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棋圣”聂卫平近日的一段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他通过媒体炮轰郎平等在海外执教的中國教练，表示“很不喜欢”这些教练教出几个对手来和中國女排对抗。聂卫平对“那些出国去执教其他国家乒乓球、羽毛球的教练”说：“别忘了，你们是中國人。”

　　聂卫平的话，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比如网上有超过60%的留言不赞同此话。在我看来，聂卫平的观点，其实是历史的烙印，是狭隘爱国主义思想的缩影。

　　几个月前，英国BBC和美国CNN两家世界主流媒体，对中國进行了批评。对于一些不实报道，提出抗议理所当然，但如若对批评反应过度，倒显得自己不自信了。

　　我们总说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者标榜“欢迎一切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但一旦真碰到有人批评，就立即猛跳起来，缺少包容的雅量。容不得不同观点，也容不得批评意见，更容不得错误的批评，这就是常常被外界所讥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者，不仅容不得批评和反对意见，而且喜欢将很多行为和价值观极端化。比如，他们所认为的“爱国”，就是不能对国家有任何批评，更不允许去帮助竞争者和对立面。这，恰恰就是聂卫平言论所表现出的观点。

　　其实，聂氏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在一部分人中盛行，原因是这种观点刻意混淆了“竞争”和“敌对”的关系。

　　所谓敌对关系，是指以武力对抗或其他尖锐对抗的形式，在国家核心利益（如领土、公民、重大经济利益）等方面表现出的你死我活，或者此消彼长的相向发展关系；所谓竞争，则是以互相激励、交错进步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正向发展关系。

　　以聂卫平所批评的郎平等人执教海外体育团队的现象来看，首先，体育本身强调“参与和竞争”，各国运动团队所表现出的关系，就是典型的竞争关系而非敌对关系。一国运动队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以打压他国运动队的发展和进步为手段，更不是以消灭或者压制他国队为目的。其次，一个人到国外执教，能够促进运动经验的交流，形成相互促进，这对全世界的运动发展都有好处。第三，即便中國人的执教让外国运动员的水平提高了，也能更好地展现中國的水平，继而促进中國队继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郎平等人的出国执教，并非“资敌”，而是对体育精神中“在竞争中提高”的最好诠释。如果按照聂卫平的逻辑，外国运动队和中國队竞赛就是“作对”，那么欢迎这些外国队来中國参赛，岂不成了“引狼入室”？

　　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实际是部分国人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他们害怕批评，虚荣自尊，喜欢生活在没有不同意见、一片逢迎的虚伪氛围中，一旦遭遇批评，就容易恼羞成怒，将善意的批评者甚至帮助者当成敌人。此种狭隘论调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竞争更激烈的当代世界，中國人仍然需要放下虚荣的包袱和夜郎自大的思维习惯，敢于和善于接纳一切批评和挑战，以实现更快的发展。

　　来源： 中國青年报

　　作者:陈杰人

　　“五四”精神的本质是批评与质疑这篇文章本应当写在“五四”之前的，激发我在“五四”过后仍然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又到“五四”时，又见到各种评论对“五四”精神的片面的理解甚至于误解。

　　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也许这些精神都有，这些说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都是正确的，在1919年的中國青年，正因为热爱自己的祖国，才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民族希望通过民主与科学救国，而救国在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可以说，爱国是动机、民主与科学是方法、反帝反封建是当时的具体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通过强国实现伟大的爱国情怀。

　　爱国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方法和行为上，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爱国，这是1919年“五四”后永远应当追问的主题。青年爱国这是当然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比任何年龄的人更加爱国，但是，爱国一词，在很多庸俗政客的口中简单地等同于“维护稳定、专心读书、做好本职工作”，媒体挑选的青年学子的发言往往是千篇一律：“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踏踏实实地做事，要把爱国热情化为行动。现在的任务是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仿佛思考问题、谈论国是，特别是批评政府和社会就是不踏实、尚空谈。

　　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溫家寶总理的诗《仰望星空》。人民日报同时重提了2007年5月14日溫家寶在同济大学的即席演讲中的一段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两年前的 5月4日，溫家寶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同学们时说：

　　“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會主義，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會主義法制国家。我们今天讲科学，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遵循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要鼓励创新，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实现民主和科学的目标，教育是基础。只有人人都能接受比较充分的教育，整个民族的素质得到提高，民主和科学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可以说，温总理说出了“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的要义，民主的本质是“批评和监督”，科学的本质是遵循“规律”、“鼓励创新”，如果简单地概括其要义，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批评与质疑。就是以民主的精神批评和监督政府，以科学的精神遵循科学规律———这必然要求破除迷信、打破陈规、敢于质疑，才能有所创新。

　　而这些，都不是仅靠“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所能实现的。古人尚能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何况是当代青年呢？今天虽然已经不是革命年代，但是，追求科主与科学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如果如某些评论所言，“五四”精神和爱国主义就是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那么，所有的人在反右的时候踏踏实实反右、大炼钢铁的时候踏踏实实炼钢、社教的时候踏踏实实地批判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新中國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就不会有青年人的参与，一切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就只有一位先知先觉的明君和“踏踏实实”听从的大众，但历史证明，是人民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是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热血青年喊出了历史的先声。

　　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对学生的教诲是，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如果只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踏踏实实读好书，就不会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中國就只会培养一代代奴才，历史就会停滞不前。

　　XX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问得好：“为什么把爱国、爱我们民族的积极力量看成可怕的敌对力量呢？”敢于批评敢于质疑的人同样是对祖国最忠诚的人。

　　最近，達賴集团分裂国家、策划组织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行径，激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要百倍珍惜这种激情，把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自觉行动。”（新华时评：办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国，2008年04月19日）

　　这些提法，在当前的特殊时期当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国家尊严受到挑衅的时候，不能为了国家尊严牺牲对外开放、更不能因为国内或者外国的某一个民族中的少数人的行为而引发对某一民族的对抗——这种对一个民族的偏见既不科学也不人道。在这个时候提醒民众理性爱国、无疑是正确而及时的。但也决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办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国”。

　　我同意这样一种客观的说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而在个人的私事之外，还有公共事务。有不少人，他（她）未必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她）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做出出色的成就，比如说像现在活跃于环保领域的志愿者，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人，比那些只把自己事情办好的人，更加地爱国。”（司徒望：办好自己的事未必爱国，金羊网 2008-04-22.）

　　在当前维护稳定，“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因为这些主要任务而认为“五四”精神所体现的爱国仅仅止于“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还要“经常地仰望天空”，“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干好本职工作”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这些“脚下的事情”，忘记了“五四”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批评与质疑，不仅要批评与质疑国外的反華势力，而且还要敢于批评与质疑国内一切有违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人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才能使这种振兴给中國人民带来幸福与快乐。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高一飞

　　这些天来，行遍全球的奥运火炬，仿佛成了一个充满感召力的伟大旗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那里召唤出一片五星红旗的海洋！而浩荡的红旗，又激情四射地召唤着无数的海外游子，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入到为祖国加油的行列中来！

　　这些天来，爱国几乎已经成了最新的“时尚”，人们相见，言必谈爱国话题。即便是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一颗“红心-CHINA”的标识，也会让两个素不相识的网友会心一笑，彼此认同！

　　这些天来，有无数海内外华人网民，以互联网为平台，人自为战，用制作视频、上传照片、撰写文章的方式，和世界上最霸气、又曾经是最道貌岸然、装备最精良的媒体巨无霸CNN、BBC等，展开一场揭露真相的人民战争，并且取得无庸置疑的胜利！

　　……

　　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随着奥运圣火的传递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连串风波，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新爱国主义运动正在拉开序幕！在这场横空出世的新爱国主义运动面前，西方世界目瞪口呆，国内精英则经历了一个从失语到失禁的可笑变化。而那位在伦敦街心水池里扬旗示威的中國青年、那位在巴黎街头威武不屈紧抱着火炬的残疾人运动员金晶、那位在首尔街头热泪盈眶，高呼“中國最棒！中國加油！”的无名中國少女……将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天幕上！他们让全世界看到了新一代自信自立自强的中國人，他们高举国旗护卫火炬的行动完全是在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的驱使下，自觉自愿地自己组织起来的，他们响彻全球的呼声更是完全獨立自由地从内心最深处发出。以“80后”一代为主导的新爱国主义运动，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骄傲，一百多年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决心，以及新中國成立近六十年来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

　　对这场新爱国主义运动的伟大意义，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放眼近代以来，唯一能够与之相比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五四”运动。但一个绝对不是不重要的区别在于，“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國正处于危难的谷底，亡国灭种的阴云依然沉重，“球籍焦虑”困扰着每一个中國人，而新爱国主义运动，却是以中國的快速崛起为背景，以世界为舞台，在新世纪上演的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它不仅将对中國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要真正理解这场新爱国主义运动的意义，就必须从中國和整个世界体系的关系及其演变来看。应该说，在近代以前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國和西方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彼此平行发展，互不干扰，中國完全是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是完全外在于中國的。但到了近代以后，西方由于某种历史、文化和地理的机缘，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并通过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征服，建立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國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强行纳入到了这个世界体系之中。

　　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中，中國举目无亲，是一个陌生人。这个体系中所通行的一切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判断是非善恶主流价值观，也完全来自于西方。在中國五千年的历史记忆中，找不到应对这种变化的经验，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國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能不能在这个体系里生存下去，即所谓“球籍焦虑”。而这个问题，应该说随着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两弹一星”出现，以尼克松访华和中國重返联合国为标志，胜利地得到了解决。其后的问题则是，中國能不能成为这个体系当中平等的，有尊严的一员？是不是永远要做规则的学习者？“接轨”者？在价值观的问题上，中國是不是永远要做被西方耳提面命的小学生？

　　对于这个问题，中國一部分在西方文明面前的完全丧失了自信的主流精英的回答是：“是的”。在一种自惭形秽的心理的支配下，他们不敢对来自西方的声音有任何怀疑，而只是拼命诅咒本民族的历史，否定自己的文化，诋毁自己的民族英雄。

　　然而，在这场风起云涌的新爱国主义运动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却用让全世界都感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大声地回答说：不！他们凭着自己辽阔的视野和对西方世界的深刻了解，敏锐地发现：西方在撒谎！CNN在撒谎，BBC在撒谎，西方的政客和主流媒体以惊人的默契在众口一词地撒谎！他们对中國充满了种族主义偏见，他们根本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是在关心所谓西藏的人權和自由，而仅仅是想以此为借口来打压中國，否则的话就不能理解他们的报道为什么如此蓄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他们关心的仅仅是维护西方的优势地位和利益，却偏偏要打着维护“普世价值”的旗号；他们并不想让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强大，而仅仅是想保持他们相对于我们的强大！

　　这就是这场新爱国主义运动的意义：它颠覆了西方作为当然的规则裁判者的地位，颠覆了西方在世界体系中集道德检察官和道德法官于一身的地位，断然否定了西方在道德上有任何优越之处，否定了他们对中國指手画脚的权利！以此为起点，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将逐步走向瓦解，世界体系内的相互关系，将朝着更加平等、更加互相尊重的方向演变。用学者甘阳的话说：这是用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新世界主义”，取代了原来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基础上的“旧世界主义”——对西方来说，这也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新爱国主义运动中，中國社会的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也都将受到检验。有人说，新爱国主义运动会损害中國和西方的关系。错！西方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他们鄙视那些奴颜婢膝的人，而只尊重那些敢于奋起捍卫自己利益和尊严的国家与民族；有人说，这是义和团运动，会导致中國的闭关锁国。错！中國已经内在于世界体系，无论何人，想让中國重新回到中國既外在于西方，西方也外在于中國的时代，都是不可能的了，问题是而且仅仅是：中國要在世界体系中居于怎样的地位？是有着全部权利和尊严的平等一员，还是谁都可以随意教训的小学生？

　　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澤東主席曾经说，中國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颠覆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取得在世界体系中的平等地位，对中國来说还仅仅是第一步，而根本改造这个世界体系，重新检验其规则和价值观，才是中國对人类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回看今天的新爱国主义运动，我们才能够更加准确、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其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具有的转折性的伟大意义！

　　作者:郭松民

　　过去几天，人们在是否应该抵制家乐福或法国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有些人甚至因为意见不同而互相指责和辱骂。现在人们似乎已渐趋冷静，也许可以开始一种较为平静的讨论了。

　　此次的争执折射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某一重大议题存在不同看法，人们应该如何相互对待。人们到底是应该细致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并努力说服对方，还是应该动辄指责他人“愤青”、“卖国”，以便为自己的观点增添“正当性”呢？

　　中國有许多研究对外政策的专家，有些人甚至将其作为终身从事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的目的之一，便是为制定合适的对外政策提出建议。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表明，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到底何种政策是正确的，其答案并非一目了然或不言自明。对于外交政策、国内政策或各种社会问题，这一道理都同样适用。

　　因此，人们很难排除出现以下情况：那些具有同样热烈的爱国情怀的人，在外交政策或国内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主张。此时，人们本可以通过沟通与讨论，比较和辨别各种观点的优劣，并最终弥合意见上的分歧。

　　在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共决策程序，在不同的政策建议中进行选择。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仍可以继续坚持己见，并始终有机会利用事实的检验或通过对他人的说服，使自己的观点在今后成为多数意见。这样一来，在各种不同意见得以表达的同时，整个社会仍能保持沟通、友爱、团结与和諧。

　　但是，在此次的抵制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上，很多人对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持少数意见者，总是极尽辱骂和人身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的危害性极为严重，因为它既可能在不同的意见阵营之间制造难以弥合的分裂，也可能使一些错误的观点（如果它们碰巧是多数意见的话）长期得不到纠正。

　　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在对外政策方面持相同意见的人，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比如医疗改革——持有不同意见，并可能因此也发生分裂。同样，那些在对外政策和医疗改革方面意见相同的人，又可能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分歧并因此相互攻击。依此类推，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容忍异见的氛围，人与人之间的攻击和分裂将无所不在，整个社会也必将日益“碎片化”。

　　那些习惯对持不同观点的同胞进行人身攻击的人（即使他们的确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国家的危害甚至比那些真正实施叛国投敌行为的人还要大。因为后者的危害往往是局部性的，并可以通过法律惩戒予以吓阻。而对于前者，尽管其最终后果是使整个国家变得冷漠、偏执、分裂和软弱，人们却往往无计可施。

　　值得强调的是，在评价“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一规则时，人们应特别注意其总体性的作用与价值，而不仅仅是该规则应用于一些具体情况时所引发的后果。这一规则的具体贯彻往往会显得对社会“弊大于利”。比如，那些反对抵制家乐福的意见表达，都是以“伤害许多人的感情”的方式，来实现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但是，在各种具体的个案中，如果总是为了顾及更多人的感受而否定个人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或使个人为这一自由付出过高的代价，其必然结果是，要么人们因持有不同意见而相互攻击甚或迫害，要么整个社会都屈从于某一特定观点而噤若寒蝉。这样的社会要么四分五裂、软弱无力，要么一潭死水、毫无生机。

　　“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一规则的总体性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所有的人对各种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知识的积累与更新；它能够便于人们不断追求真理，却无需因此而牺牲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諧。

　　不同的中國人，在对外政策或其他重要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可能不是因为持一种意见的人，比持另一种意见的人更爱国，而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看法不一。那些真正的爱国者可能会承认，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胞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并不是促进国家利益的好办法。

　　作者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

　　作者:张雪忠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爱国两个字，都有某种魔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马上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说什么，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平时对着陌生人骂街，像泼妇一样，满口脏字，即便是在网上，多少还是有点顾忌，除非有一群人一起来。但是如果自以为自己爱国，而对方恰好在他们看来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怎么骂，似乎都充分合理，感觉他们在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痛快淋漓，那个放言无忌。同样，打人更是不能随便做的事，平时如果平白无故打人，向人扔东西，轻则遭到反击，重则被送到警察局，无论谁干这种事，都要掂量掂量。然而，在爱国的名义下，这种事还就是能做，而且没有什么障碍，据报，在昆明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一群年轻人，冲进出家乐福购物的市民叫骂，扔瓶子，居然没有人干涉。当然，爱国的人们，还可以砸，可以烧，可以宣称要把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抓出来杀掉，剥皮抽筋，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女。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某些人的爱国，怎么跟流氓如此接近，在爱国的大旗覆盖之下，什么恶心的事都可以做，而且做的坦然，一点都不脸红。爱国成了一种遮羞布，无论什么事，只要遮上爱国的旗帜，就等于是替天行道，一路畅通。

　　奇怪的是，一般的老百姓，平常过日子，没招谁惹谁，碰上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还真的就退避三舍，即便据理力争，也多少有点馁，好像天然就矮了人家半头，说出话来，都不那么理直气壮。

　　民族主义在输入中國的时候，nationalism有人译为国家主义。奉行国家主义的人，主张国家至上，个人要完全服从国家，不能有个人意志，个人的自由，只能追求民族和国家的意志和自由。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经有一个国家主义的黨，名曰青年黨，虽然说，这个黨从来没有当过家，执过政，解放后还被视为反动政黨，但是，国家至上却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主张，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中國整个国家上下，几乎人人信服，甚至可以说有国家崇拜也不为过。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段，除了军人之外，中國只存在四种人，一种是国家干部，一种是国家工人，一种是国家农民，剩下的是四类分子，国家的公敌。国家干部最牛，其次是国家工人，而国家农民，是我这样叫的，实际上多少有点名不符实，因为国家不给工资。当年我在农场，我们比周围公社社员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发工资，一争吵起来，只要说，我们是国家工人，对方立马泄气。

　　这种国家就是一切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国家的威势，却依然没有褪色。国家足球队，就是国脚，国家中央电视台的主播，就是国嘴，像点样的文物和人物，就是国宝，做个破工艺品，如果走关系被政府某人送给了外国人，就是国礼。虽然说车站门口拉客的，不总是叫“国营旅社”了，但国家公务员和国营大企业，在人们眼里，依旧威风不减，对大学毕业生，有着最大的吸引力。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国家是大写的，而国民则是小写的。小到可有可无。最推崇国家的，恰是那些最卑微的国民。其实，当这些人的利益，被来自国家的强权所侵害时，他们也难受，也希望有人来为他们说话，但是，一碰到国家两个字，他们却马上跳起来，竭力弘扬国家的那个“大”，殊不知，国家至上，国民至微，才是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最卑微的国民，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仆。爱国，理所当然，是主人的权利和义务。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张鸣

　　爱国在中國已变成一项迷信活动，因为有许多人以为爱国是无条件的行为，这是几十年来愚民的爱国教育的伟大成果。我认为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关系上的行为，没有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国也不例外。

　　爱国神话是官方六十年来所制造的许多神话中（我会单独遍写这些神话是如何制造的，如黨妈妈、解放、伟光正、人民大救星等），最有欺骗性的神话。老舍《茶馆》中的“我爱大清，可谁爱咱”，这样的质疑许多人不曾有过。有些人甚至内心稍有对爱国有所不敬，并没有外人知道，都被自己这种出格的想法所吓得半死。我有个朋友年纪与我相仿，说他十多年前看到约翰逊的“爱国主义是无赖的最后庇护所”，他吓一大跳。说约翰逊是怎样邪恶的一个人啊，竟然敢这样说话。后来读来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书籍，才弄清爱国而且主义的确是个比较容易出轨的、被黨派、政客所利用拿来卖自己的一种“主义”。我想许多人第一次知道“爱国主义是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恐怕心里面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颠覆了自己几十年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人是很不愿相信自己曾经那么虔诚相信的东西被瞬间颠覆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受愚弄的事实。承认这个事实，就像一个癌症病人突然知道自己病情一样，所有活着的支柱立马坍塌，这说明多年的谎言教育，已使不少中國人连承认受愚弄的勇气都没有了。

　　官方六十年来所搞的许多爱国主义教育，要么就是愚忠式的忠君爱国教育，要么就是搞的爱黨爱国教育。在我看来，国家及民族的烈士，才应该适度地宣传。但几十年来官方所宣传的烈士中，有为抗战而死的烈士里大部分应该列为烈士的国民黨人吗？他们一点也没有，他们甚至污蔑这是为蒋匪帮卖命。四九年后，刚得政权，禁毁的大批书籍，包括许多宣传抗战，并追记为抗战而捐躯的英雄的书籍，官方一律烧掉，功德牌毁掉，这就为他们自己后来宣传的他们是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的谎言打下基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爱国主义教育，一律是黨派的产物，非民族与国家所共有的内容。我们只要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爱国人物，你就会知道这些人物是为民族国家而战，还是为黨派利益而战。江竹筠、方志敏、王若飞、瞿秋白等，无不如是。

　　与此同时，我们从小所读的爱国主义课程，即便是讲抗日战争事迹的，也只说是共產黨在领导抗日战争，如《小英雄雨来》、《狼牙山五壮士》等，无不是为了宣传抗战时而进行一黨之私利的自我名装，到时形成黨派利益对国家利益的偷渡，爱黨对爱国的真正替代。而各种文学作品，更是不遗余力地大造特造其黨派神话，把爱国完全置于黨派利益的卵翼之下，生出的无非是一个披着爱国外衣、黨派其里的“爱国”怪胎。如《红岩》、《青春之歌》、《红旗飘飘》等不一而足。至于各色爱国人物，如雷锋、欧阳海、邱少云、董存瑞、罗盛教、赖宁等，无不是黨派利益的卖命者，实非真正的爱国。在我眼里，只为黨派利益牺牲，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爱国人物，更不能当作烈士来让纳税人拿钱，进行全国性的供奉。但由这些为黨派利益牺牲而组成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却遍布全国各地，谓之“红色旅游”（旅游而有颜色，实在是对人之智商的侮辱），从内战的红军到内战的解放軍，都被他们当作爱国主义人物来供奉，让纳税人为其买单，他们好从中控制纳税人的思想和情感，进而愚弄纳税人，让他们受到更多的损失而苦之如饴。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在民族国家概念以前，中國人的爱国观念，可以等同于忠君。在有民族国家而没有民主自由制度制衡的时候，爱国就是爱黨乃至爱一个黨的黨魁，在毛澤東时代这样的强盗逻辑是相通的。国家与你妈是不同的，有许多人也相信这不伦比喻，把国家与母亲同日而语。鄧小平有自己的生母生父，但他说他是中國人民的儿子，这除了是一个糟糕惑人的比喻外，反倒是给自己的出生带来许多需要进行基因检测的麻烦。他说这不符合人伦的话，那是因为象征性当一盘“中國人民的儿子”，是他个人及黨派利益最大化的最好做法，所以他也就不怕你作为“中國人民”的一员如何阿Q式得到了“成就感”，他要的是，你在这样“诗人式”的语言里，最大限度地与他产生亲近感，从而好让你奉献出一切，而他们从中窃取你的利益。爱国也只不过用像样不经证明的诗歌语言而进行的利益偷渡和盗窃而已。

　　六十年来，从小到大的教育是表面的爱国主义，骨子里的奴才教育和黨化教育。爱国主义在官方这里是一件时髦的大氅，随便一盖，便遮住了那满身不堪的脓疮。爱国是因为这国值得可爱，而不是必须爱，更不是无条件地爱。国家存在的必要，是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或多个族群共同体的利益、存在着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存在他们共同或者相似的文化，存在着他们共同的情感，而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其利益还是他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知都应该受到相应的保护，而不是受到剥夺。国家的存在是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利益，当我们身处这个国家而利益受尽盘剥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问我爱国，国爱我否？我爱了国，我的利益得到保障没有？如果没有得到保障，是什么原因没有得到保障？是我不爱国而造成的吗？不是。事实上，有时你可能比那些成天在嘴上爱国的人更爱国，但你就是无法在爱国后，得到你爱国的相应利益。你会说，不是国不爱我，而是黨不爱我。好，那么黨无法使你在爱国后得到你相应的利益，你该怎么做？黨把国家给绑架了，你爱国在很多时候必然要爱黨，或者说你爱国最终的结果就是黨把你的利益给侵占了，那么你爱国难道是为了往自己套绳索吗？如果你真正爱国爱自己，那么就是要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更符合你的利益，要达到此点，就必须警惕任何黨派利用爱国来绑架你的利益，同时要把国家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才更符合你爱国的初衷及你的情感与利益。

　　爱国是件非常普通的行为，既不崇高，也不卑贱。一个人爱国，没有什么先天的高人一等，更没有什么免于被质疑的权利。爱国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对于人来说，近乎一种本能。毋需要特别强调，更不能因为要绑架性地爱国，而强迫地洗他人之脑。爱国除了情感与文化认同外，爱国最重要的就是爱自己的利益（其实情感与文化认同也是隐性利益），爱自己的利益，是人之本能，不存在高尚与否。那么有人不爱国可否？也可以，那就是他真的想漠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他想漠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因为爱国不可能得到你的全部利益，有些利益与爱国无关），那是他的权利，人们不强求。爱国不能强求，更不能被没有任何制衡的黨派利益所利用与绑架。

　　2008年4月24日8：18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冉按：最近这几天连续写了几篇谈“爱国”的文章，关于“爱国”这个六十年来被官方制造和利用的神话，以后我会继续慢慢地说。我发觉许多人对你批评官方贪渎的極權政治，他不一定支持你，但他会很理智而现实地看待，唯独批评“爱国”这块领地，似乎触及他自认为世俗生活中这块“干净”的领地。其实，極權之所以危害这么大，其原因就是利用圣化和神化“爱国”这样的东西，来有效地进行精神绑架与思想控制。过不久，我会写一篇叫《六十年来官方制造的十大神话》，其中就有被官方利用得遍体鳞伤的，以至人尽夫的“爱国”。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两天《南方都市报．风尚周报》正在成都做一个关于读书的大专题，采访成都的读书人、藏书家、贩书者，他们说要给我做个专门的采访，关于谈读书的事，当然很高兴。其实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还是读书，最爱聊的还是读书。因为陆续在写《吴虞与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的书稿，同时也在为主编的《庄子二十讲》缮后，所以答应给《清华美术》苏滨兄的文章，一直到最近才完成。很久没写过画评了，想起常看《江苏画刊》的八、九十年代，真恍若前尘梦影。《人民打望大地上的事情》（分为“艺术教育与视觉消费”、“视觉消费的禁区”、“红色美术”、“城市景观”、“草根视觉消费”、“视觉垃圾”六部分）是我给苏滨兄写的一个长达万字的关于视觉消费的随笔，今天先刊一节“视觉垃圾”于此，全当为《清华美术》作个广告。200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7：51分于成都

　　1917当杜桑将小便池签上“R．MUTT”放进展厅的时候，是对当时传统的视觉欣赏习惯与步骤的颠覆，这种颠覆让架上绘画在视觉上不可一世的正宗地位受到强烈的挑战。虽然事到如今，架上绘画依旧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与视觉地位，但像原先那样固有的架上绘画的惟一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去不复返，开创现代艺术给人之视觉带来的多元而全新的感受，是人之视觉消费的一次极大的开发与开放。

　　当我们今天能看到五花八门的艺术门类、稀奇古怪的视觉方式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杜桑曾经的胆大妄为，替艺术欣赏者带来的全新享受。但艺术发展到今天，其被圣化和神话的崇高性，已然淡出，那些要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说教就更是一种不得体的笑谈。艺术创作当然不是涂鸦，但涂鸦与艺术的界线，今天正受到严重的挑战。艺术创作的随意性，艺术种类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的猎奇性，无不冲击着人们对艺术是个高雅东西的古老看法。这样的冲击，一方面给我们已经疲惫的眼神带来新的视觉冲击，但另一方面又创下了天量的垃圾，来污染我们的眼睛。垃圾与搞笑齐飞，涂鸦与艺术共舞，很多时候，人们已经丧失了对艺术评判尺度。如果说原先人们不懂艺术，对视觉创造还不在行，但比较承认艺术批评家在这城领地的权威性的话，今天，连艺术批评家身上的“皇帝的新装”也被普通老百姓嗤之以鼻，全数剥下，不耐烦他们的指手划手。一方面是不知道怎样去欣赏艺术与垃圾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把许多批评家的胡言乱语摁住，让他们像茶壶倒汤圆一样，闷在小范围内自言自语。

　　我也不想偏袒我们人类自己，人类的确生产了许多垃圾——有对人类不耐烦的“人类”说，人类本身就是垃圾，这种杰出的“表达”先摁住不表——这与人类自身进化过程无关。按照达尔文的说法，我们是进化的，但生产垃圾的水平也在急速进化中，以至于当我看到一位外国人拍摄《风景》的纪录片，表现中國江浙一带触目惊心的电子垃圾场所的时候，我想到的竟然不是生活的难堪，而是我看到的被冠名为艺术的垃圾太多，眼睛已经不堪重负。视觉消费并不仅是你花钱看画展、看电影等，即便你不花钱，你也无时无刻不在视觉盛宴——这盛宴好不好吃，是另一回事——的包围之中，无所逃逸。你一打开电视，你一看报纸，繁多的商业广告蚊声如雷地袭击你，你要找个清净的地方都很难。但不管怎么样讲，我们也许可以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这一点上“傲视”前贤，因为从平面的角度上看，我们接受的视觉信息，其数量之多，空前于古人。但这空前于古人的数量享受，不足以够成我们可以骄傲的必要而且是更不充分的条件，因为我们不能确知，米开朗基罗时代的意大利艺术欣赏者未必比我们今天更不幸。

　　作者:冉云飞

　　对于目前轰轰烈烈的抵制活动，舆论分析已经够多了，究竟谁是谁非，理性能否战胜情感，这不可能是舆论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必须提醒一点是，提醒或者呼吁要理性爱国，未必像有论者所认为的故作深沉或者摆出一副精英的模样。

　　我们深知，爱国是一种朴素甚至是不加修饰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就像你喜欢看姚明打篮球并因此喜欢美国休斯顿火箭队那样纯粹。没有人会去怀疑这种情感的真诚。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真诚的情感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却是我们需要加以审慎考量甚至是警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历史从来就不乏经验和教训———当年全民砸锅大炼钢时，又有多少国人不是基于“赶英超美”的爱国真诚？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而在近日，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一篇评论文章，该文章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当前最大的爱国。

　　中國一直就有“慎独”、“独善其身”的说法和传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可以让自己获得老板或者上司的认同和肯定，说不定可以因此涨点工资，同时，做一个有道德自律的公民，当然也不会给社会、国家添乱。那些贪官污吏，不做好本职工作，既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又祸国殃民“挖社會主義墙脚”、“给社會主義抹黑”，那当然是很不爱国了。

　　然而，对于每个个人而言，能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与爱国与否是毫无关系的。办好自己的事情，是对自己负责或者对自己的家庭负责，正如我们不能说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好就爱国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就不爱国一样。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而在个人的私事之外，还有公共事务。有不少人，他（她）未必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她）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做出出色的成就，比如说像现在活跃于环保领域的志愿者，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人，比那些只把自己事情办好的人，更加地爱国。

　　而对于掌握了公共权力的部门而言，能否做好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当然就可以以此来衡量它们是否爱国。毕竟，对公共权力部门而言，他们是否履行了对人民的承诺以及自己作为公权部门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整体形象。如果公权部门漠视权利、钳制自由、利用公权为某些个别人牟取私利，这很容易会被国际舆论认为是“流氓国家”，自然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形象抹黑。

　　具体而言，从风起云涌的爱国热情来看，中國人未必如论者所担忧的对社会公共事务冷漠，如果每个中國民众都能把社会公共事务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要求并努力参与其中把它办好，公权部门应该感到十分庆幸和欣慰。

　　当然，要使公众能够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保持理性和有序并非是能一蹴而就的。比如说，昨天就有报道称在美国有5000多名华人举行了抗议集会，整个过程井然有序，结束后现场也没有留下一点垃圾。我相信这是长期习得的结果。这样的理性抗议不仅有利于抗议者诉求的有效表达，而且也展现了华人的风范。

　　因此，对公权部门而言，他们应该从制度的层面去肯定并呵护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让公众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得到历练，而不能说今天有民众抵制家乐福就是爱国的表现，明天他们要抵制“血汗工厂”就认为他们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来源：新快报

　　作者:司徒望

　　有人以为爱国主义表演，是自今日始，其实在中國有很古老的传统。远的不说，自从共產黨诞生后的爱国主义表演，就是一部洋洋大观的“破尸”（pose）史。比如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苏联窃取中國的利益，昭彰天下，彼时共產黨为了“爱国”，要武装保卫苏联；抗战时期他们抗战甚少，却借机壮大自己，种鸦片作为财政收入，实为借机发国难财，但他们却很会装扮自己，到最后颠倒黑白，说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1945底至1946年苏联在中國攫取的诸多利益，这一点老一辈的东北人绝对还有记忆（即他们说的长毛子之恶有甚于日本者），但共產黨是非常欢迎苏联老大哥，他们是这样“爱国”的。至于四九年后的爱国“破尸”表演就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其要有利于他的黨，他既可以视爱对方为爱国，如向苏联的一边倒，当然黨的利益闹翻了，便视苏联为恶人。总之，在官方几十年的爱国“破尸”表演里，黨派利益远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甚或干脆就是用黨派利用代替国家利益，而这样的代替通过愚民，从而达到混淆天下视听的效果。如视国共内战里的仲共牺牲者为烈士，让全体纳税人供奉，这便是黨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但我们几十年的爱国教育基地，有几个不是官方黨派利益的完全体现。至于那些真正为民族利益而战的抗战烈士，四九年后许多碑被毁掉，而像重庆的抗战纪念碑干脆改为“解放碑”，同时将宣传抗战的书籍视为反动书籍大量销毁（请参看拙文《请看他们销毁的“反动”书籍》），此种篡改历史的做法，遍布四九年后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教科书，导致了许多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或者是错误的了解。

　　除了篡改历史，伪造他们需要的“爱国主义”外，还造假树立一批“爱国”主义人物，如刘文学、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这三位是抗联合国援朝，所谓援朝其实就是援意识形态，援黨派利益，而以国的名义去牺牲民众利益，现在沈志华、陈谦诸先生的研究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赖宁等，不一而足。用这些黨派利益人物，从小灌输学生爱国，实在爱黨，正是在这样的愚弄下，爱国早已变成爱黨的别称。在一个没有自由民主，没有言论开放，没有信息公开的铁幕国家，爱国主义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你只要稍微有思考的头脑，便不能理解。但就是这样胡乱愚弄的爱国主义，主宰人们的头脑，使得官方随时可以利用爱国主义愚民，并且从中有效地化解他们对民众造成的灾难而死不认错。不仅还死不认错，而且还用爱国主义来美化他们给民众造成的灾难。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的著名人物，尚且对爱国主义有很多批评，何况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实质性制约，传媒完全统于官办的国家，爱国主义的灾难会多么深难。爱国主义的灾难在中國的频繁演出，相当于人道主义灾难在中國的频繁发生。

　　反日游行上演过，大使馆被炸演出过，中美撞机表演过。我不是说对日本有看法不行，也不说大使馆该被炸，更不是说美国该来撞机，而是说每一次这样的“灾难”，他们就会成功地煽动民族仇恨的情绪，而转移国民生视线，从而化解官方糟糕的执政危机，完成对黨派利益的巩固，而不是从实质上推进民主自由进程，反而使社会有倒退之嫌。这一次的西藏问题和奥运问题，本来也是推动中國向民主自由社会前进的好时机，可是，官方不在民主自由、民生问题上努力，却又一次利用来压制西藏的自治诉求，以及民众对国内民生的注视，从而成功地在通货膨胀、经济滑坡、国内诸种利益博弈矛盾尖锐的时刻，混淆视听，完成新的一次金蝉脱壳。我不同意任何的暴力行为，所以控制住西藏局势是应该的，但应该完全公开真相，开放新闻言论自由，可是现在是进一步的清算抓人。同样，我认为抗议奥运火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却将其神化为“圣火”，从而愚弄国人，一个火炬被抗议好像很失面子似的，让一帮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歇斯底里，进而有人要去抵制家乐福（当然抵制可以学习如何游行、如何声张自己的权利，但我认为声张自己的权利不是去抵制家乐福），如此做法，近于饮鸩止渴，将来不仅共產黨官方会为这样的积端民族主义情绪买单，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民众也会付沉重的代价。极端的民族主义和不理智的爱国主义，是一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毒药，但官方为了黨派私利，为了度过自己不合法的统治危机，不惜一切，让被信息封闭愚弄的民众癫狂起来，从而达到他们转移国内民生视线的效果。

　　有官方这样的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和不理智的爱国主义，当然会有许多表演爱国主义“破尸”的人。举其荦荦大者。如护卫火炬的残疾人金晶，前几天是“爱国主义者”眼中的民族英雄，备受尊荣；过两天金晶反对抵制家乐福，同样又是这批“爱国主义者”就是极尽下流之能事的话来辱骂金晶，说她是汉奸是走狗，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合肥家乐福门前，在成年人的号召及诱惑下，小学生也去抵制家乐福；昆明家乐福门口，有抵制者有反抵制者，抵制者用矿泉水打反对抵制者，一位老年人（有些人还以为表演“爱国主义”破尸的只有青年人呢，你看仲共的愚民宣传多成功，有些人一辈子活得非常没有尊严，但就是看不穿官方这样的愚民把戏）还说要拍下这位汉奸的丑恶嘴脸传到网上；至于“王千原事件”中，王千源獨立的表达自己对西藏题的看法（她的看法对与不对，你可以商议批评，但不能损害别人的言论自由），就定性她为汉奸，公布她的一系列隐私资料，威胁她及她家人的安全，甚至完全是官方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用非常暴力和侮辱性的词汇来谈论此事，真可谓无耻之尤，有这样的媒体你还好意思反CNN而不惭愧？我不同意CNN卡弗蒂评论中的种族主义腔调，但我认为他说六十年来中國产生大量的暴力之徒（官方讲暴力，讲愚弄，因此诞生暴力而愚昧的民众），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许多人如果不昧良心都可以证明他所说的事实，只不过因为他是美国人是白人而已。至于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卡弗蒂的话侮辱所有中國人民，这又是他们惯用的滥用全称判断，即使只有我一个不觉得受侮辱，你也不能用全称判断。他话语中的优越感甚至不乏的种族歧视，是让人讨厌，但他所说的话中的确包含事实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外交部“义正词严”去反驳CNN挑拨中國政府与中國人民的关系之类，本身就是色厉内荏的心虚表现，真正受民众爱戴的民选政府怕别人挑拨吗？我看中國的传媒侮辱美国的时候也不少，但为什么从来没看到美国外交部出来对中國的传媒“义正辞严”呢？这一切的爱国主义“破尸”表演，实在拙劣而可笑。官方不教民众如何平和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人的批评，却火上烧油，冀图一时转移危机，将来会自食其果。官方这样“教化”民众，怎能让不让全世界侧目而心惊？

　　有朋友说，如果英雄与汉奸像金晶这样，好贴标签，那么中國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奇观，即有可能是一个由十四亿汉奸组成的国家，连那些贼喊捉贼的爱给别人贴汉奸标签的人，都不能幸免。这真是一幅旷世罕有的由爱国主义“破尸”表演而组成的滑稽图。

　　2008年4月19日8：28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有很多人认为爱国是无条件的，常用的是不伦的比喻：“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爱国看上去显得美好，却使某些人智商低下，连比喻都不会用了。母亲于人是惟一，国不是惟一，否则出国迁移自由就不会成为普世价值。除了像中國这样少数的專制国家外，在世界上自由迁徙并付诸行动，于很多人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们互相“叛国”，各自融合。

　　我再次强调，国与政府、黨的不同那是自然的，但对于中國的实际情形来说，只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应然状态。即国家被不是民选的政府、没有真正竞争对手的一黨獨裁给劫持了。即在中國你一不注意，黨就从后门，就把你的爱国热情给代替乃至强奸了，因为黨就是国。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政府很不可爱，黨更不可爱，由他们所承载的当下这个国的实体，实在是非常的不可爱。但这个政府、这个黨不由你选，而且强奸你的意志，用爱国的大氅，来遮掩他们强夺民众利益的实质。

　　香港作家陶杰针对大陆不惜钱财搞神六上天，官方营造欢欣鼓舞的气氛，却不为那些挣扎在饥饿乃至死亡边缘的民众，提供应有的帮助，曾经说过：一个满身脓疮的病人，穿了件时尚的内裤。我们现在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比如你要上街抵制家乐福并游行，这个权利恐怕不一定会配发给你），却在那里无端挺这个極權统治的国，爱国也成了满身脓疮的时尚内裤。不去医治你的脓疮，却拿起爱国内裤在那里炫耀，真是比这个国要“可爱”得多。我们真爱自己的国家，是要让自己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日子，而不是那些虚幻不着边际的所谓爱国表演兼说教。

　　一：国很不爱你，你爱国否？别跟我说基督精神，打了我左脸，再伸右脸去。基督是信仰，国是否爱你，涉及柴米油盐酱醋茶。更别跟我说，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中，那些被整的知识分子，被黨妈妈整得一塌糊涂，还说黨妈妈是为他好。国只知道你纳税，却不知道你还有福利，常四爷的话早就说了：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二：国“爱”死了你，你爱国否？前苏联还驱逐所谓的像索尔仁尼琴一样的“寄生虫”，但在中國你有随便被驱逐的自由吗？比如我的朋友老威，就是一非常牛逼的“寄生虫”，他无数次申请被驱逐——申请出国，就是死活不让他出去，这个国真是“爱”死了，这样的“爱”你能爱得起这个国家来吗？官方执政六十年来，这个由共產黨承载的国，“爱”死了几千万人，那些地下的冤魂以及尚存的家属，你让他们怎么去爱国？

　　三：叛国者何其多耶？叛哪个国？几十年偷渡香港，偷渡海外的这些人中，有哪个是去卖国家机密而叛国的，他们都是小民百姓，甚感在这个“爱”死你的国家，无法生活，没有尊严，因此不惜用生命作最后的赌博，有少部分人成功了，大多数被自己的“国”给打死了，关押了，消灭掉，这个国真是“爱”死你了。看看前不久用多弗尔偷渡案拍成的电影《鬼佬》吧。用生命来偷渡，难道生命是韭菜吗，割了又生？为什么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美英帝国主义人民，不偷渡到中國来呢？

　　四：国“爱”死你了，不让你出国，但执掌国柄的仲共官员，却基本上都将他的子女送出国，甚至将他贪污腐败、搜刮的民脂民膏转移到国外。他们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去，用不着叛国。很多小民百姓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爱国，这当然值得尊重。但似乎从来没有多少人问过：共產黨真爱中國吗？

　　五：没有个体之爱的抽象之国是个什么东西？国家的要素是什么，是人民、土地、主权。再简单地说，是个每个人的个体利益都应该得到良好保障的利益共同体。可是，在我们这里，这一点近乎天方夜谭。四九年以来，官方就是用抽象之国，来忽悠民众的利益。所以才有逼着你非交不可的“爱国粮”、“爱国猪”。

　　六：圣化爱国是为了什么？因为四九年后成功地用黨作为国的灵魂，所以他们几十年来不停地用尽各种宣传机器，来圣化所谓的爱国行为。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猪、爱国粮等等，不一而足。却没有爱国共產黨员一说，因为他们不用证明，共產黨就是先天爱国的，因为黨就是国。

　　七：国“爱”死你了，爱到你没有权利去爱。最近有些朋友想去抵制家乐福，虽然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去爱国，也是他的权利。而且这种爱国方式，好像官方也很合拍，官方应该无条件支持才是。我想许多爱国者就是因为太相信官方是“爱国”的，来形成了一个内心“同构”，才觉得自己坦荡光明，又符合官方的看法，因此组织人去合理抵制，但就是这样的“爱国”的举措，已被警察阻止（请用百度查看“憋屈的爱”）。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去爱国？在我看来，应该先争取你爱国的权利，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爱国。

　　八：爱国是否必选项目？无条件爱国在我看来是荒唐的，那么爱国是否是人生的必选项目，我可否不爱国？我既不恨也不爱，行不行？国尚且不爱，那么爱国主义，就更是扯淡。人之自由大于一个强迫的必选项目——爱国，这便是我对爱国的看法。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爱国绝非必选项目，很多人讨论的不是他爱不爱国，而是国爱不爱他，国不爱他，他要采取什么办法？

　　八：不爱这个国家，可否依旧在这个国家？可以这样说，我是部分认同中國文化的，在利益上我也部分认同我所处的这个环境（从这两点来看我还是尚存些许爱意），但觉得国家几千年的專制统治，特别是我身处其间的这个極權政府的统治十分不可爱。无条件的爱国者就说，既然你不爱，为何不选择移民？我只想问的是，如果不移民，我不能待在这个国家吗？我完成我法律（尽管有些法律是恶法）上的义务（但爱国不是义务）如纳税等等，我就应该有权生活在这里，让我滚蛋，这是对我人權的侵犯。我要与这个“爱”死了很多人的極權政府耗下去，反对他们的做法，我知道也许我不会胜利，但喜欢并享受这种用非暴力的方式反对他们并争取自由的过程。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在共產黨看来，这对他们“爱”死老百姓有很大的障碍，像这样的言论就会插上汉奸言论的标志，于是富兰克林这个美奸成汉奸们的精神导师。

　　2008年4月18日9：05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作为一个中國人，我已经记不得从多大起就要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了。反正儿童时期的岳飞的“精盅报国”的故事人人皆知，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则是中学生的必读文章。更不用说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抗日战争了，爱国主义使许多的中國青年一提到日本的瑾国神社还有钓鱼岛的问题就恨地咬牙切齿，恨不得杀死所有的日本人。

　　应该说中國人的爱国教育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是盲目的，因为许多的人没有去认真的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爱国？

　　什么是“爱”？字典上说，爱是“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真挚的感情”。 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人或者事物有很深的感情？很简单，因为这个人或者事物对我/我们有感情。举例来说，我们都对自己的父母很热爱，为什么？因为父母有养育我们的恩情。 为什么我们会爱自己的爱人？因为他/她会与我们生活，相互理解与支持，共同度过一生。一句话，爱，不是没有条件的。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深爱的国家在哪些方面在爱我们呢？或者说它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去爱呢？

　　中國人曾经信奉：仁，义，礼，智，信，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推介它的这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可是在今天，社会上有多少人在实践这几个看起来并不十分困难，甚至是做人最起码要求的道德规范呢？ 今天在中國大陆上，道德沦丧，信义尽失。每天的报纸上都充斥着许多的人上当受骗的经历，每天的报纸，电视上都是大幅的假药广告。每天的新闻报道都是许多的领导虚情假意的看望老百姓，电视上接受采访的人没有不装模作样的表示一番的。在中國，讲真话难道就那么难吗？

　　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和说话，结社的自由，可是实际生活中我们能够享有多少自由呢？有多少人因为信仰某一宗教而受到了打压和迫害？如果说在中國有结社的自由，那建国50多年了，怎么还只有那8个所谓的民主黨派呢？50多年没有增加一个政治社团？说话的自由呢？今天在中國许多的地方发生了群众在市符前抗议野蛮差遣，工人下岗的事件，可是我们在报纸电台电视上见到了几次呢？

　　我们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个社會主義的国家。按照社會主義的理论，生产资料统一归国家所有，每个人按照劳动的数量来领取劳动的成果。政治上则有共產黨来统一保证所有人民的生产生活按照共有制的原则来进行。这一个理论和实践似乎在实行了30年之后发现不是很理想，于是在1979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部分的引入了私有制。实践证明了私有制有力的促进了生产的进步，中國这20年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瘸腿的改革也带来了巨大的危机——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社会动荡。今天，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正在享受豪华汽车，奢侈珠宝的时候，占中國人口60-70%的农民却在为孩子的上学，为老人的看病而掉泪流血。今天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享用2000亿公款吃喝，2000亿公款出国游玩的时候，城市里的工人们却为一套住房不吃不喝30年！而按照社會主義的理论，这些住房，医疗和教育本来就应该是老百姓应该免费享有的。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占人口90%的老百姓累死累活的辛勤工作，所得的相当一部分以各种税收的名义进了政府的腰包。按照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这些税收在支付了合理的军费和公共开支后，应该以各种福利的方式返还给老百姓，比如教育，医疗等等。可是在目前的中國，我们的年税收在6万亿的时候，有多少拿出来回馈老百姓了？报纸上天天出现各种各样的“天价”汽车，“天价”工程，“天价”楼盘，怎么就出不了一个“天价”民生工程？ 美国的税收支出的70%是社会福利，中國20%不到。这其中巨大的差额(巨额税收与少量福利支出)哪里去了？我想任何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动动脑子就可以知道！

　　我们爱国是一定要的，但是一定也要分清哪些是我们要爱的，哪些则是我们要努力摒弃的。

　　我们也并不反对爱国，只是想提醒大家。在你爱你的祖国的时候，你的祖国爱你吗？

　　作者电子邮件：brucelzh(at)163.com

　　作者:北伐先锋

　　我知道国与黨、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國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國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黨。所以在中國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黨，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國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國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獨、藏獨、疆獨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國？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權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國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澤東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國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國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國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作者:冉云飞

　　拉薩“3·14”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后，从第一时间设立网站反击西方媒体的偏见和歪曲，到走上街头用血肉之躯护卫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阳春三月，海内外千千万万普通的华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不约而同地用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正民意。以至于一些西方媒体不得不承认，“中國的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爆发”，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中國人当中的“新爱国主义”。

　　大约5年前，《国际先驱导报》曾撰文称，网络民族主义掀开了中國民族主义的新篇章，预言“网络是中國民族主义的一个新起点，而不会是终点”。而这个春天奏响的乐章则以三个“前所未有”证实了当年的判断，中國网络民族主义在虚拟空间中完成了真实的嬗变，吹响了前进的新号角。

　　三个前所未有

　　“3·14”事件发生后，相当多西方媒体对事件的真相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歪曲，用心之险恶、态度之傲慢尽显无遗，同时显露出的还有其手段之拙劣。将尼泊尔和印度警察说成中國公安，将急救车说成囚车，撒谎者欺骗公众的方式竟然如此简单，因此才被中國网民在第一时间戳穿了真相。

　　垄断了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西方话语霸权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对传统传播方式产生的颠覆性冲击并不只发生在欧美，同样发生在中國。此次中國民族主义的勃兴，正是借助了互联网这样一种革命性的传媒手段和通讯工具，创下了中國民族主义的三个“前所未有”。

　　第一，地域之广泛前所未有。从北京到旧金山，从伦敦到巴黎，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整合资源，不仅突破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语言封锁，还成功发动大规模反击，既在网上戳穿西方媒体的谎言，也在现实中将少数“藏獨”分子挥舞的破布淹没在五星红旗的海洋当中。互联网作为一种低成本的通讯工具，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互联网的帮助，素不相识的华人华侨发起纵横千万里的一致行动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观点之一致前所未有。此前，两岸四地的中國人以及海外的华人华侨，在互联网上同样能感受到自然疆域和行政权力的分隔与分化作用。尽管大家对中國话题的关注程度不分伯仲，然而观点往往相去甚远，网上骂战几乎成了全世界随便哪个中文论坛的常态。而这一次，全世界华人的声音却惊人的一致。这表明，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华夏儿女是能够形成高度共识的。

　　第三，效果之显著前所未有。尽管不是所有扯谎的西方媒体都能迫于中國网民的压力改变自己的态度，表示歉意的更是少而又少，然而能让“西方媒体向中國民意低头”本身，已足可称为中國网络民族主义发轫以来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國网民利用互联网的不可垄断性对西方媒体实施监督，对语言弱势民族如何突破西方话语软霸权具有示范作用。

　　三个发展阶段

　　应该看到，此次全球华人的同声同气绝非一夜之间如梦方醒，取得这三个“前所未有”是中國网络民族主义长期孕育和发展的结果，具有清晰的历史继承脉络。网络民族主义5年来的演变历程可以分成如下三个阶段：

　　2003年到2005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网络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伤害中國民族感情、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國民族利益的事件做出防卫性反应。这时期的网络民族主义外部指向性明显，且几乎所有诱发的刺激性事件都和日本有关，如日军在华遗留化武、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京沪高铁计划等等。

　　2005年到2007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网络民族主义突破了传统的防卫性思维，开始对崛起的中國进行文化上的重新定位。与传统文化符号在中國社会大行其道同步，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确立中國文化标志的尝试，其中“汉服运动”颇具代表性，这种原本小众的运动在2005年随着“中國汉服网”等专门网站的成立，迅速传播开来。虽然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他们试图竭尽所能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國确立文化坐标的尝试却是真诚的。

　　2007年以来，网络民族主义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网民的目光开始落在中國以外的事情上，阿富汗的韩国人质、美国的桥梁倒塌等事件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并将这些发生在他者身上的事件折射到自身进行思考。

　　从表面上看，奥运前夕，爱国情绪在网络内外的全球勃发源于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肆意歪曲和反華势力对奥运会的图谋不轨，仍然具有“刺激-反应”模式的特征。但实际上，2008年的大地春雷却不是对网络民族主义第一个发展阶段的简单回归。之前的三个阶段为此次行动完成了思想整合，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组织平台，这才有了这一次网络民族主义从虚拟空间到真实世界的升华。

　　在网络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惟一不变的是他们固有的强烈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不管别人如何评价，网络民族主义始终认为自己对中國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其不变的精神内核。不论是对西方媒体颠倒黑白的“破”，还是对自身文化符号的“立”，都紧紧围绕着这个核心。

　　而且，经过5年时间的涤荡，虽然依旧如初生之时一样壮怀激烈，但热血沸腾早已不复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全部。和5年前比起来，网络民族主义信心更强、更加理性务实、更加讲求方式方法。一个足以证明中國网络民族主义日臻成熟的明证是，不论是围绕着“3·14”事件真相的网上辩论，还是保卫圣火安全的街头集会，华夏儿女始终保持了高度克制，言行有理、有利、有节。网络民族主义在这次全球大行动中表露的拳拳报国热忱当然令人振奋，行动过程所展现的成熟睿智更加令人欣慰。

　　三大艰巨挑战

　　当然，中國网络民族主义还只是个刚刚走出懵懂的少年，处于成长期，伴随着青春期特有的躁动不安，也面临着许多艰巨的挑战。首先，中國民族主义——不论网上还是网外——仍“破”多“立”少，能够对外部世界的恶意发动反击，但还没有为全民族提供价值基础；其次，中國民族主义的声音仍然微弱，在与西方话语霸权的博弈中仍旧处于下风，西方媒体在一轮谎言被戳穿后迅速转移战场炮制出新的谎言而不担心继续丢丑，就是国际话语平台依旧不对等的证据之一；再次，中國网络民族主义的整合程度仍然不高，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局面依旧存在，“杀光”“灭绝”之类的噪音时有所闻。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与其终极关怀对象——中國——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國需要以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中國对自身的定位、世界对中國的认识以及中國与世界的关系都处于不断调整与磨合过程中，中國在世界确立自己的新坐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面前，网络民族主义，以及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其完成扬弃、发育成熟都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被时间雕琢得更加八面玲珑，期待成为沙龙中精致圆润的装饰品，从来也不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归宿。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亚太所学者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叶海林

　　话说在“史无前例”时期的北京，一名工人下班后身着工作服逛副食商店，忽然发现一个手拿照相机的外国人尾随其后在偷偷地观察他。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工人階級”的一员是相当令人自豪的，所以厂里发的工作服就成了流行时尚，大多数人下班后也穿在身上。这位工人老兄头脑可不简单，“警惕性”很高。他想，自己身穿工作服，一看就知身份。那老外跟着我，是想看我买什么，据此判断中國工人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状况。

　　当时一个普通中國工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元，一家人能把饭吃饱就算不错，鸡鱼肉蛋等副食无疑是奢侈品。逛副食商店大多时候是饱饱眼福，偶尔才能少买一点。可这位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老兄可不会让国家在自己身上丢脸。于是，他走到了卖鱼的柜台前，把刚领到手的当月工资全部拿出来，毅然买了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鱼，神气地扛在肩上。不用说，这一切都被那老外看在眼里，并拍了照片。

　　要是真把这鱼拿回家，估计这位老兄一家最少半个月揭不开锅。他扛着鱼出门转了一圈后，又从后门进了商店，直接找到商店的负责人说明了情况。对于这样的“爱国行动”，商店负责人当然“通情达理”，二话没说，马上就把鱼给退了。这个机智的爱国故事，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上面这段往事，是从一位老同事那里听来的。这使我想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爱国方式——“遮丑”。我发现，古往今来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国难当头，毅然奔赴疆场的；有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有为国家强大，放弃优厚待遇回国效命的。还有一种，就是上面故事这类，为国家“遮丑”的。

　　“遮丑”式爱国，就是不能因暴露自己的“缺陷”而让国家丢脸。“遮丑”，长期以来不仅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爱国行为”，而且还倍受推崇。我的一位朋友去天安門广场，遇到几位当地专门拍摄广场的摄影发烧友。他问其中一位老者，广场上也有很多乞丐，你们拍不拍？老者说：“不拍，因为没什么意义。暴露这个阴暗面，既无处发表，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外国的乞丐不比我们中國少，我们为什么要揭自己的丑？同时，我们来这里拍片，是广场管理部门发证允许的，知道我们的操守还可以，才让我们来。”朋友闻言，很是感动，盛赞他们是爱国者。

　　如果认为我们仅仅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进而习惯于“遮丑”，也不确切。“遮丑”式爱国并非中國独有的现象。前几年的一个早晨，我在俄罗斯一个小城看到当地一群中老年妇女在一辆冷冻车后边排队，好象是在购买一种冷冻的鱼。解体后的俄罗斯物资匮乏，看样子能买到一点这样的鱼已经是不易，这个情景应该算是当时俄罗斯人生活的一个写照吧。我举起相机。刚要按快门，发现一张卢布挡住了镜头。我从镜头前移开眼睛，看见一个老妇人手拿准备买鱼的卢布在我眼前摇晃，意思是不要拍。我明白，她这也是对她们国家窘境的一种遮掩。

　　“遮丑”式爱国，追根溯源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习惯于“遮丑”的国家，往往都有把某种意识形态看成是第一位的历史，都曾经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最合理、最优越的。“遮丑”与其说是在遮掩“缺陷”，还不如说是在维护这个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涉及到捍卫意识形态的时候，什么诚实正直，什么实事求是，全都可以抛在脑后。受过这个环境影响的许多人，头脑里“政治第一”的思维根深蒂固，并且经常演化成自觉的行动。

　　从心态上说，谁也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国家的“丑陋”之处。但不同国家民众判断美丑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你认为是丑的，别人认为是美；你认为美的，别人恰恰认为是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我看见经常有流浪汉在国会和白宫附近的草地上“安营扎寨”。这地方可是国家的“窗口”。闲谈中我问当地人，政府对此是否允许。他们说：“流浪者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啊，属于公共的地方，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他们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这里的流浪者不但不能赶，教会早晨还得把饭给送去。”其实美国比这更严重的“丑”多着呢，白宫门前一群人手拿扩音器在高声叫骂总统，够“丑”吧？也没看有人把这个“丑”遮起来。“丑事”不但不遮，而且还动不动不遗余力地翻给全世界人看。尼克松的“水门”，克林顿的“拉链门”，驻伊美军的“虐俘门”，不都是他们自己周腾出来的么。

　　但无论如何，每个时代都存在一个普世大致认同的审美观。和这个审美观背道而驰，其结果往往不是以丑为美，就是遮了小“丑”，露了大丑。我们虽然曾经标榜过“越穷越光荣”，可那是说给自己听的。真让外国人看见了自己的贫困，还是感觉很没面子，所以本能地要去遮掩。其实，一个国家和民族，因为历史的磨难或自然贫瘠而造成的暂时贫困，没什么可丢人的。放着正事不干，自己折腾穷的，才是最丢人的。荒唐的“大跃进”，残酷的“运动”，迷信般的“忠于”，这些我们当时却不以为“丑”，不但不去遮，还恨不能让世人皆知。就拿现在来说，一遇重要会议或外宾来访，很多地方官员先把乞讨的*** 的告状的清理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他们认为这是“丑”，一定要遮掩起来。可各地官员颇为自得的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却毫不羞愧地一幢幢伫立在那里供人尽情“观赏”。这种让世人蔑视的大“丑”，怎么没人想到要遮一遮呢？十月革命前，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欧洲排第５位，到苏联解体前，已经下滑到后几位了。把苏联人民推向贫困深渊的集權政治及其体制下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恐怖的“大清洗”，竭泽而渔的经济模式，孤注一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贪污腐败，这些才是最大的“丑”，这样的“丑”又有谁能遮得住呢？

　　自己有“丑”并不可怕，美丑不分，甚至美丑颠倒才是最可怕的。某些出于本能的“遮丑”行为也能理解，但如果把“遮丑”，当成爱国去赞扬、去倡导，致使“遮丑”成为一种国民习惯，进而用遮掩代替进取，那可就贻害无穷了！

　　作者:林奇

　　１９９８年，《文汇读书周报》先后发表了陈福康先生的《赵孟俯也成了“爱国名人”》和张建智先生的《评判还是理解》两篇文章。陈先生认为赵孟俯以赵宋宗室的身份在元朝做官，是不能称为爱国名人的。张先生则认为，在没有明确爱国的标准之前，不能随便下结论。张先生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负责的。可是，有一位署名李牧的先生对张先生的文章大为恼火，写了《“理解”的艰难》一文予以驳斥（载９８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华读书报》）。

　　我认为，争论赵孟俯是不是爱国名人，并不仅仅是赵孟俯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历史人物的功过与是非的问题。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名人，首先要搞清楚爱国的标准。爱国的标准是什么呢？

　　陈、李二先生是根据以下五点认定赵孟俯不是爱国名人的：一、赵孟俯是赵宋宗室；二、赵孟俯在元朝当了官；三、明朝的史鉴和清朝的韩骐写诗讥讽过他；四、元世祖给赵孟俯出过要他评论赵匡胤等人的难题（意思是说元世祖是不太尊重赵孟俯的）；五、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表示，象钱谦益、吴伟业那种原来是前朝的臣僚后来又在新朝当官的人是不足齿的。按照陈、李二先生的观点，如果赵孟俯不是赵宋宗室而是一个与赵匡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那么他在元朝当了官是不会影响他被称为爱国名人的；如果赵孟俯虽然是赵宋宗室，但象赵孟坚、郑思肖一样不在元朝当官，也是可以称为爱国名人的（陈先生为《爱国主义教育词典》没有把郑思肖列入爱国名人名单而愤愤不平）；并且，按照陈、李二先生的观点，还可以这样理解：即使赵孟俯以宋朝宗室的身份在元朝当了官，如果元世祖没有给他出过那样的难题，史鉴、韩骐没有写过那两首讥讽的诗篇，乾隆也没有表示过那么个意思，即如果没有后来这一系列的类似“法律依据”性的东西，赵孟俯的爱国名人的称号，恐怕也还是可以考虑的。有了这么五条，你赵孟俯还想当爱国名人？没门！

　　我实在看不出这五点与“爱国”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宋朝是中國，元朝也是中國，在宋朝当官与在元朝当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哪一点上触到了“爱国”这根弦？赵氏家族与非赵氏家族都是中國人，为什么非赵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当官不是耻辱而赵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当官就是耻辱，并且这种耻辱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元世祖、清乾隆不尊重、不喜欢的人就不能是爱国名人，爱国名人非得得到这些帝王的称赞和喜爱不可？一般来说，诗歌的语言是模糊的，诗歌的意蕴是含蓄的，自古以来诗无达诂，怎么后人的诗歌也成了作为论证前人成败是非的证据？史鉴、韩骐是代表什么人发的言、下的结论？他们的权威有多大？陈、李二人可能会说，赵宋是正统、是中國，元朝是非正统、是夷狄之邦。赵宋果真就那么正统吗？难道它不是赵匡胤篡位夺权的产物？站在宋朝王室的立场，赵匡胤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合法的皇帝，站在后周王室的立场，赵匡胤何尝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乱臣贼子？或许赵孟俯正是意识到了赵匡胤的双重人格和两副面孔，在元世祖要他对赵匡胤加以评论时，他才感到是一个难题的。视元朝为外国，那是宋朝人的见解，作为二十世纪末的中國人，实在是不应该的。

　　显然，陈、李二先生的爱国标准是：爱宋朝就是爱国，维护赵氏家族的尊严就是爱国，忠与皇帝就是爱国，得到皇帝尊重才算爱国。一句话，忠君就是爱国，除此之外，都是不能称为爱国的。遗憾的是，陈、李二先生在自以为对的爱国标准中，把元朝当成了外国，把狭隘的民族气节、宗族观念当成了爱国精神，把赵氏家族当成了中國的化身，把忠君当成了爱国，把帝王的言谈当成了法律，把帝王的好恶当成了评判是非的标准。坦率地讲，陈、李二先生的这个标准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和危险的。

　　什么叫爱国？从字面上解释，爱国就是喜爱自己的祖国。爱是一种情感，爱什么和不爱什么，本无所谓光荣不光荣的。然而，自从人类中分化出帝王和臣民以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便被当成了真理信奉，暴力和阴谋常常得逞，僭越与正统频频易位。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正因为如此，馬克思才在《共產黨宣言》中说：“工人階級没有祖国”。在帝王專制的社会中，臣民对帝王的无条件效忠，不但是明文规定的政治任务，而且被规定为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对君王特别忠诚、驯服的人，常常被冠以“爱国”的称号得到奖励和表彰。从此，“爱国”就成了一种荣耀，一种功劳。“爱国”也就成了忠君的代名词。然而，皇帝和国家，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忠君和爱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君主專制制度的被普遍唾弃，爱国者爱国的受体，是人民而不是皇帝。忠君不等于爱国，爱国不一定要忠君。不顾人民群众死活，死心踏地地为昏君效忠，难道是爱国行为吗？实际上，忠君纯粹是皇帝个人的需要，忠君教育是统治者的一种愚民政策，忠君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化的奴才精神。

　　什么叫爱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立场，标准是不一样的。张建智先生说：“爱国的标准有点像哥德巴赫猜想”，显然就是指爱国的标准和内涵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永远停留在封建时代由帝王为巩固其專制统治而作出的界定上。李鸿章忠于大清王朝，慈禧说他是爱国的，但不少人认为他是卖国贼；康有为被政府通缉逃亡国外，清政府说他叛国投敌，但不少人认为他是爱国人士。谁爱国谁不爱国，标准不同，答案也就各异了。李牧先生在文章中说：“民族气节一直是读书人心中不倒的旗帜，丧失了它，还奢谈什么爱国”？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在把封建伦理作为唯一的道德标准的时代，李先生这句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在当今人类共同利益日益得到各国人民认可和维护的时代，在多民族和睦共处、同舟共济的国度，我却只能这样说：“不讲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帝王为神圣，视人民为无物，视他族为寇仇，还奢谈什么爱国？”

　　我赞成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爱国主义，反对希特勒、东条英机式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他们挥舞着“爱国”的旗帜，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驱使千百万老百姓赴汤蹈火，给本国人民和他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我不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效忠皇帝是爱国行为。忠君和爱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君主專制的情况下，在无道昏君当政的时候，忠君和爱国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忠君只能是一种无知和罪恶，把昏君彻底打倒，把家天下推翻，才是真正的爱国之举、正义之举。

　　历史之树常青。我们不应苛求古人，也不应墨守陈规。王安石早在八百多年前就讲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古人之言、祖宗之法，应该重新审视。观念的枷锁，必须打破。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葛剑雄教授在《乱世的艰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一文中有一段震聋发聩的话：“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表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造成更多的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

　　标准和方法，应该都在其中。

　　作者电子邮件：ｚｏｌｏｔａｎｇ（ａｔ）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汤守道

　　关于避孕套是干什么用的，不用我在这里解释。虽然我知道这里很多同志没有结婚，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国家的开放程度。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这个东西在夫妻、或者不是夫妻生活中的作用与下场，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某些人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想当时，在情绪激动而不得不上床一呈的时候，这东西被从一个精巧的包装中拿了出来。当用过之后，此物自然变得无用且肮脏，当然就需要它迅速的消失。很多爱国人士的激情，平时就是这样被包装起来放于床头，一旦需要，马上就可以应用。而用过之后，马上就可以在垃圾箱里找到他。而该避孕套很不理解，为什么“近一个月以来，官方已经开始警惕民众的爱国运动，不准传播游行的消息，在中國的各大媒体上，对於反日的主题一再淡化，似乎想让反日的声音与行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其实这个躺在垃圾箱里避孕套如果有足够的智力的话，他就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避孕套就是被人家所使用的一种工具，专供想享受性生活而又不愿意承担后果的人或者机构使用。当有人利用过你的激情以后，总不希望套子破掉，所以你现在就躺在那里了。

　　避孕套们对于这件事一直不是很理解，因为他觉得自己属于先天正义。本来嘛，爱国有什么错？爱国没错，就是过程比较悲哀。须知当时让你闹是因为某物性欲勃发，当发泄完之后，即使你这个先天正义的爱国主义避孕套是如何的好用，甚至上面有个螺纹、是水果味的，统统没用。

　　如果避孕套们理解了这点，就不会问：为什么自由派与官方同时反对反日。这个命题本身就有毛病。首先，不论是不是江湖上有自由派这个派别，这种思维也够瞧的。自由派（假定真有的话）中人说：老大，我们与官方那些猪头都要吃饭，这个你怎么不质疑一次？对了，你们好象每天也要吃饭。这种逻辑是不是够混蛋的？但居然有人就这么问出来了。

　　其次，官方是不是反对反日，上面我已经论证过了。官方不是反对也不是赞成，就是要用这个事件来泻欲而已，换个说法就是“玩了一把国际政治”，说的更明白点，就是想多捞实际利益而又不想有严重后果。所以，避孕套们的爱国主义就被用了一次。鉴于避孕套们已经为国捐躯了，更多刻薄话就不说了。我就是在这里给避孕套们一个忠告：既然你们主观意识是爱国的，所以被用了以后，你就从了吧。

　　既然解构了这个伪问题，剩下的东西就没有多少值得一驳的了。因为前提是错误的，后面基本就是在大战风车。但作为一个自称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要澄清两个事实。

　　首先，自由主义不是一个什么派别，而是一些獨立思想者的集合。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一些不喜欢被某人或者某物当作避孕套的人。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是一种坚持，跟政府或者国家是个什么立场其实没关系。

　　其次，说自由派或者说“中國的自由主义者”是即得利益集团的成员或者帮凶，这个老调子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在一个实际管制还很严厉的地方，意识形态的东西还在表面上主导着社会。不论自由派还是自由主义，为了保持其獨立的思考与人格，都不会与官方意识进行合作。把与官方合作并得到现实利益者称为自由派，其实就是栽赃的手法而已。

　　另外，关于民族主义的话题，也是让这些爱国者痛心疾首的心病。其实，在任何时候，提到批判民族主义都会加上一个前缀：极端。极端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你和平抗议，这不叫极端；如果你摆脱了避孕套的命运，自由发表思想，这也不叫极端。只有那些满大街用弹弓子打日本车玻璃的；号称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抵制某某的；叫嚣“核平”的才是极端。

　　但为什么只要一说这些，不论自己是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会跳起来？关于这个我还没想明白，好象是因为一谈民族主义就跟爱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避孕套们的爱国主义很难被局外人理解，所以我就不费劲进行分析了。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曾经有过一个广告，是一条鱼赞颂正在烹炸它的油锅。关于这个广告我发挥了一通联想，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条赞颂油锅的鱼》。这文章引申出来的意思就不多说了，但我与看过那个不粘锅广告的观众其实都很明白，不论这广告到底要说什么，相信那鱼会说话、并且还有心思赞颂油锅的人，基本上属于智力上的半残。

　　最近肯德基一条广告惹了点麻烦。据《江南时报》报道，很多观众对目前正在播放的肯德基广告很不满，主要是因为该广告的主要的意思是某不喜欢学习的人，一边吃肯德基一边玩儿，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帮助他的好学生没考上大学，而这厮很不幸的上了大学，并且用“老北京鸡肉卷”的包装叠了个纸飞机，上面写“小东加油”来鼓励那个好学生。按照提出质疑的人的说法，这是“误导消费者”。

　　这广告其实不错，按照我一贯的思维方式，这广告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肯德基这种快餐被称为“垃圾食品”，大学扩招后学生被成为“注水大学生”。吃着垃圾食品的捣蛋学生考上了注水的大学，是对于我们现行教育体制很好的一种讽刺，所以基本可以算个公益广告。如果说误导的话，最后他们还要把那个好学生也拉下水，实在是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整个公益广告的败笔也在于此。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没有幽默感的人，他们的理解方式就如同相信鱼会赞颂油锅的智力半残者一样。他们认为，这广告的意思是吃了肯德基就能考上大学，不好好吃就考不上。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这广告即使这么表现了，肯德基快餐就成了脑白金。说白了吧，这还真不能叫误导。真相信吃那些汉堡、炸鸡就能考上大学的人，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为零——虽然我不看好目前的大学教育，但对于大学的这点信心还是有的。既然都知道是荒谬的，这东西就只能是广告，而不可能是误导消费者。

　　广告这东西最大作用就是让你能记住产品，我无数次见过远比吃肯德基上大学荒唐的广告。看见某儿童吃了某儿童补品马上就跟超人似的的飞上天、用一根雪糕能在空中画成一道彩虹，等等、等等。如果有人拿把枪对着我非要我相信一个，我宁可相信吃炸鸡腿能考上大学。毕竟这个还算比较靠谱。

　　当然，我想讨论的肯定不是广告的好坏。关于误导消费者这事，还是交给专门的机构比较好。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似乎在生活里少了一点幽默感，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在很累的同时，还在不停的愤怒化。

　　本来大众监督是件好事，不论是监督广告还是监督政府运作，其实都是正当的行为。但这种监督一旦有这种愤怒化的倾向，基本就会滑到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前些时候从广告歌曲里听出纳粹军歌的调子、文化争论里不分青红皂白就支持看来更平民化的韩寒，其实都是这种愤怒化的体现。大众的心理上已经把任何具有强势的组织当作了敌人，所以很难用幽默的态度来建设，而只会用各种手法来尽量的挑刺。越挑刺就越多，越多就越挑，就跟得了强迫症的患者似的。

　　这种心态当然一点也不好玩，至少不象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那么需要严肃的寻找其意义的事情，也不太需要非把自己当作被误导了的智力半残者。被迫害妄想狂的思考方式，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少了很多的乐趣。要是还跟一个广告较劲，就象那歌里唱道：相信吃炸鸡就能上大学呀，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一种先阉后放的恩德

　　古代刑罚里把反抗的火种从根子上浇灭的方式一般是用株连的手法，从所谓“夷三族”进化到灭方孝孺十族，是为其进化的顶点。再往后这事情就没办法进化了，因为十族已经是及至，再上推一步的话，那就需要杀尽天下人才能达到目的。

　　要说中國这地方的智慧实在是够无穷的，在小民看来已经不能前进的地方，中國的统治者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这种行为推进下去。就我浅陋的历史知识而言，后来发展了两种手法，都比直接把所有脑袋喀嚓下来要高明。

　　一种是雍正皇帝的手泽。话说雍正皇帝得国似乎不正，有个读书人叫做钱名世的，不知道得到了写什么传闻，写文章揭露伟大的雍正皇帝。此人不是好人，因为他没有学习过闲言同志关于审慎与公允的文章，不知道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实在是不应该评论的。

　　结果自然是雍正他老人家暴怒——虽然信息不是很完全，但看来还是戳在了肺管子上。按说诽谤君上是大罪，足够灭他几族以后，主犯凌迟的干活。但雍正毕竟是政治智慧足够的统治者，在杀了一批人以后，单单把主犯留下不杀，还御笔亲赐匾额一方，上书“名教罪人”四个黑字。然后，让这位罪人自己每天讲解自己是如何堕落的，起到了活教材的作用。而且雍正自己写了一部叫做《大义觉迷录》的书，为自己喊冤枉。很不幸的是，他儿子乾隆实在是没理解老爹的良苦用心，登基后就把书给查封了，好象把活教材也给干掉了，创了儿子查禁老子文章的先例。后世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叫笑蜀，一高兴把一些当年某黨关于民主自由的文字编辑了一下，结果也被查禁。蜀中冉云飞大怒，认为这是千古奇谈。当时我就指出其错误：这是有所本的行为，符合我们这里“无一事无来历”的光辉传统。

　　还有一种好象始于明朝，至少我看的一些记载上没发现更早的记录。一般来说，皇帝这种东西是不是比较仁慈很难说，但至少都说自己要施“仁政”。这说法跟“以德治国”其实没有什么大区别，一般都是最不仁的时候强调仁政、最缺德的时候以德治国。

　　中國有个流传千年的邪教：白莲教，很多统治者听见这教就头痛，对付起来总是抓住就喀嚓了。后来可能觉得这种方式不是那么“仁”，就换了种方式。主事的人自然是难逃一死，而且家属里能活的也不多。但为了表现圣朝的仁慈，有些人还是不杀的，比如家属里７０以上的老人、６岁以下的孩子。

　　不杀归不杀，别的惩罚还是需要的。老人就不提了，反正至少是个流放，能不能活着走到地方很难说，孩子则用另外一种方式：阉割。这招比直接杀掉要狠。全部把人杀掉固然显得很残忍，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展示的材料。而阉割这个方式好就好在保全了展示材料的同时，还能不产生下一代，符合了斩草除根的愿望。

　　最近听说某人发表了这么个讲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学术研究无禁区，随便可以研究。但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是有禁区的，错误的思想不能讲。我个人确实不太明白这里面的逻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都是正统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在学成以后随便进行研究。这跟把６岁孩子的小鸡鸡割下来以后放了他，让他在“广阔天地”里自由翱翔一样。这还翱翔个屁呀？从打根子上就没有这功能了，给他个女人都没办法使。

　　是宏扬传统文化，还是种族主义的预演？

　　早两年的时候，有一些人穿着所谓的“汉服”到北京的王府井附近走了一圈，并且去拜谒了明代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墓。那次活动当时被我讥讽为是一场张扬的“汉服秀”。按说穿着打扮是公民的自由，作为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不应该利用报纸专栏的“公器”来批评这种自由，但上次那场“汉服秀”的指向实在是太明显了——我们都知道，北京这地方供奉孔子的地方都有，而这场秀居然放过了孔子而拜祭到抗清名将的墓前，要说这里只有恢复文化传统的内涵，真是鬼都不信。

　　前两天，国内着名学府复旦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中國传统农历三月三上巳节的庆典，这个节日是祝贺春天万物复苏的节日。是日也，古人会走出房舍去郊外踏青采兰、互相祝对方吉祥。现代春游踏青活动，也渊源于此。

　　如果我当时在复旦的校园，恐怕也会想去参加。但到了现场后，估计就没啥参加的欲望了，因为参加的同学们都穿的是“汉服”。简单言之，只要看过古装电视剧的人（清朝的除外），都能知道那是个什么景象。作为一个满族人，虽然文化认同上是认同华夏文化，可以要是参加到这个场景中，也会觉得多少有些不自在，会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这套所谓“汉服”引起的。作为黄皮肤黑眼睛的人，如果我不提到自己的民族属性，基本没人会把我当作非汉族的人士。可是一旦到这种“汉服秀”的场合，肯定觉得自己是已经被排斥在外的。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同化过程，而民族服装则是一种分隔符号，是强调民族本身的特殊属性，并且把非自己民族的人排斥在外的。即使象我这种没有半点少数民族情节的人，也很容易产生自己不被这个文化所接受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只有在看见这些“汉服”的时候才有，比如在云南这种少数民族大省，即使我身边走着都是穿各种民族服装的人，我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反而因为能够看到另外一种文化而兴奋不已。道理很简单，我们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虽然各种文化都有生存的地方，但汉文化是最强势的，而且占据了几乎所有官方的表达与话语领域。其他文化即使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也只剩下了研究与欣赏的价值，而不是象汉文化一样已经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基础文化。

　　一个已经形成了这个国家文化基础的民族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果还在刻意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并且用很明显的民族服装符号进行展示的话，我就真不知道他们意欲何为了。现代民族国家在宣扬人人平等的时候，往往强势的民族与文化，都刻意使自己更具有包容性，并且不去强调自己特殊的民族符号。这既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保持自己文化优势的方式。

　　强调这种外在文化符号的后果，就是在削弱主体文化的包容性。如果只是复兴传统文化，虽然我不是很感兴趣，但并不担心什么。因为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与自我的更新能力，还是有其可观之处的。何况即使复兴不成，我们还可以改造我们的文化，进而形成新的传统。但这种盗用文化之名而强调种族外在差异的行为，根本与传统文化无关，完全是一种种族主义比较温和的版本。其指向并不是抗拒或者同化西方文化，而是把本来就作为强势文化汉文化更加的凸显出来，形成对国内其他民族更大的优势与隔离。

　　联想到前两年“汉服秀”与这两年在网络上某些汉服宣传者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我个人对这种目前越来越扩大的、近于种族主义的服装秀很担心。除了担心一旦流行开以后，有可能看见某人寸头皮鞋、宽袍大袖招摇过市而引起生理不适以外，主要就是担心本来很少有种族问题的中國，会因为服装问题出点什么毛病。

　　无耻与无趣的妄人与大侠

　　武侠故事里，大侠们的功夫总有个高低上下之分。第一次华山论剑评出了五大杰出青年，第二次华山论剑属于换汤不换药，除了中神通换成了他师弟。第三次则是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方式，代表第三梯队已经开始正常成长。

　　其实这事一直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理解。怎么说呢？这几位老兄就是个小圈子里比了一下，然后就排定了坐次。这事既没有见证、也没有公证机构出来公证一下。要是放在现在这社会，肯定把大家都笑翻——做个音乐排行榜还要假模假式让听众进行一下投票，您几位就这么把天下英雄都鄙视了一下，也未免过于蒙太奇了。

　　但武林中的地位有个最硬的指标，就是你可以不服气，但你要拿出比一样本事，至少能硬得过一灯老秃子的手指头、老叫化子的巴掌。有了这种硬指标，随便你说什么都行。这个指标好就好在有个标准，至少比艺术上的排名靠谱，也比我们这里的“消费者信得过产品”靠谱。

　　但这种方式也有个缺点，就是具有这种硬指标的人士，经常不把其它指标没那么硬的人不太当回事儿。比如说在《神雕侠侣》最后的时候，这些指标比较硬的人士在自己把自己分别发了一个武林中的地理方位性奖项及荣誉称号后，皆大欢喜中走下华山之巅。兴奋之余，看见一帮人也在那里进行“华山论剑”这个活动。

　　这个可是个大事，按照功夫就是硬道理的规则，这些鸟人竟然还有脸争什么天下第一？结果，刚刚获得“西狂”称号的杨过同志就用一阵音量巨大、不用麦克风的大叫——文言文中，这叫“长啸”——把这几位给请下去了。据说当时风云翻涌、百兽逃窜，Ｎ只鸟都被吓得直接撞山而亡。

　　华山那地方我去过两次，除了山顶上还有空地让几十人练练拳脚兵刃外，半山腰可没地方让同志们动家伙。这个地理上的问题虽然是瑕疵之一，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段故事主要是要说明，这世界上总有些妄人，听见什么华山论剑就过来起腻，实际上屁本事没有，只能给英雄们的传奇增加点花絮什么的，效果近似于某些大人物除了文成武德以外，还有勤俭节约的习惯等等。

　　我有个朋友曾写过一篇极短但极精彩的小文讽刺这些妄人，其中警句如下：１、致以诚挚的谢意２、把裤腿子放下。其实完全不必要这么虚伪，直接告诉这些人不够资格也就是了，提醒某人裤腿子如何，完全就是在大庭广众下提醒某人拉链没拉，属于用外在形象丑化内在品质。

　　但这事最核心的问题，即不在于武功的高低，也不在于是否放在裤腿子，而是高人们不能容忍别人自己找个乐子。就象《无极》不能容忍《馒头》一样，凯歌先生说胡戈无耻，而大家都说他无趣的紧。

　　有血性的奴才让我不寒而栗

　　小波先生曾有言：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