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纸包得了火吗？当然包不了。但是，硬要用纸包火的大有人在。

　　10月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7月份发生一起特大矿难，造成30多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和县、乡政府有关干部串通瞒报事故。该县目前已有25名黨政干部被处理：县委书记李宏兴、县长祁建华被免职并立案调查，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张家口分局副局长王建勇、张家口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志新、蔚县副县长王凤忠以及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和事故所在镇黨委书记、镇长、派出所所长等22人被移送检察机关，还有1人被刑拘。这就是纸包火的例子。

　　与蔚县处理事故截然相反的是深圳龙岗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

　　9月20日晚的舞王火灾导致4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得悉后立即做出指示：1.查明火灾性质；2.控制相关责任人；3.防止死灰复燃；4.抢救伤员，做好善后工作；5.及时发布信息，公布真相。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由于省、市都本着五点指示的精神，整个救援工作和查处工作都很及时，没有造成社会混乱。新闻媒体因为及时得到各项工作进度的信息，负责任地报道事态发展，外界几乎没有传谣。笔者认为，“及时发布信息，公布真相”是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稳定社会的基础工作。

　　回过头来看看三鹿事件为何越搞越大，问题也出在“用纸包火”。大家知道，纸捂得越紧，火就越猛烈，因为纸是易燃品。事故一旦发生，应该及时公开信息，才能引起领导和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也避免谣言出现。不是说谣言止于信息透明么？眼下是各级领导干部怕出事，越怕就越要捂住；越捂就越出大事。

　　像三鹿奶粉，8月2日三鹿集团就毒奶问题向市政府做了请示，同时“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南方周末》编辑傅剑锋在网上的编辑手记中揭露，该报记者禾风7月底就掌握20多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消息，湖北、湖南、江西的一些医生已提醒每一个来就诊的孩子家属不要饮用三鹿。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将毒奶问题及时上报省政府，又帮助三鹿集团捂住媒体的口，终于使事态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后，中國媒体直面灾难，引起全国老百姓的共鸣和世界各国的赞扬，集普天之力救援，把损失减低到最低限度，“信息透明”功不可没。我们可以看看某些地方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总是采取“捂”的办法。可现在是信息时代，政府还未公布事态进展，网络消息及手机短信已经满天飞了，这很容易造成社会不安定，也给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些地方官员对外界谣言不理不睬，既不表态也不辟谣，当成是“透明”的，好像姿态很高；而对本地媒体却捂得紧紧的，只怕家丑被自家人看到。这其实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但愿“家丑不可内扬”的现象越来越少，那么，社会稳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字数1150）

　　相关链接：http://www.zaobao.com/zg/zg081002_501.shtml

　　http://epaper.nddaily.com/H/html/2008-10/08/content_591919.htm

　　作者单位：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日报社 王万然（笔名：海魂、然也、王也）

　　作者邮箱：gdwwr(at)sohu.com

　　作者:王万然

　　山西襄汾“九.八”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已经整整两周，人们的关注焦点与质疑对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事故的详细原因究竟为何？二是遇难的人数到底是多少？三是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震级”有几何？如果我们就此回顾事故发生以来，官方的一些行为与举措，任何一个质疑都会引起人们更多的质疑。

　　一、事故原因究竟为何？

　　就事故的具体原因而言，至今已经出现了两个“版本”。然而，这两个版本却无法站稳脚跟。因为，每一个版本的说法，在铁的事实面前，都不得不败下阵来。

　　版本一：“暴雨泥石流说”。

　　最初官方报道的口径是，“塔山矿区因暴雨发生泥石流，致使该矿（塔山矿业公司）废弃尾矿库被冲垮”。这就是地方政府企图瞒天过海、掩人耳目的“暴雨泥石流说”。但据记者现场调查和山西省气象信息网发布的信息，9月7日早8点到8日早8点，襄汾县降水量只有1.5毫米，远远低于气象学上10毫米小雨降水量，也就是说最多是“毛毛雨”。此前9天，襄汾县根本没有降雨。这就从简单事实上彻底推翻了“暴雨泥石流说”。

　　本来类似尾矿事故的主要原因大抵都是人祸，而非天灾；是人为事故，而非自然原因。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却将事故原因归结为“莫须有”的“天灾”，而不是实质上的“人祸”？这种公然置最基本的天气状况的事实于不顾，捏造暴雨泥石流，制造虚假事故原因，是谁主刀的？居心何在？莫非这“人祸”的水很深？这就是所谓的“统一报道口径”？之后如若发生类似事故，让人如何相信“官方统一口径”的报道？

　　版本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说”。

　　在“暴雨泥石流说”被推翻之后，一个新的版本的事故原因不久出笼。这就是隔靴搔痒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说”。（9月）18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兼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王德学指出，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不落实，是导致山西襄汾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的根本原因。王德学在山西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现场会上说，一些不法企业主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约束，无视政府的安全监管，无视社会各方面监督，无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违规建设、非法生产，导致事故发生。也就是说，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法矿主的不法行为。

　　同样，这样的解释，也并不能让人们满意。简单的事实就是，既然早在2006年4月安全生产许可证就被吊销，2007年8月采矿证也到期，为什么新塔矿业有限公司直至事故发生时一直都在大肆地滥采滥挖？这里面的问题到底何在？是渎职还是腐败？或许下文的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本身就是最好的明证。既然如此，“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说”的解释也就并不能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不法矿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发生不法行为？其背后的大树到底有多大？如果没有这些大树，没有这些靠山，他们还能不能够持续不法行为？为什么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和主管机构不愿意去面对真正的问题，而喜欢环顾左右而言他？

　　如此说来，事故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至少它并不是官方随便一个简单的“盖棺定论”就可打发走人的事。因为，遇难家属在期待着，不安亡灵在期待着，整个社会在期待着！我们期待有关机构早日向社会公布事故的全部真相。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相。用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的话说，两个月内即将出台的“报告一定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诚然，我们都期待着这样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报告早日出台。

　　二、遇难人数到底有多少？

　　关于事故的遇难人数问题，从事故发生后的“1死1伤”说，到截至事故发生第14天（9月21日）17时，襄汾溃坝事故已确认死亡265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飞速“增长”过程？

　　回顾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死亡人数至今成谜》一文，其中涉及遇难人数的最初官方数据及其表态颇耐人寻味。9月8日中午，即事故发生4个小时之后，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和襄汾县委、县政府提供的伤亡数据均为“1死1伤”。这一数字对外公布后，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立即提出了强烈质疑，他们说，当时现场已发现的遇难人数绝不止这么些，只是没有公布出去。8日深夜，在山西省主要领导和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参加的内部情况通报会上，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说，事故的伤亡人数估计不会超过70人。10日晚，临汾市领导在向有关方面汇报遇难者人数为128人时，当场受到安监总局负责人的质疑。“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远不止这些。”这位负责人指出。

　　剧烈“膨胀”的数据本身就内蕴了问题的严重性所在。为什么最初官方（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和襄汾县委、县政府）提供的伤亡情形均为“1死1伤”的数据却遭到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的强烈质疑？这一数据是如何出台的？我们不是时不时从媒体中看到，我们的官员们动不动就去这儿就是去那儿“调研”吗？为什么现在就不听听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的声音？恐怕只要随便咨询任何一个幸存者与现场目击者，怎么也得不出“1死1伤”的数据。是不愿意倾听？不敢倾听？还是不能倾听？诚然，只要大小官员们真正去调研，真正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把握实情未必就是不可能之事。问题只是在于，在一个“能保就保、能压就压”、“尽量保、尽量压”的地方强势政权掌控之下，事情的本来面貌也必定是不会轻易公之于众的。

　　如此重大伤亡事故，事故发生后，为何没有政府官员去“调研”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以掌握实际情形，却轻而易举地出具“1死1伤”数据？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为何如此“保守”伤亡数据？不去深入实际调查实情，却闭门造数“估计”。不超过70与最新数据265，相差何其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估计”出发；不是深入到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中间把握实情，而是一味向上级“保守”数字；不是正视现实，而是回避问题；不是敬畏生命，而是麻木不仁；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钱为本；不是把人命真的当回事，而是把人民币置于第一位；不是以人民的福祉安康为首要关怀，而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第一要务。如此看来，遇难人数到底是多少已然成为如此重大的问题，其所折射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19日上午，胡錦濤同在中央黨校举行的全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当前的一些灾难问题提出了警示性的劝诫。媒体报道的标题也颇有意蕴：《一些干部对关系百姓生命安全问题麻木》。实际上，标题改为《一些干部对关系百姓生命安全问题麻木不仁》，或许更为恰当。胡錦濤同志指出，“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这些事件再一次告诫我们，只有抓紧解决黨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全黨同志始终坚持立黨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我们黨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總書記这一颇有针对性的批判纷纷成为近日媒体多次转述的核心语句之一。總書記这样的批判理当深深嵌入每位官员，尤其是渗透进那些麻木不仁的官员的灵魂深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对事故遇难人数如此讳莫如深、对人民生命安全如此不当回事的地方要员们，对總書記的如许批判会做何断想？是否会因此改变自身的行事逻辑？

　　三、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震级”有几何？

　　不管是从事故发生的原因，还是从遇难人数的多寡来看，这两个问题都是此次尾矿事故发生以来，人们甚为不满之处。由此掀起的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也就自是其逻辑的自然延伸而已。下至乡镇守门员，上至省府当家人，问责不断，山西官场俨然发生了一场罕见的问责大地震。

　　我们还是要首先回顾事故发生以来，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进展情况。事故发生后，襄汾县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对安全生产监管不力、排查安全隐患不严的有关责任人给予撤职处分，其中，襄汾县陶寺乡黨委书记、乡长，襄汾县安监局局长、襄汾县安监局总工程师被撤职。鉴于襄汾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这次特重大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临汾市委于9月13日下午召开常委会议，对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县长李学俊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中央对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责任追究的结果就是孟学农“下课”。9月14日，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同志宣布了中央对山西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调整的决定，任命王君同志为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山西省省长候选人，免去孟学农同志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然而，关于临汾市的官场地震却是姗姗来迟的“余震”。9月20日上午10点50分，临汾市领导干部大会在临汾宾馆举行。会议宣布了临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职务调整决定。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免去刘志杰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市长职务；提名免去周杰临汾副市长职务。

　　由尾矿事故引发的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是近年来中國重大事故发生后地方（省市县乡）主要领导干部全部问责的标志性事件。从事故发生完全没有问责，到问责九品芝麻官、小小替罪羊，到问责个别主要领导干部，再到是次尾矿事故省市县乡四个层级主要领导干部问责，可以说，中國的官员问责制已然跨越了历史性的一步。简言之，从没有问责到开始问责，从问责个别干部到问责干部群体，中國的官员问责制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以后能够坚持如此问责，那么，就推动、健全、完善中國的官员问责制而言，是次问责必将具有典范意义。然而，当下的官员问责制所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可小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省市县乡各级问责的程度不同。总体来说，按照干部级别管理的原则，中央管理的干部在是次事故中被问责的干部是问责得最为严重。孟学农和张建民两名部级官员因此免职“下课”。至于来年他日如何安排，张建民的第二春也好，孟学农的第三春也罢，这是后话。至少，数百人命事，如不问大责，如何平民愤？虽然说是官场问责大地震，可是，这“震”越往下，也就越看不到地震的能量了。临汾市委常委会议，关于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和县长李学俊“停职检查”的决定则颇值得玩味。主管副省长、省长都因此下课了，可是，当地的最主要的领导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什么只是“停职检查”？别忘了，“引咎辞职”、“免职”与“停职检查”差别可谓大矣！严格来说，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该首先要问责的就是县委书记、县长大人。否则，问责的公平性、程序性、正义性就存有争议。

　　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初稿（19日）时，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机构，只有临汾市的领导干部没有问责。20日的新闻报道了临汾市的问责情况。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免去刘志杰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市长职务；提名免去周杰临汾副市长职务。从中不难发现，市委书记与市长的不同“待遇”：书记是停职检查，市长与副市长是免职。停职检查意味着，风浪过去，还有可能稳坐宝位。免职则意味着即刻告别此宝位。简言之，是次问责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乡镇是撤职，县级是停职检查，市级是书记停职检查、市长副市长免职，省级是免职。

　　其次，虽然此次孟学农的下课颇得民意广泛的“悲情”支持。然而，就整个省市县乡的问责来看，“人治”色彩比较浓厚。我们的问责还没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完全是一种人治运作。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如果按照问责的行政级别来说，应该是逐级深挖，层层问责，即从乡到县，再到市与省，即乡－县－市－省。这次问责的路线图则是：乡－县－省－市。其二，我们的问责现在主要是上级黨委在问责下级黨政。而不是我们的民意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问责。如果按照法定的政府官员任免的逻辑，就应该是我们的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实施问责。如果是政府要员问责，则上级黨委“提名”免职，实质上人大只需要“形式”通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确实从证实了我们的官员任免逻辑。“真正”体现了“黨管干部”的原则。其三，由于是上级黨委问责下级黨政，因此，市委书记与市长、省委书记与省长的问责情形完全不同。尚缺乏一致的标准。问责与否，如何问责？这一点我们稍后还要重点展开。其四，由于我们的问责目前主要是上级黨委对下级黨政的强压下的问责，所以，撤职、免职、停职检查的多，而真正是引咎辞职的则寥若晨星。即使所谓的孟学农引咎辞职，也是冠冕堂皇的说法。真正的问题是，免职下课走人。易言之，我们的问责主要是“问”别人，很少或几乎不“问”自己。只有真正“问”自己，我们才会有“引咎辞职”，而不是撤职免职。

　　再次，官员“引咎辞职”较多具有“象征”意义，而缺乏实质性的威慑作用。这一点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尤其如此。孟学农之所以有今天的“二次下课”，实则与2003年非典下课后，稍事“整修”后，接着又是紧密的政治安排有相当关系。孟学农赋闲四个月后，2003年9月，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07年9月免）、黨组副书记（正部长级）；2007年8月30日，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同年9月3日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9月被免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职务。2008年1月22日，在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山西省省长。这样的“下课”意义究竟有多大？至于县处级以下干部，如果媒体不紧盯着，辞职、免职后就任原职、异地任职或者竟然高升者，有谁真正清楚？其意义到底又有多大？毕竟，免职官员的迅速复出、甚至高升的例子，我们实在见得太多、太多。因而，如何处理好官员问责与再度复出的问题，也就成为官员问责之后不得不审慎对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四，问责的层级标准为何不同？为何省级层面的问责与县级、市级层面的问责迥然不同？为何省级层面问责的是省长孟学农与副省长张建民，襄汾县问责的是县委书记与亢海银和县长李学俊，临汾市问责的是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市长刘志杰、副市长周杰？问责为何因层级不同而逻辑迥异？如果按照襄汾县、临汾市问责的逻辑，那么，省级层面问责的应该是除了省长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之外，还要问责省委书记张宝顺。可是为什么只是孟学农下课，张宝顺却稳坐泰山？严格来说，如果从履职的时间来看的话，张宝顺对山西政情社情的熟悉程度应该要远远多于在山西履职仅一年的孟学农。因而，张宝顺对山西的担当也就应该更多。也就是说，更该问责的应该是“一把手”张宝顺，而不是“二把手”孟学农。

　　我们不妨对张宝顺在山西的履职情况做一简要回顾。张宝顺从2001年执掌山东至今，其历程可谓不短，已经整整八年。从履政的职位来说，可谓先政后黨。对山西的黨政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张宝顺的山西政坛简历如下：2001年９月任仲共山西省委副书记。2001年10月在仲共山西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仲共山西省委常委、副书记。2004年１月，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理山西省省长。2004年２月在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山西省省长。2005年７月任仲共山西省委书记，同年７月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2006年１月在山西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10月，在仲共山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仲共山西省委书记。任职至今。

　　根据权利、利益与责任一致的原则，享受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就应该承受什么样的责任。在工资待遇方面，为什么我们的公务员的范围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可是，在问责方面，却不包括我们的黨委、人大、政协？尤其是不包括我们的省委书记？为什么市县问责就问责一把手书记，省级问责就不问责一把手书记？是不是省委书记享有某种豁免权？为何中央对省的问责与省委对市、市委对县的问责如此不同？如果说这只是单纯的行政问责的话，为何要问责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如果说这不仅是行政问责，还包括政治问责的话，为何各级问责标准不统一？如果这些问题不妥善不解决的话，问责本身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受到质疑。

　　最后，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震级有几何？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对官场问责大地震的反省。官场问责大地震“震”的不能仅仅是帽子、位子、票子，而应该“震”动我们每位官员的德性、良知、理智。尤其是要狠狠震撼那些麻木不仁、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不法官员。如同四个月前的“5？12汶川大地震”一样，大地震震出了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对生命的敬畏、对活着的珍视。我们衷心地希望，是次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能够深深“震撼”每一位公权持有者对生命的敬畏，对良知的反思。而且，这种官场问责大地震，我们希望它能够深深地嵌入我们每位官员的灵魂深处，就像地震一样，官场问责大地震也需要前震、大震、余震。只不过，我们希望，除了纳入制度化的“他震”之外，这些“震”更多地能够来源于我们官员的“自震”。诚然，通过“自震”，尽量达到“无震”，这是最理想的选择。毕竟，我们不是为了“震”而“震”。我们是希望通过大震，逐渐化约为小震，最后达到无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要追问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其“震级”有几何，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官员们的“自震”有几何。或许，这才是山西官场问责大地震的真正要义所在。

　　2008年9月22日早上九点五十完稿

　　作者:阮思余

　　处在一个俯瞰的角度观察近期发生的焦点新闻与典型事件，人们或可产生这样的“宏观印象”：我们社会的近日之事大致上分两大类；一类以“滴水不漏”为基本特征；另一类则以“塴堤溃坝”为鲜明特征。

　　奥运会、残运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许多的盛事，可归为“滴水不漏类”。在进行这等极其复杂、难度很高的盛会时，其准备之充分，设计之周详，组织之严密，落实之坚决，不仅能保证各个环节、细节的“滴水不漏”，并且尚能做到让世人惊叹其“美轮美奂”和“无与伦比”。客观地说，这类包括了“基层截访”等高难项目的盛会，的确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难以依样完成的庞大而繁杂的“系统工程”。而在这类项目上，中國人所表现出的设计水平、技术水平、实干能力以及干劲、凝聚力和纪律性，端的是举世无双。

　　迄今已知有254人遇难的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当算作“塴堤溃坝型”的典型之一；而迄今还难以明确究竟有多少孩子、家庭受害的三鹿奶粉事件，则更具“塴堤溃坝”之性质。这两个“人祸”之间并无联系，但这类惨祸之所以发生，根源却是一个：我们社会的生命之堤，发生了成系统、大规模的垮塌。

　　在二OO六年四月，溃坝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就被吊销，二OO七年八月该企业的采矿证也到期，但该企业一直滥采滥挖直到事故发生。如今死人太多，这个企业被叫做非法企业了，而实际到底有多少祸害人的“非法企业”公众并不知情。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在山西汾尾矿库溃坝之前，事件责任人早已摆平了法律和公权构筑的所有的监管堤坝，各个环节的官方人士都形同虚设，司法和行政系统眼睁睁看着不法行为在面前发生，所有“防护堤”不明原因地“自愿崩溃”——这种现象比一个真实的溃坝事故更可怕，其可怕在于它会不断地造成人祸，任凭高层权力无数次重复“依法严处决不姑息”的誓言，它自岿然不动。

　　三鹿奶粉致婴儿肾结石并死亡事件爆出后举国震惊，这个震惊有其综合性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失望于国民“生命之堤”的“底线崩溃”。三鹿婴幼儿奶粉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列入“国家免检产品”，媒体大肆渲染三鹿有“1100道检测关”，“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值得妈妈信赖”……而三鹿以往的崇高荣誉和政治经济地位，如今正反衬出企业界、科技界、传媒界、质检等监管部门……系统化的缺德或弱智。如果说诸多社会管理部门的精英在客观上也对祖国花朵 “下了毒手”，也算不上真冤枉了他们。

　　不必埋怨民众“过度联想”，其实民众以往制造过的“谣言”，并不如现实中发生的情节更恶劣。某些人士总想引导民间的思想情绪进入“正确轨道”，希望大家认识到此等问题只是“个别事件”，但请不要忘了，最巴不得此类事具有“个别性”的，正是老百姓群体。他们为事故而哗然，而质疑管理与宣传机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事故的“不扩大化”。毕竟这是关乎他们性命和家庭命运的事情，如果借助发展经济、保护民族品牌、维护中國制造等高等名义引导他们在“毒品”面前沉默，那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动用权力封堵对犯罪的抗议言论也是犯罪，新添一个官场“底线溃堤 ”的例证而已。

　　话说回来，在塑造形象的工程中我们能达到“滴水不漏”，而在国民生命与健康的“防线”上时时“塴堤溃坝”，这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境界，其能力表现根本不像同一群中國人所为。这并非中國人的尴尬，但却是中國人的悲哀。且不论两方面的表现是否具有必然的关联，我想，实现“智慧和能力的再分配”，当是合理与可行的。

　　也就是说，中國人在国家形象工程中的高度智慧和落实能力，早已获得确凿证明，而后应该将我们最强的领导、组织管理和规划设计、保障落实能力，转移到保障国民生命与生活的实效工程中去，争取建设成一个具备起码技术含量的、不至于轻易全线垮塌的“制恶之堤”。

　　无论多少金牌和外国人的赞誉之词，都无法抚平国人的“结石之痛”和“溃坝之忧”。好形象和真本事体现于何处，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困难的问题在于建设公民社会——公民，只有公民，才能构筑成坚挺而可靠的“制恶之堤”。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黎明

　　奥运刚过，一系列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故。

　　据2008年09月12日新华网的文章《保守估计三鹿受污染奶粉全国潜在受害者将超3万》，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可能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一起公共食品安全事件。

　　可是，当事者在想方设法转移视线、推卸责任，转嫁于奶农。但实际上网友指出，奶农不可能大规模掺三聚氰胺。

　　而且三鹿公司早3月份就接到奶粉有毒的报告，在奥运之前就查知奶粉有毒，仍然销售，并且涉嫌制定公关计划——安抚消费者，1至2年内不让他开口；——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同样，山西襄汾尾矿库垮坝事故完全是人祸，截止2008年9月15日已经造成252人遇难，36人受伤。这是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矿难事故。

　　矿难、假药、大头娃娃、结石婴儿，多年来这些事情在中國层出不穷，屡禁不绝。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理念出了问题，体制出了问题。

　　中國人没有纯粹的信仰，只有对利益的信仰。改革开放前是对政治利益的追求，改革开放后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我们是没有信仰、没有宗教的民族，没有畏惧之心，天不怕地不怕，做事不择手段。

　　一个社会的和諧稳定要靠两个方面维持：一是非物质利益的信仰、核心价值观；二是法治、好的制度。可惜，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欠缺。所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一些官员崇尚GDP第一，而非生命第一；亲商而非亲民；我们的政绩制度、社会导向只看经济效益、财政收入，而常常不顾普通老百姓的痛苦，这样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一些官员、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官员忘了为人民服务，而去为人民币服务。

　　山西襄汾村民顶了十多年的“悬湖”，也写了救命报告，可就是无人关心老百姓的死活。

　　以往出了问题，只就事论事，致力于平息事件、解决事件，而不解决体制。如三聚氰胺不是第一次为非作歹，曾经引起中美纷争的宠物粮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惹的祸，但最后息事宁人，没有反思监管体制。所以，这次再次出问题，是必然的，是人祸；不仅是三鹿或奶农造成的人祸，更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造成的人祸。

　　我们只有自上而下的问责，让那些没有切肤之痛、没有生命安全威胁的官员去监督企业保护群众和矿工的生命安全，显然难以负责；我们只有行政主导的事后问责制度，而没有建立民众主导的事前共同治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的机制，也就是没有建立现代公共治理制度。

　　我们没有民众对官员的问责、没有消费者对企业的大规模索赔；没有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等，这种集体诉讼制度可以让作假的企业赔得倾家荡产。在美国，上市企业作假、散布虚假信息，往往要被索赔几十亿美元。产品出现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更是让企业马上破产。

　　可是，我国没有这些制度，至今不允许消费者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等。

　　在中國，官员和企业瞒报、作假的利益大，损失小；事后受惩罚的损失远远小于严格守法的利益损失；严刑峻法也只是提高了寻租的成本，导致更大规模的贿赂和腐败；整顿也往往是做秀，官商勾结，官员持股，使得整顿流于形式。

　　从溃坝、矿难到假药和假奶粉，折射出中國哪些环节的致命弱点？

　　中國社会道德缺失，唯经济主义的社会导向，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官员常讲“只要搞出政绩，只要经济上去了，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马后炮式的官僚主义十足的责任追究，常常只有低级别的官员、弱势群体、无权无势的人被追究了责任；缺乏獨立的调查，如应当让外地公安介入调查，而不是本地公安自我调查；一些官员漠视人民的生命，把经济利益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命重要得多；社会缺乏责任感，潜规则盛行；信息不能及时公开，导致更大的伤害、事态扩大；新闻监督往往只能痛打死老虎。

　　综合治理，中國需要对哪些环节下功夫？

　　中國要建立现代治理制度，推行公共治理，多边参与，权力制衡，民众问责，社区自治，确立社区、村民、消费者、公民的参与决定权；建立民本、廉洁、法治、公开、透明、事前预警的治理制度，事前连环问责：政府部门监督问责企业，民众监督弹劾政府官员。

　　严查渎职侵权，不能受惩罚的只是低级别官员，应将问责日常化、制度化；曾经的大头娃娃事件，未见官员负刑责；齐二药事件，堵死了受害者的索赔之路。如此轻描淡写的问责，怎么可能不再发生公共食品和卫生问题呢？

　　我国还要完善标准，如《食品中蛋白质的检测方法》以及责任追究的可行性细则；开放消费者诉讼、股东诉讼等集体诉讼制度。

　　综合治理，如何既切中要害，又切实可行？

　　切实可行的是确立社区同意制度、矿工安全报告制度、集体诉讼制度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如项目影响到村民、社区，必须征得村民、社区的同意，或者必须听证，必须由人大或司法判决；还要建立獨立调查制度，让外地公安介入、上级政府派人来调查。

　　加大处罚力度，是可以做到的。如三鹿3月份就得到了他们的产品有毒的报告，8月2号就检测出了三聚氰胺，8月6号整改了，但有毒产品一直销售到9月11日，在9月11日之前三鹿方面还一直否认产品有问题，这属于欺诈罪、故意间接杀人罪，必须严惩。襄汾溃坝事故中的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前年就被吊销了，采矿许可证于去年8月也到期了，但一直违法生产，监管部门严重渎职，必须严惩；村民早就打了救命报告，可是无人理睬，所以，不能只是安监局长、县长书记停职检查，而是一些人涉嫌犯罪，犯了渎职罪、间接谋杀罪。

　　与之相似，据陕西电视台报道，陕西横山县一煤矿非法越界开采，造成土地陷裂、房屋裂缝、泉水断流。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村民却被县法院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为由判赔800万。面对巨额赔偿，村民异常愤怒，直指法院是“煤老板的法院”。

　　中國的困境需要综合治理，但中國的现实又使综合治理显得非常困难。如何平衡两者？

　　官员要转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转变了，治理困境就能打破。一些官员在企业出事后首先想到的是隐瞒真相、保护利税大户的企业，这是极端错误的。只有让败德的企业倒闭，讲道德的企业才能成长，市场环境才能净化；否则守法的成本高、违法的成本低、守法者吃亏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长此以往，中國企业的经营环境会越来越差，逆向选择、优汰劣胜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地方损失更大。 所以，要转变思维，让行业潜规则曝光，让败德的企业倒闭，而不是护着利税大户。

　　哪些地方可以成为综合治理的第一步或切入口？

　　突破口一是放开新闻监督，尽可能公开信息，解决隐瞒、瞒报问题，通过事前揭露、预警，改变企业的败德行为与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新闻不能只是痛打死老虎，必须让民众掌握新闻主导权，让新闻反映民众的心声，实行新闻獨立、调查獨立，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二是放开自下而上的民众监督，让潜在受害人如村民、矿工、消费者进行监督；鼓励集体索赔、诉讼，建立事前监督而非只是事后问责的机制。

　　原载《中國证券报》

　　作者:胡星斗

　　1949年10月以后的近60年里，中國共发生了三场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大地震，除了今年的5.12四川省汶川县8.0级大地震之外，另外两场大地震都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研读中國30多年前两场大地震的新闻，不能不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同样是处于中國西南、与四川省相邻的云南省通海县发生了一场7.7级大地震，这场大地震不仅如今知道的人不太多，就是当年也远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

　　然而，通海大地震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在这场大灾难过去整整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省通海县举行大地震３０周年公祭时，首次正式公布这场大地震死亡15621人，伤残32431人，伤亡总人数近5万人。

　　当年的媒体远没有今天发达，不仅没有互联网，平民百姓也没有见过电视，当年传播新闻的媒体主要是报纸和广播。正当“史无前例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时候，通海却发生了大地震，大概当时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认为宣传革命大好形势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因此，在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后的三天之内，不论是中央的报纸和广播，还是地方的报纸和广播，均没有任何关于大地震的报道。

　　直到大地震发生之后的第四天，即1970年1月9日，《云南日报》才有了一篇关于这场大灾难的报道，它的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文中没有提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却充满了当时流行的空话和套话，如：

　　“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受灾地区的广大共產黨员、各族革命群众和解放軍指战员，他们突出无产階級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迎击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按理说，在灾难发生四天之后才有的报道，与现在的即时报道相比，记者有比较多的时间了解灾情，报道应该比较详实，可这篇报道却恰恰相反，信息模糊，语焉不详，读者如雾里看花，无法得知地震的具体情况。

　　1970年1月10日《云南日报》关于通海大地震的后续报道，更会让今天的读者看得心惊肉跳：

　　“……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抗震救灾……”

　　“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澤東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时“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在灾区群众最需要食品的时候，送去的却是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此后《云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关注的也是灾区群众在大灾之后不要救济和捐助，只要“精神食粮”和精神鼓励：灾区人民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对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建水县退回粮票7313斤和捐款13000元，灾区人民只收下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画像、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

　　当年的《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还提到，通海大地震发生之后，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人和政黨领导人分别致电表示慰问，但没有提到任何来自国外的援助。

　　从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灾区人民的援助，我们可以想到当年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通海等地灾区人民，要经受多大的困苦！

　　通海大地震6年多之后，中國又发生了一场更为惨烈的大地震，这就是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的震级为7.8级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央对唐山人民的慰问电，同时在慰问电的右边刊发了一条新闻：《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篇新闻采用的是新华社通稿，只有400余字，有10多个字提到了地震的后果：“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当时是“纹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如火如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因此，报道必须突出当时的政治，报道的最后一句是：“他们（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此后，《人民日报》又发过多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必须强调用“批邓”来推动抗震救灾工作，仅从一些报道的标题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压倒救灾工作的，如：

　　1976年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作贡献  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

　　1976年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  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1976年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

　　1976年9月1日：《深入批邓成为抗震救灾强大动力  天津第一发电厂发电量很快达到震前水平》。

　　唐山地震是极其惨烈的发生在城市内的强破坏性地震，在人们的酣睡中，有100多万人口的唐山市转眼间变成一片废墟，震区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可是，当年灾难死伤人数是国家机密，中國内地对死伤人数没有任何公开报道，香港报纸估计死伤人数超过70万。

　　在唐山大地震过去三年多之后的1979年11月，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地震通报会议暨中國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国家地震局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伤人数。徐学江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徐学江认为：地震是天灾，不是人祸，伤亡数字不应该保密，而应该向全世界公布，公布地震伤亡数字无损于黨和政府的形象，徐学江用这样朴素的道理终于说动了有关人士同意新华社公布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伤亡数字。1979年11月22日新华社从大连发布的消息说：“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24万2千多人，重伤16万4千多人。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区在那次地震中死伤人数的累计。”

　　今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不到20分钟，新华社就发布了消息，此后，包括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在内的中國各类新闻媒体各尽所能，详尽客观地报道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及时更新伤亡人数，与30多年前的中國地震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中國的巨大进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从今年地震灾情的信息透明度和对外开放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灾难过去之后，中國将开始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

　　（谢谢湖南大学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在作者查阅相关资料时所给予的热诚帮助）

　　汤国基，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國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湖南大学中國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迄今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共500余万字，出版著作12部，有作品被选入大学教材和新实验高中语文教材。

　　电子信箱：tangguoji888(at)163.com

　　作者:汤国基

　　四川大地震将惊骇和伤痛带给了太多的灾民，而他们所遭遇悲惨不幸的画面震动了我们所有人。这次大灾难是中國近期所遇到的最大考验，但是对于危机的迅速反应显示出这个国家原有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显示出一些积极的、未曾预想到的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使得中國拥有更强大的能力来应对灾难，它的GDP在今年可能会达到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庞大的经济总量为处理地震影响提供了足够的财力。相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國如今的工业化程度和后勤保障能够提供的力量得到了巨大提高，从而能够实现有效救援：数千人因此被从废墟中救出。经济发展不仅能够使人们变富裕，它还能挽救人们的生命。

　　巨大的经济体也将对重建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为500万无家可归的灾民建设房屋和提供生产工具需要3000亿人民币，总的重建支出更可能超过1万亿人民币。仅仅10年之前的话，如此庞大的数目将压垮整个中國。而现在，中國的财政收入即使在2008年也会有大幅度的增长，使用其中的5%投入到重建当中就足够了。当然，那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并且将在今后很多年带来财政方面的压力。

　　中國政府对灾难作出了最快的响应，在效率和所提供的资源方面都应该得到最高评价。更加重要的是，整个救援行动证明了对于人性尊严毫不含糊的尊重。这次，中國政府把“将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口号落到了行动上。

　　政府的救援努力值得我们赞扬，而地震的破坏范围也引起了对于中國发展模式的早已存在的思考：救援速度“第一世界国家”，死亡人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國的发展策略似乎重视数量更甚于质量。地方政府热衷于增加GDP，但是这种增长是通过预支将来实现的。举例而言，环境、教育和医疗保障如今就遇到了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房屋和基础设施则建设匆忙。

　　贪腐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据称，所有倒塌的校舍，其建筑者都可能使用了太少和低质量的钢材与水泥，政府应对这些进行调查，并惩罚涉案的官员和开发商，以避免类似情况重新发生。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能够保证贪污不会支配整个灾区重建过程。

　　灾难也暴露了中國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在东南沿海打工的父母们需要长途跋涉回到家乡的村庄，去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从一个层面放大民工潮现象的灰暗面。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國的出口型经济繁荣任劳任怨，但因为缺乏接受教育的渠道和高昂的住宅价格，这些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如果希望这些孩子没有白白死去的话，中國应该建设足够多的低价住房供给这些外来劳动力，同时允许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

　　最使人受到鼓舞的，是在灾区的人们如何相互扶持和帮助，以及全中國的人们都踊跃捐款并投入到救灾当中。这表示出中國人民显示出了很强的公民精神。有一些专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國人不可能表现出整体的协同，因此需要一个强力的全能的政府来管理他们。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似乎能够提供一些反证。媒体的全面彻底介入，为这种公民精神的繁荣提供了渠道。

　　在过去3年中，贪婪与空虚充斥在中國社会，它引致了股市泡沫，当股市崩溃时，很多人希望政府能够施以援手，但是，当数十万人受伤、几百万人无家可归需要帮助的时候，怎么能够将有限的金钱来拯救那些赌徒？北京奥运会是中國的光荣时刻，于是很多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那些表面虚荣的方面。仅仅是为了炫耀，财政资金就被大量用于建造成本巨大的大厦和其他建筑物。在尚有如此众多的孩子还无法拿出学费的时候，中國应该将数十亿的资金投入到那些地标建筑中吗？奥林匹克是一次充满友爱的竞赛，作为主办国的人民表现出真诚和欢迎、比赛场馆和器具足够，就可以完成一场伟大的活动。为了表示对地震中死亡的人们的悼念，中國应该将尽量少的精力放在庆典仪式上，而将这些钱用来灾后重建。

　　一个民族，她的人民在相互同情，或者一致憎恨某个外人的时候才最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民族性，而只有前者才能使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荣耀。中國人已经经受了考验，这一次同情胜出。

　　作者为獨立经济学家

　　来源：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作者:谢国忠

　　中國人民经受了2008年以来的重重灾难的考验。唐昊说，从这些灾难中，中國可获得从提高建筑防震标准到完善紧急情况应急机制等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迄今为止的2008年灾祸连连，似乎要以大不幸来刺痛这个古老的民族。当这个民族历经雪灾、暴亂、车祸、地震的重重考验之后，原来那种肤浅的盛世喜悦也被冲淡了许多，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凝重和沉痛。在灾区的小学课堂上，溫家寶总理更是手书“多难兴邦”四个字来表达中华民族面对频仍的灾难依然不屈奋发的态度。

　　灾难固然是一种不幸，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彻底反思灾难之成因并励精图治；如果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时能激发起贯注着理性与信仰的救赎之心；如果一个社会，已在充满着艰难险阻的茫茫前路中看准了方向——灾难就会成为“兴邦”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能从这次地震灾害中反思和汲取足够教训，并开启改革之路，应该是对生者和死者最好的告慰。

　　为此，首先应该改革的是中國的危机处理机制。在中國，危机处理必须要成为一种日常机制。笔者在英国访学期间，曾对英国处理突发性危机的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使民众时刻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在各种建筑物的显眼位置随处可见消防条例、安全规则、注意事项等警示性贴纸，并且都是简单粘贴，便于经常更新。此外，英国经常进行消防、逃生等演练。演练时间经常在半夜两三点钟，并且要求居住人员在几分钟之内就全部撤出楼外。而每个人也都非常郑重地对待这些演习，用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甚至穿着短裤在12月的寒风里瑟瑟发抖，直到消防员确认了每一个人都撤出，检查了所有消防设施，记录下整个过程之后才回去。

　　平时的演练越逼真，在真正的危机来临时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小。而危机处理规程的完善细化、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民众的危机应对能力也是在这一次次看似劳民伤财的演练中不断提高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性事件，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本能。学生可以不用老师组织，就在第一时间用最快速度逃生和救人。而在中國，由于公众对于地震的防治平时很少被训练和引导，时间长了，公众自己也会松懈甚至淡忘，危机关头逃生效率、救灾的效率自然不高。应该说，这也是地震灾害中造成人员损失巨大的原因之一。

　　其次，像这样的灾害，仅靠政府本身是无法应对的，必须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地震后进入四川灾区的志愿者有数十万人，在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发出号召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律师、公司的董事长、农民工、学生、甚至一些受灾者本身，都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公民热情在这次灾难面前空前高涨，即使在那些最难以进入的山区，都有志愿者的身影出现。但与此同时，政府平时对NGO缺乏沟通和管理的后果也显现了出来。对志愿者的组织工作十分混乱，信息提供不够完整及时，地方上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什邡市委书记甚至表示不再欢迎志愿者的到来。平时与NGO不加强联系，关键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甚至认为他们是来添乱而简单地赶走，这不是正确的方法。灾后政府应该反思如何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完善社会志愿服务的日常化管理体制，把公民志愿意识对接到政府的危机处理体系中来，同时还要加强政府本身的管理水平——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最后，我们国家应该以此次令人痛心的灾难为契机，改革过度以发展为中心的思路，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民生系统的完善上。

　　例如，事关民众生命安全的地震科学观测工作，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受到很大冲击。就在地震发生前几天，北京的某地震观测站在一夜之间被房地产开发商夷为平地——一切为发展让路。同时，科学研究本身也做得不够，例如地震地区的地震局网站上，主要内容、包括震前几天的信息就是春游、跳绳比赛、学习政治文件等等，没有一件是和地震预测工作相关的。长此以往，如何全面完善中國的地震监测系统？改革国家地震灾害的预测体制，去除官僚化的习气，重新建立专家、公众、政府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中國所必须面对的首要任务！

　　同时，这次地震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与政府监管缺位、教育弱势、公共建筑标准过低等一系列体制性因素也有关系。在地震中有近7000所校舍垮塌，其中北川中学教学楼跨塌导致1000多名学生死亡；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倒塌，十几个班级的学生遇难；汶川县映秀小学教室垮塌，数百学生遇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离北川县城极近的五所希望小学在这次地震中不仅教学楼没有垮塌，连玻璃幕墙也没有掉落，原因只不过是这五所由同一出资者严格监督建造的学校在建筑过程中没有偷工减料，按照建筑标准施工而已。在中國，学校倒塌已不是新闻，学校不倒才是新闻；偷工减料是常态，实实在在按标准盖楼反而罕见，这才是最大的悲哀。在建筑过程、监督过程、甚至设计过程都存在很大问题而导致塌楼的情况下，尽管有老师奋不顾身去救学生，但他们又能救几个人呢？这些由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人为错误，却要老师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弥补其万一，实在令人义愤填膺。

　　因此，最重要的防震工作就是——把房子盖得结实些！地震不会杀人，杀人的是建筑。而要想盖更多结实的房子，最需要的其实是制度的全面改革。有人说，这次地震后应该提高学校建筑的防震标准，但问题是，如果制度不进步，光是提高标准又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改变以往单纯注重发展而牺牲环境和自然，不重视民生保障体系的做法，全面提升中國民生保障体系的制度化水平。

　　曾子墨在采访唐山大地震预测者后说过一句话：“一个民族能够承认自己的弱点，就有进步；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就有希望。”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损失同样巨大，暴露出日本在关西地区缺乏足够的防范措施和救灾系统，但也引起了全日本对相关问题的反思和改革。之后的十几年，即使在同样强度的地震中，也再没有那样大的损失。

　　所以说，多难不是兴邦的原因，只有因多难而警觉、而改革才是兴邦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那降下的国旗对生者的意义要大于对死者的意义。因为它逼迫我们必须要反思如下问题——怎样把学校建筑得更坚固，并严惩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怎样保持这次新闻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及时有效传播的能力，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怎样将捐款去向透明化，以保障人民的慈善爱心不被滥用等等——生命的代价只有换来进步，才对得起那些逝去的生命！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来源：中外对话

　　作者:昊唐

　　东北的灾民早已在雪前住进了温暖的地窨子；九江大堤决口封堵处也于近日开始拆除重筑。洪灾过后，诸多善后事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现在 回想起来，有件事被忽略了：按照《国旗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为九八特大洪灾的死难者下半旗致哀。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今年我国发生洪水的河湖之多，时间之长，水位之高，损失之

　　大，为历史罕见，更为《国旗法》颁布以来所仅有，当属“严重自然灾害”；洪灾中，人员死亡达3656人，当属“造成重大伤亡”。尽管《国旗法》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下半旗规定的只是“可以”，不是“应当”、“必须”。但如果一次灾害死亡3656人还不能适用这一法条的话，不知这一规定几时才能派上一回用场。

　　事实上，国旗不仅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而下半旗正是一种由中央政府以全体国民的名义举行的哀悼仪式。它不但能给予死难者的亲人以莫大的精神慰藉，再次体现抗洪

　　斗争中全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而且更有助于增强每个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从而激发为国奋斗的热情。

　　遗憾的是，我国还从未有过为一般民众下半旗的先例。古代的礼制，其实质是正名分，巩固等级制度。《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一直是西周以来的一条重要原则。及至现代民主政体确立，“礼”理所应

　　当下及“庶人”，因此我国现行《国旗法》规定，除了国家重要领导人逝世应下半旗外，对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逝世，以及因不幸事件、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也应或也可下半旗致哀。这项立法反映了社会进步，无疑使我国的降半旗制度走上了民主化、规范化的轨道。

　　但从目前实践和人们的观念看，下半旗的对象还仅限于逝世的国家重要领导人，其他几类对象尚未予以充分重视。比如，在洪灾刚过的9月21日，我国依法为不幸因病逝世的杨尚昆同志下半旗致哀；而3656名普通民众在洪灾中死难则几乎与此同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国洪灾前的1998年6月3日，德国一列高速列车出轨，酿成德国近50年中最惨重的铁路交通事故，100人死亡。事故次日，德全国降半旗致哀。

　　两相对照，没能为36倍于德铁路事故死亡人数的我国洪灾死难者降半旗，我宁愿看成是有关部门的一时疏忽。倘若今后再有我们不愿其发生的重大伤亡，请切记关注《国旗法》的相关法条，以下半旗的仪式寄托全国人民的哀思，体现国家对普通公民生命的珍重。

　　作于1998年

　　作者:郭光东

　　一

　　那是1935年吧。希腊诗人尼可斯·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國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为一位90岁的老太太祝寿的锣鼓声中，他和一位中國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后者曾是驻法国大使，“讲一口古怪的法语”。

　　“您们不害怕吗？”远道而来的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因为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进入华北，而共產黨也在向北。

　　“共產主义年轻。日本年轻。中國是不朽的”，老人微微一笑，在沉默一下之后接着说，“您知道吗，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里面集满了寄生虫。许多鸟飞来，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虫，为大象清理身体。中國是大象。”

　　“难道您不怕中國的其他敌人吗？更大的，比方说，鬼，水灾？前几年，长江泛滥，淹死了3千万人。”

　　老者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耸一耸肩：“3千万算什么？中國是不朽的。”

　　我是在那本《中國纪行》的小书中阅读到这个片段，它是如此鲜明的印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我不相信那3千万的数字，它可能是一个旅行者的道听途说）。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國曾迎来很多著名、或者日后将很著名的访问者。从罗素、毛姆到W·H·奥登与海明威，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灰色城墙、画着油彩的戏剧脸谱、园林、屏风、淳朴的农民或许还有裹小脚的女人所吸引……

　　对于其中一些刚刚经历过第一世界大战的访问者来说，欧洲国家间相互残杀令人厌倦和绝望，而中國或许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可能——他们没有欧洲的竞争与残酷，有的是西湖边轿夫的微笑。而对于在30年代到来的更年轻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愿意目睹的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生，这个国家饱受饥荒、殖民者、内战、自然灾害的侵袭，但是它正准备在洗礼中获得重生。

　　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國》时，我几乎可以感受得到埃德加·斯诺最终抵达延安时的喜悦，沿途他看到了那么多尸体、饥饿与哀嚎的人群、官吏的腐败……中國共產黨则代表着崭新的生命，能够将这个国家的从混乱与溃烂中解救出来。

　　灾难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气质。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所以，当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國时，他发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总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人们害怕乌鸦、狐狸及特别的日子；人们用喧嚣的音乐、吵闹和吃喝，来庆祝死亡；用沉浸在一个又一个戏剧，来逃避现实……而这个国家依靠着她的迟缓、辽阔、人口众多，还有在瓦砾中欢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有时候，仅仅因为更大的灾难到来，人们就忘记甚至制造了另一次灾难。斯诺目睹着陕西的饥荒，但日本人到来更为恐怖，于是两年后，国民黨政府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堤坝……

　　二

　　卡赞扎斯基的中國已离我远去了，那个让斯诺抱有强烈同情与期待的组织已经领导了中國将近60年。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國人就受困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它不能应对农民起义，它不能驱逐外国的入侵和羞辱、也同样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前不知所措。

　　在从1899年—1901年的陕西那场不断出现“人肉体相食”的大饥荒中，受灾地方不可能从北京获取任何支持，因为慈禧太后在1900年8月15日那天仓惶出逃——她一开始支持的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到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國人——就像沃尔特·李普曼对大多数落后地区所做的形容——“人们渴望被统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以个人之力、家庭之力，来对抗时代的震荡。

　　1949年后的中央政权足够强大，它可以团结人们建设工厂、研制原子弹、修建水库……但是，它制造的灾难甚至不比它带来的建设少。在面对1959—1961年的自然灾害时，大批被饿死的人要归咎于政治决策的失误；1976年的唐山地震，我们有强大的解放軍、能调动各种资源，却因为资讯的不畅、官僚主义的作风、封闭的心态，而使死亡数字达到了不该抵达的高度……

　　我隐隐意识到提及这些令人反感。在电视画面上，报纸版面上、互联网页面上是那些场景：担架上的死伤者、废墟与瓦砾、大批的解放軍、排队的捐助者，还有忧心忡忡的总理……滚动的字幕不断提示着最新的悲剧和进展。

　　在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字的左侧，是空中拍摄的汶川县城的照片，之前是一个被压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少年的脸庞。自从5月12日以来，这场地震的震中的汶川县一切似乎都在黑暗中，通讯与交通的中断，使它变成了地图上一个盲点。

　　三

　　像对待新闻事件一样，这场地震带给我的冲击是缓慢到来的。5月12日下午，我坐在北京的一幢楼房里，经历过短暂的晕眩，事后才知这是地震，而它的源头来自四川省的汶川县。但我尚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接着，消息开始四面八方传来。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出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学生们的消息不断出现，死亡的人数从几千名上升到1万2千名……而且，一个我去年的旅行经过的地方也成为重灾区。

　　我再次听到了北川这个名字。我记得去年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和朋友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道向上。山腰之中的石纽村，据说正是大禹的故乡。这是8月末的四川的北川县，除去大禹，此地还以羌族与汉族人的争斗史著称。但现在，除去房屋外墙上的图案，羌族的痕迹基本消失了。

　　对于那个湿漉漉的、设计呆滞的大禹纪念馆，我没有太多印象。到是记住了山间村落的静谧，阵阵香气从放满了菜与辣椒的油锅里飘出，小孩子正在石板小路上奔跑。还有山间的那条河流，因裹着沙石而变成了白灰色的，和山谷里的腾腾雾气，拼凑出一幅神秘图像。

　　而现在，我印象中那个安静的新县城六成以上建筑物垮塌了，而老县城的更多。很多人仍被压在建筑物之下，1000名中学生正在北川中学的那七层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

　　我接到了好几个年轻朋友的电话。他们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为何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國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國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四

　　但是该反思什么呢？去煞有介事的批评政府的效率，去责问为什么见到一所所学校倒塌、却没听到一所政府大楼倒塌的消息，去追问为何在现代通讯如此发达的岁月，汶川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成为盲点……关于整个事件，我们所知的信息太少了，以至于想要批评都无从下手。

　　或是去反思公众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热情吗？滥情的背后，经常是情感的空洞。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灾难场面、惊恐的面孔，都通过电视屏幕和报纸展现在你眼前时，情感上的某种迟钝与麻木经常是被迫的选择。如果你是个真诚的、如此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在这场地震之前，不正是缅甸的规模更巨大的灾难吗？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要承认，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的消退，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高效，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坐镇，才可能驱动变化。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但此刻，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题，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临的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但是，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如果被妥善处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发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

　　作者:许知远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缅甸高级外交官Shari Villarosa称，超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可能已造成缅甸逾10万人遇难，“数据显示三角洲等地区的遇难者可能已经超过10万人。”她还透露有关的灾害统计数据是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

　　而缅甸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最新官方数据，目前确认风暴灾害已经造成22980人丧生、42119人失踪和1383人受伤。多数遇难者被伴随风暴而来的洪水冲走。

　　联合国人道组织官员John Holmes称三角洲受灾地区逾5000平方公里土地遭洪水袭击，数百万缅甸人无家可归，急需临时避难所和生活物资。John Holmes希望缅甸对国际救援人员发放入境签证。

　　面对飓风造成的死伤人数，军政府都不愿明确回答，那么，国际社会又如何信任他们，把大笔的救灾款项和物资交给他们？

　　实际上，西方国家一直扮演着人道主义救援的主角，即使对缅甸军政府实行严厉制裁的美国在向缅甸提供25万美元援助后，白宫6日又宣布，向缅甸再增加300万美元赈灾资金。白宫发言人佩里诺说，除救援资金外，美国一个救援小组正在等待进入缅甸境内的签证许可。美国海军驻扎在缅甸邻国泰国的两艘军舰也已待命，准备装载饮用水和其他救灾物资前往救灾。

　　但美方提出的入境申请却一直没有得到缅甸军方的答复。欧盟也表示向缅甸风暴灾民提供300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机构和獨立人道主义组织正紧急采取行动向灾民提供援助，但仍然都在等待缅甸军政府的正式批准。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7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呼吁缅甸政府为国际救援活动提供便利。潘基文在声明中说，缅甸人民正面临“关键时刻”，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快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帮助他们应对热带风暴灾害。他说，考虑到目前这场灾害的严重程度，缅甸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尽一切可能为国际救援人员和物资的入境提供便利，这样做也将有助于缅甸政府开展救灾工作。

　　缅甸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风灾过后，目前食物短缺，很多受伤的人亟待救援，尸体还没有收拾，已经发臭，现在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伤病无法治疗，以及营养不良，缅甸军政府不得己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请求。然而这样的救援一直以西方民主国家为主，就算把物资和款项交给缅甸军政府，他们能不能及时分发给灾民，值得外界疑虑。再说类似的紧急救援，需要学问和经验。也就是说，物资和救援人员必须一起进入，才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成功救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直抨击缅甸军政府恶劣的人權纪录，这个靠政变上台的军政权，从1962年上台以来，实行了一系列闭关锁国的愚民專制政策，导致民怨沸腾。一度通过民选的政黨领袖昂山素姬被军政府软禁了十多年，这个时候，西方要求缅甸军政府大量放行救援人员，缅甸军政府自然心存恐惧。缅甸原定于本月10日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决，联合国安理会2日通过声明，呼吁缅甸政府创造有利气氛，以便确保政治进程具有“包容性和可信度”。缅甸政府4日对联合国的声明表示“非常震惊”。美联社记者格兰特·佩克认为，突如其来的灾情给公投能否平稳进行增加了变数。缅甸政府在是否接受美国等提供的救灾援助上面临双重挑战：接受意味着美国可能趁机向缅甸民众施加影响；不接受则可能影响救灾重建工作，招致灾民不满。

　　在政权和人民死难面前，缅甸军政府看重的是政权，人民的死难对專制统治者来说并不重要。此次飓风，事前印度气象部门提醒过缅甸方面，但没有引起军政府的关注。如果有充分的预警防范应急措施，完全可以把飓风的损失降到最低。

　　作者:蔡慎坤

　　刚刚进入2008年，中國南方地区就遭遇了罕见的冰冻雨雪灾害。持续低温不但造成城乡居民取暖困难，而且输电线路结冰和冻雨雪压垮高压输电铁塔还导致大范围断电事故和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公路、铁路运输中断，成千上万的旅客被迫滞留在车站和雨雪交加的道路上，而此时恰值每年人流最多的春运高峰时期。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南、贵州等地区，大面积停电甚至停水接连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缺乏饮用水和御寒设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根据国务院统计，这次灾害中受灾省份达到19个，基本覆盖整个南中國，受灾人数在1亿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在500亿元以上。

　　而国内的宣传报道一般也都把这类灾害归结为异常性的、偶然性的气候事件——所谓“百年不遇的洪水”“几十年不遇的旱情”，这次的雪灾也被称为“50年一遇”。但问题是，偶然得多了，就不再是偶然。极端性天气在中國屡屡出现，说明有其必然性存在。事实上，我们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异常”天气成为“经常”现象的时期。而我们在灾难的尾声中更应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在灾难面前会如此脆弱？今次雪灾虽然也属于全球性气候异常中的一部分，难以避免，但并不是一定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为此，我们不但需要反思致使灾害发生的自然和技术原因，也需要反思导致灾害后果扩大的社会和制度原因。

　　中國近年来接连遭受的自然灾害，意味着中國在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一轮经济增长过后，开始面临极为严峻的生态挑战。而在这类中國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虽不是雪灾等生态问题的直接肇因，但其与自然生态问题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加重和加速了后者恶化的程度，也使中國的现代化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

　　就社会层面来看，这次灾害的影响反映了中國地区差距过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户籍制度阻碍，人口定向流动、传统观念强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普遍存在。突如期来的雨雪冰冻天气，不过是把这些社会问题激活而已。这些问题的后果总是一次又一次落在社会中下层人群身上。拿春运来说，总有人把每年一次的大规模民工返乡说成是乡土观念强所致。但事实上，人的观念也是由一些具体的因素形成的。媒体单纯地号召民工留在城市过年，殊不知，一个人一年或几年回不了家，那种心灵上的折磨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谋生艰难、受尽歧视、饱尝失败的民工来说，每年一次的回家才能够找到心灵的避难所，这同样是生存所必须。那被困在火车站的数十万民众，是中國社会的基础，他们更需要的是在城市里安身立命，而非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迁徙，这种愿望的渺茫预示着在社会中下层，某种发展瓶颈确然存在。今次剥夺了他们回家希望的当然是罕见的大风雪，但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每年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艰难跋涉呢？

　　就制度层面来看，在灾难发生后，南方各地的政府动员了其所能动员的一切，许多地方领导都下到一线现场指挥。以广州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的努力和成效都值得赞赏。但拥堵、物价上涨、电路中断、能源危机还是接踵而来。应该说，灾害天气不是一夜间形成的，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反应迟缓和治理低效，是导致灾害后果放大的重要因素。如广州火车站前一阶段的混乱状况就与信息不透明甚至虚假信息泛滥、对灾害准备严重不足有关。如盲目发布乐观信息，促使已经散去的人潮再次回流，给火车站造成更大的压力，2月3日终于因拥挤踩踏而导致一死一伤。而全国范围内的用电、用煤困境也不能全然以天气为借口。事实上包括南都、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共同的结论就是，所谓“电荒”“煤荒”，其根源不过是由于信息不畅和行政管制僵硬所带来的“管理荒”！

　　同时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使事态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对此的反思仍显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最典型的莫过于灾害新闻报道方面：公众要求更多的知情权，而我们的媒体在把握方向、及时报道等方面虽基本令人满意——特别是广东媒体，在这场灾难中不隐瞒、报道及时准确、覆盖面广，甚至其他受灾地区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也要引用广东媒体对该地的报道——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新闻报道的“宣传性”仍大于“新闻性”。这种新闻管理思路上的落后显然是来自权力管制的习惯性思维。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相当的混乱。

　　这几年，所谓“百年一遇”的灾害性天气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悄悄然而却是难以逆转地走向恶化。可以想见，抵御频发的自然灾害将会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单纯一场灾害可以指望政府来解救，而抵御经常性、频繁的灾害可能就要靠社会自己的动员和自救能力了。而中國应对大规模灾害事件过程中从组织管理到沟通协调上的不适应，却集中反映了中國经济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匹配。而这些问题决非通过“领导重视”“权力集中”“宣传教育”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更深入和广泛的公民社会自治网络和公民道德习惯的养成，以及建基于此的政府行政方向和行政能力的改善。

　　冰冻灾害天气还在持续，也许在几天后它会得以缓解，火车站混乱的人流也终将散去。但我们的问题是：下一次的灾难何时会来？可以想见，类似的由自然灾害所引发或者放大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会在可见的将来层出不穷。而要解决这类问题，不是仅仅在环保领域内做出努力就以做到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政治文明的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考虑，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努力不能直接阻止自然灾害，但它会使我们在面对同样的灾难时更有力量，生存的机会更大，受的损失更小。在现代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动员能力的加强，建设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府，当是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之所必须。

　　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作者:唐昊

　　在中國官方宣布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斗争将由“应急抢险抗灾”转入“全面恢复重建”之际，中外军事观察者也就当局抗灾的反应、能力和效果的军事意义做出分析。

　　最新一期加拿大多伦多出版的《汉和防务评论》专文指出，中國当局的雪灾处理过程凸显仲共严重缺乏处理重大自然灾害危机的经验，因而判断仲共缺乏对台湾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

　　中國战略评论员、空军上校戴旭撰文指出，比起百倍残酷的战争，这场大雪要“温柔”得多，它提醒了中國在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中，应更多地审视战争预防的角度，如城市布局、能源结构等。

　　《汉和》文章说，中國官方在应对雪灾时暴露了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严重缺乏经验来处理重大自然灾害，应变危机的能力特差。中國政府的现存架构根本无法应付一场以对美日台“大摊牌”为目的的重大外在危机。

　　官僚架构陈旧过时，无法协调各利益集团

　　文章称，从美军机炸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美中南海撞机事件到现在的雪灾，中國陈旧而过时的官僚架构甚至无法有效协调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纠葛。危机管理、控制的能力不足，体现出各部委、利益集团之间严重缺少及时、有效的沟通，使得正式决策的时间漫长，对外态度矛盾等。

　　文章举例说，雪灾揭露了中國缺乏持久战所必要的石油储备，缺乏电力、煤炭等，而在后冷战时代几场军事冲突中，美军首先重点打击的就是电网、交通干线。

　　一旦电网、交通要道、机场受到“节点”式破坏，兵员的投送能力将陷于瘫痪，持久战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此外，当国家有重大事件时，当局最在意的是动员武警做好防止民间暴動的戒备。这显示中國财富分配不均以及不公平的竞争，严重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这种“软社会实力”的削弱，使得中國无法真正应付外部战争危机。

　　中國自己的军事专家也意识到雪灾所暴露的体制问题。戴旭指出，这次雪灾的骨牌效应显示，交通依赖电力，电力又依赖能源，能源又依赖交通，而经济又依赖上述三者的循环。

　　他说，电力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总开关，没有了电，一切便迅速陷入全面瘫痪。这场雪灾的最大破坏力体现在对电力的中断上，这和现代战争的打击重心如出一辙。

　　他也举例说，1991年波湾战争，美军首先攻击破坏政府首脑、电力、交通、通信等战略设施，处在最外环的军队和军事设施反而是最次要的目标。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石墨炸弹使南联盟电网彻底瘫痪，造成整个南斯拉夫联盟经济损失数千亿美元而崩溃，在30天后被迫接受城下之盟时，其军队还保持90%基本完整。

　　雪灾也暴露政府准备不足的毛病，战争时准备不足是很难仅凭应急抢修弥补损失。各个车站在春运期间几乎失控，反映民众缺乏纪律性和组织方面的缺陷。这种混乱在战时不仅将导致巨大伤亡，还会严重影响各种作战和救援行动的展开。

　　东南沿海应发展多重能源

　　他建议在城市多建地下工程；通过地下传输部分电力防止点穴打击；东南沿海不能只依赖西北的电煤供应，应发展多重能源，包括核能、沿海风能、太阳能等。

　　戴旭说：“这次雪灾造成的损失告诉我们，中國经济发展的现状，已很难承受战争发生在自己本土，特别是发生在沿海地区。以往我们只是不能允许敌军人员踏上我国国土，未来我们也不能容忍敌人的炸弹落在我国的国土上。”

　　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叶鹏飞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联合早报

　　从非典到雪灾，还有一次次的矿难，一次次的突发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开始阶段总是尽量隐瞒消息，直到纸里包不住火了才被迫昭告天下，并且新闻媒体必须统一口径。这种做法给灾难治理和预防带来很多隐患。虽然有很多网民呼吁政府关注一下公民的知情权，但很多人并没有觉得政府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妥之处，甚至还替政府的行为辩解。其辩解之辞无非就是在没有充分了解灾情之前，夸大灾情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后果。

　　公民的知情权在这种解释下就可以被忽略，而且公民也觉得理所当然。这无疑是法制建设的一大悲哀。关于公民的知情权被践踏的现状，很多人都谈论过，本文不想赘述。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这种悲哀的来源：为什么政府的不作为不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或者是这种不满为什么没有对政府形成压力。

　　长期以来，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藏着掖着的思维，君不见有人病入膏肓，全家人都知道，就是瞒着病人本人，连医生也跟家人联合起来欺骗病人；君不见家中老人去世，全家人瞒着正在高考的孩子，只是怕他们分心；君不见家里孩子在外面出事，家人合力瞒着老人，生怕老人承受不起；君不见孩子惹了祸，兄弟姐妹和妈妈心知肚明，只有老爸一个人不知道。

　　就连最八卦的人都知道哪些话在哪些人面前不能说。最喜欢打听消息的人在该瞒着的人面前也会三缄其口，最诚实的人也会为了瞒着那个人撒一些“无关紧要”的谎。有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最有权知道的那个人不知道。或者这个人知道传闻的n多版本，但就是不知道真实的那个版本。有时候这个人无意中知道了真相还得装着不知道。种种怪状都折射出一个问题：公民知情权的缺位。病人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医生也有告知病人的义务。这种常识和法律，可以被医生和家人以种种理由任意践踏。家人之间的亲情可以亲情本身的名义被扼杀。

　　抛开种种顾虑不说，让我们看看这种藏着掖着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在成龙主演的《醉拳2》里，黄飞鸿丢了人参，怕被责罚不敢告诉老爹，反而拿金枝玉叶来代替，差点酿成命案。老爹最后因为黄飞鸿隐瞒又怒发冲冠。这虽然是电影，但却可以拿来分析一下当事人的行为逻辑。

　　黄飞鸿犯了错，怕被责罚，不向老爹上报，自作主张，试图自己弥补。黄对自己所受责罚过分高估，而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过分低估，企图蒙混过关。

　　事情败露，老爹大怒，重重责罚黄。好像是因为黄丢了人参，其实是因为他擅作主张，差点酿成大错。

　　这里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致使黄隐瞒老爹，弄虚作假。最后又因为事情败露不得不承认错误。他也受到更重的责罚。

　　有些人怕老人承受不起打击，家中有事都瞒着他们。自己每天心事重重，若有所思，还自以为在看着自己长大的老人面前装的无懈可击。他们过分的低估了别人的承受能力，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最后只能很受伤了。

　　我们的政府，都是由跟我们有同样思维方式的人组成的，又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遇事便想自己揽下来，一是不想辜负了黨和人民的重望，怕受上级责罚；二是怕民众承受能力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本来火烧眉毛的形势添乱。

　　为什么政府想象中的上级就是种种责罚，而不是正确领导？一是由于事故负责机制不明晰。政府人员觉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出事了就对自己不好，而不去进一步想自己应不应该负责；二是这些人员有些见不得光的地方，平时不作为才导致事故的发生，当然不敢向上级报告，免得自讨没趣。在他们的思维中，不是想着怎样对民众有利，怎样对救灾有利，而是怎样对自己有利，就像《醉拳》里可爱的成龙一样。

　　为什么政府不觉得民众如果知情的话，会有利于事态发展呢？我们的政府一向以父母自居，平时就把所有事情扛在自己肩头，民间团体也是在政府领导下有序行事，就像温室的花朵，哪里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袭击。这其实是政府职能没有界定导致的。如果政府平时就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民众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且积极备灾的话，也不用担心民众只会惹事，不会办事了。平时尚且不能让民众知情，现在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

　　在我国现阶段，政府并不需要向民众负责，而只需向上级负责，致使公民的政治知情权得不到保障。但是公民对于健康、环境、气象资源等的知情权同样得不到保障。要想实行宪政，首先要培养国人的权利意识，尤其是知情权意识。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有病人临时前指定律师告自己的医生和家人侵犯了他的知情权，而不是默默地死去，我就看到中國宪政的春天了！

　　作者电子邮件：li.vier(at)hotmail.fr

　　作者:李维烨

　　南方雪灾后媒体一片欢呼，纷纷庆贺军民官员们抗击雪灾所取得的全面胜利。奥运会召开在即，以如此心态渲染所谓胜利，真让人大惑不解。

　　胜利是相对失败而言，一方能取得胜利，必然有另一方失败。我们的对手是谁？我们给对方造成了多大损失？对方是如何向我们认输的？没有这些基本要件，如何确定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

　　平心而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只是不足挂齿的侏儒。在大自然制造的诸多现象面前，我们所能做的顶多是预防和减少一些损失，奢谈取得胜利无异于痴人说梦。

　　回想起来，这种动不动就欢呼胜利的情景，确实颇具中國特色。

　　由于專制制度阉割了道德（没有平等就没有道德可言），急功近利便成为行为准则。国人从骨子里崇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与败（而不是法与德）成为衡量功过得失的唯一标准。虽然大家都知道“一将成名万骨枯”，极少数人的胜利背后乃是天下人的苦难。但当局者有自己的逻辑，“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斯大林语）。因此一些人为了赢得胜利无法无天，只求目的，不择手段。

　　作为斗争哲学集大成者，毛澤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经典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稳操胜券，游刃有余的战胜了几乎所有政治对手，自然是乐在其中，可是那些冤死者和无辜株连者的感受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在意。不过直到今天，以成败论英雄的一些人对他还是十分崇拜，世界拳王泰森甚至视毛澤東为偶像，把他的头像剌到了自己臂膀上。

　　在毛澤東时代，胜利口号出现的频率之高，恐怕空前绝后。毛澤東作为个人的确胜利了，但谁是失败者呢？难道仅仅是他的几个政治对手吗？难道只是冤假错案受害者吗？我想，真正失败的是政体、宪法，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华国锋为首的黨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黨集团，取得了震惊世人的胜利。但有识之士都清楚，不能建立伟大的社会制度，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所谓伟大胜利麻醉自己。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告一段落，根深蒂固的斗争思想文化依然占据着不小的市场份额，动不动就以胜利者自居便是其中一例。

　　——无论开什么会，首先定性为胜利召开，会议结束了也是胜利闭幕；

　　——天旱了，动员抗旱成了夺取抗旱斗争的伟大胜利；

　　——发生事故了，抢救事故成了谱写胜利的凯歌；

　　——体育比赛取得了奖牌，成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草民的阿Q精神胜利法是出于无奈，官方动不动也扮出阿Q像则显得不伦不类。占据着媒体一天到晚拿莫须有的胜利说事，更是让大家嗤之以鼻。官方拿着纳税人的钱，干好了理所应当，干不好就该受罚，老百姓不需要你们制造什么胜利，只要你们干好本职工作就谢天谢地了。事实上，但凡官方宣称取得了胜利，往往需要老百姓付出更大代价，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领教的太多了。

　　有道是夫妻之争无胜者。这条原理对于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个成员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国人之间斗来斗去的结果很简单，那就是洪洞县里无好人。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矫枉过正，今天的胜利者成了明天的失败者，这样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中國人彼此之间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或阴谋诡计争出胜负，也许这就是黨中央构建和諧社会的依据。中國社会需要的是宪法、法律框架内的健康和諧，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确保政治家们只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制度，建立竞争、妥协、谅解、监督的多黨合作体制。

　　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大家都成为赢家——让所有社会成员受益，不能把一些人的胜利喜悦，建筑在其他人的失败痛苦之上。

　　构建健康和諧社会的政治目标，虽然深受国人欢迎。但是要从思想深处剔除斗争哲学糟粕，树立高尚的道德境界，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奥运会召开在即，引导国人敬重对手，而不是敌视对手；做到道德优先而不是得失优先；保持重规则轻胜负心态，才是泱泱大国、伟大民族的应有风范，才能成为合格的东道主。

　　因此，恭请各路媒体少一些浮躁的追捧，多一些冷静的提醒，不要动不动就拿取得胜利说事了。

　　作者电子邮件：hdtqz(at)yahoo.com.cn

　　作者:田奇庄

　　今年中國春节前，南方地区的雪灾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中國19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537.9亿人民币。灾害引起了社会的严重关注，不少有识之士也开始了对灾害的反思。然而很少有人反思政府在灾害过程中的职责。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2005年印度洋海啸灾难过程中印尼政府的失职行为，或许对我们有所裨益。2005年5月27日早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日惹地区发生里氏5．9级强烈地震，由此引发了强烈海啸，结果造成57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然而在海啸发生前，印尼政府收到了来自美国和日本海啸预警机构发出的警报，但是印尼政府却未能及时将这一消息通报公众。从收到美国方面的预警消息到海啸袭击爪哇岛，其间有将近40分钟的时间。如果政府处理得力，在这40分钟时间内完全有可能疏散滞留在海滩上的所有游客，甚至能疏散沿海地区的民众，使海啸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可能。然而由于政府的失职，这一灾难最终却血淋淋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让世界为之颤栗。这一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据报道在这次雪灾之前，中國气象局曾经向国家领导部门报告过雪灾的可能性，中國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我们在去年12月份曾经给国家发过一个报告，就是说要警惕突发的暴风雪天气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影响。当时我们依据的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在东太平洋出现了，我们叫做拉尼娜现象。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我们感到，去年12月份天气异常地暖。暖冬的天气呢，会容易造成一个大的范围的变化。 所以我们当时给有关部门，报了一个这种可能性。”（参考新闻）

　　从许小峰先生的话来看，气象局基本尽职，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向国家、社会以及有关部门通报必须的气象情报。那么气象局所说的”国家”应该是他的领导部门，即国务院，因为气象局直属国务院领导。那么国务院在收到气象局的报告后，有没有作出及时、迅速的反应呢？雪灾天气是从1月10日开始的，即使气象局的灾害报告是在12月底提交给国务院，那么这期间也应该有10几天的时间，在这10几天时间内可以做许多应急工作。比如立即组织计划灾害预案，通报各省自治区有关领导部门，要求组织计划应急预案，严阵以待。如果这一切都能根据正常的行政指责按部就班进行，灾害不至于向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如此严峻，我们也不至于付出如此之高的经济代价（175.9万人转移，房屋倒塌22.3万间，房屋损坏86.2万间），甚至60条生命的代价（参考新闻）。

　　然 而，气象局提交的灾害报告在官僚管理部门面前很可能被视为若干废纸，很可能在一连串的”已阅”（而实际上根本没”阅”过）签字后锁进了文件柜，或者压在某些领导案头的镇纸下被更加重要的”繁忙的工作”遗忘了。尽管户外已是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国务院大院的所有办公室里依旧温暖如春，工作人员们衣着衬衫，享 受着暖气带来的舒适和惬意。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他们体会或感受雪灾可能带来的严寒以及严寒带来的恐怖甚至死亡，可能是一种幻想了——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小人之心，国家气象局的灾害性报告，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官僚环境下被我们的某些大领导们所遗忘或疏忽了。然而个别领导的遗忘或疏忽所带来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了他 们的意料。

　　近 日来，南方的天气正在转暖，雪灾的直接威胁也渐渐远去，救灾的工作正在各地进行，灾民们要吃饭，要取暖，要安家，要点灯，要团聚……一切的一切最后依然由灾民们自己承担，与那些近乎渎职的官僚们似乎毫不相干。官僚们依旧坐在暖暖的办公室里，依旧手端茶杯，一边品茗，一边浏览报纸上的各地新闻，或者电话亲朋 好友说些不着边际不痛不痒的话题打发时间，盼着早些下班睡个午觉，或者回家买菜做饭。至于灾民们的痛苦他们哪里体会得到？

　　然而，对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如何避免下次的雪灾，如何能让我们在下次的雪灾之前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指导。这需要政府在这方面深刻反思，彻底改变工作作风，真正为民着想，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由纳税人养着而不为纳税人服务。

　　温总理8天内3次访问灾区，中國的新闻报道引导受众感受总理的亲民形象。在我看来，这种面对面的亲民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亲”，身为一国之总理，最大的亲民是成功地领导一个高效率的国务院，如果国务院所有部门都能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何须总理8天3次访问灾区？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灾区了！那岂不是中國百姓的大幸？

　　司令不是用来拚刺刀的，总理不是用来掉眼泪的，国家主席也不是用来扛大包的。否则还要你个司令、总理、国家元首作什么？作秀可以休矣，每个人干好自己应该干好的工作，这，比什么都有效。

　　作者电子邮件：lixinjin(at)gmail.com

　　作者:周口店人

　　中國每发生一次大的灾难，不是去追究灾难的人祸原因，因为许多天灾是人祸造成的。如果电力、铁路交通部门处置得当，如果应急措施得力，那么这场冰雪之灾，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它的受灾深度与广度。如果制度得体并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即便领导不到处跑而督促诸侯救灾，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制度可使一切忽悠灾难的人，得到及时的批评与有效的监督，并且让这些救灾不力者下台。可惜的是，中國的救灾思路历来存在很大问题，不能将救灾的预警机制制度化，最终使得相同的灾难屡屡发生。犯相同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吃一堑长一智”的效果，却在将残酷演为感动方面做足功夫，从而逃避纳税人的钱养起的政府之责。不特如此，不报道救灾无力，民众所受损害的程度，却去做那些蜻蜓点水的官样文章，把那些救灾者该做的份内事，当作“先进事迹”来表扬，大打感动牌，混淆人们的视线，搅乱人们的思维，以至于很多人“感动”于这些连份内事都做不好的人，对其感激涕零。本该受到严斥问责的人，却一跃而成为让灾民来感动的榜样，何其荒唐何其荒诞！但我们的传媒由于受着主旋律的盅惑，大唱“主子的旋律”，使得许多受灾受难没有思考的能力，不感觉到他们的失职，反而感激他们救援不力，迟迟不能救人于水火的行为，愚民宣传之力伟哉巨也。

　　近读何清涟女士所著之《政府如何控制媒体》，此报告完成于2003年8月。其中一条涉及到新闻传媒对中國灾难的宣传报道。挪到至今余波未息的冰雪之灾，何其准确！简直就像是为这场冰雪灾中的传媒宣传量身定做的，可见有关方面玩弄这种愚民把戏何其久远，何其轻车熟路，何其颠倒黑白。

　　“天灾人祸的报道必须受到严格监督，避免加剧公共怨恨。在不能避免（即反映无法隐瞒）的情况下进行报道时，要统一口径，著重报道政府组织救灾活动，以及在救灾活动中涌现的好人好事。不能渲染灾情，不能出现具体数字。所有有关数字必须经宣传部门审查后方予公布”（P20）

　　有些时常用官方思维来思考问题，站在官员角度无限去理解官员的人，便说，我们要团结一心，不要说风凉话，那样实足的添乱添堵，于救灾不力。事实上，有效的监督，才能促使救灾更有效率；有效的监督，使政府建立有效的预期警机制与防范机制，实施官员问责制度，官员救灾更加积极，从而极大程度地降低灾难给民众带来的不测后果。要是像那些无限理解官方及官员难处的思维模式，那么是不是民主国家如美国那些传媒，在新奥尔良飓风发生时，都像中國传媒一样大唱赞歌呢？美国有谁指责那些传媒去批评政府在救灾方面的失策呢？难道美国传媒是为了破坏救灾活动而批评政府吗？稍微动一点脑子，就会知道什么样的报道，更有利于民众权益之保护。可惜一些国人好像不爱动脑子，别人动脑子思考问题，反而妨碍了他不动脑子似的。你可以接受将残酷化为感动的表演，但我并不接受，所以我要将自己的不满告知更多的人。

　　2008年2月10日8：45于香江

　　作者:冉云飞

　　2008年1月下旬的大雪让中原及长江中下游经历了一场五十年难得一遇的雪灾，大雪除了让老百姓看到了暖冬以来的一次寒冬；大雪也让老百姓看到了雪灾后各地区不同的灾情状况；大雪更让老百姓看到了黨和国家领导对老百姓受灾后的关怀和救济；胡錦濤同志和溫家寶同志更是身临一线，对抗灾前线及重灾区的群众所表现出的深情让我着实感动，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和亲民的形象温暖了在严寒中，在断电断水中，在返乡途中因滞留而焦急等待中，在加班加点奋斗在能源一线中的所有老百姓的心；我为之而感动！！

　　但是，大雪也暴露出了我们国家管理部门的不作为和一定的官僚主义作风。 首先，大雪后国家气象局专家对外宣称早在一个月前国家气象局就已经预测到了该气象及雪情。可是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工作却不尽人意，难道现在我们还靠红头文件在上传下达吗？是不是等到气象局的雪情通知到基层就已经雪后了。如果雪情报告一个月前就已到了那么雪后抗灾的无奈性就表明国家职能部门的效率低下和形式性，就是不见官材不落泪！就是典型的不作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务实和信任。

　　同时那些因为大雪而滞留在火车站汽车站的民工更让我们无法回避中國最大的发展问题不是上海市及一些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而是那些处在底层曾经为这些高楼大厦作出贡献的民工，想想他们的祖辈曾经为祖国的解放而冲锋陷阵捐献生命。想想他们的父辈曾经用双手支援着战争后最初的城市建设和经济恢复，养活了自己和城市人口。现在子辈们更是因为背井离乡而挣钱却因大雪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才是大批旅客和民工滞留在各地的根本原因，如果能够安居乐业，我想普通老百姓是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挣钱的，可是老家没有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和生活的便捷；曾经建设家乡的那种时代精神就只能被生存所代替。

　　“不能回家过年就在广州过年吧！”当广州市火车站的滞留民工听到这样的劝告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安居乐业是多么美好而又实在的愿望啊！民生问题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