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这次西方八国集团（G8）在日本举行峰会之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G8必须邀请中國和印度进来。因为这两国国家已经是如此重要，离开了它们的配合，从能源、环境、粮食，到地球暖化，任何全球化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在G8的峰会期间，八国集团也确实和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國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对话。这说明中國已经是个大国，进入世界大国的俱乐部只剩下个名目的问题。

　　然而，当大国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国需要承担大国的义务，肩负大国的责任。从这次的G8峰会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信息。本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取得了一个小小的突破，那就是大家就在2050年时削减5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成了协议。虽然这个协议对是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一半还是在目前的水平上削减一半没有界定，至少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美国这次不仅承认了地球暖化的威胁，而且和欧洲日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不过，布什肯这样作的一个条件是在协议中加上一条：所有主要经济体都要对减排承担责任。这一条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國。

　　众所周知，《京都议定书》没有让中國承担减排的责任。其理由很简单。第一，地球暖化是上百年工业化的结果，罪魁祸首在于发达国家。第二，发达国家有财力和技术，发展中國家则更需要发展，不能用减排卡死其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十几年下来，世界格局已经大变。中國虽然仍是发展中國家，但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國在这方面不承担责任，减排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我们不妨看几个数据。在1990年时，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48亿公吨，欧盟国家是41亿公吨，日本是11公吨，中國是22亿公吨。欧美日本相加是一百公吨，中國则仅是其五分之一强。但到了2005 年，美国的排放量涨到58亿公吨，中國则猛增到51亿公吨，紧追其后，欧盟降低到39亿公吨，日本则基本持平，为12亿公吨。也就是说，中國成为了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到了2007年，中國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4%，美国退居第二，占21%，欧盟十五国仅占12%.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中國的排放量就可能超过美国欧盟之总和。

　　再以2005年的数据对未来作一个推算。如果美国、欧盟、日本达到了减排目标，2050年时其总排放量就降低到了五十几亿公吨。中國如果不承担减排责任，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到时候的排放量就会超过三四百亿公吨。地球暖化问题，主要就成了中國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前景，还怎么能指望世界绕开中國谈减排呢？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

　　我们长期以来信奉的理论是：西方的工业化是地球暖化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西方的责任。中國是发展中的国家，不可避免要经过西方工业化的历程，然后再谈减排问题。其实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也一直接受这样的理论，所以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中國提出什么要求。但当中國成为一个大国后，西方人的想法也在渐渐变化。因为中國近年来的高速工业化，造成了惊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乃至一年的排放量等于过去工业国家几年的排放量。再过几十年，中國就把西方在排放量上的历史帐目追平甚至超过，难以撇清自己的责任。估计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國未来会有理念上的摩擦。

　　不过，从中國的立场看，中國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绝不能重复西方十九、二十世纪工业化的道路。那种先工业化再考虑环境的思路，其实反而抑制中國的发展。别的不说，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不可能给中國留下那么多能源。如果中國不承担减排的责任，国内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考虑减排的目标。而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决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國经济的能源效率和排放标准。比如，现在如果还是大建在绝缘隔热上达不到标准的高楼大厦，还继续发展公路体系、忽视公交，就等于把自己锁定在汽车社会中，以后就是想减排，拆掉公路建铁路，代价反而更大。而中國在低环保标准下制造的产品，比如汽车等等，则很可能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中國和西方国家在减排上，也存在着共同利益，有达成共识的基础。不过，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事情：中國作为一个大国，再不可能把解决地球暖化问题全看成是西方国家的责任。中國必须制定自己的减排目标，承担起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责任。

　　作者:薛涌

　　盲人摸象的寓言很好地反映了我们要对某事发表看法时常有的无奈感，收集和鉴别有关资料总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自从互联网日益深入我们的生活之后，作为网民这个整体中的一员， 我们似乎正在告别盲人摸象的朦胧状态；通过[搜索]这一简单的操作，我们就可以很快地透过许多网友的眼睛看到了某件事情的全貌，其中有许多专家的见解和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种视野的突然扩大，使我们有像孙悟空跳上云端向下俯视的感觉。是的，网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是孙悟空重返人间，开始向各种妖魔鬼怪发起了一轮轮凌厉的围剿。

　　在长达６０年的当代中國风风雨雨中，性情温和的中國人对强权向来是逆来顺受，百姓目睹了政府大幅度左摇右摆和频繁的朝令夕改，经历了学校政治课灌输之枯燥、上级强迫的政治口号之空洞、媒体和出版物的谎言文化之包围，人们宁愿远离政治话题；但腐败的蔓延和环境的灾难又一次次地把大众的视线拉了回来，少数勇敢的人们率先向种种可疑的现象宣战：军医蒋彦勇揭发了SARS谎言，医生高耀洁追踪艾滋血祸，植物学家蒋高明揭开了多年来沙漠植树的无效，陈晓兰医生和高纯药剂师向医药腐败挑战，微生物专家管轶把禽流感问题时时放在了人们的焦点上，马军敲响水危机的警钟，王维洛戴晴等人在不断地拷问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是否符合科学决策的程序…

　　近年来，受过一定的环境教育的人民眼看着江河湖海越来越黑越来越臭，听到医学专家说广州的空气污染使５０岁以上的人肺都会变黑，制造污染的人几乎得不到惩罚，揭发污染的人反而时时被送进监狱，面对迅速恶化的环境，束手无策可以说是人们普遍的感觉。

　　虽然政府年年都自称取得环境治理的“进展”和“拐点”，专家安慰地说些什么“沙尘暴正好抵消的酸雨”，“太湖蓝藻爆发因为敲响了警钟所以是件好事”等莫名其妙的话；地震局去年还自称可以预报地震而今年却改口说预报不可能，去年ＣＣＴＶ还说“没有临沂怪病”而今年就看到全国的手足口病大爆发．．．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太多太明显了。许多恶性公共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总是伴随着疑云重重：汉芯骗局、假虎照、黑窑奴工、奥美定－郑筱萸案、蚂蚁骗局、造林骗局、粮库骗局、影子工程、假渗灌工程、豆腐渣学校、黑社会的横行霸道、拉尼娜雪灾预报下落不明、耿庆国地震预报不知去向、瓮安疑案、杨佳之谜…，这一切都呼唤人民自己起来追寻真相，打破谎言，阻止腐败官员。

　　对比台湾人民的反腐追贪的节节胜利， 权力按民意和平转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民选议员、没有法定反对黨、没有民办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没有獨立的司法、没有直选各级行政长官、没有维权团体、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如果现有投诉机构缺少公信力时，百姓就注定要成为腐败的牺牲品，受了冤后还常常会处于绝望的境地；瓮安人民的怒火和杨佳的爆发何时才能化为百姓投票选举和罢免的有序行动？．由于毛澤東于60年前延安窑洞中作出的民主诺言尚未兑现，由于［宪法］第３５条长期遭受践踏，中國人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中政治权利少得可怜的人群。

　　腐败势力在缺少人民监督的环境中迅速向各处蔓延，渗透到食品中、到课本上、到荧屏和舞台，到混凝土里、甚至到药品中和血库里，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长期被腐败气氛所压抑，有些人甚至丧失了与之斗争的任何念头，在论坛上连顶贴的斗志和意识都没有了；但是，多年积累中的对腐败的怨恨在没有民意调查和选举投票的正常表达渠道之下，正在法治遭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趋向一个个爆发点；正是这种过时、僵硬、漏洞百出的制度，激发了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在官方垄断的媒体之外一个巨大的民间信息核实网已经赫然矗立起来，一场超过１５０年来中國思想成果之总和全民集体智慧喷发已经势不可挡；去年10月的镇坪假虎照骗局，陕西省官方用了半年多时间才证实网民一两天就发现的照片破绽，可见專制制度下官僚层办理正事的效率多么低下；互联网上的民意大觉醒预示着麻木已久的民族活力开始的复苏，人民推动的反腐运动和真相运动有望扭转腐败蔓延的趋势，并使中國迈入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门槛。

　　观察了最近的几桩公共事件的发展，我发现政府垄断信息导致了虚假和混乱的信息对人们的干扰，造成了人民对政府和官方媒体信心的破坏；还发现了人民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改革要求，和在互联网上自发的信息修复行动；再度审视历史，决定把垄断封闭制度下“社会的信任紊乱”加入到以下的定律3，于是得到了中國环境危机三定律。

　　[中國环境危机三定律]第九版：

　　定律1  專制制度产生封闭的信息制度环境，使虚假信息趋向增多。

　　定律2 專制制度产生政治僵化，使官僚层趋向腐败和惰性。

　　定律3 專制制度产生社会的信任紊乱，使人民治理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努力失败，直奔崩溃。

　　[信息核实论]认为：文明的演进有人们信息核实愿望的推动；与工业化相配套，应运而生了民主制度，其10项设置所形成的高效信息核实系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100年前由孙中山一代引入中國，近年在台湾已经取得全面成功。

　　1 民选专职议员

　　2 獨立的司法部门

　　3 民选行政长官

　　4 法定反对黨

　　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

　　7 自由的学术界

　　8 民办开放的媒体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作者:陶达士

　　在中國目前讨论气候问题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气候问题的讨论被上升到世界问题和国际环境层面来讨论。尤其是对从京都议定书的讨论，一下子把中國的环境性质，尤其是中國的制度和环境的关系问题都掩盖起来了，好像中國面临的中國的问题同世界的问题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讨论气候问题的时候特别注意的。要认清中國环境问题的性质，必须回到自由主义对环境问题的基本看法上。因此，我想讲讲自由主义在环保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在讨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有许多人给出很强烈的暗示，环境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私有财产权造成的。自由主义的看法恰恰是相反的，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一个好社会，一个好社会当然包括一个好环境。而且自由主义把人的生活状况的改进以及对人本身的理解是放到与自然相关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我们说人的本性是人的自然（human nature），这就把人放到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把人作为整个宇宙存在的一部分来理解。环境问题在这个层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看待环境问题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共同在一起生活的产物，如果一个大洲一个人就不会有什么环境问题了。同样由于人的共同聚集生活的性质不能改变，所以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全部解决的问题，消除环境问题像消除贫困一样，是一个荒谬的说法，贫困是永远消除不了的，只要有人富了就会有人穷，因为穷的标准是相对的、变化的。环境问题同样是永远不可能全部解决的，我们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新的环境问题还在不断产生。自由主义的看法是，自由社会能够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环境问题，可是專制社会却制造更大的环境灾难。

　　对于环境问题，自由主义基本的方案，就两个字－自由。自由主义将自由落实到三个层面：自由的人，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宪政民主。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市场这两个非常相关的，首先必须落实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就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制度框架。由此产生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国家经济迅速成长，导致全民物质生活的有效改善。通常，越富裕的地方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也就带来环境的改变。所以也富裕的国家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计划经济带来了贫穷，也就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怎么样才能摆脱贫穷？今天连最左的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方面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要有效得好，虽然他们很不甘心。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制度使得得到更好的环境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有些内在的亲自然的倾向，这一点其实严重被忽略了。比如说，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就要降低成本、减少对原材料的消耗。市场经济鼓励企业创新，鼓励企业去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世界上最省油的汽车绝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国营汽车工厂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下，环境保护自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大家知道，环保问题很大程度说是“公有地”困境的产物。公有地困境的人性基础是人们通常不珍惜属于大家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气候问题为什么很难解决？因为没有人拥有气候。没有人有办法占有天空，因为大气的产权很难界定。市场经济也不能全部消除“公有地”。但是它通过市场化来把“公有地”减少到最小范围内来有效克服“公有地”的困境。而国有制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把公有地困境最大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当市场经济把公有地最小化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这个环保问题。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猪不会灭绝？而大洋里面的鲸却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鲸不能私有，如果在你们家的水缸里能养鲸的话，它也不容易灭绝，但凡被私有化的东西就不会灭绝。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正是通过私有财产权来化解、减少环境问题的。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制度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通论环境问题的时候也常常被忽略了。自由主义下的代议民主制度、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对于揭露和治理环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代议民主制度和上述自由的地方，环境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权力所掩盖。三峡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用自己的权力悄悄地制造环境灾难，里面的那些特权阶层再在制造环境灾难当中受益，从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到所有的国民都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制度与环境问题是多么密切相关，一个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具有毁灭性！

　　今天所讨论的环境问题恰恰是在自由主义社会下被提出来的。这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当时的苏联和东德的环境问题甚至比西方工业国家更为严重，但是环境问题提不出来。所以，恰恰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环境才会成为问题，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下，环境不成为问题。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教科书中，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烟囱多大多高多少，冒出烟多浓，多五颜六色来衡量的。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联邦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也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对当地的环境问题的感受更切身，而遥远的天高皇帝远的中央政府是没法真正的体会到当地的实际情况的，而且在信息传递过程当中会存在扭曲，从而降低了治理环境的效率。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把解决环境问题从政府手里剥夺出来了，交给民间，让民间自己去协商解决，去调动民间对环境问题的关心，鼓励民间自己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中國的环境问题是自由与自由制度的缺失问题。如果这个看法正确的话，那么解决方案也不言自明了。

　　2008年6月24日

　　作者:刘军宁

　　1896年12月10日，那个发明硝化甘油烈性炸药的科学家诺贝尔病卒于意大利。民间版本：本意在于造福人类的炸药的发明，却带来人类武器的革命，造成了无以数计的人类生命的丧失。作为一项永久的救赎行动，诺贝尔立下遗嘱，将他遗产的一部分共计920万美元作为基金存入银行，用每年的利息（约20万美元）奖励给对物理、化学、生物学或医学、文学以及在和平事业方面对人类有突出贡献的人。

　　这是一代巨人的自我救赎行动。证明科学，尤其是化工类的科学研究，如果在纸张上进行时，蓝图非常俊美，而其中不少的项目要是一旦落地，虽然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给国家带来丰厚的税金。但是，像诺贝尔的炸药一样，对更多普通人的健康和生命的戕害将难以估量。

　　地球如今早已满目疮痍，变暖事实公认不争，污染普世受害；缺水，粮荒，瘟疫早已不是可以随意封口的秘密。这都是某些超大型化工项目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恶果。

　　如果诺贝尔先生复活，一定会盛赞早先的中國厦门市民，仅仅用“散步”的方式，就阻止了一个可能贻害千秋的PX化工项目的上马。这是一次民意的胜利，是觉醒的人民在危害面前，克制，理性，而又有条不紊，执着坚持的保卫家园，热爱土地的精神的胜利。诺贝尔要是惊悉此消息，不可能不对那个举世瞩目的大奖做一次特例，颁发给中國厦门的市民。这个还没有人获得这项忏悔大奖的国度也许会弥补这个空缺。

　　诺贝尔当然没有醒来，但是，媒体良知的代表《南方周末》将2007年度人物的殊荣给了厦门人，授奖词说：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多多少少弥补了一点未能享受诺贝尔先生颁发忏悔奖的遗珠之憾。

　　但是，诺贝尔先生还有机会。这次是位居圣洁西部的千年天府之国，四川成都。为着同样会严重伤害到成都天府盛誉，可能贻害成都千万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尊严的另一个大型化工项目——彭州化工项目——而采取与厦门人民同样的“散步”方式：

　　5月4日，约两百人戴着口罩，自动自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队伍，没有标语，不喊口号，不过，所有人都对这次集体散步的所指心照不宣。

　　现场的两百多人中多位成都本地文化艺术圈内人士，很多人互相握手问好，“我感觉就像又开幕了一个展览，来的还是这么些熟人”，一名艺术摄影师评价，“虽然文化精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带头作用，但我最希望更多的普通市民能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文化精英们”。

　　所谓彭州化工项目，由中國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省成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项目总投资合计169.2605亿元人民币。项目包含年炼油1000万吨和年产乙烯80万吨。按照规划，项目最终将占地15.3平方公里，共分为三期建设。整个石化基地全部建成预测累计投资将达到762亿元，年销售收入将达到744亿元，利税153亿元。情景相当诱人。

　　如果这个项目上马成功，对于成都来说，未来可能不仅仅与一座乙烯厂和一座炼油厂相伴。天府之国的天空会换成另一种颜色。于是，程度的文化精英人士和一些知情的普通市民，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面临石油燃烧的味道浸染的时刻走出家门。整个散步过程有警察保护，秩序井然。

　　但是，成都市民是否会厦门人一样“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最终达成项目搬迁或者永久搁置的愿望。现在还言之过早。

　　不过，诺贝尔先生的愤怒几乎是可以预见的，“我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研究化学，但是，看到炸药对生命的戕害，我将用永生来颁发这个代表我的救赎的奖项。”但是，多么遗憾，获奖者，或者是准获奖者很少有人觉得那是忏悔，相反，接纳的都是光荣。

　　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人民是“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相关部门是否也可以从有利民生长远生存空间，有利未来的角度聆听到那些“散步”者沉默背后的火山般的诉求？

　　我们是否真的要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用最后的沙哑的声音诵读出那几句北美印第安人的民谣：“只有当最后一棵树被刨，最后一条河流中毒，最后一条鱼被捕捞，最后一块土地被出卖，你们才发现，钱财不能吃。”

　　董桄福/SNC主笔

　　作者:董桄福

　　中國宣布将从今年6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一度成了国内舆论的热点话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有一些人认为中國的这一行动是“大胆的”，但对这一政策能否在这样的大国中得到切实、全面地推行仍存有疑虑。据《生命时报》1月10日报道，多伦多市长苗大卫（David Miller）表示，“中國式”的禁令不会发生在多伦多，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那样做。但是有趣的是，中國在环境保护上居然走到了我们的前面。……”

　　省略号是我加的，因为这句话的后面还跟着一堆好话，甜得发腻。大概是外国的政要比较羡慕吧，这种以政府法令的形式“一刀切”，在全球范围内基本是独一无二的。抛开其中有多少隐喻不说，外媒的“疑虑”也并非无中生有。近几天来，针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限制使用塑料袋通知，国内各方反应花样百出。比如，有人解释称，塑料袋有偿使用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中消协副秘书长武高汉也表示，支持对塑料袋推行有偿使用，“甚至可以推行惩罚性收费制度，来抑制消费者过多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只是收几分钱，几毛钱，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

　　毫不怀疑有关人士的环保积极性，然而，会不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得由老百姓说了算，代替老百姓表态显然是喧宾夺主。同时，把《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定义在有偿使用的层面去诠释，肯定是一种曲解。且不说把矛头对准底层消费者是方向性错误，单说片面用“有偿”和“罚款”的方式来解决塑料袋问题就滑腔走板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反问：难道有偿使用的塑料袋就不污染环境了吗？

　　这样“抬杠”肯定会有人说我心理阴暗，人家提倡“有偿”，无非是加大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进而让人望而却步。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中，未必不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手段。但是，持这样想法的人忘记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任何社会属性的法令都应该具有善意的引导功能，收费或惩罚只能作为补充手段来保证机制的良性运行，绝不是解决意识问题的第一要素。遗憾的是，多少年来中國社会上下都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钱是解决一切矛盾的调节器。不管针对什么问题，几乎所有的政策到了执行层面，都演绎成了以奖罚为基准的治理手段。在这样的理念下，一些地方把计划生育变成了“计罚生育”，只要交罚款，孩子可以照生不误；各地排污企业心更是领神会地把交罚款当成维持正常生产的法宝，短短几年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工业污染全面告急……如同不计其数的矿难，每遇到死人事故都会被“责令整改”，有的黑煤矿一年被强令罚款几十回，不但没有停工停产，甚至连事故也没有停止发生。不要以为这是中國人聪明能钻政策的空子，关键是某些政令从迈出第一步开始就为“对策”打下了伏笔。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出台任何一种环保措施都会受到人们的广泛赞同。但既然环保以社会形态出现，首先应该是一个国家（政府）的义务。可惜，这样的“义务”在某些官员头脑里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然，怎么去解释“环境保护法”颁布近20年，各地污染日益严重？又怎么解释相关污染法规颁行若干年，连禁止使用塑料袋都变着法子挤兑民生呢？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从资源产品涨价，到城市供气、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品价格飞涨，背后都不乏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类的堂皇口号。而在这样的论调遮盖下，所有的“有偿”和“收费”基本都是风险转移和成本转嫁。

　　有论者认为，向消费者分摊环保成本，一方面是希望起到警示作用，让污染者付出代价；另一方面是国家还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钱支付如此庞大的开支。这话没错，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但仔细品味却近乎强词夺理。非洲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也禁用塑料袋，难道他们的国家很富裕吗？滥用塑料袋的习惯之所以在中國根深蒂固，主要是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链，商家为了吸引客流而奉送，供不应求又使生产商获利颇丰，流通领域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地方的GDP扶摇直上。在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下，牺牲的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据统计，目前中國每天使用的塑料袋就超过30亿个以上，全国每年的塑料袋使用量超过1万亿个。而鉴于塑料袋需要大约200年才能降解，所以无论江河湖泊，也不论高山平原，只要有人迹的地方，便是触目惊心的“白色污染”。

　　其实，说中國老百姓普遍没有环保意识并不准确，真正不计污染后果的恰恰不是普通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外国人比中國人看得更清楚。法新社分析说：“中國的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央政府的指令都充耳不闻”，所以，许多外国人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措施能否解决问题表示怀疑。就算他们是出于嫉妒心理说风凉话，人们也应该明白，在一个崇尚公平的社会，治理环境污染同样也不能凌驾于民生之上。把治污的成本变相转嫁到大多数普通民众身上，势必造成人们的心理反弹，那将是更可怕的公权污染。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不管老百姓有思想还是没思想，芦苇终究是芦苇，都会随风而偃或者临风而折。人性的脆弱常常表现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基于这一点，制订和执行任何一种社会性质的法令都应该将心比心，在没有找到替代品之前，最好的办法是以悲悯众生的心肠让更多的人知道污染环境的害处，而不是让处于弱势的群体付出更多的代价。诚如《泰晤士报》针对中國的“禁白令”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非得禁用塑料袋，而在于找到办法劝人们关心他们身边的环境。

　　作者:王龙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受困于一个神话，那就是ＧＤＰ神话。国人——或者说主要是政府，是如此地痴迷于这个神话，以至其他的一切在ＧＤＰ面前统统是无足轻重的，什么清山绿水，微波荡漾，乃至人民的体质与健康，在ＧＤＰ面前，都是轻如鸿毛，都必须给ＧＤＰ让路，终于，在改革开放不到三十年，我们成功摘下了“世界垃圾场”的桂冠，在全世界２０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我们中國就荣幸地占据了１６个（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依次为：太原、米兰、北京、乌鲁木齐、墨西哥城、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德黑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其他报道各种说法略有不同，但污染最严重的大部分城市都在中國，这事倒不假，参考消息也作过类似报道），相当于８０% 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都在中國了，这真是３０年来中國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面对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成就，国人是否个个都感到了那份自豪与荣耀了呢？

　　我的家乡，温州，以富有闻名全国，温州人，号称是中國的犹太人，每个来到温州的，通常都会去逛一下五马街，去看看温州的繁华。我不知道，这些游客中，会不会有人有兴趣去看看温州的河流，那样的话，他就会看到温州的另一面——因为温州市区的大多数河流都是黑的，而且我敢保证，温州９５% 以上的河流都在散发着“硫化氢”的味道，我想起我当年读高中的时候，由于母校正位于水心河（水心河名字源于水心先生，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叶适）边，我经常会有闲情去散散步，此时，微风过处，送来缕缕臭气，仿佛远处某户人家打翻了马桶似的。这于东海“逐臭之夫”来说，想必真是味道好极了，只可惜本人的品位一向还属正常范畴，只好对“水心先生”说声拜拜，徒徒羡慕起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朱自清先生来了，那时侯温州的条条河流还正散发着香气。——其实别说是二十年代，其实在２０世纪八十年代，本人家乡的河流还清的很，香得很，那时侯本人一上完学就跳进家门前的“沙河”里，每天都要与我的沙河来个亲密接触，那时候，我们全村人吃的水都从这河里挑上来，这河清得可见人。但从九十年代起，这河就不行了，发臭了，别说是喝，连用来洗衣服都不行了，原因就是在河边造了很多厂，特别是造了个造纸厂后，我家乡的河就死翘翘了，因为这些厂不经任何处理就把污水排进了河里——这是本人亲眼所见。至于为什么会没人来管这些厂的排污呢？本人听说也有不少村民去告的，只是每到春节期间，那些厂家老板都提着一皮箱的钱去环保局长家，还有其他什么长家拜年，所以也就没人来过问这排污的事（这事非亲眼所见，是听说而已，但没人来管理污染问题倒始终是个事实）。类似的，不仅是我家旁边的河，而且是整个温州的河，都变黑变臭了。——难道整个中國不是这样吗？看看你们家乡的河流，是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正在变黑变臭。

　　在中國，不断在变黑变臭的何止是河流而已。中國的山，在变得荒秃，中國的土地，在不断的荒漠化，中國的农田，除了不断的被蚕食外，也不断地在盐碱化，我的老家就曾有上万亩基本农田被市里聪明地分成几个小部分，被省里批了下来，２０００年时，以一亩三到五万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过来，建立了所谓的滨海工业园区，也有一些人或者不满于土地被征用，或者嫌补偿太少，为此频繁上访，甚至上街游行，闹到最后，有四个被抓过去各各判了几年——据我一个在法院工作的朋友说，当时连法院院长都觉得这样判人有罪是没道理的，但是在某些官员的强令下，这几个带头的农民就这样毫无选择地成了祭品，唉，从此呢，我家乡的“千万亩良田就全都做了厂”，本人看到那些自己也曾耕耘过地土地全部被填了当作厂房，从此由绿色变成水泥白，心中真是百味难陈啊。不说了，免得有人说我阻碍了他们的官路。

　　我想，河流变黑变臭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心也在变黑变臭，金钱，政绩，欲望，已经蒙蔽了世人的心，在某些人眼里，除了创造政绩往上爬之外以及不断捞取钱财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进入他的心灵。

　　无锡，太湖明珠，鱼米之乡，工业名城，人均ＧＤＰ居江苏之首，可谓是牛气冲天的一个城市，可最近它的几百万市民却苦于无水可喝，无水可洗，无水可用——除了冲马桶有水以外。无锡的桶装水价格已经涨到５０元一桶。听专家说，这个由太湖藻类水华引起的水资源污染问题有可能要持续近５个月，我不知道接下来无锡人民要怎样度过这个难关，即使他们不得已要炸坝引长江水，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不能缺少水。

　　鱼米之乡，蹲坐太湖边的无锡突然就遇到了这致命的缺水问题，其他城市呢？还有前年的松花江原油污染事件，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还不足以让我们从高歌狂进的ＧＤＰ营造的美梦中惊醒吗？

　　或许，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会逐渐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清洁的水源，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饮食，良好的治安环境与吏治环境，这些，都比ＧＤＰ来得重要，这些，才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我们都知道，江苏省的ＧＤＰ在全国名列前茅，已经超过２万亿，但据《现代快报》报道：５月１８日江苏省建设厅负责人（徐学军）表示，受水源水质污染等因素影响，江苏省癌症病人总数占到全国的１２%.如果这数据属实，那就表明，中國八个生癌症的，就有一个是江苏人，江苏为这个ＧＤＰ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江苏的高速发展，把整个太湖变成污水池，这代价不可谓不大，而中國的发展，正有把黄河与长江两大母亲河变成污水池的趋势，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中國人，是到了梦醒的时候了！

　　为什么个个官员会如此痴迷于ＧＤＰ？因为ＧＤＰ是他们的政绩所在，是他们进身之台阶，现在，我想，我国是到了这个改变唯ＧＤＰ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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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叶康乐

　　自２００７年５月份起，太湖终于在周边省市政府、人民的漠视之下，在周边无数高污染企业的日夜排污之下，“死”了。“死”后的太湖臭不可言，即使经过无锡自来水厂的重重处理，流到无锡人民家里的水仍然是臭不可闻。那么，是太湖对不起无锡人了吗？害得他们没水可煮饭，洗衣？非也！非太湖对不起无锡人，实乃无锡人对不起太湖，非仅仅无锡人对不起太湖，乃全体中國人对不起太湖尔。非全体国人、各级政府环保观念淡薄，也不至于有今天这样的恶果。

　　太湖流域，自古以来即为“鱼米之乡”，面积３６５００ｋｍ２，行政区划包括江苏省苏南地区，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市及杭州市的一部分，上海市的大部分。其中江苏省占５３％，浙江省占３３．４％，上海市１３．５％，安微省占０．１％，有耕地２２００万亩，养育人口３６００万人。这３６００万人口，多多少少都受到过太湖的恩惠。太湖，可谓是这三千多万人们的母亲湖，可如今，自太古以来就在无私为人类作奉献的母亲湖被它所养育的人群联合起来谋杀了，悲乎！

　　如今，太湖只能依靠长江水稀释腐烂的臭水，至于以后太湖还能不能“复活”过来，儿子还能不能向她赎罪，实在还是个未知数。

　　太湖被污染了，要“死”了，于是人们就想到长江，利用长江水来救太湖，这不由得让我想到，要是有一天，长江也变得臭不可闻了，那个时候，我们该到哪里调水救济？要知道，太湖养育的只是几千万人口，而长江养育的可是四个亿的中國人，长江若“死”，中國将安归？

　　难道我是在危言耸听吗？当然不是。根据中科院有关长江的第一份整体“体检”报告——《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２００７》显示：长江近年来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长江已经濒临危境了，而长江白鳍豚的灭绝，也再次提醒人们长江已经病得不清，况且，长江流域的鱼正在大批大批的死亡，——刚刚昨天（６月五号）就在报道，武汉鱼死了２０万斤，长江如果连鱼都养不活了，它还能养育人吗？

　　而这样对长江进行无限榨取与虐杀的人，还值得长江继续无私养育吗？

　　“国在山河破”，万众皆失声，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曾用这样的话语总结当今中國环保的困境，确实，有不少地方政府正是靠着压制媒体以及国人对环保的热情，来达到掩耳盗铃的目的。不过，地方政府这样做就能使得全国河流变清吗？长期这样污染下去，总有一天，“还我青山绿水”将成为国人的第一诉求。

　　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人们，应该时刻记取贤哲赵朴初先生的这句话。无锡，巢湖的蓝藻已经让人们吃了苦头，可千万不要等长江也毁了才知悔改，那时，可是回头也无岸啊。

　　另外，本人对于温州滨海园区的那些高污染企业大肆排污，污染我的家乡深感愤恨，对于当地政府的拖拉搪塞深为不满，对于温州的养殖户多年来一直努力不懈的与乱排污的企业、不作为的政府与环保局打官司深表钦佩，并希望能与温州有志于环保事业的同志取得联系。

　　作者电子邮箱：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ａｔ）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前两天看《大连晚报》的一则报道，讲的是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患上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由于医疗产业化的结果，许多无钱看病的人流落街头，而那些不幸中的万幸得以治疗的患者，常常被家人抛弃；在中國，患有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人，是被社会和他人嫌弃的，处于社会的最低层，这是一个被忽视、被蔑视的广大群体，由于自身存在精神疾病，加上不被世人理解和宽容，常常终生处于一种精神痛苦中。但这些患病的人，有许多并不是无法生存的人，报纸报道一个青年患精神病后，长年被家人锁在家中，后来被医院解救后，住院期间，医生发现他爱看财经类报纸杂志，便让其家人多引导患者这方面的爱好；此青年出院后要求炒股，其母亲给了他一些钱，谁知此青年在炒股中赚多赔少，逐渐发财，这引起其他股民的关注和讨教，这位青年人才不仅自己生活富裕了，而且有了一个对病人来说难得的社交圈子。

　　据西方有关科学家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天才生活自理能力差，普遍存在社会交往障碍。由于西方社会反感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残酷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纳粹理念，提倡人文精神，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社会、各种团体组织以及个人，都主动关心爱护弱势群体，给他们提供一个尽量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这样生活在西方的任何人都享受着人世间的温暖；而西方国家对天才的出现，本着以人为本的信念，保护、照顾、引导天才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给他们创造最好的环境，以使天才们最大可能地服务政府、社会和群众。所以，西方的天才们可以说层出不穷，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故事，也激励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和理想。我们在西方影视剧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传奇故事。

　　新中國建立后，也确实出现了大批的天才，可这些各方面的精英，大多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在投身新中國的建设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也有一些天才由于自身脾气性格的缺陷，归国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反而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个别人甚至含冤死去，这都是悲剧的性格决定了悲剧的命运，而这种悲剧的命运完全是由那个悲剧的年代造成的。中國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洗礼，一些人的人格已经异化，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再只醉心于学术研究，而是考虑适应复杂的社会因素，这使中國真正的大师们的数量越来越少，还活着的大多年事已高，成了一种象征和摆设。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还曾出现了数学天才陈景润，而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年代，再也没有天才出现了。为什么？

　　刚改革开放时期，中國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神童，在十几岁就上了大学，可这些神童现已大多消失于茫茫人海，再也没有闪烁任何亮点。现在还有一些小小年纪就上大学的神童，可结局大多是因种种原因退学回家，其后的生活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人。专家、媒体在对此现象报道中，详细地挖掘出这些天才是如何地有缺陷，如何不能与教师、同学、校方交流，是如何地无法生活自理，是如何不能做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于是天才们纷纷纭落了，于是中國不再出现天才。这与西方对待天才的态度有天壤之别，西方要求关照这些天才，以避免他们被俗世所淹没；而中國则要求天才们成为十全十美的人物，苛求天才们能够融入世俗的社会，甚至要求天才们处处表现得要比常人要强多少倍，结果是扼杀了天才！中國有产生天才的土壤，却没有适合天才生活的社会环境。

　　但凡是天才，必然有常人不及之处，也必有不及常人之处。陈景润虽然摘取了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可他在许多方面是非常低能的，如果他生活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时代，他要么进精神病院，要么沦落街头，总之下场会非常悲惨，哪里会有他的数学研究成果出来。美国的天才约翰- 纳什，在美国政府眼中属于国宝一级的人物，可他要是在中國，进精神病院是他唯一的出路。实际上，天才、妓女、乞丐、同性恋者、残疾人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如果政府、社会不对他们格外保护和照顾，他们只能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并最终自生自灭。由于现在的中國社会竞争残酷，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和关爱，部分中國人为了发展中國经济，动辄就要牺牲其他中國人的利益，导致社会道德水平极其低下，天才们就是在这种缺乏人文的社会环境中夭折了。

　　国家的财富主要包括两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社会资源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现在的中國社会各领域中，确实存在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这些人都是人才，而不是天才；人才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天才更是可遇不可求。中國的“官本位”体制决定了，当人才或天才出现时，往往是给他一个官职，然后寄希望于他能运用自己的才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除了政治方面的人才可担此重任外，其他方面的人才好象并不能完成此类任务，而让天才担任官职，感觉更象赶鸭子上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天才的才华虽然出众，但他们往往有致命的缺陷，常常是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来照顾其他众多人等呢？！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才华越大，那么这个人的缺陷越严重。我们是把这类人视为鸡肋呢，还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中國岁数大的有一定权势的人，在面对不听话的年轻人时，常常习惯对其“整整”，非要把不听话的年轻人整得有皮没毛，许多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的年轻人，就这样被修理成窝囊废，或者失去理想成为了混世魔王；而不懂世事的天才们，在这种修理之下，基本都被整成废人了，还没有崭露头角，就已经终其一生！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和事，苛求人才的结果是找不到人才，而天才更不是要培养就能培养出来的。通过领导的整治，培养出“听话”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吗？笔者表示怀疑！

　　当年朱容基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由于其脾气性格过于急燥，希望在短时间内让诺大的中國有个新气象，在许多方面没有考虑周全。做为中國的高级知识分子，做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对朱容基的经济改革提出任何异议，并且不断为朱容基的改革叫好鼓掌，甚至认为朱容基的改革还是过于谨慎；正是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了话语权，利用舆论大肆扇风点火，导致朱容基这个老政客在一片赞扬声中迷失了方向。笔者认为朱容基人格高尚、嫉恶如仇、从谰如流，是笔者所尊重的领导；笔者也认为他的经济改革大方向是对的，但他在众多趋炎附势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吹捧中，没有听到建设性的意见，结果社会出现了动荡，基层群众生活苦不堪言。现在朱容基退休了，第四代领导班子开始纠正冒进中的错误，当年吹捧朱容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反戈一击，批评朱容基这也做错了、那也做得不对；不知退休的朱容基面对这种情况有何感想？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是人才吗？笔者感觉他们更象精于投机的政客。如果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仗着雄厚的知识自称为天才，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羁，恐怕中國也要断送在这些“天才”手中了。建国几十年对知识分子的洗礼，造就了一大批没有獨立人格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利用掌握的知识，不是为政府、为社会服务，而是想办法投靠权力以获得利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开始投靠大资本家们，目的也是为获取利益。这十几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些主流高级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是不可靠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根本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的才华表现在政治投机和经济投机上。笔者认为，等到江澤民死后，他们便会公开痛批江澤民了，中國知识分子的天性使然！

　　天才不再出现在这个国度，只剩下一群逐利的如商人般的投机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政府真的希望中國出现天才吗，领导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谁把中國的知识分子改造成如此模样，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李扬

　　作者电子邮件：ｌｉｌｉｌｉｌｉ２@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李扬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职业的原因使我习惯了教育者的角色，但我知道，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我想说说环境污染，估计就象放了个闷屁一般，放者倍感舒坦，可闻者一阵恶心。道理越讲越玄，听者越听越烦，其实，我不想大谈道理，就从身边说起。

　　国内某些中小企业，尤以化工、造纸厂为甚，污水排放严重超标，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山东几家造纸厂无视社会舆论，仍然从事” 断子绝孙” 的举动，盲目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无视社会利益和企业长期发展。去年７月２６日的《焦点访谈》披露，陕西旬阳矿石加工厂造成汉江的水体污染，沿岸７个厂，尾矿库设备简陋，根本就是应付，旬阳环保局虽然三令五申，但工厂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屡禁而不止，白天稍稍收敛，夜间就肆无忌惮了，污水横流，任何治理措施都没有，造成老百姓吃水困难，损人利己，祸国殃民。

　　陕西省环保局曾对全省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２３个县区７８家企业也进行了突击检查，查出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４８家，占被检查企业的６１. ５％。其中应在１９９６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取缔、关停的” 十五小” 企业有１６家至今仍未取缔、关停；而应在２０００年底前实现达标排放污染物和限期治理，但至今仍在开工生产并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有１５家。企业何以如此胆大妄为，置国法于不顾，且屡教不改呢？简而言之，经济利益的诱惑罢了。

　　退一万步，要说人穷怕了，什么事都干的出来，道德，甚至法律都不顾了，可下面的事情我就不明白了。

　　很显然，臭氧层遭到严重破坏，地球气候在逐年变暖，南极洲的冰川慢慢在融化，海岸线在往内陆推进，这跟发达工业国家美国、欧盟、日本等工业废气超标排放不无相关。虽然这已经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可为了其经济的盲目发展，保持其地球霸主地位，美国我行我素，在别国商讨改善地球环境的过程中，他却独独地为《京都议定书》设置障碍，可谓“吃祖宗的粮，断子孙的奶” 。美国佬是穷怕了吗？显然不是，它打的是经济算盘，又是政治算盘，这是为富不仁——美国佬的一贯作风。

　　上面说的就是２００１年７月份的波恩会议，她是继去年海牙会议的失败而召开的，就全球气候变化，气温升高商讨降低废气排放（二氧化碳破坏臭氧层）保护臭氧层等事宜。１７８个国家在妥协的前提下签定《京都议定书》，可用森林覆盖面积折抵废气排放污染，可美国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仍拒绝签署该议定书，再一次在国际问题上把自己孤立起来，站在了与人类对立的位置上。

　　２１世纪尚未来临，我们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可为了持续的发展却没保证良好的环境不等于是自绝死路、自欺欺人吗？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举办权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首都北京，绿色奥运的提出给我们带来无限商机，国家将投资７００多亿用于环保产业。老百姓有一个共识是，为迎接北京奥运，国人首要注意的是环保问题，不随地吐痰、大小便、乱扔果皮纸屑、可乐杯等等，都是身边小事，但却要郑重地提出来警醒老百姓，可以想见我们的素质在何等水平线上！城市居民生活区的环境污染与此息息相关。首都钢铁集团的迁址，也会改善北京的环境，相信不久的将来，首都人民会拨开灰蒙蒙的云雾，再次见到碧蓝的天空。

　　再说说科技发展极限的问题，电视机要先进到什么程度，可让我们钻进去不成？电冰箱呢，要水果保鲜一个月两个月，鲫鱼活蹦乱跳地进去再生龙活虎地出来？微波炉、洗衣机、空调……有必要吗？消费者有需求，企业就生产，或者创新的引入使得企业可以唤起消费者的需求，总之，地球上的东西越来越多。生存是人类第一要义，竞争的残酷，使创新尤显重要，人类的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在创新方面已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可不要忘了，当计算机硬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一代一代被更新的时候，制造了多少电子垃圾，都是难以降解的材料，其处理或回收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有朝一日地球上将到处充斥着铜臭和化学物品的腐败味道，人类的生存空间被机械式地填充！我们为自己和子孙留下了多少空间呢？我们可以象发射卫星一样把这些固体垃圾发射到九霄云外远离地球吗？或者人类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星球安居乐业？我说，这是扯淡，极不负责的态度，或者的事情太多了，或者真有一个上帝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或者李宏志真的佛法无边，江總書記找他来拯救人类，可笑吧？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珍惜生我养我的这个星球呢，她曾经那么美丽！那么富饶！

　　科学技术的发达同样带来其他的负面效应。这品种，那品种，鸡没了鸡味，蔬菜没了蔬菜味，老农民拿催化剂拔苗助长，绿的变成红的，生的就成了熟的了，夏天的东西冬天也买得到，那么五分钱的就得一块钱来买了。没什么都可以，但没钱不行，就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之下，朱镕基总理高度评价的中國老百姓也有点变质了，而农村以往健康的黄土地也一同在慢慢变黑、变质，这也是污染问题。

　　人类贪婪地不断地向地球攫取资源，从石头里提炼金属，从石油里提炼化学物质，是啊，人类的智慧创造了科学，科学也给人类带来了便捷丰富、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毕竟地球的资源有限，地球的承载能力有限，科学在让人类的寿命延长的同时，又增加了无数的垃圾和环境污染，却似乎还没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这就是这时代科学技术的尴尬——我承认她的发达，可没有发达到及时解决污染问题的程度，毕竟污染的速度比科技发展的进步快多了。再” 绿色”的领域，包括科学，只要人类涉足，结局都让人担忧，所以我想迟早” 科学” 会从一个中性词转变为一个闻之色变的贬义词，而” 原始” 就显得可爱而遥不可及了。那人类的智慧呢，又将如何变化，遭受什么命运？共產主义社会离我们太遥远了，恐怕还没闻到共產主义的气息人类就香消玉陨，化为尘埃了。地球的形成多么的不易，生命的起源多么的漫长，可人类的自杀和对地球的毁灭却多么地简单和仓促啊！

　　我渴望人类与自然和諧统一，我渴望建立大树底下的国度。大树，森林，离我远吗？读黄永玉先生的那首诗，总令我心痛——哭罢！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罢！/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如果还有一种生命/ 叫做孩子的话……

　　作者电子邮件：f5232@126.com

　　作者:吕顺雷

　　为什么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成气候？

　　为什么发达地区会饱受贫困地区带来的环境灾害之苦？

　　明年，我们是否还要如期等待灾害风景？

　　尽管有声势浩大的保护母亲河行动，长江依然污染，黄河依然断流；尽管有退耕还林和世界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北京的沙尘暴还是年年如约而至，春季漫天的黄色几乎要和秋季香山的红色一样成为首都时景。在春季这个保护母亲河日、植树节、地球日等环保节日接踵而至的环保活动高峰期，虽然黄龙去后，蓝天又现，但渐已成季节和城市标志的沙尘奇景仍让我时常想起一位领导总结的中國生态大势：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局部好转，全局堪忧。

　　不管是领导还是草根，谁都能看出我们这些年在环保上的努力。可是，对于草原、河流这类跨区域的生态基础的环保努力却仍然得不到生态破坏的主力军——“经济一线工作者”们的支持，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总比环保行动更有群众基础，更能成气候。细想起来，不是国家的政策不到位，不是他们不知会害人终害己，而是因为他们往往有如下考虑：一般而言，草原的下风向、河流的下游等是发达地区，却未对上游赐予的生态效益有所补偿。经济落后亟待脱贫的上游不得不不择手段，又不得不将产权不明晰的自然资源以最暴力最不计后果的方式掠夺使用，以降低生产成本，才可能与发达地区通过高效生产管理和完备的资源配置体系降低了成本的产品竞争。换言之，由于生态效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结算做得不好，所以，上游地区为了不吃亏，为了发展一定会不惜环境代价，结果，处于经济高位势的发达地区因为同时处于生态低位势，不得不饱受贫困地区带来的环境灾害之苦。

　　现实中，我们还常常发现，在污染方面，下游的灾星往往是上游的福星。因为很多生产行为在污染下游的同时，却为本地贡献了税收和就业机会，利在当地，害却暂不可及；又由于上游的百姓和政府更多是利益既得者，有他们的支持这污染这破坏反而会成为民心所向，污染者污染起来也会理直气壮；而且，污染者是不用担心被绳之以法的，惩罚顶多是从既得利益中分一杯羹给当地环保部门以结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所以用对下游的污染作代价来发展经济一定是一条捷径、坦途，一定是当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除非有朝一日，污染的事主身陷囹圄，才会让效尤者望而止步，谁也不想污染一任、造福一方以自己为代价啊。

　　生活中的事例使我们不断发现这个社会的确已经是谁污染谁受益的天下。淮河上的污染大户当属河南莲花味精厂，这个厂同时也是在环保上作文章的高手。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到李代桃僵，为了对付来自周口市以外的环保检查监督压力，招数变化无穷，36计我估计用了一多半，但是，可以看出其指导思想——“要我搞环保，你拿钱啊”（莲花味精厂厂长李怀清语）是不变的。对于莲花味精厂而言，厂长李怀清的一意孤行和阳奉阴违一定是有其利益考虑的，周口市一半的财源在味精厂，这是地方政府运转的支柱。换了别的厂长，也许污染代价相同，效益却要差不少，所以这是地方的人才。味精厂只要经济效益不滑坡，厂长是就不用管是叫怀清还是淮污，应该60岁位置不动摇。在没有将地方官员任期环境审计责任制落实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拿经济增长指标开玩笑，谁也不敢拿李怀清开玩笑，因此，从偷偷排污到糊弄官员检查、糊弄记者暗访，李怀清敢拿领导开玩笑，敢拿记者开玩笑，敢拿淮河开玩笑。除非真的像李鵬同志所言，要是继续排污，这样的厂停了就停了，这样的地方让下游先养起来。

　　李鵬同志的想法就是最近屡被提及的生态转移支付，但它的实施有赖于各方达成共识。问题就在于目前的民情也许有悖于领导的想法。下游的政府多半会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游发展经济的担子为什么要我们来分担呢？而且，这个想法一般还不仅是政府的意思，要是让当地百姓知道自己奉献的税收要用于补贴上游以避免他们发展污染产业，想必大多数人舍不得：我的钱来得容易吗？上游又不是我老子，凭什么，还不如污染就污染了吧，河臭点、风沙大点总比掏我的腰包好。民意如此，官意自然不敢也不愿违。

　　由于普遍而行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体制尚未建立，这就从体制上推动了生态位势较高的贫困地区制造污染，使发达地区承受贫困地区带来的环境污染成为大势所趋，相反，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治理污染反而会遭受重大损失。这种情况类似经济学上提到的劣币驱逐良币，现实生活中不乏这类“反面教材”。例如，在环保监督的压力和环保意识的觉醒共同推动下，莲花味精厂不远处的漯河第一造纸厂，为不负下游桑梓，全力治污，几年来，与别的厂“定时定点”达标排放不一样，企业做到了很特立独行的“全天候”达标排放，然而，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却输给了许多原来的小字辈。世人皆浊我独清，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另外，在这种民情下，即便世上本有“清”官和“污”吏，这样的“清”官会被百姓认为由于他咱们在过苦日子，这样的“污”吏却可能是地方福星，则不多久，“污”吏会有清官名，“清”官却可能被清除。看到这样的现实，实际生活中最后的结果居然就是大家不得不同心协力、同流合污。

　　不过，我们也看见，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结果有可能是下游认为把上游养着就养着。他们为什么可以呢？民意如此啊。他们的民意为什么如此呢，是他们觉悟高吗？非也，是有个专业术语——消费者支付意愿不同了。老百姓都知道，生活环境是绿色的当然好，可绿色也是美钞的颜色，生活的绿是要靠美钞的绿染就的。尽管我国的发达地区自身已开始重视环保，但还没有重视到愿意对落后地区进行环保投资的地步，而生态位势较高地处上风上水的落后地区则对环保无暇也无力重视，这样，生态位势较低的发达地区想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你是人家的下水道、下风道啊。所以，在发达地区居民对环境普遍的支付意愿改变前，环境难以全面好转。对这一点，日本和韩国则早已有所认识。这几年，他们投资帮助我国内蒙古进行荒漠化治理，其实也是为了自身的生态利益，为了少受飘洋过海的沙尘暴袭扰，这也可算是环保上的“富而思源”吧。

　　看来，若发达地区的百姓不首先觉醒，不认识到落后地区的环境也是影响自己的公共物品从而改变支付意愿改变政府投资决策，则归根结底，可以得出发达地区遭受的环境灾害是自作自受的结论。民意不可违，可民意也别犯糊涂：现在这个形势，单扫己屋是不成的，还得扫天下，在吃饱肚子后，也要为左邻右舍的环境花点钱，因为那儿的好坏也有你的份。

　　环保是要花钱的，为你的环保投点钱吧，或者为你们父母官更广泛的环保决策投点赞成票吧。否则，明年，我们还会像等待沙尘暴一样等来更多的我们自己制造的灾害风景。

　　苏杨北京师范大学环科所（100875）　　　198 呼10029721

　　作者:苏杨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创刊百周年纪念特刊的头条写道：” 人类能够拯救这个脆弱的行星吗？” 文字的旁边是一张水晶般地球的全息照片，当地球倾斜着时，看起来就像是摔破了。球体的完整形象被授给环保英雄，旁边的说明则写着：” 我们的星球就像是托座上的精致水晶球，值得我们做最妥善的照顾。”

　　地理决定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秋风乍起的八月，整个新疆热气腾腾。短短一个月内，共有5 个大型招商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山东、四川、湖南、上海等地的招商代表团联袂而至，据说已签了近两百个亿的投资协议，电视、报纸等媒体上一片欢欣鼓舞之声。

　　与新疆各界人士在一起聊天，免不了要谈起时下最热闹的” 西部大开发” 这个话题。谈到当前的” 热” 时，竟然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协议最后会落到实处。一个在当地颇为活跃的记者私下里说：” 每个招商会议来了好几千人，平均每人最低花费1 万元，加起来就有好几亿。将这些钱支持新疆也够了，可能比那些意向性的协议还更实在。那些意向性协议上承诺的投资，天知道最后能落实多少？”

　　我于是想起去年在新疆的一次经历，那是与吐鲁番附近一个黨校的教师闲聊。这位教师当时对东西部地区差距表示强烈的不满，并且举上海与广东两个地区为例，认为这两个地区的人均GDP 比新疆高得多，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我认为，新疆与上海广东这两个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所决定的生态资源系统不一样，由此决定的发展程度也不会一样。新疆必须要承认这种先天的差距，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但那位教师不同意我的看法，只是纠缠在结果是否均等这一问题上。

　　部分人怀疑” 西部大开发” 究竟是否有实效，认为目前实在是有点虚热，担心又出现新一轮泡沫经济；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新疆的发展就是缺钱，只要有大量的投资注入，新疆就会获得极大的发展。我理解新疆人民急于拉平地区差距的急迫心情，但我们必须正视西部地区的资源限制，因为新疆地区缺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而任何地区要开发，总得解决水源的问题，否则人将何以存活？至于从去年开始出现的那个大而无当的” 水工程神话” ，我一直觉得它与《伊索寓言》里山雀夸口煮海的故事差不多。随着对新疆的了解加深，这种关于资源限制的考虑也越来越挥之不去。我几度从乌鲁木齐市出发去那些或远或近的旅游景点，一路上总能看到一排排已经死去了的枯黄的白杨树，据说这种防护林工程就是因缺水而难以见效，栽种的树成活率不高。自从1984年中國政府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来，最先启动的是” 三北” 防护林工程。据当时见诸于报纸的各种报道，防护林工程启动以后，多年来困扰着北京的风沙开始减缓，扬沙日、浮尘日、沙尘暴日都大幅度下降。但是，荒漠化并不是一种荒漠的” 入侵” ，而是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国土整体” 退化” ，因此效用十分有限，北京的” 后院” 内蒙古和全国荒漠化趋势仍继续恶化。于是政府只好再扩大防线，开始建设太行山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农田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等，一共构造了” 五大防护林体系” ，全部进入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八项生态保护工程之列。但这边种树，那边又在砍树，从全国总体情况看，陷入了” 局部治理，整体恶化” 的恶性循环。

　　西部大开发就是在这个荒漠化日益严重的区域进行，让人不由得担心西部地区已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这一忧虑不是始自今日，从写《人口：中國的悬剑》一书开始，我就认定一个事实：人的生存，必须要受生态资源的制约。那种由自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提出来的” 人定胜天” 的思想，实在是种完全彻底的唯心论。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幺有些社会发展得好些？为什幺有些社会始终在较低层次的生存问题上苦苦徘徊？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解释世界各地为什幺发展不均衡这一问题，各学科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历史的、哲学的、经济的，各种解释都曾领过一段风骚。独独只有一种学科解释始终未受到学术界的青睐，那就是地理学。曾有先贤进行过这种努力，比如孟德斯鸠就曾试图建立地理社会学，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神学阐释，从而使还未诞生的地理社会学沦为学术界的笑柄，严重损害了这一学科的声誉，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思想界一直在清算” 地理决定论”.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人类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人类的生存质量确实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

　　盘点西部地区的生态资源系统

　　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

　　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西部地区，前景并不乐观。打开中國的地形图，就会发现，中國的” 三北” 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 ），被地质学家称之为” 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 ，其间80% （即262.2 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这片荒漠化的土地竟占了中國国土的27.2% ，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 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据原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的一次调查，” 三北” 地区的荒漠化面积呈扩大趋势，基本上是以治理一亩，荒漠化1.32亩的速度在扩张。近二十年来土地沙化速度为年均2460平方公里，每年直接经济损失540 亿元。荒漠化的原因是由于水源林与植被的破坏及超载放牧。专家们不止一次地发出警告：地形图上那些密布的桔红色小点，即被称之为” 潜在发生荒漠化” 的区域也正在以不慢的速度扩张。

　　很显然，这些荒漠几乎没有什幺地面资源，不能成为” 财富之父”.

　　与荒漠化同时发生的是河流的干涸。首先表现为河流水量减少、断流、雨量减少，最后成为荒漠。无需回望遥远的历史，只要看看近二十年间死亡的河流就可知道情况的严重。在地形图上，已经没有水的干涸河床以棕色虚线标明，在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至少分布着60多条；而在新疆几大沙漠周围，则多达100多条。西部的荒漠化，正是植被消失，众多河流死亡的结果。罗布泊曾经是一个面积2 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随着孔雀河等河流的干涸断流，1972年这个巨大湖泊终于死亡。新疆石河子的大规模屯垦，造成了玛纳斯河断流干涸。黑河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内陆河之一，随着黑河下游的断流干涸，居延海也随之死亡。西部的其它河流与湖泊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断流1/4 ，水量缩减到三十年前的1/10，从一条大江大河变成了一条水渠。

　　没有了生命之源，人类就不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存。为了论证西部地区大开发是个可行的工程，这两年竟然有不少专家出面论证” 南水北调” 的可行性，搞出了一个庞大无比的” 水报告”.这个可操作性极小的报告用科学的形式论证了从南方地区引水的可行性，全然没有考虑到工程需要付出的庞大成本，以及这一工程实际上是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曾有多个报告指出，中國现在其实是个缺水比较严重的国家。我们一共有七大江河，从南往北，依次是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滦河、大辽河和松花江。早在28年前，黄河已开始断流，奄奄一息。海滦河、大辽河与淮河近些年已经断流。可以说，今天整个华北平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水量丰富的松花江近几年也开始出现断流现象。七大江河中，有五条都陷入半死不活，濒临枯竭，只有水量最为充沛的珠江和长江干流暂时没有断流，但这两条河尤其是珠江已遭到严重污染，长江重要的支流嘉陵江已发生过好几次断流。如果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长江、珠江迟早也要步其它河流的后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國水土条件最好的东南部也开始缺水，如果过度透支水源，就等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谈西部移民的可行性。全然不去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的支撑力已达到极限。一次有关荒漠化的联合国会议提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值为7 人和20人，而目前中國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也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比如甘肃河西走廊绿洲地区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496 人，最少的金昌市也有276 人，远远超过了人口分布的合理密度。人口剧增和荒漠化加速恶化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当地一位通晓文博的青年陪我参观新疆博物馆，那里的出土文物表明当年新疆曾有过非常灿烂、富有特色的中亚文明。我问那位青年：这些灿烂的文明诞生之地一定是后来才变成沙漠的，有没有人研究过当地气候与地理条件的历史变化？青年告诉我，没有成书的资料，但估计就是沙进人退，凝聚着人类智能与辛劳的文明被荒漠一片一片地吞噬。

　　一想到人类灿烂的文明被漫漫黄沙一片一片地吞噬，尤其是想到荒漠化进程正在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逼近，那种人类在大自然肆虐之前的无力感就特别强烈。

　　近二十年来，新疆其实从来就没放弃过对本地资源的开发，地面资源在毛澤東时代就已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改革以来，认识到由于牧地大量被用作农地，水土涵养能力大大下降，生态劣化，新疆已被迫采取” 退耕还牧” 、” 退耕还林”等措施。所以从地面资源的利用来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好环境生态，而不是中國式的开发——除了环境保护成为” 开发” 题中应有之义。对资源的开发，近十多年来新疆采取了所谓” 一黑一白” 的发展战略，所谓” 一黑” 是指地下蕴藏的石油，” 一白” 是指农田里种植的棉花，前者主要由国家垄断，后者虽由地方开发，但不是发出货收不回货款，就是受有关政策所限，基本上发挥不了什幺优势。这两年加上了所谓” 一红” ，即西红柿，但这种农产品经过加工所增加的附加值也很低，更兼西红柿酱始终也不是中國人的主要食品配料，所以仅靠这三大战略的实施推进，新疆无法达到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理解新疆人民的焦虑，但我想得更远一些。

　　环保优先还是发展优先？

　　环保优先还是没考虑绿色GDP 的发展优先？说到底这其实是个养鸡取蛋，还是杀鸡取蛋的问题。

　　我在美国黄石公园附近的波兹曼市议会旁听过当地议员们的竞选演讲，演讲题目是” 发展优先还是环保优先” ？这个竞选题目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大致情形是这样：波兹曼这个西部城市风景优美，那里的居民可以尽享湖上泛舟垂钓之乐。与美国其它地区比较，该地区发展水平偏低，家庭年收入平均两万左右，低于美国全国年平均收入3 万美元的水平。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为当地居民提供免费食物券，免费供应鸡蛋牛奶等日常食品。当地一位律师告诉我，其实波兹曼市民只要改换一下思路，就能轻易摆脱贫困，因为当地有一个蕴藏量很大的白金矿，矿藏所在地的主人们大都希望政府批准他们开发，从而迅速脱贫致富。但这种意图却遭到当地其它人士的激烈反对，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议会与其它公共组织一直就在环保优先还是发展优先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波兹曼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呼吸新鲜空气，饮用新鲜净水，漫步在树林环绕的河流湖泊之旁，比远离大自然的现代高水平物质生活要好得多。在台上发表竞选演说的议员们，在别的主张上有些差别，但在环保方面的看法却相当一致。

　　我国一些地区的做法正好相反，这方面已有许多惨痛教训。贵州有一个山区，十多年前还是一片青山绿水，山上树木郁郁葱葱，地上流淌着清清的溪流。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当地居民没有采取任何环保措施，进行土法炼铅。几年以后，空气中弥漫的铅粉等有毒物质将附近的树木花草等植物全都毒死，方圆150 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再也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与小溪，居民饮水需要大量从外地购买矿泉水。除了生态系统的彻底破坏之外，铅粉污染还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地不少居民眼睛被铅毒熏瞎，得了不治之症。以人体健康与生存家园为代价所获得的人均收入提高，这样的” 发展” 对人类又有什幺意义？

　　从新疆的哈拉斯湖回到乌鲁木齐以后，我无法忘记在哈拉斯看到的一切。那里有世上罕见的美好风景，但那里的森林正在流血，一辆辆运输木材的车每天川流不息地从哈拉斯开出，游人稍多点的地方，漫山遍野都可见到丢弃的垃圾。如此之美的风景与如此原始落后的” 开发”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使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在当地举办的两次讲座中，都对前来听课的几百听众讲，要建立绿色GDP ，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必须将环境生态成本计算在内。过去二十年，我们确实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环境生态的保护却是一大败笔，如果要计算这笔成本，说不定还是负值，因为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我们已经断流的黄河，买不回淮河水系，买不回面积大幅度缩小的洞庭湖与鄱阳湖，买不回珠江水系，买不回我们另一条母亲河长江……，总之，逝者虽不可追，但往者却可鉴，正在进行的西北大开发，一定要引入绿色GDP 计算方式，避免用这种破坏性极大的原始方式开发。最好一次到位，有了雄厚财力再从高起点起步，进行开发。

　　我对听众说，新疆真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历史上它创造过非常灿烂的文化，博物馆里那些历经千年还颜色如新的织物，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高水平的工艺品。是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吞噬了灿烂的古新疆文明，大家一定要爱护好今天的新疆。从地面资源看，过去新疆是开发过度，现在的” 退耕还牧” ，” 退耕还林” 都是正确的纠正措施。新疆的生态系统确实非常脆弱，一定要加倍爱护，不能让沙漠再继续吞噬绿洲……

　　我还对听众说，现在的开发，面临的社会环境与毛澤東时代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人力资源不需要计算成本与投入，国家也几乎倾尽全力进行财政倾斜。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开发，才有了后来的荒漠变良田。现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迅速转轨，不可能再用财政手段倾尽国力进行资金投入，所以开发任何地下资源，必须要计算成本，一定要注意与国际同类产品的价格相比较。如果矿产的蕴藏量不大，开采年度很短，而投入购买设备的钱太多，用于供给开发者的生活成本太高，那就得计算每一单位产品的成本。如果单位产品成本远远高于国际同类产品，那就应该放弃开采，宁可去国际市场购买，以降低社会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我向人们呼吁，要爱护哈纳斯湖。如果是目前这种粗放式原始” 开发” ，过不了几年，哈纳斯的美丽与神秘就要大打折扣。还有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停止砍伐森林，不要再让哈纳斯的森林继续流血。我不是新疆人，但我爱哈纳斯，因为它是大自然遗落在中國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千万、千万要守护好它，不要让它蒙上尘垢。

　　我再次强调，中國进行现代化，一定要尊重现实，考虑人口与资源的严峻限制。1995年，世界银行推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计算在内，中國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62 （这个排名到现在丝毫未变），是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的1/126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3. 其中自然资本占的比例仅为3%（澳大利亚为71% ），足以见中國人均资源的贫乏程度。且不说人的物欲永无满足之时，即便像许多中國人宣称的那样只求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人计算，实现十二亿中國人的美国梦，中國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这组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怎幺合理，都早已注定了没有实现的可能。在严峻的资源限制下，中國应该放弃” 赶超” 战略，承认差距，走低能源、低消耗的发展道路。新疆也应该从现实出发，不要每天去与资源条件完全不一样的沿海地区攀比，设计未来的大开发战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经不起破坏性的折腾。内地那种只顾” 经济增长” ，不顾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 开发” 一定要引为前车之鉴……江山多娇，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但每次” 逐鹿中原” 的结果，绝对不止那” 一将功成万骨枯” 的惨痛，还有生态环境的大破坏。九朝故都洛阳曾那样美丽，但几十次兵燹过后，现在只有一个龙门石窟还能证明昔日的辉煌；开封历史上曾非常繁华，但在历史的厚厚尘封下，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完全是一幅可怜可叹的破败相。历史上曾被《诗经》歌之咏之，长满各种珍稀植物、” 河水清且涟漪” 、林木郁郁葱葱的陕西，现在却只有一片荒凉的黄土，” 荒沙裸露无寸土，可怜江山贫到骨” ！

　　上天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江山曾是如此美丽。是连绵不绝的战争、人口的过度增殖与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使我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经意之间，失去了曾经无比美好的栖息之地。到了二十世纪，中國进入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期，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空前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干出一连串” 要高山让路，让河水低头” 的蠢事。我们完全忘记了，人与自然本应该和諧共处，而征服大自然的结果，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

　　不少人总在理直气壮地说，世界资源应该共享。但我在此想问一句：一些国家将自己的家园折腾得一塌糊涂，有什幺资格去分享人家精心维护的资源？要知道，在世界大同这个梦实现以前，人类毕竟还是得按照民族国家的疆界与准则生存。我们曾拥有无比美丽的栖息之地，我们再也不能破坏已脆弱无比的生态系统。要记住，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爱护我们的树林，就是爱护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未来。

　　作者:何清涟

　　国内电信资费高一直是众矢之的，社会各界要求降低收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整个电迅的收费标准调整每次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出来却是糊弄百姓一大把，对此，老百姓有苦没处诉。

　　近两年来，在电迅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事物，那是” 小灵通”—- 无线市话，这是由两个中國留学生在美国创建的UT斯达康公司引用日本技术发展的产品，” 小灵通” 是UT斯达康公司在中國发展的无线市话系统的注册商标，该公司的” 接入网技术” 解决固网本地交换机的无线接入，既省去移动交换环节，又不必对中心交换机进行改动，从而充分利用中國电信的已有资源。所以能与中國电信一拍即合，最早在浙江余杭作小范围试验，1998年1 月正式在余杭市城关的临平镇开通，之后，小灵通业务迅速发展，可谓开到哪里火到哪里，比如在广东云浮市区，移动和联通发展多年加起来才只有2 万用户，而” 小灵通” 一杀过去就抢到了1.5万的用户，目前，全国的用户已接近100 万，可见其巨大的生命力。

　　” 小灵通” 为何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原因是它的收费符合中國百姓承受的水平，基本月租20元，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费0.18元/3分钟，也就是与固定电话收费差不多，它却可以像手机一样在市区内移动使用，这样就大大方便了百姓工作生活，而话费也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了，所以” 小灵通” 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这边风风火火搞起的” 小灵通” ，却令移动和联通坐立不安了，他们除了与电信争拗外，据说还不断上信息产业部告状，信息产业部先在今年6 月28日将小灵通” 限定在县级市及县以下乡镇和大中城市人口相对集中的园区、社区、办公商务楼等的语音和数据通信服务” ，后于最近下达” 小灵通” 资费调整通知，强行大幅提高” 小灵通” 收费标准，定为基本月租25元/ 月，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费0.20元/ 分钟，也就是说，收费调高到原来的3 倍多，强令使其收费接近移动联通的水平，不用说，这是用行政手段来打击” 小灵通” 业务。

　　我们天天在大谈特谈公平竞争，这就叫公平竞争？” 小灵通” 之所以资费低，是因为他的成本低，这与IP电话一样，对百姓有百益而无一害，对国家呢？也不见得有什么不良之处。移动通迅资费迟迟降不下来，据说是成本太高了，没有竞争环境，国家在民众一浪高于一浪的呼吁声中，终于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原来的电迅一劈为三，还搞出个同母兄弟联通来与自己竞争。实际上，联通没与移动公司竞争上，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经营固定电话业务的电信公司来叫阵了，引发了一场竞争，很好嘛，中國电迅市场终于有了真正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移动联通公司一败涂地（当然败，它的资费一天不士真正下降，百姓就一天恨其入骨），于是就想起他的保护神—-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还真听话，又拿出行政野蛮干预的法宝来了。在此，我想问问信息产业部，你们这样做就能使中國通迅市场健康地发展起来吗？就能使中國电迅业在加入WTO 后有能力与国外大公司竞争？没有！这样做永远都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内电迅业的竞争能力！所有的市场竞争都应立足市场的需求，为用户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靠行政干预得到的优势只是个不健康的现象。” 小灵通” 红火起来，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是符合人民的需求的，说明它有巨大的竞争能力；移动联通通迅大败，说明它自身问题不少，急需改革。移动联通通迅应该做的是，认真找找自己的原因，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努力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而不是再想着用行政手段粗暴干预市场。信息产业部这样的做法，只会导致行业畸形发展，对电迅业的发展，也只会起到阻碍作用。

　　21世纪是信息社会，我们期望我国的信息产业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实现其理想，就要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我们要求的是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要一批在国家的呵护下成长的阿斗。

　　作者:秦时月

　　西部开发成为中國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决策，但这个决策的意义也许人们还未能充分地认识其在中國未来战略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含义。它不仅是西部的问题，而且还是中國能否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问题。

　　正因如此，对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一些总体设想，就不能不从更长远的角度进行思考。

　　问题一，西部是不是只是缺乏人才？

　　西部是缺乏人才，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与这种人才缺乏更触目惊心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地区在同等的条件下，对既有人才的漠视与浪费。

　　问题二，西部是否缺乏资金？

　　西部是缺乏资金，但与此同时，是西部的大小官员，以及各级政府，大吃大喝的风气，却远远超过了所谓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越吃越穷，越穷越吃，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成为了一个难以突破的怪圈。

　　近期在报上看到的一些例子，实在是触目惊心。现随便列举一些如下：

　　西安某医科大学培养出的一位难得的中医人才，在崭露头角后，便不断地遭到各种冷遇，最后甚至受迫害。但这位学子不仅在科研上一往无前，而且还始终心系故土，在上海某医科大学获得中國第一个中医翻译学的博士后，尽管老师一再地挽留他，这位博士却仍然要坚持回到故乡，以报答生养自己的黄土地。然而，原单位对他的回归却不以为然，并在各方面尽量给他制造障碍。以致省长亲自过问这件事情，原单位依然不为所动。为何这个单位竟然有如此惊人的胆魄，敢於公开对抗省长的指示？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单位的业务骨干、中层干部，大都是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本来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本身并无过错。然而，在这样一个单位里，他们却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拒绝任何可能在技术和业务上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的人物存在。于是，在一个武大郎成群开店的环境下，这位学子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例子是讲一位科技干部，此人应该说还有一些知名度，即在同行中颇有影响的焦五一。他提出了“弦线模量”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对解决西北黄土地区的土地沉降，减少建筑费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他提出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后，几十年中，他的这项科研成果都得不到人们的承认，当然，这中间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学术界的权威。尽管在一些领导的支持下，他的理论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工程，但他的科研成果却始终不能获得承认并在急需这些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西北地区得到推广。结果，“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这样一个学者身上。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西方人为了它的不断倾斜而费尽了力气，却始终无法根本解决比萨斜塔的倾斜问题，而按照这位学者的“弦线模量”的理论和技术，居然顺利解决了这个千古难题。然而，在各种报纸大量报道了这一世界奇迹后，这位学者的命运依然如故，并没有人愿意承认他的理论的正确性并加以推广。

　　如果说上面的两个例子与领导部门多少有些关系，那麽，下面这个例子，却更让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这也是近来在报纸上读到的一条新闻，即报道了一位绿化模范的悲惨命运。这位青年是一个处於长江支流水源地区的农民，他在八○年代承包了周围的荒山，并花费了极大的代价开始植树，一个人历尽艰辛，终于在原来的荒山上植上了各种树苗，其中还有不少有价值的经济林木。同时，当地宣传机构也大量地报道了他的事迹，结果是吸引了另一位县委书记的女儿，自愿冲破家人的层层阻拦，与这位小伙子结合并一同上山植树。尽管生活艰辛，但看到满山的树苗开始长大，夫妇俩心中总算有了安慰。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经十多年的努力，山上的树木已经开始成林，夫妇俩准备收获的时节，意外发生了。当地害了“红眼脖的老乡，开始了有组织地哄抢山上的林木，这两个人无法阻挡滚滚而来的人流，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快要成林的树木被砍伐殆荆虽然他们也找了各级政府，也找了政法部门，但法不治众，谁也无法制止无穷无尽地哄抢树木的民众。尽管媒体进行了报道，甚至惊动了北京人大的代表，并且由这些人大代表发起，给这对夫妇以金钱和道义上的援助，希望能帮助他们重新恢复自己的事业，但失去的却再也不能复原了。丈夫在痛心之后，仍然带着两个孩子上了山，然而，妻子却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破碎的心再也无法修复，最终与艰苦奋斗二十多年的丈夫分手了。尽管男人还在植树，但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一种悲凉的意味，因为谁也无法保证，等到树木再次长大之时，同样的哄抢行为还会不会发生？发生了以后又怎麽办？

　　这几件事情是发人深思的，它们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阻碍西部开发的无形“资源”。暴民意识，吃大户的意识，权大于法的观念，无罪就是功的观念，以血缘为基础的小集团观念上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形成了一种谁也无法言明、谁也无法冲破，但又无处不感觉其存在的罗网。一句话，构成了一种阻碍西部开发的软环境。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开发西部，不仅要开发西部的资源，发展西部的经济，更主要的是要彻底改造西部的软环境，使这种不利于发展的软环境成为有利於发展的软环境。但是，我们马上就又遇到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要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需要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而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又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究竟应该如何启动西部的开发，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很多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西部开发的若干问题，他们提出要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健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社会开发西部的积极性，并且，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发展的现代文化观念。这些见解无疑都极有价值，但只要仔细分析，尤其从我们上面所列举的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还是处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中。因为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不会天然就有的，它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精心培育下，才能够逐渐成长起来。同样，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形成。问题是，如何跳出这种怪圈，启动西部开发的闸门？

　　从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证明，经济启动的最关键因素依然是各级政府，中國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表明，政府始终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目前的选择只有强化西部各级政府的责任。

　　不错，目前的西部各级政府尽管都有着种种历史遗留下来的麻烦，但毕竟大家都还是迫切地希望能够改变现状。要使各级政府真正地动起来，成为改变西部软环境的主导力量，关键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对干部的考核制度，应该有一些硬指标来对各级政府，尤其是第一把手进行考核，以便将西部开发的工作落到实处。

　　这些硬指标大体上应该包括这样一些东西：

　　一、生态环境的治理。尽管目前困难很多，但并非绝无办法。首先是对各级政府负责的地区范围，进行现有生态状况的调查，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内，考察当地的负责干部政绩如何：即便因种种原因未能使环境状况好转，至少也应该不使其进一步恶化。

　　二、计划生育的工作做得如何？之所以要将其作为一种硬指标，实在是中國的国情所至，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几乎成为西部地区一个共同的问题。如果不把计划生育的工作做好，那麽其他的任何成绩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对生态而言，没有增加人口也是对环境的一种极大的保护。

　　三、招商引资的情况。如果一个地区的软环境好，外来的投资者热情必定高涨。当然，影响一个投资者积极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交通、能源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投资回报率等等，但一个地方能否有一个有利于发展的软环境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当地政府官员腐化成风，办事效率低下，有法不依，那么，即使其他条件再好，投资者也未必有兴趣到此投资。当然，有些地区的硬件条件较差，将这个指标进行考察的时候，应该与以前的情况进行比较，制定一个合适的额度。否则，出现东部地区已经出现过的那种将引进外资作为每一个干部的任务而分摊下去的做法，就可能在西部重新上演。

　　四、引进人才的情况。一个地方的工作，总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而工作改善的标准之一，就是人才的引进状况。“孔雀东南飞”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形容中國人才流动的一句形象的话。那么，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能否使这种趋势扭转过来，应该是考核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事实上，很多落后地区，不仅无法引进人才，而且连本地的人才也无法留祝所以，能否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是当地主管干部有无事业心的具体表现，焦裕禄在兰考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由于心诚，也还能留住治理盐硷的人才，那么今天的大环境如此之好，不能留住人才，或是本地的人才不愿回归，当然也就和当地的主要干部有直接的关系了。为了避免使这一指标流于形式，不应当过分去核实有多少人的户口迁入本地，而是应该看究竟有多少人在当地实际工作。以各种人才在当地的年工作量作为一个指标来考核。

　　五、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与政策的透明程度。这一点，即使是在东部地区，也具有重要意义。最近日本投资者在广东就提出，在实行加工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后，一些政策和操作细则透明度不高，使广东投资的日商无所适从。而某些职能部门的拖拉作风和低效率，也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行政部门的效率就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政府部门的效率和各种政策的透明度，同样应该成为西部地区考核的重要指标。

　　六、外地媒体参与本地新闻报道的程度。长时间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使中國各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应付上级检查的机制，其运作效率之高往往出乎主管人员的意料之外。因此，如果没有这一条，前面定的指标都等于零。因为外地媒体不受本地官员领导，他们更能客观地报道本地的情况，并在实际上对各级政府的行为起着一种监督的作用。一般工作真正做得好的地方，政府部门是希望外地媒体去采访、报道的，而一些作得不好的部门和地区，则尽力地限制甚至是打击外地采访的媒体人员。所以，最近四川省在检查粮食收购的工作中，不得不推广所谓的“暗查暗访”的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访的效果之难如人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之所以受到人们和中央领导的格外关注，我想其中的道理也是不言自明的。在目前媒体的运作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让外地的媒体，尤其是中央一级的媒体参与各地的新闻报道，应该是一件既可行又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以上的几条硬指标，应该不会是过分地为难各级的领导干部，只要真正想把本地的事情办好，这几条应该是可以作到的。而其核心，则是这些干部能够为西部开发创造一个适宜的软环境。不能作到，则应该让贤退位，让真正能够办实事的人来干。而对各级干部工作的考评，除了让原有的制度发挥作用外，还应该制定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可以让有成绩的干部越级申报考评。在考评的过程中，也应该贯彻公开化的原则，增加透明度，尤其是对那些要进行表扬，要进行提拔的干部，一定要将其政绩公之于众，让上上下下都知道，这样也是杜绝弄虚作假的一个有效手段。

　　当然，西部开发的事情千头万绪，不可能制定这样几条指标就能扭转乾坤。而且这些指标本身，也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调整。但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任何事情总应该首先制定一个行动的标准，才可以使工作走上正轨。如果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能够制定一个考核干部的硬指标，那麽，对西部的开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自<<华声报>>

　　作者:陈晓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