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自２００７年５月份起，太湖终于在周边省市政府、人民的漠视之下，在周边无数高污染企业的日夜排污之下，“死”了。“死”后的太湖臭不可言，即使经过无锡自来水厂的重重处理，流到无锡人民家里的水仍然是臭不可闻。那么，是太湖对不起无锡人了吗？害得他们没水可煮饭，洗衣？非也！非太湖对不起无锡人，实乃无锡人对不起太湖，非仅仅无锡人对不起太湖，乃全体中國人对不起太湖尔。非全体国人、各级政府环保观念淡薄，也不至于有今天这样的恶果。

　　太湖流域，自古以来即为“鱼米之乡”，面积３６５００ｋｍ２，行政区划包括江苏省苏南地区，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市及杭州市的一部分，上海市的大部分。其中江苏省占５３％，浙江省占３３．４％，上海市１３．５％，安微省占０．１％，有耕地２２００万亩，养育人口３６００万人。这３６００万人口，多多少少都受到过太湖的恩惠。太湖，可谓是这三千多万人们的母亲湖，可如今，自太古以来就在无私为人类作奉献的母亲湖被它所养育的人群联合起来谋杀了，悲乎！

　　如今，太湖只能依靠长江水稀释腐烂的臭水，至于以后太湖还能不能“复活”过来，儿子还能不能向她赎罪，实在还是个未知数。

　　太湖被污染了，要“死”了，于是人们就想到长江，利用长江水来救太湖，这不由得让我想到，要是有一天，长江也变得臭不可闻了，那个时候，我们该到哪里调水救济？要知道，太湖养育的只是几千万人口，而长江养育的可是四个亿的中國人，长江若“死”，中國将安归？

　　难道我是在危言耸听吗？当然不是。根据中科院有关长江的第一份整体“体检”报告——《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２００７》显示：长江近年来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长江已经濒临危境了，而长江白鳍豚的灭绝，也再次提醒人们长江已经病得不清，况且，长江流域的鱼正在大批大批的死亡，——刚刚昨天（６月五号）就在报道，武汉鱼死了２０万斤，长江如果连鱼都养不活了，它还能养育人吗？

　　而这样对长江进行无限榨取与虐杀的人，还值得长江继续无私养育吗？

　　“国在山河破”，万众皆失声，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曾用这样的话语总结当今中國环保的困境，确实，有不少地方政府正是靠着压制媒体以及国人对环保的热情，来达到掩耳盗铃的目的。不过，地方政府这样做就能使得全国河流变清吗？长期这样污染下去，总有一天，“还我青山绿水”将成为国人的第一诉求。

　　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人们，应该时刻记取贤哲赵朴初先生的这句话。无锡，巢湖的蓝藻已经让人们吃了苦头，可千万不要等长江也毁了才知悔改，那时，可是回头也无岸啊。

　　另外，本人对于温州滨海园区的那些高污染企业大肆排污，污染我的家乡深感愤恨，对于当地政府的拖拉搪塞深为不满，对于温州的养殖户多年来一直努力不懈的与乱排污的企业、不作为的政府与环保局打官司深表钦佩，并希望能与温州有志于环保事业的同志取得联系。

　　作者电子邮箱：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ａｔ）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一、渭河流域曾是中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在中國历史上，渭河流域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关中平原更是中國的四大天府之一。人们曾这样评价渭河流域的政治经济地理的重要性：谁占有关中，谁就占有中國。

　　现在渭河是陕西省的第一大河，这里聚集了陕西省６４％的人口、５６％的耕地、７２％的灌溉面积和８２％的工业总产值和８１％的生产总值。渭河流域也是中國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地方，古代帝王的陵墓多集中这里，是中國最重要的旅游资源。

　　二、盼雨也怕雨

　　从总体上来说，在最近十多年中，包括渭河在内的黄河流域降雨偏少，区域内的工农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发生短缺，人们多么希望老天能降甘露。也许是老天动了怜悯之心，在２００３年期间有三次较大的降雨过程。但是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灾。其中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水灾害最为严重，渭河河堤多处被冲溃，几十万居民被迫撤离家园，大量农田、村庄被淹，经济损失严重，社会负面影响深刻，对渭河流域的生态破坏很大。

　　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这次洪水的评价是“流量不大，水位高，流速慢，洪水灾害大”，“小水大险”。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可出，造成这次洪水灾难的主要原因是在“人”，而不是在天。造成大灾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１．黄河三门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抬高了渭河入黄河处的水位，使洪水宣泄不畅；

　　２．渭河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

　　３．安置三门峡水库返迁移民、发展经济、大量占用河流的河漫滩地

　　４．河堤工程质量问题

　　三、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对渭河流域的影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提议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以渭河边上西安市的高程为出发点，定为海拔３６０米。虽然当年陕西省对这个工程持异议，但是工程于１９５７年４月开工，于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在这之后水库运行的一年半中，虽然水库最高蓄水只到达过海拔３３２．５米，但潼关河床高程却抬升了５米，威胁到西安市的防洪安全，黄河的泥沙把６２．９％的库容淤满。毛澤東在听到三门峡水库要淹没关中平原，威胁中國古都西安市曾说过，实在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来则想方设法挽救大坝，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惦记这个让他走麦城的世界最大工程。

　　世人以为，经过几次改造，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已经解决了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特别是在实践中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排浑蓄清”的水库运行方式。其实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正如张广钦、黄万里、金永堂、金绍绸、田方、林发棠指出的：“三门峡工程自改建以来，经过降低水位畅泄，至今潼关以下峡谷库区经冲刷趋于冲淤平衡；但在三门峡大坝上游１４公里的潼关卡口，曾被淤高５米左右，迄今尚未冲掉，形成二级坝；潼关以上还在继续淤积，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从三门峡工程的实践可明显看出，水库泥沙淤积起来很容易，但在水库上段淤积后再要想冲掉就很难。”

　　从２００３年渭河洪水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潼关以上淤积还在继续，渭河下游流域洪水行进的速度一年慢于一年。以渭南市为例，起先一次洪峰通过渭南全境需要七、八个小时，后来需要２０多个小时，到了２００３年洪峰通过渭南全境则用了５０多个小时。同样，２００３年的洪水流量比２００２年小，但是洪水水位却高出１．７米。按照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不用多久，关中平原这个天府将不复存在。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入黄河口处的河床的抬高，渭河的平均流速减缓，河流自然净化能力大为下降，河流水质逐年下降，使得渭河流域可供使用的水资源更为短缺。

　　四、为发电三门峡工程违规提高蓄水位

　　在纸面上，建设黄河三门峡工程的目标是防洪，但是真正目标是发电，设计发电机装机容量为１１６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为６０亿千瓦小时。这个发电机装机容量，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国装机容量的６０％，发电量超过１９４９年的水平。１９５７年，全国人大批准黄河三门峡工程时，全国的年发电量为１６６亿千瓦小时。建设一个三门峡工程，就可以增加３６％的发电量，这对人民代表是多么大的鼓舞。列寧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產主义”，在中國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为了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三门峡工程曾一度放弃了发电目标．经第二次改建后，黄河三门峡工程安装了发电机２５万千瓦，并规定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水位，必须在３１５米高程以下运行。１９９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又安装了１５万千瓦发电机．随著发电机装机容量的扩大，限制蓄水位也随著提高到海拔３１８米．但是三门峡工程常常为了获得更多的电量，获得更大的企业自身经济利益，将蓄水位超过海拔３１８米。由于水库水位调度的天平渐渐倾向发电目标，加重了潼关以上河道的淤积，对渭河流域十分不利。

　　五、拆除黄河三门峡大坝，恢复渭河河流生态系统，是彻底解决渭河流域洪水问题的出路

　　对于如何解决渭河流域洪水问题，有不少建议，比如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河道“裁弯取直”，加快洪水通过的速度；改变北洛河河道，由现行流入渭河改为直接进入黄河；又比如陕西省政府倾向的新建东庄水库，以蓄水冲沙等等。

　　这些措施并不能治本，因为它们只能减缓渭河下游河床淤高的过程，但都不能降低潼关河床的高程。陕西省政府提出要求，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畅泄拉沙，以降低潼关高程。这是政治家用语的圆滑。从陕西省政府的角度来看，三门峡水库现行的“排浑蓄清”措施，并不成功，不能解决渭河流域以及西安市的防洪安全问题，所以必须予以改变，改为畅泄拉沙。什么是畅泄拉沙？就是让黄河按照自然的规则流动，大坝不应该予以干涉。实际上就是让三门峡大坝成为一座没有功能的废坝。为了政治家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的脸面，还是暂不拆除为好。陕西省政协的委员们胆子就更大胆一些，他们直接提出，拆除黄河三门峡大坝！

　　从因果关系来分析，只有拆除黄河三门峡大坝，恢复渭河河流生态系统，才是正确的措施。

　　作者为工程师, 旅居德国

原载《观察》 http://guancha.org

　　作者:王维洛

　　自古以来，人类就是择山水而居，逐草木而生，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而不是去战胜大自然。现代科学研究和历代探索告戒我们：自然是可以利用的，改造却要适可而止。如果人类触及了自然的本性，必然要得到自然的告戒：环境变迁和地质灾难以及人间悲剧。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尊重自然的属性，爱护人类的生命，这是人类利用自然的根本法则，所有人力工程的结果就是检验你是不是遵守了这个法则。

　　中國地域辽阔，天水不均，水患和水利伴随中华民族的诞生和发展。恐怕中國是最早运用人力改水患为水利的民族，如黄河和都江堰等等人力工程。由此还奠基了中國领袖的号召力和统治力的社会传统基础，并且载入史册令万世传诵。

　　在中國的水系中，长江淮河黄河的联系最为密切，长江黄河的源头是一个山系的阴阳两面，淮河的全流域在长江和黄河下游，并曾经多次与黄河混为一流，与长江至今还有瓜葛。由于淮河流域短，中下游地势平缓，人口密集，因此淮河流域不仅多灾而又多事。

　　１９５０年６、７月间淮河流域大水，人蛇攀树，人被蛇咬死，引得毛澤東主席垂泪唏嘘，指令：‘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此后又对黄河、荆江险段、海河、引长济黄、南水北调等等水患水利战略，提出了中國治水的大政方针：‘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一定要根治海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至于感叹：黄河不要涨到天上去，此时开封城区低于黄河河床３–４米。

　　事过境迁，四五十年过去了，让我们客观地审视中國的治水方略和结果。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人类和水的关系，也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否应当自然并且协调，人类是不是要为水让路。水是没有固定形状的，也是不可以压缩而缩小的，因此对它的限制应当有极大的‘膨胀系数’，这个系数就是足够大的湖泊和湿地。而在这些地域是不适合人类聚集和永久居住的，因为这里是大自然的属地，科学家们称其是地球的‘肺’，弱小生物的天堂。

　　人类不能在其他生命的‘肺’里繁殖，肺里如果有外来生物肯定是致命的，不是吗？

　　大量人口沿江河湖海繁衍发展似乎是正常的，因为这里有生活和社会资源，可以谋生。假如这些水是温顺的，人类与自然是和諧共处的；如果人类为了贪恋‘资源’而强迫了水的‘自由’，去修堤筑坝保住人类的‘既得利益’，此时就变成了双方的对抗。天水没有成本，而人类却要付出成本不菲的代价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其他人的利益，世世代代乐此不疲。终于，有的成为赞歌或者悲歌。

　　我并不反对治理水患为水利，而且希望在城市和乡村里都有河流穿绕而过，有湖泊水塘点缀其间。问题是怎样摆正人类与水的位置，人类不能太贪婪，不能以为自己很强大，不能逼水太甚。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就是要给水和人类的活动都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人口多的没有地方可去，哪里还有水的地方；人多地少需要粮食，因此水就要让路等等。这些理由都是侵占自然来水‘权益’的借口，也是在‘人定胜天’的豪情下发生的。历个时期的经济路线，追求单纯的生计和物质利益，忽视甚至排斥尊重自然规律的呼声，不计自然环境失衡后果的短期行为，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清醒并且聪明起来的苦药。

　　那么，国家和各级各届政府究竟有没有财政能力，或者移民政策和兴趣，主动在根本上解决这些周而复始的水患和‘灾民’难题呢？当代中國有建设巨大工程的财力和热情，也不乏各种移民方式。如今，市场经济发育的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接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和需求，逐年增加１% 的各种移民人口，对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困难的事，无论是乡村或者大小城市。

　　还是以淮河流域为例，今年（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起）大水已造成安徽９６. ７６万人紧急转移避险，中央、安徽省极其有关市县共拨财政资金８７４０万元，进驻１０００余个医疗队和数千人的军队，以及政府和社会各方救助数额巨大的衣食住等等救济物资（截止７月１２日安徽官方消息）。

　　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三省（安徽河南江苏）共达１８１. ７亿元（７月１０日民政部消息），而安徽灾情最大，其接受的中央资助是河南江苏的三到五倍，这个比例应当是占中央政府总资助的７０% ，如此估算安徽的直接损失在１３０亿左右（７月１０日前）。这些损失几乎不可挽回，随着洪水付之东流，岂不等于此前是无效劳动。

　　其间接损失以及灾后恢复性投入都是比直接损失要大的经济压力，而且是重复投入和劳动，即要尽可能地恢复到灾前的某种水平。这虽然可以拉动一些经济增长，但仍然是重复而不是有效的增长。简单的例子就是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而且需要几年的时间再生产和再恢复。对于受灾的农户，庄稼不收当年穷，他们有多少‘财力’恢复家园，有多少‘财力’投入明年的生产？

　　１９９１年淮河流域同样发生了大水，他们同样紧急避险为了下游做出牺牲，他们恢复了几年？喘息了几年？安详了几年？这些紧紧依赖淮河的人民是不是在和洪水拉锯周旋，人类是不是要逃避洪水，不再做那种推倒重来的愚笨儿戏？

　　今年四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作为特邀嘉宾在CCTV的一个对话栏目里，讲述了他亲自经历的‘农村故事’。

　　故事发生在淮河流域的安徽某农村，因为这里是个滞洪区，每当有大水需要滞洪时，当地政府就要炸堤泄水，淹掉大量农田还包括村子，当然人畜自然应当撤离。他们一行几位调研人员走进村子，发现这里的农舍特别奇怪，只有通常的一半高，像是寒冷地区半地下的干打垒。他们随意选了一家进到屋内，不过不是从门里进去的，而是从窗台上进去的，因为外面的淤泥就这么高！

　　当他们问到农户，你们对国家和政府有什么要求或者想法时，这位农户的当家人低头想了想说：“最好在大堤上修建一个闸门，如果以后再泄洪就打开闸门，就不用炸了，泄完洪水就把闸门落下关上，这样方便。现在是需要泻洪时政府来炸堤，洪水下去了，还要我们村民自己挑土重修大堤，很累的，还要影响别的生产”。

　　这个要求使他们大为惊诧，受灾的农户居然没有提出要求补偿，实在是一个合理化建议。他们的调研任务可以完成，然而农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使他们哑然沉默，他们依次退出这个像似其实已经沉陷的村庄，几人一路无语。至于住在这种房子里光线是否充足，是否潮湿就不用再说了。

　　那么这次洪水泛滥之后，是不是还会这样呢？谁又能够来回答？在大堤上的避险灾民这样回答CCTV新闻会客厅主持人沈冰：老百姓理解和同情政府（救灾）能力有限；五分之一的房屋已经垮掉了；百余农户养的螃蟹被冲的一干二净，每户损失八九千元的现金投入，明年怎么再投入；希望乡政府能够帮助贷款盖房和明年的生产性投入；这次县乡干部是真干，自己拿钱买方便面、煤和塑料布，解决灾民困难…

　　这次重复性的洪水灾害，促使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不要把抗洪救灾当作每年政府和民间的必修课，全社会应当运用科学和人文的思辩方式，最大限度地拒绝重复劳动。在这个水患和水利的问题上，人类的‘欲望’也应当‘减负’，并且进行全过程并且公开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用维护自然的属性和经济的方式去应对大自然的属性。

　　这就是有目的地移民，归还并保留自然湿地或者水系流域，变土地耕作经济为水草保持经济，生态经济和旅游观光产业。这并不是要搞无人区，这里必然会需要一小部分居民留下来，成为新经济的主人，改天换地与大自然共存。由此这些低洼地可以极大限度地容纳或者帮助我们回避天来之水带来的麻烦，安澜不再是期望。这就是用土地换和平，换周期性重复为长期性安宁。将防备性投入变为积极性经济循环，这叫做可持续性发展，或者是生态经济回归，主要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得到的是国土秀丽。

　　这次淮河流域洪水究竟能够消耗多少国家社会民间的资财，需要综合评估。除了直接损失，这里当然还要包括此前的一部分水利工程建设和维护投入（因为这些工程丧失了一定的能力）；救灾期间的消耗性支出；灾后的生产生活的恢复性支出；以及损毁工程的修复补丁投入。所有这些一起估算，安徽在本年内的损失至少不会低于２００亿元人民币。如果算到１００万避险的灾民身上，人均２万。他们究竟损失了多少，得到了多少？

　　至于因为这些重复性劳动使这里的居民丧失了原有正常的发展机会，影响到其他的相关经济关系，则是难以统计和预测，可以不在这个讨论的考虑之列。

　　救助灾民是需要‘钱’的，移民也是需要‘钱’的，但是这个‘钱’如果以不同的目的使用，就会有不同的‘效应’。今天的灾民是不是明天的灾民？如果他们依然盘踞于危河之际，谁能说他们不再是后天的灾民？如果他们成为移民，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他们还会成为‘洪水’的灾民吗？国家和社会还会因为‘洪水’泛滥，去救助和援助已经成为移民的他们吗？答案应当是确定的，不会！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那里的居民，不再与洪水为伴，他们安全了。

　　我们以此为例，假设一个水生自然保护区的移民方案：灾民数设定为１００万，即淮河主流域灾民是移民的主体。

　　移民的原则是自愿和符合法律及政府的要求，例如计划生育状况、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庭经济状况等等。如果违犯了计划生育的规定，移民待遇就要打些折扣，因为你有错失，所以应当得到告戒和损失。

　　当移民改变了身份成为城镇人口，政府的责任是给予他们城市居民所应有的社会公共事业待遇，同时他们也要承担城市居民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他们将不再承担原来在农村所具有的负担、义务以及所有利益。

　　移民期限为１０年，其中的原住民有５–１０ %的居民可以自愿留在自然湿地，从事湿地新经济。每年向外移民１０% ，首先支持移民选择去其他的农业地区；也支持年龄在３０岁以下的青年家庭，直接进入大中城市，比如他们正在打工的地方（下同），最大的社会和家庭效益是计划生育和子女教育；鼓励年龄在４５岁以下的中年家庭，直接进入中小城市；建议中老年家庭进入县乡镇所在地；如果有经济实力和亲友关系就不受年龄和去向的限制；重要的是需要法律或者政府做出明确规定，湿地永久和常住人口只能减少，移民不能返还移出地。

　　事实上很多人已经进入城市打工或者从事经济活动，只是因为户籍制度和土地利益的瓜葛使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全国１. ２亿人的进城农民工就很能说明问题。社会和政府不能视而不见，借此机会让这些湿地移民转变身份。既然已经既成事实，就顺水推舟成全此事，是多方共赢的，而且必将载入水利史册。

　　作为举家迁移，国家和政府应当给予足够的赔偿，而不是补偿。毕竟他们更多的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迁移，尽管他们也求之不得，况且他们几代人已经付出了多次，理应赔偿。那么这些资金从哪里来？每年各级政府都有水利的投入和救灾预算或者储备金，虽然不能寅吃卯粮，但可以发行‘湿地移民债券或者湿地经济专项基金’，用来置换此后若干年的政府年度财政预算。无论从政府、社会和财政运作都是合乎法理和情理的。包括湿地移民在内，应当看好这个投资前景。

　　如何发放这些国家赔偿金？每个家庭都有唯一的专用帐号，实施迁移时，一次转帐付请永不反复。那么每个家庭究竟需要多少赔偿金呢？如果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人均１２万，每个家庭最多４０万。那么对于年龄阶段不同的家庭是平均还是有些区别？应当是平均，因为他们都是移民。对于符合国家劳动保护条件，丧失劳动能力的移民，应当就近赡养，不能抛弃他们，况且他们有国家赔偿金和移民专项基金，以及长远一些的效益比较，国家并没有多花钱，只不过是转移支付了。

　　这样，每年由国家监督移出地政府操作的赔偿金有１１０亿元左右（按移出９０% 计，每年９万人），十年是１１００亿元，而今年发生的损失足以移民２０万人！同时，中央政府应给予接纳地政府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新地政府即收纳了移民带来的若干资金，拉动了本地消费，又得到了减税优待，欢迎的姿态应该是有的，会从心里乐。会不会加大接纳地的就业或者其他压力，不会有多少麻烦，道理很简单，明着来的移民要比流动人口更‘安全’‘经济’。

　　国家是不是为此多支付了财政呢？在这些详尽的对比数据官方没有公布之前，民间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但是这个湿地移民政策无疑是造福子孙，回报社会的千秋功业！用土地换湿地，用金钱换安宁，了却了各级各届政府的周期性心病。况且此后每年会逐年减少用于防备水患的投入，长期积累下来国家并没有多付金钱，反而会得到一些想象不到，梦寐以求的收获。

　　这样大规模持续的湿地移民不是把家搬走就可以异地生存，移出地和接纳地政府要联合做一些对移民有益的免费技能培训，以及城市生活的常识指导。总之这是一个所谓的‘系统工程’，有终点必然有起点和过程，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移民需要的一个服务。这比减免他们的税费，补偿一些财物更加实惠，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湿地新经济’将会如何发展？由于中國土地的宪法制度的原因，国家和各级政府也为大多数移民付出了代价，所以湿地全面积的９０ %应当归还国家。一部分建成国家自然保护区，一部分交由地方政府，作为自然湿地经济区，发展养殖、旅游等等。

　　留下的数万湿地居民怎样来经营这个‘新经济’呢？他们得到的实际面积一定会大于原有耕种的土地承包面积，因为此时用湿地全面积来重新划分，一个家庭获得上百亩或者更多的湿地是有可能的，因为湿地经济还是个未知数，没有足够大的地盘难以养活一个家庭。同时他们还是这个湿地的直接监护人，充分的条件可以使他们更加有信心和责任心，这也是国家政府社会对他们留下来之后的生存质量负责任，而不会去顾虑他们今后会富的冒油。

　　湿地移民之后，淮河流域的险段区和下游是不是就安全了？不会！天水无情无序，湿地再大也难以承受持续的强大暴雨。人走了，多余的水如何走？南水北调！从湿地的若干适当地点向豫东、冀南、鲁西南地区输水（约４００公里）。通过地下管道向北方泄水，平时借（买）水，沿途都可受益，水多了可泻，水少了可借（买）。天水既然来了，就不能让它白白流走，尽可能地留下或者转走，是积极的防治措施，也是水利的基本含义。

　　这在工程能力上没有多少问题，理由是，我们的铁路和地铁隧道设计施工已经有了相当的能力，如果有点难度是在‘钱’上。对此可以结合到湿地经济专项基金里，谁用水谁付钱。如果开地上明渠，日常管理会很麻烦，而且造价也不低，还要占用土地等等。

　　以这个思路评估中國水系的水患治理与水利利用，是不是有益？各水系的险工险段有多少？波及人口有多少？有１０００万人或者２０００万人？帮助农民解脱贫困，加速城镇化是不是从他们这里开始？每年移民２ %有没有可能性或者热情？我们能不能在５０年或者１００年里让他们告别水患？我们能不能够从对水患的抗洪救灾的迷宫里走出来？我们是不是要对传统的水利模式进行重新评估？我们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土安全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安澜的境界！

　　我们人类需要水但又拒绝水；那么水需要什么，她需要舒展。人类和水都需要充分的活动空间，人类不要太贪婪！

　　现代科学研究和历代探索告戒我们：自然是可以利用的，改造却要适可而止。如果人类触及了自然的本性，必然要得到自然的告戒。环境破坏和地质灾难以及人间悲剧。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属性，爱护人类的生命。

　　这是人类利用自然的根本法则，所有人力工程的结果就是检验你是不是遵守了这个法则。

作者电子邮件：namidan2001@yahoo.com.cn

　　作者:孟思良

　　◆　（一）长江

　　曾几何时，万里长江不知什么叫水患。天有四时，水有大小。行走在亿万年天然形成的河道间，浩浩长江有与它息息相通湖泊水系（洞庭、鄱阳、巢、太），以及浩淼氤氲的古云梦泽。它们游刃有余地吞吐着或因天体运行、或因四时更迭而时涨时落的江水。再大的来水也有去路。

　　渐渐地，人们依水而居。先是砍树，后是筑堤——以人对土地的需求去改变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当大权在握的首揆张居正堵塞了最后一个穴口，那道著名的舍南保北荆江大堤最后形成：长江从此没有了云梦泽，低于河床的江汉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渐渐地，依着这“一江清水”过活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向森林要地、向沙洲要地、向河道要地……为一己之存活，他们伐、他们垦；为了得到更多，他们相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里，在看谁富得快的比赛中，沿江的中小工业，包括新垦殖、扩大的市镇比过去翻了几番。

　　森林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学家侯学煜说：“长江上游解放以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西南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４０—５０% 下降到１０% 左右，四川盆地内仅剩４% ，有的地方只有１%。”（《长江长江》）；报告文学作家金辉写道：“１９５７年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２２% ，水土流失面积３６. ３８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２２% ；仅仅三十年后，到１９８６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１０% ，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一倍，达７３. ９４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４１% ”（《２０世纪中國重灾百录》）。

　　根据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统计：“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仅有１４个县发生泥石流；到５０—６０年代，先后有７６个县；到７０年代增加到１０９个县。最后反映到宜昌站水文泥沙变化表上：由１９５０年平均含沙量０. ９公斤公方，到１９８１年１. ９５公斤公方”。按照水利水电专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长江年输沙量已达６. ８１亿吨。长江不仅成了“第二条黄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携沙大江。

　　泥沙和垦殖彻底毁了湖泊的调适能力：“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三十年间减少了４５.５%。以洞庭湖为例，其湖面已经从五十年代初的４３００多平方公里缩小到２６００多平方公里，调汛能力从２９３亿立方米衰减到１７４亿立方米”（《中國改革报》８月６日）。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四、五百年来，因不断增多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河流的变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壅高和调蓄能力萎缩——一年频似一年的水患。这局面已难于改变，因为，眼下沿长江流域居住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达２２０人。他们辛勤恣睢，承担着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４０%。

　　就在这时，大水来了。

　　◆　（二）　洪水＝洪灾？

　　这次长江水灾，目前笼统的说法是“特大洪水”。虽然沿江几乎所有观测点的水位都达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点，宜昌测点六次洪峰通过流量，最大也只到６４０００立方米每秒，距“百年不遇”的８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还差着一万多。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说明干支流来水总量是否已经达到１９５４年水准（４５８７亿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自１９５４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这种表述（《致全国抗洪军民的慰问电》）。那一年，有１０３２亿立方米洪水超过了堤防泄量，造成近２０００万人口和５０００万亩农田受灾。

　　为保自身的性命财产，人们根据来水的自然规律和必须保护不被洪水损毁的物品的价值，确定究竟花多少代价来构建防护设施（注意此处所说的防护措施，不仅包括堤坝，也包括与堤坝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库、泻洪渠道等等）。国际通例，农田防护一般防５０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随它淹掉算了；都市防５０至１００年一遇。像日本那样人口和高产业密集的国度，最淹不起，宁愿多出资设计到２００年不遇；而财力雄厚的美国，有时设计到５００年不遇。近年，一种新的的思路开始流行，认为以高昂的代价作百年千年“远虑”，实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还会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祸患。不如效仿古人：在准确的洪水预报下主动撤离，待水回落之后再返回。这种办法，本是我们的云梦泽与沿江湖区先祖们最常用的办法，无奈到了今天，因利不相让已极难在长江推行，除非到了不忍割舍即全线覆亡的时刻，就比如这回第四次洪峰到来前夕为救武汉而对中游部分地区的采取的扒堤分洪。

　　洪水并非一定就意味着洪灾。洪水再大，行洪安全而顺畅，大家欢喜。一旦水道上出了问题，哪怕来水够不上档次，一朝逸出，生命和财产顷刻丧失。这正是１９９１年出现在江苏、安徽的情形。洪水越出堤坝的形态不外乎漫堤与垮坝，也就是说，在泥沙顶托的情形下，防护堤坝要么不够高，要么不够牢固。今年险情频出，这两种情形都有：嘉鱼是漫堤；九江是垮坝。问题于是从落雨、来水，变为“目前长江干支流泄洪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不算最大的来水为什么会造成高出寻常的水位”？这局面是堤防设计的失误，还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因素？

　　◆　（三）流产的全流域治水

　　１９５４年大水令高层震惊，对毛澤東关于三峡工程的游说从此由“发电”变为“防洪”。不幸此后，水利系统先是捧着三门峡那个烫山芋；纹革中又加上筑了炸、炸了筑的葛洲坝。长江几年没出大险，但谁都知道不可掉以轻心。“１９８０年趙紫陽曾作一批示：关于长江防洪，应切实加以研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应加以部署，不能等待上三峡解决。据此，水利部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平原防洪方案，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标准，并安排了各省的分洪蓄洪区。”（李锐语，见《长江，长江》）

　　这一意图，在《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１９８８）中也有明确记录：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在１９７２和１９８０年先后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确定近期以预防１９５４年同样严重的洪水为目标，采取两项主要措施：（１）加高加固堤防，适当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水位，增加河道的排洪能力，各河段防洪水位和可增加的泄洪量；（２）在中下游安排一批分蓄洪区。堤坝按要求加高加固后，遇１９５４年同等洪水，超额洪水量可由近７００亿立方米减少到近５００亿立方米。”“与此同时，要求停止围垦湖泊，继续有计划地整治下荆江河道，加强防汛工作”。“按此计划，近期安排了荆江大堤加固等１８项工程，由中央投资１５亿元，从１９８１年起到１９８７年，已安排投资３. ９９亿元，有１２项工程陆续开工。”

　　至此，我们知道，国家在１９８０年确定了一项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规划方案。如果这项规划所规定的措施，在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０年间得以由专业队伍从从容容、扎实稳妥地完成，应该说，不但１９９１、１９９６下游、支流水患不会发生，这一回也用不着百万军民齐上阵，靠紧急增援、以身体手臂，彻夜不眠、拼着性命执行江主席的命令“死保”了。问题是，这一本应完成于１９９０年的规划，至今停停打打、不死不活——没有谁将它明令取消，确切知道的只是，“到了１９８５年，当全国政协调查组到沙市视察时，亲见为加固大堤的四条进口挖泥船，竟有两条调作他用，其他两条工作缓慢”（李锐）。

　　出了什么事？

　　原来，“由于投资不足，建设进程有些推迟，要完成１９８０年提出的防洪建设任务，还需要筹集相当数量的投资，进行艰巨的工作。”（《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

　　◆　（四）天灾欤？　人祸欤？

　　１５亿元的资金筹集竟如此艰难，以至不得不停顿下来，个中要义，至今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倒是，这一年，正是一批主事者力促三峡工程上马的关键时刻：如果有了１９８０年规划方案解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还有理由催促中央批准那“世界上最大的、有着不可替代的防洪功能的超大型工程”吗？至于无限期推迟１９８０年规划方案的理由（投资艰难），只须将这两者所耗投资作一个比较，就不难都明了。

　　１９８０年规划方案当时预计１５亿元。从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８，上亿元的中央拨款，只有到了今年８月初，当洪水已沿江肆虐，才一次拨款１７亿元（“水利基础设施”）。紧接着，在８月中旬第六次洪峰过后，再度“加大力度”，拨１７０亿元。

　　三峡工程呢？

　　虽然李鵬前总理曾在讨论该工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白告诉钱正英：“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但这项最终将花去不下６０００亿元的世纪性里程碑，在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７年间（一期工程），已经用掉了大约１０００亿元；接下来的二期工程更是用钱的高峰，今年一年，就得３００亿。

　　艰难不艰难？

　　今年三月，就在李鵬即将离开总理位置的时候，倾心倾力，再度为这个广泛受到批评的工程上加钱。据《中國信息报》３月１７日报道：中央为支持重庆市经济发展，最近出台了１１条优惠政策：

　　（１）国家银行贷款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２- ３个百分点；（２）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不占国家计划控制指标；（３）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重庆设立金融机构；（４）５年内，国家银行给三峡库区联营企业专项贷款１５亿元，不受银行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５）三峡库区基建专项贷款５亿元，确定项目３０个，国家计委已下达投资及信贷计划４. １２亿元；（６）打破２００３年，三峡库区进口设备每年退税$ ８５００万美元指标；（７）“九五”期间三峡库区水利专项补助每年７５００万元；（８）国家开发银行对重庆市“九五”基建的交通、工业、重大项目承诺贷款达１６亿元；（９）安居工程贷款５亿元；（１０）总理专项城市贷款拆迁安置款１亿元；（１１）车船贷款１亿元。

　　如果说，这样的优惠政策能不费丝毫周章下达贯彻，那平朴的、现在看起来无疑是急需的１９８０年规划方案有限的款项，怎么就那么艰难？

　　八月份以来，政府一直在向大众募捐。到昨天为止，已经募到了大约三亿元。看到大人孩子下岗工人残疾者一张张往募捐箱里塞钱，不禁黯然神伤：这些人都是纳税人，也是多年来被强制接受仅够糊口的低薪而自动为当局提供工业化基金（包括毫不知情地以每月多交的电费充作“三峡建设基金每年２０亿元”）的职工。所有这些本属于他们的钱（包括他们的爱心）如果用得得当，生活在长江上、中、下游和支流的平民，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和今年的洪水季，本可平安度日，结果却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番景象。

　　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遍及全国的的大饥荒。据估计饿死的人，仅安徽一省，就达数百万人。官方维持“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说凡十数年，直到其始作俑者离开人世、其“阴”威已不至于祸及不同意见者，说法才逐渐变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和后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据《２０世纪中國重灾百录》的作者检索县志原始记载，从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竟是中國历史上少见的全国性的“全年风调雨顺”。

　　报载一名灾区官员叹谓：“怪老天爷，还是怪自己？”这问题九江人其实已经可以回答：只看他们那座刚刚花了一亿元市政费修建的、在大水浸泡下可疑地垮了的防护堤，就知可怕的不是水，而是贪官与奸商。

　　那么，我们本来期望见到的、确保长江全流域洪水安全下泻的坚固堤坝与科学的泄洪道，快２０年了，竟还没有出现，为什么？

　　作者:戴晴

　　长江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线为海拔１７５米。在三峡水库淹没区内，处处可以看到海拔１７５米的红色标志线。未来三峡水库的水位将上升到这根红线处，在这根红线之下的居民都要迁移。

　　但是，正是这根淹没红线，成为三峡工程论证错误活生生的记录，因为将来当长江水库大坝坝址处蓄水位升高到海拔１７５米时，三峡库区内的绝大多数红线，不是正好在水库的水面边上，而是在水库水面以下，有的甚至在水面以下几米、十几米，以致几十米。本文将讨论为什么按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画一根水平线，来确定三峡水库的淹没范围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后果将是什么。

　　一、三峡水库淹没区的长度怎么比三峡水库的长度短？

　　１９５８年仲共中央成都会议决定∶三峡水库不能淹重庆市，三峡工程的水位高程定在海拔２００米，其主要依据就是重庆市朝天门码头的最高一级台阶的高程为海拔２００米。这个原则与在同一时期决策建设的黄河三门峡工程是一样的，只考虑水库上游大城市的利益，黄河三门峡工程不能淹渭河旁的西安市。再者，就是认为水库的水面是平的，三斗坪处的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海拔２００米，那么水库水位在重庆市处也是海拔２００米。成都会议两年前，也就是在１９５６年，毛澤東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诗句，谁又会去怀疑这个水库的水面不是平的呢？一晃到七十年代后期再次提出兴建三峡工程时，重庆市的建设已经扩展到海拔１８５米的地区，所以八十年代年初鄧小平发表谈话赞成海拔１５０米的方案，１９９２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兴建三峡工程提案，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坝顶标高海拔１８５米），比鄧小平所赞成的１５０米方案整整高出２５米。

　　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９２年，在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的移民安置计划中，都是以三峡水库的水面是个平面来确定淹没范围的，三峡大坝坝址处的正常蓄水位多高，三峡水库尾部的水位也一般高。以三峡水库的水面是个绝对的平面，来确定三峡工程的淹没范围，是个最简易的办法，只要在地形图上沿海拔１７５米的等高线，与三峡大坝画一个封闭区，这就形成了三峡水库的淹没范围。三峡工程论证移民专家组还考虑到三峡水库的风浪影响，在海拔１７５米基础上，又加高了两米风浪高，以海拔１７７米来划定三峡水库的淹没范围。

　　根据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的计算，三峡水库淹没区的长度为５６５。７公里。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副组长张岳写道，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二十年一遇回水终点在巴县的木洞镇，距坝址的距离为５６５。７公里，水库面积１０８４平方公里，其中淹没陆地的面积为６３２平方公里（张岳∶《三峡工程的移民问题》，收在未公开发表的三峡工程论证一书中，第１２５页）。移民专家组根据这个淹没范围，统计出三峡工程移民人数为１１３。１８万（包括了三峡工程建设期间二十年的人口增长）。但论证报告中的这个移民淹没范围长度５６５。７公里确确实实是个大错误，根据中國政府向国内外发表的三峡工程技术数据，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１７５米，水库长度为６６３公里，水库面积为１０８４平方公里（ＤＡＳＤＲＥＩ—ＳＣＨＬＵＣＨＴＥＮ—ＰＲＯＪＥＫＴ，ＣＨＩＮＡＨＥＵＴＥ，ＭＡＩ１９９５，Ｓ。３５。三峡水库的长度也有６６７公里长一说，如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移民研究》，武汉，１９９７年，第９页）。与移民组的数据相比，水库面积没有变化，而三峡水库的长度要比淹没区长度５６５。７公里长出９７。３公里。按照常理，三峡水库的淹没范围区，最起码也要和三峡水库一般长，而且还要长一些才对，因为淹没范围至少还考虑了２米的波浪高。如果三峡水库淹没范围的长度不是５６５。７公里，而是６６３公里，那么，三峡工程的淹没损失和移民人数都要大大增加。不是水库长度６６３公里这个数据有错，就是三峡水库的淹没范围长度５６５。７公里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这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一个错误！

　　二、航道与水库淹没区

　　三峡工程的主要目标有三个∶防洪、发电和航运。其中要使重庆以下终年可通万吨江轮（长江流域办公室∶《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要点》，１９５９年编印），从上海直达重庆。通过水库大坝的壅水，使坝址到重庆航道的水深加大，才使得万吨船队能够从宜昌抵达重庆港。如果三峡水库水位在海拔１７５米时，水库的壅水才淹没到重庆下游的巴县木洞镇，那么只有从坝址到巴县木洞镇的航道有所改善，而从巴县木洞镇到重庆港的数十公里航道并没有得到改善，万吨船队只能行驶到巴县木洞镇，只有从巴县木洞镇到重庆航道的水深也加大了，万吨船队才能直达重庆。这样，重庆处的水位必须有所升高；重庆的水位升高了，三峡水库淹没区的终点应在重庆或重庆以上的地区，三峡水库淹没区的终点绝不可能在重庆下游的巴县木洞镇。根据同一个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的航运报告，“在三峡库区范围内，由于水位升高，随水库回水渠化川江约７００公里”（长江水利委员会编∶《三峡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研究》，武汉，１９９７年，第１１页）。就是说三峡水库的长度应该是７００公里，而不是５６５。７公里，水库淹没范围的长度也应该起码在７００公里以上才对。

　　如此来看，如果水库淹没范围长度只有５６５。７公里，万吨船队不能到达重庆；如果万吨船队能直达重庆，那么三峡水库淹没区也必然包括重庆市。两者中只有一个是可能的。在这里又看到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是一错再错了！

　　三、最高防洪蓄水位和水库淹没区

　　据说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的目标是防洪。１９９８年洪水灾害后，有人认为，如果三峡工程已经建成的话，何愁大江逞凶狂？三峡水库有防洪库容２２１亿立方米，把洪水拦蓄在水库中，可以减轻下游的洪水灾害。水库拦蓄洪水，水库的水位上升。１９９２年批准三峡工程时，三峡工程只公布了海拔１７５米的正常蓄水位和大坝坝顶高程海拔１８５米，水库的最高防洪蓄水位并没有公布。而水库的最高防洪蓄水位是水库工程的重要数据之一。确定水库淹没范围的应该是水库的最高防洪蓄水位，而不是正常蓄水位。１９９８年三峡工程建设公司总经理陆佑楣透露，三峡水库的最高防洪蓄水位是海拔１８０。４米。就是按照水库的水面是个绝对的平面计算，三峡水库的淹没范围应在海拔１８０。４米，而不是在海拔１７５米。当三峡水库坝址处的水位达到海拔１８０。４米，在三峡工程淹没区内处处可见的海拔１７５米红线，都在水库水面以下，这是不容置疑的。

　　四、泥沙淤积和水库淹没区

　　三峡工程技术上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水库的泥沙淤积，可行性研究采用排浑蓄清的方案，就是在汛期利用洪水的冲力，把泥沙冲到水库大坝的下游去，而在枯水期，长江中的泥沙含量较少，可以蓄水发电通航。如果三峡水库的水面是个绝对平面的话，三峡水库大坝处的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时，水库淹没区的末端巴县木洞镇处的水位也是海拔１７５米，在这两点之间没有水流存在，而且，这个５６５。７公里长区段内的任何一颗泥沙粒也不会向前运动，而只会落在水库底，根本不可能实施排浑蓄清措施。如果泥沙淤积问题不解决，三峡水库的经济使用只有五十年，不可能使用一千年，更不可能千秋万代。

　　另外，在工程论证中，移民组计算水库淹没范围和移民人数时，采用的边界条件是三峡水库的水面是个绝对平面，三峡水库不存在水面坡度；而泥沙组却是从完全不同的一个边界条件出发，三峡水库的水面不是个平面，而是存在水力坡降，这个水力坡降越大，对解决泥沙淤积问题越有利──“排沙要求三峡水库以蓄清排浑方式运行。入库泥沙主要集中在汛期，要求水库在不发生较大洪水时维持防洪限制水位运行，尽可能使库区保持较大水面比降，有利于排沙”（长江水利委员会编∶《三峡水库综合利用与水库调度研究》，武汉，１９９７年，第１６９页）。

　　宜昌至重庆的长江河段在自然河流状态下，两地水位差为１２０。６米，以常年平均水位计，两地水位差为１２１。２米，平均水力坡降约为万分之二。正是这１２０余米的水位差，才使得浩浩荡荡的长江水，以迅猛的流速穿过这狭窄的三峡河谷，才有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词描绘了船速（水流）之快，也间接地阐述了白帝城较江陵的地势水位要高，这是千里江陵能够一日还的原因。

　　由此可见，三峡工程论证不顾移民组和泥沙组在论证中所采用的假设条件的不同，硬将两个结论拼凑在一起，得出三峡工程移民人数１１３万和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基本可以解决的论证。未来的三峡水库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状况：如果三峡水库的水面是个平面，没有水力坡降，就无法实现排沙，泥沙淤积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水库就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被淤满；如果水库水面不是个平面，存在水力坡降，三峡水库的淹没范围还要大大扩大，移民人数还要大大增加。如果移民组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泥沙组的论证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试问是泥沙组的“矛”锐利，还是移民组的“盾”更结实？

　　五、三峡水库的水面是平的吗？

　　根据设计，三峡水库的防洪限制水位为海拔１４５米，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２２１亿立方米。在水库运行百年之后，防洪库容仍可保留８５。８％（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说明附件，１９９２）。如果三峡水库的水面是平的话，人们可以利用直角三角形的简单方法估算出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水库的纵剖面的形状就接近一个直角三角形（参见∶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泥沙研究》，武汉，１９９７年，第７６页，图３—９），这样算出来的库容为９９亿立方米，离设计的水库防洪库容２２１亿立方米相去甚远。可见，在计算移民范围和人数时，一些专家们采用的假设是三峡水库的水面是平；而在计算水库防洪库容时，另外一些专家们则不认为峡水库的水面是平。从某一个专业报告来看，这些结论都不错（专家们在各自的专业报告上签了字），但是把这些结论连同前提条件都放在一起检查，就矛盾百出了。

　　三峡工程是要利用水流发电，水库中的水在不停的运动之中，而不是一滩死水。河水进入水库后的运动，其水力学性质属于明渠渐变不恒定流动，其特点是∶库区断面的水力要素（水位，流速，流量等）都随着时间而变化。受库周，库床阻力和水库的调蓄作用，洪水波状自入库断面至坝前逐渐坦化，成为楔形曲线，而不是一条水平线。库区沿程的水位均要高于大坝出水口的水位，只是在距大坝不远的地方，水位抬升比较平缓，随着距大坝距离的增加，水位抬升增快，在库尾地区，水位抬升最大，接近自然河流时的洪水期的河流水力坡降。从坝址处到水库末端的水力坡降的变化，就是从接近零的坡度，逐渐增长，直到末端接近自然水力坡降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三。事实上，从已经建成的葛洲坝水库的水面变化，就可一目了然：

　　１、水库的水面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曲面，水力坡降不是零；

　　２、在距坝址近处，水力坡降小，随着距坝址的距离的增加，水力坡降逐渐增加，增加速度也随之加快；

　　３、流量大时，平均水力坡降大；流量小时，平均水力坡降小。

　　既然葛洲坝水库存在水力坡降，那么三峡水库怎么可能是个平面呢？当三峡大坝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７５米，６００多公里之外的三峡水库末端重庆市的水位要大大高于海拔１７５米。

　　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水，三峡工程坝址处和葛洲坝大坝经历了八次洪峰。当第六次洪峰来临时，洪峰流量达５６４００立方米／秒，略大于长江常年洪峰流量，根据中央抗旱防汛指挥部的命令，葛洲坝大坝要承担削减洪峰的任务，削减１０００立方米／秒洪峰量。由于葛洲坝水库的入库水量大于出库水量，葛洲坝坝址处的水位上升到海拔６７米。而在这时，葛洲坝上游三十余公里处的三斗坪三峡工程坝址处的水位是不是也仍然保持在海拔６７米呢？因为根据三峡工程移民组的观点，水库的水面是个平面，所以三斗坪的水位必须也是海拔６７米。但是实际上，三峡工程坝址处的水位上升到海拔６９米。就是说，在距坝址约三十八公里的距离内，水位上升了２米，水力坡降约为６米／１００公里。由此推理，在三峡工程建成后，一旦决定要利用三峡工程来拦蓄洪水或是削减洪峰时，三峡工程坝址处的水位上升到海拔１７５米时，距三峡工程坝址６００多公里之外的重庆市处的水位将远远超过海拔１７５米。

　　在这里不妨采用三峡工程泥沙组所给定的三峡水库平均水力坡降７米／１００公里，重庆市距离坝址６００多公里，１７５米＋７米／１００公里ｘ６００公里＝海拔２１７米！这种计算方法虽然简单，但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重庆市的水位高达海拔２１７米时，重庆市的一部分市区就会被淹没，重庆市的所有铁路线都要被淹没（重庆市火车站的铁轨标高为海拔１９６米）。到时候，保卫下游武汉和沙市的抗洪斗争，就要变成了保卫上游重庆了。

　　许多人认为，有４００多个专家签字的三峡工程论证不可能有错，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错。要知道这４００多个专家，绝大多数都只是在各自的专题报告上签了字。

　　六、三峡工程将淹没的重庆市及周围地区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移民组为新建移民城镇的建设用地高程作了规定，在海拔１８２米以上，由于当时认定三峡工程不会淹没重庆市区，所以对重庆市的新区建设未作任何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重庆市的城市建设用地很紧张，但在三峡工程开工数年之后，重庆市规定发展新区，必须选择在海拔２２０米以上，他们其实已经考虑到未来三峡水库水位的上升，特别是水库库尾的翘尾巴问题。如果长江在重庆处的水位抬高十几米甚至四十几米，全市的排水口都将被淹没在长江水位之下，排水受淹堵，排水管道中将充满沼气，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可能；重庆市火车站的铁路标高为海拔１９６米，许多铁路桥的铁轨标高也为海拔１９６米，要使铁路不被淹没，就要将所有铁路路轨的标高加高，桥梁也要相应加高。当年，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演出了一出苦肉计，主动向中央要求加高三峡工程的蓄水位。肖鞅演完苦肉计后，便从重庆市市委书记被提升到四川省省长的位置上。但是在这位市委书记弹冠相庆时，从却没有考虑，将迫使重庆市多少市民迁移，将给重庆市带来多少经济损失？原中央水电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在给仲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中写道∶“三峡工程木已成舟。我只建议，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之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李锐∶《给仲共领导人的一封信》，收在∶《当代中國研究》，１９９８年第二期，第４—１６页）。

　　根据三峡工程论证（１９９２年审批通过），全部移民人数为１１３万人（包括了施工期间的人口增长），所要淹没的县市为１９个，不包括重庆市，也不包括重庆市上游的市县。但１９９７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发表的三峡工程移民安置一书中，淹没的县市为２０个，其中万县与万县市合并，实际增加了两个，这就是重庆市区和重庆上游的江津市。其中重庆市区的淹没范围涉及了北碚、江北、渝中、南岸、沙坪坝、大渡口和九龙等七个区。看来，三峡工程不但要淹没重庆市区部分市区，还要淹没重庆上游的部分县市！

　　又根据国家科委和水利部能源部出版的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研究报告中的三峡库区范围的地图，三峡水库的回水区的下端，在巴县和江津市之间的铜关驿，回水区的上端在江津市和合江之间的王爷庙。水库淹没范围不应以回水区的下端计算，而应以回水区的上端计算，这样，三峡工程的淹没范围还应包括合江市。可见，三峡工程论证所说的不会淹没重庆市是错误的。

　　由此，三峡工程的移民人数必需大量增加，绝对不只是１１３万，根据作者的估算，全部移民人数将达到２５０万人。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出版的三峡工程移民研究一书中，已经将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移民人数作了修改，结论是∶三峡工程移民将超过１２０万（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移民研究》，武汉，１９９７年，第２３页）。这是在世界上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移民数量描述的一种非凡的创造：只给出了移民人数的下限，没有上限──１２１万、１３０万、１５０万、２００万、３００万……没有人知道！这也反映了三峡工程论证水平和质量。

　　其实，所谓“重庆保卫战”是否会打响，完全取决于三峡坝址处的防洪蓄水位高程是多高。如果防洪蓄水位控制在海拔１６０米以下，则可以达到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定下的不淹没重庆市海拔２００米以上的地区；但此时三峡工程又有多少洪水可以拦蓄呢？这花费了几千亿民脂民膏，迫使数百万人迁移的“千秋万代”的工程又是为了哪般？就象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和西安市之间，中央选择了西安市而放弃了黄河三门峡工程一样，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也必须在长江三峡工程和重庆市之间作出选择！

　　就是三峡库区那根海拔１７５米的红线，使移民人数被大大压低了。许多将被三峡工程所涉及的移民，至今还被这根红线所迷惑，至今还不知道他们必须为三峡工程搬迁。工程决策中的民主性，包括了被涉及者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当三峡工程被批准６年后，三峡工程的决策者还没有把真情告诉工程的直接被涉及者，告诉中國人民。

　　作者:王维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