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台湾知名作家柏杨4月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于新店耕莘医院，享寿八十九岁。虽然与柏杨先生素未谋面，但是自从读了《丑陋的中國人》后，我一直对他崇敬有加，是我心仪已久的启蒙老师——他让我彻底改变了世界观。

　　我今年五十五岁，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从开始记事到而立之年，我一直被灌输以革命教育。从家庭到社会，从学校到工厂，从课本到各种文艺演出，宣传的都是同样的价值观：组织“伟大、光荣、正确”，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当共產主义接班人。

　　领袖告诉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生命线，于是全体国人都要坚持“天天读”毛选。那时有一首歌《老俩口儿学毛选》是这么唱的，“收了工，吃罢饭，老俩口儿坐在床前，咱们两个学毛选”。后来有革命者认为学毛选比吃饭重要，便把歌词改成“收了工，咱们先别吃饭，老俩口儿学呀么学毛选”。以后又出了个解放軍英雄门合，他的豪言壮语更是石破天惊，“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学，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

　　那时的国人虽然一穷二白，饥肠辘辘，可是政治信念十分坚定。到了纹革狂热时期，虽然我属于被歧视的黑五类子女，但依然满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階級革命路线的雄心壮志，发誓为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在最需要精神营养的前三十年，我几乎无书可读，完全是“糊里糊涂上山，糊里糊涂过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看到了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國人》，我才如大梦初醒。知道我们不是世界中心，我们不是最优秀的人种，国际主流社会并不接受我们输出的价值观。不但我们每个人有许多弱点，我们的民族也有许多劣根性：酱缸文化、窝里斗、不讲公德，容不得批评……

　　我开始明白，人生在世，首先要讲人性、讲法律、讲道德，有了这些前提才谈得上讲政治。脱离这些前提，不懂得、不遵守人性、法律、道德底线讲政治，只能是灭绝人性的政治，无法无天的政治，丧尽天良的政治，腐败堕落的政治。

　　从那时起，一个个金光闪闪的神圣偶象在我心中轰然坍塌。我开始明白，只有努力学习先进文明，不断进行自我反省的民族，才有希望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丑陋的中國人》、《柏杨谈男人和女人》在我的枕边为伴很久。朋友借走后，我又买来新书继续阅读。每次读罢，总有新的感悟。

　　在以后的日子里，循着柏杨先生的思路，我又读了许多书。特别是互联网开通后，我的思想认识豁然开朗，持续飞跃。我认识到，正是由于千百年来專制極權的残酷打压和愚民洗脑，才导致了国人（包括我自己）缺乏公共精神的丑陋恶习历久不衰。

　　今天，中國官方还在强调讲政治。虽然与极左路线横行时的政治大相径庭，但与联合国认可的公民政治还不能同日而语。

　　政治是相对于经济而言，所谓政治，其核心任务是分配社会资源。用大白话讲，就是分配社会蛋糕。问题在于，掌权者自行决定分配政策，自己切蛋糕，自己首先拿蛋糕。普通国人只能充当看客，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当今社会的诸多乱象。

　　只是这样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持续太久了。前面有柏杨先生启蒙，如今有互联网普及公民权利教育，老百姓早已不再是东西南北任人搬的棋子。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讲政治的前提是，政治人物必须有人性、遵法纪、守道德。不能接受公众公开置疑的人，没有资格决定公共政策、掌握公共权力。

　　为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以宪法为护身符，开始了争取落实公民权利的行动。而官方的十七大以及三中全会公报，也破天荒地把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放到了突出位置。

　　柏杨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所追求的理想——消除丑陋恶习，倡导公共精神，正在得到亿万国人认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随着国民黨在台湾掌权，两黨政治协商必将提到议事日程，中國的前途可以期待。

　　柏杨先生安息吧，期待到您墓前祭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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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田奇庄

　　我对很多人讲过：“政治是一种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多人说我市侩。我从来不反驳，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不懂得什么是政治。

　　美国的政治是很典型的西方政治。美国一个小镇，虽然里面只居住着数千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但这个小镇也会分为两个不同阵营的政黨，通常是民主黨和共和黨。每当选举的时候，这个小镇的各个政黨就会开会，结果就选出了小镇里的政黨领袖。小镇里的政黨领袖通常都是能说会道之人，更多的可能是医生，律师之类的人物。有了小镇的政黨领袖，然后几个小镇的政黨领袖会汇集到一起开会，研究附近几个社区或小镇共同的问题，然后再推举出这个地区的政黨领袖。通常的情况下，在大选之前，无论是民主黨还是共和黨都会召开全国大会。不过，这些全国大会与中國不同，只要你自称是黨员，你提前注册就可以参加，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你。当然，地区领袖们会提前注册，聚集在一起召开大佬会议。

　　美国的地区大佬很容易当。我有个朋友，是位华人。居住在华人不多的州。这位朋友自己经营着一家不大的公司，在当地也是默默无闻。偶然的机会，路过美国共和黨在这个地区的黨部，处于好奇就进去看了看。老美一看有人进来，特别高兴，就给他介绍情况，希望他加入共和黨，并在选举中投共和黨候选人一票。

　　这位朋友听了之后感觉不错，一高兴就当场宣布可以加入共和黨。老美一听也很高兴，没想到刚开个头，还没有花功夫游说就拉了一位黨员，太容易了。接着就问这位朋友是否愿意捐款支持当地的候选人？这位朋友听了就问：“捐多少？”老美说：“随便，十美元就很好了”。这位朋友一听才十美元，这也太小看华人了，当场表示：“我捐二百美元吧”。老美一听高兴的不得了，于是就约这位朋友经常过来。

　　这位朋友自己经商，觉得当年在中國大陆积极要求加入共產黨，结果实被考验了多年也没加成，现在一下子成了美国共和黨员，小布什的人了，怎么也得经常过来参加点黨的活动。于是没事就去黨部参加点义务劳动。去的久了，就与当地的共和黨人熟悉起来，当然也就认识了当地共和黨籍的议员之类的人物。

　　在美国的华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特别是中文教育。通常的情况是当地的一些华人联合组建一个中文学校，聘请一些中文老师教子女的中文。恰巧这位老兄的两位孩子都在上中文学校，孩子上课，家长们久在学校做义工或聊天。因此，中文学校也往往是当地华人社交联系的重要场地。

　　某天，这位朋友在中文学校核家长们聊天，谈到学校的经费问题，这位朋友不经意地说，我们为什么不找当地政府要点经费呢？家长们当然想这样做，但问题是没有人懂如何处理。这位朋友自告奋勇地说，我认识议员，我去说说看。

　　于是，这位朋友就找了个机会和当地的共和黨议员谈了这个问题，当地的议员表示需要了解情况，可以向当地市政府提议案争取经费。但了解情况需要听大家的意见，就问这位朋友能否召集华人一起开个会。这位朋友一听经费有门，别管成不成，但有希望就好，开个会还不是现成的？

　　到了周末，这位华人就在中文学校和大家讲了。大家一听很高兴，说，不就是开个会吗？别说是为咱们自己争取经费，就是平时咱们华人也没有个联欢的机会，咱们就当是联欢，通知大家一起聚会一次。顺便让咱们的孩子表演点艺术，让老美议员也看看中國孩子的艺术表演。

　　说起来这个小城也不过是七万多居民，华人只有五百来人。华人占全部人口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个小城市里除去中文学校以外，只有一家不大的华人食品杂货店是大家聚居的地方。由于这里的华人少，华人的活动也很少。这位朋友大家商量好之后就印了两张通知，一份贴在了中文学校，另一份就贴在了华人的食品杂货店门口，过了半个月，这位朋友和老美议员就借在市图书馆召开了会议，没想到的是，这个城市的图书馆会议室只能容乃三百人，可是参加会议的人却来了四百多人。近百个华人小孩在图书馆门口又唱又跳，简直成了当地的嘉年华。老美议员一看，这么多华人来，吃惊不小。因为在美国人的观点上看，美国竞选开会，动员又动员，开会的时候能来二百人就已经不错了。平时看到这里的华人很少，怎么今天开会来这么多人？老美议员一下就对这位朋友另眼相看了。在老美议员的眼中，这位朋友的号召利太大了，简直是这个城市中的华人领袖。

　　老美议员一看来了这么多华人，怎么能不重视呢，果然很快就提出了议案。但在美国，提出议案并不意味着有钱，这个议案还需要议会批准并列入下一年度的预算方案。但对于华人而言，以前没有这笔钱，但现在有人提出了议案，有可能在明年列入预算，每个家庭就意味着省了近千美元的开支。

　　就在这个提案等待着议会审查的时候，这个州在竞选州长。当地共和黨当然不会放弃对各个势力的游说和募捐。于是就找到了这位朋友，问能不能帮助募款并召开一个演讲会，让华人们投票支持共和黨的竞选人。

　　这位朋友又在周末华人在中文学校送孩子上学同时聚会的时候向大家讲了募款聚会的事情。华人们一听很兴奋，上次活动没搞好，乱糟糟的。孩子们也没有表演好，这次聚会一定要准备好，图书馆会议室小，咱们得找个大点的地方，再说这次募款聚会还有州长候选人来演讲，万一选上了，这不是咱们华人又和美国州长牵上线了吗？再说，既然老美议员求咱们华人帮忙，人家又帮咱们提出了中文教育经费补充议案，咱再困难也得给老美议员一个面子。大家七嘴八舌一谈，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这次可不是没组织没纪律的自发活动了，几位热心的人主动负责起联络操办的事情，没工作的女人更是热心地东家跑、西家串，用她们自己的话说，这次可是有名正言顺的机会热闹热闹。

　　中國人最喜欢吃饭，可这个小城市太小了，整个城市没有一个餐厅可以百五十张桌子，没办法容纳五百人同时进餐。后来就有人出主意说，咱们找当地的高中商量一下，借用他们的操场，每个参加的家庭自己做两份菜，咱就在操场中进行。 　　二个月后，小城的华人们就在城市里的高中操场上举行了共和黨选举募款会，整个小城的华人几乎全来了，由于有小孩子的表演，又在高中操场上进行，还有免费的中餐，一下就吸引了小城中不少老美和孩子参加，呼啦啦一下就来了一千多人。 　　州长竞选人一看这个场面非常的惊讶，连当地的老美议员都纳闷，这么这位中國人这么厉害，不光把华人召集来了，还召集了这么多老美。这不仅是华人领袖，而且是老美社区的领袖。这次对这位朋友不仅是另眼看待，简直是刮目相看了。

　　华人本来要面子，既然是州长候选人来，捐款也不能太少，大家约定每个成年人捐款一百美元，结果一下就捐了近三万美元。我的朋友一高兴就捐了四百美元，加上参加活动的老美的捐款，这次活动募集了四万多美元。州长候选人看着捐款人名几乎眼泪都激动地掉了小来，演讲之后乖乖地站在操场上和捐款人逐一握手照相留影。 　　华人圈子本来就小，这里的活动很快就被附近的几个小城的华人知道了。大家一想，他们能和州长候选人握手照相，又能从政府手中拿到中文教育经费，我们怎么就不能呢？花一百美元和州长候选人照了相，万一他当选了，有这张照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回大陆都是炫耀的资本啊。于是大家一商量就推举代表向这位华人朋友取经，请他帮忙联系州长候选人去他们那里演讲。

　　州长候选人一听又有华人请他演讲为他募捐，感动的不断地流泪，有人要给他钱，还有选票支持他，他怎么能不同意呢？

　　果然，不久之后，一连在这个州的几个小城市召开了好几个募款演讲会，一下就募集了近百万美元的经费。我的这位朋友在这个州的共和黨人眼里不仅是财神，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华人领袖。谁有这样大的本事能把全州的华人召集起来开会？而且只要他召集的会议，几乎都是当地华人全体出动。要是老美，能在当地召集了百分之十的人就已经是领袖了。

　　很快，这个州的共和黨召开全州大会，我的这位朋友被推选成为了这个州的亚裔委员会主席。不久之后，全美共和黨召开全国大会，这位朋友又被推举成为全美共和黨亚裔委员会委员。今年三月，又被共和黨推举进入白宫访问，小布什亲自招待表彰。

　　等我们见到这位朋友并夸奖他时，他还傻傻地笑着说：我就是遛个弯，买菜时顺便看新鲜，没想到就加入了共和黨，总共捐了六百美元，我就当上了共和黨中央委员。真没想到在美国当个执政黨中央委员就这么容易。我跟我中國亲戚说我现在是美国执政黨的亚裔领袖时，他们都骂我吹牛，根本就没人相信。他们说。就你这个傻瓜都能当上中央委员，那我们就都成小布什了。

　　我的朋友进入了美国政治圈才知道美国政治圈是非常规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格步骤都是非常科学化的。例如，美国的各个政黨为了选举成功，几乎对政黨领袖提出的每一个议题或观点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这些分析不仅是看有多少比例的人支持，而且还会分析支持者的学历，年龄层，职业。以至竞选者在与这类人谈话的时候都要考虑言辞如何使用。

　　我的朋友进入了共和黨大佬圈子，虽然是少数族裔领袖，但在政黨会议中还是享受到了很多的快乐。他发现，原来政治并不是想象的如此高尚，而是如此的卑贱，与他做生意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在不断地讨价还价。各方势力用各自的优势相互交换，已达到各方用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

　　谈到政治，很多人将政治推举到了很高的地位，似乎普通百姓无缘政治，或没有资格去谈论政治。其实，在海外，所谓的政黨就是Party.所谓的Party就是社交会。大家有着共同的兴趣聚集到一起谈论某些共同的话题。这本是一个最大众，最普通的事情，本身就是由最基本的百姓参与的事情，但到了中國竟然变成了高不可攀的事情。

　　政治本来就是维护自己得了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寻求团体的力量而组成的一个社交团体。　　同样是中國人，台湾的政治就很有趣，很多人笑话台湾的政治，整天吵来吵去，而且在国会还大打出手，这怎么是政治呢？难道未来中國的政治也会如此吗？

　　其实，台湾的政治很正常，打架固然不好，但在国会上个体打架总比在社会上进行群体战争要好狠多，没有这个理解就无法理解民主政治社会的基本道理。

　　以往，国民黨是一黨專政，结果国民黨也成为了高不可攀的政黨。民进黨成立了，这个政黨基本上是由草根组成的政黨，黨内派系众多。但他们的却赢得了两次台湾选举。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依赖的是民众的选票，黨内先进行选举，然后依靠黨员的意志、依靠黨员选票推选出他们的政府候选人。

　　观察一个政黨是否会成气候，我个人的观察是看其黨内干部的年龄。国民黨的干部平均年龄都是四十岁以上，但民进黨的中层干部几乎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两者相差十几岁，由此可见两黨的思想和政策会有多少差别。

　　更有趣的是，国民黨中以享有声誉的知识精英和商人为主，但民进黨却以百姓和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特别是民进黨中年轻女孩很多，我所见到的很多民进黨中层干部，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女孩。著名的台湾名嘴陈文茜女士年轻的时候就是民进黨的宣传部长，而且是一位非常厉害，对民进黨执政有着卓著贡献的女士，不过，当她步入中年之后，反而成为了更亲近国民黨的人。而在民进黨中类似当年陈文茜女士情况的年轻女孩还是很多。或许，这也是人生政治上的选择之一。但无论如何，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在中國并不可怕，更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也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是关系到自己利益的事情，更是年轻人的事情。

　　政治本身是平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政治无关学历和贫富，它不过是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秩序而进行的团体讨教还价，进行各类交易和妥协的一个社会现象。

　　作者:草庵居士

　　对于学术问题，不论观点如何，那也属于探讨与争论的范围，尽管争论好了，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看法。当然，理论研究工作者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论往前走了多远，有一点不能丢弃，那就是理论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坚守理论工作者的良知是所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认知，如果一个理论工作者连起码的良知都没有，其理论意义又有什么社会价值呢？据我所知，世界上的所有理论，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等等，其核是都是作者的良知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向往，虽然人们价值观念不同，对美好的理解不同，但是，所有文字的深处总涌动着一种忘我，一种责任。一个理论工作者，忘我了才会无私、无私了才会睁开洁净的求真的双眼，只有洁净的双眼才会发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等等问题。当然，一个学者可以拒绝媚俗，但不可以拒绝良知，不可以拒绝责任，不可以拒绝民众利益，更不可以拒绝民众的存在价值，因为良知与责任构成了一个理论工作者作品内在的灵魂，而民众利益和民众的存在价值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一个失去灵魂的东西，不论它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多么美好动听，但总令人想起炸尸的故事。

　　网上这几年对某些理论工作者的批评，其实有对观点的批评，但更多的是对缺少良知的批评。在这场批评中，有的理论工作者感到很亏，辛苦了好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那么多网民不领情呢？但关键问题是，委屈的理论家没有看到，你的辛苦是为谁的辛苦，如果是为自己，想方设法为自己大捞特捞而辛苦个没完，捞足了捞够了才想起民众，或者有的至今无视民众的存在、无视民众的利益，想方设法损害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样的情况怎么会不招来批评呢？我以为，对于任何理论观点来说，通过民众对良知的审议（我称网上批评为民众对良知的审议），对于良知在理论界的确立总会有好处的。理论观点的对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理论的基础：良知与责任。因为，观点的对错可以通过讨论寻找出正确的观点，或者比较正确的观点，但一个理论工作者既没良知又没有责任感，这个理论工作者就真的成了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理论界，什么都缺但就是不缺无良知，也就是自私自利，我想，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是最没有希望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思想理论的创新永远是这个国家为之奋斗的前进的明灯。但如果这个前进的“明灯”连良知都没有了，等待这个国家的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既便如此，我以为政治也不该介入理论争鸣，而是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理论争鸣平台，让各种声音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发出来，让人们比较不同观点，并在比较过程中认识问题，寻找大家共同渴望的最佳解，似乎比有所禁忌好。禁忌只会导至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偏狭，而不会把人们带到一个多参照系的比较与选择的巨系统。世界发展历史证明，自由不羁的思想，是催动社会发展的不息动力。

　　至于政治家，他无可以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选取理论中有用的东西，使思想变成可以操作的规则与程序，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让搞研究的人承担起政治家的责任。我以为，理论家是提出问题并研究解决问题的，政治家是操作解决问题的，这就是他们不同的责任和任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４日星期日

　　作者系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作者:田忠国

　　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几乎都成为政治进步的触发点。正在发生的数字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的生态，“博客”尤其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网络政治现象。“博客”是Blog或Weblog的音译，源于“Web Log （网络日志）”的缩写，指在网络上发表、张贴个人“网络日志”的人，是继E - mail、BBS 、QQ之后的第４种交流方式，指人时对应的英文是“Blogger ”。本文认为，作为博客的一个重要类型——政治博客是指为表达个人政治见解、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或者实现政治诉求，在网络上发表政治性网络日志的政治人物或关心政治的公民，是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个人化网络表达方式。据统计，２００５年美国有１１００万人创建博客、５０００万人访问博客，约占美国互联网用户的３０% ，总人口的１ /６；法国２２７万人创建博客，占法国互联网用户的９. ３% ，６００～７００万用户访问博客，占互联网用户的２８% ；德国４２８万人创建博客，７１４万访问博客[ １ ]；中國博客数量也已超过１６００万人。根据Technorati公司２００６年２月的统计，全球博客正在以每５个半月就增长一倍的爆炸性速度发展。２００５年８月，《美国博客研究报告》通过观测４００个访问量最大的博客发现，在美国，政治博客最流行，其次是生活博客、科技博客和女性博客。

　　一、政治博客的产生与特征

　　（一）政治博客的产生。１９９８年，美国人德拉吉在自己的博客网站上第一个报道了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绯闻，被认为是最早的成功政治博客，在大约整整半年时间内，引领美国的政治舆论导向，在新闻史上创下了一个个人网站长时间设定社会焦点话题的先例。在美国２００４年大选期间，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的争执，大量的政治博客涌现。美国的政治博客有左派、右派之分，但保守派在博客领域中最引人瞩目。著名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沙利文指出，在２０００年大选时，他的博客总访问量只有４０００次，到了２００４年访问量曾一度在２４小时内达到１０万次。２００１年在“９·１１”突发事件中，在飞机撞上第一幢楼时，就有博客把自己所拍的照片迅速传到网上，事件发生后，政治博客成为报道“９·１１”事件的主要新闻来源渠道之一。一个重要的博客门类——战争博客（WarBlog）因此繁荣起来，有人甚至认为“９·１１”事件最真实最生动的描述在那些幸存者的博客日志中。

　　（二）政治博客的主要特征。第一，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博客与普通博客的最大区别在于其鲜明的政治色彩。民主的政治形式由于出现政治博客而发生了改变，自由出版和个性化书写博客的传播也同时在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结构。政治博客成为公众的武器，用来表达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博客的政治参与意识是在博客传播中体现出来的，它使博客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政治决策中。博客所提供的政治传播和自由书写的力量是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呼唤民主自由的一种新型的形式，张扬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平等是博客的政治目标追求。第二，政治博客是更为自由、廉价、简便的个人主页。在公共论坛上发贴要受论坛主题和版主的管理限制，希望享受更多自由表达权并集中保存自己意见和发言内容的网络用户，自然转向个人主页的解决方案。个人网站对网民的技术水准、资金条件、维护资源要求较高，只能少数人拥有，而博客网站的低门槛则使其具有很高的开放性。Bloger的软件是免费的，要成为博客，用户只需在免费或付费的博客网站上申请注册，就可以拥有自己的Bloger. 博客网站是无数人对无数人的传播社区，是一种极自由的书写形式，它即时自由地出版或编辑自己的文章，构成一个随时发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政治空间。第三，政治博客的政治表达方式比BBS 更为严谨。BBS 论坛可以比喻为开放的公共政治广场，博客则是开放的政治私人房间。BBS 的帖子结构较为简单，通常是一篇原创信息或评论，后面跟上网友的相关发言。政治博客文本的内容结构要相对复杂一些，是博客就某一政治主题，将原创性文章或搜索和挑选的网上最新政治信息线索，扼要整理汇集后放在网上。政治博客文本是集原创文章、链接评价、链接、网友跟进文章于一体的，政治博客制作的日志更加审慎和仔细，其单个文本的丰富性、论题的拓展空间都超过了BBS的网友发言帖子。相对于BBS 的随意性和匿名性而言，政治博客的政治表达空间较为稳定，更多的博客甚至采取实名的方式发表言论、创立自己的主页，其社会责任感也较为增强。

　　二、政治博客的三种类型

　　（一）普通网民政治博客。这是政治博客最庞大的群体，他们关注政治生活，并在Bloger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甚至影响到国家政治发展。２００４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丹·拉瑟在节目里公布了据称是布什当年服役时上司的备忘录文件。文件指责布什服役时成绩没有达到要求，但这位上司却被人强迫篡改记录。节目播出后，政治博客约翰逊将文件下载后重新在Word文件的标准格式下输入，发现自己做出的文件和３０年前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完全相同，于是在自己的博客上提出质疑，有数百人迅速跟帖，最终导致丹·拉瑟辞职。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萨利姆·帕克斯从２００２年９月开始一直撰写并张贴有关巴格达局势的文章，据传他的工作地点就在巴格达。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登录互联网搜索他的网络日志，他从巴格达向世界发送的报道，比CNN、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更加鲜活有力，吸引各大媒体竞相引用。

　　（二）政治领导人博客。为实现更直接的政治沟通，一些国家政治领导人也开通自己的政治博客，这种博客形式当然比普通网民的博客更具政治影响力。日本首相小泉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都有自己的博客。２００５年英国大选时，布莱尔每周都会在工黨的网站上发表一篇竞选活动日志与英国选民进行直接的沟通。２００６年１月，英国《太阳报》为首相布莱尔开通了播客节目，播客就是声音版的博客，布莱尔因此成为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播客首相。美国加州官方网站上施瓦辛格的播客首页，可以听到州长施瓦辛格的最新讲话，据称施瓦辛格加入播客阵营是要让加州人民更加接近他。伊朗前总统哈塔米也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９日开通了名为“哈塔米在线”的博客日志，在伊朗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三）群体性政治博客。群体性政治博客是具有共同政治诉求的一群人写一个博客，一个博客可以有多个管理员和作者。博客本身就是政治沟通的工具，利益集团应用博客工具，能够共同维护一个博客，就共同感兴趣的政治话题进行深入地讨论。群体性政治博客目前还不是博客世界的主流表达方式，但随着利益集团对政治博客的认识，这种博客形式也会有很大的发展。

　　三、政治博客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一）发表政治见解，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政治表达自由是伴随着人类近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得到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權文件确认并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自由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民主制度得以实现和不断完善的基本条件。公民自由地表达和交流其思想，以影响和形成公众舆论和政黨政策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在宪法框架下，制度性地拓展和保障公民的政治表达自由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前提。政治博客的出现，为公民政治表达自由的实现提供了一条数字化的通道，公民通过博客发表政治言论，被称为互联网上的“草根革命”、“精英革命”，大有演变成参政议政、网罗民意、畅达民声新管道的趋势。２００５年我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记者、主持人纷纷开设两会博客。“人民网”的“强国博客”则于３月１日开通了“两会”博客应用服务，率先以代表委员博客、“两会”记者博客和博友博客形式，推动与会者与网民互动，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以实名制，发表文章畅谈会议期间的见闻感想、提案议案或履职情况。

　　（二）监督政治人物或政府的政治行为。博客的技术门槛很低，任何人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做一名新闻人报道某些主流媒体忽略的事件，或者撰写评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１９９８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性丑闻案信息来自传统媒体《新闻周刊》的记者迈克尔·艾西科夫。他原本是要将此新闻发表在《新闻周刊》上的，但被其高层扼杀。最后，这一重要政治信息被透露给德拉吉，“德拉吉报道”成为全球最有名的政治博客，博客访问量由每天９００人次激增到１２３００人次，他本人被法新社列为“２０世纪最具推动力和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２００２年，美国资深保守派参议员洛特因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而备受博客们的攻击，最终洛特只好向公众道歉，并被迫放弃竞选参议院领袖一职。２００３年５月，一名博客在其网站上刊登《纽约时报》内部人士的会议纪要和电子邮件，揭露记者杰森·布莱尔捏造新闻的事实，曝光《纽约时报》的造假内幕，使得该报总编辑雷恩斯被迫辞职。

　　（三）参与政治选举。博客参与政治选举始于２００４年美国前佛蒙特州长、民主黨人霍华德竞选总统候选人的时候，通过博客日志直接和选民对话，网站访问量在初选前期基本上与白宫网站的访问量相当，仅通过自己的博客网站就筹集到了７００多万美元竞选资金。他还首创将互联网上为共同爱好和兴趣的集会方式“网上联系、网下见面”应用于征集义工和举行政治集会，将博客发展成为凝聚选民的有力工具，带动了一大批政客纷纷加盟博客世界。２００４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有近１ /３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网络来了解新闻和有关议题，近３０% 的网民称他们浏览博客。民主黨和共和黨竞选阵营除设立官方博客网站外，双方的拥护者还建立了许多“旁系博客网站”互道立场，形成一场大规模的“博客大战”。民主黨接受博客采访， CNN则推出了名为“博客观察”的栏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开始系列报道博客。英国劳动黨议员汤姆·沃森在竞选活动中利用博客日志与年轻选民进行沟通，这一方法立刻被其他政治家所仿效。在２００５年的英国选举中，政治博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候选人、记者和政治评论家都开始利用博客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路透社报道说：“过去，英国人要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只能给报馆写信或是搬上肥皂箱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现在他们可以写博客日志。”[ ２ ]

　　四、政治博客的未来趋势

　　（一）政治博客将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政治领域。个体转变成公众的过程首先需要一个实现的空间，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階級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是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组成的，他们把社会的需求传达给国家，但本身又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伴随着公共领域的发展，个体向公众的转变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大众传媒。因此，哈贝马斯一再强调传媒研究对分析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并把传媒力量看做是一种新的政治影响范畴，认为它既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又统领了公共领域[ ３ ]（P １５） .因为当国家看到了公共领域在组织社会中的重大作用时，它也试图通过对大众传媒的操控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在执行着自己的“守门人”职能，通过议程设置筛选公共辩论的主题和程序，选择适合该议程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政治博客的出现使政治信息传播从“点到面”走向“面到面”。个体成为发布政治信息的“政治源点”。当无数的“政治源点”组成整个“政治平面”之后，就出现了国家和社会分离之后新的公共政治领域，个人政治意志具有了自由的表达便捷通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都能够在博客的技术支持下获得更多的实现。因此，政治博客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成为真正开放的政治表达空间。

　　（二）博客将逐渐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网络政治参与已越来越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并以其鲜明的特性对当今社会的政治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政治博客的出现使网络政治参与有了新的技术工具。博客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萌芽阶段、以业内精英和舆论领袖为主的成长阶段、普及阶段，最后到成熟阶段，博客将成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 ４ ]. 在博客成为大众化的网络生存方式后，它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政治博客集成了各种网络政治表达工具，包括电子邮件、即时短讯等，还可以通过各种终端无所不在地进行博客。博客与无尽的虚拟空间相联系的网络数据库功能、超级链接、搜索引擎等手段的应用，使政治博客可以提供围绕某些政治热点、专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这一新兴的传播渠道在政治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过程中，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具有了超越传统新闻传媒的能力，为网民通过检索全面了解相关政治信息、研究时事政治，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三）博客将成为政府实现政治沟通的重要手段。信息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在现代社会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成为国家政治体系维持其功能的基本要素。对国家政治系统而言，通过沟通实现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乃是其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美国犹他州政府的２０００名IT职员和１. ８万名其他政府雇员，都使用博客方式作为政府内部交流、沟通和知识管理的工具。伊朗政府宣布要把博客纳入原来只负责传统媒体管理的一个新政府办公室共同管辖，在第一届伊斯兰革命博客与网站节闭幕典礼上，文化部长萨法尔哈兰迪指出：“伊朗博客的发展使每个伊朗人都能够对目前的热点问题发表评论，’ 像总统一样讲话’.”

　　（四）政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自媒体（wemedia ）特指以博客为传播技术载体的个体化传播方式。个性化博客的出现与自媒体博客发生，是政治传播发生个性化变革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博客既是一个私人化的自媒体，也是一个公共性自媒体；它所表达和传播的方式代表着新型互联网发展趋势。人们已经从博客自媒体中发现纯粹个人私性传播媒介的作用，也发现作为公共媒介强烈介入社会的影响效果。它打破了从前政治传播媒介完全由政府集權控制的管理形式，开拓了人人可以轻松自由博客的网络时空，它强大的生命力已经显现出网络时代民主化进程的特征。传统政治传播媒介追寻多数人共识表达的满足而忽视了个性化情感与思想的表达。政治博客传播带来的改变，使公民个体的政治个性可以得到自由张扬，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表达意愿和自由需求。博客技术的应用有可能会改变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从长远看，它代表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和言论自由表达的契机。

　　五、政治博客的社会政治责任

　　自由是法律限制之外的自由，公民应该对公共事务具有一种责任感。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网络是一个建立在虚拟技术基础之上的特殊的公共政治场域，对其秩序与和諧的维护不仅是法律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责任。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论证过后发展国家必须把政治参与控制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因此，对于政治博客这种自由的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方式也应该进行合理的制约。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新加坡首次对两名在博客中发表种族煽动性言论的年轻男子判刑，法官在判决时说，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发表针对种族或者宗教问题的煽动性言论会引起社会的混乱。

　　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给博客立法。政治博客的最大便利是门槛较低，普通人也可以在网上“出版”自己的政治作品，传统媒体强调准确和客观，而博客则强调真相与迅速，然而政治博客日志毕竟要传达给社会公众，如果这种行为侵犯了国家利益，博客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政治博客的言行也应该纳入法律框架，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方法，即参与者自己放弃部分自由，比如博客和网站签协议，违反协议就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启动公共程序，由国家机关或由国家机关授权的组织来处理这类问题。

　　尽管政治博客的历史舞台刚刚展开，但政治博客的出现与迅速发展使政治沟通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大众传播时期。政治博客构成了新的普遍民意的社会表达方式，公民借助公共博客发言和表达进入社会公共政治领域之中，建构起数字化民主政治时期博客应用传播的历史效果，这就是政治博客新的开端和体验。对于政府而言，这增加了一条倾听民间声音的渠道，势必会促进政府与民间政治的良性互动。

　　[ 参考文献]

　　[ １] 　０５ /０６中國博客发展与趋势分析报告[ EB /OL ].

　　[ ２] 　国家领袖的博客生活：布什不敢“博”小泉不谈中國[ EB /OL ].

　　[ ３] 　哈贝马斯著. 曹卫东，等译.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 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

　　[ ４] 　０５ /０６中國博客发展与趋势分析报告[ EB /OL ].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作者:张雷

　　奥尔森说过：“集体行动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社会中存在着能够迫使人们愿意去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第二是人们出于对某种超越性精神价值的维护和追求，自愿分担责任并积极捍卫和服从这一目标”。前者赖以产生的前提多是诸如族群争端、生存共同体遭逢不可抗力，以及外敌入侵等来自来外部的某种势力的干预和侵犯，出于客观形势所逼而必须抱团结盟以共同抵御外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力量以保障共同体的生存和安全，这是一种基于人性自利和自卫本能的理性自觉，是人在极端处境之下的责任意识见之于社会的具体表现。正如卫斯里所言：“在最重要的事上要同心，在次要的事上要自由，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心……”。众所周知，生存是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实现的起点，是人的社会关系建构的生物学前提，但它不是人的目的，不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追求的最高体现。相反，如果把人的命运感和幸福参数划定在形而下区间，将人的自由和发展权蓄意贬低为“生存权”，则尽管我们有源于对“生存共同体”利益和安全维护与捍卫的本能冲动，但由于单纯地追求利益或仅仅局限于满足“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使我们无法透过现实的幽暗看到人世生活在更高层面上的风彩和气派，因此就很难有超越性的追求并借此抵御不可知命运中的各种困厄，于此便很难在短暂而又风险叠出的人生中找到立足的支点，便不可能高蹈远虑，并由此产生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以支撑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们才见惯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气馁和委过于人的怨怼，才有太多的社会积弊和互不相让的专横与霸道，才使得我们的社会公共生活背负了太多的羞辱从而不能为世界提供有高度的智慧和文明素养。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皈依，“一种斯宾诺萨的那个存在于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是同人类命运和行为有连累的那个上帝”﹙爱因斯坦﹚，倘能如此，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脫起于原欲而终于罪孽的世道糾缠，就有可能消解海德格尔所体会到的那个“烦”，然后心平气和地应对经验世界中的得失荣辱和悲欢离合。所以，我们希望有神意的存在，期待能够诗性地栖居，企求爱与信仰的救赎能将我们从不堪承受的命运感中引向光明的彼岸，同样是爱因斯坦说过：“仅有物质的富足并不意味着幸福，耶稣、佛陀和摩西所给予人类人精神的启示意义，要远远超过任创造性的意见和发现”。我们知道，信仰是人类克服有限性焦虑和生存恐惧的精神救赎，是人的本质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最高表述，它是人们摆脱形而下荒谬感和内在冲突的心灵慰藉，也是人在无限时空中悬置的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和社会标准。盖因如此，只要人一旦有了信靠和仰望，心中便自会有支撑其生活的原点和根基，因而便能产生追本溯源，探索主客观世界的原理性思考，从而由内向外孕育出抵御人性向下堕落的内在机能，将人的良性因子发醇壮大并衍生成人人心仪的普适性人文伦理，从而最终为人的处境改善提供健康的人性基础，使得和諧自为的法理与制度性的文明建设成为可能。

　　由是观之，它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人的破坏性本能，将人欲导向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光明前景，还能依此路径疏导公权领域远离偏执和暴戾，远离基于权力和强势资本自私所行的不公不义与社会压迫，最终釜底抽薪从人性和人心的深层维度有效化解历史与现实争锋中郁积的怨怼和愤懑，从而在根子上瓦解权力与资本專制主义赖以存活的文化基因和民意基础。所以，我们有理由坚信，信仰不仅仅是对我们所感触到的某种法则的诚信和遵从，它还能最终提供给人以人精神的慰藉，并让人在不可把持的现实顿挫中看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从而便有了求生迷途中的方向感和心理归宿。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沉湎于历史的“局限性”，背负着累积的反面经验和恶劣记忆久久不能释怀，不能解套。所以，在检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境域中，我们看到的总是一路承续着、轮回着无所不用其极的反文明、反人道的公权戏路，演出着动辄刀枪相向、反攻倒算以人为敌的階級仇、民族恨，由着无良的专权寡头驱策着在人间搞内耗设困局，从而谬种流传一次次越出人所应当持守的伦理底线，为着当下的利害得失不惜将心肝拆解、将人性灭失，然后一次次祸己害人沦为政治攻伐的冷血工具，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利益格局中一以惯之地崇信以力相搏，让暴力和一朝得势的骄狂裹挟着将人的罪性意志尽数渲泄，最终给本来就不堪承受的民族命运套上永远无法拆卸的恶政符咒！所以，尽管我们胼足底气继“往圣”拜图，腾乞盼明君贤臣临朝解救，但却始终无法开启文明的当下为美好的未来奠基，看不到人之作为人在社会属性上的荣誉回归。

　　究其根源，乃是我们总是绕着当下、盯着眼前，患得患失将人行世间的目的和意义锁定在“功名利碌”这一狭窄的价值区间，因此我们一以惯之地只务实不“务虚”，只讲得失不讲是非，只考虑后果不计前因，所以不习惯于遵循人与自然的内在规定性，然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而基于人的本质意愿为社会立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太多的自怨自艾和自我否定，因而总是被限定在务实理性和物质主义的当下戮力和折腾，对于人之于人的社会定性和定义太过简单、太过仄逼，只知道“人生一世，吃穿二字”，迷信世俗拯救和荣华富贵烘托出的当下光鲜，从而毕其功于一役龟缩在名利场中左冲右突。由此，我们也求知、也努力，甚至也不惜当血本拼家当，“修身正性”积极问鼎天下献身“政治”，但其动力却仅限于能够有朝一日登堂入室搏得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抑或金榜题名“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或有冲决个人私性意志的宏阔理想介入公共事务，所谓经邦济世的高蹈远虑，其终极旨归仍然是光宗耀祖，仍然是“假公济私”宣示个人在形而下层面的得失荣耀，既看不到知识的本质是喜悦、是智慧，是托举精神超越庸常以展示穷究天地万象无限性的美感，也不能由此洞悉人的有限性从而激发出对永恒价值的痴心追问，由于没有超越事功的冲动和热望，便无法获致探求原理和本质的心理动因。既已如此，在中國，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注和追本溯源的宗教情怀，所以便没有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皇帝一旦大权在握便不再思考政治，商人一旦盆满钵满就不再注目于经济，士子一旦科举进身则不再探讨文化……。

　　所以，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时写道：“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层，使他们投身了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则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愿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是的，由于我们始终不侍奉超验的价值，不相信终极裁判，所以没有可以持久依凭的内心信靠和谦卑的仰望，因而便没有缘于宗教信仰和某种超功利的“社會主義”和国家意志，甚至也没有意识形态上喧嚣一时的所谓祖国体认和集体主义。所以，返观我们一路走过的朝政变乱史，尽管经历了太多的世道沧桑和生灵涂碳，但就其发生的动机和目的来看，我们却自始至终没有起于良知和头脑的社会变革，也即在一种新的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感召或引导之下，通过集体行动去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动议，也没基于信仰或主义的守护或辩争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所以有学者指出：在中國，如果没有现实的诱惑和关乎自己利害考量，一般情况下基本做不到为精神的救赎或某种观念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也正是缘于此，我们才不会有捍卫信仰和真理而战的历史记忆，才不可能有超越肠胃革命、效法古例改朝换代的政治想象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宿命和定数，从而在制度和文化观念上建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政治文明。

　　由于受制于这种只求低度活着的政治务实主义之大限，所以便很难构建起基于信念、荣誉以及民族和国家尊严的社会化动员机制，故此也就不存在通过良知和道德抑制罪性的文化心理。因为每个人都无需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恶果向最高的审判者承担责任，再加上列朝累积的坏法统、恶经验太多而且太残忍。所以，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多既不是基于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悲悯，也不是发端于社会责任和人的荣誉评价，更多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是现世暴富的欲火煽起的热情点燃并”武装“了人们的勇气和胆略。也正是导源于这一价值遵从，朝野之间都普遍奉行权力的非鍅耣班和暴力换血，使得几乎所有的参与者和”胜算“者都必然因过度耽于权争内耗，所以常常急火攻心”操劳“成疾，从而使其心理畸变并普遍养成暴戾、刁蛮和偏执等挫折型人格。所以尽管也奠基加冕、称王封侯，甚至也抄袭文明搞民主称共和，但其举止样态也绝不会因”养尊处优“而修炼出多少有教养、有体面的精神气质，罗素有言在先：”受过伤害的心灵是可怕的“。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政治生态，我们才为了免于恐惧、免于馈乏，免于直接的肉体伤害而大面积”放权让利“并最终集体退出公共领域，从而宿命般成为大国專制重压之下无为而居的冷血寡民！

　　二００七年八月二日完稿于麻园村

　　作者邮件：ｈａｎｘｉｎ６５９１１（ａｔ）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原载《议报》311期

　　作者:汉心

　　在中國，由于公权领域的对决博弈长期处于对峙性紧张状态，使得人们基于个人福祉和安全之虞，一般都选择游走于权力场域之外，从而自愿弃权作“沉默而无为”的大国寡民，所以，道里坊间才总是流布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莫谈国事”等刻意规避公共义务、远离权力伤害的警世通言，这种因專制極權主义历久弥深、过度强悍统摄之下衍生成的冷漠化、软弱性民间社会生态，虽则突显强势公权单极独大、无所不用其极的“大能”威风，但其实所折射出的乃是中國传统政治全能主义长期倚重严刑峻法，以刚性法器构制国家体系，从而达于褫夺民权、掌控民利且胜算多多的冷酷现实。所以，在中國，由于政治运作长期缺少公共性和阳光感，缺少官民互动、集体辩争的开放性结构和胸怀，使得有关政治的语义内涵常常被曲解、被误读，乃至于被公众狭义地诠释为单纯的利益争锋与篡位夺权，从而将政治本应有公共品性异化为烈度极强且最具伤害性的社会力量。

　　不仅如此，其示范作用还使得后续的子孙们总是无法超离于这一宿命般的“路径依赖”，因而总是耽于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然后继续“法先王之法”传诸后世，“掘墓盗宝”抄袭过去推演未来；另方面则由于民间意志长期被忽略、被边缘化乃至于被淘汰出局，使得人们不得以自动弃权让利，并彻底淡出对现代性“公民”身份的确认和权利申告。由此则不仅一路纵容極權主义挟公器之威势做强“坐大”，同时也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社会事务奉行“不在其位因而不谋其政”的冷眼旁观和责任推咎。如此长期演化，其结果必然造成芸芸众生由于无所用心、无处着力，所以也就于国家大政方针无所作为，最终必然消蚀掉官民互动“共建和諧社会”的社会化创生动力和体制化更新机能。

　　依据这一生成逻辑，中國民间社会不仅很难越出野生宿命“顺乎其性”发育长大，从而形成能与威权体制对等谈判与博弈的次生性社会组织，甚至连彼此关联共生，同处一隅的团体、家族和邻里之间，也因缺乏体己度人的宽恕和让渡，因而常常自我构陷、纷争不断，并长期纠缠于相互攻讦、彼此诋毁的内耗性怪圈而难成器候。这不仅显示出国民根性中由于公义信念的长期缺席，从而使得人们由于忽略了只惯于“看别人眼中有刺，而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这一人性本然的生物缺陷。正因为如此，人们既无法立足于自我审察参省吾身，从而以检讨的姿态看清自己“问题”之所在，也就很难做到宽以待人并借此淡化求圣成贤的完美主义“情结”，从而有效消除指望英雄搭救、大人解困，不能自负其责的否定性自我弱化的寡民意识。根依据这一分析路径，尽管中國社会有着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有着父子君臣、主奴捆绑沆鎏一气的伦理依存，但由于受專制逸选机制的单一化和社会评价体系的严重不公不义所挚肘，再加之人们社会化价值选择长期囿于权力主导，因而其戮力的目标常常被局限于现世的得失荣辱，使得中國人很难超越庸常俗务之外，在精神领域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别样活法。

　　故此，才导致中國人的生存选择和社会化程度一路走低，并一次次与普世文明失之交臂，所以，尽管也有如过江之鲫者流文攻武卫痴情于问鼎公权，前仆后继、趋之若骛以图捐身朝政，以此赢得皇恩钦点然后呈凶帮闲的现世功名，但多数有幸得“天降大任于斯人”而挤身国事的得道者，其终极的目标仍然超不出形而下的利禄得失和光宗耀祖的个人化虚荣，与国运兴衰和民生福祉没有多少关联。除此之外，还由于来自底层的所谓“知识分子”一阔脸就变，整体性忘恩负义的忤逆和背叛，从而将未得官方开光定制的非主流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乃至品行教养等多维度逼向“不宜人居”的贫困化处境。所以，这种仅限于利害攸关的现实考量而孳生出的所谓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无论其用以改朝换代抢班夺权，抑或是搞建设谋发展，在功能上都无助于国计民生和制度性文明的递进和开化，反而因此把人的生存处境和价值诉求导向矮化、低度化的空间从而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感。也正是基于这种单一化的价值遵从，才使得中國社会难以形成基于信念和荣誉共享而结盟的有机階級和政团组合，即使是完全依赖于血缘亲情维系的同胞宗族结伙举事，一旦遭遇利益干预或权力寻租招安，其脆弱性也必然会因无法承受的利害之重，而迅疾被其“刚性”作用瓦解分化作鸟兽散，从而滋生出众多剪除不尽的卖友求荣、吃里扒外的变节者。也正是源于这种完全基于私性意愿和利害考量而构成的恶质化的社会生态，中國社会历千年老道累积的伦理构制和根深叶茂的人情资源才难以盘活，才难以展开并引向的良性的社会化建设，从而升华为现代制度与法理建制可以依赖的人文基础。反而由于长期性的意识形态教化和暴力消解，将其恶质化为对现实秩序的颠覆性侵害。

　　所以，当这种畸变的务实理性不断积淀演化，并普泛成为中國社会集体效法和练习的营生法门时，又何以能使秉权者摆脱私欲和得失考量，放胆妥协退让“将公权付诸公论”，又何以能让普罗大众坚信世间还在有超越利己主义目的和打算，还存在着“苟利国家身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公义德行，正如阿仑特所说：“極權社会中的群众，是不相信存在着没有现实利益的动机或实用目的社会事件”。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國社会才始终缺少心系公益、情关民生的政治动议，才缺少完全基于社会责任和荣誉评价而积极介入公共事件的政治努力。因为总是无法突出私性的盘算，亮出皮袍下面藏着掖着的“小”，无法透过人性幽暗的场域见出些许社会的光明之处，所以便难以越出私欲政团和王者意图掘权攫利长期奉行的机会主义，因此才不愿将政治政策公诸市井街头，作为阳光之下全民有份、事关人人的功课集思广议，从而进行社会化、开放性辩真辩伪的讨论以广泛汲取民智民力！

　　也正是基于这种无可奈何现实，即使偶或有“不忍之心”舍身求法、为民请命而问鼎国事，或立于公道敢于我以我血荐轩辕“裁量”專制权力的英雄出世，也常常因公众太过于世事洞明，太过于老谋深算然后策略性绕开于己不利的社会争讼和政治对决，从而心安理得并习惯于冷眼旁观，使得他们的壮烈义举完全失去后援，失去可依凭的人脉民气给予加速和催化，从而显得势单力薄、孤立无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只能孑孓而行并重复演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公道悲情，缘乎此！从他们残留下的斑驳而颇具反讽意味的血痕中，其实透出的乃是老大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虚骄和寡情无义的势利与冷酷，所以，鲁迅先生一语成谶：“中國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单身鏊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利则纷纷聚拢，见失败则纷纷逃亡……”。

　　有如此积重难返的社会负面经险，依此路径而生成的社会正义和人權维护等，针对公共领域的所有政治抗诉和与之相关的权利申辩，即使出于公义的冲动而激发某些社会成员进行政治上的冒险，甚至也不乏基于无私的意愿和高尚的信仰而投身公共事务的谔谔之士，但他们无论如何顺合天道、顺民意，不结黨营私且举止得体远离暴力与仇恨，并“不断地升年华到以精神的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马丁·路德·金），但由于受制于庸庸大众集体的势利和只顾眼前、不计未来的短视，他们或许原本出于公心的政治动议，也常常会因公众太过低度的期待和易于满足的“小气”，而失去追根究底的激情和驱动力，所以也就只能屈身下顾民情、迁就民意，从而仅仅局限于对利益剥夺和身体伤害等直接性的社会罪错进行道德批判和司法问责。既己如此，中國历久不变的政情民意就只得反复轮回，最终演生成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愿，既不是起于信仰的救赎和道义的悲悯，也不是基于理性和责任的承担，而是仅仅而局限于当下的虚荣和现实中可以确证验收的利害得失。

　　综上所述，根据这种理路和逻辑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对话机制和公共交往方式，也就不是让人人置身其间都可以活得有自由、有尊严，从而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社会政治公共生活的首选目标，以此确保人人都不致因文化陋习和和制度排斥而成为非自愿性选择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最终达于“人人都不致活在一种最低下的姿态之中”（英国大法官劳德·科勒语）。相反却有意将关乎社会健康、文明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如制度正派、彼此宽容和人權尊重，以及由此而内生成的以对人的全面肯定为依皈的社会信念和理想，都当作为不具拯救功能的“软道理”而予以弃置。最终使得公权设置和国家立法意图都只局限于在政策性“实物安抚”和荣誊贿买等，形而下层面展开对局和博弈，如此则要么生出许多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德化自我彰显的文学想象；要么索性顺乎天意苟且赖活，从而沦为大国强势政治之下靠天觅食、匍匐而居的诺诺寡民。

　　二００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完稿麻园村

　　作者:汉心

　　我的以下文字（针对鲁扬的“中國人为什么怕谈政治”，不敢说没什么政治立场，因为有说法就有立场，尽管我不是什么政治家。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能不说很有想法或者说是政治立场的：政治的多元化——但是有些偏激！

　　在这里，我也来说说我个人对“政治”的理解。何为“政治”？政治是为政权服务的，是严肃而认真的国家形为。政权是谁的政权？是国家的政权，确切的说是人民的政权，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服务的。这应是一切文明国家政治的真正的发展方向。

　　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行使自已的权利时，不是每个公民每次都能直接参与，於是代表各类不同理想、意愿的政黨便应运而生，由这些政黨代理人民行施各种权利。然而政治的多元化并不代表要政黨的多元化。只要这个单一的政黨内部能作到不自闭、不孤立，能纳荐、能从言，那么这个政黨就是一个值得人民信赖和追随的。其他的国家的政黨我们不敢评说，但我们能看到和能感知的是：中國共產黨内部有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不断进步；对外有着名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实现参政议政的多元化，民主化。诚然，现在的中國大陆政治活动里，存在不少甚至鲜为人知的、黑暗的甚至丑陋的蛮横專制，然而诚於这位作者所言，这些政治的專制与恐布”并是中國独有的，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世界各围范内都存在的，也是人类同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而我认为，我辈能作的便是除了大声疾呼，更重要的是行使我们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作有利而有效的监督执政黨的作为，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这决对需要我们执政黨的配合和支持。可是，这个时侯，我们很多的人却因为有着异常强烈的美好的愿望，无法容受现阶段的种种鄙端，更没有耐心和信心去共同期昐一个循序渐进的美好的未来。殊不知，人类向文明的发展史便是一部经过漫长历程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史。而实例是我们的老大哥，前苏联，因为急於成事，由从前的一流的超级强国轮流为顶多一个二流强国，其现在也是目前西方所推崇的政治多元化国家，然而相比并未见得有多大优势，相反的其国内相当一些民众怀念以前的国家。这说明了什么？——不管什么政治体系，只要能让国家的人民生活幸福安祥便是好的政治体系。

　　或许你可以羨慕台湾省的人民的政治自由度，也可以羨慕美国的政治自由度，可是在我看来，所谓的台湾的政治高自由度只不过表现是一群高智商的流氓在不时的上演或导演着一幕幕拙劣的小丑戏，仔细想想，他们所在进行的政治活动，现已的确只能沦落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资而以。再认真仔细想想，如此的形为愚弄了谁？受害的又是谁？这里用不着回答。至於美国，不可否认，真的有太多值得我们去羨慕和去学习的地方，然而羨慕的归羨慕，学习的归学习，可我们也不应忘了其建国发展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最近的例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伊拉克、阿富汗极力推行其和很多人所推崇的“政治体系”，然而结果是恐怖的爆炸依旧、骚乱依旧；犯罪上升、毒品横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阿富汗的毒品产量比去量破计录的增长６９% ，受害最大的正是我们中國！）。所有的这些又是何样的“政治自由度”！

　　我们再来谈谈该公所说的“老虎”。但我首先要问的是，不知该公是否已被关押，因为如他所说的话，他已经触犯了这只“老虎”！如果还他还自由的话，哪么只少证明了一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是有足够的政治言论自由的，类似该公在网络上抨击时政的大有人在，而我们的电视（包括ＣＣＴＶ），报刊等煤体也每每都有反应国内不良时政的报导和披露。只不过一定会有人说，那些只是冰山一角！是的，不可否认。但我们要知道，不是要反应所有的污点就证明够自由，而只要我们的政府有足够的诚意和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经过那些大型煤体的曝光，将起到一个很好的民众监督作用，我们也相信我们的黨和政府能会以这些问题为契机，去很好的解决这些矛盾，而可喜的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越来越透明的政府办公，越来越完善的法制监督机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世上还没有那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容忍决对的政治自由度，因为道理很简单：我们因为要保护善良，所以一定要接受法律的限制；我们要保护国家的安定，所以一定要接受适度的管制。这并不过分，因为我们应该能理解：决对的自由就是不自由！！如果该公不信，可以去问美国。

　　作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热血公民，在没有条件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多多行施自已那神圣的监督权，但同时要多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黨和我们的人民多一点时间（其实也是给自已多一点时间），到时，“自由”还要说吗？

　　作者:泰林

　　生活在中國大陆的中國人看到我这句话，肯定都会认为我说了句无聊的废话，一个傻问题。因为这句等于再问别人：“你知道人为什么怕老虎吗？”——这样低智商的问题。

　　不错，人是怕老虎的，中國有成语——“谈虎色变”，但这毕竟是夸张。一般人谈老虎不仅不会色变，而且还会兴勃勃，尤其你给孩子谈，他们可能闹着要到动物园看老虎呢。也就是说，既使是老虎，你谈它，去近距离接近它，还是没事的。但中國政治却不是那回事，你接近它不仅不可能，而谈谈它非常危险事情。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不信。那么，远的“解放前”的事我们不说，近的“纹革”的事，我们也可以不谈——我们只说当前，只说现在，只说这一刻！如果你想验证的话，现在可以先把我这篇文章放在一边，到中國一些网站上说几句与政治沾边的话试试。甚至你不用说话，只提一两个词或一二位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一是，你根本发不出贴。程序会自动告诉你：有敏感词汇，不宜在本坛发表。二是，可以发出，可会儿不大，马上会有人给你删掉。或者是经过程序处理，象执政黨和国家领导人名号，做为见不得人的“敏感词”处理成“*** ”等符号。有修养的版主会发信悄悄告诉你，请求你体量，理解他们的难处；没修养的则破口大骂，说你没按好心，想毁掉他们的坛子。有的干脆直接封掉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字：怕！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國谈政治是危险而可怕事情，是让他们丢职，掉饭碗，人生从此陷入绝境的事。

　　“政治”如此可怕，甚至猛于虎，那么它到底是何物呢？如果没搞错的话，中國教课书上每一位让我们记下，让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都是“政治家”吧？可见“政治”这一行档，不是罪人和小丑从事的职业。如果书上的话没记错的话，大部会读书人会知道这句：“在现代这个人类社会，人人都是政治动物，并享有《宪法》赋予各项政治权利。”这事好像越说越怪了，这本与人人有关的事，且法定与每个人有关的事。为什么搞得如此恐怖，让人不敢谈，不敢说呢？

　　现在这里谈政治恐怖，一些人肯定认为我与执政黨过不去，认为我是攻击共產黨。其实如果明白人类政治发展史，就会明白恐怖政治并是中國独有的，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世界各围范内都存在的，也是人类同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而且现在仍就我们中國存在，其主要原因就是“历史原因”。

　　现代政治学研究学者已把人类政治分为“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古代政治其主流是君主制与專制。有人认为古代的政治不都是專制，但我们可以肯定，古代政治绝没有民主自由的。如果把專制定义成“不受法律和民权节制的专横权力的统治”的话，古代的政治基本上都是專制的政治。尤其我们中國“二千多年皆为秦制”，是典型的專制政治。在古代政治中，通常都有一个一元的、一统的、官方的信仰。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專制主的私产，是权势者的行当，是独占、垄断的政治。政治的理想是最高的理想，大家只能为一个由官方规定的理想而奋斗。任何与这种一元的政治理想相冲突的理解或观点通常都会遭到斥责和封杀。以言论和思想治罪，搞文字狱，用法律来诛心。而且暴力是解决一切政治冲突的惟一手段。專制的政体“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任何一元的政治思想相冲突观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玩政治的游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为了告诉世人政治是他们皇家的私家专利，專制者还把政治神化。把政治从人间提升到天国——他们是天子，是神派来的管理人间的。把议论朝政的行为视为“偷窥神器”。同时把政治道德化——不是皇室成员过问政治的人视为“奸臣贼子”“大逆不道”。这样的古代统治者们总是名正言顺地把江山坐在屁股下，理直气壮地把天下和百姓骑在跨下。古代人好像没有现代聪明，但“生命对每人来说只有一次”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既然议政参政皆生命之危险，那是一般人不敢为之的事。古代中國人害怕政治，谈政色变，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人类的文明是在不断进步的。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相比已发生根性变化。如果说古代政治是“專制政治”，那么现代政治则为“民主政治”。政治不在是一元的，一统的。“现代政治认为，任何国家里都存在许多生活方式，灵活的政治体制必须使其公民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人与人之间都是个人，有着个人理想的先生、女士之间关系，而不是只有一元理想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而且政治不再是被个人或集团垄断和占有的。“现代政治要求其制度与运作适应人性而不是削人性之足以适政治理想之履。”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生活的游戏”。而且现代政治认为“一元的稳定极易颠覆，只有建立在多元的价值观和多元的权力中心之上的社会和政体才有持久的稳定。”为此在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基础上制定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议政参政权利，以及国家政权和平有序地转移方式。政治只是现代社会“生活游戏”，“玩政治的游戏不再需要以生命为赌注”了。“现代政治是富有韧性的政治，它不怕甚至离不开挑战，它不怕分裂，不怕背叛，现代政治是经得起背叛的政治。”“现代的政治是宽容的政治，现代政治无忠奸之分，不要求对某个政治领袖保持绝对的忠诚，每个公民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作出不同的选择。所以，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重要特点就是建立在结社自由基础之上的政黨政治。”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中没有人再会因为政见不同或参与政治活动而坐牢，遭到打击和迫害，更不会有人因此而被杀头。总之，它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再是想想就会出事，说一说就必遭大难的事。

　　我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迷惑，而且有的干脆还会认为我胡说。难道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中國”吗？那为什么我们的“现代政治”还是如此让人恐怖？人们在网上说几句话，用几个词都不让，而且还有可能仅凭几篇文章就治你的罪，判上你几年？！

　　对不起，这个我也搞不多清楚。可能是我们中國早年在提“实现四个现代”时，忘了再加上了一“化”——“中國政治现代化”。因此我们中國政治也只好待在中國古代时间段上。事实上也只有这种解释。因为我们现在拿古代政治来比较，会发现现代中國政治非常与中國古代政治“对辙”，基本上没什么两样。

　　比较一：古代政治通常都有一个一元的、一统的、官方的信仰。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專制主的私产，是权势者的行当，是独占、垄断的政治。——现代中國政治：一黨制，当然应该是一元政治了。具体是不是私产，是不是独占和垄断政治，相信每个中國人都明白，目前还没有那个组织，或者说那一个人敢站出与共產黨商量“竞争上岗”的事。

　　比较二：古代政治的理想是最高的理想，大家只能为一个由官方规定的理想而奋斗。——现代中國政治：最高理想是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共產主义而奋斗。任何一个不是承认，不坚持和不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都是罪人。已有不少不赞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写作者，因“妄图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而至今在监狱中待着呢。

　　比较三：古代政治中任何与一元的政治理想相冲突的理解或观点通常都会遭到斥责和封杀。以言论和思想治罪，搞文字狱，用法律来诛心。——现代中國政治：目前中國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媒体，以及网络管理一直在这样进行着。以言论和思想治罪，大搞文字狱，用法律来诛心——数一数在关在中國监狱中的记者和自由作家的人数就知道，这项工作他们抓的也非常到位。

　　比较四：古代政治中暴力是解决一切政治冲突的惟一手段。專制的政体“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任何与一元的政治思想相冲突观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玩政治的游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半个世纪以来，中國现代政治一直按上述条目操作的。尤其从历届领导人那得知，放什么不能放军权，弃什么敢不弃枪。黨一定要指挥枪。看来在中國武力确实能稳定和压倒一切。

　　比较五：古代專制者还把政治神化。把政治从人间提升到天国——他们是天子，是神派来的管理人间的。把议论朝政的行为视为“偷窥神器”。“同时把政治道德化。不是皇室成员过问政治的视为”奸臣贼子“”大逆不道“。——中國现代政治：在这一点上，中國当政者倒非常谦虚，他们没神化自己，但仍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精英“了一下——自称”中华民族最优秀、最智慧、最先进的代表“。这一来虽不是上天注定的，但也很资格为中國人民当家作主了。中國现代政治在”道德化“方面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中國政治一直是一帮人专利，只准自己碰，别人碰绝对不行。让你感觉政治是他们的老婆。招惹人家老婆的人肯定不是东西。所以一般人是不敢碰的。更奇的是在这个”老婆“身上还贴了”婊子“的标签——这样以来就告诉世人：一个在中國搞政治人，是个不是东西的人，一个非常下贱的嫖客。所以我们经常发现一些中國人，包括一些著名文人总是急急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写作者，而不是”搞政治“的。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上面提出问题：政治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真是一只可怕怪兽吗？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群聚社会。也就是说，人类是靠群聚——靠集体力量，集体智慧存在而延续下来的。人做为一个个生命个体，集合在一起生存，那是要一定的秩序的。要秩序必有一定管理——这种对人类群体生活最初的“管理学”也就是最原始的“政治学”。由此来看，政治是人类群体生活必然产物。是人类离不了的，与人人有关东西。事实上，政治做一种学问，自古就是人研究它。人类各个时期都诞生了优秀政治思想家。也就是议论政治，思索政治是一些人份内的事——也是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世界需要的事。这样的大事，这样与每个人有关的事，为什么不让人谈论和发表自己政治思想观点呢？在我看来，百位核武器制造者，也赶不上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因为他一条不战而胜，开万世之太平的思想，将受益于整个人类——这样不会再因权利争夺而让万千世人遭殃。中國之不幸，中國人之不幸，就是因没出现一位属于我们自己的优秀政治思想家。

　　其实人类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不出现自己优秀思想家倒也没关系。因为“现代政治学”做为现代人生存和治世的大智慧和大问学，已同现代科学航天技术一样，早在几十年前被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搞的非常先进了——人类政治已从让人人恐怖吃人的“老虎”，变成了人人可戏可耍的“小猫”。“没有人再会因为政见不同或参与政治活动而坐牢，遭到打击和迫害，更不会有人因此而被杀头。”

　　中國台湾做为已经施行现代民主政治的地区，前一段非常混乱，不少大陆人用嘲笑语气谈论此事。一位朋友网上留言：“政客们在议政厅里搞肉搏，议员们经常搞得鼻青脸肿，甚至将大便也用上了。虽然没有动枪杆子，但这种搞法也还是有些流氓气的。”

　　我回复道：我们不得不惊叹：现代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是多么伟大而神奇的“法术”啊！本来让无数人流血，家破人亡，国家大乱的事情，现在却搞象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一家老小，可以饭后，嘻嘻哈哈地向原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领袖像”扔垃圾，并高喊让其滚下台。这里我要大喊一声：幸福自由的台湾人，我好羡慕你们啊！

　　（注：文中所引均出自：刘军宁《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

　　２００６- １１- ６（首发自由圣火论坛）

　　作者:鲁扬

　　中國有关方面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國新的社会阶层不仅已经崛起，而且在迅速壮大。到目前为止，新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数已经超过１亿５０００万，约占总人口的１１. ５％，使用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表明中國社会在迅速转型。所谓新社会阶层是对传统社会阶层而言的。在改革开放前，中國社会阶层单一，社会基本上由工人、农民、军人和黨政官员组成。社会阶层单一表明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并不复杂，协调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也相对容易一些。

　　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最显著的就是专业社会阶层的崛起。专业人员尽管在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他们的人数很少，很难构成一个阶层，更难于形成自身独特的利益。今天的专业人士阶层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也对管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换句话说，没有专业人士这一社会阶层，现代社会就很难运作。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必然要反映到中國的政治变革中。最近，中國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明确表示执政黨要调整统一战线工作，把新社会阶层成为新统战工作的重点。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政治信号，表明执政黨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执政方式，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

　　新社会阶层成为统战工作重点

　　实际上，这也是中國政治迄今为止的成功之处。中國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激进民主化，但执政黨一直是试图调整国家的管治模式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表现在新社会阶层政策上，中國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模式，一方面是鼓励发展，另一方面是不断及时地把这些新社会阶层吸纳进政权。在一些搞激进民主化的国家，政府和新社会阶层之间要不呈现一种紧张关系，要不就是成了政府的反对力量。相对于这些国家，中國政府在处理和新社会阶层的关系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为了有效吸纳新社会阶层，中國不仅已经从法律上保障新社会阶层的利益（如修改宪法来保障正当的私有财产），而且在政治上为这些社会阶层提供管道让他们参与政治、影响执政黨及其政府的政策（如容许民营企业家入黨）。伴随着这种总体政治环境的变化，新社会阶层也越来越成为执政黨统战工作的重点，并且已经提上了制度化的层面。例如，中央统战部最近牵头建立了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國注册会计协会等行业协会参与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系会议制度。

　　新社会阶层有参政的要求，这也是最自然不过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总体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是因为执政黨及其政府所制定的各方面的政策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但在吸纳新社会阶层的同时，也有必要考量如何进一步改善总体政治制度，一方面防止政策的偏差，另一方面保证政治制度对于各社会阶层的公平公正性。“统战”千万不能成为一些社会阶层所享受的一种政治“特权”。面对新社会阶层的崛起，统战向这些社会阶层倾斜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政策很容易走样，尤其在各级地方，统战往往成为收买政策，称为官商一体的象征。

　　在一些地方，一些人有了钱，就想弄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来当。也有一些地方，地方官员为了各种目的经常给有钱人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头衔。越到基层，这样的问题就越大。不难发现，从人大到政协，乃至各级政府，到处都充满着新社会阶层的代表。

　　社会阶层应有平等政治参与权

　　一旦“统战”成为特权的途径，腐败由此而生。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也有可能因此失去保障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功能。在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不管其是否民主，其基本功能就是保证社会各方面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尤其在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执政黨，这一政治职责也就落在共產黨身上。

　　执政黨不仅仅要依靠新社会阶层来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也要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利益，保障基于公平正义之上的社会稳定。所以，在强调新社会阶层的同时，更不能忘记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在和平建设时代，各社会阶层应当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绝对不能根据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重要性来确定其政治重要性，更不能因为该社会阶层的经济重要性为其提供特殊的政治参与权。工业化和商业化必然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整体社会的负面效应要有政治来纠正。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这样，在中國这样的发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容纳新社会阶层对执政黨很重要，但同等重要的是考量如何为工人、农民和其他一些弱势社会群体提供参与政治的管道，从而保证他们的正当的利益的获得。应当认识到这些社会群体还处于非组织状态，缺乏制度性的参政管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保证他们基本的社会公正和正义经常成为问题。

　　中國总理溫家寶曾经就解决中國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提出要建立“穷人经济学”。这个说法很形象。在缺失为穷人说话的经济学家的情况下，穷人很难在经济政策话语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同样，要保证政治上的基本公平，中國也有必要建立“穷人政治学”，让穷人的声音反映在国家政治上。

　　郑永年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作者:郑永年

　　中國的政治家很早就熟悉人民的力量，因此，早在唐朝就有“水可载舟，亦可复舟”的论说，再早还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不过，水舟之见形象生动，流传甚广，为古治之精华。因此，才有“为人民服务”，“我是人民的儿子”，“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背离人民为耻”。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原本的规律，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自然史，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吧。可是，当人的大脑感知到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可以用工具和欺骗改变攻守之势的时候，人可以以欲望为目标改变自然的某些属性的时候，便自我膨胀起来。“万物之灵”的说法往往验证于极少数的社会精英，把历史归于英雄，而忘记了社会的基础，这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人的小聪明，总是在违背社会的自然规律，放大这种小聪明，便是人类的愚蠢。

　　只要政治权力属于少数人，政治权力必然是一种人民之外的力量。“为人民服务”的位置，一开始就在人民之外；当然，有时在人民之下，有时在人民之上。为了这舟不被人民倾复，常常宣扬舟就是水。在航海中遇到大风大浪，有经验的船长常常把水引进船舱，求得航船的安稳。

　　中國的改革本来就是处女航，当权力的旧支撑点已经丧失，需要新支撑点的时候，只得背水一战，仓促上阵，风险极大；当然要借助于人民。在当时处在农业为纲，农村集约式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条件下，解下农民脖子上的枷锁成了首选措施。于是，农村的改革使农民吃饱了肚子，水涨船高。

　　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与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这艘船为了抵御来自海洋的狂风暴雨，只得做大做强，不得已和资本联姻。资本既是“芝麻开门”般的咒语，又是潘多拉魔盒，对于政治权力来说，有时简直就是精明的训兽师。中國改革使政治权力和资本联姻后，牧歌式的生活从此结束，政治权力受到了来自水与火的双重挤压。

　　如果说，“铁本事件”还能说明政治权力胜于资本能量的话，在“官煤分离”中已经能够听到资本能量的叫板，房地产调控的失败现实足以证明资本能量的胜利。

　　纵火炼金需要很高的艺术，因为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在ＧＤＰ的狂热中，经济版的政治说明书的字里行间表现出资本和腐败的力量，当政治权力认识到盖房子用掉了吃饭的钱，住着高楼大厦不食人间烟火等于自杀的时候，“铁本事件”成了“看得见的手”的杰作。政治权力刚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之后，资本能量就开始藐视政治权力，在“官煤分离”中竟然有几个省公开声明完不成限期。` 地方官员不是不知道此举的风险，谁也不愿意做问路的投石，只是被资本和腐败挤压到了这一步，不得已而为之。所幸无大风险，政治权力表现得十分软弱。

　　地产调控失败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地产商把黑账本上的腐败成本和期望利润都加在置业者身上时，房价已经超过了７０% 需房者的购买能力，这种局面同时给在法律数轴上下浮动的民间游资提供了增值的机会，于是，形成了需房者无力购房，购房者无需置业的局面，把住房变成了股票。大城市的白领面对飙升的房价，小资的感觉荡然无存，感到了囊中的羞涩，房价使需购房者的梦想破灭了。一部分不得不购房者，抱着“这年头，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的拼命心理和也许有赖账机会的侥幸心理，以及让银行和银行打架去吧，老子先弄个窝再说的念头，填起了“按揭”的文件。

　　事到如今，地产商把双手抱在胸前，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心里想：“老子盖房子用的是公有资本，买房子的二爷用的钱多数是公有资本，地产调控？你别狠，想象银行风险的后果！”

　　听了这话，政治权力手软了。于是，报纸上出现了很多叫人惊奇的报道：今年上半年，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仍然在飙升，最高涨幅已大２７% ，持款观望着吃了一个大亏。

　　政治权力和资本能量的联姻最终会以反目告终，应为资本唯一的目的只是增值，就像基因唯一的目的只是复制一样，而政治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人民的力量。人民力量和资本能量如果能够互相认同，可能是最好的联姻，可是到那个时候，政治权力显然已经是“第三者”。

　　温文尔雅的总理确实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说他自上任以来，没有一个休息日，这足以使还有同情心的人掉泪。像一部身负重任的火车头，拉着那些腐朽的车轮，累得气喘吁吁而事倍功半。如果不进行全车的大修，有一天会感到目标的渺茫。

　　勤政，节俭并不能治理好中國，那位吊死煤山的皇帝，难道不能称为勤政节俭的楷模？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封建包袱重，发展不平衡，解决中國的根本问题，绝不能只靠工科思维。大智慧，历来蕴藏在人民之中。

　　社会发展要依靠人民力量，千万别只理解为用人民的劳动力，应该理解为力量和智慧，理解为人民中的新思想，新谋略。中國的失败历来来自于权力精英，中國的成功，历来自于人民和人民精英的共同努力；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相信人民的力量，竟然需要政治改革的刑天之勇。

　　水能灭火，三岁便知，不能尽火，就很难知了；火来自于天，能懂这个道理的人为数不多。不敢用水灭火的人是愚蠢的人，你手中的大扫把灭不了大火。想把火尽灭的人更愚蠢，因为在远古时代，人们已经知道了刀耕火种。纵火易，抑火难，能把火抑制好的人，才是智者；自称孙先生后人和死不承认是孙先生后人的人们，乃需努力！

　　勤政，节俭并不能治理好中國，那位吊死煤山的皇帝，难道不能称为勤政节俭的楷模？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封建包袱重，发展不平衡，解决中國的根本问题，绝不能只靠工科思维。大智慧，历来蕴藏在人民之中。

　　社会发展要依靠人民力量，千万别只理解为用人民的劳动力，应该理解为力量和智慧，理解为人民中的新思想，新谋略。中國的失败历来来自于权力精英，中國的成功，历来自于人民和人民精英的共同努力；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相信人民的力量，竟然需要政治改革的刑天之勇。

　　水能灭火，三岁便知，不能尽火，就很难知了；火来自于天，能懂这个道理的人为数不多。不敢用水灭火的人是愚蠢的人，你手中的大扫把灭不了大火。想把火尽灭的人更愚蠢，因为在远古时代，人们已经知道了刀耕火种。纵火易，抑火难，能把火抑制好的人，才是智者；自称孙先生后人和死不承认是孙先生后人的人们，乃需努力！

　　作者:俞愚

　　一、

　　我们所身处的并非是世外桃源，一场改革争论的到来，我们并不能置身度外，因为改革影响到社会的利益格局。在牵涉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人们会权衡取舍，这本来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那些以反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来阻碍改革的人，也是利益问题之争而已，因此本身就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正确”观点了。

　　在中國这样一个高举道德的国度，“政治正确”在目前仍然是一件武器，随时可以拖慢改革的脚步，甚至会使中國的改革跛步而行。而事实上多年来我们就仍未冲破“政治正确”的束缚，“万言书”的出台和“物权法”的搁置，均是那“无可非议”的“政治正确”，其似乎令其站在“道德”的高度上。

　　无可否认的是，虽然经济改革的成绩斐然，地球上不分肤色的人们给予许多赞美，统计出的数字愈益光彩夺目。然而经济增长却出现更大更多的腐败，农民、下岗工人和低收入群体仍然相对贫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方面的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对比形成更大的生活压力，市场经济改革出现的问题也就增加了某种“政治正确”的正确性。

　　二、

　　本来，在以往全民所有的计划体制下，国家公共权力一直主导资源配置，包括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人们的消费资料，必然形成依附于这种权力的群体，甚至包括所有人均要依附于这种权力。但多年来在这种体制下，经济与民生问题仍然体现不出“政治正确”的优越性，因此要实施市场经济改革。而当初实施的改革，也是由“政治的不正确”转变为正确的。

　　其实，在所谓的“政治正确”下，我们所走的是不断变换之路。简单梭理一下吧！在二十世纪的近一百年时间，占世界总人口１／３的国家进行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试验”，其结果最终是重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如我们建政之初是把分土地给农民私有，接着又再取消私有变集体所有，稍有一点资本主义尾巴就要割掉；在城市是没收官僚资本，清除外国资本，“赎买”民营资本，逐步将私有改造成“全民所有”，之后又转换为另一个名称——国家所有（政府权力代表所有权）。但这“政治正确”的道路根本体现不了其优越性，并没有带来我们所期望的理想社会，经济与民生与所谓腐朽垂死的体制国家差距越来越大。１９７８年农村的“半私有”的承包制出现，由原来的不正确变为正确，并不断向城市推进，城市中的国家所有也从所谓的“放权让利”到承包制，有了一定的私有成分。后来再到明晰产权，又进行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家继续“行政垄断”来行使“所有权”，部分人行使着“经营权”或资本“购买”“经营权”，而“经营权”实际变成了“使用权”，原来的全民所有部分就变成权贵资本私有有。其它领域也在不断鼓励私有的发展，公有的比例越来越少。市场经济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

　　目前，私有经济已经占了很大比例，在２００５年，非国有的税收贡献就超过了国有，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联营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股份公司中的国有控股公司、涉外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完成税收收入１３２３５. ９０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４３. ７% ，不到一半，而整个“十五”私企税收增长最快，年均增幅４５. ３%.

　　张五常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写下，中國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会是那些容易维护垄断权益的国企。不幸言中”。但笔者认为，最难的应该是确定怎样才是“政治正确”，找到“政治正确”的焦点改革才能突破。

　　三、

　　一直以来，实施改革的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权力的影子随处可见，使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导致依附于权力获益的群体的最终分化，并且利益对立。也就是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权力通过权力（和权力背景）寻租双轨制下存在“差价租金”来获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数量的“权贵阶层”，并再继续寻求权力来保护和强化自己的利益。具有难以名状的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现在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他们说要维持现状才是“正确”的。

　　而缺少权力及权力背景的则因财富资源被权力控制不断被被瓜分，原有相对平等的现状被打破并且差别不断扩大，其利益受损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尽管今天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已超过计划经济时代，但同当时相对公平的无差别幸福感甚至相对于其他群体（如农民）有优越感对比，要优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对现有改革从心理上和现实行动上加以抵触。而失去以往权力的某些失意者，就要针对改革存在的不正确问题，告诉并联合利益受损阶层要将“政治正确”回归过去寻找“正确”性。

　　这样一来，改革的“政治正确”性出现了争论，并各自为自己提供“正确性”理论，但大众的讨论却没有加入，最终激发出更大范围的争议。

　　本来一直存在着权力打着“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口号来侵夺人民的利益的现象，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才是权贵资本形成和民众利益受损的原因。改革的过程本身应该是打破权力的过程，是还权于民，还富于民的过程，但现在却变成是权力获取利益的过程，证明了权力根本没有退出这个过程。正如秦晖教授所说，“现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赃，那么当年的国有化就像是抢劫了”。“在权力的捉弄下下社會主義者埋怨公共财产被侵犯了，自由主义者埋怨私有财产被侵犯了，其实在权力的捉弄下无论公共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哪有什么不可侵犯可言？区别只在于过去用强权化私为公，现在同样用强权化公为私。但即使是过去，公共资产真的很神圣、真的掌握在公众手里？即使在今天，无权者的私产真的有保障？”

　　四、

　　多年的改革推进过程中，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如何处置问题一直成为改革的焦点，变革产权成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弃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和公共服务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自身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

　　还权于民，还富于民本来就是正确的，却被其过程中出现不正确的现象而失去“正确性”。但我们去谴责造成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权贵资本的时候，更加要去寻找权贵资本得以形成、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根源，也需要认识到以往难以监督的“国家经营资本”同样有害。市场经济的本身是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现象，只是在于其程序与过程，是权力与资本在缺乏大众参与下的暗箱操作，是程序与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形成的。因为市场经济不止是私有化和资本化，更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产权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才能产生獨立的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基础。

　　对于市场化改革出现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收入差距拉大、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现象，本身并非是市场经济改革所必然导致的，更不是在于普通民众刚开始享有有限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而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出现明显问题。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共财政，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于、服务于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所鲜明昭示的。如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只是简单地推向市场而没有履行政府的职责，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告诉增长的前提下，却对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和不均，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欠帐太多，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均集中反映在公共财政与公共治理方面的缺失。

　　对于腐败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应该允许公民的政治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扩张，必须要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使其不能背离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法治，单凭道德力量的约束和简单的道德批判及意识形态的專制维持所谓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规则和秩序。

　　如果我们还要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方法再让不受约束的权力来管理已经是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们对他们所索求的资源；如果我们还再相信已经是市场经济思想的人去管理本属于人民的资源而不会产生腐败、不会忽视大众利益、不会形成新的权贵资本，这想法已经不止只天真的，更是危害的，这些需要我们去正确思考和对待。

　　五、

　　２００６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纹革四十周年；毛、朱、周逝世３０周年；纹革结束３０周年；《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一周年（台湾也终止国统会与国统纲领）、“十一五”开局年；改革反思、改革攻坚突破年……的确是如此沉重。

　　但无论如何，“政治正确”性仍然会存在争议，现在能让大众可以讨论“政治正确”性，已经是一个进步，因为哪怕是不理性讨论也被认为是一种“正确”。

　　或许，现在争论的调子已定——那就是往后看一看，继续向前走。但，政治如何正确呢？

　　２００６- ０６- ２１

　　作者:孔善广

　　在中國，“政治”由于没社会的普遍参与因而缺乏公共性，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政治往往被狭义曲解为社会支配权或政府行为，而不是作为社会公共决策意识和国家组织形式得到人们理性上的积极关注和认同。长期以来，由于权力对人的不宽容和压迫性剥夺而被中國人普遍将其误读为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这不仅造成有关‘政治’的话语叙事遭致太多的垢病从而背负着重重骂名，也因此而让中國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集体蒙羞，由此导致的政治参与和公共事务担当，除却一向稀缺的所谓“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等基于个人自觉的良心冒险，让人获致文学化抒情和体验悲剧意蕴之外，其道德高标也仅仅显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超凡勇气而受到庸众可仰望而不一定想践行的感性称赞，其功能上对社会制度演进和政治文明则不具多少有建设性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人们选择‘从政’的心理动机往往不是基于社会荣誉评价和公共责任承担，而是经济人理性对效率最大化的偏好通过做官发财的‘路径依赖’更具压倒性竞争优势之使然。由此观之，流转千年的所谓“替天行道、匡世济民”等道义图腾除了在权力争锋中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用以贿买民心和筹集人气时方被‘认真’对待之外，更多则是个人或集团盗用民意假公济私、从事掠夺和私分公共资源勾当的‘民本主义’谎言，政治上只认结果不讲程序正义、成王败寇的盗跖逻辑和机会主义作风大行不避且得到人民‘集体无意识’宽恕。如此‘非法乱作为’演生成的政治伦理，在培育了众多敢于斗胆犯上作乱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同时，其示范效应还将公权异化畸变为最具破坏力的社会犯罪，最终因其年深月久积淀为众多民冤指控和社会‘性恶论’声讨的首要被告。

　　正是因为中國政治生活中长期性的道德和信念缺席，才导致权力集团挟国家意志可以对民众实施系统化的剥夺和洗劫，从而引发出不计其数的政治灾难，由此而衍生成的权力构制非但不能获致人民‘知情同意’进而养成能够真心捍卫民族国家信念和尊严的政治操守，反而因其对人民的不信任乃至敌意而离间了官民互信和体认的可能性，成为屏蔽国家与人民荣辱与共的价值遵从和国家观念形成的体制性障碍。

　　据此，所谓外无国家依托、内无階級认同，碎片化分裂散漫的中國社会，尽管有绵延数千年的老迈余威支撑起‘合群自信’的所谓大国虚骄，但仅仅依靠儒法道术反复熔炼出来的社会公共组织形式和管理典制，由于專制本性御民和防民统摄路径的局限，使得政治本身应有的公共品质因权力霸道无所不能的干预而淡了出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感，最终造成虽有大国空壳虚张声势，却无具有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政治辩争和博弈，使得中國作为老大民族在权争内耗方面尚可‘居功自傲’大有‘建树’，而在抵御外侮和族群博弈中则少有胜迹可寻。

　　究其根源乃是权力运作剔除了人民的知情意愿和参与权，从而也将保家卫国的义务与信念从民心中彻底放逐，受制于实用理性和当下利害盘算的价值遵循，不仅将家与国分裂为互不相干的公私事件，还因为依靠私欲集合建制的国家政权对人民的歧视和伤害而将民心逼向反面，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民谣咒语，其内涵的民怨激愤便足以反向求证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实在是没有充要条件的娇情和虚妄。

　　依此反向追踪有关中國政治的文化诠释和执政理路，一切根源于权力專制需要而演绎出的公权意识和建政思想又何以能生成心系国家大义和民生福祉的执政理念呢？所以，在中國人的观念和语境之中，举凡政治性的语义指涉往往被人们将其简约为单方面的权力或政府行为，这种公众集体退席的寡民政治虽然为專制者私下权力偷欢设置了遮羞蔽辱的‘防护墙’，使其假托公义的权力舞弊因无人监管而回回得呈，但在褫夺了民间参政议政的权利和热情的同时，却也内在地消解掉社会公共事务人人有责承担和关注的意愿。

　　此种单极霸道的不对称国家权力构成，在天下太平相安无事时则可，一旦濒临社会灾变或外敌侵犯，无结合力的国家体系便纷纷碎裂为各自互不相顾甚至于相残的离散化状态，造成朝野上下离心离德，从而滋生出众多乘火打劫、吃里扒发国难财的所谓“变节和背叛”行为，对于国家信念和民族大义，则由于没有可以确证的实体意义而被人们将其虚置化，这时候，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见的那样：“專制本身的劣根性原形毕露，其条规虽然强硬严峻，但实行起来却软弱松懈，过去人们虽然服从于当局，但其遵从的原因除了习惯之外便是恐惧，绝非出于自愿，人民一旦激活起来的话，即便最微小的激动也会将人性导向暴力……”，

　　基于以上所述，对專制政权‘责任’无限的鼓吹和纵容也势必将其哄抬成君临一切的全能怪物，在彰显和满足其高位输出的无度虚荣时，也助长了权力系统自以为是和乖张跋扈的品行，使其真以为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将秉权者导向舍我其谁的心理自恋和意志虚妄，殊不知民间整体性放权让利和事不关己的‘不作为’虽然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权力操控，但由此衍生成的人多势弱的大国寡民政治也显示了其内在的不均衡缺陷，使得任何拥权者的执政理念和意图都确定不移地指向对弱势者的奴役和压迫，成为中國社会权灾兵祸层出不穷的病变之源。

　　考究其社会历史的成因：一方面由于民众的集体冷漠和事不关已的责任推诿，使得政治退缩为秉权小团体暗室角力操纵的‘私事’，即官家人的事，从而造就所谓“沉默而无为的多数”，使得权力因无人看守和司法问责常常被官僚政客们用以行凶作恶；另一方面在弱化了民众自主自决意识和能力的同时，也将原有社会中多元互动和相互挚肘的守衡均势简约化为官民两极对峙、相互隔阂的二元格局，依此路径而构制的政治文化理所当然被人们将‘政治工作’狭义曲解为如何对人民进行管制和统摄的问题，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防范、各自为政，社会权利和义务完全倒置（有权者无义务，有义务者无权）的非政治的政治，不仅难于达成政治上的互信和解与利益妥协，从而充分汲取民间智慧共商国事，反而导致国家权力因缺乏社会性参与而走向极端蒙昧的專制獨裁。

　　这种建基于以满足私欲和牟利为旨归的公权组织和国家形态，无论其是以所谓‘多数人’也即最广大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摄，抑或个人家族專制，结果都会因其自私本性而将政治活动导向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奴役。另外，由于受制于无目标信念的机会主义驱动，为了掘权攫利而随意使用阴谋诡计也成为常态，更可诅咒的是，有时为了夺权或确保既得权势和利益甚至不惜人为制造社会灾难，如此不计后果的非法乱作为，最终将政治活动本身应有的体面和光荣扭曲败坏为寡廉鲜耻、阴暗凶险的黑道游戏。依此路径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生活，由于累积了太多的丑陋与低俗，不仅严重阻碍了行政改制和权力中人弃恶从善的道德努力，也造成中國社会对善与义的诉求总是“败绩”不断的恶劣困局，

　　如此，则尽管有史籍文本中高调讴歌的清官廉吏为恶政辩诬正名，但其所谓敢于‘冒死犯上’为生民立命的壮烈义举，在突显其非人间性的楷模示范作用的同时，也仅仅作为草根想象借以抵制现实痛苦和无望感的心理救济，其实质上不仅反映了国民性自我弱化与不争气的奴性病结，也是对中國社会公共生活中恶人呈强的羞辱性讽刺。

　　由此观之，大国权力專制造成的寡民政治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将人民淘汰出局，但这种未经同意而被强制边缘化的政治“弃权”和公共事务冷漠，在权力玩家们仅仅是内讧火拼而无直接涉及民生利益时，人们一般也就仅止于玩味事不关己的笑话或浑段子，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加以文学想象作漫画式的揶谕和冷嘲，由此发育出基于泄愤和舒气意图的‘非暴力’不附和的对抗性草根骂政语文，即如流布民间的所谓‘窃国者侯，以及时下道里坊间腹诽口授的反意识形态颠覆性民谣，其语义指涉在表象上虽然可以解读为人民用口投否决票的黑色幽默，但其对权力来路不正的挖苦和诅咒，其实也透析出“政治”在国民意识中公共评价和道德指数的负向低度。

　　所以，当一个社会的人们面对稍具‘文雅’样态的权力压迫和挤兑还有承受力时，如果统治者能够放眼未来从长计议，或有足够的胸怀容忍民众通过言论、结社或出版等理性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本身既有益于激浊扬清诊疗时弊，又可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体制性检疫，还因为公共表达能使“人们由于经历不同而产生不同看法的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望最大限度地接近或发现真理”（海耶克语），从而为建设性的制度创新做好理论储蓄和智力备份。

　　然而，历史总是一路乖谬且反复轮回，完全仰赖于文争武斗、机关算尽的权力博击在消蚀掉政治刚性权威的同时，也合成出僭主越位、集体蔑视和践踏公共法度的反理性社会意识，使得中土文明虽然年高老迈历尽沧桑，但其累积的历史资源除了文本阅读时能让后人发发叹时悲世之感外，最多也就是给权力赌局中输尽家当的落魄者以酸葡萄式的精神自慰而已，对于“正在阔气”（鲁迅语）的得势者而言，陶醉于既得好处的意志谵妄非但不能使其迷途知返，反倒因朝政屡屡倾覆短命的史实验证了“权力无常”变数难料的教训，致使其更加坚信“无恒产”所以也不必有恒心的因果律，从而将权力导向只图当下快活、不惧后患的“路易十五式”的败家子玩法，最终形成中國社会尽管朝代更迭不断、变乱不止，但却代代凶相毕露伯仲不殊，專制衣钵祸民害己的示苑作用不仅没能让后继者悬崖勒马，反而让“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暴民理性催生出人人都想称王称霸的权力谵妄，最终因社会破裂从而激荡出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