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从广义上说，人类的文化是指人类总的生存方式（或模式），包括了人类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一切表现，也包括了其中好的和不好的方面。而人类的文明则只是指人类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即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

　　任何人类的文化，都存在文明和不文明两个方面，也就是好的和不好的两个方面。而且，由于人类的文化总是处于动态发展中的，所以人类的文化也是一个从不文明到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将不文明的化为文明的过程。

　　当说到中华民族，我们总是说我们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等等，这其实就是在说中华文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或多或少都总有其优秀的一面，因为正是这一部分构成了他们民族的文明。

　　但是，对于如何评判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人们却常常各执己见，常有把文化的糟粕当成文明成果来继承的情况发生；反过来，也有把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当成垃圾抛弃掉的情况。因此，人类文化的发展也常常存在混乱的情况。这是必然的。

　　当然，通常对于本民族文化中的不良一面，人们都是不太愿意提起的，当年柏杨冒天下一些人之大不韪，写了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國人》，结果令许多人堵心，被骂了个半死，估计以后也还得让一些人骂下去。可是这骂人，恰恰就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存在的不文明的一面，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呢，为什么不能以理服人呢？

　　其实，人类文化中不文明的地方是很多的，而且文明的发展也是阶梯状的。比如，谁都知道骂人是不文明的，哪怕在心里骂人也是不文明的，但在心里骂比骂出来又似乎要文明一些，毕竟不会引起打架，其中多少又有了些忍耐的成分，忍耐却又是文明的；打人比起骂人是更不文明的，但比起战争似乎又要好了许许多多。人类历史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战争，战争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即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乃文化中的不文明方式）。但任何国家似乎都不能没有军队，现代化的军队原本就是从那打打杀杀的不文明的人类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但是事情又总是具有辩证的一面，如果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不得不去战争的，却又具有了文明的因素，毕竟顺从罪恶和压迫也是不文明的。所以一般来说，挑动战争的是不文明的，抵抗或制止战争的却又是文明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不要站错了位置。

　　仍以谩骂为例来看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个能够承受任何谩骂的民族，往往表明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更加优越，其文明程度也就更高。如果进而人们还能从谩骂自己民族的话语当中，寻找到改进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之处，这倒能说明这个民族真是文明的，他的文化也真是了不得的，而且还必将更加文明。柏杨是个中國人，属于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能自揭本民族其丑，且不怕众人谩骂，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理性，这也说明我们的民族中有文明的人士，我们的文化中也自当有着了不得之处。这就是同一个民族文化中存在的文明与不文明。

　　然而，在世界上，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不同文化的冲突，这也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化中的内部矛盾问题。的确，不同文化的发展常常伴随着彼此间不文明的社会舆论和暴力行为，或者是先进的强制后进的；或者是后进的抵制先进的。人类不同文化的进步似乎总也不能完全和平地进行，这也是人类生存方式在发展中的不文明的一面。

　　其实，人类理应互相理解，化解仇恨，彼此不强求一律，保持着和平竞争、和諧共进的文明生存方式，极力避免战争或一切社会的暴力冲突。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本应类似于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应当学习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促进和创新各种和平发展的方式，而不是动辄诉诸暴力。目前，在全球各个领域中广泛开展的和平竞争或竞赛等，就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式，这些文化方式也更符合世界各民族的根本利益。

　　文化的发展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文明更是要落实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上面。没有个人的文明生活方式，又何来社会文化的灿烂文明？所以，文化也好，文明也好，都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术层面的讨论，而更要具体化。文明也不能只表现在社会的各种媒体上，更要体现在社会的现实生活当中，尤其要体现在尽力消除那些不良的社会生存方式上（不良的文化）。无论如何，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总是需要更新和改进的，有的甚至是需要剔除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文明。在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当中，由于存在豆腐渣工程，有那么多的学校倒塌，伤亡了那么多的年轻生命，这足以证明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腐败生存方式的。这一震给震出来了，要不然就还掩盖着。可是代价太沉重了，腐败的生存方式是要用生命来付代价的，这是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予以剔除的。

　　文化的核心其实是崇拜，有什么样的崇拜，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文化；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文化；佛教有佛教的文化，等等；只有正确的崇拜才能带来更多的文明。到目前为止，由于人类还并不存在大同的社会，所以也并不存在大同的文化和文明，甚至在相同的民族中也因着存在不同的崇拜，其文化状态也大为不同。进而，即使在同一崇拜中所存在的不同差异性，也使似乎同一的文化可以出现差别。比如，在基督教的崇拜中，因为存在一些差异，就有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不同的文化区别。其他崇拜所导致的文化也都是如此。文化有差异，文明也自然有差异。优秀的文化也自然会带来优秀的文明。

　　优秀的文化总是拥有巨大的包容空间。比如我们中华文化，其中的真实文化状态其实是千差万别的。但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她能够包容各民族的文化差异，结成并共生为同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大家庭还应当是可以继续扩展的，且并没有固定的局限。而各民族融和的国家则成为各民族能够共同和諧生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不妨将这种各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称之为大国文化。大国文化也就是各民族能够融合共生的文化。大凡属于世界的大国，都无不也是各民族乃至种族的大家庭。反之，极端的民族主义是不利于民族融合共生的，而且单一的民族也是没有力量的。美利坚民族之所以强大，不也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民族兼容性吗？能够达到如此程度的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并能够走向共生，也正充分表明了大国文化中所必须达到的高度文明。

　　有文化无文明就不能兼容，不能兼容也就不能强大。要兼容也就一定要求开放，不开放就只能封闭，封闭之后就必然落后，落后的结果仍然是无法抵抗先进文化的冲击，最后还是只能开放，于是又回到原点，开放就必须兼容，硬要抵制的就只能更加落后，即使人家不打你，你也吃不饱穿不暖。凡能够成为大国者，总是或多或少地拥有兼容的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能老是骂人。所以，好的文化一定要有兼容性，也就是在仁爱里面的宽容，而这样的宽容性是一定只能来自正确的社会崇拜对象的，没有正确的崇拜对象，人类就无法构造好的文化，也无法产生高速发展的文明，大国文化尤其如此。因为人类总是受自己所崇拜的对象带领和主宰的，长此以往下来，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崇拜状态决定存在状态。人类距离真理越近，也就会越文明。我们想要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呢？这其实是由社会普遍的崇拜状态所决定的。

　　2008-9-8

　　作者:江宜清

　　在“中國善网”上，我读到了刘庸安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既“您应该跟我们这些经过纹化大革命、经过反右的人来讨论这些问题。他有切肤之痛，所以他的话语、他的感受比较容易和您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如果单纯的从研讨会的角度上说，这话一点没错，因为，尊重“表达自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问题是，开这个文化研讨会是为了创建文化，既然是文化，“表达的自由”就得有个目的，这个目的我称之为价值目标共识，有了这个价值目标共识，一些理念才可能形成社会文化，如果某个理念只是某个群体或社会阶层遵循的价值规则，并形成了某个群体的价值秩序，但与另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形成了矛盾，甚至冲突，甚或这种冲突是尖锐的，那就没有创建社会文化的必要了。

　　正因为社会间的价值观念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创建一套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一个社会如果价值观念持续冲突，结果只能是社会混乱、动荡乃至分裂，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当然，造成社会价值观念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说到底还是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键，一是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找规律、找目标。二是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找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归宿。三是为不同的社会人群利益找理由。

　　读了韩德强先生的发言，我十分赞成他的观点，当然，我也赞成徐景安先生的观点，我之所以赞成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因为，我以为，在他们观点矛盾的深处，掩藏着一个共通的东西，那就是双方都赞成“自爱和爱他人”，也就是利己和利他的问题。他们观点的矛盾之处，只是主从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韩先生认为，利他是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人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是否能维持公平正义的主要原因，而徐先生则认为，首先承认爱自己，但在爱自己的同时，必须承当社会责任，也就是爱他人的问题。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我更赞成韩先生的观点，但也不放弃徐先生的观点，因为，我个人以为，韩先生的观点，一般人难以做到一些，应成为提倡的主流文化，但一般人做不到韩先生的“社会境界”，退而求其次，也就是做到徐先生的利己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利他的社会准则，这是个文化底线。我称韩先生的文化观为守上、不排斥下；而徐先生的文化观则是守下、看上。中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三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没有文化准则、没有文化底线，结果如何每一个身在中國人的都一清二楚，不说可知。

　　从徐先生的发言中，我也注意到这么问题，他认为文化是“通天塔”的基础。我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思想才是“通天塔”的基础。韩先生所谓的“通天塔”，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通天塔”有这么几个内容：一是中國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问题。二是精神秩序、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问题。我称此为价值目标选择。第一个问题决定第二个问题。但决定第一个问题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看的，如果中國搞了资本民主，就是西方式，但如果把自由民主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理解为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就是中國式民主了。现在，人们对自由问题争论得很多，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上看，中國确实不需要那样的自由，但中國又必须拥有自己的自由。

　　什么才是应该是中國的自由呢？我个人认为，社会成员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表达权就是中國的自由价值秩序。可以这样说，没有自由的价值秩序，就没有个人自由。当然，从制度层面上说，只有对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行为的禁止，自由才有保障。虽然自由对于每个人来是个好东西，但我们常常发现，一大部分人一提自由就深恶痛绝，其实，不是这些不需要自由，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自由霸权”所害导致的结果。什么叫“自由霸权”呢？由精英在政治经济理论、权利和经济利益对民众的自由裁决权，而没有民众的表达权、参与权，我称之为“自由霸权”。

　　从社会价值秩序构成的层次上说，我以为自由民主平权的思想是基础，平权民主的制度是大厦，精神文化、公平正义是灵魂。思想源于苦难，但具有精英意识的苦难和源自平民意识的苦难是不同的，比如说，人们常说纹革的苦难，平民百姓在不自由的苦难中，看到了权利平等的希望，但在精英眼中，纹革不仅是一场灾难，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没有希望的历史时期。这就说明，人们的渴望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对同一事件的感受虽然相近，但看法却悬若天渊。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精英只有具有平民意识，社会才可能形成价值目标共识。但是，中國的精英正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精英具有的是等级意识、特权意识。在等级和特权意识主导下，纹革左倾的错误成了其维护等级、特权的借口。其实，对等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纠正错误的，保持正确的，只有这样纹革付出的代价才不会白付。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人留言说纹革是反人性的，其实，人类自有思想文化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反人性的，因为，人性的本质是不受限制，完全自由，包括动物性本能的随时渲泻，试想，人类社会如果不“反人性”还是人类社会么？

　　从左、右两派的争论中，我发现，人们各执一词的原因，在于精英对等级、特权、利益的固守。这是精英没有经过平民暴力教育，缺乏换位思考、平民意识、平等意识的结果，虽然平民的暴力教育代价巨大，对经济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对于构建平等的政治秩序、制度秩序是有益的，并且，平民的暴力教育将教会精英如何思考、怎么思考问题，并学会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和思想观点的融会点。这样说我并非主张平民暴力，而是说，在社会力量失衡、精英为固守政治经济利益而固守错误的价值观点，政府又不采取平衡措施的情况下，平民暴力必不可免，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读到了王占阳先生的文章。王先生说，利己利他都是善。对于这一观点，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利己过度，损人利己，就不是善而是恶了，如果我们连恶也视为善，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太低智、太缺少良知了？如果一个社会既低智又缺少良知，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呢？人类社会是个由不同的空间组成的群体，不论是思想的自由，还是在利益面前的利己之行，个体良好的存在需要社会良好的环境，而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形成的价值秩序。因此，利己在不破坏社会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前提下才可以利己，如果超过了这个底线，就是不道德的，如果超越了道德的底线，那就应该受到制度的惩罚了。我也注意到，徐先生和王先生对于“利己”二字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因为，在徐先生看来，在不否认利己的前提下寻求利他。但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群体当中，只有个人先行利他，才会有更好的利己，因为社会是个互动互惠的群体。

　　当然，人们可能说，个人的利他行为，并不一定得到社会的回报，那怕是感激的一笑，相反，个人的利他行为，还可能招来社会的耻笑或反报。这是事实，也是社会的重大危机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现实问题就放弃利他主义，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社会道德的堕落，是因为社会价值秩序的崩溃造成的，如果我们不是建构社会价值秩序，而是为崩溃的社会价值秩序推波助澜，社会只会坠入灾难的深渊。

　　建构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拯救社会，并使社会避免坠入灾难的深渊，这才是使文化创建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

　　作者简介：田忠国，山东薛城人，<三略观察>特约评论员、中國智库（网）专栏作家、<三略研究院>科学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许多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

　　作者:田忠国

　　一

　　中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为春秋战国以降，中國社会最巨大的变革。这一变革孕育了近200年，几经反复镇痛终于具有了雏形。春秋战国是中國社会由封建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转折，而近百年来经过几代人积累而成的改革开放，将重塑这个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和国家，开创又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姑且暂时称其为民主时代。

　　新变革的最巨大成就在于打破了帝国时代一个简单的糖葫芦立在一个无限摊薄大饼中间的循环式社会结构。引入商业文明，形成獨立于政府、个人之外的第三方獨立社会主体，将彻底打破原有的历史周期，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中國在未来一百年内必将出现文化的大繁荣，会出现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这一民族精神的重构，将影响未来的千年。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國，总体上讲，应该叫改革放开，这些年做的就是尝试性的“放开”，是释放出来原有的力量而取得的成就。而不是全盘设计而成的有意识重构。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都还处在浅层次的放手，而不是了然于胸的设计。经济走在了前面，其他的全都滞后。还有些方面存在倒退。

　　我们快速的完成了别人几百年才取得的成绩，也在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别人几百年才逐渐出现的问题。别国可以出现一个应对一个不断的解决，我们却要同时面对。能不能度过，也许会有痛苦，会付出不小的代价，不容乐观。

　　三

　　我们对于中國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喜欢用“国情”、“中國特色”这样万能有含糊的理由来解释。很多问题都归根于体制。可很少有人追问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即广义的文化缘由。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讲“民主是否适合整个世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研究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他这里的民主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文章说，如果把曾经发生过思想启蒙的国家涂上颜色，再把目前成功的民主国家图上颜色，发现两者基本是重合的。思想启蒙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真正民主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

　　当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没有思想启蒙运动，而能成功应用西方民主？值得深究。可能要考虑海洋文明的特性，也许古希腊城邦里有启示。

　　台湾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心病。但是，台湾在保持传统和现代革新上的獨立演进，何尝不是我们的一个有益参照和有效激励。

　　四

　　物质决定意识，我觉得这个只有在发生学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从起源的意义上讲，物质产生意识。物质创造精神。但是，精神有其自存性。当意识产生后，他就具有了獨立生存和发展演变的能力。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脱离物质而獨立存在。就像是，母亲产生子女，但是，子女活下来后有了獨立的生存能力时，他是完全可以獨立于父母之外。当然，内在的遗传和影响总是存在的。甚至，当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可以反过来决定物质。比如，假若克隆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发生学就要改变。

　　五

　　中國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现象确实是中國特色的，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文化传统上的原因。这些文化传统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形成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基因扎根在中國人的血肉精神里。代代相传，又不断充实、调整。

　　起初，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外来干扰等共同塑造了某种思维惯性和文化雏形，这些文化雏形反过来又影响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和对外界的应对能力和方法。这样经过无数次不间断多形式的碰撞融合，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逐渐形成。这种民族特性一旦长成，他就具备了独自存活和发展的能力。顽固又顽强的支配着民族的发展。

　　随着人类把握外在能力的提升，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都可以在短期内进行较大的调整和改变，但文化传统的却很难短时间重塑。也就是说，几千年来，我们已经大大提升了改造外在世界的能力，但对于改造内心世界，我们没有什么进步。文化就是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自然和社会都只有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里获得认可，才能有存在下去的可能和存在下去的价值。

　　六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人类几个文明体系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塑造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大思想家。这是人类心智走向成熟的标志。

　　大约在五百年前，民族意识成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经过思想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文明。两千年前就开始若隐若现的理想国——即由思想家设计的现代国家结构付诸实践。人类社会变革开始由自为阶段进入自觉阶段。

　　人类的社会结构存在合法性基于某个假设的前提推演出来的，不管是君权神受还是社会契约。血缘、地缘、文化传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边界。很多矛盾和纷争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其中，越到后期文化传统的影响越大。

　　几十年来，一种超国家民族的力量开始在世界流动，但只能算涓涓细流，还不足以撼动目前的世界体系。

　　七

　　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启蒙，中國近代的变革是外界的巨大冲击和压力促成的。而且，这种变革在长期内是由少数精英分子带动，不过，一直只是“浮在水面上薄薄的一层”，并没有真正触动全民族的洪流。直到最近几十年，这种力量才带动起整个民族的潮汐。所以说，到了现在变革才刚开始触及全社会。

　　但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没有做好社会变革在文化上的准备。我们需要的是把外在的力量转化为内生的动力。虽然，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改变，但是绝对不能忽视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力，他是民主时代产生的母体。

　　八

　　中國需要一个类似西方思想启蒙运动的社会变革运动，一场新的“纹化大革命”。当然，他不是三四十年前的那场，那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且是一言堂的。这场运动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一个伟大的国家，他的重大变革必须是全民族理解和参与其中的。

　　只有全体人民都理解并参与其中了，这场变革才是彻底的，才不至于反反复复，原地踏步。

　　中國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长大了的文化体系，它是活生生的存在，自己都能獨立生存了，没办法简单的评价和处理。

　　两千多年的糖葫芦大饼已经被粉碎了，但糖、果和面还在，能做成什么，需要外来的智慧，但更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和支持。

　　作者:周廷军

　　德国有一位研究中國的文化学者，怒斥当代中國文化的浮躁现象。他抱怨这些年来没有见到什么像样的中國文学作品，本人深有同感。从1968年上山下乡，作为知青被学校安排去北大荒支边，离开上海已经有四十年了。每次回上海探亲，我都会上福州路各家书店转上两圈，上报摊，买上几份文学期刊和杂志。令人遗憾的是，我在这些书店里想找到的专业书籍和值得一买的文学书籍越来越少，在各种文学期刊里，值得一读的文章，或小说也越来越少。在当代中國可能再也找不到像老舍，曹禺，巴金，鲁迅，矛盾等近代文学大家，更找不到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和托尔斯泰，普希金，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等，中國古代和国际文学巨匠。有的大多是一些追随社会风潮，随波逐流，花拳绣腿的文化倒爷，文章拼接和包装推销的商贩，和那些敢呛，敢骂，敢耍，敢脱，敢写的下三路枪手水平的廉价速成产品。

　　当代中國还有没有在认真做学问的文化学者？还有没有能够尊重客观事实，认真采访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还有没有能够静下心来观察社会，挖掘人生奥秘和自然本质，有文化深度的作家，剧作家和影视工作者？答案当然是有的，而且还应该有不少。中國出了不少优秀的影视节目和网络文章。优秀的电视节目，如凤凰卫视台陈晓楠的冷暖人生和曾子墨的社会能见度。这两个节目探访的都是一些社会死角，真正的小人物，节目制作人必须爬山涉水，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排除没有名人效应影响收视率和地方上的各种阻力和困难，相当不容易。每周一次的世纪大讲堂，胡一虎的一虎一席谈和窦文涛的文涛拍案也相当不错，开创了有大众参与的时政热门话题讨论和对社会上各种大案的追踪报道。凤凰卫视打破了国内新闻联播以往只搞事后转述报道的惯例，派出记者和央视记者合作深入灾区和战区作一线采访，和重大新闻的现场直播和跟踪报道，更是值得称道。

　　可能有人会说，凤凰卫视是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后台硬。这些节目若是在内地的电视台做得起来吗？内地的电视台即使做了类似的节目估计寿命也不会长。在内地媒体，懂得文化不多，只考虑政治正确的管事婆婆太多，节目制作人又善于随机应变，投其所好，再好的节目也会荒腔走板，或者胎死腹中了。也许有人还会说，即使凤凰卫视跑到内地做了这些“标新立异”的节目，也只是选择性地暴露了一些中國内地的阴暗面，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本人则认为，能够使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和死角的小人物引起社会的关注，就必然会产生解决问题的思考，起码是为解决民生问题走出了解和关心民生的第一步。

　　在中國内地，当然应该能够找得到很多像模像样的文化学者，遵守职业道德，能够深入社会底层，奔赴事发第一线，找出事情真相的记者，敬业，热情，充满创意的媒体工作者，和认真写作的作家和剧作家。否则怎么解释在内地的媒体工作者，为什么只要跳槽到了凤凰台就能大展拳脚，小麻雀就能变金凤凰？小花狗也能虎虎生威？看来在国内还是管事的婆婆管得太死，缺乏富有创意，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媒体职业道德的自律准则，给这些才华洋溢的文化工作者放开手脚做事的机会太少。听说国内近年来也出了不少观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比如有关考古，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断代史等，为续上中华文明，找到她的根和主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只是许多节目在国外的能见度还是太低，央视的百家讲坛只有极少数在国外能够买到光盘，本人见得太少，不敢妄作评论，只得就此打住了。

　　然而，这些节目的热门程度和影响力，如果与 “裸照门”事件，“平面虎照”热抄，“色戒”话题，“最牛钉子户”的维权新闻报道等，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和聚焦点相比，都黯然失色了。在媒体，尤其在网络中处处可见的，是前赴后继，压倒一切的掏金浪潮，来势汹汹的“恶搞”时尚，狗仔队式的新闻追踪，追求奢华的大场面，砸金大制作的轰动效应，充满诱惑的假，大，空报道，占据着主要的版面和亮点。各种浮躁的宣泄；经过精心包装，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成功故事；假卫道士掀起的气势汹汹打假风潮；莫名其妙的复古风和遗老遗少们丑态百出的表演；一脱成名，一炮而红，灰姑娘嫁入豪门；狗仔队采集名人的花边新闻，充斥于各大媒体和网络，成为了媒体舆论的主流。是有形有色的追名逐利和无序的市场之手在搅动转型期的中國社会，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整个社会跟着浮动旋转起来。

　　为什么这些浮躁的喧哗，私欲熏心的炒作，情色男女的淫乐报道，会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关注焦点和热门话题？可能的原因有三。其一是人心思变，民心可用，制造耸动新闻能吸引眼球，增加在媒体的曝光度，可助其快速成名，有利可图。其二是社会转型期的破旧立新，改革开放，经济起飞，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反思和重建，信仰危机，社会风气和道德底线的崩溃，提供了可炒作的模糊空间。其三是安全实惠，走偏门，玩下三路，打擦边球，不必直接冲撞当年鄧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当前敏感的政治话题。这是许多婆婆懒得管，不愿管，特意留下的一块沼泽地，适合于打口水仗，泥水仗，泼粪，比臭，撒野起来施展得开。

　　既然整个社会已经被搅得浮动旋转了起来，许多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文化学者按捺不住做学问的孤独和清寒，纷纷跑出了书斋，走上媒体随之起舞，推波助澜。有的更在借助媒体之力自抬身价，装腔作势，挤眉弄眼，信口开河，甚至公报私仇。研究工作者弄虚作假，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满足管事婆婆的一切需求，完成量化指标，争取晋升提职。记者一心追逐可以上得了头条的耸动新闻，狗仔化是必由之路。写作人如果只是为了成名获利，当然用身体写作，用乳房写作，翻弄妓女的躯体，捧出张爱玲的幽灵，什么好卖就写着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国际知名的导演可以假借艺术之名，大拍三级片，还能得到国内外中文主要媒体众口一致的好评。显而易见的是不择手段成名要早的冲动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在驱动，在继续营造私欲熏心的当代中國文化现象。

　　面对着声势浩大，五彩斑斓，暗藏玄机，一切受到权力制约，利益驱动的文化现象，众多文化工作者被弄得不知所措，迷失了方向，被推挤到了边缘和墙角。如果他们继续“顽固不化”，“不识时务”，不随之起舞，将面临被淘汰出局。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娱乐化，权钱交易形成了当代中國时髦的交际方式。文化事业成了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金钱买卖的交易场所。你情我愿的潜规则远胜过文化的真实价值和重要性。许多很认真做的文化研究文章，专题报道，写的报告文学，文章，小说和剧本，可能因为交不出买路钱，或人际关系不佳，进入不了主流圈，或不合把头大腕的口味，被认为不合潮流，被怀疑播了，登了也没人会看，不挣钱，连正式发表的机会都不会给。

　　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陕西农民猎户周正龙的“虎照”造假风波，李安的“色戒”和张爱玲幽灵的炒作，孔子学院的全球开花，尊孔，颂经和跪拜之风又起，风韵犹存，伶牙俐齿“世上最牛钉子户”女主人吴苹的维权报道，等等新闻大事都被搞得有声有色，成了中國特有的文化现象。说其特有，是因为如果脱离了当前中國特定的社会环境，只需有负责管事的单位和多一些人知道有规范的处理途径，这些东西可能根本就炒作不起来，即使报道了也成不了新闻焦点和热门话题。

　　这些轰动一时的炒作是真的为了维护公民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中國的传统文化”？维护公民的“权益”？还是文化产业当家的和炒作者为了追求新闻卖点，提高知名度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回答是兼而有之，因为维护形象正义和合法包装是舆论造势，挑动激情的基本功，至于名利的诉求是实实在在的背后计算，不言而喻的道理。

　　也许这是一种目的，手段和结果，三者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关系。至于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孰真孰假，并不重要，只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议题，只有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即成名和获利才是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核心和本质。否则为什么要避开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规避问题的实质，而采取这种纹革式的大轰大嗡，群情激昂，跟着感觉走，只要有了行为正义的外壳，人人皆可一路追杀，谁也不必负责任的态度？也许只有一件一件地把它们剥离开来作一番深入分析和探讨，才能透过层层外表美丽包装的薄纱，看透其内在被利益所驱动的私欲熏心。

　　就以前三例为例，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轰动一时，是因为陈冠希私自拍摄和拥有大批量的淫照，被人窃取公布于网络上所引发的。“艳照门”事件暴露了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即陈冠希的滥交和他的私人癖好，和一些被塑造成玉女形象的女艺人背后真实的为人。“艳照门”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满足了许多人的一种偷窥，掳奇，先睹为快，幸灾乐祸的心态，尤其在青少年学生中产生了一种性教育和性道德的思想混乱。“艳照门”事件的报道，长时间占据了媒体的主要版面，成了新闻报道的焦点和卖点，“淫照”的登上媒体版面，涉及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淫照”被制成光碟，出现在贩卖的市场上。在处理“艳照门”事件的过程中，担任香港警局发言人的警官一再改口和司法判决上的混乱，显示了法律在网络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没有同步跟上的困惑。

　　说到“艳照门”的法律责任，由于纯属陈冠希的私人癖好和收藏，被拍女艺人出于自愿，不存在偷拍和金钱交易，如果也不存在利用“淫照”来牟取经济利益和胁迫问题，到头来对当事人只能不了了之。对于窃取和上网张贴散发“淫照”的人来说，可能比较容易追究的是未经个人允许的窃取和散布之罪。上网张贴“淫照”的法律责任追究，恐怕要与媒体的“淫照”上版面等量处理，何况前者还不涉及经济利益，后者却有明显的牟利意图。如果对媒体无法量刑处理，对上网张贴散发“淫照”的个人也将无法名正言顺地深入追究。至于上网看过“淫照”的人数众多，法不责众，也无从追究。因此，此事件到头来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回归到它原来的位置，最后逐渐被人们淡忘。此事的后果，只能由当事人为自己一时的孟浪和放荡行为付出代价了。

　　“艳照门”事件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华人集聚地都掀不起大浪。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虽有报道，但人们听了看了也只是笑笑就过去了。即使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也只是被人当作笑谈话题，一言带过，不会成为主要议题。唯有在中國的香港，台湾和大陆被炒作成如此压倒一切的重大事件，当然与以华文为主的文化道德背景有关，与社会转型期的功利主义占据了主要地位，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沦丧，普遍的偷窥欲望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丑陋心态有关，也与媒体毫无公德心的恶意炒作，牟取利益有关。

　　“周老虎”造假风波，也成为了媒体聚焦，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一个重大话题。陕西农民猎户周正龙受了县里有关领导的鼓励，背了相机上山去找老虎。据他说还真碰到了老虎，冒了生命危险怕了两卷老虎照下山。他的一张“虎照”被县林业局贴上了网页，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追踪报道，也引来了一大帮“卫道士们”群情激昂的打假浪潮。网上公开的一张虎照，被打成“平面虎照”，继而打成窃取挂历虎照，进一步要追究“周老虎”背后的造假黑手，县和省林业局的公信力和责任。一批又一批所谓的专家和权威学者出来推波助澜，反复论证确定造假。到家跟踪报道的记者吃住在周正龙家，耗尽了他因为拍了虎照，获得县政府的两万元奖金，却没有一个吃了口软的。“虎照”造假风波越闹越大。周正龙虽然始终没有改过口，但是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社会舆论，似乎“周老虎造假”已成了定案。

　　不过，靠舆论暴力和众口莫辩的强加，即使掐住了喉咙，堵上了周正龙的嘴，甚至把他打成了周老虎，此事还是不能定案。指控人的气急败坏，使用舆论暴力，反而证明了这些所谓的专家和权威学者，和“卫道士们”恐怕才是真正的假货。原因是尽管周正龙提供了拍照的确切地点，和所有的底片，但是活老虎会走，会跑，要他再拿出证据证明照片是真的却是强人所难。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应该由周正龙提出证明“虎照”是真的，而必须由指控人，或起诉人拿出证据，证明周正龙拍的“虎照”是假的。不幸的是这些“卫道士们”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信誓旦旦，却拿不出一点说得过去的证据。他们连用计算机拼合照片，必然会留下的最基本的拼合线，都无法证实，居然还在大言不惭地自称为“专家和权威学者”。

　　看来舆论暴力和众口莫辩的强加似乎还真的有效，连主持着“文涛拍案”的窦文涛也深信不疑。他在年终节目中一再用轻佻的口气，一口一个“周老虎”，毫不含糊地确定这是一起造假事件。不知道这张“虎照”如果是他的老板刘长乐碰巧拍下公布的，这位窦主持还会这么说吗？说起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陕西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当然无法与当着凤凰卫视总裁的刘长乐相比。然而就拍“虎照”而言，社会的公信力就不是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常年生活在陕西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上山寻找线索，跟踪拍到“虎照”的可能性远大于刘长乐，因此应该具有更大的公信力，只是窦文涛和那些打虎英雄们视而不见而已。

　　当然，这张“虎照”如果真的是刘长乐拍摄和公布的，其遭遇可能就会与周正龙完全不同了。窦文涛就会在他的节目中毕恭毕敬地大加颂扬。这些打假斗士在发动攻击前不得不掂量一下，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多高的代价？因为刘长乐可不是周正龙，他有足够的财力和够高的社会地位，也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自卫能力。他可以聘请大律师，会在法庭上把这些人的伪装剥个精光，露出原型。这些热衷于打“周老虎”的假卫道士们，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要比周正龙高。他们打的不就是既不会上网，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与他们打官司，可以被一脚踩在地下，可以被口水淹死的，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吗？这不正应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说法，因为他们知道不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任何的代价。

　　这些假卫道士们打着公民的知情权为幌子，挥舞着科学的大棒，在媒体呼风唤雨，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打假浪潮。他们打了“周老虎”，借着余勇接着打向了中國的航天发射中心，居然举证中國航天工业局公布的月球卫星发回的月球照片也是假的。结果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这次可是踢到了铁板。要中國航天工业局证明，他们发布的月球照片是真的，当然也同样不容易，可是国家航天工业局的公信力却不容挑战。相反，如果这些打假英雄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证明月球照片的造假，这些假卫道士们将不得不承担起法律的刑责。这些打假斗士发动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如果得不偿失，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只得草草收场了。周正龙拍的虎照登上了自然杂志，因为杂志编辑无法鉴定出“虎照”造假的证据，当然信其为真。只是他们在照片下加上了一句，即此照在中國被认为是平面虎照。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懂，在中國既然没有证据，怎么可以群情激昂地谴责这“虎照”有假，也没有人为此负起法律责任？这些打假英雄们总算扬名国际了。

　　一些假卫道士们凭着几张洋文凭和院士地位在中國到处“打假”，打了已经有好多年了。其中不少人可能已经忘了他们的专业，确实靠打假打出了名，成了社会“知名人士”。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供一份代表了他们这些年丰功伟绩的打假罪证确凿的清单？否则有心人士恐怕要收集整理出一份，由他们借用国家公器，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的清单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揭穿造假者搞“伪科学”危害社会的卑劣行为，为什么不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要利用他们的权势和舆论造势，来扼杀，打击，用口水来淹没这些所谓的“伪科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授奖前，必须仔细聆听一份忠告。大致的意思是获奖者只代表在他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不代表在其他的专业领域也具有同样的学术权威地位。老话说隔行如隔山。现代科学分门别类相当细致，取得了博士学位只代表这位学子在某特定学科，特定专业，某特定方向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课程和研究课题。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同一个专业，转换了一个研究方向，起码也得补课，阅读大量参考文献才能进入课题研究，更别说跨行业，跨学科了。这些打假斗士这些年来却是在扮演着一些极不光彩的学霸和学阀角色，制造了博士和院士就是万事灵，百事通的假象。他们打着科学的旗号，靠着博士和院士的学术地位，无视法律，既当提控者，又当最终判官，横行无忌，无法无天，在祸害一方。如果脱离了中國当下的特定环境，这些靠旁门左道扬名立万的“打假斗士”在法制健全的国度恐怕早就官司缠身，倾家荡产，臭名远扬了，不可能成气候。

　　李安的“色戒”和张爱玲的幽灵也是中文媒体的一个重大炒作话题。李安以他好莱坞得奖华人导演的身份，拍下了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色戒”，其中包含了他自己在情色方面的追求和理解。这是李安精心打造的一部电影作品，是他自己的选择，本来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值得影评人探讨的是李安在情色方面追求和理解上的误区，张爱玲在她的同名小说“色戒”中对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主任丁默村和刺客王佳芝的原型，抗日女特务郑苹如敌我关系的刻意误导，导演的技巧和演员的演技，和电影“色戒”的评级分类问题。

　　问题出在电影“色戒”的轰动造势和炒作，和华文媒体众口一致的“出格”好评。华人名导演李安拍的就一定是好电影？才女张爱玲写的就一定是好作品？这里面恐怕夹杂着太多的起哄式感情吹捧，包装造星，追星捧场，狐假虎威，无风起浪，刻意炒作，点石成金的商业运作手段。炒作妓女爱国，翻弄妓女的躯体可以成为热卖名作家。炒作张爱玲的幽灵，臆造出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黨和日伪时期旧上海的“繁华”和小资情调，可以当上教授和地方上的作协主席。李安扛着国际著名导演的大招牌，借着电影艺术的幌子，正赶上了这一波的炒作热潮。

　　然而，只要剥去各种包装和伪装，除去水面上的层层泡沫，原型的本来面目还是不可更改的。张爱玲为了实现她的成名要早，不惜委身于颇有权势的为日伪政权搞宣传的汉奸胡兰成，当起了包二奶的先行者。她从来就没有为抗日做过任何有意义的正经事，更谈不上关心民族大义和国家的兴亡。抗战胜利后，汉奸胡兰成成了丧家之犬被通缉，张爱玲也当然背负了汉奸文人的骂名。她断了与胡兰成的联系，出国逃避了身份的尴尬。直到1978年她写下了《色戒》，想借着王佳芝来自圆其说，用三十年来的美好臆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自己的那段“爱情”一个交代。不过，她却为了掩饰自己肮脏的灵魂，十分无耻地编造了一个荒谬故事，猥亵了为抗日牺牲的民族英雄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她小说《色戒》中的那个因为爱情至上，犯了错，值得原谅的王佳芝。

　　李安抓住的正是张爱玲的这种逃避现实，宣扬爱情至上可以掩盖一切丑陋的心态。他出色地运用了他的导演和拍摄技巧，采用夸张的变态性行为和写实的性交技巧来捕捉观众的眼球。李安试图用若痴，若醉的性爱，达到由除奸到生爱的感情转换，来弥补张爱玲小说中无法自圆其说的败笔。无论李安的导演和拍摄技巧有多高明，演员的表演才能有多出色，如果不带民族情绪，没有追星的盲目和鸵鸟心态，《色戒》本身就是一部色情三级片，这是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色戒》在美国和许多有电影分级制度的国家被毫无悬念地直接划为三级片，也无法以艺术片的名义进入许多国际电影节的评选活动，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明。脱离了当前中國特定的社会环境，《色戒》在国外根本就炒作不起来。

　　在国内，打开电视机搜寻一下热门话题，翻阅报刊和网上的热点报道和评论，可以清楚看到这种中國特有的文化现象。走进任何一家国内的书店，看一看，数一数，放在最显眼处的畅销书和热卖书籍是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籍？然后走到四周边角，查看一下被冷落的又是一些什么书？再认真查找一下你心目中的优秀文学作品是否还占有一席之地，大致也可以看出这种中國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充分凸现了中國社会转型期的彷徨和浮躁，法制概念的薄弱，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崩溃，文化人的堕落和沉沦，和新闻工作者的急功近利。

　　碰到当下功利社会，法制又没有跟上，社会的公德心有待重建的现实，贩卖古董和舶来品是这些所谓的文化学者的专利。介绍快速成名，迅速致富的诀窍，抓住人们望子成龙的渴求和有钱难买健康长寿的渴望，各种点石成金，指点迷津，促使转运的心灵，风水和成功秘诀书籍，五花八门的中小学生和高考辅导教材，推销各种养生之道，各种新药和各种保养，补养，美容，易容，留住青春的出版物，都成了文化人很有钱途，可以大做文章，发财致富的争夺制高点。当代的中國文化现象主要只是由这么一些私欲熏心，唯利是图，随风起舞，一哄而起，热热闹闹，相互转抄，互相复制，倒买倒卖，骗骗女人，哄哄孩子，吓吓老人，外表光鲜亮丽的速成产品和衍生物所构建的。凡事认不得真，只要冷静下来细读一下，细想一下，再考证和追查一下，各种问题就都来了。

　　经过这些年来十分轻率地一再否定之否定，中國人对祖宗的文化遗产，砸烂，烧掉，批臭，诋毁，或捡起来倒卖，争夺商机的多，用来深入学习和考虑文化重建的少。对外来的文化，不论其好坏，留学回来的往往连皮带核吞下，或夹带回来，用于做返销营生的多，真正消化吸收，为我所用的少。经过了这一百几十年，四，五代人的折腾，中國的传统文化在民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外来文化水土不服，也没有能够落地生根。整个中國社会文化已经失去了自我，成了漂浮于水面的浮萍，几乎失去了根基，与大地只剩下了不多的根须相连。这些铺天盖地的出版物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常渠道出版的，多数还是官办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出版获益单位和个人是大致清楚的，具体的责任承担者是没有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么说，这么做，资料是相互交叉转抄，复制，重叠，来源模糊不清，打官司也是打不赢的。问题是怎么办？中國的社会文化能够老是这样被把玩，这样不着根基，老是像浮萍一样飘下去吗？我们将飘向何方？

　　作者:范立群

　　最近的美国经济，衰退之声响成一片。联邦储备银行频频降息，布什政府也迅速与势不两立的国会达成协议，推出刺激经济的计划，给老百姓退税，预计几个月后，一个三口之家能够从政府收到一张一千五、六百美元的支票。

　　这一系列措施，与其说是经济措施，更象是政治措施。用政治措施解决经济问题，效用如何就很令人生疑了。一些乐观主义者声称，美国经济的一些基本要素都相当过硬，不必恐慌。以往的衰退，总与投资过剩、设备和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大量积压有关。如今并无这个问题。这话固然不假。如果美国经济并没有生产出许多大家消费不了的东西，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会停下来。可是，美国的经济被另外一个因素困扰，那就是消费超前、储蓄不足。而这种现象，又和美国人作为帝国之民有强烈的“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有关。

　　所谓“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就是把许多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看成是自己天生就应该享有的。所谓“美国梦”就是这一心态的写照。许多美国人被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梦想所麻醉，觉得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生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应该拥有别人梦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大房子、汽车等等。当帝国如日中天时，人们就宁愿活在梦想中，而不是现实中。比如，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中，许多破产的人都是这种只知道做梦的穷人：一年挣三、四万块钱，首付也没有，就买了一栋五十万的独居。根据理性的财政分析，这种收入的人只能购买十万多的房子。可惜那最多是个一室的公寓而已。现实中不可能，就开始做梦。次级贷款，则是典型的做梦产业：给你低息贷款，不要首付，两三年后利息突然跳高。担心支付不起吗？不用担心。因为美国经济蒸蒸日上，房地产价格日日升高，两年后支付不起，房子可以卖掉，那时价格已经从五十万涨到了六十多万，你还能赚十万。上了美国这条大船，谁也没有风险，谁也有权利作住大房子的“美国梦”。

　　美国的房价，就是这样在梦中升值。房子升值后，美国人就可以用房子作抵押贷款，迅猛消费，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可惜，等一觉醒来回到现实，房子并不值那么多钱。许多在泡沫峰颠买了房的房主，欠的房地产贷款甚至超过了缩水后的房子的价值。用住房作抵押拼命贷款消费的，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房子不值那么多，而且不断贬值，无法支持自己的消费。这样大家要么破产，要么停止消费，经济衰退就由此到来。

　　经济衰退并非一定是坏事，可以矫正一些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让人们活在现实中，而不是在那里白日做梦。可惜，做梦的人太多了，大家就觉得做梦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得保证大家做梦的权利。于是，联邦储蓄银行要减息，让贷款的费用小些，政府赶紧把钱塞到老百姓手里，让大家赶紧花，以为这就能刺激经济了。

　　可是，如今的经济问题，恰恰是贷款太容易、花钱太不谨慎。这些措施，岂不是让那些不理性的人更不理性吗？政府这些措施，满足了老百姓“理所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心态。但是，最后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息过分，可能促使美元进一步贬值，刺激通货膨胀，一般老百姓的劳动所得更无保障。可见，美国的经济病，其实是个文化病：大家都不愿意从梦中醒来。

　　作者:薛涌

　　温州在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产生了众多企业家，这已尽人皆知。本人由于工作关系，近期和多家温州企业打过交道，头脑中一直思考着温州成功的原因。

　　温州成功的原因有多种，我们试图撇开一些偶然的机遇，如改革开放的机会、适当的政策、地理位置、重要项目入驻温州等等，寻找一下温州为何发展那么快的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和与温州人的交流，我发现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能够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本。

　　什么是文化？归根到底是价值观外化形成的一种风气、习俗、习惯等，深入到人们观念的深处，流在血液中，渗入到骨子里，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中起着深刻的持久的作用。于是一个好的文化成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长期良性发展的内驱力就不足为怪了。

　　一、温州的文化

　　文化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我们看看千百年的历史演变在温州留下了什么：

　　1） 重商的文化环境

　　温州人的做生意的意愿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一个温州的老板，他的闯荡商场二十多年，在温州小有成就，他有一个儿子２２岁，他自费送他的儿子去英国读书。他的儿子在英国读书期间，自己和伙伴们做起了在英国的进口生意，把出口到意大利的中國货倒入英国，赚取了大笔的利润，不到两年就在英国开上了宝马，而这一切都是背着父母干的，父母从来没有给他在生意方面的教育。当然这其中也出过事，也经常“栽”，比方说有一次被英国海关查出进口到英国的是假货，被罚巨款，只能由他的父亲还债，这时他的父亲才知道他的干的好事。虽然“栽了”，不管多少次的“栽”，但生意还在继续，屡“栽”屡起，生意逐渐走向正规。在我这里不评价他的儿子做生意方法的好坏对错，但从他的做生意的意愿来讲，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父母有意识的教育和培养，他却能做到这种地步。这恐怕只能从温州的文化环境来解释。温州的土壤养育了温州的生意人。

　　温州人的下岗的情况耐人寻味。温州人不怕下岗，在企业宣布解散之前他们早都已自谋生路，而且下岗以后过得多半比在国营企业还好，有大批的人在企业还没有采取下岗措施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耕着公有田，却早已自己开垦和经营好了自己的自留地”，以备后路。这对比一下内地很多国有企业对下岗职工出路问题解决中的重重困难，这是否耐人寻味？是否可以从文化观念和商业意识上面找一找原因呢？

　　2）注重实践性

　　温州人，被称为中國的犹太人，有着聪明灵活而且极为务实的生意头脑，而这种头脑来自于多年的商场上的闯荡，来自于自古以来就从不停息的探索生财之道的努力。

　　很多温州人十几岁就开始做生意，甚至有些不到十岁的小孩就在大人的带领下开始跑生意。试想一个读了MBA的人毕业大概二十五六岁左右，如果再读博士毕业可能二十八九岁，他的实践经验比别人少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在他们毕业时，温州人可能已经在这么多年的摔打中，在多次的破产中，在无数次生意的失败中磨炼中练就了一幅打不垮的刚筋铁骨，那些苍白的缺乏承受力的理论家决非他们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历很低甚至是没有文化的人成了我国改革法开放后第一代企业的老板，而那些学院派高材生们却往往空有文凭无所作为。这个现象是普遍的，那是因为它的背后有着规律性的，必然的东西。

　　我们并不反对学习，但一定要以实践为主，从实践出发，经过了极为广泛而丰富深刻的实践，再辅之以适当的理论学习，这才是成功之道。实践出真知，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反作用于实践，实践是出发点和归宿点，这符合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的。如果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关系，就一定颠倒了成功和失败的大门。

　　温州人的注重实践的这种个性，反映在对待高科技上，温州人比较注重应用性，而不是理论研究和开发，他们的研发费用并不高，甚至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研发这一项。但是只要有了一个主意，一个好的方案，只要自己目前的技术和工艺能力能够达得到，他们就以令人恐怖的速度立即上马，马上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变成利润，攫取了第一桶金，一个好的项目的早期利润是极为可观的，先手得黄金，后手得废铁。

　　3）人情世故

　　灵活、善于迂回、注重人脉、有极强的销售意识，极懂人情世故，这就是温州人。很少有象温州人那么会做人的。

　　前些日子报纸上看到温州老板包机送员工回家过年。这样的老板让人怎样能同那些“每个毛孔都沾满鲜血的”残酷压榨剥削雇员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这不正是现代人性化管理所鼓励的吗。这个老板未必学过MBA， 他们的这种做人方式似乎也是在温州那片土地上自然而然地“长”出来的，天生的吗？还是文化使然？

　　4）放下身段，勤劳、执着、百折不挠的销售大军

　　当年的红军靠的是“战士双脚走天下”转战南北东西，打出了红色江山，而温州人在跑生意做买卖上的勤快、吃苦耐劳的精神丝毫不差，他们也靠双脚走天下打出了温州的大片市场。他们的市场领地从温州到杭州，从浙南到浙北，从华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中國到日本，从亚洲到美洲，从最偏远落后的西北山区到豪华的华尔街，哪里有人，他们的双脚就走到哪里。很多温州人经历了人生的多次波折和生意上的多次失败，甚至是自己企业的多次破产。失败以后他们又走向各地去打工，做小买卖，倒衣服、卖菜、做服务生、做保姆……历尽艰辛，人生变幻无常，可是通过生意改变自己命运的意志确是百折不挠的。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几次失败甚至几十次击败次的失败仍然不能打消他们东山再起的意志。700余万人口的温州市，就有164万人在全国各地闯市场，有50万人在世界各国做生意。在北京市从事商业活动的温州人不下20万，在天津和石家庄两市各有10万左右的温州人在从事服装、鞋帽、纺织布匹等生产、批发和经销活动。这些商人或企业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温州人遍布在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全民皆销售（似乎颇得毛澤東的人民战争，全民皆兵思想的精髓），形成了一支渗透的全球各地的蔚为壮观销售“百万大军”，将温州的产品打向全球各地。看到了这一点，温州的天文数字般的销售额（仅打火机一项就占全世界市场份额的50%）就并不奇怪了。

　　5）当然温州人还有其他的很多优点，比方说：

　　* 销售意识，善于进行商业炒作，有很多炒煤团、炒房团等等。

　　* 敢闯敢创，敢吃螃蟹的精神。

　　* 不迷信高技术，不迷信权威。温州并非靠高科技起家，高科技是手段，并不是根本的东西。

　　* 模仿力，学习力。温州曾一度“假货”之说风行，我们当然不提倡假货，可是不能小看这其中反映出的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否则想以假乱真也做不到。

　　* 控制成本的本领的意识。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绳，灵活调整成本分解各项的比例，随时拼成价位不等的产品。

　　* 扎堆，团队精神。 温州曾有很多“帮会”组织，我们称之为商邦，即是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商人的集合，具体说就是由一定范围内的商人按照一定的联系原则结成的统一团体，这一统一团体即使没有十分严密的组织，也应该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存在形式（有人说这也是来自海盗的组织方式的启发，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规章和等级观念，只有铁打的团队才能抵御的海上险恶的、复杂多变的环境。温州在海边，温州人对此应极为熟悉）。有帮规和约定俗成的经营和运作方式。只要一个人成功，马上带动一片过来参与，很迅速地发展到一条街，一个大市场，一个城市、商帮组织的发展了极快极大地发展了市场占有率。

　　* 合作精神，很多家工厂都有外围厂，可以进行多种零配件的代加工。企业间相互代工极为平常。

　　* 不管生意大小，努力去做，薄利多销。

　　温州的环境文化造就了温州的许多优点，温州人在实践中慢慢形成的优点又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了温州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入到思想观念的深处，又对一代又一代的温州人起着潜移默化地深入持久地作用。

　　文化的作用就是这样的神奇和可怕，一个良好的文化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知不觉中使一个个的良好的观念进入到人们的头脑。而观念的突破和更新，打碎旧观念的桎梏往往是很多人一生经历了种种努力和无数困惑都难以做到的。有人说一句话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到另一个人听到需要几秒钟，而一个观念从一个人的头脑到另一个人的头脑需要30年，这话未必准确，可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观念转变的困难。多少人带着坑害了他一辈子的旧观念走进了坟墓，一辈子不觉悟。被观念的枷锁锁一辈子，他的一生就如同被叛了无期徒刑，永远无法超越心理的羁绊。而一个好的文化却使这一切化解得、转变得无比自然，可称奇迹。温州人的商业头脑似乎出自天成，不学自通，大概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商业气息极为浓重的文化环境。

　　二、“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很多人有过归纳，比方说敢想敢干、勇于冒险、果断、创新、坚韧、想象力，善于设计和描述美好的远景，对市场的敏感……

　　笔者曾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刚走向社会时处处显得不适应，在国营企业因为不善和人交往而显得迂腐而不合时宜；在商场上由于头脑僵化、保守和缺乏一往无前的进取心，也毫无起色；搞项目因位过于迂腐，不懂变通也打不开局面；做外企做员工也由于不善于沟通而不能满足公司和老板的要求；个人的生活也曾由于木讷内向而屡屡失败（天知道这些是不是应该归罪于传统和保守的教育）。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和失落后，我一直在苦苦地思考着，渐渐感觉到我身上似乎缺一种东西，一种暂时说不清楚的东西，总之是一种能够使人振奋和成功的东西，一种能使梦想实现的东西……

　　到底缺什么呢？我为此求索……

　　我曾下决心彻底地改变个性，来一个脱胎换骨。我听说搞销售是改变性格的最好方法，而在搞销售中做保险推销员是最锻炼人的，并且保险公司是极愿意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公司。于是我曾参加了一个保险公司。在那里，我偶然认识了一位有着复杂经历的温州小伙子。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失败了，手头仅有的三四万元有一半赔了进去，另一半被朋友骗走了，他于是就走了一段极为迂回坎坷的奋斗之路。他打过各种各样的工，当过民工、帮人押过车、做过黑帮的马仔、在桑拿洗浴中心作过服务生、极困难的时候也偷一些东西糊口，然后又是做保险推销员……受尽了别人的冷眼和指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过了很长时间的没有尊严的日子。但是不管多么困难和悲惨，他心中东山再起，闯出一片天下再次成功的梦想永不改变，后来积累了一些本钱和朋友合作果然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又成了老板。

　　不灭的梦想，不灭的希望，永不停息的奋斗。“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不甘于命运的摆布，闯荡江湖！笑傲波澜壮阔的、波谲云诡、复杂多变的市场。从小就有弄潮儿的胆魄和气势。哪怕在生意场上多次惨遭失败、头破血流，但是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在心中那“燃烧的欲望”的驱使下，立即全力以赴地去追求心中那永不磨灭的成功梦想……这种精神我在很多温州人身上看到过，不要怪机遇总是垂青于温州人，这样的成功绝非偶然！

　　写到这里，我找到了我欠缺的东西；写到这里，我觉得是否应该以温州人的精神为基础来总结企业家精神呢？

　　自从《狼图腾》这本书在市场上出现以后，把狼精神作为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建设的养料和素材加以发掘研究的人很多。在温州人身上，我也看到了“狼”的影子，狼的团队意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狼的计谋、狼的坚韧、狼的周密策划和准备。它们没有放弃，没有自卑，没有信念的丧失，永远不变的是那份执著，永不消失的是心中的梦想，在生意极度困难的时候，“只有咬住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的美丽的草原”， 只要心中那个“美丽的草原”还存在，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压倒！

　　三、总结（温州文化模式和温州的将来）

　　研究温州企业模式的人已有很多，温州现在每年的各种研究企业发展经营的协会和组织很多，有关温州企业发展策略的重要会议也不停地在温州举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研究一下温州的思想文化模式，并把它们推向全国。当全民都有了一种好的商业意识，好的思想方法，对我们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帮助将会是极大的。那样，我们在和国外做生意时所交的学费是否会小一些呢？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那么多大中型企业有那么好的设备，厂房设施和资金条件，却屡屡搞不活，非要国家的支援才能支撑下去，从根上讲，是因为他们是被计划经济的体制抱大的，不愁项目、不愁订单。一旦让他们自谋出路，就无所适从。他们需要的是闯出去，去自行开创打拼市场，他们需要新鲜的有活力的市场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的企业文化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温州文化的“输血”。

　　当然温州企业也存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缺乏高技术的意识、很多企业无技术含量、无后劲，利润也变得越来越低，员工文化程度偏低等等。这些方面的制约目前已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了，很多企业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而这些也反映出温州文化中的负面的东西的影响，成业文化，败也文化。温州目前需要第二次的崛起，这第二次的崛起离不开高科技的参与，离不开有高度的理论的总结。温州的产业结构需要向高技术转化，企业需要深化对企业理念、企业文化和经营哲学的研究和推行，进而形成文化层面的东西而起到长久而深入的作用。我们希望温州的将来会出现更多的经营高技术产品的，注重经营理论和文化建设的儒商，为我国的企业行为和思想文化建设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模式和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奇迹，相信温州的将来会变得更加璀璨动人。

　　作者单位：北京吉尔巴克公司

　　作者电子邮件：mkt05(at)yuking.com.cn

　　作者:刘文杰

　　讨论小说如何在商品社会中生存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假问题；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小说必然商品化、必然媚俗，则更属于谬言。但我认为，重要的任务不是对媚俗小说进行批判，做无效劳动，而是倡导正确价值取向，激励优秀作家创作无愧时代的经典作品。

　　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社会原本就是一种常态存在，而计划经济社会，则属非常态存在。２０世纪末，苏联的计划经济已伴随苏联解体消亡，中國的计划体制正在向社會主義市场经济转轨。近现代欧美俄的伟大小说，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大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时代；中國现代一批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同样也是产生于２０世纪初叶，中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而苏联和中國的现当代小说，凡以计划经济为背景，譬如表现合作化、歌颂集体农庄的，都鲜有成功作品，更无法与这些经典小说相比。因此，我们怎能说商品大潮冲击给小说创作带来危机呢？

　　认为目前小说创作中的粗鄙倾向，源自商品化的生存环境，这理由同样不充分。人类自有文学以来，“下里巴人”作品就以数量的绝对优势压倒“阳春白雪”；低级色情文学或所谓的“糟粕”作品，从来就在大众文化中占重要位置（古希腊喜剧中，阳具放到舞台上；大量带浑笑料，被我们净化了）。所谓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大都属于这类不入流的货色，譬如东北繁荣的二人转，譬如今日餐桌上或手机信息中泛滥的“段子”；而鲁迅的小说，从来就够不上这个“标准”。我们不能把文学史，视为文学的历史实录。当然，市场经济使小说媚俗化倾向加剧，这也是事实。通俗小说家要使小说畅销，就必然要迎合大众口味，就要媚俗。这毫不奇怪，但这也不自今日始。无论是１９世纪的西方社会，还是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國，大量存在的也都是粗制滥造的文学，都是充斥着色情暴力凶杀的通俗小说，在中國，还有各种言情侠义小说。任何一个时代，让所有小说家都有人道关怀、历史胸襟，都去表现崇高主题，都去作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这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大可不必为众多庸俗小说的出现而烦恼，更不必为人体写作之类炒作而论争。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很正常。但眼下另一种倾向却值得担忧：作家们似乎在争相媚俗，大家都以适应和遵循市场商品法则为荣，以放弃社会责任、不做宏大历史叙事为时髦。如果再这样几十年下去，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文学史的将是一片苍白。道理很简单，后人评价当代文学，同样不以小说数量为标准，也不以是否有庸俗色情文学为尺度（我认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学水准，与色情读物多少并没有逻辑关联），而是看是否留下了真正传世的经典作品。因此，今天小说创作的问题，不是平庸作品多寡的问题，而是优秀的经典作品有无的问题。换言之，今天创作中的媚俗之作再多，也不紧要，但我们这块蕴含丰富文学基因的生活沃土，不能哺育出真正伟大的传世作品，却将使我们愧对前人，更愧对后代。

　　面对这一历史要求，文学批评家首先要矫正并站稳自己的价值立场：现实存在的必然性，不等于历史价值的合理性；市场经济导致文学商品化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真正作家媚俗的合理性；文学史上传世的经典作品，从来都出自少数獨立思考卓然脱俗追求崇高主题的作家之手。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庸俗泛滥才突出经典价值。正因为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在自由多元的创作状态中，文学品格、小说品味之高下才能凸现出来，真正的文学大师才能脱颖而出。文学评论界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呼唤这种高品味的小说，发现支持真正的大家。问题是，由于众多后学理论的搅和，当代一些有潜质的作家价值观念已经在众语喧哗中给搞乱了，创作中普遍缺少真正的历史意识和反思精神，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因此，让那些潜心创作的作家明确真正文学的价值追求、价值内涵，便是一个很紧要的理论问题了。

　　这问题当然涉及到一些老生常谈。一般说来，文学批评有两个价值向度：内容的与艺术的，这属永恒不变的艺术真理。在艺术向度上的批评尺度具有相对獨立性，也具有时代性。要允许小说家做各种创新试验，与时俱变，但我认为，无论怎样创新的艺术架构，它所涵盖或承载的价值内容却都应具有永恒性；设若没有这些永恒价值内容的支撑，任何艺术美学实践都是短命的。现代或后现代经典小说，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奖标准，都离不开对人类这些公认价值尺度的认同和张扬。这就是对人道主义的深度思考，对历史进步的深度关怀，概括地讲，就是一把人道尺度，一把历史尺度。当然，这两把尺度是有矛盾的，是很难统一的。但正因为难以处理，难以统一，才凸现出作家的水准，才有经典小说座次的排序，才有大家或大师的标准。

　　因此，我认为，对那些拒绝或超越媚俗的真正小说家来说，他的创作内容应该有这样三个层次的价值追求：

　　第一层次，是人道层次，在表现生活时，关心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批判社会黑暗势力，张扬人道正义价值。应当说，这是真正有价值小说的最低标准。当代许多优秀小说，都符合或达到这一标准，对此无须多论。

　　第二层次，是历史层次，在塑造形象时，记录历史真实，揭示历史规律，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现当代生活的，能够进行历史价值分析。批判生活的非人道倾向，这很容易，但在这种非人道倾向背后，有些却可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巴尔札克的伟大，是他超越了自己的階級立场，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今天，一些人批判市场经济的恶，却怀念计划体制的大锅饭，称颂纹革为阳光灿烂的日子，这就不及巴尔札克了。另一方面是表现历史生活的，能真实的全面的重现历史。中國近现代史，经过史学家的编纂，经过政治筛子的过滤，往往失去历史的真实面目。现代革命文学所记录的历史，从革命史角度讲、从张扬革命主调角度讲，都是正确的，但却难以反映全面的历史。１９３０年代，出现在《日出》中的中國城市，一片黑暗，是一个鱼吃鱼、人吃人的时代，但那十年，也是天津、上海（原发表时只有上海，承蒙林希先生赐教：《日出》创作背景是天津，特修正）崛起成为国际大都市，ＪＤＰ翻番的十年！抗战八年的历史，可歌可泣，同时，国人屈辱十四年，也可悲可愤；曾出现过许多抗日英雄，更出现过众多卖国汉奸！百万日寇畅行无阻，数亿民众甘当臣民，这确实值得反思。纹革十年，人人革命，人人都被革命，这是一个彼此自觉整人和被整的时代。德国法西斯，在国内只以犹太人为敌，中國红卫兵，却以整个传统文化为敌，以自己的师长为敌，这更值得反思了，因为中國是道德立国，是孝仁传家的！大跃进时代，伟大领袖和著名科学家都被农民哄骗，相信亩产万斤十万斤。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乔典运的《命运》开了好头，但却难有后继者。这十分遗憾。如果不记录下这段真实历史，后人会怀疑，会翻案的——实际上，今天已有新左派在翻案了。

　　第三层次，是思辨层次，反思中國历史，反思中國国民性，使作品超越现实层面，能起到改造国民性推动中國文化前进的功效。这一目标，百年以来，我认为只有鲁迅实现了。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小说主题超越了历史叙事，超越了革命主题，更超越了人道关怀。鲁四老爷即便放到今天，也是好雇主，绝非黄世仁之流，但却导致了大悲剧；未庄革命之艰难，不在于能否打到假洋鬼子，赶跑赵太爷，而在于改造阿Ｑ。今天反思鲁迅、反思阿Ｑ，我们会得出许多崭新认识：中國抗战之艰难，就在于阿Ｑ们去当汉奸当顺民了；中國纹革的残酷，就是阿Ｑ们也觉悟也积极造反了；今日腐败蔓延，就是因为阿Ｑ混上文凭当了官，与假洋鬼子、与赵太爷们结成联盟，“咸与维新”了。这就是伟大小说的思想超越性。

　　中國当代真正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历史意识、这种哲学思考。这种历史意识哲学思考的学术资源，靠从当代理论家、当代思想界那里汲取是很难的，因为当代理论家糊涂着呢！当代哲学界贫困着呢！这就需要作家自己成为史学家，成为思想家。２０世纪中國出了一个鲁迅，鲁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２１世纪中國，理应再贡献一个鲁迅。我这样说，倒不是如有先生所说，鲁迅多了文坛受不了，而是因为鲁迅的思想高度实在难以企及，能涌现一个，也够我们庆幸的了。但对于真正作家来说，关键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能写出仅次于鲁迅的小说，你也够伟大的了。

　　以上所说，皆卑之无甚高论。但不强调甚至放弃这些价值目标，却是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失职，是小说理论家的失责。随波逐流，跟在作家身后进行媚俗炒作起哄，忙着给俗鄙文学披上新潮外衣，这都是批评界的耻辱。因为无论在哪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界、理论家都是远离市场的，都是要恪守基本价值立场的。正是在这种语境中，笔者重提这些常识性的观点，便不属多余了。

　　作者是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作者:杨曾宪

　　终于忍无可忍，老艺术家们站出来了，在京城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声疾呼：“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推动网络歌曲健康发展。”老人们赤心拳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年轻人的音乐世界里，他们的话不过是一块石头砸进大海里，泛起一阵涟漪之后，很快就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如果你觉得悲哀的话，那么这是新陈代谢的生命本身的悲哀。

　　在我看来，这件事的本质，其实是代沟问题。老年人对年轻人看不惯，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要说这些艺术家，就我自己，偶尔打开侄辈的BLOG，看见他们的那些火星文，听着他们挂的那些歌，都忍不住要感叹：什么玩意儿啊！

　　代沟问题常常被替换为雅俗之争。老艺术家们总是被质问：你们现在认为高雅的东西，比如李谷一吧，更不要说邓丽君（听歌）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不同样有被认为低俗的时候吗？就是歌剧，高雅得不得了吧，也不一直都有雅俗之争吗？我们当年热爱的、老艺术家们现在还难以接受的崔健（听歌），早都已经老成经典了。

　　音乐当然有好坏之别，也有诚实与虚假、深刻和肤浅、熟练与生涩的不同，但怎么分？有人认为，电视上不应该播放的一些肤浅的歌，从诚实的角度看，我还真不认为它就比一些假大空歌曲差多少，而某些谄媚的假大空歌曲，也许正被列入高雅之列。

　　老艺术家们不反对那些歌曲，是因为他们听着习惯。把自己的习惯称之为高雅，把别人的习惯叫作低俗，这多少有点让人听着害臊。但是老人们真就那么认为，他们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说了也就说了吧，大家不用那么紧张。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这些人在无力“推动网络歌曲健康发展”之后，会不会气急败坏，然后游说权力，对网络歌曲进行查禁？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老年人的艺术主张和修养，没有耳濡目染、春风化雨地传递给年轻人，而必须通过这么激烈的抵制号召甚至权力大棒来实现？

　　世界是年轻人的，这句话其实也不怎么正确———世界当然是大家的，年轻人应该拥有历史和传统，老年人毕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应该受到尊敬。我一向认为，虽然我们号称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但是历史和老人在年轻人心目中有真正的位置吗？在西方国家，名胜古迹、博物馆、老记者、老歌手、老作家，受到的礼遇都比我们这里好。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文化领域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老一代的精神要传承下来，应该靠自然的感染，而不是强行的灌输，更要警惕染指权力。抵制和呼吁，在形式上，其实更像年轻人的举动。艺术的力量也是人格的再现，如果老艺术家们能够在反省自我、体察人心、阐释社会方面做更多的事情，让年轻人感觉到正义、真诚和善良的激情，他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一些。

　　作者:长平

　　最近关于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想續写红楼梦后二十八回之评说闹得沸沸扬扬，有赞成也有反对，或利于两者之间袖手旁观看热闹，真就成为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本人开始也对此无所谓，似乎改写与不改写无关紧要，反正红楼梦的地位早已确定无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能撼动其在中國传统文学史地位的坚不可摧，然而仔细一想却又有些惶惶然，一只蚂蚁绝对放不倒一棵大树，可是引来无数蚂蚁疯狂撕咬，后果就很有些不妙了。

　　第一，红楼梦实属中國传统文学精品中之精品，无论人物描写还是故事情节的编排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至高境界。不管学者还是一般读者，无不为书中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夫所折服，只要读过本书，都不可避免地被引进一个用文字塑造的伊甸园，被带入令人感慨万端的时代变迁和一个由兴到衰的家族血泪史之中。红楼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百年不衰的影响，就是因为作者把握住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把握住了此种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所思所想，把握住了众生态的衣食住行价值取向和由此产生的心灵情感变化。书中的语言文字妙不可言，无论是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还是贾政贾连贾宝玉，无论是薛宝钗还是林黛玉，甚或那个来自乡下的刘姥姥以及看门赶车的焦大，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一个个獨立着的活生生的人。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别具一格，读者完全可以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和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及矛盾冲突了解作者的意图，了解那个酸甜苦辣咸变化无常的社会。

　　第二，再从故事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各自在书中的表现来看，整本书完全是一个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完美组合，无论是从故事情节的百转巧合前后呼应还是从人物思想行为的演变都绝对挑不出一点不合理之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在海内外早已形成相当规模，红学研究无论对历史还是文学都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绝对获益匪浅。这一点百年来早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就是刘心武先生本人想必也不会持有异议吧。既然是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一个经过精心雕琢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百感交集的故事结尾，那又何苦还要进行画蛇添足的續写，又何苦还要用现代人的感受来无中生有出过去时的悲欢离合呢？再说，刘心武先生显然想做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可是有了第一个就必然会出现第二个，如此前赴后继怎生了得。红楼梦被接二连三改头换面之后，定然会面目全非，定然会最终变成一个丑八怪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此结果足以使我们汗颜，足以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对红楼梦的多此一举，然而为了说得更加理直气壮，我再继续往下。

　　由上所推测，作家显然对原书中的安排不屑一顾，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作家也许说的有道理，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回顾一百年之前，那谁能忍受故事中的压抑暧昧和对不公平暴政專制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呢！然而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当时黑暗恐怖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曹雪芹才可能用如此高超的手法写出一步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之作。我们相信作家刘心武是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一分子，他的文学水平的确比我们高得多，可是无论怎么说，他的衣食住行不会和我们不同，它不可能曾经生活在一百年之前的曹雪芹时代里。当作家写小说，谁也无法脱离时代，谁也不能闭门造车单凭想象完成一不属于时代属于社会属于读者的好作品。故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刘作家似乎有些异想天开，有些脱离了作家的创作原则，有些自以为是想当然了。当然，我们也明白，如果是科幻小说，如果是不受社会现实所制约的魔幻小说，自然可以天马行空任凭想象自由驰骋。然而刘作家似乎并非只想创作一部小孩子喜爱的远离社会实际的神话小说，它真正想在红楼梦的故事里插一脚，想让这个经典故事改头换面，成为符合刘作家意识形态的新篇章。

　　写到这里，我想展开来稍微谈一谈关于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历史是一个非常枯燥无味的玩意儿，我们从小就是用死记硬背来记住自己老祖宗和外国人老祖宗的曲折发展史，虽然在考试的压迫下我们多少记住了一点点历史。可是这样的学习往往让我们对历史厌恶透顶，让历史像过眼烟云般很快在我们的脑袋里消失殆尽，换一种学习方法无疑对我们大有益处。后来从香港和台湾传来了另一种关于中國历史的说教方法，小说电影和连续剧让我们大大的开了眼界，那些故事情节和表演历史人物的演员让我们再也不讨厌历史，让我们深深地爱上了历史。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为了迎合读者和观众，为了市场的效应，改编历史就变成一块大肥肉，为了抢夺这块肥肉最终有可能导致历史被歪曲和颠覆，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作家都尊重历史，都不愿违背历史的本来面目，都想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牢牢记住属于我们的文化本源，记住我们曾经走过的每一个足迹。除此之外，这些作家都使用自己的笔耕种自己的心田，他们用原创的文学作品开拓了自己的市场，所以他们的创作永远会受到欢迎，永远只属于他们自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尽管这些作家都是大手笔，都是文学界的大名人，可是他们的作品中显然充斥着现代的气息。我们可以用古代名著和现代作家所写的历史著作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比较的结果一定会让我们发现，什么时代的人就只能写他们时代的东西，无论你对历史的研究多么深刻透彻，绝对不可能写出那个时代的原汁原味。

　　这样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红楼梦的版权到底属于谁，难道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写这部传世之作吗〉我们都看过历史名著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那些由编剧导演和演员所展现出的历史故事让我们流连忘返津津乐道，让我们通过时光隧道回味过往的喜怒哀乐。文学历史名著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应该是一种合理合情合法的重塑，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再创造。我们知道，文字的表现形式受到一定的限制，声音图像是文字的盲点，哪怕最优秀的作家也无法满足读者视觉和听觉嗅觉的需求。而电影电视剧恰恰是对文字盲点的最大弥补，任何文字所无法表现的东西，在电视电影里都可以淋漓尽致的得到发挥，都可以使读者对原著有更深刻地了解。所以说，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都有一种迫切的渴望，都希望在最短时间里被搬上屏幕，都希望除了读者还得到观众的欢迎。

　　然而改编小说就绝对是两回事了，任何作家都不愿自己的作平被别人随意改动，就像自己的孩子被别人领走，忽然间成了人家的孩子，那算怎么回事呀？我记得自己的作品在网上发表出来时，有时候会被編輯出于善意稍微加以改动，虽然这样的小改动一般无伤大雅，并不会使作者觉得受到伤害。然而心理的不痛快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经过作者的同意，随意改动作品无疑是一种不尊重作者的举动。刘心武先生是一名著作超等身的大作家，我们对他一直非常喜爱，他那些具有个人特色的优秀作品始终让我们爱不释手。然而他一定没有经受过自己的作品被别人改头换面的尴尬处境，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他又会作何感想呢？但愿刘作家设身处地的替曹雪芹先生想一想，他这样随意改动红楼梦，九泉之下的老人会同意吗？

　　现在我们对著作权有了法律的保护，版权所有者可以通过法律保护他们的私有著作权，无论哪位作家都不敢轻易改动别人的作品，否则定会被送上法庭名利双失。可是古典名著的权力就似是而非了，好像放在广场的无主面包，谁都可以肆无忌惮揪一大片塞入自己的嘴巴。难道古典文学名著当真就没有合法的受保护权吗，难道古人死后他们的作品就可以让人随意改变成属于另一个私人的财产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现在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已经非常广泛，每年我国都有数不胜数的古籍申报联合国，用以达到合法的保护。那么红楼梦是不是也可以算作我们的文化遗产呢，毋庸置疑绝对应该是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作为文化遗产，作为全体中國人的精神财富，任何个人好像都没有权力私自纂改，我们的文化部门显然是大大的失职了。他们应该毫不手软将随意改动文化遗产的人告上法庭，应该用绝大多数国民交给他们的权力，好好保护我们的精神财富。也许我们的法律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清晰的明文规定，也许我们还有许多对文化遗产的空白，那就赶紧动手解决，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再生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本来不想写，可是为了红楼梦，为了我们的精神财富不受侵害，我决心破釜沉舟。红楼梦属于世界级的文学巨著，是我们中國人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对中國文化认同的耀眼标志之一。如此显赫的文学名著，引得无数文学界英雄竟折弯了腰，谁都想在这块宝地上种出属于自己的庄稼。不过他们还算明智，他们的种植範围还仅仅限于研究和探讨，还没有直接将自己的大名贴在红楼梦的封面上。可是我们的刘作家有些得意忘形，他的续写看来好像就是要高高站在红楼梦的原作者曹雪芹肩膀上，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摘下世界级文学大师的金字招牌。可叹，可悲，可怜，一个作家失去了自己的腿脚，还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金光大道吗？

　　中國南京　庄大军

　　电子邮件信箱：ｚｇｎｊｚｄｊ（ａｔ）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庄大军

　　一位署名张怀旧的先生写了一篇题为《刘翔没文化》的文章。谈了他的两个见解，一是根据他本人的经历，他推测刘翔没有什么文化；二是他认为一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人民群众没有必要欣喜若狂。文章的语气稍嫌偏执，措词略带刻薄，颇具愤青风格。此文一出，未见刘翔本人有什么反应。但世界长跑冠军王军霞女士却感到“很心痛”，写了一篇《什么才算有文化》的文章予以痛斥。王军霞女士此举，很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味道，让我们又一次领略到“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说的言之有据。

　　仅看题目，还以为王军霞女士要在“什么叫文化”和“刘翔有没有文化”的问题上与张怀旧展开辩论。但在看完全文以后，才发现她没有这样做，也不打算这样做。她只是认为张怀旧“刘翔没文化”一语，伤了她们的自尊心。她不能容忍像张怀旧那样的自以为有文化的人，“肆无忌惮的笑话我们体育人”。

　　王军霞女士也许没有想到，她的这篇文章，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张怀旧先生的推测基本不错：刘翔没文化，世界长跑冠军王军霞也没有太多的文化。因为王军霞女士的这篇文章，正好暴露出了世界长跑冠军的同样的弱点。

　　什么叫文化，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它的概念太宽泛，内容太丰富，至今没有人给它下过一个确切的定义。所有的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据说有上百种之多），至今都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一致认可。就通俗的意义来说，文化就是识字、读书。一个人识的字多，读的书多，人们就说这个人文化水平高；一个人识的字少，读的书少，人们就说这个人文化水平低。通俗意义上的文化，是与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沿用的知识载体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把读书识字的痞子叫文痞，把不识字的人叫文盲，国家把扫盲作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产品，文化市场，文化程度，无不与文字联系在一起。不过，文化有时又好象与文字无关，比如什么“酒文化”、“茶文化”、“鬼文化”、“灯文化”、“河姆渡文化”、“元谋文化”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或者与文字不沾边，或者是存在于文字出现之前。其中的奥妙，留待专家、学者们去研究吧。

　　张怀旧先生所说的文化，从他那篇文章的内容来看，应该是通俗意义上的那个文化。

　　刘翔有没有文化？我说有文化。我的根据是：刘翔上过学，读过书，会写文章，初二的英语考试还得过７２分，人们不必用扫盲的方式来提高他的文化水平。那么，张怀旧先生说刘翔没文化是不是说错了？那也未必。因为中國的语言文字是非常有弹性的，同一句话，或者同一个词，常常是“提起千斤，放下四两”。说刘翔没文化，既可以理解为刘翔一点文化都没有，是一个文盲，也可以理解为有文化，只是文化不多或文化水平不那么高。就像有人说我没有钱一样。你说他说错了吗？没有说错。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我自己也承认我没有钱，但说我没有钱并不是说我一分钱都没有，以至吃不起饭，穿不起衣，看不起电视，用不起电脑。只是我的钱很少而已。张怀旧先生的意思显然指的是后者，那也就大致不错。因为虽然我说刘翔有文化，但实际情况是，刘翔小学四年级还没有读完，就进了区体校。三年后从区体校直接转入市体校，期间插班到宜川中学读了一年书（初二），又回到市体校。从此以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跨栏的训练和比赛之中，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书了。而体校的文化课是很少的，基本上形同虚设。刘翔的业余爱好是游泳、打牌、打乒乓球、桌球、游艺机、游戏机。刘翔读书的时间很少，

　　也不喜欢读书。他自己说：“经过三年的区体校生活，我已经远离了书本，要我重新去拾起它们，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一下子习惯”。“不要说一整个上午（上课），就算是一节课，我都如坐针毡”。“读书苦啊，真苦！”根据上述的情况，就通俗意义上的文化而言，刘翔的文化确实是不那么多的。在“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的今天，相对而言，说一个实际只读了四、五年书的人没有文化，也不算太离谱吧。

　　那么，一个人得了冠军，值不值得人人欣喜若狂、举国称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对冠军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什么叫冠军？冠军就是在体育运动比赛中最后胜出的那个运动员。是一个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一技之长的人物。运动会又是什么呢？是一种竞技活动。只要举行比赛，就一定有冠军产生。有多少次比赛，就有多少个冠军，有多少项比赛，就有多少个冠军。一个参赛者要取得冠军，不需要太多的本领，只要有这方面的特长，只要参加本项运动比赛的选手中，没有人比他的成绩更好就成。任何运动会都不会对运动员提出诸如文化、智力、道德、信仰、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要求，都不会对运动员提出综合素质的要求。你是一个弱智者，是一个有心理障碍者，或者是一个有道德缺陷者，你一样可以参加比赛，只要你表现出色，你就可以获得名次甚至冠军。全国各大、中、小学，许多机关、单位，每年都举办运动会，所产生的冠军可以说成千上万。当然，由于冠军只产生一个，参赛的范围越广，参赛的人越多，参赛选手获得冠军的概率就越低，参赛选手就感到难度越大。得了单位的冠军不一定能得县、区冠军，得了县、区的冠军不一定能得省市冠军，得了省、市的冠军不一定能得全国冠军，得了全国的冠军不一定能得亚洲冠军，得了亚洲的冠军不一定能得世界冠军。运动员感到夺冠难，其难点不在于比赛对选手有什么特

　　别的要求，而仅仅在于争的人太多。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没有对冠军设置硬性的指标，比如要举多重，跳多高，跑多快等。如果设置硬性的指标，举重要举５００公斤，跳高要跳５米，１００米跑规定为８秒，那就谁也休想得到冠军，谁也不会去做世界冠军的那个梦了。

　　所有的冠军中，当然是奥运会冠军的名声最响，这是因为奥运会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参加的运动会，层次最高，参与的人数最多，争夺也最激烈。但奥运会冠军与其他冠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某项竞技活动中的获胜者而已。没有第一名，第二名自动成为冠军，没有第二名，第三名自动成为冠军，矮子里面肯定会有高子的。中國有句古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上，５０米步枪３×４０比赛，中國选手贾占波获得了冠军。他获得的这个冠军，其偶然因素远远高于必然因素，因为前九枪的成绩，美国选手埃蒙斯比他高出好几环，只是由于埃蒙斯最后一枪失误，子弹不知去向，判零分，贾占波才得以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假如埃蒙斯最后一枪没有失误，或者贾占波的最后一枪出现失误，谁是冠军就很难说了。贾占波获得冠军，并不是因为他的枪法绝对地出色，而是幸运。如果说有谁为他的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话，最大的功劳应该记在埃蒙斯头上。

　　人类的心理活动极为复杂。人除了要吃、要穿、要玩，还要名气、要声誉、要权力、要刺激，要猎奇。斗智、斗勇、角力的活动随处可见。体育运动比赛，包括奥运会在内，就是这类活动之一。早期奥运会的举办目的，是出于竞技、好玩还是为了宏扬体育事业，我不甚了解，不好妄加猜测，但近年来的奥运会，则是越来越远离体育，背离体育，越来越趋向于观赏与刺激，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竞技活动。体育是什么，是“锻炼身体和增强体质的教育”！高难度、高科技的竞技，与“锻炼身体和增强体质的教育”已经是南辕北辙，奥运会仅仅保留了体育的外壳而已。如今的运动设施、运动设备、运动器材，以及运动员的服装鞋帽，越来越贵重，越来越奢侈，越来越高科技化，一些与体育无关甚至对健康有害的运动项目也堂而皇之地成为奥运项目，就是最好的证明。

　　冠军当然来之不易。特别是奥运冠军。因为参与角逐的人太多了。要战胜那众多的对手，你就必须苦练、勤练，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练。为了练出水平，练成绝技，你就不得不放弃许多休闲、娱乐和学习其他知识与技能的机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想要在某项运动中夺冠，你就不能不在别的方面作出牺牲。冠军是用汗水、金钱（公款或私款）、时间、另外的发展机遇换取的。有的人甚至是用自己的健康换取的。现实中因长期超负荷训练而致伤、致残的运动员难道还少吗？

　　冠军当然是有名气的。但获得冠军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除了获得者本人可以因此而得到奖励和扬名以外，没有别的什么意义。有人认为，一个中國运动员获得了奥运冠军，就是中國获得了冠军，这个运动员就给中國争了光。这不是无知，就是误解。第一，任何运动员都不能代表中國（或中國人民），也无权代表中國（或中國人民）。不然，就会得出一个运动员惨败就是中國（或中國人民）惨败、一个运动员犯规就是中國（或中國人民）犯规、一个运动员舞弊就是中國（或中國人民）舞弊的荒谬结论；第二，取得冠军的，是运动员个人，不是国家。不然，奖章和奖金就要归国家所有，出席领奖的就应该是国家或政府的代表；第三，获得奥运冠军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对一个民族来说，并不重要。冠军和冠军的一技之长对国家的经济生产、科学研究、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国家实力基本上不产生影响。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强大还是软弱，是富裕还是贫穷，人民生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ＧＤＰ是增加还是减少，与有没有有人获得冠军和获得了多少冠军毫无关系。

　　奥运冠军的名声尽管很响，其实远远低于没有冠军称号的许多球星、影星、歌星。奥运冠军的能耐，也常常比不上“吉尼斯记录”的创造者。只要把吉尼斯记录中的竞技活动列入奥运项目，“吉尼斯记录”的创造者就肯定是一位奥运冠军。

　　由此可见，张怀旧认为，一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人民群众没有必要欣喜若狂，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王军霞女士把奥运冠军的作用和价值看得太重了。奥运冠军的作用和价值当然不可小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中國的奥运冠军不是一个个都成了大款吗？但是，奥运冠军的作用和价值，只对获得者本人有效，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并不会从中沾光。相反，正是因为培养奥运冠军，中國最好的体育场馆、最好的体育设施、巨额的体育经费大部分被奥运选手所占用，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不得不自我抑制。是人民群众为奥运冠军作出了贡献，作出了牺牲，而不是相反。

　　顺便谈谈王军霞女士的几个观点。

　　王军霞女士说，“是国家的培养与运动员的努力使中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这是说对了的，因为国家确实花费了巨额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他们进行培养。但她说的“同时也是一个个冠军带动了一个个体育项目的发展”，就说错了，没有这回事。

　　王军霞女士说：“就像我们明知道我们中國人有很多不好的一面而不愿意看到别人尤其是外国人说我们不好一样，这不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每个人的自尊问题。”明知自己有很多不好，而不愿意别人说出来，这叫做自尊？告诉你吧，这不叫自尊，这叫护短，这是一种双重的耻辱！自己有什么“不好”（这个“不好”不就是缺点、错误的意思吗），自己知道或者自己不知道，有人给你指出来了，这个人不管是中國人还是外国人，你都应该表示感谢才对，表示了感谢，你才有尊严。你不感谢，反而不愿意甚至反对人家指出来，你还有什么尊严可讲？你只会让人加倍地卑视你，他只会从内心发出一声感叹：小子不可教也！

　　文化和尊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没有文化并不等于没有尊严。中國至今还有几千万文盲，没有文化。谁能说他们没有尊严？我们的祖先，就曾经是文盲，是没有文化的人。我们并不因此而自卑。一个人没有文化，大多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没有文化，只能说是一个缺陷，而不是耻辱。不知道什么叫耻辱，或者以耻为荣，才真的会让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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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汤守道

　　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１、刘翔没有文化；２、国人智商低下

　　一、刘翔没有文化

　　八三年我从乡下进城上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参加了校春季田径运动会，获得了６０米短跑与１００米短跑项目的第一名，全班同学都惊呆了，——怎么农村来的野孩子那么能跑？我知道他们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的，于是他们就嘲笑我的学习成绩不好。老师也把我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虽然我的个子很矮，但我是个农村人，所以我只能坐在最后一排。我暗暗下定决心，不但跑得要比他们快，而且学习成绩也丝毫不能落后。后来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我考了“双百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瞧不起我了，那些城里的孩子没事总爱巴结我，还从家里偷了零食带到学校送给我吃，女同学有事没事也总爱跟我搭讪。

　　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依然很好，每年春秋两季的校田径运动会我必定参加，那两个短跑项目的“冠军”我一直“蝉联”了三年，为班级争了不少光，同学们爱戴我，老师们宠爱我。到了三年级，果然有个叫“教练”的人找到了我，让我进了田径队。八十年代的学生一个星期要上六天课的，只有星期日休息一天。自从我进了田径队，我就改上五天课了，每到星期六星期日我就被教练带到县体育场炼跑步、高台腿、仰卧起坐，与我一起的人很多，有男有女，跟我差不多大。远离了课堂，疲惫的我没有力气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成绩一天不如一天，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对还是错。直到有一天，在课堂上，老师让我站起来大声读出黑板上写在田字格里的一个大字，一个在嘴边的字，一个很熟悉的字，我竟然不认识了。于是我被全班同学讥笑了，老师说：“张怀旧你怎么了？你还想不想念书了？”我说：“我这些日子不是一直在跑步吗，所以就耽误了学习。”老师又说：“你跑什么跑？你还真想当世界冠军啊？”我反驳道：“又不是我要跑，是你们让我跑的”。

　　“啪”的一个耳光就过来了，老师说：“你学会了顶嘴？我还没有见过那么不尊重老师的学生。今天我告诉你张怀旧，只有没本事读书的人才会去跑步！”

　　那一年是八六年，我三年级，下学期，刚过完了十周岁生日，长辈们都说我长大了，所以我没有躺在母亲的怀里流泪，我也没有告诉我那倔强的爸爸，因为我知道，只有没本事读书的人才会去跑步。

　　后来我查了字典，那个写在黑板上的字——“育”，应该读着“Ｙｕ”，第四声。后来我翻了翻课本，我发现我的确有很多字不认识了，有的字还是一年级学的，于是我更加坚信老师的话是对的：只有没本事读书的人才会去跑步。

　　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田径队，别人再让我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我就说：只有他吗没本事的人才会去跑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拿过运动会的奖状，一直拿“三好生”奖状拿到小学毕业。后来就再也没得过奖状，因为拿奖状的标准总在变。我这些年一直在外奔波，居无定所，小时候那几张奖状一直在我的老父亲那里保存着，否则我要不扫描上来给大家看我就不是人！我永远珍藏着，因为那是我没本事的时候别人给我的荣誉。

　　后来听说以前跟我一起在体育场训练女运动员被教练搞怀孕了，于是她就退出了体坛；还有两个男的因为打架斗殴，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少管所。

　　再后来我就成了城里人，开始学着别人那样瞧不起乡下人，开始瞧不起跑步的人。

　　我不知道刘翔是怎么走上田径这条路的，不外乎两种可能：

　　第一种情况：跟我一样，因为特能跑，所以被教练选中，参加了专业训练，成绩突出，于是国家花大量资金重点培养，于是就学会跨栏了；第二种情况：没本事读书，只好看谁跑得快。无论刘翔属于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预见一个铁的事实：刘翔没有文化！

　　二十年前我悬崖勒马，我重新查字典认识了那些汉字，而刘翔却沿着他的跑道一直跑了下去，一定有很多方块字是他在初中毕业以后还不能完全认识的，我们只要花一节课就可以认识的汉字，只花一天就可以读懂的文章，对刘翔来说要花上一年乃至更多的时间，或者，不是或者，是肯定，刘翔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别跟我提学历，唯韦小学毕业唱了《亚洲雄风》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大学本科。

　　刘翔不但没有文化，而且没有才华，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谈何才华？上次我说刘翔没有技术含量，很多人群起而攻我，他们说：“刘翔怎么就没有技术含量了？跨栏不就需要技术吗？你有本事跨给我看看呢？”今天我补充说明一下：这种狗急跳墙的伎俩连西方老马都会，怎么到人身上就算技术了呢？拿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职业水准跟我一个老百姓来比，是不是有点太狗急了，如果我会跨栏，那全中國的人都会了，还要我们的祖国花那么多钱去培养他刘翔干啥？

　　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假设三十多年前，正当费翔与黄健翔在课堂上专心听讲的时候，将他们俩拉出来一人给他们一人一个耳光告诉他们不准读书了，让他们炼习赛跑，祖国花巨资培养，我想，数年以后，他们其中有一位或许可以成为世界冠军。费翔、黄健翔都可以成为刘翔，不就是一个字——“炼”吗，没有技术含量。而刘翔却成不了费翔，就好象李宇春可以成为王军霞而王军霞却成不了李宇春一样，很多唱歌的人虽然也没什么文化，但是唱歌最起码是一种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对于只知道笨跑的田径运动员来说的确是有一定难度的。

　　什么叫运动员？运动员的前身就是不学无术的街头混混，全国乃至世界的武术大赛，那些散打冠军，有几个从前不是讹人、吃人、拿人的？有几个好好读书的？看看日本那些搞相扑柔道摔交的，我承认这些项目是有技巧的，但这些运动员不就一头发情的猪吗？他们的专业就是打斗，就是竞技，拿冠军是他们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本事干别的！刘翔也是如此！

　　今天我不是要骂刘翔，我要告诉全体中國人，我的老师说过：只有没本事读书的人才会去跑步！我觉得很对！

　　二、国人智商低下

　　中國人都怎么了，国家花钱培养的那么多运动员，不拿冠军好象都很正常似的，没一个人说话，现在偶尔出了这么一个冠军，不是很正常吗？这不正是中國千千万万的没有本事的运动员回报祖国和人民的最好方式吗？拿冠军是他们的使命，而不是品德。我不是反对大家高兴，我觉得高兴几天就算了，好象我们中國人就不该比人跑得快一样，好象报了什么深仇大恨一样，那么欢呼雀跃的干什么啊？难道我们就不能拿冠军吗？难道我们拿冠军就如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难道我们拿的冠军就比别人拿的冠军值钱？中國１５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出个把冠军太正常了。全球五大洲，５０亿人口，世界冠军就如同一袋种子，一把撒下去总有几颗落在中华大地吧，如果没有刘翔难一定还有张翔、李翔、王翔，这是物种进化的规律，刘翔只是必然中的一个偶然的个体案例，刘翔不是刘翔，他是上帝撒下的种子，仅此而已。

　　如果我们的国人不听我的劝说，继续ＨＩ下去，可想而知，如果中國足球哪天拿到大力神杯，那中國人恐怕都要激动得跳楼自杀或者集体自宫了！

　　鲁迅在他的小说里说过一个故事：当他在日本学医的时候，一个中國人给俄国人当特务，结果被日本人抓到当汉奸在大街上斩首示众，结果许多在日本的留学生都跑过去嘻嘻哈哈地看热闹。鲁迅看到这个情景决定回国，弃医从文。因为在他看来，治好了中國人的身体疾患却无法治愈他们的弱智病，这样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强大起来的。

　　如今的刘翔已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