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Ａ） 后工业化视野中的“个人奋斗”

　　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个性的持续发展，用韦伯的话说，呈现社会的“分殊化”。即整个社会系统不再有统一的整体，而是日趋分散成多元的社会离心力倾向。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其价值观日益突出了个人主义的理想以及个人的创造能力。得益于盎格罗——萨克森传统的经验主义唯名论，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发挥尤为突出。可以说，崇尚个人奋斗，正是当代美国人致力追求的价值理念。

　　在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进化是不断在渐进的。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普遍被认为是“生活是为了工作的一代”，这一代是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创造者。但时代进入了九十年代，打着“工作是为了生活”旗帜的“Ｘ一代”登上了舞台，于是两代人之间爆发了价值观念的冲突。

　　大凡社会变革时期，每个上一代都会看不顺眼下一代，在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人的上一代人看来，这“Ｘ一代”被认为是：娇生惯养、自以为是、没有责任感、心理承受能力差、不忠诚、爱不切实际地幻想……。

　　“Ｘ一代”显得非常獨立，他们往往动不动就离职，很多人愿意做ＳＯＨＯ族，或者选择自己创业。可是当初受丑化的“Ｘ一代”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成为领导世界新经济的主力军，成了领导数码革命的一代，这里的杰出代表有：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一代，Ｗｏｒｄ和Ｅｘｃｅｌ一代。Ｅｂａｙ一代，Ｙａｈｏｏ一代。

　　到了新世纪，又诞生了“Ｙ一代”，据说个性更为卓著，真可谓密西西比河后浪推前浪！

　　Ｂ） 中國改革时代的“个人奋斗”

　　在中國，个人奋斗的增长和遭遇价值冲突的情景更为显然。

　　当年，笔者一代的大学毕业生于８０年代前期刚走进工作单位的时候，同事们都会告诉我，新进的职工，就得谦虚谨慎，肯吃苦，和稀泥，四肢勤快，忍劳忍怨，多听从领导的话，还得与群众打成一片，从低层踏踏实实地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总之，必须从“小人”做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之中，个性是万般不容的，棱角务须磨掉干净。然而，那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本是百里挑一的，智商天赋高，精英浓度厚，且往往有着内在的个性欲求，与常年混迹于社会上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气质秉性以及价值观的差距是显著的，于是观念、人格和权益的冲突就在所难免的了。更是由于人数少，势力寡，地位低，城府浅，人脉薄，刚踏上社会的新毕业生成了弱势群体，工作中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只得在论资排辈的经久等待岁月中惨淡经营个人事业，那时候何许侈谈什么个人的奋斗？

　　然而事物总得进步的。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逐渐出现了转型，市场经济的导入，大大激发了国民个人感性形而下的欲望，由此，个人靠自身努力的事业奋斗热情出现了高涨，由此，人的生命活力开始大为焕发。这在年轻一代、白领阶层以及个体私营工商业主族中较为明显地显露，其表象之一是城市里各类夜校的红火以及“考证热”的蓬勃。这种趋势在表层次上看，似乎受影响于全球化的浪潮，而在深层次上，则是由于我们社会进步必然出现的“分殊化”：政企分开，国营企业大锅饭和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人们的个性丰满和对于劳动创造力的需求寄托等等。

　　Ｃ） 群体主义的社会机制

　　然则，社会进步并非平衡地推动着，作为社会价值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变革往往迟滞于经济领域的层面，对于我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来说，尚未进入结构性体制和文化理念上的攻艰阶段。任何社会的主导价值观都是为时代特定时代的社会体制系统内各种价值观念总体所整合的反映。千万年来无数代中國人始终未与“母亲”的脐带彻底相脱离，未能从自然孕育之怀抱中獨立出来，尚未充分建构起人的主体性。反映在社会事务中，个人始终被视作为亲缘共同体中的一员，难以被认作有獨立的资格。自远古起，中國古人高喊“天人合一”，直至现今，其基本形态依旧，总是以“关系”的形式处理世上的万事万物，趋同排异，求和合，避孤单。如是禀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又抵消而遏止了国人的个人奋斗激情。

　　作为国民心理积淀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极大的传统惯性。个人奋斗使之成为坚定信念的，须发自内心深处的个人主义情怀，这时候的人，又是作为历史的人和社会的人呈现心理上的惯常定势。国人若追求时尚，如穿着时髦，炫耀富贵等，则可迅即进入“奋斗”的状态。但若谓攻克某个世界难题，或希冀发展成为国家级大师、大企业家的，则国人中极为难得，盖因如此的个人奋斗需有极强的个性，而难以进入肉体的执著之中。拉马克的习得性遗传命题表明，能在遗传基因上打下深刻烙印的，使之成为显性遗传性状，需要经历许多代的积累。

　　社会机制的传统惯性，表现在“关系学”依然吃香，事业的拼搏并非纯粹靠个人努力所能到达目标的，如此，使得市场经济的运作变形扭曲。譬如，有一部分外资企业的老板并不要求录用本地员工，其素质各个方面都得与“国际接轨”的，有些情况也许恰好相反，需要员工有“本地化”的素质，以便于更好与本地人士打交道。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國来不喜欢雇用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國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辞，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值得珍贵。由此可以断想，在这种场合，个人主义秉性浓厚些的人士同样不会受外方老板欢迎。在本土，商业场上的交往恰是忌讳个性的。

　　在群体传统的思维惯性下，即使通过个人奋斗大获成功的企业家，在新聘用下属时候，却也不那么主张下属的工作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奋斗，而总是希望将企业看作是“家”，下属则看成是“家属”。如中國最优秀企业家仍然在大谈所需要的是事业型的接班人，而不是职业经理人。

　　Ｄ） “恶序”场中的个人奋斗

　　关于人的社会性辩证法揭示，个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与社会群体之间实现某种动态的相整合的状态。而个体的感性生命一旦与自由意志紧密相连接的自主性被破坏殆尽，于是无数的个人之众被抛进到成凑合起来的大众之中的只是虚幻的“集体”，只是乌合之众，无法形成真正有凝聚力的合作团队。在本土的宗法制传统下，国人所处身的遭遇是于等级化的生存之中，并无平等和公正可言。所以国人所热衷于名义上的“集体”价值，其自身真正的“目的”指向只是与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大人个人的意图保持一致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此“集体”也可以说是变了相的“个人主义”——是一种隐蔽而卑劣低级的个人主义，实质成了“官本位”的目的，为此目的下属成员的行为全置于手段的性质，对于被统治的大众来说具有异己性质。即使关涉到群体下属成员的利益，也只是局部的小集体利益，仅是一种私德而已，无法上升为全民的大德，然而写之于纸面上的却尽是德性无比的“神圣性”，由此反诱使人作伪作假作秀作恶。鲁迅在谈到中國的国民何以成为一盘散沙时，就曾说过，这种结局正是專制主义统治的“治绩”使然。

　　这里的复杂情景在于，受变了相的卑劣低级的“个人主义”笼罩，多少年来，国人的个人自主性始终为那种虚假的“集体/ 整体主义”理想所既受压抑又受蛊惑。国人的个人生存处境与周遭的集体/ 群体之间，处于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描述的：“恶序社会”，即预示着一个混乱和灾难的社会。导致的结局是：理性精神的崇高和感性精神的个性——“高”、“低”两失的境地。按鲁迅的说法，中國人从未获得过做人的资格。

　　譬如，中國政府官方于本月８日发表首份公共服务综合研究报告，承认当前中國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可见，在尚未深入改革的，个人问责制度薄弱的旧式官僚体制内，其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绩效明显偏低。可是多少年来，国人早已厌倦了“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之类的响亮口号。

　　个人奋斗总得有成就感，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财产的积累为标志的，而财产须有法律保障方为安全牢靠，然则我国《物权法》的出台之艰难可想而知，个人的价值进入国人的“正当性”的理由之中是经历非常艰苦的领悟过程的。即使具备了相关法律，但正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绩效明显偏低”，而难以让法律有效落实。于是经过各方的信息正反馈，成为恶对恶相报应。

　　根据最近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表明，我国超过１２万年收入的人士中主动纳税的比率很小。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大碗人士总是不忘真情回报社会，这里著名的有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非勒等等慷慨解囊。而我们的大款却远非如此。

　　所以，社会的进步，不仅有赖于个人具备充分獨立的人格，还需要有人文理想的完善，以及超越精神的终极关怀。

　　工作中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协作也常是必须的，所以寻求“团队精神”（Ｔｅａｍｓｐｉｒｉｔ），人际关系融洽成为企业规模生产和经营的必然需要，企业经济的发展须在个人与集体（团队）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因而经济的成功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成功。日本经济的繁荣正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企业人员管理的成功。

　　但是南枳北橘，我们的国人一旦编组成“团队”，则难免凑合成为“三人成虫”的样板，恰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恶序”真实写照。

　　尽管以个性为时尚，但在我们这里，年轻人未曾有过坚实的獨立人格，缺乏獨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缺乏自我意识，具体表现在习惯追随大流，唯上是从，容易被霸权的话语所引导，复又担当话语的霸权工具。譬如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族，在网络上喜欢激扬文字，动辄“抗日反美”，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等等。

　　且看“８０后”的新生代作家，个性十足，可单听他们的名字：“韩寒、棉棉、卫慧”，就觉得孩子气。事实上确实幼稚：他们无须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社会的重任感，无须批判社会、反思社会，以尽社会的良心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有的甚至自以为只需痛骂名人一通就可以作秀天下，从而名利双收。德国汉学家顾彬认定中國“美女”作家的作品只是一堆堆垃圾而已，也许批评份量重了些，但是作家缺少“公共精神”（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却是真实的。

　　虚假的“集体主义”堵塞了那种有超越情怀的宗教对于精神境界大力提升的通途。于是乎，国人在世上活动的一切均以“身体”的安顿为圭臬，传统人生观的价值趋向流俗于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的低贱而廉价，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在这种情景之下，也许个人越是努力奋斗，就越是与社会理想形态的进步南辕北辙，这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中國的“后发劣势”。

　　当今注重个人奋斗的，无疑是以年轻的学生、白领和私营业主为居多，而这些个人奋斗的最终结果，无非就是希望成为国人所羡慕的“中产階級”、“大款”。这些人群为西方学者普遍期待着能拖动社会进一步改革的革命性倾向，却始终是落空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國问题专家怀默霆认为，“根据一些研究，中國的私企老板在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甚至还不如一些共產黨官员积极。这些人只想保护他们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更需要稳定而不是民主。”

　　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现代西方占主流的社会学流派认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应是渐进式的。依照此种观点来理解，我国目前的个人奋斗状况，是处于社会转型进程途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备注：此篇为《中國社会导刊》征文稿子施卫江

　　２００７- ４- １１

　　个人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是一个基督教伦理学家，他所著的这本《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正如书名所示，对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对比。他认为，如果他不能正确认识二者间的巨大差别——用高尚的个体道去规范群体行为，或者反过来，个体仅用一般的群体道德去要求自己，可能会对两方面都构成损害：造成个人道德的平庸化和沦丧，也无助于社会问题的处理和他显然是认为个体道德解决。而且，他显然是认为个体道德不仅实际上是高于群体道德的，而且也应如此。

　　所谓” 社会群体” ，包括国家的、种族的、经济的和階級的群体，在作者看来，根据上述区别，可以说明那些总是让纯粹个人道德观念感到难堪的政治策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为个体的人能成为道德的人，是因为在涉及到行为的关键问题上他们能够考虑与自己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有时把他人的利益放到自己的利益之上。但是，这样的自我牺牲对人类社会和社会群体来说却是很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每- 种人类群体中，群体缺乏理性去引导与抑制他们的冲动，缺乏自我超越的能力，不能理解其他群体的需要，比个人更难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因而，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体的道德。道德问题是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向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利己主义冲动对社会冲动所占的优势也就越大，这一事实表明了人性和人类精神中存在着的一个悲剧：人类没有能力使自己的群体生活完全符合个人的理想。作为个人，人相信他们应该爱，应该相互关心，应该在彼此之间建立起爱的秩序；而作为他们自认为的种族的、经济( 階級) 的和国家的群体，他们则想尽一切办法占有所能攫取的一切权力。权力的类型会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等级也会改变，但这一基本的事实却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人类的整个历史还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群体内部的关系中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权力反而常常促进群体之间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所以，我们直到今天也依然可以看到，在一个个国家的内部常常是井然有序，甚至实现了某种社会正义，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却还是处于某种无序和非正义状态。

　　由于道德生活有两个集中点，一个集中点存在于个人的内在生活中，另一个集中点存在于维持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性中，在个人敏感的良心命令和社会的规范需要之间有时会产生冲突，这一冲突可以最简要地概括为道德和政治、或者说宗教道德和政治道德之间的冲突。从个人角度看，最高的道德理想是无私的爱；从社会角度看，最高的道德理想则是公正。这两种道德视野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绝对的，但两者又不是可以轻易调和的。公正必须被高于公正的事物来保证，然而，这种融合道德洞见和政治洞见于一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不能完全消除内在的和外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这两种类型道德中的某些不可调和的因素。政治道德和宗教道德是最难调和的对立面，理性道德通常在两者间持中间立场。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宗教道德和政治道德之间的冲突，就不难看出，最纯粹的宗教理想和社会正义问题没有任何关联。只有在亲密的个人关系中爱才是充分有效的，而一旦这种超越社会酬报的最纯洁崇高的道德理想运用到更复杂、更间接的人类集体关系上去时，其社会有效性就会逐渐地减弱。要使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充分保持一贯无私的态度，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参与竞争的群体来说，想象它会赞赏这种态度并能取得功效也是不可能的。祟高的无私即便带来终极的回报，它也要求作出直接的牺牲；个人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当他这样做时要么是不希望有回报，要么是希望有终极的补偿。但是，对于一个对其群体的利益负有责任的领袖来说，他又如何证明牺牲作为自己属下的别人的利益而并不只是自己的利益是正当的呢? 所以，一个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再纯洁无私的人，一个最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他一旦成为一个群体的领袖，他将优先考虑的也是自己领导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其他群体利益，这里还不必说那种借” 群体利益” 之名而营自己私利的人。

　　因此，接受一种坦率的道德二元论可能比接受某种调和两和强制方法的企图要好。这种二元论将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在适用于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适用于他人的道德判断之间划定界限；另一方面是它在我们对于个人的道德期望和我们对于群体的道德期望之间作出区别。

　　以上就是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有关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之分、宗教道德与政治道德之分的大略。总之，在他看来，必须把超过人类个体的自爱的人类群体的自私看作某种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在其自私过分的地方，只有通过维护利益的合理竞争才能对他加以控制，并且只有将强制的手段和理性的道德说教结合起来才有成效。

　　——选自《中國图书商报·书评周刊》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作者:何怀宏

　　最近在重庆、四川、河南等地发生的群体事件再次把外界的注意力导向了中國是否会发生一场社会革命的问题。重庆事件很典型。一个自称政府官员的人在街上殴打了一名搬运工人。该事件马上就引发了数万名群众在当地政府大楼集结抗议。一些示威者冲击了政府办公楼，烧毁了公务车，并同防爆警察发生了冲突。

　　诸如此类的事件传达出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中國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实际上，最近几年，这样的群体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尽管类似的冲突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但在中國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则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重庆事件本来和官员没有任何关系，但一旦当老百姓听说有官员涉及，就蜂拥而至，酿成了一场自发的集体运动。

　　还须要消除危机根源

　　中國政府在如何控制社会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有能力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危机管理。在避免全国性的群体事件方面，最明显的就是确立了一种集權和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一旦有危机发生，最高领导层就会马上介入其中。而在平常时刻，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负责地方的社会稳定，就地控制和解决社会危机，这样就可以避免危机的扩大，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事件。

　　但是，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表明政府能够消除产生大规模社会危机的根源。管理危机和消除危机根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政府管理危机的能力的确提高了，但这些年来，规模不等的社会群体事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简单地说，可以把当今中國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归纳为两个类别。

　　事件要求参与者到场现身。如果管理或者处理不好，能够马上酿成暴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立刻的负面效应。这类事件并不少，城市下岗工人罢工和农民集体上访抗议等等都属于这类群体性事件。

　　另一类群体事件发生在互联网上，并不要求参与者现身，更多的是表现为“言语”参与。这类事件最近几年也越来越多。每当一个事情发生，人们就迅速聚集起来，把互联网当作平台，从而形成一个重大社会事件。这类事件包括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和宝马事件等等。这类事件也不可小看，因为它同样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而且，因为互联网上往往是事实和谣言并传，且速度也要比前一类快得多，因此对社会的冲击会更大。

　　尽管这样那样的事件迄今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对中國社会长期稳定的负面影响不可小看。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两年前出版了一本分析前苏联如何解体的书，书名叫《民族主义动员和苏联的解体》(Nationalist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很多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等人的高层权力斗争，但贝辛格则发现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就是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他收集了前苏联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１年的历史所发生的所有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分析这些事件如何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

　　在１９８７年，前苏联各地发生的事件也表现为个别性，并且各地政府都能使用各种方法加以控制。当时苏联的解体还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但在以后的几年中，这种事件层出不穷，传播到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形成为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波。一旦苏联高层出现权力斗争，这个冲击波很快就令苏联解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个解释并不复杂，无非是想说明中國人经常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虽然贝辛格讨论的是苏联的民族矛盾，但对我们认识中國所面临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不管它们的规模如何，也不管它们得到了如何有效的控制。如果一味让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对现政权的负面效果不堪设想。

　　一系列的群体事件可以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很快消耗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且，一旦群体事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市场”，那个时候自发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抱负的“领袖”自然而生。如果演变到这个阶段，社会革命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此看来，中國领导层不仅仅要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源头上来控制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领导层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近来，新领导层强调提高执政黨的执政能力，其中心就是如何管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这个方向应当说是顺应社会经济变迁的需要，也很明确。

　　但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事件表明，今天中國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时候了。任何局部性的变革不足以消除积累已久的深刻社会矛盾。任何改革如果着眼点仍然是危机管理，那么只会在推迟矛盾总爆发的时间的同时产生和积累新的矛盾。要消除日益扩展的社会矛盾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所能胜任的。

　　作者是在新加坡任职的中國学者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郑永年

　　一、什么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词汇。有人视之为神圣，有人弃之若敝屣；有人假之以崇高，有人挟之以卑鄙；有人将其固化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有人将其异化为谎言、恐怖与專政。其实，社會主義既非天堂，也非地狱，它只是一个概念，一种价值观，一种比早期资本主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思想。

　　社會主義的核心价值是保护弱势群体。按照馬克思的理想，在社會主義社会，没有階級、階級差别和階級斗争；国家也不是專政的机器，它只具有维护劳动平等和分配平等的经济职能；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实际上是在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

　　在西方，所谓左派政黨，就是一些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黨，如社会黨、社会民主黨、基督教社会黨、工黨等。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即是促进分配平等，维护社会正义。左派政黨执政时，往往要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福利制度、增加就业机会、发挥工会作用、保护劳工权益。

　　所以，社會主義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制度、模式，更多地，她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文化——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体现社会公平。在这里，制度成为手段，是可变的，可调节的，公平才是目的，是永恒的追求，是社會主義的精髓。所谓社會主義意味着“计划经济”、“公有制”、“代表制”、“集中制”，以及“階級斗争论”、“專政论”、“鎮壓机器论”等等，都是以手段代替目的、将手段神圣化的理论。

　　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社會主義的新思想，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會主義本质论”，对于促进中國的现代化事业功不可没，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社會主義的原则应当是：以民生为中心、以人为本、公平优先、人權第一，而不能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GDP 第一。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社會主義就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正像西方右派政黨与左派政黨的分野那样。

　　因此，我们认为，社會主義国家应当在保护人權，特别是在维护弱势群体权利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更出色，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自称为“社會主義”。

　　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不侵犯公民的权利；尊重公民权利是国家的义务；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是侵犯还是保护，是衡量国家及其行为正当与否的最低道德标准；漠视人民权利的政府最终会丧失自身存在的权利。根据这一逻辑，社會主義的中國修改宪法，尊重与保护人權，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英明之举。

　　二、弱势群体的现状

　　弱势群体是指相对于官员阶层的人民群众、相对于高官的下级官员、缺乏资源控制权、裁决权、话语权的工人、农民、民工、矿工、苦力、打工者，一切无权无势、无钱无位者，以及上访者、爱滋病患者、被羁押者、流浪汉等边缘人。

　　当今中國，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受到新一届政府的高度重视，总理下矿井、总理帮助讨要工钱、农村税费改革、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诸多新政令人欣慰，但是，严峻的事实仍然不容回避，弱势群体的整体处境堪忧。

　　１、大量工人或下岗失业，或被迫忍受严重剥削压迫，生存艰难。

　　２、农民没有获得公民待遇，受到种种盘剥歧视。

　　３、社会各阶层老百姓受到不法侵害的事件激增，公民权利遭遇种种威胁。

　　４，中國现有乙肝病人３０００万，乙肝病毒携带者１. ２亿人，是世界第一的乙肝大国；现有爱滋病病毒感染者近百万，预计到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１０００万，届时中國还将成为爱滋病大国。如何遏制乙肝和爱滋病的进一步扩散，保障患者的权益，已经成为摆在中國政府面前的紧迫任务。

　　三、政府必须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己任

　　中國政府必须加强对工人權益的保护。主要是促进就业，加大安全防护投入，监督安全生产，落实劳动法规，保障工人的健康权和休息权；进行工会改革，改变工会受行政制约、同一个人既当总经理又当工会主席的局面，使工会真正成为工人的利益代表；解决国企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保证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行民主管理；惩治行政违法，严格治警；建立政府与居民的对等谈判机制，完善司法救济；修改拆迁条例，拆迁的计划要提前告知，在法院未裁决前，不得先行拆房；进行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鼓励多元竞争。

　　中國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民、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主要是放开对农村土地、资金使用的限制，盘活农村生产要素，鼓励滚动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免除贫困地区、贫困农民的税费，严惩乱收费的行为；完善农村民主选举，将之扩大到县乡两级；加强地方人大的作用，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干部的吃喝开支必须经过同级人大的批准；撤消乡镇政府，或者使之成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缩小规模，减轻农民的负担；整顿县乡警察队伍，约束公安权力，严禁行刑逼供，建立错案冤案、失职渎职追究制度；严厉查处乱占耕地、随意改变承包地的行为，建立公平的损失补偿机制。

　　落实义务教育，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制，解决农村肝炎、血吸虫病、饮水安全等问题；按照劳动法保障农民工、矿工的权利，对于一些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违法的生死合同的，政府严肃查处；从源头上解决欠薪问题，破除债务链，建立企业信用制度。

　　中國政府还必须加强对各阶层公民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边缘人權益的保护。主要是改革上访机制——不能让信访局成为收发室、告状的信回到被告手中；应当建立统一、獨立、有效的国家信访局，垂直管理，赋予其侦察调查、督察督办的全权；建立申述专员制度，申述专员对人大负责，听取群众心声，督促信访局的工作；制定《信访法》，追究徇私枉法、打击报复、冷漠敷衍的责任；官员应直接听案，改变官老爷作风，不得拒接上访材料；完善司法救济，尽量避免问题集中到中央，但各级政府不得干涉越级上访；保证媒体獨立、自由地反映民意民情民怨；对于不听中央号令、阻碍国家信访局工作的地方官员依法查处；改变行政复议缺乏獨立性、程序不公开的问题，修改《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国家行为纳入受理范围。

　　改革行政制度——重塑政绩观，将施政成本、代价、长期效益、人民群众的评价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之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减少行政审批，缩小政府规模，回归三级政府，逐步放开民间自治；实行媒体獨立，让新闻反映民意而不是官意；塑造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接受人民的监督。

　　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必须了解民意、反映民声，有参政、监督的能力；人民代表专职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权力机关，可质询、弹劾官员，审查财政开支，监督司法行为。

　　改革司法制度——撤消政法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实行司法獨立；从以侦查为中心转变为以审判为中心；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证据不足不得发回重审，不得超期羁押，应当立即宣布无罪释放；实行回避制度，严格对错案冤案的追究；制订司法鉴定法，建立统一的不隶属于公检法的司法鉴定机构，改变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鉴定制度；改革国家赔偿制度，提高赔偿标准。赔偿额的大小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标志着社会对生命尊严和价值的认知程度。

　　改革教育制度和公共卫生制度——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各级政府应当负全责；对打工子弟学校，国家加以帮助、引导、规范；对高等教育，按照学生的家庭收入收取不同的学费，贫困生免去一切费用；加强对乙肝、爱滋病的控制，鼓励各种所有制医院的平等竞争，降低医疗费用，实行药品公开招投标制度；关怀患者，克服歧视，废除违宪的国务院《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务员体检标准》。

　　总之，我们坚信，社會主義是官僚特权群体的克星，是弱势群体的护身符；那种把社會主義等同于封建主义的看法，是不了解社會主義的核心价值所在造成的。中國终究会保护好弱势群体的权益，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自豪地说：“我们是社會主義国家”，“社會主義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作者胡星斗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室主任。

　　作者电子信箱：huxingdou@２１cn.com

　　“胡星斗中國问题学”网址：http://www.huxingdou.com.cn

　　作者:胡星斗

　　近几年来，“农民工”成了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研究的热点。１９８４年以前，中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形成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１９８４年以后，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于是大规模的“民工潮”出现了。到９０年代达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自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０年间，中國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１. ３亿人，平均每年５９１万人①。据南方网讯有关调查预测，今后１０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１. ７６亿，预计今后２０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３亿。这个数字令人忧心忡忡。农民进城市本是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可是由于某些体制问题使得农民工的处境相当的艰难，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等，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称为农民工问题。

　　究竟是控制农民进城，抑或是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又怎么样使他们融入城市的生活？这都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城市农民工的产生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民户口，但他们又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众多的学者们就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或者是“边缘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农民工的来源。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涌入城市，有若干理论可以解释：

　　经济学上，有著名的“推拉理论”可以解释：由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农村土地的边际生产效益递减，从而对剩余劳动力产生一种“推力”；而城镇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相对有利，从而产生一种“拉力”。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在政治学上，有一种“‘压力型’模式”②可以解释：由于行政化村治对村庄经济资源的过度汲取，对农民产生一种“压力”，从而使农民不得不到社区以外去寻求生存，而城市是最好的选择。

　　在社会学上，笔者认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加以说明：马斯洛将需要分为五级，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受人尊敬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图１）③。马斯洛认为，在特定的时刻，人的一切需要如果都未得到满足，那么满足最主要的需要就比满足其他需要更迫切。只有排在前面的那些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产生更高的需要。而且只有当前面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出其激励作用。随着农民在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他们必定会想到更好的地方去谋求更高的发展，而这个去处的最好选择便是城市。

　　因此，城市农民工的产生是中國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在此过程中，农民工一方面为工业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和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农民工的出现又使城市从此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城市农民工自身的处境更是令人不安。

　　城市农民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④。但何谓弱势群体？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所谓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 ），应该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去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导致其陷入困境，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或阶层。”④根据这个定义，弱势群体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而城市农民工完全具备这些特点。

　　一、经济上的贫困性。

　　经济上的贫困性决定了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２０００年暑假，笔者在京珠高速公路湖南岳阳段的建设工地上工作了一个月（我自己想锻炼一下自己），和那些农民工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当然我的活儿要轻些），对农民的收入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们那些出来打工的都是在家没事干了，出来能挣一个钱就算一个钱，不管多少。我的工头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强壮男人，他是湖南湘潭人，家里就他一个劳动力。我们的工资是２０元钱一天，包括工头在内，可是他每天还要花６元的伙食费，剩下的钱就很少了。他们吃两元钱还恨太贵了，要不是老板直接在他们的工资里面扣钱，他们恐怕还吃得少些。

　　二、被排挤于主流文化之外，低于社会认可的一般生活水平。

　　我们日常所见的城市农民工，大多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衣着方面，因为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粗、重且脏的活计有关，农民工的衣着一般都极为简朴甚至粗陋。居住方面，农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蚊蝇滋生，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的低档菜蔬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极为普遍且令人头疼不已的自行车失窃现象也往往与他们有关。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从住处到工作地点再到住处的循环过程，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三、它的成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可能是客观的或自然的，也可能是主观的或人为的。前者如生理缺陷，生产技能低下等；后者如他人的歧视等。

　　城市农民工有生理缺陷的应该还是比较少见，但他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低，又缺乏专门的培训，生产技能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并非如我们曾想象的那样是在当地农村已成为‘多余者’的普通农民，而是各地农村中的‘骨干’或‘精华’，其中包括少数‘农民精英’”⑤，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还是差得远了。在一份对浙江省外来务工青年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认为自己知识技术水平不够的排在调查项目中的第一位，高达７５％（如下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３D （苦、险、脏的英文首字母）工作。又有调查显示，在城市农民工的工作中，“工作稳定性最高的是建筑业民工和家庭保姆，从未变换过工作的分别占９１. ３％和９２. ８％（当然当保姆并不一定险）⑥。

　　至于城市农民工受到他人的歧视的情况，那更是一言难尽。新浪网上有一个关于农民歧视的调查（http://cul.sina.com.cn/focus/nm.html），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的结果显示，认为农民所受到的歧视很严重，非常不应该的竟占了８８. ４５％，参加调查的人数为３５８５人。虽然这个对象只是网民，但其比率之高也足可以看出农民受歧视的严重性。

　　先不说别的，只是在对城市农民工的称谓上就可略见一斑。在很多城市，农民工被称为“盲流人员”。何谓“盲流人员”？《现代汉语词典》８５３页说得明白，盲目地流入到某地（多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就叫“盲流人员”。这不是歧视是什么？这还是客气点的。更有甚者，“草灰”、“乡巴佬”之类的“美名”都冠到了农民的头上。

　　城里人嫌农民工穷，农民工进饭店、宾馆、商场和各种娱乐场所通常都遭遇城里人的白眼。城里人又嫌他们不卫生，公共汽车刹车的时候农民工不慎碰人家一下，就极有可能被骂为“脏鬼”。城里人把他们当小偷来防范，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只要失主周围有农民工模样的人，他总是首先被怀疑，结果往往是被送到派出所打一顿。辱骂、殴打农民工的事件，恐怕每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只是他们不相信城里的警察，不去报案而已。在这种种非人的歧视下，农民工的自尊心普遍都麻木了。在他们的眼中，城里人既不是因为比他们品行高、能力强、能吃苦或肯节约才比他们有钱的，也不是因为运气好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才比他们有钱的，而仅仅因为他们是城里人就可以少干活、不干活还比他们活得好，并且常常欺压他们。

　　总之，城市农民工在奔向小康社会的路上实在受了太多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３D 工作留级民工；具体到企业层面，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他们不能享受相应的保障和福利；此外，“黑职介”，“黑学校”，“欠薪”等问题也像幽灵一样时时出现在农民工面前。

　　对歧视的终极反抗：犯罪

　　农民工内心积聚了太多的苦，太多的怨，但是，由于我国法制的不够健全以及社会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得他们对正当的体制内的保护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先是忍，忍不住了就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发泄出来，这便是犯罪。

　　农民工之所以走向犯罪，笔者认为社会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民工本是老实本分的，但是外界给他们的压力太重了，以致于他们践踏法律的尊严。

　　著名的意大利心理学家菲利在他的《犯罪社会学》中把犯罪原因分为人类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同时他还认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的犯罪现象都是上述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因素尤为重要。城市农民日工所具有的“弱势群体”的特点也就预示了犯罪的可能性。

　　首先，在经济上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导致了农民工心理的不平衡，造就了他们“边缘人”的地位，为犯罪埋下了种子。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财富的分配不均。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试图在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也有不少的弊端。市场经济时期则不同，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这样一来，弱势群体就处境比较艰难，而强势群体则处境比较有利。

　　早在１９世纪英国的斯宾塞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申到人类社会，认为“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⑦。作为一种理论，他这种观点本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并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本质差异。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他的《天演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市场经济固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它也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这是其一，经济上的原因。为他们犯罪提供了土壤。

　　其次，文化上，由于农民工被排挤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亚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结构》一书中，将社会不同的结构层次的统一运作称为“社会连续统”，在人类行为系统中他又构建了三个不同的行动系统模型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

　　文化系统是指“意义和价值的广泛的符号模式”。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当人们难以得到每个角色对应的报酬时，即角色参与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城市农民工总是被排斥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他们的心理已经异化或不堪承受压力，他们再也不愿意扮演低下的农民工这种角色了，他们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于是便采取最直接的方法，那就是犯罪。

　　另外，他们自己的亚文化也导致他们犯罪。在青年犯罪团伙中常常存在这种思想：拦路抢劫并可以逃脱罪责是本事，吃喝享乐是时髦。他们认为不做坏事才不正常。并且这种亚文化也有相当的传染性，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话。因此，文化因素是农民犯罪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由于农民工社会地位金工下，且受到各方面的歧视，他们的人格受到了伤害，以致于价值标准发生了分歧，最终采取报复。

　　总之，城市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要远远高于个人原因。为什么农村的犯罪率一直低于城市，而农民工一到城市犯罪率就上升呢？农民工的保障太少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太多了。他们的求生本能要他们这们做。

　　农民工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既然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是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要求，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要做的就是个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使他们获得同市民同样的地位，给予同样的社会保障，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但是，问题是中國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那么，我们必须从根本做起。

　　１，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实行一元户籍制度。

　　在５０年代初期我国建立的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分治，是为了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避免过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造成城市膨胀，工业化成本上升的问题。但现在条件变了，种种社会现象已经表明那种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了。但是也不能说改就改，在改革的同时还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國有８亿农民，而农民階級在最新的关于中國十大阶层的划分中，他们已经排到倒数几位了。意思是说农民地位低下，如果这种改革来得太快，城市农民工问题岂不更严重？所以只能一步一步做。同时政府还要极力关注农村，可以“以工赈农”，从而缓解农民的流动。

　　２，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纳入保障的范围。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应该承认，就目前的条件而论，实现这一目标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则不仅可以为农民工解决工伤、疾病、养老等现实问题，也有助于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间建立起一个连接的通道，对于逐渐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３，完善立法。

　　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必须有法律作为后盾。法律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是围绕社会的分配和整合系统而制定的。社会系统要靠法律制度来阻止冲突，定分止争。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

　　结论性评述：中國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是中國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他们是当今社会的主要弱势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给城市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但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二元制社会结构彻底瓦解和我国工业化的实现。因此，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书目：

　　①《裂变与整合》，中國社会年报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４页。

　　②徐增阳，《“压力型”农民流动：一个新的解释模式》，《中國农村研究》２００１年卷，２５８页。

　　③《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第６５页。

　　④《中國弱势群体研究》，张敏著，第１９０页

　　④同上，第２１页

　　⑤“新‘湖南农民運动考察报告’：当今中國的农民流动”，《中國社会问题》，袁亚愚等著，第３页

　　⑥《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李培林

　　⑦《中國弱势群体研究》，第３６页。

　　作者电子信箱：yao_ws.student@sina.com ，http://happyfrank.126.com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系

　　转载自《中國研究》（http://www.nows.com/c ）

　　作者:姚维申

　　在中國教导新闻与传播学的作者指出，中國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國媒体信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被遗忘。

　　中國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一方面，国家政治权力控制着媒体的运作，界定了一条新闻报道原则：什么不能报，什么怎么报，什么只能报一点；另一方面，媒体要步入市场经济，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于是把眼睛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尽量报道能引起颇具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以吸引广告商的资本投入。

　　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國媒体信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因此而被遗忘了。

　　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报道

　　前几年，新闻报道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下，有选择地对下岗工人的生活进行报道，而且所报道的新闻大部分都是好的一面，如哪些人下岗之后找到了好工作，现在生活可红火了，有点鼓励在岗的人下岗的味道，而至于下岗工人真正的生活状况，却鲜有媒体去挖掘，并以客观、真实的眼光进行报道。

　　我接触过一名下岗女工，她已离婚，身边带着一名女孩。下岗在家，她失去了工资收入，原来享受的企业和政府的大量隐形补贴，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随下岗而消失。他们与权力、金钱、热门行业无缘，遭遇风险的机会远远高于其他人。

　　由于缺乏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这名无法就生活的困境寻求媒介的帮助，并借此反映像她一类下岗离婚女工的悲惨遭遇。她对我说，她不敢多看电视，因为除了要缴纳电费外，看春节晚会上那些人穿的漂亮衣服，会勾起一阵心酸。她说，一群活得比较滋润的人，聚在一起唱唱跳跳，说说笑笑，同时表演给她看，她的内心反而升起一股透心的寒意，产生社会漠视弱势群体的感觉。

　　反映民意反被斥为氓民

　　至于农民，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和扩张，他们的土地正被房地产开发商一步步蚕食，而获取的补偿却微乎其微。当他们为生活所虑，为后代子孙计，不满意所获得的补偿向政府反映意见时，却因为当地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早已达成某种默契，而被当地政府官员斥为氓民。

　　这些人在无奈之下向媒体求助，却因为媒介的管理部门看到当前存在太多农民与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纠纷，恐怕报道这一类的新闻会引起农民连锁反应而影响社会稳定，于是下达了不许媒体报道土地纠纷的新闻。此时农民真的求助无门，他们不断向上访问，却毫无结果。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拥有者——广告商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媒体运作的指挥棒。报道什么新闻，才能引起哪一类的人的注意，并成为吸引广告商刊登广告的契机，编辑围绕着广告转，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换句话说，赋闲在家的下岗工人、消费能力低下的农民，也就成了媒体的弃民。新闻不会报道他们当中身边的新闻，不会报道有助于改善他们生计的新闻，不会报道如何帮助他们走出生活困境的新闻，他们报道的只会是广告商喜欢的新闻，因为这部分新闻能吸引具有很强消费能力的受众群的注意。

　　广告商关心的是广告是否得到了视听和阅读效果，他们并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不是广告商的义务。

　　由此可见，媒体的新闻报道间接地被广告商所控制，远离了弱势群体。

　　媒体受到广告商的左右，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不仅中國存在，美国也存在，但中國远离弱势群体的情况更加严重，是因为除了广告商的影响之力，还有政治权力的支配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媒体不会报道有损国家利益的新闻，但起码它可以有点编辑自主权。如果编辑坚持采用某一篇稿子，该稿子就有可能公之于众；而在中國，编辑根本不可能有选择稿子的权利，顶多也就是在政治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当中，选择一些不违反宣传政策的新闻。于是绝大多数的编辑不可能坚持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原则，即使心中有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求社会公道的想法。

　　“社会公器”遭受众指责

　　广告商与政治权力的结盟，使中國的媒体经受了双重压力，这也是中國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顾虑重重，受到诸多阻碍，缺乏真实、客观、公正的根本原因。

　　“社会公器”应有的社会义务无从体现，受到了众多受众的指责。如果媒体漠视弱势群体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并变本加厉地朝政治权力和广告商靠拢，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平衡？如何不保证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爆发矛盾，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媒介如何起到一种平衡剂的作用，去缓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现在中國的收入差距非常明显，各阶层差距很大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社会矛盾，当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始终得不到保护，他们的呼声始终得不到反映，他们怎么去寻求自己利益的诉求？从媒体远离弱势群体的情况来看，中國社会正面临一种阶层矛盾激化的隐忧。

作者是中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彭伟步

　　1978年以来，中國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特别是自90年代初期开始，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都在向纵深推进。与之相应的，社会也开始出现了深刻的分化，一个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逐渐形成。

　　1978年以来，中國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特别是自90年代初期开始，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都在向纵深推进。与之相应的，社会也开始出现了深刻的分化，一个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逐渐形成。特有的社会转型背景，使得中國的贫困群体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并对中國的社会生活以及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认真分析中國贫困群体的基本状况及演化趋势，有益于制定扶贫解困的有效而合理的对策，有助于顺利、平稳地推进中國的现代化进程。

　　一、贫困与中國的贫困群体

　　所谓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生活水准的低下、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匮乏以及发展能力的不足。在现阶段，伴随著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國社会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而且有增大的趋势。有必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中國的贫困者称作贫困群体，而不是“贫困阶层”，主要理由是：中國目前贫困者中的许多人往往缺乏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谈不上拥有某种固定的职业，况且中國的贫困者往往是处在很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因而难以用社会分层的标准予以划定。正如不宜将失业者称为“失业阶层”一样，也不宜将贫困者称为“贫困阶层”。

　　中國城镇贫困群体的成员主要包括：失业人员与下岗职工（准失业人员），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许多退休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孤儿、未获得社会保险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的调查测算，1995年，全国城镇贫困居民占全部城镇非农业居民人口的比例为8.6 ％，约为2428万人；全国城镇贫困户约为659 万户，占全部非农户的7.6 ％。即使只按绝对贫困的标准推算，全国城镇贫困人口和家庭已分别达到1242万人和332.9 万户。中國城镇贫困群体的人数不仅规模大，而且增幅大。到1996年，“全国城镇低收入人口约为3200万人。”从比重上看，在中國城镇贫困群体队伍中，是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和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及其所赡养的人口占据主导位置。这同改革开放之前中國贫困群体的情形大不相同。

　　中國农村贫困群体的成员主要包括：低收入的劳动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孤儿、未参加社会保险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1996年，中國农村贫困人口为5800万人。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人们对中國农村贫困人口的统计是以绝对贫困的标准进行的，如果再加上相对贫困的统计口径，贫困群体的人数还要大得多。目前中國贫困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是城镇的失业者、下岗职工以及农村里的绝对贫困者。

　　二、中國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状态

　　与非贫困群体相比，中國贫困群体处在一种非常窘迫的生活状态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收入状况

　　中國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的收入十分低下。国家统计局对城镇36370 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镇平均每人年收入为4844.78 元，占调查户数1 ／10的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年收入为2453.62 元，其中，困难户（1819户）平均每人年收入只有2242.92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另一项有关城市居民的大型抽样调查（调查样本为25000 户），1995年，占中國城市总户数57.3％的温饱户的户均收入为12195 元，而占总户数7.6 ％的贫困户，其户均收入仅为4821元。

　　农村贫困群体成员的收入同样是很少的。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1926.07 元，其中，占总数8 ％的人的纯收入为800 ～1000元，5.56％的人为600 ～800 元，1.88％的人为500 ～600 元，1.2 ％的人为400 ～500 元，0.66％的人为300 ～400 元，0.67％的人为300 元以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贫困群体低收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富裕群体的高收入，中國社会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一种迅速上升的势头。有两项统计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项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的计算，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 另一项统计则是根据中國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两次抽样调查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38 上升到1995年的0.429 ，同期，城镇的基尼系数从0.233 上升到0.286 ，全国的基尼系数从0.382 上升到0.445.若按后一项统计数据，中國1995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美国国民1989年的基尼系数（0.3999），也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中等不公平程度（0.3 ～0.4 ）。

　　据10万户城乡住户调查，用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以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比较，1995年，中國城镇居民的贫富收入差距为3.0 倍，比1978年的1.8 倍扩大了1.2 倍；农民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9 倍扩至6 倍多。1995年，中國城乡用人口加权平均，贫富差距约为5 倍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数据来看，1992年，中國占社会成员20％的高收入户的收入是占社会成员20％的低收入户的8.6 倍，这一数字已高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贫富差距的水准，接近美国1985年8.9 倍的水准。1995年，中國城市占居民家庭比例7.6 ％的贫困户户均收入为4812元；占居民家庭比例的5 ％的富裕户户均收入为80091 元，是贫困户户均收入的16.6倍。

　　应当承认，贫富差距问题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國家都没有解决好的社会问题。一项统计显示，本世纪70～80年代间，在除了中國以外的发展中國家中，绝对贫困人数已从6.5 亿增加到7.3 亿。尽管如此，中國的贫富差距扩大得如此之迅速，在发展中國家中还是不多见的。

　　2.财产状况

　　中國贫困群体所拥有的金融资产非常少。应当说，这些年中國社会成员平均金融资产的增长幅度是很高的。1984年，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仅为1338元；到1995年底，据部分城市抽样调查资料，户均金融资产已达30982 元。但是，贫困户户均金融资产仅有3139元，差不多只是平均水准的1 ／10. 且不说这同富裕户的户均金融资产（169121元）相差52.9倍，就是同温饱户的户均金融资产（28562 元）相比也差了4.9 倍。1996年，山东省城镇困难户人均每月用于储蓄的款项仅为1.09元，而全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每月用于储蓄的款项是6.5 元。以如此微薄的金融资产，却要面对诸如子女教育、买房、赡养老人、医疗保健以及人情交往等必不可少的开支，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城市贫困群体成员的固定资产（包括家庭耐用消费品和自有住房两部分）同非贫困者相比，虽说差距相对较小，但仍不容乐观。1995年，贫困户户均固定资产为18548 元，温饱户户均固定资产为24447 元，小康户户均固定资产为32561 元，富裕户户均固定资产为64557 元。农村贫困群体的财产状况更是令人寒心。一项对于广西贫困县的调查显示：所调查的200 户的住房都极为简陋，多为用树枝和木板围成上下两层的“壮楼”，上层住人，下层养畜，有时人畜同室；多数家庭没有像样的用品，缺衣少被。在200 个被调查户中，仅有6 户有自行车，9 户有缝纫机，有许多人回答不出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收录机是什么样子，干什么用的；到1993年底，人均结存钱粮合计不足4 元，有56％的被调查户没有一分钱结存。

　　3.消费状况

　　1996年，中國城镇贫困群体家庭实际收入呈负增长趋势，实际消费水平也有所下降。一项统计显示，1996年，城镇贫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69元，比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低60％，比1995年贫困居民平均水平低18％，收支倒挂248 元。

　　贫困群体成员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大，恩格尔系数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6年，中國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的消费性支出为3919.47 元，其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为1904.71 元，恩格尔系数为48.6％；而困难户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75.53 元，其中用于食品项目的支出为1283.93 元，恩格尔系数为59％，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在恩格尔系数的一般分类中，恩格尔系数58％以上的视为赤贫，51～58％的视为温饱（即勉强度日）。

　　虽然贫困群体成员用于食品项目的支出比重过大，但食物消费仍是量少质差，营养严重不足。据河南省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发布的测算资料，1995年河南省城市贫困人口在脂肪、蛋白质、热量3 种主要营养中，除了脂肪尚能达到正常健康需要外，其他两种都达不到国家所认可的正常生理需要的最低极限标准。另据一项有关福建省的抽样调查，1994年，该省城镇贫困人口每月人均食物消费为87.14 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1.5％。贫困人口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为1610千卡，比维持生命的热量低值2100千卡低23.3％，从动物性食品中摄取的营养素数量更达不到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标准。

　　贫困群体成员在其他主要消费项目的支出均远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准。1996年，城市困难户在除了食品以外的人均主要消费支出具体状况是：衣著支出208.27元，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准的39％；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97.26 元，为平均水准的33％；医疗保健支出81.07 元，为平均水准的61％；交通通讯支出66.05 元，为平均水准的33％；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182.78元，为平均水准的49％；居住支出194.38元，为平均水准的65％；杂项商品支出为61.8元，为平均水准的36％。

　　4.医疗保健状况

　　贫困群体成员的收入低、消费水准低，其营养不良状况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其心理压力往往也很大，因而他们的患病几率往往要高于非贫困者。所以，随著时间的推移，医疗保健条件将越来越会成为贫困群体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是，贫困群体的医疗保健条件是很差的，这就加重了贫困群体生活的艰难程度。由于这一问题缺乏较为系统的数据，所以我们只能借助于一些散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予以说明。

　　宏观面上看，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医疗保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家的投入相对下降，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困难企事业的职工往往是有病不敢求医。1978年，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28％，1993年这一指标下降为14％；同期，个人自付在总支出中的比重由20％上升到42％。而且，医疗费用的上升速度大大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40％以上的亏损、困难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看病是先付款后报账。根据有的省辖市的抽样调查，职工人均手持未能报销的医疗费单据149 元，离退休人员达到1192.6元。据四川省城调队对200 户城镇贫困家庭生活状况的调查，1996年，贫困家庭人均医疗费用支出高达413 元，扣除医疗保险和社会统筹及单位报销部分外，个人仍需支付314.71元，占年人均消费支出的近1 ／4.在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中，有近一半的人尚未报销医疗费，其中又有40％的人已经3 年以上未报销医疗费。沈阳市破产企业有80％以上不能报销医疗费，11个双停企业的医疗费全部拖欠。

　　农村贫困群体成员的医疗条件同样令人担忧。据对北京市房山、平谷、通县、怀柔4 县的统计，因经济困难，需要住院的病人中40％未能住院。贫困户中很多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目前已有的合作医疗，大部分集资标准低、覆盖面小，保障能力弱，回报率只占整个医药费支出的2.44～8.4 ％。

　　三、中國贫困群体的主要特征

　　与先发国家和其他的后发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國的社会转型很不相同。中國社会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两种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中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庞大的社会机体使得中國的社会转型具有了更多的变项因素。艰难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造成了中國现阶段贫困群体如下的一些特征：

　　1.同时经受著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

　　绝对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必要的满足。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发展机会的严重匮乏，其次则是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完善。绝对贫困意味著贫困者的生活处于“生存危机”的状态。相对贫困通常是指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满足程度以及发展的机会低于或少于社会的平均值（即社会公认的基本水准）的一半。导致相对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比绝对贫困要复杂一些。相对贫困不仅在于生产力的落后，更根源于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相对贫困意味著相对剥夺现象的存在。

　　一般来说，在经济水准比较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多体现在绝对贫困方面；在经济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则多体现在相对贫困方面。1978以前，中國的社会成员处在一种“皆贫”的状态之中。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这就不可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摆脱绝对贫困的状态；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思潮的合二为一，又使得中國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消费水准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情形。于是，整个中國社会便表现为平均化的绝对贫困，就总体而言，相对贫困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1，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只有0.16.

　　而中國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上述国家与地区以及1978年以前的中國。目前中國既存在著一个较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著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尽管经过20年的发展，中國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对贫困的总人数明显减少。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國的经济水准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尚属世界落后国家之列。而且，中國的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存在著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再者，虽然中國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是，目前中國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初步发育的阶段，远远谈不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在许多方面存在著明显的夹生现象，这就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分化有余而整合不足的状态。经济水准的落后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必定会存在许多绝对贫困现象，而社会的非整合性，则必然会导致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并进而造成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和一些新的绝对贫困者。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来说，近年来，中國由于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受重视，扶贫工作做得比较好，因而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就总体而言是呈下降的趋势。城镇的贫困问题则大不一样。近年来，中國城镇的绝对贫困人数和相对贫困人数均呈明显的上升势头。

　　2.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并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

　　相对贫困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著高度的相关性。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之上势必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则会强化人们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具体到当今中國社会，中國贫困群体有著一种比较深切的相对剥夺意识，涉及面比较广泛，而且，具有相对剥夺感的人数往往超过了实际的相对贫困人数，相对剥夺感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尤其是在城市，这种情形更为明显。1997年，在一项对全国53个城市2430户城镇居民“改革形势与社会心理”定期问卷抽样调查中，在公众对1992年以来个人家庭生活的主观感受方面，有36.8％的人认为家庭储蓄有所下降，有25.8％的人认为家庭收入有所减少，有27.5％的人认为家庭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显然，这种感受同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准之间是有差距的。另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的是城镇几大主要职业群体：专业（科技）人员、国家一般干部、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

　　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深远影响。中國曾经长时期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严重。在城镇，国家和单位对于职工的工作、生活几乎是一手包揽。如，单位往往具有一种准家族的色彩，单位对于职工所负的责任、承担的义务过全，似乎是一个融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大宗族。从幼儿入托、少儿入学、子女就业，到养老；从住房、医疗，到婚丧，几乎是无所不包。随著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推进，以往的那种“福利”体系在逐渐地趋于瓦解，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國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城镇的职工往往缺乏一种自我生存意识与能力，缺乏一种竞争的意识与能力。因此，中國的社会成员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尤为深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國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相对贫困者尚未充分享受到刚刚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喜悦，便已开始感到了相对贫困之苦。其二，民众社会生活层面上世俗化进程的过速推进。1978年以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潮以及禁欲主义的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一直处在一种很低的水准。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1952年为100 ，到1978年仅增至177.

　　近20年来，民众越来越注重日常的生活，其消费水平也得以大幅度提高。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来看，已改变了以往那种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而代之以务实性的态度。但由于以前民众消费受压抑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因而人们在挣脱束缚之后出现了反弹冲动过度的现象，即人们往往是过于看重消费。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对于事关基本生计的事情难免特别敏感，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也就难免特别深切。其三，社会焦虑。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1979年以来的20年间，中國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幅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在这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种变化的势头与速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将持续保持下去。社会巨大的、急剧的变动，意味著社会成员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大规模、急剧的变动。对于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社会成员往往存在著一个抗拒、逐步认可、认同的复杂不安的心理历程。再者，伴随著开放进程的推进，国外发达国家在一个较高的经济水准上对于中國社会起著示范效应，使得中國的大量社会成员容易形成一种高期望值。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高期望值难以兑现。凡此种种，使中國不少社会成员出现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人们往往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对于未来往往容易怀有某种惧怕的心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对于不利于自己正常生活状态的事情，是极为敏感的。因此，在社会大变革的这一“大航船”上，社会成员对于相对贫困问题的感受自然也就特别敏感和深切了，从而造成相对贫困问题的“晕轮效应”。

　　3.贫困群体得到的几种社会支撑

　　在现阶段，中國的贫困群体还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支撑。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中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更为严重的是，中國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在退休职工的养老以及在职职工的福利方面，而失业保险制度是中國社会保障制度中最薄弱的部位。因此，中國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无法有效地保证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虽然如此，中國的贫困群体仍然得到了其它一些因素的明显支撑。

　　政府对于贫困群体的支撑作用最为明显。从目前中國的政府、社会、个人这三级层面来看，社会层面较弱。就现代社会而言，一般是“大社会、小政府”，贫困问题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靠社会予以解决或缓解的。中國的现代化程度较低，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大政府、小社会”或“强政府、弱社会”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國的现实生活里，实际上只存在著政府与个人这样“两级”层面，政府与个人各为一极，而缺乏健全的“社会层面”。而中國半个世纪来的社会制度，使得政府对于民众几乎负有无限的责任。因此，在中國，对于贫困者的救助带著十足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应当承认，在特定的时期，政府有关扶贫与缓贫的行为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近年来，中國农村中绝对贫困的人数的减少，主要便是受益于政府的反贫举措。而目前诸如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贫困者基本生活费的保障等问题，几乎都是靠政府出面予以解决的。人伦关系对于贫困群体也有著一定的支撑作用。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國是一个人伦型的社会。亲友之间的相互帮助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当一方亲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据上海的一项调查，在所问的294 名下岗职工中，有173 名回答说其家庭目前生活主要来源是依靠配偶的收入，有47名回答说是依靠父母、子女、亲友的接济。另据某省的部门调查，停产企业中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还有一项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因素，这就是劳动者负担系数的降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之有效，近20年来中國的劳动者负担系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无疑是已提前释放了如今贫困群体所面临的一部分压力。每一农村劳动力负担人数，1978年为2.53，1980年为2.26，1985年为1.74，1990年为1.64，1996年为1.55. 每一城镇就业者负担人数，1978年为2.06，1980年为1.77，1985年为1.81，1990年为1.77，1996年为1.72. 不应低估劳动者负担人数同贫困问题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例如，1996年，中國城镇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困难户为2.17，最低收入户为2.09，低收入户为1.91，中等收入户为1.69，高收入户为1.58. 显然，在劳动者收入大致差不多的情形下，劳动者的负担人数状况便成为影响家庭基本收入的一个重要变项因素。假如中國劳动者的负担人数系数一直居高不下的话，那么，中國目前的贫困群体队伍要更为庞大，而且，绝对贫困者的处境也要更为艰难。

　　4.整合性较弱

　　中國城镇贫困群体成员从行业上看，多来源于纺织、煤炭、森林工业、军工部门的部分亏损、双停企业以及部分地区的政府机关；从地域上看，多在内陆地区、三线地区、计划体制控制严格的矿产和制造业产地；从文化素质上看，主要是由较低文化素质的职工构成。

　　从理论上讲，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因而其从众心理较强；又由于行业、地域的相对集中，因而便于交流与相互感染；这一切再加上艰难的生活处境，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很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并进而演化成激烈的集体行为。但实际情况是，中國城镇贫困群体成员虽然具有相同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其整合性较弱，群体行为很难达到激烈的程度。

　　中國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的整合性之所以较弱，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群体的稳定性较弱，流动性较强。比如，作为城镇贫困群体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下岗工人，其进一步的去向往往是再就业。上海市实施再就业工程以来，至1997年5 月上旬，全市共有86万人次下岗，其中67万人得到安置，仍有25万人下岗待工。1997年，全国大约有630 万失业和下岗工人参加了转岗、转业培训，450 万人实现了再就业，150 万人参与了生产自救活动。中國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成员，由于居住区域的相对分散以及生产活动的相对封闭，因而其群体的整合程度不可能很强，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也不可能采取过激的群体行动。

　　四、中國贫困群体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國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损伤了社会公正原则并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人们在能力、生产要素的拥有量以及劳动贡献量诸方面存在著差别，因而造成社会成员、社会阶层之间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异。应当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差距不应过大，不宜超过一定的“度”，它应是以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够普遍得到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为前提条件的。否则，便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中國现阶段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存在，严重地损伤了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中國社会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成员的存在，虽然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但人数如此之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常因素所造成的。这就势必会使许多社会成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并进而挫伤其劳动的积极性。“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

　　有必要注意的是，在维护普遍受益这一重要原则的同时，我们还应防止平均主义现象的出现。平均主义同样是违背社会公正原则的。在贫困的社会土壤中，极易产生平均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在中國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时期，从某种意义上看，平均主义对于缓解由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而造成的社会紧张状态具有某种暂时的有效作用。但是，平均主义是与时代趋势相违背的，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毕竟是两回事情。它同样也不是以社会成员的能力、劳动贡献量以及生产要素拥有量的具体情形来规定人们收入分配的。因此，平均主义对中國的长远发展有著巨大的损伤作用。

　　无论是绝对贫困现象、相对剥夺现象，还是平均主义现象，均不利于社会的整合。绝对贫困者对于社会，或者是容易形成一种边缘化的行为方式，或者是容易采取一种抵触性的态度；而相对贫困者对社会则更是容易持抵触性的态度。平均主义会使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失去劳动的积极性，会削弱对社会的责任心与信任感。这一切，均会降低社会的整合程度，使社会发展的社会层面动力有所减弱，并增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第二，限制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

　　社会成员潜能开发程度的高低，会对社会的活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贫困问题尤其是绝对贫困现象直接制约著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开发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各项需求的满足状况。这些需求包括生理、安全、归属、尊严和自我实现等多个方面。处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社会成员，面对的是自身的生存危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取向只能是限于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而无力顾及其他需求层面。在这种情形下，绝对贫困者的潜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在中國社会，绝对贫困者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全社会潜能的开发程度。

　　第三，不利于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推进

　　中國大量贫困群体成员的存在，不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就一般情形而言，绝对贫困者难以有效地介入民主化进程。从其基本的需求来看，他们所看重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很难产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动员和集群行为除外）；从其能力来看，由于长时期地缺乏教育，文化素质较低，而且又长时期地处在封闭的状态，因而很难积极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性的事务。与绝对贫困者有些不同的是，相对贫困者倒有可能产生某些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國现阶段的许多相对贫困者还没有同市场经济相适应，他们所习惯的往往还是以前的平均主义。因此，相对贫困现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民主化进程的议题走样。

　　第四，成为影响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参数

　　中國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现代化模式，这经常引起人们的争论。从中國社会中存在著庞大的贫困群体队伍这一现实情况来看，中國宜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而不宜采取激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在现阶段，中國贫困群体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承受力是很有限的；他们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大量贫困群体成员的存在，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与稳定也是极为不利的。鉴于此，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应当说是比较妥当的。

　　五、中國贫困群体面临的进一步压力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伴随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國的贫困群体在不少方面有可能会面临著更大、更多的压力。

　　为了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精简机构和优化劳动者队伍是一件必须完成的改革任务。目前，中國的机关事业单位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局面远远没有改变，企业的闲置及半闲置人员大量存在。据估算，有2000万富余人员集中在国有单位。显然，机构及劳动者队伍的精简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也将出现较大规模的分流、下岗的情形。这就意味著城镇贫困群体成员人数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发展经济学中的地区收入倒“U ”字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地区差异最终将趋于缩校中國经济近20年来虽然发展很快，但目前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现有起点、地理位置所自然形成的区位优势以及改革开放进行得较早等原因，使得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受要素差异吸引而发生的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回波效应”，又将使这种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贫困群体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尤其是相对贫困问题难以迅速消除，其相对贫困人数甚至有可能会明显增加。

　　长期以来，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福利住房制度已使国家无力继续承受下去，因而住房制度的改革是必须的。但是，从短时期来看，住房制度的改革客观上会加大城镇居民在财产方面的差距。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收入差距而言，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同高收入者在财产方面的差距相对来说要小一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城镇居民居住的“公房”尚未统计进去。随著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市场化、商品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会实现。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让目前已占有公房的居民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这些公房作价购买，使之成为自己的“私房”。应当说，这种房子的购买价是比较低廉的。问题在于，目前高收入者所拥有公房的平均面积一般来说要远远大于低收入者（许多贫困群体成员迄今还没有公房可住），而且，许多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单位甚至通过种种渠道筹资建房或高价买进住房，尔后以低价出售给本单位的职工。数年后，这种通过房改而购买获得的住房一旦进入房地产市场，其价格将远远高于人们现在购买所付出的成本。而住房在居民所拥有的家庭财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伴随著住房制度改革的结束，中國城镇居民之间在家庭财产方面的差距无疑会明显增大，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的相对剥夺感很有可能会加深。

　　户籍制度的松动有可能会对城镇的贫困群体构成一定的压力。同其他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國自建国以来对于户籍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设定严格的城乡界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户籍管理系统，农村居民一般来说难以改变自己的“户口”身份。现在看来，这种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先赋性成分，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而且，限制了正常的社会流动，妨碍了众多社会成员自身潜能的开发，不符合效率的原则。显然，这是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虽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目前不宜全面改变这一制度，但是作较大幅度的改革恐怕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户籍制度的松动，将会导致大量的农村居民流入城镇工作和定居。这在客观上既会减少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就业的机会，也会增大同一聚集地贫困群体成员的密度，使得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压力更大、心理更为紧张。

　　如何才能有效地缓解并最终解决中國贫困群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保证中國社会的平稳、有效的发展？不少论者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对策方案。这里不拟重复，只想强调这样几点：

　　其一，应当确保广大社会成员包括贫困群体成员能够不断地从中國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益处。这应是一切相关的对策方案应予遵循的原则。1978年以前的30年间，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禁欲主义的影响，中國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一直维持在最低的限度内。随著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禁欲主义的瓦解以及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极为看重日常生活问题，中國社会成员生活消费的需求呈不断增强的趋势。任何使民众生活水准有所下降的举动均会招致广泛的抵触。所以，在推进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同时，必须注意使广大社会成员包括贫困群体成员不断地受益，至少应当尽可能地满足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群体成员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其二，建立起系统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國本应超前一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以释放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社会风险，增强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群体成员对于改革的承受力。应当承认，中國的社会保障状况已明显地滞后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因此，目前在这一方面应增大投入，建构起完整的“社会安全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4 项制度。否则，对于贫困群体的救助仍会带有临时性的、随机性的色彩。

　　其三，注意培育社会层面的力量。现在，政府对于扶贫解困问题包揽的事情过多，如救助、再就业等等，事无巨细地承担一切。政府行为的过于泛化，实际上是降低了政府办事的效率和做事的周密性。应当看到，随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层面的各种因素在迅速发育，诸如社会中介组织、社区等事物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如果将一部分扶贫解困的事情交给社会层面去办理，其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来源：万维读者论坛

　　作者:吴忠民

　　一个边远的小山村一夜之间，10000 米民用照明线路被盗割，气愤至极的村民们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勘察现场中发现，案发现场的一根电线杆被拉倒，一具男尸被压在电线杆下。死者胸部被电线杆挤压变形，双侧肋骨多处骨折，肺部严重损伤，胸腔积血，法医解剖认定系失血性休克死亡。警察还在现场发现了被盗割的电线、断线钳以及攀登电线杆用的工具，死者双手戴有橡胶绝缘手套。警察通过认真的现场勘察、分析，初步认定死者就是盗线贼。

　　面对盗线贼的死亡，我看到的是村民们的怨恨与谩骂，毕竟对于这个偏远的、并不富裕的小山村来说，电线被盗割，村民们就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用不上电了；面对盗线贼的死亡，我看到的是村民们的愤恨和仇视，大家都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是“恶有恶报”；开始几天盗线贼是人们餐桌上、闲暇时的主要话题，几天后人们渐渐地就将盗线贼淡忘了。

　　我看到了人们对生命的冷漠。盗线贼死时，大约只有20来岁，警察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死者是当地人的线索，看来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失足的外来民工。因为错误的选择，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知道他有没有父母妻儿，如果有的话，他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他的踪迹，永远无法见到他的尸骨，他只能永远做一个漂泊的游魂了。盗线贼破坏盗窃电力设施，给社会和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无法挽回的，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讲，他所能得到的，也许只有几百元，最多也不过数千元。为了数百元、几千元失去了断送了宝贵的生命，又是一件多么可怜、可悲的事。

　　我无意淡化和抹杀盗线贼的犯罪事实，我和普通人一样对犯罪抱有同样的痛恨心理。但是，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许许多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一个年轻人成了盗线贼，我已经无法考究了。

　　为什么近年来在我们这个外来人员比较多的地区，暂住人口犯罪数居高不下，并且一直占据着当地犯罪率的大部分，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我想，外来人口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被严重忽视，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被践踏，他们受到的伤害得不到补偿和伸张，是不是促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因素？

　　看到那些干着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计，辛辛苦苦，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干了一年的民工，工资被黑心的老板克扣、拖欠、赖帐时挂满泪水的脸，我的心在流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面对盼着他们工钱的父母妻儿的眼，我不知道谁能够、谁愿意为他们讨回属于他们的工钱；看到那些无奈的民工们工作时间被无节制的延长、安全保障被尽可能的削减，在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有多少民工被压在矿山事故的煤层里，被烧死在铁门紧锁、没有出逃生路的“三合一”厂房里，而这一切只是因为那些黑心的老板追求个人财富的贪婪，面对这一切，我们的心都在流泪，但我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能够、愿意为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不懈地去努力、去奋斗。

　　我想，盗线贼在成为盗线贼之前，也许和我们的兄弟一样淳朴、善良、勤劳和富于忍耐，也许在这之前，假如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生存环境，他们应有的权益能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是不是会小一些？对此，我不敢断言，但是，我想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治国名言，如果没有一定道理的话，也不会那样久传不衰。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对诸如外来民工那样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

　　如果一个社会放弃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被严重忽视，他们的基本权利被践踏，他们受到的伤害得不到补偿和伸张，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弱势群体一定会将他们受到的伤害和不平等以各种方式向这个社会表达，表达的方式包括文明的和不文明的、道德的和不道德、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合法的和不合法，那些不文明的、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必然要给予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以伤害。承受这些伤害的人，包括那些曾经有意或无意伤害和践踏弱势群体的人们，也包括那些未曾伤害和践踏过弱势群体的人们。特别是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向报复社会的犯罪道路时，这种报复和犯罪对我们和我们的社会的伤害就更为惨烈，外来民工犯罪在一些地方居高不下的事实，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不是危言耸听。

　　一个社会对弱是势群体的关怀程度体现着这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旁观、麻木和冷漠，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和冷漠。因为，他们今天受到的伤害和不平等，有一天也有可能落在我们的头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关怀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

来源：读者投稿

　　作者:韩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