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2008年8月除了奥运会外，成都最热的话题是城里人有机会与农民联建修房了！这激起了成都人无限的兴趣。到农村去造就自己梦寐以求的山水家园，实现城里人多年的居家梦想。终于，联建房的举措，可以在现实中如愿以偿。

　　近日，都江堰市政府下达《关于扶持居民安居置业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意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这次联建对象是成都地震重灾市县的原址自建和集中自建的受灾农户，包括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和邛崃。

　　但是，让人们遗憾地发现，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田村4组村民宋志国和成都市广告公司老板胡国耀在聚光灯下的“青城第一单”却宣告失败。这次蜜月接触自8月13日始，至8月18日终止仅仅5天。

　　但，这次的失败，仅仅是打湿了一次理想的翅膀。未来的新变，才是这次土地革命的天堂。因为，寻路的意义在于：他们已经走在探索的路上。

　　大地震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损失是几代人都铭刻于心，人们在悲痛之后有感激，有反思，也有教训。是天灾？还是人祸？想来谁的心里都明白。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探讨的是都江堰市出台的这一联建政策是否合法？有无后患之忧？

　　※一、农村宅基地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土地改革时期的宅基地状况  1950—1952年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新中國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也是共產黨执政后的第一次大运动。当时国家把所有耕地、山林地、草地全部收回按人头重新分配。从此，中國农民就开始有了土地。回想当年，至今还有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当中國农民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时的那种感激情形：他们双手捧着那张足有半平米大的“土地证”，跪在地下，仰望天空，泪流满面地呼喊着：共產黨万岁呀！毛主席万岁呀！

　　土地改革运动其实是一次农村资源的分配，由于分配平等合理，广大群众基本上没有意见，而且深得人心。

　　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对“土地”的界定是指耕地、山林地、草地，即可耕种土地，并没有把沟边、河边、坟墓地列入其中，更没有把宅基地进行调整和分配，由于当时的政策是：“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从而宅基地在当时的享有状况就形成以下情形：

　　地主家庭——地主是当时的被打倒对象，土地、房屋、家具都被没收了，政府要不就给了几间住房，要不就自己搭了几间茅屋，其宅基地就仅房屋所占面积，应该说很少很少，由于你本身就是被打倒的，没话的，你活该！

　　雇农、贫农家庭——贫雇农的土地、房屋、家具都是从地主那儿分来的，当时的分配单元是以村为分配单元，这样一来，这个村的地主多，分的土地和房屋也就多，如果是地主少，贫雇农多的话，分的土地和房屋就少。事实上在川西平原上，贫雇农所分到的也仅几间房屋或再分几垄竹林，其宅基地也不算多，也很少，而且也存在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的分配不均衡、不合理。

　　中农、富农家庭——他们不是打倒对象，田地道也是收回来重分配了，但房屋林院就保持他原有状况：多也就多，少也就少，由于中农、富农在解放前就算是“有产階級”，其房屋和林院也宽得多，有的一家可多到3——5亩，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土地改革运动的那次资源分配，事实上在宅基地问题上是不完善，也不公平，给以后埋下伏笔，在后来的无论是那个时期，农村中林院宽的经济收入就相对好的多，林院少的，或者没有林院的农户，其经济收入就相差许多。

　　这就是土改时期的农村宅基地和林院地状况。

　　（二）人民公社化期间的宅基地状况  土改以后的中國农民刚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没多久，就进入了互助组——你帮我，我帮你；紧接着就是初级合作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当年分得的所有耕地、山林地也就收为“集体所有”了。在这时后，也是又没有提到宅基地和林院地，仍然是有的就有，无的就无，多的也就让他多下去。

　　公共食堂的开始，农民吃钣不要钱，不定量，当时的农民兴高采烈地进入“共產主义”，为了方便食堂进餐，有一些农民废弃了共產黨分给他的房屋，搬到距离食堂较近的房子去住，原有房屋倒的倒，烧的烧，从而过起真正的“无产階級”。

　　谁知道这种天堂一样生活还没到两年，食堂无粮食办不下去了，加上又遇自然灾害，人们在与饥饿抗争的同时，有好多的农户还面临无家可归。由此，中國农民开始了第一次“重建家园”。当时考虑到农民要种菜，因此从集体的土地中分给农民少量的“自留地”。在这次“重建家园”中，只要不违反这几个原则就行：没有房屋住的可以建；不占用耕地的可建；在原宅基地上或占一些自留地的可以建。由此，自行占用荒山、荒边、自留地建房的现象就发生了。

　　从这个时期开始，农村宅基地的形成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有钱的可以多修多占，没钱的或钱少的就只能少修少占或不占。从而，农村宅基地又一次地突现出它的不合法和不公平。

　　这也就是当时的农村宅基地的形成与状况。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宅基地状况 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让农民再一次有了土地，尽管这一次没领到那半平米大的“土地证”，但是必竟“耕者有其田”了，农民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条件改善了，自然而然地就要修房建屋，中國农民的第二次“重建家园”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热火朝天地进行起来。

　　就是从这次“重建家园”开始，农村宅基地又一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80年到1990年的这十年之中，农民在承包地里建房和扩大林院的现象完全处在任意状态，仍然是经济条件好的多建多占，把承包责任地拿来栽树栽竹做林院的行为政府也没管。农村宅基地和林院地就这样形成了今天的状况。

　　综是述我们可认定：当今农民的宅基地和林院地是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土改时期形成的未经分配、未能调整的不公平宅基地和林院地；

　　2．公共食堂下放后，农民自行占用集体土地或自留地形成的宅基地和林院地；

　　3．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自行占用承包地形成的宅基地和林院地。

　　几十年的宅基地和林院地的历史变迁，形成了当今农民目前享有宅基地和林院地。

　　改革开放以后，除上述以外，另类的还有以下几种：

　　第一类：由于开发或城市规划的需要，农户的宅院被占用了，由政府重新指定新的宅基地，或者是在规划小区里用建房土地转换成新宅基地；

　　第二类：开发旅产业，如农家乐类似的，这是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形成的，这当中很显然包含有土改时期就形成的宅基地；也包含有过去几十年历史变迁中在各种情形下，以各种方式占用的集体土地；同时还存在土地承包后的集体土地。

　　上述就是我国农村从建国以来形成的宅基地和林院地的状况，可以这样断言：中國农村的宅基地没有一家是例外的。

　　※二、联建房的政策触动了法律神精

　　从80年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法规，《土地法》把所有土地纳入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

　　从上述宅基地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难看出，当今农民目前享有的宅基地和林院地，只能说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情形下，农民以不同的方式占有的集体土地，由于当时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可以约束这些不平等，不合理的行为；但是，从以后来的法律、法规来论证这一事实，顶多只能说是今天农民目前所有的宅基地和林院地也只能属于“划拔土地”性质而已。

　　如果这类土地没有发生变化、转让，道也无可厚非，因为大田都承包给他去经营了，经营者拿来栽树和种玉米都可以说是在从事种植生产；及使在划拔地上建房也是可以的，只是手续不完备而也，之所以历来都没有引起国家的干预和民众的不满。

　　但是，联建房政策的出台，其性质就发生了大大的变化，这是为什么？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联建房的性质吧：

　　联建房：是农户的一方提供他现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投资方提供资金，双方合作建房，建成后，提供土地使用权方分得部分房产、或分得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分得一定比例售房款的情形。

　　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理由（地震受灾），也无论双方是否成立企业来共同经营（如农家乐），或者如何分享利润，其农户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上是将其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后，才能够分得相应的房产或金钱。因此，分给投资人的这一部份房产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的权属是发生了改变。准确地讲，农户是将投资人这一部份土地出卖或转让给投资人了。

　　建设部《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三条称：“本规定所称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主要包括下列行为：（一）以房地产作价入股、与他人成立企业法人，房地产权属发生变更的；（二）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或者多方提供资金，合资、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而使房地产权属发生变更的。”

　　综上所述，房地产联建实际上是一种房地产转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及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均规定：凡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政府不收取地价补偿费，不得自行转让、出租和抵押；需要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出租、抵押和连同建筑物资产一起进行交易者，应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出让和过户手续，补缴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才能进行。

　　在这时，我们先应弄清出让土地的主体主谁？是政府还是农民？

　　如果说政府变个花样，比如说先收回农民的宅基地，对宅基地中的林木、房屋进行赔偿；然后再将此土地按国家法规招商出让，所收得的土地出让金缴回国库后，再从财政上划拔一部分资金救济地震灾民，这样一来土地出让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农户，也许这样还说得过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且看都江堰市联建“青城第一单”就能说明一切：

　　农户宋家的宅基地可以用来建房的面积，从青城山镇城建宅基地示意图上，宅基地面积335.5平方米，其中可办理房屋使用权证的宅基地面积只有216平方米，另外一部分属于空闲宅基地。

　　也就是说，胡国耀和宋志国联建的房屋，占地面积只要不超过216平米，且符合相关审批规划，即可办理房屋使用权证。而且可以分开办理房屋使用权证。

　　同时也说明，宋、胡两家是在216平米可办产权面积上进行联建谈判。按8月13日达成的协议：两家分别各占有带产权的宅基地是108平米。

　　投资人宋志国看了农户胡国耀的设计图，按胡的要求每个间房不能低于30个平方米，要给他修6间，这样一来，偿付给胡国耀的房屋总面积就不低于200个平米。

　　宋家的要求，让胡国耀及其家人始料不及， 宋志国家提出，房子必须按1300元/平米修建，总面积不低于200平米，这等于胡国耀应该一次性付给宋家26万元；反过来讲，胡家在这里所占用宅基地也仅有108平米，也就大约相当于160万元一亩的土地价格所换回的！与此同时，当初说的院坝是免费提供给胡无尝使用，后来又变成要按每亩5000元/年的价格叫胡家付租金，这些都还仅在场院内谈论，也许将还会出现院外的问题，比如道路使用，停车占地等等。最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谈崩告终。

　　青城山镇副镇长张斌向记者说：关于土地价格的补偿标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标准，完全由村民和投资者自己商量决定，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大的框架，比如说房子高度。其他的东西都由村民和投资者自己决定，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不方便过多的参与和干预。

　　呵呵！镇长大人的一席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出让土地的是农户，而并非政府！

　　在这里我们先不要去管他这160万元一亩的土地价格是高还是低，就从这次密月接触谈判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谈判，叫价，还是直接受利益的是农户而不是政府，农户才是这次联建土地出让的主体。我们中國农民，就本文上述的宅基地形成状况，他有这权利吗？是谁给他的这权利？

　　而在这次联建政策的出台，地方政府和有些媒体只考虑到灾民重建的经济困难，不考虑到将来的后果和隐患，其作法也让人质疑。

　　在成都平原上的今秋，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并鼓吹联建是如何的好；成都市还专门设立了“联建超市”；当地政府也不断地出台会优惠政策和条件，从而来吸引城里人来投资联建；青城山镇还推出“联建房屋可以先办理产权证，再施工”；还说“根据国家对土地使用年限的规定，这种建房的使用年限最少是40年，他们可以多达70年”；张斌副镇长还说：“这种投资建房拥有土地证和产权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修的这种房子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买卖…………。”

　　地方政府和媒体眼看灾民的房屋受损，迟迟修不起来，很是着急，这的确是出于好心，我也能以理解。但是，我们也该清醒地认到，只顾眼前利益，只图减轻政府救灾负担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联建引发的后果和隐患是不可估量的。

　　※    三、联建房将造成的普遍影响和副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联建房的性质，同时明白农村宅基地的来龙去脉，让我们来预测联建房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的影响和副作用。

　　（一）通过联建这一特殊方式修建的房屋，政府就要办给“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证”。这就意味着过去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在这里得到合法的认可。那吗，我们就问：其他没有联建的农户办不办？不办，没道理，那只好也同样办！那全国农民也有理由全都办喽？如果说就只是地震灾民才享受的特殊政策，那好，全中國水灾、风灾、雪灾和意外灾害多多的是，又有哪点不同呢？

　　（二）如果说就目前的现状，无论农户的宅基地和林院地有多宽多大，按《土地法》的原则，农户还只能是地表以上的作物是农户的，土地仍是国家或集体的，在将来的规划和开发拆迁时，国家和集是有权收回土地，也只是赔偿地表以上的东西；然而，这样一来就不只是地表以上的问题了，土地也不是收回了，而由农户转让出来了，其土地的转让价格也不是由你政府说了算，而是和他讨价还价的问题了。都江堰如此，全省、全国也如此。请诸君想想，不知要出多少个“重庆钉子户”和“上海钉子户”啊！

　　（三）联建房与“城乡一体化”和“土地整理”是冲突的。城乡一体化和土地整理都是旨在纠正过去农村中农户的宅基地和林院地占地过宽和不合理，不合法。川西平原上的农家场院大多在良田之间，这一个场院只住几个人占它几大亩，那又一个场院又是占它几大亩，严重浪费了耕地的利用价值，加上每一场院的林荫又使得一大片庄稼的生长受影响。由此，才提出城乡一体化和土地整理这全新的变革理论，我们以说这是解决农村宅基地问题的最好举措，是符合科学的。然而，联建房的推出就势必打乱了这一步骤，给将来埋下伏笔，使得将来在推行这一计划时，困难重重。

　　以上只是列举出比较明显的几大问题，还有一些隐性问题还只有到时后才会突现出来。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不能只顾眼前，更不能知法犯法，给后人留下祸端。城里人想来寻找田园风光，本意出不错，但方式还许多，糊里糊涂地盲目卷入，会后悔的！

　　信不信，由你们吧！

　　2008-9-6于都江堰

　　首发于中國报道周刊，转载此文请告知作者Ysx188(at)163.com

　　作者:莫功

　　日前原中國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孟晓苏又发话了，说“什么价格都能降，只有房价降不得”！听了这话真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大惑不解。中國的住房不早就变成了“市场商品”吗？既然是商品，有涨有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怎么偏偏就降不得呢？

　　以前对孟董了解不多，刚刚上网搜了一下，嗬！孟董的来头原来还真不小呢！比起北京房地产界那些所谓的大腕――任大炮、小潘之流，咱孟董绝非等闲之辈。论学问咱有博士头衔，博导还是人称“厉股份”的历以宁教授；讲资历咱给当年“要吃米，找万里的”万里委员长当过秘书，出入中南海近8年之久；要官职，咱堂堂原中房集团的董事长兼黨委书记，集黨、政、财大权于一身，亮出哪块招牌来也吓你个半死！多少年前，孟董就被人称作是我国地产“航母”的掌舵人，何谓“掌舵人”？那可是“一呼天下应”的角色啊！不过要是掌歪了舵，也会成为“破鼓万人捶”的千古罪人。

　　今天看了一位记者在5年前写的文章，文中的主角自然是咱们的孟董。粗略一看，文中颇多溢美颂扬之词，估计没少拿好处费。也难怪，这些年是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时代，这种捧臭脚的文章倒也不鲜见。不过通过此文，才知道孟董在中國官场上，绝对是个长袖善舞的政治、经济双修的投机家。别看咱孟董91年才初入地产界，但他对中國房地产开发事业的理论贡献可说是“功不可没”，用这位记者的话说，对中國地产发展起了指导作用。什么“房地产周期性发展理论”、 “反向抵押贷款理论”，什么“结构理论、非均衡理论”等等，等等。太深奥了，反正咱老百姓整不明白了。

　　咱没上过大学，充其量也就是小学没毕业就赶上了纹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不像孟董多少还有点儿福分，纹革开始前好歹基本上读完了初中，还是有些名气的北京八中。校友中不乏如今驰骋政坛、经坛的风云人物，如贾春望、周小川、苏宁、闵维方等同学。而孟董攻读硕士期间，与他同入师门的还有两位不得不提的同学，一位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一位则是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这可都是现时不可缺少的人脉资源啊！怪不得孟董后来直步青云、官运亨通，如果离开了中國这块“红色风水宝地”，不知咱孟董能否还是那么顺风顺水？

　　据说如今孟董的身份有了些变化，不再是中房集团的董事长兼黨委书记，而成为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了。当然，他还兼着中國中小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中國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國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等众多社会职务，只是不知道他如何分身有术，各显神通罢了。就拿现在国内中小企业贷款难一事来说，据有关调查数据统计，仅重庆一地就有10万家企业融资难，而且都是中小企业，其中不乏科技创新型的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为国家创造了40%GDP数字，并提供了60%的就业机会。但它们在重庆总共享用了多少金融资源呢？答案是触目惊心的：10%，这是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告诉我们的。身为中小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孟晓苏，不知看了上述事实会作何感想？您不是对金融研究也颇有心得吗？据您自己回忆，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时通过研究、比较，还发现了很多新的金融产品。并对您后来在金融创新方面，提供了不少新思维的点子。在您享受着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同时，能否在百忙中抽出点儿时间来为咱们的中小企业为什么贷款难想点儿辙，出点儿力，献点儿策什么的，行吗？

　　中小企业为什么贷款难？难就难在咱们“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它们。说这些企业风险太大，搞不好银行要赔钱。它们宁愿把钱贷给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哪怕跟开发商合谋搞“假按揭”。前些时候打上法庭的“深圳断供第一案”，不就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在中國这片“房地产暴利”的神奇土地上，有孟晓苏这样的“掌舵人”掌舵，于是乎，欺骗闹剧上演了：开发商一手炮制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虚假交易，迅速回笼了资金。虽说产权落在业主名下，但屋子仍然掌控在自己手中，随时可以再以业主的名义转手卖出。银行呢？当然也不是傻瓜，按揭手续一应齐全，谁也说不出什么，而这又是一笔“收益稳定、成长性好”的房贷业务。连开发商大佬威胁我们“要死也是银行先死”的话都不怕，咱还怕什么呢？

　　在日前举办的“中國地产30年成果展”上演讲时，孟晓苏一反常态，直截了当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房价大涨是因为宏观调控搞乱了供求关系，楼市拐点是媒体裹胁开发商炒作出来的，什么价格都可以降，只有房价万万降不得，无论自住还是投资，现在都该出手了！尽管他也承认，这几年房价的过快上涨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但他还是执著地认为，房价上涨源于严重供不应求，而造成严重供不应求状况的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把调控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些正确政策不适当地用在了老百姓所急需的住房建设方面，对房地产进行了不适当的打压。

　　不知道孟董的“房价上涨源于严重供不应求”之高论是基于何种事实基础得出的？外地的情况咱不清楚，但我们家对面的那座“杰宝公寓”（位于北京安外蒋宅口东南角黄金地段的高档楼盘）盖好得有七、八年了，至今仍是一座白天不见人，晚上没有灯的“鬼楼”。不是“严重供不应求”吗？那这么好的房子盖好了怎么没人住啊？你堂堂的大专家能给我们一个过得去的说法吗？你好歹在北京也算个不大不小的人物，那我问问你，你去过东四的隆福大厦吗？你知道王府井北口的世都百货吗？你说说这俩地方为什么空置了那么多年开不了张吗？那都是多好的位置，多大的地方啊！中國的经济发展速度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咱们的科技成果连欧美发达国家都为之注目，可偏偏连个准确的“住房空置率”都算不出来，真叫人觉得不咋的。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不少都在近两年里买了房子，并且一买就是好几套。自己住一套，剩下的出租。咱不懂什么太深的理论，只相信眼前看得到的事实。你就别再拿那套所谓“严重供不应求”的理论来忽悠钱包尚不充裕的老百姓了。都说中國经济要获得长足发展，首先要培育出人数众多的中产階級的队伍。可事实上，没等中产階級们成长起来就先被你们这些房地产开发商消灭掉了。

　　在政府顺应民意，试图扭转国内房价过高、房地产畸形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孟董有点儿坐不住了。其实他大可不必这样，你又不是没大房子住，一不缺钱花，二不缺官儿做，着哪门子急呢？让任志强、潘石屹他们去着急吧！至于如何解决他所说的“供不应求的状况”，孟晓苏建议国家要“多养猪”，即多盖房子。这样一来，不光“猪坚强”们多了，房地产业的“任坚强”们也就更乐得合不上嘴了。同时，房价还万万降不得！因为房价一降，开发商的暴利就没得挣了。没有了暴利，开发商就更不愿意盖房子了，没有他们盖房子，我们“13亿人的需求”谁来满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是一个大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务院认可的“特殊贡献专家”，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创新人物”孟晓苏同志，“始终站在国家的角度去想问题，并为我们国家出的点子。

　　孟晓苏还向包括胡總書記、温总理在内的所有关注房价的人提出质问：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又是雪灾，又是震灾，又是水灾，还有人为的股灾，难道我们还要去人为地造成一个楼灾吗？请问：你说的股灾是谁造成的？怎么造成的？而你所说的楼灾又是谁造成的？你不是一位能“准确把握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脉搏的人”吗？不是什么“研究房地产专业的博士学者”吗？还用的着问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吗？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心里其实很清楚，现在所楼市还远远够不上什么“灾”。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依然高启，只不过是房价的“涨幅”没那么大了。可那些真正想改善自己住房条件的自住型消费者，还是买不起，就连限价房、经适房也未必就觉得便宜。老百姓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房价下降，直到降到和他们的收入相匹配的价格。哪怕那个时候还要做“房奴”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点儿要求过分吗？也许孟晓苏、任志强们觉得“太过分”了，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因为他们的命是跟房产暴利紧紧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说对了，就是要要你们的命。因为你们贪婪的本性，已经使你们背离了曾经在共產黨黨旗下宣读过的誓言；由于你们无情的掠夺，已经让你们站到了与人民为敌的对立面上。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确如此。

　　楼灾算什么，我们不害怕！如果说“楼灾”指的是房价下跌的话，老百姓就更不怕了。真要说是“灾”来了，也是你们这些所谓“楼市精英”们自己闹腾出来的。正因为你们不断鼓吹什么“房价永远是上涨的”谬论，不断地人为制造“房荒”，殊不知同时你们也为自己挖了一个“坟墓”，一个断送自己发展前途的“坟墓”。中國有句形容个人命运的俗话叫：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如果拿来形容中國开发商们炒高的房价，同样是：涨的越高，跌得越狠。

　　对老百姓来说，房子是拿来住的。有间自己的房子住，就比没有房子住踏实的多。当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只要租金、地点、大小合适也是个不错选择。连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也没要求所有的人都自己买房呀！何况我们这个社會主義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國家。多数中國人还远没富裕到能拿出大把的闲钱去进行孟博士说的“投资型购买”，既便是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升值了也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就更谈不上什么孟博士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了：房屋财产是居民家庭财产的最大的部分。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房价真的跌了，那就会造成居民家庭财产贬值，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讲叁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特别是要讲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着想，什么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82% 的人有房子，48% 是房产。

　　笑话，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依着孟博士的理论观点，房子居然成了中國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换句话说，只要咱中國先把房子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我斗胆再问一下孟博士，如果你是个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外地来京务工人员，你是先买房子或是先租房子住呢？还是先找工作？你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而导致长大后身子板儿不算结实，时而生个病什么的，你是先补充身体极需的营养、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呢？还是先把手中所有的钱拿去付“首付”，买个可能住不了几天就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人去楼空的房子？当然，这只是个假设，但这绝对是个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而非简简单单的“房奴”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房子毕竟只是个“窝”，比“窝”重要的东西有的是，如工作、子女的教育，还有最重要的健康。人一生不是为了房子而活着，更不能为了房子牺牲自己的一切。您说呢？孟博士？

　　按照孟博士的说法，老百姓要想保住自己的家庭财产不贬值，就一定要买房子。存银行、买股票都没有出路，都是死定了。请问，你孟博士自己的钱是都买成了房子呢？还是进行了什么“有效的资产配置”躲在一边儿自己偷偷乐呢？是不是中國能盖房子的地方都盖上、盖满房子，中國就实现了N个现代化，用不着进行其它那些吃苦受累不讨好的什么建设了？因为只有房子才不会贬值，房价永远都是在稳步上涨的。所以孟博士才会说出“老百姓就发现把自己的钱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他就明白了”这样的狗屁话。对大多数人来说，面对孟博士的大道理我们只能说声：对不起！房价再高，再值钱，卖掉的话，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呢？

　　在中國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尽管号称已经实行了相当的市场经济，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中國特色市场经济”，至今仍未能真正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正常轨道中去。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导致了那些披着红色外衣的黑心开发商们对众多城市中低收入家庭那点儿可怜财产的无情掠夺。令人欣慰的是，毕竟还有几位为数不多但始终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本着一颗良心的学者在为老百姓说话，像寒冰、易宪容、沈晓杰……等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手中无权无势，但他们手中有真理，心中有爱心，眼中有人民。如果我们的政府能早点儿采纳他们的建议和策略，中國的房价决不会涨到今天这个地步，开发商们也决不会猖狂到今天，老百姓也用不着自发组织什么“万人购房团”来和开发商们较劲儿了。

　　自打纹革过后，中國的老百姓就明白了一个唱了多少年但始终未能明白的真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老百姓光靠买房子救不了自己，也根本不可能仅靠一俩间房子来增加自己有限生命中那虚拟的财富。当然，更不会被孟晓苏同志“那种饱含爱国情结和极富社会责任感的精神所震撼、折服”。有人说：孟晓苏是站在民族的角度、国家的高度上，把中國房地产引向一个更健康、更理性的未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咱们老百姓可就有“好日子”过了，而且就像那首歌里唱得“天天都是好日子”。没听见孟博士又在向全国的老百姓进行“信心喊话”了吗？他正在高喊：“不论是投资型购买还是自住型购买，都到该出手的时候了！”

　　呸！我可不会上你的当！永远也不会！拜拜！

　　2008年9月3日   北京

　　作者:唯三

　　在举国欢庆北京成功完成奥运开幕式盛典时，始于南方名城深圳的一股“断供”潮，也正在向我们一步步逼来。不过好在这个月初，国务院派往深圳调查断供的专家组出色地完成了总理交给他们的工作，并得出了“深圳断供并无大规模出现”的结论。与此同时，深圳各大银行也纷纷表示，现在房贷依然是他们最优质的资产。

　　专家组的结论似乎无懈可击亦有案可查，银行也可以骄傲地宣称“房贷依然是他们最优质的资产”，但这一切都是在目前国内房价并没有真正降价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一位亲身经历过香港上世纪90年代负资产风波的李大卫先生告诉记者：“其实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作为香港亚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首席研究员，他深谙由于国内断供的成本很高，主动断供基本不可能发生，“但被动断供的人士也许会慢慢增多”。如香港1998年楼市的价格，与最高峰时房价相比被腰斩掉一半。虽然没有立马出现大规模的“负资产”人士，即“断供”潮的源头。然而随着香港经济跌入低谷，行业萧条，减薪骤见，迎来了被动断供的大批后续部队。到了2003年，“负资产人士”的人数达到最高峰。就此导致了360亿港元的坏账，要由香港银行按揭市场来买单。结果呢？自然中國政府不可能容忍事情朝着最坏的境地发展，在国家大力支持的政策下，才使得香港经济重新起步，负资产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善。如果说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了问题，都要由社會主義来救，那咱社會主義的银行出了问题，又要谁来救呢？于是乎有人提出：个体供不起楼，是经济问题；群体供不起楼，那就是社会问题。但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社会问题”到底是谁造成的？

　　日前深圳的楼市上冒出了一个“万人住房团”，团长是三年前曾在网上发起“万人不买房行动”的倡导者邹涛邹先生。据说参加的团员甚为踊跃，如今已有2万多人报名加入浩浩荡荡的团购大军。按邹先生的说法，从号召万人不买房到发起组织万人团购住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购房价格的基本目标：深圳关内的房子8000元/平方米，关外的6000元/平方米。而这个价格，邹涛称是通过对3万多名深圳市民的走访调查而得出的可承受的房价标准。不如此，不足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在深圳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

　　发展中國家的领头羊是中國，中國经济最先得到发展的是深圳。深圳人的工资收入曾经在全国排在第一位，这两年或许有些落后。但从一份来自美世咨询的《中國内地城市生活成本调研》报告中我们可以得知，近年来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前10位城市里，珠三角地区占了3位，分别为深圳、广州和佛山。生活成本高，收入自然也应水涨船高才行。如果说，深圳的合理房价定在6000元～8000元/平方米的话，那上海、北京、天津以及其它的城市呢？根据这些城市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合理的房价应该高于深圳？还是应该低于深圳呢？我想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了。

　　本月初，深圳银监局局长刘元表示：目前“……深圳中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不良贷款余额为17.35亿元。虽出现个别断供现象，但不至于出现系统性风险，不过违约率呈上升态势给银行贷款质量带来压力”。又据记者调查，由于房价缩水而成为负资产，且租不抵供时，会有个别房产投资者被迫放弃增值条件欠佳的房产。但并非所有负资产客户都选择断供。对于自住性购房者来说，即便房产成为了负资产，鉴于自住房产属生活必需品以及对个人信用记录影响等诸多因素，一般都不会轻易断供。关键要看当今购房者中有多少人属于自住性购房者。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既然个人选择断供的概率相当小，那么将断供潮理解为炒房者要挟政府救市的理由，这更合乎逻辑。”。

　　据广东的新闻媒体透露，关于深圳房贷“断供”的雷声虽大，但明确的断供案例实际上却仅有“陈先生”、“李小姐”两例。其中的陈先生陈立名片上的头衔甚响，号称“深圳著名的房地产投资客”。此人于去年深圳房价接近最高峰时，以单价2.8万元/平方米买进一套总价在280万元的房子，当时也曾一度自诩“赚”了。可现在他所在小区的二手楼价，已经跌到了每平方米1.3万~1.4万元。但令他略感欣慰的是首付只拿了50万元，掏的钱还不到总价的20%.所以面对记者的镜头，他理直气壮地反问记者：“我现在欠银行220万元，而楼价只值140万元。供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自从中國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在有关政府政策的配合指导下，吸上了“暴利”这付兴奋剂后，为了消除购房者对房子总价的“恐高症”，不少开发商都拼命把购房者的首付降到最低。恨不得只要你说声“买”，钱多钱少没关系，你就看着给吧！直当是晚市的青菜贱卖了。不过话说回来，银行在这上面就一点儿责任没有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优质房贷”？听说这个月初，深圳首位断供的炒房者终于被银行告上了法庭。此君情况与陈立极为相似，总价240万元的房子，首期只付了40万元。在楼价跌破银行贷款后，这位炒房者连续4个月无法供款，即使今年5月时再度供款，银行依然把他告上了法庭。现在银行已申请冻结该人士名下拥有的4套房产。据说为筹钱还款，该业主涉案房屋近半个月前已挂牌出售，标价230万元，但仍与市场价有近30万元的距离。

　　对于上述以投资性自豪的炒房客们，即使他们排着队从深圳、上海或北京的高楼上往下跳，恐怕也不会博得那些连自住房都买不起的老百姓们同情的眼泪。谁让他们积极主动地上了开发商的贼船呢？谁让他们把自己所谓的幸福成果建立在别人不幸的遭遇上呢？我去年曾经问过一位前两年买了新房子（专门卖给拆迁户的房子，相当于经适房）的朋友，北京现在的房价涨得这么高了，你还不赶紧把房子卖了赚他一大笔。他回答说，当初这房子总共27万，拆迁补偿款才给了19万。我还是管亲戚借了8万块钱才买下来的，到现在还没还清呢。我也知道房价涨了不少，可就是涨了一千倍、一万倍对我来说也毫无意义。卖了它我们全家住哪儿去啊？听，这就是生活在黨中央身边一个普通市民的肺腑之言。它没有什么大道理，更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它只是说明了一个朴素、真实的想法，一个微小但足道的愿望：不管你标榜的是什么样的政府，只要你能满足大多数人在住房上的“自住性需求”，就是一个好政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人民政府。

　　现在许多房地产大腕动不动就拿中國楼市所谓“刚性需求”来忽悠老百姓，忽悠政府，而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前些年还真就让这些奸商们给整蒙了。就跟被下了迷药似的，不知道中國的房子应该先给谁盖了，也不清楚中國城镇居民的兜里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可供那些奸商们榨取。但开发商们显然很明白，如果不能把政府相关部门忽悠晕了，或者用“特殊利益”把自己跟那些政府部门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结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那“暴利”从何而来？又如何能向世人证明，中國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世界上最能赚钱的商人。在这一点上，大概连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都自叹弗如！

　　关注民生的学者告诉我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房地产的利润，一般都在3～5%左右，相当于咱们社會主義中國的十分之一。无怪乎现在咱们再也不提什么要解放那些还生活在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了。感情人家资本家都知道不能再对老百姓施以暴利压榨了，而咱们的红色资本家们，却一门心思地想要榨干劳动人民的每一滴血汗钱，让他们告别刚刚温饱的生活，为了一所能安居的房子，重新回到水深火热之中去。这未免也太有“社會主義特色”了吧！

　　有识之士早已向人们指出，眼下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房价涨幅虽然在下降，但下降的仅仅是“涨幅”，还不是普遍高启的房价本身。而由此产生的“房价过高”、“远远超出国民消费能力”的基本房地产市场态势其实并无根本改变。众所周知，我国楼市的“暴利”是以不合理高价为基础的，既然高价如故、“依旧在高位坚挺”，附着其上的暴利，显然不会轻易消失。所以断言“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尚为时过早，地产界的奸商们决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准备“改邪归正”的建设部老爷们听清楚了，老百姓要你们“追究”的是“房价”失控而非“房价涨幅”失控，莫非你们还想让房价在“调控”过后继续上涨？

　　中國的百姓自古以来就常常被人称作是“一盘散沙”，“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谚语由此而来。一旦有人出头将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凝成一股劲儿，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就会生成一种令统治者胆寒、让垄断者心惊的力量。昔日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是一个中國人民的榜样。所以，我们期望邹团长的“万人团购平台”能早日搭建成功，并借助这个平台“让占这个社会绝大部分群体的中低收入老百姓能拥有性价比合适的房子”，实现他们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國各地能出现千万个“万人团购平台”来和房地产开发商的高房价对抗的话，也许就离那些奸商们彻底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借用沈晓杰先生的话说：社會主義决不是一锅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心汤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优越性应该、也必须在公民的住房问题上得到应有的体现。否则，就别跟老百姓白话什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新理念，更谈不上贯彻、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民本新思路了。

　　2008年8月9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任志强何许人也？想必中國，尤其是北京关心住房问题的人大概都知道他的大名。

　　任志强，男，生于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建国伊始，百事待举、百废待兴。由于仲共本身特有的政治理念，再加上“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故此连新生儿的名字都往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味。在我的印象中，一般男孩儿叫“建国”、“建设”的特别多。而我父母工作单位隶属于冶金部，是主管钢铁的，所以冶金口的孩子中，起名“志强、志刚”的大有其人。这里面大约既有希望新中國越来越富强、强大之意，同时又寄托了父母对孩子未来的希望和期盼。总之，我们的任总应该就是在这种革命的希望与期盼中长大成人的。

　　我在网上看过任总的简历，纹革期间去延安插过队，后来参军，不知是不是“后门兵”？在部队入的黨，如果在部队干了几年还没落张黨票，那这兵可算是白当了。任总当然不属于这种人，否则日后也爬不到华远集团总裁的位置上。1981年时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这个公司有何背景咱还真不清楚。反正那阵子正好兴办各色各样的公司，有皮包的，有空壳儿的，还有什么带帽儿的，等等。好像咱们地产界另一位王石大哥，当年也是从深圳捣腾什么录像机之类的玩意儿起家的。不过比起解放前贺老总几把菜刀闹革命那会儿，还是显得进步、文明了许多。

　　从1984年起，任总终于进入了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当上了公司的建设部经理，时年仅33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间几经改革风云的变幻，商品大潮的洗礼，经济体制的嬗变，一步步登上了他事业的顶峰。任总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1984年至今，任志强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战功卓著，曾当选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是京城房地产圈内的资深人士，在业内被称为“大哥大”。好一个“大哥大”！怎么越听越觉得有点儿香港黑社会的感觉了，这可不像咱们任总的身份啊！

　　任总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真是不容易。光头上那些个官衔、光环就够你数的。什么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黨委副书记。什么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副会长。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中任诸如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各类职务。忙得不得了！但纵观任总的前半生，平心而论还真算不上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无非是披着黨员的靓装，乘着开放的东风，借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机，大大地捞了一把而已。和那些个真正白手起家、披荆斩棘的、历经磨难的人不同，任总是顶着官帽、坐着官椅、念着官经、迈着官步一路走上来的。可以说，没有共產黨，就没有任总今天的一切。别以为你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就有多么了不起了！时不时以什么“企业家”自居，好像华远这个企业就是你们家似的。

　　前些时候读了篇文章，主题之一是讲小平同志在中國改革大潮中，把“资本家”，或者说是“企业家”又请回来了。我一瞅作者后来说的“企业家”，原来是指“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先生。要说荣先生是资本家不假，甭管他什么颜色。可我们任总千万千万别把自己太往高抬举了，你还真没法儿和荣老先生比。人家那个资本家的称号，你没出生时就有了，你还别不服气！那叫“民族资本家”，不是在什么黨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任总这样的“优秀黨员”。真是凭自己的本事干起来的，不是像任总在红色光环下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奔小康立功竞赛标兵”、“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之类的先进人物。像任总这类的所谓“企业家”，估计到了国外全没戏。为什么？因为国外没有能养活任总这类人的经济土壤和政治营养。人家那儿靠法律、凭能力来挣钱糊口，而不是像任总这样疯狂掠夺人民的财富，并无耻地叫嚣着“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狂言。

　　按说咱任总，早先也曾当选过西城区人大代表，虽说并非是人民选的，当时倒也没多少人提出异议。要是搁现在，西城区政府还想给任总来顶人大代表的帽子戴戴的话，估磨着现任区长、书记也没这个胆儿了。何以言之？皆因咱们的任总已经占据‘全国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单中第三把交椅了。不过话说回来，能在十几亿人中挤进前三名，也足以证明任总的人缘不浅及荼毒百姓的功力之深厚了。至于任总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时的光荣事迹，现在不提也罢，提了也挺让人觉得可鄙的。堂堂劳动模范，居然说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的话。你仔细想想，劳动人民中可净是穷人啊！我真有点儿为任总着急，你可以不替他们盖房子，可你别说出来呀！怎么跟那“范跑跑”似的一点儿没眼力架儿。你现在好歹也还没退出共產黨呢，怎么就不考虑考虑对咱黨光辉形象的影响呢？

　　不知道任总还记不记得当年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时的情景？是否还记得黨旗上那两把明晃晃的镰刀、斧头代表的是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镰刀和斧头代表的是中國革命中最主要的两只生力军――工人和农民。是他们在共產黨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还是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盖起了新中國的雄伟大厦。尽管这些年，曾经风光一时的工人階級不想从前那么有“领导力”了，而农民兄弟也成了建国以来最让当局头疼的“三农问题”。想想也挺可悲的，建社會主義大厦时工人和农民出的力最多，贡献也最大，但在分享社會主義建设成果时却被无意或无情地抛弃了。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欲哭无泪的下岗工人和贫穷无地的农民。当然，还有那些囊中羞涩的工薪阶层和平民百姓，而身为号称“叁個代表”的任总，还要在他们的滴血的心上再插上一把刀，说这些新中國的“穷人”没有资格住他任总盖的房子。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咱们任总那张赤裸裸的、充满金钱臭味的丑恶嘴脸。

　　在网上我看到有人搜集了不少任总的精彩语录，其中可圈可点的有以下几处：

　　首先，任总声称自己是一个“商人”。商人嘛！说白了，就是倒来倒去、低买高卖的人。人常说，商场如战场，难怪任总后来“战功卓著”。但商人自古就有“儒商”与“奸商”之分，不幸的是从任总在商战中的行为做派来看，当归入“奸商”一类。何谓“奸商”？八个字：为富不仁、取之无道。

　　在任总心中，所谓企业家就是商人的代名词。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忘记了自己同时还是华远集团黨委副书记，一名“优秀的共產黨员”。当他手中没有权利的时候，他确实为人民作过一些有益的事，可当他手中掌握了一定权利的时候，他却忘记了这权利来自何方，这权利属于谁。仔细分析一下任总的仕途经历，我们会发现，他不过就是得利于国家实行房改后在相关政策上的失误和错误，并借此机会混成了一位新中國改革开放年代的“红顶商人”。在中國近代商业史上，也曾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此人出身寒门，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乱世。玩儿金融，贩军火，办船厂，攀权贵，弄权术；从而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傲视天下人！后人评说“胡雪岩模式”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好官商关系，而胡氏商经的“核心能力”，就是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相当的好。想必任总从胡老前辈那儿讨得了不少真经，自然也就修炼成了一名和各级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互惠互利”的红顶商人。但你别忘了有句话叫做：红顶商人活得很风光，但死得最难看！

　　其次，任总最著名的一个观点是“富人市场论”。其核心为中國的商品房市场就是“富人”的市场。所以“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咱先不说中國的商品房是个什么概念，也不提任总眼中的富人指的是哪些人，就说说你一口一个“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就把自己搁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

　　北京市华远集团是个什么性质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要担负管理和投资职能。何谓“国有独资？顾名思义，不外乎就是国家拥有、不参杂一点儿外资或个人资产的企业吧？既然是国企，它的责任何在？它应该为谁服务？为谁贡献？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要知道，国有资产是全国老百姓的财产，不是哪个黨，哪个部门，哪个人的私有财产！拿着广大劳苦大众的钱，却说出”只替富人建房“的话，真让我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优秀的共產黨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之口。我不知道任总说这话时的勇气、底气儿从何而来？我也不清楚谁是任总的靠山和后台？让他敢于一次次与人民为敌，与共產黨的执政理念相左，与政府的惠民、利民政策对抗。

　　再有，任志强对中國房地产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极力鼓吹“房价永远上涨论”。在他的心中，只有房价不断地涨上去，不停地涨涨涨，才能满足他对于暴利的渴望和追求；才能达到他“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的政治诉求，才能符合他作为一个优秀共產黨员的光荣称号；才能算是履行了自己向黨、向人民做出的承诺：“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要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负责”。只不过此时的任总，早已把国有资产当成了他所自诩并代表的富人资产。而黨旗上的镰刀和斧头，也早就被他当作过时的破烂儿扔到了九霄云外。当他努力拼命地从中國民众身上榨取一笔又一笔黑心钱的时候，他想的是：“房地产行业就应该暴利”；在他看到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止房价暴涨、以防危及金融安全、并向改善民生倾斜的政策导致了房价滞胀、回落时，他又恶狠狠地叫嚣：“如果房价会下降，发展商不是傻瓜，就不盖了”！你吓唬谁呢？没有你任总这根儿歪把儿葱，我们社會主義建设的大餐照样能做的色香味俱全。不信你明天就向刘淇市长打个辞职报告，看他批不批。你就说：按中央现在的房地产新政，我这房子真是没法儿盖了。富人早就不缺房了，炒房还不让炒，暴利肯定是不好发了。穷人们又买不起房，当然我也没有责任给他们盖房。听说都有房地产开发商改行去养猪了，想我任总戎马大半生，战功卓著，去养猪岂不是太掉身价了！我决心辞去公职下海，在人民的唾液汇成汪洋大海中奋力挣扎，直到为“房价永远都是上涨的”富人房产事业贡献出共產黨员的宝贵生命。

　　可惜我不是个共產黨员，否则我一定会以一个普通黨员的黨性和原则性向北京西城区黨委及市黨委提出上诉：请求上级组织对任志强同志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第一、审查他的階級立场，看看他屁股是否还坐在中國共產黨一边，是否还具有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资格；第二，审查他的政治思想、观点和一系列错误言论，看看他为什么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以代表中國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言行宗旨；第三，审查一下他在房地产开发活动中，是否有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不然，为什么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把工人階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却为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充当了少数“富人”的代言人。

　　以上所说的一些话均都引自中國共產黨章程，都是咱们黨对每一个黨员最起码的政治要求。任志强同志，你别忘了“生你是娘，教你是黨”。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没想明白伟大光荣正确的黨，怎么教出像任志强这样的“叛徒、败类”。就冲他近年来在房地产舞台上丑陋的政治表演和无耻的商业宣言，按照咱们黨的章程早该把他清除出黨，纯洁我们的血液和队伍了。如果以上的审查能得到落实，任总大概不“双规”也得“双开”。为了不让我们黨的旗帜被玷污，为了不让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继续遭受重大损失，我冒昧地向黨和政府提出一个本不该由我提出的请求：尽快将任志强开除黨籍，并撤销其黨内外一切职务。当然，鉴于任总也曾为黨的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还是要给出路的，不能一棒子打死。可考虑让其自行筹资组建真正的民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字可叫做“中國任氏富人房地产责任公司”。这样一来他不用再背着“共產黨员”这块略显沉重的牌子遭受老百姓的唾骂了，二来从此可以一门心思地专为富人们造房子。造大大的房子，无比豪华、壮观的房子，这房子还不能一次性付款买，必须分期购买，有钱也不行。房价一期比一期贵，翻着番儿的涨价。就像任总曾说过的那句名言：“房价永远都是上涨的”。因为在任总的心中，房子没有最好的，只有最贵的。

　　如果任总对这样的安排还不满意的话，那只好请他出国了。最好去美国，因为那里的富人多了去了。你不是出国访问过不少国家吗？但那都是走马观花，没给人家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就凭你任总的资历、学历和能力，在中國这个穷人扎堆儿的地方，怎么可能施展出你那专为富人盖房子的理想和抱负呢？反正你也被开除黨籍了，想必美国人也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了。他们肯定会特别特别地欢迎你，因为你终于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自己的祖国，投奔充满暴利的自由世界了。

　　商场上有句古训叫“失德必孤”，中國历史上也有句老话叫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中國像任总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肯定不只他一人，借此机会奉劝各位一句：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君不见，政府反暴利的快刃已高高祭起，就连美国的砍价大师都来到中國，帮助这里的老百姓对高房价说“不”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國，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助贫主义精神。昨天国家统计局发话了：“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在长达10年的房价上涨之后，中國房地产市场开始向理性回归。”如果我们的政府真的像温总理说的那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我们的黨真的像胡總書記说的那样，是一个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执政黨的话，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中國无房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安居乐业，只有用越来越健全的法制法规和积极有效的抗争来纠正全部现存的、错误的社会制度及相关政策才能达到。让那些“任志强们”在无房者的反抗面前发抖吧。无房者在这个反抗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全世界无房者，联合起来！

　　2008年8月6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中國有句老话叫“安居乐业”，但这个词近年来却成了困扰老百姓的一道难题，尤其是那些个无房户或住房拥挤户。虽然许多人安不了居，可业还是得乐，尽管往往乐不起来。由此可见，安居乐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像是一道民生问题上的“歌德巴赫猜想”。

　　应该说，住房问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个小问题。各国的国情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各异。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绝大多数人能住上房，甭管他是买还是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果杜老先生泉下醒来，看到几千年后的中國还有那么多的无房户，会不会将此诗句中的“寒士”改成“无房户”呢？

　　关于中國的房价到底贵不贵？中國住房用地到底缺不缺？等一系列围绕中國住房改革的问题，众专家、学者、官员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不光说法不一，就连房子的名称也五花八门。什么房改房，商品房，商住房，商业房，经适房，限价房，廉租房等等，等等，这也算是社會主義特色下的中國国情了。换个国家，想弄出这么多的名词来还真不容易！

　　咱老百姓不懂得那么多深奥的经济学术语，也不知道那些官员、专家们肚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咱只知道政府的职责中有一条，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说别的都是瞎话！就像小平同志当年那句名言：甭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换言之，甭管什么样的住房政策，只要能让老百姓买得起房，买不起房能租得起房，租不起房也能有地方住，那就是好政策。

　　大家都知道房子盖出来是让人住的，尤其是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这让人想起了一则不算是新闻的“新闻”。我们家对面有座盖好多年的商品楼，而且还是商住两用的高档楼盘。楼盘的名字也很好听，叫“杰宝公寓”。它座落在城北和平里的蒋宅口，位于安定门外大街与和平里北街交汇处的南黄金街角位置。周边各类金融机构、高档餐饮、物业、购物中心众多。公寓内部自带空中花园，外部环临地坛公园、柳荫公园、青年湖公园，更增添了周边的自然气息。

　　查网上资料，此楼开盘时间为2000年4月1日，入住时间为2002年7月31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已经到了2008年的盛夏。可这座赫然矗立在北京安外街头的“杰宝公寓”里，却依然人迹罕见，入夜后更显得“鬼影朣朣”，我们都管它叫“鬼屋”。

　　别看它楼上公寓没什么人住，但楼下的底商却也曾经辉煌一时。开过小商品市场，其后的“巨库”开业时，更在京城掀起了一股“精装产权小现铺”的新潮，声称“就此打破了北京市场类商铺只租不售的游戏规则”。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商业操作上的种种失误，时尚“巨库”开业不足9个月就宣告夭折，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关张走人的下场。只是不知又浪费了国家多少人、财、物？如今楼下仅剩屈指可数的一层临街几家店铺在经营，一家银行，一家屈臣氏和一家仙踪林。

　　看着“杰宝公寓”一天天凋零、残旧，咱有点儿整不明白了？挺好的房子都盖好了，怎么就卖不掉呢？是价格太贵了没人买呢？还是价格太便宜开发商舍不得出手？抑或是咱们北京钱太多了盖个楼放那儿当个摆设？还是等着土地使用权到期了再把它推倒重来？后来听说这楼是因为开发商当年的资金链断了，所以把楼抵押给银行还贷款了，说还不只是一家银行的钱。当然，这都是传闻，真相到现在有关部门也没给咱老百姓一个交待。可这个盖楼的钱是哪儿来的？如果是银行里出来的，那银行的钱又是谁的呢？应该也有咱老百姓们的血汗钱在里面吧！咱们的钱存银行不但是负利率，反过来银行还拿咱们的钱去打水漂玩儿，也太不拿老百姓的豆包当干粮了吧！要是哪天老百姓们存钱存烦了，都去银行把钱取出来也放在家里供着，跟那“杰宝公寓”似的，真不晓得那些行长大人们还能不能照拿现在的天价高薪。

　　翻开当年“杰宝公寓”售楼广告，自控家庭原装意大利贝雷塔壁挂采暖炉、德国吉事多的洁具、美国进口的蒙格马利电梯、法国墙漆王涂料，外加2000平方米屋顶花园、高速宽带Internet接口以及卫星接收有线电视系统等等，颇有点儿张灵甫美式装备74师的味道。我不知道北京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楼在闲置着？但我想“杰宝公寓”应该不会一个“孤例”。北京东城人民所熟悉的隆福大厦，即过去的东四人民市场，在咱们眼皮儿底下不也休闲多年了吗？再看看位于王府井南口、人去楼空的世都百货，真不知那些与此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官员们是怎么想的？记得小时候经常背诵的一句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老人家还在水晶棺里躺着，而离他不远的地方却在犯着罪。老人家如果地下有知，不知又该作何感想？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贾图先生的文章，标题为《中國应学欧美向闲置房开战》。文中说房屋闲置现象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世界各国法律对这种现象的容忍度却是截然不同的。如荷兰法律规定，一套住房空置一年以上时，“不速之客”就可以入住，或者房产主必须在政府的协调下向无房户无偿提供这些住房。多好的惠民政策啊！而丹麦政府呢？早在50多年前就开始对那些闲置6周以上房屋的所有者进行罚款。还有，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些地区，甚至有业主出钱让人租住其房屋以逃避因房屋闲置而面临的政府处罚。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充分体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优越性”。盖好的房子即使空了多少年也不会受到处罚，别说是什么“法律”，连个“说法”都没有，容忍度之高让人咋舌。

　　据2007年5月19日的《京华时报》报道，截至当年4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超1亿平方米。又过了几个月，有报纸评论说“中國房价在宏观调控下不断创出新高”。一边是不断增加的商品房空置率，一边是不断高涨的房价；一边是开发商们不停叫嚣的“房价永远都将是上涨的”豪言壮语，一边是老百姓怒向天庭的“怨声载道”。

　　我们的政府怎么了？我们政府的住房政策怎么了？谁能给我一个实实在在的回答？新闻总会变成旧闻，但这些新、旧闻背后的事实真相，却是任何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应该去探寻和破解的。北京市政府的各级官员们，能就上述问题给我们老百姓一个回答吗？

　　2008年7月28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看了7月26日的《新华社：基本面找不出房价暴跌理由》的文章，我马上产生了一个质疑：如果文中所说的“基本面找不出房价暴跌理由”指的是现在中國的房地产现状，那么去年房地产市场上的房价暴涨，理由又何在呢？据有关报道，去年下半年在北京中关村区域，曾出现一个星期房价上涨三千元的个案。真可谓：涨势猛如虎啊！

　　新闻里，报纸上，媒体中，有关房价的报道、评论多得不可枚数。房价的不断高涨，牵动着中國千千万万家庭的心，尤其是那些从来都属于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平民百姓。他们即没有在计划经济时代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更没有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手中握有大把的票子抢购商品房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有间小房子住，哪怕是三代同屋就已经谢天谢地了。除此之外还能奢求什么呢？当国家实行房改政策后，许多无房户、缺房户在绝望中似乎看到了那遥远的天边漏出了一线曙光。他们仿佛又一次看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清朗的天”，并满怀“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雀跃之情。

　　遗憾的是，一句的准确而形象的新警世名言打破了他们的梦想：“一个幽灵，一个房价暴涨的幽灵，在中國楼市的上空游荡”。当年面对中國农业的现状，有识之士曾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吁，导致了中央和政府出台了“三农” 政策。而今天，又有人不满国内房地产发展的现状，再一次喊出“房价真高、房奴真苦、房地产业真危险！”的呼声。在中國房价飞涨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中央政府终于在2006年5月17日，出台了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业的“国六条”。我不清楚这算不算是新的“三房”政策，但我看到的却是后来泛滥于各地的房价高涨大潮，直到去年的下半年达到历史高位。

　　我一直认为中國的任何一项改革，如果离开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都不会得到成功。国企改革如此，教育改革如此，医疗改革也是如此，住房改革更是如此！

　　因为这些都属于改进和改善民生的重头戏，非唱好不可。正因为房地产产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权利，才能有幸成为压在新中國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对此，一向站在民众立场的学者易宪容先生曾向我们指出：“只有从理清房地产市场利益关系入手，才能改变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利益失衡，才能解开国内房地产市场各种混乱局面之谜。”而另一位民众代言人沈晓杰先生也就此形容道：“当今中國不仅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而且也是各种利益集团和阶层”利益搏杀“最多的时期”。

　　平心而论，我既没有易先生在经济方面的研究功力，也缺乏沈先生对中國房地产市场的敏锐洞察力。但对他们论述中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非常赞赏沈先生的看法，中國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怨声载道”的地步，表面上看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谋抬高房价的结果。但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其主要原因则是“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设部，在过去的数年中以其制定的房地产政策和住房政治的导向，为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家伙们，提供了一个官商合谋、抬高房价的”平台“和”大环境“；才使得那些黑心的开发商成为可以操控中國房地产市场的最强势的、垄断寡头的”特殊利益集团“，或称之为”开发商利益共同体“。而中國善良的百姓们在现实环境下，”其实根本无法与开发商以及与开发商结合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进行均衡博弈“，因为这种博弈的本身已经极度失衡。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中，才会出现沈晓杰先生所说的“虽然在2006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力求压下疯涨的房价，但不得不承认，在开发商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操控下，房地产市场不仅未能达到中央预期的调控效果，而且大多数的城市的房价也越涨越高，和绝大多数老百姓可以承受的合理水平相差越来越远。” 而“当一个市场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操控，成为真正的寡头垄断市场，政府任何的”市场调节“手段，都会成为一种”空调“。”（同上）

　　前些年，房价眼瞅着噌噌地就涨上去了。如今个别地区的房价刚刚跌了一些，竟然就有不少“居心叵测”的人，包括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官员们出来叫嚣要政府“救市”。救谁的“市”？是救那些赚取了老百姓一生血汗钱的奸商的市？还是救陷身于高房价苦海之中老百姓的市？还说什么“基本面找不出房价暴跌理由”。试问？当高昂的购房消费像海绵一样吸干了居民大量消费能力时；当房奴们被还贷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时；当不断上涨的房价抑制了内需并透支了未来时，基本面能不能给我们老百姓一个“房价还有而且必须暴涨”的理由。

　　别拿什么“市场刚性需求仍然旺盛”来忽悠老百姓了，也别用什么“支撑楼市稳定”来为高房价阵脚助威了。老百姓要的不是几个百分点的“涨幅连续数月回落”，而是高高再上的房价来个实实在在的回落，回落到跟咱老百姓的收入能对上号的价格，到那时再高唱“改善民生、和諧社会”的颂歌吧！

　　2008年7月30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国土资源部官员近日透露，该部已经提出了处理“小产权房”的政策设想，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决不能让

　　开发商占便宜。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待小产权问题上，能不能从积极的方面考虑，让农民、市民占便宜？

　　依据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土地制度，城市化如果需要乡村的土地，农民不得直接转让，而必须由政府出面向农民征用，再由政府出售给开发商，城市市民则只能购买开发商所开发之商品房。

　　这样，对农民来说，土地转让是垄断的，即便城市化、工业化已经到了自己家门口，也只能把土地交给政府；对城市市民来说，房屋的供应是垄断的，只能从开发商手里买房；对开发商来说，土地也是垄断的，在一个地方，它只能向唯一的买主——当地政府——购买开发用地。政府是与土地、房屋有关的全部垄断的制造者。

　　由于权利配置的不公正，这样的土地制度导致了一个相当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土地增值收益，但农民与此无关，农民只能获得低廉的土地征用补偿。这些收益大部分归地方政府所有，近十年来，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最大宗的收入。这笔收入当然会通过开发商转嫁给商品房购买者，于是，城市市民纷纷发出了买不起房的叹息。至于开发商，则借助政府为其设置的房屋供应垄断权，获得了大量暴利。

　　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刺激农民和市民超越现行土地制度，创造出了“小产权房”这样一种农地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对农民来说，它节省了政府征用环节，农民较为充分地获得了自己土地增值的收益。对市民来说，则节省了政府征用、开发商开发两个环节，房屋价格大为低廉。应当说，农民和购买房屋的城市市民从小产权房制度中获得了福利改进。

　　反过来，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商被甩到了一边，无法获得房地产暴利了。地方政府则是最大的输家，因为，它没有获得土地城市化的增值收益。不过，在很多时候，小产权房通常获得了乡镇、有时甚至得到县、市政府支持，他们获得了部分增值收益，真正受到影响的可能是再高一级政府的财政收益。

　　小产权房与普通所谓大产权房制度在利益配置格局上的这种对比，对中央政府处理小产权房提出了政治上的挑战。现行土地法律所保障之大产权房制度能让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开发商也可以顺便获得暴利。小产权房制度则让农民、城市市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市民群体，获得了福利改进。中央政府如果与地方政府一道，打击、取缔小产权房，等于让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收入本来就最低的农民、市民不再能够获得那种福利改进，同一土地上的利益将归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分享。

　　有关部门恐怕必须审慎地权衡一下：究竟怎样做，从政治的角度看才是可取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更重要，还是农民、市民的权利、利益更重要？究竟哪一个才比较接近公共利益？

　　其实，即便政府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并不能说政府对农民、市场多慷慨，保护其特殊利益。这完全是平等、产权保护、自由市场等宪法原则所要求的。农民、市民共同创造的小产权房制度，相对于现行制度，更加合乎宪法的平等原则，因为它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国有所有权的平等；它更加合乎私人产权保护原则，自由地安排土地用途乃是土地产权的应有内容；也更加合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要素自由流动原则，土地如果不能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以，小产权房，其实是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前声，假如中國真的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话。

　　毫无疑问，小产权房违反了现行土地制度，政府部门严格执法，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是，当执法涉及无数民众的直接利益、尤其是当执法可能对民众已经获得、并且期望继续获得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时候，当执法正在损害人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关于公平、产权保护、自由市场的信念的时候，政府就应当高度谨慎。

　　因此，面对小产权房，对政府来说，较为明智的做法是考虑如何面对现实，修改法律，而不是强行执行已被人们普遍认为不够合理的法律。相对于公众的利益、福利，相对于农民、市民的幸福生活，法律的尊严是次要的。强行把较优的集体福利状态拉回到较劣的集体福利状态，恐怕既不明智，也不可行。

　　作者:秋风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两周后引发美国德克萨斯刮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如果从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幻来看，次级债就是一只巨大的蝴蝶，当它不停地扇动起翅膀，全世界都为之心惊胆颤。通过反思次级债危机，我要强调的是：警惕，千万不要克隆那只可以制造巨大危机和恐慌的蝴蝶，也千万不要培养那只蝴蝶最钟爱的土壤——楼市泡沫。

　　一.次级债，金融衍生品的巅峰之作

　　金融创新是美国的强项，因此，在美国，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一个拥有高度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度，美国对金融衍生品的定位，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巴菲特有句名言：“等潮水退后，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次债危机爆发后，我们突然发现，它竟然冲刷出如此之多的裸泳者，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裸泳者虽然没有因次级债输得一丝不挂，却也近乎衣不蔽体。但他们无法表露忧伤，还不得不争相为美国的次债危机买单。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金融大鳄索罗斯认为：“次债危机是二战以来60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

　　次级债是什么？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向低收入、少数族群、受教育水平低、金融知识匮乏的家庭和个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美国是个信用社会。美国FICO（信用评级公司）将个人信用评级分为优、良、一般、差和不确定五等。收入低且不稳定，信用等级在一般以下或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获得常规的住房抵押贷款。但是，具有惊人金融产品创新能力的美国金融机构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攫取财富的机会，他们向这类人群提供按揭贷款，然后，再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通过发行优先、次级抵押贷款债券或多级抵押贷款债券、结构性金融担保抵押债权等方式实现证券化，再将包括含不同次级债的证券组合成新的资产池，出售给境内外的投资者。或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衍生品，进行对冲交易。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层层“衍生”中，原本就存在的风险被无限放大。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次级债将金融衍生品的“衍生”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称其为金融衍生品的巅峰之作恐怕并不为过。次级债衍生品犹如一个倒立的金字塔，一旦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风险就会成倍放大，并带来灾难性后果。

　　几年前，美联储鼓励商业银行向信用等级低的借款者放款，同时，持续下调基准利率（如美国30年固定利率从1990年10.13%下降到2003年的5.8%），意在刺激经济发展。金融支持无疑将增强民众对住房的购买力，推动房价上涨，在住房市场泡沫累积的过程中，与房抵押贷款相关的商业银行、抵押贷款公司、保险公司、公营和私营保抵押险机构、贷款服务机构、抵押贷款经纪人等等，获利丰厚，发达的衍生品似乎成了一台永不停歇的印钞机。

　　基础的脆弱注定这场盛宴不能长久。从2004年6月30日到2006年6月29日，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按揭买房者终于不堪压力，房价开始下跌。按照格林斯潘的说法：“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于2006年年初见顶，此后，在过去两年间出现了突然、迅速的回落。自2006年夏季以来，数十万房主从单户住宅搬到了出租房，其中许多人是迫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原因，从而造成约60万套空置单户住宅过剩。”

　　盛宴结束了，并且结束得如此之快。当次级债的风险突然成倍放大，成千上万的美国住房持有者为抵押贷款苦苦挣扎，他们不得不依靠发薪日贷款来偿还房贷，而发薪日贷款同样是一种极具风险性的贷款品种，一旦身陷其中，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他们已经无法摆脱金融枷锁。

　　二.破灭了，来了一大群买单者

　　对美国而言，次级债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精巧的设计把全世界许多知名金融机构都拖下了水。一方面，这些金融机构不得不为美国的次级债承受巨额损失。另一方面，这些金融机构又不得不乖乖地听候美国的召唤，时刻准备着救市。因此，在次债危机中，“美国有难，八方支援”的盛况不断上演。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中央银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配合美国注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31日，欧洲就为挽救危机注资6441.55亿美元（至今已经超过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1452.5亿美元的注资。

　　次级债衍生品，在关键时候发挥了绑架作用，当这个涵盖了许多国家中央银行的阵容豪华的救援队一遍遍地去救火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有弄清楚火势究竟有多大。当近万亿美元注资无法产生效果，他们才惊愕地发现：由次级债衍生出来的创新产品，已经掘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而这个无底洞就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坟墓而存在的，再多资金也填不满！

　　如果说货币战争令人望而生畏，更高级别的金融战争则让人不寒而栗。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曾撰文指出：“美国官员声称，世界上的美元泛滥已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发展的引擎。他们问道，假如没有美国的进口需求，哪里会有欧洲和亚洲的今天？难道美元购物没有为其他国家的劳工提供就业机会吗？这类看似有理的质问没有点出要害：美国在进口外国货物时，并未提供任何相应补偿物，只是向世界经济注入了大量美元。”如果说注入美元等于向世界输入了流动性，输入了通货膨胀，等于合法掠夺其他国家的劳动成果，那么，以次级债为中心的金融衍生品，则成为转嫁危机、绑架世界经济的一个利器。

　　说美国未能提前觉察到次级债危机爆发的迹象及危险性，是令人难以信服的。事实上，当美联储拿起加息工具的那一刻起，它就开始促成危机爆发的那一天到来。无论是在金融专家云集的美联储，还是在高级智囊云集的白宫，似乎都在静心等待那个时刻。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急剧扩张，与美联储17次加息的迫切感相关交织和烘托，更像是在制造一种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在次级债危机中，获利的人大有人在。如美国财长保尔森的前雇主高盛，在此次次债危机中，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大发横财。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竞逐民主黨总统候选人的多德公开表示，保尔森需要澄清高盛在引发次贷危机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次债危机中，美国加州一家名为“Lahde Capital”的对冲基金通过大举做空的美国次级住房贷款，获得了1000%的惊人年收益率，成为有史以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基金之一。美国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通过追踪房屋抵押，认为债权人将越来越难收回贷款。于是，他筹资1.5亿美元，于2006年7月开始创建第一只信贷机遇基金，买入信贷违约掉期，做空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因此大获全胜，其资金从1.5亿变成280亿。

　　这些至少说明，次级债的发生并非不能预估，次级债并非猝不及防！

　　当金融衍生品作为洗劫财富工具存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它的杀伤力。不然，我们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怜的绑架者，并且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患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买单。中投公司的处女作还不够有说服力吗？

　　三.降门槛，我们在种植同样的隐患

　　无论是在金融创新方面，还是在运用金融工具的娴熟方面，与美国相比，中國都相差万里。遗憾的是，只是在抄底失败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差距。教训是惨烈的，投资于黑石基金的30亿美元巨资已经快缩水到了10亿。但是，国内银行对利益的渴求同样强烈，从逐利的角度来看，他们与发明次级债衍生品以获取暴利的美国金融机构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美国次债危机捆绑的是全世界的金融机构，而国内金融机构只能捆绑自己，或者说捆绑本国国民。

　　当住房按揭等被作为一块肥肉争夺的时候，金融机构也在发挥类似于金融衍生品创造者那样的智慧，不断放大自己的风险。

　　针对那些无力偿还贷款的购房者，我们的银行推出了“宽限还款”业务。所谓的“宽限还款”，按照银行的说法，就是指在一定时间的宽限还款期内贷款人可以只偿还利息，不偿还本金或者只偿还一部分本金，以解决其无力偿还贷款的困扰。这种变通的措施其实在变相降低房贷门槛，这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中，降低购房人信用等级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两样。这同样在给购房者套上一个枷锁。贷款人必须为“宽限还款”付出更多利息，负担进一步增加。银行则通过“善举”增加了贷款利息收入，一如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中，金融机构对佣金的攫取。

　　尽管我国金融衍生品不发达，但银行在“变通”方面智慧绝对是超群的。比如，分期的分期。上海某银行推出了分期首付售楼模式，即当购房者支付不起首付款时，可能把首付款分期支付。这种方式其实已经具有了金融衍生品的一部分功能。这同样是在放大风险，如果一个购房者连首付款都支付不起，至少意味着其经济实力难以支撑起还贷的压力。这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中，对购房者偿还能力的忽略有什么区别？

　　作为严重依赖存贷利息差收入的金融机构，国内银行的信贷扩张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尤其在房地产业，这一被银行公认的优质贷款项目成为必争之地。即使在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最严厉的时候，一些银行仍然擅自把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在审批阶段的许可缩减。熟识的一位开发商曾经告诉我，他过去用两千万元资金，就做了一个10亿元的住宅项目。原因正是银行的支持。

　　房地产市场主要由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投机者构成。这三者无一不高度依靠银行贷款。数据显示，我国80%左右的土地购置和房地产开发资金，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银行贷款，而个人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的人，占全部购房总数的比例高达90%，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绝大部分风险都系在金融机构身上。在房价处于上涨轨道中的时候，一切矛盾与隐患都被掩盖，但是，一旦房价下跌，银行无疑将成为首当其冲的风险承担着。

　　国内银行所种下的隐患，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内银行是唯一的风险承担着，不得不为自己买单，因为他们不具备美国那样向世界推销金融衍生品及专转嫁风险的能力。

　　四.高房价，一只随时带来狂风暴雨的蝴蝶

　　有开发商和官员认为，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说明了保持金融稳定的重要性，为此，就要力保房价的稳定，其结论是，应该放松调控。这其实是一种因果颠倒的混乱逻辑。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源于房价的下跌，而房价的下跌，源于房价持续上涨累积的泡沫的破灭。换句话说，高房价中所隐含的巨大泡沫才是次级债危机的载体。

　　美国次债危机，冲刷出了中國的高房价真相和其中包含的严重泡沫。

　　美国商务部2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新房销售中间价为每套21.6万美元；美国NAR（房地产经纪人协会)3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的房价中值为19.59万美元。对比一下北京、深圳、上海的房价，每套住房20万美元以上的价格早已成为市场主流。也就是说，即使从绝对值上来看，中國的房价与美国的房价也已比较接近。如果考虑到美国的房价是落地的（即包含有土地所有权，中國房价中只包含土地最长70年的使用权），再考虑到美国的平均住房寿命和房屋品质（美国所说的房屋一般指别墅，国内所指的房屋在美国被称为公寓）远高于我国，同时考虑到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國人均收入的30余倍，那么，美国的房价可以说是便宜得离谱了，也难怪中國的一些富人磨刀霍霍，要去美国抄一把底了。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温州炒房团”之类的专有名词，就会响彻美利坚的天空。

　　中國的房价之高堪称世界之最。支撑房价的力量源于住房的两种核心价值，即居住、投资。当房屋作为居住需求即消费需求时，决定房价的是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通常用房价与家庭可支配收入比来表示。这一指标，北京、深圳、上海等城市，已经超出了世界银行标准的三倍以上；当房屋作为投资需求时，决定房价的力量是房屋租金，国际上通常用租售比来表示。而现在不少人所购买的房屋如果用于出租远不足以偿还银行利息，甚至在房屋快报废时还不能收回投资。

　　这一切都在说明，中國楼市不仅存在泡沫，而且泡沫已经非常严重。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袁超说：“房价有下浮50%左右的空间。”如果说这还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断的话，把么，武汉东星集团东盛房地产公司主动将房价下调30%的做法，则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房价中泡沫的严重性。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中國东星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兰世立表示，他们把房价从8800元降到现在的6000元以后，还有10%到15的利润。也就是说，倘若不降价，其利润率在40%到45%之间！

　　我们在向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致敬的同时，更应该正视隐含在中國楼市背后的巨大泡沫。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对泡沫破灭的担心，不断变相抵制房地产调控，以维持房价的上涨通道。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它不仅恶化了民生，也在继续制造并累积起更大的泡沫。

　　从来没有不破灭的泡沫。在房地产业几乎绑架了金融业和购房者严重依赖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一旦泡沫破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需要通过房地产调控，规范金融业的信贷行为，逐步挤压房地产中的泡沫，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房地产市场因突然崩盘而引发金融乃至经济危机。

　　次级债作为一只巨大的蝴蝶，当它扇动起翅膀，全世界都不得安宁。这是一个教训。对于一个不能向外转嫁风险，只能完全由自己承担风险的国家而言，高高在上的房价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扇动起能带来狂风暴雨的巨大翅膀。中國没有美国那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发生次级债这样的危机，国民之痛、国家之痛将更为惨烈和刻骨铭心。我们根本无法承受起次级债那样的破坏力，早日挤压楼市泡沫，严格房地产信贷，防止灾难的发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来源：《南风窗》2008年第8期

　　作者:时寒冰

　　当前房价居高不下在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已经向二线城市蔓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创意十足，依稀就是幻想小说，建议这些人学学遣词造句、叙事结构，把论文润色一下，改行当科幻小说家算了。一些违背常识而又没有直接明了的客观证据的经济理论，或者是一些对经济模型不顾理论前提的套用，对现实世界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依笔者看来，大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房价高企不下的情况，可以由国人对“城市化”这个概念的误解来解释。而这份误解，也并不是我们这些“经济学木匠”所能解决的。其实大城市房价高企不下，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法律的公平性没有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每个法律主体并没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鼓吹城市化。但什么是城市化，好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历史上来看，城市是由集市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天的很多城市，刚开始时只是一个集市，就像在乡村里过一段时间就赶一次集似的。随着客户的稳定和专业商人的出现，商人开始在集市旁定居，便形成了城市的雏形。而随后的城市化是劳动分工进一步加强的结果。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形成，大量商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向市场靠拢，于是原有的非固定的集市逐渐形成有固定居所和附属服务业的定居点——城市。城市中巨大的客流量为这些三产者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和强大的广告效益，盈利的商人比农村的居民更有能力发展城市的基础建设。而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定居，一些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学者、政客在城市中的定居和聚集，形成了学校、医院、自治政府，让城市的生活进一步便利，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就是城市梦的由来了。城市化之所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单纯由于居民的增多，更得益于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医疗和教育的广泛普及，法律条文的公平性和执行力以及城市中众多的商机和信息。

　　随着城市面积的膨胀，特别是通讯技术和交通能力的提高，大城市在某些方面已经失去了它面对市场的信息优势和交通优势。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城市化时代，也就是说，第三产业者不用处在拥挤的城市中，也能快捷地同外界交流。但是这要建立在交通和通信设施完善的前提下。如果这些经济学家在看国外城市化发展的数据时，能够关注一下城市居民数量的话，就能理解外国人对中國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能吸引如此多的人口的惊讶了。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当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乡村‘升级’到城市的。人口规模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是分工更细了，与外界联系加强了，人口流动范围加大了。

　　但是当前的一些学者对城市化的理解还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层面上。种种促进城市化的政策其实是在鼓励农村人口，特别是人才，迁移到城市去，而不考虑现有城市的承受能力，也不考虑城市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市场效益递减现象。外部人口迁入城市又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许多压力，譬如房价上涨，就是住房不足的市场反应。随之而来的又是旧城区的改造。且不论新规划的合理性和旧区的文化价值，经济学上来讲，旧城区真的值得去拆吗，或者说旧城区改造能解决能让房价降下来吗？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表明是值得的。理由是新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我们用常识来想一下：当你想买新车，你怎么处理你那功能尚好的旧车呢，把它砸扁了卖废铁，还是当成二手车来卖？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么大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城市却不断的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呢？而广大农村地区有条件追求更好基础建设的人才严重外流，农村的发展又靠谁来‘升级’而实现城市化呢？

　　这其实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关于各个人类聚居地是否享有同样发展机遇的问题，抑或是关于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不因出生地而遭遇门槛或享受特权的问题。

　　当前我国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区）、镇（街道）三级行政区划，在有些地区还实施四级区划，在省和县中间设市级行政区，管辖各县。这本无可厚非，但行政部门以首府为中心的观点从行政上扩展到了经济、文化、艺术、医疗、基础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人类聚居点之间按着头衔已经论资排辈，首都，省会，城区，郊区，县区，镇上，最后是村里。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促进地区财富积累的政策，优先在省会城市，城区实行，结果“姐姐不出嫁耽搁了妹妹”，一些有条件优先发展的地区由于没有处在行政中心，无法享受到政策支持，眼巴巴地看着资源流失。而一些已经处于饱和的行政中心由于政策优惠而在市场竞争中继续占据着“优势”，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其实在这些大城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医疗、教育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房价居高不下，只是冰山一角。

　　从最初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到现在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或是中部崛起，都是以地域来分别考虑问题，订立不同标准。还有中原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的设立，行政中心依然在城市群中享有诸多特权。这样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经济发展不是建立在市场的选择，而是建立在对政策优惠的追求，对地方贡献的规避上。如果这种订立政策的思路不转变，而来奢谈什么推进改革，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成果。当初以深圳为代表的一批特区的蓬勃发展，便表明了摆脱了行政区划上的论资排辈的地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优先发展并带动周边地区。但是三十年过去了，特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宝贵的经验呢？有些学者没有看到摆脱了制度枷锁的区域自身发展起来的优秀制度，并加以推广，反而把特区看作可以跟省会城市平起平坐的新贵族，看到提拔新贵族带来的对经济的刺激，就做起‘画一个圈就振兴一个地区’的梦来。在祖国大江南北圈圈点点，给看似有优势的区域加冕进爵。这分明是循规蹈矩，萧规曹随，哪里是推进改革了。这样做也只是把当前行政中心和特区面临的问题转嫁给这些新贵族城市，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让问题陷入死结。既然当初特区的设立是摸着市场经济的石头过河，为什么不把他们摸到的石头标注出来，反而还要让这些新兴城市在去摸一遍石头，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呢？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后城市化时代，我们对城市化该有怎样的理解呢？

　　我们要吸收那些在所谓特区发展起来的优秀制度，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发展地域经济。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保证政策的公平性，让市场在全国各地面临着同样的规则，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和劳动力对政策的寻租。看看今天的特区随着新法规的实行而面临的衰败，就可以看到寻租前提下的虚假繁荣。那么，如果在法律实施上一视同仁的话，特区衰败问题怎么解决，另外，会不会有些发展薄弱的地区无法参与竞争呢？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特区的衰败只是暂时的，撤出的资本和劳动力是那些在寻租前提下呆在特区的那部分，就像水坝开闸后水要外流一样正常。而且外流的资金和劳动力会给其他地区带来活力，这些资本和劳动力在正常的市场调节下在新的地区必将产生更大的效益。特区也会因为外来劳动力减少而减轻住房、失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管理上的负担，让特区的居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

　　另外，一些薄弱地区不但不会受损，反而会因全国法规一体化受益。原因如下：第一，法规一体化摘掉了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贵族的帽子，让所有地区享受同等待遇，薄弱地区会面临更多的机会。第二，有些地区并不欠缺先天条件，而是不公平政策的实施导致资源外流。随着公平法规的实行和资源的回流，会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公平的法规意味着对不同区域的区别对待取决于各村落、社区、地域经济发展程度，而非取决于行政区划上的头衔。我们就可以针对某些经济发展指数对薄弱地区有的放矢，加强扶持。

　　在法规一体化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发展，即各地区的特色是经济特征决定的，而非政策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对某一经济要素的需求，适当制定优惠制度，向所有符合条件的要素持有者开放。既可以满足需求，又可以避免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会产生真正的特区，才是才能让特区内居民的生活质量真正因为优惠制度提高，真正使劳动要素向特区聚合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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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三

　　作者:李维烨

　　2008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即CPI）已经公布达到7.1%，这是1997年以来最高月份。尽管对如此之高的CPI，政府及媒体在一定程度在淡化之，以为这次CPI的上涨也会如2004年一样悄然而过，但是，实际上这一轮的CPI高企并非仅是所谓的结构性上涨，也不仅是食品价格的上所造成涨，而是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特别是，从根源上来说，这一轮的CPI上涨的源头是房价快速上涨。当房价快速上涨后，一定会传导到CPI上来。

　　我们先来看统计数据，１月份CPI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7%；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8.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而且从统计的八大类别看，１月份CPI仍然是五涨三落。其中，食品价格在较高基数上仍保持高速增长，同比上涨18.2%.

　　在这里，即使不考虑CPI体系之缺陷，仅就所显示的数据来看，并非1月份CPI上涨较高是什么春节的因素、雪灾的影响及以往的基数低，而这些都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如果从这些数据的后面情况来看，其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而且最后可以从房价快速上涨传导的结果。

　　因为，春节的因素，不是今年才过春节，春节每年都要过，为什么早几年的春节CPI快速上涨没有表现出来？况且，如果真的是春节的因素，那么春节后的CPI是不是会立即回落，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还有，雪灾对CPI的影响，由于是发生在1月份下旬的事情，雪灾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估计要到2月份才能反映出来。可以说，当雪灾的影响反映出来时，2月份的CPI一定会高于1月份。

　　再就从CPI统计所反映的数据来看，其中表明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农村的CPI上涨快于城市的CPI上涨。这与一般的价格传导的方式正好是反向的。一般来说，CPI的上涨肯定是从经济最为繁荣地方开始，肯定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开始。但这种价格传导的一般性为什么在中國失灵，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也就是说，政府对消费品价格行政管制基本是在城市或限于城市，而这种价格控制对农村来说则鞭长莫及。既然政府对城市消费品价格的管制还是让CPI上涨到这样高，那么这种临时性价格管制放开，城市CPI立即会上涨更快。因此，目前城市CPI如此之高，并非是市场使然，而是人为的结果。如果政府放开不少消费品价格的管制，1月份的CPI只会比目前水平要高。

　　二是食品的价格上涨为什么会在以往过高的基数上还是有这样高的上涨幅度？过去那种什么季节性因素、暂时性因素的解释已经没有说服力了。我们还是从食品价格上涨根本原因来解释。这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多年来都在成倍的上涨，而房价上涨也带动相关行业一系列产品的价格的快速上涨，那么这些行业及产品上涨为什么就不会传导到其他产品及行业上来？为什么就不会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来？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这样的事情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房价快速上涨已经有几年，这种上涨一定会传导到消费品的价格上来。

　　还有，为什么猪肉的价格持续高企？本来按照生猪的生长周期，生猪的供求在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但是实际上从2007年6月份CPI快速上涨以来，政府对生猪的饲养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生猪生产还是没有上去。问题何在？就在于相关许多要素价格上涨比生猪价格上涨快，加上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不愿意生产。而要素价格上涨就在于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了要素价格的重估。同样，猪肉涨价的机理，也预示着未来农产品价格会出现趋势性上涨。这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一轮的CPI上涨已经持续有半年多了，而且数据越来越高。早些时候一些人总是希望创造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来掩饰，比如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并认为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只要对食品价格有所管制就能够降下来，但是实际上这些仅是一种愿望。反之，CPI水平越来越高，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如果按照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7%以上的通货膨胀是十分严重了。同样，中國在通货紧缩及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样高的CPI同样是严重的。我想这也是中央把遏制通货膨胀上涨作为今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根本所在。但是，在一些部门看来，这样高的CPI都是特殊条件下的结果，只要这些特殊条件消失，CPI就会下降。我想，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只能是一种愿望，根本就不可能。

　　在春节前，由于美国次按危机引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心，同时，中國南方地区的雪灾也曾为中央政府紧张，好像中國及世界经济快塌下来似的，因此，不少人提出，中國要顺世界经济之大势，改变既定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正如我指出的那样，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当然对中國经济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问题还在于国内经济内在性的平衡。

　　因为，对于南方一些省份出现的雪灾，尽管受到影响的地区很大，但这些影响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政府不要太多关注雪灾所造成多大的影响，而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地方的灾后重建，关注的是如何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方式对受灾省份支持，关注的是帮助这些受灾地区人民与企业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这些受灾省份的财政支持的力度，不仅这些地区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会得到迅速得以恢复，而且灾后重建还可能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当前应该注意的是，如何按照中央经济工作既定的方针前行，如何防止国内经济全面通货膨胀仍然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否则，2003年SARS后的情况又会重演。而SARS之后导致整个经济过热的动力就在于房地产市场。

　　在这里，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就是这一轮CPI快速上涨，同样表现出生产品价格指数（PPI）创出几年来新高。PPI作为一种价格上涨的先行的价格指数，尽管对CPI的反应会一个滞后期，但一定会传导到CPI上来。而且从已经的研究表明，国内PPI传导通道已经打开。当国内PPI全面上涨时，同样预示CPI上涨只是一个时间上问题了。如果加上要素价格的重估（比如水、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等），加上国际市场上的大宗产品价格快速上涨，那么，国内CPI上涨肯定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试想轻描淡写地来看国内CPI上涨而不采取有效的方式来治理，以为这样国内CPI会降下来，这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快速上涨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房价快速上涨不仅会带动相关产业产品价格上涨，也会由此带动整个市场价格全面上涨。食品的价格快速上涨是这一轮价格上涨最后一端。当国内食品的价格出现全面快速持续上涨时，它也预示中國出现了全面的通货膨胀。因此，面对国内CPI严重局势，政府决不会低估CPI快速上涨的严重性。特别是当面对银行信贷超高速增长时，政府对CPI的上涨更是会关注。因此，从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不仅不要改变，而且还要加大货币政策从紧的力度。而房地产是完全的资金密集性产业，当央行的货币政策全面的从紧时，房地产业当然是首当其冲。无论是2007年的359号文件，还是最近银监会将出现的个人贷款的指引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还有，当CPI高企，必然会导致居民存款严重的负利率。在严重的负利率情况下，利率的上调也是必然。银行信贷规模从紧及利率的上升，都是严重影响房地产市场最为重要的方面。在此，房地产企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制定自己企业应对方式。这就是目前国内CPI上涨对房地产影响的关键所在。

　　作者电子邮件： yixrong(at)vip.sina.com

　　作者:易宪容

　　2007年底，对中國地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房市出现拐点。脱缰狂奔的房价终于被戴上了笼头，民众欢欣鼓舞，对此，我持谨慎乐观。

　　这是房市在历经数年连续暴涨、国家调控屡屡落空、广大群众对高房价民怨沸腾、房市及国民经济风险剧增、高层领导忧心忡忡的背景下出现的，所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受到了多方的关注和肯定。虽然有些既得利益者感到失望，如有的人仍在鼓吹房价高涨理论，但业内有长远眼光、有社会责任感、明智的人纷纷正视这个客观现实，并准备迎接市场调整和洗牌，探寻新的发展模式和应对之策。例如有地产思想家之称的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先生断言：两三年后许多地产商将破产，不得不卖儿卖女，经过破产兼并、优胜劣汰，最后剩下的数量将不到目前的5%.他还一直致力宣传和推广美国地产模式，以克服和避免现在通行的香港模式导致的房价高企、泡沫严重的问题。地产大佬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坦承房市观点已经出现，万科在广州新推出的楼盘让利销售，每平米起价13000元，比原订价格20000元少了7000元，结果房子2小时就售磬，资金迅速回笼，实现了购销两利。万科还顺应市场，引领潮流，加大低价位、小户型住房开发比例，实验预制构件工业化组装房屋，这对于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应对房市调整都极有益处。

　　一些地产企业还积极探讨发展模式特别是融资方式的转变，扩大融资能力，例如通过股市、基金、私募、定制等方式，有的已尝到了甜头。但股市融资目前遇到寒流，前景尚难预测，因为这种模式导致股市和房市泡沫化互相助推，对经济的危害很大，巨量游资进入房市，助推房价，使群众的住房问题雪上加霜，国家肯定会出手解决。比较可行的是定制、私募以及地产基金，住房首先满足居住需求，控制和减少投资、投机比例，这既符合国家的调控目标，也有利于房市的健康、平稳发展。

　　也有的人对房市拐点说持质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这些人有的是出于自身利益，言不由衷，口是心非，有的则是思想深刻、经验丰富之士，他们认为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智慧不可小觑，管理体制及管理者的惯性、惰性不容忽视，面对民众之怨、政府之令，他们往往会做做姿态，假装降价，我们最多只能假装欢呼，且不可真的相信，因为中國房地产领域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发展模式、管理思路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所谓的拐点还不敢肯定，至少还很不稳定。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因为现实就是现实，不是理想，中國就是中國，不是美国，特色就是特色，不是常规。

　　中國大陆的房市问题是体制性、全局性、政策性的问题，绝非一个企业、一个地方或一两句口号就能解决。众所周知，2003年以来房价涨得最厉害，其背景就是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即“国务院18号文件”，将房地产业定位为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将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即23号文中提出的高收入者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政策予以改变，住房保障仅被限于最低收入者，而且事实上也大多并未兑现，因为取消福利分房，几乎100%的人被推向商品房市场。与此同时，土地供应由国家独家垄断，实行挂牌拍卖，集体土地、企业土地禁止进入商品房开发，土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金矿，人民的、国家的、上代的、后代的利益都被实际的、现时的控制者变现和使用，加上各种税费及灰色费用不断增加，其结果就是房价连续暴涨，远远超出了老百姓的购买水平，房价收入比即每套住房与每户居民年收入之比在发达国家是3-5，而中國大陆则高达15-20，甚至更高，说中國的房子世界最贵，已经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残酷的现实，因为同额资金在美国可以买到精装修的独体别墅，而且是使用面积，赠送车库、绿地，在中國大陆买到的则是普通商品房，是建筑面积，是毛坯房，请别忘了，美国年人均收入是40000美元，中國大陆则只有1000多美元，相差多少倍？！

　　房市暴涨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投资性资金过多。中國大陆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腐败严重，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巨大，税收制度及其执行存在漏洞，不同地位、地区、行业、部门、岗位、个体、阶层的收入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48以上，名列世界前茅，已接近中國历史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明末、民国时期。中國大陆创业氛围不好，各种税费繁重，投资渠道有限，有的能量大的人将资产转移到了海外，办了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