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催眠术的应用绝不局限于心理治疗，在企业管理中，催眠术也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这篇文章我就简要谈谈企业管理者如何对员工实施催眠术。

　　催眠术的原理就是心理致幻。你要让员工产生幻觉，高度认同企业文化，自觉遵守企业制度，甘心服从你的管理。如果你的企业非常棒，员工的待遇非常好，那你不用看我的文章。如果你的企业不是那么好，员工满意度也不是那么高，那你就应该对员工实施催眠术。成功的催眠术可以完全弥补现实的缺陷，哪怕你的企业非常糟糕，你的员工也会热情饱满的投入工作中。

　　既然我们知道催眠术就是心理致幻，我们就要创造心理致幻的条件，这个条件就落实在企业场的建设上。场本来是个物理学名词，所谓企业场就是要让你的企业有一种磁力，员工一进入企业，立刻就被这种磁力给吸引，心境顿变，丧失了主体判断力，顺着你制定的蓝图行动。所以企业场的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怎么建设企业场呢？企业场就是员工心理信息的干扰器，它会发出一种磁波，这种磁波可以干扰改变员工心理的信息，使员工心理信息与企业场达到吻合。所以说白了就是你要攻破员工的心理防线，掌握员工的心理。要攻破员工的心理就得从其薄弱环节发起进攻。员工的自我保卫意识是非常强的，他在潜意识中对企业管理者都是抗拒的，这是人性决定的。世道艰难，生存不易，员工多数对自己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他们的内心是悲苦的，这必然影响着他们的工作效率。你就要让他们把心态转变过来。员工大会很重要，定期召开员工大会，最好每周一大会，每天一小会。每次会议上反复针对员工的心理进行宣传，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危机感，让他们相信现在的工作是多么难得，他们是多么幸运，丢掉这份工作后将面临的悲惨命运。你要使员工相信努力工作的无限美好的前景。在企业的环境布置上要处处体现企业的光明未来和对社会的贡献之巨大。你要及时给员工问寒问暖，你要通过许多事件表现员工在企业的无量前途，没有事件也得制造出来。不断对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攻势，不择手段，直到达到目标，即建立企业场。

　　企业场建立的同时，你对员工的心理致幻也就产生成效了，催眠术也就初步成功了。或许有人以为这种方法不道德，那是妇人之见。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员工，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日子越来越好过。对员工实施催眠术并非欺骗员工，员工也是人，也有离苦得乐的心理。既然现实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我们通过催眠术，使员工得到心灵的安慰，这对员工也是种利益。在人心稳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处境才会改善，才会不断往上走，企业效益好了，员工待遇自然也就好了，所以催眠术的结果是双嬴。

　　人生本来如梦，真假亦不必分得太清，诸位企管何不借此催眠术弄假成真，皆大欢喜呢？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３日

　　联系方式：ＱＱ：２５８１７６８６１

　　Ｍｓｎ：ｈｕａｎｇｔａｉ８４（ａｔ）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黄泰

　　有的人不讲真话，是因被周围人的狂热所迷惑；有的人不讲真话，是知道真相却不敢说。黄万里的了不起，是他既能在众人皆醉之时保持清醒，而且不惜为这真话付出大半生的代价。

　　几年前，人们不知道黄万里是谁。即便现在，大多数中國人对这个名字也陌生得很。但是，人们都知道黄河，也大都知道黄河上有一座三门峡水库——那是一项巨大的失败工程。黄万里就因此出名。

　　曾有人评价，中國现代真正的科学家不多，黄万里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所谓“真正”，包含有这些科学家的悲剧色彩，而黄万里的悲剧在于，他的价值是通过一个工程的失败来证明的。

　　实际上，黄万里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而是在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中國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的背景下，他孤身对抗“民意”、触犯上级，捍卫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

　　黄万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中國著名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作为新中國最有影响的水力专家，修建三门峡工程，他当然义不容辞。

　　但当时人们都听苏联专家的。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中國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遗憾的是所请的专家为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但未必了解黄河。黄万里曾说，苏联虽有建水电站的经验，但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正是黄河的泥沙日后成为灾难的根源。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妙的远景：在黄河干流上将修筑起４６座河坝，“５００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２３００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１１００亿度，相当于中國１９５４年全部发电量的１０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１６５９万亩扩大到１。１６亿亩。”

　　在这４６座河坝中，三门峡的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致在以后的４０多年里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据记载，曾有水利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的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氛下，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达。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非常之少，黄万里的反对之声就显得格外刺耳。

　　在１９５５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

　　在讨论会上，三门峡工程的“主上派”与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展开激烈争论。

　　“主上派”们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里说，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七天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到了５０年后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１９７２年黄河开始断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１００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４０亿元，相当于４０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小说《花丛小语》。在这篇３０００多字的小说里，黄万里通过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澤東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注定。

　　１９５８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

　　但即便如此，黄万里也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国家领导人曾通过黄炎培示意给黄万里，如果他写个检讨，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摘掉。黄万里不但没有检讨，还给领导写信质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黄万里１９３５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１９３７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國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２６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可以说无论在学历上还是在经验上，国内很少有人能达到黄万里的水平。即便在进入高校教书之后，他也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科研能力。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去世。他的子女评价他，“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作者:赵诚

　　都说朝鲜这个愚昧、荒唐、残暴、穷困、无情，但到底有多愚昧荒唐却不是一言可以概之的。今天，我却看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让我们足以认识到洗脑后朝鲜人民的愚昧程度。

　　据法新社报道：７月１６日，朝鲜东部Ｙａｎｇｄｏｋ县的一名林业研究所官员在房子被泥石流袭击时，奋力抢救朝鲜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肖像而英勇牺牲。此外，朝鲜中央通讯社还报道了另一起誓死保卫领袖画像的事迹：一名矿工手拿着金正日的肖像画爬上屋顶，并将画像交给前来抢救的矿工们，而自己却与房子一块被洪水冲走。朝鲜中央通讯社评论称：“像这样激动人心的事迹在洪水肆虐的灾区随处可见。朝鲜人民深明大义，为了领袖，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朝鲜中央通讯社称，可能有不少人在洪灾中因抢救领袖肖像而牺牲。

　　——人的命居然还不值领袖的一张肖像，就叶某现在的思想状况而言，如果普通朝鲜人为了保护他们的领袖的生命而奋不顾身，本人基本上还是赞同的（我想有些人连这一点也未必会赞同），但是居然是为了一张肖像，就自己命也不顾，去保护，也未免太夸张了吧。历史上耶稣佛主的画像也不曾这么宝贵过吧！领袖的画像可以无限制，无穷尽的印制，我听闻朝鲜家家户户都挂领袖画像，这么多的画像，都要舍命保护的话，我看朝鲜人就不要干事了，整天在家盯着画像算了，免得风一吹，掉下来，也是罪过。

　　人的生命还不如领袖的一副画像，这个景象，就二十一世纪来说，只在朝鲜存在。但如果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么，中國也曾经是这么一个疯狂的国度。我曾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女教师因内急，慌张之中，撕下报纸的一角冲进厕所，结果被人发现撕下的部分居然印有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头像，于是这个女教师被关进监狱，吃了十年带大便的馒头——整整十年，狱卒每次都要把馒头熏上大便后才给女教师吃。最悲哀的是：这个女教师也认为这样的处罚对她来说是很公证的——玷污了毛的头像，就应该吃一辈子大便，所以她每次吃的时候，都不断地在说“我有罪，我有罪！”惶恐，悔恨终日。

　　人啊，一旦被洗了脑，死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了！

　　我们认为：生命权是天赋而来，是至上的，是远远高于一切任何牛鬼蛇神的画像的，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是常识。

　　然而，看当今中國媒体津津乐道此事，不免让人惊觉，即使是常识，也需要我们去力争，去确证，不然，一旦又被洗脑，恐怕我们性命的价值又将再一次跌到画像价值之下！

　　作者电子邮件：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哥德堡”号是２６０年前的一艘瑞典商船，当年满载瓷器等中國特产从广州出发，在即将返回瑞典哥德堡港时不幸沉没。

　　两个多世纪之后，瑞典人决定复制“哥德堡”号。用了十年时间，耗费３５００万美元，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奇迹”。

　　复原后的“哥德堡”号并非一件摆设，而是能进行远洋航行的古帆船。“哥德堡”号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从瑞典哥德堡港出发，经西班牙加的斯——巴西累西腓——南非开普敦——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印尼雅加达，将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８日到达中國广州。并计划于８月中旬到达姐妹城市上海，１２月从上海返航，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２日抵达哥德堡港。

　　与此同时，ＣＣＴＶ—１０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正在播出“哥德堡”号重返中國的记录片——《追逐太阳的航程》。昨晚第一次看，一下子就想起很多事，很多思考。

　　在昨晚看到的这一集中，“哥德堡”号已经航行到了位于法国布雷斯特和西班牙范奈斯特角之间，长约３６０海里的比斯开湾。从大西洋形成的低气压大部分都经过这里，因而是大西洋著名的风浪区。

　　（前几集全错过了，遗憾啊……因为前几天是在学校，寝室里的人要看“超女”和“梦想中國”，没办法，众怒难犯啊。）

　　“哥德堡”号在通过这一带著名的风暴角——范奈斯特角（这名字应该没记错。）时，一直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从摄像机的镜头里看过去都是令人头晕目眩了，更别提拍摄这段录像的中國记者了，而且高高的桅杆上依然有真正的水手在大风浪里坚守！

　　船长冈那尔一看就是一个非凡人物，一副方正、粗犷、棱角分明的脸型（这位兄台和《魔戒》里的主角亚拉冈倒有几分神似。）。再加上处变不惊、沉着刚毅的大将风度、王者气质，实在是魅力非凡。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船长”这个称呼并非仅仅是船上的一个重要职务，而更多的包含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和尊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被称作船长的。

　　同样，大清北洋海军的水兵称呼他们的舰长（那时叫“管带”）为“船主”。“刘船主”、“邓船主”，异曲同工之妙也。

　　在被同行的中國记者问到在大风浪里的感觉时船长虽然用粗俗的语言咒骂这该死的鬼天气，但最后却说：“好久没有享受这样的风浪了，这感觉真好。”

　　毫无疑问，航海的艰苦生活是对一个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要想感受到大海的壮美、大美、至美，就必须同时也接受它的苦，它的丑，它的恶，艰险与美共生，极限的美只存在于极限的险恶中。

　　其实，不管情况糟到了何种程度，我们都还有最后的选择——那就是用何种态度去面对。

　　在三毛的成名之作《撒哈拉的故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三毛和她的丈夫荷西驾车到沙漠深处去寻找化石，结果荷西陷到沼泽里，差点就把命丢了，两个人弄得狼狈不堪。最后，书里是以这样的一段对话结束的：

　　“三毛，你还要化石么？”

　　“要。你呢？”

　　“我更要了！”

　　“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

　　是的，明天！

　　我想每个真正的水手都有三毛这样的精神吧。

　　最终，“哥德堡”号顺利穿过了这一海域，停靠在西班牙维哥港。

　　说到这里，想起２００１年１６７“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和“丰仓”号综合补给舰在出访欧洲四国时，也经过了这一海域。可那次我们的军舰遇上的是１２级特大风浪！“深圳”舰最大横摆达到了４５°！碗口粗的前桅杆被风浪打断！

　　当然，我们的水兵和军舰也都通过了“风暴角”的考验。

　　在“哥德堡”号停靠维哥港时，沃尔沃环球帆船大赛在此举行。西班牙国王胡安登上了“哥德堡”号，亲自鸣响礼炮，为此次大赛发令。

　　一艘来自２６０年前的古帆船，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帆船大赛，传统和现代找到了最佳的融合点，完美的。

　　这次大赛只有７艘帆船参赛，分别代表当今世界上的７个大公司（如ＳＯＮＹ等）。

　　当大赛的组委会主席在被问及为什么一个只有７艘船参赛的比赛会得到如此重视时。他说：

　　“难道这世上还有比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上展示人类挑战极限的勇气和智慧更令人激动的事吗？”

　　航海就是这般富有挑战性，教人无可抗拒的真正勇敢者的游戏。

　　然而，很遗憾的是，这７个参赛国并不包括我们中國。

　　“哥德堡”号。

　　现代工业文明的灯光驱散了水下２６０年无尽的黑暗，打开了一扇超越了时空，古代与现代对话交流之门。

　　“哥德堡”号，复活了，重生了。

　　“哥德堡”号，这凝聚着时代精神，人类智慧，有着永恒生命的艺术品啊！

　　不知是什么原因，看着复活了的“哥德堡”号，心里总有一种酸酸的感觉。虽然我们已经在形式上复活了“定远”——黄海之战中大清北洋水师的灵魂，披坚执锐，所向无敌的不死战神，虽然我们将要复原郑和船队二千料宝船，但有很多东西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昨晚看到的那一集中，“哥德堡”号的形像大使对中國记者说：

　　“２６０年前，‘哥德堡’号到达中國时，中國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今天，当‘哥德堡’号重返中國时，中國又是世界上ＧＤ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如果‘哥德堡’号是有思想的，那它一定会感到无尚的荣耀。”

　　复原“哥德堡”号的瑞典，一个领土意义上的“北欧小国”，似乎并不值得国人如何看重。“天朝上国”嘛，可以理解。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岂是区区弹丸小国所能比的？

　　当然，这样的极品马屁拍得真是恰倒好处，让国人喜滋滋的极为受用。

　　于是，每年的“春晚”都在鼓吹什么“盛世大联欢”，全国人民也都一起跟着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豪情万丈，重振康乾盛世、世界中心的天朝雄风啊！

　　不可否认，近一二十年的经济建设的确大大增强了中國的综合国力。然而，这样的“发展”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是以怎样的代价实现的发展？

　　我们是在靠着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以巨大资源和能源消耗实现的畸形发展、恶性发展！处于产业琏的最底端，给人做没有半点知识产权、打杂跑腿的零工，挣一点可怜兮兮的“加工费”。却还自以为是“世界工厂”，其实是“世界厨房”，做出的好菜都让发达国家端走了，留下一点残汤剩饭和满地的垃圾、一池的污水。

　　当上了暴发户，兜里刚有两个钱，那种过去骄虚自大、目空一切的浮躁、虚荣的心态又来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祖上是很阔绰的！却忘了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睁开眼好好看看吧：

　　首先，复原“哥德堡”号的，是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奇迹的。

　　“哥德堡”号并非是简简单单的一艘复古船，她的内部装备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化导航、控制系统。可以说，“哥德堡”号是传统技术和现代科技的最完美的结合！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最好的展示！

　　看看人家的军工体系都拿出了什么成绩：

　　身小体健，剽悍勇猛的三代半战斗机——ＪＡＳ３９“鹰狮”；

　　博福斯公司的经典之作，在二战中大显身手的四连装４０ｍｍ机关炮和前几年在印巴卡吉尔炮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战成名的ＦＨ- ７７Ｂ１５５ｍｍ榴弹炮；

　　世界上第一艘拥有ＡＩＰ系统的柴电潜艇——“水妖”号，及其后的“哥特兰”级潜艇；

　　开世界海军隐形时代先河的“维斯比”级隐形护卫舰；

　　……

　　沃尔沃、爱立信……，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

　　世界最高奖项——诺贝尔奖，谁设立的？

　　而中國的科技水平依然停留在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的水平上，行内话叫“跟踪国际先进技术”，鲜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的产品。

　　以上这些“北欧小国”的巨大成就，还不够我们这个东方的“天朝上国”脸红么？

　　在今天，一个国家的“大”和“小”，已不再是由领土和人口决定了，更多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这些看不见的战场上。

　　一个只有９００万人口的“小国”，创造出无尽辉煌的当之无愧的大国！

　　其次，瑞典还有深厚的海洋传统，辉煌的海洋文明，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呵护。

　　当然，瑞典人祖上是大名鼎鼎、恶名远扬的“北欧海盗”，干过不少杀人越货、缺阴德的勾当。但平心而论，正是这种开拓进取、纵横四海的海洋精神构成了一个海洋民族在性格、精神、意识、思想和气质上最基本的主干。

　　这种精神，在古代是以战争的形式爆发出来，今天则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战场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我们祖上也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份精神遗产，但早就让后来的败家子给败光了。

　　持续数百年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國人的海洋意识、海洋精神如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归来的庞大船队一样，在中國南方温暖、湿润的海港里慢慢地腐了，朽了，烂了。

　　在“哥德堡”号于２６０年前第三次到达中國时，这个“天朝上国”正处在让后世无限景仰、无限自豪的“康乾盛世”中。

　　而事实上呢？为什么是人家漂洋过海来寻求财富，而不是我们走出去呢？当时的中國就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万国之国么？

　　其实，海洋文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而我们依旧在大陆文明的时代里做梦。拒绝交流、拒绝学习、拒绝变化。一抹日落前的余晖，回光返照而已，外人看得最明白不过了。

　　１７９２年，大英帝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在彻底地考察了这个“天朝上国”、老大帝国之后，他说了一段话。此话竟一语成谶，在４８年后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一印证。

　　“大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船长的支撑。而它胜过其它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等到挟工业革命之伟力，乘着“坚船”，抗着“利炮”而来的“英夷”气势汹汹前来讨伐时，当西方工业文明和东方农耕文明迎头相撞时，这个民族终于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学习。

　　学习的过程无比艰难、无比曲折、无比辛酸、无比痛苦，西方的帝国主义老师们找到了合适的借口，志同道合的打手，高举手里的教棒，就向这个可怜的中國学生扑了过来。

　　但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内部，来自我们这个民族长久以来“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好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的积习和种种无比顽固的传统包袱。

　　于是，从虎门炮台到江阴要塞，再到“银河”号事件，我们一错再错，一败再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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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现实的巨大威胁，实在的海洋权益，时不我待的形势

　　二十一世纪的中國人，终于开始找回自己曾经的蓝色理想了。

　　他们在形式上复活了“定远”——黄海之战中大清北洋水师的灵魂，披坚执锐，所向无敌的不死战神，他们将要复原郑和船队二千料宝船。

　　而在精神上呢？

　　瑞典人复活了“哥德堡”号，只是进一步升华了本民族的海洋精神，在对其先人所创的辉煌业绩的追思和怀念的同时，弘扬了一直延续下来的海洋文明。

　　而我们呢，我们的海洋精神出现了断裂，甚至在我们中國人海洋事业达到顶峰的１４０５—１５２２的大航海时代，我们的海洋精神也仅仅是处于无足轻重的配角地位，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保守、封闭的大陆意识、盆地意识。

　　我们要复活的，远不仅仅是定远和二千料宝船，我们要复活的是龙族精神深处的海洋意识、海洋精神！

　　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的也不仅仅是现在还暂时先进，明天就一定落后的技术，我们要学习的是人家自主创新的体制！

　　是那种科学、理性的风格；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不贪虚名，不为眼前小利所惑的大智慧。

　　只有彻底清除埋在民族肌体中的肿瘤细胞，特别是促使我们周期性癫痫发作的虚骄轻狂、动辙仇外的劣根性和永远抛弃那些恶骂一通、说几句梦话的“爱国壮举”。

　　认认真真、塌塌实实、一心一意地去行那可行之法，做践言之事的。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自主创新，我们的海洋世纪，才会真的有希望。

　　“哥德堡”号重返中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的确是件体现文明交流、对话的大好事，也是一次绝好的向人家学习的机会。但要是以过去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自居，认为人家是来“朝贺”的，无知无耻，自恋自狂，那就一定会还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无尽的灾难。

　　以一种平和、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后天（７月１８日）“哥德堡”号的到来，勇敢、彻底地去反思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子民应有的最基本的素质。

　　（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要用“读”，而不用“看”了吧？）

　　[ 补记：今天看到报纸：

　　今年６月瑞典“哥德堡”号仿古商船商务经理简恩·瑞德克到安徽省石台县考察，对古老的徽州文化赞不绝口。在安徽天方茶叶集团的帮助下，他与石台县珂田乡源头村的“翠屏居”房主达成协议，准备以２０万买下这栋古民居，然后整体搬迁到瑞典哥德堡市。

　　这栋保存完好的老房子：二层跑马楼式，四合五开间砖木结构，迎门是一个天井，四壁是雕花木刻，现已无人居住。

　　最终，这笔“交易”因地方政府的介入而终止。

　　一个国家可以用十年时间，花费３５００万美元，来复制一艘２６０年前的古帆船。而另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却有人因区区２０万就卖掉祖传的家业，让其远嫁海外。

　　或许我们应该庆幸，还好，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是，这样的事仅仅是在安徽的一个县么？有多少这样的文化遗产已经永久地毁灭在城市化“大跃进”这“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之下？

　　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毁灭历史文物，中國自认第一，就没人敢认第二！

　　历史和文化就是这样被遗弃的，在这“财富大革命”的时代里。]

　　作者电子邮箱：ｘｉｏｎｇｈｕｉ１１２６@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泸山野人

　　我是一个不喜欢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人，网络太空洞也太繁杂虚浮，当一个人不能正确理清自己的思想脉络时，我是不赞成他在网络上吸取知识的，同时如果自己所写的文章被别人断章取义的话，也是一件让人很不开心的事。但“酷狗”、“百度”等网络技术的出现，确实是让人减轻了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查询资料的痛苦，我也一直深受其惠；同时在网络上也出现了一直让人期待的另一种“声音”，而且是越来越多，虽然有诸多的禁止，但着实也让人深感欣慰。但正所谓物极必反，什么事情都有好有坏，网络的虚拟，也让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寻不到寄托和安慰的人获得的了宣泄的场所，找到了可以畅所欲言的乐土。

　　今天，听友人说他在网络上发了一贴，叫我前去一看，本来这个论坛也是知道了，也在闲暇时随意的看看同学们建立的校友录。谁知一看之下，真是惊涛骇浪、震耳欲聋，其实本也知道现在的“抗日热情”高涨，但谁知这里的“抗日”也只漫骂而已！可能有朋友会说，你怎么知道我们除了漫骂就不做其他的了？的确这让我无法回答，所以也就请诸君在看完我的这一帖子之后，将您的“抗日”义举告知在下，也好让我借鉴学习！在此深表感谢！

　　其实我也知道，同时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也在用抵制“日货”的方法在进行着自己的抗日行为，在此我尊重他们的选择，我深知他们内心的善良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但我也仅以个人的感受深感这种行为的无谓与无力。

　　曾经记得这样一幕，４０多年前，当时的台湾副总统的陈诚在自己临死的前一年突发其想，“召见”了当时的只有２０多岁的“愤青”（对于这样的愤青我很钦佩）李敖，怀着深情的对李敖这个毛头小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国民黨悟了几十年，终于让我们想通了：共產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国民黨的成功。”或许大家认为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在我看来他却代表着一个失败的政黨深深的反省和自我解析，回到当下感受着这句话，我更加觉得心情的沉重，我的心里也不由得冒出这样一句话“日本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國人的成功”，你打倒了日本的企业真的就能让日本人服气，赢得他们对你们的尊敬？让日本军国主义鸦雀无声？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果如何我想诸君也是可以预知的，可想一个今天仍有一亿人口每天仅挣一美元（甚至不到８块钱）而活着的国家有何能力与世界强国比肩？而当你们这些“义愤填膺”的爱国者们在用那过剩的精力去声援（在嘴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人民在美国霸权主义的魔掌下呻吟时，哪些存活于生存线的中國人们，你们这些民族主义者给他们的帮助又有多少？８亿的农民，近２亿多的流动人口可能在你们的头脑中只是一个数字，也可能只是把你们的家园弄的肮脏的“恶人”而已，想一想这样的国家难道仅凭抵制日货就能强大？就能复兴？就能让你有尊严？简直痴人说梦！

　　看一看哪些穷苦地方的中國人吧！他们的苦难不是你们在网络中看见的那些悲惨图片就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种世代的贫苦也不是你们所想的是因为他们懒惰而造成的！当你真的感受到他们的苦难时，你就知道中國人的强大并不是简单的几句口号和打倒自己的敌人就能做到的，你们不停的叫嚣“对日宣战，大不了死个几千万就能把他们灭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的父母妻儿、亲人朋友都被赶到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的时候你有何感想？当在你们嘴巴里面口口声声宣扬是“中國最可爱的人”——解放軍们为了你们所谓的尊严流血牺牲的时候，你们对他们的爱在哪里去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你要求别人为了尊严去死的时候，请你先去死！”可能你们也会说，和日本打仗我第一个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想去可能还没资格！枪都拿不稳，你用什么来杀人？ＣＳ练的“枪枪暴头”就以为能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就可以像马援将军一样马革裹尸还？张自忠将军那种民族的脊梁就是你们这种把漫骂当“武器”、把亲娘挂嘴边的人可以做到的？战争可能在你们的脑海里就像一次闲暇无趣之时饭饱酒醉之余的一场群斗一般，看着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就如品评一部美国大片一样，何等豪情！何等气概！当我看到那些“为美国人受恐怖袭击而叫好喝采”的言论充斥与网络论坛之时，看到举国上下都在摩拳霍霍准备以武力向小岛上的同胞开火的时候，我不由得对自己曾经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冒冷汗，原来曾经的自己也如他们一样泯灭了人性，活在了兽栏里！

　　当然，我也希望当国难当头之时，你们也如现在这般豪气干云，气冠山河。可在我的眼前却呈现出的是一幕让人心凉的情景：当一批又一批矿工死在井下，多少家庭因此而妻离子散之时；当有些所谓名人专家叫嚣矿工的死是由于其素质不高之时；当面对哪些因政府腐败压迫而跪地请愿的劳苦大众声泪俱下的哭诉之时，你可曾发表一言为之呐喊！当有些人如日本一般随意修改那原本不是这样的历史之时，你又可曾像现在这般大声疾呼？如果“勇气”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挂在口边，那么这种“勇气”并不伟大。很多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吆喝起来都是能耐，骂起人来都是勇士，但他们在地铁上专坐“老弱病残孕专座”，看见小偷把眼睛闭上，遇到流氓生怕殃及自己，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人即使整天高喊着“大中华”、“日他个小日本”，也只是一个无赖而已。可想而知，当一个不停叫嚣战争到来他第一个冲锋的人连说一句真话和一种探询真相的勇气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他们什么？你还能相信他什么？！

　　其实对于发自自己内心思考而后选择抵制日货的人我是尊重他们的选择的，我厌恶的是哪些以抵制日货为由动不动就宣布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为汉奸、反动派，侮辱其人格，进行人生攻击的可耻之徒。还毫无羞耻的告知别人“我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把漫骂当风趣，把无耻当搞笑、还有甚者自认“下流无耻”之时，听着这样的话，真让人怒其不争，怜其可悲！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口口声声叫嚣“你可以麻木，但是你不能教唆别人”的时候，你又为何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你又为何要教唆别人呢？一个个体的獨立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能唤醒的，这需要他发自内心的需要和思考！冷静下来，好好问问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能做什么！当你真实的经过自己潜心的学习和思考之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獨立思考的个体时，你的选择我尊重，但同时请你也尊重别人的选择！

　　同时，对于爱国，我并不反对，我也是一个中國人，我爱我的祖国，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我深埋于心。但我希望“打铁先要自身硬”，先爱自己再爱国。爱国的同时我们也要有理性的批判，柏杨说“中國人是丑陋的”，鲁迅说“我要刨祖坟”，胡适说“我要扒粪”，这就是理性批判，批判并不是只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这只是为了看清更多的真相，“知耻而后勇”。

　　网络上的言论自由是一件好事，但有了这些随便说话的自由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深度的理性和自省，哪怕是绝望也好，这些东西才能造就我们美好的未来。深入地读书，深入地思考，深入地了解世界，你就不能不产生悲天悯人式的伤感。生于这个时代的我们应当回头去读读鲁迅，更要读胡适。如果我们有了批判理性，有了深度的自省，就不会走到极端和狭隘的路上。

　　什么时候中國人把心态调整成随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振臂高呼赤膊上阵而不是躲藏在人群中作阿Ｑ式的奴才的时候，中國才有希望。在此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来共勉：“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ｗｕｘｙ@ ｓｉａｎ. ｃｏｍ

　　作者:无雨无晴

　　总有官僚和警察警告我不要被人利用。但我甘愿被利用。被利用并非一定是可耻的。人民需要我，国家需要我，历史的进步需要我，则我甘愿被其利用，不仅是一支笔，即使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我将以此为人生的荣耀与存在的意义。所有斥责我被人利用者们，你们不也是被利用的吗？只是你们欢喜被少数统治者利用，讨得一杯残羹罢了。

　　人活在世上难免不被利用，除非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利用价值，或者他是一个极端自私者，不肯让任何人从他身上得到丁点好处。但他终究还将不自觉地被利用，从而满足他的私欲。利用与被利用勾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历史因此进步亦因此倒退。不要否认你是被利用的，如果你不是心虚的。每一个正直的人，他都会毫无愧色地挺起胸脯对人民说道：我是被你们利用的，我甘愿被你们利用，籍此我将消除虚空得到充实。

　　当他们逼问我，是谁指使你写作的？我回答是人民。我以成为统治者的笔杆子为莫大的羞辱，我以为人民呐喊为莫大的荣耀。我选择了人性而将黨性屏弃，我愿为全体人民写作，我誓不将一滴墨水为某个集团装饰。所有人都在被利用，只是利用者不同而已。就让我被人民利用尽最后一滴血吧！

　　他们曾讯问我，你想煽动什么？不，我只想做苦难大众的一只传声筒。当我看到人民布满痛苦皱纹的脸，我的心在流血；当我听到比猪嚎更惨痛的最底层的呼号，我的灵魂在颤抖。而此时，报纸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喜讯则使我悲愤，乃至绝望，然而我终于呐喊出来了。我为所有的劳苦大众而流泪，我明白我的力量毕竟是渺小软弱的，我其实只有眼睁睁看着他们受难，而并不能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我为那么多终日在喉舌上只报喜不报忧，或者小骂大帮忙的文人而心寒。人的良心是如何泯灭的？那些甘为统治者所利用的笔杆子难道将自己的灵魂也出卖了吗？你们难道不是中國人吗？你们怎么可以当同胞还在受难的时候，为了一己私利而踏着同胞的身体往上爬呢？你们就那么急于得到高高在上者的利用吗？像你们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指责不与你们为伍者为被利用的呢？任何一个不与统治者合作而选择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他的灵魂都要比你们高尚亿万倍！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不应屑于统治者赏赐的任何名利，为人民做牛马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國知识分子所歆快的。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毫无条件地去争取，把它交给人民。当今天，我们已经深知，民主自由是解决人民一切痛苦的根本保障，平等博爱是我们这个国家社会最缺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一个平等博爱，人權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而无怨无悔地牺牲一切为之奋斗拼搏！我们是甘愿被人民利用的！

　　林肯死了，但美国人民却永远怀念着他；

　　甘地死了，但印度人民却永远纪念着他；

　　如果有一天，我们为中國人民而抛洒热血——

　　中國人民也将永远祭奠我们！

　　我甘愿被利用，只因利用我的是人民。

　　２００６年４月８日

　　作者:黄泰

　　说到“文字狱”，想必是人的人都会深恶痛绝，认为人家写得好好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且必然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一些奴才却因为不学无术而辩不过人家了，就真奉或假奉着主子的旨令竟然去把人家给抓进去致成了冤狱，甚至禁传了人家所写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文章。因此，人们所最痛恨和蔑视的就正是这种奴才的卑鄙龌龊德性与那一副“愚忠”式的贱奴样，及其所干出的下流无耻、行同狗彘的兽行。

　　不过，有一点我得先在此作一下个人声明：我本人对于“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必然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是抱着绝对赞赏、赞同和赞成的态度，而对于那些一意孤行更一个劲儿地去写什么“无益于社会、无益于人民”或甚至“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人民”——都必然是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且论点与论题也都早已被彻底批倒和驳败的“文章”，我替祖国和祖国人民着想、着急之下，就非但主张应该把炮制者和传播者都统统抓进去并禁传这类禽言兽语，而且更觉得很应该尽快和尽力的这么去干，因为，对付屡教不改仍然炮制禽言兽语的东西——都是些与疯子、白痴毫无二致的社会垃圾和渣滓，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人民民主專政。并且，我还相信是人的人全都会同我一个想法和看法。

　　然而，正义的话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但面对一个已经变态的社会——是非和黑白都早已被混淆与颠倒，“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文章也早已被定性为有害，而“无益于社会、无益于人民”或甚至“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人民”的文章却反而已被定性为有益，事实上，境况至此倘使再意图弘扬正义非但已不是很容易，更甚至是根本无法实现或完全不起效果和作用。

　　那些公然摆出了一副奴才“愚忠”式贱奴样的媒体，相信也不用在此再多说什么了，大家也应该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就是人们所一直传言相对民主自由的网络论坛，实际上由于奴才的泛滥和作为，使得接近于媒体素质水平的也早已是大有坛在了。那些刻意模仿媒体社长、主编和编辑的站长、管理员和版主为了也能够充当标准的“愚忠”式奴才，居然恶意装模作样地把“敏感”和“政治”作为禁传的理由——实与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莫谈国事”完全相同——此也正就是导致旧中國落后挨打的最主要根源之一，来封堵住“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文章，并全力接纳同样超出“敏感”和“政治”范围的“无益于社会、无益于人民”或甚至“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人民”的文章。

　　综合近阶段这类论坛所给出的最常见、最经典的删贴理由，再把之汇集、整合在一起，大致的意思即为：“啊呀，啊呀。我们这家论坛可不是谈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啊，我们的论坛是为了人民幸福而相互探讨与国家毫无任何关系那类问题的场所呀，所以，国家的好坏、兴衰，甚至是强盛或灭亡，都是与我们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啊。再说，现在上头有旨令要我们只登载花说柳说、胡说八道的好文章，而坚决拒绝实事求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坏文章，我们这些做小的，怎么能够不盲目听从上旨呢？你想，假如人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国家岂不就强大了？！社会岂不就民主了？！人民岂不就幸福了？！”

　　当然，这类论坛非得要和媒体一样为了使祖国倒退落后而如此恣意妄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也是没人说了闲话而可有用的，但问题是，如果单是这么做，那也不过就是性质等同于畜生而已，可事实上它们在干这种败国丧家之事的同时却竟然还反而大喊大叫着：现在社会发展了，越来越民主了，言论就更是越来越自由了！至此，想必是人的人全都会再也忍不住而不禁实事求是地对之骂上一句：简直就是畜生不如！

　　可是，一旦忍不住骂后，却必定会产生了一个疑问：咦？骂了这些论坛和媒体，怎么它们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呢？继而就因此而又产生了一个百思不解的疑虑：不是吧，被骂而不敢反驳却还坚持兽行，哪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它们如此卑鄙龌龊、下流无耻的呢？其实，这个答案却是非常简单，令它们觉得自己理直气壮而以致一意孤行铁了心的，就正是奴才曾经使用过的：“奉旨害国”——亦即：自己是奉着主子的旨令在干害国勾当！

　　不过有一点恐怕在此还得再次定义一下，否则很可能那些论坛和媒体会拿出它们已登载的表面、片面或肤浅文章来叫屈与叫冤。实际上，“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文章讲究的就是深度和力度。也就是说，倘使恶意封堵有深度和力度的文章，却又故意去登载没有深度和力度甚至更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其行为实质上更得于畜生不如之上再加上狡诈、奸佞、阴毒之类的难听字眼。

　　至于奴才在自称是“奉旨害国”的过程中，到底是真的“奉”还是假的“奉”？其的“旨”，又是真的“旨”或是假的“旨”？以及“旨”的概念和定义都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源于本文仅是揭示奴才的嘴脸及其本性、动机和目的，因而在此就姑且暂时不谈及了。或者，观察一下那些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东西，都是怎么能够和敢于如此公然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也足以可端倪已察了。

　　作者电子邮件：　ｚｈｏｕｑｕｎ２０２０@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周群

　　“别有用心”这个词，让人一看就“触目惊心”。因为它是纹革时期“帽子工厂”的“拳头产品”，是“棍子家”用来进行階級斗争的“常规武器”。谁要是被认定为“别有用心”，谁就会遭到口诛笔伐，甚至遭受皮肉之苦和牢狱之灾。一个语文教师上课时实话实说解释“万岁”只是一个比喻，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到万岁，结果被红卫兵指控为“别有用心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十余载；一个文化干事写标语时一不小心把“横扫牛鬼蛇神”的“横”写成了“模”，结果被造反派由“模”联想到“莫”，定性为“别有用心地污蔑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让他在“牛棚”里呆了好几年……“别有用心”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凡是经历过纹革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免心有余悸。

　　在“以階級斗争为纲”的年代，“别有用心”不仅用来对付国内的“階級敌人”，还用来对付那些国外的“反華分子”。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喜欢报道中國的“阴暗面”，一会儿说中國搞“文攻武卫”死了多少人；一会儿说中國搞“思想改造”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一会儿说中國搞“停产闹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一会儿说中國搞“毛家天下”将导致人心向背和政局不稳……我们为了不让“反華分子”如此肆无忌惮地“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于是大造“革命舆论”，揭露他们“别有用心地污蔑纹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处心积虑地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告诫广大人民群众要“擦亮眼睛，认清国外反華分子的丑恶嘴脸，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自从纹革结束之后，我似乎好久没在报刊上看到“别有用心”这个词了，不料日前看报时，忽然在两则新闻里又看到这几个令人恐怖的字眼。起初我还以为是“看花了眼”，后来“擦亮眼睛”仔细一看，确实是“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别有用心”四个“黑字”赫然注目。

　　一则载有“别有用心”的新闻内容是：某地为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经济，准备修建一个大型水电站，由于拦水建坝将使该地成千上万亩良田沦为泽国，数以万计的农民背井离乡，而当地政府和工程建设者在没有做好农民的安置补偿和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就“大干快上”开始施工，于是引起许多农民的担忧和不满，自发地到当地政府讨说法，结果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农民心急如焚，不得已聚集到电站的建设工地静坐，试图阻挠施工。这起农民维权的事件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可当地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却不仅不听取农民意见，为农民排忧解难，反而认为农民的行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并声称“还有少数人别有用心……”，于是采用强硬手段，动用公安机关查找组织者和带头人，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另一则载有“别有用心”的新闻内容是：近年来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已奋起直追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引起国内外学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海外几位知名的学者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认为中國的房地产发展“过热”，有“泡沫”现象，于是发出“盛世警言”：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房地产的“泡沫”一旦破裂，就会给中國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机。而如今中國的经济已正在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因此一旦中國“城门失火”，势必对全球“殃及池鱼”。这本来是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正常现象，也是海外学者对中國经济发展的一种关心，可我们内地有个一向被视为权威的著名经济学家，对“泡沫论”极为反感，恼羞成怒地到处发表演讲进行反驳。而他列举的论据和事实软弱无力，难以服人，于是他“活学活用”纹革语言，声称鼓吹“泡沫论”的人是“别有用心”，“另有所图”云云。

　　在我看来，那些说别人“别有用心”的人，自己倒是别有一番用心。他们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恐怕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患有疑心病的人，最喜欢怀疑别人“别有用心”。《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长期头疼不已，请来神医华佗看病，华佗把脉诊断后说：“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去出风涎，方可除根。”不料曹操一听说要“砍头”，吓得面如土色，怀疑华佗是“别有用心”地要谋害他，便下令把华佗杀了，结果自己也不治身亡。这个故事虽然不是史料记载，作者罗贯中有“丑化”曹操之嫌，但它具有警世意义，告诫后人不可怀疑一切，尤其不要把别人的善意或好心当作“别有用心”！

　　作者:杨学武

　　有一次，一个漂亮的电视女主持采访我。刚从大学毕业的她，很想把这次采访做好，所以对我特别客气。看见她把嘴唇涂得紫紫的，眼圈搽得黑黑的，对我如此热情洋溢，使我心猿意马，心旌动荡。

　　她问：“徐老师，你如何看待目前风靡全国的超女现象？”

　　我说：“超女现象？这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这是全民狂欢节的序幕。凡是支持超女的，就是好男女，凡是反对超女的……对于超女这种给郁闷的中國人民带来一点可怜生活乐趣的文娱现象，居然有人反对，真恶心！反对超女现象的人，他们心里哪里有人民啊！”

　　说完我立即声明：“刚才讲的不算，全部删除。因为这显然不是你的电视台能够容忍的语言。我说的只人的语言，人语，而不是鸟语。”

　　女主持迷人地笑了笑，耸耸肩，表示这样的语言当然要一刀剪断、无情删除，然后故作姿态地问：“看来徐老师是支持超女的啰？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心里一揪，我怕她会问我是谁的“粉丝”，说一句大家不相信的话，由于我总在出差和晚上演讲，除了文字和照片，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过超女——但我是公众趣味的粉丝，凡是收视率高的东西，我都支持，哪怕并不符合我本人的趣味。

　　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人，如果不是精神接近崩溃，就是人生观彻底陈腐！现代社会，怎能没有统计和标准？

　　“那你怎么看待超女现象引发的那种‘一夜成名’的不良风气？”女主持憋了一口气，问出来的问题气势汹汹。

　　听了她的问题，我不由自主地大怒。因为我知道她的潜台词。我尽量压抑着怒气反问她说：

　　“一夜成名有什么不好？！谁不想一夜成名？！你难道不想一夜成名吗？！你爸爸妈妈难道不希望你一夜成名吗？！不想一夜成名，你为什么要在自己脸上施朱抹黑，涂脂浇油，成天面对镜头，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告诉你，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天天夜里都希望，一觉醒来我的博客已经名满天下，超越徐静蕾、击败张靓影、光盖汤加丽、气超范冰冰（最后一句话是我为了讨好博友们而杜撰的，当时的我，还没有开博呢！）

　　“一夜成名，是人类美好的天性，生命卑微的梦想啊……”

　　看见女主持愣在那里，我心里大喜，于是继续说：

　　“虽然人人都想‘一夜成名’，但是世上哪有‘一夜’成名这样的好事。那些‘一夜成名’的人，人人都是经过千锤万炼、历经千辛万苦、走过千水万山的奋斗者……即使是这些名副其实‘一夜成名’的超女，其实也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跨海选、战ＰＫ、短信海啸不低头、拇指狂风难折腰、玉米凉粉当盒饭、实话实说管他娘……批尽狂沙，千淘万漉……这才成为了平民文化的代言人，短信时代的新偶像！

　　“超女，超女是亿万人民超生的女儿；超女，超女是广大群众梦想的写真……”

　　女主持人被我说傻了，她本来还以为徐老师真的是一个温柔甜蜜、人云亦云、见了美女就只会唱诗的色盲呢！

　　我们冷场在那里。为了缓解气氛，我主动假惺惺地叹了一口气。

　　“徐老师你叹什么气？”

　　“我叹你一点希望也没有！”

　　我抱歉，最后一句话我也是虚构的。我当时说的是：“说到底，你其实就是一个未遂超女，正在费尽心力要找个机会超越她们，即使永远不可能！……我就不信，你真的不想明天醒来，就看见你的节目已经轰动全国、全国人民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人人传颂你、爱上你、追随你、赞助你吗？！

　　“想，是真的。不想，是假的。想，说想，是真实的女。想，说不想，是虚伪的人。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这样一个有血有肉、年轻美貌的孩子，一上电视，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虚情假意、言不由衷、酒肉穿肠过，假话牙缝游，反民众、反人性、反欲望、反希望……我们有什么权利，对亿万普通人那种为自己、为子女、为亲人、为敌人那点可怜的‘一夜成名’的梦想和动力进行嘲讽、加以责难？

　　“虽然我不责备你，因为造成这种观念和现象的，不是你一人之功。但作为年轻知识分子，刚刚毕业走上主持人岗位的年轻人，你的语言和思维导向，也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与和諧呢！

　　“一些精英们，掌握着话语权和垄断媒体，纷纷站出来指责平民百姓喜欢的超女，人民群众生活的梦想，和老百姓作对，和諧社会怎么建设？

　　“反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反人性；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笑梦想！笑贫不笑娼，敢做要敢想嘛！”

　　我承认，上面一席话，除了第一段是真的，其余又是我虚构的。面对电视和美女，我从来不说真话。

　　女记者紫紫的嘴唇依然紫紫的，黑黑的眼圈依然黑黑的，传递着不可抵抗的性感信息。但是，我脑子里已经没有她的魅影。她说要请我吃饭，我推说后面还有约，罕见地拒绝了一个美女的邀请。

　　因为，我要回家把这个问题想透：

　　谁不想一夜成名？

　　为什么我们在公开场合总是不说实话？

　　作者:徐小平

　　读《刘墉文集》，看到“三个筛子”的故事，原文照录——

　　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哲人那儿，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等一等”，哲人打断了他的话，“你要告诉我的消息，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

　　“三个筛子？哪三个筛子？”那个人不解地问。

　　“第一叫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的吗？”

　　“不知道，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还应该是善意的”。

　　那人踌躇地说：“不，刚好相反……”

　　哲人又打断了他的话：“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我再问你，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

　　“并不重要。”那个人不好意思地回答。

　　哲人最后说：“既然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既不真实，也非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么就别说了吧！如此，那个消息便不会困扰你我了。”

　　“三个筛子”，多么富有诗意的比喻！它道出了哲人的智慧，也为我们提供了评判事物的标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常用这“三个筛子”筛一筛，漏掉的是沙粒，而收获的无疑是宝石。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宣传历来主张客观、公正、准确，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新闻是靠事实说话的，事实的准确是新闻的第一要求。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勇气和作风。不能听信于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不能不顾客观事实任意拔高和变换角度，更不能搞虚造浮夸的“客里空”。否则，不仅违背新闻的黨性原则，而且也有悖于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良心。

　　善意，是新闻的灵魂。一家小报曾刊登一则社会新闻，标题是《捡到一包烟，喜得两千元》，在一篇仅２００余字的短文中，作者先后用了“喜得”、“幸运”、“意外收获”、“满心欢喜”、“意外之财”这样的词汇，惊羡之情，溢于言表。读后引发我的疑问：该钱并非自己劳动所得，不仅不想法交还失主，还占为己有，得意忘形，似乎有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垃圾堆里“出土”百元大钞，新闻是新闻，但抱着欣赏、羡慕的态度去写，似乎与“善意”相距甚远。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记录者，更是道义和文明的承载者。如果不分是非曲直、不问青红皂白，不管导向正确与否，不去挖掘表象背后的真正新闻，一味只知有闻照录，照本宣科，就会错把丑的当成美的来宣传。至于那些信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人，专事哗众取宠，歪曲实事，搞一些花样翻新的猎奇，那更是背离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良心，为我们的社会所不齿。

　　重要，是新闻的价值。我们的新闻不是有闻必录，什么都报，而是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把那些最重要的、最具有价值的新闻提供给广大读者。

　　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新闻呢？它必须是群众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它必须反映报道对象的本质特点，揭示事物的规律，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真实——善意——重要，既揭示了新闻的内在规律，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新闻态度”和追求的境界。只要我们善用这“三个筛子”，不仅可以“成就”好的新闻，而且新闻也可以“成就”我们。

　　作者:向贤彪

　　巴金的缺陷

　　不要说谎要说真话，是大多数人被要求也要求过别人的，说它是人类日常生活的惯例恐怕不是虚话。在过去的苏联、东欧，今日的朝鲜、古巴以及中东、非洲、南美等地区的專制半專制国家，日常生活的惯例被践踏，日常生活被扭曲了，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才成了一种重大的政治记忆。人类的话语世界就这样，好像只有名人的话才是话，中國也是如此，是巴金的《随想录》才使“说真话”成了大中华的重大话题，这不是中华民族有正常生活的证明。萧乾先生比巴金先生低调，他说的是“尽可能说真话不说假话”，意思是没法说真话的时候沉默，不得已说两句假话也情有可原——价值诉求与事实陈述和在一起了。

　　但是，人们对萧乾先生的暮年几乎没有非议，而对这几年已经不能说话，已经没法接受或者拒绝黨的关怀的巴老，人们是有微词的，有作者甚至说到了“寿则多辱”。

　　可以说《随想录》之后，巴金没有说过什么假话，但是真话说得怎样呢？好像不够。例如对于“××”，很难想象巴金这样的老作家，竟然能够一言不发——他就是谴责当局几句，当局又能怎样他呢？至多撤销他“中國作协主席”的职位。而其实，如果巴老真有起码的正义感，他至少应当在“××”之后，立即辞去“中國作协主席”的职位。那个时候，他不但能够说话，还能够写字。再后来事情做不了，挂着空名，算啥呀。

　　这使我想到做人的底线绝不仅仅是“说真话”一条，还必须加上陶行知的“做真人”。

　　底线理当提高

　　在“说真话”的问题上，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与萧乾先生的态度差不多。理群先生在《说话的底线》一文中，提出说话的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这第三条让熟悉中國的朋友想到，好像理群先生也有跟公安局、国安局打交道的经历。理群先生的话一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还是引起了跟公安局、国安局没少打交道的、著名自由知识分子刘晓波先生的不满。晓波在《向强权说真话》（香港《动向》２００２年７月号）一开始就指出理群先生的三条底线是一步步退让，让到了底线以下了。小波认为：“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因为一旦“被动说谎”就很容易滑到“主动说谎”去，何况人们还面对着“普遍伤害着人性”的“假话制度化”现实呢？

　　这是８０年代与２１世纪初的区别，也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生活环境的区别，更是自由精神在实践意志上的差别。理群先生有他的苦衷，但人们也没有说晓波先生“不切实际”、“太高调”的方便，因为细读晓波全文，晓波还是非常实际的。晓波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勇敢地说出真话来难道还像８０年代那么艰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对理群与晓波他们都有了解的朋友们，是不难得出答案来的。应当承认，“假话制度化”确实已经主要只涉及说真话的空间大小了。如果放在８０年代或者鄧小平去世之前，萧乾先生的低调应当说更可以理解一些，但是在今天，我觉得晓波的话应当得到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两个人的话或许不是非此即彼的对错关系，但相对说来晓波的话应当得到更多的认同，这是因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阴霾浓罩与阴转多云不是一种气象了。

　　底线难受

　　话有轻重，日常生活中的话为轻，公共生活中的话为重。最轻不过闲聊，一本正经地闲聊反倒累人了，事实上也做不到。完全私生活中的话也重不到哪儿。这一点晓波在文章中没有说清楚。政治人物与家里人也端“伟光正”的架子，一定畸形残酷极了。需要“向强权说真话”的时候在整个生活的比例上，其实很小，人的大多数时光还是在一地鸡毛中过去的。我的看法至少在纯私人生活中，完全可以说点假话。对老婆说“我有情人了”，是没有尝过炫耀的苦头。

　　事有大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家庭，少有生活大事。人的很多日常生活是应当多一些随意的，正因此，才见到極權政治将黑手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可恶。

　　在極權社会，一走出家门，事情就大起来。你在单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意味着对领导的态度，从最小的领导到最大的领导。领导经常教导人们“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意思都是一个：听话、苦干。面对强权的自由主义，从我做起比较好说，例如沉默、不拍马屁、不附和邪恶、不助纣为虐。从身边做起就难了。共產黨干部是对上负责的，对下则能糊就糊，哪个单位不是问题成堆？你提意见吧、建议吧、向上举报吧，没用不说，时间一长，最终自然是招领导厌，评职称、分房子、调工作、涨工资，够你受的了，如今更有聘用（人事部刚宣布三年内所有的事业单位都要建立健全聘用制）、下岗，可厉害了。

　　任何人，他最熟悉的还是他每天置身其间的环境，看到缺陷最多的也必然是所处的小环境，他对社会的许多不满大都由对小环境的不满延伸开来。很难想象，一个人自从进入一个单位，工作、报酬、同事、（特别是）领导都使他满意，他还会有多少正义感，还会成为异议人士。正义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持不同政见者”首先是权力者“培养”出来的。可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所在单位的批评还是做得很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國自由知识分子实践品质总体上的不如人意。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笼统批判当局可以，你批评单位就难上难；你从理论上批评專制可以，你从实践上与丑恶抗争就难上难。不像民主自由社会，连工资都可以跟资本家对话谈判，资本家还不得随意炒职工鱿鱼，即使炒了只要你有本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现在中國大陆的传媒对丑恶的揭露确实多了起来，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例如著名的《南方周末》对广东的批评报道，相对说来比其他所有传媒对当地的批评报道要多一些，但还是做得很不够。

　　青年余杰就读北大的时候，就发表文章批评北大；哲学家徐友渔在文章中批评过中國社会科学院，现在他仍然供职于此。他们是我必须表示尊敬的。许多“政治犯”早先就是单位的“边缘人”、“另类”，也不由人不从心里向他们致敬。

　　如果人们老是得不到公开说理制约权力的权利，那么，今天的共產黨就只有与新革命黨、黑社会、恐怖群体较量了，人们的抗争必然会向密谋、地下发展——想说点真话的自然靠边, 做真人怕只有做“活死人”一途；地面上做不了“真人”，只能先到地下去打拼了！

　　钱理群是优秀名人

　　钱理群先生刚刚退休。好像中國的教授们不管是不是领导恩赐、凭“人缘”滥竽充数的，６０岁退休的少见。网上相关的消息不少，据说理群先生已经对北大的硕士、博士教育失望，想退下来去老家贵州的中学。这就对了，博导是可以工作到７０岁退休的，理群先生因为失望不想继续呆北大了，这让我有说不出来的苦涩。尽管有太多的无奈甚至被迫的成分，我还是想将理群先生的选择看作一次重要的放弃，这件事应当能够加深人们对北大真面目的认识，那些考取北大的硕士、博士，例如我过去的几位青年朋友，需要从中认真思考些严肃的东西，以为考取北大有什么特别的荣耀，境界小了、低了，至少与理群先生的感受离得太远。理群先生在部分清华友人举行的告别座谈会上，说有些追循胡适的人是“戏子”，有些尊崇鲁迅的人是“土匪”，我虽不知具体所指，还是先将惊诧留在心里。我愿意将钱教授的放弃看作一件不坏的的事情，新的失望在等着他，但他今日的放弃比起上次接受“长江《读书》奖”来，更符合他一贯的人格，是在做人的底线上重重地踩了个大脚印。

　　据朋友介绍，钱理群先生在北大校园是出了名的“单位牛虻”，他公开的言论不是最突出的，例如比不上早已失去单位的刘晓波先生，但他在“小环境”中的人格，确是中國自由知识分子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一次他的放弃与他往日做的许多好事一样，不能说无足轻重，他脚下的行为底线比我脚下的要高一些，用五线谱作比，说不上是上加线，但肯定不是下加线。做人至少要做在中间的五根线上。包括江澤民在内，有多少人临到退休不恋栈？即使提前退休了，钱先生也还可以在未名湖畔不问世事地悠游啊，他没有，他的行为是有大意义的。

　　人格加实际行为上的现代制度追求，才是今日中國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底线”。无论是已经退休的还是没有退休的，有单位的没有单位的，都是难臻的境界。有才华的名人、有技术的专家，生存空间大一些，不像我的一些平民朋友，当局一整生存就难起来，几乎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我相信晓波先生的要求，既然针对的是钱理群先生的观点，也就主要是面向名人、专家的，很有必要，因为在中國，由于底层人们的格外困苦，既天然富有正义感，又天然缺乏说真话的机会，倒是许多专家、名人，成了何清涟女士批评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仅仅代表着耻辱，十倍的耻辱。

　　怎样才能前不负具有“原儒精神”（例如梁漱溟）的古人、后不负具有“自由精神”的来者呢？依然是摆在中國知识人面前的沉重话题。思想界讨论说真话的问题，实质是针对强权暴政的；我添一条做真人，不是独创，因为在说真话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的钱理群先生与刘晓波先生，在做人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希望我的上述意见只是有所扩充了两位先生的主张。抄晓波先生的一段话作结：

　　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谎言，后極權时代的暴政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这样的獨裁制度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它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真心地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所以，暴政——无论是極權的还是后極權的——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对人性尊严的践踏，永远要进行威逼利诱以便让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正是我们的驯顺使暴政显得稳定强大，显得道貌岸然且有几分仁慈。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鎮壓，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９日

　　作者:樊百华

　　在对选入金庸武侠小说的新编语文教材的叫好声中，有一种叫好声特别值得注意：叫好不已的西南师大文学教授韩云波说：武侠小说里面包含很多中國传统文化的东西，同时，侠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正是中國文化深处的梦想，对国民的人格形成会有深远的影响。韩教授的这种认识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武侠小说对国民人格的形成的确有深远的影响。可是，那是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这就不能不看一看武侠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性质。

　　武侠精神的核心是忠义精神。按照文人学士们的传统观念，这种精神，无疑是神圣和美好的，也正是“中國文化深处”的东西。可是，他们竟看不到由此而造成的历史的另一面竟是那样的悲苦和残酷，无奈和惨烈。人们的生存，是要靠社会的有序化作保障的，而当人们把生存的希望全寄于忠和义的时候，其所依靠的就不是社会的有序化，而是转向对社会个体依赖，换言之，是对社会生存保障的绝望。当人们绝望于社会而只能依靠个人的时候，其间的关系就只能是忠和义！当然，人类道德中是应该有一定的忠和义的，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像中國人那样把忠和义符号化和图腾化，推向极端，扭曲而变异。这是中國人生存最艰难﹑最没保障的佐证，也是历史社会最黑暗的佐证。

　　可是，被黑暗逼出来的东西——忠义，又加深了社会的黑暗。因为忠义不是对全社会负责，而是对个人负责，大而言之是为某个团体负责。所以，这就决定了个人的品格和行为中的游民本质。为报“知遇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把仁义二字发挥到顶峰。而保证忠义的形式就是发誓赌咒，骂尽“天打五雷轰”和“千刀万剐”。忠义落实到组织上，规则和皇室毫无二致，上有草头王，下面等级森严，搞起处罚，或是产生内讧，总是血淋淋的。对内的感情维系是忠义，理性是等级。对外，尤其是对不利于己者，则无理性，无良知，所有的流氓无赖劲都可以使出来，甚至相当残酷毒辣。只能痛痛快快地破坏，不能扎扎实实地建设，因为没有社会目的和价值取向，“吃大户”，“分大户”，“大块大块地吃肉，大碗大碗地喝酒”，便是其追求。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和组织规则的集中，就形成了“游民文化”，并同主流文化——孔孟之道相汇合，成了中國传统文化的主宰；尽管游民行为破坏着孔孟之道——因为它犯上，但它又需要孔孟之道——因为它也需要等级秩序。

　　由于游民文化是建立在弱势群体之上的，就容易使正义﹑公理﹑同情等人类健康的意识和道德附丽其上，从而掩盖其破坏性，而且由于行为没有社会方向，更谈不上理论纲领，便不是以迷信的形式为凝聚剂，就是利用某一社会思潮和社会情绪，如“均等”﹑“大同”和“仇富思想”一类的东西为旗帜，甚至可贵的求公意识也容易被利用进去。一旦这个群体取得政权后，要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权力分配，分配的原则是“论功排座次，凭义授官衔”，首先就在天下人面前搞了个最大的不公——政治不公。第二件事就是改变索取方式，原先是用刀枪窃取，现在是用权力窃取。此时的忠和义，还和未取得政权之前一样重要，因为要巩固政权，所以把它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经过富有教养的文人学士的润饰，具有了“雅文化”的光色。以游民文化为灵魂的国家机器，和它用暴力砸烂的前一国家机器一样，仍以残酷的压迫剥削制造又一轮的贫富不均和天下不公，又把许多人推到和自己先前一样的位置，抛向社会边缘，成为生存毫无保障﹑只能靠彼此间的忠和义活命的游民，从而发展游民文化，又以忠义道德和组织形式再夺取政权。以此往复，游民导演历史悲剧，历史悲剧制造游民，使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发生周期性震荡。然而每一次震荡，都不是出现新生社会的“阵痛”，因为改朝换代都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而是社会自身产生的邪恶能量周期性暴发的必然。更迭着的每一朝代，从头到尾都是江湖气，因为上自帝王卿相，下到县乡僚属，无一没有游民气，有些本来就是地地道道的游民。

　　这就是武侠精神——忠与义的本质：中國历史文化的毒瘤。在现代社会追求规则化和民主化的今天，用这个毒瘤能培养国人的什么人格？对于金庸，我白眼视之，同时，我为停留在中世纪的教材编者和韩云波们而悲哀，更为他们把这类毒瘤往学生身上移植而表示震怒！

附：

　　　　　　　　 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入选高中教材

　　　　　　　　　　　　　　汤寒锋　辜银莹

　　开学没几天，很多高二学生惊喜地发现，刚到手的第四册《语文读本》里面，新添了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入选

　　昨日，记者在求精中学看到，这本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 必修)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去年１１月第一次出版，首次选入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两篇武侠小说，分别排在第五课和第六课，并合为一个单元，取名为“神奇武侠”。

　　课文节选了《天龙八部》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讲的是萧峰到少林寺救阿紫，在山上力斗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三大高手一节，充分展示了他的绝世武功和英雄气概。

　　曾遭到强烈反对

　　早在２００１年，有媒体报道，教育部决定对初中语文教材进行改革，金庸的作品将入选，引起各方激烈的争论。

　　批评者认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文学形式，其思想境界不高，如被选入教材，难以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很多中学教师也担心，武侠小说里面的打杀场面和言情描写会对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

　　在种种压力下，教育部出面辟谣，明确表示：金庸的文章不会成为学生的必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时也表示，不会收入金庸的武侠小说。

　　留给学生一道作业

　　三年后，金庸小说照样进入中学课本。

　　该书的编写者认为，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把江湖传奇与历史风云、侠义柔情与绝世武功、人生哲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熔为一炉，开辟了武侠小说的崭新境界，使武侠小说的可读性和文化品位都得到提升。

　　编写者可谓用心良苦，还留给学生们这样一道作业：“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成就足以进入文学史，也有人说他的武侠小说再好也是通俗文学，只有娱乐的作用，难登大雅之堂。对此，你怎么看？”

　　老师学生都很欢迎

　　记者就此采访了求精中学、二十九中的部分高二学生，谈到金庸小说，他们都很兴奋。一个学生说，《天龙八部》他已看过七遍，但在课本上看到它时，仍读得津津有味。

　　求精中学高二语文教师蔡文亮说，金庸的小说对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文学品位都很有好处。

　　西南师大文学教授韩云波对此也叫好不已。他说武侠小说里面包含很多中國传统文化的东西，同时，侠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正是中國文化深处的梦想，对国民的人格形成会有深远的影响。

　　教科院语文教研员钱金涛对此出言谨慎。他说，读本还不能等同于强行要求的教材，只是教材的一个补充部分。但不能因为有金庸的作品入选，就认为这是鼓励中学生阅读武侠、言情小说的信号。

　　来源：重庆晚报

　　作者:苏中杰

　　一

　　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会说：错了！应当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才对。的确，《孟子》原来说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人习惯先“达”而后“穷”并改“兼善”为“兼济”，尚不失孟子原义。但我确实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与“济天下”，那还是改成本文题目所云的“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好。

　　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作为中國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不过，从“文本史”的角度讲，这个说法是有明显缺陷的：如上所述，这整句话原出于《孟子》，本与道家无关。而道家或老或庄，似乎都没有说过“善（无论独善兼善）其身”之类的话。相反，本来意义上的道家是主张“绝仁弃义”解构道德而追求无是非无善恶的“逍遥”境界的，它并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说前半句是儒后半句是道，似难以服人。

　　但如果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道德含义除去，而只把它们理解为“有为”与“无为”，则这句话（不仅是后半句）又成了纯粹的道家思想。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求“有为”的一面。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夹起尾巴做孙子，“危行侧视，振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众所周知，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导“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无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了。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晚清的谭嗣同称赞庄学对君权的解构）是从前一种意义上论“无为”的。但在传统中，从后一种意义上实践“无为”的则无疑是主流。问题在于：道家所谓的“无为”恰恰是一种主要面向弱者的“贵柔”学说，而弱者对强者的“无为”，不正是苟且吗？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中的这段话历来被论者看成是道家思想的精髓。的确，我国传统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相容的“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磨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法家指鹿为马，儒家曰此非马，则被坑矣；曰此马也，则非儒矣。而庄子曰：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是故指鹿为鹿者，儒也；而指鹿为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真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旷世之大儒乎！－－庄周的逻辑适足以论证如此“高尚的无耻”！

　　要之，用“达则有为、穷则无为”的道家观点去解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际上就是说得势了就称王称霸，失势了就奴颜婢膝。这自然是大违孟子本意的。《孟子·尽心上》的原话是：

　　“孟子谓宋句践曰：’ 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曰：’ 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泽加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

　　这显然是表示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所谓“独善其身”在这里就是“穷不失义”，而决不是去作“逍遥游”；是“修身见于世”，而决不是“出世”。这后半句并没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种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以“逍遥游”的态度对待世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玄谈中，这与“独善其身”绝不是一回事。

　　总之，这句话如果按其原义，它整句反映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如果抽掉其理想色彩，它整句反映的是道家的犬儒主义。但无论哪种情况，说它前半句是理想主义后半句是犬儒主义（褒义的说法叫“现实主义”），都似难成立。

　　然而，在專制时代的现实中，这两种意思虽然不是前后两半句之别，却可能成为表里之别：口头上表白的是“得志则造福天下百姓，不得志则洁身自好拒腐败”。实际上却往往变成“得势则称王称霸，失势则奴颜婢膝”。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行为上的强权主义与犬儒主义。以至于两千多年下来，“独善其身”这个成语的所指已从孟子那里颇有些悲剧色彩的“穷不失义”者，变成了朱自清先生笔下喜剧色彩的“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可怜据说被“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儒学，在“儒的吏化”与“儒的痞化”两边挤压下，不是“儒表法里”就是“儒表道里”，哪儿还有什么真儒家？

　　二

　　那么，就其本义而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有什么缺陷呢？它的被扭曲、被“道家化”能够避免吗？

　　无疑，“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与“善其身”的个人修养都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然而“达则兼济”与“穷则独善”确实有问题，其被扭曲亦非偶然。

　　关键在于“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很有点“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味道，体现了道德律人的精神，却没有考虑权力有限、权力自律与受律的原则。在这方面，倒是孔夫子早就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说的是“克己”而不是克人，诚哉斯言！克己复礼则善，克人复礼则伪，克人纵己而号称复礼，则假恶丑之尤也。效尤而能达，达则“王长其间”，假兼济之名以祸天下，“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绝仁弃义”，法道互补，莫此为甚。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语而匹夫某敢补言之也。

　　因此对于“能克人之人”来说，他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达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但对“能克人之人”来说“善其身”则是他必须做的。不仅他本人必须做，更重要的是他人与公众也应该以监督权力、制衡权力、约束权力的制度安排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包括掌权的“达”者在内的公众人物，其私生活隐秘权是小于一般公民的。像媒体大炒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若是对一般平民那就构成侵犯隐私权，但对于总统，即使传媒夸大其词，你又能怎么样？为了维护公民权，现代司法制度必须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司法当局必须承担有罪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有罪，那你就被视为无罪。而为了约束权力，对“达”者的舆论监督实际上实行的是“有错推定”原则，“达”者必须承担无错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无错，那你就被视为有错。这不就是“达则独善其身”吗？

　　至于“兼济天下”，孟子的原话是“兼善天下”，其中自然包括了“善其身”与“善他人”两个方面。但这里还是孔夫子讲的好，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没有说“己所欲，必施于人”。当然孔夫子也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要把“己所欲”的理想和治国方案“施于人”以实现“济天下”的抱负，是很自然的。但是立人、达人、施于人乃至济天下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得到被“立”被“达”者的同意，获得“天下”公民的授权。己所欲而人亦欲，固当施之。若己所欲人不欲而强施之，亦如己所不欲而人强施于我，岂我所愿哉？我不愿而施之于人，则置圣道于何地耶！故曰：己所欲、施于人而不能必也，立人达人而不能强也，济天下而必先请于天下也。换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绝对的，而“己所欲施于人”是相对的；“兼济天下”是有条件的，“独善其身”是无条件的。因此应当提倡“达则独善其身”。

　　“达则独善其身”就是说大权在握时尤其要注意权力的自律，而不能凭借权力用自己哪怕是真诚的理想去无限制地律人。在这里应当讲究一点强者对弱者的“无为”、权力对权利的“无为”，讲究一点宽容与自由，绝不能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要记住：再高尚的人，其权力也要有制约；再平庸的人，其权利也应受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意义上的“无为而无不为”，真正为“天下”百姓带来幸福。

　　三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其缺陷在于只强调无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没有考虑需要争取和维护“无权者的权利”。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权利只关乎个人。在发达的现代公民社会里这样认为或许也无大碍，因为在公民权已经受到保障的条件下，他们有权利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但社会并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必须“兼济天下”。

　　但是权利如果尚待争取，那情况就与保住已有权利不至丧失有所不同了。本来，“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总之，“自由”原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另一方面，“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艰辛而挣到一笔钱，别人不能分享；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名声与荣誉，他人不能分沾；甚至经过流血打下的“江山”，别人更不能染指。唯有“自由”这东西，一旦实现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人一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于是，自由主义便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我们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显然，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争取他自己的人權时，他也是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换句话说，他这是在“兼济天下”而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要他自己负的。反过来说，假如别人这么做了，他就可能无须代价而获得权利。于是面对强权的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因此，“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而这，要比学理上的自由主义体系建构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如果无权者即“穷”者中没有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兼济天下”，则所有的人都将难以“独善其身”。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贡献，甚至他们本人的思想还未必说得上是“自由主义的”。然而他们对自由的贡献无与伦比，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压迫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不仅仅“独善其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專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应当说，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实践者。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因此“穷则兼济天下”应当成为理想人格的又一原则。如果说这一原则在自由时代也许并不重要－－那时人们更需要的是制约“达则兼济天下”的圣君。但在争取自由的时代，却不能没有“穷则兼济天下”的圣雄。当他们作为无权者即“穷”者时，自然不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假如他们日后成了“达”者，那就是“达则独善其身”的问题了。能同时实践“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就具备了圣雄的人格。圣雄而达，则高于圣君，因为后者如果“己所欲必施于人”是会异化成暴君的。圣雄而穷，则高于圣隐，因为后者如果只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则不过犬儒而已。而圣雄者，穷则兼济天下，知其不可而为之，人所不欲之牺牲而施诸己，岂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哉！达则独善其身，己所欲而必请于人然后施之天下，真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矣。是圣雄人格乃圣贤之最，我中华崇圣礼贤之邦，儒风夙被，人怀仁义道德之心，必不让其专美于印度、西洋与南非也。

　　四

　　总而言之，儒家的道德理想，无论是“济天下”还是“善其身”，是可以与现代人權、自由、民主的原则相结合的。也只有与这些原则相结合，“济天下”与“善其身”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一结合的基础就是“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如果“穷”者中多一些“兼济天下”的圣雄精神，那就能“以我之大公争得天下人之小私”，而实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圣贤之道。如果对“达”者多一点约束圣君之制使其“独善其身”，那就会消除“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祸患，真正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因此我们应该让“穷”者多一点权利意识，而“达”者少一点权力迷信。“穷”者要能够“有为而有不为”，“达”者要善于“无为而无不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才能跳出因“达则有为，穷则无为”而陷入“法道互补”的怪圈，儒学本身才能摆脱“儒表法里”与“儒表道里”的双重异化，抵抗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两面夹击，才有可能实现“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中國现代文明的发展才有了一条共同的底线。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追求儒家圣贤的个人道德完善与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自由主义的人權法治理念，追求本来意义上社會主義的民主公平与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当然，也只有在这样的底线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来讨论中、西“文化”之异与左、右“主义”之别，并进行能够体现我们个性的“文化”选择与“主义”选择。而不至于在“野蛮”的环境下妄言Ａ“文明”与Ｂ“文明”的优劣；在“有主无义”的状态下空谈甲“主义”与乙“主义”之高低。一句话，无论中西“文化”之异还是左右“主义”之别，都必须以基本的人道为基础。在“中西”与“左右”之上，有个更为重要的人道与反人道之别。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我们中國人，应该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秦晖

　　逝者如斯，日子过的真快。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苏联土崩瓦解、一朝覆亡，那一幕幕历史戏剧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尽管我们都知道盈虚消长、盛极而衰的道理，但苏联的崩溃所带来的历史震撼毕竟是太强烈了，十年来它持续地吸引着人们的思绪；苏联的崩溃使历史发生了断裂，从巨大的缝隙中我们可以窥探历史变动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为人们观察、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毛澤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階級推翻另一个階級的暴烈的行动。十年前的苏东巨变，应当说也是一场社会变革，然而却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社会对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甚至是暴力冲突、战争。与以往许多社会变革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似乎没有多少人激动、抗争，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

　　苏东巨变引起了人们无数的思索与争论，然而最发人深思的当数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一句话：为什么是“天鹅绒革命”？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的思绪，夸张点说，简直就是魂牵梦绕。在苏东巨变十周年之际，整理一番十年来的观察与思考，概括起来说，我认为“天鹅绒革命”有三大原因。

　　社會主義版的“经理革命”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原苏联政治权力体系的最上层发动并推进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改革。苏联的改革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中间遇到了来自黨内和政府内部的不少阻力，其间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是苏共内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把手利加乔夫等人的反对。但是，所有的不同意见，所有的反对力量都未能阻止住苏联的崩溃。甚至，如叶利钦在他自己的自传中所说：所有的反对者都是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所有的反对都导致了叶利钦的进一步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被越反越强，说明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问题在于：在原苏联和东欧的那种看似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体制里，似乎一切都是高层权力运作决定的，人们很难看到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所本应具备的社会階級基础的作用。然而，实际上苏东的演变是具有社会基础的，只不过这个基础、这个新的階級，是很难用传统的一些分析方法即可直接地加以认识和说明的。

　　毛澤東在论述他的“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时，有句名言“资产階級就在共產黨内”。这句话曾引起广泛争论，包括在语言的形式逻辑上也曾遭到质疑。但如果把这句稍加点化，变成“资产階級就在体制内”，以此来形容苏东巨变的社会基础却是相当恰当的。

　　在长期的具有垄断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来进行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厂长经理等经营者逐步异化为一个具有獨立利益的特殊阶层。这是苏东演变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基本原因。

　　匈牙利著名改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１９８９年后坦言：在１９６８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懂得应当怎样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會主義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并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波兰经济学家W ·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认为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从而使社會主義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第二，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會主義经济运行模式——集權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權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２０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階級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階級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东欧改革中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表露了出来。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１９７３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１９４５- １９７３) 》一书中指出：“６０年代开始前，政治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１９６５年经济改革起，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政治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 ‘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它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著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８０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社会—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团’所有制的转化。”

　　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階級’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階級’。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２% 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階級’的标准；约占１０% 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２０% 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２０% 和最高２０% 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５. ３% 和３９. ９% ，日本为８. ７% 和３７. ５% ，南斯拉夫为６. ６% 和３８. ７% ，匈牙利为６. ９% 和３５. ８% 。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獨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會主義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會主義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人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會主義的企业家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个掌握社会的广泛经济权力的重要阶层，始终推动着苏东改革朝着有利于其既得利益方向发展，这就是苏东改革不可逆转的原因。

　　赶超的陷阱

　　苏东垮台，不少人几乎未加思索就将其原因归结为“经济没有搞上去”，其实这个看法与其说是肤浅，还不如说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１９１３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６. ８% 。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１/ ６，不到法国的１/ ４，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１９８５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８０% 。斯大林时期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７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 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而今乐事他年泪。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赶超的陷阱”。如果说２０世纪的社會主義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會主義制度或好的经济机制，一个落后的国家就能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

　　当年东欧、苏联共產黨人的政治合法性首先在逻辑上就出了问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利，从全世界集中资源，转移利润，使经济持续发展，建成了所谓“富裕社会”。而苏联、东欧集团只能主要凭借自己的资源与自我的积累进行发展。所以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西方进行经济竞赛却还是勉为其难。其实，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制度竞赛”的问题。历史总是具体的，制度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原因。硬要与西方比“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方面只好拼积累、拼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寅吃卯粮，借钱发展。当年东欧政权瓦解，与其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上去，还不如说是盲目发展经济，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改善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