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由骑马到开车、由茅草屋到钢筋水泥房、由巫术祛病到现代医疗、由手写书信到远程通信，科学让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从奴隶庄园、封建專制到现代民主共和，从国家自给自足、小区域零星的实物交换到现代金融流通、法制化的市场规则体系，理性精神使人类的政治经济形态趋向成熟、繁荣。是什么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和前进呢？答案不言而喻，那便是现代文明的内核——科学理性。当我们平面的两只眼睛去看待科学理性，似乎人类的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完成形态。但科学理性果真是人类的万能钥匙，能解答全部的问题吗？看看现代人越来越普遍地对物质的依赖，功利主义盛行，欲望对传统伦理的颠覆，道德面对利益的脆弱，繁荣物质下价值与意义的迷失，日益严重的心理疾病已经折射出科学理性的局限。透过事物的表面，我们需要用第三只眼去审视科学理性这枚看似完美的硬币的反面。

　　人类该如何面对外部的世界，如何认识自己的本性，看来仅仅靠所谓的科学和理性是远远不够的，也是有风险的。也许人的心理需要一种平衡多元的机制，仅靠科学理性的“一枝独秀”是不够的，它需要道德、情感、宗教等感性的东西来共同支撑。或许人的科学理性只是看世界的一个角度而已，如同中國文化把物质看成阴阳的合成，而西方科学把其看成原子、粒子结合一样，每个角度都有个中的道理，但也许都是盲人摸象，不一定得知事物的全貌。就科学理性本身而言，“测不准原理”，哲学的分支“现象学”都表明人类的理性延伸遇到了瓶颈。这对“理性是万能”的答案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科学理性存在几大问题：一、科学理性的主体是人，而人类本身具有局限性。科学理性是以人的尺度和标准丈量世界，人来自自然，但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以人的角度出发的科学理性并无法代表“上帝的理性”，它不一定能观照到宇宙的本质。首先，人研究世界的领域是有限的，观察的深度、广度有局限，未知领域还很多。其次，人的器官功能和科技手段的局限。大脑从外部获得的信息都是经过器官的过滤得来，看到、闻到、听到的信息都经过器官功能的转化和整理，如同食物被消化后，人体只接受所需的营养，排泄其它成分，食物本身已被转化。人所洞察的事物本质不代表是真实的本质。而看似精确的技术工具，实验手段以及观测仪器在深入事物对象时，有可能会改变事物本来的结构。总之，看起来权威的科学理论或许不是上帝给的标准答案。在用理性的灯塔照耀对象之时，不要忘记我们看到的世界不过是带着人的有色眼镜，盲从科学理性可能会掩盖真实的本质。人所看到的事物与其它物种所看到事物，哪个才是接近真实的本质，或许没有统一的答案。事实上，现代文明与自然生态矛盾说明了人的理性和原始自然性的错位与偏离，自然环境异化的客观现实已经充分证明科学理性并非是万能的尺度。

　　二、科学理性只能观察到事物的现象（尽管是从人的角度所过滤的现象），而现象不一定能反映本质。现象虽然与本质有联系，但同时现象也是本质丰富多彩的面具，我们有可能通过现象洞察本质，也有可能被现象遮盖、淹没了本质。在透过现象观察事物的时候，也警惕被现象所迷惑。一些植物和动物为了掩盖自己，经常制造一些假像来迷惑，甚至攻击对方。连精密的测谎仪也只能展现语言、呼吸、心跳的现象，但无法展现人内心的真实面貌。科技工具以及人的思维理性都只是对现象本身的归纳，但其结论不一定反映事物的实在；而现有科学论述的某些结论以及实验观测的方式都太依赖于事物的现象，以及表面的资料，如果太执迷于其中就仿佛根据书面文字来复原人真实的外表，变成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游戏，距离明了真实的本质也许为时尚早。量子力学以及相对论充分已从理性的角度否定了理性。变化无穷的经验让人的理性之手在抓住细沙的时候总有遗漏；动态的经验对照静态的理性，这个永恒的矛盾注定了科学理性只是佛祖手掌中跳跃的猴子。在理性的局限面前，也许我们应该对所有已知的事物保持适当的质疑和敬畏，不能让局限的理性支撑现代文明的盲目自信。在面对大千世界的时候，保持空灵的心境、宗教的敬畏，多一点对自然的谦卑、伦理的景仰，或许才能为人类预留独特的视角、洞见的空间。

　　三、不变的生命伦理与变异的理性是当今人类心灵的最大困境。经验是无穷变化的，而理性只是对某阶段或某局部经验的归纳。所以，理性的结论在面对动态的、整体的客观现象时，往往变得渺小；当理性的支点不断松动的时候，人们只会在经验的洪流中无法扎根下来，变得茫然不安，这也是现代社会人们心理的一大困局。克隆技术、人兽胚胎对伦理的挑战，利益的理性瓦解道德的感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对主义对权威价值的支解反映了伸向无限变化的理性探索与有限固有的人伦之间的矛盾。面对无限变化的经验和欲望，人们利用已知的理性工具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样由所谓“科学理性”带头的变革运动，到底真能贴近人的生命本质吗？诚然，自然生态的恶化、思维习性的变异、社会的心理疾病、道德虚无化、利益至上等各种表像也代表了理性文明积重难返的基因缺陷。传统禁忌被所谓开放的理念、个人自由的旗帜所打破，在新奇和宣泄之后留下的却是心理的空虚与荒芜。理性能满足洞察的欲望，但无法提供意义的根基。现代人更像是漂浮在知识和欲望海洋的浮萍，却没能在汹涌的经验波涛中扎根下来。欲望和理性始终是辨证的，虽然道德中的理性能制约欲望的蔓延，但如果缺乏对感性未知的敬畏、对神秘宗教仰望、超越个体的无限信仰，那理智的力量也如同漏斗一般挡不住欲望的流沙，随着环境和立场的改变，道德建设只剩下象征性的面子工程。一旦理性与欲望结合将可能冲击着传统的伦理与客观的世界。战争、核能、豪夺自然资源以及杀伤性武器不正是科学理性的产物吗？

　　但凡科学的理论，理性的认知都是可描述的体系和有形的结构，其属性是有限的，它所依据的支点都从客观出发.恰恰客观的事物都可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的.而且有限的东西都是有缺陷、可批判重构的对象。有形的事物可在空间上被改变，有限的事物可在时间上被转化。但感性的精神形态和混沌未知的信仰确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永存于心间。对象一旦被解析成为理论结构，那么这些理论就有被改变，解构的可能，理论更像是表现对象的外衣，可以被各种角度的理论模型变换款式和色彩。只要人类可驾驭科学理性，其本能的创造性和好奇心足可以将它作为一种手段去改变传统，或者站在它的对立面进行解构和批判。科学理性的一切成果、价值和认识都不可能成为永恒的权威。不能产生权威与永恒价值的理性精神支撑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困境的。被科学理性所提炼的成果和理念都是在经过主观分析、语言表述的前提下而产生，而主观的分析带有特定的角度、背景、方式以及文化价值的局限，没有统一绝对的标准答案。可分析的事物必然可批判、可解构。语言可表述的内涵也是有概念框架、经验范畴的束缚，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和内涵恰恰是更深入自身的本性、对象的真相。人类总在追求永恒的价值和依归，在生命有限的时光中无穷探索、变迁的理性只会让人更加迷惑，而各类宗教，传统伦理中至善至真至美的感性价值和不可言说的幸福体验却能让人在有限的时间找到永恒的价值、安顿的幸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科学理性可作为人类完善认识，寻求自我发展的重要参考，但未必能成为人类价值体系的核心。笔者并非全盘否定科学理性的成果和意义，但用理性去面对琢磨不定的经验时是很脆弱的，有限的载体和有限的理论是无法应对无限的客观经验与欲望的。幸福的潜意识、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意志虽无形无状却根植于内心深处，虽然这些感性的认知没有具体的结构和清晰的对象，但就是这种模糊，无法言状的属性能对现实经验产生一种超越，让有限的人找到无限的依靠.，也许未知的宗教彼岸，古老传统的道德仰望是唯一能让人从有限向无限跨越的动力。

　　人的根本属性是以感性、混沌起始的肉身物种，支撑人心根本的东西都是感性的，不可言状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对未知的事物产生景仰之时，这种看似混沌的敬畏与信仰，恰恰是人类心灵安顿和諧的源泉。感性的价值体系是从内在的主观意志出发，它依据的支点在内而不在外，不受外部经验的冲击和改变；而理性的价值体系确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观照尺度，它依赖于外部经验，而外部经验与人内在本质是有界限的，加上科学理性的局限和过滤，外部经验通过理性的管道传导到人内心深处一旦与传统价值相矛盾，并异化了传统的伦理，那将是人伦的重大危机。信仰和崇敬未知的事物相反可以超越所有经验的束缚，摆脱科学理性的局限性，不受日新月异的经验的遮蔽，保持一个稳定的绝对坐标让内心拥有协调与安宁。而如果用理性的尺度把握经验，首先人的有限理性的权威会被无限变异的经验所影响，所谓科学的结论、理性的认识、观察事物的坐标会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客观经验的异化而变化，理性的认识和规律必然频繁地更新、改变，在剧烈的变化中，由于缺乏稳定的价值支撑，人难免会在变迁的波浪中迷失、困惑。如果人们把科学理性作为最高的标准，不仅不一定会接近客观事物的本质，反而会在不断被经验改变的理性坐标中迷失传统的价值。何况从人出发的科学理性并非人类必然的出路，倘若由于人的尺度的局限与现象的偏离而导致理性对人类发展的异化，那么是不是在迈向人类幸福的终极目标南辕北辙呢？

　　任何事物都是辨证的，科学理性也不例外，即使是被证明为真理的结论，那也只能说明是在依据某种工具手段的前提下，人看真理的一个角度，而非事物的真相，站在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立场也许我们只看到一些真实事物的侧面。先验的本质创造出自然的生命，生命衍生混沌的感觉，感觉衍生清晰的意识，意识提炼出科学理性，这个生命衍生的序列是无法变易的，如同理性无法创造琢磨不定的意识，意识无法倒推出混沌的感觉，感觉无法创造有机的生命一样，再先进的科学理论都无法直接复制出系统的生命体系。人类理性的发展之道就是对自然序列的一种打破和颠倒，其先天的局限和遮蔽导致人类在通往生命本质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无数的拐点，难以通达终极的彼岸。在对待生命伦理以及与生命有关的事物时，理性的人应低下高傲的头，保留对传统的生命伦理朴素的敬畏。看待和审视万物，我们需要的是立体的视野，而不能只用理性平面化地观察浩瀚的大千世界，也许越过科学理性的山峰，才能看到更多彩绚丽的风景！

　　作者:袁烜

　　一、只有技术创新才能救中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國经济得到了飞速增长，平均每年递增８% 以上，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龙头，但经过二十多年经济长足发展的中國人，现在才开始认识我们的经济发展与周围环境并不和諧。由于我们不断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快速开采能源，并且不断地加快消费，严重地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结果，在中國每分钟将要失去７公顷的森林或耕地、流失２０吨肥沃地表土壤、大气中增加３０００吨二氧化碳，每小时有２３０公顷具有生产能力的土地转变成沙漠，每天有８万吨硫酸以酸雨的形态降落在每一个角落，使桥梁、窗户被锈蚀，使水泥墙壁及装饰脱落，使树木枯黄，使庄稼减产，使人生病；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大城市，中國占了８个，还有，黄河枯竭，水灾、旱灾连年，以及，沙尘暴、能源开采中出现的重大伤亡事故，也越来越频繁，伤亡人数也越来越多，每年光沙尘暴给中國造成的损失就高达５４０亿圆。——上帝正在开始不断地惩罚中國。

　　中國的经济增长越快，能源的损耗也越来越快，可惜中國的能源并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盆，中國的石油资源已经枯竭，煤炭资源也将要耗尽，水资源也在不断下沉。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江浙和广东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能源紧张，工厂开始停水、缺电。能效的问题，即：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已经开始摆在我们的面前。根据统计，中國的投入和产出的能效指数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中國每创造１美圆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４. ３倍、德国和法国的７. ７倍、日本的１１. ５倍。在中國，拉动经济发展的因数７０% 是靠资本投入，技术投入不到１０% ，而在发达国家正好相反，拉动经济发展的因数７０% 主要是靠技术，而不是靠资本投入。如果让这种情况再继续发展下去，中國将会在１５年内面临着能源很快就会耗尽的危险。据初步估计，按照目前中國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速度，中國的能源大部分将在１５年左右就会耗光，最后连老百姓喝水都将成为问题，因此，这种对自然界掠夺式的低能效高速经济增长，对中國越来越没有意义。现在国家能够解决这个能耗与发展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靠技术创新，提高能效指数。

　　二、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自主创新”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明确写入仲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之后接受央视采访被问及“自主创新”的主体时，回答说：“我一生都在做科研，如果你在１０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科研机构是主体。但是，经过这１０多年不断地升华认识，特别是接触到中國技术创新的实际之后，我现在会坚定地回答是企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是坚定不移的。”

　　建国５０多年来，中國的科技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的科技研究部门以及大专院校，每年国家把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科研经费投放到这些科研部门，专门去研究那些所谓的尖端科学（其实很多都是重复别人的劳动）和科学论文发表数量上，而对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问题却无人问津，政府对企业只是看作一个简单的赚钱机器要求它永远不停地运转。这样的机器哪怕它起初技术多么先进，技术性能怎么的好，机器运转几年之后也会因磨损过度，以及部分元件没有及时更新和维护，很快就会咽气。

　　当年的７４２厂（后来改名华晶）就是一个例子，１９７９年７４２厂与南韩三星同时引进东芝公司的ＩＣ生产线，后来三星却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之一，而一个具有世界最大半导体市场的国家——中國，他的ＩＣ工厂却会在引进成功刚好十周年时就倒闭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的结果，越是技术先进的企业，更加要求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企业光靠吃老本，最后一定会要倒闭，中國在集成电路技术引进方面花钱并不少，继７４２厂引进ＩＣ生产技术之后，还有多家企业也引进过国外ＩＣ生产技术，但几乎没有一个能成功，这个原因可能到今天人们才会慢慢地开始明白。

　　中國政府对企业和企业家过度的管理，以及浮躁、急功近利的心理都是阻碍“自主创新”发展的主要原因。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板如果一年任期不出成绩，或二年任期内完不成国家任务，这个老板的下课必定无疑，而一项新的技术发明，申请专利审查需要三年，实施和转化成商品平均时间需要７~ １１年，并且能把新技术转化成商品的成功率最高才有１５% ，可想而知，当今有哪个国营企业的老板愿意冒风险去搞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之初，在被称作“中國硅谷”的中关村，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了数万家科技型企业，但个个都长不大，也活不长，大多数企业平均寿命不到五年。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企业在诞生之初由于选择技术产品对路，使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但当产品生命周期一过，紧接着企业就会陷入倒闭的泥潭。其中：北京四通、杭州ＵＴ斯达康、广州南方高科等企业都是很好的例子。企业光靠一个产品或一代产品，没有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这种企业注定是命活不长的。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政府创新

　　目前，中國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从当年的国营企业脱胎而来，通过股票上市，给政府减轻了包袱，但企业的包袱并没有减轻，而是更多地转移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名义上企业的性质已经转变了，但实际上企业的性质根本就没有改变，政府不但对那些亏损的企业或潜在亏损的企业完全抛掉了包袱，而且通过税收还在大把、大把地从这些企业中抽钱。

　　以康佳公司为例，康佳公司最好的年头曾经向国家上缴利税１２个亿，而自己最好的年头税后利润还不到３个亿。例如：２００４年康佳公司上缴利税８１，５４６万元，而税后利润大约才５０００多万元。而对于康佳的所有股民，公司上市十几年来几乎没分到过一分钱，政府这种对企业涸泽而渔的做法让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的管理者首先是考虑股民资本的安全，在这种沉重的包袱束缚之下，怎么会有人愿意冒风险去搞技术创新。无论多么精明的商人，做生意也有亏的时候，同样，哪怕以前多么风光的企业，也会有亏损的时候，但政府对亏损企业的税收却永远不会减少，企业永远都是政府的酿酒料。因此就有，企业倒闭时，第一个债主是政府（——我的税收一分不能少），其次是银行（——我是国家的，不还钱，我起诉你欺骗罪），然后才轮到职工（——虽然倒霉，还有比我更倒霉的），最倒霉的是供货商和业主（——企业是我的，债务更是我的）。两个人合伙做生意，其中一个人永远是赢家，到最后只能是散伙，这就是中國当今企业的命运。

　　政府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虽然也出台过一些优惠或扶植政策，但起到的作用并不很大。例如政府支持的ＩＣ技术开发，以及ＡＶＤ、ＥＶＤ技术开发，还有ＨＤＴＶ技术开发等项目，都没有使这些项目或参与这些项目的企业得到健康发展，政府的支持反而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浮躁，急功近利的思想更加急激升华，年初招标，年底就可以获收，只能鼓励企业弄虚作假，谁的台词说得漂亮，谁就胜出擂台，因此，弄虚作假的行为到处横流，１９９９年５０周年大庆就宣布试播成功的中國ＨＤＴＶ高清晰度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现在已经时隔７年还在继续试验之中。

　　没有市场竞争，经济就不可能搞活，但市场竞争并不是让企业变成动物家园，弱肉强食。政府作为企业的守护者和支持者，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参与竞争的企业更有序，大家都愿意遵守游戏法则，使企业之间既有竞争也有谦让，不要让所有企业都去争夺同一快蛋糕。认真执行专利法是避免企业过分竞争的有效法则，也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好方法。政府对企业的扶植和支持应该更有普遍性，让企业提出自己熟识的项目，然后政府提供部分项目发展资金进行扶植和支持，同时企业也要拿出一部分自己的资金，并由企业来管理，充分发挥企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这样的合作项目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不应该由政府挑选几个科学家，搞个形象工程，放个鞭炮，就宣布中國进入自主创新的自由王国了。

　　大企业的技术发展应该代表着国家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不应该由科研机关和大专院校来主导，因为大企业是国家经济创收的机器，是民族工业的栋梁，也是创造社会稳定因素的重要机器，大企业还应该是给消费者提供服务和执行国家政策的典范。在市场经济法律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小企业容易造假，但大企业应该担当更大的社会责任，绝对不能造假，大企业还应该是制造技术标准和严格执行技术标准的单位，因此，大企业才是真正主导技术发展方向的部门。

　　政府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关心、保护和支持大企业的技术发展。大企业一般在技术转型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可能会倒闭。例如：美国的ＩＢＭ公司在准备从生产传统的针式打印机技术转型到生产电脑技术时候，差点就倒闭，因为任何一个新的技术产品，在产业链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成本都很高，用户很少，可能会亏本，但是一个大公司的技术转型成功后，将会带动上千上万个技术关联的企业同步发展，给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ＩＢＭ公司在几次技术转型的时候都受到很大的挫折，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及时支持，可能早已倒闭好几次了，每当ＩＢＭ公司面临倒闭危险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加大对ＩＢＭ公司产品的政府采购计划，使ＩＢＭ公司重获新生。同样，美国的波音公司如果当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很早就倒闭了。波音公司在经济萧条日子最难熬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救它，给了它一笔非常巨大的军品科研经费用来研制Ｂ- ５２型远程轰炸机，后来该公司把轰炸机的科研技术应用到波音７０７飞机上，使波音公司一跃成为全球最著名的远程客机制造商。可见美国政府对大公司的经济地位非常有远见。

　　一项大的发明如果转化成功，可以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发展，同时政府可以从产业中获得非常巨大的收益，首先政府可以从第一次分配中获取毛利的１７% 纯收入（增殖税），第二次分配政府又可以获取纯利的５０% （企业所得税），第三次分配政府再可以获取纯利的１２~ １５% （个人所得税），第四次分配政府又可以获取纯利的８% （个人消费税、营业税），还有继续的多次分配，如银行利息税等等，政府都可以继续获利。

　　这么大的利益为什么政府这些年来还对发明专利的转化工作却漠视于衷一点不感兴趣呢？原因之一就是还有一块更大的肥缺可让政府无本万利——卖土地以及进口税。以前土地属于公有不值钱，最多只能卖一张门票或收租，现在把土地使用权卖给个人，一卖就是７０年，相当于连后面几代人的财产现在都可以开始卖了，每年几千亿元的土地税和卖地收入怎么能用得完，所以还有１万亿美金存在美国银行中呢；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几千亿的进口税。可惜的是，土地很快就要卖完了。当中國完全加入世贸以后，进口税这个肥缺很快就要降低了，这个肥缺不但要降低，中國的企业每年还要给国外企业交一笔非常可观的专利税。可想而知，中國政府不应该对向外国人交专利税不闻不问了吧？也不会不对中國人申请专利不感兴趣了吧？也不会不对扶植中國人的专利转化不感兴趣了吧？

　　其实政府手中的钱太多了并不是好事，政府手中的钱只能用于公共利益事业，剩下的钱就是由政府乱花。如果让政府去办企业，其效率是最低的，这条路已经实践过好几十年了，国内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太多了反而会影响群众消费，使企业开工不足，不但影响企业发展，还会影响就业。目前中國的产品普遍供过于求，平均有４６% 的产品被积压，同时中國还有６００多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专生和本科生，以及硕士生和博士生没有找到工作，或游离于失业的边缘。每年政府招聘公务员的录取比例是三百分之一，著名企业招聘本科应届毕业生录取的比例也是一百分之一。一方面企业由于产品积压而开工不足，另方面群众由于找不到一个好工作而没钱消费，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方面，群众和银行８０% 的资产都转化成了房地产泡沫，虽然大家都不情愿地等着看到泡沫正在不断地长大和破灭，但总会有一天这个泡沫会破灭，这一天可能为期已经不远了。

　　目前，中國的所有企业正面临着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日本企业同样所面临的困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國将要正式加入ＷＴＯ，而紧接而来的就是我们的企业也要开始给技术引进国不断地交专利费。日本企业在９０年代之前也是通过技术引进，使经济发展得到快速腾飞，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将要赶上技术输出国的时候，技术输出国就会挥舞知识产权大棒来限制你的经济发展。因此，日本每年也被迫要给技术输出国支付上百亿的专利费（其中有一年为２６亿美金），迫使日本也把部分产业向台湾以及中國大陆转移，虽然日本当年也是无可奈何，但却让日本逐步走向技术强国指明了方向。此后，日本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申请发明专利，经过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就由一个技术输入国，一跃变成了技术输出国。

　　仲共１６大，把“自主创新”写进黨的１６大报告之中，是黨中央高瞻远瞩，已经早早的就知道这一天一定会要到来，就是中國的企业将要在不远的将来被迫给技术输出国的企业征收高额专利费。现在，企业搞自主创新和技术创新，也相当于是一次企业的技术大转型，由原来的单纯产品加工型，转变成具有獨立技术开发能力的产品生产型企业。现在政府主动提出，要企业搞自主创新和技术创新，对企业也是一件渴望已久的好事情和新机会。但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搞自主创新和技术创新，将很难取得成功。

　　因为，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要增大技术研发经费的投入。目前，中國大多数企业在资金方面基本上只能勉强维持生产，难以拿出再多的钱用于技术开发。并且搞技术开发转化成商品的过程时间非常慢长，风险很大，更没有人愿意把有限的钱用来搞技术开发。政府必须在政策上，以及财力上给与自主创新型企业更多的支持，企业才会有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经济普查主要数据第二号公报显示，我国在一些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中仅一成多开展科技活动，代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仅占企业销售收入的０. ５６％，而固定资产投入一直在ＧＤＰ的４５ %左右。估计要到２０２０年，中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才会达到ＧＤＰ的２. ５% 左右。这个数值与技术先进国家企业在技术研发经费投入方面进行比较，低得可怜。

　　在全球研发投入前５０家企业中，欧盟（１８家）多于美国（１７家），日本为１２家。这些企业在前５０家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欧盟企业３６% ，美国企业３５% ，日本企业１２%.

　　四、政府要多为企业服务

　　搞自主创新不能单纯看成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也应该改变职能，提高工作效率，多为企业服务。目前政府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非常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世界银行公布的《２００６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显示，在世界１５５个国家或地区当中，中國内地的经商环境排在第９１名，处于中下游水平。报告通过测评满足政府各项要求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对一组与企业开办、经营、贸易、纳税和企业关闭相关的法规指标进行了跟踪调查。报告认为，在东南亚太平洋地区有一些经济体的商业环境的宽松度非常高，如香港和新加坡。但中國内地的商业环境并没有这么宽松，对中小企业而言尤其如此。仅以企业开业注册为例，在澳大利亚需要２天时间，新加坡需要６天，中國香港需要１１天，中國内地多数地方则需要月３０天。这意味着中國中小企业的开业注册成本大大高于以上国家或地区。

　　政府在创新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不仅直接推动制度创新，还通过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國家和转型国家，政府创新对于技术创新尤为重要。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促进自主创新还存在一定的体制障碍。政府不仅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来消除这些障碍，还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促进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保障和激励作用。一项技术创新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投入是难以收回的，更谈不上获取收益，这样就无法使技术创新进入良性循环。创新型企业最怕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虽然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诸如法律法规不健全、多头管理、执行不严等问题。这就需要各级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的创新活动有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法律基础和保障。任何社会产权制度的形成，都需要政府做出法律上的安排，通过对产权的初始界定，保障不同产权所有者的排它性地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通过政府来实现，企业无法为自己提供这种外部条件。促进自主创新需要提高科研开发能力，必须深化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和共享，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形成广泛的多层次的创新合作机制。要进一步完善适应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竞争机制，坚持国家科技计划对全社会开放，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为全社会积极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等优惠政策。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税收优惠不针对特定产业，税收激励主要就表现在鼓励研发，研究开发费用直接作为成本列支，而不作为资本性支出。企业在创新方面投入有多大，往往要看是否有完善的激励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鼓励自主创新，要鼓励技术创新，更要鼓励制度创新。

　　促进自主创新需要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企业自主创新急需大量资金，但无法及时便利地从合法的金融机构获取，一些民营企业只好通过地下钱庄来解决，这不仅不合法，还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很高的成本。让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如果不进行融资体制的改革，无疑是让企业做无米之炊。在国内资本市场面临诸多发展困难的前提下，有学者呼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一是构建一种商业银行对于科技研发、自主创新活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二是用好财政贴息、财政支持之下的政府目标信用担保体系等政策性金融金融工具。

　　无论是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制定各种鼓励自主创新的优惠政策，还是进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和制度创新都离不开政府创新。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包括公共政策创新和管理体制创新，才能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发达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动科技创新的，不是政府直接投入，也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呼吁就实现的。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企业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用于自主研发，是因为公共政策的导向，以及企业追求利润的驱动。政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公共政策创新和管理体制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在发展中國家和转型国家，一些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完善或者执行不力，财税、金融体制对自主创新还存在障碍，缺乏鼓励和推动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而这些制度基础设施都需要通过政府改革和创新才能提供。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进行政府创新。

　　陶显芳２００６。４。２６

　　作者:陶显芳

　　笔者曾在２００３年发表《研究俄报废航母后，中國海军可能暂时放弃拥有航母》，文章指出中國政府和军方，一直在认真研究停靠在大连港的前苏联航母“瓦雅格号”。这艘报废航母是由澳门一家公司收购，计划送到大连港进行改装，使其变成一个海上娱乐世界；然而此航母停靠在大连港已经几年了，蹊跷的是最初购买此航母的澳门公司似乎失踪，只剩下航母孤零零地留在大连，并不断有中國军方人员出入；联系到２００５年时的一些传言，据说此艘航母可能被用做军事用途，可能被进行一系列军事改装，这引起关注中國军方的人们的好奇心。

　　在中國天津港口，还有一艘前苏联报废航母“基辅号”；这艘航母是前苏联于１９７０年开工，并于１９７５年建成的，成为令西方世界畏之如虎的“海上杀手”，由于在俄罗斯经济困难时期军费紧张，这艘可以继续服役的航母于１９９５年退役，不久这艘“巨无霸”莫名其妙地转到了中國，被天津一家娱乐公司改造成水上公园，得到很好地维修和保养。谈到这里，还要提到位于深圳港口的前苏联报废航母“明斯克号”，这艘在１９７５年服役的前苏联航母，据悉在世界常规航母中名列第五，此航母于１９９８年６月被深圳明斯克公司收购，被开僻成以军事题材为主的水上世界。此三艘航母通过各种渠道被中國购买后，都被中國军方技术人员进行了详细地研究检测，可以说现在中國大陆制造航母的能力已经充分具备。

　　但为什么中國没有开始制造航母呢？正如笔者在《研究俄报废航母后，中國海军可能暂时放弃拥有航母》中指出，中國现在拥有航母，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怀疑，而且无法战胜台海冲突中美国介入的航母，反倒在平时维护保养中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既然中國大陆现在无力进行军事远投，又不能保证台海冲突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要占有军方有限的军费，那么中國拥有航母确实弊大于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國大陆暂时放弃拥有航母，倒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认为中國大陆已放弃这方面的研究，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说自２００２年以来，中國大陆军方人员撰写了大量如何有效攻击航母的研究论文，而且中國军方也一直在潜心研究制造航母和武装航母的技术问题！

　　在中國大陆，一切涉及国防的领域都属于国家机密，就连中國军事院校食堂面向社会，由民营企业承包，都会引起中國政府和军方的讨论，因为担心可能发生的泄密。这种不透明的政府运作，在中國军方更加严重，美国由于担心会因此出现误判，从而一直要求中國政府和军方增加透明度，以便清楚掌握中國军方的动态。在中國第四代领导班子上台后，私有化进程并没有停止，而且涉及到了中國军工业，中國政府明确提出民营的军工企业，并鼓励中國资本家进入军事产品制造领域。中國政府对此的口号是“寓军予民”，笔者认为这其实就是“以和养战”，即利用和平时期积蓄力量为战争做准备，而这样“寓军予民”有几个好处，利用民营企业提高军备而不被指责，扩大战争储备基础，减轻中國政府和军方的经济负担，表面减少军费开支实际增加隐形军费……

　　中國大陆目前拥有三艘航母壳子，而维护保养费用却并没有让政府和军方承担，中國军方的任务只是研究如何装备这三艘航母；由于前苏联退役航母并不是由于寿命问题退役，所以航母舰体的损坏程度并不是很大；武装三艘航母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飞行甲板破损不能水平起降战斗机，但不要忘了，世界上垂直起降的战斗机技术已经非常完善，只是不知中國对此的研究和引起进行的如何，另外这三艘航母完全有能力起降武装直升机，所以最大的问题可能并不是问题。中國军方只要潜心制造航空母舰上的一切装备，并在紧急状态下迅速安装即可。早在鄧小平时期，邓公就明确说明“中國有能力制造航母，只是养不起而已”，那么以现在中國大陆军方的技术能力，恐怕武装这三艘航母并非难事吧？！

　　中國政府是否有武装这三艘航母的打算，外界无从知晓，但中國军方有能力迅速武装三艘航母，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吧！中國一方面宣称不打算拥有航母，一方面在三个港口停泊着航空母舰壳子，这大概就是“寓军予民”吧。由于三艘航母为民间所有，并得到很好地维修保养，在和平时期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参观游览娱乐，得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也许是在中國发生战争时，航母可能无法被中國军方征用的原因，因为中國宪法明确写了保护私有财产；但中國政府在近两年又出台了另一项法律，是有关战争时期征用民间物资的，这项法律规定中國面临战争时，中國政府可以征用一切物资以备战争之需，并在适当时候给予补偿。那么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深圳明斯克公司经营的红红火火的航空母舰，突然被中國国有银行告上法庭，要求拍卖“明斯克号”以还银行贷款，由于民营企业并不认可，这场官司一直在诉讼中。笔者关心的是如果国有银行拥有了这艘航母的决定权，那么这艘航母壳子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而大连港口的那艘要求被改造的航母，仍然在大连港停泊，对其拥有的澳门公司却神秘消失了。唯一正常经营的位于天津的“基辅号”似乎还没有发生问题，但如果战争来临，它恐怕难逃被改装的命运……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李扬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日首发于《新世纪》

　　作者:李扬

　　每当看到我们拿苏- ２７和苏- ３０K 和F １６比较，以此说明我们有能力突破台湾的防空系统，就有一种悲哀。为什么是俄罗斯生产的战斗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战斗机呢？尽管自１９７９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只是在前几年靠购买俄罗斯的先进战斗机才增强了我们自己的空军能力，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极不相应的。我们自己常常拿原苏联的解体替自己辩护，为中國在前几十年发展极其缓慢甚至是停顿的军事实力找了一个似乎合适的借口，现在我们又盲目地用“和平崛起”为中國仍然落后的军事实力找了一个更加合适的台阶。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需要经济的增长，还需要科技的增长，军事的增长，民主的增长，而中國的发展恰恰是一个畸形的发展，科技，军事，民主都远远落后于中國的经济发展。

　　我们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后，就一直有“技术换市场”的幻想，先是幻想欧美发达国家给我们技术，８９年以后这种幻想破灭了，后来我们又将希望寄托在俄罗斯身上，但事实告诉我们，市场没有换来技术，更没有换来我们持续的科技发展，也就仅仅换来产品而已，而且还不是最新的产品，如果说是先进的，那仅仅是相对我们自己国家的产品来说而已。苏- ２７和苏- ３０，对我们国家来说最先进的，但决不是俄罗斯最先进的，相对美国来说也不是最先进的，甚至连先进也不是。我们曾经打算购买以色列的先进预警飞机，在美国的干涉下，我们没有购买成功；最近我们打算捷克的先进雷达，最后同样美国的干涉，我们又没有购买成功。想想真是悲哀，为什么以色列，捷克可以研制生产的先进武器系统，我们却没有研制成功呢？如果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武器，我们还可以理解，而现在，我们从战斗机到防空导弹，从潜艇到驱逐舰，从雷达到预警飞机，……除了核武器之外，以及有限的空间技术之外，我们拥有的先进武器几乎都是购买的，而且还受制于人。今年是中日甲午１１０周年，当年我们拥有先进的购买的先进武器，却没有获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近代史上的最大失败之一。而现在，我们的先进武器也是购买的，我们能否成功地统一中國呢？日本用了２５年的时间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之一，我们同样走过了２５年，为什么却没有成为世界最先进国家之一呢？尽管我们变大了。

　　不仅在武器系统上，在其他方面，我们的市场换技术幻想同样破灭了。尤其是近几年，全国上下大搞引进外资，给予外资超乎寻常的待遇，以致于很多中國人，拿了钱到国外转了一圈在回来，摇身一变，成了外商投资企业，有的甚至连中國国门都没有迈出一步，由此可见，“国外的月亮就是比中國的月亮圆”。加入WTO 之后，有人马上喊出了世界制造中心的口号，将“给人打工”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中心”。时下，全国闹电荒，煤荒，水荒，油荒，外资能解决我们的电荒，煤荒，水荒吗？这样的制造中心就是拿自己的资源折腾，除了GDP 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引进外资和GDP 增长率成了“一俊遮百丑”的东西，哪里还谈得上科技创新呢，比如说苏州，昆山，引进外资的能力是不用说的，但创新能力呢？似乎没有这个指标，“我打工，我自豪”！

　　“市场换技术”的幻想是要破灭的。实力是购买不来的，技术是购买不来的。我们尽管喊了几年创新，却不见成效，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购买别人生产好的产品，我们已经习惯了“嗟来之食”。为什么中國有很多彩电厂家呢？其实不是彩电利润高，而是彩电的生产技术可以购买到。很多比彩电利润高得多的产品，我们至尽仍然没有自己的品牌，尽管中國也是世界消费大国，比如说复印机，比如说传真机，就连这样的产品我们自己都生产不出，真是悲哀呀，更不要说计算机芯片，那利润就更高了。在中國，仿造总的来说不是利润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仿造，如果仅仅是利润高而不能仿造，需要创新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仿造了。彩电是，手机是，DVD 是，而飞机不是，导弹不是，雷达不是，CPU 不是，所以就有了我们依赖苏- ２７来对抗F-１６，而不是我们的飞豹。尽管我们有强大的先进武器的需求，为什么美国不让其他国家买给我们呢？市场能换来先进的武器吗？

　　和平崛起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而已，甚至是一相情愿的，我们期待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实是一种幻想，外交是双方的，美国怎么看待中國的发展（我们还在发展中，还称不上崛起，起码还在崛起中）呢？美国人准备了航空母舰，准备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准备了信息战武器，我们准备了什么呢？靠市场是换不来航空母舰的，就连我们当初购买俄罗斯的报废航空母舰都那么艰难，我们能买到什么呢？为什么我们２５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技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呢？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单一策略是否应该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回到纹革的悲剧中，而是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军事，我们的民主建设落后的局面。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前几年也存在着用市场换统一的幼稚幻想，幻想着一旦台湾离不开大陆的巨大市场，统一问题也就解决了，但今天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可能渐行渐远的台湾。

　　以市场换技术延误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创新。八十年代初的汽车引进技术并没有造就中國本土汽车技术的进步，相反，倒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民营企业对中國自主汽车技术的进步贡献的更多。同样，中國２０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干线飞机计划本来进展的挺好，结果麦道一个微不足道的合资项目就让我们国家的干线飞机计划泡汤。很多政府热衷于搞合资，本来好好的国有企业，不是想着怎么发展，而是想着怎么搞合资，好在政府报告里好好吹嘘以下。前几年搞国有企业改革，我们还自以为是地说要拿最好的国有资产搞合资，如果说能真正引进技术，壮大国有资本那倒真的是好事情，可是结果是好好的国营企业一合资就死亡。上海的星火机械厂，本来是国内很好的冰淇淋生产设备制造商，非要和利乐公司搞合资，结果是死了。既没有换得技术，也没有换得市场，换来的是企业的死亡，换来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换来的是职工的失业。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引进外资金额常常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东西，但又有多少相应的国有资产流失呢？不是说外资不好，但外资就是外资，我们绝对不能依赖外资，外资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给中國技术的。

　　技术换市场的技术是造成中國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环境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近１０年之际，西部大开发并没有取得人们想象中的成绩，更远远低于当初沿海大开发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西部的所谓优惠政策，在沿海早就有了，甚至过之而无不及，再说我们的很多优惠政策是给外资企业的，还是期待外资企业去开发西部，从头到尾是一种幻想。整个中國沉浸在一种以市场换技术的幻想中，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想办法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以市场换取外资，换取技术。最近几年的汽车发展，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都在沿海，就连东风汽车的合资项目都放在了广州。就连北京也不遗余力地推进汽车工业发展，现代，奔驰项目相继上马，从来不顾及北京的实际状况，我常常想，南水北调的实际意义有多大呢？北京自身的发展中又考虑了多少本地缺水的实际因素呢？北京要上芯片项目，而这是耗水量很大的项目。北京自己不考虑缺水，却要全国人民不辞辛苦的搞南水北调，干吗这么做呢？南水北调是鼓励北京的环境恶化和不切实际的发展。

　　其实，内地尤其是中西部更需要汽车项目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象河南，江西，陕西，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打工人员最多的几个省，如果有几个汽车项目上马，能极大地带动本地经济尤其是就业的发展。现在中國的发展，喜欢搞几个中心，我们的经济学家也不断地拿西方的指标怂恿我们几个三角洲的发展，却不顾及中國的实际状况，一方面沿海承担了太大的人口压力，无论在就业，治安，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的危机，一方面，内地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就业恶化。如何平衡中國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也应该是每一个省市的问题。可惜，现在每一个省市比拼的是吸引外资，只要有外资，什么可持续发展，什么地区平衡，全成了摆设。如果我们幻想外资去平衡中國的发展，是痴人说梦。再说我们的市场已经足够大了，只要适当引导，完全可以让他们到河南，到陕西去投资，可是沿海的一些省份只要是外资，干什么都愿意，哪还顾得上地区平衡。西部大开发的失败主要原因在沿海，当然也有西部自己的原因！

　　我们曾经幻想美国能够阻止台湾的獨立，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那是我们２０年最大的错误。美国麻痹了我们的思想，以至于我们今天才匆匆地加大军事准备，可是我们没有先进的战斗机，没有先进的雷达，没有先进的预警飞机，没有先进的航空母舰，……以至于我们的军事战略还停留在积极防御的年代，以至于我们对美国的干涉常常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鱼死网破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我们能说的是“不能输而不是战胜美国”，起码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承认了我们落后。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的军事实力，没有得到迅速的发展呢？说到底和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的幻想也是分不开的。据说美国卖给中國空军的波音飞机装了窃听装置，中國在西藏的军事人员部署几乎就是“地球上都知道的秘密”。我们连象模象样的运输机还得进口波音飞机公司，可是美国政府却在波音公司制造的战斗机阻碍中國的统一，我们能不悲哀吗？是谁在阻碍我们自己的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发展呢？我们换来了先进的战斗机技术了吗？

　　美国给了我们市场，给的是初级加工产品的市场，就是因为这样的市场，让我们热衷于建设“世界制造中心”，沉迷在“模仿和嗟来之食”的技术中，于是我们不断地降低成本，不断地恶化工作环境，不断地消耗有限的能源，资源，不断地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以求得在世界初级成品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门票，但结果美国搞了很多次反倾销，结果我们无言以对，就象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没有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只好再想办法企求获得美国政府的宽恕，往往就是在降低成本以应付美国政府的高关税，结果美国获得了更加便宜的中國商品，而不是我们常说的是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正是这样的“制造中心”让我们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沉迷在制造中心的幻想中，中國富豪榜里几乎没有真正的高科技，有的只是投机，有的只是房地产，如果有高科技那也只是幌子。所以，美国给予我们的初级加工产品市场，也麻痹了我们的技术创新，找一些工人加工家具出口美国，给的工资低一点，又没有各种环保费用，就能成为百万富翁，那为什么要发展高科技呢？

　　现在的台海危机该让我们警醒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挺直腰板面对美国的航空母舰群，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群呢？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航空母舰群，如果我们能在美国的西海岸或是东海岸也搞个什么代号“成吉思汗”的演习，看看李登辉还能怎么说？……说到底，是我们不够强大，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先进武器，是我们自己缺少高科技实力，是我们自己缺少发展高科技的体制，是我们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视程度不够。就算俄罗斯现在愿意买武器给中國，可是真的中美发生了冲突，俄罗斯还会买武器给中國吗？中國的命运应该中國自己决定，不是美国也不是俄罗斯，我们应该彻底放弃市场换技术的幻想！从现在开始，给予我们自己的企业更多的支持，制定出更加适合中國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重视中國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平崛起”需要我们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障，而不是我们的和平概念！

　　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强大主要缘自科技的强大，然后是经济的强大和军事的强大。现在美军举行的夏季脉动演习展示的就是美国的先进武器，展示的就是美国的实力，而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先进的武器，缺少高科技的武器。是我们该警醒的时刻了，是我们该重新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了！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１１０年，我们如何再次面对历史上的耻辱呢？我们如何保证在即将可能到来的台海危机中不重蹈覆辙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西方隆重庆祝诺曼底登陆成功，我们同样应该隆重纪念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应该反思战争的失败并以此来促进中國的强大！战争不应该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和平应该依旧是我们最优先的期待！但一旦发生战争，今天的中國就绝对不能再次面对一场失败的台海战争，绝对不允许一场可能失败的中美战争，我们必须要战胜，而不是输不起！我们必须放弃积极防御的被动战略，如果有战争，必须要胜利，要一场体面的胜利，而不是鱼死网破的胜利，不是一场“国破山河在”的胜利！这需要我们有先进的科技，需要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需要我们有一个团结民主的政府！

　　放弃幻想，加强，加快科技发展，这是每一个中國人急迫的任务，这是每一个中國企业的任务，这是中央政府和每一级地方政府的任务。

　　作者:陈国军

　　中國现在农村农民穷，蕴藏政治危险，已经成为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三农问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已经引起人们注意，引起了国家执政者的高度重视。为此中國执政黨和政府连下六个中央一号文件，希望做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解决三农问题。在黨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下，这些年来，中國各级政府，省市县乡村的广大干部也在尽其所能为其工作，抓产业结构调整，抓科技扶贫。然而执政黨和政府这些良好愿望和付出的巨大努力，却收效不大，也可以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得到预期愿望和效果——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反而让更多的人感觉到这个问题存在和严重性。为什么中國有良知、道德高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工作能力很强的，积极工作的执政者，在付出很大努力后，仍解决不了问题？这就需要从另一层面去认识问题。

　　机器出了故障坏了，想不想修，要不要修是一方面问题，想修要修问题解决了，下一层面的问题是弄清原因，懂得怎样修的问题，这是科学技术知识的问题。人病了，想治要不要治是一方面问题，而弄清病因，怎样治也是科学技术知识问题。“三农”问题出现，可以说是社会经济运行生病了，找出病因，怎样治，同样是科学技术知识问题。想不想，要不要解决三农问题，中國现在的执政者肯定是想和要解决。在中國可能就难找一个“书记”或“长”不想不要解决三农问题。想和要解决一部分人贫困问题，可以说不仅是现在中國执政者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中國历史上，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执政者，都想要解决的问题。因而能否解决三农问题是科学技术知识问题！

　　治机器的“病”需要物理知识，治人的病需要医学知识，那么治社会经济的病需要什么科学技术知识呢？治它需要“经济”学和“政治”学知识。

　　这个“经济”学不是目前流行于世的被称为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目前流行于世的被称为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宣扬左倾思想观念或右倾思想观念的理论知识，左倾右倾经济学，严格地讲是背离了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形成的东西。它们是去宣扬某些人的思想立场观念的理论体系。这里所讲的“经济”学是遵照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只是真实客观正确认识事物、认识各种事物的关系，而形成的科学理论知识。它是象物理学化学一样类型的理论知识，它象物理学化学一样，只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与经济事物也是自然形成物）形成的一门基础科学知识。

　　这里所讲的“政治”学，也不是目前流行于世的被称为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这里所讲的“政治学”，它是总结汇总人类如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安邦治国的经

　　验教训和智慧。它是象汽车制造修理知识一样的专业知识。

　　这个“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工科和理科的关系，就象汽车制造修理专业知识与物理学的关系一样：“政治”学是应用性的技术性的工科类的知识体系；“经济”学是基础性认知性的理科类的知识体系。“政治”学做为一门工科知识，它自然是要以基础科学“经济”学为基础。如何搞好政治，如何安邦治国，使国泰民安，自然要先对社会生产生活有一个客观真实正确的认识，得弄清人类社会经济这部大机器是怎样组成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的，怎样运行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有弄懂弄清了人类社会经济这部大机器是怎样运行的，弄懂弄清了其中各部分是如何联系，弄懂弄清了它们如何作用相互影响，才能清楚认识社会病因病根，才能设计制造使用“医方”和“药物”治社会的病，给社会治病去病。“经济”学是理科，政治学是工科。解决“三农”问题，治疗社会经济疾病，需要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里所指称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尚未被人们拥有。或者说人们仍没有按照科学的精神和思想方法，来认识社会生产生活事物，来组成构建社会生产生活事物的知识体系。人们更多的是被自己的利益观（或某个階級的利益观）驱使，用立场观念来组成编造经济的、政治的说法。弄出无产階級利益观或资产階級利益观的经济学或政治学。弄出左倾的无产階級的经济学和右倾的资产階級的市场主义经济学。现在那些宣扬主义信仰观念的经济学、政治学，那些站在某个階級立场言说的经济学、政治学，都是背离科学精神和认识方法的伪科学、假科学。

　　虽然有学识的人普遍知道，科学是客观真实认识事物的知识体系，它里面是不该含有（个）人的立场观念。但是在认识社会上政治经济问题时，在涉及到人的利益问题时，人的立场观念对人的影响太大，人们难以抗拒自己或某部分人利益的主义观念的言说，很容易接受宣扬主义信仰观念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成为某个伪经济学、伪政治学的拥趸。虽然他们明知自己所赞同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里面含有大量的人的主观思想立场观念，是与真科学不一类的。但他们仍坚信自己认为的主义观念的学说是真理是科学。他们用“社会科学就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有没有（个）人立场观念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辩解，为自己的错误认识辩护。

　　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也就是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尚未在社会被人们认识被人们确认。人们现在承认和学习的是左右倾思想观念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由于人们缺乏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人们就难以认清社会经济运行生病的病因、病根，人们就难以采用效果好的疗方。由于这个原因，人类中外历史上，许多执政者无法解决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最终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内乱内战爆发，政权垮台，社会生灵涂炭。

　　当前中國农民陷入贫困状态，（相当一部分人陷入贫困状态）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常见病、多发病。中外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经济病症。中國现在尚不严重（与严重的相比较来讲）。中國农民还能吃饱饭，处于温饱状态，还没有处于饥寒交迫的，难以生存的状态。如果处于饥寒交迫，难以生存的生活状态，就是病情严重。但不治它，它会发展，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爆发内乱内战。这种病在中國历史上汉、唐、宋、明、清等朝代，都多次呈现严重状态，形成社会暴亂，改朝换代。这种病在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地区处于严重情况。象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海地，亚洲的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在哪里形成内战状态。

　　当前中國出现的三农问题，引起了中國执政者，及关心热爱中國的高尚人士的关注。人们纷纷出主意，想办法，甚至一些人身体力行，去干去解决。然而，不具备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就难以开出正确治疗社会经济运行疾病的药方。这就象不具备物理学知识、汽车专业知识，就难以制造好汽车、修理好汽车；不具备医学知识就无法给人看病、治病。目前人们不具备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知识，拿出的药方——“办法、主意”，要么疗效甚微，要么是有害的，甚至有的有毒。这里对三个药方给予简单的评说。中國执政黨和政府开出的药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科技扶贫”是补药、营养药，是有一定好的效果，但它是不会去病的。以何开荫、杨之良等人士搞的药方——“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民税费”，是正作用小负作用大的药方。这个药方在小范围试验的结果，造成行政治安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行政事业经费严重短缺，造成上述社会生产（广义生产）活动无法开展。是腿痛治成“局瘫”。右倾思想观念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土地私有化、自由流转、实现规模经济”药方，是慢性剧毒药，是祸国殃民的药方。这种方法如果实行，将逐步加速加重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状态。解决起来更困难，付出的代价更高。（不采用“土地私有化，自由流转”，坚持现在平均拥有土地，广大农民就不会陷入极端严重的贫困状态。采用“土地私有化，自由流转”，广大农民迟早会陷入极端严重的贫困状态，象明末、清末时的状态。）这个方案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强烈的抵制。这个方案既然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又遭广大农民的坚决强烈的抵制，代表广大人民意愿的中國执政者自然未予采纳。但那些深受资产階級经济学说影响的学者（他们现在在中國是人多势重，形成压倒性优势），仍然在广泛宣传它。到目前为止，据本人看来，这种宣传成效很好，已经让许许多多的人想采用这个毒药方了。

　　人们只有拥有了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才能开出正确的治疗社会经济运行疾病的药方。这就象拥有了物理学、汽车专业知识，技术人员很容易解决好汽车的毛病，拥有医学知识的医务工作者能正确认识判断病因，给人治病一样。人们拥有了理工科经济学政治学知识，就能很容易，很快治愈经济疾病，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人民和諧共存，国泰民安。

　　作者电子邮件:lyj8278@371.net

　　作者:梁彦军

　　一切理论都只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都只是人类用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神圣而永恒的唯有中华民族的利益。

　　馬克思主义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伟大的理论，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理论是神圣的，神圣的只有人，人的利益。馬克思以及他的主义或者是共產黨人的上帝和圣经，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只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如此而已。

　　毛掌权时，毛的“主义”最伟大；随后是邓，于是乎中國出现了鄧小平理论；现在是江了。总之，谁掌权，我们就认谁的理论，就对着谁摇尾巴！这种“唯领导人是准”的思想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不出来，与共產主义社会所应当呈现的社会形态更是无关。如果领导人的思想观点正确还好，否则只能是纹化大革命之类的东西出现。

　　多年前，邓曾说科学技术不只是生产力，而且还是第一生产力。我不知道邓说这话的本意，是要鼓励一下，还是真的想表达一个新理论（由此也可以看出邓的理论水平确实臭，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以中國理论界的一向压制异已的传统，他会被批判的体无完肤）。但这句话确让许多人得了益，臭老九不臭了，而且还很香，是第一生产力的拥有者。握笔杆子的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于是乎许多人仿佛随身带着高音喇叭，使劲个吹，到处去吹。现在，在中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错误的论点已成为一些黨校干部的学习教程，正式写入黨校教材。

　　现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的确在不断增大，但这决不是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由。

　　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好像世上还有第二生产力，第三生产力似的，但是可惜的很，生产力是诸多要素的综合，只有一个。而且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力量，鼓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虽然比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好些，但它们在本质上同样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如果要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诸多要素的第一要素，则更为可笑而且荒唐。第一，科学技术并非生产力要素，只有实现了的科技，在生产中应用了的科学技术才是生产力因素，而且也绝对不是第一要素。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生产工具，生产资料那一个都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把科技放在第一位，人应当放在第几位？生产工具又应当放在第几位？

　　科学不是生产力要素，只有通过生产力诸要素才能在生产中实现，那么这一“第一生产力”是相对生产力中的那一要素或者其它某一因素而言是位居第一？

　　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却又否认存在第二第三生产力，这个所谓的第一与倒数第一却也无甚分别。

　　在一个把所谓馬克思唯物主义观作为国家政黨的基石的社会里，鼓吹这么样一个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十足错误的论调，荒谬绝伦。

　　这些鼓吹的人在政界是十足的拍马者，在知识界，则是背叛自己学术良心的无耻小人，还有一些则表现为权威的看门狗，虽然他们不知门里面有什么东西，但依然对每一位来访敲门提出疑问的人狂吠不已。

　　为谬论提供证据，为谎言解说（为了圆说某些理论，让它继续成立，理论界的某些人真是出尽了丑态，辩证法甚至成了诡辩的工具），这就是一些所谓黨的干部，黨的知识分子的行径。相对这种行为，那些虚报政绩，谎言求荣者倒是太正直了，因为他们还不敢谎言欺世，告诉世人说自己拥有真理，而且他们最多也只能为害一地一时。

　　真理低头，谎言横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生活在有意无意的欺骗之中，这种现象正常么？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如今，鄧小平看科学技术是好的，就把科学技术从生产力中专门提出来，所以就有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真是奇异的创造。

作者电子邮件：fengyu@peoplemail.com.cn

　　作者:天峰

　　19世纪后期，馬克思在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思想，随后又在《哥达纲领批判》（见《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进一步作了详细论述。此后，按劳分配就发展为科学社會主義的一大理想，被列入国际工人运动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斗争纲领，并成为社會主義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柱。

　　作为一个社會主義国家，多少年来我国一直宣传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并把它看作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长期努力的结果很不如人意。近年来，随着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进行，按劳分配更渐渐为人淡忘，日益显露出过时与落伍的迹象。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按劳分配从来就不是一个科学命题。本文拟就此作一批判性探讨。

　　一、按劳分配理论概要

　　关于按劳分配理论，《辞海》（1989年缩印本）785 页有一段堪称经典性的表述，现摘录如下：

　　按劳分配

　　分配个人消费品的社會主義原则。即在生产资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按照各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在社會主義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能够达到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劳动还未成为人们生活第一需要等原因，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分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实现，是对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个原则对于调动劳动者的社會主義积极性，建设社會主義，有重大作用。由于劳动能力不同，家庭人口不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是一个“弊病”，但在社會主義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对平均主义，选择合适的按劳分配的形式。（本文略有删节）

　　从以上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按劳分配理论主要内容包括：

　　（1 ）按劳分配是分配个人消费品的社會主義原则。

　　（2 ）按劳分配的基本含义是按照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3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社會主義条件下，虽然实行了公有制，但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还存在劳动差别，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

　　（4 ）实行按劳分配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优越性在于消灭剥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5 ）按劳分配会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不平等，所以它并不是理想的分配方式，只是由于社會主義历史阶段的局限，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6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要反对平均主义。

　　二、按劳分配的谬误

　　仔细分析上述按劳分配理论，就可以看出，按劳分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是出于“消灭剥削、实现平等”这样一个来自工人階級的朴素的愿望和朴素经验所形成的空想性质的东西，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下面对按劳分配理论的根本缺陷作一些具体分析：

　　1.实行按劳分配，缺乏必要的直接的理论依据

　　从上述引证《辞海》的话看来，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要求；二是劳动差别的存在。其基本推理过程是：社會主義实行了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最好实行“按需分配”，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还存在劳动差别，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这样一种推理程式，并没有为实行按劳分配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其中至少有四个错误：

　　第一，从人的理想和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痕迹。

　　主张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出发点是“消灭剥削，实现平等”，根据按劳分配理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两个手段，一是“按需分配”，二是“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是最理想的，但可惜暂时行不通，于是退而求其次，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这是人类主观行为过程中的“目的手段论”，而不是客观事物发展中的“原因结果论”。

　　馬克思主义本来是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然而，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科学社會主義理论问题上，所使用的论证方法，却不幸是唯心主义的。不是根据对社會主義条件下的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来论证按劳分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是根据人们消灭剥削、追求平等的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来论证按劳分配。这是站不脚住的。

　　第二，用排除选择代替直接论证。

　　为了达到“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最好实行“按需分配”，但按需分配暂时行不通，于是只能实行按劳分配。那么，按劳分配能行得通吗？没有下文。

　　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错误，即产品数量决定分配方式。其基本含义是：按需分配是最理想的分配方式，但由于社會主義生产力水平不高，产品数量不够，还不能充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类似的错误还发生在对原始社会分配方式考察上。按流行的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原始社会是实行平均分配方式的。为什么实行平均分配呢？因为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太低，产量太少，如果不实行平均分配，有人分配得过多，另外一些人就会饿死。所以只能实行平均分配。

　　试将上述推理范式应用到现代社会，就可以发现其荒谬可笑了。我不知道我们当前的社会生产是丰裕呢？还是短缺呢？若说丰裕吧，可是年年都有大量的人因贫困饥饿而告别人世；若说生产短缺吧，可是实行的却是差别分配方式，贫富悬殊。

　　按上述“产品数量决定分配方式”的观点，现代社会既然由于分配不平均，而导致一些人饿死，就应该仍然实行平均分配。当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是有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不是喊了多少年吗？但可惜的是，客观现实是没有心肠的，它并不担心谁会饿死，谁会病死，“均贫富”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了壁。

　　这里的要害仍然是唯心主义，认为原始社会是由于害怕饿死人，所以实行平均分配，用人的主观思想来解释客观存在的社会产品分配方式。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论调又恰恰出现在大量以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为己任的教科书中。

　　笔者认为，决定分配方式的是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产品怎样生产出来，就会怎样分配。原始社会之所以实行平均分配，并非由于当时产品少，害怕分配不均，饿死一些人，而是由于当时实行集体劳动方式，且基本不存在劳动差别。而现代社会之所以置大量饥寒交迫的人于不顾，实行有差别的分配方式，是因为现代社会通行的是协作劳动方式、个体劳动方式，人与人之间存在劳动差别。

　　第三，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

　　实行按劳分配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社會主義实行了公有制，用《辞海》原话来说就是“按劳分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实现”。

　　馬克思历来主张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而在这里却事实上变成了“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疏忽。

　　第四，想当然的错误。

　　主张实行按劳分配，却不去论证按劳分配的可行性，这是在头脑里想当然地认为按劳分配是能行得通的。这又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

　　总之，实行按劳分配缺乏必要的直接的理论依据。这里关键是缺乏对社會主義生产过程的分析研究。一般来说，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产品怎样生产出来，就将怎样分配。脱离社會主義生产过程的具体分析，抽象地空谈社會主義分配问题，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的。

　　2.实行按劳分配，难以解决个人劳动的衡量问题，缺乏现实可行性

　　按劳分配的核心是按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多少来分配个人消费品。要做到这一条，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衡量每一个人的劳动的多少。

　　如果是一个车间里的两个车工，两人干着同样的活，谁好谁坏，谁多谁少，还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如果是一个电工，一个车工，两人干的不是一样的活，要对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比较就困难了，显然不能简单地根据个人劳动时间的多少来进行衡量。至于企业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等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劳动，就更难以比较了。

　　更何况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技术分工极其发达，各行各业千差万别，要准确衡量每个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使按劳分配失去了基本的现实操作依据，最终不免流于空想。

　　如果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话，首先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对千差万别的各种具体劳动进行衡量和比较。按馬克思的观点，具体劳动只有化为同质的抽象劳动，才能进行数量上的比较。那么怎样“化”呢？靠会计师在办公室里核算是不可能“化”过来的，只能在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化”。结果，从按劳分配的理想出发，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市场分配的老路上去。

　　3.按劳分配实际上只是一种朴素的空想

　　按劳分配思想实际上萌芽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工人摆脱剥削的愿望。

　　就一般资本主义企业而言，通常情形是资本家出资购买机器设备、原料、燃料等物质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劳动产品由资本家组织销售，除了发给工人工资外，其余全部由资本家占有。

　　这整个过程给人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就是资本家不劳而获。特别引起工人强烈不满的是，工人出力流汗，历经磨难，所得却十分菲薄，常常不得温饱，而资本家不劳而获，反倒尽享荣华富贵，二者反差之大，很自然地就使工人产生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并由此萌生出摆脱剥削的朴素的愿望，而要摆脱剥削，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自然只能是实行按劳分配。

　　二是工人劳动的局部可比性。

　　一般工人由于认识水平和生活经验的局限，往往只看到自己周围一小块天地，而看不到更广阔的社会舞台。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劳动是可以比较的，因为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就经常对周围的张三或李四评头论足，谁劳动得多，谁劳动得少，谁好谁坏，他们是清楚的。

　　工人劳动所具有的这种局部可比性，就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可以比较的。这也是理论界在没有充分论证按劳分配的可行性之前，便竭力主张实行按劳分配，想当然地认为按劳分配能够实现的原因之一。

　　朴素的愿望和局部的表象，是靠不住的。科学的结论只有用系统的、发展的观点对客观现象进行细致的理论分析才能得到。如上所述，按劳分配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实践上则是行不通的。

　　4.实行按劳分配，不能根除平均主义，更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推行按劳分配制度，试行过多种形式的分配方案。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以前，实际经济生活中一直盛行的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改革20多年来，只是因为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行，才逐渐改变了以往那种沉闷局面，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

　　这里关键在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行不通的，又何谈用它来反对平均主义，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实际上按劳分配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

　　三、结论

　　综上所述，按劳分配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场上，出于消灭剥削，追求平等的相素愿望，而提出来的一种空想性质的东西，是将工人局部生活经验不加思索地套用到整个社会生产的结果，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产物。主张社會主義实行按劳分配，既缺乏必要的理论根据，又缺乏现实可操作性。按劳分配从来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张建华，《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中國农业出版社2000年8 月

　　2.馬克思著，仲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 月

　　3.仲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 月

　　4.薛暮桥，《中國社會主義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

作者电子信箱：zjh8231@sina.com

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原载：《中國研究》

　　作者:张建华

　　“科教兴国”是一句很漂亮的口号，从它提出的那一天起，它就迷倒了众多不明内情的老百姓。可我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口号提出了质疑，认为离开了体制的彻底改造，“科教兴国”必将成为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尽管我们天天喊着“科教兴国”，可我们的决策、我们的行动却总在和“科学”背道而驰，“国”也并未因此而“兴”起来。

　　究其原因，首先我们要搞明白，“科教兴国”的载体是什么？领导肯定是去“兴”不了的，每天繁杂的行政事务，而且都非常琐碎，他不可能有功夫去思考那些“０１０１”之类的符号。政府也“兴”不了，政府的职能是拿纳税人的钱，给纳税人、给企业服务。如果让政府去办企业、去“兴国”，那就成了“政企不分”，然后就是亦官亦商，危害百姓。政府办企业的唯一作用，就是不可避免地“用民众的血汗肥官员的腰包”，这一道理我已经一再论证过。

　　所以，真正能够去掌握、积累科学技术，并且将它们应用于生产，而使国家因此而“兴”起来的载体，只能是獨立的高科技企业。政府和领导的职能，只是去制定方案、发布决策，改造好我们的企业制度和银行制度——使银行和企业都成为獨立的、产权明确到自然人的经济主体——那么在逐利行为的自发驱动下，银行和企业就会自主的去寻找、探索着“科学技术”，并且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国家因此而“兴”起来。

　　可当我们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被一些低效率的官僚机构所控制，而且其经营者都根本没有内在的利润冲动的时候，那他们还会积极地去寻找和探索“科学技术”吗？我们的国有企业还会自动地去寻求那些科学家来转让科技成果吗？我们的国有银行还会自动地去寻求那些高科技企业来贷款吗？——当占国家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几乎都陷于窒息、瘫痪、无活力状态的时候，那“科教兴国”的工作又等着谁去做呢？

　　我注意到总理在提出这一口号不久，好像开过几次相关的会议，但随后就没了下文。这么看来，“科教兴国”这句口号的作用，第一是唬弄了几个不知内情的平头百姓；第二就是填充了一下新闻媒体的版面，让一些无所事事的帮闲们多了几次抛头露脸的机会而已。至于临到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又能受多大的益呢？连邦公司一位副总裁曾经在《经济半小时》栏目中提到，“我想很严肃地指出，国内的资本市场是很不规范的”——所以我们的搜狐、网易、新浪等等真正有前途的企业，才不得不远涉重洋到纳斯达克上市，而与此同时，我们本国的投资者却不得不把大量的货币窝在银行里形同废纸——谁能算得清，我们有多少有前途的项目就因此而被窒息、埋没了呢？搜狐的处境落到今天这般田地，难道国内的资本市场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国企不改，天理不容！我想再重复一篇，国有制其实就是官员所有制，它窒息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阉割了民众的创造力。国有制存在一天，国家的经济增长机会就减少一天，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就被压抑一天，中國人民的苦难就多上一天！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国有制不改，别说“科教”兴不了国，其他一切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都注定不可能产生作用。中國的经济复苏将永无指望。

　　我们不应该忘记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过的一句话，“仅有技术和知识，无法让人们过上一种快乐而有尊严的生活”。在我们大肆鼓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科学技术其实是人创造出来的。离开了对私人财产权和个人创造力的充分尊重，离开了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所谓的“科学技术”终将成为无源之水，呈现江河日下的衰败之象。

　　我特别注意到，总理在这次人代会议报告中说过一句话，“不能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对不起，我能不同意总理这一观点，我认为问题不是要不要“量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量化”的公平、公开与公正的问题。因为你不从制度上公开地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他们就将会有更多机会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而达到“量化”的目的。这反而造成最不公平的腐败、和经济效率的崩溃。

　　“国有资产不能量化到个人”，也就是产权不能明确到自然人，就好像很美味的粥却吃不到口里去一样，这还是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的财产权，阉割了民众的创造力。所谓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对这一极不合理的产权制度的一种非理性的反抗行为。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现行的国有制，我们是绝没有出路的！

　　作者任职于湖南省娄底市农业农机学校

　　作者email ： wuhui69@163.com

　　作者:吴辉

　　写下这个题目，心中忍不住地一阵阵悲伤，为了我自己，为了广大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了那些曾经把毕生的经历献给科技事业的先驱们，更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这已经是到了一个严峻的历史关头，许多话我们不得不说了，为了尚且存在的理智，为了尚且没有完全麻木的大脑，为了尚且没有丧尽的良知，我们必须说出心里话，哪怕招致的是一片辱骂，哪怕带来的是不尽的厄运，我也要说，中國的科学界该清醒了！不要再做自欺欺人的美梦，不要再徘徊在自鸣得意的死胡同中了！低下高傲的头颅，认真地思索一下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研究过的课题，究竟有多少是有实际意义的？究竟有多少是可信的！究竟有多少是自己潜心研究而得出的独到见解？！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广大的博士、硕士、教授、副教授、博导和院士们，你们的贡献究竟有多大？！除了每年在国家的科学基金项目、高科技基金等国库中拿钱以外，你们的课题究竟完成得如何？不要用文章和获奖等等虚伪的数字来欺骗自己，不要用各种毫无意义的头衔来伪装自己，拿出你的实际业绩来让我们信服！不，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这其中的份量小的让我们汗颜，因为我们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头衔，有着令人嫉妒的学位和社会地位，也许你还在抱怨，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当你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地对着别人指手画脚的时候，当你尖酸刻薄地诉说着社会对你的不公正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究竟为社会做了些什么？你拿着国家的各种基金和资助，开着莫名其妙的各种学术会议，游览着祖国乃至世界的大好山水，高谈阔论着你毫无用途的学术观点，小到无法验证的微纳米，大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天地宇宙大协调，时髦地用着“绿色”、“虚拟”、“基于”、“面向”、“无限”等等新名词，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在浪费着大量的纸张和精力，耽误着许多人的宝贵时间，误导着许多优秀的青年学子！

　　科学就这样被无情地玷污和毁灭着，可大家还在尽情地叫着好，一个新名词问世的时候，应和者云集；一个新的空洞项目审批的时候，学霸们总是尽力地扶持者自己的嫡系部队，不管水平的高低，不管计划是否可行，更不管项目最后的完成目标，只要钱拿到了手中，这几年有一定的经费，发几篇文章还不是小菜一碟？！至于项目交差时的鉴定嘛，邀请上几个铁哥们，互相帮忙嘛，还能不说好？所以没有交不了差的课题，没有鉴定不通过的项目，这已经是中國科学界的定律了！在这里做学问已经变得十分的次要，科学的精神几乎无处可寻，知识分子讲究的气节和尊严也早已被社会上的乌烟瘴气给熏陶的荡然无存，正所谓：“学问好不如当领导，勤努力不如拍马屁”。

　　教授之间讲究的是哥们义气，互相捧场，人缘好自然好办事；学生则讲究大树底下好乘凉，投靠名师名校，不努力也没有关系，天塌下来由导师顶着，课题有名师带头申请，文章挂名师发表容易，毕业论文答辩和评审有名师的“政治局常委”出席，真是万无一失的选择！一个有名的课题，少说也能培养7 到8 个博士，更不要说硕士，简直胡闹都可以毕业！无怪乎上次有个著名的教育家感叹：研究生的质量下降了！可这话谁敢附和呢？附和不等于打自己的脸吗？目前哪一个名人手下没有几个排的研究生队伍？否则岂不是很没有魅力？！

　　硕士、博士满天飞，教授、博导一大堆，仅仅从数字上看中國的科技力量是达到了世界的顶尖水平，可看看我们的科技实力吧！如此多的高科技人才，往荣誉上说，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往实际贡献上说，拥有这么多的优秀高科技人才，中國竟没有一个以高科技著称的公司，且不说世界500 强了，连一个在同行业中具有竞争力的公司都没有。我们的许多牛气冲天的公司，也只是在搞一些倒买倒卖的把戏，进行一些copy和盗版之类的勾当，对有技术想研究开发自己的科技产品的人嗤之以鼻，这不能不说是中國科技界的悲哀，但更是中國未来的悲哀，我们不可能总是从事这样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级体力劳动，我们不可能总是靠剽窃和跟踪别人的技术来发财，长此以往，我们将永远无法在世界面前昂起高傲的头颅，实在也不符和中國人绝顶聪明的天性，我们必须走自己的科技强国之路！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中都象镜子一样明白，这是唯一的路，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脑瓜还在为无聊的文章和名词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生命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在为无聊的“千篇”“万篇”工程投入几乎全部的精力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一边无所事事地拿着一天一天变多的工资还一边骂着社会的不公平呢？为什么那么多年轻时代为了科学献身无怨无悔、怀着崇高理想和志向的著名的学者，现在变得象学霸一样令人无奈和讨厌呢？难道他们的心中没有怨言和委屈吗？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原本是做科研的好苗子却不得不改行呢？为什么留在科研单位的人水平和素质都越来越低下？为什么科学今天变得这样的廉价和无奈？为什么今天科学精神丧失得让人都不好意思来教育下一代？为什么今天的科学家是如此的没有精神的号召力和人格魅力？这是为什么？科学界，是该好好地思考了！不仅是领导层的决策，还有我们广大的群众自身，都到了要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的时候，我们拿了纳税人那么多的钱，他们寄托了那么多的美好希望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两手空空、谎话连篇、毫无建树，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乡亲？

　　我不想说，科学的今天是失败的，可它确实让我们悲哀，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我为自己悲哀，因为周围的许多人都在痛惜自己选错了人生的道路。政治和科学本应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可在这里，科学仅仅成了一些人的装饰品，我们无法摆脱世俗的束缚，是因为今天我们什么都舍不得放弃，科学给了他们堂皇的理由，变相地实现着他们无法实现的人生信条。整个知识界面临着抉择，我们是维护科学的尊严，还是继续自欺欺人？！

　　如果仍然是维持现状，诺贝尔奖离我们会更遥远，因为真正配得到这样崇高荣誉的科学家在中國是无法出头的，首先，他不会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无法得到领导和名人的赏识，自然无法得到研究经费资助；其次，他不会能言善辩，八面玲珑，无法在同行中得到支持，职称上不去，文章难以发表；再次，他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生活问题（仅住房一项）就足以让他每天难以安眠，如何搞科研？长此以往，这位老兄，不是到公司打工挣钱，就是在教研室窝着做人人都同情的可怜鬼。只能如此，不信你看看中國的现状，这不是适合怪才成长的社会和时代，爱因斯坦来了也会无所适从，霍金先生就更没有可能了，身体不合格，还想做什么研究，家里玩去吧！那么多的马围在伯乐的周围溜须，哪有你高傲的份？！

　　不做实事，专门追风，吹牛说大话，已经成了当前科学界的风气，十分类似当年“虚报产量、放高产卫星”的歪风。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愚昧，老老实实讲话的是傻子，敢于说出问题症结的人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大家打击的对象，嘲笑的对象，没什么事你找什么事呀？大家都这样舒舒服服地拿着钱不好吗？干嘛坏大家的好事？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反正那些俗人不懂，认为写文章挺高深的，做学问难着呢！咱们的硕士、博士一年写十几二十篇文章的大有人在，而且倍受关注和表扬，这其中的水分有多少？大家难道不是一看就知道了？！一年能做多少工作、一年能有多少新思想、一年能有多少时间做事？可是，怨得了他们吗？毕业要求必须发表多少篇文章、评职称需要多少篇文章，没有文章能行吗？不写文章能行吗？

　　我们常常高举着反对伪科学的大旗，对那些坑蒙拐骗的江湖郎中和气功大师们进行猛烈的轰击，在此同时，知识分子们是否联想到过自己？虽然你的行为不象他们一样直接损害着人民的健康、骗取着大量的钱财、破坏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可你一样是欺骗了广大的人民，你拿着国家的钱财做着不痛不痒的学问，你靠着虚无的名声影响着许许多多的有志青年，你对崇尚科学的精神造成了无法想象的破坏，因此，科学的根基已经动摇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伪科学吗？我们是否也应该有人站出来反对这种伪科学？

　　可悲呀，知识分子，把你的聪明才智都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不如多用心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哪怕它小，都会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可悲呀，国家，把大量的钱财投入到许多假大空的项目中，见不到任何的效益和回音，培养着许多的寄生虫，还不停地骂你对他不公！可悲呀，科学，你的神圣，在今天已经被摧残的无处可寻，在这里你象是一个廉价的装饰物，被人肆意地蹂躏和利用，失去了应有的尊严。

　　需要清醒了！需要反思了！需要彻底地改革了！需要让喜爱你的人更加贴近你，需要让利用你的人远离你了！科学！让我们期待更多朋友的回音，让我们期待更多朋友的建议，让我们期待更多朋友的参与，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尽快走出这误区，让所有人找到他最适当的位置，最适合的工作！还科学以清白，还科学以清静，还科学以神圣！

　　作者:木木

　　第一、缺乏明确的武器运用理论。中國在研制新型飞机过程中只看重飞机的性能指标，而对飞机各项性能在未来战争的作用不做具体要求。换句话说，他们只考虑怎样减少国产战机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根本不关心国产战机怎样才能够在未来战争中取胜。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军方对新型飞机热情不高，对新型飞机抱有比没有好的态度，一旦飞机研制出现问题或能买到性能更好的飞机，军方对新机就会热情大减，甚至取消对研制计划的支持。对研制者来说，研制新型飞机不是为了打赢未来战争，而是设计一种性能满足军方技术要求的飞机，设计成败都与国家安危无关，因为条件有限，困难能克服就克服，不能克服就等条件成熟再说。回顾“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无论是军队还是研究单位对研制工作的重大意义都十分了解，清楚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国家安全中的分量，研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研制单位、工业部门与军队同心协力，工作热情有增无减。正是由于上下齐心，举国一致的共同努力，中國的原子弹、氢弹才能在较短时间内研制成功，中國的国防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再看看美国，在制订武器计划时之初就对其在实战条件下的战斗效能进行模拟研究，新技术为新战术的产生创造条件，技术和战术在研制开始前就结合起来，所以尽管美制武器很贵，由于实战效果好，还是受到使用者的欢迎。《孙子》说过“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谁肯花大精力去研制一种不能为战争胜利做贡献的飞机？

　　第二、对自身弱点认识不足。中國同美国的差距，表面上看是技术水平的差距，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差距，在综合国力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之前，根本不可能大幅度缩小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日本的零式战机性能在二战初期曾一度超过美机，由于国力有限，后续开发跟不上，结果不到一年就被美机超过。因此我认为，中國在发展先进战斗机方面应该避免同美制战机形成技术对抗之势。生产和研制SU-27 同类的空中优势战斗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首先，俄罗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会转让最先进的技术（以色列的“狮”式战斗机就是一个现成例子），寻求先进技术的努力反而会阻碍中國进一步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其次，中國现阶段还不具备同美国进行军事技术竞赛的实力，与其徒劳地开发空中优势战斗机，还不如直接购买俄罗斯的同类战机；其三、引进SU-27 生产技术时没有抓住关键——雷达和发动机，简直就是丢西瓜拣芝麻——白费力气（美制F-14由于采用现成的雷达和发动机，从研制到装备部队只用了三年时间）。西欧经济实力与美国差不多，但90年代只搞了两种战斗机，同期我国改进和发展了6 种以上，这显然很不正常。总人口不及中國人1%的瑞典，研制武器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有长期稳定的发展计划，一个时期只集中力量发展一种武器，其飞机、舰艇和陆军装备的技术水平明都远远高于于我国。我们应该认真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

　　第三、不能很好地把军事理论结合到技术实践中去。中國自古就有扬长避短、弱可以胜强的军事战略思想，我军曾经在战争中把这种思想发挥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以弱胜强的实现不能光靠军事指挥员的一时的急中生智，设计师应该为战术的创新提供良好的条件。在战术创新上，不平衡中产生的局部技术优势比平衡发展形成的全面落后更有价值。我认为在第三代战斗机中，技术水平最低的MIG-31以其独特的设计思想和作战能力，比技术全面的SU-27 的战术价值更高：首先，MIG-31的防空作战效能高，远航程和高速性能使MIG-31在B-1 和B-52发射之前拦截飞机，而不是拦截导弹本身；其次，超视距作战能力强，MIG-31具有M2.35 的超音速巡航能力，结合编队实施发射后不管战术，将会在超视距空战中占绝对优势，如果把打击目标定位在预警机，以及执行轰炸任务的其他战术飞机上，优势就更有把握也更加明显；其三，生存能力强，MIG-31超音速机动性强、航程远，再加上以超视距攻击为主，结合发射后不管战术，不容易进入敌方的有效攻击范围。SU-27虽然比美制飞机机动性好，但超音速性能优势不明显，加上俄制导弹性能一般比美制导弹低，很难在以超视距空战为主的未来战争中掌握主动权。退一步讲，SU-27即使小有胜出，数量有限的SU-27 也经不起消耗。敌方对我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空中打击，对MIG-31来说，它只要凭借超视距作战的优势消灭敌方轰炸机，就算完成任务，根本无须与美制战斗机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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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鼎盛军事论坛

　　一 引 论

　　何以在近代中國科学落后於西方？这一问题自本世纪初以来，就已经引起广泛注意。从50年代开始，李约瑟陆续出版《中國科技史》，其后并直接介入有关讨论，可说是大家对它兴趣始终不衰的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出於对中國如何能在科学和其他方面赶上西方的思考吧。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何以现代科学出现於西方？”我们认为，这不但和上述问题密切相关，而且两者不可分割。换而言之，以中國为中心来讨论其科学落后的原因是不足够的；只有先彻底了解西方科学发展历程，然后将之与中國作比较，才可能对问题有深入了解。作为一个粗浅的初步尝试，本文有两个目标：为西方科学的整体发展勾划一个轮廓，以及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藉此引起大家对这比较工作的重视。

　　当然，西方科学发展史是一个非常阔广的领域，不但已经有大量学者做过许多专门研究；同时，对科学发展的模式和原因，也曾有多种观点和激烈争论。例如：现代科学之出现到底是突变抑或渐进；文艺复兴对它有何影响；手工艺作坊和神秘性研究例如占星学、炼丹术、数占术等等又是否对它有重要影响，都曾经成为论争点。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讨论这众多纷纭的意见，而只能简单陈述我们的基本假设和态度，以作为本文开端。

　　首先， 经过杜岩（Pierre Duhem）、哈斯坚（Charles H.Haskins）以及过去四十年间许多继起者的努力，欧洲中古下半段（约十一至十五世纪）对西方科学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已不容置疑。因此十七世纪现代科学的根源最少要移到文艺复兴之前三百年，后者即使对它有影响，也只不过是众多因素之一；它无论是渐进抑或“革命”，都是有大量相关发展作为先导的。其次，我们不否定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占星、炼丹之类活动可能对它有间接影响，但认为科学的内在发展仍然最重要。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有相当的自足性和獨立性——最少到十七世纪仍然是如此。当然，必须承认，某些组织，例如大学、教会和学会，以及钟表和透镜等技术发展，的确对科学发展有直接和强大影响。

　　最后，在科学这一十分阔广的领域之内，我们要采取一个“正统”态度，即认定现代科学的关键是经典力学和天文学、数学等所谓“精确科学”，并且认为可以从后者的发展来看现代科学的出现。这有两个理由。首先，在时序上十七世纪出现的经典力学是现代科学的先锋和突破点：如所周知，现代化学和现代生物学要分别到十八和十九世纪才出现。其次，现代科学是具有完整（但并非完全紧密或不可变易）内在结构的体系，而经典力学（和本世纪出现的量子力学）则是它的基础——这就是何以光学、磁学、气体研究、博物学等等的发展虽然都较早，但却都不能成为现代科学起点的原因。

　　二 在巨人的肩膀上

　　西方科学的成长，是极其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因此，要了解它就必须看整体，不能割裂。这样做自不免粗枝大叶，但却可避开以偏概全的陷阱。以下我们就分别从中古—近代以及古代这两个时期来综述西方科学的发展。

　　甲 牛顿的传承

　　经典力学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为标志。然而，这一钜著并非凭空创造出来，牛顿最少承受了三方面的科学传统：他的运动三定律是根源於伽利略在《两种新科学》（1638）中有关惯性、下坠体、等加速运动、地动等问题的实验研究与论述；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源於伽利略之能打破“天体运动法则与地上动态现象有基本差异” 这一思想的框限，它的严格证验则有赖刻卜勒在1609-1619年间发表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至於他的数学发现（主要是微积分学）则渊源更广：创立解析几何学的笛卡尔，以渐近观念来研究曲线斜率的费马（P.Fermat），以及首先提出积分观念和方法的卡华里亚利（B.Cavalieri） 就都对他有直接影响。就上一辈科学家而言，刻卜勒之所以能够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而非圆形，是由於得到了第谷（Tycho Brahe） 的精密天文观测数据；而首倡“日心说”的哥白尼则是他们二人和伽利略的前驱。在数学方面，也不难看到，笛卡尔等人之能够结合几何图形与计算方法并非偶然，而是十六世纪前期卡丹（J.Cardan）、泰德利亚（N. Tartaglia）、费拉里（L. Ferrari）等意大利学者推动代数学发展的结果。

　　哥白尼、卡丹、费拉里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中國知识份子似乎有一种印象，认为西方现代科学起源於文艺复兴期间的突飞猛进，在此之前其程度则和中國相同，甚至还有所不及。李约瑟提出中國科学进展缓慢但连续，西方则是跳跃、不连续的，其超过中國只在近代，可以说是这种看法的开端。其实，自十二世纪开始，欧洲科学已经迅速从所谓黑暗时期恢复过来。这个被称为“早期文艺复兴”（约1100-1350）的发展虽然在1350-1450年间因黑死病侵袭而暂趋沉寂，但其实对十五世纪的科学非常之重要，可以说是后者的基础。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伽利略的运动学研究。这可以上溯到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 里面以布拉华丁（T.Bradwardine）为首的一批数学家以及巴黎大学的柯勒斯姆（N.Oresme） 等在十四世纪中叶（约1325-1360）的工作。他们当时已经开始利用图解来描绘函数和推断其相关性质，并且证明了“默顿法则”：等加速运动所行经的距离等於以其平均速度作等速运动所行经的距离。此外，十四世纪初的布理丹（J.Buridan）提出了作为动因的“冲量”（impetus）观念，布拉华丁则试图以数学形式将力、抗阻和速度三者联结，形成与亚里斯多德学说不同的新“动力法则”。这些工作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十六、十七世纪。

　　伽利略另一重要贡献是首次用可控实验（而不单单是观测）求得了量化的物理规律。这一新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渊源比较复杂。我们仅能大致推测，大约从十二世纪开始，由於军事、生产、贸易和航行的实际需要，欧洲对基於反覆尝试和研究，即用实验方法进行的各种技术改进发生了热烈兴趣。例如，柏尔格利纳斯（P.Peregrinus）的《磁论》（1269）包含了对磁极、磁针、磁力和地磁的仔细实验研究；在同一世纪，透镜（作为眼镜用）的制造及其性质的研究已经开始。更重要的是，发石机和大炮的制造、改进，对力学研究是一大刺激。我们现在知道， 伽利略的动力学实验主要是在帕都亚（Padua）大学完成，而把他请去帕都亚的，则是威尼斯城邦的弹道学专家季道波道（Guidobaldo del Monte）子爵。因此，从技术改良生出的实验精神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科学方法，那是极有可能的。在力学上首先完成这个整合的，正是伽利略。

　　至於数学方面，十二至十四世纪也是一个极之重要的时期。布拉华丁和柯勒姆斯的工作对解析几何的出现可能有，但不一定有直接影响。但毫无疑问，代数学在欧洲的萌芽以九世纪阿剌伯学者柯Oq列兹米（al-Khowarizmi）的《代数学》在1145年译成拉丁文，以及意大利学者费邦那奇（Fibonacci，原名Leonardo ofPisa） 在1202年出版代数和计算法论著《算盘书》（Liber abaci）为开端。除了代数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古代希腊几何学的重现，那和哥白尼的天文学一样，都渊源於十二世纪的一个翻译运动，而那也就是早期文艺复兴的起点。

　　所以， 牛顿继承了一个最少有五百年历史的强大科学传统（图1）。他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望得更远”，那是非常之确切的。

　　乙 哥白尼的传承

　　我们往往以“日心说”来概括哥白尼的科学贡献。其实，他的工作远远超过提出一种假说。他的《天体运行论》（1543）是从新思想出发，经过庞大繁复计算，建立一个新的数理天文学体系。然而这个体系的结构和方法却不新，而是以托勒密的《大汇编》为范本的。所以要明白哥白尼，不能不涉及《大汇编》；而要充分明白后者，又必须从欧洲古代典籍的失传和重现谈起。

　　在大约第五世纪欧洲由於蛮族入侵而沦入黑暗时代；其后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於529年因宗教原因关闭柏拉图在雅典创办的“学园”（Academy），许多希腊学者因此带了典籍逃到叙利亚和波斯。那里由於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东征，早已经“希腊化”了，因此得以容新移殖的希腊高等文化蚕根；后来东罗马帝国的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s）也被迫东移波斯，希腊文化力量遂越发壮大。伊斯兰教兴起后，从沙漠出来的阿剌伯人迅速征服中东、整个地中海南岸、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大部分；也是为了宗教，他们焚毁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希腊古代典籍因而大半在欧洲失传。然而，他们本身并没有高等文化，所以很快就对遗留在中东的希腊文明发生浓厚兴趣。从第九世纪开始，巴格达的教士更以惊人热诚大量翻译和研究希腊典籍，从而保存了欧洲古代文化，并且也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数学、天文学。

　　经过了五、六百年黑暗时期之后，欧洲文明的重生大约在十一世纪中叶开始。这可以说是欧洲在多方面振奋起来，扩展势力的一个转捩点。在政治上，这表现於教会与世俗君主激烈抗争；诺曼人相继征服英国、西班牙北部和西西里三地；以及十字军东征。在社会上，这表现於商业和长途贸易迅速增长，城市大量涌现。在文化上，这表现於古代法学研究和学术翻译运动兴起，大学创立，以及哥德式教堂建筑出现。西欧的军事和贸易扩张使得许多伊斯兰地区，特别是西班牙的多勒多（Toledo） 以及西西里的巴勒摩（Palermo），连同其图书、学者落入其控制，又大大增加了它与拜占庭帝国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所谓“翻译运动”便是将在欧洲已经失传，但仍然保留在后两个地区的大量古代希腊著作，以及在伊斯兰传统之下产生的新学术著作（主要是科学和哲学），从希腊文、阿剌伯文或者叙利亚文翻译成西欧通行的拉丁文。

　　具体地说， 翻译运动是从十二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德拉（Adelard of Bath）开始的。他一共留下了14部从阿剌伯文翻译出来的天文和数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1142）。随著亚德拉，翻译古代哲理典籍迅速成为强大潮流， 而对运动贡献最大的， 则无疑是意大利的吉拉德　（Gerard　ofCremona） 。他从大约二十岁开始就到多勒多住下，并学会阿剌伯文，然后花了三、四十年功夫（约1140-87）译出七、八十种天文学、数学、哲学和医学典籍，其中包括《几何原本》、《代数学》、《大汇编》以及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和《论天》等等。这大量古籍的翻译和研习，奠定了欧洲中古的学术体系，教堂和修道院学校亦因此在十二至十三世纪之间发展成新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巴黎、牛津和其他许多大学就是在这情况下相继出现的。从希腊文明到西欧文明这历时1，500年的曲折传递过程大体上可以从图2看出别概来。

　　在重现於欧洲的典籍中最具震撼性的，无疑就是《大汇编》。它今日的英译本正文共六百余页， 近四十万字，包括近200个图解，60页数表，以及50页恒星位置和亮度表。它从基本假设和原理出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