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最近看了一则报道：曾在京沪引起轰动的日本天价大米将在广州上市，两种米售价分别高达198元/袋（2公斤）和188元/袋（2公斤）。日本官员称，去年首批大米的销售让他们大吃一惊，“第一是卖得快，第二是卖得贵（近日本国内3倍），第三是每袋198元的大米竟比每袋188元的更受欢迎”。

　　这则新闻还加进了记者的主观评论：“即使国产大米做到了如日本官员所说的”优质水稻品种、苛刻生产工艺、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每亩也只收获300多公斤“，真正”精耕细作，品质过硬“，价格也绝对卖不到99元/公斤。想想看，日本人多地少，主要是山地，可耕作农田零零星星，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耕作根本别提，基本没有规模效益，加上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头老太，既没新知识又没体力，人力成本、生产成本不低，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农业保护传统，即使在其国内，大米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也是国际市场10倍有余，更何况运费、关税、宣传费以及众多公司的利润都在这些大米里。只可惜，天然劣势造成的高成本、高价格到了内地反而成了贵族气息。”

　　我在日本住过一年，妻子作日本研究，呆了两年，并在日本农家住过一段时期。我们见识过日本市场上各种食品高得荒谬的价格，比如两万多日元一个的西瓜等等。回到美国后，也习惯到日本店购买比美国市场的大米贵得多的日本米。再看看那些到哪里都比人家便宜一个档次的中國产品，不不禁感慨万端。日本米在中國上市卖出天价，固然和国内贫富分化严重、少数富裕阶层暴发户心态严重有关。但是中國的企业，切不可以此障目、丧失了向日本学习的宝贵一课。

　　日本是个高物价的国家。我刚从美国到了日本时，进超市购物总把日元价格换算成美元，结果吓得什么都不敢买。比如一根芹菜杆儿，竟卖到相当于一美元的程度，贵了四五倍，怎么下得了手！有一次妻子吩咐去买菜，我转了一圈竟空手回来，看到冰箱空空后才不得不再跑一趟。另外，在这种物价的压力下购物自然图便宜，开始时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那些“国产”的标记。我们这些在中國长大的人都知道，“国产”的东西便宜。殊不知，同样是“国产”两个汉字，在中日涵义大为不同。在中國是便宜，在日本就是贵。日本无论什么只要沾上“国产”，似乎人家就有宰你的理由了。后来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在日本超市，我唯一买得起的就是“美国牛肉”，虽然价格比美国本土贵些，但仅是“国产牛肉”的几分之一。

　　可见，日本的天价米，并不仅仅是中國的暴发户崇日的现象。在日本，“国产”的农产品以成倍的高价照样和美国货竞争。这也不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即日本人喜欢买“爱国货”）的问题。事实上，由于日美贸易顺差过大引起的摩擦，日本首相号召国民买美国货，并自己带头，但还是没有用。我这个中國人，到了美国还是想日本的米，宁愿贵一点也要跑好远去买。日本“国产”的高价，确实有其独特的品质作为支撑。

　　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一下日本“国产”高价成功的经验。要知道，日本在二战中被美国打得心服口服，又被占领多年。在日本，美国人被视为统治者、上等人，美国货也炙手可热。我在美国开始学日语时，用的是六十年代头版的教材，新版后的会话仍然保留着一些那个时代的语言，比如“美国产品就是结实呀！”等等。但是，日本人正是在这种普遍崇美的文化中，建立的消费者对“国产”的信心。其成功的要诀，就是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在《中國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中就谈过这一问题：一个民族要在经济上竞争，必须要奠定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信心。如果一味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美国的企业自然最懂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服务，你只能不战先败。日本战后不管怎么崇拜美国，社会仍然维持着“日本式”的习惯，而自己的企业则最懂得为这种本国习惯提供服务，因而高价的“国产”能够击败廉价的“进口”。

　　发展中经济在和发达经济融合之初，因为自己的落后，对后者崇拜是人之常情。但是，当发展中经济渐渐追上来时，这种经济体中的文化自信就开始恢复，本土生活方式的感召力就与日俱增。日本“国产”业，正是不失时机地捕捉到这样的机会。本来，牛肉是明治维新后才引进的欧美食品，是日本人追“西化”时髦才开始吃的。但日本马上对之进行本土包装：给牛喝啤酒、按摸，创造奇特的肉质，结果牛肉成了日本特产。说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头老太，既没新知识又没体力”，则更是无知。我妻子到日本农民家一住才知道：东京人住的是高层建筑中的“鸽子笼”，日本农民则住美国那样的巨大独居，一家往往两辆车，所不同的是这些房子中的设备，特别是厕所中的设备，比一般美国家庭要先进多了。农民确实是老头老太，但文化程度并不低。人家每周都有研究班，大家聚到一起交流最近的农业技术，哪个农民不是个小专家？不错，所有这一切，没有政府的保护和优惠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农产品卖得价格再高，没有政府补贴还是赔本买卖。但是，农民有这么好的条件，专心钻研，则确实为建立“国产”品牌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國四分之一的经济腾飞，使国民的文化信心提高了许多。现在国学热西学冷，就是一个证明。这也正是各行各业摆脱廉价模式、建立对“国产”品牌信心的机会。可惜，中國社会上上下下，过分“美国化”：人家开车我们也开车，人家修高速公路我们也修。暴发户们盖毫宅，也追求欧美风。这样克隆下去，“国产”的机会就会失去。

　　作者:薛涌

　　背景：二战进入反攻阶段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國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國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國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國，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经过：建议共管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國，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國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國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國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國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國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國，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國。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國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國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國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國，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它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黨官员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國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國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國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國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后果：美国日本获得利益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此事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黨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國的事。此事在国民黨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黨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國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國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黨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國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國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黨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来源：解放軍报

　　作者:解放軍报

　　把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泡沫与如今投机正酣的中國股市相提并论，是件时髦之事。似乎很少有分析师能抵御这种诱惑。

　　这不足为奇。中國中國股市估值也许还有一段上升空间（目前50倍的预期市盈率，仍远低于日本泡沫年代70倍的市盈率）。但它们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

　　强劲的经济增长？没错。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没错。资本出口？对，最近几周入股美国和南非银行的交易，远不能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引人注目的交易媲美。不过它们已经相当不错了。

　　上海股市今年上涨已逾1倍，目前全球10家价值最高的公司中，中國占了4家。

　　20年前，日本占据统治地位。《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排行榜显示，1988年，日本自诩在全球10家最具价值公司中拥有8家。固话供应商NTT当时的市价略低于3000亿美元，约为目前市价的4倍。

　　如今，中國自诩拥有最有价值的电信运营商——中國移动(China Mobile)，其价值超过4000亿美元。同时，中國也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其中一些数字需谨慎对待。两地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价值是按照较高的内地股价计算的，尽管有时在香港的流通股规模更大。）

　　在结构上，两地也有相似之处。尽管处于巅峰时期的日本曾令美国股市汗颜，但其流通股的规模小得多。供应商、客户和银行等友好利益相关者的交叉持股，可能占市场的三分之二。

　　同样，急速上涨的中國股市（以香港和内地交易的中國股票衡量，规模已超过日本），基本上已无法进入。市场上三分之二的股票由国有实体持有，而且内地投资者购买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时存在限制。

　　德利佳华(Dresdner Kleinwort)的彼得·塔斯克(Peter Tasker)在研究中借助了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泡沫七阶段模型。他发现，无论是过去的日本股市，还是现在的中國股市，其特征均与泡沫模型相符。

　　就中國而言，它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导致了投资者对中國市场看法的重大转变。1987年，日本股市的兴奋度达到高点，投资者以每股120万日元的价格购买NTT股票——1个月内股价上涨就超过一倍。20年后，煤炭开采商——中國神华 (China Shenhua Energy)的投资者甚至不用等那么长时间。

　　尽管相似点很多，但两者也存在重要差异。

　　驻上海的经济学家谢国忠(Andy Xie)认为，在中國这些数字实际上没那么大——特别是当你把中國家庭持有的财富考虑进去的时候。

　　例如，他指出，虽然上海、深圳和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总价值相当于中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6%至167%，但实际的自由流通股则要少得多。

　　若剔除掉那些没有流动性以及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公司市值与GDP的比率仅为38%。

　　与此同时，中國处于低位的实际利率只是刺激股市的一个因素。同样有关联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控制阻碍了对海外资产的大举投资：如果你只能将资金放在一个地方，那么相对估值的有效性就会低得多。

　　那么，这一切都会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吗？这是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有人并不认为中國会出现大规模崩盘，从而砸低房地产价格，导致中國经济陷入多年衰退。谢国忠就是其中一个。

　　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中國借贷规模较小以及众多财富刚刚打造出来——其中只极少一部分分流进入金融体系中的其它领域。

　　谢国忠表示：“多数人乐于价格上涨，除了上涨还是上涨。这像是赌场，而不像华尔街。在华尔街，人们全力推广金融产品，让价格升至应有水平之上，形成市场需求。”

　　令人诧异的是，另一个重大差别似乎是唱衰者的数量。谷歌(Google)搜索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快乐的陶醉中；而在中國，凶事预言者的数量却很庞大。从政府官员到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每个人都已发出警告：中國是个行将破裂的泡沫。

　　无论中國泡沫的破裂是否会像日本那样引起世人关注，认为中國股市泡沫将会破裂似乎是个合理的赌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扫兴者的言论也许是“酸葡萄”。

　　投资巨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7月至10月期间，抛出了持有的中石油(PetroChina)股票。当时的平均售价估计为11.47港元至13.89港元。

　　中石油11月2日的收盘价，比7至10月巴菲特抛出的股票价格高出了8.19港元。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路易丝·卢卡斯(Louise Lucas)

　　作者:路易丝·卢卡斯

　　一位中國精细化管理专家，准备利用一年的时间考察精细化管理开展最好的日本、德国、新加坡三国。在第一站日本，我们的专家认识到：过去我们只知道日本企业家长于精细化管理，而这种精细化的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今年夏天，笔者作为中國精细化管理考察团的一员，对日本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招商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一周的所见所闻，我们对日本企业、机构的精细化管理有了深切的体会，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这种精细化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國教授说：“即使中國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虽然时隔半年，但我觉得有必要将一些见闻记录下来。而当我准备将此文公开发表的时候，我却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汉奸？

　　压力驱使着日本人拼命工作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４０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因此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６０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没时间做梦

　　如果工作的事情没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很多根本没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只好推迟下班。一天晚上８点来钟，我们路过世界５００强之一的住友公司门口，大批员工那个时候才下班。我们很迷惑，是集体加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晚上１１点半，我们在地铁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两份工，一上车就睡着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结婚年龄是３５岁，当父亲的平均年龄是３６岁。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别是职业女性。因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女人不出来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没有办法给别人带。请一个人带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还贵，自己带孩子五六年，没办法再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只好继续做家庭妇女。

　　我觉得是政治家在逼日本人拼命，政府的政策迫使你不得不努力。日本人的所得税非常高，４５% ；遗产税更高，７０%.不能让你把钱存在那里，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到６５岁，才有可能靠政府的津贴来养活自己，这个时候才可以不拼。

　　国家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必须拼命地干。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听完，我莫名其妙地伤感。

　　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路不拾遗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

　　在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所以西方人老听中國人说，“你先去，我在这儿看着。”人家始终不懂这话什么意思，你“看”它干什么？

　　我们住过的几个酒店没有“查房”之说，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里，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而在中國住酒店，离开时“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还有物品损害赔偿价格表，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的一位老师，在日本坐地铁，西装放在衣架上忘了取。而捡到的人帮他寄到下一站，等他来取，而且烫好、折好。

　　在商业闹市区，经常看见女士将翻盖手机架在牛仔裤后兜上逛街，就这么着，谁也不在乎。还见过一个女士，背一个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个口袋就是钱包，我在１米外都可以看得见，她就这么逛，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１６００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１０００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堵车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１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的路并不一定都很宽阔，很少看见超过单向四车道，甚至还有主要公路是双向单车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车，但还不至于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绝对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急着猛打喇叭。

　　我们的团队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挥车辆怎么开进去，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住过的几家酒店，都有一个牌子竖在大堂，写明“某某团队”什么时候出团，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样可以避免若干团队一起出发造成拥挤。如果时间安排出现冲突，酒店会建议某些团队推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出发。

　　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版图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却比四川还要大。地狭人多，又没什么资源，而且台风、海啸、地震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机意识。

　　吃一次涮肉也会觉得无比幸福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搁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５０来岁。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愿做出自我牺牲。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１００日元只能停车１５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在我们看来，日本这么发达一个社会，一般人吃饭应该不成问题。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只能遮住一个小碟子的底部，米饭也只有一小碗。我总怀疑日本人很少吃饱饭。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如果哪天能开怀吃一次涮肉，会觉得幸福无比。真不懂日本人这样是为了健康保持七分饱呢，还是为了贯串一种压力意识？

　　租房要给房东感恩费

　　日本人住房压力非常大。我大胆猜测这也是日本政府刻意为之。

　　日本房价高是全球出了名的，东京的住房均价是每平方米６０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４万元），一个人辛苦一辈子可能也只能混一个小房间。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住房，买得起的白领也不过买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仅租金特别高，而且首付得５个月租金。除了当月租金、押金（相当于两个月租金）、中介费，还有一笔感恩费要付给房东。很难理解，日本市场化程度那么高，房客反而要向房东支付感恩费？我觉得他们的政府是故意这么干的，使得整个民族从上到下都特别紧张。

　　出租车司机给学生上社会课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他们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到风景点去参观，去看祖先怎么拼的；到企业去参观，看企业是怎么发展的。让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时代，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严格来讲，这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们对德育很重视，投入也非常大。我们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学生。学生不是老师带队，而是由出租车司机领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带四个学生，他会把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给学生听，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跟学生讲，这是司机必须做的。学生做笔记，回学校还要写感想。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这个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国家是可能随时被别人打垮的。尽管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来侵略者能够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战美国的占领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终认为外族强盛了，就一定会打进来，别人发达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

　　中日国民素质３０年的差距

　　日本社会流传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还要将商标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我就特意从日本买回来两个便携式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甩垃圾；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北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个人认为中國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真正到达这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隐患。

　　顺便提及，日本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当然有很高的烟囱，只是烟囱并不冒烟，而且垃圾厂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场。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还可以让大家健身的时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伞，而且是长柄的伞（很多出门的人，旅行箱旁边也插一把长柄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一个机器，里面是塑料袋，把伞往里面一插，套一个袋子再拉出来，提着雨伞进屋内就不会有水滴出来。我们在日本那么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从未感到哪儿湿漉漉的。连公交车上也都有一个放置雨伞的桶。到一些名胜参观，进室内，得把雨伞和鞋子放在门外，等回来再取；如果不从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将鞋装着，提在手上，出口处必定会有一个箱子，用来收集装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礼，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小。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大学，和中國的大学很不一样，没有围墙，也没有气派的门楼，不起眼的大门上只有很小的一块牌子，非常普通。就连丰田那么大的公司，总部大楼也并不奢华，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低调，不那么嚣张。

　　一位在中國、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國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國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３０年。”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确实国民素质是不一样。

　　作者简介：汪中求，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精细化管理研究专家，著有《细节决定成败》

　　来源：中國商业评论

　　作者:汪中求

　　近年来，每当中日关系出现波折时，我们都会义正词严地高调要求日本当局深刻反省历史。言下之意，日本没有反省历史。甚至在中國人眼中，“死不悔改”成了日本人国民性的浓缩概括。一些新闻报道支持了国人的判断，比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战争的教科书版本通过教科书委员会审定，等等。但是，隔着海峡或者在互联网上跳着脚、喷吐沫星子毕竟无助于解决问题，即使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我们也应该努力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们的逻辑究竟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思考，以及和日本人接触交流，笔者发现，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反省在双方的理解中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争得面红耳赤实际上是鸡同鸭讲。

　　认输认错难认罪的日本人

　　在笔者看来，反省可以有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是认输，第二是认错，第三是认罪。从这个角度来关照日本，我们会发现，日本人确实是认输了。在武士道伦理中，坦然接受失败是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对于过去那场战争，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更多是输给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而不是中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从准备“玉碎”到一夜之间放下武器。天皇求见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恭敬地说：“将军，对于我国国民在战争中做出的所有政治、军事决定和一切行为，我负完全责任。今天特来叩拜，就是为了将自己交给由阁下代表的联合国审判。”甚至表态：“绞死我也没关系（ｙｏｕｍａｙｈａｎｇｍｅ）。”

　　作为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的民族，日本在认错方面更加彻底。即使是我们眼中的少数“极右翼分子”，也认为当年错误的国策给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究竟错在哪里，理解就有很多不同。不乏有人会认为，错在占领中國东北之后，应该巩固成功，而不该急于扩大战线，逼中國全面抗战，陷入被动。

　　而我们的争议实际上集中在日本人有没有认罪，特别是向中國人认罪。以笔者的观察，很多日本人在认罪方面确实不能算彻底。比如“同罪论”思维逻辑，认为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评价历史。那时候日本并不是亚洲最大的侵略者—英国侵占了印度，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荷兰侵占了印尼，美国侵占了菲律宾，苏联也对中國领土野心勃勃。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单单批评日本？

　　在笔者接触的日本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比较多的。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但有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觉得过去的事情何必再苦苦纠缠呢，用中國的话来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罪难度系数

　　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人生来就是带有原罪的，所以要向上帝早请示、晚汇报。上帝是天父，在父亲面前承认错误是用不着不好意思的。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认罪是一件相对轻松甚至畅快的事情。

　　但日本的文化资源中恰恰没有这样的灵魂通道，而且神道教把死视为解脱，可以避免认罪的耻辱感。历史上的日本武士对不起自己的领主，往往只有切腹自杀一个途径。前一段时间在上海，一个日本外交官因为绯闻暴露，觉得对不起国家，自杀了。我跟日本朋友开玩笑说，你们日本人活得太累了，多大点事呀，在中國写个检讨就得了，大不了受个处分，犯得着自杀吗？所以说，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最重，极为耻辱，因此不会轻易认罪。而从另一方面讲，有一部分日本人，虽然嘴上不像中國人希望的那样认罪，但心理包袱并不轻。

　　中國人理解的认罪和德国人、日本人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國文化很特殊，既没有德国的基督教忏悔文化，也没有日本文化中强烈的耻辱感。与二者迥然相异的是，中國文化中有成王败寇的传统，胜利者一切都是正确的，失败者就要自称“罪臣”。所以，中國人认罪的时候往往不是出于道义原因，而是“求饶”的代名词。比如一个贪官被抓起来，一旦到了证据确凿、无可抵赖的时候就会说，“我有罪，我对不起黨的培养。”这并不代表他突然良心发现，他的潜台词是，放我一条生路吧。

　　在中國人眼中，认罪和低头认输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低头认罪”。中國人在心底往往把认罪看得很轻，不就是认个罪嘛，可以作为权宜之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这种文化里，甲向乙认罪，往往不是在道义上表达愧疚，而是表示臣服；承认“你是老大”，是失败者和下级的义务。网上一些中國愤青也表现出这种思维模式：“小日本不认罪，就狠狠教训他们。”在他们的意识里，只要拳头大，把别人打倒了，对方就认罪了。

　　没有负荆请罪的反省

　　在这种文化差异下，如果要让日本人作出让中國人满意的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给中日关系打上绝望的死结，或者为“中日必将一战”的妄言火上浇油。而恰恰是认识这种差异，我们才有可能换位思考，进而相互理解，乃至相互取长补短。

　　在我们把德国视为反省历史的榜样，来教训日本当以史为鉴时，我们其实只是在认罪的层面来强调反省。当日本人困惑，“我们要怎么样表达歉意，中國人才能满意？”中國人所期望的是，日本首相有一天也能像前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下跪。虽然今天的中國人也不会下跪，但在我们的文化中，不会忘记“负荆请罪”的传统，光着膀子绑着荆条去求别人饶恕。这种反省的关键并不是给对方增加福利，而是惩罚自己，甚至自我羞辱，来获得被伤害者的谅解。我们也期望日本人为战争伤害对我们“负荆请罪”。如果日本不能在这一点上“达标”，即使在其他方面表达再多的善意，我们也会“一票否决”。

　　事实上，日本在反省历史方面有一些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日本虽然较少在道义上用自我洗炼式的忏悔来获得灵魂救赎，但在如何避免重走历史道路上，日本式的认真和精致几乎到了极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重人權的观念广为普及，人道主义深入人心。

　　笔者见到今天很多文质彬彬的日本人，常会提出一个尖刻的问题：明治维新后普及教育，很多日本士兵都是高中毕业生，应该是文明人，但在那次战争中，在中國的土地上表现得却像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牲。

　　在众多答案中，日本东北大学的大西仁教授的解释令人最受启发。他表示：那时的日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飞机大炮，但在骨子里没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權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那时的日本人，上级可以随便殴打下级，老师可以殴打学生，丈夫可以殴打老婆，这样的人在敌对国的土地上凌虐俘虏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同时因为缺乏人道主义思想，把人视为工具，当被灌输了一种所谓的“崇高事业”，他们就会像疯了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更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第二，实现民主和言论、信仰自由，告别極權制度。

　　日本对于那段灾难历史最大的反思，是法西斯势力对民主制度的摧残—一群野心家，以国家利益、民族复兴的名义，借助国内矛盾，压制不同的声音。整个国家除了以愚民为目的的煽动，再也听不到理智的声音，直到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已经穷途末路时，很多老百姓还蒙在鼓里。军国主义年代，每个人都被要求无条件服从国家的需要，做一个听话勤奋的工人或者士兵。信仰自由也被取消，国家操纵人的思想，建立了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国家神道。这样的体制不能容忍任何特立独行者。一位日本同行告诉我，他的哥哥当年是一个大学生，仅仅因为不想参加战争就被投进了监狱。

　　而今天的日本，民主制度已经根深叶茂。笔者前往日本时，恰逢议员选举，投票率高达７０% ～８０%.今天如果哪个日本政治家，号召老百姓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打仗，老百姓光用选票就可以把他轰下台。在言论自由方面，日本可以说走在了世界前列。打开电视，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至于我们认为，德国国内不允许呼喊纳粹口号，比日本允许右翼分子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喊口号要好，这是因为，日本国内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文艺作品，中國老百姓几乎看不到；而一些极右翼的言行，则被中國媒体不断报道。在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看来，这恰恰是日本对于極權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的地方—固然叫嚣复辟军国主义是遭人唾弃的，但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只要没有付诸暴力行为，即使再不受欢迎的思想也有表达的权利。日本人的信仰也空前丰富，新兴宗教遍地都是。就连被公认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至今还有公开活动。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只要没再抓住破坏公共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信仰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受到日本宪政框架的保护。

　　第三，建立文官政治体系，避免军人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干预。

　　军国主义年代的日本，军人集团操纵垄断了国家政治。根据１８８９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军队虽然名义上直辖于天皇，但实际上没有制约，成为实质上的国家权力中心，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

　　而今天，日本自卫队和国家政治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更不能当议员。当年日本军人是随时准备为天皇牺牲的勇士，今天日本人则更多是把当兵看作一项收入不错的职业而已。日本自卫队的几位直接领导是首相和议员，没有一个是军人。

　　第四，信息公开，使人民有条件接触历史真相。

　　在一个言论观点多元的社会里，无法涂改的历史事实是最后的公正底线。哪怕这些史实会让政府乃至国家很没有面子，也不能向国民隐瞒。日本就出台了一个信息公开法，把历史资料档案全部解密，还把这些资料数字化后放到网上，无偿供所有人查询。

　　对于那一版有强烈争议的教科书，日本政府将其翻译成中文公布在网站上。笔者看后，首先是一种愤怒，想和这些编纂者辩论一下。第二种感觉则是惭愧，中國孩子从小学习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过去，比如纹革，不也是三言两语？比较而言，日本的“右翼历史教科书”比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还要客观一些。

　　第五，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政黨政治，确保宪政体制。

　　战争年代的日本，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高度極權。今天的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判决首相违宪；各州道府县政府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都有活跃的地方议会和很大的立法自主权；包括共產黨在内的在野黨，都在不断为获得执政地位而努力，对执政黨构成有力的制约。虽然这套政治体制是当年日本作为失败者，在美国人的监督下颇有些屈辱地建立起来的，但今天的日本人却发自内心地拥护它。

　　反省虽未终结，军国主义已经走远

　　尽管日本的历史反省并非尽善尽美，但说日本将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却是缺乏根据的。

　　有朋友在网上贴出图片，日本很多孩子都爱戴“神风”、“武运久长”字样的头带，以此说明日本人从小培养孩子当军国主义分子。笔者在日本发现，日本家长让孩子戴这类头带，目的不是为了将来去打仗，而是对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的破釜沉舟的心理暗示。时过境迁，很多事情的含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遗憾的是，在大多数中國人的认知结构中，并没有认识到，不能把年轻人中有一批爱看舰船知识、搜集军刀的军事爱好者就叫做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是建立在排斥异见的强力宣传机器和国家暴力基础上的極權体制，涵盖一整套手段从行为和精神上操纵、驱使全体国民，把他们驱赶向疯狂的目标。

　　而当今的日本社会则已形成一个坚定的共识：要告别那段罪恶的岁月，必须永远地告别極權社会，决不能以国家意志扭曲、强迫公民放弃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压制公民言论表达的权利，并且用獨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这种权利，让每一个人可以公开地议论政治，批评政府，辩论公共政策，让政府的运作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

　　这种反省并不见得完全出于道德觉醒，或者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歉疚，更主要的是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自己带来苦难的教训。与中國人相比，大多数日本人对战争有更加强烈的厌恶，避战争而不及，不仅自己不愿意打仗，连国家牵涉进战争也不愿意，哪怕是日本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都会有民众跳出来示威抗议。即使是我们眼中的日本极右翼也不愿意打仗，他们的记忆比中國人更加清晰，那就是，用武力和战争来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好处。这个道理是他们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中國的愤青可以不相信日本人的品德，但没有理由把一个经济和科技如此发达国家的国民都当成是弱智。

　　来源：凤凰周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８期（总第２２３期）

　　作者:郭宇宽

　　在街头拍摄到的自卫队招兵广告——需要“爱好和平的人”，配上日本在亚洲各国心目中的形象，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老实说，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对于日本自卫队这支军队，亲眼目睹之前，我曾有过种种想象。根据日军在二战中的历史，自卫队的装备，以及日本近年来一次次通过“有事法案”，“海外派兵”，“自主防卫”，“修改和平宪法”等大小动作凸显其对于武装力量的重视，在我脑海里日本自卫队应该是一支精悍凶猛的劲旅。然而，到日本以后的种种观感，却让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如果说日本的自卫队象老八路，大概有不少朋友要以为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脑袋出了毛病。不幸的是初与这支国人眼中有些神秘的军队接触的时候，萨确实生出了这个颇为异类的观点。

　　说自卫队象老八路，不是说他们也学会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地雷战，而是说日本的自卫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堪称模范，非常重视军民关系，虽然还到不了有空就给老乡家挑水的程度吧。

　　第一次和自卫队的大兵接触，是在日本的川西市，那是萨刚到日本不久的一个深夜，因为迷了路，下车问路的时候错走进了一片稻田。等回到车里，却发现车没法启动了。

　　只好再次下来找人帮忙，稀里糊涂就看到前面有个铁丝网围的院子，依稀可见灯火，从大门撞进去转两圈没见到人，正要掉头出去的时候，忽然看见两个小伙子睡眼惺忪的走过来，没多想就上去求助了。看到萨穿着Ｔ恤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两位先是一愣，听着萨半生不熟的日语终于弄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很热情的表示愿意帮忙，同时很殷勤地请萨到楼里喝茶。走到大楼门口，萨才猛然觉得有点儿感觉怪异——这两个小伙子怎么穿着军装阿？这才抬头看楼门旁边的大牌子——“陆上自卫队西部训练总监部”。我居然糊里糊涂闯进了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兵营！

　　兵营！我怎么知道，它门口又没有岗，咱要是李向阳……

　　不过后面的事情并没有向暴力方面发展，值班的是个一杠两花的“陆尉”，十分客气，还拿出奶油点心和红茶来招待。萨的日语说不明白，最后几个自卫队员开了辆拖车跟了出来，意思是不行的话就拉回来修。实际情况原没到那么复杂，检查之后，发现不过是萨下车的时候忘记了关车灯，蓄电池用光而已，一个自卫队的小兵用导线把两辆车连起来，帮助萨把车发动起来，就万事大吉。随后，还用拖车给萨开道，一直到我表示前面的路认识了才作罢。

　　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热心的士兵，形同虚设的营门，美味的奶油点心，还有收拾汽车的娴熟动作，构成了一个和想象满不一样的日本自卫队形象。

　　不久，搬了家，巧得很，楼下就是日本自卫队的一个驻屯兵营，驻扎的部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中部地区的骨干部队第三师团。于是，就有了更加接近地观察自卫队的机会。这样一来，发现自卫队象老八路的地方更多了。

　　营地里面到了晚上绝对一片静悄悄，保证不因为发动车辆等原因造成噪音。

　　外出的官兵见人不笑不说话，坐地铁的时候主动站着，把座位让给市民。

　　军车和老百姓的车争路，肯定是军车先让。

　　营地经常举办对老百姓的开放活动，除了种种表演外还有官兵帮老百姓修理婴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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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和日本的老百姓说起自卫队的这种“军民鱼水情”，却发现领情的不多。日本老百姓的看法是，这些自卫队扰民有余，却看不到他们给国民做了什么，不客气一点儿还反了他们了？这个观点倒也不是完全冤枉。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自卫队的营地都在民房的包围之中，以我楼下的第三师团为例，其战车停放地和最近的民宅不过隔了一条马路，十来米的距离，开动起来要不扰民基本是不可能的。自卫队的占地，演习，训练等造成的扰民事件此起彼伏，在喜欢安静的普通日本人中民怨不轻。而自卫队，特别是陆上自卫队（占自卫队总额的四分之三）到底是干什么的，只怕连自己也说不清。按照日本的宪法，自卫队是保卫日本国家，抵抗侵略的武装力量，问题是日本这个国家十三不靠，和谁都不接壤，不算冲绳它的本土已经几百年没有人登上去打仗了，养十几万军队虽然理论上很有必要实际上没人想到它会真打仗——就真在日本开打还有驻日美军呢。这样一来不但自卫队员自己缺少方向感，日本普通民众对这支光烧钱不打仗的军队要求也自然也苛刻些。自卫队随时表现自己的“亲民”，就是要表明自己拿了纳税人的银子也是有益于国，至少是不讨人厌的。

　　看来自卫队象老八路的原因倒不能归结于也想做人民子弟兵，而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有些灰溜溜，夹着尾巴做人吧。

　　和自卫队邻居做久了，慢慢就发现这支军队还有更多和预期不同的地方。

　　在一个中國军事爱好者眼中，日本自卫队的实力不容低估，它的装备精良，堪称美军之外最能烧钱的部队，空中自卫队的Ｆ- １５Ｊ和在美军Ｆ- １６基础上开发的Ｆ２战斗机性能优越，具有极佳的制空能力，海上自卫队的金刚级宙斯盾舰造价高昂，是制海利器，新造的大隅号运输舰怎么看怎么象袖珍航空母舰……在很多朋友心目中，这支部队应该属于富士山的恶狼。

　　然而，和预期的不同，近距离上看到的日本自卫队很难让人把它和“恶狼”一类的猛兽联系起来。从军事角度，自卫队可是一点儿都不象老八路。

　　自卫队女兵，目前，连传统的航海士等“绝对男性职务”也出现了不少女性面孔

　　我和一个军事网站的几位骨干朋友关系不错，一次聚会，几位在东瀛生活过的朋友一起说日本的自卫队，聊完之后，席上一位退伍坦克兵少校表现十分郁闷。问其原因，答曰：这不就是一群民兵么？枉费我十几年的心思琢磨它的战斗力哦。

　　此话怎讲？

　　比如我门前的那支自卫队，这支日军主要装备的战斗车辆是７４式主战坦克和８７式装甲侦察车，虽然７４式主战坦克已经有些落后，但日本山地多的地形中，主战坦克施展不开不受重视也属自然。然而这些车辆成年如一日地“钉”在那里不动窝，就让人觉得有些过分了。开放日去看了一下一辆日本军车中的里程表，居然只跑了两千多公里，而这车至少也用了四五年了，训练强度可见一斑。

　　在营门前是有个岗楼的，但那个哨兵时有时无。后来终于被我总结出了规律，原来岗楼潲雨，只要天气不好，那哨兵就会躲到一边的小屋里去，抽烟打电话发呆……

　　有一次天晴也看不到他，仔细一瞧，转到岗楼后面去了，再看——这位居然是在岗楼后面小便！熟悉日本的朋友可能知道，日本男人有一种当街小便不当回事的习惯，不过这位也太过分了吧，自己站岗的岗楼，等到返潮的时候那会是什么味道？

　　自卫队的训练真是难得一见，好不容易看到自卫队员们在草坪上集合了，却见一旁抬来了大箱的可乐，做几个动作，兵们便开始休息，可乐箱子旁边还有装冰的保温箱，如此往复七八次训练就算结束，只剩几个精力过剩的士兵如陕北农民一样用白毛巾包了脑袋，绕着操场跑圈锻炼身体。看看表，不到两个小时。

　　有时训练枪上居然带了刺刀，阳光下闪闪发光，咦，不对，只听音乐响起，兵们举着带刺刀的枪随着音乐的节奏舞动起来——拼刺居然是这样练法！看着自卫队员们慢动作般在头顶上挥舞刺刀，再联想二战中日军的“自杀冲锋”，不禁让人有一种滑稽的感觉。

　　不过，日本的职业介绍所里，退役的自卫队员们普遍是机械和电子方面的好手，这倒是无可否认的。

　　带着对自卫队战斗力的疑问，我走访了一位相识的羽田先生。羽田先生是海上自卫队的一名退役军官，因为他的孩子向我学习中文而相识。

　　谈自卫队的战斗力之前，羽田先生先说了一个观点——请不要把自卫队和日本右翼划等号。自卫队的官兵成员，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政治观点比较温和，而右翼成员，多是“马鹿粗人”，政治上观点激进。他们进入自卫队，并不是因为喜欢打仗或者拥护军国主义，而是把自卫队作为一份工作来干。

　　不论羽田先生所说是否正确，他所说的自卫队员把当兵“作为一件工作来干”，倒是反映了实情。日本实行的是志愿兵役制，自卫队营地最显眼的便是招收“自卫官”的广告（日本自卫队的成员一律称“自卫官”，表示对其社会地位的承认），上面优厚的薪水，舒适的环境都描述得比公司的招聘广告还精彩。不过，据说日本自卫队招人的黄金时代是泡沫经济大崩溃的时候，那时一个职务能有二十人竞争。原因无他，饭碗也。当时这种情景曾经在亚洲各国引发疑虑，对“日本重新武装”感到紧张。不过，这个疑虑放到今天倒是不用太在意了。随着中國经济的发展，日本搭车经济开始复苏，这几年日本的自卫队总是很难招到人。尽管自卫队的待遇不错，“傻子才当兵”的言论在日本的各大网站却不时可以看到，理由是自卫队里面呆上几年出来，重新找工作从零开始，而原来的同学早就在各公司成为骨干了。自卫队不能养人一辈子。日本正进入老龄社会，适龄兵源呈现枯竭，同时几次自卫队参加到海外驻军，在伊拉克的自卫队挨了迫击炮，又让人觉得这份工作颇多风险。

　　这样一来，就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日本自卫队员中女兵的比例上升，以弥补男性兵源不足问题。第二，自卫队被迫提高待遇，降低门槛，以便更好的吸引报名者。

　　其结果就是自卫队的精神风貌上，总是脱不了老百姓的气质，而缺少职业军队那种阳刚和杀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自卫队里是异类。这自卫队象大学，象工程公司，象公务员，就是怎么看怎么不象是用来打仗的，难怪被人看作民兵了。

　　对于自卫队的战斗力，羽田先生认为颇为堪忧，特别是陆上自卫队，所谓“四十年不识兵戈矣”（实际是六十年），这对任何部队都是致命的打击。美军近年战绩不错，武器精良是一个方面，其军事将领和部队都经历过真正的战场，有战斗经验和战斗意志，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与之相对，整个自卫队从上到下，没有一个真正打过仗的军人，军魂何在？自卫队的训练更是一个大问题，日本地域太过狭小，训练，机动的空间小，想搞一次演习困难极大，自卫队的军事训练水平因此很受影响。日本其实可做训练演习场地的山地，林地也不少，不过大部分属于私人领地，比如富士山，我们曾去那里游览，下山时一路上荒山野岭，竟没法找地方停车，原因是两边都是私人领地。一辆车如此，要是一支部队的车队，那肯定就更加艰难了。这样的部队，真上了战场会是怎样结局，实在不可乐观。

　　所以，尽管日本政界不断作出“鹰”派姿态，在对自卫队的使用上日本国内却始终疑虑重重。小泉上台后最受诟病的政策就是自卫队出兵伊拉克，这个政策能够得到通过，只不过是因为它属于“抱紧美国”的大政之一部而已。自卫队出发去伊拉克，都是偷偷摸摸地走，不敢让老百姓知道出发的时间和航班，否则难免在机场或者港口被抗议人群冲击的命运。

　　以近距离来看，日本的自卫队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似乎还没有做好承担更重任务的准备。

　　也许是军种优越感，羽田先生认为海自和空自的情况要比陆自好得多，我想他是有道理的，这两支部队毕竟人数较少，更可选练精兵，而和假想敌的对峙和对抗，更可以丰富他们的经验。

　　然而，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见新闻——日本海上自卫队某快艇炮击了一处海滨民居，用反导弹的多管联装炮给人家房顶开了天窗。调查原因，竟然是炮手一时手痒痒，没看炮膛里有没有炮弹就瞄着玩……

　　看来，也不乐观啊。

　　作者:萨苏

　　中國外交部１０月４日上午宣布，应中國国务院总理溫家寶的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１０月８日至９日对中國进行正式访问。此举着实让不少观察人士颇感意外，因为在此前中國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一直是明确强硬的──“中國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对于首脑峰会和其他接触，中方的态度是一贯的和明确的，就是日方必须先消除政治谈判的障碍──首相承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甚至１０月２日中國外交部还表示，不知道有这样的安排。

　　由于安倍始终未在承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上作出明确的表示，反而认为中國应在无附带条件之下，同意双方举行峰会。不少观察人士担忧，中國在此条件下，接受安倍访华的决定带有冒险性，并怀疑中國政府对日方做出了某种让步。当然也有可能中日私下达成某种协议，如安倍默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等。

　　笔者在本篇想提示和浅析的是，日中峰会在１０月８日举行，该日是仲共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第一天，这显示中國不仅重视这次会晤，也对日本作出某种让步。而历届日本新政府，照例是先到华盛顿作政治拜会，这次则选择一个亚洲国家，而且还是同日本关系紧张的中國，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是安倍“大胆的尝试”，也是踏出其所谓“自主外交”的第一步。

　　不论这是安倍为选举推出的新外交战略，还是重新评估其亚洲政策后的修正，都是值得关注的重大改变。从正面乐观方向来评估，越是一个极端的右派，越有改变对外僵化政策的能力。就像当年的尼克松派遣基辛格密访中國，扭转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鹰派的安倍也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改变中美关系的尼克松总统。但这种可能不是笔者确信的方向。

　　因为作为极端鹰派安培目前仍是温室培养出来的世袭鹰派，而且是个刚出道的嫩鹰，远缺乏风雨的洗礼，一则量他还远远没有这类胆识；二是其麾下没有像基辛格那样的谋士；三是目前的日本政坛尚不具备这等气魄的政治风度。如果改善中日关系成功，笔者确信地下的田中角荣也会对他刮目相看。

　　小泉掌权五年零五个月，最大的收获是等到了经济复苏，最大的败笔则是亚洲外交一塌糊涂。破坏远比修补容易，虽然日本可以继续无视中韩，但却面临着分享亚洲繁荣还是被亚洲边缘化的选择。因此，不论是改弦更张，还是只作战略改变，安倍决心朝亚洲大陆的方向驶去，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即使这不是安倍原本热衷的课题，但因为日本的神奈川和大阪两个选区将在１０月２２日举行补选，新任首相必在２２日前表现出政绩，以巩固执政地位。但１０月２２并非安倍的最后一关，更严峻的２００７年参议院选举考验还在前面。要面对明年７月生死存亡的参议院选举，最能立竿见影的就是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绩，光靠“年轻”是不能确保政权安稳的。所以笔者确信，作为鄙视近邻的国粹主义者安倍，目前的举动仍主要是国内政治压力和巩固地位的形势所迫，急欲在国内及国际树立自己的威望。

　　需要稍加注意一点的是外长麻生太郎，他原本应负小泉时代外交失败的责任，却获安倍留任，显然是因为麻生后期改变口吻，不再口出狂言，还建议将靖国神社宗教法人化，这与手腕柔性和目标刚性结合完美的安倍暗合。而另一点则是自小泉首相与田中真纪子外长分道扬镳以来，近年的日本外交决策大权就不再留在外交部，而被首相官邸全盘控制。麻生虽是外长，但重要决策要由首相定夺。安倍的两名重要心腹，即黨干事长中川秀直和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不仅是左右手，还是内外政策的真正策划者。早在安倍竞选自民黨黨总裁之前，中川已数度走访中國，直接、间接在替安倍铺平“重开首脑外交”之路。盐崎也曾在其担任副外务大臣期间三度访华，并与中國政治高层与经济界建立广泛联系。此二人对安倍的影响力肯定不低。安倍能够访华，肯定有人在替他搭桥铺路。

　　无论如何，安倍能把上台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定为中國，这是出手不凡的，也是区域关系在其眼中重新受到重视的表现。不论是战略眼光，还是权宜之计，这次修补关系之旅的影响，对东北亚战略格局的影响将是巨大和深远的。另外需要看清的是，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借助保持与中韩的外交接触，启动新一轮外交攻势，设法突破中韩的对日外交统一阵线。

　　所以在安培的头脑中修补亚洲外交，首先要恢复日中、日韩首脑会谈，因为中韩两国为日本近邻，又是国力与日本旗鼓相当的国家；其次才是全面调整日本的亚洲政策。此次，在安培没有明确放弃以首相身分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下实现中断已久的中日首脑会晤，对其来说当是一大突破，安倍无论是在国内政局或外交上，都将是最大赢家。笔者认为，中國乃至世界都应重新评估安倍的政治智慧和其灵活的外交手腕。所以在较量级别上，安培比小泉更灵活务实，因而也更狡猾危险。

　　而中國在前期主导东亚局势全面占优的情况下，让安培来访（特别是正式应邀访华），虽然显示了大国应有的大气和风范，但从安培过往的所作所为和背景来看，笔者认为过于急促和带有一定的冒险性。

　　作者：微弱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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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微弱的火炬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不断对中國进行侵略和掠夺，获取了巨额资本，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庞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國则被夷为废墟，几乎倒退到石器时代。这就是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时，中日实力对比的真实写照。日本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的侵略战争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它虽然最后败给盟军，但其本土所受到的损失非常轻微。从经济上衡量，日本得多失少，在二战中是赢家。这一净得的利益也奠定了它战后经济飞跃的基础。

　　然而，狡诈的日本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拒绝对中國和亚洲的被侵略国做出赔偿。靠着它多年来抢掠的不义之财，利用美国的扶植，日本发展成今日的经济实力，甚至不时拿出几块日元贷款在中國政府面前当施主。他们把大屠殺的罪责否认得一干二净，把欠的债左推右赖，颇有你奈我何的味道。

　　很多中國人也中了日本人的计，以为日本在二战时早被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机炸成了废墟。按照中國人不打落水狗（明知落水狗照样咬人）的传统“美德”，这些人认为日本不必赔偿了，甚至觉得日本当时蛮可怜的。更让日人高兴的是，有些中國人还免不了有点自* 自卑、怨天尤人，骂政府無能、怪同胞素质低、恨自己投错胎之余，甚至会产生汉* 倾向。因为，如果日本战后也成了废墟，而五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巨富，中國特穷，岂不只能说明中國人民低能，日本人优越……？有这样想法的人恐怕不少，但他们确是大错特错了，错得离谱、荒谬、可悲。

　　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虽然使之一度陷入了美国的管制，但在它经济上却收获颇丰，以较小的代价对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国家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榨取。对于日本的榨取，读者（除非是日本人）恐怕没有太多异议，所以本文先重点说明日本战争损失轻微的事实。

　　一、日本逃脱应有的惩罚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本岛未受地面部队炮火的攻击，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其所受的唯一打击方式是盟军海军与空军的轰炸，因此要计算日本的实际物质损失，只要考虑盟军的轰炸规模即可。并于这个问题，《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部分）》有详细的统计数据。

　　整个战争中，包括两枚原子弹在内的所有轰炸造成的日本人死亡数量为三十三万，等于日军在南京屠殺的中國人数量，等于日本在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间屠殺中國人数量的百分之一；盟军所有轰炸造成的物资损失，仅相当于日本一年从中國东北掠走的财富。

　　一．一、对日常规轰炸的规模为对德轰炸的百分之十二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对日本本岛共投弹十六万零八百吨，其中十四万七干吨由Ｂ- ２９轰炸机投下。相比之下，盟军在德国境内投弹一百三十六万吨。除飞机制造业以外，日本的其他主要工业交通电力都未曾受到有规模的轰炸。

　　对日最早轰炸的是杜利特带领的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机队，纯粹是为鼓舞盟国士气。持续的轰炸在盟军攻占马利安那群岛（该群岛距日本本岛两千多公里）之后四个月，也就是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底才开始。只有在那时，盟军才拥有了一个置日本于Ｂ- ２９远程轰炸机航程内的大基地。初期的轰炸方法是在一万米的高空投弹，在此高度上可减少日本防空火力的威胁，但淮确率低于１０％。直到１９４５年３月９白，盟军对日总投弹量还不到两万吨。所以真正有规模的轰炸，只有从１９４５年３月至７月的五个月时间。从１９４５年３月９日起，美军开始采用夜间低空轰炸的方式，从两千米至六千米高度投弹。当天晚上，一百多架Ｂ- ２９向东京一个居民密集的区域投掷一千六百多吨燃烧弹，饱和式的轰炸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该区域变成千片火的海洋，死伤十八万多军国主义支持者。这是盟军轰炸中最成功的一次，由于日本人有了防备，随后在其他城市的类似轰炸效果要小得多。

　　投弹的吨量从１９４５年３月的一万三千开始按月增加，到１９４５年７月（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达到四万二千吨。由于这一数量不足以对日进行广泛的轰炸，盟军选择性的轰炸了一些优先目标，主要是与飞机制造有关的军工企业。日本的铁路系统、电力系统没有受到轰炸，化工、钢铁、造船等工业则尚未列入主要轰炸目标。日本９７％的军用物资则是储于地下或已分散，不受轰炸影响。

　　即使是选择性的轰炸目标，调查表明其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其飞机产量为每月一千架，高于１９４２年每月七百架的水平。其炼油、制铝与火药的生产虽有大幅降低，但主要是因为海运受制导致原料输入不足，不是因为工厂受到轰炸。燃烧弹对付日本的木结构住房效果明显，但对坚固的工厂厂房则威力不大。而当时美军的轰炸能力还不足以广泛地用高爆炸弹密集攻击日本的工业。Ｂ- ２９飞行高度的降低，使３５％的炸弹能落到目标三百米的距离之内（现代的激光制导炸弹精度可达１０米），虽然比原先的１０％提高不少，但以这个精度，除非是用大量飞机地毯式轰炸，还是难以保证摧毁目标。以这个精度，本来要投在厂房上的炸弹，很可能掉到一块空地上，从几公里的高空看去但见一团浓烟笼罩目标，其实可能只不过震破几块玻璃。中途岛美军的高空轰炸机群对日本舰队（航空母舰目标不小吧！）丢了一堆炸弹没有一颗命中；欧洲战场上德国被天天炸，但其飞机生产有增无减；越战时美军狂轰滥炸没使胡志明小路中断一天，……轰炸的效果有限是为兵家公认的一个事实。

　　据统计，盟军对日本的轰炸共摧毁了四十七万桶石油制品、二十二万一千吨食物和二十亿平方码的纺织品。这个数字与日本在中國的掠夺和破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一个日本兵一杆枪、一把火就把一家中國人打死，房子烧掉，财产抢走。盟军九个月有限规模的轰炸对日本的损害，又怎能与一百多万日本兵在中國三光八年所造成的损害相比！一·二、原子弹没有摧毁广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人立即调动舆论追究美国是否人道的问题。美国截获得到的日本外交通讯表明，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甲级战犯，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立即指示要利用原子弹的事来制造对日本有利的舆论。殊不论日本人是否有资格讲人道，事情的结果是，日本成功地利用原爆事件，把自己扮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到处向人述说它吃原子弹的苦，说来说去，它倒成了二战中最惨的。在把人们的视线从它的暴行转移到原子弹上之后，它便开始改写历史，甚至将自已说成是解放亚洲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救星。日本极力夸大两颗原子弹造成的伤害，不时集会纪念，同时在原爆馆内陈列当年皇军胜利进入南京的大幅照片，毫不将中國人的抗议放在眼里。

　　日本人狡诈却使很多善良的人受到欺骗。这些受骗者甚至开始同情日本，替它打抱不平。

　　到底广岛和长崎受了多大的损害呢？广岛原爆造成了近七万人死亡，五万多人受伤。爆心两公里范围内的砖造建筑被摧毁。市中心的小工厂大部分被夷平，但是城市周围的大工厂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它们９４％的工人没有受伤。这些工厂占广岛工业产量的７４％，估计它们可以在三十天内恢复正常生产。广岛的地下设施没有受到损害。铁路运输在８月８日也就是爆炸后两天恢复通车。在原爆中心烧焦的地面，植物重新继续生长，没有残留核辐射的迹象。长崎因为地处群山包围之中，原爆的效果小于广岛。总计死亡和失踪人数为四万多。五万二干座民宅中有一万四千被摧毁。长崎的工业的９６％集中在三菱公司控制下。最大的一个工业设施，它的一个船坞，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位于爆心附近的一个军工厂损失了其价值的５８％，一个钢厂损失了７８％，稍远的电机厂损失了其价值的２５％。估计兵工厂和钢厂可以在一年左右恢复大部分生产，而电机厂则只需半年即可。

　　诚然，原子弹使日本感到了灭种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让日本放下屠刀吗？），如果当时美国有足够原子弹的话，靠马利安那群岛上的Ｂ- ２９即可在一天内对日本所有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施行核爆。然而，从统计数字来看，两次原爆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威力无究。反倒是日本找了一个倒打一耙的口实。事实上，当时的两颗原子弹当量很小，据估计，要造成与日本南京大屠殺相等的损害，至少要在东京这样的城市上空引发一枚３ＭＴ的热核装置，而广岛原爆只有这一当量的百分之一。

　　二、日本在侵略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远大于其战败的损失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其地域狭小而山地面积占８５％，却有一亿多人口，矿藏稀少，却有庞大的工业，因此几乎所有食物与工业原料均需进口。在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５年期间，通过对中國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材料、粮食和劳动力的无偿占有，日本积累了深厚的资本，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侵华日军司令（火田）俊六在１９４１年９月上书说：“不只现地军（指侵华日军）要依靠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的资源也要取自中國，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这一上书的目的在于主张先摆平中國的抗日力量再行南进，但也说明当时的日本人确实是在以吸中國人的血为生。日本在１９３１年即占据了资源富饶的中國东北三省，后来更占领了华北、华东、华南的辽阔土地，建立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汉* 政权，控制了中國几乎所有的矿山、工厂和农村，使用中國的劳力对中國的资源进行掠夺。

　　日本对中國的掠夺在《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中國贫穷的直接原因》一文中有更多的说明，在此不再重复，而着重概括日本对东南亚诸国的盘剥。

　　１９４１年日本制订了《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其主要内容包括：

　　１）占领军从占领地收取重要国防资源以供日本调遣：

　　２）占领军须取自于现地的生产品以自活；３）在占领区之物资由海陆军征用船舶输送至日本：

　　４）占领军接收并管理占领区的铁道、船舶、港湾、航空、电信及邮政。次年日本内阁又通过《关于南方经济处理之件》的决定，制订日本在其占领地的方针。除以上各条之外，更强调占领区的开发必须由日本政府指定的企业承担。被指定的企业主要有三井、三菱、住友、古河、日矿等财阀。

　　随后日本人在东南亚无限制地发行南方开发金库券及军票等纸币，彻底进行收刮。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的主要农产品本来是砂糖、烟叶、咖啡等，日本人却勒令他们改种水稻与玉米。同时又把越南、泰国、缅甸所生产的稻米几乎全部征为军粮或运回日本本岛。后来，日本在战事处于不利时，为扭转败势，对中國和各占领区的掠夺更加变本加厉。１９４４年末到１９４５年，越南农民即因粮食全部被夺而饿死两百多万人……。

　　日本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对中國及东南亚与太平洋国家的榨取导致了它本身经济的腾飞。掠夺的财富被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例如，以不变价值计算，１９４３年日本的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１０．７％，１９４４年则增长了１０．１％。１９３７年，日本钢产量为五百八十万吨，而到１９４３年，则达七百八十万吨，其生产能力则达一千三百多万吨。商业造船由１９４１的二十三万八千吨，增加到１９４４年的一百八十五万吨（加进掠夺之运输）。１９４２年完成一艘六万四千吨战列舰和六艘小型航空母舰，１９４４年完成的吨位则比此高出十万吨。飞机生产由１９４２年的每月七百架增加到了１９４４年的每月两千五百多架……。

　　以上一系列数据说明，在盟军尚未取得马利安那群岛的轰炸机基地之前，日本是越战越强。其原因很简单，依靠残酷的掠夺，整个日本民族过上了白吃、白穿、白拿原材料并且拥有若干亿奴隶的吸血鬼生活，日本的两百多万侵略军不但不需要国内提供粮草，反而可以把被征服国的粮食、资源和劳力最大限度地运回国内，而无须顾忌被掠夺者的死活。原来日本要化钱买原料和食物，现在则免费享受。总吨位一千多万吨的庞大船队穿梭于被占国与日本之间，源源不断地运回物资，把工业实力再大大地向前推进。盟军对日本商船的攻击，大大减小了其运输掠夺物资的能力，使其工业生产在１９４５年由于原料缺乏、开工不足而有较大下降。但正如前而指出的，由于对日本本岛轰炸的规模甚小，这一下降并非生产能力（设备与劳力）和物资的损失。

　　日本人不断诉苦说他们在战败时如何吃个饱，实际上，战前日本人平均每日食物热量为２０００卡，１９４４年，也只降至１９００卡，到投降时，还有１６８０卡。当时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航运已经基本中断，这些食物主要是从中國运回来的，又有多少中國人因此饿死？日本投降时还拥有战斗飞机九千架，五百多万军队，准备与登陆的美军拼死一战，意图使后者因伤亡太大而不得不与日本妥协，使日本可以保留其获得的部分利益，如中國东北等。然而，原子弹使日皇认识到投降比“日本完全灭亡，稍胜一筹，只要种子残存，仍有复兴之光明”。

　　波茨坦公告明令日本不得拥有军工企业，但是日本在投降之际即迅速地毁灭所有重要文件并把所有军工转为民用，从而逃脱了本应被解体的命运。后来，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不但阻止被害国向日本索赔，反而释放大部份甲级战犯，让他们重返政坛，扶植日本垄断资本，从而使日本在掠夺战中积累的潜力得到释放。到６０年代，日本的造船、汽车、钢铁就已分别居世界的第一、二、三位。此后的几十年，日本没向中國赔一分钱，倒给自己建起了高楼大厦，过起了世界富豪的日子。

　　三、结论：多行不义者不会自毙日本对中國和其他亚洲国家敲骨吸髓的榨取使日本在１９３０至１９４０年代初的十余年间获得了极大的财富并且导致其经济迅速膨胀。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日本在盟军为期九个月规模有限的轰炸下没有受到显著的损伤。以上列举的数据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而揭示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一个秘密，日本掠夺的财富是它战后经济增长的源泉。战后日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是掠夺最多、损失最小而且没有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国家，日本欠的债，本来应该先拆卸其工业抵偿一部分，剩下的再分期偿还，但是美国却让它逃脱了责任。日本就好比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他杀人放火抢了无数财宝，由于受到昔日强盗帮里的同伴（美国，曾与日本勾结分别吞并菲律宾与朝鲜，鼓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庇护，他保留了所有的抢劫所得，等风头一过，马上拿出这些财宝来投资做生意，干起洗钱、发财的勾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经济奇迹的实质就是极端残忍的掠夺。

　　现在的日本，又是雄心勃勃。数十艘军舰云集钓鱼岛，一副“支那人敢与皇军决一死战吗？”的架式。首相从靖国神社参拜出来，南下东南亚，自信十足。而军费己跃居世界第二，远洋舰队的防线延至台湾海峡，又在积极寻求制造核潜艇。……与此同时，散布中國威胁论，企图联合西方及中國的邻国们一起来扼制中國……。

　　日本的历史是侵略与残杀的历史，日本的经济是掠夺与榨取的经济。但是，在我们有力量和决心去结束它的罪恶历史之前，它不会自动消亡；在我们有实力索回被掠夺财富之前，日本还将靠中國人的血液繁盛。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面临的危机和肩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 注一] 本文所用盟军轰炸的统汁数据，主要来自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美国政府发表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部分）》。为了评估空中力量的战略作用，以对美国武装部队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经济政策和国防的关系，杜鲁门总统在１９４５年８月下令就盟军对日本的所有形式的空中攻击进行详细的调研。调查团成员共包括军职与文职人员一千一百入，以东京为总部，在包括广岛、长崎等的四个城市设有分部，并有流动工作组往来于日本其它地点、太平洋岛屿及亚洲大陆。调查得到了美国陆海军的大力支持，利用了幸存的日本文件，讯问了日本陆军与海军高级官员，政府官员，工业家，政治领袖和他们遍布日本的下属。如报告中前言所说，调查对日本的经济和战争生产取得了具体到每一个工厂、每一类工业的相当精确的详细数据。

　　作者:李咏康

　　上世纪７０年代，日本的关世雄就提出了亚洲共同货币的概念，而这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近年又创作了《亚洲货币一体化研究：日元区发展趋势》一书，探讨了日元是否会替代美元成为东亚主导货币的问题。日本一直梦想成为亚洲货币金融市场的主导。日本大藏省（现改称财务省）１９８４年就设立了“日元国际化推进委员会”，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但一直进展不大。２００５年开始后日本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促进亚元形成，先是提议中、日、韩三国联合币制。后又由日本人，亚行行长的特别顾问河合正弘推出一个由一篮子亚洲货币组成的概念性的货币单位，货币“篮子”包括东盟１０国和中國、日本及韩国。东盟１０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日元本来就是强劲的国际流通货币了，为什么他们现在那么的热衷于什么“亚洲货币单位”甚至是“亚元”？这里面确实有不小的玄机。

　　大家知道日本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现在的日本在经济上强大而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极为低下，全部的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限制。因此从客观行来讲美国是日本身上的大山，不掀翻美国这座大山，日本人是不能翻身的。另外日本人又是极为深谋远虑的，他们以前为了侵占中國从丰臣秀吉起就积蓄力量作好计划等待机会，在三百年后才开始行动。日本对美国也一样，一直让美国人认为他们很听话，可是他们现在发现机会了，知道美国现在经济上有问题，资不抵债了。从０４年底开始美国在财政上就显示捉襟见肘的疲态，为了维续经济正常的运转，美国不惜作出政治让步来达成让日本和中國不抛售美元资产的默契。而日本也就看到了打倒美国摆脱压制的机会，希望抓住机会让美国像俄罗斯一样由于经济危机而衰落。

　　美国赤字连连，由于欧元竞争的出现使得流入美国资金减少，美国面临资金断链即将断裂的窘境。而日本热衷于亚元的活动乃是针对美国的弱点进行的。大家知道亚洲国家持有最多的美元外汇，这些外汇的作用就是用来防备风险和支付贸易费用的。亚元的出现可以让亚洲国家间的贸易不用美元结算，因此行众多的亚洲国家就可以大量的减少美元外汇的持有率。而现在的美国正在为正常的费用维持发愁，冷不丁的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要抛售，美国一下子是难以承受的，情形就会像９８年俄罗斯面临金融风暴一样。在这样的突发因素影响下，原来就艰难的美国资金供应链条就要断裂，激烈的的连锁反应会导致美国发生巨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一旦发生，美国将无力他顾。日本也就可以推翻美国这座大山的压迫了。日本之所以没有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是因为公开反对美国没有力量，而间接的通过亚洲货币的构成就能很好的达到打击美国的目的。

　　除了可以达到打击美国的主要目的外，日本还可以利用资产规模的巨大、发达的金融系统来主导整个亚元的操作，由此而达到主导亚洲的目的；还可以通过与亚洲各国的经济融合来稀释他们的经济泡沫；也可以利用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占领亚洲各国的市场。总之日本突然加速推动亚元的进展是有原因的。

　　在观察最近日本人擅自作出要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还有不顾美国的阻止而与伊朗合作进行石油开发这样的事件，我们更能够明白日本人开始对美国不耐烦了。他们知道现在的美国经济陷入窘景，没有力量解决其他的事物。因此计划通过推行亚元来打击美元使得美国彻底崩溃，这就是日本人热衷亚元的目的。

　　作者:辛一山

　　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大多数舆论都认为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其实，任何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精英层的意识形态。在研究日本的对华态度上，笔者认为应准确把握民众心理、精英层与政治家的关系，这样才能搞清楚事实。

　　日本民众依然希望中日友好

　　从根本上说，日本民众普遍希望中日友好。上世纪５０- ６０年代，那个时候中國贫穷，但国家獨立，人民奋发，而日本虽然经济领先，但美军驻在日本，日本说不上真正獨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國可以说是充满羡慕之情。７０年代中期，“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共同反霸让中日两国走得更近。中國领导人与日本各界真诚相交，推心置腹，个人魅力深深感染了日本。８０年代早期，有几批中國政府公费留学生来到日本，在日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那个时候，中國留学生找地方打工比较容易，而市民对那些留学生也比较热情。有的中國老留学生回忆，他们走在街上，素不相识的日本老太太知道他们是中國人，会把他们请到家款待一番。

　　当时日本民众对中國人的态度友好，取决于许多因素。那个时代，经历战争时代的老人仍在，他们知道，中國对日本犯下的战争罪态度宽大，如前苏联把数十万日本战俘转移到远东地区劳动，而中國政府则迅速遣返了数百万在华日本人。对于战犯，中國大多采取教育改造并释放回国，等等。这批老人的行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人。我认识一个日本朋友就是其中一员。他视我们这些中國人如同亲人。他曾在日本全国性劳工组织任负责人，还当过议员。可惜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先前的老人年岁都已经很大。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日本战后曾活跃在中日友好前线的人物相继故去，日本再未出现像宇都宫德马等一呼百应的对华友好人士了。

　　尽管相比于以前，日本对华友好的组织者在减少，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说明日本民众“仇华”情绪正在高涨。准确地说，当前，民众对日本对华政策没有话语权。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民众在某一段时间内允许有一次选择自己代表的机会，但话语仅仅在那一瞬间。比如，以去年９月小泉自民黨选举大胜为例，当时的投票只能表明了那一瞬间日本民众的态度。民众支持自民黨，并不意味着民众多数支持小泉的对华政策。因为这次选举，完全是邮政改革选举。

　　左右日本民众投票行为的是经济问题。目前，日本国民心理处于一个极端不平衡的时代。二战后的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崛起，经济上的辉煌让日本人拂去部分战败的阴影，恢复了自豪感。可以说，经济飞跃才是战后日本民族自信的源泉。上世纪９０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内心充满惶恐。他们对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感到焦灼，希望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带领他们走出低谷。虽然小泉执政以后日本经济并未复苏，但是，乌合之众般的民主黨等反对黨更让人失望。这才是自民黨长期获胜的原因，但绝非代表日本民众“仇华”。

　　最大变化在于日本精英队伍

　　那么，日本民众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日本精英队伍。日本有很多中國问题研究者，一位北大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说有１万余名。这个数字比较可信。日本学者中根千枝曾对我说，日本即使在冷战最严峻的时代，花在研究中國的钱也比研究美国的多。以前，中國研究主要有两种流派，一是京都学派，注重对中國资料的实证研究。另有一批左翼作家、大学教授、媒体从业人员、意见领袖中存在一大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國革命充满同情与支持。那个时代，右翼在言论界要夹着尾巴。但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中國发生了变化，日本也发生了变化。上述两类中國研究学者都逐渐被排挤出言论界主流。

　　８０年代至今，日本的中國问题研究界的转变可分两个时期。前期是从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中期，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中國的学者逐渐占据主流；后期是从９０年代中期至现在，因中國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开始淡化，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研究中國的学者不断增加。这些学者多数受政府的资助，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目标。这样，这类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某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政府为右翼学者提供许多一手资料和前沿信息；另一方面，学者们也为政府提供必要的咨询。这些咨询通常将国家利益与政治家个人的利益紧密结合。久而久之，这批学者基本上控制了中國研究的话语权。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日本媒体就会找这些学者发表见解。这里必须要指出，日本媒体与其他国家的媒体有所不同。日本媒体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设置的新闻俱乐部。如自民黨与政府主要阁僚的家门口，每天早晚都有记者守候，这些政治家的发言往往就是日本五大报次日早刊或晚刊的基调。

　　因此，对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媒体自身不但很难行使监督权，反而被政府牵着鼻子走。加之为了与政府口径保持一致，媒体不自觉地会更多地采访那些右翼学者，这样就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浪潮。比如关于东海油田问题，有的日本媒体罔顾事实，让有的日本专家都觉得汗颜。从上述日本媒体的报道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政治乃至国际关系中，所谓“民众的意见”，其实很苍白。一般市民能发表意见的地方，不过是大小报纸投稿栏上几百字的意见陈述，或是视觉媒体在街头摄取的一个镜头。而这些都是媒体选择的结果。此外，在网络中，多数网民无法有效选择政治判断的信息，而实际上，网络并未形成对现实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力。

　　民众充满悲情意识

　　到底如何看待日本民众的意识呢？我想，除了上述战后因素外，还有地理历史原因。从地理上看，日本孤悬东海，与其他民族交流困难，有天然的孤立感。地理上的隔绝，造成日本民族不善与其他民族沟通。从本质上讲，日本民族是孤独的。正因为孤独，所以，在行为方式上，日本民族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最终付出重大的代价。在现实中，孤独的民族性也表现为，政治家不善于灵活处理与各邻国的关系，导致日本现在与所有主要邻国都存在重大外交障碍，这在冷战后发达国家中非常罕见。

　　其实，自明治维新之日起，日本国家自我定位就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它渴望以西方文明的秩序观确立自己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但它自己最后却被西方文明击败。

　　二战之后，作为一种潜流，国民内心深处存在某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不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强烈的反美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表露是经过慎重处理的。比如每年日本以最高规格纪念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就是一例。这种反美情绪在不言之中。

　　冷战结束后，这种悲情意识总在寻找表露的机会。比如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人质问题，日本媒体舆论界整体动员，全力追踪报道，很少看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在国际社会中，这种悲情意识全力把日本打造成一个战争受害者的形象。

　　在这种打造过程中，政治家、各类精英才是主演。小泉就是其中善于表演的一个。他善于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孤胆英雄，表现出他是一个顶住压力决不屈服的好汉。在中日关系中，小泉也玩了悲情的手段。他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在民众面前表现自己“毅然”、“果敢”保卫“日本固有文化”的勇气，以期唤起“同仇敌忾”、带有悲情意识的民族情绪。

　　从这些角度看，在中日关系上，所谓日本“民众的意见”是没有的，而民众心理则应研究。所谓的“民众的意见”被淹没在选举制的缺陷和精英的变化之中。而日本的民众心理则仍然十分脆弱，日本民族希望得到肯定。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说，日本人的自我结构中，“他我”意识很强，即很在意他人目光中的自己。毛澤東当年曾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他对日本民族的肯定，安慰了很多日本人孤独的心灵。这是一种研究日本的思路，也是我们日后开展对日工作、争取日本民意需要考虑的方向。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地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环球时报>>　２００６年０１月０６日第十一版

　　作者:刘迪

　　１. 耻感与罪感文化

　　本尼迪克( Ｒｕｔ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１８８７- １９７８) 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名作“菊花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理学，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分析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影响，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 第七章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 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２.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國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國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國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國文化时失去了中國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 ６４５年) 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權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國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國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论语·八佾) 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论语·子路) 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國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國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國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國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３. 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

　　日本本土文化的起源具有自然哲学的特色而且基本停留在这种原始性上，虽然日本输入了中國文化，但中國文化中的本质人文精神却不为之所接受，中國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人性自性的一致性，是人性的理性进步，但日本人的道德观则坚持绝对化的性善论，他们认为德行只在于打开自己的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但这种绝对化也就意味着无所谓道德上的进步和发展，这与中國文化中基于心性修养的理性进步性完全不同，在这种绝对化的意义上，一切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都被抽掉了本质的人性内容，“恩”和“情义”就是绝对化了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准则，因此具有一种无条件的自我强迫服从性，无须解释，没有理解，除了坚强地忍受，没有选择的余地，文化本质性的人性已被排除在道德准则之外，而道德本身就成为对道德准则的不可违背性，这样它反而成了一种人性的自我克服的实践道德，这种自我强迫意识还被强化为人的身心自我修养，并被贯彻到人的成长教育中去，在这样一种理念中不存在自性的人，而只有被除克服了人的本性而在心理上能下意识实现自反的人。

　　日本人下意识地习惯于必须接受和服从等级秩序、命令和既成事实，全心关注于事件的过程和现实环境，日本人认为在工作中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完成最困难工作就是德行，因此也就超然地对待事情的后果和自己与别人的即成关系，而不在意于它们本身的历史和性质，所谓有修养的日本人就是做任何事不受个人感情和环境影响、完全献身于事件的过程和准则的人，在这种自我克制达到极点即达到了“圆熟”时，就是那种所谓“就当死去而活着”的境界，在战爭中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就是这种极端，这种精神驾驭力量是可怕的，这种建立在死亡基石上驱动力是一种毁灭世界的力量，这只有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这样宗教极端性才能表达这样的精神力量。

　　日本文化没有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中的罪感意识，罪感观念承认人性可以沦丧，所以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直的后果并对其负责，而没有罪感的人即便是明知道是干坏事时也不会有任何约束力，因此只有“错”而无所谓“罪”。日本的传统武士必须坚忍不屈，而且应当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这种精神集中地表现在日本人的战爭观念中，在日本人看来，战爭过程的本身就表现了这种道德，本尼迪克说，日本现代战争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与苦难，在泥泞中的行军、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幸存者残废、瘸子、盲人，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如果日本人只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坚持他们的道德信念，别人无可指责，但是一种矛盾的野心驱动他们将这种理论强加到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并心安理得地付之于行动，所以至今外人还无法理解他们的侵略理论，他们自己也很难彻底清算这种不自觉但自然的心理情结。

　　对历史和后果的漠然态度是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种种对立行为能够没有任何因难地发生转变的原因，甚至敌友关系可以突然转变，本尼迪克所举的萨摩藩与英国的战爭和二战结束时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态度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二战日本投降前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态度到投降后立即对美国人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性的普遍性突然性转变就大出人意外，但从日本的文化观点看来，胜负是谁这种战爭的结果并不重要，战爭作为过程已经结束，一切都已重新开始，如果仅从自己前进的方向上看，这自然是建康的主观态度，有利于日本的重新崛起，但这种态度不能代替历史客观态度，日本文化中正是缺泛这种大文化精神，对与自己共有历史过程式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自己对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后果的肯定和否定不能仅以自己的文化观点为依据，如果就此割裂共有的历史意味着什么？日本的文化不能理解这一点，更困难的是日本政治今天仍然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一点，相反希望别的人理解他们。如何对待历史，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如何使日本文化具有大文化的相容性这样的问题尚未真正成为日本人意识到的自身文化问题。

　　４. 社会形态上的自反性心理

　　与中國文化中那种中心价值的统一性不同，儒家的具有历史背景的伦理观念也未成为日本人的道德原理，传统中國社会中主要的的忠孝观念与日本的忠孝也完全不同，中國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因果性，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善有善报和期望光明、乐观的大结局，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忠大于孝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中國封建社会的等到级观念只是政治结构的形式，家族中的伦理等级也只是血源关系的一种理性化表达，中國人没有种族意义上的人的社会分层的观念，人的尊严来自于理性的自觉而不是社会形态意识上的人的等级，这是由教化和人性修养的积累性进步形成，这是人性在理性意义上的自主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國文化才能够说是具有真正的人性自身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所以儒家的观念相信教化下人人皆可成圣人，中國封建官僚体系的举贤荐能、开科取士的人才制度给封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在中國历史上奴隶制消退后，中國封建社会一直由重视生命的儒家基本观念所支持，即便有卖身制的人身转让形式存在，但生命自身的权利不在其中，也可以自由赎身，这本质上还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一种普遍的人身社会制度，这是中國封建社会从文化上获得的内在的统一性。日本的社会则由等级分层所隔断，天皇、将军、武士、家臣在层次上是断裂的，但来自中原文化的国家统一意识却高出于这种等级分层的政治模式之上，因此日本人的忠孝观则总是陷入等级秩序、社会公义与“情义”的对立之中，道德准则就常常面临着忠于国家( 天皇) 与主君，或者个人名誉( 道德) 与主人( 情义) 的两难困境，日本人的情义的复杂性和自相冲突性是最具日本社会的特质性的，比如一方面要求家臣必须终生忠于主君，但另一方面，家臣如果感到受到主人的名誉受辱，就会一变而为仇敌，因此情义也就具有忠诚与背叛的自反对立性。日本的民族故事“四十七士”是情义自身冲突性的突出例子，四十七士为了为主人复仇而牺牲了一切，包括他们自己的个人名誉、父亲、妻子、妹妹，这当然也违背了本质的人性和社会公义，在这种情况下，复仇的本身就是目的和动力，复仇的原因和复仇者都只是事件过程的道具，所以复仇之后的复仇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情义之举也毁灭了情义本身，自杀就是“一举两全之策”，这样社会才能从自身的分裂中恢复。

　　但是，在政治生活中的自杀解决方式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但社会的等级关系处处存在，这样的两难冲突时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