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开动花纳税人的钱而自办的宣传机器自我表扬更是可耻的，批评政府是民众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可惜的是，六十年来，这样的思路成形已久，官方不仅自我大上“伟光正”的油彩，而且借颠覆国家政权来打压对政府的批评者。不少民众以为政府是拿来理解甚至是供着的，是拿来仰望和感恩的，即令民众心实怨恨，但不敢公开批评并且据实以陈。如此恶性循环，官民共同完成了一个关于政府常识的神话，从而达致民众低福利，而政府官员高收益，民众受高度压迫和盘剥实深的社会格局。

　　政府包括我们的政府不可爱是天然的，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恶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李敖说我不骂你是王八蛋，但我要证明你是王八蛋。同理，我不会只骂政府可恶（当然即便骂也是我不可让渡的权利），而是用事实和批评来证明政府的确可恶。有许多做法，一看就很愚蠢，却自以为得计，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政府不思议的自以为得计，积累下的怨恨，以为睁眼不见，作驼鸟状，便可以解决问题，实则大谬不然。以下便举数端政府可恶之处加以伸说，欢迎各位包括官员以及政府回应与批评。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權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權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權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華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國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二：学会说人话的技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拿大，从没有把民众放在眼里，虽然口上和报刊中时刻提到“人民群众”几字，那是为了忽悠起人民群众利益来比较方便。因此政府官员习惯于假大空，习惯于给群众作指示下命令，习惯于“老子说的就是正确”，容不得半点反对，容不得别人据实之批驳，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不考虑讲话的技巧。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请你学会讲话的技巧，比如三聚氰胺在食品占多少比例是对人体不会出问题的，政府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也主张想坚持零容忍，但我们的现实环境和制度有很多漏洞，有待改善，那么我们将从以下哪些方面来改善并保证其实施，如不能实施将会怎么样？而不是说吃多少是可以接受的，吃多少是没有害的，吃多少是人体的下线。吃有害的东西，无论吃多少都是不可接受的，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政府和官员在这点应该知道你处在这个位置如此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比如最近的大实蝇，政府官员就不能说，你可以放心地吃大胆吃，大实蝇吃了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你说的是实话，对人体是没有害，但中國人没有退化（或者是进化？）到见虫子都喜欢，把它视为山珍海味的地步。要知道，我们的吃文化对特定的昆虫除了少部分地区有一定的喜好外，其他地方没有谁见食品里有虫子，会吃得下去的。政府应该说大蝇是没有害，但的确有虫子就是伤害了大家，应该将所有大实蝇的桔子不准上市，上市即罚。至于果农的损失，一方面应让市场和法律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政策性补偿，而非直接税贴。

　　三：余含泪式的人物为何讨厌？政府不会说话，是他说了不负责任的话，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话，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那当然应该受到批评。同理一些公共人物和院士应该注意到民众为何痛恨你所说的话。人们在悲痛中，自己的子女都死了，还要叫别人以所谓大局为重，这到底是谁的大局（这些民众的大局就是孩子死了，要追讨说法、公道以及相关的赔偿）？没有什么虚幻的大局，只有每个人组成的所谓大局。在这种情形下，余含泪式的讲话，王做鬼式的胡诌，民众不反感才怪。我们很多时候嘲笑美国人到处都在讲政治正确，公开不能说“黑鬼”（私下说虽然不正确，那是私德），那么公开骂黑人为黑鬼，那一定会受到谴责，这种政治正确是很有必要的。而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以公开说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为能事，一些皇（大）汉民族主义者和一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都如此。

　　四：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应该分清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举大实蝇为例，说大实蝇没有害是描述事实，但人们不习惯于水果里有虫子（那不像汤里的佐料，何况有人也喜欢原汤），更不习惯于直接食大蝇，国人没有食用大实蝇的传统，所以含大实蝇的水果应该一个不留地处理掉。这才是政府的官员和科学家出来发表公共话题时应有的态度。换言之，实际如此，不表明应该如此。像陈君石一样的科学家说话为什么惹人讨厌，不是说他说的完全错，而是他所处的知识位置（院士），他的专家地位和公共知名度，使其他应该怎么样说话，那绝不可以胡来的。陈君石你发表科学报告，说大实蝇对人体无害，那是对的；但你出来对公众发表讲话，那不是做科学报告，还有一个公共适应和社会诸种习惯问题。即你在实验室是研究科学，但你在发表与科学有关的公共问题时，就不纯然是个科学问题，还牵涉着其间的社会问题，以及公共接受度的问题。除非你说我只能说大实蝇对人体没有危害，至于怎么处理那是政府的事。但陈君石这样的人他会忍不住越位，越位而谈及怎么处理大实蝇水果，那就涉及到公共政策了。公共政策非其所长却非要说，其说符合政府要求的胃口与头脑，而非民众所能接受，那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批评、质疑了。

　　五：怎么只会是不法分子？前天公布了海协会通过海基会表达大陆一部分奶粉中所含的三聚氰胺对台湾人民的危害，因而道歉。道歉的内容简短、生硬不说，单是把三聚氰胺在大陆诸种食品（现在查出蛋等）中的泛滥只归结为不法分子，这不仅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也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中國官方搞两套标准由来已久，对国外的食品严加管制（当然也还是出了少量问题），开奥运时特供奶特供猪，不一而足。对客人应有如此标准，我们没有话说。但对自己的民众也应如此才行，这是一个不可更易的前提。把自己民众视为贱民，视为不能与外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还不能与被视为同胞的台湾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对大陆民众的公然漠视。对台湾人官方还会用个“不法分子”的不像样子的公函来道歉，但对中國大陆的人，官方何时具文公开道过歉？视自己民众为贱民的政府，必将为这样的看法付出代价。可惜他们似乎不愿正视此点。

　　六：不能把说蠢话当成背讲话稿。我认为不少官员都把讲一看就是愚蠢的话，当成自己职场官场训练的一部分，当然中國的官场就是如此训练的，因为只要上峰满意，民众一看就愚蠢有什么关系。唐家璇说中國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權，就是为了官方的政治正确，以及自己的官帽而说一看就蠢的话。对这种蠢话自以为得计，其实就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与漠视。不尊重民众的智商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必然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但不幸的是，许多官员习以为常，他们把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下所讲的蠢话，下级官员对他的微笑以及频频点头，民众在恐惧和不知情的情形下对他们的被动认同，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视民众为当然之愚民，这样的官员和政府不仅是让民众讨厌和怨恨的问题，最后必将为民众所抛弃。一个由撒谎的官员所组成的政府由于逐渐丧失其公信力，被民众抛弃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希望这种抛弃不流血而只是票决而已。

　　2008年10月29日8：48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前天，“炒”的沸沸扬扬、热气腾腾的河南省会城市郑州市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如期召开了，之所以用一个“炒”字，而不用“吵”字，是想突出说明只是有话语权的媒体的“炒作”，而不是无话语权的广大百姓的吵闹和抱怨甚至谩骂，因为百姓的“声音”或者说是“呻吟”无“人”听到，也无“人”爱听。因为这些“声音或呻吟”既不能影响政体推陈出新，又不能左右官吏的升迁沉浮，所以有爱听的才是出了鬼了。

　　不过从这次郑州市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结果看，似乎是媒体特别是行政隶属级别上高于或不隶属于郑州市的媒体“炒作”，可能是没有把好当地黨和政府的“脉”。结果自然让他们“丢了面子”而进一步“牢骚满腹”并通过他们的话语权“溢于言表”，或报纸、或广播、或电视、或主体网络，摇旗呐喊、煞神一般。难道这媒体“只为百姓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民本理念真的确立了？我是不信，但“丢了面子失了色”而后为遮蔽自家面子，而说了几句“人话”我倒是可以理解。小民百姓倒是惯看红尘，笔者随机走访了十位小民，漠然无助和愤怒者十有八九，一位小民竟连戏代骂面如张飞的曰：听个鸟证啊，听也是涨，不听也是涨，，我操听证他个先人，糊弄鬼呢。“

　　纵观郑州市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前台操作和最后结果，确实诡异，并有让人如梗在咽的不爽之感。

　　其一，从郑州市物价局，组织召开听证会的前期运作来看，首先是在全市征召消费者代表，这大概是按程序而为之吧，但据媒体报道，招来招去，在拥有近6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仅仅有64位热心人士报名，并从中随机选出了13名正式代表，这十万分之一的报名率不禁让人心寒，也让我想起了汉心先生的一篇檄文《大国何以造就寡民政治》的精妙论断。难道泱泱600万人的大都市，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甚至可以说是关系到自家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人们就如此的漠不关心吗？难道人们已经麻木到任人宰割、生死由“天”的如此地步？但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在倒吸了一口冷气后笔者不禁自问：是什么让600万人们如此的麻木不仁呢？是什么让600万中國人如此的漠然处事呢？难道真如汉心先生“大国寡民”的妙论吗？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坊间故事，说是，日本人侵略中國，占领一个村庄后把村里的男女老少千把人都集中在打谷场上，看管了起来，但由于前方战事紧张，日本人只留下两个士兵看守这千把人，其余的全部到前边继续打仗，第二天，到前面打仗的日本兵回来一看，这千把中國人全部都还在打谷场上老老实实的呆着，两个日本兵报告说一天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只是一些中國人需要解手，但解完手就自己回来了，日本军官听了报告，哈啊哈的大笑。连声赞成中國人很懂规矩，说：“幺西幺西，中國人的很聪明，很懂规矩”。我听了这个故事，想起自己也是中國人，顿时无地自容，难道我也是很聪明很懂规矩？难道我也是任人宰割到如此地步吗？这与猪狗何异？

　　其二，从听证会代表组成来看，十二名非消费者代表（搞不清是如何产生按何种程序产生的） ，其中四位是郑州热力总公司的干部，五位政府官员（方新 郑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孟宪良 郑州市财政局主任、李文德郑州市法制局副局长、范宏涛 郑州市消协科长、常庆生河南省建设厅职工），一位法律界人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还有一位叫秦自成的郑州市服装协会会长。共计12人全部投了赞成暖气涨价的票，加上据说是“反水”的四位消费者代表，郑州市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以16：8的比例“准通过”了涨价的方案。之所以说“反水”是因为会后消费者代表包洪恩先生爆料说，1、本次听证会之前还搞了个所谓的“预备会”或者叫“预演会”，当时那十二位非消费者代表除热力公司的四位外，其他八位均讳莫如深，扭捏作态，而那几位消费者代表是持反对涨价意见的，不知怎么的正式会上就改变了立场，2、是作为本次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遭遇了郑州市热力公司多次恳请上门拜访的“礼遇”等，被包先生婉言谢绝。3、其他消费者代表是否被“礼遇”，包先生说不敢说，不能保证有没有，倒是郑州市热力公司的一位大概是负责人之类的人物在电视镜头前，一脸“伟光正”，并脸不红、气不短的说“绝无此事”。真不知是包洪恩老先生说谎，还是那热力公司的“伟光正”无耻。                   之所以将同意涨价的名单拿出来晒晒，一是因为对这些人等作为参加听证的资格，大惑不解，根据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代表消费者呢？还是代表当地政府。至于热力公司的四位代表，一定是代表热力公司的利益了，问题是这郑州市物价局一下子让热力公司弄了四个代表，真不知居心何在，如果你物价局一下子弄了10个20个要求提价的热力公司的代表，那你还听个鸟证啊。干脆直接涨不就成了，还拿啥子听证会糊弄老百姓。再者，那五位政府官员，更是让人不解，如果你是代表政府来的，你应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倾听已经沸腾了的民意，我就不相信你的耳朵里塞了驴毛了，听不见在你生活的周围老百姓们坚决反对暖气涨价的愤怒之声？抱怨之声？无奈之声？。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古代官员都明白的朴实为官理念，难道你们都没有吗？更谈不上你会有“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黨中央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为官原则了，民怨沸腾可是不利于和諧社会和稳定的大局啊。搞不好给你弄个为虎作伥的帽子带带也未可知啊。或曰，你只是代表消费者参加听证会的，那么我辈首先怀疑，你是如何成为听证代表的，你的代表资格符合一般程序吗？你的代表资格合法吗？你代表谁？其次，在当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的时期，难道你是家财万贯的地主老财？难道你是吃穿用度不尽的大资本家？如果两者都不是，那你必定是一贪官污吏害民贼吧？钱来的煞是容易。亦或热力公司“礼遇”不收你家的取暖费用？否则，你咋就一点都不心痛你的钱袋子，你回家咋给你的老婆孩子父母丈母娘大人交代呢，难道你会说由于如此这般原因，你昧尽了良心？让包括你自家在内的老百姓要多掏血汗腰包，度过寒冷的冬天了吗？你这人民公仆咋就不和人民一心呢？。至于弄个服装行业协会的会长来听证会暖气调价更是把人弄得一头雾水，难道是服装行业还兼用暖气烫熨产品不成？

　　其三，针对郑州热力公司究竟应该不应该涨价，其关键就是看热力公司是否真正如其所说的20多年来一直亏本，（20年亏本的企业屹立不倒，上帝听了都目瞪口呆，惊曰：中國同行老天爷真的佛法无边啊），因为公共服务行业的经营原则应该是“保本微利”；而核算热力公司是否真正亏损的关键是看其成本核算是否真实合理，政府公共财政补贴是否到位并用到热力供应的运营当中。而正是这个关键中的关键问题，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相互扯皮，互相推诿，（或者说互相包庇演双簧更为恰当）。当消费者代表提出必须核算热力公司的运营成本时，有关人员便开始了娴熟的“踢皮球”专业技能。郑州热力公司的有关人员竟称“成本核算与调价无关”，甚至说“涉嫌机密无法透露”。笔者实在难以理解，一个公共服务单位的成本核算到底涉及什么机密。同时据有关媒体报道，郑州市审计部门在今年对郑州热力公司的审计中已经“挤出”了5000余万人民币的虚假成本，另有报道说郑州市热力公司平均每天的招待费竟高达2500余元，每年只需要上四个月班的职工（郑州市每年供热时间为120天），发的是全年的工资，且工资水平即便是一般工作人员都在3000元/月左右，高于郑州市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同时媒体还透露郑州热力公司虽然是一个国有公共服务行业，但给热力公司供应煤炭的可全是私人老板，所供之煤不但价高，而且不是谁不谁都能供的，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有的私人老板供的煤，不但质次而且价高，有的甚至一车煤能卖到两车煤的价钱。听起来实在是如雷贯耳。最终消费者代表在没能看到并进行成本核算的前提下，赶鸭子上轿似的给那些利益共同体当了一回“演员”。虽然八位反对者愤愤不平，甚至有被“强奸”的感觉，但又耐他何？

　　其四，在消费者代表的选择上，笔者亦是大不以为然，首先，近600万人的大都市，只有区区64人报名愿意充当“演员”，不具代表性，但笔者对这64位“铁肩担道义”的公民还是敬佩之至，问题是，这些自愿者，和后来被确定的13为代表的“听证”能力如何？他们是否能够依法依规进行“参听议证”。他们的表述能力如何，他们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良好的“参听议证”能力代表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知道，一个合格的律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全面的法律知识，雄辩的口才，善于捕捉关键问题的能力，才能够在法庭上滔滔不断，替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一个未经训练的普通公民，恐怕不具备此种能力（天才除外）。否则，我们还在大学里设置什么法律专业干嘛，否则我们还进行全国性律师考试干嘛？甚至是一些通过专业培训和考试的人士，还因个人表述能力和其他相关因素，无法但当律师出庭支持诉讼的角色。更何况从未进行过相关角色训练的普通人呢？其思辨能力和责任担当的能力比之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指定或派遣的人的能力恐怕深可怀疑。更何况郑州热力公司被爆料有“礼遇”代表之嫌。那么究竟该如何选出代表呢？这让我想起了200年前的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长达116天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宪会议，当时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有25人是从事法律业务的，他们学识渊博了，精通法律，经验丰富，热衷立宪工作，且大都是洛克、孟德斯鸠学说的信徒，这为宪法的制定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制定者将洛克的天赋人權和有限政府理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观念，创造性地与北美殖民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诞生了这部西方宪法的典范之作。奠定了大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今天代表人类发展的伟大与辉煌。那么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如何和用何种程序将像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麦迪逊、法学教授韦思、律师汉密尔顿、律师平克尼等这些当时合众国的精英选出来的呢？难道真的像欧文．柏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上帝保佑美国》吗？

　　其五，郑州市物价局有狼狈为奸之嫌。据大河报（2008年10月22日A09版）报道。一名叫赵正军的市民在屡次要求郑州市物价部门公开郑州市热力公司运营成本遭到拒绝后，更发现郑州市物价局10月20日所举行的听证会程序违法。一是赵正军先生根据《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指出，价格听证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受理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对听证申请进行初步审核，经与有关部门协调后作出是否听证的决定。而郑州市物价局的的做法与规定相悖。首先是郑州物价局作出的“初审意见”是9月28日，而郑州市物价局在还没有接到郑州热力公司的调价申请、更没有作出“初审意见”的前提下就于2008年9月21日在媒体上发布了此次准备进行热力价格调整的听证会公告。二是郑州市物价局提供给听证会代表的郑州市热力公司的关于《集中供热价格改革和调整的申请》的申请时间为9月27日。按照《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财务状况的说明材料需要评审的，可以指定具备资质条件的评审机构出具能证明材料真实性和合理性的评审报告。然而从郑州市物价局的成本监测所《价格成本监审报告》披露的信息表明，该所从2008年8月25日就提前对郑州市热力公司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监审，并在供热企业提出申请的前一天，即2008年9月26日作出了监审报告。赵正军先生说：“申请调价企业提出的申请在后，物价部门作出的价格听证、初审意见、成本监审在前，这样严重颠倒的程序能保证价格决策实体的公正吗？依据《河南省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物价局应当在接受调价申请并交由评审机构评审后，认为符合听证条件的，才做出听证决定。”该报还报道说赵正军先生已就郑州市物价局的“程序违法不能保证实体合法和不能保证结果正义”的事实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郑州市物价局方面先是扭扭捏捏不愿接受采访，而后又色厉内茬的指责赵正军先生，捏造事实，希望和该报采访部门直接沟通。但该报采访部门一直到当天下午6时才接到郑州市物价局方面的电话回复说物价局将择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今日暂不答复。据说把当值的记者鼻子都气歪了，外加一头的雾水。

　　纵观郑州市物价局和郑州热力公司的双簧式拙劣表演。笔者突然想起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生前的一段相声，说的是一个毛贼到一家院子里行窃——偷搭在院子里女主人凉晒的衣服。大嫂子！晾几件衣服在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于是告诉孩子：小虎啊，在门口玩会看着咱晾着衣裳呢！别让小偷偷了去，于是这娘们屋里干活去了！一会儿， 小偷过来了，跟孩子搭腔，小虎说不认识！于是贼说不认识没关系啊，咱两在一起玩，行不！我叫逗你玩，记住了吗？小虎，答应，于是小偷便把凉晒的衣服拿了下来偷走了！小虎赶紧喊：妈妈，他拿咱衣服啦！妈妈问：谁啊？ 小虎答：逗你玩.于是妈妈说这孩子你老实看着要不我揍你。呆会妈妈出来一瞧！ 衣服没有了，就问小虎，衣服呢？小虎答：人家拿走了，妈妈问？谁拿走了？小虎道：逗你玩！于是当妈妈的狠狠责骂了孩子一顿，说人家都把咱的衣服偷走了你还说“逗你玩”，唉！真是个傻孩子。

　　2008年10月22日

　　作者:呐喊

　　今天是日本侵略中國的9．18国耻日77周年，日本对中國的侵略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中最为深重的灾难，是帮助催生今天这样的政府。没有日本的侵略，根本就不可能今天政府的基底。所以五十年代毛澤東说要感谢皇军，同时放弃彼时十分贫穷的中國对日本的赔款（庚子赔款唯一没有返还中國的国家就是日本），这样的“大恩”都是建立在破除意识形态的封锁和黨派利益的孤立上所做出的衡定。不特国家放弃赔款，在八十年代前甚至堵塞、压制中國民间要求日本对民众所犯下罪行的赔偿。当然催生一个六十年的集權政府，除了日本外，还有一直以来对中國版土疯狂掠夺的“老大哥”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也好不到哪去）的“帮助”。日本的侵略不用说了，苏联打着帮助中國的旗号，实则扶则其利益的代言人、儿皇帝，故尔催生一个给民众带来极大灾难的政权。自然，除了日本和苏联对今天中國人的灾难铸下大错外，还有我们特产的專制制度和奴隶文化。三点合力起来，不带来六十年的集權灾难都很难。

　　由77年的国耻日，到今天我们每年都有许多国耻日，这种非战争下的国耻，尤其使我们深受痛创。别的年份所发生的灾难，我们姑且按下不表，单说今年所发生的灾难，这个花费我们纳税人巨资的政府的因应，不仅不及格，甚至是人为地在制造灾难。从年初的雪灾、五一二大地震、奥运举办、三鹿奶粉事件，都使国民蒙受极大的伤害。年初雪灾应对能力之差令人切耻，五一二大量校舍倒塌致使许多无辜学生死亡，八月奥运疯狂限制民众自由，近日的襄汾溃坝使多少家庭添新鬼而成残缺，九月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废我大量婴儿，真可谓罄难山之竹，倾东海之波，无以数其罪。至于其他不应发生的交通事故、矿难等人祸，真可谓难以遍及。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你的付出是何其多，你所得是何其少，有时你都会想这一切是不是前定的宿命？是不是中國人的命贱？是不是中國人不配有世界上其他民主自由的国家之人民所应得之权利？但我们理应细想，不是我们的生命贱，而是我们的权利在这样的政府管理之下，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他们花纳税人钱的目的，只是更好地剥夺纳税人的权益，只是更好把纳税人当猪狗一样来管制。

　　今年发生的诸多灾难甚至说六十年来在中國发生的灾难，据我初步的思考，都有以下几个相同点：

　　一：掩盖真相，混淆事实。五一二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没有真正的调查，学生死难没有准确数字。这样大的灾难，通过户籍制度通过基层政府，真的是很难吗？不，他们不想调查，主要是怕公布死亡人数的真相，那样一来，死亡在十万以内的造假数字则不攻自破，学生死难的人数也会触目惊心。现在三鹿毒奶粉的事件和襄汾溃坝大案，受害和死亡人数永远也会成了一谜底。真有让民众出现了什么样的危害，要分地域的公布名单，而且允许传媒公开报道，允许老百姓公开举报哪里还有遗漏。但这一切，在如今这个“为人民服务”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政府管理下，会真正实现吗？

　　二：官员撒谎成性，简直令人怒不可遏。李长江说质监总局以前没有发现过三聚氰安，这是当众撒谎，且不说徐州销往美国的宠物饲料，已被闹得沸沸洋洋（据网上资料显示李局长还说美国之所以在意毒饲料是一种反華行为，我觉得李局长这样的官员如此对待民众应该是反人类的行为），同时三聚氰安至少在今年三月已被发现，但国家质检局为什么视而不见？他们所实行的免检产品，不仅是推卸责任，而且是变相为质检局谋重大的私利，这就像工商局评名牌产品一样，其实是国家公共利益部门化的行为。关于三鹿奶粉为何不公开的问题，河北省政府也公开承认石家庄市政府隐瞒（其实我怀疑中央政府都早已知道，何况河北省政府？他们只不过想把压力往下压，将民愤的方向下移而去掉对最高当轴的烈火罢了）不报三鹿奶粉的问题。而三鹿奶粉事故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推迟公开发布毒奶粉的信息，致使大批婴幼儿受害，这是一种公然的刑事犯罪，理应通过法律，通过受理民众的索赔，使他们受到更为强劲的惩处。

　　三：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今年诸种灾难中的新闻报道，当然实行各种无理无耻的管制，但对内外却是很有差别，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政府只是为了消除国外的批评，而奥运时的奶粉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所说是事实，那么这种对中國民众的歧视行为，就是对我们中國民众的侮辱。让国外的人吃上放心奶粉，固是你应该做的，但国内的民众就是贱民，理应受到毒奶粉的侵袭吗？专门以整治自己民众为主要工作目标的政府，其合法性到底何在？

　　四：找小替罪羊，最高当局从无道歉，更没有真正的政治制度改革。众所周知，当今中國发生的诸种大小灾难，其根子就在一黨專政的獨裁统治，这一切都是总灾难的根源，没有比这种根源更重要的。行业管理、市场监管，在一个极端自利的威权政权管制之下变得十分走样，极为各种利益交换的摆设，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基本没有博弈能力的普通民众。一个政府不重视民众生命，甚至以蔑视民众的生命作为自己工作的指针，其存在意义何在？

　　五：控制传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控制传媒控制信息的公开发布，控制真实的惨况，控制民众的反对情绪，使得民众在没有真正公开的信息的情形下，不能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判断，匆忙地接受他们一点小恩小惠似的安抚。更有甚者，有的受到了伤害，因为不知情，连一星半点的补助都没有得到，而只好忍气吞声。没有诸种信息的公开公正报道，就是对民众利益的最大伤害。六十年来，这个政府在这方面所犯的罪行，实在可称为国耻。

　　我们呼吁，政府应该理智理性地面对灾难的发生，切实地负起责任来，不要因巨大的恶政惯性继续而发挥自己的冷血本领。任何一次灾难的发生都万箭猬集地指向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政府应由真正的民选的实质性问题。中央政府应该拿真正的诚意出来，来进行民主自由的政治改革，还权还利还自由还尊严于民，让民众对这个曾经灾难深重、相信将来会变美好的国家，继续保持应有的归宿感与认同感。要知道，政府是流水的兵，而国家才是铁打的营盘。也就是说，共產黨不可能万岁（共產黨就是流水的兵，你看中國几千来的朝代更迭就知道我所说不诬），中國要比你共產黨长久得多（除非有不可控制的外力入侵与毁灭，中國绝对是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想挟持至甚想变成铁打的营盘，是一种可耻的僭妄。为了中國这个铁打的营盘的建设者（民众）们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有自由，让这块铁打的营盘变得更美好，现在是中國政府作出正确改变的时候了。

　　2008年9月18日国耻纪念日77周年7：57分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政府和企业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

　　现代政府严格意义上讲，是公民通过交纳赋税，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除此之外，政府没有其他征税的合法性。如果我们把政府和企业都当作产品的提供者来比较，政府和企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企业提供产品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利润，生产产品仅仅是获取利润的手段。但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目的就是为纳税人服务，而不能在提供公共產品的同时，生产利润。正因为因此，企业和政府对待收支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企业因为不能做赔本的买卖，所以要量入而出，进多少钱，生产多少产品。但政府对待财政收支，却要量出为入，是先有为百姓服务的项目，才会有相应的税收。而这个出，就是人大每年审议的预算。

　　应该说，在前现代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区别并不显著，甚至可以说，政府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企业，企业的董事长就是国王或者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得就是家国天下本一家。在古代中國，将合法纳税的臣民称之为“丁”，“丁”只是为统治者创造赋税的工具，只有经济学上的价值，而没有在政治上的权利。从这个角度将，前现代政府是一个“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因此，在古代，人人都想成为这个最大企业的“董事长”，因为只要当了“董事长”，天下所有的赋税，就都是自己家的收入。赋税越多，“董事长”就越成功。虽然古代政府也承担着治河，赈灾，修路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但是，古代政府收取赋税的合法性，从来就不是来源于公共服务，而是君权天授。

　　近代以来，政府的合法性来源，由“家天下”变成了“人民主权”。由此产生的变化就是，政府由一个“内部人控制”的赢利性企业，逐渐演变成一个为公民提供公共產品的非盈利机构。正如许多非赢利机构一样，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的同时不生产利润，但它却生产“正义”。正义就是政府的“利润”。我们观察一下前现代政府到现代政府的演变，基本都遵循由一个赢利性企业向非赢利机构转变的路径。

　　今天的中國政府尚处于这一转型当中。

　　二季度政府财政收入公布后，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企业生存日益艰难的时代，政府的财政收入依然保持30％左右的增幅，总额达到3.5万亿。尽管税务总局的官员出来解释说，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已经连续保持了20年，并非今年所独有，但这一解释并没有平息民间的诸多疑问。而在笔者看来，随着财政收入的连年高速增长，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政府每年巨大的财政超收已经到了非常令人担心的地步，这个数字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6000亿元人民币。财政超收从广义上讲，就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利润。因为这部分收入，是没有预算的情况下收入政府口袋的。这是政府企业化的危险倾向！

　　一定有人会问，政府收上来的钱，并没有像大清朝那样，按照一般企业的利润原则对内部控制的占有人进行分配，最后不是也变成了公共產品了吗？不错，政府的确没有直接对这部分超收部分进行现金分配，这是因为现代政府不能再像大清朝那样，明目张胆地将税收看作是一个企业的“利润”，并对财政结余进行“分红”，但是，没有经过预算的花费，从本质上讲，就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合法正当性的花费，在没有授权也没有约束的支出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管理者，可以通过寻求对价，将原本属于纳税人的赋税转入自己的腰包里。这应该是大家不陌生的盈利模式。

　　如果我们在扩展一下观察的视野，政府的企业化倾向还有更多的迹象，政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采取非常积极的制度策略，而在支出方面，却尽量采取消极性原则。就拿烟草行业来说，谁都知道烟草行业危害国人健康，但正因为烟草行业对财政的贡献比例很大，政府就一直没有出台严厉的限制性政策。如果过去的财政收入总额过低，政府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度非常高，尚可解释政府政策取向的话，但在每年超收几千亿的情况下，政府依然对烟草行业姑息，就不得不让人对政府的赋税态度产生合理的怀疑了。而在支出方面，早有经济学家研究表明，尽管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但政府在民生，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增长，却显著偏低。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压抑政府创收的冲动，政府的预算只有经过立法机关同意的才能征收，没有经过预算而多收的部分，即便不能返还给纳税人，也应该在下一年度预算中冲抵减免，而决不能由政府部门擅自动用。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每一个纳税人，必须成为政府的“实际控制人”。

　　作者:王志安

　　诉讼缠身的国家质检总局正尽一切努力息讼灭火，在两次约见防伪企业希望对方撤诉的要求遭拒后，他们又开始在防伪企业代理律师周泽身上打主意，质检总局的官员说：周泽关心电子监管码，帮助政府改进工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看问题应该更深入、更全面、更准确。总局希望周泽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要尽量保持与新闻媒体的距离，不能给政府“抹黑”。（9月4日新华网）

　　虽然“希望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能给政府抹黑”的话听来还是那么官腔十足，但不得不感慨于时代的进步。

　　如果是过去，他们可不会这么客气地又是屈尊约见，又是带着协商和央求的语气———因为他们掌控着一切社会资源，垄断着诸种资源的分配，公众的利益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可以通过资源分配来实施对人身的控制。你敢帮人起诉政府部门，他们有能力让单位开除你，影响到你孩子的入学，没有单位敢聘用你，断绝你经济来源，使你很难在某个地方混下去。正像去年辽宁西丰那位县令所言“把你从西丰地图上抹去”。而如今不一样了，一方面社会资源日益市场化，政府部门不再能通过垄断资源控制人的命运；另一方面法律对民权的保护日臻完善，民众在政府部门面前不再唯唯诺诺。加上互联网的兴起，权力传统的势力范围大为收缩，政府部门不再能以手中的权力操控和摆平一切，不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当政府部门为了达到某个目标时，为了避免某个麻烦和回避某个丑闻时，他们不得不放下身段与公民去协商。

　　不过，国家质检总局虽然是在向公民示弱，是克制脾气努力装作与周泽律师协商息讼，但“不能给政府抹黑”的言辞中还是流露着某种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流露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傲慢———在他们眼中，政府属于官员，权力属于官员，公众和某个官员过不去就是和政府过不去，公众给政府政令挑刺儿就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给政府抹黑。显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府私有观。

　　国家质检总局总在强调电子监管码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德政工程，强调政府此举是为了公众利益。不过，既然电子监管码事关公共利益，事关每个公众的切身利益，就应该经过公众讨论、公共博弈和公共决策，而不是由某个部门、某几个人说了算。政府是每个公民和纳税人的政府，而不是某几个官员的政府。公民和纳税人是国家和政府的真正主人，官员只是纳税人雇用来为公众服务的人，所以无论是起诉某个政府部门，还是追问电子监管码的利益黑幕，这都是公民在行使自己参与政治和监督政府的正当权利，怎么能叫“给政府抹黑”？

　　政府的纯洁离不开外部监督，越透明的政府越清白。实际上，舆论和公众这么热衷于电子监管码后的权力滥用问题，正是为了政府部门的纯洁，为了捍卫公权力的纯洁不受玷污，为了政府的公信力不被某种官员的贪婪而损害。通过追问真相捍卫公共权力的清白，怎么反而会“抹黑政府”呢？事实上是谁在给政府抹黑呢，正是某些质检官员拒绝在阳光下使用权力，正是某些部门瞒着公众与企业私下交易，正是某些人在舆论追问下一再拒绝公开真相，明明想通过电子监管码获利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一分一厘获利”，越是竭力遮丑越是在给政府抹黑，越是在耗散着政府的公信力和损害着公权力的纯洁。

　　动辄训斥公民“不要给政府抹黑”，这既是傲慢地把政府当作私有财产，也是一种狡猾的绑架：把个人阴暗、见不得阳光的利益与政府形象捆绑在一起，认为公众扒官员身上的“粪”就是给政府难堪———其实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对等关系，官员是官员，政府是政府，公众逼问官员身上的“黑”，正是为了政府和权力的清白。

　　作者:曹林

　　我们经常在讲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是有成本的。最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就是政府。人民需要政府的服务，所以愿意交税，用以购买政府的服务。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个服务？大家需要吃饭穿衣，这些是购买私人用品，不需要研究，每个家庭会作出决策，会尽可能合理地分配他们的收入，用于衣食住行以及旅游、教育等等。但是应该花多少钱用于公共服务，或者说合理的税赋应该是多少还很少有人去研究。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从九十年代初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将近20%，也就是说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五分之一用在了公共服务方面。以后应该是多少为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研究的人很少，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的困难，既有技术上的困难，也有政治环境上的困难。天则经济研究所在研究的技术方面作出了某种突破。

　　我们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开始讨论。假设有一条马路需要安装路灯，这路灯该不该装，从经济学来判断，取决于所花的成本和所得的效益的比较。如果成本太高，或者效益不大，就不值得装。成本比较容易计算，只要把要用的人工、材料等等的价钱计算出来就行了。难是难在效益如何测量。经济学家提出的办法是把这公共用品当作私人用品看待，了解各家各户对这路灯所提供的服务愿意出多少钱。可以预料，各家各户对道路所提供的服务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有的人家晚上根本没有人进出，也没有客人来访，他们的效益评价是零。有的人家有人要上夜班，很需要路灯的服务，他们的评价就高一些，更有的人家晚上有女职工出入，他们对路灯的评价就更高，愿意出更多的钱修路灯。更何况各家的收入不同，收入高的人家愿意多花钱买公共服务，而收入低的人家由于经济紧张，想多出钱也不可能。所以各家各户愿意出的钱数是很不同，又很难得知的。这就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难题。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没有用上述的经济学方法来决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路灯的问题一般是由居委会和地方政府协商决定。对于全国的公共服务问题一般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决定税收的增减。这样的结果显然过分粗糙。

　　能不能通过调查研究准确确定公共服务的合适水平呢？比如对每一个家庭做询问，你按照你们家的情况，愿意为路灯花多少钱？如果每个家庭都能说实话，这个办法应该是行得通的。然而问题就在家庭未必能说实话。如果只是调查一下，并不要求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一定会朝多里说。多一个路灯总比没有好。大家报的数越多，路灯越有可能安装起来，反正是别人出钱。但是如果每个家庭要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又会朝少里说，这样自己可以少出点钱，让别人多出点，搭别人的便车。结果很可能本来应该能安置的路灯因为大家报的数少了而建不成。所以用调查的办法有不说实话的问题。

　　北京东城区装备了一套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系统，将城市管理中涉及到的事项全部列入计算机系统。管理中心能够随时了解到本区内的状况，比如路灯亮不亮，马路上的井盖有没有丢失，交通信号灯工作是否正常，有没有乱贴小广告，有没有乱扔垃圾，小商小贩是否占用了马路摆摊等等。东城区内每时每刻都有人员在巡逻，发现情况立刻通过手机向管理中心报告。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刻指派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中心，这套系统投入巨大，但是效果也是明显的。现在的问题是居民是否愿意出资建设这样一套系统。或者说政府投入的钱是比老百姓享受这些服务所愿意出的钱多还是少。天则所通过大量问卷和访问，经过分析计算，得出回答，百姓所享受的福利增量超过了政府的投入。而且得出数字结果。

　　这些数字包括：由于东城区的数字化管理为本区55万居民以及大量外来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带来的新增福利每年至少为1.6亿元。而原来的城市管理体制每年有约一亿元的福利亏损。而且由于数字化管理提高了生活质量，每年还有1.6亿元的土地收益增量（因为环境改善而导致的房地产升值）。本成果是可以推广的。如果全国660个城市都采用管理新模式，每年可以带来1460亿元的总成本节约，和575亿元的福利增量，并且创造46万个就业机会。

　　我们国家正在向建设和諧社会而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建立友好型的生活、生产、学习和居住环境。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算合理，跟当地人民的人口密度、收入水平、原有基础等等有关。天则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

　　作者:茅于轼

　　今天，从新华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的是四川省成都市政府新近落成的豪华办公楼――新行政中心，或称“川氏鸟巢”。用成都的哥薛志勇的话说，新行政中心即使与中南海相比，也只是建筑风格不同而已，“一个古典，一个现代，气派是一样的”。

　　据新闻中说，这座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南延线西侧的新行政中心，远远看去，白色的、花瓣形的高大建筑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花瓣”最高处为14层，其外墙全用蜘蛛网状的钢架包裹，看起来很像洁白的“鸟巢”。6个呈阶梯状的“花瓣”簇拥着建筑群正中间一个圆圆的“花蕊”。“花蕊”顶部用黄灰色玻璃装饰，光彩照人。整体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半朵鲜花。因此，在成都坊间，新行政中心有多个别称，“切开的鸟巢”，“芙蓉花开”等等，不一而足。不信，有照片为证。

　　报道接着说，“花蕊楼”正中高挂着国徽，前面立着旗杆，旗杆前的洁白石碑上则刻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只有走到这里才知道这是政府机关。在行政中心对面，有一个生态公园，大片的森林和一个大型人工湖，河流桥梁穿插在树林中。

　　我为成都市能有这样一座堪比中南海的新办公楼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为堂堂祖国的首都北京市政府感到惭愧和羞耻。你看看人家一个省会都能盖出这样的建筑，咱们首都的市政府怎么就落在别人的后面了？扪心有愧啊！

　　据介绍，有记者两次探访新行政中心时均被拒之门外，不得而入。该记者无奈之下步行环绕这个长方形的政府办公建筑群转了一圈儿，整整花费了36分钟。而位于天府广场的老市政府转一圈的话，连3分钟都用不了。也难怪，据公开资料显示，新行政中心占地约255亩，总投资约12亿元，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广场分为办公区、服务区、绿化景观设施三部分，办公区配有高档次的会议中心、接待中心等等。

　　楼是盖好了，可没等这些父母官儿们全部入住，7月16日成都官方宣布的一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他们的美梦破灭了——“耗资12亿的新行政中心将处置变现，变现所得将用于地震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又为何呢？据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华章说，这是因为“时局艰难、民生不易”。好一个“时局艰难、民生不易”，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好像说的是解放前国民黨反动派统治的时候吧？你何部长就不怕一顶2008款儿的右派帽子扣你脑袋上？自然，在这些表象下面，更多的人开始关心起这次“突发消息”背后的消息。于是就有了坊间的传言说，某位国家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时看到这个奢华的政府建筑群后十分不悦，于是再有了“新行政中心处置变现”的决策。

　　其实，这楼盖不盖？在哪儿盖？盖多大？怎么盖？本与咱老百姓没什么好商量的。你们老老实实听喝就行了，这事儿也是该你们管的吗？要不怎么让成都的哥薛志勇感到纳闷，这座政府大楼太过神秘，“盖了两年多才知道是在建政府大楼。” 另一个的哥杨华经常从新行政中心经过，但发现正门一直是关着的，车和人都不让进，出入都是走侧门和后门。他深有感触地说：“根本不让普通老百姓进去，这哪是我们的政府嘛？” 而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多数成都市民均表示，在2006年前，很少有人知道位于人民南路南延线西侧的那个巨大工地是未来的行政中心。此刻，“花蕊楼”前那块洁白石碑上刻着的金光闪闪的“为人民服务”，对于千千万万的民众来说，具有了莫大的讽刺意味。也许，这五个字应该掉个顺序，变成“人民为我服务”，才更符合那些官员们心中的真实理念。

　　业内人士分析，即使是按最保守的估计，成都市新行政中心的估价也在25亿元以上。25亿是个什么概念呢？假如按照今年5月中國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门为地震灾区学校设计制作的全国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的标准，采用由新型轻型板材搭建，具有良好的抗震、防火、防水性能，面积为1100平方米，共有9间教室和1间教师办公室组成的小学校，价值约35万多元。那么这笔钱至少能盖6944所“抗震希望小学”，而一所这样的小学，就能够让600多名因地震失学的学生全部复课。

　　有人追问：新楼建设有无论证？豪华装修是否超标？纳税人的钱怎能如此挥霍？但我想问的是，成都市政府是谁的政府？如果是成都市人民的政府，怎么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又为咱们建了一个新行政中心啊？如果是执政为民的政府，怎么连老百姓想进去看一眼都不成啊？人家美国的白宫还可以随便参观呢！怎么咱们一个区区市政府就这么牛？还是听听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波同志是怎么说的吧，成都市政府不应该是一个衙门，“不能是中规中矩的，要有城市的特色，更要体现亲民。”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只可惜这年头愿意听你们唱的人越来越少了。

　　说到这座新行政中心，不禁让人记起了刊登在今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上陈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叫《我们的政府有多大？》。这篇文章写得挺有水平，反正咱是写不出来。文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从正、反面两个角度，对中國政府的历史规模对比、机制改革沿迁、国家资本特色、国富民穷弊端等等一一作了较为详实、客观、中肯的分析和批判。如众所周知的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这个政府的规模可真够庞大的了！相比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全年税收不过为4937万两银子。而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是24两银子，二者相除，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你说那时的政府是小还是大？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封建王朝，我们今天的社會主義的国家政府能跟它比吗？行，咱不跟乾隆比，跟美国比比怎么样？同样是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该国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而我们的政府呢？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换来那些政府官员所谓全心全意，又不完全为我们的服务。

　　陈文中还对我们政府规模的变迁、变大作了综述，说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政府并非现在这么大。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我黨力行改革的理想，而且1978至1995年间的确也是照此方向走的。记得改革之初的1978年，当时国家的财政税收，也就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当然了，那时的政府规模也不算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时政府虽大，毕竟它基本上承担了城镇居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大有大的理由。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到了1985年，我国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改革见到成效了。当时的政府总理好像是姓赵吧？就冲这一点，也别把人家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10年后的1995年，我国的财政税收变成了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虽说政府的身材还显臃肿，要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但那可是近30年来“最小”的政府了。别高兴得太早！从1995年起，财政税收逐年回升，至2004年时，财政税收已翻番，达到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快马扬鞭，加速征税，才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改革成果――我们的政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啊！它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它要冲过多少急流险滩？它要培养多少贪官污吏？它又要制造多少污染的源头？

　　我觉得陈志武先生的文章，最令人欣赏的是他不仅仅从经济的方面谈问题，还从政治的层面对政府之所以越来越大进行了剖析。如他针对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说：“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在驳斥所谓“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國就水土不服”的说法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这话才真正说到了点子上，戳到那些手握实权却不为老百姓办事儿的人心尖儿上了。我真的希望那些真心关注中國改革的人，包括那些位居高位、权倾一时的好官们，有时间的话找来陈先生这篇文章仔细看一看，一定会有不少收获。没有民主的社会，一定不会是个好社会。缺少民主的黨，也决不会领导出一个民主的政府。历来如此！

　　陈先生说，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國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镇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就是中國的特色，这就是我们的国情。陈先生还拿中美两国的民间财富结构作了个对比：到2007年底，我国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而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5.4倍。相比之下，在中國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才叫“大河有水先往小河灌，大河水少也要小河满”。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另外，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所以用不着像我们的政府成天给老百姓灌输什么要“用消费拉动内需、带动增长”之类的甜言蜜语。老百姓敢消费吗？老百姓凭什么消费啊？难道老百姓不知道豪宅住着舒坦？宝马开着气派？大餐吃着够味儿？小蜜搂着开心啊？教育、住房、医疗这新三座大山，不是从海峡那边儿或从美国搬过来的吧？为什么说“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无独有偶，咱温总理在最新的政府报告中，也新加了一条东东叫“增加中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咱们听了还真受了点儿“欢欣鼓舞”，不过好景不长，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存款连续多少年是“负利率”，邮市、币市惨不忍睹，房市想涨也涨不动了。真不晓得温总理说的“财产性收入”在哪儿藏着、掖着呢？

　　陈先生文章后面有段话是这么说的：中國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國，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陈先生最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然也是我们亿万民众想向政府提的问题：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以下是陈先生原文中的部分摘抄，或许大家会从中找出部分答案。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國，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國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國 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國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國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成都市政府的新行政中心。如果不是汶川突发地震的话，新办公大楼里，应该早就住进了新主人――我们人民的各类公务员们。对他们来说，这次地震可真是震的不是时候。但就是这次大地震，让我们认识了人世间的美丑善恶，看到了新北大培养出的“范跑跑”那样的人物。更让人吃惊的是，居然我们新中國的学校、医院、民居那么的脆弱、不堪一击。而我们的大多数政府办公楼、新行政中心却是那么的漂亮、坚实、富丽堂皇。说别的没有用，只能用一些数字来印证我们的政府是谁的政府？唯此才能诠释“为人民服务”的精髓所在。

　　在今年4月30日的《瞭望》周刊上，登载了一篇署名唐敏的文章《行政成本难降主因》。此刊物为新华通讯社主办，据说在海外颇有影响力。文章论述了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为何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并找出了五大原因：

　　一、机构编制的急剧膨胀是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迅猛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政府行为和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的约束评价机制；

　　三、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

　　四、预算编制不完整，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

　　五、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

　　尽管在我国政府2008年的预算草案报告中，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幅仅为14.3%，且为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但仲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这仅仅是预算内，还不能说明整个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长得以有效控制。”

　　可以说，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过人大、政协的行政开支也好不了哪儿去？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据咱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06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0%，等到了2006年，已经上升到18.73%.

　　竖着比完了，再从国际横向比比看。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介绍，拿上述2006年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这一比例去比较，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政府过高行政成本的直接后果就是，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还大大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资金。本该投向国计民生方面的资金，却养活了一帮前赴后继的寄生虫、贪污犯。尽管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26.29%，2005年为26.38%，2006年为26.83%，不仅徘徊不前，甚至低于2000年的27.6%.与此同时，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情况却屡禁不止。成都市政府的新行政中心，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而根据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数据，我国目前拥有的公车在350万辆以上。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仅公车消费就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这可真充分体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优越性，不过一般老百姓只能是“望优兴叹”了！如此高耗费的公车制度，其改革却一直难有实质性突破。为什么？皆因这个改革，深深触动了那些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的既得利益。公车在中國，不仅仅是权利、地位的象征，也是少数人攫取大多数人钱财的合法手段。什么级别配什么车，什么階級住什么房，在中國这种官本位、黨为上的体制下，许多地方都散发着一股几千年前就有的封建王朝的气味。在这一点上，倒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倒显得干净许多。在中國改革的一些关键时刻，我们共產黨人的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哪儿去了？怎么革别人的命行，轮到自己就不行了呢？

　　汶川地震后，我在一个叫《二闲堂》的网页上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70多年前刘文辉在四川西康省任主席时期的故事，其中有幅照片令人过目不忘。照片中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以致当时在西康省考察的摄影记者孙明经，发现当地学校的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时，好奇的他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你们知道县长是怎么回答的呢？县长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是什么精神？想他刘文辉未必学过“老三篇”，可他怎么就知道教育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据文中介绍，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是刘文辉一以贯之的思想。如果我们今天共產黨的教育部长能有人刘主席一半儿思想的话，我们的新中國的教育事业，也不至于造就出那么多瞪着大眼睛，徘徊在学校大门外的失学儿童。假如我们的四川省各级政府，能有义敦县县长那样的胸怀和执政理念的话，那这次汶川地震中那些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就不会被埋葬在断壁废墟中。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更希望中华民族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期盼着在未来的日子里，千千万万和我一样的老百姓终有一天不再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的政府是谁的政府？

　　2008年7月23日  于北京

　　作者:唯三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國，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國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國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國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國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國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國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國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國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國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國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 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 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國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 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國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國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國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 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國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國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國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國，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國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 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國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國，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國，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國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國 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國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國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國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國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来源：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作者:陈志武

　　针对中國民众在海内外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法、反CNN、反達賴的活动，有些人认为这是官方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是高估了中國政府开展舆论攻势的意识、策略和技巧。假若北京方面具备这些能力，它就完全可以自信地面对西方媒体的围攻，无需临时抱佛脚，寻求欧美公关公司出谋划策。

　　在当局平息拉薩暴亂之后，中國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守势。外交部、公安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发言人纷纷出面发表讲话，试图澄清事实真相，揭露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反击西方政客的指责，但他们说话越多，外界就越是质疑，越不相信。

　　原因何在？并非是他们所言所述都不是事实，而是外界对中國政府从来就缺乏足够的信任。这里面无疑有西方人一贯的歧视和偏见，但同时也有其他重要原因。从一个中立的媒体人的角度看，除了某些西方媒体的成见之外，笔者认为，中國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关键的信心障碍。

　　先要改变对本国媒体态度

　　其一，最近几十年以来，中國政府虽然以高度开放的态度向大批外国媒体敞开门户，但向媒体发布信息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透明度不高，公开性不够，诚实度也常常不能令人信服。这就使得西方媒体的思维惯性延续不止，甚至变得根深蒂固：凡是中國政府官员所说的话，它们都会本能地予以怀疑，不会轻易相信。

　　说到底，这并非只是中國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國政府和本国媒体之间的问题。假若让中國自己的媒体拥有合理的编辑自主权和獨立性，其信息、言论和权威性被民众广泛接受、认可和信赖，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快捷而顺畅，那么，西方媒体即使要制造虚假新闻，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歪门邪道可被它们利用。

　　中國国务院新闻办去年向外国媒体承诺，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允许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國境内自由采访。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姿态，至少暂时能够赢得西方媒体的好感。但就本质而言，这种做法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是本末倒置。中國政府的开明和宽容，应该首先体现在对待本国媒体的政策上，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会使外国媒体更瞧不起中國媒体，而且也不可能帮助中國政府甩掉“压制新闻自由”的标签。对“家奴”的不信任、不宽容、不放手，这是中國官方在国际舆论攻防中一直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一言以蔽之，若要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國的态度，就必须首先改变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只有当本国媒体拥有适度的自主权和獨立性时，中國政府在对外交往中，才能不动声色地调动各种工具，无需动辄声色俱厉，无需花大量精力去和外国媒体进行无意义、无结果的周旋。

　　话语体系与世界脱节

　　其二，最近一些年来，中國政府在与外国媒体互动时，思维模式和互动方式都有很多改进，但与其他领域的开放程度和进步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很多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大概都没有真正了解外国媒体的思考模式、运作方式以大众传媒的诸多微妙之处，因而无法用国际主流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把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有效地传播出去。

　　撇开是非对错不谈，就说此次奥运政治化所引起的中西媒体对立，我们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中國各级政府在应对西方媒体时的明显不足，乃至不当，包括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八股语言和表达方式。二十一世纪的某些中國官员，显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政治语境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词汇和表达方式就会脱口而出，连中國人自己都会听得心里发毛。中國现在面对的不再只是温饱问题，而是“和諧社会”、“和諧世界”的高端问题，官员们的思维和语言必须跟得上社会文明的步伐。

　　不妨再次强调指出，中國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社会长期脱节，是阻碍中國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沟通和融洽相处的巨大屏障。很多官员不仅早已习惯了这种政治语境，而且只能在这种政治语境下生存，使得原本优秀的文化站不起来、走不出去。这是中國在对外交往中必须着重强化的软肋。

　　上面已经谈到，由于中國媒体没有足够的编辑自主权和獨立性，中國在外交和舆论攻防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进一步地说，中國主流媒体的现状，既不符合崭新时代的国家利益需求，也不能有效地维护政府的威信。这一现实在此次拉薩暴亂事件之后暴露得很突出。

　　政府控制了媒体，媒体就变成了政府的化身。中國媒体之所以缺乏真正的权威地位和公信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关键时候，拥有千军万马的庞大新闻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和传播信息的效果，连一个异议人士都比不上。这是媒体管理体制不求新、不求变的必然结果。

　　中國网络媒体以小搏大

　　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策应国际行为、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國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当然更肩负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但由于政府不尊重媒体，干预太多，管得太死，甚至常常越俎代庖，结果就导致这些媒体变成了双脚被紧紧束缚的小脚丫环，无法发挥只有媒体才能起到的作用。

　　如果上述结论还不能令人信服，那就看一下中國网络媒体的威力。准确地说，此次中西媒体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网络媒体与欧美传统媒体的对抗，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中國官方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对抗。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视频、网页和讨论，不仅凝聚了广泛的共识，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而且还把不可一世的某些西方媒体逼到墙角，使之转攻为守。试想想，若只是中國官员和官方媒体，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吗？

　　网络媒体之所以有威力，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平等参与；官方媒体之所以没有威力，就在于官方不肯放弃“领导一切”、“统管一切”的心态。CNN在发表“致歉”函时，声称其主持人不是批评中國人民，而是批评中國政府，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他们感受到了中國网民的威力，而没有感受到中國政府的威力。相比之下，中國外交部发言人再三要求CNN真诚道歉却没有结果，这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不怕中國政府，就怕中國网民。这个现象值得中國官方认真思考。

　　归根结底，所谓网民就是人民。中國与西方媒体和達賴之间的对抗，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反守为攻，最大的功劳不在官方和官方媒体，而在于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他们自愿、自发和自由的言论，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盾。如果当局愿意承认这一点，那就应该用更好的技巧去引导网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在，同时更要善待网民，给他们更多的信任、更多的宽容。

　　来源：联合日报

　　作者:杜平

　　孔子曰：“未事人，焉事鬼”。可是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偏偏就是不干人事，整天就知道装神弄鬼。

　　据3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山东省拟投入超过300亿元在曲阜、邹城一带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曲阜）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作为我国的文化副都，承担部分中华文化家园的功能。3月1 日，山东省委书记、省长亲赴北京，参加标志城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山东省决定向全球征集标志城的创意规划方案，设置总奖金高达890万元人民币。

　　如果，孔老夫子在天有灵，不知他老人家闻听此讯是喜是悲？圣人也是鬼，如果按照圣人的本意，即便这项工程乃是为了光大他老人家的形象，他恐怕也不会赞成这件事。为政者人间的事都还没有办好，又有什么资格或者闲情逸致去鼓捣鬼神呢？有些官员、地方政府天天口头上、文件中，到处都是“情为民所牵，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今物价上涨、社保不备、医保不全四海皆叹民生多艰之际，投入巨资搞如此浩大的形象工程，是何居心？

　　只把孔子当作一个膜拜的偶像，而完全漠视孔子的民本思想，复兴传统文化的政府行为之伪善昭然若揭。这样的复兴之举，也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此等常识，山东省的首长智囊们不会不懂，复旦大学的学富五车的葛剑雄教授们不会不知。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一帮政治与知识精英竟然做出如此荒谬的事情，只能有一种解释——利令智昏。然而，利在何处？据说投入300亿可能还不止，据说，这将是一个“百年工程”，拜托，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个未来的文化副都靠什么盈利模式来偿还如此巨额的投资，也不知道其投资收益的周期是多少年。请不要告诉我们，因为它是一个百年工程，所以要收回投资就得等上一百年吧！

　　众所周知，山东盛产一级压榨专家。可是，从孔子身上到底能压榨出多少油水来？毕竟，这是一具已经被压榨了2000多年的文化干尸，而且就在几十年前还刚刚遭受了刨坟扬尸的厄运。假如实在是轧不出几滴油，那多尴尬。所以，还是不妨先把油倒灌进去，再榨，不就出油了嘛。当然也只有特级压榨专家，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复兴传统文化和项目能够盈利都是欺骗公众的幌子，当地政府意不在此。近年来，各地的拜祖、祭祖大典是越来越多，颇有“竞豪奢，神州遍地皆祖宗”之势。2007年河南搞的拜祖大典，本人特意看了一下电视直播，海内外精英、政要皆汇聚于两尊不过10岁的炎黄二帝巨像前，场面好不壮观，当地官员好不光荣。当时，山东亦有派员参加。想必是在河南受了刺激，所以，几个月后在曲阜举行的祭孔大典，也超出了往常的民间属性，成为山东省政府意志的体现。不过，受孔府场地所限，规模和影响比河南差远了。此后，我们又听说，甘肃要祭拜伏曦氏，说是华夏人文始祖。当然更为荒谬的是某地实在没什么文化资源可挖掘，居然搞了纪念诸葛亮出山1600周年的大典。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化复兴，不过是财政掏钱，官员作秀，人民倒霉。山东的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再有能耐，也跳不出这个圈圈。

　　然而，抛开文化意义不谈，从这个项目立项的过程来看，也存在着若干疑点。批准一个投资如此巨大的工程，到底谁说了算。报道说，早在去年10月22日，国家发改委就已向山东省下发了《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这一通知被看作同意和许可。故而有了3月1日，面向海内外的创意征集。

　　这样一个投资将远远超过300亿元的大项目，在最终决定之前，至少要经过公共讨论和山东省人大的投票表决。可惜，这两点，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一提议，虽然经由60多位院士联名倡议，然而，院士不能代表山东人民的意志。这样一个政府决心要干的大项目，不可能不动用公共财政的钱。退一步讲，即便不花财政的一分钱，这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政府行为。这和横店重建圆明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重建圆明园是一项企业行为，只要他们的手续合法，别人便无权干涉。而政府行为就必须向人大负责，接受公众的质询。一个投资数百亿的重大项目竟然如此高调开场，其蔑视公众、人大和程序正义的威风的确是不同凡响。

　　最后，不禁还是要问几问：山东省的钱是否多得花不完了？山东人民是不是家家都富的流油了？中央不让盖豪华楼堂馆所，省政府搬迁不了，济南奥体中心旁超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建好了也不敢搬进去，是不是搞基建的钱就不知道怎么花了？是不是某些官员除了建造高大而坚挺的东西，就不会搞别的政绩工程了？

　　最后的最后，未来那50层楼高的孔子巨像，能把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但愿，不会是曾经在复活节岛上存在的那个时代吧。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于德清

　　2008年3月6日，新浪网新闻头条“发改委：宏观调控失效论不属实”。意思就是告诉老百姓，他们是做了宏观调控的，并且宏观调控是有效的。读了全文，我认为――发改委的忽悠水平有待提高。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马凯第一句话就有理论创新：”宏观调控是社會主義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它的作用或者主要作用是要熨平经济大的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熨平经济大的波动，就是说经济发展慢了，要促进，经济发展快了，要牵制。伟大的理论创新，伟大的实践革命！不过人家马先生也说了，“宏观调控是社會主義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自然，一切都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标准来，经济发展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得到国家领导人授权和鼓励的。

　　马先生接着说：“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这在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预算报告中都有大量的数字和事实表明了这一点”。所言属实，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从来都很漂亮、很完美、很优雅、很鼓舞人心。这已经从客观事实升华为客观常识，在中國，众所周知。

　　其实马先生还是很尊重客观事实的，以为他说到：“如果我们认同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是好的，但又说宏观调控不力甚至失效，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新闻发言人基本继承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最起码表达了尊重客观事实的意愿，经济形势好啊，能说我办事糟吗？有道理，但老百姓认为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好，所以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宏观调控是不力甚至失效的。当官的都发财了，自然叫好，老百姓面对物价飞涨、房价高企、生老病死，步履维艰，真的没有听到哪个老百姓说“经济形势好”的。难道我们耳朵都聋了？

　　这位新闻发言人也代表政府作了一点检讨，“但是进入快车道以后，也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乱搞开发区、大量占用土地、耕地，一些行业投资盲目扩张”。但我认为，他太谦虚了！才带来一些问题，没有很多问题，也没有严重的问题。哦，我忘了，现在是和諧社会，问题都是一些问题，成果都是惊天动地！

　　洗耳恭听他们的宏伟成就。“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坚决果断地宏观调控，粮食还是继续减产，投资还是膨胀，特别是像一些行业奔腾式的膨胀，如果我们几万亿的流动性没有回收，那中國经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不堪设想。肯定是会出现粮食由于短缺，粮价大幅上升，投资过快增长，投资品价格上升，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全面的过热。在大起之后，必然会产生大落”。你们好利害，没有你们的话，老百姓死定了！

　　“对这些问题应该高度重视，但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宏观调控不力或者失效，这有点偏颇”。我对他们推卸责任的语言技巧完全折服！倘若哪一天能听到中國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说：我们错了，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好，请人们决定我的去留！这将会是在中國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或许这将会成为中國真正走向民主的契机。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纵观中國几千年的历史。

　　产生一些问题，让老百姓理解你们的苦衷。“但是合理的投资和不合理的投资交叉在一块，调控起来就比较难一些”。投资除了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要出现100%的合理投资，或是100%不合理的投资，真有点难度，所以你们的工作总是很难！太辛苦了！人民理解你们！

　　他们的苦衷不仅于此，很多，还很广。“现在国内遇到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这不是中國独有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势必对中國有影响，这也给我们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如果中國与世隔绝，那他们的宏观调控就容易多了！我们家隔壁上幼儿园的小毛经常对人说：如果外星人能传授我武功，我就天下无敌了。

　　深深的羞耻涌上心头，将我刺痛！

　　这是政府官员的代表，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名普通百姓。

　　作者:老叶

　　2月21日大连晚报A8版刊登一篇题为《舆论监督新规能否助推透明政府》的文章，文章称云南省新一届政府有关规定一出台，立即引起舆论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制度化的热烈讨论。文章分四个标题：1、舆论监督成推动“善政”的工具；2、期待媒体监督权力成为制度化；3、行动比态度更重要；4、警惕以重视监督为名拒绝报道之实。

　　我看过文章，不由苦笑起来，这岂不是一厢情愿在做白日梦吗？在中國靠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政府？有没有搞错，恕我说句粗话，还分大小公母不？！笔者以为，云南省新一届政府出台这个规定，大有炒作之嫌，可以肯定的是，该规定一定是虎头蛇尾式的短命鬼。新一届政府借此热炒一番，以示新意，最终将不了了之。为何如此断言？这完全是由我国政体决定的。

　　首先从政府与媒体隶属关系上看。各级新闻媒体的首脑如报社的总编、电台电视台的台长等均由黨政直接任命，他们的组织关系均在各级组织部门。总编、台长并非民主选举产生，因此他们不会对民众负责，只对直接任命他们的组织及其主管领导负责。一旦发生问题，他们的立场一定与组织及其主管领导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会唯组织及主管领导意志是从，不然他们将犯方向路线错误，后果就得丢乌纱帽，要想保住乌纱就得同黨政保持高度一致。即使有良知、有责任心的记者、编辑采编了对政府有付面影响的文章，能否及时刊登发表，须经主编或台长点头认可，而主编、台长是否认可要直接听命于上级领导，只有黨政同意，他们才能刊登，不同意，那是万万不能发表的。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媒体监督政府谈何容易，开什么玩笑。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忽视或者闭眼不承认这种体制上的制肘，那就是痴人说梦，那就是天方夜潭。

　　在中國只有废黜一黨專制，各级官员只有直接民选，只有真正实行三权分立，媒体才会真正监督政府。不然结果不是做秀，就是白日梦式的妄想。道理很明显，官员非民选，官员就不可能代表民众利益，官员就不可能畏惧民众，官员就不可能冒掉乌纱的危险去监督政府，反应民愿；官员由黨政指派，他们当然要为黨政服务，这是常理，不难理解。在民众利益与黨政利益不一致甚至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站在直接任命他们官职的黨政一边；如果不是多黨制，就没有竞争力，多黨制的科学性就在于各黨派始终有种从政的压力，因此黨派们知道怎样去讨好选民，维护选民的利益，为选民多办实事，兑现对选民的政治承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继续当政，不然就会卷铺盖卷下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竞争态势，各黨派以及执政黨的官员才会变着花样去讨好民众，他们才会在意来自民众的监督，从而媒体代表民意的监督才会发挥应有作用；在此基础上，再实施三权分立，以权利制衡权利，以权利监督权利，这三权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上下隶属关系，所以才能真正起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

　　以上所说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过二百多年演义，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进步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容动辄以所谓国情不同，民族传统不同否定它。

　　中國经济改革三十年，社会发展到腐败横行的地步，正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所致。这已是当前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不容再被忽视。当今的俄罗斯，正是由于先搞了政治体制改革，经过暂短阵痛，从而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达到了水落石出、水到渠成的地步，当今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文化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足了。

　　总之，一黨專制，官员不直接民选，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仅凭心血来潮地炒作，媒体要监督政府？谈何容易！

　　民众拭目以待，云南新一届政府的媒体舆论监督透明政府最终如何收场，是有声有色？还是虎头蛇尾？还是不了了之。

　　群众的眼睛雪亮！

　　作者电子邮件：mcf200112(at)hotmail.com

　　作者:迷人的海

　　看了中央黨校教授吴忠民同志在新华网上的访谈，深有同感，可以说是悲喜交集，悲的是吴教授所说的现象确实很严重，很痛心，喜的是有吴忠民这样求真务实、敢于直言的学者、智囊，而且官方媒体能够传出他的声音，相信黨和政府一定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会解决之。

　　吴教授指出，我们黨把民生问题、和諧社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但现实中还有许多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并加以解决，例如GDP和政府支出中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的比例极低，世界倒数第一，与非洲几个极端落后的国家为伍。

　　事实上中國虽然属于发展中國家，但政府控制的国民财富比例和总量都相当大，2007年财政收入就高达5万亿元以上，这还不算预算外收入，这些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政府并不穷，有的部门、有的地方甚至还相当富，那么，那么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有许多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吴教授称之为公共资源流失的漏斗，例如奢侈豪华超前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巨额的公款吃喝招待费、公车费、公款出国旅游费以及腐败成本，但是，唯独对国家真正的主人人民的生计问题却“精打细算”、“厉行节约”。而且，对垄断行业又放纵偏袒，以致医疗、教育、住房成为新时期中國人民不得不背负的沉重的“新三座大山”。工资收入增长缓慢，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例呈持续下降态势，工资增长快的主要是垄断行业、高管高知、公务员，普通劳动群众的工资水平多年徘徊停滞。物价则是一涨再涨，有的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下降，群众对生活得幸福指数、安全系数降低，感到生活不“踏实”，所以，他们对社会现实和政府工作是有一些意见和想法的。

　　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大国寡民》，作者想说明的是在中國，国家很大，人民很小，国家政权很强势，公民的权利很弱势。其实，在经济上的表现也是如此，国家掌握着大量国民财富，广大群众能获得和支配的则很有限。如果公共支出比较合理，比较廉洁，比较高效，大多数支出直接间接地使大多数群众受益，人民群众对公共支出确实能够行使知情权、监督权、决策权，那么，问题还不会太突出；反之，人民的国家支出的大量人民币，人民群众感觉受益不大，甚至受不了益，那人民群众肯定不满意，这种制度设计和社会现实也就缺乏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因为从法理上说，人民群众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主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不到落实和保证，起码不合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

　　再联系到身边的现实，在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卖土地，贷巨款，大兴土木，办公大楼修得像宫殿，大马路、大广场修了不少，大拆大建，GDP也随之高涨，但人民群众却感到生活水平提高太慢，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很多人质疑GDP，表示不满意。就拿当前突出的住房问题来说吧，由于政绩考核、财政政策等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利益的冲动，放纵甚至助推地价、房价暴涨，财政收入增加了，GDP增长了，开发商发了，有的官员肥了，但中國的房价成为世界之最，许多群众被高房价压得叫苦连天，有的年轻人婚期一拖再拖，有的父母被迫为儿女腾出房子用作婚房，自己租房或搬回老房，甚至出城下乡。2003年，政府将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的保障对象由中低收入阶层缩小到最低收入阶层，而且，大多数地方连最低收入阶层也没有完全兑现住房保障。是政府没有钱吗？不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有的城市投入高速公路、地铁、广场、大厦的钱动辄数亿、数十亿甚至更多，从中拿出一星半点就足以解决最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有的城市好几条地铁同时掘进，有人说，少修1里地铁，最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管理者热衷于锦上添花，不重视雪中送炭，结果是城市表面繁华，实际上群众却并不买账，甚至怨声很大。房价有多高，老百姓的怨声就有多高，政府与老百姓已不是鱼水关系，简直成了水火关系。主仆的地位完全颠倒，主人被仆人绑架，还毫无办法。

　　结合现实，深刻反思，我们感到现在黨的指导理论是正确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微观执行中还有许多问题。人民和时代要求我们，一定要把黨的理论和《宪法》的要求认真落实，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兑现和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扩大人民民主，使干部的去留升降更多并最终取决于民意。特别是要改革唯GDP的政绩考核办法，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社会和諧、环境保护、文化发展、精神文明等都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实行绿色GDP，并减少GDP在政绩考核指标中的权重。

　　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上，要增加劳动群众的工资收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完善二次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政府的公共支出要透明、高效、合理、公平，大幅度增加解决民生问题的支出，缓解和解决群众面临的种种民生问题，舒民疾苦，解民危难，顺从民意，为民造福。特别要高度重视、抓紧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新三座大山”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实行内部人控制、代理人控制，禁止将公共财政用于为小集团甚至个人谋福利。要优化作风，治理腐败，厉行节约，控制和减少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控制楼堂馆舍的标准、规模，坚决反对和严肃查处挥霍、浪费、贪污、受贿等行为。

　　从指导思想上来说，就是改以上级满意为标准为以人民满意为标准，改以GDP为中心为以民生为中心，将人民群众的生计问题摆到重要位置，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改善，社会公平、民主、进步、和諧，这才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2007年12月21日

　　作者简介：刘革学，男，1970年生人，原籍陕西，1994年毕业于中國人民大学，现为某政府机关国家公务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中國发展观察》丛书（3本）、《美国总统》丛书（4本）、《生命的刻痕》丛书（3本）、《教育问题调查》、《1969：中國知青在缅甸》、《多梦季节》、《中國民营书业调查》、《中國地方军阀大结局》、《北洋军阀大结局》、《中國土匪大结局》、《财富人生》、《财富素质》、《吉位佳运》、《心理人生》、《官情》等。

　　作者电子邮件：green2002(at)163.com

　　作者:刘革学

　　炎炎夏日中，经济过热再次降临。７月，国土资源部成立了９个派驻地方的国有土地督察局，监督各地政府开发用地的审批情况。８月，中央政府再次派遣特别工作组，对重点地区和行业进行检查，敦促各地政府官员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以制止经济过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复杂关系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中國的经济过热主要与地方政府有关。特别是近两年房价的不断攀升，更引发对人们对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联手推高房价的抨击。针对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的违法圈占、对城镇居民房屋的野蛮拆迁、片面追求ＧＤＰ的增长等问题，不断有舆论和学者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

　　一时间，地方政府似乎变成了扰乱经济秩序的“坏孩子”，被看作是各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人们似乎相信，只要对地方政府严加管教，或者地方政府“痛改前非”，经济领域呈现的种种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事实上，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中的具体行为人都具有经济理性，也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地追求本位利益的倾向。如果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在中國经济运行中起着“坏孩子”的作用，就要追问：促使地方政府“变坏”的原因是什么？

　　分税制“剪刀”切断地方财源

　　１２年前，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文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國的经济格局：“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这就是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

　　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２００% ，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２２% 急升至５６% ，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２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３２% ，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７８％降至４４％。

　　此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５２% ，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３０% ；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４８% ，但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７０%.前后变化呈反向剪刀状，见下图（笔者根据《中國财政年鉴２００５》计算制作）：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到２００４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４５% ，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７２%.中央也不断有具体的规划和指标下达（如教育达标等），到省一级再层层向下分解。通常是越向下的政府，负担的各种任务越重。

　　例如２００４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５５% ，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２１９. ６４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３１４６. ３０亿元，是中央的１４倍多；社会保障补助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７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１０倍。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２% ，省地两级负担１１% ，县级负担９% ，７８% 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局面。

　　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

　　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的“反向剪刀”状态出现，“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加上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地方公债，没有举债权，没有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