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经济学家们，你们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笨蛋和混蛋。

　　你们不种田，不做工，是靠脑袋研究经济问题赚钱吃饭的。现在世界经济出了这么大的事—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到许多国家包括中國，使我们受的损失多大啊，损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你们这些靠研究经济混饭吃的所谓“经济学家”不感到脸红吗？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经济的吗？丢人啊！

　　先说笨蛋。劳动人民用血汗养着你们，是叫你们“防患于未然”的，不是叫你们“然”起来出来“谈”的。你们平时写文章、演讲都是把老百姓当成弱智，还动不动抬出大师来玩深沉。你们成天在屋里呆着，抄抄这本书，抄抄那本书，拼凑出一篇篇花里胡哨不中用的东西以充自己著作等身，社会上那么多鲜活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你们不去研究，等出了大事你们像个领导似的出来分析原因，你们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说白了就是等问题简直没法收拾了出来当“马后炮”的。劳动人民拿钱养着你们有什么用？赶紧改行种地下煤窑去吧，不要白白浪费老百姓的血汗。

　　如果说看不出问题的是笨蛋，看出问题不说的是混蛋，那看出问题不说又和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的简直是十足的混蛋。

　　十足的混蛋们，你们早就看出问题来了，但就是不说。因为那些赚大钱的人用钱把你们收买了。装聋作哑还算是好混蛋；违背良心狼狈为奸忽悠愚弄老百姓的就是坏混蛋了！你们挣这断子绝孙的钱，还能在这世界上活下去证明你们的良心早叫狗吃了！

　　再说说掌管国家经济的部门那些也说不清是什么蛋，反正不是好蛋。虽然你们信奉的大师鼓吹什么“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出了问题还是要用人民的血汗买单。不买行吗？社会乱了你们也要跟着一起完蛋。再说那些大忽悠赚了大钱也给你们交税了，世界上没有光捞好处不担风险的好事，出了大事就溜之乎也，没门！馬克思说过货币的运动是惊险的跳跃、只要有百分之百的利润人们就可以铤而走险（大意），你们搞经济的不知道馬克思这些话吗？就知道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外面“自由竞争”打得头破血流你们还在看热闹，等出了人命了再出来处理，那麻烦就大了损失就大了，你们多收的不该收的钱就要吐出来，恐怕光吐出来还不够！你们要接受血的教训，要安排“懂”的人有“良心”的人专题研究新发生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要研究那些蜂拥而上挤破门的事——准没有什么好事。对那些可能出现的隐患你们要事先提出警告，或者用经济的手段加以制止限制，等着出了大事再出来解决黄瓜菜都凉了，你们实在没有能力解决也种地下煤窑去吧。

　　再教育一下银行以及寄生虫（金融衍生产品）。你们银行的钱是哪里来的？是公民和团体暂时不用寄存在你们那里，是劳动创造的等价物，不是你们印出来的。这个道理你们肯定懂，但为什么净办糊涂事？让那些大忽悠一忽悠就头脑发热，和他们勾结起来吹气球，把气球吹的大一点，捏紧了传给下一个，下一个再吹大点捏紧了在传给再下一个，每一次“传”都有人赚了大钱再骂一声接气球的笨蛋。越传人越多，气球越吹越大，财富不是靠劳动创造而是靠“吹”，总有一天气球会爆的！你们银行赚了没有？恐怕光剩下眼泪了。把人家存在你那里的钱折腾光了，人家要找你们算帐的，一个也跑不了。

　　最后我宣布，开除那些笨蛋和混蛋的经济学家，由我来干经济学家，反正这个“滥竽充数”的活谁干都可以。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干比你们强！至少我干几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引咎辞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不再害人害己！

　　至于少数既不是笨蛋也不是混蛋的经济学家，恕本文未能讨论你们的作为，敬请谅解。

　　作者:王建

　　这年头，你去街上随便逮个18到80岁之间的人问：“你觉得你的生活幸福，痛快吗？”我估摸着你问个一千次，至少都有九百八十五人这么回答：“不幸福，不痛快。”

　　如果你再问“为什么觉得不幸福，不痛快呢？”

　　“一年的工资都不够买一平方米房的，你说我能觉着痛快吗？”：“股市跌成那样了，我那可是留着养老看病的钱呢。”：“一说看病我就来气，一小感冒，愣是花了我三千多，还没见好，这医院简直比黑店还黑。”我保证你一定将听到上述答案。

　　有没有发现这些答案之间的共同点？是的，没错，就是他们都跟经济有关。所以说，这年头，了解点经济学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下面就让我从经济学家们那忧国忧民忧百姓，让老百姓们感动得恨不得抓住他们狠咬几口的经典语录里选取几条，带你们来逐条进行深入分析学习探讨。

　　1.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國经济增长1.35%，所以灾难对国家是有好处的，我们在灾难面前完全没有必要痛心疾首。

　　美国收回对本·拉丹的通缉令，并就之前数年对本·拉丹的误解做出诚挚道歉，宣布授予其“美丽坚合众国国家英雄”的称号。在颁奖原因报告中，美国政府如此写道：“本·拉丹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贡献，难能可贵的是：本·拉丹作为一个非美国公民，却完全自觉自愿地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本·拉丹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而这些金钱完全都是由他自己付出的，没有动用美国政府，美国纳税人的一分钱。就拿2001年的那次世贸大厦事件来说，他不惜从自己的私人账户里拿出一笔巨款，购买了两架飞机，并对世贸大厦进行了撞击。在免费给全球人民表演了一番大场面电影的同时，更造成了无数的建筑需要重建，光这一点就拉动美国经济增加了十三个百分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我国经济尽心尽力之后却不愿接受我们的感谢，隐姓埋名的四处躲藏。七年之中，我们翻遍千山走遍万水地寻找，都没有找到他的踪影，甚至我们把他误解成恐怖分子的时候他都没有现身解释，我们认为，本·拉丹是具有高尚的国际民主主义情操的，他虽然不是我们美国人，但他胜似美国人，他是我们所有美国人民的好亲人。以前，我们提到无私奉献的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会是贞德，甘地，白求恩等，现在这一长串伟大的名字之后必须再加上一个更为伟大的名字：本·拉丹。

　　在被问及美国政府为何忽然明白了本·拉丹的伟大之处时，白宫发言人表示：“这要感谢一个中國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刘伟。是他让我们从糊涂走向了明白。他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我们将提名授予他2008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你看，我们对本·拉丹的误解引发了一场战争，生灵涂炭啊。如果我们早一点得到刘教授的指导，这场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但是，现在指导也不晚嘛，我最近学了一句中國话叫做‘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们现在明白过来也不晚嘛，以后谁再到我们这来炸个路轰个桥什么的，我们再也不会误解他们的好意而对他们兵戎相见了。如果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得到刘教授的指引，这将减少多少战争啊。所以，就此学说授予刘伟若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需的。

　　另据坊间消息，曾因在汶川地震后做了一首江城子“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黨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而遭到广大人民强烈鄙视与批评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走遍大江南北，终于在断背山上找到了刘伟。两人一见钟情，一遇倾心，甫一见面，便激动得握住对方的手，并仿唐伯虎与对穿肠一般进行了一次惺惺相惜的空中接吻。他们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表示：“本来，我以为作为一个先驱者，我在这世上将孤独地行走，谁曾想，茫茫人海中竟然让我遇见你了。只有你，才最懂我的心，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灾难并不可怕，才明白我说灾民幸福欢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觉为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经济事业尽了一分力，所以才带着幸福的微笑故去的。”

　　在他们这次亲密的会晤之后，王兆山将其的这首《江城子》加上评注，附上了一篇《他们为什么欢呼》的文章来解释灾民们何以兴奋以表明其《江城子》的创作背景和超前的思想性。王兆上还将《江城子》及其附文都翻译成了英文瑞典文阿尔巴尼亚文等多国文字，用来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

　　数月之后，诺贝尔奖评奖结果揭晓。中國终于实现了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并且好事成双，一得就俩。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王兆山在说完“感谢瑞典感谢诺贝尔感谢爸爸妈妈感谢CCTV，MTV”之类的例行话语之外，还特地感谢了刘伟教授。他深情地说：“在这里，我要特地感谢一个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院长，他今天也在现场。他给了我的这篇作品以莫大的支持影响和鼓励。在这里，我要对他说一句话：”刘院长，诺贝尔文学奖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伟院长在发表得奖感言时则说道：“其实，我更想拿到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希望我下次能再站在这里，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奖章。”

　　2.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國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就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國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階級。

　　原来混黑社会，身上纹满蜡笔小新，专门在人民广场给人下跪磕头收保护费的我村的吴老二最近回来了。村里便有人问他：“可是在黑社会里混不下去了？”吴老二便睁大了双眼道：“你们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我是回来做中产階級的。”旁人接着又问：“吴老二，你当真是中产階級了么？”吴老二便看着问他的人，脸上显出一副不屑置辩的神情来。他们便又接着说道：“你怎么连半间房子也捞不到呢？”吴老二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罩上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会可全是指数，K线之类，别人一些不懂了。于是，众人便哄笑起来，村晒谷场上便充满了欢乐的笑声。

　　吴老二知道自己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向我们一些笑得不甚厉害的人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学过经济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学过经济学，……我便考你一考。基尼系数，是怎么算的？”我想：“身上纹满蜡笔小新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

　　吴老二等了许久，很恳切地说道，“不能算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算法应该记着。将来做经济学家的时候，做报告要用。”我暗想我和经济学家的等级还差很远呢，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就是用洛仑兹曲线来算么？”吴老二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基尼系数有六种算法，你知道么？其中一种就是将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种计算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缩小贫富分化。”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吴老二刚用树枝蘸了泥，想在地上写详细的算法，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后来，我便离开了家乡，再没有见过吴老二。有一回，还住在家乡的大哥来看我，不知怎的便说起了吴老二。我便问他：“吴老二现在怎么样？”大哥说道：“他总仍旧是那样，整天说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后来写了一篇什么《我幸福的中产階級生活》，还是那些让人听不懂的什么”开着人均0.03辆的法拉利，带着人均0.02颗的钻石戒指，过着幸福的中产階級生活。“在《村疯报》上发表了，后来听说还被什么新花社，《认命日报》给转载了。再后来，许是因为这篇文章吧，他可是发达了，好像成了中國国家足球队的发言人。”我听了自是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想：“他那样的人，能做这样的职位么？”但也没有再问，话题也便就岔了开去。

　　有一天的下午，我正开着电视，却合了眼打瞌睡。忽然听到电视里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比赛的胜率有七种算法。我们要把我们队伍对东南亚和对日韩伊朗的成绩分开来算。这样国家队的成绩就不错了，就有望成为亚洲强队。国家队不要怕成为亚洲强队。”

　　这么看来，吴老二大概的确是做了国家队的发言人了。

　　（笔者注：本章节如与鲁迅先生《孔乙己》有部分雷同之处，纯属故意。）

　　3．厉以宁：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乌干达，卢旺达，津巴布韦等国家联合给厉以宁送来锦旗，发来感谢信，发自肺腑的称厉以宁为“人民的大救星。”感谢信的全文内容如下：

　　“厉教授：

　　您好。我们的国家一直内战不断，经济萧条，货币贬值。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找到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根本原因，以能够找个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一直都毫无头绪，幸好厉教授您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听了您的指导，我们犹如醍醐灌顶，打通了任督二脉，用贵国的话说，就叫做“听君一席话，胜动十年脑”啊。您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国家这么一塌糊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名字取得不好。我们决定再也不叫乌干达，卢旺达，津巴布韦这些破名字了，幸好厉教授您的及时指引，否则长叫此等破名，国将何国啊。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法律程序，把我们国家的名字分别改为美利坚，德意志，法兰西，相信改名之后，我们国家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厉教授，我们发自肺腑，发自内心地感谢您，您真是我们人民的大救星。

　　乌干达，卢旺达，津巴布韦政府及全体国民敬上“

　　长年驻扎在长亭街靠给人算命测名字改名字为生的刘瞎子听说此事之后也十分高兴，兴奋得那两只长年闭着的眼睛瞪得浑圆，精光暴涨。他哆嗦着那张已经激动得发白的嘴说：“二十年前没白收厉以宁这小子做徒弟啊。现在他火穴大转（笔者注：江湖黑话，混得好了之意），知道师傅生意不景气，特意说”改名之后，一切困难将迎刃而解“那些话来帮师傅拉生意。堪比韩信千金相报一饭之恩之高义啊，好好，当年实在是没看错这小子。”

　　4.厉以宁：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笔者注：最近一段时间，从晚上八点开始，天桥下便开始涌现出大量的人群，他们带着帐篷，睡袋，洗漱用具等，在天桥底下安睡，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才纷纷离开。任凭城管怎么劝阻，都无无济于事。

　　这样的人数量极大，甚至连丐帮天桥底分舵的成员也以“太过拥挤”为由将舵址移到了天桥上。面对笔者的采访，一位天桥下安睡者表示：“额错了，额真滴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买房，我不买房就不会听到厉以宁说话，不听到厉以宁说话我就不会知道房子增值了，不知道房子升值了我就不会把房子拿去卖了。不把房子卖了，我就不会沦落到这样一个伤心滴地方。”

　　随即笔者就他的话再次发问：“你把升值的房子卖了，应该赚了不少钱才对呀。怎么会沦落到这里呢？”他就此问题对笔者的智商足足鄙视了一又三分之一柱香的时间之后，终于回答：“我卖了那房子，从数字上来看钱是变多了，可是我拿这钱去买房子的时候，发现最多只够买不到原来房子大小三分之一的。这都是我的血汗钱，我不甘心呐。所以我们决定在天桥底下住到厉以宁赔偿我们的损失，还我们一个公道为止。”

　　面对广大天桥底群众的抗议与质疑，厉以宁表示：虽然那话是他说的，可是这事情根本与他无关，纯属人民没有理解透那句话的意思，咎由自取。岂不闻有句名言叫做：“SY强身，YY强国么？”，这句话在我这里的版本就是：“SY增高，YY增值。”

　　另据报道：一夜之间，世界上出现了一百个叫华盛顿的城市，两百个叫柏林的小镇，四百个叫苏黎世的村庄。这些城市小镇农村都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把《厉以宁语录》奉为圣经宝典。另一个则是早晚都要各祷告一次，祷告中出现的最频繁的那句就是：“我们改了名字，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5.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盛洪年少时家境贫寒，曾因生活所迫误入歧途，加入妙手空空帮。因其天分极高，甚得帮中长老的赏识栽培。然而，其在帮中十三年，参加弟子妙手技能四级考试十三年共计二十六次，却始终未能通过，因此未获得妙手空空帮毕业证书。帮中执法长老忍无可忍，对外以“资质愚钝，无法达到帮员众标准为由”将其驱逐出帮。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对外宣布的原因一般来说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原因是：妙手技能四级考试最重要一项是：实战偷窃演练。

　　盛洪天生良玉，宅心仁厚，虽历经妙手空空帮耳濡目染多年，仍旧是出淤泥而不染，不忍偷窃私人钱财。于是，每次考试，他都是随便在路上拿一个窨井盖便回去交差了。当然，他的这种行为每次都会换来帮中长老们一阵披头盖脸的训斥：“你这是偷了谁家的东西？偷了公家的？呸，公家财产本来就是无主之物，谁先拿了就该是谁的。偷公家的东西，那叫偷吗？呸！”这些训斥之词他整整听了十三年，可以说他就是伴随着这种声音成长的。这些声音给小盛洪那幼小而脆弱的发育中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以及深刻的影响，并严重扭曲了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至于他现在的潜意识里还觉得：“公家的东西，谁先拿了就是谁的。”：“经济学家的事，拿公家的东西，那叫偷吗？呸！”

　　6.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國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房价应该涨，而且一定要涨。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國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笔者注：毛主席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张纪中告诉我们：“一个人拍一部烂片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拍烂片”；国足告诉我们：“踢一场臭球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踢臭球。”——这说明，无论什么事，只要跟一辈子扯上关系了，就很难，于是也就一定是伟大的。所以说，王建提出房价一定要涨，实在是用心良苦啊——他是想提升我们的境界，让我们人人都变得伟大。他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不求任何回报帮助别人的精神又是何其的伟大啊。他的伟大还远不止于此，他提出的房价的涨幅至少要那么大更是用心良苦，是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能变得伟大。他最大的梦想是，在他的墓志铭上可以写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竭尽所能地让很多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变得伟大。”我们要说，他是完全当得起这评价的：因为他竭尽所能的想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用一辈子做了一件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按揭折腾中去，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7.厉以宁：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煤山上空阴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忽然天空一声霹雳，崇祯皇帝缓缓睁开双眼，一声长叹：“朕朝中若得厉爱卿此等人才，派去闯贼军中做说客，必能让闯贼明白‘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状是很有必要的，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我们少数人的享乐’，朕的江山又怎会断于闯贼之手，朕的大好头颅又怎会被贼人夺走。”

　　元顺帝，宋少帝，唐哀帝等各朝最后一个皇帝纷纷表达了和崇祯皇帝相同的意思。中國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同学更是君临天下，义正辞严地表示：“还是厉爱卿最懂朕的心啊。只有他才明白：”三十万被坑杀的儒生和五千万修长城的苦工是秦朝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

　　哪有我们少数皇亲贵族，皇亲国戚的享受。正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朕对厉教授真乃一见倾心，来人呐，传朕旨意，给厉爱卿加官晋爵，封为，封为——对了，那个“指鹿为马”的赵高是什么官？——就封历爱卿为世袭“指鹿为马候”，品阶高赵高三级，朕一人之下，其余众人之上，另赐封地百里，着厉爱卿修撰《秦朝人民行为准则规范》，厉爱卿及其子孙后代世代都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以让所有民众大彻大悟，自觉自愿地维持辛苦的现状，以保障我们少数人的世代享乐，钦此。“丞相吕不韦对秦始皇的旨意提出异议，认为封赏太过厚重。对此，秦始皇不予受理，并表示：”这封赏重吗？一点都不重。我这给他一封赏，以后我们就可以世代享乐，没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世民那帮不明真相的刁民什么事了。“

　　8.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最好干脆给这些人（笔者注：这些人指的是贪污腐败的官员们）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

　　张五常心系百姓，退休之后仍思发挥余热，于是投身警界，为保一方民众安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铜锣湾到油尖旺，从钵兰街到跑马地，无论洪兴东星，无论浩南耀扬十三妹，都被张五常收拾得服服帖帖，其在警界的英勇形象简直可以止小儿夜啼。在短短的一年内，便被香警方授予“十佳警察”，“警界奇葩”之荣誉称号，是香港警界中获得此荣誉称号所花时间最短的人。他将之前的记录足足提高了十三年，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那么，他是怎么创造出这个奇迹的呢？面对广大民众好奇而崇拜的眼神，张五常点了一支烟。缓缓地说：“既然他们不肯自己不利用，我们就把他买下来。说起来。这还是我当年研究经济学的时候悟出来的道理。所以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安全，知识就是生产力啊。”

　　至于广大人民群众都很好奇的张五常办案过程。笔者也找到了资料。

　　比如说：上次九龙地铁一号线频发盗窃案。在获悉贼匪的藏身地址后，张五常孤身犯险，单刀赴会，与顽固的贼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最后成功说服劫匪头子，并立下血誓保证其与其的弟兄们绝不再行偷窃。虽然最终没有抓获贼匪，但是考虑到张教授年事已高，而且此后九龙地铁一号线盗窃案件发生率大幅度下降，所以此事也算瑕不掩瑜。整个谈判的过程如下。

　　天空飞过一群白鸽，张五常教授身着黑风衣，嘴里叼着一根牙签，龙行虎步地迈入贼匪巢穴。

　　一见到贼匪，便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地铁一号线的案子都是你们做的。”

　　贼匪头子：“是又怎么样？”

　　张：“是就把赃物交出来。”

　　贼匪头子：“如果我们不肯交呢？”

　　张：“你真的不肯交？”

　　贼匪头子：“绝对不交。”

　　张：“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说着，张便伸手去风衣口袋里掏东西了。

　　周围“喀拉拉”一片子弹上膛声，张停下了动作，仿佛凝固住了一般，一动不动。

　　劫匪头子坏笑道：“不知道张教授是要掏什么给我们颜色看呢？”

　　（张五常的内心独白：NND，那帮混蛋，知道老子没学过用枪，还就给我一把六颗子弹的小左轮，让我面对人家三十多杆长枪短炮，这不是要我的命么？幸好在我的手离枪还有0.01公分的时候，我一个激灵，想起了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的话，当机立断，不然不要说收服不了那帮贼匪，连自己的老命也要交待在那里了。对了，我得好好感谢下那个经济学家，那是谁来着？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这人老了，记忆力就是衰退了啊。想当年，我可是．．．．啊，对了，这经济学家就是想当年的我么．看来，我果真不愧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啊，哈哈哈哈哈哈。“）

　　张五常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美元来，掷在桌上，冷冷地说：“既然你自己不肯交出来，我们就出三倍的价钱把他买下来。你卖是不卖？”

　　贼匪头子喜出望外：“卖，当然卖。来，算算看这些值多少钱。”

　　张五常：“且慢。我再问你几个问题，问完再算不迟。”

　　贼匪头子：“你问吧，但是要快。我警告你，最好莫要耍花样。”

　　张：“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偷？”

　　贼匪头子：“一定。”

　　张：“我说不一定。”

　　贼匪头子：“我说一定就一定。”

　　张：“我说不一定就不一定。既然你们不肯放弃你们偷窃的技能，那我们就出一大笔钱把你的技能买下来，你们不要再使用了。你及你的兄弟们，人人有份，怎么样？”

　　贼匪头子：“好，就这么办。君子一言。”

　　张：“驷马难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此次的谈判大获成功，于是之后每次张教授都是这么操作的，犯罪分子们也无一例外地都同意了张教授的提议。偌大的一个香港岛的治安，就这样被张教授治理得堪称完美。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要负担交纳给犯罪分子的大笔金额，不得不连年提升赋税。原来的东方明珠香港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渔村了。对此，张教授表示：赵构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只要治安好，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犯罪分子们——不对，现在应该叫前犯罪分子了——则表示完全同意赵教授（前犯罪分子们以为赵构是张五常的绰号呢，他们喜欢用绰号称呼人）的说法，他们私下里说：”现在我们这日子过得多舒坦呢，谁还去偷呢？再说，现在在街上走的那些人都已经差不多把钱全交给我们了，去偷也偷不到什么了。你说，赵教授是不是我们老大派到警界去的卧底呢？“

　　9.厉以宁：中國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有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教授经周游世界各国数年，又经将其见解整理研究数年后，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厉教授在解释为何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说：“我提出取消社会福利制度的原因总共有四点。

　　其一：中國人民是有勤劳无私、只问我给了国家什么、不问国家给了我什么的传统美德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是，国外一些腐朽堕落的风气也进来了。这是污染人民的毒气。我们必须给敞开的大门装上一扇纱窗，以将这样的毒气过滤出去。我这提议就是这样的一扇纱窗。兄弟我在国外游历的时候，发现高社会福利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存在着人民不勤劳工作的现象。甚至在地下通道，人行天桥上你都看不到一个像中國天桥上那样的辛勤敬业的乞讨工作者。连丐帮的都懒得出来讨钱了，你说长此以往，国将何国啊。所以说，社会福利就是这些毒气中危害很是巨大的一种，我们不但不能有高社会福利，并且是连一点都不能有，已经有的也必须马上取消。

　　其二：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物种。他们从小住甲醛超标的房子，饮三聚氰胺奶粉，吃蛋白精大米，苏丹红鸭蛋，喝敌敌畏河水，好不容易才练就出一身过硬的生存本领。如果现在忽然给他们一个很高的社会福利，很好的生活环境，他们会适应不了的。而且生存能力这种事，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我们必须要尽早取消社会福利，让我们人民的生存能力得到进一步的锻炼，争取尽早赶伊（笔者注：伊拉克）超埃（笔者注：埃塞俄比亚），以使我国能尽早夺取“吉尼斯最耐恶劣环境生存物种”的纪录，为国争光。

　　其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但是因为人口众多，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国家对我们恩重如山，没有为了提高人均GDP把我们都被自杀了，还给了我们节假日，社会福利等奢侈品。作为一个成熟健全的人，我们必须知恩图报，国家给我们一分，我们就该还给他十分。所以取消节假日取消吃饭时间睡觉时间以多一点时间来给国家做贡献，取消所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老了或者伤了没法为国家做贡献的都直接去自杀以减少国家的负担，力争能让中國的GDP尽快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我相信，这是每个爱国的有志之士发自肺腑的共同心愿。

　　其四：其实吧，这社会福利也就只是个形式。就和三鹿标榜的那一千多道检查工序差不多——有和没有差不多。一个是一千多道检查来检查去就是检查不出三聚氰胺来，另一个是保障来保障去就是保障不到那需要保障的人，所以还不如索性取消了呢。这样不但大家痛快，而且还有上面刚说过的那三点好处呢。

　　所以说，社会福利制度不取消不足以利国家，不取消不足以顺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就是这水啊。所以我们必须顺应民心，所以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全部取消。“

　　10.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中國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经济学家们公开且大义凛然地宣称自己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大环境下，在这从富人碗里为穷人谋块肉需要巨大勇气的年头，难能可贵的是：还有张维迎教授这样的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地的经济学家，他始终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为穷人的生活出谋划策。

　　我们丝毫不用怀疑他对穷人们的那颗赤诚的心和他那伟大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他甚至已经为本来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被拒之大学门外学费升高后更将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更被拒之大学门外的穷人们高瞻远瞩的想到了奖学金的问题。我们也丝毫不用怀疑他对穷人们的毫无条件的信任，他甚至毫无道理的相信：奖学金必将是被穷学生所拿的。

　　当然，张教授没有想到，他的拳拳之心会被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所利用，从而上演了一个“蝴蝶效应”的故事，造成了全国CPI指数的疯狂上升。

　　这事情，要从在我家楼下卖臭豆腐的王小三说起了。那小子一直都不是个好人，从来不让我白吃也就算了，还从来都不给我赊账，甚至从来都不给我打折。你们说说，有他这么做生意的么？我那天去他那买臭豆腐，他头也不抬的递过来两串，然后说：“两串臭豆腐，十元。”我吓了一跳：“原来两块臭豆腐不是才一块钱么？”他继续头也不抬地说：“涨价了。”我说：“你这涨得也太离谱点了吧？我都买不起了。”他终于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你是穷人吗？”我想也没想，说：“废话呢，不是穷人能一星期二十一餐就光吃臭豆腐。”结果他就说了：“行，同是天涯受穷人，我就照顾照顾你，两块臭豆腐就二十块钱吧。”我就说了：“你小子不是脑子烧坏了吧？虽然我知道你没学过数学，可是你好歹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什么是贵什么是便宜总该知道吧。”他翻了翻白眼，用特不屑的眼神瞟了我一眼：“你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字会写几个字就能唬弄我，今天我听专家说了。对了，那专家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不过反正是比你大牌多了。他说：穷人上不起学的原因是因为学费太低，那么穷人买不起臭豆腐的原因一定是也是因为臭豆腐太便宜。”我听了之后很愤怒，这谎话编得也太离谱了吧，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于是我咬牙切齿的说：“忽悠，就忽悠吧，你。”王小三左边卖凉皮的李小四就说：“真的，王小三说的都是真的，他没骗你。”我继续咬牙切齿：“忽悠，继续忽悠。”这回换王小四右边卖煎饼赵小六的说：“真的，他俩说的都是真的。”我继续咬牙切齿：“这还组团忽悠来了！”这时候，一个拿着报纸，呆着金边眼睛的中年男人正好走到王小三摊前。王小三便对我说：“你先别咬牙，你问这位大哥借报纸看看，就知道我们说的是真是假了。”我借过报纸看了看，发现这事情居然是真的，但这不妨碍我继续对王小山咬牙切齿：“那教授叫张维迎。但是人家好歹还有奖学金的补偿，你们呢？”王小三说：“我这也有呀。我在有些臭豆腐藏了一枚绣花针，谁要能吃到那绣花针，就能拿着它到我这换五块臭豆腐。不光我这有，李小四，赵小六他们这也有。”我继续咬牙切齿：“这么说来，他们卖的东西也涨价了。”王小三，李小四。赵小六一口同声地说：“涨，当然涨了。呦，你怎么还在咬牙切齿呢？”我咬牙切齿地说：“咬不到你们卖的东西，我只好咬自己的牙了。”

　　几天后，我便听到新闻里说：“各地物价飞涨，CPI指数上升了10个百分点。”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不爽，便咬牙切齿地出门散心去了。正好又遇见了王小三，他问我：“几天不见，你怎么还在咬牙切齿呢？”我说：“我想咬张维迎，可是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他。只好咬咬自己的牙了。”王小山听了我的话之后，对我咬牙切齿地说：“张维迎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就是我们的观世音，如果你胆敢对他不利，我们就一定先咬死你。”

　　11.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國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教授的标准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对其的标准提出了意见，从而引发了一次全民性的现代化标准大讨论。洪七公认为：中國现代化的标志是丐帮弟子都拥有纯金的讨饭碗；小龙女认为：中國现代化的标志是古墓派弟子都拥有杨过这样的男人；西门庆则认为：中國现代化的标志是西门官人拥有西施和潘金莲。种种意见，不一而足。

　　此次全民现代化标准的讨论的影响力甚至远达了亚非拉欧美南极七大洲，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现代化标准大讨论。连南极的企鹅也参与了此次讨论。一只帝企鹅称：“全球现代化的标准是帝企鹅有吃不完的愈合磷虾。”此话遭到一只北极熊的反对，它称：“全球现代化的标志是北极熊有吃不完的海象和海豹。”

　　此次大讨论持续了三年零六个月，然而谁也说服不了谁。讨论的多方情绪越来越激动，几乎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幸好，危急时刻，引发此次大讨论的萧灼基教授站出来说了一句话：“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各个种群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特殊地情，特殊种情，所以在现代化标准上，当然是自己有自己的标准的嘛。”他的这句话平复了世界民众的情绪，消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无形。他也因此成为了继刘伟院长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國人。

　　在陈述得奖感言时，萧灼基也说了和刘伟一样的话：“其实，我更想拿到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希望我下次能再站在这里，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奖章。”

　　他的这个梦想也许很快就将实现，因为阿尔巴尼亚已经正式提名萧灼基为下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在给中國政府的一封外交函中，阿尔巴尼亚陈述了提名萧灼基获得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函的内容如下：

　　中國大兄弟：

　　这么多年来，你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援助啊。可是，我们这经济却始终上不去，现代化更是八字都没一撇。每次一想起这事，我这心里啊，就空落落的，觉得怪对不起你们的。现在在萧灼基教授的指点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现代化的标志：阿尔巴尼亚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外交部的人拥有轿车和别墅。你们放心，你们的下一笔援助款我们将绝对用在现代化标志这个刀刃上。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见到的就是一个现代化的阿尔巴尼亚了。最后，我部谨代表阿尔巴尼亚政府对萧灼基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是他让我们能这么快的从一个落后的第N世界国家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可以说，没有萧教授，就没有阿尔巴尼亚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提名他为下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我们并且认为，这个奖项非他莫属，无人能与其争锋。

　　阿尔巴尼亚外交部敬上

　　本期对经济学家们语录的分析学习探讨就到这里了。感谢张纯荣同学整理的详尽的语录资料。下面布置课后作业：仿照以上的例子，对以下三条语录进行深入的分析学习探讨

　　1.樊纲（中國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2.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

　　3.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

　　来源：网易论坛 http://bbs.culture.163.com/bbs/ltgch/97127871.html

　　作者:紫珊韵

　　我们研究所最近正在完成一项研究，就是对过去30年的中國经济的增长和各种要素、因素进行分析，经济学上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究竟哪些因素对过去中國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做这个研究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在今后还存在不存在，它的贡献还会不会持续，哪些贡献可能会少一点，哪些贡献多一点。当然未来还有未来的新的因素。当然过去的因素还会继续存在。希望用定量的方法来论证，中國经济是不是还能不能继续增长，或者高增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然预测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是我们尽量想提供分析的基础，如果这些因素还继续存在的话，那么中國未来的增长还是有保证的。

　　1、体制改革对中國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首先向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些主要的发现。最主要的发现就是确实中國过去30年效率的改进、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过去通常有一种说法，发展中國家的增长主要靠投入，主要靠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很少有技术的进步，很少有效率的改进，很少是因为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国内很多也在说，我们过去是外延式的增长，没有内延式的增长，但是我们用2005年的GDP和各方面的数据来分析，过去20年分成两个阶段，粗略的说在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当中5.5%确实是投入的增长，因为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最近的八年是3.7%，再往前是4.3%，这么多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扣除了一切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的因素之后，纯粹是生产率的增长带来的增长。这也不是一项鼓励的研究，最近美国布鲁斯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國的制造业，在过去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26%，当然世界上现在还有各个研究小组研究中國的增长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一个研究成果。

　　然后我们进一步做的分析为什么这个4%左右的，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它增长。有八项因素我们有了比较显著的结果。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么几项，第一是体制改革；第二是开放带来的各种效应，除了外资的外溢效应以外，这些都是作为开放的效应。说大类的话技术、科研等等这类因素，再一个因素就是城市化、基础设施这些因素，这项本身在过去20年，应该说是八十年代最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2.5%左右，到了90年代，2000年以后，总的增长的贡献也在1—2%之间，如果考虑到开放本身也有很多改革的内容在里面，应该说改革确实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且这个贡献是持续的。一开始是释放效应，体制的释放效应特别大，后来尽管很多的东西都在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仍然对中國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然这个并不奇怪，也是一种检验的方法，大家都看到了成果，我们只是用学术上严谨的方法论证出来，这样的论证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解释现实的很多问题，除了解释我们改革和增长的关系，除了解释我们这些年效率改进的原因之外，我想对现在中國经济的一些情况，对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所说的一些奇怪的现象的解释上也有用。比如说大家现在天天问的一件事情，中國经济这五年来，高增长，低通胀，同时所有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而价格没有上涨，最近通货膨胀在提高，但迄今为止主要是粮食因素，主要是 国际油价和粮价造成的结果，不是中國粮食供求关系造成的结果。与此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在改进，最近五年在上升，把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如果每年有3—4%效率的改进，逐渐推动效率提高成本的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效率的改进有利于理解我们解释和分析现在中國很多经济现象，同时有利于经济政策的制定。

　　我关于改革和中國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就讲这些。

　　2、中國现阶段上出现的如收入分配不和諧的问题与特定发展阶段有关

　　下面利用这个机会讲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对现在改革和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系的理解，这也是通过今天上午前面一些发言人的发言之后，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看法。我比较赞同高尚全主任和迟福林院长的发言当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改革还没有到位，我们该改的很多东西还没有改，而不是因为改革造成这些问题，而且现在的很多问题，在理解中國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从体制改革一个角度来理解，中國是一个转轨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國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发展的阶段上的一些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改革是发展的因素，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经济发展了，但是经济发展了和经济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会出现新的不同的问题，这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改革产生的这些问题，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中國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些比如收入分配等等一些所谓不和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既是我们一些改革还没有到位的问题，比如说腐败问题，腐败的问题不是因为改革改出腐败，而是因为原来存在的一些公权力，导致腐败的公权力还太多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没有改革那些腐败、公权力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样会产生问题。同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在一定意义上首先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个体制过度的平等，而且是过度的贫穷的平等，或者叫平等的贫穷，从平等的贫穷走出来自然差距有所拉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由于大量的劳动力的存在，由于资本刚刚开始成长，这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个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因为发展处在早期的阶段，如果我们做点比较的话，跟西方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的话，我们这个阶段在工业化完成了一半，中國走了30年工业历程，按照劳动力算，现在只转移出了一半的农民，过去70%是农民，现在剩下35%，仍然离工业化完成还有很长的距离。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用这个阶段以后的那些变化来应用到这个阶段。很多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要随着这个工业化进程而逐步发展，而不能用工业化进程以后的福利制度来应用到工业化进程当中来。当然我们是一个工业化后发展的国家，我们要吸取一切国家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吸收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形成的制度，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上如果应用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的话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确实要看到中國的发展阶段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阶段，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么使农民尽快的转移出来的问题，怎么使我们的就业真正是平等能够有所促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防止如何使这个社会大家更多的思考，如何创造，如何去生产，而不是更多的去把人们的注意力过多的转移到分配上去。这两种努力的关系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國是一个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本身就说明不是一夜之间把所有东西毁掉，建立新的东西，不可能一夜之间建设新的制度，新的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逐步逐步发展的过程，确实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改革，才能够去解决我们目前的许多问题。说到新的改革，现在大家说得更多是要进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方面我同意，政府应该更多的关注社会问题，但是我这儿想借这个机会讲，经济方面的改革基本结束了，是不是主要是其他方面的改革了，我说经济方面的改革也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暴露出的很多问题，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完善，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

　　比如说我们现在宏观经济上的很多问题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表明我们需要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尽管我们过去搞了很多的财税体制改革，但是还有很多的财税体制，或者是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体制，或者是我们改革当中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的体制，或者是过去条件下还不可能实现的一种体制。比如说刚才说的几类，第一类是传统体制下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资源性行业，不交资源税，不跟国家分享利润，分享收入这件事情，这是传统体制遗留的问题，我们过去说都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源，国有的大锅饭，都在一锅肉里，现在各种体制改了，我们利润分成等等，这些问题就暴露了。国有企业不分红，这个是改革当中形成的一种过渡性的体制，因为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很困难，国家说了，国有企业可以不上缴利润，跟其他企业交所得税就可以了，剩下的利润你们留下来发展，这是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还有一种是传统体制中没有，过去也没有条件，比如说针对财产的税收问题，我们迄今为止，中國没有财产税，所有的税收都是针对流量，针对收入，这个既不有利于平等，又不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包括政府的长期发展。没有这些税收导致了我们对人们的收入所得税增收比较高，所以导致消费比较低。这些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也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注意力来关注，加快这方面的改革我们整个体系才能更加和諧，经济的角度更加均衡，社会的角度更加和諧。

　　作者是中國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长

　　作者:樊纲

　　中國为什么有钱了不消费，为什么有钱了还要借钱、还要引资。最近谈论较多的这两个针对的话题实际上关系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國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消费市场，中國的发展能不能持续；另一个是中國的开放问题，为什么中國在目前资金十分充裕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其实，这是转轨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转轨是个相当长的进程，我国的转轨还远没有结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没有建成。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不消费的问题都是跟我们的体制还不健全有关系，我国要进一步通过体制改革，通过体制转轨来实现经济均衡的增长；进一步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和改革发展。因此，转轨国家重要的主题，还是体制的改革和体制的创新。

　　一、制度不完善是中國市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

　　我国既是转轨国家也是发展中國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國家，比中亚的一些国家还落后，我国的人均GDP还很低，去年年底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一般来说，收入水平低会导致消费水平低，但现在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已经从原来的65%下降到50%左右，储蓄占了GDP的50%.讨论其原因通常都认为是老百姓不消费，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我国老百姓的消费率，也就是我国老百姓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些年其实很稳定，稳定在25%到28%之间。由于这个稳定的比例，消费占GDP的比重是不应该下降的，问题出在哪儿？就在于企业的收入增加、储蓄提高，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现在，的GDP构成中，国家收入占24%左右，不算太高，因为我们过去的水平太低了。这几年增长最快的是企业的收入，是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特别是2003年、2004年以后这部分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现在企业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过去的10%~13%上升到18%~20%左右，相应的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过去的70%下降到60%左右。而且在总储蓄中企业储蓄所占的比重从过去的20%上升到40％，与居民的储蓄基本持平，政府储蓄占了另外的20%左右。由此可见，企业储蓄的大幅度提高导致了消费基金的不足。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些是因为过去计划经济的制度还没有改；有些是因为过去为了转轨而采取的制度现在需要进一步转轨。

　　利改税制度需要进一步转轨。我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采取了利改税制度，国有企业从此不再交利润，和其他企业一样只交33%的所得税，剩余的其他利润完全由企业自己保有。这个制度是为了推进国企的改革和解决当时诸如下岗及老职工等一些问题，也是为了鼓励国企增加盈利。可是这个制度到了今天就成为导致消费不足的根源。因为当国有企业都盈利的时候；当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集中到垄断性的公用事业(行情论坛)行业、资源行业的时候，他们的利润会很大。而他们的利润现在都不上缴，都成了未分配利润，都不可能变成消费基金。因为企业的收入一是变成了工资，二是变成了股东的利润，才有可能变成消费基金。而现在国有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在整个GDP的比重在增长，已经占GDP的5%以上，这部分增长都计入了储蓄。如何把它变成国家的收入，然后在另一头降低居民的税收，降低居民的所得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因此，这不是居民有钱不消费的问题而是居民怎么样获得更多钱的问题。

　　资源行业的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对于资源行业，我国采取的管理制度一直都没有改变企业既不缴纳开采资源的特许权费用，也不和国家分享资源溢价收入。这几年从能源开始，所有的资源价格都大幅度上涨，这种大幅度上涨的资源都变成为了企业大幅度上涨的利润。因为我国企业获得资源是免费的，他们不缴资源税，因此，资源溢价收入基本上都归企业所有，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利润只缴33% 的所得税，剩下的就成为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就是我们现在储蓄高额增长的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的消费不能和国民经济一起增长的重要原因。过去在计划体制下，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计划体制下价格是国家控制的，资源也是全民所有，他们去开采也没有问题。现在搞了市场经济，这些问题都逐步地暴露出来。所以，就这些制度而言是我们过去多年来还没有改的，我们没有像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建立相应的制度，让企业为全民所有的资源的开采付费，让全民分享资源价格上涨的好处。没有这样的制度，国家就得不到这笔收入，反之国家就会从诸如石油的上涨这样的事件中获得大量收入，并且用这笔收入来做很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可以降低居民的所得税，提高居民的收入。

　　社保体制需要加大改革力度。社保改革涉及到很多问题，诸如居民是否对未来的消费有信心、是否可以多消费，并且社会保险费是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比较赞成用加快社保改革的办法来提高劳动力成本，同时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现在，我国急需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就是发展过程当中大量的农民工怎样实现社保的问题。我国的工资上涨慢，主要还不是城里人、不是正规部门的工资上涨慢，最主要的是几亿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慢，他们的社保没有落实，这个问题解决了会使得我们消费基金大幅度增长，储蓄率有所下降，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因此，这一系列的制度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所以这些年有一种说法，说中國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到头了，剩下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了，当然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制度改革都很重要，要进一步推行。但是，我认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改好，没有完成体制转轨的进程。甚至像对外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都是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所以，转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转轨在中國还远远没有完成，进一步对外开放实际上仍然具有推进改革的意义。

　　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有利于我国市场体制的完善

　　这几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多、外资的大量进入、居民储蓄的提高，人们觉得好象国内不缺钱了，因此出现很多的说法：为什么还要吸引外资；我国的国有大企业上市，为什么要到国外去，为什么不在国内；为什么还要通过资本各种项目进一步的开放、借助国际资本市场来发展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我国的市场体制还没有健全到不需要借助外力的程度。比如说，现在中國的资本市场，前几年进行很多的改革，近年来刚刚恢复起来，但是这样的资本市场还远远没有发达、监管体系还远远没有成熟到、没有完整到能够对我们大企业监控的程度。

　　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要想改制还要借助外国资本，因为我国的民营资本没有能力参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这就是我们的大型国有银行为什么要到国外上市、要借助国外资本市场的原因。引进一个战略投资者，占了10%~20%的股份，从此在董事会里就有了一个能够代表另一种资本的力量来制衡其他所有者，使得所有权结构真正发生改变。现在融资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借助成熟的外国资本市场来监管我们的国有企业，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还未成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开放还是一个转轨的过程，我国经济要进一步向国际化、全球化发展，同时，我们的制度也要进一步的转轨，进一步的发展。

　　中國仍然处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像社会保障、环保等，这些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我国下一步的转轨，甚至比过去的转轨进程更加复杂，挑战也更加多，所以希望能够在国际上进行更多的讨论，吸取各国的经验，推动我国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原载：《转轨通讯》2007年第一期

　　作者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长

　　作者:樊纲

　　天文学历史上曾有“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现在人们普遍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可当时占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地心说”是对的。只有极个别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伽里略、布鲁诺等人认识到它是错的。他们经过仔细观察，精确计算得出结论：地球及行星是围绕太阳转。即“日心说”。“日心说”让当时的人觉得不可思意。现在经济学里也有一个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和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它是错误的“地心说”。这极少数说的与“地心说”相反的“日心说”的理论，也同样让现在的人感觉不可思意，包括广大的学者，经济学家。当然很多学者都还没听说过“日心说”。

　　天文学的“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并不与人们生活，人们经济利益有多大关系。（之所以两种学说发生那么严重的争执，并酿成残酷的杀戮，是当时涉及了宗教信仰和推翻教会统治，被卷入到统治权政治权力的斗争。）经济学里的“地心说”和“日心说”却是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对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巨大：关涉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关涉到社会经济繁荣昌盛、国家富强、长治久安。

　　一、经济学里的“地心说”和“日心说”

　　何谓经济学里的“地心说”和“日心说”？就是关于“劳动力价格高低与就业率的关系”的两种不同认识结论。也就是工人工资高低与就业量、就业率之间的关系的两种不同认识结论。

　　“地心说”认为劳动力价格与就业量成反比。也就是劳动力价格下降社会就业量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社会就业量减少。社会存在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社会劳动力价格高，只要劳动力价格下降到适当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社会存在大量失业罪责在于工人，是由于工人要价高。

　　（充分就业，就意味着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工作，社会财富就能最大限度创造起来。这是社会相当理想的状态。因此它是现代政治家迫求的一个目标。）

　　“日心说”认为劳动力价格与就业量的关系是相对复杂，通常情况是成正比。劳动力价格提高，社会就业量增加；劳动力价格下降，社会就业量减少。社会存在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社会劳动力价格太低（注意是太低），造成社会大量失业的罪责在于老板，给工人支付的工资太低。要想使社会就业率处于较高的水平，应将劳动力价格提高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注意是较高，只是相对太低的高。为了语言简练，以下都只说低和高。）

　　“地心说”与“日心说”在对劳动价格与就业量的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相反的。

　　社会上的人几乎都认同劳动力价格与就业量成反比。而认为劳动力价格与就业量成正比的人是极个别的，可谓凤毛麟角。由此我把认为成正比关系比拟为“地心说”，把认为成正比关系比拟为“日心说”是与天文学当时状况是相吻合。

　　二、“地心说”的来源和理论根据。

　　“地心说”较早成说，据美国经济学权威萨谬尔森讲是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说出来的。他是把它当做支持他的人口理论的根据证据来说的。也就是他并没有论证工资水平与就业成反比成立，而是他认为这就对，人们能接受。我这里说马尔萨斯是较早的，就是因为马尔萨斯这样用它来当根据，说明在他以前就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了，相当普遍的认同了。

　　“地心说”未经科学论证被经济学理论大家萨伊编入经济学教材，成为经济学教条，被当成科学真理。成为经济学的统治观念。

　　“地心说”从来没有经过科学论证。

　　“地心说”怎么被许多人认可接受呢？大家怎么就认为它是对的呢？一是，人们根据个人找工作的经验，要价低能更容易谋取工作，要价高则不容易找到工作。想当然认为工人工资低社会就能多招工人。这和天文学的地心说被大家认为是对的很相似，个人的经验是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太阳绕着地球转嘛。二是根据商品的供求规律，价格上升，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学者滥用供求规律来讲“地心说”，许多人也不假思索地认为供求规律对劳动力的供求也起同样的作用。第三个是根据自身利益考虑。这将在后文中说明。

　　三、“日心说”的来源和理论根据

　　“日心说”是有极少数具有科学认识能力的人，从社会经济实际中认识到的。由于“地心说”未经科学论证，一些搞研究的学者试图进行科学论证，结果他们发现“地心说”与社会经济实际根本不符合。事实是：工资高的国家，就业率高，失业率低；工资低的国家就业低，失业率高。比如欧美等国家工资高，失业率在4~8%之间，而在刚果、菲律宾等低工资国家，失业率高达吓人的40~20%.失业率达到8%，社会发生不满情绪，失业率达到了20~40%，社会不可避免要发生战祸。

　　怎么回事呢？发现供求规律对劳动力的供求并不起多大作用，作用微乎其微。劳动力价格下降，并不会有更多生产岗位让劳动者就业。企业用人多少，只与企业生产形势直接关连。生产形势好，需要更多工人来做，才会多招工人。生产形势坏，就裁减工人。而决不会因为找工作的人要价低就多招人，没有的事。管理学和老板都明白的很，不要闲人，人闲生事。哪个企业都不会因为社会工资水平下降多招人。他们只会用同样能力的低工资的人替代高工资的人，而不会增加人。供求规律对劳动力的供求并不起多少作用。

　　那么高工资怎么又会表现高就业、低失业率，低工资怎么又会形成低就业率、高失业率？因为当企业普遍实行低工资，只够广大劳动民众过半饥半饱的生存状态，广大劳动民众买不起鞋，买不起衣服等等，那么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就无法生产形成社会百业萧条，企业就只好裁人。大量的企业减少生产，裁减工人，社会肯定形成高失业率。而如果企业普遍实行高工资，广大劳动民众手中有钱，就会踊跃购买衣服，买房，买汽车，买文化娱乐产品。形成百业兴旺，经济繁荣，各企业在好的生产形势下就会扩大生产，招收新员工。这样社会就业率就会大幅上升，失业率下降。

　　四、地心说与日心说的社会重大意义

　　前面提到这两个学说对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巨大，关涉到国家富强，长治久安。这是非常明显的，高工资带来经济繁荣，百业兴旺，经过较长期实行，国家肯定成为富强的国家。低工资导致社会需求不足，百业萧条，造成社会大量的人无法生存，只能靠非法方法，偷抢等方式生活，最终社会陷于社会矛盾尖锐激烈状态，爆发内乱内战。内乱内战的结果将使国家贫弱不堪。

　　五、日心说未来理论地位展望

　　本文虽然将地心说和日心说的来源和理论根据都说明了，但却不敢奢望真理取代谬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在理论界的地位。日心说很可能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仍然提都不会提。社会大多数人还对日心说持反对态度。

　　因为它与人们的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太直接了。社会掌握经济的权势階級——资本家和企业管理階級为了利润，是不愿让员工多拿工资的。他们肯定非常默切地群起反对，编造各种说词否定日心说。他们掌控着主流传媒，不许日心说传播，并出钱收买理论家，出钱支持他们在各种学术刊物和传媒上言说地心说。把地心说打扮成客观规律，在理论界唱独角戏。将日心说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得见人。事实是日心说是客观规律，地心说是假冒成科学的伪理论。广大工薪階級被经济权势階級蒙骗。少数了解日心说的人也不敢言说日心说，害怕被周围的人认为是脑子失常的人，被人嘲笑。政治家也不会公开言说日心说，因为政治家需要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害怕被广大民众反对。政治家更倾向行动，多干少说，回避弊大于利的口舌争论。政治家对于是否提高工人工资，实行最低工资，反正实行就能让广大劳动階級拥护，实行就是了。政治家才不与别人进行口舌争论，免受他们的言词侮辱，反正实行就能让广大劳动階級拥护。因此地心说仍然可能在社会主流理论，经济学理论占统治地位，日心说仍然可能在经济学教科书中难见踪影。

　　拯救日心说寄希望互联网。互联网冲破发表理论的围墙，打破经济权势階級对传媒的控制权，人人都能在其上对共公事物发表言论、理论的权利。只要大家觉得日心说是真理，就能通过互联网将它广泛传播。将它传到人间，将地心说的命革掉，让日心说登上科学的殿堂。

　　参考文章：

　　《主流经济学家不敢面对的命题：贫富差距将把中國拉进“非州陷阱”》

　　《国家富强与贫弱的主要原因》

　　作者电子邮件：lyj82781(at)163.com

　　作者:梁彦军

　　这两年中國的房价节节上涨，这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的极力鼓吹不无关系，比如有人说“中國的房价要继续涨２０年”、“２００８年之前房价只涨不跌”、“房价在五年内至少涨三到五倍”。

　　那么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是否都可以做为买房的参考？恐怕未必！

　　首先、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经济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没有接触过，不能妄下结论。不过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称“经济学家”呢？在中國，如要做注册会计师，须参加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并从事相关工作两年才可自称注册会计师；如果要做律师，也要通过司法考试，并实习一年；国际象棋大师或是特级大师，必须参加一定水平的比赛，取得积分。那么有没有一个评选经济学家的标准？没有。所以所谓的经济学家，是公众的一种评价，有些有水平的经济学家，当之无愧，如吴敬琏；而另外一些人，恐怕不过是花花轿子人人抬罢了，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倒是擅长说大话、空话，仿佛空对空导弹，着实能唬一些普通百姓。

　　同时，越是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往往带不少学生，搞一些项目，有很多的应酬，有很多人请吃饭，担任不少机构的顾问、理事，要帮很多人办事，要托很多人办事，可是每个人一天都只有２４小时，又不会孙悟空的分身术，有多少时间认真学习研究？毛澤東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些人有时间去调查研究吗？朝鲜战争前兰德公司要卖给美国政府７个字：中國会出兵朝鲜。要价１００万美元。虽然只有７个字，可是附有好几百页的材料来详细说明。美国政府没买，结果遭迎头痛击。类似“房价五年内至少涨三到五倍”的言论有无详实的材料作为根据？天知道。另外经济学分很多领域，经济学家也只不过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比较有研究，可是不难发现，有些经济学家各方面都喜欢说两句。

　　其次、经济学家有水平，是不是一定说真话，是不是代表了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说：中國的有些学者不是缺乏智慧，而是没有良心。有些人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是不是说话，说什么样的话。如刘姝威当年看蓝田股份的财务报表，一眼就看出这家企业财务状况非常糟糕，后来她因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遭到人身威胁，在中央电视台专访中，她表示：稍微具备财务知识的人都能看出问题，给蓝田公司贷款的银行的专业人士不可能不知道。需要这些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因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不说。而现在房价已经涨得比较离谱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指出：只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是无力购买住宅的，有些经济学家还在唱高房价，居心何在？１９９８年的时候这些人怎么不说房价要涨一倍？他们能否对买房人作出房价上涨的担保？当初说股市要涨到３０００点的人是否补偿亏损的股民哪怕一分钱？如果老百姓买房后房价跌了，让这些经济学家赔偿下跌的１% ，全国还有几个经济学家会说房价涨？

　　毛澤東说：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咱是用笔杆子杀人。前者不过杀一两个人，而且多半要被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可是后者，大嘴一张：房价要涨。李嘉诚说：房价涨的时候不一定会死人，房价跌的时候却一定会死人，这些人不负责任的言论不知要害多少人在房价泡沫破灭后要么死亡，要么等死，要么生不如死。可是这些人，说不定又多了一串头街，收到房产商发的红包，没事偷着乐。真是搞不懂，明明知道会欺骗很多人，怎么忍心呢？

　　经济学家的意见可以适当参考，但不应迷信经济学家，有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和人品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埃格兰在谈到印度洋海啸救援时说：如果有人对国际社会的慷慨解囊嗤之以鼻，你千万不要惊讶；如果他进而断言印度洋海啸不算太糟，你更不必为此怒发冲冠。因为很显然，有如此另类想法的人必然是经济学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生灾害后会激励人们自救，这样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如著名经济学家巴罗曾经在他的文集里不无自豪地提及他和爱尔兰传奇摇滚乐队Ｕ２关于非洲艾滋病救助的争论，当Ｕ２试图说服巴罗参与改善非洲艾滋病患者生存环境的活动时，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斩钉截铁地拒绝，因他坚信，所有减少艾滋病痛苦的努力都是对预防艾滋病的负面激励，本质上是无益于消灭艾滋病的“蠢事”。

　　当然，也有确有水平的经济学家，比如许小年，在中國股市２０００多点时，说要跌１０００点，当时无数的人都骂他，也说是痴人说梦，结果现在真的跌了１０００点。还有谢国忠，当年香港房价疯涨时，当时东南亚一片繁荣时，他说泡沫要破灭，因为忠言逆耳，没有人信，结果怎么样？还有郎咸平、易宪容。这些人不仅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更有端正的学术态度，有良心。他们的话，才是值得一听的。谢国忠和易宪容早就警告房价有泡沫，为什么不听听他们的话呢？

　　北京有位知名的房产律师秦兵，谈到买房的谈判时说到，如果买５０万元的房子，就应当用５０小时谈判。非常有道理。买房是终生大事，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轻易听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特别是有些经济学家，其实早就被房产商收买了，房产商和买房人在价格上就是对立的（房产商在车展上买千万元的汽车，这钱当然是从买房人那里而来），毛澤東说：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对于一些无良经济学家，尤其不能轻信。

　　那么如何判断一些经济学家关于房价的言论是否值得一听呢？本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找逻辑错误。比如当年一个股评家说什么“任何时候买深发展、四川长虹都是正确的”，不知害了多少人。事实上这句话明显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任何时候”，１００万年以后是不是也可以买深发展？同样地，有些经济学家说的话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如“中國房产没有泡沫”，根据字面意思，中國大陆、港澳台，任何一个地方的所有房产价格都在房产的价值之下或是正好相当于房产价值；又云“局部泡沫不等于泡沫”，听起来好象说“白马不是马”一样，根据这种说法，要全国所有的城镇的所有房子，哪怕是一偏僻镇上的一个公共厕所的地价也要泡沫化后，中國才算有了房产泡沫；还有“中國房价至少要涨２０年”，为什么是２０年，而不是１９年？事实上房价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可以完全预测的，那么怎么可能准确预测２０年以后的房价？可能这样的经济学家既精通经济，也精通《周易》吧。

　　最后，在此呼吁某些人，不要再妖言惑众了。当年中國的股评家本是声望不错的，可就是有些人不负责任地发言，使得股民亏损累累，使得股评家一度在中國各职业声望排行榜上不如妓女。难道这些人想当害一锅汤的老鼠屎吗？不要给整个经济学界抹黑了。

　　（首发于２００５年７月< 观点地产博客> 杂志创刊号）

　　作者是上海阅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作者:黄祖斌

　　郎咸平对中國式ＭＢＯ的批评，对２００４年的中國经济学界，犹如一阵旋风：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学者几乎都卷入了郎咸平挑起的争论，并且泾渭分明。媒体因此用了“各种力量，在郎咸平挑起的争论中汇聚”这样标题。后来，广大网民也纷纷加入这场争论并以极端的语言支持郎咸平批判主流学界；但另一方，对郎咸平提出问题的讨论已经变成了声讨和批判，某些主流济学家在回击郎咸平时，甚至用了“流氓教授”、“妓女心态”、“特务”等字眼……

　　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对中國社会的转型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这场论战的深刻意义很可能要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

　　希望这段时间不会太久，更希望中國社会不会因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忽视而在日后的改革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如波兰由于在１９８９年剧变前后，掌控着国企管理大权的厂长经理趁政治权力转移的时机搞过“权贵私有化”，当１９９３年４月颁布并实施“大众私有化法”时，不得不用相当的时间和成本来纠正和追讨在“无法无天私有化”时所流失的国有资产。

　　在这里，笔者只能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及在俄罗斯所看到的与我们很相似的国有企业改制历程。

　　俄国人起步比我们早，私有化程度也比我们彻底。他们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教训，对于有过相同历史进程，有着相同改革要求的中國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该视而不见！

　　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从１９９１年将成千上万个小商店卖给个人开始的。但真正意义的私有化则是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以拍卖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饼干公司为起端，才掀开了俄罗斯经济核心——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篇章。

　　选一个名叫“布尔什维克”的国企实行首次拍卖，的确很具有改社會主義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意义！

　　从１９９２年底仅有１８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到１９９５年底，有１０５１１１家小商店、１２１１８０００套住宅（俄罗斯的住宅私有化是无偿的）、１７９３７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完成私有化；而“到了１９９６年，俄罗斯的大中型企业——几乎创造俄罗斯９０% 的工业产出——中已经有３/ ４以上被私有化，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俄罗斯私有化调查》Ｐ５１）

　　而在转制前，俄罗斯的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９６% 。

　　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俄罗斯的私有化用了４年时间；再从１９９６到２００４年，在彻底私有化的基础上崛起的新俄罗斯又度过了８个年头，１２年的时间，俄国人经历过了巨大的希望、得到过令他们欢喜若狂的政治自由，也经受过经济上的阵痛和几乎死了一次的“休克”，那么，差点儿被置于死地的俄罗斯，有没有死而后生呢？

　　作为一个在俄罗斯转型期间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國人、作为对非国有化有过长时间关注和研究的中國学者，笔者忍不住离开本书的主题，来谈谈俄罗斯的私有化到底给俄国人带来了什么？

　　转型初期，西方著名的左翼政治和社会学家达伦多夫（Ｒａｌｆ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曾经对俄罗斯转型设定了一个时间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个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非国有化），六年；公民社会的出现，六十年。”（雅克·胡普尼：《十年后的东欧：在后共產主义时期的分野》《当代中國研究》１９９９年第四期）

　　到２００４年，俄国人度过了１２年漫长的改革岁月，已经大大超过了达伦多夫预定的时间。

　　这１２年，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建成，从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转型也基本完成；这１２年，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不太富裕、但也绝非贫穷的俄国人分化成两级——让西方的财富阶层为之惊叹的转型受益者、俄罗斯新贵；以及连中國人都用怜悯的眼光注视着的俄罗斯平民百姓。

　　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年，有关《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俄国人的贫富阶层比例如下：

　　贫困阶层——约占人口的３３% 左右，其收入不及最低生活标准。主要包括一些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人、部分农民、退休人员及物业人员及多子女家庭等；

　　穷人阶层——占总人口的４０% ，一般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包括一般的专业工人、技术人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

　　中等阶层——约占２５% 左右，一般能够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包括个体从业者、企业家、管理干部科技或文艺界知识分子；

　　富有阶层——约占１% —２% ，其中阶层约占０. ２% 左右。他们主要由新旧当权者、“新俄罗斯人”、某些国企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及黑手黨头领等构成。（《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Ｐ１１３）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主任克里斯蒂亚·弗里兰的数据：“在新俄罗斯，发迹的几乎只是那些极少数的超级富翁。最富有的１０% 的人口掌握着全国一半的财富，最穷的４０% 占有的财富不足五分之一。３０００万～４０００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月不到可怜的３０美元。俄罗斯的新资本家贵族们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及其迅速地发了财，但并没有带动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一位俄国学者说，“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俄罗斯人的财富，是最穷百分之十的俄罗斯人的８０倍。国家已经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批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由改革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了两个俄罗斯，一穷一富。”（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７日在中國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在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十年之后，俄罗斯和俄国人（当然要除去那百分之十的财富精英）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善；恰恰相反，还是引用多博列尼科夫院士２００３年的报告，“上世纪３０年代至５０年代，千辛万苦得来的工业化结果现在已经基本上化为乌有了……俄罗斯联邦的外债达到天文数字，１７００亿美元。所以有人形象地说，每一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就带有１０００美元的债务。”（同上）

　　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因此写道：“俄罗斯人在共產黨时期不好过，以为在民主下将会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却更困难了。”；用本人在莫斯科听到的老百姓的话则是：“我们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安全。”

　　所以，如果有人说私有化让俄罗斯受益匪浅，那必须问一问，他说的是哪一个俄罗斯？是指占有人口１０% 的富人俄罗斯，还是占人口９０% 的平民俄罗斯？如果是前者——俄罗斯的财富新贵，那么此话不假。在福布斯公布的２００３年全球富豪榜上，就有１７名俄罗斯财富新贵榜上有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５３岁，最小的仅仅３５岁。

　　另据《富比士》( Ｆｏｒｂｅｓ) 杂志２００４年５月份的调查，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俄罗斯私有化仅仅１２年，就给莫斯科造就了无数亿万富翁。尽管纽约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尽管美国富人经历了几代人的财富聚敛，但曼哈顿还是将地球上拥最多亿万富翁的城市称号让给了莫斯科。据《富比士》的统计，截至２００４年，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以美元计）是３３位，而纽约的亿万富翁只有３１位。

　　这些俄罗斯财富精英的巨大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正好与我们现在争论的ＭＢＯ有关）；或许，下面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找到部分答案——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后，通过重组、通过ＭＢＯ，俄罗斯约有５００家大型国有企业被以７２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国有企业的的实际价值超过了２０００亿美元；

　　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１０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的价格仅为４００万美元；

　　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备价值约１亿美元，某公司仅以８００万卢布的价格购买……（见《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Ｐ２２４）

　　俄罗斯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几乎是，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最终就被谁占有了，从而出现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

　　中俄两国学者的比较——捍卫人民利益还是站在大众对立面？

　　在谈到俄罗斯的国企老总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肆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的事实时，必须强调一点，俄国国企管理层侵占国有资产之所以成功，政府和学者无疑负有责任——政府对私有化法规的制定后滞、执行力度不够；部分学者们却因为认为俄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依赖于新兴的资产階級的诞生，而对这种财富的非法积累采取了容忍甚至欢迎的态度。但是，整个私有化过程中，俄国政府毕竟没有一边倒，政府的许多私有化法规常常能考虑到大众的利益；而在学者方面，也很少听到经济学界的学者同企业家合谋掠夺国有资产、参与分赃的报道。

　　恰恰相反，俄国政府和俄国的许多学者在企业家实施巧取豪夺时，都有过许多法律上和学术上的努力——制止这种公开的掠过：

　　１９９２年，俄罗斯政府出台私有化法，８月，俄罗斯总统叶里钦在电视演说中向俄罗斯人民首次宣布这一法案时，公开地表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的目标是实现广泛的所有权，是要为俄国创造“一百万个财产所有者而不是若干百万富翁。”（《俄罗斯私有化调查》Ｐ３２）

　　在实施私有化的过程中，政府曾经拿出了两个方案：

　　方案一、允许４０% 的股份出售给职工，剩下的６０% 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今后出售。在４０% 中，工人免费得２５% ……工人们可以按账面价值的七折再购买１０% 的股份，经理们以正常价格可购买５% 。另外，养老金计划也可购买一些股份。

　　方案二、允许５１% 的股份出售给职工，剩下的４９% 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今后出售。工人不得不支付账面价值的１. ７倍。另外，养老金计划也可购买一些股份。

　　（《俄罗斯私有化调查》Ｐ４１）

　　在学者方面，相当多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这场私有化运动，关注着、警惕着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会不会被在国企里占有强势地位的管理层侵占和剥夺？

　　在转制初期，在俄罗斯学界，曾经就私有化问题展开过公开的、广泛的讨论：

　　“私有化企业的主要所有者是企业职工，还是仅仅是企业经理？”；

　　“谁将拥有私有化之后的俄罗斯企业？”；

　　相当一部分学者们的立场也十分鲜明：“私有化被认为是在全民中分配财产的方式”（见《俄罗斯私有化调查》Ｐ８）

　　俄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Ｏ·Ｔ·博戈莫洛夫１９９２年在接受《明镜》杂志采访。在问及俄罗斯的私有化的对象时，这位学者态度明朗地站在了大众的立场上。

　　问题是由《明镜》杂志的记者提出来的——

　　记者问：您想把国家的经济作为礼物送给人民吗？

　　博戈莫洛夫：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要求人民做出牺牲。应该马上把地产：他的住宅、土地、在工厂和自然资源中属于他的份额，交到他的手中。这一切应该是无偿的、或者只采用象征性的价格。否则，暴動、叛乱、起义、抢劫等将是不可避免的。

　　（Ｏ·Ｔ·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的过渡年代》Ｐ１１６）

　　俄罗斯经济学家是站在大众的立场、站在俄罗斯的长远利益而关注和研究私有化的。他们认为，为了社会的稳定，非国有化必须考虑到人民的利益。

　　可在我们这儿，那些“站在大众对立面”的教授、学者也在强调发展，强调社会的稳定，但他们的结论却是那样的不同。在我们的知识精英眼里，别说让人民大众也分得一份需要民营化的国有资产，就是让大众参与讨论、参与分家的过程都肯定会工厂大乱、国家大乱、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宝贵的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经济秩序！

　　或许有人会反问，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的努力，为什么没能阻止俄罗斯私有化最终成为权贵的盛宴？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追问的问题，也是对中國的转型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如此之大，决不是我们这个小章节所能回答。我们所能回答的只是，俄罗斯并不成功的非国有化结局，除了新政府继承了一个沉重的“帝国遗产”外，尚有许多现实教训。比如——

　　政府私有化立法不够及时、细致，使得有法可依的私有化落后于厂长经理的“自发的私有化”、“无法无天的私有化”；

　　政府没有拿出优质的国有资产，让无偿得到“私有化凭证”的公众购买，结果大众因为无法在产权市场购到优质资产，而只买下了一些垃圾股。据对已经买到了国有资产股票股民的调查，整个１９９４年，得到分红的股民只有４% ；

　　政府在对全民实施无偿私有化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对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作出积极应对，至使原来价值不菲的“私有化”证券，在通货膨胀中变得一钱不值。

　　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是用社会资产总量除以全体人民（包括婴儿在内）算出来的：１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７０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１００００卢布。（这一比例甚至高出了“大众私有化”相对成功的波兰、捷克）但到了１９９４年，却贬值为：１张私有化证券═１００００卢布═７美元═１公斤香肠“（见《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Ｐ２２２）

　　因此，如果要给俄罗斯的转型失败下个简单的结论，那么可以这么说：即使新政府主观上有过为人民的设想和努力，但历史的重负和局限，使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点，在总统叶里钦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作为新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叶里钦在稳定转型初期的俄国社会方面功不可没，他用铁血证明自己是一个魄力非凡的政治家。笔者亲历了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叶里钦与国会的那场争斗，并几次去到那座被叶里钦让坦克和士兵所包围的白宫前（俄罗斯国会驻地），目睹了被叶里钦下令炮击过的白宫——最高几层已经一片漆黑，使通体白色的国会变成了黑白分明的建筑；而那些反对叶里钦的议员和议长鲁茨科伊就在底层。

　　这场争斗的结局是议长被捕，叶里钦牢牢地控制了俄国政局。

　　然而遗憾的是，叶利钦的领袖魄力只在革命而非治国，只在政治而非经济。他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表演是与人斗、与各个权力集团斗。这几乎是现代俄国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剧目。但对于俄国社会的经济转型，叶里钦却显得优柔寡断、摇摆不定、力不从心。

　　目睹了叶里钦的经济改革对俄国社会的影响，笔者十多年前曾经这样评价叶里钦时代的俄国——

　　土地的私有化和工厂社会化进程十分缓慢，而权力向资本的过渡却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公共资产流失到那些些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委托的管理人、即政治官僚手中；

　　前政权的政治官员利用民主和市场的口号迅速成为俄罗斯的新贵；

　　克格勃操纵、或直接转变为黑社会；

　　第三产业还由国家雇用的官商操作著……

　　俄罗斯仍然是懒散的、不负责任的低效率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旧的法律秩序已经破坏，新的民主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来，无法无天、背信弃义的行为在政界、商界、法律界和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蔚然成风，其腐败和无法无天的程度完全可以和那些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国家——如拉美和中國——相比。（拙作：《在民主与铁血之间走钢丝的叶里钦》香港《信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日）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还对叶里钦的历史局限作了简单的分析：

　　叶里钦毕竟是从旧的政治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块土壤是专门培育政客权术、以及密室政治所必须的一切——阴谋、阳谋、背信弃义、厚颜无耻地自食其言和同样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推卸责任；从这里培育出来的人无一例外的具有高超的控制权力和搞政治斗争的能力，也无一例外的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起码知识。（同上）

　　叶里钦的背信弃义、自食其言一直持续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１９９８年，当致命的金融危机冲击着转型后的俄罗斯时，俄罗斯央行已经将银行利率提高到了１５０% ，可叶里钦还是在１９９８年的８月１４日，向公众保证，卢布决不贬值；然而，三天以后，叶里钦便由他新任命的商人出身的总理基里延科出面宣布：“卢布贬值，停止支付国债，延迟偿还企业拖欠的外国债务。”

　　当然，在今天看来，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完全推卸到叶里钦身上，未必公允；尤其是相比之下，叶里钦在制定私有化法时，毕竟与部分政治精英、部分俄罗斯学者一起做过许多努力；他们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能站在全民、而不仅仅是富人的立场上（哪怕是一种姿态！），对私有化有过冷静的思考、有过对不公平的担忧和告诫、有过警惕权贵掠夺国民资产的呼吁和宣传；还有，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不仅在产权转移时能站在民众一边，尽政府的职责、尽知识分子的职责；即使到了今天，俄国学者和俄国政府也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追查。

　　在谈论俄国人并不成功的国有企业转制时，还有一个应该引起中國人警示的现象值得一说：俄罗斯的国企改制，即使有了政府和学者的呼吁、努力，希望帮助大众从国有资产中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但大众最终也没能斗过厂长经理，国有资产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被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国企官员所攫取；那么，在我们这儿，上有倾向于富人的政策，下有为富人服务的学者为企业家呐喊、出谋划策，中國的改制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呢？！

　　难怪在谈及已被瓜分和将要被瓜分的国有资产时，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无奈和绝望。

　　我们说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的努力并没有制止住俄罗斯的私有化最终走向“权贵私有化”结局，决不是要说政府和学者们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没有意义的。当一个民族处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利益格局进行重大的、重新组合时，政府和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因为在这种时候，正义和公正对历史的促进，将比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只要权力和知识分子能为大众的利益尽自己的本分，那么，历史的希望就不会被“公正危机”所吞噬。即使历史暂时没能取得胜利，但至少问题会暴露出来、会埋存在民众心中而留下以后解决的希望。２００４年，普京政府对俄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逮捕，难道不是与这一系列的关注、呼吁、努力有关吗？

　　所以，俄罗斯政府对尤科斯公司的清算，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逮捕，与其说是新利益集团之间争斗的开端，不如说是那场国有资产争夺战的继续！

　　还有一点特别需要告诉中國人，波兰和捷克相对成功的“大众私有化”证明，不让国企官员利用自己在企业的强势地位侵占国有资产，不仅应该，而且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过去总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愿在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上（贪污盗窃的私有化也好，堂而皇之的ＭＢＯ式的私有化也好），俄罗斯的今天不会再次成为中國的明天！

　　作者:赵启强

　　近日，在南京大学召开了“海派经济学家理论研讨会”，于会学者做“反对新自由主义、坚持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发言。这话粗听, 颇对本人的政治理念，细品不对劲。咋品咋别扭，咋就象是国家领导人、政治家说的话，咋就不象经济学家说的话。

　　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是政治家根据民众的意愿和理想，根据社会实际状况来倡导。政治家是代表相当多的人说话的人。他们有能力也有实力说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并将其履行。经济学家凭什么说呀？别说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你说了不算，就是在一个小村庄你说了也不算。中國有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听说河南省南街村实行共產主义经济制度——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非常激动愤怒，跑到南街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们经济学家百分之百举手反对这种制度。”南街村领导人王宏斌回应说：“别说百分之百反对，百分之二百也没用。”南街村群众听说这事后，都觉得这位经济学家幼稚可笑，嘲笑他：“四个蹄子举起来百分之四百也没用。”

　　经济学家没有实力说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就别说。说了，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当成国家领导人，当成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人——角色错位了。

　　可能有一些经济学家很不服气的说：“我们是最有社会知识的人，掌握真理的人。从知识方面，从掌握真理的角度，我们最有资格说反对什么，坚持什么。”这也是很多学者到处宣讲反对什么，坚持什么的思想根源。有这种思想根源的人，就是还不真懂科学知识的人，是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的人。什么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客观真理，但科学知识是形而上学的真理，也就是相对片面、孤立的真理。（许多人只知道前一句，但不懂后面，因而许多人对什么是科学知识是一知半解）。狭义的学者也就是科学家，只是掌握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只掌握片面、孤立的客观真理的人。象物理学家。物理学家有系统完备的物理知识，但他们却不会设计制造修理飞机、汽车，也就是不会综合解决处理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处理飞机、汽车的问题，还得飞机、汽车工程师来做。经济学家是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是系统掌握经济科学知识的人，而处理社会具体问题，经济学家并不在行。解决具体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还得靠有综合知识的，能综合把握社会问题的工程师，也就是政治家来做。由此可知，自认为有知识的，掌握真理的，到处宣讲反对什么、坚持什么的经济学家，是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人，是学识水平差的表现。

　　可能有经济学家辩解说，“我们是响应黨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贯彻宣传黨和政府的现行政策精神，难道也错了吗？”其他人这样说，都对，唯独科学家，唯独以科学家的角色身份讲这话是犯错！科学家的身份不允许讲这类话。科学家是干什么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是研究弄清事物的真实情况，描述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的人。经济学家是研究弄清有关社会经济事物的真实情况，描述揭示有关社会经济事物的客观规律的人。科学家在描述揭示事物的客观真理时，首先要有獨立的人格和科学的精神，不唯权、不唯势、不随波逐流。如果科学家也唯权势，随波逐流的话，说好听点成了黨和国家领导人的宣传员、传声简，说难听点是些别有用心，居心不良的政治投机分子！

　　社会拿钱财供养科学家的目的，就是让科学家为社会提供科学理论，关于事物的客观真理的知识体系。社会拿钱财供养经济学家，就是让经济学家为社会提供有关社会经济事物的客观真理。是不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不起养育自己的人民！科学家不搞科学理论建设，去做宣传员，去搞政治投机，例如：中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农业生产“刮浮夸风”乱放“卫星”时，跟政治风、投机写了一篇论文，论证亩产能达１６万斤。他的这篇论文对浮夸风起到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写这篇论文对不起养育他的人民，这篇论文也让他丢人一辈子。

　　经济学家的身份决定了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跟风，响应、贯彻政治家就是错。严重的是经济学家的身份很容易误导人们认为你是在讲客观真理，让人错把你政策宣传的言论当成科学。这对科学事业危害极大。在中國由于假馬克思主义的危害，逼迫经济学家构建经济科学理论时必须贯彻黨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许多经济学家不顾自己的身份、责任，在理论上胡搞一气。例如，在毛澤東执政时，经济科学成了富含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在鄧小平执政时，经济科学成了富含鄧小平的政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把本来应该是客观真理的经济科学，变成随人而变的理论体系。使真正的经济科学丢失。

　　由于假馬克思主义的危害，许多经济学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责任，只会跟着当权者说。一点不在科学理论上做工作。造成当前经济学理论混乱，错误百出。比如，计划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是有关社会经济两个重要的“物”，俗称管理经济的二只“手”。这两只手都是对社会生产起重要作用的“手”。经济学家本来应该将这两个手的好作用、坏作用讲清楚。使政治家明白各只手的作用，使用它们的好作用，削弱它们的坏作用。就这经济学最简单的理论问题，现在中國大多数经济学家却弄不懂，宣扬这只手，否定另一只手。过去左倾经济学家搞计划之手迷信，否定市场之手，砍去市场之手；现在右倾经济学宣扬市场之手、要砍去计划之手。其实市场之手和计划之手只是一种“物”，“物”并没有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之分。这两只手与人手一样都是物，所不同的是这两只手是无形的。它们就象人的左右手，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功效，人们需要了解知道怎样利用这两只手，使它能更好地为社会生产服务。经济学家总想砍去一个，你咋不把自己的手砍去。什么社會主義市场之手（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什么社會主義计划之手（社會主義计划经济），瞎胡扯！市场之手可以导致广大劳动人民贫困，计划之手同样可以掠夺劳动人民！从经济学家对这个经济学中最简单的问题的认识来衡量当代中國经济学家的学识水平，可见水平之低之差。由此可见中國经济学家不仅是角色错位，而且到了经济学家极为缺失的地步。

　　由于假馬克思主义在中國的长期危害，搞得科学家不能獨立从事自己的工作，逼迫科学家丢掉科学精神，使科学家在理论上必须响应贯彻黨和政府方针政策。使科学家不成科学家。成为没有科学精神的，只会趋炎附势的政治投机分子。这种状况在社会科学界、经济学界特别严重，在社会科学界、经济学界就少有真正的科学家。

　　在中國要找回真正的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界就必须自觉坚持科学精神，坚决反对学者趋炎附势；反对假馬克思主义在科学界的干扰破坏，坚决维护科学家獨立不受干扰的工作权利！坚决维护科学家为人民做本职工作的权利！

　　在中國要找回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执政者要提起十二分精神，防范假馬克思主义再逼迫社会科学家作黨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员，禁止社会科学家在理论时响应黨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将科学家赶回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

　　２００５年６月

　　作者电子邮件: ｌｙｊ８２７８@ ３７１. ｎｅｔ

　　作者:梁彦军

　　溫家寶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１９７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获奖演说中的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温总理借用舒尔茨的观点，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旨在用以破解中國“三农”问题。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宽，便会发现，温总理提出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还有更深的意义。

　　“丰裕社会”中的贫困

　　关于中國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经济学家常常求助于一个经济学名词，即“基尼系数”，认为一旦这个系数突破了０. ４，贫富差距就进入了警戒线。但对于中國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对社会贫富差距的感知则更多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对比。换句话说，老百姓心中有着自己的一本账。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２日出版的某北京报纸刊文称，北京车展刚开始，一位神秘买主就以９８８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买走了一辆宾利超豪华汽车。而到目前为止，这种极度豪华私人汽车在中國内地已销售出了至少２５０辆。中國在此款高档车的全球销售量中稳居第一，已成为全球极高档车的最大市场。

　　老百姓的账不必借助复杂的模型，只需要做简单的加减乘除。先不妨算算买宾利车的２５０人其收入大概有多少。每辆宾利车售价为９８８万元，那么２５０辆的售价就将近２５亿元。按消费经济学的一般说法，一个人的收入中，用于买车的部分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１/ ４左右。这样一算，这２５０人在买车前共有可支配收入近１００亿元！

　　再看统计资料，２００３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２５７５元，可支配收入应该更低，假定为２０００元，也就是说，这２５０人的可支配收入等于全国５００万中位收入农民的全部收入，每个人的收入相当于两万个中位收入农民的全部收入！

　　再算一笔账：在我国贫困地区修建一所希望小学约需要２０万元。所以，每辆宾利车主屁股下面等于坐着５０所希望小学。尽管宾利车主并没有任何义务援建希望小学。但话说回来，难道比宾利车主更穷的人反而更应该捐款援建希望小学？

　　２００４年年末，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著名的“动漫”，以强烈的视觉效果诉说着中國的贫富不均：一边是女明星所烤的“羊肉串”被大老板花数万元买走，一边是街头表演钢丝绕喉挣饭钱的衣衫褴褛的姐弟俩；一边是西安某酒店大摆３８万元一桌的豪宴，一边是都市角落垃圾桶中拣剩馒头的孩子；一边是西山豪宅中作乐的阔佬，一边是刚从被称为“鬼门关”的小煤窑中钻出、面部与煤同一颜色的矿工；当然还有那幅引发无数争议的图片：同样是孩子，一个趴在母亲背上沉睡，而他母亲此时正为另外一个有钱人的孩子擦鞋。很难想像，这两个分属不同阶层的孩子在未来中國如何和諧共处。

　　著名思想家加尔布雷斯曾专门探讨所谓“丰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在加氏看来，当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步入小康，并且消费领域业已进入由商家以广告及各种媒体来创造需求的时代，“丰裕社会”就到来了。

　　按加尔布雷斯的说法，丰裕社会中的贫困，本来应该更好克服，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甚至都可能将穷人供养起来。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丰裕社会中的“少数人极端贫困”始终是一个顽症。其原因就在于，丰裕社会中，少数人的贫困“不再成为社会政策感兴趣的对象了”。当“贫困者成为少数人而且没有影响力后”，“为穷人说话的任何政治家与思想家，由于是代表少数而且没有影响力的人说话，使他们自己也成为少数派并且丧失了影响力。结果，现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与思想家不再和这个社会为贫困所折磨的成员站在一起。”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大发展，我们这个已基本实现了小康的社会某种程度上也接近“丰裕社会”。因此，中國社会的贫困也接近“丰裕社会中的贫困”，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國完全有更多的资源与手段解决少数人的贫困问题。

　　然而，我们也必须警惕加尔布雷斯提出的上述现象：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不再愿意去代表穷人！所以，溫家寶总理借舒尔茨的观点说出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同时也是希望经济工作者与经济学家要学会“眼光向下”，更加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与提高，为构建和諧社会而努力。

　　不要歧视穷人

　　就在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穷人的经济学”相关观点后，京城一家有影响的媒体刊登了一位经济学家对“穷人的经济学”的解读。文章一上来就说，“首先应该承认，穷人自己对贫困的形成和积累难辞其咎。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穷人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包括知识水平、努力程度等等。”

　　这实在是对“穷人的经济学”的极大误会。因为舒尔茨当年提出“穷人的经济学”，恰恰包含了他对于主流经济学对穷人歧视的强烈不满。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舒尔茨强调：“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句话正是针对主流经济学家说的。

　　舒尔茨指出，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

　　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经济学理论去解释，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

　　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是懂得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由此看出，在舒尔茨看来，穷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观念与城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造成穷人贫穷的绝不是什么他们的观念落后，而在于前面所指出的欠发展国家对农业部门的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要说观念落后，恰是那些影响、制订或实施发展战略的非穷人脑袋中存在的、被舒尔茨所批评的传统发展观。

　　反观今天中國的贫困，也更多可以追溯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中國在过去计划经济下，是靠“工农业剪刀差”的办法来完成“经济起飞”所要求的资本积累。

　　但当时国家对于工人与农民有一个隐性承诺，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的高速发展主要建立在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上，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于农村，城市国企工人则承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同时，沿海与先富起来的人群还享受了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出台的各项政策的“制度租金”。因此，中國今天部分人的贫困，也不应归咎于他们自身。

　　即使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认为穷人应该为他们的贫穷承担责任。

　　芝加哥学派一直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其中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也许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头雁”——弗兰克·奈特。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取决于“出身、运气和努力”，而且他着重指出，“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

　　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在《公正比赛的规则：契约论者对分配正义的评论》一文中，对奈特的论述又做了扩展。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除了取决于奈特所讲的三点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布坎南也认为，尽管“努力”而来的权利是最符合“公正”的价值，但在４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８０% 的可能仍然会穷。

　　无论奈特还是布坎南，应该说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们至少没有歧视穷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奈特由此怀疑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公平性。在他举出的４点怀疑理由中，第三点就是：“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 努力只占很小比重) 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

　　因此，要懂得“穷人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