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普遍偏低，而当中又以日本为最低。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日本人口总数将会减少３０% ，而１００岁老人的数目会达１００万。到那个时候，每天死去的人比出生的人将多出８０万；经济持续不景气导致妇女更多投入社会，但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令她们为保工作而放弃生育，这使得日本的人口正在迅速萎缩……

　　难解燃眉之急

　　对于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来说，吸收妇女进劳动大军虽可解燃眉之急，但长远来说，却只会令日本人口更迅速萎缩。因为社会仍然歧视女性，怀孕的妇女会被革职，孩子生病要告假的母亲也会被辞退。故此，在职妇女不是在怀了孕后便去堕胎以保住工作，便是索性保持单身不敢结婚。故此，要增加人口，惟一的办法是大量接收移民，而且要持续多年，才能稳定劳动人口的数目。不解决人口萎缩问题，不但劳动力日减，消费群体也减少，退休金制度亦会失效，因为老人增多而税基又萎缩。

　　据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要维持人口稳定，日本到２０５０年前，需要吸收１７００万新移民。

　　可事实上日本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排外的社会，对民族纯净抱持顽固的保守思想。那个常吐狂言的种族主义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便曾高调地警告说，中國移民会给日本带来“基因污染”。

　　故此，即使日本国内的专家也难对日本能吸收到足够的新移民感乐观。１７００万代表日本总人口的７% ，但日本现时的外国移民比例仅为１% 而已。即使这个数字亦含有误导性，因为这些移民绝大部分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时期带进来的中國和朝鲜人的第二、三代，新移民可说绝无仅有。

　　自１９８１年日本确认界定难民资格条件的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以来，至今共只批准了３０９名难民的庇护申请，相比美国，单在去年便已批准了３. ７４万名难民的庇护申请。１９７８年日本根据一个特别计划接收的１万名越南和柬埔寨人，这些人并不被界定为难民。但即使这批越柬移民亦计算在内，也只有１. ０３万，而在同一期间，美国共接收了越柬难民超过１００万、澳洲接收了１３. ７５万、加拿大接收了１３. ７１万、法国接收了９. ５６万。

　　可怕的“慷慨”

　　日本对援助海外难民相对慷慨，去年便拨出了１亿１８００万美元给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公署，是继美国之后该联合国组织的最大捐赠国。日本也承诺会捐出五亿美元给阿富汗重建之用，是最大的捐赠国。它也承诺捐出１亿美元帮助伊拉克重建。

　　但这些慷慨背后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难民进入日本而已。在发达国家中，接收难民人数最少的是日本。不单如此，日本给寻求庇护者的待遇之恶劣，亦常被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公署和大赦国际等组织批评。阿富汗难民阿里·詹尼对此便深有感受。他一直很赞赏日本乐助难民——直至他自己抵达日本之后。

　　２００１年８月，当时仍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拘捕了阿里的父亲和兄长，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塔利班力量。当时年仅十八的阿里，担心自己也会被拘捕，于是逃到邻国巴基斯坦。在那儿，他用了６０００美元买了一个假护照和前往日本的假签证。他说他要在日本寻求庇护，是鉴于日本在喀布尔设有许多援助机构，故他认为这个国家会明白和同情他的苦况。当他于２００１年８月抵达日本时，成田机场的移民局官员立即发现他的护照是伪造的。阿里表示他要申请庇护，于是移民局便把他送到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在那儿，他与另１０名非法移民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就这样被关了７个月。

　　即使在这期间塔利班政权被推倒了，但由于他属于哈扎拉族，是一直被阿富汗其它民族压迫的一个少数民族，故此他仍是不敢回国，于是申请难民资格。

　　可是，日本法务省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令阿里极度情绪低落，甚至曾企图自杀，一次用剪刀刺脸和刺腹，一次上吊，但都被及时救回。

　　“日本努力在外面塑造一个美好形象，但很少人知道他们在国内的态度。”他说。现在，幸好得到律师协助，他正提出上诉。

　　留在日本好难

　　阿里说，他的拘留中心内，最少还有其它十名阿富汗人曾经自杀，有两人没能救回，客死异乡。

　　他说假如他知道日本对待寻求庇护者是抱这样的态度的话，他便不会到此。

　　他说，日本难民事务官员不相信他回国会有危险，要求他拿出文件来证明他的处境。但他是逃难的人，如何会带着那么一大堆文件呢？

　　另一名寻求庇护的土耳其库尔德人亦表示后悔到日本来，他于１９９６年抵达日本，结果被拘留了７年之久。日本人不认为库尔德人有资格申请避难，故一直拒予他难民资格。甚至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于２００１年承认库尔德人的难民资格，日本当局仍拒绝给予他庇护。

　　当中只有穆罕默德·尤诺斯·哈桑尼最幸运。３１岁的哈桑尼是阿富汗政府官员，１９９２年被派驻日本，１９９３年，阿富汗内战扩大，他不敢回国，便申请政治庇护。但法务省拒绝了他的申请，不过承认他的国家正经历动乱，故给予他特别居留权。日本会以“人道理由”给予来自动乱国家而又申请庇护失败的人可续期的居留权。去年该国共批出４０个特别居留权。特别居留权须每年３年续期一次，持特别居留权的人可以找工作，但不享有正式难民资格的人所能享的援助计划。

　　会讲日本日语的哈桑尼做过几份工作，后来向支持申请难民资格的人，包括帮助他的律师求资助，开了一家阿富汗小餐馆——东京第一家阿富汗餐馆。

　　阿富汗菜近似印度菜，爱用咖喱，浓香扑鼻，吸引不少爱辣的食客，故小店经常客似云来。安定下来后，便申请妻儿来日团聚。现在，妻子也在餐馆帮忙，大儿子进了小学。

　　哈桑尼也申请过延长居留权，同样被拒绝。但他表示不会气馁，会继续申请，且将会同时申请永久居留权和日本公民资格。

　　我们只要精英

　　日本即使肯接受移民，也只接受精英分子。因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关键是人才，国际间的人才争夺十分激烈。惟是日本在人才争夺中不但落后于欧洲和美国，甚至不敌中國和韩国，因为外国人在这两个新兴经济体中能得到的机会都比在日本多。事实上，日本的工作文化和语言障碍，也不是外国人能轻易适应和克服的，由于语言障碍——排外主义令日本人英语水平和普及率跟朝鲜一同列世界最末尾——使外国专才对日本望而却步。故此外国人想移民日本的其实也不多，甚至连日本的大学也很难吸引到外国学生，因而日本大学的学位也难以被国际接纳。

　　除了精英分子外，另一种日本人较愿意接纳的是肯干粗活脏活和危险性工作的外国人，因为日本人自己不愿干这类工作。

　　但这类工作能吸引到的只是非法移民。现时，建筑业已几乎都由外来工支撑。成立了两年的“外来工联会”的主席本田三保子说：“日本的经济已到了没有外来工便无法运作的地步了。建筑公司白天会雇用泰国和菲律宾非法劳工，因为他们的亚洲脸孔不致太引起警察注意。晚上则雇用非洲和其它国家的外来工。工厂也爱用这些外来工。”

　　雇用外来工的老板经常利用他们怕非法居留身份被揭破的弱点而拖欠他们的工资，于是本田便成立了这个组织来帮助外来工追讨欠薪。

　　去该组织在川崎的办事处走一遭，好像到了联合国一样，秘鲁人、巴基斯坦人、斯里兰卡人、菲律宾人、玻利维亚人……但日本老板并没有善待外来工，只会剥削他们。

　　第二个罗马？

　　日本当局的排斥移民政策，日本社会的排斥移民态度，都被专家指为日本经济衰落致陷入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他们举９０年代美国高科技革命的成功为例，说正是广纳移民广招人才的结果，正是外来专才支撑美国的经济增长。

　　不过，筑波大学人口问题专家小舞广说：“社会总是有兴有衰，日本很可能会消失，另一个社会会取而代之。但那又有什么问题，希腊和罗马不也消失了吗？”

　　那么，就让日本消失吗？

　　摘自: 香港大公网

　　作者:穆芷莉

　　不久前日本公司职员集体到珠海买春的“慰安”之旅，引起国人的愤怒。不仅如此，两国政府也纷纷出来说话。中方要日本政府教育国民，日本政府似乎脸上也挂不住，声言要调查。老百姓个人的行为，如此惊官动府，也算是东亚外交的一个奇景。以笔者看来，在此事上，两国老百姓多少有些误会。从国人这方面说，单纯的愤怒是不够的。愤怒之后，还应该有些理解：日本人的行为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國人还是要和日本人打交道。对他们的行为规则，应该有个基本的把握。

　　虽然同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日本人对性的态度与中國人却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上皇室的许多婚姻的安排，按中國的礼法属于不折不扣的乱伦。而社会上男女私通，不仅被宽容，而且被日本国学派人士歌颂为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日本精神的体现。在这些人看来，正因为日本人有了这种天然的真性情，日本人的行为就不可以别的国家的道德标准、特别是中國的儒家道德来衡量。

　　看看当今的日本社会，性之随便颇为令人吃惊。而性之买卖，也如家常便饭。如果算算性产业在GDP 总值中的比例，日本恐怕是世界上最高的。走到日本的街头，到处是性广告。电话亭中，贴满了裸体女孩子的照片。而各种色情照片，还会寄到你家里来。最令人吃惊的是电视。日本的电视一般就６个台。比起美国的电视来枯燥多了。一次半夜１１点半我打开电视，一个台在播放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参加者是着名的电视评论员、知识界人士、国会议员，等等。这样严肃的节目，在美国常常是黄金世界播放，在日本则白天难得一见。可是，换一个台，马上让你目瞪口呆。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采访两个妓女。谈的不是妇女卖春的社会问题，而是让她们表演接客的技巧。一个妓女拿着主持人的麦克风，现场展现如何口交的动作，主持人见状装作激动得难以自持，马上要向那个妓女扑过去，他的助手赶紧从后面紧紧把他抱住……十几岁的男孩子看了这样的节目如何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

　　去日本前，在美国和我的美国同学一起集训日文。日本老师给了我们许多关于日本中学生问题的阅读材料。读完后问大家日本中学生中的什么问题美国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卖春”。这不是说美国中学生没有卖春的，而是卖春不构成美国中学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日本则不得了。色情业最大的广告，就是穿着中学生制服半裸的少女。在美国和未成年孩子有性关系会下狱，结果一些要和男孩子约会的１５、１６岁的女孩谎称自己１８岁，否则人家不敢理你。在日本，未成年女孩则卖得最热。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妇女的问题。日本的女人对付男人也不含糊。不懂这一点，常常要闹笑话。

　　我们第一次全家到日本时，熟悉日本的妻子就告诉我一些上街须知：首先，日本的公共厕所一般不备卫生纸，这一点和美国非常不同。所以她提醒在美国生活惯了的我要有备无患。第二，日本街头有许多人免费给你纸巾。广告商把广告印在一打纸巾的包装上，雇人在街上分发。人家送上来时不要大惊小怪。拿着即可。上厕所时也许会派上用场。

　　可是，当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免费服务时，却气得半死。那天和妻子并排走在街上，我抱着不足三个月的孩子。一个递纸巾的，当着我的面，往妻子手里送上两包纸巾。妻子看了看，苦笑地递给我。我一看，目瞪口呆。上面的广告上写着的是：“你愿意躺在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的怀抱里吗？请打下列免费电话……”人家和自己的丈夫、家人一起走得好好的，并且孩子刚生下来，这么作，不是公然向人家当丈夫的挑衅、污辱人家吗？你不能想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别的国家。但在日本，这是家常便饭，也不被视为无礼。日本人到珠海玩女人这事情本身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我们中國人中干同样的事的人也不少。但是，日本人行为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冒犯了谁。因为在日本，玩女人也好，玩男人也好，都是堂而皇之的事情。我一次自己上街，笑话可闹大了。在美国天天锻炼。到了日本，就是找不到健身房。于是不得不留心健身房的广告。在一个闹市，我见一个妇女给行人分发纸巾，上面印着的分明是一个显示自己肌肉的男人。这种照片放在美国，肯定是个和健身有关的广告。于是我兴冲冲地走过去。可是，那女人明明递给我前面的一位妙龄女郎一包纸巾，见了我却把手缩了回去。我心里骂：“难道是看我穿得不好，去不起健身房吗！”（日本健身房贵得要命，一个月费用常常相当于７０—１５０美元）于是我径直走过去，执意要纸巾。那女人见我这么走过来，拿着两包纸巾不知所措，我也就乘机把纸巾夺过来，心想这大概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國人第一次从日本人手里“掠夺”了点东西吧。然而，拿到手上定睛一看，哭笑不得。上面写着：“午夜辗转不能入睡、渴望性交的女人，请打下面的免费电话……”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性虽然开放，但体面人至少不公开进行性交易。但来珠海买春的“慰安团”，是企业的优秀职工，是社会上的体面人。也就是说，性买卖在日本不是那么不体面。最奇的是二战刚结束，美军要来占领。日本一些上流阶层恐慌得不行，生怕美国大兵坏了他们的女人。于是，政府公开发表文告，招聘妓女，号召那些有爱国之心的妇女踊跃报名，为了捍卫日本高贵的妇女的贞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满足美国大兵的性要求，保证我们日本的纯洁。要知道，这不是什么愚人节的笑话，这是堂堂的政府文件。日本人对慰安妇问题之所以如此不以为然，从他们政府自己的行为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知道日本人的这些习性，我们就不必把珠海买春事件弄得太民族主义化。买春成性的日本人蜂拥而至，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大买卖。你愤怒，他还觉得他给你的同胞提供了就业机会呢。所以说起来还挺理直气壮。性买卖在日本，和水果蔬菜的买卖没有大区别。而且人家社会似乎也太平无事。这也算是一奇。我们倒是要自省：我们这么反感性交易，我们这里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买卖？我们管不了人家的道德，但至少可以清点自己的家门。

　　摘自: 万科周刊

　　作者:薛涌

　　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１９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历史文化根源：与德国的比较

　　首先从历史文化看，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專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而曾经拥戴他，或未能阻止他，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都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进。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主要还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日本国力初步强盛，但政治上的开明派却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并全力发展军事强国。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１９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还有一层，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至的种族主义和極權主义。战后，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由于它没有殖民地，因此没有在思想上受到６０年代民族獨立运动的冲击。从历史上看，日本民族作为黄种人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傲视其他亚洲人，一方面致力于“脱亚入欧”，以跻身于以白人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的比较

　　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试设想，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殺”的罪行质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却一再发出关于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活动，而抗议的只有中國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一向好事的西方传媒对此事也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殺和反犹大屠殺。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他认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我为之愕然。他却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國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國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國人自相残杀、历届中國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为不残酷。这个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國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这点与我国解放以后的宣传有共同之处，下面还要提到）。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观点。

　　有一点是事实，即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他们除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还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不到二十年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对于弱于自己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有些日本人直后悔当初不该打珍珠港（这也只是一部分人），致使美国与中國结成同盟，否则中國是可以被征服的。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但是到１９４８年底中國共產黨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制右派变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间接姑息、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日本人认为，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尚且对日本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记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國认罪呢？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势力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中國人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中國人自己的不争气，外加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不一贯、进退无序。战前的中國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且不论，只说战后。二战刚一结束，中國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黨政府视共產黨为心腹之患，为了抢占地盘，不惜利用战败的日军抵制共產黨领导的抗日部队，令其不但不要就近缴械，还要作“有效的防卫，以待国军接收”。从此时起，国民政府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國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不过当时与中國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國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中國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固然正确，但是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诚然，中國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國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階級划线，常不一贯。曾有一度，在强调階級斗争时，把日本侵略以前的中國描绘得一团漆黑。有一次我在与洋人闲谈中随便提到，日据时期我们在沦陷区吃“杂和面”的经历时，就有洋人问，日本侵略前，中國人不也是挨饿吗？

　　在对外政策与策略上，对日本常采取实用主义。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是一切围绕建立反美统一战线，把在所有问题上的斗争矛头都引向美国。这大体上没有错，但是联系到反对核武器运动，刚好与日本人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不是受本国军国主义之害，而是在国际上受害）的态度合拍。６０年代初，中國经常派非官方代表团参加一年一度在东京或广岛、长崎举行的反对原子弹大会，笔者也曾与焉。中國代表团的方针就是反对单纯反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观点，而是要把日本人受原子弹之苦的悲愤之情引导到认清罪魁祸首是美帝国主义，从而反对日本现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至于美军轰炸日本的起源、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在那种场合就顾不上了。又如有关苏联与日本北方四岛之争，在与苏“牢不可破”时期支持苏联，在７０年代苏联成为主要敌人时又偏向日本。在中美建交之后，当与美国摩擦严重时，往往幻想利用美日矛盾，联日反美。还有在文化上认同日本为“儒家”文化，纳入“亚洲价值观”的范畴的说法也在我国颇为盛行，企图以此来抵制“西化”。这是把政治文化与一般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混为一谈了。据我了解，真正对日本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专家鲜有同意这种观点的。

　　假设几十年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國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那么今天就该是日本需要中國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國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

　　作者为中國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来源：资中筠文集《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作者:资中筠

　　政治家说话，即使没有哲理，也会有前瞻性语言，而政客就只一味哗众取宠，有时还口出狂言。如果以此作准绳来审视当今日本政坛，那么，有资格当政治家的人，就真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贪赃枉法、拈花惹草、恣意妄言的政客，却总是络绎不绝，使人对日本政坛不得不“刮目相看”。

　　最近，日本不仅有越来越多政客恣意妄言，而且使用越来越强烈的攻击性言词，使人担忧它会成为一种风潮、一种政治趋势。

　　石原又发出狂言

　　过去，日本传媒总是称政客的恣意妄言为“失言”，就是一时不小心，把心中话说溜了嘴。不过，他们虽然歪曲历史，出口伤人，但一旦遭到强烈抗议，特别是当中國、韩国等亚洲国家作出强烈反应，这些政界要人就会以“失言”来掩饰，当局也会要求他辞官，事情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却丝毫不受影响，换一个场合又会故态复萌。因此，日本便有演不完的“失言”闹剧。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著名的极右派，顽固的国粹主义分子，他不止一次公开挑衅中國，蔑视亚洲人，不仅故意称呼中國为“支那”，中國人为“支那人”，还宣称“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的谎言，中國是“帝国主义国家”等等。

　　石原对外说“不”，成了他的招牌和政治资本。在四年的东京都知事任内，他并无特别建树，今年４月却以３０８万高票再次蝉联，这是日本的怪现象之一。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石原接受日本一家女性杂志采访，又大放厥词，说：“女性停经以后已无生育能力，继续生存下去只是一种浪费与罪恶。”如此歧视与侮辱女性，东京妇女依然选他连任都知事，这是怪现象之二。

　　７月１８日，石原对自民黨治安强化委员会发表演讲，再度强调“支那”的称呼没有任何不妥，又说东京的罪案多数是“支那人”干的，迟早会发生绑架日本要人子弟的案件，应尽快将他们遣送回国，费用可从（援助中國的）ODA 款项中扣除。

　　所谓东京都知事，就是首都大东京的市长。石原是正式演讲，不是“失言”。何况石原不是莽夫，是个成名的“小说家”；也不是政坛无名小卒，而曾经是自民黨政府部长，竞选过自民黨总裁。只能说，他是个“智能犯”，有政治意图的“煽动者”。

　　认真研究便能发现，石原的狂妄，一是出于他国粹主义的本性，二是为了积极响应极右前辈江藤隆美的排外论调。

　　“第三国人是劫匪杀人犯”

　　７月１２日，７８岁的自民黨元老江藤隆美在福井市举行的自民黨支部会议上讲话，再次公开否认日本曾侵略过中國、朝鲜，又说，如今非法移民充斥日本，他们都是“劫匪、杀人犯”。一旦朝鲜半岛“有事”，还会有大批难民拥到日本。

　　江藤隆美是自民黨江藤－龟井派的会长。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他担任内阁总务厅长官期间，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日本在统治朝鲜半岛时“也做过好事”，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洗脱罪名。

　　现在，他不仅坚持皇国史观，而且还重申１９１０年的“日韩合邦”的前提，是“两国签定了合并条约，获得国际联盟批准”。《朝日新闻》的社论很不客气地指出，国际联盟是在“日韩合邦”１０年后才成立，何来“批准”？这明显是另有企图的发言。韩国《东亚日报》则说：“这是在未能正确掌握历史事实情况下发表的妄言。”

　　江藤说：“东京歌舞伎町是第三国人支配的非法地带。专门干偷窃、杀人勾当的家伙多达１００万人，这些人制造了混乱。”

　　所谓“第三国人”，是战前军国日本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等殖民地人民的称呼，跟“支那人”一样都是贬义词，如今已经成了死语。而江藤隆美和石原慎太郎等军国遗老继续使用它，说明他们不仅缅怀军国的过去，而且还憎恨现在的自由民主。

　　日本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也有日益严重的社会犯罪现象，但“外国人”与“犯罪”不是同义词。政客们将它等同看待，相提并论，不仅是推诿责任，而且也是煽动国民排外。

　　右翼极端排外情绪化

　　日本是个岛国，跟任何国家都没有共同边界，除了对日裔网开一面之外，根本不接受外国人移民。虽然如此，非法移民或过期居留者却充斥日本，明显跟日本的劳工政策，特别是在泡沫经济高峰期有分割不开的关系。日本有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当局要严格防止非法入境或逾期逗留，认真处理社会犯罪问题，并非办不到。真实情况也许就和日本的黑帮问题一样，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在日本偷窃、贩毒和贩卖色情的人，确实有不少是外国人，但他们的合伙人是日本的黑帮。近期激增的杀人、绑架、强奸和少年犯罪等等，又有哪一宗不是日本的“纯国产”？

　　日本恣意妄言的政客，他们对自己人的胡作非为又如何表态呢？面对长崎１２岁中一学生拐骗和杀害四岁男童案件，身为小泉内阁防灾部长的鸿池祥肇竟然说：“（男童）父母应游行示众，之后再被斩首作为惩罚。”对２９岁男子软禁四名１２岁小六女生、然后自杀的事件，鸿池发表的言论同样幼稚到了极点。他说：“谁是加害人，谁是被害人，难以辨别。”

　　对一批大学生专搞派对诱奸女生的事件，自民黨行政改革推进本部长的太田诚一却称赞这些大学生“很有活力，更接近正常人”。

　　有专家分析，日本政客之所以恣意妄言，哗众取宠，极度挑衅，这和十年来日本经济停滞有关。日益成熟的环球化凸显了日本的落伍，也反映了日本的信心在丧失。因此，排外的民族主义抬头。

　　除此之外，小泉纯一郎从一个弱势政客摇身一变成为掌权的首相，靠的就是简单、强烈的政治语言，靠的就是发挥了所谓的“剧场型”效果。例如，他把黨内政治对手称为“抵抗势力”，虚拟一个敌我对抗的悲壮场面，以此博取了同情弱者的支持，抬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今年初，在野黨在国会质问首相小泉：为何不遵守限制国债发行年不超过３０万亿日元的诺言？他竟然面不改色地回答说：“不遵守这个诺言也算不了什么。”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有了首相的示范作用，执政黨高层和政府部长们当然会竞相效仿。

　　作者:黄彬华

　　对于中國人来说，“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国家领土不受外国的侵犯。但对于日本人来说，“保卫祖国”不仅仅意味着保卫国家领土不被外国侵犯，还要保卫石油等基本战略物质的供应。因为日本这样战略资源严重依赖外国的国家，只要石油等战略物质的进口途径被切断，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置日本于死地。所以日本不用“国防”而用“国家安全保障”这个词来表示国家防卫问题。

　　保证国外的石油等基本战略物质的供应，显然要比保卫本国领土的困难更多。日本在国家安全方面，面临比中國更多的难题。日本的２１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向帝国主义告别

　　古典的帝国主义是强国对弱小国家的领土吞并和财富掠夺，而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完全不同。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吞并领土和掠夺财富，而是为了获得推销本国过剩商品的殖民地市场。为什么近代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殖民地市场呢？这主要是资本主义自由无计划的生产方式，经常会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殖民地可以有效地解决生产过剩的烦恼。

　　我们可以用中國的例子来看一下殖民地市场的意义。中國自从导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后，现在也尝到了生产过剩的苦头。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人们可以简单地实现产品的大量生产。但大量生产的产品往往很快就会使国内市场达到饱和，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库。产品积压又导致工厂破产、工人失业，国家经济萧条不振。如果中國有一块海外的殖民地，积压过剩的产品就可以卖到海外的殖民地去，就会挽救大量工厂不破产，大量工人不失业，国家经济就可以摆脱萧条的困境。

　　所以近代帝国主义侵占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得到一块推销本国剩余产品的市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难题。当时英国鸦片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割占香港这块弹丸大的领土，而是为了迫使中國对外开放，打开中國这个巨大的市场。１９８９年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指责中國政府压制人權，另一方面仍然积极地同中國作生意。这也是因为中國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对西方国家推销剩余产品有巨大的吸引力。

　　二次大战以前，世界上并没有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全球被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为几片殖民地。每个列强的殖民地仅仅对其宗主国开放市场，并不对其它国家开放，所以谁拥有的殖民地越多就越有利。特别是象日本德国这样缺乏自然资源、领土狭小、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更加在经济上需要海外殖民地。因此德国日本对当时的世界领土分配情况不满意，试图用武力对世界领土进行重新划分，引发了世界大战。

　　二次大战以后，在美国的倡导下，世界上建立起自由贸易的新体制。由于出现了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没有殖民地的国家也可以利用开放的国际市场来发展经济。所以日本德国等失去殖民地的战败国，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原殖民地国家，利用开放的国际市场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由于原来的经济结构比较依赖于殖民地，在失去殖民地后国家经济受到了相当的影响。

　　现在的自由开放国际市场，使各国在不扩大领土的情况，也能实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这就使殖民地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此情况下，以流血牺牲和巨大军费开支为代价侵占殖民地，对国家的繁荣发展不但没有促进反而成为障碍。因此强国失去了侵略弱小国家的兴趣，宣告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二战后不但没有出现新的殖民地，而且以往的殖民地也纷纷獨立。以美国的超大国实力，侵占巴拿马这样的小国作为殖民地，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１９９９年美国之所以允许巴拿马獨立，并不是巴拿马的国力已强大到美国无法控制的地步，而是殖民地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已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如果有哪个国家还试图制定侵占殖民地的战略构想，那真是愚不可及。一些人认为日本还有侵略中國的野心，还想殖民化中國，这完全是一种过时的想法。日本的２１世纪战略不是武力殖民化中國或其他国家，而是把赌注下在科学技术上，靠科学技术的领先来保证日本在自由开放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可以说当今的日本已经和帝国主义告别。

　　二、集团防卫的战略思想

　　目前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对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有利。因此作为受益者的西方各国，希望现在的世界秩序维持下去，不希望出现通过武力重新改变世界版图的事件。现在西方国家的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入侵和殖民其它国家，而是为了保卫当前的国际秩序。同样日本军队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阻止战争。

　　在现代兵器造价越来越昂贵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要搞一套全面完整的军事体系，需要巨额的军事费用。然而巨额的军费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负担，前苏联的垮台就是被巨额的军备费用所拖垮的。因此“集团防卫”的战略思想应运而生，一些国家联合起来搞一支联合军队，实现国家集团的共同防卫。北约、美日韩军事同盟都是“集团防卫”的典型例子。

　　既然是国家集团的共同防卫，传统的国境线就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防卫线”的概念。前一段时间美日两国制定的“防卫大纲”，就把东亚地区划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防卫线。对于中國来说，台湾是否包括在美日军事同盟的防卫线之内，是非常敏感和关注的问题。

　　日本的２１世纪战略的主体就是维持与美国的集团防卫体制，特别是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来保证日本不遭到他国的核攻击。日本国内虽然有一些人说日本也应该搞自己的核武器，但美国却不赞成日本搞核武器。美国人说：如果日本一定要搞核武器，美国就不再负责日本的安全防卫了。那时日本将不得不面对自己解决保卫国家安全的难题。

　　由于日本的地理特点，使日本的国家安全十分脆弱。现在日本９０％的石油来自中东国家，为了保证石油供应，日本首先要保证中东国家不出现敌视日本的政府。如果中东国家出现了反日政府，拒绝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将不得不对中东使用武力来保证石油的供应。另外，保证石油等战略物质的海上运输安全也是日本防卫体系中十分脆弱的地方，为了确保海上运输，日本还不得不建立一支规模很大的海军。

　　如果日本完全靠自力的力量保卫国家安全，其军事费用将是非常巨大的，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从国家利益考虑，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日本是不会搞核武器的，因为日本搞核武器将面临日美军事同盟的破裂。维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是日本未来５０年内最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三、对中國的战略

　　中國虽然对现在的世界秩序不满，但由于中國的国力不足以与西方国家的联合进行抗衡，不得不被迫遵守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在未来５０年内不会对西方构成挑战。俄国也不满当前的世界秩序，在冷战时期，苏联曾有过改变世界秩序的企图和野心。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军事竞争导致苏联经济的崩溃，俄国人已失去了向西方挑战的野心。另外俄国在二战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使俄国人也不愿意再打一次需要巨大牺牲的世界大战。因此现在俄国与西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未来５０年中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已是人们的共识。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今后世界的战争将是局部地区的常规武器战争。日本的军事装备强项是在常规武器方面，因此冷战后日本在世界上的军事地位有所上升。日本拥有亚洲最为强大的常规武器军事力量，中國虽然是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但由于中國的常规武器十分落后，中國没有力量与日本进行一场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

　　近年来中國的经济有巨大的发展，在２１世纪中國将成为经济大国是很有可能的。但在中國是否能成为军事大国问题上，很多分析家持怀疑态度。一个国家要成为军事大国，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独力设计生产先进武器的能力，购买外国武器装备的军队永远是二流军队，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自己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他国。

　　而中國恰恰最缺乏这种独力设计生产先进武器的能力。日本在１９３０年代，就独力设计制造出可以与美国对抗的一流航空母舰，而中國到６０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能够制造出自己的航空母舰。日本在二战时设计制造的零式飞机的作战性能超过了当时的美国战斗机，而中國在作战飞机的研究开发上搞了４０多年，现在还停留在仿造俄国飞机的阶段，以至于不得不向俄国购买先进战斗机。

　　更为严峻的是中國在先进武器开发方面出现了退化的趋势。要研制出最先进的武器就要有最一流的研究人员，各国都把自己最优秀的头脑用于搞军事研究。以前中國把最优秀的大学生送去搞军事研究，中國能在１９６０年代搞出原子弹，１９７０年代搞出人造卫星，也就是靠当时那批优秀人才。而现在中國的最优秀大学生都纷纷出国，只剩下二流人才去搞军事。所以中國的军事研究水平面临下降的趋势，离军事大国的道路更加遥远。

　　因此日本不太担心中國在未来５０年中，会对日本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在近期内，日本对中國的最大担心主要是害怕中國会发动进攻台湾的战争，打破东亚的和平国际环境，造成东亚各国的社会经济动荡。日本并不希望中國和台湾发生战争，日本和美国都不希望台湾宣布独力而刺激北京政府发动战争。可是按照联合国宪章，居民有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力。当台湾发生了２０００万人投票选择獨立的情况时，美国如果否认台湾人民具有民主选择政府的自由，就是对民主价值本身的否定和暴露出美国式民主的伪善。因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退维谷，希望台湾能够维持现在的一个中國立场，不给美国增添意外的麻烦。

　　２１世纪日本对中國的战略是：政治上不刺激、不挑发，适当促进中國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经济上加强和扩大两国贸易。１９８９年，日本是西方国家中唯一没有对中國政府实行制裁的国家；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等纷争问题上，都以低调处理为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态度比较暧昧。由于历史上日本和台湾一直存在密切的经济和民间往来，多数日本人是亲台的，从内心讲日本是希望台湾獨立的。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自己无法作主，主要还要看美国人的意思行事。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５日写于日本

　　作者:林思云

　　人们常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比作一个奇迹。日本经济１９６０年代超过英国，１９７０年代超过德国，到１９８０年代，日本的ＧＤＰ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当时经济学家们纷纷哀叹美国已经走向没落，预测日本将在２１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那时世界上到处流传着日本神话：什么日本经验、日本模式、东方儒学价值观念等等，学习日本经验的亚洲四小龙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一时间日本经验成为经济学家们开口必谈的“四字经”。

　　然而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后，一直被经济学家们看好的日本，经济成长的势头突然出现了停顿。近１０年来，日本经济每况愈下，近几年还出现了战后首次的经济负增长，失业率也一路攀升到历史最高记录。虽说日本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较大，但１９９０年代世界经济是繁荣的，美国、欧洲的经济情况都很好，西方七大经济强国中，惟有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不振。现在最乐观的经济学家，也对日本的经济连连摇头，人们不禁要问：“日本怎么了？”。

　　日本窘境的根源，可以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国际竞争力的低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下面就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造成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國的冲击。中國在高技术领域方面尚不足对日本构成威胁，但在低技术领域方面却对日本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不少人认为日本以生产高技术产品为主，中國的低技术产品应该成为日本经济的互补，为什么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呢？这是因为高技术商品大多是由大量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部件中的相当一部分只要低技术就可以制造。比如小轿车是高技术产品，但小轿车中所用的螺丝钉、挡泥板、开关、旋钮等部件，用简单的技术就能制造出来。

　　日本生产高技术产品时，有明显的社会分工。掌握高技术的大公司是领头雁，带起一批低技术的中小企业。例如轿车的生产，丰田、本田等大公司负责车体设计、引擎开发等高技术部分，而螺丝钉、挡泥板、开关、旋钮等低技术部分，则由中小企业负责。制造轿车这样高技术产品的大公司因为利润丰厚，员工的工资高一些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并不很大，而制造螺丝、旋钮等利润微薄的低技术产品的中小企业，员工工资的高低就对产品价格有很大影响。

　　中國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外放开了廉价劳动力市场，很多日本大公司开始考虑到中國订购螺丝、旋钮等低技术产品。中國生产的螺丝、旋钮等的质量，并不比日本产的差多少，但由于两国劳动力的差价，中國产品的价格比日本低得多。由于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从中國订购零部件可明显降低产品的成本，增加公司的利润，所以日本大公司纷纷把大量简单零部件订单转移到中國，使原来生产这些简单零部件的日本中小企业陷入破产倒闭的危机。

　　日本的中小企业雇佣了日本三分之二的就业劳动力，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意味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近几年来，日本的失业率猛增，现在完全失业人口已达３３７万人，占整个劳动人口的５. ６％。尽管日本大公司大量向中國定货造成很多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但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目标，资本家并不关心国家的失业问题，也不想牺牲自己公司的利润来缓解国家的就业问题，所以日本大公司向中國订购简单零部件的风潮越刮越盛，今后日本的失业人口还将进一步向上攀升。

　　日本除了把简单零部件的生产转向中國外，还把生产过程中的简单劳动部分也转移到中國。即使是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简单的组装工作。这些工作尽管比较简单，却费时费力，是所谓劳动密集型工作。象彩电这样的产品，有上千个细小零件需要人工焊接组装，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國组装出的彩电，自然比劳动力成本高的日本组装的彩电价格更便宜。松下公司到中國去组装彩电，那么松下公司生产的彩电就可以比其它公司的更便宜，就会赢得更多市场。这样一来，东芝、索尼等公司为了与松下公司竞争，就不得不把组装工作也搬到中國。因此只要有一家公司把劳动密集型工作转移到中國，其它同行业公司就不得不也跟着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把劳动密集型工作转移到中國，必然减少日本国内的就业机会，形成产业空洞化，这也是日本近年来失业率猛增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人认为日本可以把低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工作转移到中國，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产品。但搞高技术的研究开发，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有能力承担高技术开发工作的高素质人口，占人口的比例有限，大部分人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劳动。尽管提高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但这并不能改变低素质人口占大多数的自然规律，不可能全民都是发明家。

　　近年来世界经济界出现明显的“经济全球化”倾向，即跨国公司进行生产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搞高技术部分，发展中國家搞低技术部分。由于日本把低级术的工作转移到中國，日本国内的低级术劳动力自然出现过剩，所以低级术劳动者的工资也出现下降趋势。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美国也同样有高技术劳动者收入增加，低级术劳动者收入减少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现在不少人反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不仅在发达国家中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从长远来看，对发展中國家也并无没好处，因为国际分工把低收入劳动分配给穷国，就等于把穷国钉死在贫穷柱上，不会有富裕翻身的那一天。此外经济全球化还使穷国与富国的关系，从竞争与对抗关系变成主导与依赖关系。富国向穷国发订单，穷国为富国打工，如果穷国不听话，富国就要收回订单，穷国就要出现大量失业和社会不安，因此穷国无法对富国说“不”。以前中國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是竞争关系，现在中國接受了全球化国际分工，已越来越走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中國的大量就业人口依靠外资生活，中國已经逐渐失去说“不”的资格。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造成日本经济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等其它发达国家也同样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为什么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情况要比日本好得多呢？显然日本经济的低迷，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这就是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

　　二、国际竞争力的低下

　　有人说日本经济发展靠的是“拿来主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一个新产品的出现，要经过发明、实验、实验成果商品化和大规模生产四个阶段。日本并不擅长发明和实验、却很擅长将实验成果商品化和大规模生产。日本企业的主要运作模式，就是引进欧美国家的实验室阶段高技术产品，然后将其商品化和投入大规模生产。电子表、录像机、液晶显示技术等，都不是日本首先发明的，但日本首先突破了实验室成果商品化的难关，赢得了丰厚的利润。有人把这生动形象地比喻为：在一桌饭菜中，日本人吃掉了最美味的一道菜。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已有２０多年，但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却比欧美国家落后很多。美国有百名以上的诺贝尔获奖者，英国、德国、法国也有数十名，而日本算上文学奖与和平奖，也仅有十几人获奖，与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然而日本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却居世界领先水平，这也可以看出日本重技术轻学术的倾向。

　　几十年来日本引进技术商品化的道路一直走得很顺，但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后，随着情报信息产业的兴起，日本公司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应”。日本科研体制的特点是重集体轻个人，与欧美的个人本位科研体制截然不同。你问一个美国公司：“这项技术是谁发明的？”美国人会告诉你：“这是张三提出的想法，李四搞出的样机………”；而你问一个日本公司：“这项技术是谁发明的？”日本人会告诉你：“这是大家一起搞出来的”。

　　日本比较擅长搞目标明确的研究，比如彩电开发的研究目标很好确定，无非是屏幕更大一些，画面更清晰一些，故障更少一些等，这样的研究目标谁都可以想象和制订出来。而情报信息产业的研究目标却不很明确，比如开发一个新型的ＷＩＮＤＯＷＳ，这个ＷＩＮＤＯＷＳ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上级就很难给下级制订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软件等情报信息产业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研究人员个人的创造能力。在需要较多个人独创性的科研方面，日本的集体本位研究方式就显得力不从心。

　　目前日本自称在情报信息领域方面落后美国５年，但１９８０年代末期情报信息产业兴起时，日本并不比美国落后，当时日本在硬件的微电子技术方面甚至比美国还先进。海湾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美国“爱国者”导弹，就使用了日本造的微电子芯片。开始时日本也曾想在软件方面与美国一拚高低，但终究没有搞出象样的产品，最后不得不引进照搬美国的软件。日本也曾想在微机中央处理器ＣＰＵ上与美国较量一番，但最终败下阵来，只有在计算机内存方面尚有一定的优势。

　　日本在计算机内存方面有一定优势，是因为计算机内存的线路非常简单，一个记忆单元由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组成，只要在有限的芯片上做出更多的电容和电阻，就能造出内存量更大的芯片。因此内存的研究思路十分简单，就是设法在一块芯片上作出更多的电容和电阻。而研制新型的中央处理器ＣＰＵ，研究思路就要复杂得多，什么样的线路设计才能获得更高的速度？这需要较多的独创和发明。而日本的自上而下长官意志型研究体系，就不适应这种需要较多独创性的科研工作。

　　近年来日本的计算机内存制造又受到韩国的严重挑战。韩国也是日本模式，也是自上而下的长官意志型科研体系，所以韩国的产品结构与日本酷似，日本搞什么韩国就搞什么。日本搞汽车、造船、家电、计算机外围硬件，韩国也跟着搞这些。韩国的模式是高价引进日本的生产线，然后凭着韩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在价格上与日本货竞争。现在韩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内存生产国，这并不是因为韩国产内存比日本的技术更新，或韩国货比日货质量更好，而仅仅是由于韩国货更加便宜而已。

　　“重集体轻个人”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东亚各国的问题。１９９０年代初，有人提出中國应该重点发展软件工业，因为软件开发几乎不要资金投入，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就行，正好符合中國资金短缺和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可是到现在为止，中國的软件工业并没有搞出什么成果，除了外国人不搞的中文软件外，中國没有拿出任何独创性的软件产品。中國的文化传统适合搞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科研，比如“两弹一星”，却不适合搞自下而上的独创性科研。尽管软件开发投入少见效快，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也没有一个擅长搞软件开发的，这些国家的工业模式都是日本模式而不是美国模式，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拒绝它们走美国道路。

　　随着情报信息产业的兴起，对个人发明性和独创性的要求越来越多，而长官意志型的日本研究开发模式遏制研究人员的发明性和独创性，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现在日本除了在汽车、家电、材料等传统工业方面有一定优势外，在新兴的情报信息工业、生物工程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的差距。日本似乎已成为旧时代的恐龙，越来越难以应付新时代的挑战。

　　美国的传统工业是家电和汽车，１９５０年代末苏联總書記赫鲁晓夫访美，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在与赫鲁晓夫进行厨房辩论时，曾自豪地说美国的航天技术虽不如苏联，但美国的彩电技术却遥遥领先。可是进入１９６０年代后，美国的彩电工业受到日本产品的严峻挑战，终于全军覆没。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在日本车的竞争下一蹶不振，到１９８０年代，美国经济似乎已不是日本的对手。如果１９９０年代美国的工业体系还是传统的家电和汽车，日本经济超越美国是必然之事。

　　但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后，美国又新创一门情报信息产业，为美国带来１０年的经济繁荣，也为美国重新树立起经济霸主的地位。现在美国和欧洲又在遗传基因技术方面有所突破，２１世纪生物工程无疑又是一个新兴产业，而日本在生物工程技术方面，又比美欧落后不少。日本在情报信息产业上与美国竞争，吃了一个大败仗，有人将其比作日本的第二次“战败”。在未来生物工程的竞争中，日本似乎也提前显露出败迹。２１世纪的日本还有多少国际竞争力？日本的专家学者为此十分担忧。

　　过去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靠的是“官民一体”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主导型经济的优点是：制定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集中人力物力在短时间内达成目标。当年日本政府提出“汽车立国”、“电子立国”等国家战略发展方针，在几十年内把日本建成了汽车和电子大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对于发展传统工业是较为有效的，政府可以计划年产多少万辆汽车的发展计划，却无法计划每年搞出多少个新发明。新兴工业的发展动力在于企业和个人的发明创新，所以并不需要政府为他们制订什么发展计划，相反政府的干预反而是有弊无益。

　　日本以前的成功得益于政府主导型经济，现在的困境也来源于政府主导型经济，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过日本经验代表了东亚和东南亚的经验，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印尼也是学习了日本经验，甚至中國的经济发展也在相当程度受日本经验的影响。现在日本遇到的难题，也会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已经或即将遇到的难题。

　　当年日本走红的时候，一些亚洲国家也跟着鼓吹西方人应该学习东方的儒学思想，现在已很少听到“东风西渐”的论调了。日本人现在也感到创新意识的重要性，想对现有官僚企业体系进行改革，但由于长年的传统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明显成效的改革，日本人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为了改变日本人独创性的不足，日本政府去年进行了教育改革，大幅度减少中小学学生的课程和学习内容，试图改变以往填鸭式知识灌输体系，引进欧美的启发引导式教育方式。

　　然而不少人也对这种教育改革抱有忧虑。中國古代有“邯郸学步”的寓言（庄子）：一个宋国人到了赵国首都邯郸，看到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很好看，于是开始学邯郸人走路。结果邯郸人的走路方法没学会，又忘了自己以前的走路方法，最后只好爬着回去。一些日本人担心日本教育改革的结果会象“邯郸学步”那样，下一代年轻人没有学会西方人的独创性，却又丢掉了日本人以往勤劳和服从的好传统，高不成低不就，更加糟糕。当然日本教育改革会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尚有待于实践的验证。

　　以前人们常说“英国病”，英国人过分重视学术研究，轻视技术应用，国家因此衰落。现在世间又多了一种“日本病”，日本人过分重视技术应用，轻视学术研究，日本会不会也因此而衰落下去？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日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但毕竟已打下雄厚的基础，在５到１０年内，日本还能维持目前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如果把欧盟算作一个国家，日本则是第三位）。但１０年后、２０年后的日本会怎样，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２００２年２月５日写于日本

　　作者:林思云

　　日本经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发表报告称，日本经济２００２年将继续恶化，２００１年的经济增长率为－０．７５％，而２００２年的增长率预计为－１％，就业、消费等形势将更加严峻。

　　眼下，日本举国上下一致“哭穷”，并声称“受到中國经济威胁”。然而，这后面的烟幕成分有多大？日本是否酝酿着又一次珍珠港式的经济偷袭？

　　“哭穷”背后的实情

　　不少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担心，如今日本人“哭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让人放松警惕，从而为日元进一步贬值作舆论准备，把祸水引向其他国家。

　　早在今年上半年，日本银行（央行）总裁速水优便表示，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手段，可以考虑采取大幅度诱导日元贬值的政策。这在当时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

　　实际上，到年底，日元就一直在“悄悄”贬值。近几周，日元大幅走贬，周最高价曾达到１美元兑１２６日元，周最低价也为１美元兑１２３日元。

　　面对市场的压力，日本政府仍坚持看空日元的态度。日本内阁财务次官黑田东彦最近的讲话更给市场一个暗示，即：日本政府乐见日元疲弱走势。

　　摩根士丹利证券的研究指出，日元进一步贬值已对亚洲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日元突破１美元兑１３０日元的关卡，并进逼１美元兑１４０日元，中國的人民币将无法承受贬值的压力，从而引发亚洲货币的不安。

　　目前，亚洲地区都无法承受中國人民币爆发贬值的风险。如此一来，亚洲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将随之升高。显然，“日元珍珠港”已对全体亚洲稳定构成极大威胁。

　　真的不行了吗？

　　日本经济真的不行了吗？据统计，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０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约为１．７５％。同期，在７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公认为经济增长“优等生”的德国，同期的增长率为２．２５％，仅比日本高０．５％。

　　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下降了，但目前，日本人均GDP 仍居发达国家之首，仍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其研发投入居发达国家前列，对外收支顺差居世界第一。此外，日本还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一些分析家认为，日本经济并非陷入真正意义上的衰退，而是正处大转折时期，这是由追赶型的经济增长向成熟的、开拓发展型经济增长的转变。这种转折，如同高速行驶的列车进入弯道，行驶速度下降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旦走出，会迅速再次领先对手。

　　这种迹象在日本一些行业已有出现，如日本五大汽车企业２００１年度乘着日元贬值的东风，营业利润创历史最高纪录。五家企业上半年度营业利润合计为１００８７亿日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４７％。预计全年营业利润总额可达２００００亿日元，９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

　　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不行的新闻，另一方面，却是日本科研开发经费增长创历史新高的消息。据报道，２０００年度日本科研开发经费总额为１６．２８９３万亿日元（约为１３５７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１．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１８％。调查还显示，２０００年日本技术出口为１．０５７９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１０．１％；进口为４４３３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８．４％。

　　百年未遇的大转折

　　１９６８年，日本的GNP 跃居世界第二位。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日本在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高精尖加工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已位居世界前列。这些表明，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追赶时代在日本已经结束。以追赶为目标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以及经营思想等，面临着深刻的调整。

　　日本经济目前正处在１３０多年未有的大转折时期，这是由追赶型的经济增长向成熟的、开拓发展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但是，转折的迟误和泡沫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加大了转折的难度。世界经济的低迷和“９·１１”事件的影响，对于日本经济有如雪上加霜。２００１年日本出现经济负增长可以说毫不奇怪。

　　其实，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其客观必然性，除了日本正处在转折期之外，还有如下两方面因素：

　　其一，日本的经济基数已经相当大。按照２０００年中日两国GDP 的比值来算，如果日本GDP 增长２％，中國要在GDP 绝对量的增加上与日本持平，就需要有８．８８％增长速度。

　　第二，后发展效应消失。后发展的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世界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往往有很高的增长速度，即所谓后发展效应。我国目前的快速发展，就是后发展效应的体现。但是，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远存在。日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经济泡沫的膨胀以及９０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都与后发展效应消失有关。

　　日本提供给我们的一条宝贵教训是，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就需要在后发展效应尚未完全消失前，培育起自主开拓创新的能力与相应的机制。

　　依然实力强劲

　　日本的经济实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人均GDP 居发达国家之首。１９９９年美国的人均GDP 为３４０４７美元，而日本是３５５６７美元，比美国高将近４．５％。２０００年，美、日、德三国GDP 分别为９９６３１亿、４７４９６亿、１８７２４亿美元，就是说，美国是日本的２．１倍，日本是德国的２．５倍。

　　２、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日本主要工业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纤通信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在碳纤维、精密陶瓷、纳米技术等新材料领域业已具有相当的优势。即使是传统产业，日本在某些方面也具有绝对优势，例如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建造，日本几乎１００％地占领着世界市场。

　　３、研发投入居发达国家前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美两国经济发展的反差，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不如美国。但１９９６年，日本用于研发方面的经费占GDP 的比重为２．８％，高于美国的２．６４％和德国的２．４１％。

　　４、对外收支顺差居世界第一。日本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近年来日本的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但仍然是世界上贸易盈余最多的国家。２０００年，日本的贸易收支盈余约为１１６６亿美元，而美国的贸易收支却是４３６１亿美元的逆差。

　　５、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２０００年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达３６１６亿多美元，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６个主要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合计额（２７７８亿美元）的１．３倍多。

　　６、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其对外纯资产额以年均１３．４％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０年，日本对外纯资产（纯债权）余额达１１５７９亿美元，比１９９０年增加了２．５３倍。

　　“离岸经济”独步全球

　　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字，到２０００年年底为止，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为３４６兆日元，约合３２０４６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当年GDP 总额的６７．４２％，并占全球海外净资产的５成以上。另外，在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中，除去１３２８０亿美元为金融债券等投资外，剩下的１８７６６亿美元都是直接投资于制造业和不动产等各类产业。在这一点上，美国也只能望其项背，光是日本在海外制造业的销售总额便可以超过中國GDP 的总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大家都一门心思为增加企业的销售利润而努力时，日本人却在利用资本经营的方式登堂入室，进而坐收渔翁之利。以兼并、投资、控股的手段参与全球各地热门企业的发展；以购买别国债券的方式加入经济增长地区的运行。全球哪个地方经济热络，哪个行业销售畅旺，哪个地方就有日本资金在运行。到２０００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３３１７亿美元，达到３２０４６亿美元，光是海外证券方面的资产就达１３２８０亿美元，超过其海外总资产的１／３。

　　日本２０００年的海外资产投入只有２６．６３兆日元，而海外净资产却增加了４８．３兆日元，一年的净增长就达到２１．６７兆日元，相当于２０００多亿美元。如果单靠产品销售来获得２０００亿美元纯利，至少需要销售２００００亿美元以上的产品。而登堂入室你中有我的资本盈利，却不必背负这２００００多亿美元销售的包袱，也不用冒与其它对手竞争的风险，远比产品销售的一次性利润更有价值。

　　静心研究日本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大谈“中國威胁论”，以“害怕”的口吻宣称中國经济将取代日本，这未免使一些国人沾沾自喜。明眼人指出，这中间同样有舆论烟幕。

　　日本经济产业部首席研究员关志雄就说，中國至少比日本落后４０年。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國对日本最大的威胁是在高技术领域。统计显示，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台式计算机数量正在减少，而中國向美国出口的计算机正在增加。但专家认为，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仅在中國组装的计算机的价值。而几乎所有增值技术都来自日本和其他地区。

　　不可否认，中國经济在过去１０年里突飞猛进，而日本经济却每况愈下。但是目前中國的年人均收入不足１０００美元，而日本的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國的４０倍。中國的GDP 仅为日本的２５％。

　　今天的日本仍是世界上国民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教育的发达使其国民的平均素质保持在世界一流水平，而中國人要达到这个水平可能还要经过几代人。

　　当前，美国经济衰退，欧盟经济低迷，日本经济转入负增长，亚洲面临着比１９９７年货币金融危机还要严峻的经济形势。按现行汇率计算，日本的GDP 相当于中國、印度、东盟以及“亚洲四小龙”等１５个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GDP 总和的１．６倍多，因此，日本经济恢复增长，将对亚洲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日报 .华南新闻》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日

　　作者:郑理

　　这两天有两则新闻让我心中充满了愤恨，这两则新闻都与日本有关。一则是日本首相小泉再出狂言，以后他每年都要去靖国神社“拜鬼”；另一则是说日本批准删除历史教材中南京大屠殺死难人数，把原先的“( 南京大屠殺) 受害者人数估计在数万人到４０万人之间”改成了“许多中國人”被日本皇军杀害。

　　对于中國人来说，许多历史的车轮留下的印痕在漫漫的岁月中已日渐消弥，甚至很多让国人扼腕沉痛的往事也已被洗涤殆尽。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忘却日本民族给我们留下的沉痛。我常想，对于那段历史，只要我们从文明、人道、人性的角度去重视、关心和研究，做出冷静的思索，就会发现日军当年在侵华中的残杀手段是何等残忍，其时间持续是何等之长，这里就足见日本国民性之残忍性和可怕性。然而更可怕的是多少年来日本在带对中國人民的感情进行着侮辱和伤害。

　　近几年来，作为加害国的日本，不仅不反省战争罪行，反而不断的纵容、姑息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进行抵赖、狡辩和诬陷。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不断挑衅，靖国神社的参拜告诉我们，就连加害中國人民的罪犯，他们也作为英雄和受害者来对待。日本不但不去清算战争责任，反而在教科书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上，多次挑起事端，大伤中國人民感情。显然。日本是在歪曲历史事实，这样“新历史教科书”出笼后，很容易让日本下一代将对历史的错误认识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因此从最近日本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倾向性：过去日本政府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妥协只是着眼于减少右翼势力的损失，而如今日本政府已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就是对整个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反人类、非正义等性质的否定。

　　其实，过去我们对待日本，常会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被一种泛和平主义情绪弱化了我们的民族情感。我绝非是狭隘民族主义者。每当想到中國人民当年长期遭受日本统治，备受殖民政策之煎熬的痛苦，在内心，我始终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充满了仇恨。我觉得中國人对待日本这个民族，要用正确历史观和“中國观”去界定日本人，把眼光仅停留于过去与日本右翼作斗争上，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更应理性地去直面当今的日本政府及其国民性，之所以这样的一种民族情感，绝不只是因为那场侵华战争的劫难给中华民族留下的那些疼痛的烙印，更重要的应是日本民族国民性之复杂和可怕已深植于每个中國人的灵魂深处了。

　　过去，我们对日本此类行径的态度常着眼于“道歉”之上，最多是要求其对历史做出深刻反省和认识。如今，日本的行为表明，我们不能只停留于过去的那种态度上了。要知道，恶魔是不可宽容的，要对恶魔做出彻底的惩罚，鲁迅当年提出“痛打落水狗”，在对待日本问题上，我深以为然。否则就会弱化人们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仇恨，甚至在潜在地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要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宣传世界和平，就必需给对制造罪恶者实施惩罚，追究责任。日本政府上述的关于参拜靖国神社、歪曲历史的认识问题，是有违公平、正义的原则的，应给整个人类的和平有了一个提醒。我们必需对日本政府及其国民性进行再认识。继而要按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对日本做出理性客观的评判和处理。

　　作者单位：《新华日报》特派记者处。驻淮安。

　　作者:单士兵

　　　　　　　　　　　　　　　　　一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人兵分三路征服世界：一路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一路绕过非洲经印度洋到达印度和东亚，一路从陆地上跨过西伯利亚抵达中國北方。前两路是西欧纵队，第三路是俄国纵队。在欧洲征服全世界的过程中，古老的中國一直对外部世界采取一种不管、不顾、不关心、不理会的态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没有意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并非因为中國没有了解外界的渠道，而仅仅是因为中國人夜郎自大、熟视无睹。中國和日本是最后受到欧洲扩张主义影响的地区之一，欧洲的征服在这里遇到了障碍，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具有深厚传统的广大人民生活在完整、统一的国家组织之中，既不象美洲和非洲那样原始和落后，又不象印度那样松散和分化。

　　面对欧洲强梁，中國沉沦了，一天比一天衰弱，而日本崛起了，一天比一天强大。对于当时的英国和美国来讲，到世界各地经商是他们的神圣权利，给贸易设置障碍是不能容忍的，强国尚且无权阻隔贸易，何论弱国如中日。这样的逻辑中國听不懂（１５０年后中國才认可ＷＴＯ“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的原则），而日本却立刻认可了。１８４２年中國因战败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１８５８年又因战败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签约之后故意拖延批准手续），两年后再战败，又签《北京条约》，这一时期俄国人更趁火打劫，因“调停有功”轻易地从中國手中骗得黑龙江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珍贵肥沃的土地。只比中國稍后几年，日本在１８５４年被佩里舰长的炮舰胁迫，不待交手就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两年后再签《通商条约》，随后日本与英法俄各国均签订类似的条约，国门大开。此时，日本与中國处于类似的处境中，必须面对被迫开放条约口岸、租界、治外法权等等屈辱。中日本是同命鸟，理应同病相怜，但是不然，同样的遭遇并未产生同样的利益。到了１８９４年日本公然向过去的盟主和老师中國挑衅，中國立即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次年中國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日本的嚣张和凶狠比英法更甚十倍。日本在四年后的１８９９年，说服列强放弃了在日本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成为亚洲唯一摆脱欧洲控制的獨立国家，拥有自己国土上的完整主权，同时成为列强俱乐部中争权夺利的一员。１９０４年，日本为了与俄国争夺在朝鲜和中國满洲的权益，在中國的土地上与俄国开战并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取得了一个亚洲国家对一个欧洲大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日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由弱变强、跻身于强国之林的事实，令人惊叹，也令人深思。

　　本来日本是远比中國更封闭更落后的国家，但日本人对西方文化显然比中國人更有鉴别力，更懂得如何与欧洲打交道，更懂得如何欣赏和模仿先进的生活方式。日本可以不战而降、主动变革，日本人几乎立刻就学会了“外交”和“维新”，不仅采用侵略者的武器装备、也直接在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帮助下重建军队。日本人显然更清楚哪些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他们不仅不再拒绝找上门来的贸易和外交，而且他们还要主动去寻找贸易和外交。而中國则不战败不可以言和，战败了也还要自欺欺人，签了约又心中不忿并不真心开放贸易。总是在痴心妄想可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仿佛闭上眼睛就又可以回到昔日威加海内、万邦来朝的清平世界。凡外交家（如琦善、耆英、李鸿章）皆被时人（乃至今人）当作卖国贼，谈得再好也是卖国，打得再惨也是爱国，硬是把谈判桌上达成的赔款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战成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的《南京条约》，要搭进去大片北方领土和一座圆明园以后才肯批准已经签订的《天津条约》。

　　不识时务、拼命保守，可以说是中國与日本最大的不同。中國政府最在乎的都是些什么“国家主权”呢？核心的东西无非是向皇帝跪拜、向中國朝贡、阻止自由贸易、压制中外交流。不必替主战派、爱国者们否认，在他们眼中，天朝威仪、朝贡体制远比土地得失和人民生死要重要得多，往往是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很难而多割一块边远土地很容易，割地赔款权当恩赐、民间贸易却如临大敌，内河航行无伤大雅、教士传教则不容轻许，治外法权可以同意、互派使节就有失大体。在中國与列强屡战屡败、屡败屡降、屡降屡战之际，邻邦日本的学者早已在颂扬“他们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如此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呢？”日本的天皇颁布了“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的“誓文”，１８７８年甚至日本的儿歌都把蒸汽机、轮船、电报、照相机、报纸、学校等十种“好东西”编了进去让孩子们背诵。当中國人将洋事物当作邪门歪道、奇技淫巧的时候，在日本却将这些东西当作互相夸耀攀比的时髦品。

　　虽然历史学家一般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但在当时的官方记录中却并没有把这场战争记载成一场需要认真对待的大灾祸，中國官员和皇帝都从名词术语、繁文缛节中用“精神胜利法”寻求解脱，似乎只要把英夷说得猥琐不堪、把战败说成是犯上作乱、把不平等条约解释成皇上施恩也就万事大吉了。从准确的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大败于日本才是中國人真正睁眼看世界的开始，可以算作中國走向近代国家的开端。因为日本太狠毒，日本对中國之苛刻让欧美也看不下去，以至中國人的“自我精神麻痹术”也不能消减日本带来的痛苦。甲午之败给变法维新、后来又给反满革命提供了动力，中國的维新派、革命黨无不希望从先行一步的日本取得真经。而日本战胜俄国则给中國人更大的憧憬，孙中山说：“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如果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

　　　　　　　　　　　　　　　　　二

　　然而，历史无情、日本无义。在如何与强权打交道、如何在弱势中奋发图强这两方面，日本人有资格做中國人的老师。但是，日本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國之福，反成为中國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战争暴发户日本一旦小人得志，立刻飞扬跋扈，它既有见贤思齐之能，更有恃强凌弱之性。对于落后的中國，日本既没有打算报中华文化的哺育之恩，也没有打算施同病相怜的同情之义。在加入强国俱乐部之后，日本首先把刺刀和炮舰对准了中國，而且永久地对准了中國。早在１８７６年日本就开始侵略台湾，１８９４年侵略中國的附属国朝鲜引发中日甲午战争，掠夺白银２亿两并割走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因俄德法干涉才暂时退出辽东，另索赎辽赔款白银３千万两），１９００年日本从《辛丑条约》中取得中國京津至山海关的驻兵权，１９０４年日本又在中國辽东打响“日俄战争”，终于夺取辽东半岛和朝鲜的统治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再次跑到中國领土上来对德参战，趁机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富国强兵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中國的赔款、丧权、失地，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每一次外交和每一场战争无不直接以欺侮掠夺中國为目的。对中國而言，日本是远比其它列强更凶恶的敌人。如果说英国人更注重的是在中國的贸易利益，美国人更关心的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俄国人最热心的是掠夺土地，那么日本人要的则是灭亡中國、统治和奴役中國。美国人以他们的政治制度为傲，俄国人以其广袤疆土为傲，而日本人赖以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却是武功、武士道、皇道，他们靠对华战争起家，靠对华战争发家，每战日本必有所得，中國必有所失。用中國的赔款养肥自己，用得自中國的战利品填充日本人的欲壑，渐渐地形成了日本对战争的依赖，走上了这条日本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日本的近代史。就在中國人被日本的崛起大表钦羡的同时，日本朝野也已经打定了征服中國、瓜分中國、掠夺中國、奴役中國的主意，并上升为日本立国之本、富国之策、强国之道。

　　日本愿意帮助中國吗？康梁袁孙曾经寄予厚望。中國人何等愚鲁，竟没有发现日本人司马昭之心。二十世纪初，中國的军阀和政客、学人和商贾在师法欧美和以日为师之间寻找救国道路和合作伙伴，更多的人无疑更心仪后起之秀的日本。但“二十一条”很快就表明了日本对中國的态度，五四运动后中國新一代人终因失望于美国的公理、愤怒于日本的强横，而倾向于“以俄为师”，因为列寧的俄国不仅宣扬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宣布废除中俄间所有不平等条约（虽然并没打算兑现）。

　　１９２７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明白无误地把征服中國作为日本的国策，这样一个吃柿子专挑中國捏的国策，这种把日本的强盛建立在征服中國的基础上的国策，即便是对其它有霸权野心的国家而言，也是闻所未闻的。然而日本人不顾其它大国的反对，显然铁了心要与中國为敌，就在世界性大萧条席卷欧美日、中國不仅保持经济增长而且国民政府行将统一全中國的时候，日本于１９３１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１９３２年建立满洲国，１９３５年推行“华北自治”，１９３７年发生七七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野蛮侵略使中國在现代化道路上横生枝节，彻底改变了中國原有的政治生态，抗日救亡不仅极大消耗了中國的人力财力物力，也改变了中國启蒙变革的历史路径。

　　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國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國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國来满足。

　　　　　　　　　　　　　　　　　三

　　如果说甲午战争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却不仅仅如此，它超越了战争的伦理、突破了战争的界限，表现为一个罪恶的民族对另一个有恩于它的民族的残忍、暴虐的侮辱！它不再是国家之间的较量和军队之间的厮杀，而是对平民的虐杀、对妇女的强暴、对人性的摧残、对人道的践踏。这场战争留在中國人记忆之中的不是两军对垒的场面，而是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细菌战、万人坑、慰安妇、杀人比赛、荒淫强奸、刺刀挑婴儿、割乳流肠、活体解剖。

　　罗斯福总统将同盟体系中的中國视为世界四强之一，邱吉尔轻蔑地将这一安排称为“绝对的滑稽剧”，他不幸而言中。日本虽因不自量力地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攻势，但罪恶的日本仍然是幸运的，无辜的中國仍然是不幸的。二战刚结束，中國人以远大于抗日的热情、投身于规模远甚于抗战的国共内战，继而走上了与西方为敌并自我孤立的道路，于是，日本不仅逃脱了向中國赔款、被中國惩罚的命运，反而在韩战、越战中大发其财，以第二大经济体系的地位重新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中國人最终连一声道歉也没能力获得。

　　所谓中國人以德报怨，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只是一小撮，所谓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所谓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论调，其实无非是软弱可欺者的精神胜利法而已。不错，在日本人心目中，中國就是软弱可欺的，美国人占领了日本，日本人佩服美国，中國人原谅了日本，日本人瞧不起中國。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

　　中國是一个怎么样的战胜国？是一个得不到赔偿也得不到道歉的战胜国，是一个只有牺牲而没有胜利者权利的战胜国，是一个为了内战需要随时准备与日本和解结成友邦的战胜国，是一个不会惩罚敌人只会两黨两派自相残杀的战胜国。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战败国？它宣布“终战”而不是投降；它无可奈何地接受东京审判，但时刻想推翻审判的结论；虽然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者东条英机被绞死，而推动侵华战争、与希特勒同样十恶不赦的裕仁天皇仍然高高在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无罪，实施细菌战的石井四郎受庇护，大批战犯走上战后政坛，甲级战犯岸信介创建了自民黨并出任日本首相。很难相信，日本是战败国吗？德国被一分为二、纳粹被彻底清洗，日本呢？德国慷慨赔偿、勃兰特下跪谢罪，日本呢？德国人的自我反省和对纳粹的清算是发自内心的、虔诚而勇敢的，德国和受害国一道清算纳粹战犯，这一切被日本右翼人士嘲笑为“自虐”、“没有骨气”，而日本却未曾主动惩罚过一个战犯，相反，东京审判刚结束，日本就掀起了一股不息止的战争翻案风，战犯被当作“受害者”、“殉国的英灵”（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语），阵亡将士成为“国家今日繁荣之基础”（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语）。战后日本的政客、财阀、学者、精英绝大多数是侵略战争的思想继承者和利益继承者，广大日本国民也仍然是侵略战争的受益者和支持者（１９７２年民意调查中认为侵华战争是“迫不得已”的占一半）。别国人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受日本荼毒至深的中國人却没有理由不予正视。

　　日本是如何反省战争的？裕仁天皇在１９６３年说：“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象１９４６年时那样看来是一个大错误，而是积极地加速完成日本工业化的治国之道。”日本从未纪念过外国的战争死难者，他们只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从不追问战争责任，他们只反思“战败原因”；日本从不正式承认侵略，他们只忙于篡改历史。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的全部错误只在于还没有彻底征服中國之前就早早向美国人开战，这大概是很多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全部看法。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有某种类似，这就是：不后悔战争，但懊恼战败；不承认自己以前曾对别人不公，却埋怨别人现在对自己不公。希特勒正是利用了一战后广为弥漫的德国民众对战败的愤懑、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对战后世界格局的怨恨和对种族优越性的狂热而成为獨裁者的，这一切在二战后的日本都存在，而且愈来愈公开化、普遍化。日本政要从以个人身份到以官方身份频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三番五次制造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积极谋求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日本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海外派兵、干预周边事态并狂刮修宪风，这与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的环境气氛极其相似，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

　　中國一直注重于区分所谓日本右翼和日本人民，这是徒劳的。日本政要代表了大部分的民意，日本的右翼在政商界与在民间都不孤立，中國人没有必要招惹日本民众，但也没有必要为日本大众涂脂抹粉。在日本，愿意正视历史的人是极少数，东史郎之类人士正如德国二战前的反纳粹人士一样，虽然可贵但亦可怜，背离日本主流，被大众当作叛逆，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中國人、亚洲人不能从日本讨回公道，而广大日本人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荣誉”的欲望却在持续发酵。现在的日本与纳粹德国的前夜相比，他们只缺一样东西，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一个“民族英雄”，可以说，日本的前景非常可怕。尽管看起来日本的现行民主体制比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要牢固，但它能否阻遏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大日本主义和历史翻案风，能否最终阻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上台，是大可怀疑的。

　　１９３６年希特勒派兵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以挑衅法国，他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一旦英法反击则德国必败无疑。但英法以忍耐和纵容支持了希特勒，使之走上了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不归路。２００３年日本租借钓鱼岛试探中國，正象１９３６年希特勒试探法国一样，中國也支持和纵容了日本的领土野心。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这是一种鼓励和暗示，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只会得寸进尺，进而在伊拉克、朝鲜问题上寻求更多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机会。中國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示人以弱，以为此等小事不足以坏大局，以为中日友好合作比一块岛屿重要得多，以为除了打台湾别的地方都不可强求，但是，日本却不以为中日友好是什么大局，比起钓鱼岛主权来，日本实在没有把中日关系放在眼里。

　　日本比任何国家都更不希望中國与台湾和平统一，日本政要数十年来一直在挑动台湾与大陆分裂，以便插手中國内战、干预“周边事态”，台湾獨立和大陆攻台都是日本右翼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日本自然也希望从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中获得重新武装自己的理由，一旦朝鲜成为有核国家，日本极可能提出加强战备甚至加入核大国的要求，中國就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力武器，这是中國不得不严防死守的。

　　我们对大和民族的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日本人既可以认贼作父，也可以认父作贼；日本人可以做强者的附庸，但绝不做弱者的朋友；作为最东方的亚洲国家，他们早已自认是“西方人”，“东方”和亚洲在日本人眼里就等同于劣等种族；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作为对中國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他们以怨报德、以轻蔑报真诚。对于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友善会被当作软弱，软弱只能招来欺侮。

　　要获得日本的尊重，必须让他受到彻底的惩罚。忘记这一点，既对不起中國的抗日先烈，也无异于鼓励日本向中國逞威。中國人既不需要日本的土地、也不垂涎日本的财富，但为了日本不走回军国主义老路，为了彻底扭转中日关系的危险局面，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真对待日本的各种小动作，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处理钓鱼岛一类的日本挑衅。只有让日本感觉到痛，日本才知道别人的痛，只有让日本受到惩罚，日本才不会蔑视中國。二十一世纪，日本仍然是中國的大患，中國人切勿掉以轻心！

原载：燕园评论

　　作者:杨元

　　在过去一星期，人们同时争论说，中國是对日本经济的一个威胁，而且人民币要调整币值。这使人想起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场类似的争论。这场争论导致1985年的《广场协议》，但是那场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

　　美国的报纸喜欢把日本描绘成一名硕大的相扑运动员或是怪兽哥斯拉，入侵和破坏美国经济。眼下，对于中國，记者们同样得出一个夸张的形象——巨龙正在吞噬相扑运动员。但是那些说中國是个威胁的人错了，他们刚好把注意力从最大的问题上转移开来。对日本经济的真正威胁存在于日本本国内部。

　　据担忧者说，中國是个经济威胁的一个原因是，从中國进口的商品正在加剧日本整体价格水平的下跌，即通货紧缩。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通货紧缩有好有坏这一情况。良性通货紧缩源自价廉和不受限制的进口商品，它将使日本消费者直接受益，例如结束花10美元买一只梨，20美元买一只桃子，或是100 美元买一个西瓜的时代。此外，进口商品价格下跌也有益于从国外购买投入的公司，从而提高日本的进出口交换比率。

　　不要把良性通货紧缩与恶性通货紧缩混为一谈。恶性通货紧缩表现在进行了无回报率投资后土地和其他资产的价格上；或者表现在需求下降的商品和资本价格上。日本消费者把钱攥在手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价格转天就会下降，所以为什么要在今天把钱花出去？再者，由于日本的利率非常低，人们必须为退休积攒更多的钱。《经济法规101 》一书说，较高的回报率会鼓励人们加倍储蓄。但是在日本，经济学规律颠倒过来：投资回报率非常低，人们需要存更多的钱（称“预防性储蓄”）。低需求的影响是，无回报的资产从一开始就更不值钱，而且越来越多。因此，日本家庭和公司的净资产减少了。

　　中國威胁论者还说，中國正在威胁日本的生产基地，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部门，例如纺织和计算机制造业等。但是日本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可利用的劳动力供应源将会缩小，还会有更多的人退休。日本的老龄社会——人们的寿命延长，同时出生率降低的现象——要求各公司到国外寻找工人。因此，日本的公司在中國建厂这一情况是好消息。随着日本变得较为重视资本投入，它会发现自己能更有效地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效率会下降。因此，日本应当成为一个全球资本、服务和高技术的供应国。

　　但是中國威胁论者说，中國对日本最大的威胁或许就是在高技术领域。有图表显示，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台式计算机数量正在减少，而中國向美国出口的台式计算机数量正在增加。这些数字有欺骗性。它们反映的是仅在中國组装的计算机的价值。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增值技术都来自日本和其他地区。

　　日本和中國竞争的产品数量被夸大了；根据一些计算结果，这样的产品仅占1/5.这两个国家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互补。合作从来不会成为好新闻，因此记者们强调竞争不足为怪。不过中國还不像日本那么强大。两国之间的健康竞争的程度也促使日本的公司更为注重利润率，并集中于日本领先的领域。

　　中國本身如何呢？不可否认，中國经济在过去10年突飞猛进，而日本经济却每况愈下。但是在那样迅速发展之后，中國的年人均收入还是不足1000美元，而日本的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國的40倍。此外，国民生产总值达4 万亿美元的日本使国民生产总值为9800亿美元的中國相形见绌。如果从战略意义上说，经济实力等同于权力，那么中國离成为某种威胁还有段距离。

　　但是有两个重大事件将改变中國——加入世贸组织（WTO ）和2008年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这些是对中國经济抱更乐观态度的理由吗？然而，以这两件大事为基础预测投资流量、经济增长和汇率的问题是，它们对中國经济的影响仍然是不确定的。人们难以预测中國加入WTO 后流入和流出中國的净资本流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人民币的所有争论都是中國是否会让人民币贬值，以便与亚洲地区其他疲软的货币竞争。中國决定不让人民币贬值让世界松了一口气。眼下，人们突然开始争论中國是否会被迫调整币值。不过，中國经济没有什么变化来支持人民币坚挺。事实上，有理由认为，中國的经济增长正在减速，而且经济的中期前景不容乐观。

　　中國并没有威胁到日本经济。甚至正相反，中國将补充日本的各个行业。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國从外部向日本经济改革施加压力，因为如果日本有所担心的话，那也只是日本本身。特别受欢迎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肩负着整顿日本经济的艰巨任务。既然他已经让日本相信，改革将是痛苦的，那他就必须以正确的程序拉动经济杠杆，不然就有发生严重衰退的危险。

　　在我东京住所的附近，挂着选举时留下的一张海报，上面是卷起衬衫袖子的小泉纯一郎，好像他要处理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他的确要处理一项艰巨工作。为对付在全球经济中竞争所面临的困难，小泉必须找到办法，再培训和雇用那些失业者。8 月初，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提议，由日本政府直接向失业者提供工作。一种想法是，雇用5 万名临时助教。对就业率的担心反映了日本政府中的凯恩斯主义倾向。大萧条的幽灵让经济权威人士提心吊胆，他们不会让市场机制不受限制的运作。他们知道，总需求暴跌会导致一场恶性循环，日本经济将无法从中快速恢复。

　　因此，可以暂缓紧缩财政。日本政府应当着手财政改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减少开支和增加税收。相反，这是个资源再分配的问题。日本应当效仿美国在90年代中期的做法，转移对道路的投资，增加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从公路转向信息超级公路。目前，日本的电子商务落后于美国、澳大利亚、瑞典、挪威和爱尔兰。

　　但是最紧迫的是调整银行系统。日本政府必须强迫银行注销不履行合同条件的贷款（NPLs）。仅仅希望和鼓励各银行这样做是不够的。有3 个理由说明NPLs——不清楚确切数字——最为紧迫。首先，对于每一笔坏账，都存在一个糟糕的贷方和一个糟糕的借方。而且每增加一个糟糕的贷方和一个糟糕的借方，贷款总额就会减少，进而造成经济活动减弱。其次，坏投资过去一直，而且今后还将继续排挤可能的有利投资。

　　最后，银行系统混乱正在损害总需求，即消费需求加上商业投资。没有人消费，因为没有人知道财政问题究竟糟糕到何种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政府必须要求各银行充分公开财务，并迫使它们注销坏帐，然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与此同时，小泉纯一郎应当停止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浪费在靖国神社和中國廉价的进口商品上，而是应当立即行动。

（作者/ 德温。斯图尔特，王海方译，原载泰国《亚洲时报》8 月25日网站）

　　作者:德温·斯图尔特

　　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可谓哀声不断，跌势不止。进入21世纪的开年，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 ）较前季下降0.2 ％，较去年同期下降0.8 ％，专家们估计，第二季度仍会继续收缩。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作为20世纪最红的全球经济明星的日本经济，持久不见其复苏的迹象？其深层根源是什么？对此，无论国际经济学界包括日本国内的经济学界，还是中國经济学界，在解释其原因时往往都忽略了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日本长期忽视了金融经济。

　　日本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实物经济的基础上，而对于金融经济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使经济出现的一只褪长，一只褪短的现象，即实物经济发达，金融经济落后。

　　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的结果，就是日本在过去四十多年中通过实物经济扩张和成长所积累了财富，以金融经济的危机和落后退还了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

　　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一样，缺乏金融意识和金融基础。更主要的是，日本经济学理论相对于其经济实体而言，也是“理论落后于实际”。这样，当日本经济整体成长到一定阶段，必须以相当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其实物经济作市场基础时，其经济理论却无法提供解释，也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甚至仅简单地从金融安全角度去寻找原因。因此，当经济出现长期衰退时，人们很难从经济衰退与金融落后之间的联系。

　　我们知道，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它向全世界进行产业投资，当然，这也是其优势所在。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论美洲还是亚洲的金融危机，日本都是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

　　相反，象美国、英国等金融发达的国家，他们有相当多的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能根据全球经济形势合理地安排资本市场的进入和退出，使自己的资本安全得到保证。换言之，那些老牌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不会拼命地向全世界到处过度进行产业投资，他们的方法是压缩产业投资比重，增加金融投资比重，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运作。

　　显然，在这方面，日本是“小学生”，因而在欧美国家金融机构不断扩张的同时，日本金融业却一片萧条。

　　金融是保护财富的手段，日本通过实业创造了财富，却不知如何运用金融去保护财富，所以，曾经在实业界显赫一时的不少日本企业，在新的金融经济时代，却纷纷落马了。象松下、索尼这样的公司也都纷纷陷入困境。有人说，日本企业家从全球消费者手中赚的钱，却通过国际资本市场悄悄地流进了欧美国家的资本高手袋中。

　　这是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最主要根源，同时，也给其它亚洲国家的经济模式提供了一种经验教训。它告诉我们，在全球经济金融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忽视金融产业的健康成长和有效扩张，其后果将不仅仅只是“坏帐增多”这么简单。

　　二、日本经济中弥漫着一种“技术至上”的情结。

　　这种情结，在实物经济时代，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是日本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然而，进入到新经济与金融经济混合的现代经济时代，这种技术主义显然有点落伍了。高昂的研发费用、短暂的产品生命周期使得这种技术主义的回报日益减少，而市场营销和金融投资方面的相对落后，使得日本经济更呈现出一种“暴发户”的状态。

　　因为，那些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市场、金融往往是同步前进的。可以说，这种“技术至上”情结类似于早期“英国病”一样，现已成为根植日本经济的根深蒂固的顽症。也是那种市场经济土壤浅薄、基础理论研究被忽视的一种必然产物。

　　三、日本经济中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看不得邻居好”的东方式的偏狭心态和“岛国意识”。

　　日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抗中國的两场战争。这两场牺牲中國经济的战争却使日本经济呈“喷气式”增长，迅速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实现了工业化。然而，在今天研究日本经济的著述中，极少提到这个影响日本经济的重要因素，就好象日本经济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日本人的勤劳聪明等，却不知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的人都勤劳聪明为何经济得不到发展？这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却是一个造就日本经济腾飞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可惜却长期被人忽视了。

　　日本人正是在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形成了一种极端的自信和轻视亚洲其它国家创造力的思维习惯。在相当多的日本人心目中，唯有日本是最伟大的。但另外一方面，日本国土却是一个小国，因此，它自身有它的缺陷和忧虑。或许基于这种背景，日本的企业和政策导向中，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國的经济援助和产业转移，不同程度地设置这样那样的技术陷阱和产业陷阱，宁可自己在美国人那里吃亏，也不愿看到亚洲其它国家人的繁荣。

　　这种危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向亚洲国家转移产业和技术时，很少转移真正的先进技术，也很少进行完整的产业配套和市场配套，可以说，日本人把他们的“精明”充分地体现在产业转移和市场扩张中，他们既要占领市场和赚中國人的钱，但同时他们则不愿中國经济真正地好起来。

　　据有关资料表明，日本人可以把自己最好的汽车制造技术和节能技术转移到美国，并用于生产过程中，但他们拿到亚洲各国的技术尤其是中國的技术却几乎全是二流三流的技术。结果，美国、德国可以把它们先进的管理技术、生产技术、市场经验都可同步输入到中國，但日本却很少。

　　日本在中國很少有产业链完整和可以持续长期成长的企业，他们更多的是基于转移要淘汰的产业和技术，同时还不忘让你“感恩”并趁机捞一把。正如富士要的主要是中國的市场，但却不象柯达那样既要中國的市场，又要使自己在中國的企业真正成长发展。

　　日本人不象欧美人，欧美各国的企业，要么不与中國合作，但一旦合作，就会诚心地将企业朝“百年企业”的路上引，相反，日本很少有企业在中國有真正的长期打算。

　　从这种意义上，日本经济的衰退有一种“以害人开始，以害已告终”的意味，或者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日本经济还不能从中进行反省，不以一种大度的心态真诚地与亚洲各国合作，而继续以一种“恶邻”的姿态“看不得自己的邻居好”，那么，最终吃亏的是日本自己。

　　可以说，只要日本的基础经济结构、经济理念和运行模式没有改变，那么，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仍将继续，直至沦落为一个普通的经济发达国家。

　　写作时间：2001年8 月12日于广州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

　　作者电子信箱：wxqing@public.guangzhou.gd.cn

　　转载自《中國研究》（http://zgyj.126.com ）

　　作者:王先庆

　　来日本多年，有一件事一直未见改善：那就是在非节假日的每天早上，从东京的外围开到东京都中心的上行电铁比国内的公共汽车还要挤，以至于各个车站每天早上从７点到９点都雇用一批年轻力壮的临时工（大都是学生），其工作是将人与所携带的皮包等物推进车门之内，让车门擦着人体的各个部位艰难地关上。挤得水泄不通、连气也透不过来的车厢里竟然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人移动、也没有人嚷嚷，等到下一站一开门，车门口走道站着的人便随着人流退出车厢、让过下车的人、再依次排在等候上车的人的队列后面、再次挤入车内……

　　回想起初到日本时，每天早上挤进象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电车去日语学校上课，正午放学后就必须就必须急匆匆地直奔电铁车站，赶着去西餐馆打工。那时电铁就比较空，我便坐在座位上，在有意无意的观察中，有了一个“大发现”：在视觉上中國与日本的最大不同是——男人！

　　按理说日本人与居住在中國东南沿海一带的人的脸型基本上相似，同样是东亚地区，为什么日本的男人外表会使我有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呢？

　　我们平时称呼“小日本”有两个意思：一是日本与我国相比面积小，二是日本人个子小。　前者无可非议，后者已今非昔喻！那些平时挤电铁的上班族男人们，给我的普遍印象，就是比我看惯了的上海男人个子高大魁梧，有一种我想象中的北方的山东大汉的感觉（我没有去过山东）。他们不但有身高，而且肩部有宽度，几乎没有弓背的。西装革履一穿戴、再加一皮包，确是风度不凡。而且这样的男士在公共场所、大街上比比皆是……

　　回过头来想想，当时上海的高个子男士基本上都是绿豆芽形的：高而窄、往上有点弯，身材中等的男士或是瘦窄、或是胖圆形的。平时服装基本上是毛衣与茄克再加牛仔或西裤。有的人还喜欢把手插在兜里在大街上逛……

　　这不，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国家不同了！

　　尽管异国的“异”字还包括了建筑物、女人、语言、广告文字、靠左行的交通规则……

　　这些都要更进一步仔细一点的观察才能进入视觉之中，而且在商业街上，泛泛一瞥，似乎与南京路、淮海路、神皇庙没什么两样，但稍将视线放近，看到这些街上行走的男人们，就能马上明白自己身在异乡。

　　“你们发现没有，日本男人要比想象中帅多了？”

　　我将这一“发现”告诉班上的同学。

　　“我的大姐呀，看你平时这么老实，怎么偷看起男人来了呀？”

　　我被他们哄笑得头都抬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