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为了在奥运期间展示一种友好形象，中國政府划出了三块“示威区”。官方解释说，示威者只要得到事先许可，即可游行。

　　所以我决定试探一下这个制度。

　　根据政府的说明，我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办公地点，找到了12号窗口，并告诉里面的警察说，“我是来申请举行示威的”。

　　我当时还不晓得的是，公安已经逮捕了至少6名前来申请示威许可的人士。公安相当聪明。过去他们得出门去抓现行示威者，现在终于省掉了这个麻烦。准示威者前来公安局申请许可，然后马上就被拘留了。这种执法很划算。

　　还好，12号窗口的警察没有把我定为反革命。他焦眉愁眼地看着我，问我要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知道我是记者后，他满怀希望地问我：“你干吗不对游行进行一次采访呢？”

　　“不，我是想申请举行一次游行。”

　　他皱紧了眉头。“你想抗议啥？”

　　“我想为北京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游行。”这是我能够编出来的最没有争议，也最没意思的一个主题。

　　他厉声问：“你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吗？”

　　“或许还有改进空间。”我谨慎措辞。

　　警察皱紧眉头，叫来了两位同事。被叫来的两位高级警官咆哮着打了一通电话，把我带到了警局的中心部位。跟我一起的有《纽约时报》的一位摄像师，他和一位摄像的警察忙着对拍。然后这位警察解释说，按规定，他们可以拍我们，但我们不能拍他们。

　　公安局看上去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幢舒适而宽敞的建筑，我们被带往的等候室装修得很漂亮，但一把折叠金属椅也没有。这算是中國司法系统的一个良好隐喻：硬件无懈可击，软件还在初级阶段。

　　等了一个小时，不时检查我们的记者证，然后被引入一间雅致的会议室。我一个人被安排坐在一张标有“申请人”的椅子上。

　　三位警察坐在我对面，那位摄像的警察继续从各个角度拍摄我们。这些警察全都很热情、很职业，只是有一位好像是恨不得把我的指甲都拔出来。

　　然后他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解关于游行的大量规定。这些规定很详细、很复杂，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是，我要递交一份记录每一位参与游行者的名单。名单要包括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

　　此外，名单上的每一个中國人首先都要亲自到公安局接受询问（逮捕？）。

　　我问：“如果这些都搞定，那我的申请至少能不能得到批准呢？”

　　“我们怎么能说呢？”一位警察回答。“那就破坏程序了。”

　　“那么，有没有申请得到许可的？”我问。

　　“我们回答不了，这事跟本案无关。”

　　警察们倒是说，如果他们批准，他们将给我们一张“游行许可证”。如果没有这个东东，我的游行就是非法的。

　　我投降了。规定这么繁琐，我仅仅是申请游行都不行（遑论得到批准）。我的奥运梦想破灭了。警察让我们在会见记录便签上签了字，然后我们礼貌地告别。

　　虽说程序像猜字迷，但它说明法律含蓄地承认了示威的合法性，所以仍然代表着中國的进步。另外，少部分中國人已经申请举行示威，虽然他们知道最后进的更有可能是局子而不是“示威区”。对政府的恐惧正在减退。

　　我的感觉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许是在奥运会过后，会有部分示威申请得到许可。中國正在改变，它不民主，但也不再是一个獨裁国家。

　　今天的中國让我想起1980年代中期的台湾，那时一个崛起的中产階級对更多的自由提出了要求。中國周边几乎所有国家，从蒙古到印尼，从泰国到韩国，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而更少压制。这不是因为政府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人民的坚持。

　　我感受到同样的进程正在这里发生，虽然痛苦而缓慢。某一天，中國的软件将会跟上它的硬件。

　　作者为《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D·克里斯朵夫，翻译：历下琴，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纪思道

　　有朋友来信问我，你每日一博，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误解和谩骂你？我说我并不介意，我只为自己写作的快乐。如果有人看了我的东西因此高兴，那么也不全是我的功劳，那是因为你看到了一种契合自己心意的快感；有人不高兴，甚至谩骂，那也怪不得我，不是我喊你来我博客受气的。同时我也没收受任何人的好处，不存在要为取悦谁而负责，我只对自己作为一个还算有点做人底线的知识分子的内心负责。用新批评派的说法，文本一旦出笼，阐释权已然在读者手中。也就是说，“作品”出来了，说好说歹都不由自己。换言之，取悦谁和招惹谁都不是我的写作动机，而是自己想写，写了才舒服。下面我罗列几点自己并不因为反对而沮丧的理由，算是给同样困惑的朋友们一个总体解答。

　　一：我喜欢有不同意见，只要这意见并不是动用纳税人的钱财来做的一种便于抢夺民众利益的强权表达。当然，你可以说我装得喜欢不同意见，是的，很不幸，我的受教背景并没有教我学会喜欢不同意见。但我不准备完全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我将向自己寻找更多的原因，因为这毕竟不是龙头老大掌握一个总开关，任由其搞信息垄断的时代。

　　二：我们比康乾盛世中的搞笑分子纪晓岚——其实他并不那么幽默，除了阅读草堂笔记里谈神说鬼以外——的一大好处，就是有更多信息，不管这信息是垃圾还是有用的。有很多人面对诸多信息，很不习惯，他们只欢迎惟一答案，于是他们浪费大堆信息作为己用的机会，从而只好流落到与纪晓岚同志一起装神弄鬼。要讲故事，与纪大烟袋相比，恐怕你又没有优势。信息一多，选择成本是会增加，但个人偏好更容易满足，我愿意支付这样的选择成本。就像我喜欢各种解题过程，而支付这样的时间成本获得智力训练的快感和思维的乐趣，于我是一种享受。而你喜欢答案，那没办法，怪不得你要去买“成功学”和“态度决定一切”之类，立马给你答案，明天给你来个好职位的书。若是能轻易举迎来那梦想中的好职位，那写书的人还不捷足先登了吗？股评家和文艺批评家为什么不值得信任，是因为他们在炒股中败下阵来和创作上不行，才来做这个次优选择（但对他本人来说可能是最优，巴顿这家伙一定不喜欢写“孙子兵法”，他喜欢直接去用兵如神），当然你实六在神无主，同时又不喜欢自己的美学感受和趣味判别，那就是股评价和文艺批评家存在的价值。

　　三：与其启蒙，不如提供信息。我很少用启蒙这个词汇，不是说它没有意义，只是在中國就橘生为枳。启蒙就是意味着你找到了一个所谓的正确答案，让大家跟着你抄这个答案就是了，恐怕这不是件好玩的事。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最直观的就是教材）应该正常到教给人以智慧而不是让其更愚蠢，愚蠢到其权利被侵犯还帮着侵犯者数钱。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人天然的权利，要告知他怎样获得自己的权利，至于他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没有外界逼迫，那完全是自己的个人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换言之，在一个正常的有制度保障个人權利的情况下，最极端的做法就是，你要允许他做一个蠢人。你要去努力工作，你觉得工作着是美丽的，但第欧根尼要的是，你别档着我的阳光，我要享受，我不需要你那么多珠光宝气。

　　四：你必须迎接毛澤東的芒果。世界有多种水果，你喜欢吃什么，完全是你的个人意愿，这就像你对言论的选择一样。喜欢芒果的权利当然应该尊重，但强迫我们喜欢并且还要去欢迎芒果的权力，我们不喜欢。我们并不是反对你喜欢芒果的权利，而是你不能用你喜欢芒果的爱好凌驾于我爱好苹果之上。你不能说吃芒果的人比吃李子的人正确。同理，任何言论应该让民众自由选择（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垄断宣传和从中小学开始的强灌黨义），而不应该规定只有一种言论是好的，而其他言论是反动的。芒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而苹果是反动的而且是纸老虎，这样玩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了。比如这种有意思的生活在纹革里比较普遍 ，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里就有赞美。简言之，我不害怕你个人喜欢吃芒果，甚至你们有一堆人喜欢吃芒果，但我害怕你们用制度设计用高压来逼迫所有人放弃自己的个人选择与偏好，而被逼迫得只有吃芒果。选择很多时候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与自由有关。

　　五：诸种言论自由平等竞争的平台最为重要。我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这是右愤，那是左愤，这是老愤，那是大愤，不是傻逼，就是脑残，不是五毛黨就是美元黨，总之互相都认为对方不是什么好东西。其实这就像梨子骂苹果长得太圆，不像它那样呈完美的椭圆形（梨子自认为自己的形象是最完美的），而苹果说，狗屁，你长得难看死了，天底下就数你最难看。过一会儿，李子也加入了战斗，再过一会儿榴莲也来凑热闹，这样就会吵成一锅粥，而不能自解。其实大自然的公平性在于，你适合在长在温带，你适合长寒带，你适合长热带，你的味道是酸（酸也有多种），你的味道是甜（甜也分多少种），真正的百果百味。对于诸种水果来说，需要的是个在大自然的平台里同等生长与竞争，至于我的味道，我就要长成这样子，你不能强迫我。你会说你那味道不好，吃的人少。问题在于，我长出味道并不是以贡献给人类为乐。我自己长出自己喜欢的味道，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你其奈我何？

　　当然，你如果通过大自然制定一部只能全部长梨子的办法，那么我就反对。如果我不反对，你大自然也会自取灭亡，你看见一种只长梨子而叫大自然的地方吗？那不是大自然，那只是梨园。梨园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你不能说到处是梨园，它就是大自然。同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家，就不是国家而是监狱，因为没有自由选择。监狱是国家的一部分，但到处都是监狱并不能自动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有人会说，我有自己私人住所，哪里到处都是监狱啊？你的住所首先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随时可能被征被强拆；其实你的住所警察只要稍微放肆（你怎么保证他不放肆呢）就可以随便冲进来；你走上大街有天网工程，你上网有金盾工程有网监，这不是监狱的特征吗？

　　把制度建设好，诸种言论平等竞争（这点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已然实现），再古怪的言论都需要经过言论市场的选择与汰洗，而经过诸种言论熏陶的人的理性能力会比那种只听信一种“伟光正”说法的人，不知强上多少倍。他们不会全部为一种言论买单，因为胃口不一样。那些小众言化也有它的市场，就是刺梨你可能吃不惯，但我小时最喜欢吃的就是这种东西，而且是买费的“午餐”（长在河滩上）。但不能说刺梨使得所有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言论是一种市场，让它们自由竞争吧。言论自由为何如此重要，不是言论自由看上去如何高调高尚，而是每一种言论背后都有相应的利益诉求。所以当我们说争取言论自由时，并不是务虚而是真正务实。

　　六：每个人都在寻找快乐，对于一个还停留在以为骂人为乐，不好意思，我认为这样的快乐太过低级。我年轻时也玩这样以为快乐的游戏，现在也还不算老，只是以为骂人为乐太过单调。至少应该找到一种自己快乐而别人也并不愤怒的办法，否则你的快乐会因为别人的愤怒而受到相当之阻击，最后你的快乐也为因此而减色。当然，当一个社会不自由到只能在网络上骂骂娘来舒解自己愁闷的时候，这只能激起我的同情。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不同言论的权利与自由，但反对别人的言论也要讲究点质量。这当然又是个可以产生不少争执的命题，什么是质量？你说的我还有质量呢？我的质量就是“玛勒戈壁”（这是牛博时兴的别字国骂，多读几次就顺溜了：），你要怎么着？那好，你这样的“质量”可能是培养了更多的回音壁，到处都是“玛勒戈壁”。大家都在“玛勒戈壁”里，到最后都不认识其它山川物候了，只知道玛勒戈壁是自己最完美无缺的家乡，无需要任何多样性的补充。一条蛆有住在粪坑里的自由，但认为全世界的动物都应该而且只能以为粪坑里才是最好的家乡，未免会遭到蚂蚁的嘲讽，老虎更可能因此而咆哮不满（这里并没有讽刺蛆而抬高蚂蚁和老虎的意思，这是事实描述。这是我用动物的区分而不用某种人之区别而避免道德歧视和自命优越的特意选择）。

　　七：首先我并不为了说服谁而生，其次我也不职业牧师，并不背负将别人教导得更聪明的责任。因为要承认自己比别人聪明，一定要相当多的知识和道德上的自负，而我没有这样的野心。但承认不怕和聪明人竞争，就怕和傻子比傻，而且制度还保障谁最装傻的功夫了得，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这样的游戏我不想玩。和聪明人一起竞争不仅快乐，而且吃亏的概率大半不是因为情商和智商双重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事先的事议规则没有像罗伯特那样弄得较为完美，那好，让我们将游戏规则制定比较充分，在游戏规则里各展其能吧。聪明不是一种独霸的才能，是你有我也有的才能，要的公平的机会和公平的过程，机而结果的不公平，我们本着愿赌服输的原则，双方保持着自己的聪明。在下一轮的游戏里，我又将其玩回来。人生就是在这样的放松与游戏里显得多姿多彩。问题是，有人不高兴你的人生应该和他们同样多姿多彩，见着你也和他们如此潇洒，老虎忍不住对蚂蚁咆哮，凭什么你也有多彩的人生呢？换言之，我觉得一个社会聪明人足够多，他们会想办法努力自己的帕累托最优，从而努力改善整个社会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当然这种理想状态很难达到，但为了这样的理想，随时修正失误，以向这个方向挺进，但挺进不是冒进，不是玩共產主义的愚蠢游戏，而是存在帕累托改进）。实现自己帕累多最优，就是不用阴鸷的办法将你嫉妒的某人搞下来，而是和他公开公平地竞争。看到别人活得比自己好，不是想办法把他搞下来，而是自己也可以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像他那样活。当然这一切，要有保障，就是我们聪明人足够多，大家知道一定要坐下来制定足够好的规则来保障大家光明正大地玩。

　　八：说服别人并不是言说快乐的充要条件。提供我的看法，我就获得了一种思维的乐趣与言说的快乐。言说的快乐与思维的乐趣，并不把说服别人当作一个硬性指标，同气相求，是一种自然选择而非强求。换言之，说服别人并不是言说的快乐与思维的乐趣的充要条件（也许必要但不一定充分）。有人同意我的意见，我当然会有限度的高兴；但有人反对我的意见，甚至谩骂，我会瞬间若有所失，但并不沮丧，更不会如有的反对者一样，奉送一座同样让他们和自己永远也无法走出仇恨的别墅，这座别墅叫“玛勒戈壁”。

　　2008年8月16日8：42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据国家保密局有关官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改工作正在稳步、快速推进，修改的主要思路是着力缩小国家秘密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制，实现对国家秘密的统一严格管理。（《法制日报》7月22日）

　　犹记得，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國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项都被规定为国家机密。1951年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框定国家机密多达17个种类，几乎到了“凡未公开的信息都是国家秘密”的地步。1989年实施《保密法》将国家秘密范围缩小至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外事等七个方面。而今国家对《保密法》进行修改，将进一步缩小国家秘密的范围，使国家机密越来越少，这个趋势有利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保障公民权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国家机密越来越少，一个直接的好处是，为保密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小到县委县政府下发的一份改善离退休老干部医疗待遇的文件，都可能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可想而知，要确保这些“国家机密”的安全，相关部门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支付何其高昂的成本。

　　国家为保守“国家机密”所支付的成本，还包括由此给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公民权利保障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些地方为所谓“保密”而不惜侵犯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将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规定为“机密”，严防农民知晓），由此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国家为此在缓解冲突、维护稳定方面所支付的高昂成本，相当一部分都应当算在“保密”的账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如何判定某个政府信息一旦公开，就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防止行政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一些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故此，修改后的《保密法》，应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现有机对接，在保守国家机密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之间达成一个良性平衡，避免因为保守一些无谓的“国家机密”而妨碍政府信息公开。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震灾导致的伤亡人数，每天都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公开发布，这是今天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1989年由民政部、国家保密局联合颁发的《民政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规定：“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属于秘密级资料，要经过特别渠道批准并“缓冲”一定时间之后才能公开。直到2005年8月，这一规定才被正式废止。试想，假如这条规定现在继续有效，那么在汶川震灾发生后，尽管全国上下都在齐心协力抗震救灾，但却无权知道到底死伤了多少同胞，这该是一个多么沉重而荒唐的局面！

　　国家机密越多，保密成本越高，国家和政府的压力越大。反之，国家机密越少，政府信息越公开，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的领域也就越多，国家和政府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公民权利将能获得更加坚实的保障，我们这个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社会，也将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和轻松。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潘洪其

　　土地盐碱化本来是个农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政府介入之后就变成了农业政策问题；如果还牵扯到省级国家级的领导，还会变成政治问题；当有利用权力遮盖决策失误的情况发生时，又发展成政府的诚信问题；今天请大家和我一起追踪秦始皇修建郑国渠变盐碱地为良田，到毛澤東1958年参与错误的引黄灌溉工程使盐碱地扩大了一倍，再到2005年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土地盐碱化困境，让我们从“信息核实论”的观点来考察一遍这漫长历史的几个有趣的关键点.

　　1  君主專制的信息金字塔

　　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采纳了韩国水利家郑国先生的建议开凿了郑国渠， 长达300余里， “可灌田四万余顷”，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此后，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有趣的是韩桓王本来派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作为间谍到秦国，游说秦国修建大型灌溉渠道，想借此耗竭秦国实力以免被吞并。当秦王嬴政发现这一阴谋时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自我辩护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 秦王嬴政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对他继续加以重用。十多年后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泾水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古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据现今实测为171公斤/立方米。用泥沙淤灌盐碱地而可以得到良田，《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使秦国得以从经济上崛起进而统一中國。秦王嬴政智慧非凡，既能看破韩王的计谋又能充分利用人才开发国力，难怪统一中國的是他。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科学考古发现：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两个，古苏美尔-巴比伦，古印度，都毁灭于错误的农业灌溉导致的土地盐碱化；而古埃及则依靠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带来的淤泥，中國则依靠黄河的泥沙屡屡采用人工淤灌的方法免于遭此生态毁灭；近来专家研究发现，“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皆具有淤灌性质，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其性质有所变化，变成了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仍然应该算作淤灌的一种。”（李令福《论淤灌》06-05-17）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 “魏之行田以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公元前455年——前396年）类似的记载历朝历代都有很多。

　　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李鸿章的部下周盛传上书建议：“由南运河建闸，另辟减河，分流下注”，并能够“去碱留淤，渐成沃土”，得到李鸿章支持。马厂减河挖成后，两岸土地变盐碱地为肥沃良田，从此新农镇产的水稻，成为驰名中外的一大特产“小站米”。

　　中國托了黄土高原和黄河泥沙的赐福，能人的智慧加上君王的组织能力，使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得以躲过土地盐碱化之灾。

　　千百年来君主專制制度下的信息核实方式是笨重的金字塔式的，皇帝高踞全国信息流的最高汇集中心，各级官僚依此递减信息的流量，老百姓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只有靠敬仰和服从各级官僚的权力来保全自己生活的平安。由于皇帝不敢完全信任官僚，设计了种种制度来进行交叉的信息核实，虽然费尽心机仍然挡不住先盛后衰改朝换代的命运。

　　2  毛澤東的“馬克思+秦始皇”式的绝对权力，和最差的信息核实系统。

　　毛澤東建立了新中國，先和美国干仗再发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清除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准备画一幅共產主义 “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澤東的政权模仿了斯大林的專政模式，以无产階級專政的名义把政治权力垄断在自己一人的手中，媒体、出版、学术、教育、文艺也大都归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把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集体化，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工商业加紧完成了国有化，把全国几乎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军营。自以为就要大展鸿图的他和他的战友们所不知道的是，这种计划经济切断了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这种集体生产组织方式剥夺亿万人们劳动致富的天然动机，将在此后的20年中使中國经济渐渐趋于熄火，而为此引发的政策争论将渐渐升温，使中國陷入政治文化十年大动乱。而这一切都被经济学家F．V．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G．奥威尔1946年在《动物农庄》一书中论证和预言到了的。而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却被毛澤東的文化封闭政策拒于国门之外。

　　“信息核实论”认为，人类文明的推动力之一就是人们把信息核实清楚的强烈愿望。这信息包括：科学、知识、思想、观点、法律、政策、事实和数据。

　　要进入工业化时代，物资流资金流人力流和信息流都空前增长，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能适应这一客观的但是暗含的要求；西欧国家近400年来偶然地萌芽又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1 民选专职议员，2 獨立的司法部门，3 民选行政长官，4 法定反对黨，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7 自由的学术界，8 民办开放的媒体，9 大量的民意调查，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制度化公开辩论的体系，它有众多的论坛以公职竞选和各种荣誉为奖品，以思想竞争为看点，以信息反复交叉核实为目的；用信息滋养人民，用权利保护人民，用选票激发人民的公民责任感，使政府内部的争论变成透明的公共话题，公职人员必须随时面对人民的提问，记录在案且可以公开查阅；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时时监督政府清除腐败，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正义占上风优胜劣汰的道德环境；因此几百年来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不断进步和巨大成就。这是“信息合适论”对历史演进规律的观察结论。重要的是，这听上去和各种吵闹着的主义似乎无关。

　　中國学习先进文明没有学到要点上，学不到发达国家的软件精华，自梁启超时已经开始对此有所论述，他在1897年《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说：“昔同治（1856－1875年）初年，德相毕士麻克（即：德国首相卑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从“信息核实论”的角度看，他的建议具体地有（仅略举一二）：提倡开发民智和公开辩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

　　“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1897年）

　　他论述有言论自由的辩论就会出真理：报刊“虽稍偏激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同时必有人偏激于彼端以矫我也，又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比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3年）

　　可惜爱读古书的毛澤東在掌权后忘记了曾经感动过他的梁启超，却处处拜秦始皇为师；如果“反右运动”学的是“焚书坑儒”的话，拷贝郑国渠的成功，就成了他在农业上要施展一番时的首先选择了。

　　“1958年毛澤東发动了”大跃进”，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放弃了依靠专家和正规水利工程设计的正常做法，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大办水利工程”.完全忽视了水利工程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和防止水旱灾害的科学论证和规划.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遗患累累. 华北三省的”引黄灌区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例子.该工程动员了黄河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但由于当地干部不懂水利工程的基本常识，这个庞大的工程只有引水灌溉的功能，而没有排水功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3省几千万亩农田因而盐碱化，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们痛骂当地的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从此再也无法扭转了.”（见陈实《为什么中國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國水利工作》）

　　这一下可造了大孽，毛澤東和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决策“使盐渍土面积由2800万亩增加到4800万亩，经过l0年的治理才得到恢复。例如河南省淄阳县因蓄水灌溉和发展航运，拦河梯级搭坝，壅高河道水位也抬高地下水位，县城内曾一度也要求船行走，沿岸涝碱为害，房屋倒溺，许多肥沃土地大幅度减产，甚至变为不毛之地。当时山东聊城至禹城的徒骇间塌了五道坝，河北省东风灌区的小漳河塌坝七道，黑龙港塌坝二十九道。在无排水条件下．大水漫灌，促使土壤积盐。山东的高唐、夏津本是富庶地区，素有金高唐、银夏律之称，可是在当时由于盐城危害，变成一片灰色荒野，生产力道受破坏，群众逃荒谋生，沿途所见，触目惊心。由于次生盐渍化的普通发生和迅速发展，群众对灌溉产生了顾虑，不少人有”宁叫旱死，不叫碱死“的想法。仲共中央在1962年下令引黄停灌，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疏通排水，灌区配套等措施，才使情况逐渐好转。”（《土壤盐渍化》 王东  中國农业大学  06-02-20）

　　其近距离的一线报道，直到2008年1月才得以出版，《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精心之作《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于1960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亲眼目睹了山东省惠民县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產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书中写到，“近两三年来（1960年），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山东省第一书记）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惨不忍睹的第一手资料在48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发表出来。

　　本应是人民喉舌的媒体，通通被毛澤東垄断与手中，用于遮掩他所犯的弥天大错，假人民代表照例是没有一个作声，民主黨派也装着没这回事，成千上万的上告信被拦截在基层，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所有的高官也不敢顶撞毛澤東了，最高层的对话和辩论都中断了，整个中國的信息核实系统在毛澤東的肆意玩弄下渐渐彻底地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三年大饥荒。

　　1960年7月3日，毛澤東正在北戴河避暑，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个少有的抗议事件；湖南郴州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21岁的女工刘桂阳，双手举着标语牌，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还叫值勤的卫兵过来看，卫兵很快就把她拎进北门拷上手铐。郴州地区中级法院判了她5年徒刑，刘少奇主席看了”口供笔录”后批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黨干部要大与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随后指示湖南省委无罪释放了女工刘桂阳。而中南海的秘书田家英却根本不敢将此事呈报给毛澤東。（参考铁流和黄峥的资料）

　　就这样，全国上上下下几亿人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走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以至于1960年春，四川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武装抢粮的事件。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实在忍不下去的情况下，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虽然被判了20年。但他没有后悔！因为他觉得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大饥荒之最：荥经惨案与“暴動抢粮”救民案》  京客 2008-03-31）

　　而此时，中國懂得治理盐碱地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们早已被毛澤東的“反右运动” 关进了劳改农场，一个是在天津南郊区的板桥农场（《板桥春秋》刘维俊2007），一个是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教农场（[风雪夹边沟]  赵旭  2004 ），在那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奇迹般地种出了庄稼。

　　1961年，史学家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篇《地下水和地上水》，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盐碱地的成因：“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呵！这不是揭毛澤東的短处吗？于是，在纹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作为仲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他，含冤自杀而死。

　　毛澤東参与的”引黄灌区工程”的错误决策，长期不为人们所知，连最近出版的黄河史和水利史上都没有清楚的记载。唯一的记录见于2003年作家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P174-184.

　　由于牵扯到毛澤東的缘故，无人不晓的模范县长焦裕禄所治理的盐碱地何以产生对全国人民却一直是个谜，从中小学课本到有关的书籍电影都对此避而不谈。以至于，此后的几十年内，土地盐碱化的知识未随着焦裕禄的事迹广泛传播得到普及；我国现在盐渍土有9913万公顷，(约15亿亩，而中國的耕地是18亿亩)相当部分是不当灌溉造成的。

　　新疆耕地盐渍化面积约1800 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约1/ 3 .宁夏河套平原现有盐渍化耕地20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0%，内蒙河套平原灌区范围内盐渍地357.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0%.

　　……中國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作家李林樱2006出版的《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一书，详细报道了全国最大的移民开发区红寺堡的土地盐碱化困境，（P80）这是进入21世纪后刚刚发生的生态决策失误：

　　“缺乏科学决策，国家花的钱不少(30亿).但农民真正收益的不多，……‘1236’工程也是这样.

　　以灌溉为例，……支渠、毛渠却不配套，有的质量很差，有的功能不全，有的根本就是”豆腐渣”，跑，冒，滴，漏，浪费了大量水资源，给浇地带来了许多不便，常常引起纠纷.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开发区土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盐碱化现象，而且盐碱化的耕地还在继续扩大。在红寺堡和同心县相邻的西坡子村，经过几年的耕种后，已经有4000多亩耕地盐碱化，无法再耕种了！“

　　没有民办的媒体和出版社，没有民选的议员，没有法定反对黨，没有活跃的民间社团（如农会），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各级行政长官选举的激烈辩论，许许多多该提的问题被压制了，人民的呼声听不见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得不到充分的传播和重视，面对执政黨垄断的“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出版-教育-学术-社团”的庞然大物，人民的活力被束缚住了，腐败官僚却有作手脚的宽阔空间，制造污染无人受罚，举报污染者却连连入狱，谎言没人来追究，空话套话大话占据了各个讲台，环保法律漏洞百出，机构重叠责任不明人称“九龙治水”；如果没有互联网起着象当年的自留地那样生死攸关的调节作用，真不知再有多少汉芯骗局、假虎照和奥美定祸害世人，也不知道再有多少东洲太石瓮安的怨情与怒火在暗中酝酿和等待喷发。

　　3  民主制度是一个高效信息核实系统

　　据说孙中山曾经感叹道：“有组织的民族数选票箱里的选票，无组织的民族数战场上的尸体。”

　　确实，现代民主国家用选票代替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刀枪火炮，用每天的辩论和渐进的改革代替了积累起来的革命性能量的大爆发，选举总统或市长，象是4年一次的运动会，象是群众的嘉年华会，在獨立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制约下，在反对黨、公民社团、民办媒体的联合监督下，其实无论谁当选，他们都无法不为选民尽力工作，更何况许多政策由于有立法的指导，为行政决策分担了大部分负担。

　　设想如果1957年中國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10项设置）的话会发生什么？百万右派就会纷纷加入了法定的反对黨，被毛澤東压制的彭德怀就很可能成为它的领袖；当毛澤東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冒失的水利工程时，秉承学术自由的专家就会在民办的媒体上指出毛澤東引黄灌溉计划的异想天开的荒谬之处，指出郑国渠的地质情况和华北平原三省地区的不同；反对黨会就此对毛澤東的草率和鲁莽提出质疑，对工程实施的失败事例穷追不舍，对资金的浪费大做文章，进而嘲笑毛的秦始皇情结、乌托邦幻想和半瓶子醋的馬克思主义，劝他改行去研究诗词和[红搂梦]，因为研究错了也不会伤害到人命….

　　毛澤東虽然会输给了彭德怀，但一想到不然的话会引发一次大饥荒，内心里还是感谢反对黨对他的制约使他少犯一次大错误；再想到道家阴阳平衡的学说之伟大，说不定又写出几篇版权收入颇丰的哲学著作。彭德怀来当一次总统，毛澤東却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亿万民众有幸免受一次浩劫，各方都是赢家，社会在有序的对抗中达到了和諧。

　　惜哉！没想明白工业时代特点的毛澤東，实际上陷入了自己布置的信息自杀的迷魂阵，把自己、夫人、同事和人民都赶上了绝路，他至今还要被迫躺在天安門广场的中央日日受人们的责怪。

　　最近汉城大学的学者研究说毛澤東的韩国血统的人，从他那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劲头来看，八成是那么回事。

　　08-07-26

　　作者:陶达士

　　盲人摸象的寓言很好地反映了我们要对某事发表看法时常有的无奈感，收集和鉴别有关资料总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自从互联网日益深入我们的生活之后，作为网民这个整体中的一员， 我们似乎正在告别盲人摸象的朦胧状态；通过[搜索]这一简单的操作，我们就可以很快地透过许多网友的眼睛看到了某件事情的全貌，其中有许多专家的见解和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种视野的突然扩大，使我们有像孙悟空跳上云端向下俯视的感觉。是的，网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是孙悟空重返人间，开始向各种妖魔鬼怪发起了一轮轮凌厉的围剿。

　　在长达６０年的当代中國风风雨雨中，性情温和的中國人对强权向来是逆来顺受，百姓目睹了政府大幅度左摇右摆和频繁的朝令夕改，经历了学校政治课灌输之枯燥、上级强迫的政治口号之空洞、媒体和出版物的谎言文化之包围，人们宁愿远离政治话题；但腐败的蔓延和环境的灾难又一次次地把大众的视线拉了回来，少数勇敢的人们率先向种种可疑的现象宣战：军医蒋彦勇揭发了SARS谎言，医生高耀洁追踪艾滋血祸，植物学家蒋高明揭开了多年来沙漠植树的无效，陈晓兰医生和高纯药剂师向医药腐败挑战，微生物专家管轶把禽流感问题时时放在了人们的焦点上，马军敲响水危机的警钟，王维洛戴晴等人在不断地拷问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是否符合科学决策的程序…

　　近年来，受过一定的环境教育的人民眼看着江河湖海越来越黑越来越臭，听到医学专家说广州的空气污染使５０岁以上的人肺都会变黑，制造污染的人几乎得不到惩罚，揭发污染的人反而时时被送进监狱，面对迅速恶化的环境，束手无策可以说是人们普遍的感觉。

　　虽然政府年年都自称取得环境治理的“进展”和“拐点”，专家安慰地说些什么“沙尘暴正好抵消的酸雨”，“太湖蓝藻爆发因为敲响了警钟所以是件好事”等莫名其妙的话；地震局去年还自称可以预报地震而今年却改口说预报不可能，去年ＣＣＴＶ还说“没有临沂怪病”而今年就看到全国的手足口病大爆发．．．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太多太明显了。许多恶性公共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总是伴随着疑云重重：汉芯骗局、假虎照、黑窑奴工、奥美定－郑筱萸案、蚂蚁骗局、造林骗局、粮库骗局、影子工程、假渗灌工程、豆腐渣学校、黑社会的横行霸道、拉尼娜雪灾预报下落不明、耿庆国地震预报不知去向、瓮安疑案、杨佳之谜…，这一切都呼唤人民自己起来追寻真相，打破谎言，阻止腐败官员。

　　对比台湾人民的反腐追贪的节节胜利， 权力按民意和平转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民选议员、没有法定反对黨、没有民办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没有獨立的司法、没有直选各级行政长官、没有维权团体、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如果现有投诉机构缺少公信力时，百姓就注定要成为腐败的牺牲品，受了冤后还常常会处于绝望的境地；瓮安人民的怒火和杨佳的爆发何时才能化为百姓投票选举和罢免的有序行动？．由于毛澤東于60年前延安窑洞中作出的民主诺言尚未兑现，由于［宪法］第３５条长期遭受践踏，中國人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中政治权利少得可怜的人群。

　　腐败势力在缺少人民监督的环境中迅速向各处蔓延，渗透到食品中、到课本上、到荧屏和舞台，到混凝土里、甚至到药品中和血库里，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长期被腐败气氛所压抑，有些人甚至丧失了与之斗争的任何念头，在论坛上连顶贴的斗志和意识都没有了；但是，多年积累中的对腐败的怨恨在没有民意调查和选举投票的正常表达渠道之下，正在法治遭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趋向一个个爆发点；正是这种过时、僵硬、漏洞百出的制度，激发了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官方垄断的媒体之外一个巨大的民间信息核实网已经赫然矗立起来，一场超过１５０年来中國思想成果之总和全民集体智慧喷发已经势不可挡；去年10月的镇坪假虎照骗局，陕西省官方用了半年多时间才证实网民一两天就发现的照片破绽，可见專制制度下官僚层办理正事的效率多么低下；互联网上的民意大觉醒预示着麻木已久的民族活力开始的复苏，人民推动的反腐运动和真相运动有望扭转腐败蔓延的趋势，并使中國迈入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门槛。

　　观察了最近的几桩公共事件的发展，我发现政府垄断信息导致了虚假和混乱的信息对人们的干扰，造成了人民对政府和官方媒体信心的破坏；还发现了人民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改革要求，和在互联网上自发的信息修复行动；再度审视历史，决定把垄断封闭制度下“社会的信任紊乱”加入到以下的定律3，于是得到了中國环境危机三定律。

　　[中國环境危机三定律]第九版：

　　定律1  專制制度产生封闭的信息制度环境，使虚假信息趋向增多。

　　定律2 專制制度产生政治僵化，使官僚层趋向腐败和惰性。

　　定律3 專制制度产生社会的信任紊乱，使人民治理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努力失败，直奔崩溃。

　　[信息核实论]认为：文明的演进有人们信息核实愿望的推动；与工业化相配套，应运而生了民主制度，其10项设置所形成的高效信息核实系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100年前由孙中山一代引入中國，近年在台湾已经取得全面成功。

　　1 民选专职议员

　　2 獨立的司法部门

　　3 民选行政长官

　　4 法定反对黨

　　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

　　7 自由的学术界

　　8 民办开放的媒体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作者:陶达士

　　“四川人怎么还没给整死？成天给人添堵。”

　　“我还在想为什么不来得更猛烈一点，……死的人不够多。”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可能许多读者在心里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匪夷所思的话是怎样说出来的？说话的人是怎样的动机？是想炒作吗？不像。是心理有问题吗？我也看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看法是，根本原因在于，在某些方面中國人说话太“自由”了。上面这几个个案只是冰山之角，整个中國社会在某些方面说话之没有“顾忌”的程度，不敢说是世界之最，也大概是之最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强大的民意基础，当范美忠被教育部门取消教师资格时，有人提出这是“因言治罪”，有人要为他打官司，而支持范美忠的人据说已不计其数。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近一段时间网络上最时髦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你必须说人话——有人整天辱骂你、造谣中伤你，看看有谁愿意上来说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又有谁敢提出不要因为他这种言论治他的“罪”？

　　这种不正常局面的出现原因当然众多，我在这里讨论其中的两个：第一，在中國有一批人，他们对西方社会不甚了解，却喜欢拿他们想象中的西方说事。比如，他们以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言论是绝对自由的，那接下来我就举几个例子看看美国人是如何因言治“罪”的。

　　詹姆斯·沃森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因发现DNA分子双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2007年他在媒体采访时称，试验结果表明非洲人没有白种人聪明。他先是出面道歉，之后他的实验室停止了他的职务，最终，他被迫黯然离去。

　　拉里·萨默斯是前哈佛大学校长，2005年他在一个经济学家会议上表示，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男人比女人更适宜于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萨默斯连续发表了三份致歉声明，但是最终他还是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职务，成为哈佛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2006年，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克里在一次加利福尼亚州的演讲时，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上不了大学，就只能被送到伊拉克去打仗。”克里不得不于11月1日表示道歉。

　　上面这三个例子是我特别挑选出来的，目的是想让读者对比一下，同样的三句话如果是在中國说出来会有什么后果？对，什么后果也没有。比如，在中國不知道有多少人把“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去扫大街了”作为口头禅。

　　这就涉及到我想讨论的第二个原因：中國社会目前还总体上缺少抵制“不当言论”的意识。年初赵本山去美国演出，令赵大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的华人评价他的小品是“内容庸俗，言辞粗鄙，趣味低下”，因为他的小品嘲笑了残疾人、肥胖者、有生理缺陷的人，而这些言论在美国是不允许的。赵本山被告知，如果不改变小品的内容，下次再也不要来美国了。更有甚者，还有华人要起诉赵本山歧视残疾人！

　　再回到前面的三个例子，他们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范美忠这个广受争议的个案而言，如果我们不对他的言论进行批判、不治他的“罪”，这就客观上等同于鼓励全体老师向他学习。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能在今天的中國持续发酵，也确实是一个奇观。不过我要警告大家，未来中國社会对“不当言论”的容忍度会越来越低。请各位说话时脑子里绷根弦。

　　作者:张结海

　　有个古代的寓言[聚宝缸的故事]：说是有位贪财的县太爷，抢走了一个农民偶然发现的聚宝缸，放到自己家的庭院中， 放进一个金元宝就变出了很多，把他全家高兴得不得了， 他年老的父亲一不小心掉进了缸里，马上被旁人拉出来，可是聚宝缸里又变出第二个县太爷的父亲，第三个，第四个，…一会儿满院挤满了这些新出现的老人家，直到把缸挤碎了才中止这个无尽的复制。 县太爷从此每天忙着伺候他这些上百个一模一样的老父亲。

　　回顾中國近60年来的历史， GDP增长了若干倍， 粮食产量在增加，汽车在增加，人口也增长了2倍，耕地在减少，空气土壤江河湖海的污染增加了不知多少倍，…。我们的国家不是很象这个神奇的聚宝缸？难道它也只会机械地自动增加却无法调节控制？它的结局是否也是被挤碎而休止？

　　这类决策模式呆板僵硬的机器被控制论大师诺伯特。维纳在他的[人有人的用处]（1950.上海译文P174）一书中称之为“不具学习能力的，呆头呆脑的机器”，他提醒人们使用它时要小心遭殃。

　　如果把社会制度看作是一架复杂的机器，人们都想从各自的制度中达到理想的境界。

　　美国人试验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他们的[獨立宣言]中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美国人的谨慎心理使他们精心设计了分权的共和民主制度。

　　而苏联人试验了專政的共產主义制度，他们的歌里曾吹嘘地唱到：“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于是，苏联人的盲从心态产生出逐渐军事化的也逐渐僵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实验了75年后，觉醒了的前苏联人民于1991年抛弃了它。

　　历史花了几百年来检验究竟哪种制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自由民主国家从1800年的3个，变成1900年的13个，再变成现在的140个。全球各个种族和文化都有采纳民主自由制度的成功经验；最近台湾第二次依照人民的选票而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替，使孙中山一代开启的宪政革命在华人世界中终于结出了初步的胜利果实。

　　为什么历史会呈现这个大趋势？有多种的解说揭示了各个方面的理由：

　　胡适1941年7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演讲中转述了伊司曼（Max Esatman）对極權制度的剖析： 在共產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的極權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黨，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黨控制新闻。

　　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十一、由政黨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十八、把“劳工階級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黨及领袖的统制。

　　胡适在演讲中耐心地解释说：“我认为急进革命与逐渐改革二者的区别，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極權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这种根本的差别，几乎可以解释这两个互相冲突的制度中的任何问题。”胡适当时可能很难让中國的革命者理解他对社会演化所作的历史性的解释，战争中甚至没有人听得到他的声音。当毛澤東的革命胜利时， 胡适选择了远离他在演讲中所批评的極權化的政权，把对错判断留给了时间老人。1949年毛澤東踌躇满志地面对“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就是共產主义的中國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50年后，苏联终于因为这些制度上的特征而崩溃了，毛澤東也早已把中國这张白纸涂得一塌糊涂；在2007年的17大上，中國执政黨也宣布开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了。

　　苏联和毛澤東失败的制度内在原因何在？

　　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斯大林本人留下的遗产是：肆无忌惮地利用国家的暴力来对付社会，建成了一个抑制社会创造性、把任何理性的创新扼杀于萌芽状态的警察国家，形成了一个等级特权制度，把一切都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 （[大失败]P38）

　　“以苏联的名义所建立的極權主义制度不仅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不能汲取后工业社会中内在的必要因素——分散的大众传播媒介，自由沟通信息，自发性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的多中心。”（出处？）

　　需要注意的是， 布热津斯基在这里也谈到了信息，诺伯特。维纳也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曾经说过：“要有效的生活就要有足够的信息”。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在 [欧洲梦]（2004，）一书（重庆出版社，P197） 中也论述道：“苏联的突然崩溃乃是最早的现象，表明了政治集權化的命令与控制机制过于陈旧，无法适应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所带来的时空取向的巨大变化。。。。无法回应分散式的全球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解放性力量，这就决定了它后来的厄运。”

　　由此看来，苏联在与美国的竞赛中从落后到崩溃，其秘密原因在于它的信息和控制机制是过于陈旧的。相比之下，英国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开始了现代的议会政治制度，从此人民逐渐通过选举的议员用立法约束和指导执政者，先是对国王，后是对执政黨。竞选辩论，议会辩论，法庭辩论，报刊媒体上的辩论，学术界的自由辩论，社团集会的辩论，使“言路畅通”，使公共事务的决策透明化，使辩论的各方在反复交锋中形成明确的见解，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记录在案，在其后的实践中得以检验，然后再通过立法和政策的修改，甚至的执政者的更换，来达到符合人民要求的变化。

　　这就是民主制度为工业化时代所提供的必需的高效“信息核实机制”和“自我纠偏机制”。

　　如果也有这种民主制度，苏联就不会发生于1954年在半干旱草原开垦荒地而带来的“黑风暴”灾难和1954年开始的盲目灌溉而给咸海周围地区带来的“白风暴”灾难，也不会有1984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它最终促使了苏联解体；如果1949年后中國有这种民主制度，毛澤東的个人错误就不会发展成三年大饥荒和十年纹革浩劫，唐山大地震就不会被漏报，青龙奇迹就会升级为唐山奇迹，进而有可能在2008年再创汶川奇迹！那样的话，中國的荣耀岂不是十倍百倍于一场北京奥运会？不幸的是，專制制度这个聚宝缸天生缺乏自我学习和调整的能力。

　　人类文明发展就是信息核实机制和自我纠偏机制的进化，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多黨对抗竞争下的“辩论—立法—检验—再辩论…”的自我学习和改进机器。没有它，信息就会率先陷入混乱，进而一切努力都会失败：

　　植树治理沙漠50年的失败，土地盐碱化从1958年的引黄灌溉的失败到2005年宁夏红寺堡移民开发区的困境，甘肃民勤县的生态崩溃，七大水系的污染加重，10年600亿淮河污染治理的失败，10年47亿滇池污染治理的失败，25年100亿太湖污染治理的失败， 不断增加着的癌症村，SARS曾长驱直入，奥美定-郑筱萸祸害百姓十多年，禽流感和猪蓝耳病的防治延误，2007年的“临沂怪病”发展成为现在的手足口病疫情，气象局对拉尼娜雪灾预报的去向不明， 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与耿庆国先生的地震前预报也是下落不明……

　　人们需要认识到：信息也是生产力。最近有本新书叫作[信息改变了美国]，两位美国作者在其中讲到：“美国人在19世纪上半叶开创的信息时代的核心是动员人民大众”，“美国是一个没有中央集權的国家，因此缺少自上而下的、垄断的信息体系支持，在美国，有太多的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都要求获得信息，他们不会允许在政治生活或经济事务中建立封闭的信息系统。”“美国建立了一个极其开放的、民主的信息体制，它增强了公民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也许深受專制制度造成的谎言文化之苦的中國人更知道真话与真相的宝贵，因为这常常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人们再次看到：耿庆国先生的一条信息也许会拯救10万人的生命。而关于全国所有学校建筑安全的信息就决定着学生生命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千千万万的中國网友不约而同地在网络的空间中追寻真相和传播真理，阻止腐败的脚步，促进法律的改进，揭露黑幕和骗局，…一个巨大民间的信息核实网正在迅速地扩展着，其影响力已经使中國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去年网友发起的揭发浪潮已经使镇坪假虎照成为了腐败官员无能的象征，今年对地震局地震漏报的讨罚洪流必将展示：人民是推进民主改革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

　　信息就是力量，这力量在人民的掌握下可以改变历史。

　　作者:陶达士

　　以下为中國共產黨黨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在解放前在国民黨国民黨统治时期的民主先声！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黨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黨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共產黨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產黨反对国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并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中國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國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國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階級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國……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國虽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國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國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黨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黨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仲共黨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國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獨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國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國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國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國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國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國的獨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國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馀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國过去專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國……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運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國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國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國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國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反动者企图以“共黨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鎮壓……，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學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權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黨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黨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國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獨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黨确定的和各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黨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黨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黨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黨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國共產黨，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黨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國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動，”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黨、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作者:董桄福

　　四川汶川县的7.8级强震使上万人长眠废墟，由于交通、通讯中断，汶川地震震中地区约有6万人仍杳无音信。

　　对于突出其来的地震，最好的防范就是预报。但据说，地震的预测难度非常之大。但是现实中，动物的灵敏性有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超越了现代科学技术。前几天报上说，湖北恩施一水塘8万吨水5小时消失。当时网上即有人报告各种异象，如荆门鸡不进笼，飞上树等，于是有人为湖北人祈福，说可能有地震。5月10日《华西都市报》则报道了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了数十万只大小蟾蜍大规模的迁徙，使一些村民认为会有不好的兆头出现。当时当地林业部门对此解释说，这是蟾蜍正常的迁徙，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然而，地震发生后，中國地震局一名不透露姓名的专家称，这属于动物反应异常，绝不是”正常现象”.在大地震之前肯定会出现一些动物反应异常，但地震部门不可能就此发出预报(《新京报》5月13日).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在大地震之前肯定会出现一些动物反应异常，为什么地震部门不可能就此发出预报？如果说地震部门无法准确地预报具体的地点和震级，在大致范围内打个预防针也是好的，至少可以提醒人们稍微做些准备，临时普及一下应对地震的知识也好。但是我们的相关部门似乎对此无所作为，只能让民众听天由命地等待灾难和死亡降临。也许是由于我们的防灾抗灾应急信息体系不灵，上下沟通不力，但这正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也许是为了防止恐慌，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恐慌总比伤亡好。

　　据北京大学社会学者于长江介绍，同样震级、同样人口密度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伤亡人数总是低于不发达国家。日本属于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通常人员死伤并不太多，一般六七级地震，死亡几十到几百人，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当代日本地震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例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坂神大地震，那是发生在日本经济最繁荣、产业最集中、人口和建筑最密集的区域，共死亡5000多人，已经是很特别的情况了。

　　发达国家的防灾工作，首先体现在对预测的重视上，一般都要求预报部门只要预测到灾难，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公众通报灾难可能性，请记住，其通报的是”灾难可能性”！不准许隐瞒不报或少报、漏报。比如日本就规定一旦预测到大地震，在发生前两三天，要由首相亲自发表《警戒宣言》，政府必须立即启动全面避难救援措施。这类规定，是为了防止这些部门为了各种特殊利益的驱动，隐瞒某些严重的预报，导致公众毫无防备，造成本该避免的损失。这类预报，在发达国家，也归入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看来地震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虽然精确度不一定很高。

　　当然，日本有完善的地震灾害监测防治系统。我们在技术上可能不如人家，但更重要的是观念和法治上不如人家，尤其是信息公开的权利保障上不如人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于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但是从阜阳疫情到本次大地震可以看出，我们的观念仍然滞后于法律，我们的脚步依然滞后于现实。我们说，及时公开信息，天塌不下来；我们还应该反过来说：信息不公开，天说塌就塌了。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来源：珠江晚报

　　作者:童大焕

　　时下，对CNN，BBC，美國之音……等等外媒的声讨正在走向深入，中國人民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发挥了在危机面前惊人的力量，致使CNN不得不羞答答的出来道歉了。

　　但是，一直以来的状况说明，西方“势力”是不会就这样简单“消停”的，新闻的激烈竞争和新闻人不得到真相誓不“噤声”，不到现场绝不退缩的从业精神肯定会引发更多的“危机”。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以来我们都看不到这些外媒，看不到这些媒体的真实嘴脸，这一次“人民战争”中却显示出那么多中國人民全都对这些境外媒体如此愤慨，而且相当熟悉的样子，这倒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是看到原版报道，还是种种途径转载处理的？还真让人疑惑。

　　我家的电视机怎么就收不到，收音机怎么也听不到，网络勉强听到一些，还得请教电脑高手，采取种种破网手段，还杂音依稀，断断续续……难怪在如此的大是大非面前还立场不坚定，不怪我啊。要怪就怪信息不通，杂音太大，听不清楚啊！

　　一句话，就是觉得知道的太少，看到的太少，听到的也太少，让我们愤慨的文字几乎是转卖了几次才到眼前的。总担心中途“霉变”，现在就有一个大学教授的文字被新华网转载的时候大量出错：翻译时候缺词少段，断章取义，改变原意……已经引起不少的反弹。有一个署名蓝天的海外留学生已经发出一篇《新华网是如此大面积篡改加州柏克莱大学王灵智教授发表在CNN的评论的？》，并且不厌其烦的拿出原文翻译对照，弄得像真的似的。

　　这让我们这些只能通过二道贩子了解世界局势的心灵大大的受伤。还真不知道CNN，BBC，美國之音背着我们干了多少伤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呢？以为我们反正听不到就大放厥词，任意挥洒文字……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继续深入，找到更多的外媒恣意妄为的证据，全面揭穿他们的“狼子野心”，消除对我泱泱中华的种种“偏见”。

　　在此，呼吁有关部门，全面开放这些媒体，让更多中國人民看到，听到，以便找到他们的罪证……

　　这样一来，每句话，每个节目，每条新闻都在中國十三亿双眼睛的监督之下，不怕你不老实，不怕你耍无赖，不怕你玩文字游戏……

　　这样做起码有五大好处：

　　其一，十三亿人监督着这些外媒，他们就变不了天，就不敢胡说八道了。

　　其二，省得环球时报，新华网还要时时追踪翻译，分析……太麻烦，增加工作量。直接让人民判断，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还免得接受信息的人增加种种疑惑。有利于深入揭示出那些境外媒体的“丑恶面目”。

　　其三，还显得咱开明，开放，大国气度。

　　其四，还省的有人天天指责我们新闻不自由，不开放，谁说的，老子开放给你看看，以为怕你丫啊？！

　　其五，省去大量的开发网络封锁软件的成本，人力资源和财力必将大量的节省出来。这些工作让十三亿中國人来做，一定事半功倍。

　　2008年4月17日星期四

　　作者:董桄福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来自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贾平凹面对华南虎的追问连连摆手，“你别找我，这个报纸都已经说过了。”并以开会为由快速走进会场。此前，贾平凹曾接受记者采访谈论文学问题，但当记者话题转到华南虎事件时，他随即以“不清楚这件事”为由结束了采访。

　　对于多数陕西代表、委员拒绝回应华南虎事件，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代表委员回避周老虎不能怪他们，关键还在政府。“代表委员还要在当地生活，与当地政府不一致他们会很麻烦。”

　　从情理上说的确如此。一般而论，人们不能用自己的道德主张他人的权利。但是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为公道公德作出个人利益牺牲。政协委员的职责就是当局诤友，所谓诤友就要挺身而出，犯顏直谏，言人所不敢言，回避不言就是失职。

　　作家是社会良心代表和时代纪录者，理应更为超脱地发出自己的心声。文章千古事。白纸黑字纪录的不仅是社会现实，更是作家自身人格的写照。如果说，其它委员不发言情有可原的话，集全国政协委员和著名作家于一身的贾平凹，面对记者提问装聋作哑就是不能原谅的耻辱。

　　问题在于回答记者的提问并不需要贾先生付出什么代价。说了真话，当权者能把你怎么样？能罢了你的官？能给你处分？能砸了你的饭碗？我想这根本不可能。即使这一切都兑现了，又怎么样？估计你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拿退休金还不能保障你正常生活吗？何况你还能写，能挣花不完的稿费。

　　虎照早已不是照片的真伪问题问题，而是政府的诚信问题。进一步说，就是陕西官方最终会为假虎照支付多少信用成本问题。权势可以左右部分人于一时，不可能左右所有人于永远。拖延的越久，付出的利息越多。这是贾先生应当明白的常识，也是陕西省数千万人都明白的常识。

　　我相信，绝大多数陕西人，包括绝大多数黨政官员都希望早日澄清虎照真相。他们绝不愿意被少数制假官员绑架，成为诚信危机的牺牲品。应当说，记者的提问给了贾先生一个绝好的机会。作为陕西省作家代表人物，贾平凹先生如果此时说了真话，不仅令世人对您刮目相看，还会改善陕西人形象，也许能够推进此事早日解决。

　　面对如此简单的事实，面对即将大白于天下的事实，贾平凹先生表演太势利、太苟且，太让人失望了。

　　看得出来，贾先生这样做，无非是让当权者明白——我和你们坐在同一条船上——因为混迹于官场的贾先生很清楚，这样才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可是务实的贾先生也许忘了，人的生命很有限。官场上固然可以体现部分人生价值，但远不是全部——步入多元化的时代后，依然唯官场是从乃是作家的莫大悲哀。

　　有句名言说的好，“有的人死了，但他依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作家的骄傲就是当生命终结后，他的文字依然有生命力。贾平凹先生，如果您继续这样的表演，对于我来说，您现在已经死了。

　　作者:田奇庄

　　曾经私下里听到一个朋友在嘲笑他在一个饭局上听到的一个官员的感叹，那个饭局是一个地产老板请客，他是和省里文联的一个头儿作为陪客时听到的一个宣传部门的官员感叹，说现在网络很烦，他们那里天天要派人值班，生怕发生像山西童工这样的地震事件……。

　　是啊，网络的发展，使得民生、民意毫无办法的四处“流串”，轻者，只是影响一下某些公仆的“形象”，重者可能会让“公仆”掉乌纱帽。

　　山西童工事件，没有网络，也许不会家喻户晓，更不会图文并茂的将那样惨烈的画面，轰轰烈烈的展现在国家领导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结果，那些受害的家长、孩子们得到一些了补偿和安慰；一些作恶者受到了处罚，国家又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非法用工的打击力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太湖污染的画面在网上刊登后，震撼了全世界，也震动了中南海的主席和总理，而不久前，这里传出的还是治污有效的捷报，污染的县城还拿到了全国环保先进的奖章……，网络的曝光使这一切成了笑谈……。现在，国家已经将治理太湖当着头等大事，并且举一反三的要求各地以此为戒，江苏省长也在媒体上表示：宁愿降低ＧＤＰ也要还“太湖”美丽。

　　军用坦克曾经成为唐山私人老板向“弱者”敲诈勒索的御用工具，尽管在当地已经是一道“靓丽”而又刺眼的风景线，但直到在网上曝光出来，一直耀武扬威的在当地刺激着人民的神经，现在终于因为网络的曝光，才得以消失，而老板的黑和霸给当地百姓造成的骚扰也才停了下来……。

　　今年年初，有某个局长在电梯对一女子动粗的画面出现在网络上，原来，他以为对方是“卖笑的”，意欲买笑快活；结果遭到对方拒绝后，发挥出勇男的威猛，大打出手，并且配合以粗话发泄；结果图文并茂的画面在网上传开；结果，他不得不前倨后恭的从骂别人“婊子”到乖乖的向对方道歉！

　　更远一点的是“下跪的局长”在网络上曝光后，这位局长也因此栽了大跟头，结束了仕途生涯，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不久前，有一个被炸成两段的“ＭＭ”的画面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下，原来是一位人大的作品，想当初，公仆局长将这位ＭＭ抱揽入怀时一定也是心肝宝贝的疼爱有加，现在居然用日本鬼子炸碉堡的方式将一个年轻女子的柔弱之躯用武器来炸毁，其残忍让世人愤慨，丢尽了ＧＣＤ员的脸面，结果可想而知！

　　就在“《新劳动法》出台，高调保护劳动者”的话音刚刚落下，“不漏一户，九部委严查非法用工”的墨迹未干，又出现了因为讨薪被打，一死、六伤、两无下落的网络新闻，看着被打的蜷缩在地的民工兄弟，人们的愤怒和呐喊又一次在网络的上空弥漫……。

　　豪华办公楼，２００６年，人们耳熟能详的最流行语。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豪华办公楼照片在网络上的展现，使百姓大开眼界，哇！原来我们的政府已经是这样富有了！金壁辉煌、气派非凡的政府大楼一个比一个壮观，使我们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北京帝都黯然失色，而作为衬托的是破旧的学校和贫困中失学的孩子们的照片，其效果可想而知！这一粒粒“沙”皇帝的奢侈也震动了高层，发出了一道道“不许……的命令。

　　还有许许多多的网络新闻，这些新闻如果没有网络，恐怕是永远也不能够得以见天日的，网络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对腐败的揭露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网络就好了”，这是一些官员的一句梦话，没有网络的时代，他们可以蒙和骗，网络冲破了他们经典的蒙和骗！

　　虽然，他们也正在也最快的方式来接受，也试图将他们用惯的公关手法用到一些网络和斑竹的身上，采取各种手法，对那些揭丑的公民进行各种人身攻击，《踩鸭子的女人》就是他们的杰作！将无耻的嘴脸发挥到了极至，还一边炫耀的说着自已吃鲍鱼阔绰一边给活着的的人烧香烧纸，这就是一些共產黨员甚至优秀公务员、局长之流的人在网上肆意妄为！

　　对揭露他们丑恶行为的人是这样，对一些论坛的不听摆布的版主也是牛氓式的随意侵犯，别人的任何信息都可以随意利用歪曲！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法律法规、黨纪国法、公序良德可以任意踩在脚下，利用手中的权利剥夺别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再用手中的权利去公关、去围堵截。由于络的广泛和迅束，他们已经不能够完全封堵舆论通通，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感叹：如果没有网络多好！所以他们又到网上谈“赖大赖小、颈长颈段，谈你结婚了吗？你离婚了吗？女人的弱点，男人的嗜好……”，乐此不彼，恨不能够将那些丢了自已脸面的贴子都掐掉，所有的版主都对自已言听计从！

　　但尊敬的共產黨员，请你明白，互联网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庞大的多，泱泱大国，连胡主席都重视互联网世界，难道你能够将所有的网络通道都买下来？你能够将所有百姓的口都封住？合法的渠道讲不了，就会到“非法的”渠道去倾诉；国内没地方讲，不会去国外讲，难道丑闻非要出口转内销吗？还有毛主席老人家讲的更复杂的国家、階級之间的……，你买的动吗？！到时候，谁是“反華辱”分子呢？谁让黨和政府丢脸呢！

　　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百姓的民声、民怨不会因为你怕听就不讲了

　　想爱自已，就先爱你的黨，爱你的臣民，与其希望“没有网络就好了”，不如要求自已按共產黨员的标准要求自已，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否则，黨和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

　　来源：人民网（ｈｔｔｐ:// ｂｂ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作者:白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媒体报道的跟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曾经跟外国朋友也说起过，他们说我们只报喜不报忧，我们说他们只报负面的消息，其实我说我们从某种意义上都不客观，我给他们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我说我们盖十栋楼，九栋楼盖起来了，一栋楼盖塌了，我们是报九栋楼，还有一栋楼塌了我们是不报的，因为这个是非主流的，主要是在这儿，而西方报，九栋楼盖起来了，这不是事情，盖塌了是事情，他报塌的楼。西方报道它的眼光他就是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把眼光放开，看到全面，能够把一个完整的形象能够介绍出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国庆的这一番话颇耐人寻味，西方新闻观与我们的新闻观不同之处就是一个报忧不报喜或少报喜、一个报喜不报忧或少报忧，出现两种不同的新闻观固然有对新闻规律、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而更多是各自所处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造成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我国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显然存在很大差异，在中國强调报喜不报忧是历史的选择、是社会稳定的选择，是出于执政黨执政理念的选择，说白了，社会舆论的控制权在于执政黨，无可厚非。但要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西方媒体的新闻观，确实是个挑战，在笔者看来，与其徒劳无功的所谓努力，不如除安全保密领域外全面开放西方媒体的采访范围，给西方媒体以更多的采访便利，让西方媒体对中國的新闻失去神秘感，对我们的新闻采访限制由负面抵触，到全面自信开放的欢迎，主动改变他们对发生新闻追求极端负面的报道需求，转而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实现我们正确引导舆论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新闻发布涉及的范围也要有大幅度的扩大，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往往是西方媒体报道的重点，我们不妨借鉴西方的新闻发布制度，以西方媒体习惯的方式与之打交道，提高我们的引导水平，不至于用生硬的处理方式，带来他们的不理解、不全面的报道，扭曲新闻的本来面目，造成工作的被动。当然，对不怀好意、惟恐天下不乱，明显诋毁我国的所谓客观报道要坚决制止，维护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疏与堵，两者不可偏废，而加大疏的力度，研究西方新闻观、价值观，从而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刻不容缓，不是对西方媒体被动的做工作，而是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积极应对挑战，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诠释新闻的全貌，主动的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只有这样，我们的真实情况才能让世界人民了解，达到我们的目的。本来面目，造成工作的被动。当然，对不怀好意、惟恐天下不乱，明显诋毁我国的所谓客观报道要坚决制止，维护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疏与堵，两者不可偏废，而加大疏的力度，研究西方新闻观、价值观，从而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刻不容缓，不是对西方媒体被动的做工作，而是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积极应对挑战，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诠释新闻的全貌，主动的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只有这样，我们的真实情况才能让世界人民了解，达到我们的目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市济宁日报社

　　作者ｅ- ｍａｉｌ：ｊｎｙｇｍ（ａｔ）ｓｉｎａ. ｃｏｍ

　　作者:杨光民

　　直到今年４月卫生部发布公告，宣布撤销全国牙防阻，以及随后进行的审计清查工作才使得更多的民众彻底认清了这个长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机构的真正面目——利用自己捏造出的所谓的“全国牙防组认证”获得了２００多万的非法收入，同时还在领取补贴和财务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

　　对于这样一个违法违纪组织，卫生部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行动不可谓不迅猛，或许还有人会因此对卫生部大唱赞歌，认为其规范了牙膏认证市场秩序，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是，对于这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有着重要联系的问题，作为一个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公民，有必要弄清，这个成立于１９８８年的全国牙防组为什么到现在才被取缔？为什么在存在了近１９年之后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和审查？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多少个类似于“全国牙防组”这样的非官非民的组织？如果没有０５年６月某些“好事的”媒体对牙膏认证市场混乱情况的暴料，没有０５年到０６年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律师陈江和刘明等热心公众的上诉，那么现在全国牙防组还恐怕在北大口腔医院宿舍楼的一个小寝室里夜以继日的进行着“认证工作”吧。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要建设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就不仅应该规范经济秩序，维护市场环境，还应该对参与市场经济的各方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我们国家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进行这种监管的责任更多的落到了政府机构的头上，由此造成监管主体单一，权力高度集中，再加之我国的相关法规还不够完善，在进行很多具体的操作时普遍带有不透明性，人为的主观色彩浓厚。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状况直接导致的就是政府的寻租空间增大，腐败的可能性增加。从牙防组的案例可以看出，甚至连这样的一个非官方组织也能利用监管的漏洞寻找到寻租的空间。

　　因此，要进行有效的监管，我们就不应该把所有的宝全压在政府一方上，市场经济是平等的、全民参与的社会经济，每一个参与者、每一个社會主義公民都有权利有义务参与到这个监管的过程中，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大媒体。作为掌握行政资源的政府机关，则必须适时的转变观念，明确政府职能，认识到只有维护媒体的监管权、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只有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压缩各个市场主体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的寻租空间，从而增加行政程序的透明度、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在民众中的公信度。

　　卫生部对牙防组的清查取缔固然可喜，但其实颇有些“秋后算帐”的味道，更不能掩盖和解决现阶段体制方面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只有将监督管理市场的权力交给人民，走全民监管的道路，才算是走上了一条彻底防止类似“牙防阻”的组织死灰复燃，建立一个诚信、公正、有序的社會主義社会的正确之路。

　　作者是北京市西城区外交学院外语系２００４３１２班

　　作者:赵杨

　　现在我仍能回忆起的在小学阶段所学到的名言，除了教室宣传画上所写的“为父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之外，就是那句“有错就改”了。前面一句是家庭生活中的一种当然，后一句却说得很严肃。譬如从事实业的人要想在变幻莫测的挑战中取胜，他就必须暗自对自己定下一个坚定的规则：绝不第二次再犯同样一个错误；譬如我们在爱情道路上的成长总是要依靠彼此间伤害之后的那种翻然醒悟、默默地恳求原谅与更加珍视共同的未来。

　　自由主义盛行的一种天然条件在于人们能够相信：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可能通过科学上的无限理解而得以确切地辨明的[ １].相反，就只会有少数人对简单真理孤独地坚守、并时常惊惧于那似乎无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