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经朋友介绍有幸在“思想的境界：中國人的学术努力”网页的‘时代问题’专栏，读到了Z.·Y 的大作，“对馬克思最大的误解――何家栋先生《谁误解了馬克思》一文读後感”（以下简称为“误解”），感到眼前一亮。值得庆幸的是在万马皆暗，莫谈意识形态，全民向“钱”看的今天，在这个网页还能保留这样一个对馬克思主义理论理性讨论的空间，十分难能可贵。
馬克思主义一直被认为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國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本人注意到今年1 月11日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周锐鹏的报导。仲共著名理论家、仲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针对有传言说仲共或许会吸纳宗教人士入黨时说，宗教人士分为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和有宗教信仰的人，信仰宗教的人很难加入仲共，因为“信仰一般来说都是专一的，例如，不可能既信仰佛祖，又信仰馬克思主义”。不清楚此份报导是否引用的是石仲泉先生的原话？以及是否准确地表达了他仍然把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与宗教同等的信仰？如果属实，确实很悲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馬克思主义与任何一种宗教的最大不同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差别，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唯物论。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如果用通俗的话表达应该是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证据，相信科学，不搞形而上学。
对于在新中國诞生前后出生，伴随着共和国一起在锣鼓喧天，红旗似海，群情激昂，紧跟着伟大领袖，为实现伟大的共產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这些年来对共產主义总是有着一个不能解开的爱恨交集的心结和种种疑团。由于出身成份和成长中周遭发生的太多往事充分显示了“社會主義”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诸多矛盾和不相容性，使本人在思想上存有太多的不理解。从中学时代开始，我们一批初生牛犊就希望能够通过大量阅读毛澤東选集，马恩列斯全部能够收集和借阅到的著作，仲共和联共（布）黨史，革命前辈的回忆录，共產主义先驱论共產主义的论文集，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和刘少奇曾经公开发表的言论，文章和《论共產黨员的修养》，各种版本的社會主義政治经济学，一直追溯到馬克思的《资本论》的反复学习和探索，想从科学共產主义理论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追根索源来深入理解科学共產主义，找到问题所在，解开这些谜团。
纹化大革命（以下简称纹革）十年浩劫，动摇了国本，也动摇了“社會主義”的基础，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如果说纹革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莫过于纹革从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向外延伸，策动地方造反，撕开了“社會主義”的面纱，推倒了“圣殿”的外墙，砸烂了众多人民心目中的“神像”，使平民百姓和成千上万个小人物在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纹化大革命中看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纹革以反动愚昧的血统论，个人崇拜，高喊造反有理和打砸抢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开道，以反四旧，反资产階級司令部为名，砸烂了公检法，这“无产階級”專政的工具，又以策动工人造反运动推翻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以大规模武斗，武装夺权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交替和权力的再分配。纹革就象是打开了潘多拉合子，有意或无意地触动和动摇了以往强加在人们思想上“社會主義原则”的清规戒律，解除了从小被灌输和教导的对“共產主义”信仰和伟大领袖是真理化身的迷信，拆除了禁区的围墙，带来了一场思想上的解放，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日后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
随着二十世纪90年代东欧社會主義阵营的分崩离析和原苏联的瓦解，东西柏林间城墙的拆毁和冷战的结束，以西方媒体主导的世界舆论欢呼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和社會主義阵营的失败。东欧各国共產黨纷纷易帜改名，北美和西欧的共產黨几乎销声匿迹，只有古巴和意大利共產黨在往日的苏联老大哥“变节”后还在风雨飘摇中苦撑，日本和印度的共產黨也日渐凋零。社會主義招牌和建设共產主义的旗子只有在亚洲的中國，北朝鲜，越南和中美洲的古巴还在坚持和飘扬着。
大多数西方学者和政治评论家认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义的道德理念过分崇高，与自私贪婪的人性不符，造成社会的表里不一，贪污腐化，生产能力低下，官僚统治集团与人民的极端贫富差异和对抗。他们认为社會主義不是人类社会自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是极少数狂热的共產主义分子利用了美好的共產主义理想，宣传欺骗人民，并用军队，警察和便衣特工等国家專政机器强行建立的專制制度，走向灭亡有其必然性。共產主义似乎成了邪恶宗教的代名词，被人们疾恶如仇，视为异端。西方世界甚至认为社會主義的中國和越南只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只是一些顽固的共產黨老资格领袖在坚持捧着社會主義的招牌不放，改革开放走的却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道路。等到这批老资格共產主义领袖去见了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共產主义思想就将烟消云散。
由于身处新加坡，本人没能读到何家栋先生发表在1999年，《北京文学》第2 期的《谁误解了馬克思》原文，对此无法置评。Z ·Y 在他的“误解”一文中提出了“什麽是社會主義？”的讨论，并对原苏联的“社會主義国家”和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提出了质疑。作者明确指出国家所有制也即官僚集体所有制，不应当视前苏联为已建成社會主義的国家。“误解”作者进一步论证了单独一国不能靠国内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观点和斯大林由压制黨内民主走向獨裁的过程，并从苏联社会的一般关系论证了官僚集体所有制导致社会走向腐败的必然性。Z.·Y的许多主要观点与本人不某而合。本人在去年9 月曾写下了“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一文，未能发表。文章的主要论点是批判斯大林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背叛，为科学共產主义学说正名，要求恢复其理性，科学性和自由平等学术探讨的本来面目。
在新世纪的今天，估计没有人会再次热衷于陷入一场教条式的语录论战。从二十世纪20年代斯大林联合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单独一国之内能否建设成功社會主義社会的语录论战，直到中國纹化大革命中各造反派之间的红宝书语录大战，人们当记忆犹新。语录大战本身就是个人崇拜的产物。论战各方都试图利用领袖的威望，不惜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来为自己的论点，主张和行为找到理论依据和护身符，并以语录作为打击敌对方，把对方置于死地的利器，而根本不顾领袖讲话时的原意，时空条件和局限性。何况领袖也是人，也有讲错话，作出错误判断的时候。
现在东欧“社會主義”阵营的分崩离析和原苏联的瓦解已经尘埃落定。中國在纹革后鄧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综合国力有了突飞猛进，取得了得到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广泛认同的经济建设成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趋势。本人认为是到了必须理清思想和在理论上解套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可以从馬克思科学共產主义学说的发生和发展，和从《共產黨宣言》发表至今一百几十年来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既成事实，以事后诸葛亮的心态，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来作出一些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应该让馬克思的科学共產主义学说从革命神坛上走下来，恢复其作为经济学，社会学和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推理和预测的一种理论的学术地位。
科学共產主义学说是一门科学，决不是一种宗教信仰
凡是通读过，或了解《资本论》的人都应该知道，它是一本经济学的巨著。馬克思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治学严谨的社会学和未来学者和一个坚定不移的无产階級革命家。馬克思的塑像至今还竖立在英国的海德公园供人们敬仰就是一个证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馬克思进行资本论研究中，当时的恩格斯不但通过开办工厂和经商提供了经济资助，而且参与了所有研究过程和重大问题的讨论。资本论的下半部是在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继续完成和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穷其一身，呕心沥血进行了“资本”的研究，在他们早期和中年发表的文章和《资本论》中他们引用了大量的英国工业革命，欧洲各国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金转移的数据资料，对资本主义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特别对剩余价值的产生，资本的运作，扩张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对社会道德，伦理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它必然会走向垄断，走向扩张，走向侵略和掠夺，走向腐朽，反动，没落的帝国主义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直接相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业化，科技的发明和应用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商品自由流通，资本输出和扩张的机制下，工业化过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展，使社会生活和消费物资迅速丰富起来。
从与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或更早一些的共產主义先驱们所写的大量论文集中可以读到他们对美好的共產主义社会的一些理想和描述，也可以了解到一些空想共產主义先驱们在当时开发美洲过程中和在欧洲的局部地区作过许多共產主义试验。他们试图在一个局部封闭的小环境内率先实行共產主义，结果都失败了。原因是当物资缺乏时，平均分配，齐心合力来摆脱困境尚还可行，一旦摆脱了困境，物资稍有多余，分配问题和劳动的积极性就受到了挑战，加上不能抗拒外部环境的物资引诱。这些试验的失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是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顺序前进，而不能跳跃式地前进。封建社会的解体，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应用需要一个竞争的，开放的，流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和动力。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应和提升，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现实。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赞扬资产階級在不到一百年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人类在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丰富物资生产，建设社会文明取得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本性是金钱至上，贪婪，掠夺和扩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鉴于对地球上有限的物资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和资本主义与生具来的为了追求利润，盲目无计划性生产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对无产階級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资本主义是无法达到消灭贫穷，饥饿和战争，缔造一个真正公平，和諧的人类社会的。这些论点的正确性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和近代历史一再地证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对上述的过程作了反复认真的论证，研究以后，认为共產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未来作出的科学推断。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推翻资本主义就必须通过无产階級革命，在革命胜利後应当通过一些革命措施，逐步夺取资产階級的全部生产资料，到階級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时，国家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也就是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公共权力因而就失去政治性质，国家就应开始消亡。30年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再次论述道，无产階級取得国家政权後首先把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是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同时这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後一个獨立行动。那时候階級差别已经消失，国家与社会已经融合，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这时候，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的资料。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產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後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階級的革命專政。」。由上面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假设的无产階級革命是和消灭階級差别和国家的消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反动，没落的帝国主义时才有可能发生。无产階級專政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共產主义社会之前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他们认为只有经过社會主義这个过渡时期，其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之上得到了进一步极大的发展，物资极大的丰富以后，人类社会发展到人们不需要为获取更多的金钱和物资而奋斗，人生的目标转向发展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社会，以取得社会的肯定和认同为目标，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完成由资本主义到共產主义的过渡，即由按劳分配的社會主義，走向按需分配的共產主义社会。他们进一步认为，资产階級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的经济便是革命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使得共產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单独率先实现。一般认为，就是基于以上的理论和推断，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空想共產主义发展到了科学共產主义阶段。
由此可见，科学共產主义学说应该是一门社会发展科学，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研究的结晶，是他们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作出的一种美好的科学推测，而决不是一种先知先觉，或是按照上帝的授意，空穴来风，形而上学的宗教和信仰。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作出科学推测的意义上来讲，馬克思和恩格斯应该是未来学的先驱。这里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共產主义”这个称号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明。共產主义就如同中國人所熟悉的“世界大同”的说法一样，是作为人们对未来美好的理想社会的一种称呼早就存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通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使这种理想社会变得有科学依据的，并描出了如何达成共產主义的一个草图。当然，科学共產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是理性的，必须有一个自由平等学术探讨的空间，经受得起各种批评和挑战，同时必须经受得起时间和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验证，也应该随着其他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得到不断的修正，充实和提高，而决不能被僵化，成为一种宗教式的教条或信仰和压制不同意见的大棒和精神枷索。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十九世纪末期的伟大学者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和那些空想共產主义的先驱们所处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他们耳闻目睹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过程和成千上万农民和庄园主在圈地过程中破产，痛失家园成为无产階級，不得不到城市和工厂当起廉价的劳工。往日的王公，贵族和中产階級迅速沦落为平民。这些不择手段谋取暴利的新兴资产階級暴发户，嚣张跋扈，目空一切，撕碎了往日封建宗族，血缘关系温情的面纱，无情地践踏了封建贵族，绅士们的尊严，迫使所有人都不得不拜倒在金钱面前。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共產黨宣言》中肯定了资产階級在不到一百年中创造的生产力，但也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无情的批判，压抑不住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人类社会必将走向美好的共產主义社会的兴奋和在当时就号召无产階級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偏激心态。为此，在《共產黨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就不得不特别声明，原先在《共產黨宣言》中建议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到了馬克思体弱多病的晚年，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階級革命走入低！潮失望之余，他在《人类学笔记》中把希望转向了东方，认为非资本主义的俄国将有首先爆发革命的可能性，议论到东方社会有可能逾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共產主义，而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的这番议论显然违背了他们创立的科学共產主义的基本理论。后来，恩格斯曾公开表示怀疑这番议论的正确性。
社會主義和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
“误解”一文的作者Z ·Y 大量引用了当时苏联十月革命后，有关“一个国家能否建成社會主義？”论战的文献资料和斯大林的断章取义，压制黨内民主的证据，试图证明斯大林「单独一国能建成社會主義社会」路线的实质是巩固国家财产所有制，终止向社會主義过渡。该文作者认为在社會主義生产关系这一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应当更高，社会产品更为丰富，否则社會主義生产关系就不应当也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是更好的何必标新立异，多此一举？本人认为这场表现为语录大战的争论实质是在当时封建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俄国，能否不顾其经济基础，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强行建成社會主義社会的论战。斯大林的压制黨内民主则是他走向獨裁，背离科学共產主义理论，走向君临天下的开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不可能提前说明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那种社會主義生产关系只能与什麽样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也不可能预见具体的完成社會主義过渡时期的时间长短，但是至少他们指出了社會主義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產主义社会革命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且，他们认为社會主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基础之上，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階級專政，逐步夺取资产階級的全部生产资料，同时消灭階級，国家也开始消亡，这是同步进行的。
列寧认为作为当时的俄国，单独一国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会的，而只能有意识地开始向社會主義目标过渡。列寧在1922年（出版在《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176 页）曾说到：「但是我们连社會主義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麽「可怕」，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在同书的第429 页他又论述道：「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在同书的第430 页，他说：「但是此项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於我们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
托洛茨基在1922年11月共產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布哈林起草的《关於俄国革命的决议》时也发表了如下颇有远见的一段话∶「在政治计算中，时间因素是不能不给予考虑的。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能够在欧洲生存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并且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还必须去适应这一形势，那麽这个问题便会自动地解决。这是因为，让欧洲资本主义这麽生存下去，那就是假定欧洲无产階級革命的衰落，资本主义振兴的新时期的出现。……，欧洲资本主义在今後几十年中如生存下来，……在这情况下，苏维埃俄国就会陷入深渊。至於它是否会经历一个「民主」的阶段，或者在其它形式中失败则还是一个次要问题。」。
按本人理解，当时的苏联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社會主義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以后的产物，而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又不具有建设社會主義的必要条件。社會主義按照科学共產主义学说应该是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走向反动，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陷入本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贫富差异，社会矛盾，经过社会变革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共產主义的初步塑型。社會主義应该是资本主义全部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產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不是贫困落后国家的农民和工人革命胜利后，用来取代和对抗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推翻的是沙皇的封建统治，面对的是封建腐朽的社会结构，贫穷落后的经济状态和周围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内外交困的环境。如果列寧不是死得太早，或者如果按照被打成机会主义的托落茨基，或被斯大林枪毙的布哈林，或托派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概念来建设当时的俄国，走的可能就会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可能会按照列寧所说的，走有意识地开始向社會主義目标过渡的经济建设方向。遗憾的是在列寧死后，掌握军权的斯大林采用了及其残暴的军事鎮壓和肃反手段，清除了布哈林和托落茨基及其跟随者，追杀和驱逐了封建贵族，资产階級和地主，富农階級，迅速消灭了私营经济，实行了斯大林主义，即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斯大林实行的是国家资本垄断的官僚体制和生产和分配高度集中的计划（專制）经济，黨政军大权一手独揽。结果是斯大林取代了沙皇，并取得了比沙皇对国家更大的控制和支配权。
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不是实行比资本主义更为民主的制度，而是肆意破坏黨内民主，压制开展自由，平等的科学共產主义理论探讨和苏联经济建设方向的讨论，强制推行愚民政策，实用地把共產主义作为一种速求，一种宗教式信仰，教育灌输给学生和工农大众，把共產黨改造成巩固其獨裁统治的驯服工具。斯大林主义充分强调了公有制的优越性，声称工人和农民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却模糊了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差别，不是在消灭階級差别，而是坚持階級斗争，并无限扩大，以此作为排斥异己，打击政敌和压制民主的手段。斯大林主义不是在逐渐弱化国家的职能，而是强化了军队，警察和便衣警察（KGB ）等国家專政机器，以确保对人民的控制，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和君临天下的威权统治。斯大林主义在经济上采取了劫富济贫的做法，保障了人民的最低基本生活必须品和工作的权利，以此取得工农大众的支持，却剥夺了人民工作的自主权和参与国家领导的权力。斯大林主义充分强调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追求利润，无计划盲目性大生产，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突出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并以此掩盖了其对生产，收购，库存，分配和消费全面掌控的專制和官僚体制的结黨营私，欺下瞒上，舞 ！弊弄权，享受特权的各种弊端。
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体制在贫困落后，尤其长期处于封建專制统治下的国家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社会基础。尤其在苏联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崇高的“共產主义信仰”，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强势的威权统治能十分有效地凝聚起国家所有的力量，得到工农大众的衷心拥护，为摆脱贫困，对抗外敌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当年的苏联就是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然，国家资本垄断和计划经济的專制体制，过度偏重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单一的国营经济，也使苏联在发展轻工业，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建设社会文明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问题是国家资本垄断的寡头政治，并不等于向共產主义过渡的全民公有制社會主義。在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体制保障下的无产階級名义上的当家作主人和铁饭碗，强制性集体农庄大锅饭式的农业共產主义建设，与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说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產主义社会过渡的社會主義是绝然不同的。国家资本垄断扼杀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机制，消除了通过工业化过程扫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新的社会文明和促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原动力，并终止了向消灭階級差别和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全面的计划经济抑制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高压统治和残暴屠殺遏止了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并剥夺了人民参政的权力，特别是尚未从根本上扫除的封建主义基础和旧的思想意识只会使官僚统治集团加速走向腐败和堕落。
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表面上是以与资本主义全面对抗的形式出现，把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实际上实行的却是官僚特殊利益集团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完全改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共產主义理论的初衷。以往我们在上社會主義政治经济学课时，教授们一定不会忘了用馬克思和黑格尔的名言来教导学生。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曾说过，帮孩子洗澡，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必然有其正当性。斯大林主义无视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伴随着工业革命，社会进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中自然产生的，有着其合理和正当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他极为粗暴地把资本主义这个当时还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如果与延伸了二千年左右的封建社会相比）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自己却培育了一个穿着社會主義外套，围着共產主义围巾，并且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畸形怪胎。
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性质
要理解当时的苏联为什么会被斯大林搞成了这样，以及后来对中國的影响，这里除了斯大林的个人因素之外，我们就不得不回头看历史，了解苏联和中國革命的性质。过去共產黨人一直认为苏联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中國无产階級革命的胜利和东欧各国共產黨政权的建立是共產国际的伟大胜利，形成了社會主義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局面。毫无疑义地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產主义理论时设想的社會主義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完全等同了起来。完全忽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產主义理论时所设想的社會主義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经济和社会文明基础之上，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腐朽，反动，没落的帝国主义时才发生的社会变革后的产物，是和消灭階級差别和国家的消亡同步进行的特点。
在这里本人无意为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革命定性，也无意矮化这两场革命的意义，只是提供一些理性的探讨。本人认为苏联共產黨领导的十月革命与其称为无产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还不如更确切一些称之为，是一场由俄国共產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城市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通过城市暴動，推翻沙皇封建统治和经济迫害的反封建和反迫害的民主革命为妥当。当时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所具有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產主义理论时设想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是完全不能等同的。中國共產黨领导的中國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的中國发生和取得革命成功的。中國共產黨是从封建军阀割据和英，美，日本帝国主义买办階級在中國的总代理人蒋介石，四大家族，国民黨政府统治下夺取的政权。中國共產黨是采用农民暴動建立起的革命武装，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取得的政权。中國革命实质上是一场由中國共產黨领导下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正如毛澤東在《论新民主主义》一文中所定义的，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目标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國。
在俄国革命成功后，斯大林拒绝按照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序前进，试图人为地跳过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他企图用人为设立的意识形态条条框框，“规范塑造”人民，用国家專政机器强制围堵资本主义这个“洪水猛兽”。结果是，斯大林自己也无法摆脱社会存在和历史的局限性。他的黨政军大权一手独揽把自己推向了獨裁，把当初列寧建立的脆弱的黨内民主集中制约机制破坏殆尽。他的威权统治把自己推上了神坛。斯大林实际上是挂着社會主義招牌的新一代沙皇和暴君。
斯大林强制建立了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模式，并披着馬列主義的外衣，高举着共產主义的大旗，拉起大旗作虎皮，并通过由他控制的第三国际影响了全世界。苏联式的“社會主義”体制成了各国共產黨革命胜利后仿效的“正宗”楷模，也迎合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环节的国家革命成功后的各国共產黨领导集团在建立和巩固政权时的速求和实用需要。于是，斯大林设立的意识形态条条框框成了“正统”的社會主義信条，谁也不能越过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南斯拉夫铁托领导的政府就是这样被批评成修正主义和叛徒集团，驱逐出了当时的“社會主義”阵营。科学共產主义对未来的社會主義社会的种种论述和说明被弃之一旁，视而不见，或被彻底的遗忘了。奇怪的是对斯大林一代暴君的所作所为曾经有过严厉的批判和非议，但是对斯大林主义，对他所创立的社會主義模式和社會主義信条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彻底的分析和批判。
毛澤東在中國解放前夕发表的《论新民主主义》一文中对中國革命的性质作了充分的论述，并指出在中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國的民族资产階級相当微弱，不足以担负起领导中國资产階級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重任，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首先取代中國的资产階級，担负起国家建设，发展和扩大物资生产，逐渐消除贫困，提供人民一个丰衣足食的生活环境的任务。这就是毛澤東在论新民主主义中提到的进入社會主義前的过渡时期，这个说法与列寧在十月革命后的说法是一致的。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中國共產黨领导下的中國政府必须取得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丰富物质生产和建设社会文明取得的所有成就，创造让社会发展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按劳分配的社會主義社会所需要的所有条件。
建国以后，中國经历了农村的土改和城市的发展工商业阶段。很遗憾的是在当时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核心领导人中间，由于与苏联1930年代的肃反同步进行的延安整风后开始的个人崇拜和家长制，已经扼杀了对中國经济建设模式的选择和能否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的理性讨论空间。在延安整风和肃反运动中大批红军干部，将领和根据地的黨政军领导被任意地强加上了反黨，反苏维埃政权，或国民黨特务的罪名惨遭杀害，根本不需要经过查证，核实和审判。这些血泪斑斑的历史至今仍然可以在图书馆老革命回忆录中查找得到。新中國在经济上刚恢复了战争的创伤，有所改善后，毛澤東的一篇农村合作化文章发表，马上掀起了中國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和随后的城市工商业改造，一举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高度计划经济指导下的五年计划，照搬了苏联的模式。毛澤東只是“创造性地”在农村用中國式的互助组，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取代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城市用强制性的公私合营和逐买政策取代了苏联对资本家的直接强行掠夺。
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农村，不是用政策规范，而是用合作化运动阻止了农村在自由竞争，市场主导的土地兼并，发展大农业的途径，并把那些家中劳力多，善于务农，翻身后响应政府号召，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想往发财过上好日子，通过代耕或租借扩大了耕种面积的农户打成了新富农，成了监督改造的对象。在城市，用公私合营，逐买政策把私营工商业全部收归了国有，实行了城市工商业改造，扼杀了刚起步的城市工商业，并给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发展城市工商业新注册的工商业主也戴上了资本家或小业主的帽子，使他们再也抬不起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毛澤東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社會主義”民主化运动，“引蛇出动，一网打尽”的反右斗争权谋手段，把勇于提出问题，献计献策的热心积极分子打成了右派，强制劳动改造，公开地压制民主，消灭了不同声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澤東又“创造性”地树起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兴起了在城市工厂企业建土高炉大炼钢铁，在农村建高产田，大放“卫星”和到处办大食堂吃大锅饭，群众运动式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经济建设活动，搞得国库耗尽，天怒人怨。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他更把凡是反对三面红旗，对不讲科学的浮夸风，对穷开心式的农业共產主义运动提出批评意见的领导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黨集团。经历了60年代初三年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贯彻了在农村适当分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和在城市允许个体经济，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两条腿走路方针，几年的休生养息，渡过了经济困境。毛澤東又高举起了階級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大旗，反帝，反修，反对走资本主义，内斗不断。一直到纹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和工人造反夺权斗争直截了当地喊出了领袖对于个人崇拜，唯我独尊和夺回黨和政府控制权的追求，并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了纹化大革命每七，八年要再搞一次的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从中國共產黨的历史处处可见由斯大林控制的第三国际插手和干涉的种种痕迹。从第一次的国共合作第三国际苏联代表团的参与，王明，搏古坚持的俄国革命城市暴動路线，跟随苏联的肃反运动开展的延安整风和肃反，斯大林的企图阻止百万大军过长江解放全中國，以及完成所有制改造后苏联专家参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原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项目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中止援助项目，撤离全部专家，斯大林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國革命的干涉和控制行为。毛澤東虽然在中國革命的道路和建国后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表现了强烈的反抗，但是对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体制，以及其确立的社會主義信条和原则，却并无异议，反而更为热衷，颇有创意地搞起高举三面红旗和提出了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发动纹化大革命和建立新中國并列，作为他毕生的两大成就。
前面说到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在当时的苏联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合理性的一面，是基于当时苏联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就算是按照列寧，或布哈林，托落茨基当时设想的社會主義概念来建设当时的俄国，恐怕也跳不出社会存在这个基本的大框框，走的会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意识地向社會主義方向靠拢的道路，只不过不会象斯大林那样走极端，搞得那样血腥和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的产生，以及照搬到中國也是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革命并没有突破和超越资产階級革命的性质。俄国的反封建和反迫害的民主革命和中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其他共產黨国家的革命正是属于资产階級民主革命的范畴。
苏联和中國“社會主義国家”的性质
没有解体以前的苏联是社會主義国家吗？以往的探讨都是以自认为“正统”的斯大林主义信条，“正宗”的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意识形态条条框框来套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发现为“正统”的社會主義信条不容的资本主义现象来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社會主義国家”的馬列主義学者们就从来也没有，或者公平地讲是从来没有公开地从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共產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从客观的历史条件，来探讨斯大林主义和他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正确与否？和他所设立的意识形态条条框框的正当性。威权之下只有御用文人能得以生存，却不容有獨立见解的政治思想家和理论家存在的空间，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悲哀。
同样的问题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头二，三十年中，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吗？以往坚持的那些“正宗”的社會主義信条和原则，那些自认是“正统”的馬列主義的理论和概念是属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產主义理论时设想的社會主義革命范畴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从斯大林用他蛮横无理的方式，设立了以与资本主义全面对抗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开始，科学共產主义理论已经被粗暴地扭曲和彻底地背叛了。如果说各共產黨国家的黨政军领导干部们是接受了馬克思的科学共產主义思想，还不如更确切地讲，是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成了掌控国家资本和国家机器，维护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特权的官僚主义既得利益集团。
不可否认，毛澤東在他晚年也看到了官僚集体所有制（或称为官本位制）导致社会走向腐败和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试图按照他的理想，通过再次革命改变这种状态，毅然地发动了纹化大革命，甚至誓言不惜重上井岗山，再次闹革命。在1967年1 月8 日毛澤東把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向当时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夺权，掀起的“一月风暴”，称为是一场推翻资产階級的革命。他的理想主义出发点是要反对特权，反对腐化，反对官僚主义体系，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追求并建成一个人人平等，要富一起富，要穷一起穷的公平社会。然而，暂且不论毛澤東的理念对与不对？是否与馬克思的科学共產主义有类同之处？他对那些曾经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亲密战友，一起努力建设新中國的共和国缔造者，未免太过不公和绝情。凡是与他毛澤東的理念不合，或被他认为不合和已经变质的大多数黨政军领导人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和修正主义，成了替罪羔羊和被清除的对象，却忘了正是他自己才是全盘接受斯大林主义，建立起官本位体制的始作俑者。纹革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这个“洪水猛兽”是采取全面围堵，实行纯之又纯的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即国家资本主义和全面计划经济，还是根据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出发，采取适当疏导的方式，实行国家，集体和私人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对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作适度开放的经济建设政策和发展方向的斗争。当然，纹革表现得更为直接的是毛澤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要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及其追随者手中夺回掌控黨和政府的权力。事实证明，毛澤東也是人，他也无法跳出自己的思想和历史的局限性。
试看中國农民起义的斗争史，从陈胜，吴广和刘邦，项羽的起义，一直到清朝后期洪秀权领导的太平天国，不管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信奉的是什么宗教，这些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在革命成功后无一幸免，还是建立起了封建王朝。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都是在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制度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封建主义从奴隶社会脱胎而出，是借助了铁器的发明。铁器耕种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巨大改变，使人类社会由游牧，狩猎为主，种植业为辅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走向了以农业为主，划地为牢，定居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脱胎而出，是借助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力。蒸汽机的发明给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解决了动力，使人类社会由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的农业社会走上了工业化，商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
苏联，东欧各共產黨国家和中國革命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由共產黨领导，打着反对资本主义，实现共產主义的旗号，作了一些建设社會主義的尝试，但是这些革命和建设活动并没有改变走上工业化以后建立起来的基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框架。“官本位体制”只是封建君主專制的文官制度的变相继承，只是把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改成了莫非国土和黨土。严格地按照黨员干部的階級享受的待遇和特权，使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当了官就什么都有了。由上级黨委任命的工商业负责人是黨和国家资产的代表，在生产关系上取代了资本家股东的地位，也取代了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决策和管理者身份，只是他们可没有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决策和管理者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事业的好坏与他们没有切身利益关系，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取悦于上级领导，把保住官位和晋升作为第一考量。作为当了官的个人，在位的业绩并不是升官的充要条件，搞好了并不能得到实惠，如果在经济上造成了损失反正也是国家的，最重要的是要紧跟领袖，紧跟黨中央，只要站对了路线，攀上了高枝，取得领导信任，换个单位还是当他的官，甚至还可以因为“立场坚定”而！立功升官。最近美国发生的由恩龙超大型跨国能源公司破产，曝露的“权贵资本主义”政商勾结，金权政治的丑闻，部分地揭开了资本主义丑陋的阴暗面。在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国家，政商不用勾结，本来就是一体的，而且除了黨的纪律检察委员会以外，根本就不存在严格的监督机制。
黨政不分，黨的干部和企业管理技术官僚的职权混淆，黨的干部和政府行政管理干部争权夺利，纠缠不清的矛盾和斗争造成的困扰，为了要改善日趋低下的劳动生产力和企业管理效率，如何对做了“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严格控制，改变消极怠工的状态？是长期以来共產黨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恶梦。是否要实行黨政分家和厂长负责制？是否可以采用物资刺激手段，提高劳动积极性？在不能违背“社會主義”清规戒律的制约下一直是议而不决，非常烫手的议题。社會主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尽管一版再版，作者一换再换，所谓的重编教材只是对经典的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一再地简单重复和对在斯大林主义框架下的“社會主義原则”的一再论证，聊无新意，毫无建树。在共產黨国家的馬列主義学者，经济学家们根本不敢触摸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原则”对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违背处，也不能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重大发展和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贡献，完全提不出一套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利于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主张。所有共產黨国家基本上走的还是一条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无一例外。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从他的角度认为，俄国1917年的革命是美国内战在俄国的翻版。这场斗争主要并不是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搞共產主义，而是为了工业化问题。他认为指导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六条原则，即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權化，同时应用在工业社会的两翼－资本主义与社會主義中，因为它们都是从生产与消费的分裂和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在技术领域生产和分配财富，社会领域社团组织中分配的身份地位和信息领域传播的情报信息，使整个体制运转起来，三者集中起来，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结构的一个轮廓，不论它们的文化和气候有何不同，不论它们的民族与宗教传统有何不同，也不论它们自封为资本主义还是共產主义。这些平行的结构作为基础，在苏联与凶牙利和在西德，法国，还是加拿大并无两样。
对于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不管我们定义它为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會主義，或社会帝国主义，实际上只是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怪胎。从把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各共產黨国家领袖都被戴上了太多的光环和授予最伟大的称号，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君临天下，專制獨裁，留恋权位，可见其封建色彩。从其利用国家资本实行工业化，国家官僚体系的形成和运作，从原苏联发展走向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夺国际霸权的种种行为可见其资本主义特征。从当年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期间的争霸战中，各自大量输出武器，到处挑起对抗战火，为了取得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各自生产了足以毁灭地球若干次的原子弹，成了毁灭地球次数上竞赛，走向了疯狂，可见其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行为方面也是毫无差别。只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还不具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政治制度为特征的社会文明。
纠正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错误，为科学共產主义正名
综上所叙，如果把斯大林主义和馬克思的科学共產主义理论明确区隔开，把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所披的科学共產主义的外衣剥下来，科学共產主义就可以从被斯大林强置在神坛上的位置走下来，恢复其经济学，社会学和未来学的理性，科学性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科学共產主义才能摆脱被严重扭曲，妖魔化的形象，回归其对经济发展，人类社会的未来演变，作出研究，分析和科学推断的学术地位和贡献。科学共產主义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推论，到了社会实践中竟会被斯大林利用，践踏，以至演化到如此地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如果他们知道恐怕会死不瞑目，连列寧估计也会跳出来做反对黨而被肃清了。追根究底还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最初犯下的错误。
在本文“科学共產主义学说是一门科学，决不是一种宗教信仰”一节中已经说到，科学共產主义学说产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偏见，以一种偏激的心态试图把他们的理论立刻演变成一场革命运动，并把自己从经典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转向继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后的革命导师位置，错误已经铸成。当一种经济学，社会学和未来学的理论被演化成一场社会革命运动，当共產主义被当作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和革命速求时，其后果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和预计的了。社会革命是一种暴力的群众运动，很容易被领导者操控走向极端，偏离原来的方向，也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失控，被有心人利用。
十九世纪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看不到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后续发展，事实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和社会文明的建设都有了足以使他们耳目一新的巨大发展。由于在十九世纪中期和末期，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掠夺世界有限的资源，抢占世界市场，穷兵黩武，采用炮舰政策，把世界已经基本瓜分完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越来越频繁，造成的经济萧条和危害也越来越严重，階級矛盾激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责资本主义使得在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自我利益，除了麻木不仁的现款交易以外，没有如何其他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血缘，爱情，友谊，乡亲和社会关系，统统都受到商业性个人利益的玷污和腐蚀。他们把当时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误判为已经到了腐朽，反动，没落的帝国主义阶段，却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即工业化的革命还在继续进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一场工业化革命以后的，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尚未发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误判和他们当时许多鼓动革命的言论被滥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后来的馬列主義学者模糊和混淆了科学共產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和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差别。
一个以加速工业化为特点，以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前提，从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如一个新生婴儿的出生。孩子出生前会有令人不安的胎动，出生时会有羊水，胎衣，胎盘，脐带，鲜血和新生儿一起脱离娘胎。资本主义的出现也是经过反复的社会动荡，复辟和反复辟的多次革命流血才得以成功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要能站得稳脚根，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旧世界，显示它的生命力。既然是破坏当然会搞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这也如婴儿的破胎而出带出的羊水，胎衣，胎盘，脐带，鲜血，使普通人看了会感到惊心动魄，胆战心惊。事实是，只有彻底破坏了旧世界，新社会才能破土而出，不受拘束地去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新世界不可能一挥而就，需要有一个长期摸索，试行，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也象孩子在出生后会大哭大叫，要吃，要拉，要争取生存拼命引人注目，根本不会考虑大人的感受。在他的生长过程中，大约要化半年时间才能学会发音，磕磕碰碰要一年才能学会走路。在他的童年，还会调皮捣蛋，到处闯祸，要化很长时间才能学会规矩，礼貌和有所为，有所不为。
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在创立了科学共產主义学说后，能够从人类社会发展整个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年代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他们所预见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义社会要到非常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实现，他们也许就不会以《共產黨宣言》的方式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了。如果当初他们只是把科学共產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社会学和未来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公布于世，科学共產主义学说也就不可能被扭曲和妖魔化到如此地步。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提醒后来的革命者，给孩子洗澡，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自己却对资本主义这个孩子，充满着厌恶，不屑和敌视。这种充满矛盾的心理充分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中，也使得后来的共產黨人难以从他们的语录来辫别科学共產主义学说和后来斯大林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革命成功的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成功的中國，各自有其发生革命的社会根源和必然性。不管有没有馬克思主义和科学共產主义为“指导思想”，革命还是照样会发生。这两个国家在革命后所走的发展道路和建立的社会制度必将受到各自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事实也证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成功的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所有各国的共產黨，在受斯大林控制的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全盘接受的是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社會主義”模式和原则，而不是从馬克思的科学共產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出发，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走出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建立适合自己国家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
这种误判形势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阿尔文·托夫勒对第三次浪潮的判断。托夫勒无限扩大了信息革命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文明，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认为从此将进入“超工业社会”。他认为信息革命将与铁器发明带来农业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和蒸汽机发明带来工业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必将带来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然而，随着高科技网络泡沫的破灭，在新世纪之初，经过了二十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由美国开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次陷入了以生产过剩，股票狂跌，通缩，结构性危机为特点的经济萧条。信息革命也没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和重大意义的改变。是的，信息革命和随后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革命都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影响，也会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孕育起一个崭新社会的婴儿。只有等到这个新生儿的瓜熟蒂落，才会真正带来第三次浪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缔造出一个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人类崭新社会。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进步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演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和繁荣。信息革命，或称之为后工业革命，使得地球村的概念越来越被认同，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成了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然而，世界银行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却显示，全球贫富分化正在日益加剧。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受世界银行委托，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家庭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后得出结论。仅占全球1 ％的5000万个最富裕的家庭收入总和，已经高于占全世界人口60％的低收入家庭的总和。其中以美，日，德，法，英5 个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最为严重。全球中产階級群体正在日益缩小，向两极分化。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馬克思的科学共產主义学说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美好前景的推测和展望的理论，如果确实言之有理，就不应该束之高阁，供于神坛作为鼓动革命的工具，应该从神坛上走下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让世界人民了解它的原意，一起探索，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馬克思的科学共產主义学说是否过时了？
科学共產主义理论是十九世纪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研究的结晶。它理应与任何一门其他科学一样，必须是发展的，进取的，不断完善的，有生命力的，也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自从馬克思的科学共產主义学说被斯大林扭曲后搁置于革命的神坛，使它成了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和策动革命的神主牌，成了一种僵硬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和精神枷索，成了打击政敌的利器，再也没有得到过发展和充实。科学共產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这就要看其基本理论在这过去的一百几十年中是否得到了验证？是否还有继续发展的潜力和生命力？对今后的人类社会发展是否还有指导意义？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争夺资源和市场，重新瓜分世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每次大战都造成了一次人类的浩劫，打破了列强间的原有平衡，带来一次新的市场和资源的再分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的衰落，美国的兴起，出现了共產黨领导的俄国苏维埃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兴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强国再次战败，参战的西欧各列强进一步衰落，美国和原苏联作为世界两强，以超级大国姿态对持，形成了冷战的相对平衡格局。这些变化过程与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对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贪婪，掠夺和扩张的本性的理解十分吻合。
随着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复苏，战败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