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2008年，中國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南方冰雪，拉薩骚乱，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地震，台湾反贪，北京奥运，山西矿难，三聚氰胺……

　　许多事件在网络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与近些年我们已经见惯了的网络争吵模式相符，最洪亮的总是来自两个相反的极端的声音。

　　金晶在国内也遭到两次袭击

　　今年4月7日，上海残疾女青年金晶在巴黎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受到一位“藏獨”壮汉袭击。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拉薩“3·14事件”以来，中國首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世界公众舆论审判中，由被告变成了原告。

　　这一突变，显然让某些“逢中必反”的中國人气急败坏。在国内某一著名的极右翼论坛网站上，在第一时间转贴的国外有关新闻报道之后，全是网友们对 于造成这一局面的金晶(当时还误译为“金京”)的切齿痛骂之声。最轻的是讽刺“你回国以后可以有工作了”，最重的是难以转述的对于女性的人身攻击，重复最 多的则是这样的质问：“你身残脑也残吗？”在前三页的几十个跟帖中，没有一个网友对金晶表示同情，对袭击残疾女性的人表示愤慨。

　　这是金晶受到的第二次袭击，虽然她本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几家浏览量很大的门户网站上，网友们对金晶几乎全是慰问和赞扬。她甚至被夸张地誉为“最美的姑娘”和“爱国英雄”。

　　但仅仅几天之后，网络再次风云突变，金晶第三次遭遇袭击。“家乐福？在咱们家里支持‘藏獨’，还有它继续存活下去的必要吗？关门打狗！”——有 家左翼“愤青”密集的网站发出帖子。“抵制家乐福”的喧嚣从网络弥漫到街头。金晶因为发表了反对抵制的意见，刚刚把她捧到天上的那部分网友，有些转脸就斥 责其为“卖国”的“汉奸”。

　　同一时间，被一拨人捧到天上却被另一拨人拍到地上的，还有那些参加了反对藏獨、支持奥运游行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们。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几个 左翼的思想论坛上，他们受到了网友们几乎一致的喝彩。而在另外一些网站上，他们遭遇的则是几乎口径一致的辱骂：“赶紧滚回来，别在外边丢人！”“中國那么 好，你还出去干嘛？”甚至有人“检举”那些已加入外籍的华人已经违犯了所在国的法律：“你入籍时已经宣誓效忠美国，为什么还参加支持中國的游行？”

　　最吊诡的是，有愤激的右翼批评者指控，那些留学生之所以参加支持中國政府的游行，是因为他们都是些“贪官子女”(“受到政府洗脑”、“接触不到 全面的信息”等其他常用理由，搁在出国已久的留学生们身上，显然不能成立).而这，恰恰也正是此前某些愤激的左翼人士对于留学人员经常指控的罪名。

　　那位著名的美国杜克大学女留学生王千源的遭遇则正好相反。因该同学同情“藏獨”，其远在青岛的家庭住址、电话、母校等都被网友“人肉搜索”出来，辱骂不休。而某个海外组织则马上就给她发了奖。对此大家记忆犹新。

　　一位在英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专栏作家，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经年，广有影响。这时候因为在个人博客中批评了几句“藏獨”和西方媒体(虽然同时也批评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媒体)，受到了一些从前“战友”的围攻。她把这些“战友”的思维逻辑概括如下——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 hina (回中國)，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儿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 back to 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她本人没有被昔日同志说成“脑残”已是侥幸。她说，自己身边的中國人不少都表示要去参加支持奥运反对“藏獨”的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砖窑 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谈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她把这些人的所谓“獨立思考”， 讥为新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 与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 过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 次。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 辩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有两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且摘读其中最著名的几句——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黨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王兆山《江城子》)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焦 国标《致美国兵》)

　　王兆山先生和焦国 标先生立场截然相反无疑。但这两首诗的思维模式和视人命如草芥的价值观，却完全相同！

　　历史上，庞涓和孙膑学自同一个师傅。在网络上，被称作“精英”的极右翼和被称作“愤青”的极左翼(也称“右愤”和“左愤”)，虽然表面上誓不两 立，但他们同样都是“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孩子，都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好就好上天，坏就坏到底，总是有一个东西被膜 拜着，有一个东西被痛恨着。同样感情强烈的词语，被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加诸可以互相置换的对象(譬如“中國”与“美国”)身上。

　　这两种极端的人，日常心态都是愤愤的，都充满激情而少见理性——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极端”，都认为自己最客观理性、天公地道，都以为对方才是以派划线，感情冲动，不讲道理。在网络上，他们经常以同样的“国骂”向对方喷射。

　　不过，两个极端之间也有互相交流和学习。排外“愤青”(“左愤”)甚至能够从他们的死敌、日本“右愤”政客石原慎太郎那里抄袭标语口号——划时代的“愤青”著作《中國可以说“不”》，书名就盗版自后者的《日本可以说“不”》。

　　但中國“愤青”(“左愤”“右愤”都包括在内)与其日本师傅相比，水平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写得不带火气，它并没 有历数美国罪状，号召日本国民反对美国。作者只是以日本实体经济所占比重与美国的比较、日本半导体工业水平与美国的比较，甚至日本国产新型战斗机转弯半径 与美国军机的比较等等，拿一大串数据证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了。准确地说，该书书名应该译为“日本能够说‘不’”。《中國可以说“不”》一 书，则书名改为“中國应该说‘不’”才名副其实。书中全是火辣辣谴责美国这不对、那不对，而压根儿不管中國到底有没有反对美国的本钱。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 期，实践证明“美国仍然第一”，人家石原等人就再也不对美国说“不”了，改为专对中國说个没完。而中國网民对美国说“不”的风潮，却历十余年而不衰。老师 比徒弟们要理性得多。

　　中國“右愤”与石原等日本“右愤”的区别在于，中國“右愤”坚信“美国总是对的”，“美国伟大光荣正确”，像石原他们那样妄图对美国说“不”，本身就是错的，就是愚昧，就是“脑残”。

　　在中國“左愤”们眼里，美国除了有钱有枪，其他基本上一无是处，中國没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应该同它作殊死的斗争；而在中國“右愤”们眼里，美 国就是已经落实到了地面上的完美乌托邦，向美国学习，就必须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态去学，谁要是认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学其长而避其短，那就不是真 学，甚至那就不是真的对外开放。

　　在中文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热情洋溢的关于美国的颂诗：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持这种信念的网友们，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歌唱祖国》，一致表达了反感和厌恶。也当然，持截然相反信念的网友们，会被这样的颂诗刺激起十倍百倍的怒火，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确实就是如假包换的“愤怒青年”。

　　以美国划线，敌、我、友的阵线随之而定也随之而变。前几年，德、法两国跟美国不痛快，在中文网站上我们看到，“左愤”们因此怎么看怎么觉得德、法顺眼，而“右愤”们则普遍地跟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学舌，动辄咒骂“老欧洲”。今年，当然，这一切又都反了过来。

　　来自这样两个极端的人，是网络上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人。他们的声音因偏激而尖锐，因而更容易被人们听到。所以，这样的声音会被放大，甚至会覆盖另 外一些“芸芸众生”的声音。而习惯于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可能直接被忽略了。这样覆盖一部分再忽略一部分之后，凸显出来的民意，很可能就只剩下极端的左右两 翼“暴民”的民意了。

　　2003年初，左一份著名的《中國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右一份同样著名的《中國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獨裁 政权的声明》，两份声明的发起人捉对儿死掐。那些既反对“萨达姆獨裁政权”，又“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中國各界”人士，绝大多数是不会跟着 发什么声明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因而都不大听得到他们的声音。这算是一个典型个案吧。当时，英国BBC在相关报道中，对于上述自称的所谓“中國各界”和 “中國知识分子”代表给予了同等的鄙视。

　　假如人们只能听到发自两个极端的声音，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因为，来自这两种极端的力量，可能会把国家推向同一个危险的目标。极右翼欢迎世界与中國对抗，极左翼鼓动中國与世界对抗，双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个：让中國孤立于世界。

　　有一家著名网络论坛，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于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再含糊其辞、没个准信儿的时候，曾发过一个特明白的帖子，大意是：现在，中國的左右翼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达成了一致——都希望萨科齐不要来。“左愤”们觉得此人讨厌，不欢迎他来：“右愤”们希望他不要给中國政府面子，坚持别来。

　　幸亏，“愤青”们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网上。萨科齐还是到北京来了，中國政府还是对他进行了礼貌的接待，都没照“愤青”的路子走。

　　就在同一时间，网上还发生过另外一波殊途而同归的“各说各话”。今年春夏以来，台湾海峡上空弥漫着近20年来罕见的浓郁的和平气息。对于两岸的 人民，这种局面是多么可贵！但极左和极右的人却全都对此感到不舒服。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发出多篇文章，指责中央的对台政策太软了，让步太多了，太不坚持原 则了。大陆另一家著名右翼网站则指责马英九对大陆太软了，让步太多了，鼓励他“联合美日，使劲向大陆施压，完全不用害怕”。

　　双方立场截然相反，但其努力的目标都是一个——鼓动两岸重新进行对抗。

　　这种“冷战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的思维，意识形态挂帅的思维，“汉贼不两立”的思维，是多么吓人！

　　“愤青”治小国而国恒亡。“左愤”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而今安在哉？“右愤”萨卡什维利治下的格鲁吉亚，已经危乎哉！“愤青”治大国呢？ 美国曾一度被新保守主义“愤青”控制了对外政策，结果陷进伊拉克泥潭拔不出腿。“中东民主路线图”的制图者似乎不懂得：大多数伊拉克民众反对萨达姆不假， 但他们也并不喜欢美国，他们真心喜欢的是美国的死敌伊朗。现在，不撤兵，天天都要死人；撤兵，忙活了5年，恐怕白白为伊朗做了嫁衣裳。

　　来自这两个极端的力量，会因对立一方的存在，而更加膨胀自己一方的存在价值和正当性，甚至会刻意夸大对手的影响力(譬如双方都把对手说成是“主 流意识形态”)，以强化自己的使命感、崇高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众人皆脑残而我独完整”).而试图以民族虚无主义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极端民族 主义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其实，以我观察，极左和极右两翼，谁以“弱势”自怜亦复自矜，都纯属矫情。有的门户网站兴旺的时政论坛，长期为“左愤”所占据。有的以“右愤” 言论为特色的论坛网站，目前其发帖量，跟帖量，阅读量等“人气”指标，也丝毫不在门户网站的时政论坛之下。譬如，那家曾经齐声痛骂金晶“身残脑也残”的右 翼论坛，9月22日傍晚17：51转发“李长江辞职”的消息，至19：27止，仅仅96分钟之内，该帖就有11914人阅读，234人跟帖！—这还是在晚 饭前后，远非上网高峰的时间。谁都别再说自己“边缘”了吧。

　　而网上拼杀的一个特点是：对手有多极端，自己往往也会相应变得有多极端——对手越左，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右；对手越右，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左。

　　奥运会中美女排“和平大战”，郎平执教的美国队战胜了中國队。公众比较普遍的反应是理智的，既对中國队输球感到惋惜，也对郎平的成就表示敬佩。 在过后的几场比赛中，喜欢郎平的中國观众仍然在热情地为美国队加油。中美两国报纸对此都多有正面评价。但如果你到那几家立场极端的网站看看，则会误以为这 场比赛是发生在十几、二十年以前的“小山智利”时代。中美赛后，在一家著名的极左网站，我们看到，骂郎平“卖国”，要求向郎平索赔“国家培养费”，甚而要 求反思中國人才外流问题的文章，刷拉拉糊了一片。再看另一家著名的极右网站，则是一大串唯恐天下不乱的帖子：“好高兴哦”“粪粪们会不会骂郎平汉奸？”“ 美国人郎平，一身正气地坐在美国教练席上，运筹帷幄。郎平的昔日队友现女官员则与宋大嘴坐在上面，乌鸦样地叽叽喳喳”，“郎平忠实地履行了她入籍时在美国 国旗下的誓言”，等等。事实上，郎平根本就没有加入过美国国籍。

　　这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知道，就郎平问题持以上两种极端观点的人，实际上都是极少数，但就是这极少数人在网上吵闹不休，从而互相为对方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就美国反恐问题，中國的左右翼网民之间已经打了多年文字官司了。但是，就像无法理解大多数观众可以既喜欢郎平又喜欢中國女排、 既盼望刘翔夺金更敬佩博尔特破纪录一样，按照把世界黑白两分的逻辑定式，“左愤”和“右愤”们恐怕也都难以理解：那些让中國无比头疼的东突分子，为什么竟 然也会在阿富汗和基地组织一起并肩抗击美军？——他们还曾在车臣参加抗击俄罗斯军队。而拉登早些年曾经两度亲赴科索沃，指导如今被欧美扶持上台的那些人， 开展针对塞尔维亚的獨立斗争。难道对恐怖分子也应该再洗一次脑，要求他们必须站稳“亲美”或者“反美”的立场，以便于中國的网民进行敌我分明的归类吗？

　　也许，在两个极端的人群看来，世界如果是丰富多彩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极左翼“愤青”，从网络时代初期就收获了一个“爱国贼”的封号。他们几乎总是帮国家的倒忙，因而非常对得起这个称号。

　　他们总是在怀念毛澤東时代所谓“强硬”的外交风格。但是，36年前，在美国还与台湾蒋家保持着外交关系，甚至还在台湾驻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毛 泽东就能邀请美国历史上最反共的一任总统尼克松访华。苏联大军压境，国家危难当头，老一代领导人何曾像“愤青”们推崇的那样，只图一时痛快？

　　这些年，“左愤”们在与外国打交道时，总是一副好斗的公鸡模样，总疑心外人在算计自己，总觉得自己肯定是吃了亏，从不相信还有“互利双赢”这码子事儿；作为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大国的国民，却老是像地球主人一样，爱为千万里以外国家民族间莫名其妙的纠纷打抱不平。

　　十几年来，各大主流报刊的评论员们，写批评教育这类“愤青”的文章都已经写溜了，也写疲了，可这些被教育者怎么仍然不明白“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好的爱国，就是立足本职岗位做贡献”等评论员们老生常谈的革命道理呢？

　　我个人以为，今年，极左翼“愤青”们做得最没品的一件事，是在网上骂肯德基等几家知名外企对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太少，进而号召消费者抵制！效果倒 是立竿见影，大老板们都慌慌张张登上飞机直奔北京来追加捐款。但是，他们在痛骂其公关经理失职的同时，心里能不痛骂中國“愤青”们的亲娘吗？

　　用不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就能把“爱国主义”给彻底搞臭。

　　同样的，那些逢中必反的极右翼“愤青”，也有他们声称的“主义”。不过观其言行，似乎他们的目标，也是要把这种“主义”搞臭。

　　汶川地震发生后，達賴喇麻的崇拜者、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说了句“这是报应”，惹来很多网民怒骂。在这时候，极右翼“愤青”不吱声也就罢了，可 他们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硬拗，说莎朗·斯通的本意是好的。为此，甚至涌现出了一批网络“语义学家”、“翻译家”和“佛学家”专门抠字眼儿。即使在莎朗·斯 通本人已经承认自己确实说错了话、进行过道歉以后，这些“家”们仍然坚称该女说的根本就没错儿！——这样的事情并非仅仅一起。

　　在CNN就其对华报道中的偏颇表示道歉后，在一家著名论坛网站上，我看到一连串声声不绝的跟帖：“我没觉得受伤害，你不用道歉！”“我也没受伤害，不用道歉！”“我也……”——这类“纯属故意找抽”的事情，也发生过不止一起。

　　最不可理喻的就是，在陳水扁弊案连发后，大陆个别极右翼“愤青”对其毫无保留的“仗义”相挺。

　　7月21日，陳水扁以被告身份出庭，被一位64岁的男子苏安生从背后踹了一脚。在大陆某著名网站转载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后面，跟帖几乎全是骂苏 “老而不死”等话的。数日后，这位苏老汉在出门锻炼时被人尾随并殴打，致左手开放性骨折，头部受伤。在同一个论坛网站，这条新闻下面，则几乎全是“打得好 ”、“此人的确欠揍”、“动刀的必被刀动，打人的必被人打，报应！”“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等等。在第一页的十余条跟帖中，对这位受伤老汉表示同情的仅有 一帖。

　　去年，曾经把陳水扁的女婿、亲家送进监狱的台湾“爆料天王”邱毅，自己被判入狱。大陆这边的极右翼“愤青”们，在网上也曾一片欢呼声。邱毅的揭弊行为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形象和“台獨”运动的发展，所以，他们和台湾的“深绿”、“死忠”群众一样，也对邱毅恨之入骨。

　　马英九陷入“特别机要费”案时，“右愤”们则表现得有些幸灾乐祸。“民主”而“不独”的马，显然不如“民主”而“极独”的陈，更让大陆多数官民讨厌。“右愤”偏袒阿扁，可说纯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前些日子，陳水扁发表声明称，查处他的案子是“政治清算”、“抄家灭族”、“成王败寇”，有网友马上跟帖表示：“我还是比较相信阿扁的说法。” 他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忘了，如果阿扁的说法可信，那么今日的台湾就根本算不上他喜欢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了——“成王败寇”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去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凶手打死32人、打伤多人后自杀。

　　事发后第一时间传出的消息称，杀人凶手是来自中國的留学生。“右愤”们马上在网上骂开了娘：“只有中國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出这么没有人性的学 生！”“这个留学生是不是贪官子女？”“此人可能是中國军情部门派到美国的特种兵，否则枪法不会这么好！”“美国大学今后应该拒收中國留学生！”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凶案告破，警方查明制造这起惨案的是23岁的韩国籍男子赵承熙，他从8岁起就一直在美国上学。“右愤”们的指责全部落空。有人把“右愤”们这几个小时内发表的“愤帖”集纳起来，在网上集中进行了一次晾晒。其效果可想而知。

　　更败坏“右愤”声誉的“乌龙”名帖，是5年多以前发在著名网络论坛《天涯社区·国际观察》上的一篇《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很快就能找到，大家不要着急》。5年多来，天天都有人把这个帖子翻出来逗乐：“你慢慢找啊，我们不着急！”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如今已垒成万层高楼的名帖的存在，使“天涯国观”变成了“左愤”的乐园，原来已经有些名气的“右愤”ID，在这儿逐渐待不下去离开了。以一帖而致一个阵地易手，得发动多少个“网特”或者“五毛”，努力多少个昼夜，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物极必反。“愤”极岂独不然？

　　9月28日，徐友渔先生发表文章，也提到：“要区别一个国家的建国理念、立国原则和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地缘政治学考虑。头脑简单的人往往处于两 个极端，一种人在某个西方国家与我们发生纠纷或利益冲突时，对之全盘否定，连原来承认是先进的理想、原则、制度、做法都变得一无是处，如果还有人继续主张 参考、借鉴、学习，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卖国’的帽子，这与其说是有志气，不如说是愚蠢。另一种人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是好 的，他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就是正义的，以为与他们抗争就是否定我们原先肯定的价值，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也很害人。他们应该懂得，你可以是某个好球队的粉 丝，但它的球员犯了规，你不能还是叫好。”

　　众所周知，徐友渔先生是一贯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他也写出批判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即民族虚无主义这一方的“头脑简单的人们” 的文章呢？如果他一旦写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学考量，以及这种考量与其建国理念、立国原则的背离，他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自己粉丝们的一顿痛 扁呢？

　　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许，两类极端“愤青”言论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鉴”而远之：依“愤”而为，将误国误民，并且最终走向自己意愿的反面。

　　来源：中國青年报

　　作者:刘汉鼎

　　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挨了一记耳光，据当地媒体透露，打人者是因为无法认同其学术观点才动了手。于是，听到有人说这是话语权极度不平衡造成的心理释放，也有人认为是当今思想秩序的混乱表现，还有人称是民族主义泛滥的具体反映。但无论怎么说，明星学者在公共场所受到如此“待遇”也比较罕见，这一耳光不仅成了社会舆论的噱头，也使文化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

　　在中國人的传统观念中，打耳光一般有两重含义：一是带有暴力惩罚色彩，二是具有强烈的羞辱性质。不知哪位高人将此称作了“掌掴”，才使字面多了几分文雅，用在阎崇年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身上，显得异常得体。不过，即使名称再文雅终究也是耳光，不然就没有必要劳警方大驾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讨论打人对与错，而是为什么耳光偏偏打在了“著名学者”的脸上。

　　记得扁家弊案曝光后，陳水扁首度以“被告”身份出庭时，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当事人称这一脚是发泄对陳水扁政见的不满。陳水扁和阎崇年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从施暴者的心态分析，两者的“不满”可谓异曲同工。只要留意阎崇年近年来的学术观，就应该明白，这种肢体暴力实际上是他学术暴力的派生。比如，他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称：“满清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某些局部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观点如此骇人听闻，他却能泰然自若，恰巧应了鲁迅的一句话：竭力从奴隶生活中挖掘出美来。

　　不少人认为阎崇年这一耳光挨得冤枉，原因是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就是抽象的，既然承认历史的立体概念，就应该允许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论证。这话有一定道理，今天的中國已经不同于满清时代，不至于把某些异端学说关进大狱。尽管是这样，也不意味着学者就可以信口雌黄。退一步说，对满清政权的溢美，作为学术观点存在无可厚非，但以此掩盖其血腥，甚至美化其残暴，就严重背离了科学的要义。在此前提下，如果必须说阎崇年冤枉，就是他代表了某些低俗媒体挨了打，充当了中國学术界的一个“裸替”角色。

　　近年来，中國学术界的浮躁风盛行，学术在一些人手中几乎变成了权术、钱术、骗术，由此衍生的奇谈怪论不胜枚举。经济学家的诸多荒谬理论不用说，心理学者研究出演员脸型的奥秘、文化学者研究出孔子的身高、历史学者研究出薛宝钗的籍贯，曾在网上掀起一个又一个舆论风潮。若将此视作娱乐时代的特有现象还说得过去，如当作学术去解读，实在有辱大众的智商。就像近期中國某学术团体发布的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在其“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学者们把中國列为全球45个样板国家第一名，发达国家排名普遍靠后，美国则被排在最后一名。如此学术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没理由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够准确，但这样的研究课题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伏尔泰在世，也不会捍卫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因为这种学术本质是功利性的，最恶劣之处是误导视听、教化愚民。就是这样一些学者，一边享受着国家的俸禄，一边用纳税人的钱堆砌自己的辉煌，却从来不把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当回事，倒是嫖娼强奸、剽窃抄袭、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事件像雨后的毒蘑菇一样层出不穷。站在这个角度看，该被抽耳光的又何止一个阎崇年？

　　当然，这不是说“掌掴”一些无良学者就天经地义，而是说这一记耳光不仅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也打在了中國学术界和一些低俗传媒的脸上，应该反思的却是所有中國人——原来在俗流横行的今天，还有人自觉抵御着某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原来在精英化的时代，还有草根敢于挑战“话语霸权”。其实，相对于“掌掴”，一些学者和媒体的庸俗导向更堪称暴力，他们日复一日把谗言媚语强加给受众，为了求取名利不惜放弃良知歪曲历史，假学术之名传播腐朽的專制文化。

　　梁启超讲“治史以明德”，目的是让论史者抛开功利思维，公正对待历史，即使观点另类也要凭良心说话。阎崇年先生既是清史专家，当然知道满清统治者为了征服中原杀了多少人，更明白所谓的“满汉一家”只是为了爱新觉罗氏泽被万代。明知其故，却红口白牙粉饰暴政，被“掌掴”定是必然。值得庆幸的是，这记耳光引发了一场对中國学术的辩论，使大部分人基本看清了某些假道学的真实嘴脸，若非如此，下一个耳光还不知道会打在谁的脸上。

　　作者:王龙

　　阎崇年先生无锡签售挨巴掌一事，估计一时三刻不会消歇。目力所及，相关新闻评论（跟帖）累千上万，大有再掀网上“满汉之争”高潮之迹象。这场泥沙俱下的论争，闹腾有几年了。阎崇年挨的这巴掌，遂使辩论由“文斗”进而过激化，个中缘由有心者不能不察。

　　事情的重点并非打人对不对。作为一个成年人，打人者倘若没有意识到此举的对错及其后果，只能归结于从小没教育好。整个事情尤其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有人欲煽阎崇年耳光而后快？

　　事情起因就在于，阎崇年在央视主讲清史惹来不少非议。特别是他这次推出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被很多人认为过度“扬清抑明”，大有美化“满清王朝”之嫌。比如他说：“满清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这句话伤害的恐怕不是少数人的感情。

　　但这需要从三种角度进行观察。首先是学术层面的论争。作为一名满学家，阎崇年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便值得商榷甚或谬误百出，前提也应是尊重其发表不同观点之自由。学术之争尽量在学术范畴内解决。

　　其次是大众流行文化中明清“元素”的观念碰撞。前些年，“辫子戏”大为流行，其后《大汉天子》等历史剧接着上场。通俗历史著作中，二月河清朝帝王系列畅销在前，《明朝那些事儿》等作品风行在后。这其实是传统回归的表征。明清“元素”走进通俗文化，不过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市场反馈。然而，由于明亡清替，持不同态度者在观念上难免有所冲突。因而，那些同情明朝的人不免会对“公开讴歌”清王朝的学者表示不满。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消费及其文化影响而言，这仍然可以说是一种常态。

　　不过，正因为明清不仅是王朝兴替，历史上还存在民族冲突史实，带有民族主义情绪者难免借此挑起话题。这是看待阎崇年被打事件的第三种角度。我曾指出，中文互联网上存在三种基本价值冲突，一是政治文明诉求导致的价值冲突，比如“孙志刚事件”；二是传统与现代的道德冲突，比如“铜须门事件”；第三种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观念冲突。这在“911事件”及历次抵制外国货风潮中表现尤为激烈。而近年来网上冒出的所谓“满汉之争”等，也归属这一范畴。

　　这里所说的“满汉之争”，纯粹是一种虚无的“汉族中心主义”在作祟。这些人根本听不得任何批评（他们假想中的）“汉文明”的声音，更不用说客观对待“持不同观点者”。阎崇年在网上便被人骂为“汉奸”、“包衣奴才”。

　　实际上，这才是阎崇年被打的真正原因。阎崇年挨这一耳光，哪里是什么学术之争的“肢体表现”，明明是被无知的民族主义人士撞了一下腰。客观地看，民族主义是大多发展中國家对于现代化的本能回应，也是国民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一种价值认同。但是，过度反应必然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之路。究其根本，除非他们想把满清一代彻底排除在中國历史以外，否则强硬将这种仇恨意识形态灌注到历史和学术当中，只能是让人看笑话。

　　阎崇年被打，有位网名凌沧洲的文化人士撰打油诗曰：“汉愤皆欲杀汉贼，吾意独怜老奴才。翻云覆雨殊不易，百年谎言强登台。今日猛听耳光响，方知血性未死光。诸公若不幡然悟，耳光耳光再耳光！”我倒想送他及其同道者民国著名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一段话：

　　“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國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就学术而言，今人对待清史，亦当作如是观。

　　作者系杭州日报评论员

　　来源：上海商报

　　作者:魏英杰

　　比较通俗易懂的一句是，“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

　　学术明星、百家讲坛主讲之一阎崇年，10月5日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遭一年轻男子掌掴。在短暂的惊愕之后，阎崇年随即恢复平静，继续为读者签名。（10月7日《新京报》）

　　作家签名售书遭遇不速之客砸场子，之前并不乏先例，于丹签售时也曾有男子身穿“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T恤到场搅局，不过像阎崇年这样受到身体上的攻击，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阎崇年的处乱不惊体现了一位学者的涵养，打人者也将会为自己的行为蒙羞。

　　报纸上的报道只说打人者断断续续说了“活该”二字，现场不应如此，起码打人者应该高呼一声什么口号让阎崇年知道为什么挨打，如果没说，只能说这位鲁莽之士敏于行而讷于言，急火攻心只图痛快去了。事后网友分析事件应该源于阎崇年关于清朝历史的一些观点，比如某同行所说的“阎崇年将努尔哈赤这样的‘强盗头’赞作伟大君主，违反了人类发展进步规律。”

　　随着掌掴事件的发生，阎崇年其他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言论也被媒体和网民整理了出来，如“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放在“以言获罪”的年代，这些话即便不算大逆不道耸人听闻，也足够发表者喝一壶的了。但在言论开放强调舆论自由的时代，每天都有五花八门的语录异彩纷呈，作为一位电视明星，偶尔放出几句和传统观点相悖的话，的确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何况，这些话还可以宽泛地局限在学术争议范畴之内。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些史实尚待经过漫长时间的冲刷方能显出真相，观点的不同而引发的争论，恰是帮助让人们客观认识历史的必经之路。再退一步说，阎崇年有行使自己“说话的权利”。比阎崇年的争议言论更值得探讨的是，是什么样的仇恨才导致打人者做出如此失控之事？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之下，还隐藏着多少这样的暴力因素在蠢蠢欲动？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以此为题材撰写过《异端的权利》一书，这本书从头到尾讲的便是，我们该如何看待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书中，关于异端的评论有很多，比较通俗易懂的一句是，“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

　　那么，阎崇年算异端人物吗。他的节目收视率很高，他的书卖得很好，他在各地的粉丝众多，岂止不算异端，称之为主流一点也不为过。所以，这桩事件只能说是一位主流人物说了几句异端的话，所幸，冲上去以暴力方式表达看法的只有一个年轻人。如果对待一个哪怕说了几句错话的人，有更多的人冲上去拳打脚踢，甚至像加尔文那样以假信仰的名义对异端分子动以私刑，那才是一件真正恐怖的事情。

　　来源：新京报

　　作者:韩浩月

　　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影响过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现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尽管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却是近现代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殊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國，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獨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獨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獨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國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獨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國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國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

　　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專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獨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專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專制的政治主权。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專制，但很容易为專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國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塔利班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獨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獨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獨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產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產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國，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纹革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產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產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產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產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國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國，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獨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專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獨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專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以上的观察表明，民族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弱者的主义，另一方面又常常严重地妨碍着弱者摆脱其贫弱的地位，是使弱者难以变强的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提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时要格外留神，以免像近代那样再尝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被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践踏的苦果。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日益开放的今天，一族一国和闭关的立国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对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若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危害，就应当在承认民族主义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和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驯服民族主义，把它的作用局限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这样才不致出现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局面。要热爱民族热爱国家，请先锻造自由民主。民族主义虽然把民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但除在文化领域可小有作为外，根本无法为实现民族利益提供真正有效的手段。在当今，越来越无可争辩的是，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这些手段值得每一个胸怀民族利益的人去认真对待。

　　作者:刘军宁

　　在前不久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莎朗·斯通在回答对于中國四川地震的看法时，称她不满意中國人对待達賴的做法，因此地震是“对中國人的报应”。此言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来自国内的谴责如雪片般飞来，“十几亿”中國人的愤怒倒让这个“已经过气的艺人”重新赚足了媒体曝光率。美联社、法新社、《旧金山纪事报》、《好莱坞报道者》等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并强调中國人的愤怒，“莎朗·斯通深深激怒了中國人”，“她的话立即影响到了她在中國的明星位置”，“中國人正在全面抵制她”。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还在一张莎朗·斯通低着头的图片下面放上一行大字：“斯通错了”。 不仅与她合作的中國影像唱片公司撤下她的作品，而且与莎朗·斯通合作的法国公司也打算撤掉她的广告。无奈之下，莎朗·斯通于日前两度发表了道歉声明，并且中國网民还不依不饶，于是有媒体认为这说明中國民众力量在崛起，世界在惊讶中國的民众力量！

　　本人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全国媒体声音一致谴责莎朗·斯通的错误言论时，我倒觉得中國动用国家舆论工具和民众力量如此万众一心去抵制一个好莱坞三流明星的小角色，从小处说是抬举了她，往大处说是小题大做，不伦不类，正像有些网友认为的：谁跑去听这个斯通废话了？真有闲功夫！确实莎朗·斯通的说法太无知了，其中内含其人对中國政府的不满和宗教的不确定的因果报应的理论，把一件自然灾害说成一个政治的结果，如果仅仅是在私下或者不正式的场合说说也无关紧要，但大庭广众利用媒体的力量放大无疑肯定是欠妥，应该受到谴责，不过国内把一个外国娱乐明星的话太当真也太弱智了，为三岁小孩信口雌黄大动干戈恐怕不是一个大国国民的宽阔心胸和优雅风度所允许的行为，这次失态的不仅是莎朗·斯通，还有我们中國人自己。

　　国家机器本来就体现了民众的意志，代表了民众的公共力量，中國政府的一言一行无疑也代表了14亿中國人民的利益，特别我不敢苟同的是某些人由此站出来肆意将我们政府和人民割裂开来，大作“民众力量强大”的自我意淫的文章，人们说莎朗·斯通是可笑的，那么下面这位教授的话更加可笑：“从奥运火炬传递以及西藏骚乱的事件中，中國的民意已经开始与西方的主流媒体发生碰撞，西方社会因此开始认识到蕴藏在中國民间的巨大力量，”中國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國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借助网络这个新技术平台，迅速得到释放，有时甚至是加倍释放。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中國民间力量一次次地爆发出来，既与国际环境有关，又与自身实力相关。 显然，民意即群众意志最终不通过政府的公共权力机关的通道释放和表达出来那是很不正常的，而不应该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政府把玩的工具和显耀民主的面子工程，不要谈在外交事务上和处理中外人民之间的复杂分歧与争端上了！事实上，躲在民意背后的政府外交太不够自信和主动了！

　　毋庸置疑，民意的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需要一种合理的规范性的通道，初始阶段便是看媒体的容忍度了，那么目前我国官方色彩浓厚的新闻出版业的这样的声音能否真正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见？我看不容乐观，尽管现在互联网代表了一种力量，可是在制度审查的过滤下还要多少民意货真价实的东西我很怀疑，目前来势汹汹的丧失理智的所谓民众舆论倒有幕后操纵的嫌疑，就像中國股市一样。莎朗·斯通惹恼十几亿人倒不如说惹恼了政府，是够喝一壶的，因为一个国家动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和权力要打压一个娱乐界的小明星哪怕她是美国的明星也根本是小菜一碟，蚂蚁和大象那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比赛，远古时代的中國军事斗争就像一个笨拙的体育比赛，是够君子的，兵对兵将对将，战场就是行使一个硬拼的游戏规则，一定意义上看，这不失为一种文明古国的君子风范，同样，一个国家和一个外国国民之间一本正经的较量总是有些以强凌弱的感觉，哪怕这是正义和道德的！两相比较我宁愿选择前者！

　　其实对于这些并非政治家的娱乐明星的奇谈怪论不去理会它，就会烟消云散，她们代表不了美国或者其他外国友人的政治态度，何况中國的民族政策很成功，也很人性化，我们这要不着面对人家的不同意见甚至胡言乱语反应这么大！这么激烈！可你如果把它正儿八经当靶子打或者以军事演习来证明自己的打击力够大，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家放个屁你当原子弹回击，只会贻笑大方，而对于长期处于舆论一边倒环境下的中國需要建立的倒是容纳不同意见的主流价值观。保留一种宽容的优雅姿态比辱骂以及涉及到人身攻击侮辱等极端行为尤其必要！莎朗·斯通的无知妄言需要谴责，需要抵制，驳斥，但人家道个歉也就完了，一窝蜂地上纲上线和提上民族公敌的高度进行批判并不可取，假如外国出现一百个莎朗·斯通，我们岂不要什么事情都不干了？所以中國全面抵制莎朗·斯通的奇谈怪论有些小题大做！至于以这样不理智的行为来炫耀民众力量的强大更加不能！

　　作者:鲁国平

　　这些天的媒体越来越看不得了，感觉像是回到了二十年前，再次体会到了纹革时智者的痛苦。不仅滥用国家主权、奥运与政治无关等原则，论述过程也充满逻辑错误。

　　真理进化论认为，追求方法是决定发展速度的唯一要素，一个国家取得迅速发展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进制度，将发展方面的问题归因于各种外部因素是不理智的。例如，将当前中國的经济问题归罪于美元贬值就是错误的，等于是在限制美国央行的决策自由，难道人民币将来贬值（现在的通货膨胀就是在为此埋下伏笔）也要先征求持有人民币的外国人的同意？

　　中國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这不一定是好事，甚至成为坏事的可能性更大。人们常说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但是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多数民族、国家意识崛起的国家并没有大幅提升发展速度，而后者对于证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优越性是很关键的。相反，采用统一市场、维护契约、保障个人选择自由等正确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能大幅提升发展速度。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民族主义往往是被少数人当作牟利工具，一个国家总是秉承首先一致对外的原则可能最终是被真正的国贼暗害，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属于这一范畴（列举名单很可能会被删，所以也就免了），中國同样存在这种可能性。

　　虽然抗日战争时期御外侮更重要，但那是因为战争迫在眉睫，如果凡事都要攘外先于安内，一些人就会始终让国家处于外部压力之下，从而减轻国内改革的压力，从而为少数人不法利益提供长期保障，这是久经考验的民族主义害国之道。民族主义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很多人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在国内改革无门的情况下滋长起来的。

　　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不能办好事，但是条件是国家制度的正确，没有了这一条，民族主义就是危险的。甚至，即使是伴随着制度进步而来的民族主义，也难保正确，日本的民族主义是伴随制度进步而来的，但是由于带来了很多错误的制度而走上了战争罪犯的道路。

　　对于外界舆论，是没必要过于紧张的，纹革时对国外舆论也是动辄批判，也经常说西方国家侮辱了中國人民，其实那是少数人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制度优势才是不可替代的，那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要巨大得多（中國人习惯强调西方一百多年前从中國抢走的大量财宝，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多于此前人类创造的总量，光是从资本主义学到的制度、技术的价值也远远超过此数）。民族主义往往是为了保护物质财富，殊不知，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國媒体说“一小撮”一词的历史太悠久了，可是中國大多数人总是上当受骗。每次看到这种情景就让人心灰意冷，虽然社会制度的进步是必然的，但是看到这样愚蠢的行为实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传媒舆论来看，国人似乎已经把中國看得太完美了，主要问题全都是外国人、一小撮坏人带来的（台獨、藏獨、疆獨、美联储、热钱还有英法德美等国政府），中國俨然是一个饱受歧视、欺凌的贫穷的完美追求系统，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微乎其微。

　　作者电子邮件：unifytruth(at)163.com

　　作者:蒋锴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它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的指归是本民族的自我反思、完善、自强，最终实现民族的文明和强大。中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起源于鸦片战后外敌入侵的强烈刺激。特定的历史原因，导致了中國民族主义的内涵不同于西方獨立国家对外侵略和对内自强的表征。防止外敌入侵和排外，以及反击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本国政府，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國民族主义的如下特征：

　　动辄排外

　　义和团运动是典型例子。从山东的中德矛盾扩展成见洋人就杀，导致外国入侵由以往一两个国家同时侵华，发展成八国联军同时入侵，外敌的空前强大，对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自然更大，赔款数额和中國付出的政治、军事代价达到史无前例程度；杀了德国驻中國公使克林德，不仅违背基本国际公法，也使清政府付出了多余代价，并有屈辱的克林德碑之出现。类似义和团一样的运动，表明了中國人不怕死的决心，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求得民族的强盛。

　　动辄抵货

　　抵制洋货无疑是打击外国侵略的有效手段，但当这种运动被赋予政治意义时，就必须考虑到策略问题和条约约束。中國对于洋货，想抵就抵。但这种抵制的积极作用却乏善可陈。某些时候，抵货运动还让中國付出过惨重代价：大革命时期，中國在南方的主要敌人是英国，在北方是日本。但中國人见洋货就抵，烧合法商户店铺，结果将保持中立的西方国家赶到敌人一边，使国民革命军付出更多代价，帝国主义以此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加速了他杀害工农的步伐，削弱了中國反帝发军阀的力量。

　　民粹主义

　　民众总是对的，政府总是软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已经成为中國民族主义的基调。七七事变后，为免于北平古都毁于炮火，张自忠奉命撤退，如果不是化了妆，在火车上会被上来搜索他的愤青打死。正是他自后一直被指责，故亲自赴前线捐命以洗雪清白。只有他死了，国人才可以饶了他，而不在乎丧失了一员抗敌虎将，真乃亲痛仇快之事。中國人的价值观是：只有扑火的才是精英。只要与敌人谈判的，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都有汉奸卖国嫌疑。

　　盲目自大

　　中國人从鸦片战前的“天圆地方，中國在中央”，到被八国联军打得彻底屈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跌落到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國人作了日本仆从，捡得个战胜国地位；同时，西方文明被血淋淋的欧洲战场所重创。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被打昏头的西方人间短暂兴起的东方文化热，刺激了中國人的神经。立时，从辜鸿铭到杜亚泉；从梁漱溟到学衡派，将中國文化的价值高扬到非理性地步，并有中國文化代替西方文化之说。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结合，贯穿了中國现代历史。它在鼓励民族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华民族对外问题上的理性和诚恳、谦虚，阻碍国家进步，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之敌。

　　有实力的低调，没实力的自大，这已成为一条规则。中國近代民族主义就被深刻打上了弱国自卑的烙印。直到现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反思，对别人的谦虚。行为上不顾一切追求西方科学技术取得的物质文明，嘴巴上却丝毫不认输：中國一切都是好的，包括脓疮。拿不出实际行动，仅仅用打肿脸的方式，无益于国家和民族进步。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卫金桂

　　最近，网上民族主义汹汹，抵制欧洲产品的呼声排山倒海。乃至中國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出面澄清：将认真维护与欧洲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國政府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目标：政治是政治，贸易是贸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國作为全球化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西方国家也结纳了一些盟友。比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就非常了解美国经济和中國发展的共同利益。在最近几年内，该报虽然政治上不断批评中國，但在贸易上一直为中國进行辩护。从吴仪到中海油总裁，在关键时刻都在该报发表文章阐述中方的立场。这种跨国的、超越政治的自由贸易联盟，来之不易，而且在未来仍将是中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崛起，对中國的海外市场构成严重挑战。美国今年的大选，民主黨胜面甚大。从希拉里到奥巴马，都在竞选中不断挑战自由贸易体制，并不停地点中國的名字。甚至共和黨选民也开始对自由贸易表示怀疑。在大选之后，要保持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已经非常困难。

　　欧洲在对华贸易上，虽然叫得没有美国响，但内部不满情绪非常严重。比如，人民币并没有对欧元形成对美元那样明显的升值，这对欧盟一直是个大问题。欧盟没有行动，主要还是因为各国之间利益不同、意见不统一。但随着对华贸易赤字的加大，共同行动的立场正在形成。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中國民众成功地抵制了欧洲货，那么就更加严重地加大了欧盟对华的贸易赤字。其实，具体数字还在其次。以现在中欧贸易的规模，象家乐福这类的企业受到些抵制，对中欧贸易的平衡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抵制欧货一旦成气候，中國就将在欧洲面临着强大的公共关系危机。欧盟就会面临日益强大的民众压力，要对从中國的进口产品采取实质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四分五裂的欧盟，就可能团结起来。

　　这样的贸易战一旦打起来，谁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呢？当然是中國。我们不妨从双方的贸易和工业结构上进行一番分析。中國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廉价消费品，我不妨称之为“初级产品”。即使是这些产品，也多是顶着人家的牌子，是接受西方企业的外包。目前中國生产廉价消费品的优势，正在受到象越南等许多后起国家的挑战。西方并非没有能力甩掉中國而把外包甩给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且，欧美的许多产品，早就外包给中國制造。中國人抵制的许多产品，实际上是中國劳动力的产品。这样的抵制，有时就是自家打自家人。更何况，欧美消费者要报复中國的抵制，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不管什么牌子的产品，只要看到商标上有个“中國制造”，就算锁定了目标。在几年前中美外交危机之时，美国消费者就进行了这样的动员。幸好危机及时化解，才没有对中美贸易构成实质性危害。

　　西方出口中國的产品，则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产品有两类：一类是如计算机之类的高档消费品，一类则是生产性的设备、部件，我称之为“二级产品”。固然，前者可能受到抵制，但是那些进口先进设备和部件，则是在消费市场上看不见的，很难抵制。比如，一个国产汽车中，可能就有大量法国的部件，甚至是用法国进口的设备生产的。你可以抵制法国车，但怎么抵制用法国设备生产的、带有法国零件的国产车？更有些先进设备，你不抵制人家也不卖，你还不得不进行游说要求对方政府进行技术出口解禁，何来抵制？

　　以上的分析，不过说明了一个现实：中國还是发展中國家，要依赖国际合作才能发展。中國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靠的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要保证质量、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必须依赖进口的“二级产品”（即设备和关键部件）来生产。在中國还没有发展出替代“二级产品”的能力之时，抵制了“二级产品”的进口，只能降低我们产生“初级产品”的能力、打压“初级产品”的海外市场。如果“初级产品”不能在足够规模的海外市场上竞争、缺乏足够的利润，就将削弱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内厂家设备投资、更新的动力，最终导致“二级产品”的研究开发不足，使中國在“二级产品”上永远有求于人。可见，抵制外国货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在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激化欧美和中國的贸易矛盾。一旦引发了贸易战，就将对中國经济的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损害。

　　最后我还有必要提醒读者一个历史教训：美国建国之初，年轻气盛，和英国一有矛盾就对之采取禁运，以为这样人家才知道尊重自己。没有想到，禁运了半天，住在伦敦的美国人什么感觉也没有，大英帝国的日子照样过；反而是美国，经济凋蔽，弗吉尼哑的烟草离开英国市场后变得一钱不值。历史证明：任何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必须积极寻求沟通而不是壁垒才能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国际贸易体系而保持长期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抵制外国货，实际上就是抵制自由贸易，进而抵制中國的崛起。

　　作者:薛涌

　　前两天，韩国民众抗议某国设立“竹岛日”，大规模示威游行，其中有两人切下自己的手指。虽然这样做法并不能伤害某国，只是损失了自己的手指，不过，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韩国民族性格中壮烈、剽悍的一面，还是有警示意义的。

　　但这有个前提：自切手指的只是两个人，他们牺牲自己的同时起到了激励其他韩国民众的目标。假若所有韩国民众都把自己的手指切下一根来，那就变成了白白牺牲，简直愚不可及。这个道理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民族需要有个别人用偏激的行动来表达血性，但如果全民都往偏激的道路上跑，就变成了无意义的消耗，对整个民族毫无裨益。

　　最近几年，在热血的爱国青年中，“抵制某货”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口号。和斩手指一样，“抵制某货”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个别人出来采取这类行动，表达我们对某国政策的不满，是桩好事。可是，从商业的角度看，“抵制某货”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如果真的指望鼓动全民“抵制某货”，达到削弱某国经济的目的，那就像鼓励全民都来自切手指一样，愚不可及。

　　原因很简单：除非我们同时断绝对某国的出口，也就是对某国实行彻底的经济禁运，否则“抵制某货”并不能真正起到削弱某国经济的效果。详细解释这个话题非常复杂，通俗地说，就是因为当我们向某国出口时，我们就用自己的货物或劳务，换回了某国的货币。这种时候，如果我们抵制某货，不从该国进口，我们等于是把大把大把的该国货币砸在了自己手中。吃亏的并不是某国，而是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愚蠢，我们肯定会把手中的某国货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向其它国家购买商品和劳务。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这批该国货币转到别的国家手中，他们还是要花出去。而他们花这笔钱，就必定要从某国进口。最终，某国的出口总量并不会因为我们“抵制某货” 而减少。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却因为“抵制某货”，而不得不从其它国家进口质次价高的产品，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有人可能质问：我们向某国出口时，为什么一定要收某国货币呢？我们可以收美元嘛！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样做不过是把上述那个圈子绕得更大一些而已。最终的结论不会改变：只要我们不同时限制自己对某国的出口，单方面“抵制某货”的结果，不会减少某国的出口总量，只会限制自己的消费选择。

　　其实，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解为自由选择的经济，就可以明白“抵制某货”并不明智。因为这样做，等于限制了本民族的购买选择自由，与此同时，某国的商人却仍然可以自由地在我国采购任何商品。谁更吃亏是明摆着的。从经济利益上说，“抵制某货”其实就是一种自切手指的行为，不过切得更隐蔽一些，大家不容易自己感到痛罢了。

　　当然，如果实行彻底的“禁运”，在抵制某货的同时，也停止向某国出口，是可以实质地伤害到该国的经济的。不过很明显，这样做也同时伤害我们自己的经济。作为一个以智慧著称的民族，我们维护民族利益，应该有更聪明的做法。损人也损己我看是下下之策。

　　今年春节期间我去了一趟夏威夷，大家知道那里是二战时期美国的伤心之地。在遭到日本人偷袭的珍珠港，美国至今保留着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残骸，故意不但不打捞，而且还在上面修建了一座纪念建筑，供人参观，以牢记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美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不可谓不强。与此同时，美国人又把夏威夷变成了日本人的旅游胜地，据称游客中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比例高达4比1.在毛伊岛，我和太太准备乘游艇观鲸时，恰恰有一个日本游客团组也在登船。码头上立刻有一个美国人的乐队载歌载舞，用日语高唱《请稍等片刻》的日本情歌，以示欢迎。这些美国人是“美奸”吗？我看未必。其实，这种美国式唱着情歌的民族主义，和韩国式自切手指的民族主义比起来，也许蕴藏着更厉害的内力。

　　作者:吴向宏

　　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使得诸如马基雅亚弗利、黑格尔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坚信历史不过是人类行为的循环。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重复发生的周期性和共时性。它们产生于此时此地，却在彼时彼地再度重复，虽然由于时空的差异，现象复发的形式与意义不尽相同，但某些实质性特征则依然如旧。民粹主义便是这样的社会现象之一。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当地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在东欧各前社會主義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Forza Italia运动；在澳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佛基莫里（Alberto Fujimori）被当作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

　　正象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以指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致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階級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獨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作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黨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

　　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專制、简言之，正象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會主義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黨人）”。

　　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

　　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階級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例如，“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作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联。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若仅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人们极难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把民粹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并不过分，反之亦然。

　　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换言之，在民主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民粹主义把主权在民的理想唯一地、直接地诉诸全体人民，它反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执政者和非执政者两大阶层，反对把普通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民粹主义反对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认为代议民主排斥直接民主，从而使自己堕落为“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必须超越代议民主机构以便重新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若全体普通群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便是腐败、无效和无用的。所以有人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民主逻辑称之为“民主的极端主义”或“超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獨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 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極權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作者:俞可平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國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團體.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作者:龙应台

　　中华民族是个自虐型的民族，中國人对自己人百倍的残忍，而对别人则百倍的仁慈。中國人对同胞是冷漠的、厌恶的、凶残的，而对外国人却是热心的、喜欢的、敬畏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國人对日本俘虏优待备至，把他们像老爷似的供养起来，宁愿自己吃少点、吃差点，也尽量让日本俘虏吃多点，吃好点；日军撤退后，中國人民无微不至地抚养日本人留下的孩子，用中國人自己的话说：“孩子是无辜的。”但是，我们太迷信“无辜的”这个词了，把它抬得太高了。我们这么做，完全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当狼咬死我们的孩子时，我们却不能打死尚在吃奶的狼崽，甚至还得将它抚养大。–这是中國人的看法。中國人真的又把“无辜的”这个词抬得太高了么？不尽然。中國人想来不会忘记纹化大革命吧！

　　在那场所谓的革命中，中國人对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又何其残忍无情啊！他们被迫与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被逼离出校门，被剥夺政治权力，被关被打遭受各种非人的待遇。因为按照中國人的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实际上，中國的传统倒是：子女要为父母的罪孽负责，父母不好子女也不好。但是，这种观点只适合于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对待异族人，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國人会自然而然地、不加思索地、毫不留情地迫害本国“恶人”的后代，而对异族人，那怕你摆出一万条理由，他们也决不会去惩罚人家的后代，所以中國人会如此信奉“日本人的后代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去复仇”这条谬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和自卫反越战争中，中國人会无微不至地关怀美国俘虏和越南俘虏，给他们以教育，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给他们发工资，给他们以娱乐场所，让他们跳舞，玩耍。相反，抗美援朝时被美俘虏的中國士兵虽然在狱中表现英勇，可在回国后却倍受刁难与歧视，并遭到无情的政治迫害，连民间人士也对他们如此。十年动乱中，无数所谓“牛鬼蛇神”惨造迫害，有的被活活折磨而死，有的被迫自杀。害人的人并不一定是“四人帮”或他们的黨羽，而包括普通群众。更有可怕的是，亲人相残，而且表现得忠心赤胆，并没怀有一丝野心，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忍。中國人在纹化大革命中用尽酷刑拷打自己的同胞，但是所有那些酷刑从没有施之于日本人，哪怕是罪行累累的日本人。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國犯了自虐病，对自己人残忍，对别人仁慈。中國会花费无数人力物力去把一个罪恶的外国人改造成一个善人，同样又会花费无数的人力物力去把一个善良的中國人打成“恶人”。

　　中國人会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那些酒足饭饱的外国人做佳肴，而不愿丢一碗饭给一个饥饿待毙的同胞。中國男人，要是外国人割去他的睾丸，他也不过是对着人家象流着口涎的傻瓜一样嘿嘿一笑而已，而要是哪个中國人瞪了他一眼，他一定会把人家的眼睛挖掉。

　　也许有人会把这些现象解释为别有原因，但是，我要说的是，所有他们讲的原因都不过是一种表象，还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与核心，纹化大革命之所以能产生，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存在深深的自虐症，或者说，中國人根本不爱同胞，不珍惜同胞的生命、权力。

　　试问，如果没有那样的中华民族的性格，又怎能发动起那么浩大持久的“纹化大革命”？单靠几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无法掀起那么大的风浪的。所以说，“纹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耻辱。在那场耻辱和灾难中，中國人的一切人性中的劣根性表露无遗。

　　这些年来有些明智的中國人认为中國之所以落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國的“内耗”太多，这是很新颖也很有见地的见解，这种观点实际上说明了中國人存在着自虐的心理，以致中國内乱无穷。中國人对自己的同胞残忍无情，寸利必争，绝不宽容，让步，而对异族人，中國人却表现得惊人的宽容，大度。

　　我先前总不清楚，为什么中國人时善时恶，好像很矛盾，但后来懂得了，中國人是对外国人善，对同胞恶。外国人好像很讲人道，其实他们是对本国人讲人道，而对别国人讲兽道。

　　中國被欺凌被蹂躏达一百年，可是我们来看看中國人对此的反应吧！

　　某中國人说，中國要发达，就必须做三百年殖民地。

　　某日，几个中國青年在看《南京大屠殺》时，囔道：“怎么不多演演‘密席密西’女人的情景？”

　　某年，有人主张将《南京大屠殺》改名为《南京1937》。

　　某些中國人说，中國往往杀了几个日本士兵，结果人家报复，反而杀了我们一村的人。

　　某地，出现这样的照相馆：里面设置了旧日本军服和军刀，去照相的人化装成日本军官留影。

　　某地，出现了名为“共荣花园”的花园。

　　多年前，我在上初中，亲眼目睹一个老师对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其实要是我们也侵略人家，也是一样的。”

　　最令一个国家悲哀的恐怕不在于遭受侵略，而在于她遭受侵略后，自己的儿女却还讥笑她，攻击她，污辱她。这其实又很正常。人都相信强权，公理是不顾的。“落后就要挨打”，好像不打就不对，打却是义务。中國遭受列强侵略，挨骂最多的不是那些列强，而是中國自己。

　　《读者》1994年第8期上一篇文章《荒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日本侵华时，有一个村把九个日本士兵打死，后来日军进行血腥报复，将这全村的人都杀了，然后将他们埋入一座大坟，又把那些日本士兵的尸体埋在那座大坟上。数十年过去了，那座小坟一直压在大坟上，谁也没动它。中國改革开放后，一个日本人来到中國，找到那座坟，花钱请中國人修那座小坟。中國人竟照办了。那些压在日本人下的中國冤魂，在九泉之下恐怕要表示强烈的抗议了。我们来看看日本吧！1971年12月12日，日本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炸毁了北海的兴亚观音像和殉国七士墓碑，1972年4月6日又炸毁了横滨的总持常照殿，1972年10月23日又炸毁了札幌的北大北方资料室和旭门的“风雪群像”。在这方面，中华民族居然连一个倭族都不如。

　　中國有过世界上最反动最无耻的大卖国贼，和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汉奸”，这些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灾难，这些人带来的灾难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卖国贼给他们国家带来的灾难都要大得多。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中國人爱国意识是很淡薄的。百年之辱使得中國人产生了浓厚的自卑心理，因而中國人不大喜欢自己的国家，而向往外国。中國人会自豪地说：“你中國要是没有美国放原子弹炸日本，打得赢日本么？”“你中國被日本打成那个样子！”“你中國多穷！”“美国那么发达，你中國打得赢么？”这个“你”字加得最好，好像他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国人。中國人便是这样，你要是指出了中國的缺点，他会兴灾乐祸，而不会思图改变中國这一缺点，甚至他自己都会不思进取，甘于堕落。也许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并举出建国初有许多科学家、艺术家等人不顾艰难险阻回到祖国的事例作为反面论证。可是，这些人都是少数，而且是特殊人所为，而我说的却是多数，且是普通人所为，因而更具代表性。

　　中國人恭顺、怯懦、软弱、柔和、仁慈、愚善、自卑，缺少冒进、强悍、粗野的性格，要让这样的人复仇，实在难呐！1949年以来，中國没出现过一篇宣传复仇的文章，这是一个奇迹。只是这奇迹是一种悲哀。纵然复仇是非正义的，甚至是反动的，但由于中國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中國也应出现一篇宣传复仇的文章，这才是正常的。可是这种文章始终没有出现。中國已到了不正常的顶峰。要是其他国家也蒙受了中國这么大的耻辱，那么它们的宣传复仇的文章必会如雨后春笋般暴出。

　　朝鲜，一个远比中國弱小的国家，都敢在教科书上把日本当做敌人，而中國却还在津津乐道地谈中日两国几千年的交流和友谊。“敌人”这个词应当从中國的词典里抠掉，因为这个词对中國来说是用不上的，在词典里简直是白占位置：“复仇”这个词也应当从中國的词典里抠掉。

　　中國有一万个人反对复仇，而没有一个人支持复仇；中國会找出一万条理由来反对复仇，而不会找出一条理由支持复仇；中國有人在反对复仇上想方设法，不遗余力，而没人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鼓吹复仇。这是中國的悲哀，也是中國的耻辱。在本文第六节所列举的八条反复仇理由，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中國遭受日本无数次侵略而都不能复仇。为什么是这样，读者只要做一番反证就不难推理出来，其中有几条我已经做了反证，其它的几条我就不想再罗嗦了，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思考吧！

　　谁能想到呢，中國人所说的反复仇的理由，其实都是肤浅到极点的理论，而就是这种肤浅到极点的理论，却能赢得十亿中國人深深的拥护。在中國，再没有任何其它一种思想能像反复仇思想这样得到如此之多的人的拥护了。中國人反复仇思想已成了一种信仰，哪怕你给他们的理论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也依然如故地反对复仇。

　　这是个顽固反对复仇的国家，谁要是在这个国家鼓吹复仇，那么连坟墓中的死人都会拱出来大声抗议。要是中國人有朝一日被日本灭绝了，有谁去问死掉的中國人愿不愿复仇，他们都会摇头说道，日本人民是无罪的，日本后代是无辜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这个民族能容忍异族加在自己头上的一切，复仇是她所极力排斥的。（我知道本文对中國人进行了过份的攻击，这也令我感到悲哀，但是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又不能不如此，一切理智在这里是无用的。在中國，谁想要改造本民族的灵魂，似乎都不得不攻击自己的国家、同胞。五四运动之后，多少人都著书立说，对自己深深爱眷的中國进行了无情的、甚至是情绪化的攻击。我的做法也与此类似，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唉，我用什么来表达对中國人的恨呢？又用什么来表达对中國人的爱呢？我希望我国的读者不会因为我说了一些过份的话而感情用事，武断地否决本文中的观点，即希望本文的缺点不会影响它的一些正确的观点）

　　本来，复仇是很正常的事，在一个正常的民族，复仇的言论不会遭到多大的反对，一个人只要略略说几句复仇的话，甚至不用说得很有说服力和煽动力，就会引起无数的呼应；甚至不用别人宣传，他自己就会产生复仇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心中满怀仇恨，德国的社会上充斥着形式各样的宣传复仇的小册子，这也是后来纳粹黨得以上台的心理基础；而在中國，谁要是鼓吹复仇，纵然他说得很有道理，也会遭到无数人的反对。要使中國人接受复仇主义真是难于上青天。

　　那些顽固反对复仇的中國人，看起来思想修养已达至高境界，是个高尚者，其实都很平庸：他们是平庸的高尚者。他们是中國的耻辱，而且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下毒者。

　　一九九五年，时值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國方面发表了许多文章，有的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有的谴责日本否认罪行，有的怒斥日本美化侵略，但所有这些文章我都不愿看，因为它们太消极了，太暗淡了，太悲惨了，看了只会让人悲哀，气愤，伤心伤脾，总而言之，除了给中國人一种精神折磨外，别无他益。这些文章是属于保守的、退缩的、让人只知回忆的东西。我希望看到鼓吹复仇的文章，因为它们才会使人开朗，振作，给人以希望，指示人未来，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最后什么也没看到。可怕的是，中國年年推陈出新，把那段悲惨史一遍遍地讲给自己人听，在中國人的心灵上进行长期的狂轰滥炸，到最后也许只能麻木中國人的灵魂，将其变成一个个死灵魂。因为看多了悲惨史，谁都会渐渐地麻木。不幸，这一点已露出了一些迹象来了。当小孩子在电影上、书籍上看到那段悲惨史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复仇念头，但长大后这种念头就日渐消失，到最后甚至还成了一个顽冥不化的反复仇者。这是何等的让人心痛！多年来，中國在大力宣传爱国教育，但是那些爱国教育不过是让自己多看看怎么挨人打，多看看自己的女同胞怎么让人蹂躏而已。如《火烧圆明园》、《鸦片战争》和《南京大屠殺》等等，让人不忍卒看。而在看这种片子时，每一中國观众身旁都站着一个“博爱而宽容”的中國人，一旦中國观众燃烧起复仇的火焰，这个“博爱而宽容”的中國人就会赶紧去提来一桶冷水，把他心中的火焰浇灭，并且教训他几句：“我们不能复仇，因为”于是中國观众一时又没有复仇的火焰，继续观看这爱国片，后来又燃烧起了复仇的火焰，这个“博爱而宽容”的中國人又赶紧去提来一桶冷水，把他的火焰浇灭如此循环不已。在这里，中國用一种最残忍的手段把中國人的天性最大限度地激起来，让中國人心中的复仇的火焰泼辣辣地燃烧，足可以毁灭整个人类，而又用一种最残忍的手段把这一天性压制下去，使中國人从心底认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是最罪恶最野蛮的，是完全应当否定的。在这种不停地奔走于两个极点的情况下，中國人的心灵就完全扭曲了。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中國人眼里，复仇是个反动的概念。本文若得发表，我想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看了后都会说：“这是一篇反动的文章！”这点我敢拿我对民族复仇主义的忠诚来打赌。可见，现在的中國人已经愚昧到何等程度。

　　中國是个唐僧式的国家，唐僧的性格即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唐僧便是这样，昏聩懵懂，不分是非，懦弱无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百无一用；明知是杀人的盗，他也要饶恕；明知是吃人的妖，他也要放掉；他一次又一次地遇妖，一次又一次地吃妖的苦头，却一次又一次地予以饶恕；孙悟空要除恶诛凶，他要阻挠，甚至念紧箍咒；他心中只有“不许杀生”，只知讲仁行善，而没看到别的东西。唐僧这么做，却还能得到回报，他成了佛；而中國却成不了佛。

　　为我们的民族性格而惆怅慨叹的人们啊！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抑郁的人们啊！我们一起去祖国各地看看吧！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啊！在乡村，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城市，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学校，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工厂，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机关，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唐僧；在祖国各地，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唐僧。

　　作者:黎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