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早提出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是中國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权贵资本主义”是中國近年来思想界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出现是与中國进入市场化社会和资本社会所密不可分的。198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的越来越密集，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被迅速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由于片面地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和发展效率，以至于长时间以来社会公平问题被政府悬置起来，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恶化。而且，中國的官方高层在进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缺乏较为合理与稳定的策略，使得中國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上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了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意识形态演变与政权颠覆危机（如1989年事件）。这样看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就不可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实际上使中國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之中，即使得中國的社会形态呈现出模糊化、边缘化的状态，出现了社会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情况。从社会形态来讲，中國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形态已经日益向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和演变，然而中國主流的政治家们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民间社会则愈来愈倾向于中國社会形态的西方化演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民间与官方关于实质社会形态的张力与冲突。我们在划分社会形态时往往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认识模式之中，而中國的实际情况是，社会形态并非我们所说的如此简单，即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从经济层面看，中國的确已经资本主义化，而从政治层面看，中國则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專制化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的專制化与经济形态的自由化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即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作了最好的理论注脚。

　　然而，中國是否已经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思想家吴思曾对“权贵资本主义”进行了自己的学术阐释和分析，吴思认为，中國并不存在一个资本和资本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社会形态，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并没有控制社会权力。所以他认为中國的社会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官家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我认为吴思的解释和定义是合理的。

　　何谓“权贵资本主义”？从名词概念看，“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为中國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贵族、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國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于国家经济政策或通过投机行为迅速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大企业主和大商人，人一“富”则“贵”，“贵”则有“权”。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國的社会伦理模式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至于“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西方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出现，而在中國当下，虽然有比较密集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但是，中國真正的私人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发展机制是不健全的，中國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政府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在国有企业不断发生金融问题、国企老总不断出现经济问题、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倒闭、兼并、破产、重组等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为资本不足而步履维艰。民营企业社会权利资源的匮乏，使得中國的社会形态并不属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实际上，在中國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國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政府意识和权力意识，民间商业资本往往被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从今年来发生的陕北油田案、德隆破产案、郎顾之争等等震惊全国的经济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政府在经济运作中的强大权力。国有企业企业主与当地地方政府之间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国有企业的政府收购，名义上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实际上则又使国有资产重新流入拥有较强政治权力的权力者个体手中，这样，国有资产仍然在流失，而社会总财富仍然没有增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趋势仍然比较模糊。所以，在我看来，中國实质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至于提“权贵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不准确的，而提社會主義，当然更不准确。为了能更清晰地论述中國的社会形态特征，我特地引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权贵社會主義”。

　　“权贵社會主義”这个概念和“权贵资本主义”一样，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从词义学上说，也是个复合型名词。“权贵社會主義”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中國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权贵”与“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一方面，中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是社會主義，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諧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但是另一方面，“权贵”阶层的出现却又打破了中國人的这种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之所以提出“权贵社會主義”的学术概念，主要是为了同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相区别，我这里特别要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社會主義”、“资本主义”都仅仅只是一种社会形态而非纯粹的政治形态或经济形态，在这里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指涉；第二、我们首先不要被先验的陈旧的“社會主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所左右，即要抛开那种单纯地认为社會主義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社会形态的陈见。这是一种纹革式的粗暴判断，也是一种陈旧的階級分析方法，早已过时，不必紧紧纠缠。所以，资本主义也好，社會主義也好，都不带有先验的政治伦理预设；第三、“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要有两个决定性的条件：一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二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商业资本的局面。以此两点观之，中國既未在政治形态上进入资本主义层面，也未在经济层面形成成熟的商业资本，而仅仅是权力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合谋，其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集權政治。

　　为什么说中國在政治形态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三个最为根本的前提预设：一是以宪法为基础、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思想；二是以自由主义为先导的政治伦理的形成；三是多黨竞争制的形成。然而，这三个方面在中國都没有充分实现。宪政思想在中國虽然经历了长达100余年的发育与生长，然而却并没有扎下根基，中國主流政治层面的宪政意识相当缺乏。严格意义上讲，中國并没有形成西方的宪法政治的局面，没有形成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的权力运作模式。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发轫并传播，但当执政黨取得绝对性的政治领导权之后，并没有给予自由主义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即使是19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國日益盛行，但仍然基本上停留于学术层面和民间意识形态层面，而没有进入到官方主流的政治话语之中。另外一个就是多黨竞争制的形成。多黨竞争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在政黨制度层面的一个显著标志，为什么必须是多黨制而非一黨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占绝对控制地位，而资本主义执政黨则由占绝对商业资本控制地位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所组成的政黨所充当，这就是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出现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这种政黨体制是一种寡头政治，或者说是一种资本家政治，但是这种政治形态却是以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为政治伦理基奠的。从这种程度上，中國既未出现资本家执政的寡头政治家，也未出现多黨竞争的多黨制政黨制度，而是共產黨一黨执政；而从经济形态和经济伦理角度说，中國虽然出现了市场经济，虽然出现了商业资本，但是中國并没有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化，中國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带有着太多的政治权力色彩，这并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即使是经过再漫长的时间也不太可能实现高度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在哪国都一样，绝对的市场化和自由化都是不存在的。而这，也正是中國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坚决反对的。主流经济学家高唱市场化、自由化的高调，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这恰好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因为，在非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国有资产私人化，而实际上却使国有资产遭遇大规模流失。在中國经济要不要自由化、市场化的争论中，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在我看来，市场化是一个必须的路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是大势所趋，中國不实现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绝对没有前途和出路；但是中國的问题即是，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失去政治航向，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层面的改革，那么，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但是，中國目前却仅仅进行了经济层面的改革，却没有进行政治层面的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为依托的经济改革必然会是瞥脚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作为依托的自由化必然是半自由化或伪自由化。所以，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國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政治伦理层面没有履行宪政文明和自由主义，没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没有建立起多黨竞争的政黨制度，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有此几点，足以说明，中國的社会形态并不完全是一些人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当然也不完全是社會主義。或者说，中國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兼具有“权贵社會主義”特征与“权贵资本主义”特征的混合社会形态。实际上中國是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与混乱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学术名词能更好地解释中國目前真正的社会形态。

　　我这样论述，并不是否定馬克思对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的体系建构，这不是馬克思本人的体系建构的问题，而是馬克思的学术体系在后来具体的现实社会发展中遭遇了变异。社會主義在学理上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实行社會主義的国家对馬克思社會主義精神实质的背离。也就是说，社會主義学说在发展中遭遇了变异。

　　在我看来，无论是“权贵社會主義”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不是中國社会所应该主张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社會主義”的本质都是权贵阶层控制着中國的社会资源与权力资源，不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是由大资本家、大财团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权贵社會主義”则是由官僚阶层控制和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而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群体则毫无社会话语权。“权贵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权贵社會主義”实质上则是一种專制集權主义。在社会形态上，中國既不需要“权贵资本主义”，也不需要“权贵社會主義”。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是为了防止市场化进程中的“权力寻租”和社会不公正问题产生；防止“权贵社會主義”，是为了防止專制集權主义在中國的泛滥。

　　作者简介：朱中原，学者，批评家，专栏作家。研究与写作领域：宪政理论、自由主义、教育批评等。致力于推动中國的宪政转型与民主化进程。与张祖桦、顾则徐、王怡、范亚峰等大陆知名政治学者多有交厚。

　　作者电子邮件：zhongyuanzhu2008(at)yahoo.com.cn

　　作者:朱中原

　　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就不认为资本主义被取而代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相反，甚至还多次断然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虽然没有确定比较具体的年月日，但让人觉着他们那一代人可以活着看到这一天，接下来的无产階級革命專政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然后人类就会迅速进入历史的终极状态：一个无比美妙的共產主义大同境界。不消说，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原版意识形态乌托邦，绝对纯正。

　　后来，老年恩格斯肯定意识到了这个前景并非妙不可言，因而在馬克思身后发出了也许会使馬克思大为不快的反悔：“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再往后，列寧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一国社會主義论、毛氏的中國道路论以及其他什么人的各种论，相继对这个原版乌托邦进行了改造，并相机投入了政治实践，直到把它弄得彻底走了形，结果是什么，就不必多说了。

　　然而，不管它被彻底弄走了形究竟是由于它本身的不着边际还是由于实践者的别出心裁，有一个事情是不应忽略的——它之所以曾经那么鼓舞人心，就是因为有一份堪称是不朽的理想主义情怀，这在经典文本《共產黨宣言》中有着毫不含糊的卓越说明：“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这话已经毫不含糊到了这样的程度：无论怎么牵强附会，都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所见过的无产階級革命后的社会说成这个样子，而且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这样说，现在看来仍然遥遥无期。

　　我想，对于这种状况似乎不应过于沮丧，因为我们毕竟至今还在共產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徘徊，还在到处找石头摸，还要留神别摸着地雷，别一头拱到万丈深渊里去，于是就翻来覆去要求无数个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个核心周围，以保证集体活动的安全和稳定。无疑，这就需要以压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欲望为代价，不消说，这里的关键是压制政治自由的欲望。

　　这样一看，正常人恐怕都会明白，我们这里的“新左”诸公为什么会那么厌恶自由主义。为了避免偷换概念之嫌，应当接着说明的是，深受古典自由主义人文环境之惠的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追求的是一种通过消灭异化而得到恢复的全面自由，或者说无限自由、绝对自由，但是他所谈论的自由概念绝对没有敌视自由主义自由观的意味，毋宁说是包容了它，或曰超越了它。

　　不管怎么说，博学睿智如“新左”诸公者，不会不知道以上所示的乌托邦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自由的确切含义，不会不了解它们的价值所在，也不会不清楚当下现实的性质。然而，他们却一直痛心疾首地认为如今自由已经泛滥，这就不能不令人对他们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资源的逻辑目标产生警惕了，因为很明显，一切極權主义的政治恶势力都会从他们那里得到理论支持。不过令人同情的是，这种呕心沥血攒出来的理论，就其逻辑目标而言并无什么新意，仿佛一条饿狗叼着一块石头啃个没完。更糟糕的是，如果说原版意识形态乌托邦尽管是意外地收获了跳蚤，但毕竟当初播下了一些龙种，那么可以确切地说，这跳蚤如今只是播出了一批“新左”之类的意识形态黑手黨，他们冷酷无情，践踏规则，飞扬跋扈，尤其是近来一些人端出的架势，甚至露出了咄咄杀机，已经不大像是进行学术争论，倒是更像煽动纹革暴政，这让人再次感到不寒而栗。

　　假如“新左”诸公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许就会意识到自己对自由的这种敌意最终也能够把他们自己抛进不自由的深渊。关于这个常识，就我所见，最精当的表述大概莫过于乔·萨托利的文字，这里不妨原文照录：

　　“据说，自由始于早餐，饥肠辘辘的人很可能把面包称为‘自由’。然而，这只是并且只在短期内是一种觅食方式。所以短期，是因为不自由的制度并没有因为给了更多的面包而使自由问题获得解决，而是干脆剥夺了要求自由的权利。毫无疑问，我们填饱了肚子并不等于我们就自由了。政治自由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面包也不能解决自由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之初，马拉写信给德斯莫林说，‘对于没有面包的人来说，政治自由有什么用处？它只对空谈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他的疑问是合乎情理的，但革命的进程表明，他的回答则是完全不当的。不能不令人惊讶的是，德斯莫林本人直到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也未能发现，政治自由的确有用处，而且它是为那些要求平等却又把平等和自由混为一谈的人而产生的非常‘不现实’的自由。应当断然重申：使要求平等者得到平等，这不是个平等问题，而是自由问题。

　　有一个不断被人重复的说法：实行自由有利于少数人，比较而言，平等则作为多数人的力量而行动（常见的是以数量取胜）。但是这种比较不会始终有效。以自由为工具，少数或多数都不可能完全成功地彼此压制，而以平等的名义或以平等为手段，多数和少数都将发现自己给套上了锁链。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关键差别，那就是：自由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被颠倒成它的反面，而平等的原则却有这种可能。“

　　来源：《民主新论》，东方1998年版，408—409

　　作者:阎克文

　　第一个中國特色，（排斥外地人）：

　　中國的地方语言和外国话差不多，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再加上巨大的民族差别，习俗差别，信仰差别，本地人产生强烈的地方意识情绪和排斥外地人是必然的事情。

　　第二个中國特色，（内部争斗拼杀不懂友好关爱）：

　　中國历史就是窝里斗的历史，春秋无义战，战国七国并列，秦汉大战，楚汉相争，三国归晋，东晋16国，隋唐大战，五代十国，金宋大战，元明大战，明清大战，民国军阀混战，北伐大战，国共大战，纹革乱斗。这些历史使中國人产生了窝里斗的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表现在上层官场就是派别集团的勾心斗角，表现在民间就是拉帮结伙甚至黑社会的大战，表现在单个人就是三句话不投机就开始打架斗殴。人与人的友好互爱精神没有普遍深入到中國人的灵魂深处。

　　中國流传广泛的文学作品多是描写阴谋诡计，拼搏厮杀，严刑酷吏，报仇雪恨，起义造反之类的故事，这就使中國人从儿童时期就沉浸在把阴谋看做智慧，把拼杀看作英雄的文化乳汁里面，这种乳汁使人狡诈蛮横有余，友好关爱他人不足。

　　第三个中國特色，（逆来顺受无耻吹捧）：

　　中國由于经常改朝换代和受外族统治，谁不服从就要砍头，为了生存自然就养成了不管谁掌权都愿意服从的习惯，还养成了吹捧掌权者的毛病，这样的习惯和毛病延续千百年至今不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情今天也到处都是。

　　第四个中國特色，（只说不做）：

　　中國历来推崇孔子，把孔子捧为圣人，现在也是把孔子文化当作精品推向世界，在外国兴办孔子学院，可是从古至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没听说谁真正按照孔子说教去身体力行，这就形成了一个只是空洞地去说教别人而自己不做的历史坏毛病，并且这个历史坏毛病今天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现在许多事情都是喊的多，做的少，甚至没人做，特别是各级官员更是只要求别人如何如何对自己则完全是另一套，这样的恶习是导致中國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第五个中國特色，（政权更替充满血腥暴力没有和平更替政权的习惯）：

　　中國历史上为了争夺皇位，父子残杀（隋炀帝杀隋文帝），兄弟残杀（唐太宗杀兄弟），后宫残杀母子残杀（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这些情况延续几千年，给中國留下一个千年坏习惯，（政权更替充满血腥暴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和平更替政权的习惯）。

　　第六个中國特色，（靠人际关系血统关系办事情占据中國社会首位）：

　　中國历史上要继承皇位就要靠和皇帝贵妃大臣的关系，关系好，你就是阿斗傻子，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文盲皇帝明熹宗，也照样做皇帝。要在京城做官就要拜门生帖子，假如你拜在东厂太监魏忠贤门下，就可以在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里面给你安排一个职位。否则你就在家种菜吧。这样的靠人际关系办事情的传统恶习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是愈演愈烈！进重点学校，进好的企业，提拔官员，评职称，出国，进国家队，等等等等，反正那么说，任何事情只要你有过硬的人际关系和血统关系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第七个中國特色，（崇拜官职名位光宗耀祖不重视科学不认真做好本职专业）：

　　中國历来宣扬步步高升高官厚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做人标准，这样的文化乳汁从小就浇灌中國每一个童男童女，从而演绎出范进中举的悲剧故事，这样的文化环境大大削弱了人们对科学研究和认真做好本职专业的积极性，所以源自中國的科学发明微乎其微，源自中國的优秀产品名牌产品微乎其微，直到如今也是许多人只想着升官发财步步高升而根本不关心仔细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专业工作，所以中國产品质量问题不断，假冒伪劣问题不断，矿难事故问题不断，这些都和中國历史留给中國的满脑子只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意识有关系。

　　第八个中國特色，（把批评自己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敌人）

　　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本来很正常，可是浏览中國历史您会发现，中國社会里面从来就不喜欢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谁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批评意见，立刻就把这个人视如仇敌，在皇帝时代谁批评皇帝，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近代的中國历史也是如此，仅仅因为人与人意见不一样，就迫害了许多老朋友和过去的追随者。这种恶劣习惯延续了几千年，至今也没有根本彻底的改变，在中國的土地上好像就容不得持反对意见的人。这种恶劣毛病使中國内部社会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也使中國在世界关系中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第九个中國特色，（没有钱就起义造反，有了钱就腐败犯罪）

　　看看中國历史，陈胜吴广起义造反，黄巢起义造反，李自成起义造反，太平天国起义造反，等等等等许多起义造反，追随者大多数都是贫困者，因为贫困才去起义造反希望以此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起义造反一旦成功，一旦有了钱，立刻就腐败起来，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抽可说是为所欲为，严重者更是祸国殃民危害一方导致千百万人家破人亡，这样的坏毛病不断重复循环。

　　第十个中國特色，（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

　　看看中國历史，越王勾践复国灭吴后就赶走文种杀死范蠡。刘邦当了皇帝后就赶走张良杀死韩信，彭越，英布。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就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处死大将军蓝玉，处死大将傅友德，处死太子师宋濂，处死“勋臣第一”的儿女亲家李善长（其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右丞相徐达身患背疽赐食熟鹅，徐达流涕而食，不日即死。这个坏毛病一直延续到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

　　第十一个中國特色，（把古旧破的“文物”看作“国宝”，不把“人才”看作“国宝”）

　　看看中國历史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名人雅士都把那些破石头破瓷器破瓦罐破字画等等东西看作“国宝”，拼命搜藏天天把玩欣赏，可是对人才就不是这样，特别是帝王贵族对人才想杀就杀想打就打，一口一个奴才，这样一个“见物不见人”的历史臭毛病一直延续几千年，现在的中國刚吃饱肚子就又是高价回收流失海外的所谓“国宝文物”——上海博物馆花450万美元从美国买回来一本宋代出版的字帖，放在博物馆当作宝贝，这个宝贝有用吗？这些老古董没让中國强大，却招来了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不仅如此，还花高价回收圆明园被抢走的铜牛头猪头猴头，因为怀疑狗头是假的，没有买。世界上有“国宝”吗？有！但不是这些破旧文物，真正的“国宝”是“人才”，把“人才”当作“国宝”才是聪明进步的社会价值观！

　　第十二个中國特色，（强烈的复古心理）：

　　中國历代都有两个臭毛病：

　　一个臭毛病是把古代的东西称为“国宝”，越古老的东西越值钱，首先是皇宫里面就堆满了破瓷器破石头破字画，紧接着许多文人雅士跟着学，家里也堆满了破瓷器破石头破字画，这个臭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连中央电视台也是鉴宝节目轰轰烈烈推动全国人民家家户户也去堆满了破瓷器破石头破字画。

　　还有一个臭毛病就是把古人称为“圣人”，甚至称为“至圣”，认为人越古老越圣明。

　　这两个臭毛病显然违背社会发展基本常识，因为社会发展都是现代人和现代的东西比古代人和古代的东西进步，未来人和未来的东西比今天的人和今天的东西进步，不可能现在的人和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如过去。

　　现在中國经济和生活刚刚有些发展，立刻又在全世界收购所谓的国宝破瓷器破石头破字画，立刻又在拼命鼓吹孔子，并且要在全世界宣扬孔子文化，好象今天的进步是孔子带来的，简直荒唐透顶。

　　凭什么要把孔子奉为圣人？我们今天使用享受的发电机，电动机，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化肥，农药，水泥，钢材，塑料，电线，电缆，电灯，电影，电扇，电话，电视，电冰箱，电脑，手机，互联网，录音机，录像机，VCD，DVD ，钢琴，电子琴，手风琴，西服，领带，尼龙袜，甚至方便面这些东西哪一个是孔子文化创造的？

　　中國历代皇帝都把孔子奉为圣人，结果是把中國变成一个男人也要留大辫子的愚昧落后的国家，现在好不容易才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拉一拉手，立刻又宣扬孔子，还有专家写《论语心得》赚钱，专家还说《论语》是用一生来体会的，把这样一本连专家都要用一生来体会的《论语》卖给不是专家的人去推广学习，简直不可思议！

　　第十三个中國特色，（科学思想弱，迷信意识强烈）：

　　看看中國历史，过去的皇帝都非常迷信，秦始皇让方士徐福出海寻找不死药，汉武帝也是遍求方士，大炼丹药，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因服用丹药中毒致死，明代的明光宗朱常洛因服药物致死，造成轰动明朝的三大案件之一——“红丸案”。不仅如此，还迷信八字算卦，迷信风水，迷信手相面相，迷信鬼神，迷信巫婆神汉，迷信气功大师等等，迷信内容可以说五花八门，这些迷信意识流传几千年，到现在，中國还是迷信盛行，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算卦的网站和软件，现在许多官员许多中老年人甚至许多青年学生可以说几乎全体中國人都有迷信意识，这种强烈的迷信意识甚至闹出命案血案，这种迷信意识严重阻挡中國的文明进步！

　　第十四个中國特色，（盛行买官卖官）：

　　看看中國历史，自古以来名正言顺的盛行买官卖官，秦始皇时期就有“粟千石，拜爵一级”的卖官规定，汉武帝时设卖官制，汉灵帝时期“三公”每职一千万，“只留帝位不市”，灵帝时的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唐代王播巨资贿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唐代崔湜帮着韦后卖官有功，连升三级。宋代刘逵等贿赂蔡京而得到提拔，明末取消考试制度改为纳银多少定“名次”。清朝“捐”官更盛行，这个坏毛病流行几千年至今盛行不衰，现代的跑官要官伴随着行贿受贿已经成为现代官员升迁的潜规则。

　　作者:哲龙

　　假如你留心，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同志谈论我国建设的美好前景时，是很神往的；可是，转到议论眼前面临的具体工作、具体困难时，又往往是一阵叹息：我们还落后啊，工作太难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想起鲁迅的杂文《听说梦》。

　　一九三三年初，有个杂志以“梦想中的未来中國”这个问题，征询读者的意见。许多人怀着对现实的不满，纷纷对未来提出了各种美好的理想，却未曾考虑要实现他们的理想，必须经受包括“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这样的斗争。针对这一情况，鲁迅写了《听说梦》，尖锐地指出：“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因此，他提出，真正向往好社会的人们，应该“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我觉得，鲁迅的这些话对于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也是有启发的。建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个远大的理想，伟大的目标，瞩目这个伟大的未来，我们自然是很兴奋的。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和目标，必须“致力于现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盼不来，等不来，要靠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的各项工作来实现。谈论理想，憧憬未来，而没有切实的工作，理想和未来就会变成空想，就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正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写的一首诗中所说：“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產花开！……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盼望、清谈，是比较容易的，而“致力于现在”的实干，却是艰苦、麻烦的事。只想享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果，不准备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设付出艰苦的劳动，是算不得真想祖国建设的。

　　“致力于现在”，就要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有的同志说，“我也不是不想干，只是工作还是老环境，叫我怎么去奋斗？”建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但需要良好的工作环境，还需要普遍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但这不能离开现有的基础，而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一面要充分发挥现有工作环境的作用，一面又大胆地革新和创造。对于这个问题，鲁迅也有一段很深刻的比喻。他说：“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我们现在搞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个“草创时代”，我们不能坐等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从天而降，也不能从外国买来有特色社會主義，而只能着眼于祖国建设的目标，致力于现在的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努力。这比空谈、空等对建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切实、有益。在这点上，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待人们去大显身手。近来报上介绍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他们在各自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大搞革新，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的事迹，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致力于现在”，就要致力于克服现存的困难。任何理想的实现，都是克服困难的结果。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理想才能变成现实，这时又有新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致力于现在”就是一句空话。

　　毛澤東同志说过：“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產黨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员。”（《毛澤東选集》第一卷第二五四页）为建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这个大目标，加紧今日的努力，这样，到了实现祖国强盛之日，我们才可以无愧地说：我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设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作者单位：河南省西华县委政法委

　　作者:刘源

　　１２月１４日在网上看到“数百多位各界人士上书指物权法仍违宪应纠正”的帖子。对于物权法草案本人也曾写过几篇帖子“写在难产的物权法草案出世之前”、“一部将要违背宪法的物权法草案”、“期待社會主義又一座里程碑”等，大概在网上还可找到。物权法为什么会这样？

　　中國建设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也就是说中國更强调更注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建设，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没有多大改变。不同的是为了坚持和维护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國几乎是放弃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又几乎是放任了经济建设。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社会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思想观念，恰恰不包括经济。而中國要建设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却又恰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跟意识形态应该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它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还是仅仅就是一个名词。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國的上层建筑却又要坚持和维护“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请宽恕我的无知，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会让人明白吗？

　　一、垄断

　　近一年前，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资委负责人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记者）：“我们注意到现在央企的盈利大户中很多是垄断企业，而垄断企业对社会公众利益会造成损害，请问怎么协调这方面的关系？谢谢！”（负责人）：“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两年国有企业的效益确实比较好。这么好的一个局面中间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竞争。也可以说我们这些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垄断的。实际上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且这些企业的主要资产都在上市公司。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怎么来看待垄断，我想这个含义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有省略）

　　这位负责人指出，国有企业的效益好是缘于竞争。只是不知这位负责人例举的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在国内市场里是在跟谁竞争，在这样的“国家垄断”行业里，国有企业之间与其说是在竞争，还不如说是“同室操戈”更合适；或者说是这位负责人把右手伸进左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右口袋、在把左手伸进右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左口袋，他所说的竞争，就是国有企业（右手）和国有企业（左手）之间的“竞争”。玩这样的把戏却硬要“别人”为他这样的“演出”付费，如同侯宝林的三棒鼓。这样的倒来倒去，口袋就还真的都鼓了起来，不过使他（国有企业）的口袋鼓起来的恐怕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所说的竞争，只能是国有企业们对“别人”的竟争（竞争），国有企业们如何获得更大的利润，就是竟争着利用自身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来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

　　不知国资委负责人去年的这个看法今年是否会改变。

　　然而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８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國目前还是在坚持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系里，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被继续坚持着，国家对国有企业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也还在继续维护着。

　　“机场建设费于法无据遭质疑；公络养路费是否合法引争论；公路收费员月薪８０００；电厂抄表员年薪１０万；手机漫游费成本为零却在收；水价招待费要算成本还想加；电力行业要减薪；银行企业要加薪；油价只涨不跌；药价不跌老涨……”不敢说罄竹难书，恐怕也不胜枚举。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在质疑这些现象？“人们”在质疑谁？这些现象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国家”在这些现象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谁在“助纣为虐”？

　　“铁路价格听证会、民航票价听证会、交通行政处罚听证会、春运价格听证会、电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医疗服务价格听证会”。各式各样的听证会都有，但一提到价格听证会，似乎总是涨价会。开价格听证会，似乎就是要给你打涨价的预防针，而且还要让你觉得这是在为你好。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价格听证会成了涨价会？那些能开价格听证会的企业，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它们可以动用“听证会”的名义？这跟国家又有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能左右价格？谁在“假充慈悲”？

　　在中國，对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以及所具有的上述种种表现，用政治的话说是——主体地位；用经济的话讲则是——垄断。

　　那位国资委负责人继续回答：“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据说每年“公款吃喝”掉一个三峡工程；据说每年“公车私用”掉一个国防预算；据说每年“公车消费”掉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再加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据说每年“公费旅游出国考察”掉一个年教育经费外加一个医疗经费；据说中國公务员耗电是普通百姓的１９倍；据说中國“公务员”（或称财政供养人员）“超标”是发达国家的２０倍；据说一个贫困县有十一个副县长；据说一个民政局有四个局长。据说……这也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

　　必须承认，上述的“公家”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是不知道国有企业搞了半天获得的盈利够不够这一部分人民谋利益。然而这一部分人民的所做所为“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表现着先进性，他们谋得的利益“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谋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真是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盈利，那也只能而且惟一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榨取了更多的垄断利润，榨取了它的雇佣工人和更多的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４３６页）即使是中國的国有企业，恐怕也遵循了这样的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现实的情况正如这样，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作用，只能是成为了利益集团用来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现实的情况也正如这样，大多数的人民他们付出的总是一定比他们获得的要更多。

　　改革开放的中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國的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做出的奉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又有多少国有企业职工为了今天的国有企业盈利牺牲了他们曾经的利益。目前全国国有工商企业拥有职工４３００万人，其中中央企业职工约１０５３万。这些人又能养活多少“公家”人、养活多少中國人。中國有１３多亿人口，这还不包括每年还未出世的千万胎儿和每年死掉了的几百万人口，当然也包括“公家”人，这是多少消费者！“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是消费养活了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为消费了的“人民”谋了利。在中國，消费者和纳税人的贡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太多。在中國恐怕还找不出没有给改革开放做了贡献的“人”了。谁养活谁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二、和諧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８日举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仲共中央关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看来“国有企业”获得的盈利并没有给人民感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国有企业”最大的贡献恐怕反而是造就了太多的腐败，成为了腐败的源泉。牺牲了太多的本应该是用来为“人民”所服务的那部分资产。而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也似乎都与“国家”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有关。影响社会和諧的矛盾和问题，似乎每一条也都能与“国家”挂上钩。

　　中國要构建“和諧”社會主義社会，那么“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吗？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內市场。”“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２２页）。之所以继续引用这句话，是因为比城市的改革开放还早几年的农村改革，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國的农村却还在馬克思所揭示的那个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阶段里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中國农村（改革）的奇迹。

　　当垄断也成为中國社会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便可全部完整的浓缩在当代中國社会的发展阶段里。所不同的是，中國城市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资本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必须承认，这是中國城市改革的奇迹。只是有些过程被压缩在了一起完成，甚至被放弃了，有些过程则被压缩到了提前，如国有的私有化改革，就被压缩到了垄断之前施行。但这仍不失是一个经济奇迹。

　　中國城市改革的极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徘徊不前，创造的两个奇迹，使得中國的一头跑进了二十一世纪，另一头却落在了几百年前的一个世纪。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样极度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又将怎样使之成为“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呢。

　　“增加财富、建立社會主義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會主義，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會主義了；”（《列寧全集》３２卷２０５页）。“我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列寧全集》３２卷４７９页）。

　　中國的“社會主義”固然有它自己的特色，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目前仍停留在几个世纪前的农村社会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在人口和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會主義”的“国有企业”的“大机器”工业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卷２８９页）。中國的新农村建设，能缩短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吗。能做为“和諧”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吗。

　　对于中國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来说，不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更有农民工）问题，恐怕就没有解决好社會主義的基础问题。也就谈不上社會主義，也就更谈不上如何构建“和諧”社會主義的问题。

　　“跑马圈地”、“盖房修路”、“电灯电话”，如何——再次——进行农村改革和建设，是一个需要认真实施的问题。“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如何花钱去国外考察学习，恐怕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國最大的与众不同恐怕就是中國有最大的农村问题，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本来恐怕是只有几十年的“工农”差别（叫城乡差别也行）被拉大了几百年，这绝不应该是中國所具有的特色。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１）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２）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３）私人资本主义；（４）国家资本主义；（５）社會主義。”（《列寧选集》３卷５４０- ５４１页）。

　　不管有什么特色，恐怕这也都是列寧给出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初级阶段”的中國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中國的特色。那么还有谁能给现今的中國“公有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划分出另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全部关键恐怕也就在这里。不是承认的人都考虑到中國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甚至都不承认。

　　当所有的指标都不适合用来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諧”时，那么惟一能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諧”的指标就只有看是否缩小差别了。构建“和諧”社会的全部内容，恐怕就是从如何缩小差别开始了。不承认差别，又怎么能去缩小差别。

　　三、大国

　　何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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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有多么“大”的容量，恐怕便如同一个人有多么“大”的胸怀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众所周知，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

　　如果一只木桶里盛装的是“大”，那么影响这只木桶里盛装的这个“大”、大还是不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是“思想”还是“物质”。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什么，“思想”还是“物质”，崛起的大国能持久“大”下去靠的又是什么。

　　“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５９页）决定中國这个“社會主義”的是“思想”还是“物质”，是否“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中國的思想是否走的太远了点。中國要用构建的“和諧”社會主義来决定“大”国的地位吗。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整体水平，那么影响这个国家整体实力、整体水平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富有，那么“象征”这个国家富有的最长的那块木板是否是ＧＤＰ，它在说明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和諧”，那么这个“和諧”是由哪些木板构建起来的。“和諧”的桶底（基础）又是如何构成的。如果“和諧”是由一块块的“指数”木板构建的，“幸福”指数会成为其中的一块吗。影响这个国家“和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又是什么。

　　出现不和諧，那是因为差别扩大了；或是又产生了新的差别。消灭差别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把最短的那块木板去掉一样，锯掉长木板，整体水平也还是没有提高。惟一的可能就是增加“短”板的长度。在一个国家里永远都不要指望“真正”的平等，就像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一样。当各种差别缩小到一定程度，看起来和諧了，目的也就达到了。遗憾的是包括舆论宣传在内，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总是在“扬长避短”、对“短”轻描淡写。不重视“短”，只能是短视。

　　如何理解和諧？是不是只要“人人都有口饭吃，个个都能说上话”。[ “諧”：詥（ｈｅ）也。龤（ｘｉｅ）异用。龤专谓乐和。]

　　“和諧”恐怕不仅仅是“人人”都能吃上饭了，“人人”都能说上话了，更多的恐怕还在于是否能看到“别人”也吃上饭了、是否能听到“别人”也说的话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绝不是和諧的画面（看到了跪卧在冰天雪地里的乞讨者）。和諧的氛围是更多的“别人”都能感受到；和諧的乐章是更多的“别人”都能享受到。

　　而如果“人人”说出的都是一个声调，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声音，那也不“和諧”。时间长了反而会使人心烦意乱。“《真理报》每天教他们应该知道些什麽，想些什麽，相信什麽，出了轨是不行的！‘每次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等於和所有的人谈话一样’”（“苏联还在教育我们”）。而现在，在我们可爱的中國，只要你愿意听愿意看！现在“每次听一个中國领导人讲话就等于听所有的领导人讲话一样”。看着小品《汇报咏叹调》，不知你笑的是否自然。而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和諧”文化建设也建成了“每次听一个中國人谈话就等于听所有的人谈话一样”，是那么的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恐怕笑都笑不出来了。没有汲取经验教训是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是认识到了这个经验教训却又再一次重蹈了这个教训。难道在中國的文化建设领域也要实行“垄断”。

　　“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到枪眼的、一个自称白居易后代的‘国学辣妹’在孔庙内大摆性感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恶搞’泛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长期以来官方所宣传的理论和道德等内容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落差太大，很多人对这些宣传经历了一个从信任到怀疑，从抛弃到颠覆的过程。”“腐败官员先后落马，这些官员出事前大谈理想信念，出事后被发现原来个个‘五毒俱全’。‘两面人’的现象给老百姓的理想信念打击很大。”

　　政治宣传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落差，这样的“两面性”现象与腐败官员的‘两面人’现象又有何区别。恐怕不会不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信念。眼能观六路，耳能听八方，扬出的长处别人未必能感受到，避掉的短情别人未必看不到。人们看到的听到的如果有差别；人们享受到的和感受到的如果有差别，未必和諧。

　　一部电视片《大国崛起》中的解说词“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替我说了这样的话，如果让我选择是要”主义“还是一碗粥，我一定会选择一碗粥。因为我确实在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也不会再去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了。之所以能支撑着我这样的写，是因为包括对物权法（草案）在内的一些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并产生了反应。不再去写，是因为对我来说一碗粥确实是要比”主义“、物权法等什么的要重要的多。再不面对现实，恐怕连粥都没得喝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因此我说了。“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因此再也不说了。本以为象个“匹夫”，却原来“蚍蜉”都不是。

　　备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审议并原则通过，要加大对西部的扶持力度。希望企业家们能投资新疆，企业家想投资新疆，我可以做您的经理人。真城的敬望企业家们能关注新疆。愿为企业家们效劳。如您与企业家有联系，敬请代为转达。

　　作者:刘济齐

　　时下，“八荣八耻”一词在媒体上使用的频率可谓越来越高矣。报刊讲，电台电视讲，高官主席台上讲，不可谓不美名远扬四海香“。但是，平民百姓街淡巷议却不怎么讲，对此也不抱什么幻想。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不说已经搞过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三讲“，”叁個代表“教育，就拿尚未结束的”先进性教育“来说，到底开出多少”花“结出多少”果“？”八荣八耻“的提出，恰好做出了准确的回答。正因为，过去搞了那么多的道德教育，而至今全社会连”八荣八耻“都还不清楚，所以才要进行一场”八荣八耻“的教育活动，这不最清楚不过说明过去所搞过的道德教育活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吗？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正如有的网友所言：问题“出在前三排”，而解决的关键“在主席”。“主席台”仅生产加工道德建设“口号”是不行的，它需要坐在“主席台”上黨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黨的各级的“一把手”都能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尤其是肯于付出“自己既得的切身利益”。就现实来说，老愚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主动自觉告别如下这“八子”上。

　　其一，“舍得丢面子”：即对过去的执政者说错了做错了的事情，要不怕亮丑，现任的执政者要主动自觉地向黨内外特别是向深受其害的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地做好“自我批评”，不能认为不是在自己“任上”发生的就一推“六二五”，或者为了维护过去执政者的永远“伟光正”的光辉形象，而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错事或坏事进行“封堵捂”……

　　其二，“舍得掏票子”：即过去多拿了老百姓的血汗钱应该主动还给老百姓。自己的“家底”应该拿到“阳光”下“晾晒”，让天下人看个“清楚”，自己讲个“明白”。而不是将自己的“家底”当作国家机密加以“铅封”。俗话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不敢亮“家底”，不正说明自己的“家底”来源有猫腻吗？

　　其三，“舍得倒房子”：即不应该享有的豪宅别墅主动地“倒”出来，扔掉由“工作需要论”所包装的“特权”。官越高，权越大者，越应自觉履行《黨章》上载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义务”。否则，这条明文规定的“义务”岂不成了纸上谈兵变成了一纸空文了吗？还有什么脸向广大芸芸众生讲“八荣八耻”呢？

　　其四，“舍得换车子”：即不应该坐的高级轿车主动更换，而讲了多年的“车改”不应“光打雷不下雨”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要知道，群众对高官“屁股底下一座楼”早就怨声载道，讥讽的顺口溜满天下，高官听了如果还不感到汗颜，改弦更张，哪还有什么脸“坐在主席台”上夸夸其谈呢？

　　其五，“舍得动孩子”：即自己的孩子靠自己的权势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或职位应主动交出来退还给社会重新分配……

　　其六，“舍得撤盘子”：即立即停止公款吃喝，让“酒染的风彩”不再“风彩”，省下几千亿，用来办教育。否则，执政者如果连自己的“馋嘴”都管不住，人们还会相信能够管好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吗？

　　其七，“舍得离位子”：即自己在黨内外已经严重丧失了威信，成为黨内外极不信任极不受欢迎的臭哄哄的人，就应该明智地主动地早点离开自己的领导岗位，免得闾阎论短议长……

　　其八，舍得别婊子：即过去自己或明或暗“包二奶、三奶”，“养小蜜、小资”什么的，趁早“霸王别姬”，不要以为百姓是阿斗，什么不知道。不要以为自己控制“舆论导向”，就能瞒瞒天过海不为人知。俗语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当年赵高搞“指鹿为马”，不是被史马迁写入《史记》了吗？后人不是都知道了吗？

　　俗话说：“人平不语，水平不流。”“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上述存在于高官上的“八子”，实是泼在社會主義荣辱观上的污泥浊水，不除不足以平民愤谢天下人。当然，社会也不会和諧。馬克思早在１８７５年就曾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３页）群众从行不从言，高官与其把“八荣八耻”的“天经地义”喊得震天价响震耳欲聋震撼震撼人心震古铄今，不如实实在在做点有利于提升全民社會主義荣辱观的实事，比如就从这告别“八子”做起。

　　记得第一代领导核心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澤東选集》第３卷，第７９０页）；第二代领导核心曾经说过：“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鄧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７３页）；第三代领导核心曾经多次说过：“‘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己不正焉能正人’”（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江澤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國所有事情，包括这次第四代黨的最高领导人提出的即将展开的“八荣八耻”教育活动在内，最终能不能搞好，其关键不在广大芸芸众生，而“在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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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于成玉

　　以１９９７年十月革命８０周年和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會主義的讨论又趋活跃。

　　面对着本世纪社會主義运动这—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會主義复兴”还是从“社會主義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會主義何以兴衰相继？中國社會主義何去何从？

　　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會主義土壤——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最发达、而本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會主義运动”最绝缘的国家。

　　当“现实社會主義”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而９０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會主義”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會主義？”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

　　正如着名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會主義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會主義的普遍论。

　　而在这个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會主義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國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

　　一、“社會主義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會主義”

　　曾记得４０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自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會主義在美国也难有前途。

　　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所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

　　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陈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远”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它模式的诸种“社會主義”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

　　社会民主派、民粹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社會主義（法西斯）等运动在美国也从未形成声势，而它们在欧洲、在堪称美国文化之母的英国、在与美国同属新大陆的南美地区都曾各领风骚。

　　社会黨国际的美国成员——美国社会黨及其衍生黨在１９１２年高峰时也仅有黨员１１. ８万（而此时英国工黨、德国社会民主黨都已众逾百万），此后每况愈下，２０年代末黨员不到７万，到８０年代后期它的两个后续黨（民主社會主義者共和人民黨与社会民主黨）总共只有８０００名左右成员，实际已名存实亡。

　　显然，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难望北欧同仁之后尘，也绝无可能与密特朗、勃兰特等西欧同志相比肩。我们后面将提到的美国社会黨领袖哈林顿是社会黨国际主要理论家，位居国际的名誉主席，然而他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却远比他在“国际”论坛上影响逊色得太多。

　　美国历史上的人民黨人（the PoPulists ）曾被一些论者视为俄国民粹派的同类。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声势、影响不及，而且在性质上也相去甚远。

　　俄国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專制”，是所谓“农业社會主義”者，而美国人民黨人——我姑且把他们称之为“农业自由主义”者——对这两样东西是绝不感冒的。可以说，“农业社會主義”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

　　至于美国的工会，它不仅是劳资妥协的专家，而且在捍卫所谓“美国人的价值观”方面历来比颇讲实用主义的政府与商界要极端得多。在美国，工人比资本家更“反共”，工会比商界更“冷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

　　仅仅列举以上这一切倒还不足为奇——人们可以说，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类地方也是各种流派的“社會主義”都吃不开的。

　　然而美国案例的另一面恰恰在于：很久以来，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社會主義者”都对美国怀有远胜于他们祖国的好感，乐于在美国寻找其价值理性的经验依托，当他们在祖国碰了钉子时，往往便寄望于美国，企图在那里实现其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想。

　　当年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英国人欧文在本国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国去建立他的“新协和村”理想国。法国人卡贝在本国发表了他的乌托邦设想后，也来到美国去实践他的“伊加利亚之旅”，而且据说“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俄国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黨密谋”失败后在祖国无处容身，便跑到美国建立了着名的堪萨斯州“雪松谷公社”，维持了十余年的“大同”实验。

　　这些理想主义者看好美国可以说决非是仅仅看中了新大陆的空旷可居，这一点在列寧关于“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式道路”的善恶二元对立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个后来成为美国头号对手的超级大国的缔造者在１９１７年以前的十余年间经常把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切光明面都归结为“美国式道路”，而阴暗面则归结为“普鲁士道路”，并屡屡发誓要为使俄国走上“美国式道路”而奋斗。

　　其语调之热烈几乎可与１９４９年前的中國共產黨人“走俄国人的道路”的热情相仿佛。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會主義者如此，“社會主義”国家中在野的社會主義派别更其然。俄国社会民主黨中的孟什维克派与布尔什维克派分手后成了对头，但１９１７年以前两派都倡导“美国式道路”。

　　１９１７年后孟什维克被掌了权的布尔什维克鎮壓，仍不改此愿。孟什维克首领唐思直到１９４７年在国外去世前还希望“实现俄国社會主義形式的‘美国化’”。无独有偶，十多年后被斯大林逐出国门的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失望后也曾把“第四国际”的事业寄厚望于美国。

　　他不仅授意由美国托派代表主持“国际”成立大会，晚年联络重点也转向美洲，甚至还把自己身后全部档案文牍都转让于美国的大学，虽说直接目的是卖钱，但也不乏更深远的希冀。

　　孟什维克与托派，—个比苏联当局更“右”，一个比苏联当局更“左”，但两者都在美国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某种希望，这是颇有意思的。

　　总而言之，“社會主義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會主義”都其来甚久。一方面各种流派的“社會主義”在美国都难以立足，另一方面美国以外的各国种种“社會主義”者又多向往美国（而且决不是仅仅向往它的物质方面），这种奇特的反差确实耐人寻昧。

　　于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便成了近一个世纪来人们议论的话题。为此产生了种种解释，然而有说服力的似乎不多。

　　当然，最难让人信服的是一些美共人士的说法：统治者的鎮壓与白劳德、洛夫斯通之类的“内奸”阻得了美国社會主義的兴起。

　　无疑，把美国的“自由”理想化是不足取的，我们都知道有个麦卡锡时代。但相对而言应当说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自由空间一般比欧陆还是大得多，如果这点鎮壓就足以扼杀社會主義，那也太小瞧这种人类理想的生命力了。而经历了从科伦审判到“斯托雷平反运动时代”种种磨难的欧陆社會主義又怎么会曾有如此气候呢？

　　文化决定论者喜欢谈论传统的作用。然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有何不同于欧洲的文化传统可言？近年来“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两分法颇为流行，似乎“经验主义”是比“理性主义”更不利于激进思潮的成长。然而同在“英美经验主义”背景下，英国工黨与美国社会黨的不同命运又怎么解释呢？

　　有人强调新大陆机会多，劳动者不易感到生存压力而滋长反抗情绪。然而同为新大陆，拉丁美洲的各种社會主義运动又为何如此活跃？

　　更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美国工人生活富裕，因而没有穷则思变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所谓“关于美国社會主義失败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然而正如下文将引的哈斯班兹和哈林顿等所言，本世纪初德国工人吃到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并不比美国工人少，但德国社会民主黨却在那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可见美国人不“思变”未见得就是因为不穷。

　　还有些论者很强调罗斯福新政的改良作用对美国社會主義潜势的消解，甚至认为罗斯福新政本身就是一种“社會主義”。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

　　然而问题在于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的思考早在“新政”之前很久就产生了，用“新政”作为它的答案因此至少是很不够的。这也就是我们要研究早于“新政”二十余年问世的桑巴特着作的原因之一。

　　二、物质替代还是价值替代：桑巴特的解释

　　人们对W.桑巴特不会陌生，这个世纪初驰名世界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生思想倾向多变，早期接近馬克思主义，后转为极端保守主义，到晚年又倾向于国家社會主義并对纳粹表示同情。

　　但任何时候他都不认同自由经济思想，因此他写《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一书决不是为了要替“美国主义”辩护的。此书以德文出版于１９０６年，当时桑巴特还是个准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此书发表后几十年内译本众多，法、西、英、日等文译本均有。而若干译本前还附有评价此书的论文式长序，作序者往往也是知名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这些序文连同桑巴特的原书一起，勾画出了几十年间欧美两大陆的社會主義者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

　　作为一个德国人，桑巴特是在美欧（主要是美德）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表的，他认为美国工人与欧陆相比有如下特点：

　　１、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这首先是因为它成功地供给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其次也因为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许多企业中使用的计件工资的有利制度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的推动。

　　这个说法在桑巴特之后又为许多人所发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国社會主義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

　　２、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态度，它的“公民整合”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更集中地促进了这种整合。

　　桑巴特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有许多支持者，他们指出：统治精英通过民主程序把工人階級结合到政治进程中的成功尝试对工人階級激进主义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有人还推而广之，认为工人階級激进倾向在１９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的衰落，主要也是这个原因。

　　而１９世纪德国工人比较激进，则是由于没有这种整合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模式简化为“民主消除激进（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３、成功运作中的两黨制下产生一个新政黨的困难，也是美国社會主義者无所作为的原因。据说美国社会黨与此前的人民黨都是“第三黨困境”的牺牲品而在两黨游戏中被淘汰的。

　　４、美国工人階級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这就是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

　　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已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階級中的发展。桑巴特在书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

　　他说，尽管美国“资产階級化的工人階級与实际的中产階級间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可能还在扩大，尽管社会财富的总分配可能正变得更加不平均，但由于美国工人发现他们比欧洲工人过得更好，于是便心满意足了。

　　这—所渭工人生活“资产階級化”问题是桑巴特解释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内容。

　　５、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階級（与欧洲相比）有更大的机会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实现社会獨立的流动性。

　　桑巴特认为这是“在考虑（美国）无产階級心理如何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美国工人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或近乎顶层”，他们比欧洲工人有可能成为小资产階級企业主。

　　６、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美国工人好斗性的效果。在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纳（F.J.Turner）的“新边疆史观”的影响。

　　他认为美国广阔的西部“新边疆”的存在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机会，如果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太压抑的话。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量“穷愁潦倒”的工人从东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獨立农场主，从而使边疆成了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美国社會主義”的最后一个障碍。

　　总之，桑巴特认为“美国没有社會主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归纳为物质替代（物质上的满足“替代”了对平等之类价值目标的追求）和价值替代（“美国式”的平等替代了“欧洲式”的平等而成为价值理性的主体）两点。

　　但桑巴特在他的书中以主要篇幅谈的是物质替代，而对价值替代则讲得较简略。

　　三、寓“平等”于“自由”之中：美国社會主義者的评论

　　自桑巴特发起“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的讨论后，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到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新左派运动，围绕反越战、黑人民权与女权等问题美国人表现了相当高的热情。

　　对“桑巴特问题”的讨论中心也由欧洲转回到北美。１９７６年美国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社与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在美、英同时出版了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一书的英译本，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头号理论家哈林顿与美国社会黨史着名研究者哈斯班兹都为这个译本写了分量很重的序言与导言。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美国左派思想家在新左派运动高潮期对这一问题的典型回答。

　　E.M.哈林顿１９２８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早年由一个天主教社会工作者转变为社會主義者，“成为一名致力于穷人和被压迫者事业的热情的工人階級理想主义者和鼓动家”。早在朝鲜战争时，他就不顾当时的“麦卡锡阴云”而持严正的反战立场。

　　１９５３年他加入社会黨，同时成为工人保卫联盟的组织干事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社會主義联盟的校园活动家，逐渐成为除美共以外的美国左派及工人运动的头号人物，并于１９６８年当选美国社会黨主席。

　　但面对六七十年代那种带有雅皮士色彩的“新左派”运动，本质上属于老派理想主义者的哈林顿并不适应。于是“人们很快把他同令人恐惧的老左派等同起来”，而他也对新左派感到失望井转向更为激进的立场。到１９７２年他因持激进的反越战立场而与不那么激进的社会黨决裂，并辞去主席之职，创建了更左的组织——民主社會主義者组织委员会。

　　１９８２年该会与左翼知识界的“新美国运动”合并为美国民主社會主義者共和人民黨，哈林顿任全国主席。该黨是社会黨国际最重要的美国成员黨，哈林顿因而也是国际的着名活动家，参与制定该国际十八大的《原则宣言》。

　　他在１９８９年逝世前已是社会黨国际的名誉主席。哈林顿不仅是美国左派运动的头号活动家，也是当时美国理论界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着有《另一个美国：合众国的贫困》（１９６２年）、《走向民主左翼：新多数人的激进纲领》（１９６９年）、《社會主義》（１９７２年）、《资本主义的黄昏》（１９７６年）、《决定性的十年》（１９８０年）等一系列名着，其中《合众国的贫困》一书更是轰动一时，当时曾迫使约翰逊政府宣布发动着名的“向贫困开战”运动。该书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被并称为当代美国民权运动两大文献。

　　如果说哈林顿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那末哈斯班兹则是在“新左派”运动的熏陶下出现的新一代美国社会黨史研究者。他曾长期求学、任教于历史上美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芝加哥地区，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讲师，并建立了位于印第安纳州的美国社会黨黨史研究中心。

　　在译介桑巴特的书时他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讲师，对欧洲知识界的“桑巴特问题”讨论也有很大影响。应当说，由哈林顿与哈斯班兹来评论桑巴特的书，实为美国“老左派”与“新左派”、上一代与这一代、行动者与评论者、美国人与欧洲人对这一问题之看法的缩影。

　　而这双方的看法却惊人地一致。哈斯班兹与哈林顿都对桑巴特的美国工人生活“资产階級化”之说即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发动了集中的批评。哈林顿指出，决不能假定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因为相反的情形倒似乎更为真实。

　　典型的例子是：６０年代在美国一度影响很大的新左派运动就不是以穷人、而是以那些“幸运的青年”们为基础的。而在德国，从《反社会黨人法》的废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正是工人階級在经济收入上的“幸运年代”，然而德国社会民主黨和工人运动恰恰是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长”。

　　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对桑巴特所谓美国工人比德国工人富裕的统计学依据提出了质疑。哈林顿引证德国学者斯腾塔尔（A.Sturmthal ）的研究，指出桑巴特关于美欧生活水平的统计只考虑“一次分配”，而忽略了俾斯麦的（在英国是劳合。乔治的）社会保障纲领的作用。

　　由于当时欧洲（主要是德、英）社会福利性质的二次分配远比美国发达，欧洲工人生活未必糟于美国。哈斯班兹更认为桑巴特给出的“美国工人普遍富裕的图景是十分牵强附会的。它无视移民出身与本土出身的美国工人階級人口的实体部分存在着严重的贫困。”

　　即使从统计学上，桑巴特也不能证明美国工人比同一时期的德国工人更富有，而美国工人内部的经济分化更远甚于同时代的德国工人。哈斯班兹还指出，桑巴特不是这种解释的头一人，上个世纪就有人以富裕化解释１９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人中社會主義倾向衰退的问题，事实表明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实际上，７０年代以来对桑巴特上述统计的批评性考证者不乏其人。看来，“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的作用至少没有桑巴特说的那么重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哈斯班兹还对桑巴特关于“新边疆”对社會主義的阻抑作用之说进行了批评，他问道：“如果像桑巴特所言，美国工人‘爱资本主义’并‘为它奉献全部身心’，人们就不能不奇怪为何他还想从这一乐园里‘逃入’到寒冷的边疆去。”

　　这样的反话当然有些简单化。不过笔者可以补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西部的空旷和移民潜力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如果它对社會主義有碍，其作用也应递减。然而美国社會主義运动却没有因此而高涨，而是自本世纪头十年以来日益衰落的。“新边疆”说显然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在批评桑巴特的同时，哈林顿等也对他的另一些说法加以肯定乃至发展。哈林顿认为桑巴特提到的“公民整合”对工人階級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比桑巴特已强调的更加重要”。哈斯班兹也有类似看法。

　　这样，７０年代后的人们在否认了“富裕使人保守”的理论的同时，却对“民主使人保守”之说表示了认同。

　　哈林顿指出，欧洲大陆的社會主義运动与其说是围绕经济问题，勿宁说是围绕公民权问题开始的：工人在政治进程中受到排斥或系统性的歧视一开始就是抗议的对象。

　　“在几乎一切情况下，反资产階級斗争的心理与情绪基础都是对资产階級平等（bourgeois equality，或可译为‘市民平等’——笔者按）的要求。甚至在有些例外的英国，最早的有组织的工人政治运动即宪章运动也是如此。”

　　而在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了普选权。这导致萨姆松（Leon Samson ）在３０年代最先概括的现象：“‘美国主义’成为社會主義的替代物。”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 ）在这里并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是指美国式民主包含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

　　在萨姆松看来，这类观念与社會主義实质上相通，所以他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會主義形式”，即它传播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否定等级社会的现实，这与英、法等欧洲国家不一样。

　　哈林顿同意萨姆松的看法，他认为这里包含着“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这个问题的主要答案，即：“美国工人可以用优势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该形态的反对派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平等要求。”

　　这里必须指出，萨姆松讲的“美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會主義形式”都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它显然不是指常被人称为有“社會主義”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种以国家干预限制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结果平等”（或限制结果不平等）的意义上的公平，而是古典自由主义“公平竞争”意义上的公正。

　　作为社会黨人拥护社会福利政策的哈林顿，对美国的税收一福利政策不像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照顾穷人”是深表不满的。他愤然写道：“在美国，最具返还性的税也就是最普及的税。社会保障费用的征收不允许（对穷人）减免或考虑家庭规模，这是对富人的荒谬的照顾。他们公开地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代价获得受津贴的退休保险。”

　　然而哈林顿又看到，这种（与欧洲相比）更缺少“抑强扶弱”色彩的政策因其符合“自由竞争的公正”，居然比欧洲式的福利主义更能成为“社會主義的替代物”：“对待有美国主义、个人主义与自助意识形态的公众来说，他们对高返还性的税制是很热衷的。”

　　当然哈林顿也指出，美国的税收一福利制度也不是一点“抑强扶弱”的二次分配成份都没有，“事实上社会保险体制中有大量的福利成份，但这事实仅为统计学者与专家所知。”公众并不是对这种“抑强扶弱”感兴趣才认同这一体制的。

　　相反，由于自由主义的公正观接受那种自己出钱保障自己的观念，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维持着作为—个保险纲领的神话，即它给领受者提供了福利”。

　　哈斯班兹则从另—个角度即移民的态度涉及了“美国主义”替代社會主義的问题。他指出桑巴特忽视了美国工人階級内部在那个时代存在着比德国工人更大的经济不平等。

　　主要原因在于土生的美国工人（他们其实也是早期移民）把外来廉价劳动力的涌入看成对自己的威胁，因此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大多数美国工会是排外主义的和有行会倾向的，并且对新的移民工人群体造成了严重损害。

　　但这一点本身未必谈得上对美国社會主義运动有利还是有弊。因为工人的分裂与工会的行会倾向固然不利于社會主義运动，但移民群体如果长期处在受排斥的低下地位，这本身就会促使社會主義或“某种激进主义”在移民群体中蔓延。在欧洲大陆，移民与犹太人中的社會主義倾向远比本地民族活跃，就是这个道理。

　　而事实上，１９世纪后期的美国社會主義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一些有激进倾向的移民从欧洲带来的。（反过来说，正如笔者前已指出，从欧文、卡贝到列寧、托格茨基的几代欧洲社會主義者也都特别看好美国，而且不仅１９世纪后期为然。这或许也增加了当时移居美国的欧洲人中社會主義者的比率。——笔者按）

　　以至于产生如下说法：“那些在美国传播社會主義的人是一些无人追随的潦倒的德国佬。”１９世纪８O 年代的美国社會主義工黨（社会黨的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国召开它的会议。

　　然而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体制，使本土工人对移民工人的行会式排斥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资本家对本土工人与移民工人“一视同仁”地予以“剥削”，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欧洲而言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大大加速了移民工人的“经济整合”进程。

　　在桑巴特时代，移民抵美一代人之后便一般可与土生工人具有同样的“经济特征”。P.罗伯茨引１９１１年工资数据证明：当移民本人处境还十分糟时，他的儿女的工资结构便已与土生工人基本持平了。

　　正是这一机制，使美国移民中的“社會主義平等观”很快为“自由主义平等观”所取代，从而消解了“移民社會主義”，甚至使移民工人从（母国人口中较多的）社會主義偏好者，变成了“对社會主義杆菌的免疫者”。

　　进入２０世纪后，美国社会黨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难得到支持。这决不是说移民工人更加逆来顺受地任人“剥削”。相反地，移民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往往比土生工人更有战斗力，但这却是一种“反对资本家而非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如罗伯茨描绘的美国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状况。

　　“斯拉夫人参加工会并为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条件而战斗，……他们会以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追随一个劳工领袖，他们在战斗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经济动机而做的。斯拉夫人爱美元，并在冲突结束时要保有它。让人们试图领导他走社會主義道路吧，他是不会走的。”

　　四、“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會主義”与“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

　　综上所述，７０年代的美国社會主義者否定了桑巴特解释中的物质替代（“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而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解释中的价值替代（“美国主义”替代社會主義）理论。这除了学理上与历史上的依据外，也是以６０—７０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为背景的。

　　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许多人都感到，对于作为一种价值的社会公正而言，美国人其实比欧洲人更敏感。但美国人更多地在竞争过程中（即竞争的起点与规则中）发现这一价值并以此取代了那种否定竟争的（在桑巴特看来社會主義就是如此）价值理想。

　　而美欧间的这种区别，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比欧洲更早、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民整合”，即有更多的民主，更少封建特权传统，美国人可以要求公平而不反对竞争。而欧洲人由于受封建遗产影响，多数人从—开始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他们的公平要求是与反对竞争的主张相联系的。

　　至于说到“物质替代”，看来，不仅桑巴特时代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就是当代的汽车与洋房也末见得能够消解人类的崇高理想、对社會主義进行“替代”。因为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渴求从本质上说是不能用物欲来简单替换的。

　　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的人们在公平诉求方面并不比石器时代的人们更麻木，那末电脑时代的人们在这方面怎么会比蒸汽机时代更逊色呢？

　　到８０—９０年代，关于“桑巴特问题”的讨论又得到了新的推动。这次不是来自哈林顿那样的社會主義者，而是来自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普塞特在当代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可说是泰斗级的人物，他１９２２年生于纽约，l ９４９年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后任教于哥大。１９５６年起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１９６２一１９６６年兼任该校国际研究学院主任。

　　以后又陆续担任过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学术界以着作等身着称，迄今已出版了２３部专着与难以计数的论文，还与人合编了１０本文集。

　　其名着有：《农业社會主義》（１９５０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动员》（１９５９年）、《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１９６０年）、《第一个新国家：历史与比较背景中的美国》（１９６３年）、《一致与冲突》（１９８５年）、《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刃剑》》（１９９６年）等。

　　１９６２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授予他麦基佛奖，１９８０一１９８２年他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此外他在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哈佛与斯坦福等名校都培养了一批学术精英，这使他的学派更显得势力强大，影响已超出美国而达于世界。

　　李普塞特的思想倾向与哈林顿这样的社會主義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两者对“桑巴特解释”的评价却惊人地相似：都反对“物质替代”说而赞成“价值替代”说。由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主导的讨论的总趋势也成了７０年代的继续。

　　１９７７年，李普塞特就写过一篇与桑巴特之书同名的论文《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表示赞同W ·伯纳姆在１９７４年提出的命题：“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會主義”。而在８０年代出版的《一致与冲突》及９０年代的《美国例外主义》两书中，这一命题被发展为“桑巴特问题”的主流解释模式。

　　强调封建主义与“现实社會主義”之联系的说法在８０年代改革时期的东方国家（包括我国）也常常听到，但在这些国家，这一说法主要是认为那里现实的社會主義模式受到封建残余的影响，因而似乎不那么“纯粹”。

　　而李普塞特等人的“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會主義”则完全是对桑巴特一哈林顿解释的一种发挥，其含义并不是说现实社會主義中有多少“封建残余”，而是把本来意义上的社會主義看作是封建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面（而非继承者）。

　　与经典馬克思主义强调社會主義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对立关系以及共產黨国家中的某些民主派强调社會主義对封建主义的继承关系不同，李普塞等人把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看作是封建遗产基础上的不公正“竞争”所激起的一种反竞争的“公正”诉求。

　　“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尽管产生于欧洲，但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前工业的封建社会（它是按照一成不变的，几乎是世袭的社会等级关系直接构成的）产物。工人階級的出现是对这一条件下的政治世界的反映。”

　　或者用９０年代该学派另一学者的话说：“在英国与欧陆，社會主義是作为对專制王权、土地贵族与货币权力的联合势力的否定而出现在１９世纪的。”而在没有这种对立面的“纯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會主義自然难以存在，即使这两种条件是有同样的“文化”背景。

　　应当说这种论述的逻辑是不难理解的：“反竞争的公正”不可能作为“公正竞争”的对立面而存在。这不仅与经典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同，尤其与把一切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归因于不同的“民族性”或“文化基因”的文化决定论观点相冲突。

　　文化决定论者往往假定似乎有那么两种先天地具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群：一种人生来就好竞争，爱冒险，由此决定了他们适宜于发展自由制度；而另一种人则天然地倾向于“和諧”的生活，由此决定了他们需要有个大家长来保护他们，而自由竞争则与他们的“文化”格格不入。

　　这样的假定实在是过于武断，且不说它的历史学依据能否成立，起码它是有违于生活中的常识的：公平的体育比赛能为当今各民族的人们所接受，而无理犯规则受谴责，这并不以“文化”不同为转移。

　　而我国农民能够主动冲破公社的束缚、发展相对自由的个体农场经济，国企工人却不愿在“穷庙富方文”的状态下两手空空地脱离“大锅饭”而“下岗”，这也不是因为中國的工人和农民在“文化”与“民族性”上有什么不同，更不是说“农民文化”比“市民文化”更富于自由竞争精神。

　　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土地的平均分配作为家庭农场市场竞争的起点，而是开张就宣布全村土地转为队长或书记的私人庄园，你想农民能接受这样的“市场改革”么？

　　当然，文化传统的因素并非不起作用，但它不应使我们无视更重要的常识：通常人们之所以厌恶竞争，主要并不是因为这种竞争太“自由”以致为某种“文化”所不容，而是因为“竞争”的起点就不公平，也不讲规则。

　　因此尽管美国的“文化”本来就源自欧洲（尤其是源自前宗主国英国），然而美、欧的人民大众对“竞争”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用李普塞特的话说：在那些“从封建主义那里继承下来一种泾渭分明的地位界限并存在着流动障碍”的地方（欧洲）便特别容易出现激进的反竞争运动。

　　而那些“‘天生现代化’并且没有封建和贵族历史的国家”（美国）“其成员共享一个相同的市场”，便不大可能产生这种运动。而“階級意识”这种东西，与其说是“自由竞争”之后“分化”出来的，勿宁说是封建时代“等级意识”的延续：“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工人階級政治意识的发展需要有一种智力上的想像力。而在欧洲，等级体制把工人们置身于—个共同的階級之中。”

　　与桑巴特、哈林顿一样，李普塞特也强调了美国民主的早熟对公平竞争观念的影响，他引述列寧、考茨基等人的话说：欧洲许多工人階級政黨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形成的，而美国就缺乏这一因素，在那里，工人们从“投票的免费馈赠”中获益。

　　欧洲１９世纪的市场竞争基本上在專制政治下进行，如思格斯所说：整个１９世纪的欧洲“政治秩序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而熊彼特则指出，在许多欧洲国家，贵族仍然“作为统治階級行使职能”，“直到自由资本主义末期，贵族才不再当家作主”。而这时早已没有什么“机会”留给平民大众了，他们凭什么喜欢“竞争”？

　　民主滞后导致“起点”不公平，“机会”被垄断，因而产生了反竟争运动。李普塞特认为这不仅可以解释美、欧之别，也可以解释欧洲范围内国与国的不同。

　　例如德国１９世纪社會主義运动在欧洲首屈一指就与当时封建容克贵族的机会垄断有关，而瑞士与丹麦的社会黨在欧洲一直是最温和的，这是因为这两国在前工业时代就是小农国家，少有封建特权遗产，因此产生了“与美国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丹麦没有社會主義？”

　　总而言之，与关于社會主義产生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或自由竞争的固有弊病的假定相反，“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几乎不可能生长出社會主義运动。而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越“保守”，保留的封建遗产越多，其所产生的运动就越“激进”。在这里，“保守主义”非但不是“激进主义”的克星，反而还是培育后者的温床。

　　另一方面，“政治保守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联系决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以经济竞争的“自由”应当有个公平的起点为前提。

　　不公正的“竞争”导致了反竞争的“公正”。然而正如机会垄断下的“竞争”实际上只是“伪竞争”一样，那种否定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而由大家长所赐予的“公平”实际上只是“伪公平”，因为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总是以共同体的人格化体现者（大家长）与其保护（束缚）下的共同体成员间的极端不平等为依归。

　　正如馬克思所说：个人成为“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总是与“以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联系的。它必然要产生普列汉诺夫形容的那种“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这也就是李普塞特讲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中的不平等”、“社會主義社会中的‘新階級’”。

　　而有趣的是：与封建时代一样，这种不平等比公平竞争更能促进“階級意识”的成长。于是正为“发达社会中的工人階級因政治上的相对消极而导致人们对其丧失信心”之时，东欧工人却表现了强烈的階級意识与政治积极性：从１９５３年东德的“起义”直到８０年代波兰的工潮。

　　尤其在这种社会再次转向市场竞争之时，权钱结合导致高度的机会垄断，有可能重现不公正的“伪竞争”激起反竞争的“伪公正”的一幕，造成“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專制”的“怪圈”式循环。

　　“桑巴特问题”在８０—９０年代重新引起关注正是基于此一背景。与７０年代“哈林顿讨论”起因于当时的新左派运动高潮相反，８０—９０年代的讨论是在全球“向右转”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似乎有些奇怪：本来这一背景似乎应当使桑巴特问题失去意义的，因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會主義”这一“美国例外论”命题的弦外之音本来是：社會主義是全球性的大趋势，而美国何以“例外”地落后于潮流才成为问题。

　　而今天，用韦伦兹（Sean Wilentz）的话说，这样的提法“似乎已显得滑稽”，“美国，远非例外地，现在显得很前卫，而社會主義现在倒像是个临时的历史阶段，许多国家在达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大转变之前曾经历过这一阶段，而对这种转变的最大挑战已经不是来自社會主義，而是来自种族和民族的特性”。在这种背景下还有必要讨论“美国例外”吗？

　　然而这一讨论的确又热闹起来，不仅李普塞特１９９５年出版的新着《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刃剑》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桑巴特的那本书作为“经典之作”（李普塞特语）再次引起关注，９０年代又出了新译本。

　　其中１９９２年法译本（Pierre Weiss与Gabrie１１e Srezdorm合译）距l９８８年巴黎版（Jean HSeffer与Jeanine RCovet合译）仅四年。与当年哈林顿、哈斯班兹一样，这两个法国版本也附有编、译者的研究性导言。

　　为什么９０年代的人们仍然热衷于讨论“美国例外”？原因之一显然在于这个问题的“双刃剑”性质。如上所述，公平竞争的主张一方面针对“反竞争的公正（伪公正）”，另一方面也针对“反公正的竞争（伪竞争）”。

　　如果说８０年代以前的讨论中人们心中的主要背景是前者，那么８０—９０年代随着“前计划经济国家”大规模地“转向市场”，一场空前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席卷而来，“反竞争的公正”固然在退潮，“反公正的竞争”却再度成为严重问题。

　　尤其是在国库看守者没有受到正常监督的情况下，“权贵私有化”中的机会垄断现象远远超过１９世纪的欧洲。而严重的不公正又使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潜流在积聚，它是否又将导致一场“反公正的竟争”引发“反竞争的公正”的循环？在这种背景下，“桑巴特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就毫不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在“反竞争的公正”退潮之后，社會主義在世纪之交还有复兴的前景吗？这不仅是狭义的社會主義者或“前共產黨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每个关心人类前途、社會主義的理想主义者所不能忘怀的。

　　而“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在这方面也能给人以启示。如前所述，在美国与社會主義的关系上本来就有“社會主義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會主義”这两个方面。如果说在社會主義成为全球大潮的时代，后一方面使美国显得“例外”，那末在社會主義处于全球性退潮的时代，前一方面便使得美国仍然显得“例外”。

　　这就是１９９５年韦伦兹等人提出“为什么美国有社會主義？”这样的“新美国例外论”的由来。这与当年唐因所谓“社會主義形式的美国化”、萨姆松所谓“资本主义的社會主義形式”是一脉相承的。

　　韦伦兹甚至认为美国是社會主義伦理原则的发样地：“早在‘社會主義’一词进入公共英语词汇之前，（北美殖民地）宗教的契约思想、美国革命关于反抗压迫性权威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宣言、早期州宪法中关于共同财富的超验的认同、建设无階級国家的思想——所有使得新的共和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余部分的激进思想、以平等为中心的思想”都可以归入社會主義之列。

　　韦伦兹指出了美国与社會主義的两大悖论：一、“社會主義在美国表面上的失败部分地应归因于它的某些关键内容被广泛接受。”二、“尽管社會主義（在美）难以实行，但美国由于它的民主特征，使它成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实验场。

　　这个社會主義之家很可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实践社會主義方案。移民们（其中很多是从專制压迫下出走的受迫害者）带来五花八门的馬克思主义、拉薩尔主义、共產无政府主义与宗教社团主义。

　　而在移民未进入的地方，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则试图建立各种舶来的、美国化的社會主義，并产生出一系列的杂交品种：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美国式傅立叶主义到２０世纪６O 年代的美国式毛主义。

　　而其他的美国人，土生的世俗派与宗教传统论者，则建立了几百个社會主義营地与社区：乌托邦宗教社会、劳动合作社、自由性爱社区以及政治叛逆社团。从某个角度看，美国可以看成最少社會主義的国家，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又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实验温室。“

　　于是也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社會主義全球性退潮的时代，美国会“例外”地成为社會主義的未来所寄吗？

　　五、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

　　从桑巴特到哈林顿到李普塞特与韦伦兹，这些社會主義者与非社會主義者最后都趋向于价值替代。应当承认，这一趋势至少有相当的道理。的确，如果美国只是所谓物欲的海洋与价值的荒漠，那怎么理解一代代的欧洲社會主義者都想在那里实现在其祖国无从实现的理想，甚至舍祖国而投奔之？

　　于是“社會主義与美国”的奇特关系似乎可以解释为：欧洲社會主義者看好美国，是因为美国比其祖国更接近于他们的价值理性。而正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在美国不像在欧洲那样严重，因而社會主義也就兴不起来。或者更通俗地讲：美国存在着相对而言的“干净资本主义”，它因其“干净”而为社會主義者看好，但也因其“干净”而“用不着”社會主義了。

　　这样讲肯定会引起强烈批评，批评者将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人们会列举从过去的奴隶贸易到今日的吸毒现象等等“铜臭”熏天的事实来证明美国绝不“干净”；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列举罗斯福新政、高福利政策等事实来证明美国绝不是只搞“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等等，它的“社會主義”的东西也不少。

　　这当然都是事实。不过我还是要突出“相对而言”四字。从绝对意义上说，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资本主义”或“完全自由竞争”这种东西。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相对的意义上谈论“美国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德国的有序化自由主义”、“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之别，不妨碍人们指出“北美模式强调机会均等，偏重发挥个人的才能，而很少考虑收入的平均分配。莱茵模式强调通过国家提供众多集体福利，确保收入与消费方面达到较高程度的平等”。

　　的确，无论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明确、机会均等，还是法治国家、三奴分立、代议民主、多黨政治、言论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开放等等人们在逻辑上认为“资本主义”应该有的特征，美国都堪称典型。

　　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在美国却相对缓和。据说，如果从产权分配的角度看，美国可能是世界上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然而如果从与个人效用消费关系更为密切的收入分配角度看，美国的“贫富分化”却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不用说比发展中國家）要缓和。

　　以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计，美国在１９６９仅为０. ３４，不仅低于英国（１９６４年０. ３８）、德国（１９６４年０. ４５）、法国（１９６２年０. ５０）、意大利（１９４８年０. ４０）、日本（１９６２年０. ３９）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也低于号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模式”诸国，如瑞典（１９６３年０. ３９）、丹麦（１９６３年０. ３７）、挪威（１９６３年０. ３５）、芬兰（１９６２年０. ４６）。至于按库兹涅茨理论分化程度一般大于发达国家的那些发展中社会就更不用提了。

　　在这组统计中，只有澳大利亚（１９６７年为０. ３０）与以色列（１９５７年为０. ３０）的“分化”程度低于美国，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国与美国有个共同点，即都是移民国家。

　　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反不如“社会市场经济”乃至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那么严重呢？这显然不能归因于罗斯福新政这类“反自由主义”的措施，因为“社会市场经济”国家这类措施的实行力度决不在美国之下。

　　但这显然也不能归因于自由竞争本身，因为倘若“自由竞争”本身就能维护平等，那美国也不会有罗斯福新政这回事了。

　　从澳大利亚、以色列在这方面与美国并列的情况看，也许答案与“移民国家”有关。在一片新土地上建立的移民社会，有可能相对具有较多的“起点平等”。而旧大陆的近代社会则更多地继承了前近代传统社会中即有的不平等遗产。

　　因此尽管竞争过程在欧洲远没有在北美那么“自由”，“竞争结果的不平等”却是欧洲远甚于美国。这就犹如一场比赛，若大家都在一条线上起跑，到后来纵有快慢，差距不会太远。然而若一开始就允许有人站在终点跟前，那未即使在赛跑过程中再“抑强扶弱”，结果还是会相差悬殊的。

　　当然移民社会并不是出现起点相对平等的充分必要条件。同为移民社会的拉丁美洲就与北美截然不同。从发展的前定条件而言，拉美本来的条件远比北美优越得多。北美不产贵金属，拉美则是个“金银大陆”，其金银的涌流曾导致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全球性“货币——价格革命”，连明清之际相对闭塞的中國都到处流通拉美白银。

　　拉美盛产欧洲没有的高附加值热带农产品（咖啡等），而北美、尤其是美国立国之基的北美东北部则只产粮食等低值作物，因此在殖民时代南美已兴起赢利性庄园的同时北美的农业却基本上还是自给性的。

　　拉美印第安人在前殖民时代的三大古代土着文明（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中已习惯于统治——服从关系，殖民后很快变成了供征服者残酷奴役的劳动力资源，而北美印第安人都是自由的史前部落，白人可以侵占其土地（其过程之残暴不仁也是无可讳言的）却难以奴役其人。

　　然而条件优越的拉美后来沦为相对不发达地区，而北美却从贫瘠、寒冷的东北部崛起，超过欧洲而成为发达世界之首。这其间自然充满了种种恶行，然而这种鲜明对比却远非以恶行可以解释的（理由很简单：南美的恶行并不比北美少）。

　　而南北美移民社会的初始状况起的作用则不可忽视。南美早期移民的主体是追逐金银而来的海盗冒险家，他们的首领持有拉丁国家專制君主的特许状，群体内部有着军营式的等级制，惟利是图的价值观盛行而平等竞争的风气却很淡漠。

　　而北美东北部的移民却以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农民为主体，着名的“五月花公约”体现了这类移民社区的创建原则：

　　我们这些签名者，为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和我们君主与国家之荣誉，已决心远航弗吉尼亚北部，去开垦第一个殖民地。兹由在场者在上帝面前、在彼此面前庄严地互订契约，把我们自己联合为一个公民团体，以便更好地实施、维护和推进上述计划，并根据公认为只适于和最有利于殖民地普遍福利的原则，随时随地出于至诚地制定、设立和构造出如此正义与公平的法律、条例、措施、组织与机构。我们约定：所有的人都应当服从与遵守这一切。作为证人，我们签名于下。

　　这份“公约”以社会契约的形式为未来的殖民地社会确立了公民团体的“起点平等”原则——尽管那时只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只有作为教会成员的殖民者男性家长才适用这一原则。但这毕竟使这种社区与南美的那种追逐金银的海盗社区大有区别。

　　今日批评美国式“私有制”的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早期的北美殖民者也经历过一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如“五月花号”船民建立的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州前身）等，在创立时为应付严峻的生存挑战，都组织成“共產”的殖民者公社，不仅生产活动，而且连炊事、缝纫之类的家务劳动都是“集体化”的。

　　然而生存危机渡过之后，公社便面临解体：“已婚女子发牢骚，因为她们要为指派到她们家庭来的单身汉做饭、缝补；单身汉也埋怨，他们与女人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劳动，但所得却更少（在”按需分配“下有家口的男人要比单身汉多分得一些）。”所有人都不满于“大锅饭”，于是他们便通过会议表决，分田到户“单干”了。

　　然而“五月花精神”使这一过程没有发生“掌勺者私占有饭锅”现象。公社成员在“分家”后不仅享有基本权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遗产也大致平均，这就为他们此后的各自发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机会。

　　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公平竞争精神正是以此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而竞争中的规则公平也正是由这种“起点平等”所奠定的。可以设想，倘若这一“分家”采用首领独霸“家产”并奴役众人的方式实现，那么对首领而言自然不会有兴趣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而对众人而言则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夺回“家产”，而不是怎样公平竞争了。

　　过去的某种传统理论喜欢谈论“资产階級革命的生产力基础”，然而在被称为“资产階級革命”之一的美国獨立战争时，北美殖民地移民的生产条件仍十分原始，当时不仅没有近代化机器，连“牛耕马运”也不多。

　　殖民地农场的主要工具是锄头、斧子等。直到１７６９年，对弗吉尼亚１０个种植园仓库进行的调查，只发现有４张犁。一个弗吉尼亚人说，１７５３年他步行了１４０英里，没有看见一张犁或一驾马车。那时的耕作还普遍实行撂荒制，即近乎刀耕火种，施肥与轮作都是罕见的事。

　　无论与当时的旧大陆还是与南美相比，这样的“生产力”都绝无“先进”可言。另一方面，当时的北美农村人口占到９５％以上，而且从形式上看也很难说有多少“货币经济”色彩。

　　当时北美不但没有我们现在视之为转向市场经济之特征的“全民经商”热，而且由于北美不产金银，外贸又多是逆差，通货出多进少，货币长期奇缺，烟草、木板、肉类、谷物都被用作交换媒介，信用、赋税、工资乃至哈佛大学的学费都是用实物支付的。与那时拜金如狂、钱能通神的南美拉丁移民社会相比，北美简直“落后”得太远。

　　然而北美那种相对的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自由竞争气氛却是南美所没有的。在这一气氛下，尽管真正能成为富翁的人是少数，但多数人仍然相信机会均等，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俭敬业、对事业执着认真，就能够有所成就。

　　因此北美被视为“机遇之乡”，虽然物资贫乏，却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獨立战争前的一个作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之一”。正是这种社会价值，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上也跃居首席。

　　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公平竞争（“权贵资本主义”）与反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