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國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估计有40％左右（以农村妇女为主）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扣除不孕不育率，实际生育率在1.3 左右），根据极高的二胎结扎比例，农村一般超过90％，这部分妇女，即总人口36％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

　　因此，先扣除这部分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國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日本战后三年“团块世代”婴儿潮奠定日本几十年的繁荣）。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國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

　　作者:易富贤

　　一、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使得中國少生2亿多孩子，从理论上中國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而笔者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國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1].中國从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國平均的2.04倍，是中國城市人口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國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國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國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2].

　　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多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的损失。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老百姓家庭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的，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是你这1000元被娱乐场所“盯上”，那么你就会血本无归。那么中國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國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中國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光是工资这一项就不少。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决策失误等。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國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

　　2、腐败。

　　中國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根据中國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國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4].

　　3、税负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國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國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美国收10元税，只有0.5元是成本，而中國收10元税，有4-5元都是税收成本[5].也就是说：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的一半，都被他们自己花光了！

　　4、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國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國经济平均增长率 [6].中國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5、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于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國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仲共中央黨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國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7].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8].《中國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贫富差别拉大，消费率持续走低。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扩大。近期，由财政部组织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数为0.46.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0].中國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國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國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國“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二、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计划生育既惯坏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

　　从上面分析可见，行政成本增高是中國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行政成本增高、官员过多、过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腐败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由于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于是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而为了刺激消费，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教育、医疗产业化， 房地产市场化。

　　中國行政成本成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里？说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韩国、台湾等行政成本不高；说是中國特殊的发展阶段吧，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國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國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國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就是中國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國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國行政、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盯上”了。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财富的底线，国家获取太高比例的财政用来行政成本。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11].

　　为什么民众对改革的反思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中國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虽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国家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幅度远高于GDP增长，更是远远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绝对收入还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领地纵向比较，有种知足感。并且国家经济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程度，就像水煮青蛙一样，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近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问题出现后，已经威胁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才发现我们的很多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极不合理的。其实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感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只是农民没有发言权。城市对威胁的滞后感受，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城市普通百姓经济水平比农村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1个孩子，农村平均超过1.5个孩子。要是占有社会发言权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个孩子，家庭生存底线就会明显提高，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的余地就不大，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也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的是超生农民，因为中國的主流消费和公共消费（如医疗、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设计的，比如农村的教师、医生、乡镇干部的待遇都是对照城市员工的收入而不是农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农村超生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的代价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说他们除了超生罚款外，还以很高的成本在养育两三个孩子。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觉的苦难，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说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超生。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那么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包括住房的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劳动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也就是劳动者繁衍儿女的生活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候，这个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

　　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2/3的这部分工资。中國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住房商品化、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企业和政府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就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比如生产同样价值，中國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9倍，泰国的3倍），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政府和企业在获取劳动力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现在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税收等途径，筹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的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个家庭少生一两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想一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有什么比家庭结构的畸变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了？将一个人置于强烈放射线下，绝大多数细胞发生畸变，整个人难道还会正常（会导致多器官癌变的）？主流家庭的在被强制的情况下都出现家庭结构畸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变，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畸变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消费畸变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畸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态势。研究中國的经济，无视家庭结构的因素是不应该的。

　　有人说一个孩子就已经感到困难了，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根本养不起，幸亏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再仔细算一笔养孩子的帐：中國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据中國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还有行政成本等其他开支。而其他国家光是工资总额就占GDP 的54%-65%.就是说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财富太少了。假如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财富从目前的25%上升到50%（这个要求不算高） ，意味着每个家庭财富增加一倍。假如现在财富单位为100，夫妻双方加上独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财富单位为200，一个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财富单位40，人均财富拥有量比现在还要多。并且主流家庭都养三个孩子的时候，养孩子本身的成本将会降低，总体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不过增加1.3亿人口（最夸张估计不超过2.2亿），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最夸张估不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就业影响不大（并且，虽然全国总体劳动力并不短缺，单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劳动力），但是养育这1.3亿（2.2亿）人口减少妇女工作时间（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國女性劳动参与率罕见地高，占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这1.3亿（2.2亿）人口的本身消费又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消费理顺后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没有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总体来说还能大大缓解现在就业压力，从物质上来说，现在养活13亿和养活14.3亿（15.2亿）没有太多差别，比如目前中國“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样的道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不但娇惯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不容易。

　　来源：光明观察 2006-7-19

　　作者:易富贤

　　中國一胎化政策近年颇受诟病，“罪状”不少，比如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等等。最近另有研究指出，过去认为计划生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可是该研究结果证明，计划生育条件下新生儿生理缺陷的比率反倒高出许多。因为生育本是最自然不过的行为，计划生育则打破了这一自然行为，从而导致新生儿生理缺陷比例升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不仅没有提高人口素质，反倒降低或恶化了人口素质，起码在出生时生理缺陷这个指标上。

　　更有论者指出，四川地震再次从社会层面凸现一胎化计生政策的负面作用。震灾中死难的许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而且他们的父母岁数已超过生育期或最佳生育期。丧明之痛同时也几乎等于终生无子嗣之痛，真是痛何如哉！

　　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人论及本文提出的这个问题，即一胎化政策让中國几乎不再有头生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叫没头生子？独生子女难道不个个都是头生子吗？不，独生子女不等于头生子。我这里使用的头生子概念，是指第一次怀孕并生下的孩子，并非指第一个被生下的孩子。在实际生活中，独生子女，尤其是城市独生子女，更尤其是高学历、晚育的独生子女，几乎个个都不是第一次怀孕并被生下的孩子。按怀孕的次数排序，这些独生子女不是老大，而是老二、老三、老四、老N.在他们之前，其母亲已经怀孕数次，只是每次都被刮宫流产，未得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下来。

　　我曾经随即访问过几个朋友，并从记忆里搜寻朋友圈中的例子，的确触目惊心。我们这些的孩子，看起来个个都是独生子女，实际上却个个都不是第一次怀孕生下的孩子。有的甚至是第四、第五次怀孕所得，此前怀的孩子全给“做掉”了。这些侥幸被生下的孩子，看上去胳膊腿儿齐全，出生时没什么视觉看得出的缺陷或残疾，但其生理品质比第一次怀孕生下的孩子要差很多。道理如下：孕育胎儿就象庄稼生长，如果同一片土地上，长一棵苗给锄掉了，长给一棵苗给锄掉了，数番之后，土壤肥力严重下降，再长出的庄稼必然先天营养不良。子宫壁就象生长庄稼的熟土，流产一次，子宫壁变薄一次，犹如水土流失一次，熟土层变瘠一次。最后虽然也收获了，也分娩了，但那籽粒、那胎儿，其看不见的品质实在已退化得相当严重。他们来到世上虽然风风光光被称为“小皇帝”，实际却是硗薄土地上长出的庄稼苗儿，十足的“胎里贫”。

　　在自然状态下，第一次怀孕的头胎孩子，无论身体健康程度还是心理、智力水平，都是最优秀的。可是如今在中國，相当大的群体里，尤其是在城市、高学历、晚婚群体里，几乎不再有第一次怀胎的头生子，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不只是个人的问题或家庭的问题，长期以往，它必然降低整个国家、民族总体的身体和智力水平。

　　顺便说一件趣事。4月份我自英国去挪威斯塔万格市，为该市圣乌拉夫中学的学生介绍中國社会和文化。有位同学忧心忡忡地问：“中國实行‘一个孩子政策’（One Child Policy），那如果生了双胞胎怎么办？”我笑了，解释道：“一个孩子政策”的翻译不准确，实际是“一次生育政策”。一个母亲一生只可生育一次，一次无论生几个孩子，都没问题，不算违法。孩子们释然了。

　　作者:焦国标

　　中國自1979年正式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中國政府最近还一直重申，不会改变、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这块土地上，对执政者，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而言，多出生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多生一头猪是很受欢迎的。按照官方的理解，中國每多出生一个人，人均GDP就降低一点。相反，每多出生一头猪，人均GDP就要增加一点。计生部门告诉了我们：养人还不如养猪，养孩子越多越赔钱。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响亮口号：“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他们的逻辑是：养孩子花钱，养猪赚钱，人多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少了，人少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多了。人多拖经济发展的后退，猪多经济发展才快。所以，人越少生越好，猪越多生越好。其结论似乎是，人口不如牲口。似乎到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一个人和N亿头猪的时候，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了。这种人口政策，其论据听起来头头是道；其结论却荒诞不经。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错在哪里？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对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它认为人的生命不重要，人的财产不重要，人的尊严不重要，不把人当作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个体。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存在极其野蛮、残忍的侵犯人的生命权、生育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以致家破人亡。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了出现了许多毫无人性的标语口号，充满了暴力、血腥，以毁灭财产甚至消灭生命相威胁。云南某农村写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四川某乡村路边农舍上写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山东某农村写的：“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写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江苏多处农村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湖南某县写的：“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地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墮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些恶语不仅是口号，而且是行动，甚至有些行动超过了这些口号。

　　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预设是人是国家养活的。人口越多，国家养活的负担就越重，要减轻国家的负担，就必须减少人口。牲口可以多养，但是人口要减少。它把人放在为国家服务、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地位上。这完全是从对人价值极端工具化、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出发点来考虑的。这种把人当作国家工具的看法，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把人的数量称作“人口”，这使人联想到被喂养的“牲口”。计划生育政策，只看到人有需要国家喂养的口，没有人也可以创造财富的手，只见人口、不见人手。把人的问题看成是吃饭问题，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和国家主义观念。事实上，中國的发展和进步正是靠人手推动的。中國历史上人口增加较快的时候恰恰是文明发展较快的时候。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在几多年后中國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但若中國人口跟美国一样多，或者略少于美国或同步增长，会有人讨论中國在哪一年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吗？使中國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可能的正是中國远远大于美国的人口基数。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第二错误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建立在对社会的错误看法基础之上的，它否认社会有自我平衡人口的能力，相信国家权力是万能的，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甚至用暴力消灭生命，才有可能控制住人口的增长。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社会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人口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社会的在人口上的自我平衡能力，尤其使破坏了家体在平衡人口中的计划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在对宣传中把计划生育称作“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但是计划生育根本不是家庭的自我计划，而是对国家用强权对家庭的强行计划。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现象，家庭自身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它也是调节社会最主要的自然手段，家庭根本不需要国家计划，家庭自己知道如何计划。计划生育恰恰用国家权力对家庭进行计划，所以它根本不是家庭计划，而是国家计划。只要允许社会自我平衡，在方方面面给人们充分的自由，人类根本不需要用野蛮的手段（如战争、强制绝育或者强制流产的手段）就可以有效实现人口的平衡增长。

　　计划生育继承了计划经济的错误看法，认为人是创造财富的负担，财富的根本来源不是人，而是自然资源；认为人口越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越少。实际上，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所界定的自然资源，都是人所认识到的自然资源。人所发现的自然资源固然是财富，但是最终要的财富还是藏在人的身上，并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展现出来。只要把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财富就是无限的。把人的创造力扼杀了，像计划经济那样，财富的源泉就枯竭了。人才变成负担。失去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人才成为负担，而计划经济剥夺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计划生育政策不尊重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非常富裕的国家在占有自然资源上却偏偏很少。像盖茨和巴菲特的这样的富豪，也不占有多少自然资源，他们有的只是脑子里面智慧和外部的自由环境。

　　即便是自然资源，其内涵也是随着人的认识不断变化的，有弹性和进化、发展的概念。自然资源是通过人的智慧不断发现和利用的。五百年以前没有人认为石油、铀矿是自然资源。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把它变成自然资源的。人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 （氮肥、太阳能）。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通过人的创造力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

　　像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政策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没有看到最重要的财富在人脑子里。所以，人口不是决定国贫国富的原因。只要剥夺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创造财富的人手就变成只消费粮食的人口，变成需要被养活的净负担。

　　像计划经济认定国家有能力确定产品的价格一样，计划生育政策认定国家能收集完全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有能力找出适合一个国家的最佳人口规模。但是人口的变化是自然演进的过程，根本就不存在“最佳人口规模”这样的东西。政府也根本没有能力、也收集不到做出最佳人口规模的判断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而也没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政府根本无法知道一个社会最优的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

　　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就是把人由自我养活者变成被养活者，由财富的制造者变成财富的消费者。人口膨胀并不是盲目生育的结果，而是自由短缺和国家强制的结果。人口增加不是贫困的来源。自由的缺失和错误的制度才是贫困的原因。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都断定，人口过剩是由于盲目生育或者过度生育造成的。因此要由国家来加以计划。其实中國历史上的生育模式总的来说都是自发的生育。指责这种模式是“盲目的生育”是很不准确的说法。如果中國人口真的相对过剩，那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中國的土地国有化，是剥夺私人对土地的财产权。这种制度把农民拴在土地上，农民要耕种土地养活自己，就被迫从事农耕，加上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被迫生育更多的孩子，被迫生育男孩来种地、养老。第二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不允许劳动力流到能发挥自己更大价值的地方，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一起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强化生育更多孩子的冲动。第三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承认人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人不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财富，人被迫变成依附土地和单位的工具。第四是政治法律制度。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法治社会，会加剧生活的不确定性，加剧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心。为了缓解恐惧与担心就自然希望自己有许多孩子，而且最好是多有男孩。恰恰是这些制度造成中國人口虚假过剩，这些因素在中國计划生育政策中完全被忽略了。

　　计划生育背后的另一个假设，是减少人口可以增加就业。既然有失业是个问题，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自由短缺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的。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工农业需求。第三产业的兴盛为剩下的70%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在计划经济下，第三产业通常是最不发达的。相反，经济自由越充分的，创业的制度环境越好，就业就会大大增加。

　　中國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和后果。

　　第一，它造成了中國巨大的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和巨大的计划生育预算。如果把中國人养得计划生育这套官僚系统全部撤除，把计划生育的官员全部解散，纳税人的负担家会大大减轻。计划生育大大加剧了中央集權，巩固了不良的制度，强化了国家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包括对普通公民的私密生活的监控。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恶化了中國人口结构，造成人口逆淘汰、老龄化的提早到来。

　　第三，计划生育强化了性别歧视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第四，破坏法治、侵犯人權。计划生育是很粗暴、粗糙的政策。

　　第五，计划生育造成独生子女儿童没有正常的社会成长的环境。其不良影响以前基本上被忽略，现在还没有全部显现出来。

　　自由主义把人当作獨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生育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人不仅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其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而且人的消费行为本身是财富创造了动力之一。如果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就应该是让公民享受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让市场和社会来自行调节人口结构。良性的人口政策首先要尊重人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来说，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和无产階級專政的产物。与计划经济思维一样，计划生育试图去计划根本不能而且不应该计划的东西。计划经济退场了，计划生育政策能持久吗？希望计划生育至少能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刘军宁

　　最近一则关于深圳外来工退保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小平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说：“去年深圳共有439.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根据现行政策，企业为农民工代缴部分只能留在原地，这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八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何小平认为，养老保险跨地转移难,使这项惠民政策让农民工觉得是累赘。深圳关于外来工的社保政策一直广受非议，退保人数之高反映社保政策对外来工没有吸引力，不过这几年退保人数逐年增多，反映了中國经济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中國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短缺，持续近二十年的人口红利渐趋枯竭。

　　所谓“人口红利”，简单点说就是指劳动力丰沛，可以为经济成长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政府和企业的养老、医疗负担很轻，而储蓄、消费容易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因而被形象地视为对经济成长的一种“红利”。但是近年珠三角出现的民工短缺潮，反映中國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应”，除了少部分转移到长三角等地区之外，多数选择回老家生活，结婚生子。两三年前，有学者称，“中國今后十五年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广东正处在人口红利期”，但是现在的情况远没有那幺乐观。金心异在《广东十一问》中第一问就提出广东人口红利问题，引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高度重视。汪洋说这些问题都要研究，给予回复。

　　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专家们预计广东的人口红利期机会窗在2037年关闭。不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中國的人口红利期并不像其他地区那幺有规律，因此非常有可能出现人口红利期陷阱，也就是大量劳动力回潮造成劳工短缺，同时引起消费不足等问题。目前，广东经济发生的变化给我们敲响了中國人口红利陷阱的警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九十年代这些人口就为中國经济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进入结婚生育阶段，住房消费等随之提升，促进了这十年来中國房地产行业的大跃进式发展。然而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社会，中國的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我的几个亲戚在广东打工十几年，现在都纷纷回家，或者务农（这几年粮棉价格大涨，种田比外出打工更划算），或者做生意，他们的子女刚成人，但是已经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了——不愿去工厂工作，宁愿在网吧、酒店打些杂工，自己挣钱自己花，反正还不需要赡养父母。我在想，上亿人涌向沿海的迁移景象是不是行将结束？

　　去年A股市场火爆时曾看到一份分析中國股市长期趋势的投行报告，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将是未来影响中國股市、楼市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时间点将在2010年左右。这与世界银行对中國经济增长的预测基本一致。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日前在北京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國消失。如果人口红利消失，那会呈现什幺景象呢？吉米内兹说，根据一些中國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國经济增长的２７％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中國的经济成长会下降四分之一左右。假如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那幺经济成长下降幅度应该更大，尤其像广东这样高度依赖加工制造业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广东现在对人口红利问题非常重视。

　　面对可能出现的人口红利陷阱，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快进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成长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广东很早就提出产业结构转型目标，但是成效似乎不显著，目前广东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就反映出广东的转型困境——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模式，要淘汰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这类企业成批倒闭，给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广东经济发展相对全国来说具有超前性，一般来说较内地超前5年左右，广东目前的转型困境5年后也会在其他地区涌现，因此广东的人口红利警讯不可不重视。

　　除此之外，从更长远来说，20年后中國社会还将面临这一次人口红利消失的冲击——那就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量退保回家之后，20年后他们靠谁养老？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能否承受得了？这些老人把青春献给了沿海发达地区，却在内地养老，内地是否应该承担？可见，人口红利问题关系到中國长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广东能否在这个问题上探索成功，无疑是广东新一轮改革的重头戏。

　　来源：呙中校的博客 http://gzx1975.spaces.live.com

　　作者:呙中校

　　1.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不成立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真正理由有四：

　　1）、由于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条例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孩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2）、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预计每年净增人口在800万人到1000万人之间，总人口到2033年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3）、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2005年━2020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一个小高峰。

　　4）、近期放开生育政策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

　　1.1、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只有8000万，不到1亿）。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理由。

　　1.2、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对未来人口预测是错误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中國人口总量到2010年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左右。

　　依照这种趋势，那么2006年应该增加1300万以上（《大国空巢》15章有详细分析）。但是国家统计局《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认为2006年只增加692万人口，没有1300万，也没有1000万，甚至没有800万。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死亡人口将激增，每年净增人口将急速减少，2006年净增人口只有692万，一两年的预测就与事实相差甚远，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左右？其实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增加692万”数据还是“修正”后的数据。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客观数据，2001年到2005年这5年共出生6846万人，死亡4143万人，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2001年到2005年每年平均死亡828万人口，每年只增加541万人口，今后每年死亡人口翻番，育龄妇女差不多减半，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

　　2006年我根据前17年人口变化推测未来15年人口变化，发现中國人口将于2016年开始负增长，高峰人口只有13.4亿。2005年1月我用同样的方法预测2006年中國人口增加609万，而计生委预测至少增加1167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年人口增加692万（有水分），与笔者的预测结果接近，而与计生委的预测相距甚远。并且我采纳的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修正”的人口数据，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份，比如依照国家统计局“修正”的资料，2000年增加957万；而依照人口普查原始数据，2000年死亡814万，出生1379万，就是说实际上只增加565万。因此要是不停止计划生育的话，人口负增长时间还要提前，人口高峰也不可能达到13.4亿。

　　1.3、育龄妇女高峰不足以引起出生高峰

　　再看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强调的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数量与出生高峰的关系。

　　图中数据采纳历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到2005年出生女孩数据采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从图可见，育龄妇女高峰不一定导致出生高峰。1990年之后育龄妇女人口大幅增加，但是出生人口却急速减少。2005年到2020年的育龄妇女高峰明显低于1990年到2000年的那个高峰，1990年到2000年那么大一个育龄妇女高峰都没有引发出生高峰，2005年到2020年那个小育龄妇女高峰还能引发第四次出生高峰？

　　从上图可见，生育率才是出生高峰的直接原因，1950年代的出生高峰是由于6.0左右的高生育率。1962年到1977年的人口高峰前半部分（1962年到1970年）是由于高生育率；后半部分（1970年到1977年）是由于1950年代出生的妇女到了生育年龄，并且平均每个妇女仍然生育4个左右孩子。1982年到1991年的出生高峰是由于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女孩到了生育年龄，并且还由于1980年代维持2.4的生育率。光从育龄妇女结构来说，中國1980年代的出生高峰应该延续到2000年，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第三次生育高峰在1991年之后嘎然而止。

　　综合上面两图，合并成“出生高峰、生育率、育龄妇女的相关图”。我们可以从这幅图清楚地看出，影响出生高峰的主要是生育率而不是育龄妇女高峰。

　　日本1940年代的第一次出生高峰在2.0左右的生育率前提下才在1970年前后引发出第二次出生高峰（并且第二个高峰明显偏小），但是由于生育率降低到1.5以下，第二次出生高峰在1990年代不能继发出第三次出生高峰。

　　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世代更替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68人，再降到现在的1.1 人。中國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不停止计划生育，根本不可能出现第四次出生高峰。

　　1.4、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生育高峰”越高越好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补偿性生育高峰”。但是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

　　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和欧洲现在出生人口倒是平稳地减少了，但是意味着今后国力的减弱。

　　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1960、19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19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指出，“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只占现美国人口的28％，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占美国整体经济10兆美元的一半，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而欧洲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战后婴儿潮没有继发出新的出生高峰。用以人为本的的方法分析各国的实力才能发现真正的原因。

　　中國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國还谈什么崛起？

　　1952年到1958年这个出生高峰平均每年出生1991万，1959年到1962年这个低谷平均每年只出生1407万。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是1952年到1958年的1.33倍。停止计划生育今后10年即便每年出生2500万，也只是目前的1.88倍，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即便在两三年出现3000万的高峰，也不过相当于1963年的水平。1960年代中期面临生产不足、物质短缺、学校扩建、师资培养，但是还是将每年近3000万孩子养育成人；而现在的校舍都已经建好，师资已经培养好，面临的是生产过剩、消费萎缩和就业不足，今后面临的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问题。难道养育每年出生的3000多万孩子还是难事？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一举多得。

　　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他们到老年之后，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以上（国家统计局宣称2006年死亡人口只有892万，今后每年死亡人口将是现在的两三倍）。

　　因此像中國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才能防止人口锐减。如果在今后10年每年出生人口平均超过2500万（印度现在的水平），执政者将因此而功载史册。但是停止计划生育等到三四年的“补偿性生育高峰”之后，靠新一代年轻父母，无论如何每年不可能出生2000万人口的。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09万女孩，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估计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平均每人需要2.5个孩子才能使得每年出生2000万，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个以上才行。但是这一代人是生育文化断代的一代，少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他们愿意生、有能力养育3个以上孩子？而1996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扣去死亡和不生育妇女，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她们能够生育2000万孩子？

　　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國早20多年。如果20多年之后，中國的生育率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的话，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國每年人口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还是难以防止中國人口锐减。

　　1.5、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生育高峰”有多大？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國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估计有40％左右（以农村妇女为主）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扣除不孕不育率，实际生育率在1.3 左右），根据极高的二胎结扎比例，农村一般超过90％，这部分妇女，即总人口36％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

　　因此，先扣除这部分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國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國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

　　1.6、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反对调整人口政策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比较了全世界各国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动态关系，发现二者高度负相关，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TFR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會主義国家的TFR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TFR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

　　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TFR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TFR为1.9.中國的HDI 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中國2007年HDI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TFR分别只有1.62、1.56.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多胎，但是“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越南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國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光是放开二胎是不够的。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之后很难反弹。原因是工业化所引起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是难以逆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虽然以胡錦濤總書記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在想方设法改善民生，但是解除“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化解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还任重道远。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1.7. 国家计生委没有稳定生育率的能力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002年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的大会报告中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

　　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开幕式上强调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可见中央是要求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

　　但是十多年来，生育率却一直在不断下滑，而不能稳定在中央所要求的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水平（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至少也得在1.8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现在已经降低到1.2-1.3的超低水平。

　　国家统计局认为2000年底中國人口为 12.6743万，“十五规划”人口控制目标是2005年13.3亿，这五年需要增加6257万人口（每年增加1251万）才能在2005年达到13.3 亿；但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國人口才13.0756亿（国家统计局长承认水分超过4600万），五年只增加4013万（每年只增加803万），只相当于预期的64%.比中國的控制目标少出生2244万人口，相差36%，还叫作“稳定生育率”？

　　国家统计局资料认为2005年1月6日中國人口达到13亿。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逐年增加，那么2005年、2006年人口增量需要远高于1167万。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人口增量只有768万，2006年人口增量只有692万（实际上可能只有400万左右）。这说明中國的生育率根本无法稳定在1.8，而是远离1.8.

　　中國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8，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在这个发展阶段是生育率和生育观念急剧转变期，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很难稳定在1.8.

　　可见稳定生育率的任务非常艰巨。稳定低生育率，难点在“稳定”，责任也在“稳定”，“稳定”二字是千斤重担！但是计生委没有稳定生育率的能力，只有降低生育率的能力。按照十七大的“以人为本”的这一执政理念，现行人口政策面临方向性调整。

　　2. 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

　　2.1. 停止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非常态，应该无条件恢复常态。民间热议已达成“必须尽快调整”人口政策的共识。现在的人口数据可以一再“修正”，但是今后计划生育的恶果是“修正”不了的。人口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现在暴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比如目前只有4000万老人享受养老金，但是社保就已经出现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将越清晰、越严重。今后四亿老人等着养老，四千万光棍等着找老婆，民族需要持续发展。并且人口数据也只能“修正”一时，不能“修正”一世，今后的人口普查还是会将真相公布出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在人口政策上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2. 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提高养育能力

　　现在生育率低下，很大程度是因为生活压力增大，养育能力降低。并且产业升级快，“就业替代”频繁，存在很高的失业风险。应该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医疗、教育、住房等），以提高养育能力；加大社保投入，不但让失业家庭基本生活有保障，也让他们养育得起孩子。美国生育率能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除了传统的生育文化上回归外，还因为民生压力比其他国家要低。韩国生育率只有1.08，与住房等民生压力大很有关系。

　　2.3. “添丁不加银”—养孩子要适当社会化

　　现在物质再生产和分配已经社会化，而人口再生产却没有相应社会化。养孩子的投入主要在家庭，产出主要在社会。人口结构最为健康的美国，很多收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添丁不加银”，类似中國清代的“摊丁入亩”（为清朝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公园、游泳池等公共场所的门票以家庭为单位，医疗保险也基本这样。美国普及从学前班到高中的13年全免费义务教育（有些地区是14年免费教育），并通过税收等途径“惩罚”单身和丁克家庭，而给多孩子家庭减税，多孩子家庭上大学享受学费优惠。

　　2.4. 将生育当生产看，尊重男女的天然分工，建议设立母亲节

　　男女分工是天然的（李白在《蜀道难》就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不意味着不平等，忽略男女的天然差别、分工是对女性最大的歧视。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现在物质再生产有报酬，人口再生产是免费的，“造人”不如“造物”，驱使女性过度参与物质再生产，等于是挪用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成本。穆斯林国家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妇女劳动参与率低。中國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17位。20-30岁之间是妇女最佳生育时间，但是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这段时间又是奠定事业基础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将这段时间用来学习和工作，而不是结婚生子。日本有一半的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条件，等有生育条件后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晚育并且增加残疾儿童的比例。应该改善女生的学制，用分配的杠杆来平衡妇女花费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鼓励妇女在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三个孩子的任务。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让生育与养老金获益适当挂钩。

　　2.5. 建立新型稳定的家庭模式，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

　　古代自然经济使得男女分工明确，互相依赖，家庭稳定，利益一致，同心协力抚养小孩。现在男女分工不明，经济獨立，离婚率高，既浪费生育时间，又提高生育成本，不利于人口再生产。需要通过税收等制度，将单身男女往家里赶，并且不愿意离婚。增加离婚的难度，加强对未成年孩子的保护，加强对已经生育孩子的妇女的法律保护。现在由于孩子少，媒体过度地宣传爱情（将爱情看得比生命还要高，那就当然比社会责任要高，为了新爱可以随便离婚），将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爱情，婚姻简单依赖于性激素水平，爱得死去活来，离得随随便便。要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家庭既是感情、物质利益共同体，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2.6. 消费要适度，不要过于超前

　　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这是第一消费。必须在保证这个第一消费前提下才发展其他的消费。无序的其他需求挤压了对人口再生产的投入，比如以2000年的消费能力如果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媒体不要光聚焦娱乐名人，要面向普通大众，抑制社会攀比风尚，压缩结婚、生育成本的“水分”。清纯的民风对于生育率的提高很有必要。

　　2.7. 保护生育器官

　　宣传生殖健康知识，加强食品安全。人流和性病是不孕的重要原因。减少人工流产，控制性病传播，降低剖腹产比例。防止性解放思潮的泛滥。

　　2.8. 挖掘老人资源

　　中國现在家庭小，老年人多，鼓励老人老有所有为，帮忙带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2.9. 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物质条件就像食物的原材料，生育文化是烹调技术。成功的生育文化将节省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中國传统生育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精神宝库。由于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剧变，要想完全恢复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在重建新型生育文化过程中，需带一些“旧土”，保留一些传统的生育文化。比如重视家谱文化、祖宗文化，将清明节、中元节作为法定假日。

　　2.10.正视现实，找出对策

　　以前，将一切问题都往“人口太多”上推而不主动找出路；今后要防止将责任往计划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要从现实出发，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寻找其它方法解决老年化、性别比严重失调等社会问题。

　　人口政策调整成功的标准：主流家庭愿意生并养得起三个孩子。不仅仅要求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全面改善民生（中央政府已经在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了）。可见人口政策调整是最高层次的政治改革，其影响将延续上千年，功近而德远。

　　3. 建议尽快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人口数据（尤其是生育率资料）是人口政策的基石。人口普查才能准确地获取人口数据。因为不能及时进行人口普查，中國在人口政策上有过惨重的教训。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之后，18年没有进行人口普查，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已经失控，于1980年匆忙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一系列问题（将使得今后4亿老人老无所养，4000万光棍被判无妻徒刑）。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普查，使得“九五”、“十五”规划的人口目标都落空（实际人口增量不到预期的三分之二）。“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中國在人口问题上吃亏很大，不能一错再错。现在由于社会转型，10的变化比当时20年还大，人口形势变化尤其剧烈，间隔10年太长。如果建国以来每5年进行一次调查，已经进行了至少11次人口调查，而不是即将进行第六次调查。

　　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2010年进行，鉴于严峻的人口形势，这一安排将导致中國丧失极其宝贵的人口战略调整期。强烈建议立即着手在2007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最迟也应在2008年进行六普。数据汇总分析需要一定的时间，正好为“十二五”规划提供基本人口数据。

　　人口是立国之本，搞清基本人口基本数据是重中之重。二战时美日中途岛海战，日本航母编队疏于侦察，仅有一架侦察机发现了敌情，又因为发报机故障无法发送消息，相比之下，美国动用了所有舰载机的三分之一作为侦察机，及时发现敌情，占尽先机，大获全胜。中國面临空前严重的人口危机，“侦察机”三年以后才能派出，到时候大错已经铸成，悔之晚矣！

　　中國已经有多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并且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来一直在准备第六次人口普查，提前并不需要过多准备时间。

　　1977年中央决定提前在冬季进行高考，抢半年也要抢，影响深远！考卷缺纸张，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人口问题周期更长，必须未雨绸缪。停止11年高考耽误了一代人，强制一胎化计划生育已经耽误了至少两代人，现在连基本的人口数据都不清楚，必须尽快查明这笔“糊涂帐”。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很快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人口学家和国家计生委官员认为是“女婴漏报”，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历次年度人口抽样调查不但没有将“漏报的女婴”找回来，反而发现出生性别比越来越严重，现在计生委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意味着今后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

　　中國历年出生性别比

　　资料来源：1965-1982年采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1983-1990年采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91-2000年采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1-2005年采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同样，所有客观资料都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國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 左右，但是人口学家和国家计生委认为是“超生漏报”，而将1.3左右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國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在至少有15%的不生育，那么实际上平均每个妇女只被允许生育1.17个孩子，出生人口需要超过三分之一是超生的才能达到1.8的生育率，这与计生委宣称的“不到6%的人违背政策”形成鲜明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不但没有找回“漏报的超生孩子”，反而发现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高度“关注”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找回“漏报的超生孩子”，再次证实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2、1.3.

　　如果2000年人口普查的1.22生育率是准确的话，当时就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该次人口普查被人口学界和计生委认为是不准确的，决策者也就无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存在。人口数据的“人工迷雾”使得“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國1990年以来的生育率水平”，人口政策也就纹丝不动。换句话说，现在人口政策还是依据17年前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在黑暗中计划生育又进行了17年，使得中央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1995年底人口为12.1121亿人，“九五”计划提出2000年总人口控制在13亿（五年人口增量8879万）；然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國人口才达到12.6743亿，五年只增加5622万人口。“十五”规划提出2005年总人口控制在13.3亿（五年人口增量6257万）；然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5年中國人口才达到13.0756亿，五年只增加4013万人口。“十一五”规划不得不将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从“九五”规划的14亿降低到13.6亿，即便如此，也意味着2005年之后的5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1049万人口；然而，国家统计局认为2006年只增加692万，意味着“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其实2005年的13.0756亿人口还有水分，国家统计局长也承认他们的13.07亿人口数据有超过4600万不对数（误差在2004年4600万的基础上“逐年扩大”），就是说2005年实际人口可能只有12.6亿。

　　1990年中國的HDI为0.627，2007年已经达到0.8左右，纵观各国发展历史，这个发展阶段是生育率急剧下降的过程。

　　印度2006年的HDI相当于中國1990年，印度的生育率已经降低为2.8.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國非常接近，中國2007年HDI相当于泰国2006年、巴西2004年的水平，中國2006年人均购买力相当于泰国和巴西2003年的水平，但是现在泰国和巴西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巴西和泰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完整的生育文化，生育率直线下滑；中國生育文化被摧毁几尽，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形成了爬蚤心理，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严格的1.38的政策生育率下反而能有1.8的生育率？

　　在HDI达到0.8之后，各国TFR都继续快速下降，比如韩国现在的TFR只有1.08，新加坡为1.07，台湾为1.1，香港只有0.95.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与各国的情况比较，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基本可信。中國人口形势十分危险，应该尽快进行人口政策调整，这是一次敦刻而克式的战略调整（1940年，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英国动员各种大小船只将大部份的部队撤离欧洲大陆，成功挽救大量人力，成为四年后反攻的根本）。人口问题周期长达数十年，现在耽误三年，将影响至少三十年国运，造成巨大损失。虽然依据现有的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7年第二次农业普查）足以停止计划生育（人口政策调整不要等人口普查，二者应同时进行），但是还是需要尽快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认清老龄化危机的严重程度，为今后人口政策提供依据。

　　这次人口普查，要千方百计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彻底破除过去17年的人口迷雾。要面向未来，而不能拘泥于与过去数据的连续性。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多大的代价也值。并且相对于继续计划生育的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人口普查成本是非常低的。建议由国家统计局獨立进行；排除利益集团（如国家计生委）和个人（独生子女政策的参与者）的干扰；大赦过去超生的孩子；舆论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使这次普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國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8，在这个发展阶段生育率瞬息万变。因此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每年进行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以求动态掌握人口数据，为今后人口政策动态调整提供依据。

　　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网名：中山水寒

　　作者电子邮件：yifuxian(at)gmail.com

　　作者:易富贤

　　中國的老龄化进程若是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也是一个伴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转变过程，那么应对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它只需像其他国家一样，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养老保险体系便可。

　　然而，中國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使得它的老龄化进程不仅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转变速度最快的。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对中國而言，它不但已经进入了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很高比例，同时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遭遇到了人口老化的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

　　由于开始年轻人口比例的下降速度超过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速度，生产性人口结构使中國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随着这一人口转变过程的继续推进，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越来越低，而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不断加快。这样的变化给中國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國得以在比多数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國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是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完成的。第二阶段——从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在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年短短２０年中就完成了。

　　中國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据联合国的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國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

　　劳动力短缺

　　这种人口转变实际上意味着中國将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联合国预测说，到２０１５年，中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國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１０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中國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國人口变化趋势与之类似。该中心称，到２０１３年，中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７２. １% 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２０１６年，届时将达到９. ９７亿。

　　鉴于中國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长量已开始下降，而“十一五”期间（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國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使用三个经济增长率设想值（１０% 的高增长率、９% 的中等增长率以及８% 的低增长率）以及两个就业弹性指标，我们可以勾画出六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以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作为劳动力供需的基数）。高就业弹性相当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就增长０. ２９７% （这是１９９１至２００３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低就业弹性则相当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增长０. ２３０% （较前者低半个标准差）。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无论出现上述哪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中國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

　　养老金困局

　　尽管中國在建立养老保障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但中國当前的养老金体系仍是典型的现收现付制。从国际上的经验看，这种体制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存在下去，否则就将难以为继。第一是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足以养活现有退休人口。

　　第二是行之有效的税收体系，这使得国家可以筹集到发放养老金所需的资金。第三是养老基金能得到良好的经营和监管，使其做到正确投资和准确发放。显然第二和第三个条件中國目前还不具备，而第一个条件──足以养活退休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也越来越成问题。

　　因此，这一体系为维持中國老年人口的生计而产生巨额缺口也就不可避免了。咨询公司麦肯锡（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预测说，到２０１０年养老金缺口将达１，１００亿美元。随着赤字不断增加，现行的现收现付制也将难以为继。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政府不强制占用个人帐户里的资金，仅凭社会统筹资金的年收入将不足以支撑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國社会养老金的名义替代率（退休金水平与退休时的工资水平之比）之高超乎寻常。不过，这么高的替代率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将来，仅靠社会养老金将不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工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退休人口的整体比例将迅速上升，保持目前的这种高替代率将是不可能的。

　　第二，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养老金也必须相应提高以保持实际价值不变。这意味着在人们退休以后，能领到的退休金也应该逐渐增多。最后，即便从现收现付制向资金充分保障制的过度成功实现，但由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来自个人帐户的养老金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除了社会养老金以外，还有必要为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拓宽资金来源。

　　不过，随着社会总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國传统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据中國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所作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國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正在逐年下降，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的数字分别是４. ４１、３. ９６、３. ４４和３. １３.

　　在那些有一位６５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有１６% 的家庭是一位老人独居；而在有两位６５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有４２% 的家庭是一对老年夫妇单独生活。

　　相对来说，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被过度溺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们长大后赡养父母的意识可能会比较淡薄。

　　这些独生子女家庭也使父母一辈对传统上靠子女养老的期待有所变化。中國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对“你老年之后是否希望靠子女赡养？”的问题，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回答。

　　受访者中，有７０% 的老年人回答“是”，而在３５- ５４岁年龄组（他们均是独生子女的家长）中，回答“是”的比例只有６３%.而且，越年轻的父母，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越低。

　　工作和退休

　　自从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國城市就业增长主要是因为非公领域、特别是非正规就业领域的扩大。这些新出现的领域虽然在吸收城市当地就业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领域的机构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积极性，造成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很低，这为将来的社会养老问题埋下了隐患。

　　比如，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比例与参加缴付养老保险的在职人员比例之间就存在明显缺口，这意味着这个保障系统将难以维持下去。１９９０年的时候，已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是４０. ６% ，在职人员的覆盖率只有３０. ５%.

　　１９９７年，在国务院提出城市人员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时，已退休人员中间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覆盖率是７５. ６% ，在职人员是４１. ７% ；到２００５年，退休人员的参保比例上升到８５. ８% ，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只增加到４８%.

　　在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或者很多人选择提前退休的情况下，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就会加重。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自己选择何时退休。据２００２年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男性人口的平均退休年龄是５７岁，女性是５０岁。当年的统计显示，男性平均寿命是７０岁，女性是７５岁。

　　也就是说，男性退休后还将继续生活１３年，而女性是２４年。假定中國社会男性和女性人数大致相等，那么人们退休后的平均寿命是１８年多，这个水平已接近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国家的水平。到２０２０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２２. ３年。从这个数字来看，老龄人口的赡养义务将成为一项高得难以承受的负担。

　　未来的路

　　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在一个日益老化且尚不富裕的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有很多种，具体要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作出合理的选择。

　　首先，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中國经济来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就非常重要，而这需要中國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

　　其次，随着现收现付型养老体系所要求的人口条件逐渐消失、社会保障系统需要个人积累作为支撑，养老体系做出相应的转变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第三，中國人家庭观念的恢复将有助于家庭充分利用内部迁移、生活安排来赡养老人。

　　第四，提前退休的势头能否得到抑制将取决于就业机会的形势发展，因此，对越来越突出的老年赡养问题，提高退休年龄并非有效解决办法。相反，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为所有年龄段的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才是一个基本的解决之道。

　　（编者按：本文作者蔡昉是中國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文译自《远东经济评论》）

　　作者:蔡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在制定具体办法的时候，大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划出了许多条条框框，诸如一些地方提出了“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的，经过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城镇居民一般只准生育一个子女”等等。根据社会调查和一些统计资料，笔者认为，上述这些法律法规在实际操作和运行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建议将其修改为“无论何种情况，不管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准许生育两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

　　首先，独生子女风险太大，意外伤亡事故的发生使一些独生子女父母老无所依。自２００２年开始，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就曾经多次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据统计，每１０００个出生婴儿中，约有５. ４% 的人在２５岁之前死亡，１２. １% 的人在５５岁之前死亡。根据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國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５７万之多。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天灾人祸总会使一些人过早夭折。尤其现在，不可考虑因素、恶性事故越来越多，据有关单位报导，近１０年来，全国中小学生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４万左右，因交通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原因死亡的中小学生平均每天高达１００余人。２００５年６月，黑龙江宁安县沙兰镇中心小学在罕见的洪灾中，有１０５名小学生被夺去生命，其中独生子女占了５６%.由于癌症等顽疾、遭遇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以及猝死，成年人死伤比例也在不断增加。某省两个区殡仪馆每月火化的数字表明，５０岁以下的青壮年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１５% 左右。一般来说，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他们的离去，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简直是塌天之祸，尤其是年迈的父母，后半生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天伦之乐，那种欲哭无泪、绝望至极的感觉，无论怎么说，都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这类事情的发生常使一些独生子女父母心有余悸。

　　其次，生育三个子女的问题控制不住使得社会上“黑人”增多。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这么多年来，大部分群众能够自觉执行政策，但也有一部分人想尽千方百计偷生，这已经成为人们对计划生育工作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２００４年《解放日报》曾有这样一则报道，吉林省某市一高三毕业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却因家庭贫困被迫放弃，仔细一了解，该学生家庭年收入仅有几千元钱，而他家竟有五个小孩。说来这并非偶然，１９９８年南方闹洪水，被解放軍救出的小江珊就姐妹５人。那一年仅湖北省禋洲湾乡就被洪水“淹”出了７０００多人。救灾物资本是按各村人口数分下去的，分到最后却不够了，原来有些人根本没上户口。一统计，该乡竟有７０００多这样的人。大家平时浏览报刊杂志，看到一些案例的时候，有的当事人家中竟有三四个子女。这些虽然都是无意中发现的，但却蕴含着很大的普遍性，不能不让人为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担忧。一方频频超生，无所顾忌，一方恪守政策，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稳定部分公务员低生育水平”的现状，总会让一些遵纪守法或者迫于无奈的人心里不是滋味。况且，还有一些因为子女多而生活困难的家庭，孩子上不起学了，老人看不起病了，社会上还要为其捐款捐物，而这些捐助者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条件相对较好，造成了独生子女家庭心理上的不平衡。

　　其三，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一个子女势单力孤。一方面几代人守着一个子女，会产生娇生惯养，子女成为“小皇上”、“小公主”，说一不二，责任心差等诸多社会问题；一方面会出现小两口赡养８个老人的状况，倘一位老人长期生病卧床，无疑会牵涉孩子过多的精力，影响工作。有一个５０多岁的同志因患脑血栓住院后，独生女颠前跑后，连个商量事的人都没有，不得不动用老家的侄子和外甥前来照顾。人们说，倘若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中再有一个人有一差二错，真不知这家人怎么混下去。不言而喻，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要弱小得多，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具有唯一性，缺乏起码的回旋余地。如果独生子女迁移、外出或者出现意外事故，独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养老支柱。同时，独生子女父母的高龄化也会导致养老需求的变化，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前两年，针对社会上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的情况，有些报刊展开了“过年过节在婆家过还是在娘家过”的讨论。其实，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无论小两口到谁家去，都会出现一方老人“孤孤单单过节”的问题。

　　其四，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现在出现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有一定关系。按照国际标准，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为１０３至１０７：１００. 可近几年来，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三普１０８，四普１１１，五普已达１１７. 这一问题已引起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视，在２００４年３月的中央人口资源工作座谈会上，他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集中力量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的原因，有人归结为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席和不正当应用现代检测技术。这两点当然不容忽视，但是，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的父系血缘传继制。不管承认不承认，父系血缘传继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谓父系血缘传继制，就是嗣系的绵延以父方为脉络向下传递的“制度”规定。具体而言——从个案入手看：通常，一个男孩长到结婚年龄本人乐意又条件具备的话，便会从别家娶一个女子来组成家庭，而后生儿育女，并让儿女都随父姓，以示传承父方血脉。这其中，男为“本位”，男娶（进）女嫁（出），妻从夫方住。由此延伸，儿养老送终、支撑门户（续香火）、继承财产；女儿从出嫁时起则成了“外人”，没有干系。由此形成了家中儿子重要于女儿，家庭香火续绝看有否男孩存在。于是，人们在生育上自然地偏重于生男孩，并且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计划生育压缩生育空间的情况下，人们只好更加人为选择生男孩（所谓“更加”，就是不搞计划生育之前，人们也人为选择男孩，如过去社会一直存在的溺弃女婴现象，那时虽不担心计划生育，却有“孩子多了养不起”的忧虑），恰好今天又可以借助于科技手段（Ｂ超的出现）遂愿，其结果就是全国性的（主要是农村）性别比升高和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采取“限制人口选择性别、严禁医院晚期堕胎”的方法，只会使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堵不如疏，最起码要堵疏结合，综合考虑，通过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奖一，放二，控三”）来降低人口性别比。要知道，生育一个子女有儿子的机率只占１/ ２，生育两个子女有儿子的机率则占３/ ４，这样，可以满足部分有重男轻女观念的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要一个男孩子”的愿望。尽管这个“愿望”不是很恰当，但却很符合“人性、人情、国情”。

　　其五，“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准许生育两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符合民心，顺应民意。在２００７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國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２９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换句话说，就是“放开二胎”。这一提案在搜狐网举办的关于２００７年两会“最受关注的提案议案”排名投票中，排在了第一位，说明“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人担心这一政策的执行会影响到稳定低生育水平问题。其实，从目前全国生育情况来看，能够控制住不生第二胎的人，只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比例并不是很大，并且如今的很多年轻人已经摒弃了上面提到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有的甚至选择了“丁克家庭”（二人家庭）的生活方式。前几年有一个统计，在京、沪、穗等大城市，中青年女性持结婚不要孩子观点的比率高达２４％，即使准许生育两个子女，很多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夫妇考虑到今后经济负担和孩子就业压力等问题也不会再生育，在我们周围，按政策规定可以生育二胎却自动放弃生育的不乏其例。下面是一些新闻报道的例子：例一：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６日《青岛晚报》报道：日前，市计生委发布：从２０００年到现在，青岛市已有１８９３３对夫妇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这些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绝大部分是一胎为女孩的农村户口夫妇。而且，最近几年，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家庭一年比一年多。例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６日，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组织召开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来自市人口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６４. １% 的独生子女夫妻不想生第二个孩子。例三：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３日《宁波日报》报道，据慈溪市计生局统计，目前该市已有近２万双农独女户自愿放弃二胎生育指标，其中三年来就有１. ２万对。例四：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４日《华西都市报》报道：近三年来，成都共有１６０００多对育龄夫妇主动放弃生二胎指标。最近，“富人、名人超生”成为一个新闻热点，那么“富人、名人超生”是不是很严重呢？国家人口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表示，去年，人口计生委曾在４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富人、名人超生绝大部分都是超生二胎，只有１０% 的是超生三胎。可见，炒得纷纷扬扬的“富人、名人超生”问题，绝大部分是不应算作“超生”的。广州市人口计生局日前传出信息：鼓励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北京计生部门也曾公开作出过类似表示：鼓励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按照政策许可生二胎，此举将有利于未来解决劳动力和老龄化问题。然而，自国家计生委在６年前于全国２７个省（市、区）范围定下这一政策后，各地的独生子女夫妇们“应者寥寥”。人口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设计的电脑模型显示，即使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胎，在现实情况下，中國妇女终生平均生育的数量仍会低于２. 在这个水平上，人口自然更替不会出现增长。所以，即使实行这一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不会多到哪里去。不过，因为这一政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比较合理合情，富有人情味，所以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其六，一些地方制定的准许生育两个子女的条条框框使得一些人为生育两个子女弄虚作假。比如，有的地方规定“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有些人便采取开具假证明的办法，千方百计钻政策的空子，使得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

　　另外，“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的，经过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城镇居民一般只准生育一个子女”的政策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一般来说，城镇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来说素质较高，这部分人基本上都能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成长教育环境，控制这部分人却放宽另外一部分人生育两个子女，从总体上来说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甚至会使一些地方形成“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对于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及早步入小康社会无疑有着一定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目前国家首要的任务应该是采取过硬措施，在如何控制生育三个子女方面做文章。在此基础上，采取“提倡生育一个子女，准许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于人是为人道，于后是为家合，于国是为长久，才符合以人为本的方针，才是民之所望，也才是科学文明的社会管理方式。

　　河北省河间市文化局０６２４５０

　　作者:李秋河

　　我国的经济学观念误导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人们以为政府可以主导经济、以为生产可以主导经济。殊不知消费才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决定因素。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消费的重要性，却仍然没有发现消费是由消费人口结构所决定的关键。

　　一胎化生育破坏了消费人口结构，从而无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经济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市场严重萎缩危机、内需严重萎缩危机、就业危机、长线资产过剩危机、人才危机、养老危机、社会保保障危机、投资危机、技术和知识产权危机、货币贬值危机、养育费用大幅升高、贫富悬殊危机、工资水平大幅降低等等。特别指出，还包括引发自然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

　　低生育率生育，尤其是一胎化生育，是经济长久的恶梦，在此呼吁人们尽早重视，尽快取消破坏经济的一胎化生育。鼓励城镇生育。

　　以下是对各危机的论证。目录如下：

　　第一节市场严重萎缩危机；

　　第二节内需严重萎缩危机；

　　第三节就业危机；

　　第四节长线资产过剩危机；

　　第五节人才危机；

　　第六节养老危机；

　　第七节社会保障危机；

　　第八节投资危机；

　　第九节货币贬值危机；

　　第十节工资水平大幅下降；

　　第十一节养育费用大幅升高；

　　第十二节贫富悬殊危机；

　　第十三节技术和知识产权危机；

　　第十四节自然资源危机；

　　第十五节环境污染和破坏危机。

　　第一节、市场严重萎缩危机。

　　消费市场是年龄段化的，一胎化成倍减少年出生人口，因而必然导致年龄段消费市场的严重萎缩！

　　一、消费市场和生产产业是分年龄段的。

　　消费市场和生产产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有年龄段划分。

　　因为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消费明显不同。

　　比如，０～１岁的婴儿、２～３岁的幼儿、４～６岁的幼儿、７～１３岁的小学生、１４～１６岁的初中生、１７～１９岁的高中生、２０～２３岁的大专大学生、２４～３０岁的年轻人、３０～４５岁的中年人、４５～６０的中老年，６０～７０的老年人、７０以上的老年人，他们的衣食住行、教育、娱乐、体育、社交、保健、护理、医疗、恋爱、生育等等消费明显不同。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年龄段化。

　　消费的年龄段化导致生产产业的年龄段化。

　　市场竞争和专业化分工，加强了生产的年龄段化。比如，大部分产品和大部分企业的主要消费对象只是某一或某几个年龄段的人口。

　　这种现象称为产业的年龄段化。

　　二、一胎化快速造成各年龄段市场的严重萎缩。

　　一胎化生育对年龄段人口的冲击非常大，因为年龄段往往比较短，只有一两年到数年。数年消费人口就萎缩一倍，那企业和就业的恶梦！

　　一胎化生育，从胎儿、婴儿年龄段开始逐渐向上成倍减少各年龄段人口。年龄段市场在数年里成倍萎缩，竞争将会极度残酷。这是经济危机级别的问题！

　　例如，全国各地已经普遍出现幼儿园、中小学的大量并校和关闭。幼儿、中小学教师从大量短缺迅速变为大量过剩。

　　低年龄段教育系统的今天，就是各年龄段产业的明天！企业大量倒闭，中人口大量失业！

　　第二节内需严重萎缩危机。

　　生育前人口是消费的主力，一胎化成倍减少出生人口，造成生育前人口成倍减少，内需由此严重萎缩。

　　一、生育前人口是主要消费人口。

　　人一生，大的消费比例分布在两个阶段：

　　一个在老人口阶段的最后十年。人一生约９０% 的疾病是在这十年发生。这一阶段主要是医疗开支高，但其它方面消费则很保守。因为老人口的收入主要靠养老金，而患病又不可预计，医疗费用不可预计。

　　另一个在生育前岁月。分布在整个小人口阶段和中人口的生育前阶段。

　　小人口的抚养和教育费用很高，是家庭开支的大头。钱来自父母等长辈的收入。

　　结婚和生儿育女是人生大事。在生育前的恋爱、社交、结婚、购房、购置家庭用品和生育等花费是人生的主要花费。这部分花费来自自己的收入及父母等长辈的收入。

　　两者相加占到人一生花费负担的大部分。所以，生育前人口是最大的消费人口群体，称为主要消费人口。

　　二、一胎化成倍乃至数倍地减少主要消费人口，导致内需的严重萎缩。

　　相对于世代更替生育，一胎化减少一倍以上的主要消费人口，严重降低主要消费人口比例，因而严重减少内需。这称为一胎化内需危机。

　　具体地说：一胎化成倍减少出生人口，首先减少的是小人口。小人口年龄段消费市场由此萎缩，导致对应产业的消费量萎缩，这导致就业岗位资源的减少，失业人数增加。人们的收入减少，内需减少。比如，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导致生源缺乏，已经导致各地幼儿园和中小学的大量关闭和并校，教师的大量转岗、下岗或失业。

　　一胎化经过约２０后，独生子女一代进入中人口，此时导致年轻人消费人口成倍减少、新建家庭数量成倍减少以及生育消费数量的成倍减少。内需的萎缩幅度将更大。比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育率只有０. ７，仅为世代更替生育率２. １的三分之一。生育消费量减少３倍。

　　２６年的一胎化，减少了２６年的主要消费人口，这是我国持续内需不振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扩大投资不能扩大内需。因为消费人口规模决定了投资和内需规模，消费和投资平衡才是健康的经济。

　　我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投资来增加内需，失败了。这是注定的。

　　政府投资的性质不是消费性的，而只能是建设性投资。要能为了给社会创造价值，要实现产出大于投入。产出的大小已经由消费人口规模决定了。不是政府想扩大就能扩大的！消费和投资平衡的经济才是健康的经济。投资过大了，表面上暂时能扩大了内需，实际上不过是浪费或者透支以后的消费份额。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后果：大量的形象工程浪费、世界最长的收费公路、运输业不堪过路费重负、物价因运费大涨而上涨等等。老百姓替政府投资的浪费买单。

　　第三节就业危机。

　　普通老百姓在媒体的误导下，大多以为就业是由政府和生产决定的。实际上，生产规模是由消费规模所决定的。就业岗位数量完全由消费规模所决定，由消费人口所决定。

　　年龄段市场大多只有一两年到数年，而中人口的就业期限在４０多年以上。所以，内需危机和市场萎缩危机必造成就业资源的严重减少，就业严重困难，失业大增，这就是就业危机。

　　一胎化生育是从胎儿、婴儿年龄段开始逐渐向上成倍减少各年龄段人口。所以，造成的就业危机是从小年龄段产业开始，逐渐向上，冲击所有产业！由于年龄段市场大多只有一两年到数年，所以年龄段市场萎缩会非常剧烈，失业来得突然而剧烈。

　　例如，我国低年龄段的幼儿、中小学教育产业，已经出现大量并校和关闭。２、３间学校合并为１间。教师岗位从大量短缺迅速转变为大量过剩，大量转岗或下岗失业。

　　其它年龄段产业已经或者必将发生幼儿园、中小学这种就业的严重过剩！没有产业能够承受消费人口规模的迅速萎缩！

　　可悲的是，那些下岗失业者和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还在相信“中國人口多是就业困难的原因”这个谎言。

　　第四节长线资产过剩危机。

　　一、长线资产是指投资回报期较长的资产。

　　比如、远期技术研发、优秀品牌的长期经营、大型农场的长期经营、基础设施、写字楼、商厦、工业园等固定资产等等。

　　长线资产有两个的特点，一个是前期投资大；另一个是回报期长。投资大，成本就高，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条件主要依靠市场规模足够大。

　　例如，建筑物，前期投资比较大，但使用寿命长达５０～７０年，市场规模因可利用时间较长而扩大，使用成本降低。

　　又如，远期技术开发，研发投入巨大，研发期长，产品寿命不一定长，但是短期内产品销量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低了。

　　二、一胎化因成本萎缩年龄段消费市场，导致长线资产的严重过剩。

　　长线资产的前期投资大，回报期比较长。一胎化却会在短期内成倍减少市场规模。所以，它会导致长线资产出现严重过剩。

　　所有生产都离不开长线资产，比如，经营场所、品牌和技术开发是最普遍的长线资产。因此，长线资产发生严重过剩将广泛危害所有企业。

　　三、长线资产过剩，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失业。

　　消费市场的剧烈萎缩，企业的竞争必然非常恶劣，淘汰面会非常大。淘汰掉的企业，大量的设备设施场地等固定资产作废，成为废物、成为垃圾。其工人随之大量失业。

　　比如，幼儿园和中小学的生源减少，结果只能是幼儿园和中小学的关闭和合并，学校场地和设施的废弃，以及教师转岗、下岗失业的大量增加。

　　四、认为减少人口可以增加人均社会资源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一切社会资源其实是长线资产。

　　支持一胎化的人以为，减少人口后，由于社会资源不变，个人可拥有的社会资源就增加了。

　　这是错误的。从中小学、幼儿园的关闭和并校可以看到了。生源减少，学校和老师同时要减少。

　　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遵守经济规律，社会资源其实是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前期投入，也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本。人均资源提高，发展成本就增加，经济收益就降低，发展速度就降低。所以，人均资源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是人口总量。要想增加人均资源只能靠发展经济。

　　想靠一胎化，那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二世祖心态。

　　五、一胎化造成长线资产的严重过剩是不可以避免的。一胎化生育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人或者想，控制长线资产投资规模不就能避免长线资产的过剩了吗？

　　答案是不可能的。

　　市场经济下竞争激烈、产能过剩，生产规模总是保持在等于或高于消费市场规模，不会是小于消费市场规模。

　　因为市场规模决定产品成本。市场份额小的企业因为成本高而不断失去市场份额，最终会被淘汰。所以各企业总是力图扩大自己的产能规模和市场规模。所以在固定资产、技术、品牌和研发队伍等长线投资上无法兼顾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后市场规模的剧烈萎缩。一个企业如果能在竞争中胜出，就算整个行业发生长线资产过剩，对它的影响也不大。还可以利用长线资产优势向国际市场发展。而如果企业在竞争中失败，那一切都失去了。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需要消费市场保持稳定，最好是不断增长，这利于企业的发展。成倍减少市场的一胎化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五节人才危机。

　　一胎化会导致人才数量、人才成本、人才素质和人才流失等方面的危机。

　　一、人才数量危机

　　一胎化下，小人口成倍减少；独生子女难教育，成才率低。

　　这些导致后继人才数量成倍以上减少。导致中人口中的年轻人才比例大幅低，中人口技术创新能力大幅降低。

　　就业困难，又将大批学成的学子挡在就业之外，挡在技术运用和研究开发之外，这又是大量浪费人才资源。

　　当今世界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人才资源减少是最大的财富丧失！

　　二、人才成本危机。

　　一胎化下，就业难度高，就业岗位竞争激烈，导致学历竞争激烈。迫使家长们对子女的学历教育投入不计成本。比如，一般收入家庭为了孩子能上个好一点的幼儿园或中小学，也肯花几千、上万甚至几万元的择校费赞助费，为了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肯花几万、十几万。

　　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借机大幅度抬高收费，造成教育费用大大虚高。比如，连中小学义务教育都成了第二大暴利行业！仅次于房地产！

　　现在两夫妻负担一个子女的教育费用都吃力。这是拿两个劳动力成本去培养一个劳动力！人才成本严重浪费。

　　三、人才素质危机。

　　独生子女的是家庭未来的唯一希望，家长难免过分溺爱和顾虑太多，导致缺乏必要的自立、自律、刻苦和挫折锻炼。所以独生子女难教育，成才率低，素质下降。

　　成才期望过高、就业危机、学历竞争过于激烈，学习目的被迫变成追求学历和文凭。难以踏踏实实做学问，难以注重真才实学。人才素质由此降低。

　　社会老龄化严重，养老金消耗掉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国家不得不缩减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对人才培养的支持大幅降低。

　　四、人才流失危机

　　国内市场大幅萎缩和大幅失业，人才的没有发展空间；养老负担沉重、工资水平低，人才收入低。这必迫使人才出国谋求发展。由此导致人才的大量外流。

　　经济环境越差，经济发展越困难，优秀人才就越多的外流。

　　例如，国家在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款１８个亿。但是培养出来的一流人才，尤其是一流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大量地出走，而且是急不可耐地出走。[ １.]目前的经济状况尚且如此，随着一胎化经济危机的加重，人才流失会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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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１. 南方网，《北大清华到底为谁而办? 》。

　　第六节养老危机。

　　一、严重的养老负担。

　　养老社保制度是个“中人口养老人口”的模式。

　　一胎化成倍减少出生人口，独生子女进入中人口后，中人口数量就不断大量减少。而老人口数量却不变或不断增加，由此导致中人口养老负担的大幅增加。

　　比如，基准人口结构下，中人口在一胎化进行２０年后开始逐年减少，养老负担开始迅速增加，３０多年就增加一倍。并且不断增加。

　　２００５年，我国６０岁以上人口为１. ３４亿，约占总人口的１/ １０。２０１５年将突破２亿人，２０２７年超过３亿，２０４４年将达到４亿。[ １.]如果保持目前１. ３的生育率，２０４４年我国总人口将只有１２亿[ ２.]，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