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鄧小平的强力推动下，我国挣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羁绊，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但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传统的全能政府使市场导向扭曲为权力导向，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变形为官场经济。

　　官场经济不是中國经济的全部现象，而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中國经济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局部现象。官场经济既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权力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而是政府利用其垄断和控制一切重要资源的优势，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成为市场的中心和主体，并使市场最终按照权力意志和官场规则运行的经济。官场经济包括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经济和政府权力可以微观操控的非国有经济。

　　官场经济对于集中力量推进中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

　　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后者则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经济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又片面强调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与效益、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忽视了投资、出口、消费之间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更为根本的区别是，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而官场经济则是GDP至上，忽视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们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同时也就忽视了与人的基本权利相联系的民主宪政建设、财富公平分配以及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均等化供应。

　　科学发展是一种以市场的平等竞争和利益博弈为基础，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平等竞争产生效率，利益博弈（享有同等话语权的不同利益阶层和集团，如劳工与资本、公民与政府在法制秩序内的诉求、谈判、妥协、问责和制衡）实现公平，两者互生互补，相得益彰。官场经济垄断经营、独霸话语，既排斥平等竞争，也拒绝利益博弈，不仅使效率缺失、公平不彰，更造成官商勾结、贪腐公行、贫富悬殊、经济失衡、生态恶化、世风日下，人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官场经济从根本上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國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9.8 %以上，至2007年达到24.6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也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權状况也有很大进步。我们每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中國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化。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发展代价极为沉重和发展成果分配明显不公的严重问题。

　　我国的人均资源相对贫乏，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淡水不足其1/3，人均林地不足其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其1/2.但是，粗放式的官场经济已使我国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37%，荒漠化占其28%；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达500亿吨，我国大中城市的地表水已全部被污染，全国约1/4的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每年全国有40万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國，中國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我国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仅生产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要砍掉200多万棵树；由于生产效率低，2005年我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而消耗的煤炭却占世界总量的36.9%，钢材占27%，水泥占50%，我国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美国的3.2倍、日本的8.7倍。据国家环保局测算，我国每年的环境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几乎与经济增长率相当。

　　如此自毁家园、祸延子孙的自杀性发展，且不说是否合算，其成果的分配不公更让人难以接受。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國家的水平。

　　《亚太财富报告》显示，在2007年底，中國共有平均资产达到510万美元的富豪41.5万人，其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有6000多人。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國同时存在每天平均消费不足1美元（联合国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人口1.35亿。

　　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占全国总资产76%的国有资产名为“全民所有”实为少数官僚权贵所有。在权力的保护下，官有经济的垄断经营、制度性权力寻租和非理性扩张，是导致中國贫富两极分化和自杀式发展的根源。

　　官场经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是与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关联的。

　　首先，GDP代表一个国家一年创造出的财富总量，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增进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国家的执政地位；其次，在中國的资产总量中，国有资产占3/4强，民间资产占1/4弱，GDP增长的收益按资产比例分配，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以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大幅增加，GDP的增长既充实了政府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政府的行政力量；第三，GDP是考核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一条标准，GDP的增长使官员既可升官又可发财，GDP及财政收入的增长还能使官员们不断提高工资待遇，使少数权贵更有条件谋取特权利益（各种工资之外的特供、保健疗养、高档娱乐、豪华别墅、灰色收入、包养情妇、接收贿赂等等）。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从1995到2007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长10.4%，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只有8%、6.2%.2007年的国家财政收入（5.13万亿元人民币）等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另外，国家除了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还有约1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

　　巨额的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30%，名列世界第一。官员们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的花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官员们有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一个农民几年的纯收入。而国家用于13亿人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等民生方面的开支，2007年为7300亿元人民币，仅占财政收入的14.2%，其中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大部分被领导干部享用，医疗、教育、住房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些贫困县，官员们也开着宝马车，住着小别墅，每天酒宴不断。我们还看到，一边是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在地震中轰然倒塌，成千上万名孩子死于非命，另一边却高耸起耗资12亿元人民币的超豪华成都市政府办公楼。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的研究更令人震惊：我国每年制度性的腐败金额高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量的13%-16%，超过GDP增长额。巨量国有财富如同大搬家一样滚滚流进了贪官们的口袋。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很多出逃的贪官和国内贪官的子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购买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都是现金交易，一次付清，致使当地的房价一涨再涨。

　　2007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也指出，在1999至2006年期间，中國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财政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也几乎消失，更有占13亿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庞大的官有资本要求不断增值，就产生出强烈的投资冲动，使中國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2003年为40.9%，2006年已达52.4%，不仅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20%，甚至也大大超过日本在经济增长最快时期的34%.官有资本大多投资于冶金、石化、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行业，不仅造成严重污染，而且由于产能过剩，投资收益率低，也使银行增加大量不良资产，甚至可能带来金融和经济风险。

　　大量的贫困人口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同时也是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人口和城市失业人口中，城市就业对于中國来说既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之本，也是扩大内需发展经济之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本，是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之本。以人为本首先应当以城市就业为本。

　　民营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大量吸纳就业人口、转移农村劳动力。官有资本投资的都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于提高就业率的作用很小，而官有资本大量占用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资源，却挤压了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阻断了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通道。官有资本和官场经济实际上已成为内需不足、投资与消费失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受阻的重要原因。

　　GDP如同官员们的一场盛宴，人人都想从中分得一份美味佳肴。正是GDP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推动各级政府和官员们对GDP增长的追求如醉如痴、欲罢不能。至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民众贫困，当然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资本是私品，权力是公器，两者的界线不容混淆。资本的本性是追逐自身的利润和效率，要求不断增值和扩张，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职责是维护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护公民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实现全社会的和諧、稳定、安全、秩序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资本追求利润使它自然地倾向于减少支出和垄断经营。在没有市场竞争、利益博弈和政府监管的外部压力时，资本为了垄断经营、降低成本，就会不顾社会利益和工人利益，拒绝技术进步、设备更新，严格管理、减少污染；拒绝提高安全生产标准、增加工人工资福利；拒绝扩大生产、降低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权力要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切断与任何资本的利益联系，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和问责，受到宪法和民主制度的制约，以防范权力成为掌权者为自己或某一利益集团谋私利的工具。

　　权力与资本，分则两全，合则两伤。

　　然而，官场经济恰恰就是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官与商相互勾结利用的产物。在官场经济中，权力不是依法监管资本，防止资本侵害工人和社会利益，促进资本在市场竞争中走上技术创新、结构优化、集约发展，符合社会进步和公共福利的轨道，而是为资本提供保护，使资本成为欺行霸市、阻碍创新进步的垄断资本，成为不顾工人利益和死活的黑心资本，成为污染环境、造假投毒、危害公共利益的缺德资本。同时，资本也向权力输送利益，让权力分享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使权力从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沦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和打手。官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垄断性官僚权贵经济。在那些江湖污染事件背后，在那些严重矿难、血汗工厂、黑砖窑背后，在云南孟连事件、娄烦滑坡、襄汾溃坝以及震惊海内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背后，我们都可以忽隐忽现地看到官僚权贵经济的身影。

　　科学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文件、转变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建立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切断权力与资本的一切利益联系，使黨政分开、政企分开，媒体獨立、司法獨立；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市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功能，恢复政府监管市场、服务社会的职能，那么，中國就永远只是少数权贵们的“天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也将与我们渐行渐远。

　　本文作者系仲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2008.10.12

　　作者:韦大林

　　佛利民（国内称弗里德曼）在生时屡次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國经济看得最乐观的人。事实证明我对，他错。九三年朱镕基大手推出他发明的宏观调控，我对中國经济还是审慎地乐观。九七亚洲金融风暴，北京的朋友悲观，但我的乐观却变为不「审慎」了（理由可见于○六年四月发表的《铁总理的故事》及最近发表的《中國的经济制度》）。跟着的通缩与房地产之价暴跌，我乐观依旧。

　　年多前，我见央行处理人民币的手法频频出现问题，认为很不妥当。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同法」的文件，一读就跳了起来，转为悲观了。其实这新劳动法本身的杀伤力不是那么大，但加上人民币升值（尤其有外汇管制使做厂的不能以人民币结算）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杀伤力威不可挡。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分析，不是三几篇文章可以解释得清楚。

　　高斯的芝大会议我全力协助，而跟着是北京奥运的热闹了。另一方面，我要多观察市场才动笔。历来不大重视官方的统计数字。不是说官方不诚实，而是公式化的统计有问题。因为种种原因，公式化的统计在中國更不容易算得准。我相信自己用了数十年的调查方法：到街头巷尾跑，加上在不同地区有自己认为是可靠的查询站。

　　可以这样说吧：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个经济像中國今天那样，只几个月就变得面目全非。外来的因素存在，但从时间的先后判断，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國本身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见不到失业率暴升吗？那当然，因为四个月前在厂打工的开始辞工归故里，耕田去也。倒闭的工厂不是那么多吗？厂房出租随处可见，有租金切半也租不出去的实例。减产或停产所在皆是，但统计上不算是倒闭。比较偏僻的县政府不认为形势转劣吗？五个月前他们是这么说，但最近改了口，说洽商好了的投资者不知躲到哪里去。六个月前我说中國的庞大对外贸易顺差，会在一年内转为逆差，香港几位朋友在某电台作评论，说我的推断胆大包天，难以置信。可幸他们又说我的推断历来可靠，否则今天要找他们赌一手。

　　股市我没有跟进，或像牛顿那样，不懂，但房地产的市价是过高了吗？九十年代后期的楼价下跌了三分之二以上，我没有说什么。今天也应该暴跌吗？经济高速增长了那么多年，人民收入的积蓄投资要放在哪里才对呢？房地产之价是反映着人民投资的财富累积，无端端地减半愚不可及。当然，楼价可以被炒得脱离了财富累积的现实，是否过高的判断非常困难。我喜欢拿上海的楼价与世界各大都会的相比，衡量市民的不同收入后，认为上海的没有偏高。

　　转谈此文的重点，我认为中國的通胀，就是年来最高的八点七，不是那么严重。绝大部分的升幅是因为农转工的人多，农产品之价急升了。求之不得，最好不要管。炎黄子孙老是得把口，声泪俱下地说要帮助贫困的农民，说了数千年，但农民的收入因为农产品之价上升而上升了，他们却破口大骂？在国内，蔬菜及较差的白米今天还是两块人民币一斤，你去种吧。朋友说猪价飞天，建议投资养猪。我说农民比朋友聪明，怎会轮到我们去赚他们的钱呢？看来猪比朋友聪明。

　　重点是非农产品的物价上升，来来去去只在百分之二左右。我大略地算过，这升幅补偿不了国际的原料价格上升，反映着中國工人的生产力是上升了。加上新劳动法增加了非农产品的成本，工厂用不着宏观调控也容易关门。不明白在原料价格急升、外国市场再不满是中國货的情况下，北京会推出那些对工业不利的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近来美元对所有其它主要外币是相当可观地上升了，但兑人民币却升得甚少。人民币还是钩着一篮子外币吗？是何时脱钩了？

　　因为国际原料价格上升而带来的中國通胀，用西方的早就证明是有问题的货币政策来搞中國的宏观调控，当然不妙。原料价格上升不是货币现象，不应该用货币政策来处理。这一点，我自己也曾经看错。中國本身无法控制的物价变动，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不要管。如果认为这原料价格的上升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起于中國的需求，那么要压制，把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上选的方法，用不着宏观调控的。

　　目前我最担心的燃眉之急，是中國可能出现企业破产大潮。坚持目前的政策三个月，最多六个月，这大潮出现的机会不小。就是立刻修改政策也可能是太迟了。新劳动法一定要大改或取缔，央行的运作多处不对，也一定要处理，但这些不能急办。可以急办的是撤销宏观调控。这里还有另一个重点：货币及利率的变动，与经济反应的时间差距有六到十八个月。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大家同意中國的反应时间较短，约六个月吧。这样看，如果北京在一夜之间撤销所有宏观调控，正在下降的通胀还会下降一段时期，而通胀短期内复升的机会是零。快要破产的企业是不能等的。

　　要小心了。目前濒临破产的企业究竟有多少大家不知道，银行放宽贷款虽然是正着，但可以惹祸上身，引起挤提就大件事。要先挽救哪些因为宏观调控而近于破产的，不容易判断。其它因为政策而近于破产的，不幸地要等一下。与政府政策无关的破产，市场经济说不要管。

　　两项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大手切。其一是银行的储备金率年多来提升了十多次，其二是利率提升了不少。不要慢慢来，要一次过地大手切。大手地减储备金率要做，但判断上有困难。那就是银行可能贷给不应该贷出或无可挽救的企业。减息是安全的，一手减两至三厘吧。

　　可能太迟了。不要一点一滴地做，也不要斤斤计较。让银行少赚一点是高棋，因为少赚一点比收不到坏账好得多。

　　作者:张五常

　　从过热到放缓

　　2006年4月份以来，中國政府逐步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遏制过热经济。具体措施包括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允许人民币升值、降低出口商的增值退税、以及重新采取银行贷款额度制等。这些政策最终在2007年下半年发挥出作用，同时全球经济开始减速——由此对中國经济造成了双重打击。一个可见的结果是，2008年6月份的出口量增长从2007年7月份的28.5%降至年同比5.9%，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第二季度下跌至接近5年来的最低点。

　　尽管消费目前仍然表现不错，收入增长却已经放缓。今年6月份名义零售增长率创了12年新高，实际增长率也创下十年最高。然而，在CPI通胀从3.2%涨至年同比7.9%的同时，2008年上半年名义工资增幅却从一年前的18.5%降至年同比

　　18.0%.这令实际工资增长的回落幅度更大，从而削弱了未来几个季度的消费购买力。事实上，作为中國最大的出口省份，广东省已经显现了对消费的第二轮影响：在多年领先之后，广东的零售增长自2007年中开始追随全国的平均增速这或许导致了广东第一季度GDP增长的显著下滑。

　　各省经济齐减速

　　广东并非孤例。事实上，在出口的影响下，中國各个出口大省在第一季度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减速。

　　2008年第一季度，中國的GDP增长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11.3%放缓至年同比10.6%.表面上，中國GDP增长仅仅出现了0.7个百分点的跌幅——但根据出口占全省GDP的比例来衡量，中國10个出口大省GDP增长大部分出现更显著的回落。

　　广东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省份。2007年全国出口有31%来自广东，其出口/GDP的比例高达92%.就在今年第一季段，广东的GDP增长比去年第四季度下降了4个百分点。

　　总体上，2007年10个出口大省占中國GDP的比例达到55%，占总出口的比例为90%.由于这些省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更容易受到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减速的影响。此外，由于出口价格近期大幅上涨，出口量增速的回落幅度甚至更大，进一步拉低了这些省份的实际GDP增长。

　　这些出口大省正在承受出口增长减速及其对消费的第二轮效应的影响——中國的其它地区也将经历类似的痛苦历程。

　　资产价格缩水

　　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到企业利润和信心。5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从一年前的42.1%骤跌至年同比20.9%，利润率（根据利润/销售比衡量）也显著下滑。企业信心下挫——第二季度企业家预期指数下降至2006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不动产行业指数更是跌至9年最低。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7月份下挫至48.4，为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首次跌破50——这表明制造业正在萎缩而不是扩张。

　　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和利润增长放缓同样损害到投资者信心。自2007年10月份以来股市已经下跌60%，市盈率从10个月前的60-70下降至20-30.虽然相对低的市盈率让市场看起来颇为“便宜”，但阴云密布的未来收入前景让投资者不愿意逢低吸纳，因此延长了熊市盘踞的时间。持续的熊市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企业收入—— 因为部分上市公司也投资股市。这可能会对投资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企业在熊市很难筹到资金，在经济和股市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信心下挫、更紧的信贷控制和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还影响到过去一年来各地高涨的房价。虽然5月份36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房价年同比上涨了14.8%，但有21个城市的房价较近期峰值都有下跌。例如，广州5月份的房价较近期峰值时跌了多达18.0%，北京的跌幅达到9.5%，而深圳达到9.4%.如果房价继续下跌并蔓延至全国其它地区，可能会导致建筑活动减少并对消费造成负的财富效应，从而进一步拉低GDP增长。这也可能侵蚀中國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和开发商贷款在内的房产相关贷款目前占到总贷款量的18%.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目前都面临流动性紧张的问题，一旦他们的现金头寸枯竭，便可能难以偿还贷款。假如这样的情况出现，不良贷款可能会继多年下降之后开始反弹，迫使银行进一步紧缩贷款标准，转而伤害投资和GDP增长。

　　政策微调助益无多

　　经济普遍疲软已经引起决策者忧虑。7月25日仲共中央政治局会后，政府表示政策焦点将从通胀略微偏向增长。根据这一方针，中國将改变2006年中以来下调出口退税的做法，从2008年8月1日开始正式上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增值退税。此外，近期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也有所放缓，从上半年的平均1.0%/月放缓至7月份的仅0.4%.

　　上述政策基调的微妙变化降低了过度紧缩的风险，但不太可能扭转疲软趋势。鉴于增长减速的风险大于通胀反弹的风险，中國GDP增长将从2007年的11.9%降至2008年的9.5%，2009年进一步降至8.0%.

　　作者是雷曼中國经济学家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孙明春

　　关于近三十年（1978——2008）的“改革”，已经有不少人写了“反思”的文章，有左派的，有右派的，也有自认为“中间”派的。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称不上“派”，虽然难免被别人看作是什么什么“派”，那也无所谓。问题在于什么是“反思”，“反思”什么，针对“谁”反思，以及最后，“反思”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先谈什么是“反思”？当然，具体的应该是：什么是对“三十年‘中國奇迹’的反思”？

　　三十年，从1978到2008，这是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國发生了巨大的（更主要是经济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目共睹，不仅让世界感到惊奇，视为“中國奇迹”，我们自己也自觉“沧海桑田”，既剧烈地痛苦着，也剧烈地痛快着。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需要“反思”。什么是“反思”？“反思”即以一定思想的深度，去努力透视这段历史，这段既痛苦又痛快的历史，看看究竟是痛苦掩没痛快，还是痛快掩没痛苦？究竟是痛苦将更延续，还是痛快将更延续？究竟是总体文明前进了，还是相反，倒退了？等等，最后是，说出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反思）的因果（来龙去脉和种种的为什么），展望或预言未来变化的种种可能，并提出相应于自己希望的种种措施或补救办法。

　　下面谈“反思”什么？我只谈我自己将“反思”什么。我是一个哲学和人学的思想者，不想反思涉及太多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给予我的困扰并不少；因此，我“反思”的东西主要还是更集中于思想问题本身，这在别人看来，或许不是太重要，不过我还是觉得值得一试，因为毕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事实上都来自思想和思想的动力。

　　谈到这三十年，就不能不谈到紧接着这三十年的前十二年（1966—1978），这十二年是著名的“纹化大革命年”；也不能不谈到更前的十七年（1949—1966），这是共產黨领导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年”。甚至还不能不附带谈到更前的两千多年，这是由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传统所笼罩的帝王将相的“極權專制年”。正是缘于此，下面我要提出一个可能与众不同的问题和“观点”。

　　为什么近三十年中國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经济“巨变”，或称“中國奇迹”呢，而且这种“巨变”可能还要继续延续下去至少十到二十年？其中最关键的精神或思想动力的奥秘究竟发生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是十多亿中國人对于前三十年（1949—1978），前三百年，乃至前三千年历史的一次（全人类中）“史无前例”的精神（压抑）大反弹的必然的产物。造成这次精神（压抑）大反弹的活的“机关”，正是同样“史无前例”的中國“纹化大革命”。换言之，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纹化大革命”的“十多年”，就将不可能会有这同样“史无前例”的创造“中國奇迹”的三十年。严格地讲，这三十年的“奇迹”决不能单纯归功于任何偶然性的个人或团体，而只能归功于所有直接或间接经历过中國前历史苦难的全体中國人；同时，还不能不看到，经过前三十年、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全体中國人的精神（思想），与世界人类，尤其与西方人类之间的巨大的落差，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思想）落差，既形成了中國人史无前例的精神（压抑）大反弹，也相应形成了中國人有可能搭上世界经济发展“大便车”的巨大的机缘。在我看来，这“三十年”所发生的“巨变”，纯粹是属于中國乃至世界的过去历史的“必然”，所以，其间一切可能性的“偶然”全都只能共同归化为这个历史性的“必然”。为什么是这样？

　　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國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我回答：是一个“偶像”、“偶像崇拜”和众多（老百姓）“玩偶”被玩弄的历史，三千年中的历史“偶像”，始终都是权力的“偶像”，而“玩偶”则是被权力“偶像”们所玩弄的精神和肉体的“木偶”。在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垄断之下，这种“偶像”、“偶像崇拜”和精神及肉体“玩偶”的历史一直绵延了两千多年，加上孔子所崇拜的“三代”，尤其是周公的周代，实际上可以号称三千年以上。

　　其次，必须清楚，1949年之后，虽然中國已号称“共和”，但崇拜权力“偶像”的儒家的历史传统却始终并没有改变，海外（主要是台湾、香港），乃至近期国内学界，全都咬定中國大陆（共產黨）“彻底反传统”，甚至还更认为在大陆，两千多年中國儒家的传统已被“彻底中断”，所以才发生了悖逆人伦的许多现代“恶事”。事实上，这全都是毫无任何现代学术价值的“新儒家”们的极其无聊的梦呓，我真为中國文人们的这种“黑白”化想当然儿童式的思维感到羞耻。请问，中國人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中國儒家的传统又究竟是什么？不正是权力“偶像”和崇拜权力“偶像”的历史传统么？而这种“传统”在中國大陆，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不仅没有“中断”过，且经过后来历次的政治运动，权力“偶像”崇拜的风气更加越来越盛，并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甚至最后只剩下惟一的“偶像”。这种传统权力“偶像崇拜”的态势，终于在1966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并由当时最高且惟一的权力“偶像”——毛澤東本人，亲自点燃了“史无前例”的“纹化大革命”的“大火”。这场“大火”足足燃烧了十年，直到惟一的权力“偶像”毛澤東本人也离开人世间，这才算最后告终。

　　须知，这是什么样的“十年”啊，它是三千年来彻底清除一切权力“偶像”，而只留下惟一独尊的“偶像”（毛澤東）的“十年”。对于中國历史来说，这是对权力“偶像”的一次最彻底、最干净的“大清场”，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针对权力“偶像”的“大清场”，一切古代现代、中國外国、黨外黨内的（封、资、修）的权力“偶像”，全都被清扫出场。直到1976年，连最后惟一“独尊”的权力“偶像”毛澤東也进入生命的终点，在“民怨”中离开了人间。权力“偶像”在全中國人的心灵之中，突然出现了三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大空场”。就在这一瞬间，在全体活着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播下了中國历史必将发生巨变的“种子”。正是这些“种子”，在紧接着的近三十年中结下了丰硕的经济（金钱）“果实”。换言之，这是中國人在前三十年，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历史中所积累下来的崇拜权力“偶像”的巨大历史惯性的力量，在获得了转换并奔放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历史机遇之后，所必然取得的同样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经济（金钱）“果实”。

　　鄧小平先生恰逢其会，这既是中國历史与世界历史之“会”，也是中國历史近三十年与前三十年（包括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之“会”（所以，即使没有鄧小平先生也会有别人，或许还可能更好），鄧小平先生用“四项原则”暂时悬搁了权力的“偶像”，他把“权力”领导的重点转向了“经济”（金钱），他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地“富起来”（这是多么缺乏“权威”的话语），而且他还在“八九”事件中彻底毁灭了自己的（权力）“偶像”，甚至也包括已悬搁的“四项原则”的（权力）“偶像”，等等等等。从此，在中國人的心灵之中，权力的“偶像”和“偶像崇拜”开始了猛烈的历史性的大退潮，用笔者的话来说，即具有三千年漫长的“官场化”的中國历史终于开始动摇了，并将崩溃了，而“金钱”的新“偶像”却突然矗立了起来，更又与世界历史中资本（金钱）主义的“偶像”们挂起钩来，以至获得了搭上世界经济发展“大便车”的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的机遇。

　　须知，前面虽然说权力“偶像”被“大清了场”，但中國人“崇拜偶像”的历史习惯却远没有大消失，中國人还仍旧需要“偶像”。于是，中國人以十万分、百万分的激情，转向了对“金钱”“偶像”的“崇拜”。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激情”能够比得上十几亿人同时向“金钱”“偶像”突然放肆崇拜的“激情”呢？而且这十多亿人全都是曾经长期生活在“一穷二白”的境况之中的人们，他们对“贫穷”，有着漫长历史和具体现实中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大家总听过这样一句著名的中國成语：先置之死地而后生。十多亿中國人正是在首先被置于“纹化大革命”的“死地”之后，而终于获得了今天“后生”的人们，而且更又以几千年来对权力“偶像”进行崇拜的巨大的历史“惯性”，完全转向了对“金钱”“偶像”的崇拜。这是何等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更又是何等巨大的历史积攒的“激情”？

　　更请大家注意：什么是“权力”？“权力”即仅仅由少数个人掌控的“静止”的社会“合法性暴力”的“符号”。而什么是“金钱”呢？“金钱”即最公共地“流动”的社会“合法性财富”的“符号”。过去“崇拜”权力“偶像”的人们，永远都只能充当权力“偶像”的精神和肉体的“玩偶”，而今天“崇拜”金钱“偶像”的人们则不然，很可能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将成为别人“崇拜”的“偶像”。这就是这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在中國创造出巨大经济（金钱）“奇迹”的人们的心灵中，最深层的精神（思想）的奥秘，更是精神（思想）的动力。这种精神（思想）的“奥秘”就是完全亮开给全世界，也是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可能仿效的，当然也不值得他们去仿效，因为它曾让中國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太大，简直大到了几乎可能的大死亡、大灭绝、大绝望、大完蛋。如此巨大的“危机”现在依然还在。

　　很显然，上述的“中國奇迹”对于中國人自己，事实上也并非都是好事，生态破坏、资源破坏、贫富极化、人心败坏，等等等等，全都在相继发生。毕竟，无论权力、金钱，“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都只能是属于模仿他人的低级的欠文明的历史，因为它永远都只能是丧失了“自我”人格的缺乏真正创造力的人们的历史。就算中國人能够以“金钱”“崇拜”的精神（压抑）反弹的“激情”，把“经济奇迹”再延续十到二十年，如果中國人不能及时提高自身历史“灵魂”的水平，不能把“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迅速转换成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富于自身创造力的历史，那么中國人前期（包括这三十年）成功的“奇迹”，就将很有可能，会迅速转变成后期严重溃败甚至极其悲惨的“劣迹”。这其实也就是对中國人的最严重的警告，更特别是对当代中國当政者们的最严重的警告。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们就将是严重的失职，他们就将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永远的罪人。当然，他们也很有机会，可能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真正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一切，全都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智慧和勇气，及时抓住这千年难遇的伟大的历史机会。这就是我对这三十年“中國奇迹”的思想状态的反思。

　　我的“反思”针对谁呢？我针对我所有的同胞，而并不只针对少数人，更不只针对极少数的领导人。我认为，我们全都共同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好的时代，我们切莫错过了这个时代。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都能共同珍惜这个极好的时代，做好自身份内的工作，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中华民族的未来就将绝对是非常光辉的。作为一个哲学和人学的思想者和著作家，我的确自认为已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极有可能的最美好的前景。中國历史的车头，将极有可能就在我们最近的这几代人之中产生最伟大的转向和定位，并从“搭（世界）便车”的状态完全转向獨立自行并高速前进的状态。在我看来，中國的历史从此以后，将再也不是“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了，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传统必将永远地遭到中华民族的唾弃。中國古代真正的思想伟人，只能是伏羲、老子和墨子，而绝对不是孔子。彻底地唾弃孔子及其传统，这就是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最明确的箴言。很显然，当今的中國媒体，尤其是中國的“央视”，全都在盲目地鼓吹“儒家”、“国学”、“孔子”，以及种种毫无价值的極權專制者们的“偶像崇拜”的“历史”，这绝对是对上述当代中國历史潮流以及当今时代精神（文化）的反动，是最愚昧、最可悲、最卑鄙、最无耻、最邪恶的反动。他们还又在为过去权力“偶像”和“偶像崇拜”的传统罪恶的历史时代招魂。

　　最后，谈谈我的反思最希望达到的目的。我想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将一去而永不复返，已经走到了“金钱”“偶像崇拜”的历史阶段，就不可能再回到“权力”“偶像崇拜”的历史的老路。任何“偶像”，包括由鄧小平先生的“四项原则”所悬搁的权力“偶像”，都将一定会很快成为历史的过去。中國人的命运，将会越来越进步到只由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全体中國人自身去决定。到了今天，中國人只有继续向前走的惟一的路，即是永远告别孔子及其儒家为中國人所设定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只能模仿他人的、低级的、可悲的、黑暗的、愚昧的、惨痛的历史老路，从此飞奔向中华民族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富于自身创造力的、高级的、伟大的、光明的、智慧的、幸福的历史大道。

　　作者个人网页：www.liming1944.com

　　作者:黎鸣

　　中國的经济政策一直延续着过去两年来的趋势，在近期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将更多的政策资源和财力转向那些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的边际领域。农村地区的收入在过去两年里得到了特殊的关照，并将继续得到这种关照。

　　煤炭行业的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也将会被加入“受到特殊关照”的名单里。总体上来看，政府部门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毕竟，东部的富裕省份占全国总人口的20%，但是占据了中國出口总量的80%.

　　在宏观经济层面，最近的政策表明是维持紧缩的倾向，但是并没有暗示有类似去年控制投资需求那样的重大政策变化。当然，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能够读到，政府部门希望紧缩措施更多的依赖市场机制而不是是行政手段。同时，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國的政府部门对金融改革的“特殊关照”成为了市场力量扮演重大角色的关键因素。

　　维持紧缩性偏好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经过两年的迅猛增长之后，再次表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这种快速增长已经给通货膨胀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对稳定性的强调表明中國政府部门将不会采取新的重大措施来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压力很可能成为冷却经济过快增长最重要的手段，因为中央政府已经警告地方政府不要用浪费投资的方式追求GDP的粗放性增长。如果地方政府部门听从这种建议，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增长将会减缓，目前充沛的流动性也将减少，资金的乘数效应也将随着需求的冷却而降低。

　　然而，今年的贷款增长目标为2．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3020亿美元），这和2003年的2．7万亿元人民币和2004年的2．2万亿元人民币没有什么区别，而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长非常地过热。当然，基数是不同的；在2003年，贷款增长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0%，2004年这一比例为31%，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再增长15%的话，2005年将也是31%.相对于2003年，为了维持投资的增长，公司部门的收入不得不增长相当于GDP的10%.去年，这一巨额利润来自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今年，进口原材料价格的急剧增长将压榨这些行业的利润。因此，2005年，借款的需求比大幅增加。对于今年的这种形势来说， 2．5亿贷款增长目标相对于企业的贷款需求来说是相当地紧张。有几个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它们200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于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削减幅度达到了三分之一。然而，现在就说它们将会认真贯彻它们所承诺的一切还为时过早。

　　因为自从1998年以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结束，对于紧缩需求总量来说，这种调整是杯水车薪（相当于GDP的0．3%）。考虑到去年财政收入增长了21．4%，政府部门能够充分抑制需求的方式就是更多的控制支出的增长。这种方式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更多的财政收入被划拨到省一级政府部门管理。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能够任意支配的支出将会相当地少。

　　利率还将上升

　　因为中國政府部门压制中间行业提高价格，这导致了中國的通货膨胀率并没有完全反映由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然而，这使得今年中國降低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困难。现在，很多中间产业还可以用去年年初签定的低价原材料合同勉强维持。伴随着这些合同的结束和今年新合同价格的猛增，相关政府部门将不得不允许中间产业提高价格。中國预计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我们的预测为3．5%.

　　尽管通货膨胀率已经比较低了，但是，现行的利率更低一些。然而，在固定汇率政策和热钱的快速流动性的威胁下，中國提高利率变得更加困难。尽管两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并进行了一次提高存贷款的行动，银行间债券7天回购利率仍然维持在1．8%的水平，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很明显，在固定汇率的机制下，中國不可能能够自主控制它的货币供给，更达不到在常态下能达到的目标；美联储决定了中國的货币政策。但是，投机在夸大中國的货币供应量。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甚为敏感的热钱对中國的汇率政策和房地产政策更加敏感。政府部门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不明确态度鼓励了热钱流入中國。如果中國想减少热钱的流入，它应该排除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或大规模打压房地产投机的可能性。

　　我认为，不论在任何一种环境下，中國都不会大幅升值人民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预期是建立在错误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这种预期认为中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然而，在中國劳动力极端过剩的现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收益中的大部分是跨国公司和西方经济体的消费者获得了。中國政府部门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含混导致了大量投机者的存在，这种投机将大量的流动性输入到了中國的货币体系当中。

　　中國经济泡沫的另外一个支撑点是房地产行业。外国人错误地假设，伴随着中國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國的房地产价格将会和会上涨到其他富裕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一样高的水平。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國的规模。国际价格将更可能会朝着中國的价格水平下降，而不会出现其他情况。为了阻止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中國应该对房地产投机行为征收更高的资本利得税，同时，根据拥有时间的长短来降低税率，直至降到零，时间可以超过八年，这将鼓励住房需求者购买房屋而且同时还能排除投机性购房。如果中國的政府部门宣布了这样的政策，这将立即将热钱驱赶出房地产行业，同时，中國经济的货币供给将会大幅减少。

　　还有比利率政策更好的方式，现在，打击投机更加有效的措施是控制宏观经济的货币供应量。然而，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比较大，同时，美联储还在持续提高利率，中國也不得不提高利率。我们认为，今年，政府部门将把存款利率平均提高71个基点。

　　减轻农村负担

　　过去的两年里，中國的政府部门正在努力改善农村的收入状况。最重要的政策是通过释放本应给予农业的政策来提高谷物的价格。农业税被不断降低，而且将在明年取消。然而，农村农民的困境几乎没得到什么改变。在1997-2002年期间，农村的人均现金收入年增长率为4．1%，2003年的年增长率跃升到了 8%，但是在2004年的实际增长率却接近于零。农村的人均现金收入比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还要少。

　　最近的政策显示，中國经济进入了一个工业资助农业的时代。绝大多数补助金很可能将通过鼓励农村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支付。建设道路、学校和医疗诊所很可能会成为提供补助金最现实的方式。政府部门也将努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来提高农村的收入。

　　所有这些措施都能够改善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数量庞大的中國农民的生存状态。农村地区劳动力大量过剩和乡镇企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成为了恶化农村财富状况的主要因素。在1996年，乡镇企业部门雇佣了1．35亿农村劳动力；而在1987年的这一数字为7000万。自从1996年以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几乎没怎么增长，2003年的数字为1．36亿。很多被吹捧为成功典型的大型乡镇企业正在为资金的困乏而努力奋斗。

　　乡镇企业的成功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故事。中國经济首先从农村开始改革。中國通过再次引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式而开始农业改革。伴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进入以轻工业品制造为主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拥有者通常是农村地区的政府机构。它们的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城市地区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在绝大多数轻工业品制造行业，乡镇企业几乎完全接管了这些行业，比如纺织行业。伴随着国有企业在轻工业品制造行业的消失，乡镇企业也没有了免费的午餐，并且，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彼此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了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但并不会创造就业，因为这种投资一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同时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地区的工作机制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

　　专注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大可能会解决农村的收入问题。这只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需要土地。进一步讲，伴随着农业收入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生产率很可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只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解决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过剩有两个主要渠道：（1）移民；（2）农村的服务性消费行业。中國的城市地区每年能够创造大约800-1000万个工作机会。因为近2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几乎停滞，城市的工作机会增长将会从农村地区吸纳很多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然而，城市创造的工作机会仅仅能够赶得上劳动力的增长量。因此，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将不会得到切实地改善，留存的劳动力数量保守地估计也有1．5亿。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现代化可能会促使农村的消费导向型需求的增长。很多城镇已经因此而发展起来了。然而，即使这种推动力是很重要的，但它很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國农业资源少得可怜，以至于不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最终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城市化。

　　考虑到中國农村的状况，中國不应该出现现在这么高的房地产价格是很至关重要的，因为高房价增加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难度。所以，最好的政策是创造能够对市场各方做出反应的具有弹性的土地市场，这样才能确保房地产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需要解决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对于不平等的争论确实超出了传统认为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自从1998-1999年期间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中國的财富分配就已经逐渐变得更加集中。本质上，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并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不平等是如何造成的。社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认为其中大多数的私人财富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获得的，我认为，这可能是真实的。反对这种现象的社会情感正在不断积累。

　　中國庞大的过剩劳动力使得简单地通过努力工作和独创性获得财富变得越来越极端地困难。社会总是会有一些人比你更加勤奋地工作，或者比你更加的聪明。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國的企业家成功经常是非常短暂的。因此，获得特权成为了获得财富的主要渠道。

　　稀缺资源包括土地、获得垄断权的特别许可证和廉价的银行贷款。如果有人得到了使用这些稀缺资源的权力，他或者她就可能积累财富。然而，为什么政府部门的官员将这些“好处”赋予特定的哪个人呢？因此，腐败扮演了私人财富积累的核心角色。

　　在很多案例中，财富积累正在发生，仅仅通过在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表面上合法的交易，就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了私人的名下。在一些案例中，一些私人企业其实就是某些政府官员的“造钱机器”，名义上的所有者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而已。

　　在今天的中國，这种将财富与腐败连接起来的感觉十分普遍。这是对中國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只要中國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这种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不会显露出来。然而，中國经济将如同其他经济体一样，会有低迷的时期。中國一定要尽可能地缓解社会的不满情绪。否则，一次周期性地经济衰退很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将政府部门掌控的资产尽最大地可能还给公众。当政府部门不再控制大量社会财富的时候，中國很多最好和最聪明的公众将集中精力促进工商业的真正发展，而不是通过接近政府部门的捷径来积累财富。同时，当公众手中拥有了更多财富的时候，这将有助于中國经济转向更加倾向于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事。

　　工作安全、污染和食品安全

　　最近的政策显示中國的政府部门将工作安全（主要是煤炭开采行业）、污染和食品安全作为了制定政策的头等大事。煤炭开采业大量的人员伤亡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政府部门甚至允诺要出钱来改善煤炭开采的工作环境。现在，中國70%的煤炭产量来自小型和不安全的煤矿。经常的情况下，一些和政府部门有关系的人得到了开采煤炭的许可，然后，他们雇佣不顾一切想赚钱活命的农民在危险的工作条件下去开采煤炭。当煤矿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掩盖和封锁消息。去年，中國有关方面报道的煤炭行业死亡人数为6000人。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采煤工人死于矿难。如果每个失去生命的采煤工人都能得到如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体一样的补偿，中國的煤炭行业很可能是创造负价值的行业。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有八个在中國大陆。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环境保护的投资。中國的公众并没有对温室气体有什么抱怨，中國公众抱怨的是漂浮在空气中的扬尘和硫磺引起的酸雨。根据我的估计，中國需要投资大约2000亿美元（或者说是占中國GDP的11%）来解决煤炭燃烧的“清洁”问题。

　　现在，人们抱怨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引用水被污染了。这也是一个缺乏投资的问题。很多竞争力很弱的企业为了生存下去，将大量的污染物质直接倾倒在河里。简而言之，污染中的绝大部分问题来自于为了生存而缺乏相关投资的工商企业。政府部门能够通过有效地政策行为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因为地方政府部门经常和这些污染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进程很可能被放慢了。

　　食品安全问题通常也是因为工商企业为了生存而削减成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企业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来销售一些质量低劣甚至有时候是有毒的商品。能引起公众关注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会推动中央政府部门来解决。再者，在地方政府部门卷入了这样的交易，处理的进程很可能就比较缓慢。

　　以上这些问题证明了中國经济体系的脆弱：有些企业拥有者和部分政府部门实际上是被同样的人控制着。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政府部门被定义为一个不偏不倚的调解员和规则、法律的强制执行者，目的是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然而，当一个政府部门也是一笔买卖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会以挖墙脚的方式来实现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整个社会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不对这种行政与经济混合的现状加以改革的话，通过交易来挖墙脚的做法总是会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作者:谢国忠

　　地方政府对GDP 的简单追逐，带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房地产泡沫、环境破坏以及忽视劳工安全等系列问题。中國应用NDP代替GDP来衡量地方政绩，以唤起地方的成本意识。

　　最近的一些环境灾难表明，中國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对GDP的盲目追求，导致人们忽略了增长质量问题。我认为中國应该转变它对经济产出的核算方式，使所有成本都得到体现，从而刺激地方政府注重成本。

　　中國在衡量经济产出的时候，应该加入三个方面的成本。首先应该从GDP中减掉石油、土地等方面的投入成本。其次应该从GDP中减去因工带来的人员死伤成本。再次中國国家环保局应该把环境成本分摊到各省，以便各省在计算GDP的时候扣除分摊到的这部分环境成本。在抽掉这三部分成本之后，剩下的就是国内生产净值(NDP：Net Domestic Prudoct).我认为，用NDP来衡量地方政绩，可以提高中國效益。

　　如果去除自然资源成本和土地成本，那么中國的经济产出值可能要降低6-7%.另外还有6-7%可以作为环境成本和因工死伤成本从经济产出值中扣除。此外，有些经济活动带来的呆账也应该扣除。上一轮商业周期中，呆账总额高达40%.要估计本轮周期中的呆账还为时尚早。

　　哈尔滨水污染事件的教训

　　吉林化工厂爆炸事件使大量苯流入位于中國东北的松花江。哈尔滨被迫停水四天。未来几天污水还可能进入俄罗斯一些沿海省份。这次事故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中國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会带来环境恶化。但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恶化加以限制。所谓“发展中國家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流行说法，并不适用于中國。虽然中國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500美元，但是在全世界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國就占了8个。“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会给中國带来大规模的健康危机。

　　最近几年，环境相关的成本渐渐凸显。中國70-80%的江河和湖泊遭到污染。尽管城市居民可以饮用净化水，但占总人口约60%的农村地区人口却只能依靠这些未经净化的水源。当前的经济繁荣并没有给农村人口带来多少收入的增长，相反他们却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污染后果。这不利于社会稳定。

　　现在，环境治理应该也可能要成为首要任务了。总的治理成本难以预测。当务之急是净化水资源和改善空气质量。我推测，总的治理成本会在2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量看起来很大，但是比较一下今年1万亿美元的固定投资额，这个数额应该是支付得起的。

　　中國1万亿美元的固定投资里边，相当一部分是一种浪费。空置的楼房和利用率过低的公路到处可见。若将这些固定投资中的有些部分用于环境治理，收效会大得多。

　　用NDP激励地方政府

　　中國的经济发展非常分散，主要由各地政府主导。对各地政府的激励方式，决定了中國经济的整体表现。目前中央政府在衡量地方政府业绩时，唯一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就是GDP.这导致地方政府单线追求固定投资，并漠视环境成本、劳工条件，以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我们认为，如果不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中國经济将很难取得良好发展。必须要用可以量化的目标来激励地方政府。中國如此之大，中央政府如果采用一些模糊目标，很难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管理。GDP这个考核指标，可以平行计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

　　对GDP指标加以改进，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更有效的考核指标。比如说，资源消耗是很容易计算的。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把自然资源和土地的价值从GDP中扣除。这些资源都是有市场价格的。

　　中國应该将因工带来的人员死伤标准化，以便核算成本。各个省份都应该公布这方面的成本，并将它们从GDP中扣除。

　　环境成本很难估算。但还是有可能召集环保总局的国际专家，把环境成本分摊到每个城市，这样每个城市在计算GDP时，可以把分摊到的环境成本从GDP中扣除。

　　GDP扣除了自然资源、土地、劳工死伤以及环境成本之后，实际上就是一国经济的净附加值。可以把这个净值称作国内生产净值。中央政府应该用NDP取代GDP，来对各地政府进行考核。

　　由于NDP是一个净附加值的概念，它可以减少低效行为。举例来说，中國煤炭储量有限，因此对中國而言，更为有效的做法是，保留本国煤炭存量以备后用，同时从国外进口煤炭。但是在以GDP作为考核指标的情况下，政府挖煤越多，对它越有好处。若是以NDP来考核，就可以减少这种反向刺激。

　　另一个例子是乱卖土地的问题。为了给固定投资集资，各地政府加紧卖土地圈钱。我认为采用NDP指标也可以使这种行为得到控制。

　　环保和低能耗技术面临商机

　　投资的低回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的极度恶化、过多的劳工死伤……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國数量驱动型发展政策必须尽快改变。如果真的转变过来，那么有些投资机会将减少，而其他一些投资机会则会增加。

　　首先，环保能力在中國将会成为很大的商业优势。一些擅长净化水源和空气的企业，在未来几年中可能拥有更多商机。一些注重环保的产品，比如更高效的机动车引擎，可能会有更大发展空间。

　　其次，一些污染性产业需要付出更高的环境成本。化工厂今后将受到更严格的环保标准限制，它们的投资和运作成本将大幅上升。钢铁等重工业也将不得不支付更多与环境相关的费用。一个可能的后果是重工业的合并，而迄今为止，地方政府一直抵制对重工业的合并。

　　举例来说，炼焦煤的价格可能会提高。炼焦煤在中國这么廉价，就是因为它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被计入价格。炼焦煤价格的提高，可能会给钢铁生产商带来边际利润压力。

　　此外，中國可能会鼓励提高能源效率。“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量化指标，就是要使每单元GDP的能耗降低20%.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可能会占据很大的优势。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主要投资机会。

　　总之，中國的发展政策必须要由数量驱动型转变为质量驱动型。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依靠低成本发展的那些污染性产业将受到影响。我相信，那些环保技术以及有效利用能源的技术将得到大力发展。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谢国忠

　　我个人认为庐江大概有两个优点。

　　优点一。地理位置。相对湖北，河南，江西和安徽北部的省份来说。庐江离长三角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而且都是平原地带。交通很方便。

　　优点二。悠久的打工历史和庞大的打工人群。庐江人在长三角打工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了。全县的主要劳动力差不多都在长三角。这些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搏。其实已经在长三角打出一片天下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另一个庐江。

　　庐江现在大概有25万人在外打工。每年带回的资金大概是10亿。平均每个人带回了4000元。很显然大头的资金没有带回去。这10亿应该基本是民工的积蓄。每个民工平均一年大概能带回10000——20000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实际只有10万人或者是5万人的钱带回去了。

　　大概有15万到20万人的钱没有带回去。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民工。大概有12万到17万左右的中产階級的钱没有带回去。每个中产階級平均每年赚到30000——150000.平均一年5万没有什么问题的。按照最低30000计算。就有了36个亿的资金。按平均5万计算就有了大概45个亿的资金。

　　大哥。你想想，如果庐江每年有45个亿的资金消费。就算是60%人回去，也有了近30亿。那还得了啊。至于庐江有钱人到底有多少钱。因为手头没有数据。很难统计。

　　如果能把这些人赚的钱都放在家里建设。那么是非常可观的。下面就讨论怎么样让他们回家。首先是理论分析，然后是具体实施。

　　庐江人在外面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层。有钱人，中产階級和农民工。年入150000以上算是有钱人，30000——150000算是中产階級，30000以下算是农民工。大学刚毕业的人算中产階級，因为他们的未来基本不会太差劲的。

　　农民工基本上是肯定回家建设的，老人，孩子，房子都会在家里。他们在上海赚了钱基本都会带回家。虽然他们个体的钱不多。但是总体还是很可观的。现在的庐江经济基本就靠他们在撑着。

　　中产階級。现在的中产階級基本都不在家里买房子，对庐江的经济贡献也是很小的。我们现阶段重要的争取对象就是他们。让他们回家建设。他们在外面承受很大压力的。房子的价格那么高，小孩子读书也不方便，经常又是把老人放在家里。外面也没有归属感。这些都是他们回家的有利因素。如果我们把家里建设的好点。拉他们一下。他们回来就变为可能了。

　　有钱人。这部分人在物质上家里对他们一点诱惑力都没有。但是在精神上他们渴望得到家乡人的认同。部分人会有落叶归根的思想和报效乡里的思想。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影响他们。

　　下面具体讲实施的方法。

　　一交通： 就现在来讲去上海都是早上走，半下午就可以到了。如果能将路在搞的好点。那么就可以更快一点。如果在对车子管理严格点。服务提高一些的话。比如准时，服务态度，不绕路走，价格统一。那么来去就更方便了。500公里的距离，5个小时跑完是很正常的。这样在周末星期五晚上回家都可以成为一个现实。5：30从上海走，10：30到庐江，11：00到家很正常吗，一个月回一次或者两次家，很多人是可以接受的。

　　二舆论： 政府可以在舆论上造势。让人觉得回家建房子，或者买房子是光荣的事情。主要是宣传一家大小团聚的重要性，空巢家庭的危害性。一家团聚的那种幸福感觉，和不用买高价楼的那种轻松。鄙视那些把老人留在家里的人。同情那些买高价楼的人。让那些在上海买了高价楼的人不但没有荣誉感，反而觉得自己很SB.花钱买罪受。

　　女孩子也可以带老公回家买房子，享受和男孩子一样的待遇。一样可以在村里分田，分地。政府也鼓励这个事情。

　　那些在长三角打工的月薪10000以下的人就会考虑在家里建房子，或者在镇上，或者县里买房子。把大本营放在家里。这些人如果不用考虑在上海买房子，这点路费对他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在上海买房子的很多庐江人活的很痛苦。每个月的供楼款压的他连粗气都不敢喘。

　　三地方管理和基础设施。比如加大教育的投入，让人放心把孩子放在家里读书。搞好医院的管理和提高医院的水平。让他们放心在家里看病。鼓励他们在家里买社会保险。提高政府的服务形象，而不是管理形象等等。

　　这些经济总量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投资还是长期的，可靠的，优质的。缺点对经济的贡献不能立杆见影，对官员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对老百姓来说确实一件大好事情。即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又解决了空巢家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能把中产階級留在庐江。那么资产階級回来就变的可能了。

　　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府就欢迎那些有钱人，对于回家办事的中产階級四处刁难，等于把人往外赶。稍微有点钱的人都把房子买在外面。都以在家买房子为耻。好象买了高价楼就很光荣。这样庐江的主要经济劳动力就都为外面贡献了。庐江实际成了一做空城。

　　如果庐江人自己都不说自己的家乡好。那就很难办了。资本家能否来庐江投资肯定不会问庐江的官员。而是问身边的庐江人。调查问题往往都是中产階級去完成的。老板其实只是看报告。如果庐江的中产階級和农民工都不说庐江好。那怎么会有人来投资。

　　最重要的是，这个实现起来是不难的，是可以实现的，是现实的。

　　下面讨论目前的吸引外资的优缺点。

　　80年代的时候广东人开始第一个搞吸引外资。其实开始进来的资本都是广东人的资本。因为广东人有很多在海外。比如香港和南洋。这些人是第一批进广东投资的。后来成功了。其他的资本看到确实不错。就也进入广东投资。以至到了后来太多的资本要进来，他们互相竟争。那个时候很多资本是求着广东地方政府的。给广东人赚了大钱。足够他们一辈子化的。甚至一辈子都化不完。最进中山市一个村子卖了一快地。价值1亿。几十户的小村子突然就有了这么多钱。村里留了一部分，然后还给每户分了20多万。以后每年都会有几万的分红。所以很多广东农民有钱主要是征地的价格高。而不是靠工厂提供的就业机会。

　　90年代中期的时候长三角的人也开始这么搞。长三角的人刚刚开始。全中國都开始这么搞了。长三角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还是吸引了很多外资。但是已经是求着人家去了。而且不惜牺牲本地的利益。比如苏州的征地价格就一降在降。后来变成了50000一亩。而且政府对拆迁管理也很严格。这样实际上苏州和昆山的老百姓并没有因为吸引外资生活就变的富裕了多少。反而破坏了他们的环境。当然苏州官员的政绩那时很显赫的。每年他的GDP涨的很快的。但是老百姓就拿不到什么好处。苏州工厂的那些高工资的职位有多少是苏州人在做啊。基本都是外地人啦。

　　其实研究珠三角，长三角成功招商都是因为本地人的关系。珠三角第一批来投资的基本是广东本地人。然后才有了外来资本。长三角第一批投资的人基本是台湾人。台湾人其实对江苏有感情的。那里曾经是他们的首都啊。

　　你叫一个对庐江根本不了解的资本去庐江投资根本就是实现不了的目标。换成你是老板，你也不会这么做啊。

　　现在庐江本地人都不说庐江好。你叫外人怎么认为庐江好啊。不是本地人不爱国。而是庐江确实有很多问题啊。

　　有人说投资可以卖地赚钱啊。在今天，全中國的人都在吸引外资。中國那么大，那有那么多外资给我们吸引啊。必然导致了竞争很激烈。所以如果有外资去一个地方投资。往往是那个地方开出了更便宜的价格。怎么可能给你高价格啊。

　　有人说投资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啊。其实工厂的工作很多技术性很强的。庐江的民工根本干不了。你总不能让那些40岁的人去学电脑，外语吧。如果是产线工人的话。那个工资很低的。小女孩做做还差不多。年轻的男人做那个拿什么钱娶老婆啊。所以那些投资的工厂往往都是高工资给外地人干了。低工资干了也没有什么好处。一般情况都是比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工资更低。这样就算你进去了打工也一样是很痛苦的啊。上海打工虽然离家远点。但是赚钱也多点啊。

　　有人说投资来了，经济就繁荣了，可以做生意啊。你都没有本钱。拿什么做生意啊。

　　有人说投资有利于长远发展啊。眼前都管不了，怎么能管眼后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啊。

　　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可是我们国家现在梦寐以求的事情啊。引进外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方式已经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官员对招商引资不卖力。而是根本就无商可招。你就是把那些官员全杀了。他们也招不来商。要不然你要官员下跪都可以。电视剧《乡村爱情》里那个村长为了招商，差点连老婆都陪了。看看有多悲哀啊。

　　这条路根本就是行不通的。看看官员对资本方多巴结你就知道了官员是多么希望能招到商。

　　其实庐江的经济发展只要比别的县经济增长高那么一点。官员就有了政绩。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别人在招商引资，我们也在招商引资。我们不指望比别人强。但是也不要做的比别人差。实际上我们也没有理由比别人强。然后如果我们在把庐江人能吸引回去。那么就对经济有了另外贡献。这样就比别人强了。

　　建设出一个和諧富裕的庐江是有可能的。和諧富裕可是国家的最高追求啊。那庐江还不成了全国的建设典范啊。

　　上面呢就是我对庐江经济发展的一点思考。不是很成熟。如果有不对或者不妥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陈子云

　　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经济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经济发展之迅猛令世界瞠目愕然。但近年来，经济增长大有放缓之势，不由得令人疑虑，还能看好中國经济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入手。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中國经济的强劲增长是依靠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拉动的。因此还得从这三驾马车说起。

　　一、  出口

　　众所周知，现在世界经济是一体化经济，各国经济像一环紧扣一环的铁链一样环环相扣，其中一环出现问题，必将导致整个链条的断裂。尤其像美国这样的重要环节。去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甚至有经济专家断言，美国经济可能已现拐点，如果真被专家言中，不言而喻，整个世界经济将随美国经济的衰退而衰退。

　　再回过头来说我国经济，我国经济之所以发展这么快，主要是依靠产品出口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而我国出口欧美的产品往往是低端产品，因此被冠以“中國制造”的美名。而中國制造的绝对优势是通过高污染、高消耗、低工资三者的合力形成所谓的品牌或称之为杀手茧的。谁都知道中國制造在世界上卖价最低，因此中國制造挤夸了众多同行，为此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纷争。一句话，没有高污染、高消耗、低工资，就没有中國制造，没有中國制造就没有中國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为什么每年贸易顺差那么大，赚取外汇那么多，都是得益于中國制造。而现在，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美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大大萎缩，这将直接导致中國制造的出口创汇。由此可见，中國的第一辆马车末路已现，这对中國经济是个致命打击。

　　一、  投资

　　现在投资人普遍抱怨中國投资渠道过少，过于贫乏。再加上存款的负利率，广大投资者只有投资股市与房市。直接导致近两三年来，股市和楼市的暴涨，市盈率飞到了天上，一些成熟投资者仰望高高在上的市盈率瞠目兴叹。由此逼迫政府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存贷款利率，企图遏制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因而导致楼市的动荡不稳，买房者迟迟持币观望；股市更是大起大落，广大股民被深套其中，老百姓血汗钱一夜间被盘剥得精光，股市里怨声载道、哀鸿遍野。这与中央高唱和諧社会形成巨大反差。由此看来，投资之路前景未卜，希望之光渺茫，投资者的人气及热情消失殆尽。这第二辆马车亦似乎步入穷途。

　　二、  消费

　　自07年以来，物价飞涨，仅管官方不承认全面通涨，其实通货膨胀的大幕早已拉开，已成不争事实。房价、医疗、教育、食品、肉禽蛋、水电煤气、钢铁煤炭、黄金石油、服务费用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大幅涨价。这难道还是结构性涨价？难道还不算是全面通货膨胀吗？物价飞涨，工资却没有相应提高，老百姓哪里弄钱去消费？道理明摆在那里，消费得有钱，有钱才能消费，老百姓手里没钱，甚至连温饱还达不到，谈何消费？想挤牛奶，必须给牛草吃，这还用去讨论吗？消费不是消费在嘴上，也不是消费在报刊杂志上，消费应该是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这才是消费的最终目的。消费不是靠下发几个红头文件，更不是靠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在人前人后讲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就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总而言之，百姓口袋里没有钱，所谓消费就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由于中國大多数老百姓口袋里没有可以消费的银两，所以说这第三辆马车的前景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再加上08年世界经济在美国经济的拖累下，拐点已现，昔日曾辉煌过的中國三驾马车的美丽泡沫势将破灭，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你还会看好中國的经济吗？

　　作者:迷人的海

　　中國建国近六十年，有人把这六十年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认为前三十年发展是缓慢的，或者说没有发展，由于发展的迟缓，人民生活贫困，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一声炮响，中國一下子富而且强了。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不赞成的原因是带有偏见的语境下，偏离了中國的客观事实。我以为，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在“一穷二白”的社会基础上求发展的。当时，物质的贫乏决定了中國不能走物质状励的办法谋取发展，而只能走精神鼓励的发展道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耳边常常响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还有，“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声如滚雷，声声入脑、入心。因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中國人民硬硬的拼出世界上的第六工业国。现在有人用那时的贫穷否定当时的决策，但是，当时的贫穷恰恰说明当时条件的艰苦，而客观条件的艰苦又恰恰证明了我至亲至爱的父辈们，为中國的今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國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一部分中國人不是对那段充满创造性的、痛苦与欢乐的历史感恩，而是对那段辉煌得有些惨烈的历史充满敌意。当然，有人说那段历史中曾犯过错误，但世界发展历史证明，正确与错误常常伴随着人类所有的历史时期，有时，那怕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到恰到好处时，便创造了没有大错误的丰碑，但是再往前半步，很可能就坠入错误的万丈深渊。既然如此，人类正确的态度不是仇恨曾经发生过错误的历史，而是应该直面现实，认真的总结得与失，总结正确与错误，在总结、巩固的基础上提升，这样才能从一个高点走向另一个高点，而不是永远徘徊在零点。

　　当然，每一个发展都是对前一个时间段的错误的否定，而不是对错误的掩盖或维持，但每一个否定，都是对前一个时间段的继承，发展，而不是人为的割裂。人为的割裂历史不仅仅是对历史最大的伤害，也是对那个时间段社会群体精神价值的奸污，更是对社会基础价值严重破坏。

　　但是，中國如何从一个高点走向另一个高点、彻底告别从零点到零点的恶性徘徊呢？我个人认为，中國应该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谋发展。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发展的高度？怎么才能找到世界发展的高度？回望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史，人类发展的过程，其实一直处在政治与经济利益双重不平等中过来的，在这个不平等的过来过程中，正义与邪恶、动荡与战争，几乎时刻与人类的理想：和平、平等、幸福、发展，冲突、较量，有时邪恶对正义大肆破坏甚或肆意践踏。从这个角度说，世界发展的高度就是：和平、平等、友好、幸福、发展。

　　或许，中國应该站在这个世界发展的高度谋发展。

　　但是，影响中國站在这个高度谋发展的因素，从国内讲：

　　一、贪污腐败侵蚀共和国的生命力

　　贪污腐败是共和国的敌人，因为，贪污腐败不仅仅是个黨的兴亡问题，也是个共和国的兴亡问题。回顾往昔，我们会发现，中國共產黨风正清廉之时，中國就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就具有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就具有令世界惊叹的创造力，无私奉献的精神，就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当然，要保持无私奉献精神的历久长新，过去政治激励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激励，所谓制度激励，就是用制度的方式，保证无私奉献和创新力持续发扬，形成社会机制。

　　二、贪污腐败围困中央政权，严重影响执行力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一直是胡、温新政后的难破之局。有人以反对集權的名义，用制度化围困中央，大搞腐败。由此可以说，中國不需要集權，但不是不需要民主正义的权威，更不需要以反集權的名义搞腐败。深入中國的各个权力层级，你会发现中國形成了利益之网，这种利益之网，对上，围困中央，对下，欺压民众，而其权力黑化令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会不寒而栗。这种状态，执行力如何可想而知。但造成权力变质或者说腐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以为有如下原因：1是权力没有制约，更缺少权力结构的制约功能。2是人民没有自己的民主权利。中國是全体中國人民的中國，每个中國人都有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而不是任由强势的利益集团任意践踏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3是代表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团体，没有形成权力的良性、和平的竞争。良性和平的竞争基础是人民“表达权、监督权”的政治制度化、法治化，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破解腐败势力围困中央的困局。

　　三、基层官员的乱政、暴政，严重破坏中央决策

　　中國基层官员的乱政、暴政，已经到了危及黨的生命，共和国的生命了。试想，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然敢派出專政队伍到仲共中央的直属机关抓记者，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张志国先生以为中國的腐败势力足可以治中央媒体于死地了，说明如果胡錦濤如果敢批评他他也敢到中南海抓人了，说明中國的腐败势力已经有充足的力量和中央抗衡了。试想，如果张志国先生背后没有雄厚的后台做后盾，他怎么敢公然到中央下属机关去抓人呢？

　　当然，张志国先生就是要杀鸡给胡錦濤看，看你中央决策、政策、法律能奈我何？

　　关键问题是，中國有多少张志国？这恐怕不是个小数字。不是小数字似乎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良好的挟制张志国类的办法，当然，也不是没有，而是没用，比如说民选。中央的决策得到中國人民的热切支持，但到了张志国类那里，就成了一张费纸，一张没有用的东西，但如果把张志国类的政治命运交给人民呢？张志国类还会横到中央机关么？现在他们能横到中央机关，下一步就敢提着枪横到中南海了。

　　从国外讲：

　　四、以中國威胁的名义，严重围困中國的和平发展

　　西方的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战略，以中國威胁的名义，严重围困中國的和平发展。对于这一点，中國人民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国家，中國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只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同时也要揭露那些以中國威胁论者大肆攻击中國的国家，说中國威胁是假，实施世界霸权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中國人民立足于“和平、平等、友好、幸福、发展”谋发展，立足于世界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创造成果的大政方针，是一切国家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也必定带给世界人民更多的平等、更多的和平、更多的友好、更多的幸福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中國人民也必定与追求公平正义的世界人民一道，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与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世界人民创造多的福祉而奋斗。

　　五、以自由民主的名义，破坏中國的自由民主

　　在世界各国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最终追求的价值观念是相同的，世界各国如此，中國也不会例外。什么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无数事实证明，“动态有序、增量民主”是中國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过程。什么是动态？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以制度的形式维护动态变化，并形成制度机制，就是有序。中國人民的心态方式、思维方式，是与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不相适应的，也就是说，中國人民虽然渴望自由与民主，但由于人们的心态、思维、语言以及寻求自己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方式方法，还与民主诉求不相适应，这就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心态、思维、语言的转换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增量民主”的过程。但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國一步到位，全面实行西方式民主，一不现实，因为西方有西方的文化，有西方的国情，而中國也有中國的文化，有中國的国情，中國只能也只会在中國的文化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民主政治。

　　没有这个增量过程，中國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全民民主的目标。

　　六、以自由经济的名义，大搞对华的经济侵略，维护世界霸权

　　自由经济论者认为，自由经济必然导致自由政治的结果，其实，弗里德曼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或许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有深刻理解后得出的结论，但是，对西方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不等于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有深刻理解，现在的事实证明，弗里德曼对西方的深刻理解，并没有掩盖他对东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无知。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的变革或者改造，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文化的吸收、培育问题，解决不了文化问题，政治经济的变革只会导致新的混乱。

　　自由经济带给世界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在没有统一而又平等的经济规则的前提下，自由经济理论则是一个掠夺别国财富的利剑，而这恰恰就是自由经济的本质。没有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自由经济就无法洗清本身的掠夺性质。

　　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对别国的掠夺权的，也不会轻易给世界人民一个公平、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因为，那样的新秩序只会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战略，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力量。

　　前两天有网友打来电话，说我反美，其实，我反对的是美国对华的经济侵略和高技术封锁，反对美国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霸权主义，反对美国的以意识形态不同为名对世界各国的不平等待遇，至于美国好的东西，我不仅不反对，并且希望中國以更广阔的胸怀，更深远的历史和发展目光，学习美国好的东西，因为，我一直以为没有众多的参照系，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广阔的目光，没有认真的学习，并在学习中有选择的扬弃与吸收，没有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能力，在中國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但向美国学习好的东西，并不等于中國要屈从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和无理要求。同样，反对美国的经济侵略和无理要求，也不等于不向美国学习。

　　由此可知，中國必须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杀出一条发展的血路：

　　七、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腐败

　　中央一再提倡解决思想，但什么才是解放思想呢？我个人以为，解放思想就是以世界发展的视野分析中國的实际情况，发现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使中國步入更快更好的发展轨道。有人说中國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事实，但同时另一个“精英们”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在这些巨大成就的对面，同样存在和成就几乎一样大的问题，比如说腐败。因腐败结成的利益之网，对上，围困中央，对下，欺压百姓，现在已经到了危及到黨和共和国生命的时候了。对于这个问题，中國人民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作好随时捍卫共和国生命安全的准备。中國有股反民主、反黨势力，我之所以这样说，推进民主政治是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中明确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中國前进途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再进一步说，黨和共和国的生命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合一，而不是对立或分离的。中國必须清醒的看到，这股反黨反民主势力危害是极大的，如不早日铲除或抑止，必将危及黨和共和国的生命，因为，这股反黨反民主势力，是以维护黨的领导反民主、反黨，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我甚至认为，共和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所以，中國应该用落实人民民主的权利反腐败，反反黨反民主势力，只有这样或者说唯有这样，中國才能从危急之中走出来，走上“世界的高度谋发展”的广阔道路。

　　八、用人民的票选权利破解官员乱政、暴政

　　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志丹短信案，高唐帖子案……此类案件或许正准备继续上演，张志国书记就派人带着武器去了“法制日报”社的“法人”杂志社，拘传证一应俱全的摆在了编辑部的面前，朱文娜也好汉不吃眼前亏，躲之大吉。消息尚未读完，另一个消息又在网上流传开了：城管在围欧民众时，一个叫魏文华的恰巧路过，本欲打抱不平的魏，抱不平尚未开打，仅仅亮出了那招祸的手机，便被城管活活的欧打致死。2005年，我在一篇至今没发出来的文章中写道：面对中國的乱局，中國至今没有弄清楚弄明白，谁才是维护共和国生命的人，因为，在有些人眼里，那里手握重权或不那么重的重权的人，才是维护共和国生命的人，而那些与手握重权胡作非为抗争，呼唤国家公正、法律尊严、黨的宗旨落到实处的人却成了不法分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國的政权，起码可以说部分政权，已经褪变为反黨反国家反人民的了。正在我苦苦思索政令为什么出不了中南海，中國如何破解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困局的时候，我也成了国家安全局监控的对象（据说是这样，但人家在暗处，又不和我照面，到底是谁只有天知道），如此看来，收拾这个乱局的出路也只有用人民的选票了，因为，珍惜共和国命运的不是那些腰緾万贯高高在上的官员，而是人民。中國人民中的大多数没有各种各样的出国证，更没有经济实力出国，所以，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命之根，生存之源，珍惜这片土地上的公平正义与安宁，珍惜这片土地上的快速发展，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对这个问题，中國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醒，不到位，不严加处理，今天一个县委书记敢派人到“隶部大堂”去抓人，明天就有十个二十个县委书记到中南海去抓人了。

　　我读史不是太多，不知道中國史书上有没有“县太爷”到“隶部大堂”抓人的记录，如果有，我想也不会太多，如果没有，张志国书记就是中國有史以来的第一人了。但这个第一人，如果朱文娜真的涉嫌违法乱纪，说明张志国是中國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朱文娜偏偏是维护法律尊严，行使黨中央提出的“表达权、监督权”，向违法乱纪的权力挑战，张志国的“捉拿”朱文娜就是公然绑架中央精神了。

　　九、用制度精神、制度正义、制度程序使社会利益分配合理化

　　中國人一向认为，制度就是制度，是没有精神倾向、价值倾向、情感倾向的，或许正是这种精英理论，使中國的制度陷入了助恶为虐的深渊。公权力的个人化、个人化的私用化，就成了中國政权不堪忍受的重负。遍寻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制度精神的指导下，制度维护的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机制，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维护资本秩序和激活资本活力的重要途径，是民众与资本良性互动，使资本产生最佳效益的前提条件，因为，制度正义确保的是资本与民众双方合理的利益分配。现在有人说中國的经济改革是才能参与了利益分配，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敢茍同的，其原因是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买官卖官毕毕皆是，其才能的成份少之又少，如果现在说才能参与了利益分配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个才能参与分配，本质上其实是特权参与了分配。实现制度正义的根本渠道在于在制度程序上落实人民的“表达权、监督权”和人民大众的和平斗争权。人民大众没有这些权利，制度正义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应该看到，大多数主流精英是人民群众“表达权、监督权”和和平斗争权的坚决反对者，因为，如果中國赋予人民大众“表达权、监督权”和和平斗争权，人民大众将会从他们手中分取一部分本该属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放弃既得利益的。

　　关键问题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世界发展的铁律。

　　精英们不要光痛恨毛澤東、诅咒毛澤東，我以为相反，而是应该好好读读毛澤東，通过读毛澤東，你不可能成为无产階級的先锋战士，但你会从毛澤東思想的反面学得怎么更好的剥削。中國的资本阶层很可悲的是不会剥削，因为他们在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同时，其实在自掘坟墓，为自己的未来送葬。

　　更为可悲的为自己送葬而不自知。

　　社会的健康肌体是通过排除毒素成长起来的，而排除社会毒素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包括中國）都不要期望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和资本还给你一个公平正义、道德感和责任感流行的社会，而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共同的努力，才可能锁住疯狂的权力欲望和资本欲望对社会利益的大肆掠夺。世界上任何政黨的生命都不是源于权力和资本对人民大众利益的掠夺，而是根值于人民大众的向往与利益诉求。我以为，这一点对世界各国的政黨都适用，对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都适用。

　　十、和平发展、平等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权利

　　和平发展、平等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权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同样也不例外。但是，在世界格局一头独大的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不民主，在世界各地点暴了经济掠夺的暴力和武装暴力，比如说伊拉克问题，真的没有比武力更好的解决办法？有，肯定有的，但是，世界秩序的非平等状态，注定了也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武力。不要以为美国只会对伊拉克那样的小国动武，其实，所有防碍美国战略利益或者不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国家，都可能是他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因此，中國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外交（世界价值观外交），提升文化外交的同时，也要加强军备建设，真正做到“创得出（财富），守得住”，同时也要让美国知道，和平发展、平等发展是中國的基本权利，任何侵害中國基本权利的国家，都必将受到中國人民的一致还击。

　　十一、    在平等的自由经济名义下，反击技术笼断、技术禁运对别国的经济掠夺

　　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更大的责任在美国而不在中國，因为，美国的技术笼断和技术禁运才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我之所以说是技术禁运而不说武器禁运，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所谓武器禁运不过是技术禁运的代名词。回顾中美间交往过程，我们清楚的看到美国在掠夺中國财富的时候，手里打的是自由经济的牌子，但到了中國欲从他丰厚的利益中分取一点微利的时候，他马上打出的是国会牌：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自由经济的名头从此消失在美国的霸权话语下。因此，中國必须让美国人知道，中國人清楚美国交替使用不同规则的牌局是在自由经济的名义下反自由经济，破坏自由经济规则。

　　十二、    强化军工体系，突破技术围困，带动中國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

　　十三、    光有钱没有强大工业体系的国家不过是一只随时供人宰割的肥羊，如果按人均算，中國这个令一些国家馋涎欲滴的肥羊其实很瘦，中國民众的消费稀缺就是有力的明证。但是，比起过去来说中國确实有钱了，虽然中國的财富只是聚集到官贵人家。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证明，军工企业是发展工业体系的领头羊，因为它可以集中國家财力人力共同攻克科学技术难题，突破工业体系发展的技术瓶颈问题。因此，强化军工体系，突破技术围困，带动中國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或许中國诸多重大任务之一。

　　一种声音，几种不同的思考方法：

　　一、不要以为民主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事

　　不要以为民主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事，它更是经济层面的事，是共和国前途命运的事，是能否突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事。

　　二、中國人的民主素质造就中國的未来

　　如果你没有忘记朝鲜战争，你没有忘记那些为了你的幸福与安逸倒在战火中的人们，如果你良知的眼还没有完全合上，请看一下中國今天的现实吧。中國今天的现实，贪腐横行，贫富悬渊，你一定会和俞可平先生一样发出震天的吼声：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和国！！！但是，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每个中國人自我创造出来的，创造自己的民主精神、民主素质，当然，更需要全体中國人共同创造民主制度。或许，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漫长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國人有信心、有能力打造一个美好的共和国的未来。

　　三、黨的权威来自民主的实施

　　几年来，我一直思考同一个问题：黨的权威来自哪里？千万遍的思索，答案就一个，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但是，一家几口人尚且想法不一，利益相左，那么多人的一个大黨，怎么才能使更多的黨员干部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呢？思考的结果，我以为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人民的民主权利，扼阻黨员干部中自私的欲望。或许，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同时，每个人或许也都有无私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想，好的制度程序可以使人多一点无私少一点自私，而不好的制度程序则使人多一些自私少一些无私，或者，权力欲望主导个人的一切行为。实施民主，必是黨的权威所在，因为，民主的力量足可以战胜所有官员的权力欲望。

　　四、经济的公平正义性其实是个政治问题

　　有人说经济就是个经济问题，与政治无关，如果经济在社会上得到合理的配置，社会和諧安定，快速发展，或许经济就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但如果经济失去正义性，并且因经济正义性导致黨和共和国的生命安全时，还会是个经济问题么？我想这只能是个政治问题。近期看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发现他们不在坚决反对社会经济的正义性了，或许是个不错的信号。经济分配具有合理性，才是正义的开始。假如中國的财富全部集中到一百万人手中，这一百万人真的能控制住十三亿因不公而被迫成为暴民的人群么？我看不见得。所以，公平正义既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黨和共和国的生命问题。

　　五、用公民的民主权利打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秩序

　　公平正义不是个说有就有的问题，而是个黨和人民共同奋斗的问题，黨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前提是人民拥有獨立的、任何官员不得侵犯的民主权利。

　　六、多黨竞争其实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纠偏机制

　　从理论上和台湾的实践上说，多黨竞争其实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纠偏机制，比如台湾，如果没有多黨竞争，而是只有陳水扁一黨遮天，台湾民众就不可能有不台獨的选择，结果只能因台獨而导致台海一战。但正因为有了多黨竞争的机制，陳水扁被台湾民众票选下岗，大陆与台湾才赢来和平局面。这样看来，人民的政治智慧高过陳水扁。表面上看，陳水扁玩弄于台湾民众于股掌之间，但最终结果看，是台湾民众的政治智慧战胜了陈的台獨智慧。

　　结束语

　　中國应该站在世界发展历史的高度谋发展，同时，在谋发展的时候，中國也无法绕过的是，政治民主与现代化的权力制约制度与权力制约结构。

　　或许，这是中國展翅高飞，驰骋世界的支撑点。

　　2008年1月17日星期四

　　作者简介：田忠国，1959年出生于山东薛城。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现在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矿宣传科工作。曾在“中國政府创新网”、“中國选举与治理”、“中國报道周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南方网”、“新法家”等国内重点学术网站发表理论文章五十余篇。并有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无文凭，乱读书。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

　　作者:田忠国

　　土地资源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资源，如同溺水者沉没前最后一块木板。然而，目前悄然兴起的所谓“成渝模式”的土地股份制改革，正在葬送中华民族最后的资源，撤去溺水者生还的最后一块木板。所谓土地股份制，既不是把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化，也不是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化，而是把土地向大股东强行集中的一种形式。其特点就是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股东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农民除了得到一串表示股权的阿拉伯数字之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作为补偿，政府取消他们的农民身份，和他们那些九十年代买断工龄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一样，成为下岗农民，之所以说是下岗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是因为中國户籍管理的属地原则决定了丧失土地的农民仍然只能留在原地，无论进入任何一个城市都只能是外来民工的身份，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也就是说，土地股份制改革后的农民，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部分人口：既不是享有社会福利的城市居民，也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同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民，中國历史上的流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迁徙和落户，而中國的身份证制度如同封建时代罪犯脸上的金印，无论农民走到哪里都标记着永远是农村人，成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劳动人口。

　　与九十年代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一样，土地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土地强行兼并的方式形成大土地私有制。本来，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经济领域里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形成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了馬克思当初关于社会占有制的设想，并且还创造了一种共赢的经济模式，奠定了人类将来进入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由私有化——国家化——社会化的资本发展过程，证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社會主義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人类21世纪的文明和福祉的发展，都将会从这里开始并且正在形成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可是反观中國的股份制改革却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是消除资本的私人性质，变私人占有制为社会占有制，而是完全相反，把已经国有化集体化的财产重新集中到私人手中，土地股份制改革就是典型，先通过所谓家庭承包把规模经营的集体经济变成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然后再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成大规模的私人经济。可见中國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产权改革与世界发展潮流完全相反，世界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中國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公有化——私有化。第一阶段中國与世界发展是同步的，是在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第二步中國与世界发展是背离的，悖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由于悖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很难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所以就称之为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最初提出中國特色，主要是和传统社會主義相区别；后来强调中國特色，主要是和世界发展潮流相区别；无论是早期呼吁坚持社會主義还是后来呼吁顺应世界潮流，统统被称为极左思潮而加以坚决否定。可以说，把现代社会创造的诸如社會主義等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把人类历史上诸如公平正义等优秀的文化成果，统统打上极左的烙印加以彻底否定，把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少数人对社会公众的掠夺称为改革，是目前中國生态濒临崩溃、社会矛盾丛生、道德伦理丧失的主要根源。

　　可见，目前中國已经到了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的时候了。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國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國、发展社會主義、发展馬克思主义。”胡錦濤總書記这段话概括了改革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方向，改革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定着21世纪中國的命运，决定着中國社會主義事业的成败，决定着馬克思主义的盛衰，所以必须要保证改革的正确历史方向，绝不能重演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改革的悲剧！反思改革，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回归真正的改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人类一天不能停止发展，就一天不能停止改革，作为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非是极端反共反華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分子，无论持有任何观点和立场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否定改革，改革和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两个辉煌乐章。但是，绝不能把一切打破现状的变化都称之为改革，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是顺应世界大潮的变革就是改革就是革命，就有出路有前途，就要坚持要拥护；相反，凡是悖逆世界大潮的变化就是复辟就是反动，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就要反对要批判。本来，在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走向资本社会化、劳动合作化的上个世纪末，中國由集体经济强行退回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已经是一个历史倒退，在农民开始自发地再次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今天，再次强行堵塞中國农民的合作化道路，强行通过土地兼并把小农经济变成大私有制经济，则完全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曾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階級对当初农民土改的历史清算，是要否定当年土改运动的第二次土改，当初第一次土改是农民对地主的剥夺，目前的第二次土改则是对农民的剥夺。这应该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是中华民族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中央六中全会举起的公平正义的大旗就会被砍倒，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就会落空，建设和諧社会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堵塞，中國就会被推上动乱之路和亡国之路。

　　第一，土地股份制将会彻底扼杀目前中國农民正在发展的股份合作制，彻底葬送中國农民在产权领域的伟大创造，是背叛劳动背叛文明背叛进步背叛公平正义的历史反动。股份合作制是中國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创举，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员工持股制度遥想呼应，开辟了劳动和资本可以平等入股的崭新时代。中國农民的股份合作制和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的共同本质特点，就是在资方按照出资额多少获取股权的同时，允许劳动者按照劳动贡献大小获取相应股权，把劳动者分散的股权集中起来，由公司内部的员工持股会统一管理，一旦员工持股会的股份达到控股水平，公司便成为工人真正当家作主的企业。可以说，承认劳动入股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劳动者获得的最伟大胜利，资本和劳动在企业内部的融合，将有可能彻底结束数百年来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和劳动直接融合的时代。就这一点并且仅仅就这一点来将，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伟大革命。可是，在劳动入股权获得世界范围内伟大胜利的今天，在劳动者应该当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中國，却拒不承认劳动入股的权利；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百分之百承认劳动入股权的同时，中國所有股份公司却是百分之百只承认资本入股的权利。为什么？回答永远都是一句话，这些都是极左思潮的蛊惑人心。在中國改革精英那里，所谓极左思潮已经成为他们拒绝包括劳动入股权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唯一借口。

　　特别让人苦笑难耐的是，中國股份制在拒绝劳动入股权的同时，却搞起了一个权力入股制度，即所谓的管理入股和管理层收购，结果形成了中外股份公司相反的发展路线，外国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正在把劳动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中國社會主義股份公司却在把当权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在组成现代社会的官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三方面力量的组合上，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把官员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唯独中國是把劳动者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如果说毛澤東时代是劳动者主权，西方发达国家是投资者主权，目前中國则是官僚资本主权。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正在成为投资主体，所以它越来越接近于毛澤東时代的劳动者主权，相比之下，中國社会正在人类文明疾速发展过程中逐渐陷入停顿和倒退。最让人担心的就在这里，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为强大国家；相反，建立在人类文明停顿和倒退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肥大国家；肥大国家不仅没有任何战斗力，甚至越是肥大就越是危险。晚清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曾经先后两次把中國变成了肥大国家，肥大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强大虎狼，中國变成了肥大猪羊？差别在哪里？就差在政治文明上。建立在员工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再次把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建立在官员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正在把中國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有人可能会说，土地入股后农民就成为了持股者，和实行股份合作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股份合作制中的农民具有劳动者和持股者双重身份，管理上实行一人一票制，拥有双重投票权的农民不会被赶离公司和土地；土地股份制中的农民则丧失了劳动者的合法身份，成为单纯的小额持股者，在一股一票的管理方式下，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丁点儿零碎股份，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权力，况且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用来入股的只能是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限的时间长短带有很大随意性，完全由当地村镇干部决定，这更加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拥有任何权利，甚至股权转让所得都会微乎其微，这就注定了他们将在更加悲惨的基础上重复九十年代城市下岗工人的悲剧，城市下岗工人至少还有一个房子作为栖身之所，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却不能把房子带离农村，带到他们有可能谋生的地方。

　　第二，土地股份制的实质是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结果将加剧经济殖民化。中國农村土地的占有性质十分复杂，是集体所有、农民经营、官员支配，这种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在客观上阻挡了土地的市场化进程，使农村土地成为还没有被市场经济完全淹没的经济孤岛，外资很难进入，所以外资只能通过美国政府压迫中國开放农业，这就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国集中攻击中國农业、金融和电讯产业的背景。目前外资进攻中國的路线十分清晰：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集中攻击农业、金融和电讯三大产业；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国际垄断资本，集中攻击中國的装备工业、能源工业、食品工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这些产业刀刀都指向中國经济的致命死穴。就农业来讲，所谓开放无非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土地股份化恰恰满足了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美国全球化战略出神入化的高超水平，一如当年毛澤東同时指挥彼此厮杀的国共两支军队一样，美国今天也在同时指挥着敌我双方的方针政策，美国战略上需要什么，中國经济学界就向决策者端上什么，并且决策者往往是欢天喜地地主动吞下未来的苦果。

　　目前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又一个悲剧典型。土地市场化，意味着目前中國的18亿亩耕地突然具有了市场价格，立刻成为浮出市面的惊人巨额财富，即便按照目前国家征用耕地每亩6万元价格计算，中國也会突然冒出超过一百万亿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5倍！如此辉煌的巨大经济成就，除毛澤東那种谋略深远的政治领袖之外，是任何当政者都很难经受住的巨大诱惑，对于目前中國来讲，GDP的毒瘾超过了任何毒品。从198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趙紫陽在改革精英的蛊惑下引进GDP概念那时候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找到了麻醉和瘫痪中國这头国际奶牛的有效方法——GDP，1840年以来中國先后两次被西方列强实施麻醉：第一次是英国用鸦片麻醉了中國，把中國放在了西方列强任意宰杀的案板上；目前这第二次是美国用GDP在麻醉中國。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初英国人自己不吸食鸦片却大规模向中國输出鸦片，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