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首先声明一点，本人不是什么研究中國房地产事业的“专家”，也不具备那些被房地产开发商包养的“二奶学者”的硕博头衔，平头百姓，仅此而已。文中如有不妥之言，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海涵、赐教、指正。

　　提起中國的房子，就不能不让人想到本文标题中的三种利益实体。政府呢？按照宪法上的说法，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的。银行嘛！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为各种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地方。而开发商是干什么的呢？我不用说大家也都明白，借用时寒冰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群唱着“走进新时代”、“空手套白狼”的人。

　　政府执政有清廉与腐败之分，银行服务有优质低劣之分，那房地产开发商们又能怎么分呢？一位房地产领域的民意学者沈晓杰先生对此曾有过一段颇为精辟的评语：“如果要让一般的老百姓来评价开发商，人们最可能选择的形容词会是什么呢？……人民群众对此是早有归纳和”定论“：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黑“；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暴利“；用三个字归纳，那就是”掠夺者“；用四个字总结，那就是”人民公敌“。说得多好啊！”针针见血、箭箭中靶、枪枪十环“。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错！历来如此。

　　在没实行住房改革前，我们国家搞的是福利分房政策。就像小时候玩儿的游戏――排排座，分果果。自上而下，论资排辈，有点儿封建时代“论功行赏”的味道。虽然僧多粥少，房少人多，论得年头久了，兴许也能在退休前赶上个分房几班车。尽管是每月交租金的房子，好歹也能住人。那时盖的房子有的也挺结实、漂亮的，而且是在没有什么“开发商”的条件下，由建筑公司的工人们盖成的。说到这点，建筑界的老人应该最有发言权。如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的李瑞环――李三辈儿同志，就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建筑工人代表。他的事迹后来好像还被拍成了一个叫《青年鲁班》的电影，由此诞生了咱们建筑队伍中“鲁班奖”的光荣称号。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先说说中國自打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不少新鲜事物和变化。大的有国家基本国策，如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农、外交什么的；小的有老百姓身边的一些事儿，事儿虽小但天天得打交道，看得见、摸的着。像乘个公交，买个油盐儿，逛个公园儿之类的。人一生中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这个“住”尤为重要，要不怎么说“安居乐业”呢！尤其是在咱们中國更加特别的重要，何以见得？且容我一一道来。

　　先说农民，解放前的苦日子是没说的了，不提也罢。解放后的日子是好了一些，但罪也没少受。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过得日子还不如从前。闹个天灾、水灾的咱也认了，可没完没了的人灾，乃至造成的饥荒遍野、饿殍满村谁也难以忍受。所以才有了纹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否则中國现在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尽管如此，农民的处境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变得“芝麻开花节节高”。无怪乎当年面对中國农业的现状，有识之士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心声，导致了中央和政府陆续出台了新“三农” 政策。尽管如此，我们的农民兄弟们还是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耘着、劳作着。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几间属于自己的住房，那是他们除了土地之外唯一赖以生存、生活的空间了。如果有一天，农民连这点儿空间也保不住的话，那中國今天的局面可就不是一句“稳定压倒一切”的话所能稳定的了的了。保不齐再来个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到那时也就不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那么简单了。

　　农民再穷还有自己的几间房子住，可城里人呢？房改前分上了房子的人自然算是“抄上了一把”，尤其是地段好、房子新、面积大的人。买房时的价格自然也便宜、公道。可还有众多也干了不少年，只不过不是什么官儿，什么长且一直没分上房子的人呢？他（她）们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自掏腰包去买“商品房”喽。你让我买也可以，谁让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啊！但你得让我买的起呀！即便是买不起，你政府是不是也应该提供给我们百姓租的起的房子啊！也就是这些年吵吵嚷嚷叫得山响的“廉租房”之类的房子。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敢说让老百姓都睡到马路上去，你堂堂一个社會主義国家政府，怎么就能允许一些开发商喊出“不给穷人盖房”的混帐话来呢？开发商说不给盖就不给盖吧，咱自己想法儿盖不就得了。不成！政府说在城里只能允许开发商来盖房子，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嘿！咱老百姓让人民政府弄的还真没辙了。

　　有时想想，咱们中國的社會主義确实是真有“特色”，连代表着普通公民基本人權――居住权的房子都能整出那么多花样来。早些年的房子叫“福利房”，改革时被称为“房改房”，等有房的人都掏钱买下了之后，房子就变成了“商品房”。其中又分成了不同的档次、类别、称号，如“自建房”、“合资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商住房”、“高档公寓”、“别墅”等等。就像一杯色彩斑斓的鸡尾酒，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顾名思义，“商品房”就是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大型商品”。但又跟冰箱、彩电不同，它基本上无法扛在身上背着走。更重要的是它的特殊性，用一位地方政府官员的话讲：“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得，现在咱们总算开始说到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作用了。我之所以用“三角恋爱”这个词来形容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关系，是在是因为它们三者间的利益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了一起。真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

　　盖房子先要有块儿地，依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土地均为国有。可国家是打哪儿来的呢？不是打人民那儿来得吗？所以“国有土地”的正确含义应该是全民所有。每一个中國的公民，都享有依法合理使用、开发土地的权利。如农民除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还可以在分给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只要地儿够大，愿意盖几间就盖几间，还真没开发商什么事儿。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农民兄弟姐妹们，其余广大劳动人民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土地问题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因为我们许多地方政府的一些“有所作为”，早已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垄断”行为。用时寒冰先生的话说：垄断是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的根源。政府掌握着土地，但只认可房地产企业开发这一种模式，只向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土地，禁止居民、企业采取其他方式开发房屋或者自建房屋。结果呢？政府对土地的垄断，经开发商之手又捣腾成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垄断，进而导致了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操纵市场，抬高房价，最终形成了对商品房价格的直接控制。既然形成了垄断，自然就没有了正常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就失去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商品消费者应享有的正当权利。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些被老百姓痛斥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囤积居奇、哄抬房价、开发商偷逃税款、牟取暴利等等一系列不当不法行为。

　　时寒冰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政府在向开发商让渡土地和融资权的同时，也得到了相对应的回报”。这种回报就是他们每年的预算外收入。据北京大学中國经济研究中心公布的研究报告：仅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在2004年就达到了6150亿元。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金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难怪在推动房价上涨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穿一条裤子，因为他们有着完全一致的利益共同点。许多原本靠纳税人供养、最应维护公众利益的政府官员，反而沦落成那伙奸商的帮凶和保护伞。由此还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如上海的陈良宇、青岛的杜世成之类的“父母官”。如果说，你政府挣了那么多的钱，把这些钱用在正道上也行。比如，给真正需要买房或是极需改善住房的老百姓办点儿实事儿，多盖些质量不打折扣的廉租房、经适房，反正就是给穷人，包括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盖的房子。至少要让这些真正需要房子的老百姓们心中有个念想，即使是买不起还可以租得起。

　　昨天看到一则新闻说，西安市政府日前出台《关于恢复房地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本市市民在购买商品住房时，按购房款总额，分1.5%、1%、0.5%三个等级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同时还降低了居民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门槛，具体施行日期从2008年9月4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这让人多少看到了点儿“以民为本”的希望，也让人感到我们的政府终于敢于承担起减少社会不公、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了。不过我还是有些疑问：光给老百姓补贴点儿钱就能真正解决中國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吗？西安市政府到底是怎么看待开发商用不当手段牟取的“房产暴利”呢？如果不把开发商攫取暴利的根源彻底铲除的话，你区区一个地方政府又能在“构建和諧社会”的道路上走出多远呢？你的那点儿所谓“补贴”，还不都是从国民的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吗？在如今房价高启的时期，即使说是“政府的财政补贴”补给了买房的老百姓，最后还不是又都进了黑心开发商的腰包，它们现在没准又在一边儿偷着乐呢！今天央视二套的《马斌读报》说了，不少人就此事也发表了看法，认为要“警惕地方政府假借民生来为房地产”托市“，”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开发商进行“补贴”。善良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睁大双眼，捂紧钱包，提高革命警惕啊！

　　接下来咱们该说说“人人喊打”的开发商了。前面已经说过开发商就是一群“空手套白狼”的人，何以言之？让我们听听中國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先生是怎么说的吧：“现今的中國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个具有中國特色的，以土地、资金、房屋建设活动、成品房屋等为倒卖对象的，迄今为止中國最大的倒卖商、皮包商和中间商，是一种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企业模式。”而事实正是如此。

　　根据汉语的定义，房地产开发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活动，世界其他国家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定位均与此相符。如美国所谓的开发商，是集规划、建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企业。如果住房有什么问题，他们会永远为你负责。而我们国家呢？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开发商只是在进行着商业利益上的投机活动。看生产流程，房地产项目的规划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工程建设由施工企业完成；论资金来源，许多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寥寥无几，主要通过让建筑企业垫资、预售房款、假按揭等方式，“空手套白狼”获取资金。有人说，我国开发商自有资金所占比例之少真乃世界罕见，此话当不为过。这里面自然少不了银行对开发商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呆会儿还要提到。由此可知，正因为开发商把整个建房生产过程中的所有风险，都转嫁给了建筑企业、购房者和银行，而它们自己由于投入的资金非常少，因此所承担的风险也是最小的。故而可以用最好的心态，通过各种方式去哄抬房价，追逐暴利。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随时可携带榨取的民众血汗钱逃之夭夭。这就是横亘在建筑企业和民众之间的一个不伦不类、完全多余的所谓开发商的真实面目，它们就好比是一群吸附在“房产暴利”上贪婪无耻的寄生虫。依照时寒冰先生的分析，取消开发商，即使在现地价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也能下降近半。因为房地产领域中，90%的利润都被开发商掠夺走了。这也是它们迄今为止，都不敢公开自己的房价成本到底是多少的最主要原因。据专家测算，仅2004年一年的时间里，开发商除了获取比社会平均回报率还高的1000亿元的正常的利润以外，当年从中國从数百万户买房者的手中攫取的暴利，就高达4000亿元。前些时候，广州市广钢集团的自建房，均价才2050元/平方米。而广州市今年2月份一手房签约的平均价格是多少呢？8134元／平方米。同样是盖房子，不同的是让谁来盖？正是这点让开发商们暴利的尾巴露了出来，事实真相难道还不清楚吗？

　　既然如此，为什么开发商还能在今天中國的房地产市场上张牙舞爪、耀武扬威？道理很简单，单一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和供应渠道，成了这伙“空手套白狼”的人攫取暴利最有效、最可靠的保障。而我们政府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则是开发商大发不义之财的利器和靠山。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建设部的那些老的、新的、大的、小的官员们中，有多少人没有房子住？从你们制定的所谓房地产开发恶政来看，多半早就不为房子发愁了。开发商不拍谁的马屁，也得拍你们的马屁呀！因为你们才是它们一小撮人的“衣食父母”，是你们给了它们最暴利的赚钱机会。是你们对百姓的疾苦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才使得中國住房市场走到了今天这种“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的地步。好在这阵子中央政府也坐不住了，终于也说要对高房价调控调控了。不知能否达到老百姓的心愿，让我们拭目以待，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说完了开发商再来谈谈银行，它们在房地产开发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不可谓不重要。金融也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大问题。而在涉及到中國房地产开发方面，银行也绝对是“功不可没”。通过这些年房地产市场发展中被揭露的“案件”、“暗葙操作”等事实来看，银行无法否认自己也起到了助长房价不断升高的“助推器”作用。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银行的钱是哪儿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别扯什么大道理，也别摆什么“金融家”的大头照。简而言之，银行里的钱大部分都是老百姓的钱，或者说属于老百姓的钱。当然还包括那些各个政府部们的钱，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钱以及以国家名义存的钱。尽管有的人家钱并不是很多，但还是把它存进了银行，总觉得放在国家的银行心里踏实。殊不知，现在许多银行跟我们头脑中过去的银行印象早已是南辕北辙了。

　　银行里钱的来路整明白了，咱再聊聊银行的服务功能。一是要支援国家各项经济、国防建设，二来更应该体现出人民银行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您说是吧？就说现在各家大大小小的银行都逐步走向商业化了，股份制了，上市了，可你还是生存在中國这块土地上吧？你还是离不开中國广大的人民群众吧？你还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业银行吧？你怎么就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甚至有的银行业务基本不对个人，即钱不多的普通民众了。还美其名曰什么“个性化服务”、“和世界金融潮流接轨”，鬼你个头啊？银行的服务水平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今儿就不多说了。就说说开发商们是如何利用银行的投融资渠道来攫取老百姓兜里那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吧！

　　开发商本就是个中國最大的、以倒卖房子为主业的皮包商，皮包里从来就不会有很多自己的钱。当然，它们从老百姓手中掠夺的钱早已悄悄揣进了自己的钱包、钱柜。但没钱没关系，有地方政府给咱撑腰，卖给咱地。你别人想买还不卖给你呢！有了地就好办了，先放在手里捂着，一捂就是好几年，等着地价升值。要不去年怎么有些城市每平米的地价都超过了每平米的房价，创出了“面粉比面包还贵”的中國房地产奇迹。不仅如此，它们还告诉老百姓：中國能盖房子的地儿可越来越少了，再不买房子（其实就是一块空地）以后可就买不着了！一位叫孟晓苏的“二奶”专家也帮着忽悠说：请问13亿人的需求你抑制得住吗？笑话！13亿人的需求？我倒想问问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你所说的13亿人中有多少人住在城镇？又有多少人住在广阔的农村？住在城镇的人有多少已经买了房子？又有多少人家拥有不只一套、甚至几套的房子？而13亿人中又有多少真正没有房子住的人？那些刚出生的婴儿、呀呀学语的幼儿、一打一蹦高的小豆包们、初、高中的学生们也都迫切地需要买房子吗？我不敢说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只能认定你的良心一定被开发商们“买断了”。这也印证了一位阿朦先生的预言：一旦染上铜臭的味道，学者冠冕堂皇的声音背后也掩藏着阴谋的谎言。

　　开发商的本事不仅仅是会“捂地”，它们把捂热乎的地拿到银行还能贷来大笔的“开发贷款”。同时又通过“商品房预售制度”把赚的钱提前收进自己的腰包，然后从银行的“按揭”中，又能赚到一笔“额外”的利润。而这个赚钱的前提是一没有什么风险，二是不用开发商自己掏什么钱。据中國人民银行发布的《2004中國房地产金融报告》提供的数据：2004年房地产开发资金共筹措17168.8亿元，其中第一大资金来源为“定金和预收款”，占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的43.1%（“定金和预收款”中有3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第二大资金来源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筹资金，占全部资金来源的30.3%（在这30%的企业自筹资金中，又有大约70%来自银行贷款！）；第三大资金来源还是银行贷款，占资金来源的18.4%.而到了2006年，房地产开发资金中使用银行贷款的比重仍然在55%以上。

　　你说在中國，还有哪个行业的企业有这么大的“福分”？能受到银行的如此“青睐”？或说是“一见钟情”。这钱也太好挣了，要不中國富豪排行榜上怎么净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名字。据“2006胡润百富榜”上的富豪排列名次，登上前十名“中國首富”的，竟有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的。没有暴利，它们哪儿来的上亿身价？没有暴利，它们如何能拿每年上千万的“高薪”？从表面上看，银行贷给购房者的钱，是帮助他们圆了自己的住房梦。而实际上，是帮了开发商从老百姓的兜里榨取更多的黑心钱。尽管这样，我们的银行行长，如建行副行长范一飞同志还是大言不惭地说：“房地产贷款是质量优良的贷款品种，无论是收益水平还是增长水平，这个产品的空间还是很大。我想替房地产贷款叫一下委屈。实际上，房地产贷款是我们银行业盈利水平非常高的一个业务，同时也是我们盈利保持比较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话可以这样说，但范行长别忘了建行曾经的“辉煌业绩”：据国家审计署公布2002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开披露了广州市建行虚假楼宇按揭事件，涉及骗取贷款3793万元，其中3270万元无法追回。在这些虚假按揭行为中，房地产商同时充当起卖方和买方两个角色，每月从自己的账户上划转偿贷，而名义上的买主大多不过是廉价出租自己身份证件的建筑民工。而中國银行当年被骗6.45亿元按揭贷款的大案，不知今天是否早已成了过眼云烟？可以说，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所谓的“繁荣昌盛”，这种“假按揭”也一直在发展着，存在着。如果房价处于不断地上涨的态势，有多少人会去主动揭发它、捅破他。可一旦房价的泡沫破碎，高高在上的房价回归它应有的价位时呢？我们的银行家们还笑得出来吗？还能继续高唱“房地产贷款是质量优良的贷款”的赞歌吗？前不久深圳发生的“断供第一案”，不又是源于银行与开发商合谋制造的“假按揭”吗？在这起案件中，银行控告业主违约断供，业主反告银行违规放贷、开发商欺骗，反正是你咬我我咬你，相互一身骚，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银行再怎么告，你自己应负的责任是无论如何推卸不了的。正如三年前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在一个缺少基本游戏规则和商业道德的房地产市场上，即便爆出天大的丑闻都不算是意外。

　　有专家分析说，迄今为止银行贷款仍然是我国房地产公司最为看重和依赖的融资途径，而在现实的房地产融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用假证抵押，重复抵押，债权落空，超值抵押房地产，贷款赔付受损等诸多房地产贷款风险，但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银行自身的信用体系不健全所造成的。该专家还说，尽管从商业银行自身的贷款情况来看，房地产仍为商业银行的优质资产，但相对单一的融资渠道以及巨大的财务杠杆作用，当房地产信贷链条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必然引发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个“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指的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房价下跌幅度过大引发金融风险”。如何解决“相对单一的融资渠道”的问题，专家还给开发商融资另外指了条道――海外上市。但要想在海外上市，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回答：一是土地储备；二是盈利能力；三是最为重要的信用等级。前两个问题不是问题，开发商早就轻松解决了。但第三个问题就比较难办了，因为专家说：目前地产商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没有信用的公司将很难获得在海外上市的机会。这可真是说到开发商的痛处了，有几个开发商不是“奸商”啊？

　　据有关报道说，由于国内目前房价涨不上去且呈现回落之势，银行也越来越对自己所谓的“优质房贷”担心了。8月20日，某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负责个人房贷审查的人士直言，由于担忧房价下行诱发借款人风险，其近来感到压力很大。但如果来个10%或20%的跌幅，银行房贷不良率肯定上升。“这不，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房贷总量占比较高，8月中旬，银监会向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深圳、宁波等七省市银监局发出《关于开展重点地区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的通知》。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掌握房地产行业波动对银行潜在风险的影响。而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眼中，如果房价出现下行，势必引发一系列的金融风险，其中包括借款人”断供“、购房者负资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相关行业调整、以房产作为抵押的贷款风险等。可话说回来，当初在房价已经涨的那么高，远远超出广大民众所能承受的支付能力时，你们银行干什么来着？你们那时的防风险意识跑到哪儿去了？你们看到房价要跌下来了，涨不上去了就着急发慌了。难怪开发商大佬任志强说出”要死也是银行先死“的狂言。

　　够了，关于银行的话题真的不想多说了，那些专家、学者们比咱们可有的是时间、理论和听众。其实许多年以前，为数不多的、真正关注民生的有识之士就向政府提出了针对我国住房市场如何健康、有序发展的真知灼见。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央政府、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们对此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每年如何保持GDP的快速增长和所谓的“黨绩、政绩”，它们更关心的则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到底能戴多久？这让人想起了沈晓杰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公民的住房问题，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年代，早已不是什么经济问题、市场问题，说到底是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今天，公民住房的水平则更多的反映出执政者的一种”政治价值取向“。中國人的”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观念没有错。但是，中國人”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民生诉求和传统，却毁在这一代没有任何社会责任的开发商和胡乱作为的政府相关官员的手里。这是民生的不幸，也是”以民为本“的国家和政府的不幸。

　　综观上述事实，让我们一步步看清了在中國房地产市场上，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三角恋爱是如何谈成的。这是一种建立在“特殊利益”上的“恋爱关系”，其核心内容就是一个字“钱”。地方政府为了钱，可以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和开发商一起炒卖地价，并允许和默认开发商对全民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垄断。而始于政府住房主管部门所搞的开发商模式，又造成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疯狂洗劫社会财富、加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制造中國最大的社会不公的基本事实。开发商为了钱，用尽了浑身解数对官员们行贿送礼、大搞权钱交易等不法勾当；银行为了钱，不惜弄虚作假，违反商业规则和诚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种种方便和“假资料”、“假按揭”，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记得纹革初期，北京市面上流传着一段顺口溜：一棵藤上三个瓜，邓拓、吴晗、廖沫沙。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三位市委领导。当然这是受了蒙蔽、不明真相的人编排出来的，后来也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可时隔多年，我看到中國大地上又出了新景象：一棵藤上三个瓜，政府、银行、开发商。不过这回这仨瓜可不是一般的瓜，厉害去了！说它厉害，是指它们都直接关乎国家的民生大计，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这瓜是甜瓜，咱们吃了日子越过越好倒也没得说，如果这瓜上粘有危及老百姓生活的毒素的话，你说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这瓜摘下来泡在消毒水里好好洗洗干净，如果瓜上有了不好的地方，是不是也得用刀子把它剜掉，彻底挖干净才行。就像时寒冰、沈晓杰等先生说过的那样：一、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过多从房地产领域获取利润的做法，必须也应该对自己从地价中获取过多收益的现状进行修正。降低土地出让价格，确保住房中所包含的公共產品特性逐渐回归，把住房作为一项民生问题而不是作为一项财源来为自己牟利。同时，鉴于土地的全民所有特性，在土地收益的分配中必须保证广大民众的权益。

　　二、顺应民意和时代的需求，改变从前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打破旧体制，重新构架一个让人民满意、可为居民实现住房小康的新的住房政策和新的房地产市场。允许多种形式的房屋建设模式，自建房、合作建房及建筑商建房都可以，只要盖出的房子是在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建造的，是老百姓需要的，而且是买的起和租的起的房子。至于那些所谓的房地产开发商，能取消最好。实在不行的话，就让它回归作为皮包商的本色，让它在利润分配中获取它作为皮包商应得的那部分服务费好了。当然，这么些年来它们榨取广大民众的血汗钱，必须让它们吐出来！否则不足以平民愤、警世人。吐出来的钱嘛！自然要补贴给最需要住房的老百姓身上。

　　三、借鉴国外惠民、利民的售房策略，彻底取消万恶的商品房预售制度，改期房销售为现房销售。另外，在售房信息披露上做到透明、公开、公平、公正。这样，也能杜绝过去开发商制造囤积居奇的恶习出现。

　　四、对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行为，要坚决打击，毫不手软。主要是从制度上、从法律层面上予以最严厉的约束和制裁。

　　我们能看到这一天吗？我们能等到这一天吗？

　　2008年9月8日 于北京

　　作者:唯三

　　编者按：下面是一则被外资控股的原中國银行宰杀中國民营企业的报道。近2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是对白领的剥夺；把银行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外资，是经济殖民化的关键环节，它必将会让被洗劫一空的蓝领悲剧在白领阶层重复上演。现在这个悲剧已经开始了。先是宰割华夏银行，然后再通过被宰割的华夏银行，去宰割更多的中國企业，不过是西方国家对中國进行经济大屠殺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

　　拥有140多亿净资产、近千亿总市值的华夏银行，以区区26亿的价格几乎白送给了德国人，为了避免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和反对，德国人采取了分散控股的方法，表面看上去银行大股东仍然是中國人。至于设计这种骗局的是呆板的德国人，还是腐败的中國监管人员，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由于中國金融监管机构强制规定银行的中方股东不能“一股独大”，这就为外资全面控制中國银行业扫清了道路。同时，为了防止外资控股中國银行业引起更大社会关注，中國金融监管机构封锁了外资继续控股中國银行业的所有信息。可怜作为银行资产主人的中國人民，甚至想知道自己的资产有没有被卖掉都成为难以实现的痴心妄想。不过铁桶般的信息封锁本身就在客观上证实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國110家商业银行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大部分商业银行仍然控制在中國手中的话，中國金融监管机构肯定会大肆宣传其丰功伟绩的。虽然控制中國60万亿金融资产、40万亿银行资产，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大规模财富掠夺，但是西方国家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占有中國的金融资产，而是要以银行为手段，控制和占有中國的全部财富，包括我们子孙后代的环境财富。

　　目前对中國经济的宰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微观上，通过银行控制企业，把企业资产转移到银行手中。这次华夏银行抽资逼企业家自杀，其实是敲山震虎、杀鸡吓猴，目的是逼迫周围大量企业进入票据市场，把企业资产拱手送给银行。中國在2006到2007年把银行贱卖给外资以后，2008年又推出了中期票据业务，为银行攫取企业资产提供了十分方便的金融工具。所谓中期票据简单讲，就是把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变成有价证券，这个东西一出现，任何企业——无论是好企业还是差企业，最终都难以逃脱资产被银行侵吞的厄运。而此前由于贷款不能买卖转让，只要企业有能力偿还贷款，银行要想侵吞企业资产便无能为力。而一旦把贷款变成有价证券，就可以自由买卖转让，价格就会暴涨暴跌，银行就可以像操纵股票那样操纵企业资产价格的变化，或者拉高套现，或者打压收购，无论企业有无偿还能力都难逃厄运。对中國经济来讲，这一招可谓阴狠之极：先由外资控制中國银行，再由银行控制中國企业，进而控制中國全部财富，最终把中國彻底榨干掏空。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國已有6.7万家企业破产倒闭，正在形成汹涌的破产狂潮。中國民营企业的殖民化灾难到来了，前有已被外资控股的银行的血盆大口，后有国家从紧货币政策的驱赶，中國企业除了尽数落入外资囊中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出路。

　　在宏观上，通过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两个方面的悬殊差价，把中國的财富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同时把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转移到中國。2007年，仅10多家银行股的贱卖就被西方发达国家掠去上万亿财富，今年则更进一步，据媒体公开数据和著名爱国学者时寒冰的分析，中國向支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2家最大房地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约3700亿美元，以挽救因次贷危机而濒临破产的这2家美国公司。我们之所以说是注资而不是投资，是因为中國投入时，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欠债近万亿美元的这2家公司早已资不抵债，没有了任何投资价值。中國投入的3700亿美元折合2.5万亿人民币完全是无偿资助，根本没有收回投资（估计决策者也没打算收回）的半点希望。这可不是几个亿，几十亿甚或是几百亿，而是几万亿啊。下面这个民营企业家是被银行500万送进火葬场的，按照这个标准，2.5万亿人民币能够挽救50万个相同企业，也就是说，只需拿出其中十分之一多，就能够救活上半年倒闭的那6.7万家中國企业。可是，我们却用牺牲人民健康和生命换来的血汗钱去挽救美国的房地产公司，去维护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美国人民的安居乐业，而任凭我们自己的企业破产倒闭、企业家绝望自杀。凭借中國这2.5万亿注资，美国国会决定不让垄断美国住房市场的这2家公司破产，美国人可以继续享用2年家庭收入就能购买一套住房的发展成果，而中國人只能在一套住房榨干三代人储蓄的悲惨状况下绝望挣扎。至于中國人2年的家庭收入别说买不起一套住房，甚至买一个拉屎的茅坑都不够。就是在如此贫富悬殊的条件下，中國为缓解美国金融危机投入了数万亿资金，仅仅对房利美和房地美2家美国公司的注资就超过2.5万亿，那么对整个美国金融界和企业界注资会有多少？对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注资又会是多少？虽然这个具体数字我们不知道，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类似投资都会让本国人民知道），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灾难，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实实在在地砸在了中國老百姓头上，而对他们本国老百姓影响很小。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美国，2年期间股市下跌不过百分之十几，而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國股市，仅8个月时间就跌去百分之六十三，市值损失近20万亿，无论就其下跌幅度还是损失规模来讲，都超过了震惊世界的日本大股灾，而日本同样的跌幅和损失经过了3年时间。可以说，无论就相同时间内的下跌幅度来讲，还是就市值损失规模来讲，目前爆发的中國股灾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次股灾。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國股灾之所以没有引起政界、财界、学界和媒体的关注，甚至还对关注中國股灾的人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关注”，是因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结构性股灾。所谓结构性股灾，是指股灾不是打在全体投资者头上，而是专门打在其中一部分投资者头上，主要是打在老百姓头上。这是因为目前中國股灾的爆发不是经济原因和市场原因造成的，而是财富分配方法造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國之间，以及中國权贵富豪和一般民众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中國用两个方法把金融危机的灾难锁定在了中國老百姓头上。

　　一是在对外方面，通过贱卖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资产，把中國的财富转移到了国外，同时又把西方危机转移到了国内。比如美国银行购买中國建设银行股票的价格是0.94元，而一些中國投资者的购买价格是11元，莫说目前中國股市跌幅是63%，即便是下跌90%，美国银行仍然赚钱，而到那时中國股民恐怕早已“死”干净了。一位美国银行主管说的好：“虽然我们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赔了钱，但是同我们在中國银行赚的钱相比，损失不过九牛一毛”。这就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國股民血本无归的原因。到现在人们才明白为什么美国国会要再三通过关于中國金融开放问题的决议，再三授权美国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逼迫中國金融开放，再三组织中國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宣传金融开放，再三发动中國相关媒体讨伐爱国学者的原因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对外开放的所谓“背水一战”，把中國资产低价卖给外国人，再用贱卖资产的钱去高价购买外国金融不良资产，美国就不可能把危机的灾难转移到中國来，企业的破产倒闭和股民的跳楼自杀，就应该是发生在美国，而绝不会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中國。

　　二是在对内方面，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把暴利锁定在权贵富豪的身上，把风险锁定在老百姓头上。同样购买一张股票，权贵富豪的购买价是1元，老百姓的购买价平均15元，条件就是老百姓15元买的股票可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权贵富豪1元买的股票不能在交易所挂牌交易，也就是说，老百姓15元高价购买的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國股民的庄严承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信用做抵押，中國股市创办十几年来老百姓从来没有怀疑过，一直心甘情愿地以高于外国人约十倍的价格购买自己国家的股票。可是后来中國证监会一声令下，所有股票都按照一个价格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美其名曰股权分置改革。如此一来，权贵富豪发了大财，老百姓则被骗得哭都找不到坟头。虽然说起来权贵富豪的非流通股价格是1元，其实连一分钱的成本都没有，十几年来，他们通过转让配股权，实物配股（不算分红），占用公司资金等手段，早已经十几倍几十倍地赚了大钱，现在再以高于原价几十倍的价格套现，这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公开抢劫，其残酷性甚至超越了中國历史上任何一次抢劫，恐怕仅次于当初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抢劫。可以说，把股灾的惨烈后果有选择性地降落到老百姓头上，使国内外权贵富豪不仅毫发无损还能乘机发财，是中國特色市场经济的一大创新，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经济模式。

　　凭借这一经济模式，中國的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毁灭性发展方式的各种弊端，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却如乌云般越来越聚集到中國头上。

　　所有了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股市是国民经济的先行指标，既然是先行指标，股灾自然就是先行达到的灾难，是更大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见，股市20万亿总市值的灰飞烟灭，老百姓6万多亿真金白银的惨重损失，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的凭空蒸发，恐怕只不过是中國乌云聚集的第一声惊雷，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看一下那些拼命向海外转移资产和子女的权贵富豪就知道了。他们是灾难即将到来的最可靠风向标，是坚信风暴即将到来的最先上树的蚂蚁，在匆忙安排着躲避灾难的海外巢穴，目前不做类似安排的权贵富豪业界名流已是凤毛麟角，连风靡全国的“女排精神”的代表人物郎平，都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珍妮，相信共和国明天的还能有几人？

　　只是当中小企业家都被逼上绝路时，中國的穷人就更加失去了任何活路！

　　2008-8-24

　　下面是所附文章：

　　华夏银行抽资后陷绝境，明星药企掌门自杀

　　日期：2008-08-19 作者：李仲泉；商夏玲 来源：中國经济时报

　　华夏银行从该公司账户中抽资500万元后，郑亚津陷入绝境，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在8月11日上午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之路”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有关方面否认该省有20%的中小企业倒闭，但浙江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许多浙江的企业家调侃自己正遭遇“4把刀子和一根绳子”的困扰，“4把刀子”是指原材料价格猛涨、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激增和外贸困境，“一根绳子”就是指信贷收紧，企业主拿着这根绳子在等死。

　　没想到国家中成药五十强企业——浙江一新制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亚津真的用上了这根绳子。华夏银行从该公司账户中抽资500万元后，郑亚津陷入绝境，于2008年8月13日早被发现自缢于公司办公室中。

　　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中西药制剂及天然药物制剂研制、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1989年组建以来，该公司成功开发了多支国家级新药。其中的贝得宁儿童咳液等7种产品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原料药氢溴酸加兰他敏等产品出口世界各地，保健食品喜满家牌通畅益脂胶囊选入中國名优产品数据库。

　　兰溪市委一位干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新制药是对兰溪市具有重要贡献的企业，历史纳税最高额度曾达到一年1800万元。财务资料显示，今年1至6月份，该公司已纳税460万元。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公司面临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当地一个园区又要征用土地，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当前浙江中小企业资金缺口严重，公司只能转向民间借贷，据了解，公司还曾向社会各界筹款1300多万元。

　　据中國银监会网站公布的2008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浙江的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29%，即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年份”，这个数字在第一季度仍降低了0.15个百分点。一方面是资金“贫血”的企业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却是银行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而拼命扎紧钱袋子，银企交恶成为浙江经济界之痛。

　　本报记者曾于15日下午4点左右联系华夏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试图了解此前华夏银行对一新制药有限公司抽资500万元的情况及对此事的看法。几经查询，仍是问不到任何一位银行负责人的电话。最后记者打通了杭州分行一个网点的电话（号码为0571-87709201），在记者表明身份及说明来意后，对方说话开始警惕，表示不知道有关负责人的电话，在记者的再次追问下，才答应告知银行办公的电话（号码为0571-87239099），记者拨打后发现其是空号。记者再次打电话进行求证时，此前拨通的电话已经无人接听。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浙江省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了13%，1-5月份下降了26%.有人说，现在的困难“看不见底”。

　　兰溪市经济界有关人士分析说，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是资金链发生断裂，华夏银行的抽资触发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据悉，一新制药是兰溪市一家很有潜力的企业，该公司的克比奇羚羊角胶囊是国内目前使用羚羊角为原料的两家企业之一。兰溪市委、市政府希望金融部门继续对该公司提供支持，以维护社会稳定。

　　作者:张宏良

　　虽然中國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直接损失不大，但他们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国际银行转嫁危机的下家。

　　在人们眼里，国际金融大鳄都是些财力雄厚、头脑精明的商界精英，像被誉为“金融坏小子”的索罗斯、股市预言家罗杰斯、“股神”巴菲特、风险管理专家——美国高盛公司等，他们的经营业绩和致富传奇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去年的一场次贷危机也让那些在国际金融领域翻云覆雨、巧取豪夺的大鳄们尝到了败绩。次级债的利率非常高，有的时候甚至到达20%，因为它的风险大。所谓的次级债，就是抵押品不够、信用不行的债券。你信用不够还是借给你，大量的借款之后，利率一旦提高，还不出钱来了，就造成了次级债风波，这个次级债风波几乎影响到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

　　那么，美国最有名的一家投行叫做高盛，为什么它能幸免于难呢？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高盛是全世界最注重风险管理的公司，他们有一个全世界非常独特的模型，叫做风险管理模型。每天下午5点钟要关门的时候，他们就把风险管理模型——一个电脑模型重新跑一遍，把世界上各种可能发生的负面因素，全部放进这个电脑里面去，然后检验出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情况不乐观的话，马上修改政策。所以高盛的成功之处就是知道放弃，不会跟着大潮流往前赶，这也是为什么高盛这家在美国最富盛名的投资银行，人数最少，绩效却是最好的原因。

　　中國内地有几家银行也说，次级债风波影响不大。千万不能这么看，虽然你买的次级债不多、影响不大，可是次级债风波将会引发下一步的经济萎缩，任何一个经济变数的大幅变动，都会很有可能引起经济的萧条。所以以欧洲的经济成长为例，它的经济成长率会由百分之二点几，下跌一个百分点，就是因为次级债风波。这对于中國的出口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会透过一个间接效果影响中國经济。

　　在这场次贷风波中，尽管美国的许多财团都遭受了败绩，然而，分散风险的多方位投资战略却让他们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由于美国次级债风波，使得美国除了少数几家像高盛的公司幸免于难之外，很多银行都遭受了到重大的损失。其中有一家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BANK OF AMERICA），他们也遭受巨大的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我们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可是我们从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 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國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块钱。

　　在中國，建行的网点无处不在，总共有16000个分行。今天就算让美国商业银行或者花旗银行进入中國，就算让他们随意开分行，它有没有可能开16000 个？要知道，那要花多少钱买房地产，要花多少钱去租房地产，要花多少时间跟多少钱去做软件的配置和硬件的配置？更重要的，招聘人员、人员培训要花多少时间跟经验？所以建行的分行密度之高是绝无对手的。

　　好了，一场有趣的游戏开始了，我们竟然搞改制上市。建行上市，美国商业银行拿到了20%的股权，这意味着， 16000个分行都不必开了，为什么？外国银行只要让建行上市，20%的钱就是它的了。也就是说，建行这几十年来的辛苦，被它转眼之间就拿到了20%的利润分配权，既不需要购买房地产，也不需要租房地产，更不需要来什么软件硬件，因为聪明的中國人都帮它做完了。就这样，它们透过建行上市赚到了1300个亿。水平高不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际金融大鳄们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策略，相比之下，中國的金融企业又存在着哪些差距呢？外汇投资基金投资黑石，亏了一半，几个国内的金融机构想抄底入股外国银行，结果底没抄到，自己反而被套进去了。对比下来，我们差多少年？

　　作者:郎咸平

　　在《拉薩暴亂：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中我们指出，台湾322公投、拉薩暴亂、抵制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手段，目的是控制中國金融，让中國为西方信用危机买单。现在第一单已经下来了，中國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國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國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國银行不能超过25%），中國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國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该决定将成为中國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分期意义的里程碑式文件，是中國将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主导权的历史性标志。西方国家终于在满足中國人奥运梦想之前，率先满足了控股中國银行进而控制中國经济的历史梦想。面对天安門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们不禁泪如雨下，中國输了！1840年以来一代接一代人的流血牺牲、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终究还是没有跳出西方列强的魔掌，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夹着皮包又回来了，并且比当初逃跑前回来的更加风光，成为了可以控股中國金融和中國经济的总老板。

　　从去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國银行对美国企业完全开放，到现在中國银监会发文取消限制，期间仅仅6个月时间，贯彻落实美国决议的效率之高，恐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2个国家的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分治的决议，一个是中國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目前，关于伊拉克决议的落实还没个影子，关于中國的决议就变成了现实。两个决议实施的不同结果，证明了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卓有成效的：用“美国鹦鹉”代替巡航导弹，更加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声明，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要从以军事打击和情报渗透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美国鹦鹉）为主，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中國金融市场，就是21世纪美国鹦鹉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胜利。

　　去年9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为当年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定下目标，就是要求中國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的持股限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控股中國银行来弥补次贷危机的损失。这一点从当时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的讲话中反映的十分清楚，他告诉人们，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中國建设银行30亿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国银行在中國建设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普莱斯的讲话人让所有美国人都激动不已，仅仅参股中國银行2年就有高达10余倍的惊人回报，如果直接控股中國银行，回报该是何等辉煌，恐怕将会达到百倍千倍！又一个新大陆展现在面前，面对这有史以来的最大金矿，盎格鲁.撒克逊人激动的浑身发抖，国会迅速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罕见结果通过了要求中國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

　　决议通过的当天，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率领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飞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细并做好周密安排后，9月9日奔赴北京。飞机一落地，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便如同水银泻地般四散开来，按照各自专长和人脉关系，分别赴向商务部、银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委，赴向中國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国有金融机构高层，以及部分最高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和重点高校，游说中國彻底打开金融国门。华尔街游说团的游说，如同一张无形大网，将各种反对声音一网打尽，接受了华尔街游说团旨意的大大小小的美国鹦鹉，掀起了比《新大陆交响乐》更加激越的开放中國金融市场大合唱，其中最刺耳的尖啸恰恰来自于金融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他们声称“世界一体化了，中國早晚都要取消金融管制，不如尽早取消”。这就如同在说“人早晚都要死，不如尽早弄死”一样地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论调却成为中國金融开放的主旋律，当12月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再次飞抵北京，准备举行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中國学术界金融界发出的响彻天地的开放主旋律告诉他，不用再谈了，美国的一切要求都能满足。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是，美国本来通过埃文斯提出的要求是，把外资对中國银行的控股比例由25%提高到49%，结果却是中國干脆取消了全部限制，成为金融领域完全不设防的国家。

　　天朝上邦的宽容大度激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乐观性格，美国人一扫前两次战略对话的冰冷面孔，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对话结束后，为防止国内揭露美国鹦鹉的民族主义呼声改变金融完全开放的决策，美国调动核潜艇、航空母舰支持台獨搞322公投，同时策划藏獨势力发动暴亂，东西两把匕首插向中國心脏，再内外夹击，煽动世界舆论抵制奥运会，用奥运会警告中國，必须尽快宣告放弃金融控制权。虽然最终322公投未过半数，藏獨暴亂被迅速制止，抵制奥运会的运动也遭到海外华人反对，但是这连环三剑的夺命杀气，终于迫使中國金融管理部门立刻发文向世界宣告了中國金融全面开放的决定，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首先，银行由外资控股，将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如果把现代国家看作是一个大股份公司，银行就是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就是董事长，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其他所有人，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身份，实际上都处于仆从的地位。国家国家，谁在经济上当家，国就属于谁家，谁就真正拥有国家。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國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國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國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國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國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绝非危言耸听。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化的现代金融条件下，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成为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以衍生品的创设和交易为主业，触角伸向所有产业，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金融巨无霸，无论它们的名称是叫银行，叫证券公司，还是叫其它什么，其名称所代表的传统业务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新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不断整合各种经济资源，从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定价和再分配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即便是全部财富都流向美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不禁无能为力，甚至事先不得而知。这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财富分配上的根本区别，虚拟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國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國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可见，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战争，实际上是新一轮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对发展中國家银行的控股，属于一种新的殖民地形式。历史上的殖民地有两种形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用军事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是殖民地，如当初的印度；用各种不平等条约控制的是半殖民地，如当初的中國。上述两种形式都是公开的殖民地，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斗争。目前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种隐蔽型的殖民地形式，就是通过控股对方的银行掌握其全部社会财富，把对方国家全部国民都变成财富的名义占有者。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这些控股银行和当地政府官员决定。所在国的全部企业和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义务，就是拼命挣钱，然后通过银行、股票、债券、房产等把钱交给控股银行，控股银行再把这些钱同样以各种投资的方式送回本国，形成本国财富，提高本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由此形成的所在国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只是表现为金融指数下跌，正常投资损失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爆发信用危机，而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國股市却暴跌45%的原因。美国吃饭，中國买单；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就目前中國人来讲，悲剧还不仅仅是为美国买单，更大的悲剧在于美国高消费和中國低收入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人点菜很多，中國人票子有限，被迫只好掏光腰包后再预支子孙后代的资源，结果是中國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巨大的环保投入。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在银行的监控之下。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钦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与被捆绑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猪完全一样。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控制中國各级腐败官员来讲，其可怕后果就不堪设想，收受贿赂的腐败款项大多都要经过银行，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腐败官员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國资产就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國资产越多，又会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國各级腐败官员变成西方国家控制并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如同八年抗战时期的伪满官员一样。目前中國金融国门被彻底打开，很难说与此前已经被外资控股的许多大型国有银行无关，而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不可思议地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内幕重重的严重腐败，随着国有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所有腐败行为都关在了中國人的视野之外。可见，对于现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讲，拱手让出国家金融控制权，甚至比拱手让出国防更加危险；拱手让出国防，强盗或许还会给顺民留下点儿财产；而拱手让出金融，则会被控股方剥夺的干干净净。

　　世界上对此最为清醒的国家，就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垒最为强大的国家。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主要包括：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國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國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法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股市的市值就超过全世界股市总和，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而中國是金融市场最脆弱的国家，却是国门大开、放弃控制。如果说美国如同金融市场上强大的虎狼，那么目前中國只能算作软弱的猪羊，现在连强大的虎狼都小心设防、洞门禁闭，而软弱的猪羊则栅栏大开、全不设防，甚至允许虎狼前来放牧。倘若中美关系按照这个逻辑就此演变下去，中國百姓前途危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挡外资银行这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之外，美国另外还有两道金融防火墙，就是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和共同诉讼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由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构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墙，仍然让外资银行难以在美国获得平等竞争的条件。美国管理集团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得任何金融机构都很难在美国兴风作浪，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基金便是绝好例证，中投公司拿出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黑石基金“三无股票”（无投票权，无知情权，四年内无退出权），这类投资完全是白送，可就是这种白送行为引起了美国管理集团的高度警觉，盎格鲁.撒克逊人市场交换的直线思维方式，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國人为什么要白送30亿美元，于是便有了国会议员咨询，美国证监会调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终被美国舆论暴出，我们国人才知道又有数百亿人民币泡汤了。如果是简单泡汤中國人还好受些，最让中國人吐血的是，美国黑石基金拿着我们的钱跑到中國来又买走了我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中國对外开放到这个份上，恐怕连李鸿章地下有知都会哭笑不得。

　　美国用民主自由人權等武器打掉了别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可是美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大火却越烧越旺，美国总统布什把中國纹革时期的“天天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白宫，率领白宫一班人每天下午学习圣经，斗私批修到激动处，经常是泪流满面。中美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方面的此消彼长，让人想起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和李甲，商人孙富想占有书生李甲的爱人杜十娘，便在李甲面前把拥有杜十娘妖魔化为滔天大罪，结果是李甲主动把爱人杜十娘让给了孙富，杜十娘悲愤之极，跳江自杀。美国成功地扮演了20世纪末的孙富，诱导中國放弃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國则不幸成为了穷秀才李甲，在丢掉爱人丢掉天良的同时，也丢掉了足可养育子孙三代的万贯家财。美国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使外资很难通过贿赂美国官员来廉价收购美国资产。即便是你能够突破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行政防火墙，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还会形成第三道也是最牢固的防火墙。共同诉讼制度最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全体美国民众都调动起来，有效制止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这套制度的精髓完全来自于中國的纹革，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大众政治制度的反映。可以说，如果纯粹站在本国国民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上最能有效保护本国利益的政府，就是毛澤東领导下的中國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美国从中國吸收的大众政治制度，决定了你即便能够突破美国的司法壁垒，也能够突破美国的行政壁垒，还能够突破美国的资本壁垒，最终也无法突破美国的大众壁垒。反映美国大众利益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足以消灭任何敢在美国兴风作浪的资本势力。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用三道防火墙将外资银行拒于国门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设置了大众监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监管的大趋势：监管监管者。就是说，大众监管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而是监管者本身，监管整个金融管理集团。如同上述那样，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他们一个决定，就可以将成千上万亿财富或者灰飞烟灭，或者转移国外，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上，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间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并且这种财富掠夺的计算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上百万计，而是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获取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获得上百亿财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对赌中國指数，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没有任何风险，形成老子在国内砸盘，亲属在海外数钱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钱就越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滚滚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衍生品市场的原因。在一个“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场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从老百姓账户上划钱。股权分置改革不过2年，中國股市就出现了身价数百亿的个人股东，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过560亿人民币。正是现代金融惊人的财富掠夺功能，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人，监管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的人。这种监管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国民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随时送上法庭，无论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员，还是国家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已经当选总统后，因涉及“ＢＢＫ股价操纵案”，也要接受司法调查。台湾陳水扁身为总统，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说，除中國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国家，任何一个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国家，国民都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了这条底线：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国民财富的公开抢劫；允许外资进入，等于是允许外资对本国国民抢劫；允许外资控股，等于是把全体国民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外资支配。

　　这就是我们一直呼吁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融证券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大众经济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大众化要求政治大众化与之相适应，把金融市场的决策者和监管者置于公众的直接约束之中（而不是简单的监督），公众有权将他们随时绳之以法。过去有句话，叫做领导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义者手中，放到现代金融中，就是金融管理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在目前权贵和资本已经联合的情况下，要保证金融管理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就只有实行大众监管制度，舍此不可能再有它途。形成对决策者和监管者的大众监管制度，对当前中國来讲尤其紧迫和重要，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國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國的银行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型公司，同时还具有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并且由于以往银行代表国家利益，所以我们整个国家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保护银行的前提基础上，在对储户的关系上，赋予了银行经济、政治和司法的全面垄断地位，甚至具有立法权。银行可以规定储户取款，钱少了不管，钱多了问罪；银行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对门前道路实行部分“宵禁”，甚至银行直接与国家管理功能融为一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以国家名义宣布实行负利率。在目前这种银行兼具国家管理功能的条件下由外资控股，等于是把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外资银行的私人保安（外资银行大都是私人银行）。

　　在此人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國金融集团要把控股权交给外国人？如果说中國是一个大酒楼，控股银行就如同是收银员，为什么要把酒楼收银员的肥差让给外国人？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这些年发了大财的人一直在喊改革不可逆转，但是改革能不能逆转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够阻挡的，人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即便在改革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也能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取的巨大利益。要实现这一点，最佳的选择就是由西方国家控制中國金融。只要金融控制在外国手中，无论改革会不会逆转，无论中國是再出一个毛澤東，还是出一个普京，或者随便出一个什么拿破仑、罗斯福等等，都不会使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发生逆转。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来中國富人的基本经验。许多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国家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都是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唯独中國的精英集团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这是由中國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中國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从来不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就是因为他们充满政治自信，不担心历史会发生逆转；中國精英集团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同样是因为缺乏政治自信，担心改革发生逆转。这种担心的结果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投靠洋人的渴望，中國历史上汉族精英集团屡次引领外敌入侵国家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内部階級矛盾演变的结果，没有内部階級矛盾演变成的汉奸势力，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觊觎和侵略中华民族。这也决定了中國社会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关系，馬克思包括后来列寧时期的欧洲，是民族矛盾表现为階級矛盾，而中國则是階級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所以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澤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当作革命的头等任务。

　　中國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國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國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向西方，既摧毁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國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一江财富向西流的罕见场景。这种财富转移使中國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越来越不对称的利益竞争，即西方国家用中國人的钱贿赂中國官员，收买中國买办，培养美国鹦鹉，训练分裂势力，制造新型富豪，撕裂中國社会。中國平安老总原来只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小车司机，公司由国有金融机构变成外资金融机构以后，老总原地未动便成为年薪超过6千万元的新型富豪（还不包括天文数字的股份），这类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新型富豪，对中國社会产生了巨大撕裂作用，在向中國所有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宣告：只有把你管辖的一切变成西方财产，你个人的经济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实现。无论任何人，不管官位有多高，高墙有多深，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注定了永远再难回头，只能一直走到心灵地狱的最后尽头。中國的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瓦解的，中國的道德体系就是这样崩溃的，中國的金融也是这样陷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为自己打造天堂的同时，却在把中國人打入地狱，把中國穷人打入贫困的地狱，把中國富人打入心灵的地狱。我再次想起了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毛澤東率领中國人民砸碎了的那块牌子，现在又被中國遍地的西方走狗重新树立起来，树立在了每一个西方白种人的心里，无论中國人走到哪里，都能从西方白种人眼里，十分清楚地看到那块牌子。

　　窗外夜空划过一道细弱的流星，冰凉的泪水低落在键盘上，我不敢想象失去金融控制权的中國会是什么样——

　　美国，正在把中國逼上凤凰涅槃的巨变前夜！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

　　作者:张宏良

　　按照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定义，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向私人出售其股票，就是将该企业私有化；而一个原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后如果已经将50％以上的股票出售给了私人，该企业就算是“完成了私有化”。根据这样的标准，最近几年中國各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就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化，因为它将国有银行变成了股份公司并向私人出售其股权。

　　表面上看，这个“股份制改造”进行得很“规范”，十分合乎股份企业股票上市的程序：各大国有银行首先招股以形成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再将其股票在股票市场中上市。而有关部门为原各大国有银行招股所规定的充当“战略投资者”的条件，也似乎相当“规范”和“合乎国际惯例”，为有权“购买”中國的银行股权的“战略投资者”所规定的资金和经营资格标准，似乎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

　　但就是这样“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却将中國几乎所有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私营大企业，实际上是将中國人民的上万亿元财产白白送给了外国的资本家。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教授2007年8月19日的文章“中國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一文，对中國各大银行出售股权给外资企业所造成的中國人民的财产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这个统计所列举的数据，最清楚地说明了私有化给中國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有必要将张宏良教授所汇总的数据全部摘引在下边：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中國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國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國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國(的)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國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國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國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國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國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

　　12.中國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币，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國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我为写《中國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國工商银行、中國银行、中國建设银行和中國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我只想给张宏良教授的数字补充一点；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一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國GDP的将近5％(2006年中國的GDP将近22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國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國GDP的6％。这也就是说，按张宏良计算的数字，中國光2006年一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人的财产，就差不多够让全体中國人民免费享受一年的医疗保健了。

　　最近正在讨论中國政府今后的医疗保健政策。主张“中國医疗保健事业完全市场化”的人反对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他们所提的理由中最能打动中國政府的就是，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会导致政府的支出太高。可就是这些一提到居民福利就怕政府开支太高的“改革派”，在向外国资本家奉送中國的国有财产时却从来就不怕中國政府有什么损失。他们怎么就不能算算中國的“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多少国有资产损失，这些损失的资金又可以为多少中國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

　　为这样的“银行改革”辩护的人会说，张宏良那样的算法根据的仅仅是银行股票一时的市场价格，而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因此根据一时的股票市场价格计算的出售股权损失是不可靠的。对这种辩护的最好反驳，是对比被出售的股权的售价与它代表的对利润的要求权。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常识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基本因素是股票对应的未来利润分红的资本化，其计算方法是：这种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股票价格，大体等于该股票的利润分红除以无风险资产的利息率。而就是按照这样的基本因素计算，张宏良所提到的那些向外资“出售”国有股权的行为也已经将大量中國人民的财富白白奉送给了外国资本。

　　根据上边援引的张宏良所搜集到的数据和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计算出，在张宏良所列出的对那13个中國国有金融机构的“出售”中，总共有11个银行的10－20％的股权被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了外资大企业，其中个别银行被“出售”给外资企业的股权份额还可能超过了20％。

　　根据前些日子报道的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推算，2007年中國14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应当接近3千亿元人民币。张宏良所谈到的那11家银行，肯定占中國这14家上市银行利润的绝大部分。根据这些数据推算，如果按外资占股1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國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3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23％，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300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6千亿元；而如果按外资占股2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國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6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46％，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6百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1万2千亿元人民币！

　　这样简单的计算就能够说明，向外资出售中國原国有银行股权的售价肯定过低，由此将中國的各大银行的一大部分利润无偿地奉送给了外资，造成了中國人民的财产和收入的实实在在的损失。

　　问题还在于，按照中國现行的公司法，外资“购买”中國的银行股权的资金只能算作被它们“收购”的银行的财产。如果真是那样运作，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由向外资“出售”银行中就得不到任何财务上的好处，向外资“出售”银行连中國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没有增加！

　　如果中國的这些银行真在资金的运营上面临着什么国内无法解决的困难，那么向外资出售一部分股权可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可是中國经济和中國金融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國的银行现在流动性过剩、资产过剩，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名义GDP都过高，造成了直接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使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市场高度不稳定，需要减少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和负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吸引外资”来增加银行系统的负债和资产，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只会增加流动性的过剩，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价格不稳定的压力。

　　就中國目前的对外经济关系来说，中國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造成了使中國的整个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就进一步增加了外汇储备，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从这方面看也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

　　还有一个为向外资企业“出售”国有银行股权辩护的理由：中國的各大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需要补充资本金”。其实在中國目前的金融格局下，向原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办法很简单：要各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再由政府将财政部发行公债所获资金作为国有资本金注入各大银行作为政府控制的股本。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中國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的前提下使中國的所有银行都具有足够的资本金。

　　总之一句话，在21初的经济环境下，对中國的银行业和整个经济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外资“购买”中國的银行股权的那些资金；不仅如此，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國本来已经过多的外汇储备，加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操控了这场“银行改革”的人其实也清楚这些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情况，他们在金融系统内部散布的为这场“改革”辩护的最主要理由是，这样“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就是为了换得一个好机制”。

　　这种“引进外资持股可以换得好机制”的说法，更是地地道道的欺骗。这些搞“银行改革”的人所说的所谓“好机制”，是一种保证银行贷款质量、将坏账压到最低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可能靠让外资持股来获得，已经被事实所证明。最近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导致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许多黑幕曝光。权威方面的检控揭示，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发放了许多必然造成坏账的“异常贷款”，并且将这些“异常贷款”通过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转嫁给了银行外的投资者；美国花旗银行更已经由于次级贷款所造成的亏损而更换了其CEO.这样的美国银行连自己的坏账都控制不住，自己都制造了那么多的坏账，它们持股中國的银行又怎么可能使中國的银行不发生坏账？让自己的机制都不好的美国银行通过持有中國的银行股权来给中國的银行造成一个好机制，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既然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为什么某些人还这样执着地要将中國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越是理性的人越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只能求助于爱国者们气愤之余所喜欢使用的词语——“卖国”：将中國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就是为了要卖国！其实，更理智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将中國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连“卖国”的资格都够不上了，只能叫“叛国”。“卖国”者是在作买卖，作买卖就要讲价钱。卖国也得讲个价钱，象这样连个价钱都不讲，10元钱的东西以1元钱“卖”出去，那就连卖国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叫做叛国。

　　对那些在网络上声讨“爱国贼”的汉奸们来说，“卖国”、“叛国”都是一份光荣，当然不会是什么可怕的罪名。不过，对于能够参与上述银行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卖国”和“叛国”大概都还是一个主观上不能接受的罪名。我在这里当然需要交代政策：在中國政府这样的等级式组织中，任何执行政策的人都是无罪的，他们执行的是别人下令要他们实行的“银行改革”政策，当然不需要承担“卖国”和“叛国”这样的罪名。就是那些提出和下令别人执行这样的政策的人，有一些也是由于认识上有错误，从而至少没有主观上故意要“卖国”和“叛国”。由于没有主观故意，这后一种人也不能算是有叛国罪，而只能说，他们非主观故意的行为，起了一种叛国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要实行这样一种叛国的政策，非要进行这样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不管始作俑者为谁，看来他们的动机都可以用高尚全身边的高参杨启先的一句话来概括。有人私下告诉我，那位以“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旗手自居的前高官高尚全身边有一位同样作过官的高参杨启先，此公曾经为这些“改革家”们谋划了极其高明的“战略部署”：要想“改革”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国有银行；将国有银行都“改革”掉之后，国有企业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依靠，就没法再不被“改革”掉。

　　据我所知，高尚全和他的同道杨启先口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杨启先的这一番出谋划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改革家”们要将中國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实行那种“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就是为了实现杨启先所指明的那种“战略部署”：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银行。

　　根据我的记忆，高尚全的这位高参杨启先曾经在某个公开场合表态，坚决支持由国有企业领导或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这极少数人将国有企业资产据为己有的私有化改革。他为这样的少数人掠夺国有财产辩护的理由是，这些财产“反正没有给外国人”。从他当时的这种说法看，似乎杨启先这样的人起码还有一点爱国主义，还不想将中國人的财产送给外国人。可是今天，在杨启先的“高招”指使下进行的银行改革却表明，为了打赢“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将他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不惜将中國人民的财产、中國的银行股权送给外资和外国人，不惜走上叛国的道路。

　　总结这场将中國的银行股权“卖”给外资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我们只需要用、也只能用一句话：这是那些铁了心坚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的人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作出的叛国行为。坚持并推动这样的“银行改革”的那少数几个人，顽固并执着地坚持他们的私有化理念，为此不惜将中國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走上叛国的道路。

　　看来在今日之中國，是否反对私有化的理念已经不仅关系到是否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且关系到是否爱国、是否容忍叛国行为。那些坚持私有化理念不回头的人，最后可能会不惜叛国。其实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已经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作者单位：中國社科院经济所

　　作者:左大培

　　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结果宣布，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元，追讨其取出的173826元。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

　　从实际来看，许霆上诉与不上诉其实已无多大区别。如广州中院在宣判书中所陈述的：“经最高院批准，遂作出上述判决。”既然最高法院都已批准，就算许霆上诉到了广东省高级法院，又如何能推翻这一已经最高院批准的“一审重审”？更何况，根据之前的报道，广州中院本就经由广东高院“逐级请示”到最高法院的。如果广东高院对许霆案没有不同认识，根本就不会有“发回重审”，更不会同意广州中院的“逐级请示”。

　　民众关注许霆案，并非关注结果，而是关注这一个案的司法过程。由许霆案所引发的公共议题不仅包括罪与非罪，罪重或罪轻，更包括了平等保护、有效辩护、程序正义、司法獨立、罪刑相适应等诸多现代司法理念。进入重审程序之后，公众既担心司法能否打破“官不悔判”的潜规则，又隐忧于承受了舆论重压的法官们会否只顾迎合民意，而不顾手中所操持的是司法权柄，本应唯法是从。民意沸腾与獨立审判的碰撞，会否令本就欠缺獨立主张的司法再次失去其应有的品格，从而洞开民意干涉司法之管道。从理论上说，尊重民意与尊重法律并不必然存在着对立，它们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作为法官，如果硬要说对民意保持视而不见，这似乎强人所难。要的就是走在这样的钢丝绳上，能够心无二致，不为民意所左右。

　　许霆案一审之所以备受质疑，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判决书中缺乏对“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名”之所以成立的周详论证。公众期待再审判决，很大程度上也期待着一份能够动之以理、晓之以法的精典判词。尽管再审判决书的全文还有待法院和媒体披露，但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看，仍难以回应之前的舆论批评。据报道，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许霆构成盗窃罪，符合盗窃金融机构罪的主、客观要件。法院同时认为，许霆第一次取款1000元，是正常取款时，因自动柜员机出现故障，无意中提取的，所以不被法院认定为盗窃，而其余170次取款，自动柜员机在其银行账户上自动扣款的174元，也不被视为盗窃。因此，法院最后认定，许霆实际盗窃金额为人民币173826元。

　　不过这样的认定，仍让人犯疑。许霆取款171次，为何取出了17.5万元？同一个取款行为，为何多取的999元就是盗窃，被扣掉的1元就不是？因为ATM只划扣1元，那1元就成了“合法支取”，而999元就是“秘密窃取”？将许霆定罪时，ATM机是金融机构；而ATM机响应许霆的恶意取款指令，却又不代表金融机构的意思表示。怎么ATM有时是金融机构，有时又不是？作为储户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许霆有按协议合法支取存款的义务，银行(ATM)是否也有按合同依约支付的责任？以及如何在法律上体现出银行的责任？这些问题都有待再审判决一一化解。如果仅仅是对备受质疑的一审裁判的从轻，那么一直未有共识的司法分歧仍将加诸再审判决———一个已成事实的佐证是，网络上对再审判决的质疑较之原审裁判，似乎愈加激烈。

　　更为关键的是，再审判决仍认定许霆盗窃罪名成立，且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依《刑法》的规定，这一罪状的最低刑为无期徒刑。这一刑罚的适用在我们看来，倒不应有多大争议———该争议的也许是立法本身，而不是司法。在制定法国家，法官本就只能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最高法院若认定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同样应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理由。所谓“社会危害不大，情节较轻”，应针对许霆的行为，而不是许霆案备受舆论关注这一事实。让民意的归民意，让法律的归法律，这是处于民意汹涌漩涡中的法官必须做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在许霆案的再审裁判文书中，能看到法官的用心良苦吗 ？

　　作者:王琳

　　最近，许多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的人大呼上当——许多理财产品亏损或零收益，有的理财产品亏损竟然达到7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赎回，根据合同，还要缴纳3%的手续费，投资者简直像在被人用刀刮！

　　理财产品里面，陷阱重重，很多投资者感觉被骗了。

　　现在，很多银行在推销理财产品时，缺少对风险的足够提示，甚至对风险只字不提。他们给出的材料用的基本上都是专业金融术语，收益计算方法也非常复杂，除非专业人士，一般人根本看不懂，而在这个过程中，陷阱就出现了。

　　比如，有的理财产品，所挂钩的股票大部分都涨了，而且，涨得很厉害，但仅仅有一只股票跌了，在一般投资者看来，这种理财产品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收益。错！理财产品的设计绝非如此简单。倘若涨得最多的股票与涨得最少的股票有很大差距，你就可能是零收益甚至亏损！

　　问题在哪里呢？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吧。

　　以下是摘自2008年1月24日《财经时报》一篇报道的内容（原文）：

　　2007年12月24日，浦发银行发布了“汇理财2006年第九期F1和F2计划期末收益情况公告”，其中F2产品合约约定的收益计算方法（该计划的理财收益率＝最大值[16%－(最好的股票表现值－最差的股票表现值)，0%]）。最好的股票表现值－最差的股票表现值=98.87%，2006年第九期F2计划的到期收益率为0……

　　为什么收益是零呢？

　　周洛华先生做了专业分析，以下摘自2008年2月25日的《上海证券报》所做的分析（原文）：

　　浦发银行的理财产品大致情况是这样的：选择H股市场上4个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中國石化、中银香港、招商银行、中國移动，计算其各自在一年内的涨跌幅度，然后套用公式：16％－（最高涨幅－最低涨幅），如果括号内的数值大于16％，购买该理财产品的客户就获得零收益；如果括号内的值为零，那么客户就可以获得最高收益率16％。其结果是：这四个股票中的涨幅最高的招商银行年涨幅约为90％，远远高于涨幅最低的中银香港年涨幅，导致括号内的值大于16％，客户收益为零。

　　我不知道各位看懂了没有。理财产品是由银行设计的，其产品自然会向银行自身利益倾斜。比如，有的理财产品是这样设计的：只有当理财产品所挂钩的几只股票全部上涨且涨幅一样时，你才能获得最大收益，否则，就可能是零收益或亏损！

　　曾有业内人士揭秘：银行理财产品并不是银行一家来操作，它的背后是一些投资信托公司或者是基金公司等理财团队。通过银行这一平台，资本方获得了巨额资金进行资本运作。根据双方的约定，银行只要完成了理财产品销售就可得到不菲的管理费。而根据客户和银行的协议，如果最终收益在基准收益内，银行仅收取固定管理费；如果收益率超过基准，银行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浮动管理费。收益率越高，提成比例越高，有的银行提成比例高达40%.倘若理财亏损，根据理财产品中的“免责条款”，银行则平安无事，而由客户自认倒霉。

　　有的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根本就没有看清相关合同。比如，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发生后，浦发银行有关工作人员就作了如下回应——以下是2008年1月22日《时代信报》的报道（原文）：

　　浦发银行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源于近日在各大网站频频出现的热帖。发帖者称：2006年12月28日，其母以1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F2计划（期限为1年）。当时银行介绍的预期收益率为0%-16%.但当到收益支付日（2007年12月28日）时，该产品的到期实际收益率却为零。该帖发出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有媒体报道称，在这场“风波”中，浦发银行某些分行网点为安慰投资者，以赠送代金券等方式对投资者进行了补偿。昨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就此事致电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客户服务热线。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该款产品的合同上清楚地写明了其预期收益率为0%-16%，就说明其到期收益有可能为零。因此，投资者应自己对该产品的零收益负责。此前，浦发银行总行办公室公共关系总经理高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赠送代金券等行为是浦发银行个别分行某些网点的行为，该款产品的合同上并没有补偿条款。

　　以上举出浦发银行的这种产品作例子，是因为浦发的这个理财产品媒体报道很多，公众非常关注，实际上，有些理财产品的设计比浦发的这种产品还复杂，浦发的这款产品虽然是零收益，至少没有亏损，遇到亏损的，投资者更是苦不堪言。

　　理财产品与基金等一样，许多都是挂钩于股票的，既然这样，倒不如直接投资于股票，何必经过这一个环节呢？所谓的理财专家，真的能帮助小投资者圆财富增长之梦吗？很难。

　　许多人倾向于购买基金，基金其实也是隔了一个环节的，比如股票型基金，等于你把钱给它，他们帮你买股票，问题在于，经过这个环节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他不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基金来回做短线狂炒，拿基民的钱不当钱，为什么呢？有些基金和券商本身就是一家的，它来回倒腾是要交手续费的，手续费出自投资者，而受益者却是券商！更有甚者，大搞老鼠仓，拿基民的钱为自己牟取私利！还有的拿基民的钱胡乱投资，把基民的血汗钱当炮灰、当工具！

　　由于监管缺位，这些基金凭什么为基民卖力？由于制度漏洞，这些银行在设计理财产品时，凭什么向投资者倾斜？

　　因为制度漏洞，当那些可怜的投资者交出手里的血汗钱时，当他们试图通过理财专家、投资专家帮助他们应对物价上涨的压力时，换来的却是失望，甚至被掠夺感。

　　因此，除了诅咒人的贪婪与自私，我们更应该推动制度的完善。

　　我知道写这类文章，对于一位在证券报工作的人士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必须把这些写出来，只有当一个个画皮被揭开，掠夺者才能有所收敛，才能换来公平与正义。

　　除了埋怨，我们还要不停地努力推动问题的解决，推动制度的完善。

　　写于2008年2月28日

　　关于股市行情，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一直坚持两会前股市盘升的观点，而4200点，也是有关部门的心理底线——最近的三次新基金获批两次都发生在股市破4200点时。最悲观的时候，往往蕴含着机会。在市场充满恐惧的时候，自己的心要更坚强。当然，也要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在这里补充一点：股市的方向给散户投资者带来的，不是模糊的就是相反的，应该以更长一点的时间来看股市方向，不能局限于某日的走势。在目前阶段，我认为砍仓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关数据已经非常清晰地显示出了接单者的动向——他们在行动。目前的震荡是打压散户承受力逼其因绝望交出筹码的最后博弈阶段。在这一阶段，浦发银行与中國平安都在继续再融资，只不过是打了折而已。这说明，各种势力的博弈仍在激烈进行，外资势力仍在制造恐慌收集筹码。但最悲观的日子正在慢慢过去……利益分析法也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过去主要看政府、散户投资者、强势主力之间的博弈，而对外资势力考虑太少。当初在股市接近6000点时，我强烈呼吁空仓，成为当时的一个另类，连续呼吁空仓了近一个月，就是因为前几个因素，而没有充分考虑QFII因素，如果考虑到QFII因素，就会更准确地计算出其下跌力度，将空仓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是我需要深刻反省的。通过这些，利益分析法在逐渐完善中，但是，我今后尽可能地少判断方向，这个大家自己判断吧。我更多的还是努力推动制度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散户投资者。作为利益民生推动者，一些散户投资者被套，我是心如刀割，如果这是行为的结果，如果不能帮助大家摆脱这一点，我不知道公益性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作者:时寒冰

　　去年两起著名的“钉子户”案件中，重庆“钉子户”和深圳“钉子户”都大获全胜。当时《物权法》并没有实施，大家视之为对该法的宣传。刚刚二审宣判的广州猎德“钉子户”案件，是该市首起以《物权法》提起上诉的案件，算是对该法的应用。似乎中國的政策法律总是这样，宣传起来很美妙，应用起来却艰难。此案的判决中，几乎回避了《物权法》。倒是有一个地方提到了该法中提出的“公共利益”概念，却用错了对象。

　　《物权法》是这样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句话缺少主语，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它是“国家”，即公权力机构。也就是说，这条规定的对象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是为了限定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对物权拥有者的要求。

　　但判决书把公共利益用作了对物权拥有者的要求，它说：这次旧村改造是惠及猎德村全体村民的重大事项，猎德村整体改造计划涉及全体村民的切身利益和其他村民的公共利益。“钉子户”实际上对村集体的经济利益和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构成了影响。把房屋交付拆迁是“钉子户”们服从大局，积极配合猎德公司早日完成改造的应有之责。

　　该判决书的前面，已经认定宅基地属村集体所有，村集体有权收回；土地与地上的建筑物不可分离，所以房屋应该交付猎德公司拆除；并认为该公司已经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了由大多数村民股东同意的补偿方案，“钉子户”应受该方案约束；同时肯定了猎德公司的行为是为了公共利益。其实“钉子户”的诉讼中也没有对公共利益提出疑问，判决书后面再专门列一条来强调公共利益似乎没有必要。如果说有必要的话，那么我只能解读为它不是为了辨识权力机构的行为是否合法，而是为了用公共利益来压制私人利益，所以才会有在结论中谈到“构成影响”、“服从大局”、“积极配合”这样的话——这种话并不是在讲法理，而是带有胁迫性质的，不像法律用语，倒是我们熟悉的官场术语。

　　权力机构只能因为公共利益才能拆迁，但拆迁户不一定因为公共利益就要同意，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拆迁户认为补偿不合理，当然可以拒绝同意。上诉中，“钉子户”提出了具体的补偿要求，判决书应该就这些要求进行甄别和判决，而不是大而化之地用“公共利益”来打发。至于说对公共利益构成影响，也颇有些诡异——既然你也承认这事需要协商，还没有商量好，你就单方面确定一个时间表并开始行动，然后根据这个时间表来怪罪对方造成影响，好像有些逻辑不通吧？如果拆迁户还没有同意，房屋周围就被挖成了大坑，到底是谁对谁造成了影响呢？法律上的相邻权应该怎样解释？

　　我并不认为猎德“钉子户”就应该胜诉，也没有能力去判断他们的具体要求是否合理，但认为判决书上的这些话的问题十分明显，是行政动员令而不是法律文书，也怀疑写下这些话的人到底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

　　至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其上建筑的物权，是一个国家性的结症，恐怕广州地方法院并没有能力给出圆满的答案。我只知道，城市市民已经得到承诺，拥有７０年住宅土地使用权以及７０年之后的自动续约权，但是如果村民们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那么这个承诺就是靠不住的。

　　作者:长平

　　山西青年许霆在广州“幸运”地遇到一台白送钱的ATM取款机，一时贪心取走了17.5万元人民币，近日被判无期徒刑，引起专家和民众的共同震惊。无论从法理还是常识看，这都是一个刑罚严苛的判决。在这个案子背后，不仅司法公正受到质疑，银行的公众形象也再一次跌到底谷。

　　当事的广州商业银行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却拒绝喊冤，不肯对媒体详细说出自己怎么受害了。许霆取款逃亡途中，有意还钱，但银行无意接手，只告诫他无论如何都要坐牢。媒体调查发现，ATM厂商早已经赔付了银行的金钱损失。那么银行的受害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老虎屁股被摸之后的感觉，威严的冒犯和潜在的危险。因此许霆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是这17.5万元本身的估值，而是另外的东西。大家不明白的是，银行作为与储户平等的商业主体，怎么就多出了那么多东西来？网民们比较了发生在英国的几起ATM送钱事故，发现受损和难堪的首先是出错的银行。其中一起事故中，储户排队占便宜，简直是一场狂欢。另外一起事故中，有人恶意取了13万英镑，被判监禁一年多，家属大骂银行和法官。无论如何，银行都不至于理直气壮地恐吓储户，直接宣布其刑期。英国那位母亲说，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勤奋劳动者，遇到意外的馈赠为什么不动心呢？在中國，普通人贪图小便宜，在媒体上所受到的道德批判往往超过大贪官。如果有一辆运钞车撒了一地钱，媒体最关心的不是这车怎么管理的，而是谴责哄抢钞票的路人。但是另一方面，扪心自问，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许霆。比如取款时ATM多吐了一千元，有多少人会还回去呢？还回去是否会遭遇银行傲慢而复杂的调查？这个案子如果说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极端残酷的现实面前，人们终于开始关心撒钞票的运钞车等类似问题了。

　　事实上，很多人都被ATM吞过卡或者吞过钞票。这时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银行投诉，等待银行按照自己的程序处理。如果刚好要下班了，你可能得耐心等到次日再去一趟。如果运气不好，还有可能耽误多日。谁能说这些时间内银行没有侵占和挪用本该你早点取出的钱财？当然，银行很难被证明有主观故意，绝对没有刑罚之虞，甚至也没听说过被吞卡有什么赔偿；如果你挂失不及时，卡里的钱丢了也是自己活该。有一天，银行发现要帮你取出卡来很麻烦，说不定还要收费呢。银行动辄增加收费项目，甚至连排队也要交钱，而相应的服务水平不是提高了，反而更加傲慢，这是中國的一个奇特景观。我家楼下的一家银行，因为存款或挂失要留身份证复印件，一直备有复印机。有一天，复印机要收费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复印机搬走了，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的储户得自己出去找复印机。按规定，提供身份证就可以存钱，银行你有多余的要求我不抗议就不错了，怎么还要我来负担呢？这就好比过海关时被照相或者摁手印，海关居然要求旅客出钱买设备一样。

　　普通百姓遇到许霆那样的“运气”也不容易，跟银行打交道的多是这些琐碎的小事。我想说的是，许霆案这样的极端案例背后，都是无数小事构成的逻辑链条。

　　金融机构应该受到特殊保护，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但是如果特殊到为所欲为，对稍有冒犯者就置之死地，那就只有專制極權的皇帝可以比了。国家至大个人渺小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教育着中國人。如果银行总以国家财产的守卫者自居，而不回归到商业机构的位置上来，大大小小的许霆案随时都会发生。

　　作者: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