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罗素的《自由思想十诫》非常有影响，我认为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思想，是我们稍微多有一点知识（或者说多掌握一点信息）的人之义务。我前两天跟一周刊的朋友聊天，我说什么是知识分子？我有一点最新的看法（也许在别人看来不新），那就是利用自己有话语权、比别人稍微能掌握更多知识的渠道、或者理智，告诉容易被遮蔽和或者删除的信息，给民众提供一种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机会和途径，而不是给出一个让选择不二的答案。

　　为什么有些人读过书，他却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呢？那是因为他帮助屏蔽或者删除诸种不合己意的信息，同时他的信息始终和强权站在一起。他从不在强权之外提供另一种通道，让别人看到另外一片天地。这样的人能与强权亲密合作，与时俱进，无往不利，任何时代都能吃到糖，随时都是不倒翁。这样的人即令读很多书，他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生活中总是不乏拿自己的权威来与强权进行交易的人，他们与强权所要提供给民众的信息永远是重叠的，在他们的信息里总看不到异见的光辉。这种所谓的知识权威在中國是何多也。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只是一个你必须与其相配的称呼。一方面你通过知识吃饭，过上与一国平均水平相当的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你通过知识获取你的精神通道。并用你的精神通道告知更多的人，除了强权者提供给你的猪圈外，那外面还有广阔的原野、森林与河流，阳光也许不够明媚，但与猪圈相比总是另外一种味道。你说，我喜欢猪圈的味道，OK，我尊重你，我只是告知你除猪圈之外的事情，并不是替你做出选择，更不会命令你离开猪圈。

　　我为什么批评政府，因为政府垄断信息，垄断了信息不利于做出判断。我提供一种信息，并不是要为你给出答案和定下基调。你完全可以对我提供的信息采取批评的态度，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与判断，你完全应该拥有自己的头脑。如果我时常提供不同的信息，你能通过这些不同的信息，来形成自己獨立的思考，而不是附和我的看法，那就是对我提供不同信息最大的抱偿。你活得越自由越像人样子，我越为作为你的同胞，感到自豪而欣慰。

　　我并不认为我有能力拯救谁，甚至我连自己也不能拯救，我只是在烂泥潭里有些不甘心而已。我喜欢相对比较獨立地来看待一些事情，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错误也是我自己的。我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任公先生的“不惮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实在先着我鞭。罗素说：“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我们要习惯过这样的生活，人云亦云，那是把自己的嘴巴租借给不属于自己脑子不属于自己思想的人，这样的租凭方式，你的收益何在？值得怀疑。

　　对政府要抱着理性的质疑态度，不把把相信它当作自己每天的作业，因为他不是你的老师。我们对政府可以有很多种态度，但最不靠谱的一种态度就是相信他高尚。对政府机构里的官员，对他们的道德抱有过多的幻想，那都是拿自己的智商和生活质量在开玩笑。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拿钱办事。他如果告知，他在“为人民服务”，只是为了让你被强盗抢劫时，将瞬间被吓傻的表情和心智，定格一种他好继续抢劫的永恒状态。事实上，许多人对自己被吓傻了的状态心满意足，并以此为傲。这无意间培养了政府的傲慢，要一个傲慢的人改变他的态度，得从随时提醒他不要这样傲慢开始，当然我们也要增加自己的谈判能力和博弈力量。

　　一个傲慢冷血的政府比一场汶川这样的大地震危险得多。周末了，要到书市去过我自己想过的书生活。我随便说几句，是为了给一些常来我博客，并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朋友们一点建言，以便你用好心情来决定你的星期天。

　　2008年9月21日7：04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王晓华先生最近声言：“中國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实际上最近几年这样的观点几乎已经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共识”，王晓华先生曾是个“孤独的”坚守者，他在2004年时还在《书屋》杂志宣称“将启蒙进行到底”，认为自己“在与反对启蒙者的对话中揭示一个真理：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完成，在中國则刚刚开始”。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位坚守者，今天也放弃了他所谓的“真理”。

　　前后仅仅四年，作为坚守者的王晓华先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将启蒙进行到底”改变为了“中國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知识精英是如此脆弱！他们经不住风浪，在“中國国情”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肤浅、孱弱而敏感。

　　中國当代启蒙运动开端于纹革结束之后，1980年代早、中期形成高潮。但是，这一启蒙运动在一开始就身陷历史性的残缺当中。

　　中國的“五四”运动一定程度地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模式，作为精神领袖之一的李大钊把希望寄托在了“文豪”身上，认为“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事实上，“五四”时期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文豪”，但比较于法国启蒙运动以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为主导的精神领袖，“文豪”这个称呼也正是体现出了“五四”启蒙的缺陷。而中國当代启蒙运动比较于“五四”，则更是连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水准的“文豪”也没有诞生，更体现出了一种深刻的残缺。

　　没有“文豪”，但有着知识精英。知识精英的特征具有启蒙者和蒙昧者双重性，是启蒙着他人的蒙昧者，或者说是蒙昧着的启蒙者，是一边进行自我启蒙，一边承担着启蒙他人的时代责任。

　　知识精英的根本，乃是蒙昧着的自我启蒙，但是，由于获得了“精英”的地位，便忘记了自己也同属于蒙昧者的一面，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单方面居高临下地启蒙着他人，因此，自身尽管不断开启着被蒙昧着的精神，在根本上则仍然不能揭开自己被蒙昧着的内核。

　　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蒙昧者，都在进行着自我启蒙，在根本上精英与非精英并没有分别，而知识精英则不懂得这点，因此，一当社会沉渣泛起，知识精英自身蒙昧的一面也就上升为无所适从，精神世界陷入到了混沌的境地，看到的只是“失败”。其实，时代本没有失败，大众仍然在自我启蒙的道路上前行，失败的只是精英。

　　中國知识精英的蒙昧性在言行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急功近利，一是把启蒙与建设对立。法国启蒙运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卢梭和伏尔泰都死于1778年，新法国和新欧洲是在他们死了十几年才发动。

　　中國知识精英则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疏于纯粹理性批判，遇到挫折便颓废、失望，这是不懂得启蒙植根于恒久理性之困苦的蒙昧。法国启蒙运动不仅是传播，更有着伟大的建设，人權理念便是他们最伟大的建设成就之一，但中國知识精英则弱于建设，更热衷出谋划策，具有中國传统的策士特征，这是建设的蒙昧。

　　建设者与策士之间具有模糊性，因此，轻易就可以转为策士，宣布启蒙失败，而且是“彻底失败”。但知识精英失败了，中國的民众则并不会因此放弃启蒙，依然会在自我启蒙的道路上持久前行，特别是队伍庞大的非精英知识者最是中坚。

　　这是个没有“文豪”而遍地“文豪”的启蒙时代，是蒙昧者持久的自我启蒙。人人是蒙昧者，人人是启蒙者。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顾则徐

　　知识，当它局部化时，也是一种权力。掌握局部知识的专家们握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是别人不清楚但对别人的福利至关重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遵从知识专家们的权威。劳动分工的制度是产生知识权力的现实根源。在推进中國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政治权力观，不能滥用政治权力，这是社會主義建设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保证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知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也应高度警惕知识人对知识权力的滥用。

　　知识权力的滥用，有多种表现形式。举例来说，如电脑黑客的某些所作所为；再如某些专家在职称评定、论文评奖中不恰当利用自己权威的行为；还有如某些理论工作者，不实事求是，从个人目的出发，尽说些违心话，奉承话；等等，包括各种学术腐败，不一而举。但不管知识权力的滥用有何种表现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种种途径不恰当利用自己手中的知识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知识权力的滥用，危害巨大。首先，从时间上来看，知识的传承功能使不恰当运用知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具有了传承效应。其次，从空间上来看，知识的扩散性也使不恰当运用知识的负面作用具有了放大效应。再次，从知识者自身来看，知识所有者一般是以社会楷模、权威形象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所以，知识所有者的所作所为将比一般人的影响更大。第四，从当代来看，世界正张开双臂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不恰当运用知识对经济的负作用也会越来越大。第五，从我国情况来看，面对落后局面，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建设社會主義现代化强国，知识的作用将尤为关键，所以，不合理运用知识，走入知识的误区，将会对我国发展产生根本影响。第六，从新时代黨的要求看，合理运用知识也是“叁個代表”的集中体现。因为知识的合理运用，既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也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之，则反之。

　　针对滥用知识权力问题，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综合治理。首先，广大知识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知识工作者和一般人相比，应更具有献身精神，这也是由知识职业本身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从事知识探索，既是一项需要付出有时甚至是巨大痛苦的事业，也是一项崇高和神圣的事业。所以，牢固树立为人民执着献身的精神，对知识分子而言，应责无旁贷。当然，知识所有者也应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但当需要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做出平衡时，应毫不犹豫选择前者。古人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福祸趋避之”，这才是知识人应具有的境界。其次，要从制度上进行建设。这里核心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使知识工作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有效结合，二者互为增长，互相促进。为此，第一，领导干部要真正尊重人才，要善于运用人才，要在制度上落到实处。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知识成果的评价机制，要整理和清除目前在知识评价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第三，对知识人既要重奖，也要严惩。要对实实在在奋斗在知识第一线的人，不但要给予其应有的回报，而且要实行重奖政策；同时，要对不合理运用知识权力的人，要进行严肃处理，决不手软。再次，要进行综合治理。知识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社会大系统功能的正常与否将直接影响子系统功能的正常与否。在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众多问题搅在一块，头绪繁多，而这些问题又相互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当前我国知识领域中出现的众多问题，也是社会其它问题在知识领域的一种折射；所以，抓好当前社会其它问题的治理工作是实现知识系统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保证。最后，应加快发展教育。知识所有者只所以能有条件不合理运用知识权力，与知识的稀缺有着直接关系。大力发展教育，提高知识的普及程度，可为知识权力的运用增加一条社会约束条件。

　　作者是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仲共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三农”问题。

　　作者电子邮件：gssgw007(at)sina.com

　　作者:宋圭武

　　“知识分子”本来是个外来词，何谓“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有过不同的解释，18世纪，一个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瞬间“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理解。法国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和左拉的《我控诉》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但是，在我们这里，特别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通常使用 “知识分子” 这个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概都被叫做“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把前者叫做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将后者称为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之间，也有交叉和部分重叠的地方。即便从职业角色来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也是社会中比较进步的部分，他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階級斗争年代，之所以成为排斥、打击的对象，就是因为他们比工人、农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具备基本的思考能力。他们从事的非体力劳动因此受到空前的蔑视，他们被看作是必须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在简单的体力劳动面前，仿佛就是一种耻辱，所以他们大部分人成了“臭老九”，被打入社会阶层的最底端。这段痛史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他们被划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此刻成了生产力，拥有文化知识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经济改革需要他们的参与、奉献和创造，他们开始重新抬起头来做人。1977年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的翻身，这都是时代转换的重要信号。但是，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高校等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一度弥漫着不平和怨气。那个年代，个体户喝了头一口气，率先成为富起来的人，刚刚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都还是早期经济改革的受益阶层。“脑体倒挂”现象刺激着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等，就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顺口溜。

　　进入90年代特别是最近的十来年，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在21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变化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总体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80年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好转，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有了天壤之别。也就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出现了高度分化，不再是以往那样的铁板一块，足以自己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阶层，而是像散了一地的珠子，分别滚落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去了。其中，知识分子的上层进入了掌握最大多数资源、居有绝对优势的富人阶层，这包括经商的、从政的以及各类明星，已位居社会中心，或接近中心，笼罩在鲜花、掌声、财富的光环之下。经济收入不上不下的知识分子还在挣扎之中，努力改善自身的处境，活得并不轻松。知识分子的下层则已被边缘化，生活处境和上层社会的奢华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同在一个阶层的知识

　　分子的收入、地位也有很大区别，每个人因为追求、才能、人品和许多偶然的因素，个人的处境可能完全不同，这与每个人大致上属于哪个阶层关系不是太大。

　　同是脑力劳动的职业，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的地位、身份、收入，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担任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同样的学历、学位、年龄、地域，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的人与那些在带有垄断性的电信、税务、电力、金融等行业就业的人，公开的经济收入就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还不考虑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同是作家，有人年收入上千万、名列富豪榜，有人一年不过拿干巴巴的几万元工资。国家税务总局将大中学教师、医生以及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等都列入了“高收入个人”，其实，即便同是一所大学的教师，教授与副教授、讲师、助教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不同学科的教授之间，经济收入上也天差地别，有些大学工资收入的等级拉得很大，最

　　高的与最低的相距在10倍甚至几十倍以上，还没有计算其他非工资性的收入和好处。一年

　　多前，《中國青年报》曾刊登一篇报道《大学教师薪酬调查：富教授年收入超过百万》，透露了许多有关信息。

　　可以说，职业知识分子这个人群，还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今这样高度分化，从经济地位的两极化到思想上的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赢家通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仅是今天整个中國社会的现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现实。所以，我们很难单纯去谈话知识分子问题，同是知识分子，每个人的处境有可能完全不同，这当然不是自今日始，但很少有像今天这样分明和严重的。简单地说，我们今天很难泛泛而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他们之间，哪怕是同在一个单位，也完全可能相去千里。

　　经济处境上的剧烈分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精神层面上的分化同样显著。过去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有关怀民族命运的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其他的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最根本的是，在一个空前的物质化时代，穷怕了的中國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中國本来就有很久远的实用理性传统，而这个时代把这种实用理性发挥到了极至，知识分子与商人、工人或其他不同分工的职业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目光似乎日益短浅，惟利是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性词乃至褒义词，人们只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于超越物质和世俗层面的一切不屑一顾，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那些得失很在乎，在名利场上可以不顾一切，奋力拼杀。人间的正义、公平、自由等等听起来空洞而不切实际的价值、理想，正在渐渐远离甚至退出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有人说，在许多号称“精英”（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人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宠物化”倾向，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台湾作家龙应台很惊讶，她在和大陆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发现饭桌上人们只谈房子、车子、孩子，很少有公共话题。什么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已经不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什么位置。确实，这个时代许多人只关心什么牌子的汽车，什么样的房子和装修，并在这当中获得满足。用哈维尔的话说，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无论这一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结果。

　　当然，我无意苛责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也是凡人，只是血肉之躯，人类的本能，人性的自然趋向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取向，作为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的人群并无什么不同，其他的职业群体也绝对好不了哪里去。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并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安慰，这原本是正常的。他们中有许多人为了保证这样的生活现状也活得很累，也有很多的苦闷和牢骚。每个人都不过是环境的产物，性格决定命运，更多的人总是适应环境，只是极少数人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展开自己的翅膀。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时代，多数人的选择总是顺应环境的，也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忧虑的焦灼，主要是觉得底线被突破了，以往，无论时代如何黑暗或者不公，总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人道的底线，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这些做人的基本底线，在每个人心目中起码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可挑战的。今天，在一个迅速变化的转型时代，在一个每个毛细血管都被调动起来向钱看的时代，医生的医德、老师的师德越来越多地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大学校园里的丑闻经常见诸报端，光是不断曝光的大面积的学术腐败，那么多抄袭、剽窃的论文，就足以让人感到羞耻，感到斯文扫地。底线的不断沦陷，才是良心未泯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主要原因，人们才普遍怀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出现了问题。

　　此外，之所以我们会对“知识分子”潜在地怀有一种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职业知识分子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标准混合在一起。如果用精神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國的知识分子，事实上，90年代以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处于成长当中，而且不断地成熟起来，一个精神上相对獨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出来，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变得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些，想问题也更深入、更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虽然与整个庞大的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也许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但这不是问题。拂去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表像，这些知识分子能在一个虚无和拜物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外在权威和内心理想的挣扎中成熟起来，在大众传媒视野往往不及的地方，在这块积淀着历史苦难的土壤上，不断地生长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他们当中不仅包括一些学有所成、在自己专业领域已有建树的学者，也包括许许多多分散在各个行业、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思考、关怀的问题却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身上的责任感、公民意识正在一天天显露出来。在互联网上，以7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日复一日，包括个人博客等方式在内，表达自己的意愿，脚踏实地，思想并行动着。这恐怕也是以往的时代不曾有过的一道独特景观。

　　这种思想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和强大的无所不在的世俗力量相比，表面上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是，我相信人类的存在从来就不仅是物质存在，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力量从来都蕴涵在思想当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力量就在思想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社会的趋势，是泥沙还是金子，要经过岁月的淘洗，是金子总会沉淀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会超越物质的羁绊，发出时代的真实声音，担当起批判的角色，肩负起他们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很悲观。

　　作者:傅国涌

　　常听人说知识分子为“社会之良心”。言外之意，大有不满于社会上一般人等之缺乏良心。忽有一天又听说世界即将进入“知识社会”。顾名思义，这种社会一般人等皆有知识。有知识者可为知识分子乎？然若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何需“社会之良心”？只言“个人之良心”可也。这样一问是否知识分子消亡的时代即将到来呢？余英时先生或许反驳说：士，志于道。“知识分子”一词必须指那些“以天下为己任”者，从而与“专业分子”相区分。这产生了两个问题：（1）知识的结构是怎样的？一个人头脑里如果盛满了专业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就盛不下（或必定具有）社会良心？（2）为什么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人分工“以天下为己任”？就好像美国的政治家、律师和报纸记者，在个人利益之外必须时时挂记着社会公正，以致华盛顿的幕后交易成了美国的笑话。又好象新加坡的政府部长们，官俸必须“分分钟”向商人看齐，否则便声称要贪污受贿。换句话说，分工交换劳动，本是利己之心的产物。分工发展的速度端视己之心得以发挥的空间大小而定。一个分工看守社会良心的人，社会既要助长他的利己之心，又要助长他的良心。这么个巨大矛盾植在他心中怎么会不迷失了他的灵魂呢？所以西方人在现代制度上似乎并没有解决社会良心和公正的问题。他们的良心大抵还是保存在从中世纪留传下来的社会组织——教堂那里。我们中國人大多不去教堂，去了大多也养不成那种内疚感。如此下去，只怕分工尚不及西方社会发达时，道德之沦落已经不可收拾。这是当代儒家们担心的问题。几天前，牟宗三先生仙逝。人们不禁慨叹中國人当中努力融康德与孔夫子于一炉者又少一人。

　　罗素曾划分一个人所能具有的知识为三大类。其一为个人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二为通过其他人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三为内省所得的知识。罗素这个分法是按照知识的来源。他也曾按照知识的性质去划分三类。其一为科学的知识，其命题必须能够与事实相验证；其二为神学的知识，其命题必不可与事实相验证；其三为哲学的知识，其命题模模糊糊懵懵懂懂属于科学与神学之间一广大区域是也。此外，罗素关于知识所对应的“物自体”又有一说法，谓最易获取的知识是人的五官感觉最直接可达之物体，而随着物体的尺度缩小至极细微如基本粒子，或扩大至极宏伟如宇宙之边缘，我们的感觉便越发间接，知识的获取便越发困难。他的这些看法，一部分写在他《西方哲学史》的导言里，另外一些在他最后一本主要著作，《人类知识》（Bertrand  Rus-sell，Human  Knowledge，Routledge，1992）里面。

　　经济学里面，上一世纪末的亨利·乔治曾经划分知识为两大类。其一为可交流的知识，其二为不可交流的知识。本世纪上半叶，哈耶克一直强调知识结构对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就我所知有《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Economica，February 1937），《知识在社会里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 1945），《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Routledge  ＆  KeganPaul，1949），《感觉的秩序：理论心理学基础之原论》（The  SensoryOrder：An  Inquiryinto  the  Foundations  of  eoretical Psychology，Routledge  ＆  Kegan  Paul，1952）。哈耶克对经济学提出一个基本的诘难：分工使人们知道与自己工作有关的那部分知识（可说是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的沧海一粟），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取得这些知识的全部，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那部分知识选择他的行动计划，所有这些个人的行动计划是怎样达互相协调的地步的呢？这也就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诘难。因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并没有揭开“市场机制”的谜底，他只是观察到如果每个自利的人都相信市场，把他们的行动计划交给市场去协调，那么市场上有一只“无形手”最终引领大家到皆大欢喜的境界。而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家都热衷于用数学来证明（瓦尔拉斯）所谓“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这个定理五十年代终于被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数学家证明了。可是仔细读一下他们的著作不难发现，他们所依据的数学工具（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关键在于他们构造了一个模拟市场叫卖行为的函数。也就是阿尔佛莱德，马歇尔早就指出的“上帝作为拍卖人”的角色在一般均衡的实现过程中必不可少。哈耶克的诘难正是针对这个全知全能的拍卖人而发。首先，没有一个人可以具备如此完备的人类知识。其次，即便每一种商品有一个专业化的叫卖人，许多产品根本不会有市场。因为市场无非是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交流信息的地方，信息交流是有成本的。如果你试图建立一个妇产科医生的市场，需求方面大多是普通人没有受过医学专科教育，怎样识别供给方面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呢？若是建立一个中医服务的市场，问题就更突出，因为中医看病连化验都不用，讲究的是“辨症施治”，“察颜把脉”。每个病人都有特殊的情况不说，不同大夫诊治同一个病人会用不同的药方。所以供给方面的竞争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叫卖人必须掌握每一个病人的信息和每一个大夫的信息，结果他必须不仅同时就是那个大夫和那个病人，而且必须是所有的大夫和所有的病人。他不是上帝是什么呢？哈耶克于是说，经济学应当解决而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劳动的分工所导致的知识的分工何以没有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协调。当我这样总结哈耶克的这个问题时，我觉得很激动，觉得这简直就是为制度经济学准备的问题，而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制度经济学家来回答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劳动分工既然把知识也不可避免地分了，就有了所谓“知识的结构”。我们不妨就沿着哈耶克、罗素和亨利·乔治的思路走，看看可以走多远。一个参与了劳动分工的人，他的知识首先包括这样两大类：（1）关于生产技术的知识，（2）关于协调生产的制度的知识。在每一类知识里面，又分做三小类：（甲）不可交流的知识，（乙）可以交流但经济上不适于交流的知识，（丙）可以交流并且经济上适于交流的知识。技术知识是指如何把各种投入品经过手和脑（以及手和脑的延长也就是机器）的加工，变成所需的产出品。因为有分工，所以这个人所掌握的技术知识是他所在的那个生产环节的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中，有一部分是肌肉动作，眼、耳、口、鼻等感官的运用，那部分知识是不可交流的，必须经过训练才可掌握。另外一部分技术知识是可以交流和传达给别人的，但是其中一部分交流起来成本很高，例如医学知识，别的人接受不了或不愿意费时间去掌握，或教授这部分知识的人觉得太费劲，报酬太少，等等。总之是不经济。只有那部分既可交流又规模经济的知识，例如中学的数理化史地，才有人在学校里或通过学徒制讲授，有了规模经济，才养得起老师或师傅教授所费的时间。如果你仔细考查技术方面的知识，不难发现大多数都属于乙类，都是只有专业人员才掌握的知识，这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是最正常的现象。

　　一个人掌握了技术知识并不足以使他的生产活动同其他人的协调起来。这就好象一个带球技巧绝佳的篮球手不一定懂得把球传给其他的人一样。一个生产技术娴熟的工人，必须同时晓得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与其他的工人交流信息。这些知识我称为“制度知识”。制度知识的本质特征是，它必须是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知识，同时它必须是所有参与分工的人共同掌握的知识。这种知识，其中一部分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例如商场上谈判伙伴之间的默契，那是长期合作培养出来的。这在日本人中间非常普遍，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制度知识，属于乙类，可以交流但成本太高。例如管理人员或文官政府里专业化了的官僚的知识。记得七十年代末有个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告诉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计委工作，先要了解情况，五年之内根本没有机会说话。西方国家的许多制度照搬到中國一定失败，就因为有许多know  how“一时半会儿是学不来的。博兰霓在《个人的知识》里提到由于知识的这种”隐秘性“，法国照搬国民主制度而没有办法照搬其民主”艺术“，所以造成了大革命时代的灾难。（Michael lanyi，<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ress，1958）一个好的制度，例如金融工具，从外国引进中國，大约要经过长时间的熟悉才可以见效。制度知识里属于丙类的，可以在学校里讲授，在家庭内灌输，或在伙伴之间传播。例如基本的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做人的基本原则和日常行为大量遇到的规则。

　　有时见到某“怪人”行为乖僻，即是指其不按照常规行事。黑帮内部通用的“切口”是一种丙类制度知识，学习的成本很低。一国，一地，或一组织所通行的语言也是这类知识的例子。现在回过头谈“知识分子”的良心，什么是“良心”呢？良心应当是没有受到后天习性污染的心，是“本心”。在这个意义上说，“良心”就是牟宗三所言“天命下注到人身”所成的“德”或曰“仁”。西哲中最早论及“良心”的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当时四处盘问人家什么是“美德”，还找上门去诘难著名的智者普罗塔哥拉斯，而且是当着他的一群学生的面让他承认没有想清楚，相当难堪。（Plato，Protago-ras）不过在我看，苏格拉底那个问法用东北话就叫“抬杠”。别说两千多年前的“智者”，就是现代一般知识分子也不一定应付得来。末了苏格拉底也没说什么是美德。但是他有一个大贡献，就是试图把美德与理智统一起来。在他的看法里，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也有美德，反之亦然。他的这个思想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的斯多葛派学者那儿找到了继承，例如塞内卡等人。斯多葛学者重视道德，所以馬克思说塞内卡是基督教的舅舅。和苏格拉底一样，他们认为道德和理性是一致的。后来西塞罗写《共和国》曾提到这个理论，他说：如果一个人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别人也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所以一个理性的人应当会运用“正确推理（the  right  reasoning）”推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最基本的道德与正义原则。这个传统到了罗尔斯就变成了他的《正义论》里的“社会契约”基础了。我们可以说，孟子在解释“仁”的概念时也用到了这个基本道德与正义原则。他的“四端”说为首的，我认为也是最原初的一端，是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见“公孙丑”章句上）孟子不外是要论证人皆能为圣贤，因为人心中自有一种对道德的悟性。这种悟性，按梁漱溟的理解，与佛家或道家的“觉悟”不同，它是理智的运用，是把你自己装进别人的鞋子（put  youself  in  others‘  shoes），或者叫做“设身处地”替别人想想，反过来，你也希望别人设身处地替你想想你不愿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于是理性就推出了道德，于是就称之为“道德律”——好像数学定理一样结实。对良心问题更详细的讨论首推何怀宏的专著《良心论》。

　　良心当然还可以理解得更广泛一些，外化到“日用人伦”，生发出各种各样的美德。例如宗教让人向善，受了宗教熏陶的人不必运用正确推理也可以讲良心。又例如对家族的忠诚，是不是一种美德呢？做任何事情“止于至善”算不算一种美德呢？中世纪教会曾经严厉禁止放高利贷，所以哈耶克说资本主义在西欧能够生存和发展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是欧洲文化和历史各种力量阴错阳差，歪打正着。借贷不受利息算是一种美德吗？推而广之，经商而不讨价还价，资本家而不追求利润，工人而不计较工资，为官而不思升迁，所有这些都算是美德吗？老经济学家艾智仁（Arman  Alchian）说过，理性假设只是工具性，所有理性假设下推出来的定理也同样可以从“物竞天择”的假设推导出来。假如一个社会里原先有两类人，一类是君子，如同《镜花缘》君子国里的人。另一类是小人，精于算计，那么经过一个自然选择时期后，所有的君子一定都因常被小人欺骗而穷困潦倒，死去了。在均衡状态，活着的人都符合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我当学生时读到艾智仁这篇文章，佩服之余，又惊讶我们中國人带着这许多君子美德生存了四千年而不灭亡。四千年的时间，哪怕当初只有一个小人，若是允许物竞天择的话，他的家族也早就取代了我们全部君子的后代了。相反，按照西方人的发展速度，若是他们四千年以前就开始追求效率的话——我相信林语堂的判断，没有一个民族可以长期追求效率而不毁灭的——西方人怕是已经毁灭数十次了。这样看来，中國人的明智在于四千年没有追求效率。但是自利的人天性要求效率，是什么东西压抑了我们天性四千年之久从可能数十次的灭亡中拯救了我们呢？

　　梁漱溟说过，中國人精神的取向与西方人和印度人不同，所以有而且将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当然，现在中國人的精神已经大大混乱了，像发摆子一样颠来倒去，想必过一段时期到了均衡状态，国人的精神取向会大不同于传统，只是不知那时是走向灭亡还是仍能苟延几千年。知识社会要出现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随着分工深入和广泛，技术与制度知识日积月累，反过来又促进分工发展，物质资本会极大地丰富，人的知识会越来越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据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分野将要被知识階級和无知识階級的分野取代。（Peter  Drucker，<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1994）可是在知识社会里，怎么会有无知识的階級呢？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如前述，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知识，没有人知道所有人知道的知识。所以在知识社会里没有階級的区分，只有不同知识的区分。没有不同资源所有者的合作，只有不同知识者的合作。权威永远都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知识，你就有权威。可是既然所有人都可能是权威，就没有人可以压迫其他人，因为他的正确推理将告诉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到这里像是说梦话，夏天夜里的梦。在这个梦里没有知识分子的地方，因为没有人有必要专门看守着其他人的良心（更何况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什么是良心）。每一个人同时是专业分子和拥有制度知识的“知识分子”。说这是梦，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制度知识可以造就这样的社会，而且我也不确定中國人的精神取向会不会是这条分工和专业化的路。除非中國人依旧走中國传统的路，知识分子要消亡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汪丁丁

　　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階級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他们以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出身於贵族階級。这使他们自然地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对於自己的民族，对於俄国社会，具有几乎是原发性的责任感。在当时的俄国，贵族階級是俄国社会的支配階級，这个階級对俄国社会有支配权，同时它也要为俄国社会负责。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文化是甚麽？对於他们，文化就是能够把分散的、狭隘的、个体的民族成员在思想感情上联为一个有机的民族整体的力量。他们的政治地位是由他们的出身带来的，他们的经济地位是由他们的遗产带来的，文化只是他们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他们的社会作用的标志。

　　沙皇政府赋予了俄国组织形式上的统一性，但却没有赋予俄国民族思想感情上的统一性，当时俄国的民众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狭隘的生活空间，只有在文化中、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才能感受到自我与整个民族的精神联系。这形成了俄国文化、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文学”、“艺术”以及所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技艺性的东西，技艺是个人的、取得物质实利的手段，而文化、文学、艺术则是能够把整个民族在精神上联为一体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个崇高的事业。

　　在俄国，社会发生过多种的震荡，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大都是坎坷不平的，但在俄国民众的心目中，文化、文学、艺术却一直保持着它的崇高性和庄严性，他们把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徵，而知识分子也把自我的事业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把自己的苦难视为民族的苦难、人类的苦难，从而在自己的事业的追求中感受着自我的生命价值。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上的“大气”，那种精神气质中的崇高感，我认为是渗透在他们的这种文化观念之中的。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狭隘的、庸俗的，而文化、文学艺术则是把人从狭隘、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把人提高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中的一种途径。

　　在俄国，人们几乎没有对文化的雅俗之分，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俗”的，而精神则是崇高的，作为这种精神的表现的文化、文学艺术也是崇高的。文化和崇高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人可以也必然是俗的。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则是崇高的、严肃的。这赋予了俄国知识分子一种崇高感，一种人格的魅力，文化塑造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人格也创造着他们的文化。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文化滑头、文化小丑、文化小贩是极少能够容身的，而那些真诚地关切着民族的前途、俄国的命运而又在社会实践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栖息地的知识分子则会自然地集中到知识分子的队伍当中来。

　　这种文化观念在根本上不同於中國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國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是为社会的支配者出主意的人。文化在中國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始终更近於一种法术性的东西，它是可以被社会的支配者所运用而达到他们的社会治理目标的法术。知识分子是社会建筑图样的设计者，而把这个图纸变为实际的社会建筑的则是政治家。中國知识分子无法脱离开政治家而獨立地作用於社会，一切的文化都是包含在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之中的。除此之外，文化就是纯个人的，是知识分子自娱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生存方式，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创造的文化产品，不能不是崇高的，越是优秀的产品越是崇高的，而在中國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文化产品则自然地分向两途：为社会亦即为政治的，为个人的。前者具有崇高的性质，但与自我生命的存在形式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知识分子从社会的需要出发设计出来的，是为别人着想的；後者则是纯个人的喜怒哀乐，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没有精神上的联系。後来的科举制度则进一步把文化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才能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用文化表现自己的才能，朝廷则根据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的大小而任用他们，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替朝廷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人。也就是，文化是个人的才能，这种才能本身无所谓崇高和粗俗，崇高和粗俗是在文化的运用中被界定的。运用於高尚的目标，它就是高尚的；运用於粗俗的目标，它就是粗俗的。而中國知识分子就利用这种才能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上去，获得社会的更多的经济报酬。

　　儒家文化的社会性在这种形式下广泛地被运用於粗俗的物质实利目标，内俗外雅，在治国平天下的大旗下实现的是个人升官晋爵的目的。文化自身的崇高性荡然无存，儒家文化在表述内容上的崇高性与掌握它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人格失去了必然的联系。这种把文化作为纯粹的个人才能、知识分子以这种才能获得社会的赏识并取得相应经济报酬的文化观念至今仍是中國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文化观念，这使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酵素。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感到的更多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

　　第二，在中國，文与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文人与战士是严格区分的，而在俄国，文人与战士是同体的。思想情感与斗争精神是同体的。普希金和十二月黨的诗人们，都是士官学校的学生，他们是文人，也是战士，战士的精神同样贯穿在他们的文化活动中。在当时的俄国，贵族階級是俄国社会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保卫者，战士是一个荣誉的称号，是一个高贵的职位，是一个社会成员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标志。我们几乎可以说，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发展，也就是一个战士在精神上的发展形式，战士的品质精神化了，人的精神战士化了，战士的意志支持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则丰富着战士的精神意志。它最终成就的是思想的战士、精神的战士，而不是有思想的懦夫，有感情的庸人。

　　俄国的文化，不论是甚麽风格的，你总能感受到它们的进取性，感受到它们的意志的力量。俄国的知识分子总在追求着甚麽，总在为一个目标而奋斗，他们在作品中所追求的，也就是在社会上所追求的。在俄国，不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前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都没有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獨立性，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他们在專制主义的统治下仍然以战士的勇敢保卫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原则。我们在文化專制主义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大量被冤枉的好人，而俄国产生的则是反抗專制主义统治的战士。他们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支撑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且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中仍有世界级的文化成就。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有过政治上的黑暗时代，但却没有文化上的黑暗时代，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为俄国文化发展奋斗的文化战士和精神战士。

　　中國的知识分子，在产生伊始，就与战士是分体的，知识分子是出主意的人，战士是为国王卖命的人。知识分子把战士视为没有头脑的傻瓜，战士视文人为胆小怕事的懦夫。弱不禁风在知识分子身上不是一个严重的弱点，而是一个光荣的标记，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被视为君子（知识分子）必备的作风。战士的勇敢，战士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战士的顽强的意志力量，都不是中國文化中自然具有的基本精神内涵。汉唐时代的知识分子，曾与战士有一度的结合，那时的文化产品也有一种战士的气魄和战士的精神，但越到後来，文和武有了难以跨越的界限。这种文武分流的文化观念，实际上一直贯穿到现当代的中國文化中。我们也有大量描写战争、歌颂战士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自身所贯注的精神却不是战士的，它们自身不具有为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斗争、而呼号的战斗精神。

　　俄国文化的发展，逐渐把大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包容在自己的内部。但是，这些平民知识分子的加入并没有改变由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为俄国文化所建立的文化传统。这些平民知识分子不断通过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成为整个俄国社会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动力，而不是把文化变为自己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物质实利的谋生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化和俄国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即与宗教意识的结合。这种倾向，也是在贵族階級知识分子中首先产生的，也与战士的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既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亲身叁加过战斗的战士，但他也是一个具有宗教热诚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在列夫·托尔斯泰这里是融为一体的。他的宗教意识不是逃避现实的思想表现，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软弱无力，而是把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种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可以说是俄国文化与俄国知识分子的第三个重要特徵。它不但使俄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我们中國知识分子经常夸耀我们的实践理性的性质，但实践理性却是使一个民族粘着在现实物质世界的一种文化力量。充满实践理性的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获得有实质意义的发展。实践经验总是在现实物质世界中打圈圈的。它自身没有飞跃的能力。使人类文化发生质的飞跃的是超现实的人类关怀，是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追求，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关怀，没有这样的追求，一切实践的活动都不可能具有持续的精神动力。一个皇帝，把自己的政权巩固住了，就不再有必不可少的政治追求；一个富人，有了庞大的财产，就不再发掘新的经济潜力；一个知识分子，考取了进士，就不再追求新知。这是中國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人、其中也包括中國知识分子缺乏内在精神力量的主要原因。我认为，直到现在，这仍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弱点。人格的魅力，是在文化产品中渗透着的知识分子坚韧追求的精神力量，没有超现实的民族关怀和人类关怀，就没有知识分子坚韧追求的精神力量，也不可能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

　　在二十世纪，我们中國的文化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发展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中國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在我们的各个文化部门，都有了甚至过量的知识分子在工作着；在任何一个专题项目上，都有了几部、几十部乃至几百部作品付诸出版。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大量的文化产品却没有产生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的民族仍然只是活在目前的物质实利的追求之中，甚至我们知识分子的自我，也把物质实利的追求作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追求，把人文学科仅仅看作政治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附属手段，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看到的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大大小小的聪明才智，一种运用语言，编制各种知识的能力，一种让别人知和让别人用的知识，只要有时间，我们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可以写上十几本乃至几十本书，但我们却无法在其中感受到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从这些文化产品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社会的、人生的“知识”，但却没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知道得很多很多，中國古代的我们知道，外国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的比任何一个外国的知识分子都更多更细，“科学”、“民主”、“自由”、“法治”，这种学说与那种学说、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但有的仍然有，没有的仍然没有，我们没有一种精神的动力把知道的转化为拥有的，把不知道的转化为知道的，我们面对自我的处境仍然感到束手无策。我们从我们自我的内部生长不出一种精神的力量来。“没劲”仍然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感觉。

　　人格的魅力，精神的力量，不论在我们的主观的世界上，还是在我们面对的客观的世界上，仍然是最最缺乏的东西。我们中國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能像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从支配社会的贵族階級的感觉中获得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格魅力，那种精神意志，也无法从战士的训练中，从宗教的教育中获得它们。但是，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合法的公民，一个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

　　首先，我们得以一个公民的意识意识自我。我们微小，但不渺小。我们贫穷，但不低贱；我们力小，但不软弱。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合法公民，我们必须拥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拥有的一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我们能够追求我们理应追求的一切的全部资本，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之中，生活在人类之中，我们理应关切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的任何事业都是与整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生命必须在整个民族的事业和整个人类的事业中获得它应有的价值。我们不能匍匐在任何别的人和别的事业的脚下爬行，我们应该也必须站起来行走，为我们自己，也为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我们不能被边缘化，我们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处於世界的中心，只要它是一种有意义的追求，一种有价值的劳动，就是与整个民族、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必哀求，不必寻找怜悯和同情，不必由别人授多一个徽号，我们得像别的民族知识分子一样獨立地追求一个神圣的目标，一个政治家、实业家、工人农民职员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没有力量獨立实现的，同时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目标。否则，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就没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了。我认为，这种公民意识，是我们中國知识分子重建自己的精神人格，也是重建中國国民人格的基础。

　　作者:王富仁

　　中國知识分子寿命据说平均只有５８岁，比全国的平均寿命低了１０岁，是一个短命阶层。我们网友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报道肯定会很惊慌。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如此。我虽然不知道这个统计是哪个部门做的，也不知道它是怎样做出来的，但我当它是放屁，因为这与事实失之千里。这完全是机械的统计。那么中國知识分子到底能活多久呢？这个问题全天下只有我黄泰一个人知道答案。我今天就把研究成果无偿公布于世。

　　中國知识分子的寿命其实区分度是相当大的，是不能简单平均了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何谓知识分子？这个词最早来源于俄国，而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部门管理者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但我们中國是一个环境污染特别严重的国家，连语言也被严重玷污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当然也不能幸免。正是如此，大家今天才能以知识分子自居和被别人认做知识分子了，所以大家应该感谢污染。本文就把所有上过大学的网友，不管你是重点大学还是垃圾大学，不管你是本科还是专科或者高职，反正只要被国家称做大学生的人都叫做知识分子。当然那些靠自学成才的我们也算。于是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國就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家家户户都少不了一个知识分子。所以研究关心知识分子的寿命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

　　既然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原来的纯洁高尚，阿猫阿狗都可以叫知识分子了，所以我们研究知识分子的寿命时，也就要相应的分门别类，做出不同的分析。本来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就是要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但中國知识分子非常复杂，我们可以大概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卖身的知识分子，第二类是在到底卖还是不卖身之间忧疑徘徊的知识分子，第三类是卖身的知识分子。这三类人构成了中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卖身？向谁卖身？其实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只是以前没人提罢了。卖身是中國知识分子的特色，从他们的老祖宗开始，到现在至少有几千年了，他们都没有停止过卖身。把知识分子称做臭老九，老八是妓女，可见中國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如妓女的，我把他们称做娼妇，实在还是抬举了他们。以后谁受了我的启发，要去写一部《中國知识分子史》，建议你先研究一下妓女史。不了解中國妓女的历史，你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國知识分子。我本来是想叫知识分子为卖淫的，但考虑到当年孔乙己都嫌人家说他偷书，要别人说他窃书，所以我就称大家为卖身的，这样可能会好听一些，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接受。

　　以前的知识分子是要向皇帝卖身，纹革时要向毛主席四人帮造反派卖身，总之就是向政治卖身，也就是向权力卖身。所以说做知识分子的大多都被政治强奸过，当然更多的是自动送到当权者门前要求卖身，只是往往还被拒之门外。因为卖身者太多了，是要择优录取的。我说大多数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还有很少的人是不卖身的，于是就成了反抗者或隐遁者。为了照顾大多数，体现集体主义意识，我这里说知识分子卖身指的就是这些大多数。古时候科举考试就是选妓考试，选上了的才可以卖身，才有资格住进妓院，吃香的喝辣的，除了做嫖客的泄欲工具，就无事可干了，多么轻松自在啊。难怪那么多知识分子把头发考白了，还不死心呢。你看人家范进，苦苦挣扎了一辈子，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火候一到，也就是做爱技巧成熟了，立刻就中了举人。前任县老爷马上就来拜访，送了一套三进三出的妓院，还给了他很多嫖金，范老爷终于卖身成功了，这种感觉肯定特好，我对他发疯完全理解，不疯才怪呢。

　　所以通过考试向当权者卖身，是中國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留下了很多他们如何勤奋刻苦的故事，我从小就读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很感动。但是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老师不是常跟我们说嘛，毕业证只能证明你的过去，它只是一个起点，以后的发展还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是啊，从古到今，特别是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要想通过一次卖身就辉煌腾达，那是很困难的。什么？老子读了这么多年书，吃了这么多苦，现在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难道还不能好好休息一下吗？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明白，你以为你被体制所接受，你就永保无虞了吗？当然没这么简单。你现在还只是刚刚踏进妓院，很多事情你还不熟悉，比如如何与其他娼妇搞好关系，如何讨好鸨母，如何招揽顾客，如何与嫖客做爱，这都需要学习，只有把这些学好了，你才能够晋升，才能加工资，才能有机会深入群众中视察，摆足你的娼妇威风。所以你现在还只是一个普通妓女，卖淫尚未成功，妓女仍需努力！

　　但是中國知识分子从晚清开始（这之前也有，但只是萌芽），卖身的环境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时候商业在社会经济中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联系不再那么粘在一起，自由职业者这一新兴职业出现了，知识分子好像多了许多自由。当然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它的真实的一面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妓院里多了一个嫖客。以前是有权者来的妓院，现在有钱的人也来了。以前知识分子很清高的，他们只向有权者卖身，因为那是民之父母嘛，所以向他们献出自己的灵魂是很崇高很光荣的事情。但是自从商业时代来临以后情况就变了。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了社会的上层階級，所以能够被大老板玩一夜也就让中國知识分子们渴望了。民国时期的张资平就很幸运，是一个包身知识分子。这种新现象后来中断了一个时期，不过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它又复兴了，而且今天的中國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商业化的速度规模也越来越快，甚至连有权者也要放弃权力，下海经商了。在这么一个诱人的现实下，中國知识分子从此就正式有了两个嫖客——有权的和有钱的。他们也就以向这两种人卖身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最近的木子美就很幸运。所谓签约作家也大多是卖身作家。中國知识分子的待遇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时代提高，就是多了一个嫖客的结果。

　　说了这么多，跟知识分子的寿命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正题上来了。我说了中國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类。这第一类不卖身的，这样的人是极少的，他们生活在这个后極權时代的商业化社会里，不被外界所诱惑，也不屈服于任何嫖客，他们或者坚持反抗这个社会大妓院，为建构一个新社会而战斗；或者独善其身，成为这个社会的隐遁者，虽不能改变这个污浊的社会，但也绝不受其沾染。这两种人在现实的处境不会好，他们会受到围剿，但他们的獨立精神却能使他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屹立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的寿命是最长的，他们的生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延续。第二类在卖还是不卖之间徘徊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这类人非常痛苦，他们意志不够坚强，往往为世间的虚荣诱惑或为生计所迫，既想保持獨立但又觉得很难，因此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有可能成为一个獨立的知识分子，但也很有可能走向卖身的无耻道路。所以处在这个状态下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这样，那他们的寿命就不会长，很可能死于心脏病或高血压或精神病或自杀。至于第三类坚决卖身求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國知识分子的主体，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一类，我上面的文字也就全是为他们写的。这类人的寿命怎样呢？也有两种可能。一是爬上去了，卖身成功了，于是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长命百岁也是可能的。二是没爬上去，没人要，或者被人玩了而嫖客不付帐，一无所获。这种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肯定是短命鬼。但是这第三类知识分子不管爬上去了还是没爬上去，其实还都一样。因为他们出卖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所以他们已经不是人了，只是主子的玩物，是一条狗。狗活得长还是短我不会关心，因为我心里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应该先是一个人，这些做狗的东西再长寿也不过是在桌子底下多爬几圈而已。

　　网友们听完我的分析应该明白你们寿命的长短全再于自己的选择，那么你们要做哪一类知识分子，我就悉听尊便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３日

　　黄泰文集ｈｔｔｐ:// ｓｘｑｍ. ｈｏｍｅ. ｓｕｎｂｏ. ｎｅｔ/

　　作者:黄泰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國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 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國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國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國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纹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階級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作者:王小波

　　新学期到了，又一批成绩优秀，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才生”们，正在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为那昂贵的学费发愁。

　　一部《落泪是金》，描写的是贫困大学生；一部《其实我不想走》，演的也贫困大学生。有知识、有能力考上大学，却因为贫穷上不起大学的事例，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最近我又看到这样一组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新闻报道。

　　一则新闻是“审计风暴刮到高校”。２００５年审计报告中详细开列了２００４年组织的对教育部直属１８家高校专项审计的问题清单：２００３年这１８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ＭＢＡ学费等６４４２７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６０１０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７３５１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的学费、住宿费等５２１９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性收费３２８４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等５５４万元，共计８. 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占当年全部收费的１４. ５％。

　　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推行，学校扩招，一些大学城陆续兴建，大量举债，都是以学费收入作为抵押，这些债务势必会有相当部分转换到收费上，导致高收费和乱收费。

　　另一则报道说在中國社会科学院的《２００５年：中國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教育收费问题的严重已经“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北京市统计局城调队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有６４％的家庭认为高校学费太高；３３％认为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很困难，３７％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３０％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而北京的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

　　另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１９９５年８００元左右上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５０００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６０００元左右；住宿费从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０元左右，上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００元~ １２００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左右，４年大学需要４万元左右。２００４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９４２２元和２９３６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４. ２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３５年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过去看小说《红旗谱》，农民的孩子因为家里穷都是上“师范”或者“军校”之类不用家里出钱还管饭吃的学校；而如今在解决贫困生上大学的问题上，教育部门、学校以及社会各界都在“想方设法”，但我认为：制度的问题必须用制度来解决，仅凭所谓的“爱心”与“救助”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当一个学校招收的“贫困生”都占到２５% 以上；当６４％的家庭认为高校学费太高；当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４. ２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３５年纯收入的时候。教育产业化与市场化的路，我们还敢“义无返顾”、“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吗？

　　当我们面对着越来越看不起病的群众，敢于坦言承认“医改”失败的时候，“读书赔钱”的现实还不能促使我们对于“教育产业化与市场化”的反思吗？

　　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力，自然应该包括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不要一不留神，高等教育成为了“贵族”或者“有钱人”的特权。

　　但是，无论如何“知识改变命运”的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

　　作者:李盾

　　知识分子是那些愿意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他既然有头脑他就不会强迫自己，只是因为他手上的工作十分具有吸引力，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有些细节不够完善，有些环节还需要把它们找出来，因此他心驰神往，欲罢不能、欲罢不忍，觉得如果离去或中断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为此他甘愿奉献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生。某种魅惑力大到就是给他一个王国也不换。

　　对他来说，最真实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斯宾诺莎一生都在磨他的镜片，康德不出他的庄园几十公里，维特根斯坦从战争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送掉( 据说是不给穷人，那只会败坏他们) ，接着又去当了小学教师。阿基米德和黑格尔都要等到敌军来到他们的院子里。他们为什么那么沉得住气、那么朴实呢？那吸引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坐怀不乱？那就没法说了。谁能解释智慧的快乐、思维的快乐比口腹之乐、吃得吃不动了要更快乐？谁能解释一个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训练有素的人在他的书房里得到的乐趣比任何购进购出、拥有股票若干要大得多？谁能解释扩大自己头脑的界限比扩大手中权力的界限更令人情不可抑？令他着迷和难忘的是那小心翼翼、一小步一小步的攀登，是多少个殚思竭虑、夜不能寐的日子，是一千次失败、第一千零一次从黑暗和孤独中的重新起步，那种迷惘、失望乃至绝望同时是惊奇、惊喜而后的幸福满足。为此他只愿意选择日常生活，只有平静有秩序的日常生活才能使他的工作有保证。

　　但我知道也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只企望社会大事件，方人大悲欢，他们围绕在时代风云面前就像围观在火灾现场，评头论足，指手划脚，高谈阔论，而一旦风云过后，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思想感情苦闷得很。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就是地狱，当老百姓就是不合理待遇。

　　这种愿意比老百姓还要老百姓的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太棘手了，太容易上圈套了，我绕个弯子说，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一个老百姓和另一个老百姓的关系，你和你家对门邻居的关系。你们在一起交水电费、房租费、煤气费、卫生费，其余呢，各人过各人的生活，互相之间不抱任何幻想。我住的地方有一个人家天天打麻将，我就从来不去管他，人家有人家的自由爱好。他不读书就不读书呗，人家还说你不天天打麻将哩。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我想没有人会犯糊涂，但人们往往忽略这些具体经验，放弃它们而构想抽象的关系或世界。有人一拿起笔来，就会哀叹现在“人心不古”啊，“道德水准下降”啊，“文化沙漠”啊，等等，好像一般人的生活全错了，全都迷失了方向，对不起那个“终极目标”、“终极关怀”。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受过这么多年教育，这一点群众观点都没有。一般人民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

　　依在下之见，值得“终极关怀”的就是让大家都生活。你生活，我也生活。我让你生活，你也让我生活。其中“我生活”也是很要紧的。我先不说生活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我只想指出自己不生活给他人造成的消极影响：一个人如果不生活，没有自己的生活他就不知道别人有生活的要求，不知道如何去尊重别人的生活。苦出身的人总爱将一些东西称之为资产階級或小资产階級“情调”，再三看不惯，一有可能就要加以扼杀。这不能不说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它们的好处，不知道它们对于造成人的美好的精神状态所产生的作用。这就像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个性，一个有自己自由思想的人才知道如何去尊重他人的自由思想，认为它们是宝贵的和至关重要的。他自己经验中没有的东西往往他也不习惯别人有。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知识分子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脚步要更快一些，尽量发展自己的生活，尽情享受一切美妙的东西，其中一个结果是不要养成干涉他人生活的习惯，不要喜欢向他人看齐或要他人向自己看齐。也只有尊重他人的生活，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是不受干扰和不自我干扰的。

　　知识分子要热情生活，尽量享受，我这样说恐怕要违背古训“先忧天下之忧，后乐天下之乐”了。我这里的确想表达一下我对这个悠久的中國古代知识分子传统的不同看法。我曾因为有这不同看法长久地不安过，但想来想去，恐怕因为我是一名妇女，妇女就是普通人，因此观察问题的角度和那些有更远大抱负的人就是不一样。第一我不喜欢这句话里那种居人之先或之后的特别的姿态。一会儿站在排头，一会儿站在排尾，就是不肯站到队伍里去，这样就把自己单列出来，而这已经暗含了一种特权。这种特权莫非不是和那个更大的特权集团联系在一起？第二我不喜欢这句话里的“天下”一词。“天下”是对于世界的一种想象式的、抽象朦胧的、未经证实的看法，它尤其暗示着言说“天下”者那个“天子”的位置，“天下”为“天子”所拥有，没有“天子”就不叫“天下”。有一次我给一个老外朋友念一段报纸讲到“江山”这个词，我连说带划她死活不理解。她说“江山”是美丽的风景，对美丽的风景怎么要去“打”、去“坐”呢？我一拍脑袋，对了，这里面有个封建帝王对待世界的一种占有的态度，江山是要属于谁的，是哪家的江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妇女就不这样看问题。打江山是要让儿子们送命的，而他们是她用心用血一点点哺育出来的。争天下是要家破人亡的，妇女的工作正好就是像燕子一样一口一口垒起一个窝。第三，我不喜欢这句话里“先忧、后乐”这样的表达。在举国没有欢腾起来以前，一个人难道始终要愁眉苦脸不成？这样做没有说服力。如果你得到了真理，这真理必定是好的，好的东西是令人愉快而不是令人苦恼的。怎么能因为你得到了真理而变得愁眉不展？因为你有了一种好东西自己反而弄得痛苦不堪？如果是这样，那赶快把这个东西扔掉好了，免得让它伤害你的生活。再说你要是这样凄凄惨惨戚戚，谁还敢接近你，敢喜欢你手中的真理？这个东西既然不能令你快乐，那么也不能令他人快乐，那么何以证明它是一件好东西呢？我在生活中就怕过一些人，不是我不尊敬他们，而是他们太严峻太深刻了，令我不敢上前。我也怕读一些文章，尽管作者的学问比我好，但总让我觉得那是在一种身心极度不愉快的情况下完成的，写文章的人头疼得厉害，我就不敢看。我这么说是不是从妇女的立场倒退到儿童的立场了？有一点是确切的，我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受教育者，只是不太愉快的教育方式我不喜欢。

　　在我眼里，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声音传得特别远，特别有感召力，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作为个人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这种贡献也是知识分子式的，那主要是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当希特勒的铁蹄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波普尔在新西兰写出《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他把这看作自己的战争著作。他所思考的不是用一种民族主义战胜另一种民族主义，而是極權主义这个人类生活的毒瘤的性质。他指出了：“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

　　原载：新浪文化

　　作者:崔卫平

　　既然要寻找，就说明一个本来有的东西被丢失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人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只是有时吃香一些，有时冷落一些，其定义也有时宽泛一些，有时严格一些。其实到底怎么定义谁是知识分子，恐怕是一项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是得罪人的事。

　　在现在的中國，有非常多的人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研究所的高工、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等。这些人自己也因为有如此称呼而自得其乐。在农村，甚至连民办小学的代课老师、过去大队里的记工员也都被称为知识分子，享受着村里人对文化人尊重。这说明中國不光在人口数量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而人口素质也应该是世界第一，因为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

　　有一次跟写作圈的几个朋友闲聊，提到了怎么定义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有的说应该按学历学位，比如大专以上；有的说应该是在某一专业领域里成就卓著的，比如得了诺贝尔奖；有的说应该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而不是搞理工的。这些说法恐怕都有道理，但要综合起来给个简单的定义就相当困难。

　　其实知识分子的英文原意是intellectual，直接的翻译应该是“智者”。所谓“智者”，也就是孔孟老庄和释迦摩尼这种级别的。但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不满意，或许就要用大块头的文章来跟我“商榷”。因为现在这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光受人尊敬，而且还和职称、工资、分房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怎能随便改动。

　　但要搁在过去，我这么说就不会有人来跟我商榷，而且可能还巴不得领导上赶紧采用了我的说法，以便把知识分子这个范围缩到最小，至少是自己不包括在内。因为那时候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而都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劳动者。即便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拿了一辈子笔杆子而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也要谎称自己是工农兵的一员。其实工农兵才不在乎有没有你呢，况且你也抡不动铁锤、使不了镰刀，更不敢摸枪了，那你加入工农兵不是明显冒充吗？

　　好在这段时间并不算太长( 大概二十年左右) ，等过了这个劲儿之后，大家又可以面带自信和谦逊的微笑称自己为知识分子了。中國的事情就是这样，老是叫人跟不上趟，而新的变化又总是太多，以至于让人总是要有意识地忘记一些东西。

　　自从“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这个一点也不学术化的称呼之后，官方至今也没有给个重新的定义。其实这个称呼非但不学术化，而且也不准确。就好象说臭豆腐是臭的，但它到底是什么，包含什么成份，都没有交代清楚。所以现在的政府领导和学术界都不用这个称呼是有道理的。

　　现在的官方虽然还没说清楚知识分子包括哪些人，但对于他们是什么，已经换了一种说法。记得最近的一次让读书人扬眉吐气的官方说法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这个称呼好象一直沿用至今。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有同样的问题。首先，它没有说明哪些人属于知识分子。其次，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清楚工人階級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概念太大，上至满世界访问的黨和国家领导人( 因为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锋队，见黨章) ，下至满世界找饭辄的下岗职工，所以很难搞清楚指的到底是哪一群人。

　　既然说到了黨章< 参１> 和工人階級，就还有一点要补充。从学黨史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到现在都没解决，就是农民入了黨算不算工人階級。好在最近中國的<<求是>>杂志发了专文来说明工人階級的性质< 参２> ，此文可以传达到街道一级以纠正一些对下岗工人的模糊认识。另外，象工人階級这样的词汇，现在大概也只有<<求是>>这种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刊物才会经常使用。

　　知识分子这个词虽然很难定义，但在我还不知道富强粉和标准粉的差别时，就已经知道了“小资产階級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这样重型的词汇。那时候我正光着脚跟在一群农村的野孩子后边满山乱跑，而这些词通常是队长在讲话时指那些穿了皮鞋或花衬衫的女知青。由于我从小就知道了如此大词，并且清楚其中的含义，所以后来到美国留学时，让那些自以为词汇量大的老美大吃一惊。

　　由于领导上对知识分子暂无明确定义，所以就很难讨论谁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本人认为要被尊称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以下素质：

　　首先，知识分子是“智者”，也就是有相当智慧的人。并不局限于所取得的学位和从事的学科，而是要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并且有已经成型的思想体系。

　　第二，要有獨立于当权者之外的批评精神，用自己的观点批评和评论社会时政。

　　第三，要有獨立的人格和学术品行，无论社会形态和政治环境如何变化，其人品、学品可以经得起历史和后人的推敲。

　　先用以上标准先来推敲一下吃棕子时就会想起来的屈原，这可是古今闻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智商不能说不高。屈原不仅会写诗词，而且对当时的贪官污吏也多有批评。这位大诗人和忠臣最后因跳江自尽而名声大震，据说这跳江的原因是因为要当官而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我在这里不禁要问，这人的官瘾怎么这么大呀？

　　屈原虽然已死，但其以死来孝忠皇帝的故事却流传至今，具体的说是变成了在超级市场里跟包子和葱油饼摆在一起的棕子。另外，屈原的精神至今还在激励着许多被贬到海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博士、硕士们。他们的最大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被领导上重新赏识或捐弃前嫌而回中國谋个一官半职，美其名曰，实现报国之心。人有这样的追求，当然应该加以鼓励，但即便是领导上日理万机而一时没有注意到你，也大可不必寻死觅活，因为中國历史从古到今，已经有太多的棕子了。

　　无论人们怎么歌颂屈原，也得承认他是一个极不成功的例子，不足以后辈的读书人当成榜样来学。而另一个中國现代的名人郭沫若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很值得用知识分子的尺度来评判一下。首先要承认的是，他可比屈原聪明得多。此人当年陪伴于领袖左右，可谓红极一时，中國近代史上把自己的学问和良知都贡献给当权者的恐怕非他莫属。有兴趣的话只要去读读他在１９４９年以前( 如<<凤凰涅槃>>) 和以后的作品( 如跟毛和来和去的那些诗词) ，便可知道读书人的斯文原来也可以如此表达。这位在中國绝大部份读书人遭难的时候却被尊称为“郭老”的人，热衷于用其学问换取官位，后来变的批评精神殆尽，只知道高唱赞歌了。

　　跟有些在外国翘首以盼的海外赤子们相比，那些早已回国或根本就没出国的，现在有很多已经占据高位了。这些人基本上是以郭氏为榜样，放下自己读书人的身段而跟大小领导们在饭桌上“同甘共苦”，什么獨立人格、批评精神早就被丢到太平洋里了。由此看来，这知识分子的资格也并非终身制，有些原来具有獨立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后来由于跟领导太过近乎而毁了一世清名。

　　由此可见，读书多的人想要得到领导的赏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付出很多东西。有时候是人品，有时就是生命。因为书读的多，思维就比较活跃，思维一活跃，就会超出领导上规定的范围，也就是出了格，这就犯了做官的大忌。因此，读书人要想当官，就有两种办法。一是写文章往领导心坎儿上说，有时候领导有个想法，但又没办法或不好意思说出来，这就需要读过书的人在最恰当的场合、用最合适的方式，把领导的意思表达出来。而读书人通常都在写作技巧和察言观色方面受过严格训练，所以表达起来就显得得心应手。这样一来，读书人就能跟领导配合的天衣无缝。

　　在这方面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当年领导上要搞大跃进，但并不清楚要把亩产说成多少才能让老百姓相信。而且在有几亿祖祖辈辈是农民的中國，要想在农业产量上做大文章可并非易事。加上领导上也并非个个都是农业专家，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著名的科学家和读书人出来用铁的数字为领导说话。因为中國的农民不光尊敬知识分子，而且更相信知识分子说出来的数字。所以那时候报纸广播里的高产卫星和试验田等可都有读书人的功劳。

　　读书人要想当上领导，写文章往领导心眼儿里说当然是一个比较可靠的的办法，而且成功率也高。但问题就在于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数字，所以对很多读书人来说就不那么显得简单易行。所以想当领导的读书人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去歌颂上级领导本人。这后一种方法通常比较容易实行，也不要求太多的专业知识，只要学过排比句等重叠句式，就可以开始工作。而读书人在这方面几乎个个是高手，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层层叠叠( 如四个伟大、四个坚持、叁個代表等) ，领导上就喜欢看。

　　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实例，当年伟大领袖本人就从未在公开场合吹嘘过自己(但私下里的情况我们就不了解) ，而且也是当年在全中國唯一没有公开喊过自己万万岁这种口号的。这都是因为一些读书人体会领导意图太过深刻，所以把对领导的无限热爱搞成了个人崇拜，给领导上捅了一个大漏子。有许多人从黨和国家领导人，突然一下就变成了反黨集团，这里面就有不少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

　　我一直在尽力寻找中國的知识分子，但却不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的真正内涵在中國还能不能被找回来。我希望有一天，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是众多专家、学者和思想家的最高荣誉。

　　参考资料：

　　１、<<中國共產黨章程>>，(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８日通过) ，总纲

　　２、<<求是>>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１４期，“如何认识中國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原载《观察》

　　作者:薛东华

　　知识阶层是社会中的一个阶层，社会对它就像对自己的任何一个阶层一样，有着某种要求；当知识阶层不能符合这些要求，不能很好地执行社会需要它承担的那些功能的时候，它和社会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摩擦就出现了。

　　由于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在文化上难以避免的困境，也由于我们的从教育到生产的体制中至今存在的种种问题，许多知识分子从高校毕业进入社会之后，都很难完全被社会所吸收，而是和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之间处于某种疏离状态。

　　从处于疏离中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他总是发现自己学到的知识，以及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理想难以在现实中实现；另一方面他又对许多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感到难以接受。反过来，社会对那些处于疏离中的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很深的异己感。

　　也许某些读者会感到奇怪，在整个社会如此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求知早已成为全社会的时髦，哪来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异己感呢？我们在这里所说社会不是指社会普遍意识，而是指实际存在的各种具体部门，特别是基层的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的主流意识中，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然而在大量的基层实际工作部门，在广阔的农村和城市里文化层次较低的社区中却依然存在着这种异己感。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是想对此进行单方面的指责，相反是想将这种真实的存在引入更为明亮的社会意识，来一起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让青年知识分子踏进社会之前就对此有所准备。分析起来，这种异己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觉得知识分子没用

　　每一种社会环境都是用它早已形成的观念来衡量新来者的，在有用没用这一点上当然也不例外。任何一个社会群落都有它的特定的需要，针对这些需要也就形成了特定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特定方式。一个人假如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完成这些任务，那么，他就是有用的，反之也就没有用。越是在生产方式落后的地方，人们也就越是会觉得知识分子没用，因为在那里一切任务都是通过手工完成的，需要的只是力气和长期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技艺，而这两方面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和工人农民或其他的手工艺人相比。因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越是落后的地区，人们也就越是把知识分子先是设想为“万能匠”和“救世主”，一旦等到他们发现这些由于长期用脑而显得行动迟缓的家伙，在对付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上，还远远不如他们自己的时候，那么这种过度的期望，立刻就会转变为强烈的失望和鄙视。

　　二、觉得知识分子“怪”

　　没用是因为知识分子不能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怪”则是因为知识分子不能在感情上和他们融为一体，不能分享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因而，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摸不透，不晓得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喜欢什么又讨厌什么。由于一个知识分子在某种异己的环境里无法自由地展现自己的个性而只能被迫过一种内倾的生活，所以，对周围那些已经融进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的人来说，知识分子显得很“阴”，很“怪”。之所以“怪”是发现用他们既有的理念系统，无法解释这些家伙的行为。因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将自己的情感加以外投，有时候将这种“怪”理解成“傲慢”，有时候则理解成“迂腐” 、“呆”、“清高”或者“阴险”等等。然而，不管理解成什么，总是有着一层很深的、无法打破的隔阂。

　　我们知道，越是一种文明的环境，也就越是能够宽容那些怪僻的孤独者。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个人人權的尊重，而且也因为他们发现容忍这样的怪人，最终对他们还是合算的；在一批“怪人”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有创造力的人甚至天才，最后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改良起到推动作用。相反，一种越是野蛮和粗鄙的环境，也就越是容不得半点异质的东西，它总是习惯于用强力手段将一切异质的事物都整合到其早已习惯的僵固偏狭的理念系统之中，这样它自己才能正常运转。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要维系其正常运行，一种文化环境要保持连续性，都需要对各种外来者进行同化和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却有高贵和卑贱之分，越是高贵的整合，就越是在尊重个体自主性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引导，让其自觉地参与到组织中来，通过分享组织的理念来获得生存的意义。而越是卑贱的整合就越是用扼杀个体自主性的方式，将其纯粹变为组织中的一种客体和工具。而一个组织整合外来者的方式，究竟是高贵还是卑贱，完全取决于这个组织的理念所达到的境界。

　　我们知道，一个青年人的成长，他从内心的主观世界走向客观的现实世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对一个受了多年的学校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不管他进入哪一个具体的组织，都会发现现实的生存环境跟自己的理想和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那些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组织里，经过一年二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过渡，青年知识分子就会慢慢地自然融入这个组织的生存环境之中；而越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组织对那些处于疏离中的异己者，那些又“怪”又“没用”的家伙，则几乎一刻也不能容忍。

　　在某些企业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用比较粗鲁的方式整合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景。最近几年来，由于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不断地趋向供过于求，不少国有企业都进了许多大学生，但有些企业自身在技术进步上多年来停滞不前，不能增加高水平的智力工作岗位，在进人上却好大喜功，尽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要了一堆硕士、博士，结果，许多初中生就能胜任的工作，却要硕士、博士去做。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发挥不了作用，垂头丧气，怨声载道，自然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学位高的人，因为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越大，牢骚和不满也就越多。有些单位的管理者，却从中领悟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道理，企业对付这些“刺头”的惯常办法就是下车间，干最粗最重的活。作者认识一个小伙子，是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校时是学生干部、文艺积极分子，结果分到一个大型企业后，在科室里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下放到车间当钳工，一年以后因为表现不好不给转正，又干了一年，两年钳工当下来，整个人都换了样，从原来热情张扬和自得的样子变得又呆滞又冷漠又猥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企业对他的态度不耐心之外，还可以发现大学生的价值标准和企业的价值标准以及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对他们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巨大冲突而弥合这种悲剧性冲突的一个关键途径看来就是应该让大学生尽量真实、细致和贴己地了解他们将要进入的生存地形，从而在求学期间就相应地对此进行一些自觉的心理上和能力上的准备。

　　目前，据作者调查了解，大学生在国有企业中作为普通工人在车间从事体力劳动的不在少数。有的企业一批进三四十个大学生，一来后都先到车间去锻炼，这当然完全是必要的；但是，三四年过去后，真的从车间调出来进入科室的只有三四个，不过１０% ，其余的人还依旧在那里锻炼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学生的逻辑和企业的逻辑的尖锐冲突。从学生的逻辑来看，到车间锻炼，了解整个企业的运行过程是应该的，但他的最后发挥作用的岗位应该是从事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专长，而不是像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工人一样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因为，这样的话，他所受的教育将完全没有意义，反而会使他不能很好地胜任目前的体力劳动。而从企业的逻辑来看，既然你想留大城市，进大企业，既然你愿意呆在它的工厂里，就应该服从它的统一调度，现在所有的科室都已人满为患，非生产性人员早已超编，已有的人员还要精简，不把你放在车间里干活放到哪里去呢？至于你受过高等教育，这它是知道的，反正还是按照国家或系统统一规定的专科生多少、本科生多少的标准给你发工资，这就是对你的知识或者说文凭的尊重和承认。而工人呢？突然发现自己多了一批大学生伙伴，这些人都来自自己原来听了名字之后就觉得又自卑又忌妒的名牌大学，而实际上一看，却样样活儿都干不过他们，年纪轻轻，刚一来工资级别就比他们高，而且，一个个心事重重，“怪怪”的，对他们爱理不理，似乎仗着自己有个文凭，还看不起工人。因而，很多大学生一到车间，工人师傅们就把一些操作上的难题扔到他们面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杀杀他们的傲气，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那个环境中的彻底的无能。

　　我们看到，在这里一切都错了位，而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岗位，缺乏高质量的、高度专业化了的、需要高智能的岗位，只有在这么一种岗位上，一个专业人才才能够将自己具有的内在潜能实现出来，现实地服务于社会。因而，可以想象，假如我们经济的发展不能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保持相当的速度，特别是假如不能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迅速地发展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和高水平的社会事业，那么，大量的青年学生毕业之后，发挥不了现实的作用，却还要凭自己的高学历向社会索取高的待遇，那么，他们只能生活在社会对他们越来越深的异己感中，最后悲伤地发现，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完全成了一种误会，成了全部不幸的根源。

　　摘自《转型期中國的困惑》，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

　　作者:许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