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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抚一代大师,守望神圣大学

星期六, 10月 25th, 2008

  章玉政先生《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以下简称《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新作通过打捞寻访“失落的”大师,为我们尽可能还原了一代学术大师刘文典(1891-1958)的丰满脸谱与张扬个性。一位曾经享誉学界、面斥蒋介石的学术大师,与那个时代个个才华横溢、独树一帜的国学大师们,一起奠定了民国国学研究至今难以企及的巅峰地位。一位学术大师,一个硕学时代,无论如何,总是须臾不可分离;重温学术大师,品味民国经典,无论如何,总是我们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追抚一代大师,守望神圣大学,无论如何,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最有品味的学术追求。

  品读、评价一本著作可以有很多角度,特别是对于类似《典》著这种传记性的著作。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的话,那么,我们就此把脉刘文典及其那个时代的学术大师之功绩与地位或许更为明晰。根据刘梦溪先生的研究,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主要有三:学者追求思想自由;开始诉求学术獨立;吸收新的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正是因为现代学术的这些特点,奠定了现代学术的独特传统:学术獨立;科学考据;广为吸纳域外经验而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学者能诗;重视学术分类;重视通学通儒。其中,尤以学术獨立的传统至为重要。

  当我们用现代学术的视野去考察刘文典的时候,我们发现其近乎囊括了现代学术的全部优良传统。易言之,正是现代学术的开山祖、包括刘文典在内的民国大师们奠定了这些学术传统。他们矢志问学、特立独行、操守严谨,致使这些现代学术传统能够逐渐积淀并延续下来。在《典》著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印证。只可惜,时至今日,如此学术传承,都已然成为历史佳话。对于许多学人来说,此乃“天方夜谭”、“关我屁事”,抑或是“俱往矣”、“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如何继承并且发扬现代学术的这些优良品质,成为一个极为严肃、也是相当紧迫的重要任务。对于当今的中國学术界来说,恐怕尤其如此。

  国学大师的打造往往都是集多方合力综合而成的结果。既有赖幼时的学术启蒙,又仰凭一定的学术师承;既需要学人们的苦心钻研,又寄托可以经营的学术团队;既得益一个健全的教育体制,又依靠学人们经常反躬自省。

  家学与师承往往不可分离。国学大师们往往都是集良好的家学渊源与深厚的国学功底于一身。这些恐怕都是后世学人永远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刘文典早年在当地私塾攻读经书,在基督教会医院学习英语,这为其后来师从家学渊源庞大精深的注疏学的刘师培、20世纪国学大师中的大师章太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刘文典能够仅凭《淮南鸿烈集解》就足以奠定其在校勘学难以企及的学术地位,委实与大师胡适的悉心栽培、持续鼓励、为国学从长计有关。而刘文典亦没有让伯乐胡适失望。他不甘落寞,不甘心在北大五年总是拿最低的薪俸,遂决心投身校勘学。其所选《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而且可以得到胡适作序,对于当时的刘文典来说,这是莫大的欣慰与支持。而为查阅《道藏》,他甚至几个月住进白云观。正是这种能够苦心坚持“扎进去”、不甘心遭歧视、不甘心承受不出名的苦处的毅力与精神,使得他终于能够以《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博天下。终究获得胡适等学术大师的高度赞赏。

  中國学术自古有专学与通学之分。正由于通学,刘文典才可以“大放厥词”:“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认识;别人不懂的文章,我懂。你们不论有什么问题,尽管拿来问我好了。”这不是简单的自恃与放荡,而是一种学术风骨、一种求真精神,一种敢于挑战自我、傲视方家,而又不忘反躬自省的学术气质。正因为如此,谈到那一代学人时,刘梦溪先生指出,“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后来他们又能够渐次做到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其学术训练、学问兴趣和执著单纯之精神,又颇类乾嘉诸老。”

  民国学术为何能够取得如此辉煌业绩、积淀如此深厚传统、达致百年学术巅峰?诚然有诸多因素在推动着。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就是,这与被毛澤東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乃为研究学术而设、学生理当主动研习的理念不无关系。

  1919年9月20日,在北大第22年开学式演说中,蔡元培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且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作完全的建设……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

  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思想,在1928年4月16日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中,蔡元培再次重申。“学校是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要紧;教职员能创作,一样可以办下去。不要以为学生少了,就不成学校,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了……学生要安心上课,教职员诸先生一致创作,供之于社会,这是大学院最希望的。”

  既然大学乃为研究而存在,教授们就被赋予了学术研究的天职。那大学里的那些教授如何呢?今天看来,民国学人几乎个个都是大腕巨擘、大家名家。可是,《典》著告诉我们,刘文典对联大教授的评价却语出惊人:联大只有三个教授。“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说明什么问题?虽然被誉为学界狂人,刘文典没有忘记大学的教授并不都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而且尚能清醒知晓自己的斤两。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的深意在于,教授不是一纸裁定,不是校方的单方示意,就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身为教授的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扪心自问:大学教授如云,真的能够称得上教授的有几人?我算不算教授?如果算,算多少个?在教授队伍中有人说这样的话,恐怕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何其不合时宜,何其让那些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教授的人大失颜面,可是,正是这种类似刘文典等教授们的自我追问,才使得“教授像个教授”在我们的神圣大学里面尚能延续下来,虽然步履维艰、一路坎坷。只要还有人在操守着,这就是欣慰;只有还有人在坚持着,这就是精品;只有还有人在反省着,这就是历练。

  至今学术界还在争论到底是应该仰视还是俯视前辈大师,特别是民国大师。当今学界亦不乏刘文典这样的傲士狂夫,一些人对于民国大师亦采俯视状。进而导致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俯视大师,而匮乏仰视大师的气量与胸怀。在我们尚未成为大师之前,不妨先仰视大师,然后,当我们厚积薄发之时,方言俯视大师,乃至超越大师也不为过。否则,我们除了俯视大师,还是俯视大师。因为,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而且是一种学术器量;不仅是一种学术规范,而且是一种学术自觉。

  许多知识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从硕导、到博导,再到博士后合作导师,始终坚持、反复贴近大师、对话大师、与大师切磋的机会恐怕不是太多,不是太频繁,而是太少,太缺乏。层次越高,时间越少,机会越少。所以,在笔者攻博之前,有前辈热心指点,做学问读书最多的时候,是博士期间;还能够看的文章,也是出自脱产博士之手。所以务必要珍惜这几年的博士生涯。在感激前辈热心指点的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感慨的是,与现代学术的传统相比,当今学术界的现状原来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企及、那么不可同日而语。

  不管怎么说,对话学术大师、发扬优良传统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永恒的主题之一。既然如此,那就从我们感兴趣的大师开始吧,与他们神交、做道上不可或缺的朋友。《典》著为我们创造了再次走进大师、感悟大师的机会;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对于许多人尚属陌生、相对完整的大师刘文典的形象。或许《典》著所要昭示我们的也正是在此。警醒我们审慎检视、不可忘却“逝去的国学大师与时代”。从仰视他们做起,记住他们,紧拽他们,守望他们,矢志不渝地坚守下去,须臾不要离开他们。

  2008年10月20日早上十点完稿

  作者:阮思余

教师不开口的权利

星期六, 10月 25th, 2008

  10月17日,四川重庆各地人民教师开始“罢教”。罢教初由永川乡镇中学开始,星湖中学和星湖小学等4所学校所有教师到教室但都不开口说话。10月20日,罢教运动规模扩大。永川的第1、3、4、5、6、7、8、12中学,北山中学、中山中学、双石镇中、双石小学、奥妮小学等79所学校的2000多名教师参加罢课。以上学校的2万多名学生积极支持教师的“罢教”运动。

  沉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的确可以使用。为了那微不足道的“金子”。所谓“沉默是金”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人民并不理解教师这个温顺到“尔雅”地步的群体居然也会爆发。但是,这是真正应该爆发的群体:“为了知识的尊严,为了文化的地位,为了人性与人格的传承,也为了我们不再卑微,我们不能再沉默。”

  回想起我自己在学校里抽到断水的时候,钱之一字真是让心灵憔悴,让脊骨弯折。斯文本来除了让心性得到武装,也还得有基本温饱的物质生活,但是,那是怎样一种“优待”啊。读书人,教书人,居然无一文闲钱买书。也难怪,中國的中低阶层老师——中小学老师——出了学习的校门,进了教学的校门就再也不读书了——除了那几本腐朽的课本以外,几乎不再有实力在添加新的知识和智慧。

  待遇太低,钱太少。“在中國的大多数地区,参加工作8年的中小学教师的月收入只有800多元,加学校津贴也就是1000元,而同时参加工作的公务员的月收入达到每月2800元以上。”直接的结果就是一个老化的群体培养正在成长,急需每日吸收新鲜灵粮的孩子。这群孩子势必也会成为老化的教育者教授下的受害者。这就是所谓教育的失败。

  我支持老师们用沉默的权利来争取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利益,为的其实并非个人,而是对一种无良体制的对抗,最终目的仍然是拯救中國教育。

  在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教师是灵魂工程师”的礼赞算得上是谎言之一种。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省去多少人民币的拨发,又可以让多少的贪腐权贵脑满肠肥。但是,这些天天与知识和智慧打交道的人并未被赋予为自己理直气壮,大声呐喊,甚至走上街头,呼吁,请命,呐喊的权利。如果那样做,会遭遇另外一把宝剑:暴力。

  沉默也许是最低调的方式。惹不起我还躲得起。就像做生意。我不能理直气壮的与你讲价,我可以沉默,起码表明:价格太低了,我不卖。

  2008年10月25日星期六

  作者:董桄福

谈“大嗓门”等于“没教养”

星期一, 06月 30th, 2008

  在文章的开头先说个故事给读者听听,我有次晚上参加朋友家庭聚会,饭后聊天时说到改革开放,有个朋友一直没有参加我们的讨论,只是在我们快结束时突然一拍身上,抓着一只蚊子感叹道:“以前本土的蚊子都是嗡嗡作响,敲锣打鼓的上来吸血;现在的蚊子都是默默无声,上来就是一口!看样子这是外来的蚊子或者是变种的。”朋友把蚊子狠狠的丢在了脚底。我们顿时停止了讨论,继而相视无语心事重重。

  回家以后我觉得热血沸腾,辗转反侧睡不着觉,这个朋友的话让我很是不安,我不安的是这个朋友的话让我想到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种种国民行为习惯的改变,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熏陶产生的行为渐行渐止。传统文化越来越被西方文化所侵蚀颠覆,好似一夜之间过去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传统的行为都是不文明的,所以我们要抛弃。就如南京某频道节目“零距离”孟主持人所说“在公共场所里嗓门大的大凡都是没有教养的”一样苦口婆心的劝说老百姓要低声细语,还搬出某某台湾搞旅游的朋友说的话来佐证,什么让大陆居民去台湾旅游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增加了旅游的收入,忧的是怕大陆居民大嗓门的习惯丢中國人的脸!我说这是什么糊涂逻辑!我看你作为老百姓的某种形式的代言人说出这样的话才是你所说的“没教养”呢!就算是这样,去台湾,去国外旅游的也大凡是有钱人,那也是相对的有钱人“没教养”那这类人也是少数,以点带面这符合逻辑吗?相反这更说明目前中國先富起来的群体如你所说的“没教养”。

  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某些行为只能算是有些习惯不好,但是和没教养是没有关系的,中國的家庭教育原本是全世界上最成功的,中國传统上是最恋家重家的了。我们甚至于把国当成家,所以英文的COUNTRY在我们这就叫国家。所以“大嗓门”是不能和“没教养”划等号的。不能让“大嗓门”颠覆了我们国民传统的家庭教育。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确实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要改正。但这不是不文明的行为,更不是没教养!我看主持人背后深层次的目的是因为随着奥运会的到来,我们绝大多数普通国民也就是还没有完全接受西方文明的老百姓赶紧把那些所谓“没教养”的行为通通收起来,不要让正统的西方人来中國看到,不然丢人啊!因为他所代表的少数人已经彻底的西方化了。世上哪有多数人丢少数人脸的道理?至少我不赞同!因为西方比我们文明嘛!我看你正好从点上反映了面上我们国人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的说话和行为会被别人瞧不起那就是自卑! 更深层次的我想这就是一个民族认同感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文化风气不是加强自己民族的认同感相反而是在摒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这就是目前的“汉奸文化”盛行的原因所在。总觉的自己民族的文化太土,进而行为上摒弃甚至于诋毁。不过所幸这依然还是少数。

  还记得小时候沿街叫卖的小贩吗?你能说他这种大嗓门是没教养吗?公交车上孩子们爽朗的说笑声你能说这种大嗓门是没教养吗?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换句话说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国人喜欢人声鼎沸,喜欢闹市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我喜欢在图书馆突然听到一句大嗓门那是读到开心处的不自觉的反映,虽然影响了别人但绝对和没教养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看这种逻辑的产生都是奥运会搞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很正常的一次奥运会而不断的折磨着我们可爱的国民,不能为了一个起源于西方国度的运动会而失去民族自我。奥运会她仅仅就是体育盛会而已,她并不能让我们国民丢掉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传统,我们有我们自己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我们可以改掉里面不好的东西但一定要保留自己好的东西,而不是用西方文化的所谓好的东西来取代自己好的东西。

  为汉文化继承较好的四川人民致敬!为5.12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致哀!

  2008.06.26凌晨

  作者:南京若城

范跑跑事件的要害是什么

星期一, 06月 2nd, 2008

  大地震突然袭来时,正在上课的都江堰光亚学校的老师范美忠,对学生喊了一句“地震了”,就第一个从教室跑到了操场。他不以为耻,还坦然地在博客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于是有人说他是本次大地震中“最无耻的教师”,赠给他“范跑跑”的雅号;也有人要批评者扪心自问在那种情境中会不会做出与他一样的举动……光亚学校的校长据说情绪复杂,以一句“我不表态”回答记者关于会不会开除“范跑跑”的提问。

  围绕“范跑跑”事件的大讨论构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公共事件。看了网络和报纸上那么多相关文章,我受到不少启发,比如凯迪网阿赛尔的“周评”一层层分析得很细致,6月1日《东方早报》上王晓渔《范美忠临“震”逃脱究竟错在哪?》提出了职业伦理概念。我觉得应该更明确地提出“职责(职业责任)”的概念,来说明问题的要害。职业伦理包括“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两方面,前者是必须履行的法定的义务,至少是一种类似于民事责任的契约,后者分量往往轻许多,属于能做到就“更好”那一种。

  未成年人在家里在社会上的行为由家长监护(监管保护包括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在学校由校方负责,所以学生在学校出了事,家长往往找学校交涉乃至打官司,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学校怎么监护未成年的学生?靠教职员工。你既然选择了当教师,不言而喻就承担了一份监护之责。学生并没有一一对应分配给某个具体的教师监护,你上课时监护的责任当然就在你身上。这是不言而喻的契约。“范跑跑”显然没有这种契约意识,不明白保护学生是他的职责所在,不然就是“失职”、“渎职”,所以他才那么心安理得。卿光亚校长说“从本能看”,那时候他该跑,可以理解为对人性弱点的同情;但是,并非符合“本能”的行为就是正当的。一个强奸犯的行为是源于性本能,但是仍然不可宽恕。电影《集结号》表现新兵上战场往往有恐惧感,乃至尿湿裤子也很正常,这是承认人有“贪生怕死”的本能;可是士兵总是以尿裤子为耻的,要战胜恐惧,而不会觉得无所谓,更不会炫耀。士兵临阵脱逃是可以就地处决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你既然从军了,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顺便说几句:我在一篇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中写道,“从牺牲论、代价论到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确立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政治和社会观念的一个巨大进步。有些网民批驳道,按你这么说,战士为了“个人權利”为了自己活命可以当逃兵吗?这就是没有“职责”意识的胡搅蛮缠。当兵就该英勇杀敌,这与指挥官应该爱护每个士兵的生命而尽量减少伤亡、对伤亡者及其家属尽可能予以关爱,并不矛盾,后者应是指挥官及社会的责任。

  从《扬子晚报》的报道可以看出,“范跑跑”的行为当时就受到了学生的嘲笑;许多同事认为范跑跑不配当教师;不少家长要求开除这样的教师。我的孩子若交给“范跑跑”这样的老师,我也不会放心。光亚学校的校长爱惜书教得好的“人才”,这没有错;他似乎应该想到教师的职责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安全负责,在危急时刻教师就应该先保护学生,即便做不到也要承认这个理,争取以后做到。“范跑跑”承认这个理了,还可以做教师,不承认那就只好请他自便。

  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职责”意识(即由工作产生的契约意识)。有了职责意识,医生护士不仅不会在疫情袭来时临阵脱逃,平时也会善待病患者;有了职责意识,工农兵学商都会各尽职守,做好分内事。这应该是一个社会底线和共识,它比唱“大公无私”的道德高调或反道德的“本能”低调都更有利于社会发展与和諧。

  这次抗震救灾中不少教师和当地领导干部表现得非常了不起。他们没有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却留在现场来抢救学生或组织指挥救援。与其赞扬他们先人后己、舍己救人,还不如赞扬他们忠于职守,可以为世人范式。譬如,青川县武装部长袁仕聪三次路过压埋母亲和侄女的废墟而没有停步抢救,而是去执行其他抢救任务。他对自己的亲人心怀愧疚地说:“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天我肯定能救出她们。”他基于干部和军人双重职业责任感的选择,还需要拔高才感人吗?

  作者:鄢烈山

感谢政府,好好作人

星期五, 02月 15th, 2008

  大连晚报头版,以醒目大字标题为:春季开学起辽宁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升级——城市中小学生将免交学杂费。

  报道称:免除260万农村中小学生教科书费和110万城市中小学生学杂费。小学生每年可免170元,初中生每年可免240元。所需费用2亿多元由财政承担。投入5亿多元,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260万学生的教科书费,小学生每年免140元,初中生每年免240元;将农村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由每年330元调整为小学生每年550元,初中生每年800元,补助范围不低于农村寄宿生的10%,困难地区不低于15%.

  看到这篇报道,不知怎么,我突然联想到今年春晚山丹丹小品中一句台词“感谢政府,重新作人”来。中小学生不是犯人,所以不能说感谢政府,从新作人,因此我将台词改为感谢政府,好好作人。

  我想政府之所以让媒体在显著位置大肆宣传报道,可谓用心良苦,其良苦用心用感谢政府好好作人八个大字即可含而盖之。

  可我要问,解放建国60年了,政府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才免除学杂费、教科书费,这有什么可宣传报道的,又有什么可炫耀的?我们当然不可以跟人家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因为我国还处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可是连非洲那样整天靠发达国家救济的贫穷国家都实施了免费的义务教育;我们知道北朝鲜穷得人吃人,人家却始终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请政府查阅一下反动的国民黨政府,在台湾从什么时候起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请政府再查阅一下,当代世界还有哪些国家未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建国60年,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GDP已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以两位数高速发展,可是人民分享到由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了吗?政府现在才在某些地区实行义务教育,有什么可炫耀的?!政府已经对建国后几代人欠下了多少债?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在当代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以前没有做好,现在在做,在弥补这一课,是政府欠人民的,不是人民欠政府的,为什么还要人民感谢政府呢?岂有此理!

  说到这里,我又联想起一句不雅的俗语:别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啦。

  作者电子邮件:mcf200112(at)hotmail.com

  作者:迷人的海

博士不能博仕

星期一, 02月 4th, 2008

  现在又是博士从政热。其实,这是一种十分不好的现象。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创新。

  博士从政,并不能体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博士有博士的素质,而从事领导却需要领导所要求的素质,二者的素质要求是不同的。博士的素质最突出的表现是业务素质;而领导所要求具有的素质是一种综合素质,它不仅包括业务素质,还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等。政治素质是政治实践的产物。而博士生大多是从学校走向学校,学校教育只会培养人们理论上的政治热情,并不能使人必然具有实践上的政治智慧。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需要一个过程,弄不好会走向反面。道德素质从根本上说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学校里有道德并不能保证在社会上有道德;在理论上有道德也不能保证在实践上有道德。另外,心理素质也与长期的实践锻炼有很大关系。这里,也许有的同志会说博士的业务能力强。问题是在实际中博士所熟悉的业务与从事领导所要求熟悉的业务并不一定等同。博士生从政,有许多是学非所用。如果专业对口,让博士生担任领导,并不是不可以,在其他素质都受具备的条件下,可应优先考虑之。如果专业不对口,则对个人和国家都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对个人来说,辛辛苦苦学了许多年专业,到头来实践中又用不上,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对社会来说,一方面是浪费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博士生并非马上就能适应领导工作,这中间有一个磨合过程,这个过程对社会而言就是一种损失。

  另外,在当前教育体制仍存在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博士生积极从政,也会造成文凭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不均衡,其结果会导致“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这对中國的教育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假文凭现象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与提拔干部重视文凭也有一定关系。

  再者,在体制不顺的情况下,有些博士生在当了领导后,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事“高层次”腐败。懂会计的,就更会知道如何做假账,懂法律的,就更会知道如何钻法律的空子。这种情况无形增大了社会反腐败的发现成本,从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博士从政热,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从制度方面来看,产生博士从政热的根本原因是官本位体制。所谓官本,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当官。封建的等级特权制度是产生官本现象的根本原因。“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导致“学而优则仕”,只能是以官为本。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任何人都是“经济人”,都在追求“名”和“利”,都在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经济市场上,经济主体是“经济人”,在追求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在政治市场上,政治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在追求着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对知识分子而言,也是如此。知识多并不一定保证道德水平高,所以知识人也不一定是道德人。这里经济主体、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各有不同的效用偏好函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追求个人效用函数值的最大化。当然,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追求“名” 和 “利”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社会的活力之源。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所事事,不求上进,这个社会就不会有活力,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进步。有些同志将社会上产生的许多问题归罪到有些人太追求“名”和“利”上,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产生问题的深层根源是在“游戏规则”上,是在导致如何追求“名”和“利”的制度上。良好的社会制度应当按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大小分配“名”和“利”,而不是相反。否则,只会导致“逼良为娼”,“劣币驱逐良币”。目前,博士从政热,对博士生本人而言,无可厚非,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这毕竟对国家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种资源浪费。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体制创新。应当形成一个公平性和竞争性的用人制度。应当建立一个合理的选拔机制,让那些经过实践考验,真正具有领导能力、具有优秀品德,并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能真正走上领导岗位。合理的用人制度应当是每个人各尽所长,各尽其才,各尽所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人力资源实现总体配置最优。

  从用人单位方面来看,目前,有些单位在选拔领导干部时所表现出的博士偏好,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从单位实际出发,办事凭想象,理论脱离实际。另外,有些单位提拔博士,也并非是真正要重用人才,而是领导作秀,是为了领导个人的升迁,而不是为了单位的发展。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也是制度。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博士不能博仕。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破解官本位体制。全社会应形成一个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时也要真正用好人才的良好氛围和有效制度。从长远来讲,国家的发展根本要靠技术、靠人才,所以,应当多出博士,但不能形成博仕。诺贝尔奖只能靠博士,而不能靠博仕。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在全世界并不是很高,有许多大量研究工作需要高层次人才去做。所以,国家应加大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切实想办法为科学技术人才提供优厚待遇,让他们安心科研,用其所长,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政府也应彻底转变职能,应向公共服务型方向发展。总之,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有效创新,结果博士仍会积极去博仕。

  作者是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仲共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三农”问题。

  作者电子邮件:gssgw007(at)sina.com

  作者:宋圭武

可爱、可恨的杨帆

星期日, 01月 13th, 2008

  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不满学生逃课怒骂,并与女生发生肢体冲突,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情,我第一反应是,杨帆真可爱。被女学生指斥“你不觉得你上课讲这些东西很无聊吗?”之后,杨帆“冲出课室抓住女生手臂,扯住书包,送进学校保安处。”女学生不留情面的辱骂老师,确有失当之处。不过,杨帆不顾失风度地扭扯学生,我是做不到的。我也当过大学老师,我很多同学正在当大学老师,我跟他们聊了,他们也说不会这么做。

  仔细想想,杨帆似乎有可敬之处,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有责任心。学生选了杨帆的课,可算是一个契约,就应当履行。最后的课程并未结束,即使学期论文完成,合同依然没有履行完。如果选了课程之后,发现杨帆讲课质量很低,你需要看游戏规则是如何规定的,如果可以,你需要变更合同,包括放弃这门课程。有些人说,老师的课没有意义。可是,如果这门课没有意义,你就不应当选,既然选择了,就要善始善终。

  不过,我很担心的,是另一种情况:设置的这门课本身很无聊,可是,学生不得不选,而且,杨帆的讲课质量也很差。那么,高校和杨帆应当负责任。无聊的课,你又讲得很无聊,对学生简直是一种折磨,学生不罢课,就已经算是对你最大的尊重了,你还好意思要求人家必须遵守纪律?

  我的这种担心,也许是很有必要的。有一次,博客网主办“税与纳税人”专题研讨会,会议进行快半,杨帆才来。他来了之后,翻阅了会议介绍等材料,就趴在桌上睡觉。睡醒之后,自顾自地走了,没跟任何人(包括主持人)打招呼。我之所以对他的这个行为很清楚,是因为我当时的座位紧挨着他。

  由此看,杨帆上课时讨厌学生逃课,很负责任。可他自己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却很不负责任。杨帆的这一点,非常让我觉得讨厌。

  所以,此次事件,杨帆也许应当好好反思一下。

  更深入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教育问题:高校究竟该如何设置课程,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向?我不打算谈,毕竟这不是我研究的领域。

  作者:刘正山

我们需要提倡什么样的师德

星期一, 09月 11th, 2006

  今年教师节,我去听了一个县的中小学师德报告会。说实话,听完了报告,心中完全没有产生组织者所期望的自豪或是感动,相反,却充满了悲哀和反感。在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对教师道德层面的要求却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前的水平,回想起耳闻目睹的对老师职业的种种偏见和苛求,我不禁感慨万千。

  师德报告团的几位老师年龄多在中年,属于上有老下有小顶梁柱系列。无庸置疑,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也受到学校的器重和各级机关的表彰,应该属于成功者的行列。但让我感到不是滋味的是这些成功者的生活。

  首先,他们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一天到晚泡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天不亮就匆匆离开家,顾不上给孩子做一顿早餐;深夜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孩子早已在等待中睡着。平日里忙碌不说,节假日还要给学生补课。

  其次,他们的身体大多不好,患有多种疾病,却长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一位教师为了早于学生到校给学生做出榜样,急急忙忙赶路出了车祸,全身鲜血淋漓,却咬紧牙坚持赶往学校,没有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而导致感染;还有的教师带病上课,当场晕倒,即使这样,第二天简单吃点药又坚持站在讲台上。

  再次,他们家庭生活大多谈不上美满。有的公婆卧病在床,却不能侍奉左右;有的儿子活泼可爱,却只能反锁在家中;有的父亲病逝,却不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

  我宁愿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而进行了艺术的夸大和虚构,可这种想法无疑是对他们可贵的付出的玷污和亵渎。

  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教师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吗?这就是我们一贯持有的教师师德的标尺吗?是不是教师只有牺牲了健康、家庭、亲情这些大家视如珍宝的东西之后,才能获得社会和大众的认可?一心扑在工作上,精神固然可嘉,但没有了正常的生活,却很难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值得提倡和称道的生活方式。难道我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不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而只是为了证明教育工作的崇高和伟大吗?事实上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分析,我们都不难发现生活和工作这两者对任何一个人都必不可少,都不可偏废。可为什么这个问题出现在教师身上时,我们就可以视为理所当然,甚至理直气壮呢?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应该符合现代教育的规范和要求,既要追求高质量,也要追求高效率。如果在国家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时间内还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就有必要追究一下其中的原因;如果说讲求工作效率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优秀教师为什么没有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如果教育学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为什么这么多教师三更半夜孜孜以求?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更为可悲的是这种颇受大众推崇的工作方式却常常受到它的直接受益者———学生的鄙夷和轻视.曾经有个学生"一针见血"地评价对他倍加重视的班主任:"你以为他真是为我好?他是怕我拉了班里的平均分,他自己少发了奖金!"天地良心,幸好操控教师命运的人不是学生,否则这将是多大的冤枉啊!

  就是教师抱着殉道精神所坚持的带病上课,也很难成为值得仿效的标准。抛开带病工作的效果不谈,单是这种行为本身都让人难以接受.身体是工作的本钱,依靠透支健康来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如此程度的献身精神委实令人敬佩,却实在不该是广大教师效仿和学习的榜样.我们的社会培养教师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长久地在教育岗位上做出贡献,而不是让他们正当盛年就一部部快速老化的汽车超负荷地在公路上疾驰.我们只要看看身边的中小学校的课堂就不难发现,超过五十岁的一线教师几乎没有了,四十岁左右的一线教师也在急剧减少。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我们常常提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是也应该重视一下教师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呢?当今教育界正在大力提倡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什么我们的优秀教师宁可忍受病痛的折磨也不愿放弃哪怕一次让学生开展自主性学习的机会?难道这些教育战线的成功者呕心沥血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学生丧失哪怕一节獨立开展学习活动的能力吗?究竟是教育改革的口号提得不对,还是我们对教师该有什么样的教学行为的提倡出了问题?

  而为了工作置亲情于不顾的做法,更使我们感到心寒。在这些成功的教育者令人眩目的光环背后,是对父母、子女的近乎冷酷无情的形象.再回想这些被誉为道德楷模的教师一面在讲台上告诉学生要爱他们的父母,一面却对自己的亲人的冷暖安危置之不理,这无疑是绝妙的讽刺。我们的教育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我们的教师好象不是在教书育人,而是在演戏。难道一名教师的工作重要到无人替代的程度了吗?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在痛苦中挣扎,而无法在病床前流下一滴惭悔的眼泪。在没有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之后,我很难想象教师们还能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充满自豪感.我们究竟是在倡导师德还是在鼓吹残忍?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了,道德的大厦还会巍然挺立吗?

  如今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师德舆论.提倡师德,首先是公平合理地为这一平凡的职业定位,还教师职业一个平等的道德标准。教师都是平凡如你我的凡人,而不是笼罩在崇高光环中的圣人.与其用理想化的标准来自欺欺人地批评教师没有达到应有的道德高度,不如把教师从虚幻的神坛上拉下来,让这些不堪重负的园丁们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安安心心地种他们的花草。站在看似辉煌的崇高位置上的教师,其实早已处在难以支撑的境地,看看不断流失的教师队伍就可以了解.曾经有一位因儿子长期不完成作业而被叫到学校的学生家长,到校后一言不发,就对儿子一顿拳打脚踢.他对上前阻拦的老师说:"老师,你别拦我!我原来也是教师啊,就是因为受不了学生不学习的气,才改行做生意的……".我们再也不希望老师可怜地在早点摊子前等待永不缩小的人群,而背负起指引民族道德航向的沉重包袱;再也不希望教师悲惨地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拖垮早已患病的疲惫身躯,而充当学生含泪学习的崇高榜样;再也不希望教师无情地把正发高烧的子女留给年迈的父母,自己却被颂扬为舍小家顾大家的优秀典型。我们衷心地希望教师不再象某些社会舆论所鼓励和宣传的那样生活和﹑工作,而是有健康﹑科学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们衷心地希望各级机关再评选师德标兵时,也能站在一个更理性﹑更客观的高度上。

  希望下一次师德报告会上,优秀教师们在谈了自己可圈可点的教育工作的同时,也能谈谈自己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谈谈父母舒展的眉头,节假日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动人气氛,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你们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作者:曹雷

孩子们的选择有何错?

星期四, 07月 6th, 2006

  不久前,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在年龄为10到20岁的青少年之中,最受青少年青睐的职业是老板或者商人(19% ),其次是政府官员或者公务员(17. 5% )。另外,影视明星、自由职业者等也是热门选择。“普通劳动者”则备受冷落,仅有3% 的青少年愿意做一名“普通劳动者”。(2006年5月17日《中國青年报》)

  对于调查结果,不仅调查方感到很失望,认为这是价值观的庸俗化。而且更有论者祭出“劳动没有高低贵贱”论来对孩子进行批判,好像孩子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对此,笔者不以为然,想为孩子辩护几句。

  诚然,从理论上來讲,劳动确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经过传统教育,谁都知道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伏尔泰说:“劳动为快乐之父。”孟德斯鸠说:“‘将来’只属于那些辛勤劳动的人。”高尔基说:“要使理想的宫殿变成现实的宫殿,必须通过埋头苦干、不声不响的劳动,一砖一瓦的去建造。”李大钊说:“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毛澤東也说:“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歌颂劳动,赞扬劳动者则成为古今中外名家名言的永恒主题。

  但当下中國社会的现实却告诉孩子们,劳动虽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劳动的结果所带给人们的报酬和社会地位却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没有高低贵贱”论就显得暗淡无光苍白无力。当下中國的社会现实是,有的银行行长年收入可能成百上千万,当官的车贴往往比普通职工的月薪都高;同是嘴力劳动者,央视的国嘴(他们并没有什么自己的獨立思想,只是肉体喇叭而已)年薪二十几万,而有的中小学教师则才几千元;同是中國公民,曾几何时,种庄稼的不允许进城居住找工作;当官的可以公款周游列国;据说,近几年中國投入的医疗经费,有80% 是为850万以黨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住别墅坐宝马,又有“内参”、境外资讯阅看。而种庄稼的想要安个“锅”都不允许……这就是“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吗?当下中國的工人、农民、在第一线从事科研的知识分子们的劳动得到了多少尊重?只要看看现在央视成天所追求的时髦和唯权力马首为瞻便可见一斑。现在到底是工人、农民、农民工、默默无闻在一线扎扎实实搞科研的人吃香?还是明星大腕、庙堂高官、商场老板和信口开河的“主流经济学家”吃香?广大青少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已经成为他们选择未来职业或工作岗位的决定性因素。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孩子们的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并没有错。他们不虚伪、不隐瞒,敢于敞开思想,实话实说,这有什么不对?难道违心讲假话就好?孩子们对未来劳动职业的选择是私事,他们有权根据自己审视社会现实的结果、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作出判断,或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作出选择。只要是劳动,就是光荣的。该子们未来走向社会,是以老板、公务员的身份进行劳动,还是以环卫工、农民的身份进行劳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关系别人什么事?当社会成人都以薪酬的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作为参照系来选择职业时,“劳动无高低贵贱”论者有什么理由來指责孩子价值观的庸俗?事要公道,打个颠倒。“劳动无高低贵贱”论者的价值观倘若不庸俗,何不离开本职,选择到农村去挑大粪种地?当年刘少奇不是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吗?

  再说,青少年拥有高尚的理想和坚强的信念,选择未来职业,给自己定一个高端目标,可以成为激励自我奋斗开发潜力的发动机,这对孩子本身有什么不好?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当年拿破伦曾经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高尚的理想、坚强的信念和职业高端目标的选择,常常会产生不可预料的效果,因为在理想信念和高端目标的鼓舞和激励下,人常会超越自身的束缚,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正如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使你倒下。如果你自己的信念还站立着的话。”美国著名短篇小说作家欧·亨利(1862一一1910,原名威廉·锡特内·波特)在他的小说《最后的藤叶》里讲了个故事:病房里,一个生命垂危的女艺术家从房间里看见窗外一棵树上的萧萧落叶,在秋风中一片片地掉落下来,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她说:“当树叶全部掉光时,我也就要死了。”一位一生从未曾做出重大作品的老画家得知后,在风雨之夜,爬上墙头,用彩笔画了一片叶脉青翠的树叶挂在树枝上,而这片叶子始终没有掉下来。只因为生命之中有了这片绿叶,病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却唯独不能没有坚强信念。坚强信念是人生的一项重要的价值。对于孩子们來说尤其是这样。

  愚见认为,如果说孩子对未来职业选择有什么错的话,也不在孩子本身。而错在这个社会现实的引导和示范;错在所谓的“劳动无高低贵贱”论的批判的庸俗和荒唐!在社会现实一再乐滋滋地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大肆张扬宣传贾人官人的富贵荣华灯红酒绿、影视明星的得意人生无上风光时,“劳动无高低贵贱”论者却顾左右而言他,而把指责的吐沫星吐在青少年不去做普通劳动者的选择上。难道说古往今來还有比这更荒唐更庸俗的吗?

  巴尔札克曾经说过:“尊重是一道柵栏,既保护着父母,也保护着子女。”社会应该尊重孩子们的选择,不应再用传统的“劳动无高低贵贱”论來棒击孩子们在选择未来职业时的实话实说。

  2006- 6- 16

  电子邮箱:ycy55@ sohu. com

  作者:于成玉

中国教育,你制造了太多的苦难

星期五, 06月 30th, 2006

  这些年,中國教育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公益性在淡化,逐利性在上升,校园充斥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低级商业交易,高收费乱收费大行其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收费的“大跃进”使教育成为中國十大暴利行业之一,每年民众的举报投诉都名列榜首。由于急功近利式的扩张,教育的腐败与人文精神的丧失,使中國教育离其本义渐行渐远,成为掠夺之手、摧残之手,已经并继续制造着许多苦难与悲剧!

  应试教育惹的祸

  一个孩子从上幼儿园、学前班开始,一副沉重的枷锁就套在他们及家长的身上:开始了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交费历程,开始了繁重的学业生活。那学费是越来越多,多得让一般平民百姓家庭负担不起;那书包是越背越重,压折那稚嫩的身子骨。迫于竞争的压力,家长与学校对学生们都寄予厚望,因而孩子们从入学起就开始了拼搏!他们失去了童年和少年游玩的闲暇与乐趣,同时也没有自由地发展自己特长和潜能的余地与可能。那一次次升学,那高考,揪着多少人的心呐!考孩子,也是考他们的亲人。考上愁,考不上也愁:考上了,是再加一码的学费和学业;考不上,要复读,那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思想负担。

  许多年过去了,孩子们依然很苦很可怜,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在应试教育的逼迫下,孩子不分昼夜地拼命做着习题,没有快乐,没有自由,许多孩子早早地戴上了厚厚的玻璃镜片。中國学生有多苦,不需要过多的证明,只要统计一下中國的学生有多少近视眼就知道了。其实受苦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孩子的父母。

  应试教育在中國根深蒂固,摧毁着中华民族创新的根基。中國学生就是天天做题,拼命考试。学校为了收取高昂的择校费、赞助费、考试费,人为的分出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人为的炮制出名目繁多的考试。

  应试教育一日不改,中國学子是回头无岸苦海无边,每年因考试升学而“牺牲”的不计其数。虽然近年来教育部门力图将应试教育扭向素质教育,但社会的现实似乎决定了读书就是为了上大学,就要应付数不胜数的考试;上大学就是为了有一份工作。而现在这点希望也正在成为泡影,怎不让人失望?

  现在应试教育已弊端凸现,丑闻迭出,考试泄题、作弊层出不穷。2005年6月9日,北京交通大学进修研究生班一位自称叫阿芳的女学员,向媒体公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她说自己在参加200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前,北交大参与专业课命题的一教授以考题为诱饵,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此后她得到了两套专业课考试的题目和答案,包括该教授亲笔书写的论述题答案,但她最终因外语考试成绩过低而落榜。

  2006年初,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江苏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结果发现该省中学生消极情绪的发生率为38. 3%.而15. 4% 的中学生考虑过自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对孩子年幼心灵的折磨再次凸显。高校流行语调查显示:“郁闷”高居榜首。

  2005年高考前一天的6月6日,有人在枯井中发现18岁的西安长安区某中学高三男生赵某的尸体。后来,人们发现赵某留下的遗书中写道:上次会考没考好,一定考不上大学,实现不了理想。同样,在长沙火车东站,18岁的高三学生李西亮因感觉学习压力过大,一时想不开竟钻进了快速行驶的货运列车,当即身亡。这样的悲剧,每年高考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而在大学,学生们的压力依然很大,甚至难以承受。2005年8月15日凌晨2时30分,北京大学研究生柳剑锋感觉压力过大,从北京大学出走了。他离开寝室的时候是边走边哭,一会儿往宿舍方向走,一会儿往校门口走,来回徘徊了三四圈。专家指出,他在重重压力面前选择了逃避,但他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存在。

  这就是今日中國千千万万的家庭与他们的孩子面临的命运,年复一年在走的路!沉重的思想负担与经济负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不断酿出一幕幕人间悲剧,令人寒心!

  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18岁以下的任何人都是儿童,要“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看待”。

  给孩子留出一块自由的空间,给他们一双属于自己的翅膀,让他们享受一下高空自由翱翔的乐趣,领略一下俯瞰万物众生的灵感?而我们的应试教育,学生从小学到研究生教育,乃至到工作以后,都要耐着性子去死记硬背那些定义与原理,应付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考试,以求思想统一,成为一个模式。中國人没有了自我兴趣和獨立思想。这样的教育,怎能培养出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人才?德育教育只是应试教育的一种点缀,一个漂亮的装饰品。

  真正的人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灵性,他们永远前进“在路上”。教育培养的应该是人格健全、思维活跃、懂生活、会工作的社会公民。教育即自由,身心的健康是比学习知识更为重要的事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馬克思说。

  教育高收费乱收费酿成的苦难悲剧

  教育改革以来,教育产业化、乱收费使学费节节攀升,居高不下。中國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高居第一位,其比率几乎是世界之首。

  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显示,由于上不起学,全国中、小学生辍学每年达200多万。“转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抽样调查17所农村中学后发现,平均辍学率约为44%,最高为74. 37%!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差不多要花十来万人民币,这对广大的农村家庭来说,实在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于是许多的孩子,中学一毕业甚至没毕业,就不得不背上行囊四处奔波打工了。大批平民子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造成教育严重的不公平。

  马燕,宁夏的一名小女孩,然而她的“马燕日记”却轰动了全欧洲。她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妈妈,不上学,我一辈子的眼泪流不干!”马燕的日记被法国《解放日报》记者发现并在报上连载,反响强烈。她的日记已被译成法、英、德、意多种文字,欧洲人被感动得纷纷写信慰问、捐款。同样在宁夏,一名13岁的小学女毕业生秀秀,为帮父母省10万元择校费,在家服毒身亡夭折,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惋惜。中國教育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2005年开学之际,四川美术学院大一新生裴昌龙因多方奔走申请不到助学贷款,胸前挂卖身契,街头筹学费。裴的父亲身体不好,帮人家看果园,一个月只有100多元的收入。母亲做临时保洁,一个月能拿到300元。而他的学费一年就要15000多元。

  有不少城乡居民家庭“因教致贫”。孩子上学就象赌博,为供养一个大学生,贫穷的农民们四处借债,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那笔债务将让他们一生都难以偿还。由于贫困,不少贫困大学生只好选择在外打工甚至身兼数职来“拯救”自己。武汉一名贫困大学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5份工最终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其中的一则留言这样写到:“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家长们找的工作也很不好,我真怕,我也会垮掉!”

  教育产业化、乱收费最突出的“政绩”,就是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群体。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在5%—10%,人数大概在160万。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2005年全省的贫困大学生已经突破10万人。高额学费使得如今的大学里贫困阶层急剧增多,他们的生存实在让人担忧。贫困生的生活常常被描述为“五个馒头过一天,一星期买一次菜,军训服装穿四年”,长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疲惫憔悴,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中國妇女报》曾刊登一篇调查文章“每天一元多的伙食费怎样过?”介绍了大学生小裴一天的食谱:早晨—馒头、咸菜;中午—馒头(或米饭)加几毛钱的素菜;晚上:咸菜、稀粥。超支了干脆一天只吃两顿饭。男孩子运动量大,馒头、青菜提供的那点儿热量显然不够消耗。上体育课或是晨练因低血糖发生短暂晕厥的事时有发生。

  近年来,媒体不断传出贫困大学生在食堂捡剩饭吃的消息,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位家境困窘的女大学生,经常到学校食堂拣别人吃剩的馒头,而且一捡就是近两年。她来自农村,她的餐卡消费明细表表明,2004年她才花了8、35元。在南京也发现同样的事情,结果引起网站众多的跟帖,社会舆论哗然。这只是被发现的个别事例,其实这种现象每所高校都有,为数不少的捡剩饭的贫困大学生往往被忽视。

  中國扶贫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特困女大学生的月生活费在100元以下,实在难以想象!有45. 6%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困难,只能靠勤工助学勉强维持;有42. 2%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紧张,手中的钱必须用心计划,才能维持生活;还有高达6. 6% 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特别困难,已经无法维持,不能继续上学。

  大学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家长揪心、学生忧心与社会关注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出现了许多被大学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从而自杀的悲剧。

  2005年新学期开学之际,一名家境贫困的黑龙江女大学新生,在赶往学校报到的两天两夜里,为节省学费,仅吃了两块从家里带来的干馍,最终昏倒在南下的列车上。

  兰州一个贫困大学生的家书这样写道:真想不再读这大学了。爸爸,您现在在外面,一个人,这么大的年纪。我当然知道一个人离家在外的诸多困难与不易,何况是您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能跟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比呢?!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不是为了我未完成的学业,您又怎用得着去吃那么重的苦受那么大的累呢?!有时候,我很想退学不读了,想离开这花费巨大的生活,去赚钱养活您和我自己。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贫困交不起高昂的学费,不能及时还上贷款,学生们受到许多非人道、不公正的对待——

  郑清明是中國四川省达州蒲家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生。6月4日的上午,离高考还差三天,郑清明又被他的老师严厉训斥了:必须马上付清600多元学费,否则不能参加高考。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脸上的羞愧渐渐变成了愤怒。“我没有钱。”郑清明吐字缓慢。但是老师不放过他,不交钱就不给准考证。几小时之后,18岁的郑清明朝一条铁轨走去,向着迎面而来的火车头走去……郑的上衣和一支被碾断的手臂落在路旁。人们从口袋里找到他的身份证,而他的身躯在30英尺之外。逼他走上绝路的竟是区区600多元人民币(仅合80美元)。

  郑清明的死令人震惊!但成千上万的中國农家孩子,今天还在面临类似郑清明一样的命运。

  正当2006新年的气息在大学校园中渐浓,大学生们开始各种各样的考试、准备回家过年之际,媒体传来银行状告中國石油大学23名欠贷大学毕业生的消息:由于未按合同约定归还来自银行的助学贷款,中國石油大学北京校区的23名本科毕业生被中國建设银行北京昌平支行告上了法庭。银行要求解除双方借款合同,要求学生归还所借款项的本金和利息,并停止了对石油大学发放国家助学贷款。这23名被起诉的毕业生来自全国不同的省份,他们大部分家在农村。

  在兰州理工大学,少数学生因没有按照校方规定的日期交上“学费”,学校通知他们办理停学手续,由此丧失了考试、注册的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把已学过的课程在下一年重新复读。否则将给予“退学警告”。校方解释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要他们外出打工,尽快将所欠学费补交。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一名贫困生因欠学校900元学费竟被赶出了考场,而他所考的10门学科都被以“零分处理”。

  据悉,近年来各地高校针对学生欠费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不准考试、不给学生注册和毕业证、毕业生个人资料不上网、缓交需交纳滞纳金,把学生赶出教室宿舍,甚至诉诸法院,更有人要为贫困大学生建立诚信档案,让他们今后在社会上无法抬头做人。

  在这些贫困生的身后,是众多活得很累很难的家人。《重庆晨报》报道“供儿上大学三轮车夫累死街头”:儿子正在上大学,一名55岁的人力三轮车夫辛苦蹬车,晚上也没回家,而是在三轮车后座上“睡”着了。次日清晨,被人在街头发现时,他再也没醒来,一天所挣的百元零钞还在口袋里。

  《重庆晚报》报道“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学生周密说,自从她考进大学,为挣足学费,母亲没日没夜拼命干活,第一年靠借钱才凑齐学费。今年新学年又需8000多元,但现在还差5000多元。为我读书,母亲耗尽了心血。十多年来,每天仅睡5个小时,白天种六七亩地,晚上要喂六七头猪,在地里一晒就是一整天。

  当考生家长千方百计却筹措不齐孩子的上学费用时,有的就动手扼断自己的生命之喉来表达对不能供孩子把书顺利读下去的“谢罪”,同时留给社会一个浸透血泪的问号。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儿子于2004年8月10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凑不齐学费的他在喝农药自杀前,给儿子留下了一封“谢罪书”:“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读之令人心碎!

  这样的悲剧几乎每年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在百度搜索里输入“高考学费自杀”,立即会出现相关内容9万条之多。

  就业的压力和渺茫的未来使希望之星陨落

  孩子与家长们千辛万苦,终于大学毕业了,而又面临着就业的压力,找工作成为千千万万大学生人生道路的一道坎,这里面又有多少心酸的故事呢?

  中國现在出现了一个任何发展中國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近年则更加严峻,2005年高校毕业数达到338万人,2006年毕业生超过410万,这还不包括几百万“三校生”、近年未就业者。由此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 .31倍。最近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研究生招聘会,又传来研究生就业难的消息,高级人才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在教育资源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有一个地方,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去过,那就是人才市场。面对那万头簇动、拥挤不堪的场面,任何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学生都会发疯。人们是多么怀念改革之初展现给人们特别是大学生的一派光明的前景啊!

  一边是工作越来越难找与越来越低的工资;而那一边,是学费越收越多、照收不误的学校与催交欠款的银行。这就是大学生及他们的家长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只是为了赚钱的低质量扩招,大大降低了大学水准;由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毕业即失业成为三、四成大学生的必然命运。上大学本来是个改变自己和家庭的机会,如今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不明朗的就业前景,高得吓人的学费,由于缺钱导致自己的竞争力明显不如有钱有关系的同学,长此下去实在是让人们对大学的前途产生疑惑,学生及家长们不禁要问:交了那么多钱,我们得到了什么?

  根据部分银行的还贷期限,学生毕业后就要开始还贷了,而对于目前刚走出校门并且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大学生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经济上的窘迫可想而知,还贷谈何容易!含辛茹苦几十年,换来的是毕业即失业,对大学生本人、对供养他的家庭,所带来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在这样沉重打击下,他们对这个社会对政府将产生怎样的心情?

  宁夏大学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其结果令人震撼:73. 27%的贫困生对生活状况不满意,64. 51%的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52. 53%的贫困生存在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如此的心理暗流在大学校园里四处涌动却无宣泄之处。

  毕业以后还贷及就业压力,使得这些贫困大学生始终轻松不起来,从而导致消沉、自暴自弃堕落乃至犯罪,上海、南京、成都、武汉、广州等地不断传出女大学生卖淫的消息(有的做起了三陪或二奶,成为暴发户们的玩物),确实是当代中國的悲哀。

  近年来,中國的大学校园接连发生大学生自杀与杀人案,令人痛心,发人深思!北京高校2005年有15名大学生自杀身亡,4月23日一名北大中文系大二女生自北大理科2号楼9层跳下,经抢救无效身亡。半个月后,北大数学系一名男博士从同样地点跳下,当场身亡。8月20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26岁的博士生孟懿从研究所教学楼7楼纵身跳下,自杀原因:厌世,想偷懒,精神抑郁。

  2004年6月15日,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付新彬跳楼自杀。这一天,距离他毕业离校仅剩17天。付新彬家境贫困,4年共拖欠学校上万元学费,临近毕业却没有找到工作,付新彬的老师和同学分析,是贫困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使他走上了轻生之路。

  学校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这不仅表现在许多学校及学科的设置与社会需要相脱节,造成许多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也是学历泛滥惹的祸,只要花些钱,什么文凭都可以搞到手,都可以在社会上占据一个优越的位子。而且表现在学校课程内容与社会严重背离,这在文科表现得特别突出。巨大的落差,日益残酷的社会竞争,使那些长期受正统教育走上社会的学子们无法适应,处于劣势。他们说,学校里学的一套在社会上不管用,在社会管用的在学校里又学不到,这就是中國特色的教育。这难道不足以对我们的教育、对这个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面对每年几百万中、小学生因贫穷而中途辍学,大学生们求学就业路上的艰难,教育部门哪怕有一点良知,都会立即纠正目前的错误做法,而不会昧着良心信口雌黄“最成功”“硕果累累”,心安理得甚至变本加厉地榨取民脂民膏,贻误下一代,损害国家的未来。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应该立即终止这苦难,防止悲剧的重演,绝不允许现在腐败无人性的教育把中华民族引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作者电子邮件:nxz6666@ sina. com

  作者:张殊

论中国教育

星期日, 06月 11th, 2006

  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又要用什么样的教育去构建我们的未来?也许我们所有中國人都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诚然,我们已经而且正在进行教育改革,但时至今日,改革没有改造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教育,反而有愈改愈恶之势,我们的教育开始脱离人民;我们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我们的人民开始上不起学;我们的社会正在流行“上学无用论”的思想……若再不加以彻底医治,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國教育会在一个原本摇摇欲坠的境地塌陷下去,一蹶不振,以致拖垮整个民族经济。不要再陶醉于用廉价劳动力和初级产品换来的“繁荣经济”时代,我们当放眼未来,洗心革面,建立起一个创新型教育体系,用知识和人才去主导世界经济命脉。

  纵观当今教育,困难重重,矛盾复杂,百病待医,笔者以为其弊有九:

  一.没有灵魂的教育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自然也是教育的灵魂。然而一个用“分数”和“升学率”来主宰一切的教育如何能谈得上创新。中國的学生规规矩矩;中國的教师不苟言笑;中國的课堂沉重而乏味;中國的学校大门紧锁。我们用一套成型的思维去塑造我们的孩子,结果所有中國学生都被训练出了固定的解题模式,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唯考试分数论”的制度扼杀了中國人的灵魂——创新。爱因斯坦曾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諧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的认识。也许我们可以说应试教育培养的不但称不上“人才”,就连“有用的机器”也算不上,顶多是一种考试的机器。在我们的学校“音体美”都是副课,老师可以不上,学生可以不听,唯有考试的才是最重要的。中國的学生每天都得面临繁重的家庭作业,中学生每天都得6:00起床,晚上要到10:30才下自习,一天上12节课,三个星期才休息一次。他们在学校每天还要像犯人一样被老师监视着,不许有丝毫“越轨”的行为,正像有些学生描述的那样,中國的有些学校简直就像人间的地狱。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徐艳国,华东师大)。教育家们早就说过,教育的目标不是别的,他是培养自然人,任何企图将知识和品德要求强加到学生身上都将破坏培养人的个性品质的基础。我们的教师认为是为孩子的未来着想,为孩子安排好一切,其实正是这种外在的强制干涉毁掉了人类美丽的花朵——创新。

  在中國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学校的管理模式都千篇一律,曾几何时,在中國有一大批诸如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开大学、扬州中学、明德一中、东山中学等享誉中外的名牌学校,而今为何在星罗棋布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却极少有突出个性特色的学校?从改革开放至今,为何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培育了40多位诺贝尔奖者和近两百位知识型亿万富翁,而在中國诺贝尔人数仍然为零?据新华网报道,在中國核准的发明专利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82% ,且技术含量较高;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只占18% ,且技术含量较低。作为培养科研人才的教育机构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这一切只说明了一个实事,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已失去了创新的灵魂,而导致这一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便是“唯考试分数论”。

  素质教育改革如果只流于形式,只触其毛皮而不医其心,不脱胎换骨,恐怕最终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大学英语四六级改革便是一例,表面上取消过关的概念,但大部分学校人为地划一分数线,学生们的压力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为了四六极,他们几乎花掉了所有的时间,而他们所得的莫不是一种作选择题的能力,用英语交流与写作仿佛成了奢谈。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样荒谬的考试存在下去吗?我们的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又岂能容忍一个没有灵魂的教育!

  二.两极分化的教育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有这样一段论述:教育是附属于社会的一个体系,它必然反映着那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希望有合理的,人道的教育,这将是徒劳的。一个官僚主义的,惯常脱离生活的体系会感到难于接受这样的想法,即学校是为儿童设立,而不是儿童为学校而生存的。上面发号施令,下面惟命是听,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政权,不可能发展自由教育……人们又如何能想象由特权和歧视所构成的社会可能产生民主的教育体系呢?

  笔者以为用它来解释中國当前的教育状况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们的教育跟社会一样,是分化的两个世界,一个是环境优美、高楼林立、教学设备齐全、重视素质教育、升学率高的城市学校,它们为城里人所享用;另一个是教室简陋、教学设备严重不足、教师紧缺、管理混乱、升学率低的农村学堂,它们让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不公平的社会滋生不公平的教育,而不公平的教育反过来又加速社会的不公平,正是教育成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如果不消除城乡教育差异,构建和諧社会,消除两极分化只会是空中楼阁。

  城乡教育投入严重失衡,据中國社科院“当代中國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2002年社会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 的城市人口的投资为77% ,而占总人口60% 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 的教育投资。另一方面,城市以其繁华和高待遇像“收割机”一样收走了大量农村优秀教师,农村地区师资力量江河日下。据《中國青年报》,山西省某镇中学的新参加工作的教师每月仅发200元的生活费,不到城里教师的一个零头,而且就连这么低的工资,在农村还往往以各种名义克扣。

  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学校债台高筑,寅吃卯粮,有人形象地描述为“村里撑不住了,镇里镇不住了,县里陷下去了”。有些学校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踩红线,向学生乱收费”,而他们往往被当局加以严重处罚,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实际上,中央要求地方承担筹集经费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中央每年从纳税人人手中拿走大量税收,有何理由再要求纳税人自己承担教育的重任呢!乡村教师王守奇的例子是中國教育极不公平的真实写照,他以人之力挑起一个村的教育以及筹建教育经费的工作,而他本人却家境贫寒。在此悼念感动中國人物丛飞逝世之际,笔者一面祝愿好心人一路好走,另一面却要质问:这种原本应该政府承担的责任怎么可以让几个家徒四壁、身患绝症的好心人来承担呢?

  享受平等的教育是基本的人權,使人人接受教育,是所有执政为民的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义务。新时期,我们要建设社會主義新农村,笔者以为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很难想象在一个孩子上不起学的家庭里,农民会有什么幸福感可言。

  三.教育产业化背后的富人教育

  当市场经济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时,一些教育改革者们热昏了头脑,也一哄而上,还冠以名曰: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殊不知这个幌子的背后牺牲的是教育的质量与无数贫困家庭。高校不断扩大规模,降低分数线,同时也大幅提高收费,以致大部分家庭都无法承受,这种所谓的市场化观念不是明摆着:富人孩子请进,穷人孩子免入。这样的教育又怎能称得上大众化教育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对外宣布:我们的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富人教育了。

  据统计,1989年大学学费是200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幅不到4倍,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 2年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10个农民才能供养起一个大学生,对贫困家庭而言只有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借债卖血方能勉强应付。一份《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让人触目惊心,这些本该享受美好大学生活的青春少女们每月只能支出120元以下的生活费,她们在繁华的城市里感到无比孤独,她们要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心理以及情感压力。这些都是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恶果。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高校又在盲目地追求量的提高,忘记了自己是在培养人才的职责,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在本科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连年增加。从1998年的7. 2万到2005年的31. 6万,如此大幅度的扩招带来的结果是“百人大课堂”的研究生教育,等到三年研究生快毕业了,导师还认不出自己的学生,这对号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國高等教育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如果说高校收费要遵循市场规律是一个骗局,那么向农民工子弟收取“借读费”恐怕就算得上抢劫了。既然你教育已经市场化了,那你就得为所有人提供服务,为何还打着户籍制度的招牌无情地剥夺弱势者的血汗钱。教育产业化只会把中國教育推向绝路,那种大众化教育听起来是如此的亲切,却不知它深藏着多少阴谋和悲剧。

  四.教育营养不良背后的暴利

  当前,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营养不良、青黄不接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却是十大暴利行业之一,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幅漫画:一个骨瘦如柴、垂死的驼背老人背后却藏着一袋闪亮的黄金。也许这正是我们教育的真实写照,教育这位骨瘦如柴的老人背后却养着多少身藏黄金的“蛀虫”。

  教育被我们称为民族未来之大计,我们口口声声要走教育优先发展的道路,但我国财经性教育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國家的平均数4% ,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实际经费又低于计划值,据2003年联合国专员托舍夫斯基的考察,中國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 ,而政府只预算53% ,剩下47% 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这样的投入又怎能说明我们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据统计,10年来,各级政府少支付的教育经费超过6000亿元,农村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而大部分乡镇入不敷出,财政亏空。农村教育岌岌可危。更糟的是,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简报》一个报告,由于教育经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政府拖欠状况会更加严重。政府在面对这种状况时,并没有想法加大投入,而是让学校“自行解决,取之于民”。教育背后的腐败和黑幕便随之诞生,部分教育机构和个人乘机填饱私囊,横发一笔。据教育专家估计,10年来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如加上教材和教辅回扣,这数字还要翻一番以上,教育荣据“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之亚军。《焦点访淡》披露的广州某些教育局大势挥霍、大口吃喝、大建楼房,花费上千万。

  笔者以为,中國教育之所以营养不良,除了政府投入不足以外,恐怕最大的病根乃是在教育行业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群“蛀虫”,有他们在,政府投入再大,也会被挥霍一空。如果说扼杀中國教育灵魂者莫过于应试教育,那么破坏教育脊梁者莫过于贪污腐败。历来被示为最高尚神圣的教育事业,如今也这般污浊不堪,作为中國人,我们岂能容忍其继续沉沦下去!

  五.撒谎的功利主义教育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一个充满欺骗的社会自然对应着一个撒谎的教育。在现今的商品经济时代,一些人出卖自己的良知,用谎言换取金钱,这是“拜金主义”盛行的产物,同样的,一些教育者们无耻地欺骗着单纯的小孩,这是功利主义的驱使。从中学的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高校的学术研究,无不充满着欺骗与谎言。

  “为人民服务”,“向雷峰同志学习”这些思想本身是崇高而无价的,但当这些话从我们有些教育者的嘴里说出来,却成了谎言。很难想象一个向学生乱收费的学校会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一个惟利是图的教师会向雷峰同志学习;一个贪污腐败的教育工作者会很好地设计孩子们的未来。据北京晨报报道,吉林德惠市某实验小学班主任利用乔迁新居之际宴请学生家长,收受家长们的礼金近万元。人民网报道鹤壁职业技术学院远程教育部副部长贪污学费58万元,更为甚者,中國青年报报道的几名强奸自己学生的小学教师已禽兽不如了。

  这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树立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另一面自己却拼命追求名利,所谓的为人师表者劝人为善,而自己却为恶,这莫不是天大的谎言。而且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那些所谓的“公民道德法则”,然后用一张试卷加以考察,凡得分高的便是思想品德优秀者,记忆力差或偷懒不记的学生便思想品德低下,这种与实际行为无关的思想品德教育难道不是一个谎言吗?

  思想教育我们在撒谎,学术研究则更其腐败。剽窃、抄袭之风盛行,学术腐败事件时有曝光,据新浪网报道,北大某名教授剽窃国外教材,竟有10万字内容雷同,有些教授甚至原版照搬国外论文。大学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不会抄。”垃圾论文遍地都是,堂堂大学成了“抄袭大本营”。各种等级考试的“枪手”猖獗,有些还明目张胆地帖出海报,标价服务。网易部落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交钱发论文的经历”让人哭笑不得。在我们的学校里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欺骗链”:学生抄几篇作业哄哄老师,老师弄几篇论文骗骗学校,学校定几个指标忽悠社会。想曾经挽救过民族命运,被称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如今在做着这样的勾当,真是令人汗颜。那么谁是这种谎言的受害者呢?自然不是别人,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未来,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为此,我们不要再一味抱怨教育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者,在这样的土壤里能长出什么好的花朵来!只有撕开那张功利的假面,还学术殿堂一片净土,方能挽救民族的未来。

  六.脱离现实的无用教育

  如果把中國的学校比作工厂,那么,这座大工厂正在生产落后的淘汰产品,而且因为其规模不断扩大,过分追求数量的生产,这种落后产品的质量正在下滑,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工厂生产的产品越多,给社会带来的垃圾也就越多,正像一名校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学校正在培养废物”。

  无论是中國的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在走一条与现实世界背道而驰的路。在中小学,学校几乎不开设任何技能课,学生没有动手实验和獨立思考的机会,学校唯一追求的是升学率,结果从中学直接走入社会的学生一无所能,成为牺牲品。在高校,学生们为了各种证件以及考研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英语上,正如上文所言,这种荒谬的考试仅仅给了他们做选择题的能力,高校专业结构和课程也极其落后,笔者在大学学的计算机等级考试语言是QBASIC,而这种语言早在五六年以前就被淘汰了,结果从高校走出的大学生直接面临着“失业”。据新华网报道,在一些招聘会上大学生的身价竟不如农民工,有些大学生干脆直接汇入农民工,成为廉价劳动力。那些“零薪水就业”、“无条件就业”现象也纷纷见诸报端,而这一切也许我们可以引用中科院某研究所副所长的话加以解释:“学生们在学校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业当然困难。”造成大学生就业率一跌再跌的并不是大学生过剩(大学以上学历的仍只占总人口的5% ,占劳动力人口的10% ),而是学生质量的下滑。据调查,57. 8% 的硕士生导师和51.1% 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目前研究生质量下降,约有52. 7% 的研究院负责人认为近5年来硕士生质量下降。中國的高校似乎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状况:市场需求的,高校培养不出,高校培养出来的,市场又不需要。

  当一个标榜培养人才的教育培养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当家长花巨额投资让孩子在学校“增值”后却沦为贫困人口时,这样的教育难道还不失败吗?那种所谓的“通才教育”实际上是“废才教育”,如果这种教育体系及其教育本身仍不更新换代,那么等待它的就会像一个经营不善的工厂一样——破产。

  七.形式主义和强权主义教育

  一个高度專制的集權社会往往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温床,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也像官场一样,是一个等级森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的机构。从小学的少先队一直到大学的黨员,学生们都在扮演着形式主义的角色,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他们被要求打扫校园卫生,或者为了完成任务而被要求举办各种社团活动。那种场面看起来是如此的盛大,但却毫无意义,都只不过是权力压迫下的一种应付。

  在学校里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情景:一连几天或一个星期,学校突然进入“警戒”状态,究其因,原来又是某个检查团或是评定小组前来检查工作,于是学校领导和职工急得手忙脚乱,帖标语,刷墙壁,挂彩旗,铺地毯,摆鲜花,甚至还要安排漂亮的女生当“礼仪小姐”,以显示自己的文明与优雅。而当检查工作一结束,学校脏的地方依然脏,乱的地方依然乱。如果说那种戏剧性的“饭桌上”的检查评定是形式主义的集中体现,那么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恐怕已把形式主义推到极点了。据报道,成都的几所学校要求学生每天都穿校服,否则就扣除纪律分,在寒冷的冬天,学生们不得不穿着单薄的校服去上学,可谓荒谬至极。也许大家都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共產黨,但当我们走进它时候,才发现,贯穿其中的莫不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形式主义,笔者曾在中学时曾当过班级的团支部书记,记得那时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收团费,其它所谓的校园社团活动几乎从来都没有,在大学,社团活动倒是不少,但基本上是“上面发通知,下面搞活动”,形式的居多。一个原本是学生自主活动的空间,被这种带有官僚气息的形式主义所占据,其结果是学生对社团活动表现得冷漠,组织者们只有通过量化分和奖品来诱使学生参加。

  官僚与强权不但浸透到了学校的方方面面,更影响着学生们个人的前程。变相世袭制是强权主义教育的产物,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國社会活动》指出:父母的干部身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 1倍。“高校的近亲繁殖”也是一种集權垄断,上海市的重点院校一半以上的生源来自本市,中國的研究生招生形成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对外校报考者从严少招,尽可能招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还美其名曰“肥水不流外人田”。

  官僚体制和集權主义是中國教育的枷锁。一个民主的教育能培养出具有革新意识的学者和科学家,而一个充满專制和歧视的教育却只能培养出腐败的官僚和走狗。要建立民主的社会首先必须让教育摆脱这身枷锁,否则在中國,贪官永远也除不净,因为教育正在培养着他(她)。有人曾这样描述有些教育工作者:他们在上级面前点头哈腰,惟命是从,卑躬屈膝,摇尾乞怜,活脱脱一只吧儿狗。但一旦到了下属或百姓面前,立即判若两狗,绝然是另一副疯狗模样,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专横跋扈,草菅人命。这种人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只有两种姿态,一种仰视,一种俯视,绝无平视。这个可怕的描写分明是用来描绘没落时代官僚的情景,怎么会跟我们的教育发生联系呢!不过,即便它只是一种夸张,也会让人作一场噩梦。

  八.缺乏“道德”、“心理”与“性”的教育

  道德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行为准则,它关系到人类文明的进步速度,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存亡。而在如今的社会里,我们看到的是道德日益被糟蹋,人们缺乏基本的荣辱观,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机构没有履行它的职责,它没有教会学生怎样作人。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学校思想品德教育是一个谎言,流于形式,在学校学生缺乏真正的道德教育。任意践踏草坪、破坏学校公共设施、在图书馆里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与情侣亲亲吻吻……这些缺少基本的公共道德的现象在学校随处可见,为了维持基本的文明秩序,学校不得不成立所谓的“文明督察队”,却忘了那种不文明风气的盛行乃是道德教育的缺乏,任何外在的“督察”都无济于事。

  道德沦丧的后果不仅仅是文明的丧失,更是犯罪的盛行。据北方网消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惊人,几乎每天都有不少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一份来自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 ,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 以上,自然,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与法制教育不足息息相关,但人并不是懂得法律就不会犯罪,对孩子们来说,教导其遵从最基本的价值道德取向和人生观比什么都重要,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只有在有良心和羞耻心的良好基础上,人的心灵中才会产生良知。很难想象一个有教养的、富有同情心和怜悯的孩子会做出那种惨绝人寰的事来。狂砍、狂刺、锄杀、刀劈、杀父、杀母、奸杀的场景占据了原本属于道德法律教育的空间,我们的教育者们应该清楚一点:不授予孩子道德,就是纵使孩子犯罪,而这本身就是犯罪。

  心理教育也跟道德教育一样,残喘在形式主义的阴影里,在中小学,大部分学校没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有的只是那种“三无”的为了应付检查而设的摆设,高校里心理咨询也没有很好地被鼓励,抑郁症是目前社会的通病,同时也是学生们的通病。天津市安定医院最近完成的天津市青少年心理调查研究显示,天津8岁至15岁的中小学生人群中有抑郁心境的占15.1%,其中男孩比例高于女孩,而处于12岁和15岁小学、初中毕业班的孩子比例最高,分别达到25.8%和22.2%。缺乏心理教育的恶果也跟缺乏道德教育一样,酿成了一幕幕悲剧。据新华网报道,湖南某高三学生跳楼自杀,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致使他自寻死亡的是其心理障碍:自卑、孤独、苦闷、学习压力过大。像他这样急需心理帮助的学生却求助无门,最终造成了悲剧的例子时有所闻。

  一个健康的人必须同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理。那种只注重成绩,置学生身心于不顾的教育实际上是在摧残学生,我们曾痛恨那种摧残人性的封建科举教育,难道我们还要后人像我们一样痛恨今天的应试教育吗?

  性在中國从来都是遮遮掩掩的话题,这是專制社会束缚的结果。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曾指出:性的本质是追求快乐,追求自由,追求个性,反抗权威。当前中國正由一个权威社会变成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正在加大,没有接受完整性教育的中國人毫无防备的暴露在性时代面前,开始混乱,迷失了方向。同时我们的教育也迷失了方向,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性知识教育我们的孩子?或许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教育者本身又有多少性知识。据报道,很多教育者本身并没有多少性教育意识,一位校长曾公开宣称:不是我们不愿意上性教育课,而是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教师。这种性教育的缺乏和滞后的结果导致了诸如:青少年性困惑、青春期焦虑症和性观念错位现象的逐年上升,与此相关的青少年性犯罪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03年9月,哈尔滨开通首部未婚先孕援助热线以来接到的2000余个电话中,学生咨询者占70% 以上,百名怀孕少女中,女学生达到一半以上,青少年性犯罪案件占犯罪总数的8% ——10% ,且逐年上升。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性混乱的时代,我们也不希望艾滋病患者遍布祖国大地,那么教育就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缺乏教师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没有谁天生就是性的专家,只要我们真正重视起来,性也不是什么死亡之区。

  九、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制

  当我们宣告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时,教育却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像一个硕大的堡垒一样,阻碍了教育改革者们的步伐,那种传统的、僵化的、前苏联时代遗留的模式仍在操纵着教育这台大机器。从学校领导的任命,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教材、教学的方式、考题和试卷的选购,以及学校的财务,乃至各种评优、各级学校的招生、入黨指标的分配,无一例外的都打上计划经济的烙印。这种主观的、往往脱离实际的计划教育,不但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同时也培养了一个臃肿的、缺乏效率的机构。教育行业一直被视为“铁饭碗”,教师教好教坏一个样,有些学校的老师纷纷找副业,上课勉强应付了事。计划曾让中國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教育如果依然实行一切按计划的原则,恐怕只会面临同样的结局。

  然而,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教育管理机制呢?教育产业化自然不是教育改革的方向。同时,我们又不能停留在计划教育阶段,我们因该寻找一种既具有市场活力的的教育管理机制,但又不至于导致教育不公平。也许湖北省监利县的教育改革便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们吸引社会资金多元化办学,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收购或租赁现有国有教育资产,举办民办教育,实行“教育卡”制度,由政府出钱给学生买服务。这种引进市场管理的机制无疑是医治“僵化教育”的良药,既然政府无力管理和投资教育,为何不允许市场管理和民间资本的进入?

  民办教育在我国从来就是兴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孔子创立的第一家私塾就是民办教育。在美国民办学校占58% ,其中很多是一流大学,日本、香港、台湾、韩国这些拥有世界一流教育的地区,民办学校也都在50% 以上,唯独在中國,民办教育却受到种种限制,举步维艰。有人以“卖学校,甩包袱”为名,阻碍监利县的教育改革,结果这种怯懦者的声音让教育改革的勇士死在了摇篮里。只要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优良的、公平的服务,学校为何不可以卖,既然那种包袱是多余的累赘,为何不可以甩?恐怕说这话的人中,好些是害怕一种权利的丧失,既然学校属于民办,教育机关就不能干涉学校内部的职务安排,红包和权利自然就会消失,就像一切阻碍改革的旧官僚一样,他们总是打着正义的旗号阻止原本伟大的改革。但计划教育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民办教育是势在必行,无论是怯懦者的叫嚣,还是维权官僚们的设计阻拦,都将无济于事。

  没有创新的教育不足以谋发展,没有公平的教育不足以求稳定,腐败和产业化只会把中國教育引向绝路,那种缺乏“道德”、“心理”与“性”的教育是非人性化教育,唯有挣脱官僚体制的枷锁,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充满自由、民主和公平的创新型多元化教育体系才是中國教育的正确道路。

  笔者不以为本文概括了中國教育的所有弊病,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致使中國教育处于今天这样的困境的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原因,本文只着重从社会、教育本身以及主观策略上分析中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不涉及改革的具体办法。那些实际存在的客观原因在中國往往被当成落后教育的借口,殊不知我们犯的最大错误乃是安于现状、不自悔过、不思进取,所谓事在人为,再大的客观困难我们也曾克服过,何况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呢!

  (笔者乃一介书生,未能深究教育理论,更未能细究中國教育,但若本文能为中國教育改革者们提供观点一二,便不枉此作。作者邮箱:heliu2003cn@ yahoo. com. cn欢迎讨论)

  2006- 5- 10

  http://blog.sina.com.cn/u/1232166020

  作者:何流

中国教育

星期四, 03月 30th, 2006

  当今的中國教育,应该可算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干下的最无耻也最令人发指之事了。虽然在其他的诸多事情上,我们这代人所搞的破坏也足可谓够厉害、够彻底之丧心病狂的了,但是,一旦与当下的中國教育所遭受到的破坏相比,那简直就不值一谈,也无从来相提并论。

  瞧着时下我们的下一代那一双双本该逐渐明亮起来的眼睛,居然被我们亲手使之从天真单纯的清澈渐渐歧变成茫然、困惑的浑浊,甚至更有些被杂上了兽性的冷酷和凶残,或无知的自私、冷漠,以至于终致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持续上升犯罪率,想来,除了刻下那些“勇敢”地逮住了这些本不该出现的“小罪犯”而自觉光荣的警察,以及至今还在无视原因仍津津乐道于警察抓“小罪犯”过程的精彩和“勇敢”之媒体,尚且会再不把其当作一回事之外,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中國人所由此而感到的,恐怕就不仅是汗颜、羞愧与耻辱,更多的还应该是自己的罪孽深重。

  曾几何时,中國的教育体系还是这个世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模式,在低廉甚至不用缴学费的情况下,无论是规模空前的全民大扫盲,或者全国性的科普及文化知识之超时越势的提高,抑或还是教育下一代的同时,从没忘记过对思想、道德的培养与提升。这种人类史上迄今为止仍绝无仅有的全面性素质教育,在当时非但为中國未来的更强大、更安稳、更先进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令每个国人据此而深切体会到了国家的人民至上理念,及由之而顿感的此般治理国家之前途的光明和灿烂。

  而顺理成章的,人民群众觉悟和认识的飞速提高,非但使立杆见影的导致了民心的自然而然被凝聚,更使神话般的同舟共济也在这个曾一度以一盘散沙闻名于世的中國成为了事实,从而也就促成了一片废墟起始的那个时代,无论社会还是科技或者工业、农业、军事,其发展之速度的快,无一不是举世无双、史无前例。两弹一星、水利布局、公有制体系完善、真正的民主以及在短短二十年间边建设边全部还清了债务而成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大国,这些被有些人说来似乎很简单容易却从不见能够做到一星半点之事的实现,也就致成了中國能在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令那些靠侵略过日子的资本主义国家闻风丧胆的超强大国,而这一切的内因,倘细析却无不与先进、科学的教育制度密切相关、休戚与共。

  然而,随着后来出现的什么“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毛主席生前曾千关照万嘱咐是系关国家命运的百年大计之教育事业,竟同样也终究没能够逃过这场动乱之浩劫而幸免于难,那些高举着“改革开放”大旗的家伙,搞倒了一批批上个时代人辛苦创建的国企尚不过瘾,最后竟宁可担上千古骂名被千夫所指也终于对教育伸出了其脏手。

  从这些家伙上手伊始的动作就已经可以清晰看出,在动手之前显然这些家伙非但已对能否搞垮中國教育徒有信心,更是事先也很筹谋妥了其计划并确立了最终的目标,因而,在一开始的大幅猛涨学费之际,就很做到了不动声色且很有步骤地使学校之间拉开了“很有道理”的档次,并“开放”了教育事业决不可让唯利是图人插手的底线,更不失时机地再逐步掺杂上了金钱的“魅力”进行视线上的搅浑,力图避重就轻让人们错以为他们也仅是为了贪图一些小钱,或者只是想破坏思想、道德教育而已,令世人的注意力在分散之余再被读得起读不起书、读什么价钱的书以及如何买卖分数等切身利益之小节所紧紧吸引,以便掩盖住他们真实的目的却是妄想破坏原本的全民都能受到教育、读到书格局,使中國形成富人可读高级书,穷人只能读低级书或甚至连书也读不起态势,最终再假以时日的发展,就可彻底倒退、复辟成封建时期的那种仅有少数人掌握文化知识之格局。

  但尽管计划得不可谓不周详,实施得也不可谓不小心翼翼,可这些家伙行事时,毕竟疏忽或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了去除奴性颠覆官贵民贱糟粕文化的纹化大革命之后,每个真正的中國人都已对封建时期少数人掌握文化知识的格局深恶痛绝。而这场教育“改革”的实质,却又正是在致力使形成少数人掌握文化知识格局,企图重演那段大多数人因为缺乏文化知识而无知、而愚昧,只能受少数人肆意欺凌的历史教训。所以,我在此也完全可以下定论的是,似这般视中國前途如儿戏,妄图在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國人民面前再作这种倒退、复辟之事,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枉费心机。

  虽然,我刻下尚不是很清楚到底有多少人以及都是些什么人实际参与了这场导致中國大倒退的教育“改革”,也不明白日前一些人意图把什么都推到别人的身上,是出于其崇敬呢,抑或还是纯属居心叵测之举,但是,我却知道,中國的历史却从来就未曾有过可让人随意逃避责任之便宜事,更不可能被打着“如意算盘”的人随意篡改、歪曲!谁为中國作了贡献,谁祸害了中國,历史将会把之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因而,我也更坚信,这场已经很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本质的教育“改革”,必将让我所相信不会再像我们这代人这么蠢得如此“天真”又傻得如此“善良”的后人,会依据了事实对什么人是在搞建设,什么人是在搞破坏,作个全面的大清算,该歌功颂德的就流芳百世,该谴责诅咒的就遗臭万年。倘若是实在对中國人民作恶多端致而天怒人怨的,那么就令其永远遭受世世代代人的唾骂,使之魂灵世世代代永无片刻宁息!

  警语:不教而诛是谓虐,教而不诛是谓乱。

  作者电子邮件: zhouqun2020@ 163. com

  作者:周群

国民教育负担越来越重的根本原因

星期日, 03月 19th, 2006

  刚公布不久的2004年的全国教育经费为7242. 60亿元,比上年的6208. 27亿元增长16. 66%.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教育费附加、企业办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为4465. 86亿元,比上年的3850. 62亿元增长15. 98% .[1]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仍未达到GDP的4%.

  根据有关数据,面对国民普遍对教育负担的不断加重,以及对比有关法律和政府的相关规划和历年财政数据加以分析。

  一、

  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

  然而,过了十年之后,199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2531. 73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已经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办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才为1862. 54亿元,全国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2000年,全国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2. 18个百分点;从1993年到2004年的12年中,有10年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增长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

  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为3849亿元,其中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为919. 9亿元,占全部教育经费的23. 9% ,同年农村义务教育生为1. 2亿人,但全国义务教育经费中农村仅占54. 2% ,两者明显不匹配。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是不能往下推压的。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 ,省地两级负担11% ,县级负担9% ,78% 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 [2] ,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负担,城乡之间教育不公平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而在人均GDP仅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尼泊尔等亚洲邻国,也都实行了城乡全部免费义务教育,我国却在《义务教育法》通过20年免费义务教育仍未得到真正的实施。

  1993年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世纪末要达到GDP的4%.但是,在本世纪已经过去的五年中,至今未能实现这个目标。到2004年,如按修正后的GDP为159878亿元,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为仅2. 787% ,仅与上世纪末的1999年同平,比2002和2003年还要低。

  在教育经费未依法按足比例投入的情况下,却根据《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规划,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并把一笔笔巨额教育经费投在几个重点大学里,但在法律规定“教育平等”下只照顾当地的学生,大多数考分高于当地的学生却无缘进入校门,大多数普通高校却经费拮据。而最让中國教育界感到尴尬的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某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因为多年来,这些要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相当多的毕业生通过各种途径流到了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些在不断增长的数据,如人口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了3亿多,仅从1994年到2004年也增加了一亿多人,因此中國的教育规模也为世界之最。截至2002年底,中國有各级各类学校117万所,其中普通学校67万所,成人学校50万所;在校学生3. 18亿人。其中小学45. 69万所,在校学生12156. 71万人,小学专任教师577. 89万人;初中6. 56万所,在校学生6687. 43万人;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3. 28万所,在校学生达2908. 14万人;高等学校2003所,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1600万人 .[ 3] 更有近年不断的大学扩招,在校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因此财政性投入远远跟不上学校与学深的扩张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的教育需求。

  二、

  由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各地为了扔财政包袱,则默许教育乱收费,扩大特殊收费和计划外高收费,学校则搭车乱收费,如捐资入学费、赞助费、共建费、杂费等等多如牛毛,使家长承担的子女教育负担越发沉重,很多子女因超过经济能力而失去上学机会。《中國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提出要“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费标准,同时按不同情况确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杂费收费标准” [4] ,更为学校乱收费有依据。

  2003年12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育乱收费案件,违规收费金额达21. 4亿元[ 5].教育专家们近来对教育行业来了一次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清水衙门”,竟成为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成为人们头号投诉对象,也成为舆论中的“十大暴利行业”、“五大腐败重地”。

  由于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并没有真正革除,各地在教育经费投入、招生标准、师资力量等各方面人为地制造学校差距,对于非营利性的公立性学校,仍不惜向银行贷款来建造豪华的“重点学校”,教育资源向其重点倾斜,使“重点学校”成为创收寻租的工具。其它学校也类比跟进,导致各地择校热却越演越烈,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居民的教育费用支出不断攀升。

  过去的十年,中國公立教育领域最有中國特色的现象,就是老爹们(教育行政部门)不断高喊禁止教育乱收费,而他们的儿子(重点学校)则不断提高乱收费的强度,最后,老爹们、儿子们、利益关联者们,大家一起挽起手来,通通变成“獨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合法股东,就这样上岸洗钱!“獨立学院”和公办“民校”,就像蚂蟥一样吸附在重点公立学校身上吸血。公立重点学校录取线只要略提高一点,就会将成千上万的学生逼向“獨立学院”或公办“民校”,钱就哗哗地收。教育行政部门仍然沿用传统的老办法,嘴上要求各“獨立学院”和公民“民校”名称要獨立、财务要獨立、学历文凭要獨立,实际上则睁只眼闭只眼,以此让这些蚂蟥们疯狂吸食纳税人的血。就这样,教育行政部门这清水衙门变成了铜气熏天的大钱庄,学校这教育圣地变成了营利场 .[ 6]

  从附表的数据分析可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与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的差额从1993年的192亿增加到2004年的2776亿,这巨大的差额有相当部分来源于有就读学生的家庭,就可想而知其负担越来越重的根本原因,更有大部分的教育经费偏向城市,农村居民的子女教育负担更严重。

  三、

  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 1亿元年到2004年的136515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新修正后再增加2. 3万亿元),增加了36倍。财政收入也从1978年的1132. 26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26396. 47亿元增加到原来的23倍。财政支出总额也从1978年到2003年增加20倍多,而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却从1978年到2003年却增加88倍多。但是,社会文教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92年至2003年却基本不变,只维持在26- 28% 之间[ 7].2004年因数据调整一夜之间增加了2. 3万亿元,2005年的财政收入将突破30000亿元,但已过去的数据与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政府为国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增长而相应提高。

  也正是在这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似乎不断将众多事务交给了市场,有的名为市场化改革,但相当部分似乎只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政府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