的人格演进之路这时候才真正开通。他是五四个性解放的鼓吹者之一，又是它极大的受益者。在时代的狂飙急流中，鲁迅心灵的皱褶一扫而空，过往人生的被动状态也宣告终结，时势放任他尽情地享用厚积薄发的妙处。这是他一生中最轻快滋润的岁月，它以鲁迅最终赢得了月亮的爱情而收尾。就在这段岁月里，他作出了选择，要与清末民初长作看客导致的人格萎缩决绝，走上梦幻中的”真的猛士”之路。他要直面人生，愿意为此担当责任，从《纪念刘和珍君》开始的抗争，即是明证。

　　蒋介石发动的对共產黨人的横暴屠殺，激起了历史上最坚韧的军事反抗，也全面唤醒了鲁迅的良知。他第一次主动出击，步入了道义斗争的前沿。他在文字中以政府的反对者身份出现。

　　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國人權保障同盟后，一生中真正的考验到来了，这是死神的考验。先是人權同盟的秘书杨杏佛被刺，传说中下一个轮到的，将是鲁迅，或者是林语堂。鲁迅没有接受许广平和友人们的劝告，照样前去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出门前，他放回口袋中的钥匙，以示不作回来的打算。那一天，林语堂没有出席。平日上街，许广平总被推到街道对面走，因为鲁迅并不希望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暗杀中牵连妻子。以后，他的学生柔石等五位作家又惨遭枪杀。这一切危险，都挡不住无所畏惧的哲人用笔作狮子吼。伟大的具有英雄美学意义的人格，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诞生的。我们所读到的那些臻于化境的杂文，就是从这个臻于化境的心灵里流淌而出的。

　　三十年代的鲁迅对看客心理抨击甚力，他是最有资格来做这事儿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曾有漫长岁月，鲁迅是被迫的看客之一。人类心灵中时常发生的怯懦，应该得到我们的正视。壮烈如文天祥，也曾在狱中设想保全名节回乡归隐；英勇如彭德怀，在作湘军间谍被捕入狱后，也曾在毒打中想说出真实身份一死了之，只是先熬过今天，明天再说。横空出世如毛澤東，也在与世长辞之前， 淌下留恋尘世的泪水。所以，人类的软弱并不奇怪，奇怪地是那种硬要在人间造圣者的诡异心态。

　　鲁迅小说的成就，也远被高估了。除了《阿Q正传》，其余的都是一些习作，由于鲁迅老辣深刻而被罩上了虚幻的光环，它们大都有主题先行概念化的嫌疑。再拿《阿Q正传》来说，就算充任”世界级”的大作吧，又能好到哪儿去？其实鲁迅对自己的小说是有一个清醒的评价的。那是在他拒斥诺贝尔文学奖话题之后，他说过，不信我们随便找一本西方小说，那里面的描写，是我们能达到的么。后期鲁迅不写小说只写杂文，原因也很简单，江郎才尽。

　　鲁迅是否应该为纹革的过激负有责任？我看很好判断，你只要看一看当今中國文坛那些言必称先生如何如何的鲁迷们，哪一个不是具有偏执狂情结的二球？”一个也不宽恕”，这句反人类文明、与多元时代相悖的名言，居然被专家们公然到处传扬，可以想见鲁迅的激进主义毒素之深。说它与纹革那套无关，鬼才相信。

　　还有一桩著名的虚拟实验：假如鲁迅活到了解放后，最后结局将如何？过去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他过不了反右那一关。现在我不这么看了，那样未免太小瞧了毛澤東。我倒是想到了更乐感的可能性：以鲁迅对待论敌梁实秋等人蛮不讲理的霸权话语来看，如果他得了势，多少梁实秋、徐志摩、梅兰芳式的人物的日子不会好过，一个导师就够受的了，何况再来一个。以他对待苏联一贯的轻信来看（李大钊也是这样，他对西方关于克格勃鎮壓旧知识分子和贵族的报道，打死都不相信，倒是陈独秀较为冷静），1958年，他会和毛澤東及钱学森一道，为亩产十万斤作权威性论证。这后一种，比前面的一厢情愿可能性更大。

　　作者:郭飞熊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别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脾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國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读到这类文章，总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出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鲁迅的资格。今天晚上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纪念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都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而是“想念”（ｍｉｓｓ），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是怎样一回事？出于什么理由？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份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鲁迅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纹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澤東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國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纹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國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四九年后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反正现在男男女女作家群，恐怕是排不出这样的脸谱了。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周作人被押赴法庭，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１９７９年，纹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那种模样，还不如丑陋，还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一点最后的尊严。这批文代会代表索性不是文艺家，不是名人，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愿意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我想，鲁迅先生不会去参加那样的会议的。

　　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付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國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 —现代中國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國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份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國”，又其实非常地摩登……我记得那年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國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國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伟大地位，他的模样已经被印刷媒体塑造了七十多年，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的视觉记忆。是的，很可能是的，但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Ｑ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也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肖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肖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作者:陈丹青

　　我甚是喜欢冬天，我喜欢漫步在满地枯叶的林子中，仰起头便依稀看见树杈遮掩着的苍天，这使我感受到死亡的意味。有一个人在我心中总是挥之不去，如鬼魂般纠缠着我，他的名字叫鲁迅。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人几乎是顶礼膜拜，我认为他拯救了我，后来我厌恶了他，也厌恶了我自己。世间的纷争大概永远没有尽头，人类就在争争吵吵中度过一生，进入坟墓。有时候我想同鲁迅一样，坐在坟墓中照张相，那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好看的相片。后来我果真就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座荒山上，以前曾经在楼顶上眺望过山上累累的坟冢。太遗憾了，我竟然只找到了寥寥几座的坟，埋藏在枯草堆中，我凝望了几分钟，然后慢慢离开了。

　　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堕入了地狱。我清楚的忍受着教育的各种折磨，父母把血汗钱交进了学校，我把光阴交给了教师，然后便完全丧失了自由。我知道我所背诵的东西，所做的习题，所上的课程，几乎都是无用的，但我却不得不经常熬夜强迫自己接受这些东西，同时内心却是无法抗拒的排斥。人为什么没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乃至自戕。我无从逃避，我感受到了空气中密布的罗网，网住了我和周遭的世界。在我将要窒息之际，我翻开了《鲁迅全集》，这是一扇窗口，使我得以喘息到高中的结束。

　　鲁迅是一个从未活过的人，他只属于死亡。官方教科书对鲁迅的政治性诠释荒谬透顶。鲁迅绝不是革命家，更非共產主义者，他错误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厌恶旧文化，也厌恶新文化，于是他遭受新旧两派的攻击。浓厚的厌世情绪始终伴随着鲁迅，他是个直觉极强的天才，所以能刻骨的体悟生命的悲哀和人世的无望。他抓住了人生的本质——坟。无论如何，坟墓都是人类最终的归宿。他推崇尼采，但却没有象尼采一般发疯，因为他是中國人。传统文化的烙印在他灵魂中是那么深刻。在黑暗的世界中，他既未发疯，也未自杀，却选择了战斗，但他是战士中的异类，因为他本非战士。他深受佛家的影响，却没有走上李叔同的道路，因为他的疑心太重了，怨恨亦太深了。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死去，他永远是孤魂野鬼。

　　真理是所有真正文人的追求，鲁迅也曾经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到底是厌倦了，不是毅力不够，乃是太过绝望。绝望是一个哲学概念，绝望是对死亡的确认。虽然心如死灰，肉体却还活着，他选择燃烧自己，将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以此报复这个恶的世界，他是用杀人来救人，而他对拯救已然绝望。既然一切行为已丧失究竟的意义，绝望也罢，反抗也罢，还是归于死亡的世界。

　　鲁迅是聪明绝顶之人，这种人若要不被凡夫认作疯子砸死，则唯有将自己装扮成凡夫。于是他才有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的称号，世俗的光环对于鲁迅乃是累赘。鲁迅承受的是大痛苦，他是大觉醒者，他怀疑一切，他不愿做任何人的孝子贤孙，他独自与全世界作战，伤痕累累。他也有过短暂的幻想，以至被迷惑，不经意做了共產黨的笔杆子。无论外在表现如何，鲁迅的灵魂是从未离开死亡世界的。可惨的人生并非鲁迅的发现，鲁迅的独特乃在明知人世透底无边的黑暗，却依然竭尽全力做着自己也知道的徒然的反抗。

　　我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通过恶言恶行来警醒世人，他甘愿被千夫所指，乃至堕入地狱，永远不被人了知他的苦心。鲁迅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希望后人不要学，希望后人忘记他，他只属于死亡。大死之后方能大生，在这个充满死气的世界，我愿意听到鲁迅的冷笑。我喜欢冬天，喜欢那冰中的火，喜欢那来自死亡世界的黑衣人。

　　作者联系方式：ＱＱ：２５８１７６８６１

　　Ｍｓｎ：ｈｕａｎｇｔａｉ８４（ａｔ）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黄泰

　　小引

　　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鲁迅先生独坐在孤灯下，怀着无比的沉痛与愤恨，写下了这篇《记念刘和珍君》。那夜，先生的笔紧紧地握在手中，从页头到页尾，一直的倾泻下去；那一夜，先生又是无眠，一根香烟接着一根，熏蒸着一颗愤怒的心。黑暗的夜晚里，四周如浓墨喷过一样，惟有先生的书桌上，还有一盏孤灯，依旧闪烁着姿键的火苗。我透过历史隧道的浓雾，仿佛又看到了先生在桌前沉思的背影……

　　时间的流逝就像磨石一样磨砺人的思想与肉体，使人在经历了日常生活的繁复与苍桑之后变得日益的锋利和透彻，如尖刀一般，能刺破一切试图阻挡的外物。当七十三年后的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坐在书桌旁，翻开先生的书，打开到２０４页，《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华盖集续编》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第１版）再重温十年前读过的文章，我的心便一下子被慑服，被震撼，这惊心动魄的文字，传递了多少文字后面的愤懑、抑郁、苦痛、折磨、煎熬、悲悯和无奈啊！相隔十年，我又读先生，却是无泪的悲伤，为刘和珍君，为这备受苦难的中國，为这曾经忘死搏斗的青年人！十年啊，我却又有了如此至深的体验。那是一个青年人，在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国家，面对他身旁的人群，带给他的失望、落寞和寂寥！那是他与先生在灵魂上距离最近的时刻！那也是他对于那颗伟大的心灵最深切理解的时候！读这久违的文字，我仿佛又看见了先生，他手握笔管，在夜灯下奋笔疾书，流淌着一行行愤怒的带血文字。那一幕幕的惨景犹如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中翻滚，使得他心如刀绞！

　　血案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与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在段琪瑞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前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掩护奉军，炮击大沽口；抗议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无理要求撤除在津沽口防线的最后通牒；抗议段祺瑞屈从他们的这种无理要求的卖国行经；抗议执政府卫队于前一日开枪杀伤请愿的代表。

　　他们高唱着《国民革命歌》，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手中的旗子。他们相信，正义总会战胜强权；他们相信，人心总是向往着美好；他们更相信，爱国永远都是无罪的。

　　然而，他们没有预想到，真的是没有预想到——一场血腥的大屠殺就在眼前。一阵凄厉的鸣笛声，一把把雪亮的军刀在太阳下寒光闪闪，一排排密集的枪声震天响起。执政府的门前顿时血肉横飞，哭喊惊动天地。一批手执军刀和警棍的卫兵在枪声后冲出大门，把他们手中的武器挥舞。在奄奄一息声中永远地记住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我便忽然地觉得有这样的等式：

　　段祺瑞=屠夫

　　军警=刽子手

　　执政府=屠宰场

　　此时此刻，最文明的达观贵人成了最无耻与下流者，最神圣的地方成了最肮脏与可恶的场所！可怜的学生，手无寸铁，空有一腔的爱国之情，换来的却是冷漠的枪口、棍棒以及血淋淋的屠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道德、良知对禽兽的无声抗议！野蛮的屠伯们用文明的枪口扼杀了文明！

　　先生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國人的！”但先生绝望了，四十余个可爱的青年倒在了血泊里，他们的尸体就是明证！

　　青年啊，他们青春的脸庞，娇人的笑容，勃发的英姿，志向远大的救国雄心，却是在瞬间里幻灭了，在强权暴夫的一声喝令下消失在活着的人世间。

　　请记住，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刘和珍

　　刘和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一位可爱、秀美的年轻人。她爱笑，她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她对中國的前途与希望满怀着信心。因此，她是决定要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的。在中國，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谁能够给青年的刘和珍君指出一条明亮的道路？

　　刘和珍喜欢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她早早就预定了一年由先生主编的杂志《莽原》。她说，读先生的文章，常常使她惊醒，让她觉得这个中國是多么地黑暗，让她义无返顾地刺破这浓墨的铁幕，让她做一个冲锋的战士，疾声地呐喊那被称作为“醉虾”的睡客！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就开始承托着如此沉重的使命与责任。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刘和珍君啊！

　　一个敢于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一个被所谓的“男女武将”强行拖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学生！

　　一个“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女大学生！

　　一个“虑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的热血青年！

　　一个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面对屠伯们四面的罗网而“欣然前往”的勇士！

　　一个“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但她还能够坐起来，一个士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的真正的猛士！

　　她，刘和珍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是真正的勇士，沉勇而友爱；她是冲向黑暗的猛士，毅然而卓着！

　　我也终于的知道：

　　历史是用鲜血来书写的！

　　青年人的血涂洒在北京的大街上，被初春的风吹拂的满城血腥。

　　那可是青年人的血啊！那是用实弹从冰冷的枪口里射击而出的鲜血，喷薄而出。

　　这青年人的血迹，“不但不掩于墨写的慌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他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

　　先生点燃了又一根香烟，在烟雾中他依稀看见了那些青春的脸庞，其中就有他的学生刘和珍君，他们在那里向先生哭泣、悲鸣和诉说着什么！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之二》）先生默默的对他们说。

　　鲁迅先生

　　大屠殺之后的第七天，即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元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５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遇难的刘和珍及同友杨德群君举行了追悼会。鲁迅先生独自徘徊在礼堂的外面，他是不愿意看见青年们悲伤的脸庞，他是不愿意在青年人面前淌泪的！

　　一个姓程的青年走到先生的面前，悲痛的说，“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先生说：“没有。”

　　青年说：“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先生无语。

　　是啊，能说些什么呢？现实已经是如此的证明着，还需要口舌的佐证吗？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人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语言？”

　　有时候，沉默便是无言的抗拒。但，先生失望了。“几个所谓的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四处的流传，使先生感到了悲哀。“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國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流言，是杀人于无形的软刀，是残暴者和看客们致人于死地的笑声！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睹。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之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这便是“无声的中國”，这便是“沉默的大多数”！呜呼，“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鲜血无法用水来清洗，战斗是无法用时间来抹干的！

　　先生在黑夜里注视着窗外，久久地，香烟从手中升腾而起，徐徐地……

　　“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先生是不赞成青年们赤手空拳地去于暴夫们搏斗的，也不赞成向他们苦苦地乞求、哀怨、抗议。对于暴君，换回的只能是快意撕杀的狂妄的嘴脸。面对黑暗的统治政府，先生是已不存希望；面对灭绝人性的屠夫，先生是绝望的！“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无花的蔷薇之二》）

　　“我以为‘女士’和‘未成年’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女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空谈》）

　　“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空谈》）于黑暗，先生是理性的面对，不抱留幻想，也决不孤注一掷！因而，先生疾呼着那些可爱的青年人，“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空谈》）

　　但是，这请愿也决不是无谓的流血，也决不是简单的死亡。“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只是，这代价太巨大了。

　　烟快要燃尽了，先生很快用笔在纸上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这时，正是夜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刻。还是初春，但天却依旧的冷，先生裹紧了身上的衣装，仰望着东方，长叹一声……

　　注释：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http://www.china-week.com/html/01440.htm

　　作者:朱航满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说他“好玩”，岂不是有轻薄和调侃之嫌，对先生大不敬么？不过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我没有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资格和胆量。说者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大名鼎鼎的画家陈丹青。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他喜欢鲁迅的第一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看”；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國第一好玩的人。”（引自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０日《中國青年报》下同）

　　陈丹青说鲁迅“好玩”，可不是信口开河说着好玩的。他列举了鲁迅“好玩”的种种表现，把鲁迅“好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鲁迅的杂文，历来或被人看作是“神圣”的经典，或被人看作是“冷嘲热讽”的小品，而在画家眼里，它们却是非常“好玩”的东西。譬如《而已集》、《三闲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是多么“好玩”的书名；又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是多么“好玩”的题目。陈丹青认为：“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

　　陈丹青说鲁迅“好玩”，也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哗众取宠。他是想“以我个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原来，陈丹青是想把鲁迅从“神坛”和“祭坛”上请下来，脱掉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外衣，揭开别人强加在他脸上的神神秘秘的面纱，还原他真实的容貌和平凡的人生，让人们看到一个“赤条条”、“活脱脱”的鲁迅。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的鲁迅，受到的毁誉之评可谓不计其数，被人说得简直是“面目全非”、“体无完肤”，可说他“好玩”的似乎闻所未闻。陈丹青以画家的眼光看到了鲁迅的“另一面”，以素描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另类”的鲁迅，令人耳目一新。

　　对鲁迅五体投地的我，乍一听说鲁迅“好玩”，感情上似乎难以接受。可理智想来，“好玩”没什么不好。“好玩”一词，是中國人的口头禅。而且在我家乡的俗语中，“好玩”并无轻佻之意，而是一个绝妙好词。譬如说某人长得“好玩”，那就一定是好绝了，就象如今小青年所说的“酷毙了”、“帅呆了”。我曾在一次文友聚会时谈到鲁迅“好玩”的话题，杂文作家王乾荣先生非常赞赏“好玩”，并借题发挥说“好玩”是一种最高境界。我对这一“高见”深有同感。正如孔子所说的“人生五部曲”，如果“三十而立”是人生的“初级阶段”，那么“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人生的“高级阶段”也即最高境界了。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么？他年纪没有七十就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正是很“好玩”么？

　　说鲁迅“好玩”，当然只是一孔之见，人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不过，以往对鲁迅的所有评说，无论说者是伟人还是凡人，也无论说法是褒义还是贬义，何尝不都是一孔之见呢？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不同的人看《红楼梦》有不同的看法：“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不同的人看鲁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见他的“伟大”，有人看见他的“矮小”；有人看见他的“正经”，有人看见他的“好玩”……既然都是一孔之见，为何不能一视同仁？为何由某一个人的一孔之见，给鲁迅盖棺论定，并把定论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准强加给所有人？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对鲁迅的评价只允许“一个人说了算”，人们只看到“革命”的鲁迅，所以当王朔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时，许多人便无法接受，愤怒声讨他们“贬损鲁迅的光辉形象”。我虽然并不赞同王朔的观点，但我认为他有发表这些观点的权力，谁也不能让他只能那样说而不能这样说。

　　鲁迅虽然说过对他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之类的话，但他的心胸并不狭隘，他也不会也不可能对论敌进行打击报复。写杂文的人都有一定幽默素养的，而幽默的人怎么会“小肚鸡肠”呢？被鲁迅骂作“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就非常佩服他“幽默得要命”。我想鲁迅如果地下有知，他可能会说“一个都不宽恕”不过是当时的一句“气话”或“玩笑话”而已。“好玩”的鲁迅，怎么不能象常人那样随意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呢？！

　　作者:杨学武

　　在一个学术凸现思想淡出的时代，在一个以谈论“自由主义”为荣的时代，在一个以嘲笑崇高解构大师的时代，在一个逐渐丧失血性泯灭良知感情干瘦的时代，拙笨的我依然谈论被精英知识人丢弃“超越”了的鲁迅，这注定不合时宜。不时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鲁迅已成了垃圾桶”、“一个健全的社会，应以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主流”，宣布什么“要将鲁迅送进垃圾桶”，甚至以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为参照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依然固执地认为，这个社会( 包括知识界) 对鲁迅对我们民族的意义认识得不够误解得太多，应进一步深入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我坚信，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资源仍然具有尚待开发的潜力，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时，文化启蒙者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于是困惑中探索在探索中坚守，成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尝试着探索从鲁迅的精神资源里引出一条路来让自己走得比鲁迅更远。９０年代以来，我在一种盐碱地一样的中國文化氛里，强烈地感受到了一无所赖的精神痛苦，感情上比任何时候都能靠近鲁迅，苦闷、焦灼、傍徨，四顾茫茫。在无限狭窄萎缩的精神格局之中，无物之阵的痛苦加剧，现实生活中的无聊、暴力、仇恨、奴役、对抗，让我一次一次亢奋又一次一次地荒寒起来。

　　读鲁迅的书，我时常震惊于他对中國历史、社会、文化，尤其是人的心态的深刻洞察和批判，他对国民的批判以及对民族奴隶本质的剖析，特别是对中國知识分子奴性的聚焦批判，常常把我从浑噩中唤醒。不知是鲁迅帮助我认识了生活，还是生活促使^_^ 向鲁迅。总之，逃开鲁迅几乎成了一种枉然。鲁迅那种站立在思想废墟之上的深刻怀疑，形而上的生存之感，那种抵抗传统而又摆脱不掉传统的“中间物”意识，久久纠缠着我的神经，带着这样的追问我在茫茫的大荒原上追赶着先生笔下的过客。

　　鲁迅至今仍是无人超越的大家。要想超越他，就不是多读几本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赋的个人的深度才行。( 刘晓波)鲁迅一生以人生为学问，梁实秋等以学问为人生，两人实在不在一个档次。鲁迅的阴、冷、黑、沦、尖、辣、烈都是中國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对中國的绝望是骨子里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國人骨髓中的腐烂。鲁迅是中國文化中獨立无二的奇迹，他是中國知识人中悟性最高的智者，而他的悟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中國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國民族奴隶根性的剖析。这就是光辉的“立人”思想，“立人”思想是贯穿他的整个一生。而中國民族的国民性与奴隶概根性又集中体现在中國知识分子身上。“阿Ｑ”形象就是国人劣概根性的象征，鲁迅借用这一形象主要讽刺中國知识分子，是企盼中國知识分子能够“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悟出自己的奴性，摆脱精神胜利法这种心理上与思维上的奴性窠血。中國要强盛，必须涌现一批脱掉奴性真正拥有獨立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鲁迅正是看到了中國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才把反奴性的工作重点集中在他们身上的。然而，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很多，奴性的由来涉及政治经济、异族奴役、精神礼教、社会心理、教育制度、思维方式几个方面，仅仅将国民性的负面表现全部归咎于民族文化的熏染，而集中对知识分子奴性的批判，虽然是一个误区。以鲁迅的智慧，他不会看不到这点，而是他的特定身份与他改造国民性的特定方式，决定了鲁迅只能把反奴性的主要对象定为中國知识分子。但不能说明，鲁迅对愚昧的大众不持批判态度，而是他的精力有限。鲁迅的后期是在一种极其苦闷、窒息、凌乱、倦怠、怨恨、仇恨之中度过的，他性格中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四面出击，陷入与论敌的苦斗之中。他早年倡导“排众数”( 个人自由) 抛在脑后了，怨恨与绝望充斥着他的大脑，对此，我们还能苛求他考虑什么欧美宪政的建议意义吗? 处在那样的环境或许鲁迅只能关心“革命”本身，这个用暴力推翻既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手段，对于如何建议一种可有利于改善国民性的崭新理想社会秩序，他当然没有明确主张。有人批评他“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些都是表象，没有证据表明，鲁迅不是一个宪政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而是当他发现胡适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象廷臣一样依附于既定统治秩序，口口声声发表什么“民主”、“人權”之类的话，感到没有出路。由此看来，不能简单否定鲁迅是不是宪政主义者。胡适在观念上企图承受西方知识分子“为学问而学问”的獨立精神，而在行动上竟演变为一种类似“帮闲文人”的奴性人格。他在１９３３年４月８日给汪精卫的信中反复说什么做国家的“诤臣”和政府的“诤友”，实际上这种自觉的奴性，导源于他心理深层的儒家意识。在这一点上，鲁迅远比他清醒，丝毫不和传统调情。

　　事过多年之后，在我们对鲁迅厌倦之后，突然做梦地想起了胡适。我们抬出了他的民主宪政，知识界讨论“自由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怎样建构一个政体，以及该政体对国民性的改善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显著问题了。我也和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向往一个没有專制和暴政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到来，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我也经常阅读自由主义知识者胡适、殷海光、刘军守、哈耶克、柏林、杨小凯等人的文章，如果说胡适、刘军宁、李慎之这样自由主义知识者的文章还算温和易懂外，网站论坛上的那些“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却让人不敢领教，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一下子掉下了多种玄乎的术语，充诉着空洞的学术术语，讨论起问题，一副毋庸置疑的口气，言语之间容不得别人说话，他们把“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挂在嘴边，仿佛真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似的，别人若是有不同意见，就是“愚民”、“榆木脑袋”，有的“自由主义者”急火攻心，上来就摆出一副“民主斗士”的模样教训别人，有的“自由主义者”倒是修成罗汉金身，耳听八方，摆弄着丰富的生存智慧，熟练地烹饪着高级幽默，满嘴温和，不露声色的调侃，一本正经的圆滑，驾驭文字的技巧炉火纯青，真让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后生自愧不如。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他人就是障碍，环境就是天敌。既然如此，他们为何不从自身做起一点一滴去改变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呢？他们给这个弊端丛生的社会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和“宪政”，但在争论起问题时，却是“一个都不放过”的态度，口口声声“自由主义”，却不让别人谈论“怎样成为自由主义”，往往点了一下他们的穴位，他们就迫不急待地围攻过去，朝着那些人“專制”起来，这是何等的荒谬呀。有的“自由主义者”借谈胡适抹杀鲁迅，实际上鲁迅已点了这些“自由主义者”的死穴。毋庸置疑，“自由主义”是好的，理论主张也是合理的，关键的是掌握这种理论的人让人放心不下。有一种人是永远成为不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人还未成为“个体”，一个没有成为“个体”的人，就谈不上有真正的信仰，信仰是个体的。“个体”就是那些能在经济上自食其力行动上自我担当的人，说得干脆一些，“体制型”、“鄣完型”首先排斥在“个体”的范围之外，这两种人都是在经济和精神上有严重依附关系的人，这两种人谈论“自由主义”，必须经过严格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审判，不经过这一关，纵然成了“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半拉子“自由主义者”。

　　我眼中的“自由主义者”应是这样一种人，能做到经济上獨立行动上自我担当，还要有文化眼光，又能类似鲁迅那样洞悉中國现实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参照鲁迅和胡适，我觉得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做到两种品格：象鲁迅一样獨立，象胡适一样温和。胡适说的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式的温和与鲁迅式的獨立都不容易做到。尤其是鲁迅式的眼光和悟性，能是半拉子的“自由主义者”说上两句“自由”就能做得到的吗？

　　当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通常面对两种压力：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獨立，如何在重压下坚持獨立的思考和批判，确实是一个难题。除此之外，还有启蒙者的文化素质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者通常是旧素质的，与中國旧文化一致的，当代的启蒙者处于与传统的断裂之中，而又缺乏对西方的全面认识，这样的一些启蒙自由主义者洽注定是半拉子“自由主义者”。应当说，真正的启蒙者还没有诞生。真正的启蒙者是经过了严格的自我启蒙，象鲁迅先生这样的大师也只是做了“窃火煮肉”的工作，哪象现在的年轻后生刚读了几本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之后，就忙着那些理论当红包书，拼命挥舞着说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由此可见，什么理论并不重要，人的素质至关重要，否则，无论专判、共和，还是自由宪政，都是招牌虽换，货色依旧。中國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依附于或者自身就是贵族统治階級，不为社会平民所欢迎。他们无论是标谤自己是“自由主义”、“新左派”还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者是“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神学自由主义”，其实争夺的都是自己作为知识人的话语权，他们并不把这些美好的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服务于现实，仅仅把兜售理论变成一种表演和摆设。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有过精彩的分析：

　　……看着中國的一些人, 至少是上等人, 他们的对于神, 宗教, 传统的权威, 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黨，在中國实在很不少……

　　通过这段精辟的论断，鲁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中國知识者与俄国知识階級相区别的另一个特征：“做戏”与“体面”。可以说，任何理论只是他们维持面子和自尊的脂粉，他们将心力大抵用到玩知玄虚平稳圆滑上去了，却将艰难的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得后人来补做。人格上的狂妄，使他们失去敬畏感，也必定带来知识上的媚俗，那些“自由主义者”鲁迅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倾鲁，得到胡适兴盛的时候，他们便大谈“宪政”，立刻抬胡贬鲁，弄出自由主义的帽子胡冠鲁戴的笑话。对于这样跟风的爱追逐时髦理论的知识者，鲁迅不无愤激的指出：

　　我看中國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书信３５０４２３致萧军、萧红》）

　　这些知识人尤其是学院里的知识人，讨论的都是一些伪问题，而真正的问题，他们不屑讨论或者干脆不去讨论，避重就轻是他们的本能。就这样，他们的灵魂从那些沉重的问题中逃逸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一觉从铁屋中惊醒，断然不会以轻盈去承受生命之重，他自己无法轻松地消解生之痛苦，而是在绝望中拷问灵魂，并从绝望的深渊之中站出来，拒绝精神黑暗的抽吸，凭借他内在生命空间神情维度的建立，重新恢复人性中美好的情感，最终战胜生存的苦难，也就是用神圣世界里的圣洁、公义盼望和爱，置换掉人性世界里的罪恶、污秽、绝望和仇恨。当下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再次遭遇众声的喧哗：东方專制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东方学、文化保守主义……面对诸多思潮，是沿着书斋继续撤退，还是艰难地地刺丛中求索，路在哪里呢？独异的个体再次面对“无物之阵”的剿杀。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１] 但他举起了投枪。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２]

　　从钱理群到薛毅，鲁迅的“无物之阵”隐喻的丰富内涵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阐发。

　　钱理群在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心灵的探寻》中明确指出：“无物之阵”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命题，并且认为鲁迅在他的杂文里对“无物之阵”作了更为形象的描述和分析：“中國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钱理群还通俗易懂地解释了“无物之阵”的含义：“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这就是‘无物之阵’。”在钱理群看来，“无物之阵”是“改革者”或“启蒙者”所必然面对的现实，是中國太难改变的一个原因。这里“无物之阵”又两层涵义：第一是指反对改革的一种武器和策略，如“压”、“捧”、“同化”直至“反攻倒算”。这种“无物之阵”虽然不难识别，但却损伤精神战士的身心。钱理群认为这种“无物之阵”对鲁迅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无物之阵”使鲁迅始终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和强烈的情感反应，这造成鲁迅思想的特殊深刻性、预见性；另一方面却也给鲁迅的感情世界带来了急躁、易怒成份，以至有时愤怒得失去控制。“无物之阵”更深层次涵义是指改革者所遇到的对手常常不是一个明确的敌对階級力量，而是一种多数人的社会力量、社会心理和旧习惯势力。这种“无物之阵”造成改革者心理的困境。鲁迅对此曾经有着深切的感受：“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薛毅先生认为“无物之阵”是專制统治的一个产品，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在羊与兽两种人格的轮换中，中庸话语和吃人话语也轮流被作为自我保护色而运用。”这显然是形成了“无特操”和“流氓性”的国民劣根性，形成“文字游戏国”和“做戏的虚无黨”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无物之阵”中，启蒙者无法与真实的敌人、真实的思想观点遭遇，他用力一击的往往是“一件外套”。“文字游戏国”和“做戏的虚无黨”以及“看客”还常常把启蒙者的攻击游戏化，“拯救者成为小丑，拯救话语成为笑话。”薛毅认为鲁迅找到了反抗“无物之阵”的三种策略：用“真的声音”弥合语言与真实的裂缝；用看对付被看；用权力对抗权力。[ ３]

　　在西方的所谓文化和制度的包装下，我仿佛看到一个幽暗国度里的文化人在西方文明貌似合理的“游戏规则”中所承受的失重的自由状态。呼吸着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空气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按照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你只能在这个狭窄的圈子里混下去。这些都不是说上几句自由主义的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正如丁国强所说的那样，坚守獨立性的鲁迅是一个坚硬的存在。他自称是“无所属”。他排斥主义、派别、山头和堡垒。在那个“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变幻时代，鲁迅执著地选择了孤独。他用这种近乎自我折磨的方式对抗着传统的习惯、惰性和压力。他所运用的批判尺度来自自我的价值确认。鲁迅的价值关怀超越于时代，超越于个体，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对生命自由的呼唤。[４] 回头看看那些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吧，他们口口声声自由，但他们为了自由都做了什么呢？他们不去为了争取自由，而是把矛头指向和他们一样也向往自由的弱势群体唠唠叨叨，这些人除了谈论政治自由保护私有财产和所谓的民主宪政，还能做什么？当然他们可以说，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自由。但是在这样一个工人还在下岗农民还在为了生存流浪的环境里，我真怀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一旦登台执政，到底会做的象他们说的那样吗？１００多年以来，我们并不缺乏引进各种理论的热情，但是我们为什么老是用不好呢？是我们的心坏了吗？无疑当下一些自由主义者谈论的民主宪政和人的自由都是好的，但为什么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走向了人道“、”人性“和”人的自由“的反面？專制的传统和暴力的传统下，自由主义的表达也是需要警惕的。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命运能避免吗？在启蒙没有深入有效取得实际成果的今天，一些自由主义者是身在自由的门外心在專制的门里，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依旧是一群穿着传统内衣行走的人，也就是我所说的半拉子自由主义者。刘军宁先生说，近现代中國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 ５] 真是这样吗？在这样一缺乏信仰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里，能会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吗？如今一些自由主义者讽刺鲁迅缺乏”建设性“，林贤治先生说的好，在一个充斥着官僚学者聪明人奴才和大量看客的中庸而且苟且的”老大帝国“里，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立。至少，鲁迅立了自己。[ ６]现在一些跟风者连自己都立不了，又有什么资格去教导别人呢？再说，对于一个如此坚牢的监狱般的社会，如果不给毁掉重建，如何可能”改良“？我理解鲁迅的意思，人受了压迫是要反抗的，改良不过是奴才对主子的幻想而已。我们要谴责假”革命“之名的各种暴力性政治行为，但是对于革命本身，又有什么权利去否定它或贬损它呢？有人拿鲁迅的日本留学背景说事，因此断定鲁迅缺少关于欧美民主宪政的知识，并轻言鲁迅相信苏联，这些说法都没有注意到鲁迅洞察问题的思维方式，鲁迅是有自己独特话语体系的人，考察问题的方式通常从对现实的直觉出发，不会局限于纯粹知识体系的分析，看看他早期在《文化偏至论》里关于个体自由价值方面的论述，就会发现，他总是从个体在社会秩序中地位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他难道不知道民主制度对于保障个人自由权力的作用吗？他更加关注的是个体和精神，也就是立人思想。至于后期是否产生对苏联專制的轻信，我想那时鲁迅身陷入一种特殊的环境里，由于信息封闭，加上与论敌搏斗，没有空余时间思考一些问题。对此，我们没有理由轻视鲁迅，鲁迅式的知识分子理应长期存在，批判传统的糟粕和汲取传统的精华，引进外来思想精华，特别是要研究过度时期中國社会在制度思想各个层面的问题，应是当务之急，他们应接着鲁迅的话继续说下去并且说的好。

　　古希腊神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是啊，认识自己，对一个人是极为重要的，只有真正的认识了自己，才能真正地走出自己。

　　[ １][２] 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语丝》周刊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３] 刘小新：《二十世纪中國文学批评９９个词：无物之阵》文化研究网

　　[ ４] 丁国强：《只有鲁迅在受苦》青岛日报

　　[ ５] 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國的自由主义》节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國自由主义的先声》

　　[ ６] 林贤治：《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作者:于仲达

　　鲁迅生前于１９２１年回过一次故乡绍兴鲁镇，他在《故乡》中写道：“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情。”而且回乡之后看到破败凄凉的村落和贫困潦倒的儿时伙伴闰土以及邻里乡亲，不好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他在离开故乡时无比悲伤地发出感叹：“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鲁迅的故乡如今旧貌变新颜，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然而倘若他还活着，却已“无颜”回故乡了。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是因与刘邦争天下身败名裂；而鲁迅在文坛上功成名就，按说应该是满面风光衣锦还乡，怎么会灰头土脸“无颜”回乡？原来从故乡传来消息说，由于“鲁迅故里”是著名旅游景点，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于是一些乞丐便慕名而来，把此地当作“流浪据点”和“乞讨乐园”。而当地有关部门视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认为他们与“大好形势”格格不入，有损于城市面貌和政府形象，因此决定把鲁迅故里列为“禁讨区”。（事见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９日《现代金报》）倘若鲁迅回到故乡发现这里“今非昔比”，由于他的缘故而使乞丐不能栖身此地，从而可能失去“破饭碗”，处于走投无路难以生存的危机之中，他一定会感到羞愧不安和无地自容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具有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尤其对穷人深为同情和关切。在他笔下的人物中，闰土、老栓、祥林嫂、单四嫂子等等都是穷人，祥林嫂还沦为乞丐和精神病人。爱憎分明的鲁迅，对他（她）们贫穷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满怀悲悯，而对给他（她）们造成如此状态的黑暗社会和腐败政府则满腔愤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旧社会的真实写照。当鲁迅再次回故乡，正值乡亲们准备“祝福”迎接新年，而被四爷和卫老婆子赶出门外的祥林嫂，就在这喜庆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却因饥寒交迫死于街头。鲁迅在《祝福》中以沉重的笔调写道：“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如今流浪在鲁迅故里的乞丐们，也许不能与当年的祥林嫂相提并论，可他们的结局似乎有“惊人的相似”。鲁迅故里成了“禁讨区”，乞丐们就只得流落别地另谋生路，而因此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香港《凤凰周刊》在调查湖南衡阳流浪精神病人张衡生被车撞伤无人救治而死亡的情况时，“意外发现大陆精神病人群体的恶劣生存状况??先是被家庭当累赘，抛弃到社会；继而被一些城市视为有碍市容的垃圾，抛弃到乡村，自生自灭。”记者在采访时还了解到，著名的南岳风景区也曾是乞丐云集的地方，当地虽然没有公开设立“禁讨区”，但有关部门对乞丐采用“驱逐出境”的方法，据说效果非常显著。用当地一位政法官员的话说：“各部门齐抓共管，（南岳）风景区基本上看不到疯癫和乞丐了。”而张衡生正是“驱逐出境”的对象，正是在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中悲惨死亡。可想而知，鲁迅故里的乞丐被赶走之后，恐怕就会成为一个又一个张衡生。

　　鲁迅对此现象一定不会容忍和宽恕的，他会愤怒地拿起匕首和投枪予以抨击。如此把乞丐们当累赘甚至垃圾，人道何在？一些部门和官员把“面貌”和“形象”看得比乞丐们的生命还重要，何谈“以人为本”？世界超级富裕的美国纽约就还有“贫民区”，大多数人才解决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还处于极端贫困的中國，竟然有地方急于设立“禁讨区”，岂不是让世人耻笑的“国际玩笑”么？而且不顾国情和民意设立“禁讨区”，不仅是个道德问题，还是个法律问题。乞丐和流浪精神病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和其他正常人一样依法享有居住、迁移和生活、生命等等基本权利。城市和风景区是谁的？是全体公民的。那么他们作为公民的一员，为何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流浪和乞讨？

　　鲁迅的故乡如今确实繁荣昌盛、环境优美，可鲁迅并不感到高兴，他可能会在《故乡　续篇》中这样写道：“我这次回乡，心情比上次更糟……”

　　作者:杨学武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是信奉，８０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些厌烦。８０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８０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８０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８０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到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清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 三·一八” 惨案，有过”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人文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块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國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國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國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６０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６０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６０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鲁迅死后，当後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 激进主义” 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國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國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释。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１９４１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３０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３０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作者:朱学勤

　　又到了三月。因与朋友聊起文章上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那是六十八年前，三月的最后一天下午，一位青年作家，带着他刚满一岁的儿子去拜访鲁迅。鲁迅关心青年，又特别喜欢小孩，──又圆又大的眼睛，胖胖乎乎的身材，──虽然忙，还是兴致很高地接待了他们，并应请题赠小诗一首：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

　　对现代文学史有一点了解的人知道，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诗中提到的（姚）蓬子，仲共黨员，时年26岁。他的儿子，即鲁迅夸奖的“灵童”，日后名震中國政坛，以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纹革序幕的姚文元。

　　姚文元是一位才子。天资聪颖，当左翼作家、书店老板的父亲的言传身教，从小与大量文化人打交道，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一岁时就被带到文学大师家“摸顶”，小小年纪便展露才华。他考入上海第一流的中学，加入仲共地下黨，爱好文学，十几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十四岁因批判胡风一鸣惊人，成为青年理论家，开始在仲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整版刊登大块文章。不久，受到博览群书的毛澤東的注意。二十七岁，已出版了四本书。1962年春天，也就是他父亲带他去拜访鲁迅刚好三十年之后，他当上了解放日报社的编委。

　　许多人以为，姚文元从小便是个恶棍无赖，不学无术。才不是那么回事。他无疑是很聪明的，要不怎么被鲁迅称作“灵童”？翻遍《鲁迅全集》，一岁就当灵童的孩子，也就一个姚文元了。鲁迅可不是那种见了人家孩子就乱夸的俗人，君不见他还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讽刺这种人。姚好学不倦，不修边幅，一心只会看书、写稿。我有一位朋友，小时住张春桥、姚文元一栋楼（解放日报编委楼），说张、姚二人的个人生活都是非常严谨、朴素的。姚文元早上上班，与同事在小摊上吃油条，还自带一小纸包糖，这样买豆浆可以省下三分钱。姚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死都极为节俭，孩子看戏都不能沾公家的光，这点做得跟焦裕禄一样。

　　人是很复杂的。一个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个才学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浑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可惜，鲁迅没有看到灵童长大成人的这一天。

　　鲁迅当然无须对后来的姚文元负责。“灵童”的称号保不了他，正象翻出张春桥当年的“狄克案”一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虽然一度以此来说明“很多问题”。人们发现，用“鲁迅”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自己就走进四人帮构制的怪圈。正是从这时开始，鲁迅也被怀疑上了。跟着一个个大政治家走下神坛，鲁迅头上的光环渐渐消退。

　　我曾作《重读大字报》一文（《纹革大字报精逊一书导言），谈到鲁迅文体与纹革大字报现象的关联。事实上，流传至今的所谓“毛氏话语系统”的形成，鲁迅的功莫大焉。纹革中“打倒一切”，鲁迅不但不倒，其语录反而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并列，成为大批判反复引用的真经。无数个邪鲁迅“应运而生，如同大跃进时代产生了无数的农民”郭沫若“一样。中央纹革的秀才们，一个个都仿佛继承了鲁迅的衣钵，连江青都要说自己的骨头跟鲁迅一样是”最硬的“。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则当之无愧地成了鲁迅的护法大弟子。我们已经知道，他实曾是被”摸过顶“的。

　　我绝不认为，鲁迅应该对纹革负责，但鲁迅和纹革文化的关联足以引起我们沉思。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竟能够如此和諧、相通！我完全理解现在一些作家、思想者对鲁迅的反思甚至否定。他的偏激，他“一个也不宽吮，他太尖酸刻薄，他强调文学的階級性，他对苏联社会的推崇和期盼，他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得诘屈聱牙，他批判过的作家在纹革中惨遭迫害，他无情嘲讽和痛斥过的那些对手中有许多成就卓然的文化大师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尽管如此，我仍然推崇鲁迅，从做人到为文。刚才讲过，人是很复杂的。而鲁迅尤其复杂。我们可以不学他的偏激，主张一点费厄泼赖，不再相信绝对正确的神话。但如果彻底没有了鲁迅，我们的社会、文化将过于苍白。

　　鲁迅是不会死的，无论他反对过多少人，曾被多少人反对过。“流氓加才子”的郭沫若在他死后公开认错，“丧家的资产階級的乏走狗”梁实秋忍不住赞叹他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这样的人不会离我们而去，他已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份。不管承认不承认，喜不喜欢，他的作品、人品，风骨、风格，仍然是许许多多后世文化人仿效的对象。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学习鲁迅，怎样不变成姚文元？特别是那些搞批评的文化人？

　　我们看看，“鲁迅”和“姚文元”有些什么区别。

　　首先，鲁迅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鲁迅的小说是非常棒的，一篇《阿Ｑ正传》，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亦算精品。他还写诗和散文，尤以散文为佳。他后期大量的杂文，文学价值也相当高，见解之独到，语言之精练，比喻之绝妙，往往令人不忍释卷。在文艺研究、史论方面，亦有值得称道的贡献。姚文元则首先是一个破坏者。他从事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失败的。搞批评之前，写过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投到出版社至今无有消息。他的杂文也无甚特色，平平板板，在文学上没有什么贡献。虽然大量见诸于报纸杂志，乃至头版头条，也能结集出版，但永远不会在任何一本文学性的优秀作品选集中发现它。

　　所以我主张，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不妨老老实实好好地写一些作品，光在自办的校园刊物上过过瘾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要是你并不喜欢创作，只喜欢批评，那另当别论。但如果喜欢创作，最好是先写出来，我指的是写出些名堂来，哪怕是小小的名堂。体会一下创作的艰辛与喜悦，熟悉一点行规和门道。否则容易出现姚文元心态，自己创作不行，又老恋着这档子事，对行的人难免横挑鼻子竖挑眼。看着人家的成就“技痒难熬”是好的，别成天只挖空心思捉摸着往别人身上泼脏水。──你王小波的小说写得好么？我看就不怎么的，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这就是典型的文化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嫉贤妒能而不是与人为善的心态，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式的“文学批评”（如对待《八月的乡村》）。试想，鲁迅会干这种没头脸的事吗？纯粹从事批评，也可以成为文化的建设者，甚至一代宗师。但那种学棍式的敲打，恶少式的纠缠，市井式的谩骂，我们总还是能分辨得出的。

　　其次，鲁迅骂人讲规矩，一般是批判某种社会现象，或讽刺当局、权贵，很少看见他主动攻击具体的某个人，尤其同行。他的投枪、匕首基本是还手、回击性质的。不象姚文元，常常主动攻击他人，被攻击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或个人。所以他居高临下，指名道姓，毫无顾及。鲁迅虽然“一个都不宽吮，但一旦发现被他骂错，立即道歉。姚文元则绝不认错，总是有理，永远有理（上了法庭除外）。鲁迅不忌讳解剖自己；姚文元只会解剖别人，把人家切得支离破碎，以便断章取义。鲁迅含蓄，点到即止，妙语妙喻，棉里藏针；姚文元轻薄直露，把人批得滔滔不绝，登在报上跟社论似的，大量制造语言垃圾。

　　再次，鲁迅绝不会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被他批过的人在纹革中的厄运，实为他始料未及。在他生前，没有一个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倒是他自己被对手迫害，在北京丢了饭碗。姚文元则老是从政治上整人，凡事都要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你在那里探讨历史问题，他偏要扯到政治上去，说你为什么什么“翻案”，要害就是“翻案”。他给你扣的帽子一定都极为可怕：汉奸、走狗、反动、造谣、骗子、叛徒、民族的罪人、反黨反政府、卖国贼、洋奴哲学、投降派、伪科学……。他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无限夸张，恨不得一棍子把你打死，不知他对别人哪来的那么大仇。

　　鲁迅和姚文元都有正义感。鲁迅的正义感是个人的，自我的，獨立人格的。姚文元的正义感则来自于某种强大的势力和意识形态，读他的文章，你总可以感受到他身后的东西：黨，主义，科学，旗帜，国家，民族，人民……。他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馬克思主义的嫡传弟子自居；若讨论历史，一定自命为爱国主义，满嘴的民族大义，不象鲁迅那样实事求是地将元朝归为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政权；若讨论科学，一定又以最正确的“科学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自居，不由别人分说，拉虎皮作大旗。虎皮令人胆寒，一旦他先拥有，你便是它们的对立面，只有死路一条。姚文元要没有这些东西支撑，立刻硬不起来了。法庭上的姚文元为什么变得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因为他发现身后的人民、民族、主义……都跑到前面去了

　　鲁迅富于幽默，也富于人情味。“怜子如何不丈夫”，正因为怜子，才把跟儿子年纪差不多的姚文元当灵童一并怜了进去。他还不乏自嘲，《伪自由书》呀，《且介亭集》呀，笔名“隋洛文”（堕落文人）呀，毫不介意拿对手的嘲讽开自己的玩笑。姚文元绝无幽默感，更谈不上自嘲。你幽默两句，他是怎么也看不懂的，他甚至会把别人的反讽一本正经当反面材料来批判。无幽默感使他缺乏人情味，终至于丧失起码的同情心，以把别人批倒批臭作为生活的最高准则。

　　鲁迅是一位獨立作家，也就是所谓“自由知识份子”，不屈从或趋附于强权，不迎合任何政治机构与势力，即使跟他关系友好的共產黨，他也坚持己见绝不苟且，不惜与领导左联的黨员作家们公开论争，甚至翻脸。姚文元则自觉充当强权的代言人，暴政的辩护士，御用的刀笔吏，权贵的马前卒。此人极会摸风，“上面”有何意图，他必然早有所察，积极配合，提前大造舆论。还要装出一副纯学术讨论的样子，扮成一个科学权威、主义阐释者，让不知底细的人蒙在鼓里，以为他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在他的批判文章背后，隐藏的总是一场血腥、恐怖和暴力，充满着迟早要把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威吓与自信。“鲁迅”与“姚文元”的区别还有许多，而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

　　正是这些区别，鲁迅做成了二十世纪中國文学的第一人，姚文元则位列二十世纪中國的第一文痞。

　　姚文元这种人，如果是在晚明，说不定就是投效阉黨锦衣卫而为士子所不齿的阮大铖；如果放在汉朝，一定是帮朝廷迫害正直史学家司马迁的酷吏；设若一不留神让他到了今天的美国，大概也免不了故伎重演，放出“舆论总管”的手段，乱扣连国内都罕见或弃之不用的罪名，横行网坛，令世人避之犹恐不及。

　　“灵童”是可爱的，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的鲁迅、达尔文、袁崇焕，结果却成了姚文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画虎不成反类犬”，学习鲁迅没错，千万不要学成了一个姚文元。鲁迅不常有，而姚文元老是不绝于世，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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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叶永烈

　　我不想把” 旗帜” 这个词加在鲁迅的身上，因为我知道，如果鲁迅天上有知，他一定会厌烦别人这样” 拥戴” 他。我的这个” 知道” ，并不是说我有幸跟鲁迅有过什么沟通（那是不可能的），我的这个” 知道” 是源于鲁迅自己的言语，在当年有那么多的名人学士为年轻人指点” 读书之道” 的时候，他没有出来指点–从这一点上看（当然还有更多的文字可以证明这一点），鲁迅似乎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一心想当年轻人的” 教师爷”.至于年轻人的愿意与鲁迅交往，那当是年轻人自己的事情，鲁迅无须为自己的能够吸引年轻人到自己的身边负责，因为，那些年轻人毕竟不是未成年人，因此，把” 教唆” 的恶名安到鲁迅身上，那是安装者的事情。

　　说到鲁迅，我却一下子想到了王实味，那个仅仅因为写了《野百合花》而被指称为”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 暗藏的国民黨探子、特务” 、” 反黨五人集团成员” 、而最后遭枪杀的作家。由《野百合花》，我又想到了孟子说的”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当然，也少不了鲁迅笔下的” 绍兴师爷”– 他们，都是以” 刀笔杀人” 或者因” 刀笔” 而被人杀掉的人。王实味，在1942年延安整风前夕于《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杂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因为野百合花” 虽然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 ，就在他的文章发表不久，他便因《野百合花》获罪，1947年在行军途中被枪毙，而到了1958年，他在死了十余年之后又再次遭到批判，直到1991年才被彻底” 平反”.王实味的罪行的得来，就是因为有人说他的文章被国民黨当作反共宣传材料了，因为王实味在文章里批判了” 革命阵营内部” 的种种不良现象。

　　从王实味的遭遇中，我有一点体会，那就是：一个人如果需要被人利用，即便是他死了以后，他的身名也是由不得他自己的，无论好坏。就算是没有了政治的原因，还有我们这些善变的、意图从善变中捞取一些什么的人呢。

　　鲁迅之成为” 旗手” ，在他的生前和死后都有的，只不过，在他的生前，大多是来自于” 敌人” ” 旗手” 常常是被人当作讽刺与挖苦的，而在死后增予他”旗手” 称号的，也是那些说不上是朋友也说不上是敌人的人，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利用。

　　现在有一些人在那里嚷嚷着说鲁迅人格上、作品上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缺陷，说鲁迅如何如何不值得人们如此地尊敬，说中國只有一个鲁迅就够了，再多了就会让人受不了–确实，对于那些害怕鲁迅思想的人来说，就这一个鲁迅也是多余的，他们当然厌烦出更多的鲁迅。鲁迅之遭人厌烦，是因为鲁迅能够对一些人、一些事的本质看得深刻并敢于把这本质公布出来，比方，鲁迅曾经说过：” 但实际上，中國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 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他在这篇《灯下漫笔》中还为我们这个民族” 发展” 的历史总结出了这样的规律：”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更是用不一般的思想为我们指出：” 假如有一种暴力，’ 将人不当人’ ，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 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他与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在中國的那么多的文人当中，有多少人具有鲁迅这样的思想？有多少人能够像鲁迅这样一直对当局保持着批判的精神？没有多少人，但是，他们却可以一边出卖自己的灵魂一边骂鲁迅尖刻、刻毒，说鲁迅的作品也不过如此，说鲁迅的人格有问题。与鲁迅相比，他们自己的人格、作品又能好到那里去呢？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只需在自己的内心对这些说鲁迅的人加以识别，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批判鲁迅就让人家闭嘴–说一个人伟大、光荣、正确，就一切都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应该过去了，任何人、任何事件、任何东西，都不能不让人家对其加以评论。为了达到” 不让说” 的目的，如果采取的是言论包办，那就是搞话语霸权；如果是采取武力威逼，那就是搞獨裁，这两种做法都无法最终实现那个” 不让说” 、” 不让评论” 的目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成年人，如果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就有点白活。

　　关于鲁迅，我想他最值得我们纪念的，当然是他的不屈的批判精神。研究鲁迅，对他赞扬对他批判的文字真的是太多了，我再说也是多余，我只想在我的文字里说明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那就是，鲁迅，是我们这个民族存之稀少的优良品质的一个典范，鲁迅，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更像人而不是奴才的精神。鲁迅的文字我读了很多，但是，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在最后时刻留给家人的一句话：损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那些批判他的人中有的就是因为这句话而说鲁迅心胸狭窄、人格有缺陷的，可是，我却最喜欢鲁迅的这句忠告–我们不是还经常做着这样的事情么，被损了心肺（岂止是牙眼，连生命都被杀害了无数），却还是在低三下四、一相情愿地主张着宽容，却仍然被那刽子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不起？所以，” 万勿和他接近” ，不是心胸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

　　记住鲁迅，记得我们的民族中还有过这样的一个人罢。

原载：第三只眼

　　作者:潇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