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对于西方媒体报道中國时的那种片面和偏激，我是早就领教过的。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工作，为了尽快让英语听力过关，每天趴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实事或脱口秀节目。起初，由于熟悉新闻背景，完全能够听懂的几乎只有关中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说实话，从美国新闻里看到报道中國的新闻和他们的评论，确实很让人不爽。

　　即便在我自己把批评中國当作己任，自认通过批评自己的国家从而促使其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的今天，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國的负面报道，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有时真想找人教训他们一下，可是找谁呢？西方的新闻媒体好像没有主管单位，看看他们如何整天批评甚至攻击总统和政府就知道了。特别是美国的福克斯新闻(FOX)攻击起克林顿夫妇，简直可以用极尽侮辱之能事。

　　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美国遭受到911袭击，以及美国先后出名阿富汗和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各大新闻媒体包括CNN等都显得非常爱国。这真让我迷糊了。因为那时我也对美国媒体有了一定的了解，确实知道这些媒体是享受充分獨立和自由的，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那么他们怎么都那么爱国起来？好像是白宫统一安排了舆论导向似的。

　　这个问题也就放下了，直到两个月前我到香港参加文学节，正好和前CNN驻北京首席记者芮贝卡（Rebecca Mackinnon）同台主持我的作品研讨会。芮贝卡父亲是汉学家，她自己说很流利的中文。她以前长期在CNN工作，从1992年到2001年在CNN驻北京站任首席记者。我最早见到她就是从电视屏幕上开始的。她目前在香港大学从事媒体教学工作。以她对CNN的了解，我想，我自然会为自己的问题找到最准确或者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在我们一起吃中饭时，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一向对美国政府桀骜不驯的新闻媒体特别是CNN怎么一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就忽然爱起国来，弄得我不得不怀疑白宫有幕后黑手在操纵。我想，芮贝卡一向对美国的媒体拥有比较獨立和公正的看法，对中國人民也持友好的态度，她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芮贝卡的回答证实了我的观察没有错。那段时间，CNN等美国大媒体确实“挺爱国的”。但她纠正我说，政府没有给压力，白宫更不敢干涉，也不会是因为CNN的老板是美国人这些原因，主要原因是有一双更加有力的无形的大手在操控。芮贝卡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向我解释。

　　阿富汗战争期间，她曾经带一个（日裔）摄影师前往阿富汗前线，为CNN作现场报道。她说，作为一名记者，她自然知道该报道些什么。当时，阿富汗战争刚刚打响，很多阿富汗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当时芮贝卡所在地方（名字我记不起）正是遭受战乱的阿富汗穷人逃乱的必经之地。芮贝卡看不断涌来的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炮火下不得不逃离家园，扶老携幼，有的妻离子散。于是，具有敏锐新闻头脑和人文关怀心的芮贝卡把这些难民的真实生活都一一拍摄下来，不停地发回美国CNN总部。

　　就在芮贝卡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新闻素材，干得正起劲时，来自CNN的指令下来了。指令要求芮贝卡少报道一些这些（难民）——这些被美国炮火赶离家园的难民潮对于美国那场反恐战争来说毕竟是负面的消息。CNN总部希望芮贝卡多报道一些来自阿富汗前线的能够激励美国人爱国心的新闻。CNN总部的理由很简单：观众不爱看那些难民，他们要看反恐的，爱国的。

　　芮贝卡给我讲这件事后有些无奈，她说，现在你明白了，CNN为什么爱国了吧。不是政府让他们爱，更不是他们那些老板良心发现突然想爱国，而是因为当时美国观众 们在911后正在爱国的兴头上，不喜欢看那些“不爱国的”——如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大量的难民。

　　当时CNN的对手福克斯新闻（FOX news）狂热地支持布什政府（福克斯一直为难克林顿政府），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CNN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的爱国激情，CNN不得不放下一些原本够料的新闻，而去报道能够激起美国人爱国热情的东西。

　　芮贝卡后来离开了CNN，我想这也许就是原因之一，她对于那些超级的国际大媒体持一定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往往为了收视率，为了广告，为了迎合主流人群而放弃一定的新闻原则。

　　现在不妨把话题转到最近CNN主播卡弗蒂的辱华事件上，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认识谈一些看法，与网友商榷。

　　1）卡弗蒂的话是不是辱华？

　　我一早就从网络上看到了卡氏的那段话，今天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核对了英文原文。从我自己的理解来判断，卡氏的讲话确实侮辱了中國人民，他可以说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那个“他们”可以指中國政府也可以指中國人民。然而，从话语的上下文来看，卡氏说他指责的是中國政府这件事有些牵强。所以，可以这样，卡氏的话是严重地辱华，而且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卡氏为什么在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议后辩称他是批评中國政府呢？原因很简单，按照西方媒体的标准，任何媒体和新闻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力，至于批评的是否有证据，是否正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媒体拥有批评甚至攻击政府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为自己辩解时，卡氏率先抛出了这一点。

　　卡氏当时说了一长串的话，是关于贸易和“中國产品是垃圾”的。我认为说中國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辱华，中國出口美国的产品都是很便宜的，相对于欧洲进口的自然质量不高，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安全问题（据说美国最近要公布中國产品安全问题调查），所以，一个新闻主播带着激动的情绪说“中國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什么辱华事件，听说一些公司要起诉，没有这个必要。可是，这位卡氏话锋一转，就说到中國人身上，什么五十年来都是——

　　这句话，无论按照中國标准，抑或是美国标准，都超越了一个新闻主播的底线，不单单是侮辱中國人，而且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了。卡氏在这句侮辱的话语里虽然使用了一个时间概念（“近五十年”），这也就成为他强调的他在攻击“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人民的依据。

　　无论卡氏如何辩解，中國人这一次是有理由要求道歉的。问题在于：我们该使用什么方法对付CNN？

　　2）CNN为什么对中國政府的抗议和愤怒的中國民众漫不经心？

　　中國外交部连续三次提出严厉交涉，谴责并督促一个私人媒体CNN做出真心的道歉，中國大陆网络爱国者也大张旗鼓口诛笔伐，更有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举行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真可谓众志成城。

　　可是迄今为止，不但西方媒体鲜有报道，而且CNN也按兵不动。确实让人费解。然而，结合我上面的故事——CNN为何忽然爱国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无论西方媒体如何标榜新闻自由，讲究职业道德，他们充其量还是一个赢利的跨国大公司，他们也有上帝——就是他们的观众，也就是暗中操控他们的那只无形的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抛开自由民主等这些核心价值不表，西方媒体要供奉起来的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广大的西方观众。当然，这和他们崇尚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矛盾，因为西方的绝大多数观众已经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CNN的情况，它的上帝——观众在哪里？很显然，现在起来抗议他的中國人，几乎一个都不是他的观众。中國大陆民众根本不允许看CNN，CNN的收视率自然从来不把中國的观众统计在内。

　　CNN的衣食父母，和控制它的那只巨大的手——观众几乎全部在中國大陆以外，那么，中國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提出抗议，中國民众群情激愤，在外面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看来，又是什么情况？

　　问题就出在这里。目前从中國大陆网络到中國外交部以及席卷全球华人圈的谴责和抗议CNN的活动，看在CNN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眼里，对CNN不但没有损害，甚至正在直线提高它的收视率。我想，就这一点来说，CNN的高层也许此时正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直乐。

　　中國网民、外交部和全球留学生抗议CNN事件不但CNN本身鲜有报道，其他大的电视台如FOX和BBC等也很少报道，为什么？这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举例说，当FOX报道CNN遭到13亿中國人的抗议的时候，那么十有八九的正在观看FOX的观众会立即转台去看看CNN 到底出了啥事。而且，还有一个让我们难堪的现象就是，在目前西方人眼中，中國仍然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记者动辄因言获罪。于是，头脑简单的西方人也就会以此反推：得罪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惹得没有新闻自由的13亿人愤怒的CNN，一定是我们西方为之自豪的新闻自由的榜样。此时不看，更待何时？

　　我的分析当然不是全面的，只是就某一方面深入浅出。但是，我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这样分析下来，是不是说，我们中國人被一个电视台的主播侮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要忍受？就要不了了之？

　　那也未必，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中國人不是好欺负的！

　　3）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在我提一些建议前，我首先表明，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严重交涉，以及一些民众自发组织抗议，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但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又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有更见效的方法？这些都应该群策群力。

　　我提几个看法：

　　第一， CNN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它的触角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可想而知，它在中國自然也有办事处，而且业务量也不会小。这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如果它不配合我们的要求真诚道歉的话，我们把它赶出中國。那样对于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被赶出了有13亿人口的中國，自然是损失惨重的。可是，这种方法绝对不能用，因为这种方法在世界上造成的对中國政府形象的损害相比于我们赶走了一个私人媒体获得的尊严要大得多，得不偿失的事我们不能做。更何况今年是奥运年。

　　第二， 按照我的分析，CNN之所以对中國外交部的抗议和民众的声讨置若罔闻、漫不经心，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但不影响它的收视率和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而且甚至有可能让它在西方获利。从这里我们看出来，就算如CNN这样的超级媒体，剥掉了冠冕堂皇的外衣（新闻自由等），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企业，一个追逐利润的公司，为老板和股东赚钱赢利是它的目标。那么，中國是否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我想还是有的，据我观察，CNN的大量广告来自中國大陆和华人世界，如果CNN不对辱华事件做出更真诚的道歉和处理，如果中國人够团结的话（真像愤青们说的那么团结的话），威胁CNN，停止所有来自中國大陆和华人世界的广告，将会对CNN造成巨大的打击。

　　第三， 但那绝对不是致命的一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卡弗蒂是有名的大嘴巴，也是“臭嘴巴”，他不但辱华，也侮辱过无数的人包括美国人，可是，我们即使通过抗争，让CNN解雇了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能够改变什么？我们能够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國的偏见吗？能够保证不会有更多的卡弗蒂出现在西方人的电视台里？我们当然不能，西方媒体不可能因为一个不发达地区的一些侨民和留学生的抗议，就改变他们上百年来形成的新闻模式和理念。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方法倒是有，不过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那就是从操控西方媒体的那只无形的大手入手——也是西方媒体的上帝——西方观众、西方民众入手。增加西方民众对中國的了解，把中國开放给西方普通民众。

　　俗话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按说，西方媒体敢于屡次歪曲对中國的报道是有西方民众撑腰的，或者说有民众的基础。说到这里，有人也许就说了，西方民众不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國吗？那不是恶心循环？话是这样说，但却不尽然。因为在西方包括美国毕竟还是有新闻自由的。至少，如果你愿意，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在全美国都可以收看得到，没有人会屏蔽你。这些年中國人在西方媒体投入的钱，明里的暗里的，不可谓不多，就拿中文报纸来说，基本上都能够越来越多地正面报道中國大陆，越来越多华人媒体转向，开始走上正确引导华人的舆论导向这条路。

　　西方观众如果想看，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也是完全可以看到的，但据说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是我们的新闻联播，可在美国除了搞情报的以及那些和中國大陆做生意的华人外，很少有人会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这并不是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中國大陆的朋友大多想看海外的新闻节目却看不到，而西方人可以看到中國的新闻节目却根本没有人愿意看。

　　虽然说我们的新闻媒体具有中國特色，但不要忘记，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國的，我们虽然谴责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國的新闻，但却不能把自己孤立于西方媒体之外。西方媒体在舆论监督，民意表达，以及报道真相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中國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想从坐在电视机前的上帝——观众入手，彻底解决问题的话，还应该在自己的新闻媒体的改革上加大力度，学习西方媒体的积极一面。放弃一言堂，放弃只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模式，放弃把新闻当成喉舌，当成说教的工具——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的这些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吗？当然有，也许不能立即解决问题，但却能够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中國一向是可以用大钱集中起来做大事的，可是，迄今为止，13亿人的大国怎么就无法弄出一两个国际性的媒体？在美国开办电视台和办办报纸都是绝对自由的，我们为什么办不起来？没有人看，为什么没有人看？如果我们拥有能够得到世界观众信任的媒体，就能够把更公正的中國介绍给世界。

　　以上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我们发现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國存在偏见和偏激的时候，我们是否反省过，中國大陆的媒体是否对世界也存在严重的偏见和偏激？

　　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中國的一些主流媒体对世界的歪曲和偏激也是让人胆颤心惊的。要知道，我这里不是小看CNN，以我对他们的理解，他们那个辱华节目的收视率并不怎么样，而且，就算西方观众听见了他的辱华，也不会太介意，影响也很有限。而且美国观众有很多选择，甚至有权选择看你的中央电视台。

　　但是，我们中國大陆的媒体就不同了，基本上是一个声音说话，所以，以前出现过关起门来，八亿人民激动兮兮，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解放全世界的奇观。现在当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一个在自己的国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言论自由还有待发展的国家，且不要说在面对世界时会显得过于简单、易于愤怒，容易受伤，而且也是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民众真心地尊重的。

　　还有一个事情不能不提，因为看到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涌上街头抗议西方媒体的对中國的偏见，我很高兴，因为对西方人对中國的偏见，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但我们大家激动之余都不要忘记，西方民众了解中國不仅仅是通过那些西方媒体，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住居在他们 国家的华人华侨以及特别是中國留学生。

　　说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我只希望最后我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也要问自己一句：除了这一次我站出来抗议西方的媒体歪曲报道中國、表达爱国之外，我平时在西方的一言一行和所作所为，是否能够让西方人看到一个和平、文明和尊重人權与普世价值的中华民族的身影？而且我再问一句：通过这次我们全球总动员来举行针对一个CNN的游行示威后，西方媒体也许会有所收敛，但那些媒体的上帝——西方民众到底会如何看待我们？！

　　作者:杨恒均

　　媒体昨天报道，仲共铁岭市委责令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引咎辞职，这是新春佳节仲共献给国人的一份厚礼。

　　铁岭市委在通报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张志国同志法治意识淡薄。应当说这个批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法治是立国之本，遵守法律是公职人员的底线。作为县委书记——几十万人口所在地的一把手，不但应成为遵纪守法的楷模，更应该成为道德美德的表率。身为县委书记的张志国带头不讲法律，滥用职权，怎么可能实现社会健康和諧？

　　纹革动乱结束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必须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为了取得这一共识，中华民族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惨痛代价。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國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步伐。正因为如此，中國大陆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当前中國大陆的诸多弊端，归纳到根本上，就是不能全面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在实践中还有浓重的黨治、人治、家长制色彩。

　　依法治国为什么难以落实呢？原因之一就是存在着 “法律意识淡薄”的大大小小书记。从直辖市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直到县委书记，断不了有触犯法纪，道德沦丧者东窗事发。更令人忧虑的是，“撞上枪口”的书记毕竟是个别现象，恐怕还有更多张志国式的书记不但春风得意地执掌大权，而且还被加官晋爵。

　　书记本应成为社会的楷模，为什么会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呢？

　　有位市委书记说的明白：在家里我排行老三，在这儿我就是老大。书记能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成为凌驾于公民之上，凌驾于黨员之上，凌驾法律之上，凌驾于道德之上的“老大”，才是问题的关键。当年毛澤東之所以铸成大错，就是因为他成了全黨和全国人民的“家长”。如今出事多的地方，大都因为那里的书记成了土皇帝。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如今的体制，书记们一言九鼎。上级顾不上监督，同级互不监督、下级不敢监督，民众无法监督，媒体歌功颂德，纪委装聋作哑，参政黨随声附和，民众的批评和抱怨没有公开表达机会。为了从权力中分得一杯羹人们，将书记团团围住，用尽浑身解数，设下投其所好的无数陷阱，书记们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初二。一旦下水，往往会在违法悖德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也是依法治国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来民众的法治观念日益提高，黨内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法律意识淡薄”的大小书记。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共產黨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模式已经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在新三十到来之际，中國大陆需要解放思想，旗帜鲜明地走“依宪治国”道路。

　　所谓“依宪治国”就是兑现宪法公民权利，让人民成为权力主体，让人民成为监督主体。公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公共平台，便捷地提出批评意见。进而逐步改进选举制度，对于那些无视批评，拒不改正的官员有权提出罢免并选出新的领导人。

　　如果公民可以通过媒体自由评论官员及其政策，如果批评受到宪法、法律的充分保护，而不会受到“老大”们的弹压，乃至專政，官员们一定会夹紧尾巴，老老实实当人民的孺子牛，怎么可能因“法律意识淡薄”，被责令辞职，乃至沦为“阶下囚”？书记们带了头，社会必然健康和諧，老百姓怎能不拥护共產黨长期执政。

　　昨天还看了一则新闻，就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在网上开始了与网民对话。官与民平等地处在一个平台，理性地面对社会现实，交流看法，答复质疑，回应呼声，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尊重，共同探讨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这真是令人鼓舞的大好事。如果能形成制度，作为常态保持下来，宪法政治就会逐渐在中國社会扎下根来。

　　当公民们能做到睁大千万双眼睛，监督权力，督促权力更好运行的时候，张志国式的“老大”们就会逐渐失去栖身乃至滋生的土壤，“法律意识淡薄”的帽子就会一劳永逸地从书记们的头上摘下来。书记们不犯错误了，民众的日子好过了，这不是大家共同期望的双赢局面吗？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作者电子邮件：hdtqz(at)yahoo.com.cn

　　作者:田奇庄

　　一、“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1958年，毛澤東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大公报》有什么“好经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國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一句话就准确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

　　自1902年6月17 日英敛之在天津租界创办《大公报》，中经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联手开创《大公报》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到1941年5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大公报》把中國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峰巅，成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胡适语）、舆论界的“一根柱石”（范旭东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状中说：

　　“在中國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执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國报纸中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國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顽者。”

　　“中國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张季鸾面对巨大的荣誉，发表了《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 ：

　　“中國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地“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是王韬、梁启超以来文人办报的传统，也是《大公报》的传统，是新记《大公报》风靡乱世中國几十年的关键，在整个百年言论史上还没有另一家报纸曾经攀上这样的高度。百年回首，我们依然为此感到骄傲、激动、悲伤，甚至沮丧。

　　二、前无古人的“四不”

　　一百年前，英敛之初创《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标揭“大公”的旗帜，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无黨无偏、直言敢谏而著称。熊少豪在《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中指出“《大公报》创办之始，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雀起，惜锋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

　　卒为某黨所收买，坐是营业日散，销路日减。“但它 ”敢言“ 的精神长久地被人们所记诵。

　　“办报非难，持久斯难，而百折不移卒能发扬光大者，斯尤难之难也。”在中國报业史上能历经风云变幻、几度易主坚持下来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应首推《大公报》。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中断了一年之后终于续刊，发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记公司大公报记者”），提出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黨，亦皆有黨报。不黨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國各黨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黨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则上等视各黨，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獨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自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无论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还是北京的《晨报》等都没有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國。《大公报》作为同人经营的民间报纸，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常说，他们是“文人论政”、“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它的生命线，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它的言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是因为：

　　“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尽到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

　　《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國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评论，仍然会被他们的无私、诚意和勇气所感染，在他们看来这是“现代报纸应尽之职务”，体现了他们“服务社会”的志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深怀文章报国之志”，而没有个人私利的追求，张季鸾《无我与无私》一文说得很清楚 “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大公报人，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三、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张季鸾的三“骂”，他对屠殺青年的抗议，对国民黨“以黨治国”的明确反对这些就不必说了。“九·一八” 之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社评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责亦无法谢国人！”1932年5月5日，国民黨当局被迫与日本签定上海停战协定，两天后《大公报》发表的《愿国民清夜自问》社评直接指出“皆上层社会之罪”，“今执政之人，固昔年从事革命者，其能凛然反省，与民众共同奋斗，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数民众之自为。……真正救国大业，最后必由民众自己完成之。至于现在社会优越地位之人，不从速努力，必尽遭淘汰无疑耳。”

　　1944年以后王芸生开始在重庆《大公报》严厉批评时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他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黨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黨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黨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在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中，他提出“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二十多年间，《大公报》从来没有放弃舆论监督的自觉，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报》发表青年范长江轰动一时的旅行通讯“中國的西北角”，女记者彭子冈为桂林《大公报》写的通讯“重庆百笺”，都生动地披露了社会黑暗、官场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报》就客观报道了红军的消息，并配发短评赞美红军纪律严明。1945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采访米苏里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报道也与其他报纸不一样。仪式结束，虽然笼罩在胜利的狂热气氛之中，国民黨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却“语气沉重”、感慨地对记者说，“今天无论是投降的日本还是受降的各国，都应该忏悔。”

　　1945年11月22日，复刊不久的上海《大公报》如实报道了李健吾、金仲华、周建人、徐伯昕、马叙伦、唐弢、许广平、傅雷等知识分子签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没收取缔书刊行为，恢复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国民黨悍然查封有二十年历史的民间报纸南京《新民报》，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执笔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随后又发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大动荡中，《大公报》对那些侵犯人權、鱼肉人民的恶劣行径，几乎都进行了报道，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等评论）。

　　四、“獨立的人格”与“獨立的发言权”

　　这样的言论、报道决定了不仅常常会得罪权贵、朝廷，而且也遭到过共產黨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报》因为客观报道中原大战，不见容于南、北军阀，在蒋介石的南方被扣（因为4月7日曾全文刊出冯、阎系将领鹿钟麟领衔劝蒋介石下野的通电，其中有“论者谓善言为先生说完，恶行为先生作尽”之句），在阎锡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报》为此在4月24日公开发表启事，公布“警告”内容，并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獨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于否，只有听其自然。”第二天又发表社评《诉之公众》，再次强调“不卖”的主旨，一时名声大震，不到半年，发行量就由3万上升到5万。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对宋哲元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激怒了这位手握大权的平津头号人物，遭到停邮处分。南京、上海报界纷纷发表评论声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芸生发表催人泪下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关惨案”中《大公报》记者高集遭殴打受伤。

　　1947年，《大公报》重庆版8名记者及家属、上海版记者唐振常、驻广州特派记者陈凡先后被捕。

　　这是《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报道“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的必然结局，最后连王芸生也因发表同情学生运动的社评，1947年12月30日的国民黨《中央日报》社论对他破口大骂。1948年7月，连续发表《在野黨的特权》、《王芸生之第三查》等社论骂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桂林《大公报》向贪污宣战，当局几次来报馆抓人，徐铸成说文章是他写的，如果要抓就抓他。

　　李纯青发表一篇言论激烈的文章，国民黨当局要追究责任，胡政之说：“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上刊载，一概由我负责。”事后一句话也没告诉本人。

　　这就是《大公报》坦然直面权势的表现。

　　《大公报》长期坚持国家中心论，在外敌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它的选择已永远载入民族抗战的史册。从1931年，天津《大公报》作出“明耻教战”的决策，长篇连载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國与日本》，到1937年12月14日，上海沦为“孤岛”，《大公报》拒绝送检，断然停刊，同时发表掷地有声的两篇评论《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我们是中國人，办的是中國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从张季鸾在武汉《大公报》发表的一系列震撼人心、影响至深的社评，到1941年12月13日香港沦陷前夕，《大公报》与读者悲壮告别，以“ 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许。胡政之甚至说，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

　　王芸生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黨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大公报》对国共重庆谈判虽然充满希望，王芸生写过《毛澤東先生来了》等热情洋溢的社评，称之为“大团圆”、“大喜事”，但谈判结果一公布，其态度就变得非常冷静——“检读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言说，是满意或失望，只觉得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 11月20日，又发表《质仲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予以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以第三者的立场批评共產黨，《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发表了《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国民黨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共匪’、‘匪军’字样，只用‘共黨’‘共军’，它承认共產黨是国民黨的反对黨，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派范长江去西北采访都是当年罕见的举措。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无论是坚持批评当局，还是批评革命黨的立场，甚至在国民黨败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条道路”。这些完全都是它獨立的选择。既是大公报人又是仲共地下黨员的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獨立思考的。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吴鼎昌离开大公报后“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黨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黨员在报社内部活动。……录用新人必须无黨无派。……大公报称为无黨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獨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產黨员，也没有组织。”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报》社训虽然只有“不私”、“不盲”两条，但并不表示他放弃了“不黨”、“不卖”的追求，他们一贯不接受政治津贴，保持经济獨立，“文章报国”是他们始终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为人垢病的两个“污点”，——官方牌价购买20万美圆外汇、被逼去国民大会签到也无法遮掩《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熠熠光芒。

　　五、“星期论文”的创举

　　作为《大公报》重要言论特色的还有由社外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有人说它与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这是《大公报》所独创，1934年1月1日，《大公报》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每星期天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张季鸾提出这个设想，一是减轻写社评的负担，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从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

　　最初担任撰述只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8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以大学教授及各界名流为主，还包括个别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这一点和《大公报》编辑、记者的情况相似，以无黨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容并包，不少左派记者都在《大公报》成名）。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獨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其中有些文章也作为“星期论文”出现。

　　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拉斯基的《对于中國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一天开始向来请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将“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是《大公报》准备“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这些来自西南联大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联名发表了《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未作“星期论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20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等十位无黨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黨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產黨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这些言论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獨立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大公报》的立场，却是《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理想所在，报纸以言论为重，总编辑主要就是抓言论，自己也笔耕不辍，张季鸾弥留之际还不断与王芸生讨论评论的写作。

　　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

　　这番话不仅是胡政之个人的观点，也是《大公报》始终坚守的信念，——客观公正，超然獨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等。实际上就是追求言论、新闻自由，以实现他们“文章报国之志”。

　　1935年吴鼎昌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离开《大公报》。1941年9月6张季鸾在重庆辞世。整个抗战期间，即使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大公报》还到处开花，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6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9万多份。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20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却差不多是中國报纸所达到的最高记录。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谢世。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执笔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离开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标志着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正式结束。1957年在《光明日报》的储安平、《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之后，王芸生仅仅因为毛澤東一言才逃过一劫，1980年 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众所周知，《大公报》的成功离不开胡政之的经营、张季鸾与王芸生的文章，还有吴鼎昌的资本，但正如老大公报人郭根所说“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在名垂报业史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大公报人的身影，不管他们最后走上了什么路，却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徐铸成、张琴南、范长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盈、彭子冈、肖乾、杨刚、王文彬、张高峰……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今天或者明天，我们都不该忘记他们。

　　时光流逝，这些曾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人如今大都已离开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宝贵生命的，如杨刚、范长江、孟秋江等），《大公报》也早已只剩下香港一家。在遥远的南国繁华喧嚣之中，回望百年，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尘埃，英敛之时代、张季鸾和胡政之他们的时代都已定格在发黄的历史画卷中，但谁也无法抹去这些先人的足迹，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让后人神往不已。

　　来源：傅国涌《文人的底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作者:傅国涌

　　张季鸾被誉为“报人中的报人”，他一辈子办报，对自己的报人角色充满自信，“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他曾对《大公报》后起之秀之一徐铸成这样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正是这份自信成全了《大公报》民间第一报的空前事业。

　　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决非偶然。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黨的《中央日报》，而是以“不黨”、“不卖”等“四不”著称的《大公报》。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会更加引人注目。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能发挥的极限。由他执笔的《中國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这是徐铸成的评价。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他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黨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调解”，抱有一线和平的最后幻想。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他说：

　　“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獨立最小限度之立场”。

　　“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是一声棒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考虑到《大公报》的影响力，考虑到包括蒋介石在内许多政要、将领和名流对张季鸾的敬意和信任国家一时免于陷入“土崩瓦解”之局，应该说与他关系不小。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几十万生灵涂炭，几十万冤魂至今没能得到安息，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偏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國道德之精华。”

　　好一句“为匹夫匹妇复仇”，一篇文字胜过无数炮弹，侵略者嫉恨这位曾穿长衫、被肺结核伤害着的留日学生，我们可以想见。也许70年后，我们已无法体会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时代信息，无法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份血肉情怀，无法理解一个报人和一个时代的互动和所能达到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屹立在言论史上的嶙峋雕像。

　　作者:傅国涌

　　“80后”这代人在很多人的眼里可以被这样几个词概括：自我，现实，个性鲜明，善于接受新事物……那么，已经进入婚恋高峰期的“80后”们在择偶这件人生大事上有着怎样的想法呢？本报记者展开了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幼稚或者盲从。他们的想法不见得都对，但也自有道理。不信？请看本报推出的系列报道《“80后”婚恋现状调查》——

　　“80后”女孩在择偶的问题上，被很多人指为“现实”。对此，她们承认，但不认为是“错误”，因为这是她们给自己未来生活做的规划。近日，记者在50名“80后”单身女孩中做了一个调查，总结出她们的N条“择偶标准”。

　　条件一：身高很重要

　　“身高必须是在1米80以上的。”梁琪1985年生，是个高个子姑娘。她找对象的第一个条件是看对方的身高，“男孩不是也很在乎女孩的容貌么？一个道理。”

　　在调查中，有87%的女孩及其家长表示在意男方的身高，而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又占其中的68%.26岁的大陶在采访中更是直言不讳：“男孩个高，一是形象上好看；二是关系到遗传因素，虽说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可今后一家就生一个孩子，谁愿冒这个险？”

　　条件二：经济基础不能少

　　记者让10名“80后”单身女孩在一起做了这样一个测试：坐在她们对面是10名第一次见面的男士，凭第一感觉和听对方简单的自我介绍，选择出适合做恋人的人选。

　　有趣的是，在测试前，女孩们大多说只要人好，不太注重其他；而实际上的结果是，10名候选男生中，3名经济实力雄厚者得票最多。

　　“不求对方挣很多，月薪5000元以上就行！”说这话的亚亚25岁，月薪2000多元钱，她找对象的标准就是“有钱，有钱，还是有钱。”亚亚说：“第一，经济条件好，能买房、买车、装修，最好什么都不用我付账的，有这一点别的方面都可以降低标准；其次最好长得帅，但如果很有钱的话外貌差点儿也可以忽略！”亚亚说不怕别人看不起自己的想法：“我只是坦率而已。哪个女孩不想找个经济条件好的减少生活压力？”

　　的确，接受调查者中63%的“80后”女孩认同亚亚的说法，18%的人只说“太物质了”，却并不反对。

　　条件三：钱要有，但不能太多

　　“太有钱的不找。”晓伍，1985年出生，大高个，长得也漂亮，挣的工资可以养活自己。条件不错的她，说不上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但拒绝找大款，“太有钱的人靠不住，如果想结婚的话，还是找稳妥一点的好。”

　　26岁的齐芳心中理想的另一半是商人，结果遭到了诸多好友的“迎头痛击”，“她们都骂我傻，说找个那么有钱的人太危险了。”

　　不想找“太有钱”男友的女孩，大多已经工作了三五年，开始审视自己，希望过脚踏实地的生活。她们会从现在谈恋爱想到以后的婚姻，为寻求可靠的婚姻，她们达成了“不找太有钱的人”的共识。

　　条件四：要结婚？得有个房吧！

　　二十五六岁的“80后”女孩在找对象时，自然会联系到结婚。“你不想，家里人也会替你想。这个时候，‘房子’就会变得很重要。”89%的女孩，表示很难在“房子”问题上让步。

　　小寒告诉记者，自己和以前的男朋友都已经谈婚论嫁了，最后还是分手了，“因为在房子的问题上谈崩了。”谈崩那天，在场的除了一对恋人还有双方的父母。“他家说要么贷款买面积小一点的新房，要么全款买个二手房。”这让小寒妈觉得委屈了女儿，便提出要两家各出一半钱，然后写女儿的名字全款买新房。“他家觉得受到侮辱似的，我家觉得他们太要面子，就崩了。小寒最终选择了一个有房、有车、家庭条件不错的人嫁了。”尽管我知道以前那个男友对我更好一些，但这就是现实。“

　　“80后”男生也佐证了女生们的选择，他们很多人的父母攒钱不敢花，就等着给儿子买房子，娶媳妇。

　　条件五：家是本地的，工作是稳定的

　　这两个条件，被大多数调查者接受。女孩琳琳说朋友给自己介绍对象时，自己首先问对方家是哪里的，“要是外地的，我就连面都不见了。”琳琳并非沈阳人，由于工作关系在沈阳生活，把父母也接过来一起住，“如果两个人是一个地方的，以后就省去很多麻烦，还可以互相帮衬一把。不过话说回来，人家看我是外地的，所以我也不好找。”琳琳说这就是自己眼瞅着要29岁了，还找不到对象的原因。

　　“工作稳定”同样很被看重。晓丽是名女研究生，和同寝女伴讨论心目中男朋友的标准时，业务员等行业被4个女孩集体“pass”，相反公务员、医生、教师这样的职业则大受欢迎。

　　“因为我们长大了，找对象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结婚，所以就现实了。能平平淡淡地生活就好，毕竟大富大贵的是少数人。再说，想找那样的人，是不是也得看看自身条件？”

　　条件六：身体要健康

　　条件七：懂得孝敬父母

　　条件八：父母最好有固定收入

　　条件九：性格要好，会体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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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N：要真的爱我

　　如果说，前面那些标准过于“物质化”，那么最后这条则完全是“精神化”的，而且这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一点，100%的被调查者都强调很重要。

　　那个以“有钱”为择偶标准的亚亚，真正的现状是：相处三年的男朋友既不帅也没有很多钱。“你怎么不和他分手？”记者问。“因为他知道我爱吃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我受伤了只有他会保护我，虽然他能力不强；我犯错误，他也都能包容我。”

　　女孩冯乐乐对记者说：“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一代太现实，但实际上女孩一般最看重感情。还说句最现实的话，如果没有感情，对方再有钱又能给你什么？”

　　“不能否认的是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及学历也是女孩们要考虑的。很多男性说现在没钱没房根本没人肯嫁，可是这也不能怪女孩。”26岁的赵南南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了，谁的家里都一个孩子，父母以后得靠我来赡养，我总得找一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来帮帮我吧，婚后的生活质量即使不能上升，至少也不能下降。”

　　如果说，前面那些标准过于“物质化”，那么最后这条则完全是“精神化”的，而且这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一点，100%的被调查者都强调很重要。

　　那个以“有钱”为择偶标准的亚亚，真正的现状是：相处三年的男朋友既不帅也没有很多钱。“你怎么不和他分手？”记者问。“因为他知道我爱吃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我受伤了只有他会保护我，虽然他能力不强；我犯错误，他也都能包容我。”

　　女孩冯乐乐对记者说：“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一代太现实，但实际上女孩一般最看重感情。还说句最现实的话，如果没有感情，对方再有钱又能给你什么？”

　　“不能否认的是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及学历也是女孩们要考虑的。很多男性说现在没钱没房根本没人肯嫁，可是这也不能怪女孩。”26岁的赵南南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了，谁的家里都一个孩子，父母以后得靠我来赡养，我总得找一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来帮帮我吧，婚后的生活质量即使不能上升，至少也不能下降。”

　　来源：沈阳日报  记者：王靖瑄 郭瑶

　　作者:王靖瑄

　　中國媒体遇到重大灾难，最喜欢用“百年不遇”来形容。“百年不遇的”的洪灾，“百年不遇的”的虫灾，“百年不遇的”的旱灾，“百年不遇的”的火灾，“百年不遇的”的风灾，从来不提“百年不遇的”的人灾。用“百年不遇的”来定义灾祸的好处真多：能让老百姓原谅政府的无能和失误，让政府发更多的救灾款来贪，在抗灾表彰大会上获得黨和国家更多的荣誉奖励，让庸官贪官的乌纱帽戴得更久一点。

　　大难临头，你干啥去了？

　　安徽省阜阳市的“大头娃娃”事件一出，温总理拍案而起，全国百姓一片怒骂声。全国33家奶粉厂上了黑名单，其中有全国获奖的名牌奶粉。大家都在质问：他们怎么能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勾当？那些检查部门干啥去了？那些主管部门的领导干啥去了？

　　当记者向阜阳市主管卫生的市长问同样的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不了解情况，我们遇到“百年不遇的”的洪水，大家都忙着救灾去了。“毒奶粉”的丑闻被压了两年，这是逃避责任的理由吗？

　　当年长江爆发“百年不遇的”的大洪水，中央质问四川省的官员，怎么搞得？回答是滥砍滥伐造成的。中央问：“林子砍光了，你们干啥去了？”大兴安岭火灾，中國最北的城市莫河被大火吞没，五天后全国的老百姓才知道，举国哗然：拖了这么久才报道，你们干啥去了？去年SARS疫情的蔓延，是地方政府捂盖子的结果。世界舆论、国内的民众都想知道，国家养了那么多的医生、防疫部门，你们干啥去了？

　　今天发现“毒奶粉”，明天查出“毒豆奶”，后天冒出“毒牛奶”，中國要出多少可怜的“大头娃娃”才会完？那些“大头娃娃”长大以后一辈子受“毒奶粉”后遗症的影响，我们的后代问我们：你们那时干啥去了？我们将如何答複哪？

　　谁是最弱势的群体？

　　大家天天谈“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的困境倍受社会瞩目，《中國农民调查报告》中描述的农民的艰难处境和冤屈催人泪下。人们将天真无邪的婴幼儿比作天使。可谁想过，弱势群体中还有比婴儿更弱的吗？还有比婴儿更需要关怀照顾的吗？

　　中國媒体被层层设防的情况下，我们都经常从报纸电视、网上读到看到虐待、丢弃或贩卖女婴的报道，可想真实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大庭广众之下将自己亲生骨肉扔到粪坑里，这样的母亲连动物亲子的本能都丧失殆尽，你能完全归罪於贫穷无知吗？

　　看看城里人是怎样对待婴儿的吧！

　　有条件的，请保姆照顾婴儿，很多婴儿甚至出国的小留学生都是保姆抱大的。保姆几乎100%来自贫穷的农村，上过小学就算高学历。我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受过教育的人，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宝贝疙瘩交付给素质低下的保姆哪？让保姆去做他们最反感的事。面对我的指责，人们会摆出一大堆理由辩护。如果年轻夫妇说自己看小孩，周围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你：“你行吗？”奇怪！小鸟、母鸡行，人怎么不行？人类的抚育功能退化了吗？

　　收入低的双亲心安理得地靠老人照顾孩子，老人们没用受过任何现代育儿辅导，完全延续老一套方法去养育孙子孙女，如夏天穿很多衣服，有病乱投医，乱喂食物，无端斥责幼童或溺爱。这能怪老人家吗？如此下去，你认为我们的民族会一代比一代进步吗？我一想到许多懒惰的年轻人自己呼呼大睡，却让高龄的父母半夜起床喂婴儿，心理就非常难过。这样对待婴儿、老人，负责任吗？有一点爱心吗？

　　不久前台湾对小学生进行家庭调查，46%的小孩子认为与父母没用感情交流，他们最想父母为他们做的是，不是给钱，而是多花些时间陪伴他们。想想中國的状况吧！小学前后由保姆、老人陪伴，中学住校，中國父母认为，与那些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相比，自己的孩子够幸运的了。中國父母真了解他们的子女吗？

　　是慢性杀人，是集体谋杀

　　在中央禁止各地出售低质奶粉之后，记者发现很多地区的商店照卖不误。记者实地攷察后，发现“毒奶粉”的品牌、生产劣质奶粉的厂家不止33家，上昇到近60家。买几包“奶粉”一冲，清淡如水。对厂家进一步调查的结果是，“奶粉”营养不足国家规定的九分之一，根本不能叫奶粉，只能算作可乐那样的垃圾饮料。同一产品，分成婴儿、少年、中年、老年不同名目包装，受害的不只是婴儿。慢性杀人的受害者可能是婴儿、学生、成人、老人。让我想起，北京记者发现非常昂贵的“进口”治癌药，竟是出产於京郊一家简陋的乡镇企业。很多癌症病人用假药，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

　　“奶粉”的成分全是假的，包装上列出最权威的检验证明也是假的。低质奶粉基本上是来自东北、内蒙、浙江沿海一些地区，这些地方的生产厂家占到70—80%，可以说是假奶粉的发源地。因为人们知道本地奶粉是垃圾产品，不买本地生产的奶粉。所以厂家在包装上印着不同地区的厂名。人的黑心比“毒奶粉”还毒。50多家毒奶厂干同样的勾当。工厂、商店、检查部门、地方政府，大家难道都密谋好了吗？这是彻头彻尾的骗子行为，是“百年不遇的”的集体谋杀。

　　贩毒、巨贪、强奸等案，法院判死刑如利刀切豆腐，而发生这么没人性、祸害后代、规模空前的慢性杀人事件，目前没用听说什么人被判刑。是不是该抓的人太多了？以后，还有什么药、什么食品、什么补品人们敢吃哪？

　　谁是最弱智的昏官？

　　中國经济繁荣的同时，为何社会的弱智现象越来越多？汙染环境的野蛮生产；发生“百年不遇的”SARS，昏官们象头上长赖疮拼命捂着；为争温饱，再兴毛澤東热，忘了过去的国难和罪孽；为发展城区，强行拆迁市民房屋；为办奥运，掩盖环境恶化的真相。

　　恶卖全国的“毒奶粉”，是中國 “百年不遇的”的弱智行为。象无法根除的豆腐渣工程，众多不可思议的弱智行为怎么会发生的现在哪？作家谭甫成写《恶俗时代》，宣告中國恶俗时代的到来。哪里只是恶俗？是恶贪、恶赚、恶占、恶斗的时代。“百年不遇的”的弱智行为多年猖獗的原因之一，是中國有很多“百年不遇的”的弱智官僚。你不信？

　　阜阳市在表彰“毒奶粉”厂家出钱赔偿的大会上，市长激动地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群众深深体会到大家庭的温暖。”呸！真肉麻！她怕自己丢官，以为人们会象以前，听得热泪盈眶。

　　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不辞职时，她竟厚颜无耻地说，希望人们理解，让她继续干下去，在工作中改正错误。你能用那一点赔款来平息人们的愤怒吗？你能让那些“大头娃娃”体谅你的失误吗？

　　“恶俗时代”的芝蔴官脸皮恶厚！

　　中华民族出了什么问题？

　　死去的“大头娃娃”击活了人们迟来的愤怒，击活中國人“百年不遇”的怜悯之心。如果所有“大头娃娃”只是头大而不死，也许等到“大头娃娃”的后代生出一代代的“大头娃娃”，“天使杀手”的罪孽也不会真相大白。人们还以为头大是遗传呐。

　　用“不见棺材不落泪”形容我们国人的心态行不行？不行！因为有些中國人见了棺材也不落泪。还记得去年SARS之初吗？人们对死人的态度完全不同。一位中國的离职高官在香港慢条斯理地放了一堆狗屁：中國那么多的人，死几百个，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从媒体、互联网、朋友交谈中，我发现当时有这样“广阔胸怀、临危不惧”的人很多啊！在北京市民喘气都要小心翼翼的同时，张文康以人格担保“中國是安全的”。那些被SARS夺去生命的人如在天有灵，听到昏官们的胡言乱语，看到世人的冷漠，将感到多么淒凉啊！谁去关心中國几百万被大众抛弃、活鬼一般等死的爱滋病人哪？“大头娃娃”的死再次让中國人的公信度降到零。

　　生育需要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本能。就是因为这种原始的本能才让不怕死的中國人低下头。断子绝孙是中國人最害怕的赌咒。很多年前，山西省中部阳泉曲地区受到成千上万座土焦炉的浓烟汙染，中央从国外提供的卫星图上得知那一带上空浓烟滚滚，还以为是森林大火，立刻电询。当地官员感到莫明其妙，因为森林早就砍光了。地方政府从劝说到强行拆除，焦炭工和家属拼死抗争。直到人们发现所有女人都不能怀孕生育，人们才含泪拆除所有土焦炉。

　　人们生存的本能驱使人们的贪欲发展到疯狂的地步。哪里管道德沦丧？哪里顾得上步步逼近的灾祸？刀架在脖子上都要赚钱的民族，无视生命价值、父不能传子、女不能效母的民族，那么多人参与坑害下一代的民族，难道你不认为出了什么问题？让有些狂热的“爱国者”一下子接受中國社会的真相，当然是很痛苦的事。难道要等到那些丧尽天良的财迷们毒到你的婴儿的时候，你才认为有问题吗？你才会愤怒吗？

　　作者电子邮件：richlandnz(at)hotmail.com

　　2004年5月1日

　　作者:丁闻雨

　　最近，我读了笑蜀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深圳那把火烧出纳粹的幽灵”，此文载于“博客中國”，另一篇是“‘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该文载于“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前一篇文章，笑蜀先生完全站在弱者的角度，面对强权发出了愤怒的呐喊，令人感动的同时，也不由露出敬佩的微笑，因为，中國的大多数人面对强权，只会一味的沉默，默默忍受着强权的肆虐，承受着不堪承受的精神苦难，但笑蜀先生却一笔独出，愤怒的砸向强权横行无忌的欲望的火焰，显示了一个勇敢者的精神风采。

　　如果没有后一篇文章，或许我对笑蜀先生能保持持久的敬佩，因为，笑蜀先生的前一篇文章，真可以说是一个为弱者而战的精神符号，是值得尊敬的精神符号，然而，认真把笑先生的后一篇文章读下来，我一下茫然了。这两篇文章，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前者是捍卫弱者，追寻法理的檄文，而后者，却是践踏法理，践踏人类文明之理，践踏社会道德，显得才华横溢的妙美之文，比如：“　他们的这种自我感觉令人憎厌，但却不是空穴来风，”穷人话语“在当下中國确实生猛。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格局，注定了穷人必定在言论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缺位，必定在利益博弈中缺位，穷人因此没有通过自己的集体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体制通道，只能陷于绝境。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穷人的这种悲惨遭际，对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有了”感动新闻“的空前繁荣。以言情剧笔法，铺陈底层离奇的悲情，以此赚取受众的滔滔眼泪，在主流和不那么主流的媒体中，几乎形成为一个产业。而在言论界，”穷人话语“同样空前繁荣。穷人就是天然正义，为穷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幻化和自我幻化为正义的化身，很容易赚来喝彩。”穷人“因此成了言论界的香饽饽，穷人话语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磅礴不绝。”这段话给我的感觉，一是精美，二是矛盾，其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地方是，１、同情弱者。２、对为弱者言的人痛加鞭打。

　　造成笑蜀先生这种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久久思索，久久不得其解，因为，一个人在不多的文字中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价值倾向说明了什么？想得久了，我突然明白：笑蜀先生其实有两套截然相反的价值系统，一套是为弱者的，一套是为强者的，按其利益需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要道德，不要良知），该出哪只皮槌出哪只皮槌，而出皮槌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手段的后面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可惜的是，在同时面对两种价值观时，其本真的东西才会显露出来。

　　两套矛盾的价值观同时存在，相互否定，形成了笑蜀先生价值体系相互打架的独特风景，这种风景意味着笑先生人格价值的分裂。

　　据说，笑先生是国内一家大报的领头人，本该有一个完美的人格价值体系，但通过读笑先生的两篇文章，我不由感到迷茫后的悲哀，因为，在没有平等、民主的心态下，自由的奔向皮槌后的目的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现象。

　　２００７- ９- ６

　　田忠国，系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作者:田忠国

　　杭州信息网新闻原文：优秀共產黨员徐新贤因公牺牲

　　本站最新消息：临安市清凉峰镇黨委书记、优秀共產黨员徐新贤日前因公牺牲。徐新贤书记因忙于公务，日夜操劳过度，终因体力不支，牺牲在小车上，同时牺牲的还有该镇优秀妇女干部一名。据悉，徐新贤书记和该名妇女干部在小汽车里谈论公务，因汽油燃尽，空调断电，车内闷热严重，车子又是停在车库里，二人为了解热，脱光了衣服裤子，还在坚持谈公事，一直谈到牺牲为止。有这样认真负责的好书记，清凉峰镇的老百姓是幸福的。书记时刻为人民办事，牺牲前还在亲自做妇女工作，他的事迹，人们都记在了心里。

　　杭州信息网上的一条新闻《优秀共產黨员徐某因公牺牲》７月３日就上了网，８月初被网友发现，广为传播。清凉峰镇的这位徐书记在去世一个多月后，忽然成了网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这条消息是实事求是的”

　　“当时我们离现场只有１００米，什么情况都看见了。”杭州信息网创办人之一范先生说，他家就在临安，事件中的男女主人公他都认识，当时他们确实是赤身裸体地在同一辆车上。和范先生在一起的还有来他们网站实习的一名学生张某，张某后来写出了这条新闻。

　　“这条消息是实事求是的。”最后范先生同意了刊发。

　　“杭州信息网”的访问量并不高，这条语焉不详的新闻在其网页上挂了一个月并没引起什么反响。８月６日，有网友在新华论坛发帖，贴出了那条新闻的截屏图。很快，这条新闻被网友们转贴于各论坛、博客，一时成为互联网上的热点，徐某甚至跻身百度搜索十大风云人物，也就是说，至少在网络上这两天他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网友也在质疑新闻的真实性，有人断言这是假新闻，“根本就是恶搞”。也有网友大赞该网站太有才了。

　　并非官方媒体

　　记者采访得知，杭州信息网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也不是媒体。此前，该网从没有自己采写发布过新闻，网站在当地影响也不大。而这一条“独家劲爆”的新闻在被删除前已经得到了几万个点击，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一篇文章。

　　７日，杭州信息网接到有关部门来电批评后删掉了那条新闻。范先生说，网站已经开除了实习生张某，但网站也已向张某做出保证，不需要他承担任何责任。

　　８日，受到批评的该网发了一则“镇官徐某信息更正”，“更正”延续了“新闻”的风格，点击很快也上了几万，很快，更正也被删除了。

　　当天，网站再次发出另一条更正，９日，又发出“站内消息”，请大家不要再议论此事，但这些具有独特文字风格的消息每一次都成为网上新热点，很多网友追看杭州信息网任何信息，并随时转帖。

　　有网友评价该网是“本年度最幽默的媒体”，也有网友批评该网不严肃。

　　两人裸死车内

　　对徐某之死，７月初曾有媒体做过报道。报道援引清凉峰镇官员的话说，镇黨委书记徐某和妇联干部潘某２人已经死亡。警方６月３０日在一个车库的私家车内发现两人的裸尸，排除他杀可能，“死者家属拒绝收尸，于是草草火化。”报道称，此事在当地家喻户晓。

　　报道称，当时杭州地区气温高达３５℃以上，临安知情人士认为他们是在车内苟合，因车库内空气流通不畅，导致２人严重缺氧死亡。

　　南方都市报记者　丰鸿平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丰鸿平

　　近几年来，有关医药医疗、医疗器械、丰乳瘦身、美容减肥等广告宣传无论在电视里、广播中、报纸上大有铺天盖地、泛滥成灾之势。商家与媒体狼狈为奸，穷尽一切广告宣传之手段，付之以颠倒黑白、不分皂白、指鹿为马、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之能事，无视法律，无视人民的身心健康，把市场搅得天昏地暗，真假难辨。

　　可以随意举出实例，窥一斑而见全豹：亮甲、清华同方牌视康仪、华汉针神牌诊疗健身仪、氧立得系列多用途便携式制氧器、紫环牌颈椎治疗仪、肠乐帖、亲密爱人牌纳米银医用妇炎栓、纳米远红外痛帖灵、周林频谱保健治疗仪等等。这些产品有的未经审批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有的篡改内容，加入大量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言，利用患者的名义、公众人物的形象欺骗误导广大消费者，严重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

　　我国市场为何如此乌七八糟、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呢？笔者以为至少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分配制度不公

　　此处所谓分配制度不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配不公，是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国家富了，但在水涨船高的情形下，百姓的生活水准却并未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即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未惠及百姓，原因在于国家一直与民争利。政府打着诸如“中國国情、初级阶段、国际接轨”等旗号，使百姓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二十几年来，政府一直崇拜ＧＤＰ，综合国力确实增强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现在我国已超过英国，ＧＤＰ位居世界第四，仅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可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位居世界第四了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贫富标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万元户就能让贫民百姓唏嘘不已，如今上百万、上千万的富翁不能说多如牛毛，却也实实在在地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总以忆苦思甜的方式去让人民满足，拿现在的标准鄙夷过去的苦难，我们要勇于承认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四，而人民生活却仍未有温饱的严酷现实。这巨大反差的根源既——国家与民争利。有幸的是，黨和政府现在对此也有所认识。

　　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违法的、灰色的、阴暗的现象最终都与分配不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的罪恶均发自不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

　　二、经济利益驱动

　　鄙夷贫穷，追求富足是人类的天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当媒体放眼四周，改革开放后，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随后石油化工、电力通讯、房地产业、教育医疗等垄断企业利用手中行政的及其垄断的资源后来居上，媒体再也按耐不住趋富的激情与冲动，终于摇起了属于自己垄断的摇钱树——广告产业，加上国家财政不再拨款扶持，政府又鼓励媒体产业化，自负盈亏，这愈发激起媒体向广告要钱，向广告要效益的无穷欲望。于是媒体在自负盈亏的同时其从业人员的腰包也鼓起来了。要做广告吗？来吧，多多益善。只要双方价格达成一致，便皆大欢喜。不然为什么各种报纸拿出三分之一强的版面刊登广告？不然为什么各级电视台狂轰乱炸般地一遍又一遍广而告之？不然为什么一到夜晚所有广播频道都在喋喋不休推荐灵丹妙药为情愿的不情愿的听众医治阳痿早泄等性患疾病？

　　媒体是否明白自己在利用优势垄断了广告产业，为其小团体的一己私利发家致富。常识告诉人们垄断一定沾满血腥，垄断注定属于非法。

　　三、职业道德沦丧

　　更令人气愤的是，媒体似乎不关心广告商的广告的真实性，也没心思去审查广告的合法性，而这两点正是媒体的职责。因此媒体在客观上草菅了人命，无视百姓的生命与身心健康。新闻媒体的天职是什么？就是把天下事物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在第一时间告知读者，告知听众，告知观众，同时肩负起舆论监督的职责。现在媒体对广告商的态度，只要给钱让我怎么帮你宣传鼓噪都可以。哪管广告的真实性，哪管虚假广告的危害性，我把腰包鼓起来再说。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对民族极其不负责任。难道不是吗？难道作者说了过头话？试看：亮甲、清华同方牌视康仪、华汉针神牌诊疗健身仪、氧立得系列多用途便携式制氧器、紫环牌颈椎治疗仪、肠乐帖、亲密爱人牌纳米银医用妇炎栓、纳米远红外痛帖灵、周林频谱保健治疗仪等等，哪个不是通过媒体向大众传播的。试问媒体在做广告之前，负责任地核实过广告内容的真实性了吗？负责任地监督过广告的合法性了吗？如果媒体核实了并监督了，天底下哪来的这么多害人的虚假广告？！真是害人不浅，丧尽天良！试问媒体的职责哪里去了，良心又哪里去了？试问媒体还有何颜面去监督别人、鞭挞别人！但凡有一丁点良知，有一丁点职业道德的话，媒体应该感到脸红心跳！

　　四、法律制裁缺位

　　面对各种媒体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式的虚假害人广告，相关职能部门又是怎样作为的，法律制裁是否及时到位？遗憾的是，这两方面实在让人无法恭维。相关行政管理机关为何该出手时不出手，该作为时不作为，而听之任之，睁只眼闭只眼，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试想为什么违法者胆敢在管理者鼻子底下玩火，而管理者对漫天虚假害人的广告竟装聋作哑，熟视无睹，态度暧昧，打击不力，其原因在于两者有共同的利益，利益所系，必然导致官商勾结，同流合污，以行政的不作为，削弱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中饱私囊。进而侵犯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局面；另外立法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关法律惩罚不严厉，使得违法者藐视法律，无视法律。因此，立法必须严谨，尤其法律惩罚力度必须要严厉，对那些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身心健康的广告商及利益熏心职业道德沦丧的媒体给人民、给社会造成恶果的，两者应当负同等的法律责任，予以同样严厉的法律惩罚，给他们以致命的重创。甚至在惩治这两者时，要更加严厉地惩罚违法的媒体，因为一切害人的恶果都是通过媒体传播出去，没有媒体的允诺与支持，假冒伪劣的广告就无法出笼，就无法堂而皇之地去污染人们的眼球。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绞杀黑心媒体，不如此，人民的合法权益就得被践踏，行政管理就得混乱不堪，永无宁日。

　　绞杀黑心媒体，不如此，人民的合法权益就得被践踏，行政管理就得混乱不堪，永无宁日。

　　作者:迷人的海

　　时下的某些“新闻”实在让人困惑。某歌星产下一个极其平常的女儿，某些媒体不惜笔墨篇幅，连篇累牍的报道。然而，这是新闻吗？我想，如果她产下的孩子是个医学界少见的畸形儿，可以是新闻，以引起科学界的重视。

　　笔者非新闻工作者，更非这方面的专家。但老百姓看“新闻”，还是有尺度的。

　　由此想到不久前某媒体报道的“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这则“新闻”。其新闻标题是：“某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让人敬佩”。其实，类似这种报道以前看到很多。而每次看过这种“新闻”，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我们共產黨的干部，在任何位置上，他的身份首先应该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任时应该为人民服务，退休后与其他百姓完全一样，当然按规定可以享受一定的退休待遇。上面提到的某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也值得媒体喧嚷一番？还说“让人敬佩”！我想，老百姓真不知道应该敬佩他什么？

　　老百姓这样理解，退休后的官，就应该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一个普通老百姓作出了某种贡献，这种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太多了。况且，高官退休后，凭借千丝万缕的老关系，办起事来不知道要比普通老百姓容易多少倍，因此他们办成这种那种事情，没必要大做文章。

　　“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如果算新闻的话，其潜台词至少有三条：

　　１. 在我国，一旦成为官，尤其是高官，其身份就改变了，与老百姓不一样。所以这个官退休后为老百姓做了某种好事，就是新闻，应该宣扬，使其成为其他官员的榜样。

　　２. “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没有继续当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所以应该宣扬。

　　３. 我国的高官思想觉悟普遍不高，应该让这位副省长树立一个榜样。

　　对政府官员，老百姓用纳税钱养起来的公务员，尤其是在工薪、福利和享受方面比其他人员高得多的高官，要求当然应该更高一些。这些官员在任时，尽心尽责为人民服务是份内的事，离任退休后，为老百姓做些好事也是应该的。

　　美国第３９位总统吉米·卡特，年青时做过木匠，总统卸任后回到故乡，一面撰写回忆录，一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即使７０岁高龄时，卡特夫妇还参与“人类住房”计划，这是一项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付得起的住房的世界性工作。卡特每年至少用一星期的时间，穿上蓝色牛仔裤，系上木工围裙，为穷人盖房造屋。而他的夫人则花很多时间帮助精神病患者。美国媒体对此并无特别宣扬，认为这很正常，退休的总统就是平民，他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与其他老百姓这样做没什么两样，不成为新闻。

　　为官一任，退休后解甲归田，我国古代就是如此，所以媒体在报道选题时应该慎之又慎。如“某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让人敬佩”，如果真要敬佩他，岂不是把对这位副省长的要求降低到普通老百姓下面去了吗？因为现实生活中无数像这位副省长一样作出贡献、或者贡献比他还要大的老百姓大有人在，而并不为广大媒体所重视。

　　显然，将“某副省长退休还乡作农民让人敬佩”作为正面新闻报道，其社会效应是适得其反，客观上让国家官员游离在老百姓范畴以外，将他们列入一个特殊阶层，因为老百姓退休后许多人也量力而行在默默为社会作贡献，而后者却很少受到媒体关注。

　　媒体报道都有既定的目的，但标准起点应该搞清楚。某副省长退休后回到农村当农民，没有选择继续当官，这无疑是一种高风亮节，但这正是一个共產黨干部起码拥有的品质，是应该做到的，丝毫谈不上“让人敬佩”。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退休后为老百姓做好事，美国媒体并未大肆宣染，这并不影响卡特的良好形象，因为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更具有社会效应。相反，如果媒体一再宣传，生怕老百姓不知道，或者希望其他官员效仿，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再来谈什么是新闻。例如，一般动物的繁殖，是非常普通的事情，而几年前小羊“多莉”的诞生就轰动了全世界，成为各国媒体的新闻，就是因为“多莉”是用细胞克降出来的，它标志着生物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同样，妇女正常生孩子，这不是新闻。但如果这个妇女生下一个非人类，这肯定是新闻。

　　显然，写新闻应该有一把尺子，这就是，新闻必须有新意。尤其在建设社會主義的中國，新闻应该起到启发人们积极向上的作用。

　　其实，就拿某歌女产女的“新闻”来说，国内的一些“明星”，除了追星族和某些记者，全中國有多少人知道和在关注他们？

　　社會主義国家的媒体应区别于西方国家。要不，让这种所谓的“新闻”放在媒体上，企图强制吸引公众眼球，其本身可以构成新闻。

　　作者:溪人

　　经常看新闻，看得多了，便发现一些怪现状。信手拈来如下几种：

　　一曰“大报”不大，“小报”不小。人们对当今的报纸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区分，将黨和国家机关主办的日报称为“大报”，而把部门主办的晚报、早报、午报等等之类称为“小报”。众所周知，一张报纸办得如何，发行量是重要甚至唯一的检验标准。套用著名的“猫论”来说，“不管大报小报，捉住读者就是好报。”按说，“大报”由于具有特殊的地位、名声和权威，其发行量应该是最大的（过去几十年就是如此）。可我在京城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报摊上，却奇怪地发现没有“大报”的尊容，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小报”。我问摊主们为何不卖堂堂有名的“大报”？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报摊上自己掏钱买报纸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怎么会买‘那样’的报纸？”而且，据一个在相当级别的“大报”就职的朋友透露，尽管他所在的报纸是名副其实的“老大”，而且有高层“红头文件”和各级组织帮助发行，可发行量仍然呈逐年下降趋势。与许多大都是自费订阅和自办发行但发行量很高的“小报”相比，他们感到“汗颜不已”。至于为何出现如此怪现状，办报纸的和读报纸的都是“哑巴吃饺子”，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装聋作哑罢了。

　　二曰正刊不“正”，副刊不“副”。报纸的正刊好比是或鸡鸭或鱼肉或海鲜之类的“正菜”，而副刊只不过是一碗汤或一道点心之类的“配菜”。那么读者喜欢“吃”什么呢？我发现许多人看报纸的“口味”都很怪，无论报纸的头版头条多么醒目，可他们从不“正眼”相看??有的一目十行地瞄一下标题，有的则干脆不屑一顾；而他们对于副刊却情有独钟，急切地在众多版面中找寻她的面孔，见到她就如饥似渴爱不释眼。然而我想，无论哪家报纸，绝大多数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花费在“正菜”上，而价格昂贵的“正菜”竟然无人吃，岂不是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精神食粮的浪费和物质食粮的浪费同样都是犯罪啊！

　　三曰“黄金节目”无人看。电视的黄金时间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据说在某大牌电视台黄金时间做广告，一秒钟以万元计。因此可想而知，电视台的编导应该用最高超的艺术手段，制作出最好的“黄金节目”，以便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从而扩大电视收视率进而提高广告收益水平。然而我发现，许多观众都不喜欢所谓的“黄金节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要么安排的是“形势大好”的新闻节目，要么播放的是“莺歌燕舞”的晚会和“一个旋律”的电视剧，而观众对这些新闻早已耳熟能详，对这些晚会和电视剧也感到枯燥无味，因此每在“黄金节目”期间，观众要么是拿着遥控器频频换台，要么是磕瓜子聊天解闷，要么是乘机出门遛弯散心……

　　四曰“现场直播”无现场。顾名思义，现场直播是在电视工作人员在事发现场直接转播的新闻节目，这种新闻节目因其真实性和快速性，广受观众欢迎。可我发现，有些现场直播却在真实上大打折扣??譬如某电视台现场直播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况，可此“现场”非彼现场，主持人就坐在自家演播室里，和几个嘉宾“谈笑风生”；寥寥无几的几个现场画面还是从国外电视节目中检（剪）来的，观众根本看不到“硝烟弥漫”的现场。还有的电视台在现场直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外事活动时，对现场进行了“加工”和“处理”，使观众看到的都是“正面”现场。我有次意外发现某电视台现场直播国家领导人在西方某国访问进行演讲时，可能是工作人员“一不留神”忘记进行“加工”和“处理”，竟然将前来现场抗议的场面“暴光”了。据说后来这被当作一件重大“政治事件”，有关人员受到了严厉处分。不是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么？如此回避真实的“现场直播”还有什么意义？

　　五曰外电报道都是“天灾人祸”。古人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我发现如今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在报道天下事时，除了众所周知的美伊战争、巴以冲突、拉登恐怖等等热点，其余要么是洪水泛滥、暴风袭击等等之类的自然灾害，要么是汽车相撞、火车脱轨等等之类的交通事故，要么是入室抢劫、拦路强奸等等之类的恶性事件……也许某些外国在报道我们的新闻时也是如此，故而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过，不是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么？可为何新闻报道如此“离题”甚远呢？！

　　……如此怪现象还有很多，人们已见怪不怪了。

　　近日看到一则报道，一个名为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国际机构，在第三次全球新闻自由的年度调查报告中，对１６７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进行排名。结果中國大陆名列１６２，倒数第６位，比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还低１４位。而香港虽然排在第３４位，但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居第一。（引自《凤凰周刊》２００４年第３２期）我猜想这则报道在我们的“大报”和“大台”上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大报”和“大台”上看到这样的消息，那么我们在无国界记者组织进行的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排名中，名次一定不会像现在如此落后。

　　作者电子邮件：yz1819@sohu.com

　　作者:杨学武

　　众所周知，国内媒体因受政府控制，秉持“舆论导向”，尽可能“正面报道”，营造一派“光明”。如此严密防范，稍不小心，还是暴露出众多丑闻的蛛丝马迹。

　　国内新闻之一：一部运油车在某地出了车祸。当地村民一涌而上，看场面，似乎是争相抢救受伤的司机。却不然。他们是在抢油，大桶小桶，争先恐后，七姑八嫂，全家上阵。有的甚至出动农用车，边抢边运走。无人理会身受重伤的司机。货主、村支书、警察等先后上来劝阻，均无济于事；又拦截过往车辆，试图将重伤的司机送往医院，却没有一部车停下来。最后，被耽误了抢救时间的司机，不治身亡。

　　国内新闻之二：广东省某山区公路拐弯处，车祸频发。出事车辆多数载有到山里游玩的广州市民。交警调查，十分纳闷：该地段并非很陡，司机也都具有丰富经验，为什么车祸不断，而且出事现场总是惨不忍睹？深入调查后，才发现，原来是当地村民故意在马路上泼汽油，令汽车打滑失控而出事。翻车后，村民出动，大肆抢劫。而且有人规定好价格，每车５０元，村民排起长队，轮流交钱抢货。至于受伤的游客，则无人问津，许多游客因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人为的车祸！有组织的抢劫！广州市民曾每年向该山村提供捐助，绝没有想到：得到的，竟是这等回报！

　　据说，这类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不算“新闻”。京石高速公路附近，一些村庄就专门从事这种“行业”。人为制造车祸后，村民什么都抢，连增值税发票都不放过。

　　国内有旁观者对此感叹不已，并拿日本人与中國人做比较：日本人非常有纪律，严格遵守法规，晚间行走在大街上，如果见到红灯，即便没有车辆过往，马路空空，他们也绝不会径行穿越；吃完食物，如果见不得垃圾桶，他们会将垃圾一直带在身上，直到进入宾馆。这些行为的背后，无疑是日本人远高于中國人的道德水准。尽管日本人对我们点头哈腰，极尽礼数，然而，如果我们的水平高，他们会尊敬我们，如果我们的水平低，他们就从内心看不起我们。许多中國人似乎很仇视日本人，口上总是喊一些丑日反日的口号，然而，却偏爱日本货，毕竟，与国产货相比，日本产品的质量与信誉要好得多。在这种时候，所谓“爱国”口号，显得空洞而虚伪。而且，空喊“爱国”口号的厂家，恰恰是最自私的，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别人掏出血汗钱，购买那些靠不住的国产货。

　　该旁观者还比较了面对危机时，中國人与美国人的不同表现。去年，纽约大停电，许多人露宿街头，蜡烛、手电筒等物供不应求，商家不仅没有趁机涨价，反而以降价或免费赠送的方式，帮助他人。也几乎没有人抢劫。停电期间，纽约的犯罪率比平时还低！

　　同年，中國闹萨斯，经销各类消炎药、口罩的商家，趁机涨价，大发“国难财”。进口的美国产Ｎ９５牌口罩，其价格被中國经销商炒高了十几倍，美国商人对此看不下去了，公开警告那些中國经销商：如果谁再哄抬价格，发“国难财”，就取消他的经销资格。美国人表态之后，这些口罩价格才平稳下来。

　　“人与人的关系都是金钱关系”，这是国内宣传机器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妖魔化的语言之一。其实，相比之下，这一结论，用于当今中國社会，才更为贴切。

　　作者:石鸣

　　这是一个以新闻来表达思想的时代，也是一个新闻普及的时代。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媒体的出现，新闻的供给与需求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互动式的新闻开始出现。这种互动性的新闻不仅实现了表达主体的互换，而且实现了表达内容的相互影响。在这个时代，新闻已经不是稀缺产品，而是一种交互式的产品。

　　在这样一种新闻格局中，公众的表达与新闻机构的表达几乎同步地出现。有时新闻机构的表达引起公众的表达；有时公众的表达也会成为新闻。新闻机构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事实本身的表述，尽管这种表述也是一种观点的体现，而应该在表述的过程中，更加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和逻辑论证方式。时事评论的作用突显出来了。

　　时事评论不是对新闻的反馈，它更象是对新闻的一种逻辑上的表达。它告诉公众新闻的背景，也告诉公众新闻的具体含义，还反映出新闻事件中公众的不同情绪和情绪产生的缘由。时事评论其实是新闻的延伸，它把新闻中的前因后果以评论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加大了新闻的张力，扩展了新闻的内涵，增加了新闻的容量。

　　在互动式新闻时代，知识分子担负着特殊的责任。一方面，他必须参与到新闻的加工制作中，为新闻的发生提供必要的宏观背景和专业性解释；另一方面他还要提醒公众避开新闻中的陷阱，防止出现新闻误导的现象发生。

　　知识分子的这种责任不是自设的，而是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一些学者看来，新闻的最佳视角应该是大众视角。然而在新闻的制作过程中，大众视角本身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同样是刑事犯罪，为什么有的被判处死刑？而有的却被无罪释放？除去专业机构依照法律公布的有关信息之外，知识分子必须对社会新闻作出更为详细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仅仅是普及法律上的知识，它更多地是向公众传达现代法治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这种使命固然来源于他们的良知，但同样也是社会分工的要求。新闻机构向公众提供一种叫做新闻的产品，公众对产品的内容进行反馈，而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以中立者的角度对新闻进行解读和评判。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定位使得他们的新闻作品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歪曲事实真相，知识分子必须对时事新闻作出有个性的回答。

　　在时事评论中，知识分子不代表新闻机构，也不充当大众的代言人，他只是代表他自己，对新闻事件作出獨立判断。在一些国家，知识分子的这一獨立判断权利甚至通过宪法加以保护。因此，任何以理性为借口而充当“主流”民意代表者的知识分子都是可耻的。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的特立独行。人格的獨立是知识分子存在的惟一理由。如果知识分子代表某一阶层的利益，或者充当主流民意的代表，那么他就不是新闻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政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在于指出新闻中的“为什么”，他还要指出新闻中“掩盖了些什么”，以及新闻中“转移了什么”。新闻作为一种观点的表达，其本身带有强烈的倾向性。新闻的爆炸与新闻的寂静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告诉公众当下的新闻所包含的实质意义，他还要告诉公众新闻的背后还有哪些新闻，一句话，就是还要揭开新闻提供者的画皮。

　　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以其自身的獨立性为前提。而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并不意味着他应该脱离广大民众，而是要求其在广泛听取公众诉求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对民意的梳理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好的知识分子会虚心地听取民意，而不好的知识分子才会一意孤行。知识分子对待新闻的态度其实反映了其学识和人品。学识的多寡决定着其对新闻解读的广度和深度；而人品的高低则决定着其思想观点的正确与否。

　　时事评论作为新闻样式，为知识分子的表达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但是，时事评论的时效性往往又成为知识分子表达的天堑。正如审美需要距离一样，知识分子对新闻的理解也需要一定的距离。时事评论固然可以锻炼知识分子的表达能力，但它也有可能将知识分子的表达引入思想贫瘠的荒漠。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立场，同时谨慎地作出理性的判断。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向公众虚心学习。

　　来源：人民网

　　作者:乔新生

　　“谁来办报？”其实要说的是“谁来办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包括广播、电视、网站、报纸和刊物等，即包括电子媒介和纸质媒介。由于“政治家办报”已家喻户晓，在此就借用“谁来办报？”来代替“谁来办新闻媒体？”。

　　一、“政治家办报”不等于“搞政治的人办报”

　　１９５９年６月，毛澤東同志和吴冷西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而江澤民同志的下面几次讲话则正好说明了“政治家办报”的真实含义：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日，江澤民同志在接见解放軍报社师以上干部时指出：“最近，中央多次强调，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上必须头脑清醒。毫无疑问，在黨的新闻工作中同样要强调这个问题，这是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的必然要求。毛主席过去讲过：‘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黨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观点。……因此，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４日，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我和《解放軍报》社的同志谈话，说到毛澤東同志过去讲过，要政治家办报。我看不光是办报纸，办通讯社、办广播、办电视、办出版社，都要有政治家素质。加强队伍建设，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首先要确保在政治上过得硬。”

　　由此可见，“政治家办报”并不等于“搞政治的人办报”，而是指新闻媒体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和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灵敏的政治头脑。既然“政治家办报”不等于“搞政治的人办报”，那么应该由谁来“办报”呢？

　　二、新闻媒体是什么？

　　要搞清楚“谁来办报？”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新闻媒体是什么？

　　在我国，在中國共產黨的领导下，新闻媒体一开始是作为事业来创办的，它集政治宣传和社会公益于一身，起到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新闻媒体被推向市场进行产业化改造的今天，新闻媒体的这种喉舌作用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即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的载体，其所含的公共服务性、社会共享性以及它的政治倾向性等事业性并没有改变。同时新闻媒体所拥有的巨大的和潜在的可经营性资产有其自身的价值，有作为价值转化形成的价格，其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因此新闻媒体又具有产业的性质。既具有事业性又具有产业性，是新闻媒体不同于其他常规产业的特殊性。所以说，新闻媒体是一个集事业性与产业性于一身的特殊行业。

　　三、职业经理人办报

　　有人把“政治家办报”等同于“搞政治的人办报”，其实是对“政治家办报”的本意肆意歪曲，其目的是为政客们谋取媒体机构的领导权和利用媒体搞政治投机提供理论依据。当然，搞政治的人不是不可以办报，但是如果搞政治的人不懂得媒体机构的运作规律和特点、不懂得媒体产业的经营之道，即使将新闻媒体当作纯事业来办也不一定能办好。

　　例如，如今时兴给新闻打分计酬。记者甲去采访市委的一个一般会议，他去会场拍了几个镜头，从会议简报上抄摘几句，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一条电视新闻就做好了。记者乙去采访一起农民的合法权益被当地乡政府侵犯的事件，他在汽车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到了农村，在那里明查暗访了两天，吃不好住不好，还要冒摄像机被砸和人被打的危险，才采访到了这条有关“三农”问题的新闻，写稿时既要考虑政策和法律问题，又要考虑政府的形象和社会影响问题，甚至还要考虑自己单位和自身的保护问题，因为如果太多得罪那些土皇帝，他们会利用黑白两道势力给你的单位或个人施加压力。结果该媒体的管理者却给这两条新闻记一样的分酬，而且还特别重视和亲自审看那条会议新闻，看主席台上的那些领导是否都有特写镜头。这就是不了解新闻工作的特点，其后果是无法真正宣传好黨的方针和政策，无法管理好媒体机构的人和事。还有一个电视台将电视频道的某个时间段卖给某广告公司，由于该广告公司的广告源不足，电视台就在该时间段里插进自己的节目或广告，半年后，当电视台要求广告公司支付时段费时，广告公司不但不支付，反而还向法院起诉，要求电视台赔偿它的时段费。电视台白白给广告公司放了半年的广告居然还要给广告公司赔钱，谁能想得通？可是广告公司这么做自然有它的法律依据。官司最后到底谁输谁赢暂且不论，由此可以看出媒体的管理者如果不懂得经营之道，将会给国家和集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搞政治的人办报”往往变成了“政客办报”。“政客办报”的后果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大捞个人的政治资本或钱财，内部管理混乱，从业人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产品质量下降，受众减少，事业发展停滞，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败俱伤。

　　有人说“文人办报”使新闻媒体更具文化性，即更具知识性、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学术性，能给受众更多的人文关怀，同时“文人办报”使新闻媒体的政治宣传色彩不会太浓，从而使新闻报导更加自由、真实、公正和民主。还说“文人办报”不会像“企业家办报”那样见利忘义，而是重义轻利，在经营上有微利即可，所以能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和社会，能更好地起到“社会公器”作用。的确，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文人参与，才能提高它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水平，才能成为先进文化的宣传工具。但是，如果办报文人的意识形态不对，即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不对，将会给社会造成混论；如果办报的文人不善经营，将会给新闻媒体机构带来破产之灾。什么有微利即可，靠微利怎么求大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不发展就会被淘汰。即便是被称作“文人办报”的代表，台湾最大的民营报纸《中华时报》的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其实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和善于经营的报人。看他的手谕：“《中國时报》的使命是政治民主、民族认同、稳定大局”，以“开明、理性、求进步；自由、民主、爱国家”为办报宗旨。其实质已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余纪忠先生晚年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坚决反对台獨，更是体现了他鲜明的政治主张。

　　提“企业家办报”的人也有，但不多。人们往往把“企业家办报”的特点归结为：重经济效益而不重社会效益，为了经济效益不惜降低媒体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水平，不惜将新闻媒体庸俗化、彻底商品化和市场化，因此导致媒体的政治立场不坚定，舆论导向混论，低级庸俗的内容多，等等。

　　其实什么是“搞政治的人办报”，什么是“文人办报”，什么是“企业家办报”，是很难定义的。因为搞政治的人可以是文人，文人办企业成功了就成了企业家，企业家是大学或博士毕业的又算不算文人呢？还有文人和企业家都可以去搞政治，所以我觉得这些提法意义不大，我们还是从新闻媒体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来决定应该由“谁来办报”。

　　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特殊产业，承担着政治宣传、文化和社会公共信息的传播以及文化精神产品的扩大再生产任务。媒体产业的资本运作既要遵循一般企业的法律规定，又要恪守其特殊行业的特殊原则。所以办新闻媒体的人，既要有政治家的素质，又要有文人的素养，同时要有企业家管理生产经营的才能和商人的资本运作诀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握好新闻媒体产业这只航船，使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我们不妨把具有这样的才能的人称作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说实在的，当今中國并不缺少名记者、名编辑、名制片和名主持人，真正缺少的是懂得媒体产业市场规律和市场营销、能把握住资本运作的产业运营方面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办报”和“政治家办报”并不矛盾。如今有人提“政治家办报，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其实这就是媒体行业职业经理人的工作任务和职业特点。国际上许多传媒机构经过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领航后起死回生甚至做大做强的例子比比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媒体产业也的确需要职业经理人。

　　四、“职业经理人办报”的先决条件

　　首先要弄清楚“职业经理人办报”并不是对“政治家办报”和“文人办报”的否定。我们这里把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区别于常规产业的企业家，就是因为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不仅要象常规产业的企业家或商人那样，要善于媒体产品的生产经营管理和媒体产业的资本运作，而且还要重视媒体的政治倾向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兼顾，甚至经常还要为了社会效益而不惜牺牲经济效益，而决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去牺牲社会效益，因此“职业经理人办报”其实是“政治家办报”、“文人办报”和“企业家办报”优点的综合，而不是否定。

　　其次要调整新闻媒体的资本结构，对新闻媒体进行产业化股份制改造，这是我国媒体行业改革的根本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媒体行业的其他一切改革都将显得无力。只有产业化股份制的媒体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媒体行业职业经理人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

　　其三要健全媒体行业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行规，使媒体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有法保护，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行政干预。媒体产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既要遵循一般企业的法律规定，又要恪守其特殊行业的特殊原则。由于媒体产业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我国对媒体产业的立法还不多，法规也不细，因此对它的行政干预较多。新闻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应该有其长远的发展计划和运作规则，而行政干预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行政干预多，使发展计划和运作规则得不到法律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