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兼评《大转型》

　　摘要：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界限。这些界限主要表现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伦理界限，生态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场经济的这些界限，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生态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机链接起来。

　　市场经济业已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体制样式，也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运作逻辑。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逻辑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下的经济体系；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托付给这一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经济制度来自于这样的期望，即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以实现最大的金钱收益为导向的。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市场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来，人们就必须允许它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运行。？？？质言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没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预、完全依赖自我调节，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

　　自从市场经济发生以来，其相关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易言之，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到馬克思、乔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观点。阿尔诺？比特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这不是“经济”，即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城邦）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利润的机器。？？？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限度。论证思路是从市场经济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现象入手，进而就市场经济的界限的主要表现做一个整体性的阐释。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市场经济局限性的相应思路。

　　一、大众贫困导致市场经济的困局

　　无论是对市场经济的反思，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评价，我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点对于我们刚刚走向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中國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一些可资借鉴或者说警戒意义。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储存，还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驾驭，我们都还相当有限，是处于真正的“处级阶段”。

　　1995年，克劳斯？科赫在其《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一书中对于西欧人对未来的憧憬有六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一部分能够而又愿意工作的公民一直没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状况在他们适龄就业时期将不会改变。第二，各国的富裕程度还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并保持目前的范围，但只向社会的少数成员分配。不能再指望实现能使大幅度的失业人口减少。第三，维持这种富裕程度让大部分人工作，共同养活少数不能工作的人，给高收入或最高收入者特权化。所谓的收入剪刀差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继续保持，以致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贫困人口的增长趋势没有丝毫改变。第四，各国劳动社会日益受到世界市场竞争条件的制约，逐渐分化，并且裂缝越来越大。第五，完全靠国家养活的贫困人口的构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构成还在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吸收新的成分，因而被认为是劳动社会的必要条件。第六，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劳动公民所经历的三个社会年龄段不再决定一大部分人，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在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中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时期、职业劳动和社会活动时期、最后退休晚年时期——工业社会的这三个生活年龄段对于许多人来说将被打破。首先为了国家劳动市场政策的目的，退休年龄将越来越实用主义化。？？？

　　这就是科赫所总结的西欧人眼中的市场经济造成劳动人口失业的恶果。科赫进而总结道，“越是让市场自由发展，市场就越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和瓦解民族社会一体化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依靠强大的福利国家成功地消除了階級冲突，那么，今天它正在制造新的分化。”？？？典型表现就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化的加剧。历史惊人的相似一幕在于，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存在，而且在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國家亦普遍存在。

　　在199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罗伯特？库尔茨对于市场经济造成大众贫困这一事实予以了无情的鞭笞。在“现代化与大众贫困”一章中，库尔茨首先批驳了“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这一传奇故事。如果依照这一逻辑，人类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前必定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问题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恰好与此相反。“尽管资本主义无疑增添了各种生产力的科学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发展，但奇怪的是，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始终是间歇式的，并且仅仅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以及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赢家的这个结局。”？？？

　　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就是，少数人发家致富而大部分人却艰难度日；贫富分化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少数人不知廉耻地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日渐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以统计学中的平均值作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准，无异于给社会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关于这一点的批判特别在左派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那里，富人愈来愈富。确切地说，在美国，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这表明工业化国家里的两极分化正义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國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样的速度进行着。”“如果说经济的使命是通过合理组织劳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也不存在将来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任何希望，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要对穷国日益加剧的贫困和饥饿这一过失负责的，既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不是大自然或人类，而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左派对市场经济的刻薄、谩骂，直接将贫困、饥饿、两极分化等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归之于市场经济，这也无异于给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据此，库尔茨得出结论，“任何对历史基本属实的总结分析都会断然否认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从生活水准、闲暇时间还是从大多数人的健康幸福来说，我们都可以下此断论。事实上，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也重申，圈地运动一直被恰当地视为是一场富人对穷人的革命：封建领主和贵族掠夺穷人的财富，推倒穷人的房子。总之，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将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还是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来看，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其必然结局就是大众贫困。或者说，对于大众而言，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之中，其命运总是趋于贫困与日益恶化状态。

　　二、市场经济的界限面面观

　　如果说，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大众贫困的话，即市场经济在分配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质疑，市场经济既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势必还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尚有哪些局限性？

　　波兰尼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兴衰时，特别论及了两种相互抵触的趋势：一是市场的无限自由扩张，一是社会针锋相对的限制。前者旨在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依赖的是贸易阶层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它的方法；后者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因为任由前者的无情肆虐，其对后者的破坏性将是无可估量。正如罗伯特？欧文的天才洞察：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势必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简言之，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所以社会就必须发挥其抗衡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波兰尼在这里还只是提到了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必然对抗情况。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市场－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到底有哪些局限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界限在哪里？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尽管政治民主可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希特勒和皮诺切特都积极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是獨裁者。此外，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无关，但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本国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和相关领域。因为这些都是由政治所决定的市场界限。就世界市场的贸易来看，产品和服务不是按照其本身的价值，而是按照其价格进行交换。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价格一直以有利于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不断下跌。简言之，政治殖民主义终结以来，价格控制已然成为剥削发展中國家和落后国家的重要杠杆之一。

　　二是市场经济的分配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在少数群体和个人追逐高利润、高收益与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因而要求公平分配之间势必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其实，如前所述，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所必然导致的。它既表现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國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又表现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如果少数群体和少数人获得权力的支持，或者与当权者相勾结，形成一种勾结型权力体制或者勾结型国家，这种分配机制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强化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机制。

　　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界限。投资者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收益和回报。而这些大多具有短期性。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和热情。因此，大凡投资大、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都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或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还在于，这种短期的、见效快的、收益高的投资和建设会损害社会上的多数人、或者底层群众的权益。比如，通过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残酷剥削劳动者。其更为祸害的在于，它会损害人们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态度与认知，损害人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价值观的判断与形成，从而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判断与认知模式。

　　四是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在市场经济追求收益和利润与伦理、道德的要求和底线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是伦理道德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还是相反，也总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权益意识高涨，伦理道德在个体权益、经济效益等之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而在一些情形之下，伦理道德，哪怕是底线的伦理道德，已然成为一些人可以公然挑衅的对象。甚至不惜借助大众传媒大肆炒作。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悲哀？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伦理道德？它本身能够为伦理道德担当什么？如何把握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这些问题都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五是市场经济的生态界限。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原则势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与破坏，这时候是坚持市场经济原则高于生态原则还是生态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也存在着相当的争议。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各种观点和派别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會主義者，总是把工业革命之下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堕落的真正深渊。”？？？？因为，水和空气被污染了，森林被过度开采所毁灭，草原和沙漠正在扩展，气候失去平衡，每天几乎有一百种动物和植物灭绝。从现在起，我们的非等值经济，连同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市场经济，正在成倍地消耗那个大自然中可以再生的资源。？？？？

　　六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界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的国家干预，如此情形之下，如何调节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界限，也是一大难题。尚有，市场经济总是会冒出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现象，而我们的法治建设总是相对滞后。易言之，法治总是跑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后面，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导致了相当多的人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游离于法治之外。尚有，当国家公职人员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准绳、当国家对地方政府以GDP作为考量的唯一或者最为重要的指标之时，市场经济本身的法治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因为为了经济效益，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们总会冒各种风险干违法之事。权势阶层尤其如此。

　　以上这些界限，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时面临的重重困境与种种难题。而且其面临的界限越多，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所引起的争议也就越多。实际上，每一个界限的背后都是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不管怎么说，寻求化解市场经济界限的举措总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三、化解市场经济界限之道

　　针对上文市场经济的界限，我们势必要进一步追问，如何化解和消弭这些界限？时至今日，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早已终结。早在十多年前，不少西方学者就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走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以化解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病痛。“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因为，“市场经济的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经济当事人的自由；（2）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3）国家干预。”“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的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市场越是发达，国家干预越是重要。国家的作用是任何个人、集团和地方集体都不能替代的。市场的原则是利润，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是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市场经济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南美的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因此经济始终得不到发展就是例证。”？？？？综上所述，为化解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矛盾，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着力：

　　一是市场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联姻。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内在要求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走不长远，或者说后劲不足。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需要民主政治的跟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利于市场经济朝着规范、有序、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是互为促进、互为推动的关系。

　　二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公平正义链接。分配问题是所有经济学者、意识形态学者们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就是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问题。如果任由市场经济发展，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单就简单的数据而言，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富者总是少数，贫者总是多数。如果任由前者宰制后者，公平正义无从言及，民主政治更是无从企及。

　　三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如果所有的投资者关心的都是蝇头小利、眼前利益，并且这种思潮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那么，这个社会潜在的危机和隐性的忧患将严重地威胁到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未来将无法前瞻，“美好的明天”也将成为奢侈之词与浪漫之语。

　　四是市场经济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支撑。市场经济是培养一大批为了钱财、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伦理道德，甚至最起码的德性要求，还是将伦理道德内置于市场经济之中，必将成为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之中，恐怕高谈阔论伦理道德只能是一件多余而无任何效果之事。

　　五是市场经济必须与生态文明和諧相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糟蹋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已经遭受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所饮用的水、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土地，我们周遭的一切已经遭到空前摧残。这就是市场经济，尤其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恶果。

　　六是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文明为保障。一切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一切依赖市场的利润导向，其法治的作用毕竟相当有限。此外，如果政府官员、我们的公仆人员也一切“向钱看”，（需要指出的是，此乃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情况，因为官商勾结是一大顽症，也是极易发生而难以根治之事）那么，市场经济也必将与法治文明背道而驰。

　　一些学者针对资本主义因市场经济导致的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然终结，必须以“新的历史蓝图”取代之。并且描绘了美好社会的宏伟设想：“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鎮壓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我们可以归纳出使‘新的历史蓝图’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改良式蓝图区别开来的三个物质要素：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一个没有鎮壓型国家的社会，和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

　　虽然这些宏伟构思大多是由反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们（馬克思、恩格斯、罗伯特？库尔茨、阿尔诺？比特等）所提出，其能否实现另当别论，但是，他们在解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方面还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们撕裂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市场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虚伪面具。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他们希望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寻求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模式还是值得我们反思与密切关注。“把人从众多的幻觉牢狱中解放出来，从被迫的祭品变为能够自主做出决定的人，是未来的伟大解放任务。‘新的历史蓝图’是在这一漫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是第二位的事。

　　综上所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其不可调和的内在困境。要破解市场经济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生态界限、伦理道德界限、法治界限等方面的困境，就必须在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伦理道德、法治文明等方面有所作为。没有这些价值的导引和制度的落实，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破坏和摧残必将难以避免。因此，规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在以上诸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阮思余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且争论不休的话题。赞成或反对两者之间有因果关联的人士都大量列举了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和例证。而联系到中國的个案及其最近的发展，双方都变得更加振振有辞，谁也不发说服对方。结果，是双方处于焦灼状态。

　　其中，一派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市场经济未必能够带来民主政治。有极端者断定，市场经济妨碍民主政治，还有人认为，权力垄断型发展模式将取代自由民主。结合到中國，中國经济发展并非像预期的那样政治民主化。财富与权力结合起来的策略加强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阻止了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转变。中國的以经济发展替代民主化的模式造就了辉煌的经济奇迹，证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可以不相干。所以，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条件，也非其必要条件。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曾经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但是它并没有导致政治民主，相反却强化了極權專制。经济发展提供抗拒民主的资源和手段。我把这一派称为脱钩派。脱钩论者的结论是：在今日中國，经济改革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与其说经济的增长，不如说经济的危机，更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驱动力。

　　另一派观点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互伴生。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体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从各国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个别国家有市场经济而无民主政体，但是民主政体只能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中。这意味着，虽然有了经济上的自由不等于有了政治上的自由，但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决不会有政治上的宪政民主。因此，市场经济虽不是宪政民主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也只有民主政治才最能保障经济自由，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有极端的端点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自动带来民主政治。我把这一派称为挂钩派。联系到中國，这一派认为，市场经济虽然还没有带来民主政治，但是已经大大地节制和缓和了权力的刚性。初步的市场经济已经为民主化创造了一些初步的条件，而且还在继续创造这样的条件。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國正在进行的转型是一个全面的转型。市场化与民主化是这一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我甚至认为，市场化是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对社会有益的，民主化所需要的。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与践行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产物。如果民主与自由是分不开的，那么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分不开的。如果自由是民主政治所要落实与保障的，那么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契约自由和迁徙自由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

　　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市场经济中获得基本权利与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重要组成的，也是民主政治努力为之带来的。因此这种自由具有重大意义。市场经济对民生的改善与民主政治一样，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不是民主政治可以取代的。市场对计划的取代，就是自由对命令的取代。民主政治，只要最终落实到民生上，就不能把实现市场经济排除在其目标之外。经济自由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若要想得到持续，就必须有政治自由。争取自由市场经济的努力，就是争取民主政治的努力的一部分。

　　市场经济有利于民主政治，也需要民主政治。目前的经济发展未能促进民主政治不等于市场经济不利于民主政治，只说明中國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偏离自由市场经济，说明中國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一样，短缺而不是过剩。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國的命运，就是宪政民主政体在中國命运。如果后者在中國没有机会，前者在中國在难以立足。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國能够立足扎根，宪政民主必将随之而来。

　　发表于《财经文摘》  2008年9月号

　　作者:刘军宁

　　——兼论“穷富之争”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正常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而只能致力于机会均等，使穷人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对那些由于先天后天原因，已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穷人，由国家给予基本保障。穷而无困，贫富共处，这种前提下的贫富差距，就不可能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当下中國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出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不可能激起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这种背景下，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存在四通八达的致富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

　　当下中國的致富机制不公正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不成功。但这不等于说，市场经济就是错的。

　　市场经济要能成功，不是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单有市场体制就足够。市场经济要能成功，必须有一个社会条件，那就是自由，至少是经济自由。有人说，市场经济主要就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无关权利。这是大错。市场经济有强烈的外部性，它需要通过公共治理，来确保公民的经济自由。只是在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时，公民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也才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的和公平的竞争。所以，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来都叫做“自由市场经济”。

　　这就是说，自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把市场体制比作种子，那么自由的社会条件就是空气，就是阳光雨露。光有种子撒进土壤是不够的，必须有适宜的空气和阳光雨露，才会长出参天大树。光有市场体制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自由的社会条件，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茁壮成长。固然，没有自由的空气和自由的阳光雨露，也会有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但淮橘为枳，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孕育出来的就不叫自由市场经济了，那就是别的市场经济，套用吴思的话，那就叫官家市场经济了。

　　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官家市场经济，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无情，没有中间选项。道理很简单，没有公民经济上的普遍自由，没有公民权利上的普遍平等，那么自由、平等的交易就无从说起，以自由、平等的交易为前提的互利互惠也就无从说起。如果一方强权，一方无权；一方绝对自由，一方匮乏自由，那么这两个人群之间的经济关系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本质上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本质上都只能是零和游戏。这么一来，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最终就必然导致财富上的两极分化。

　　不幸，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正就是中國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也是市场经济难于成功的根本原因。当下中國财富上的两极分化其实只是表象，隐藏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是权利上的两极分化。在全世界范围，只有中國的市场经济从来不叫做“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自由这个元素，正就是中國社会最短缺的元素。

　　这里强调的权利是普遍的权利，这里强调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而普遍权利跟绝对权力，普遍自由跟绝对自由是不可以并立的。普遍权利增一分，则绝对权力损一分，普遍自由增一分，则绝对自由损一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是制约权力最常规也最有效的武器，没有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的制约，强权就会入无人之境，无坚不摧。不自由的市场经济，即不以普遍自由、普遍权利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必然蜕变成封建庄园式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切割、权力宰制的所谓市场经济，即官家市场经济。

　　问题至此就很清楚了。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只要能确立市场体制，那么上层建筑问题就不难解决。但事与愿违。在我们努力推进市场体制以颠覆计划体制时，哪知道官家主义正在背后张网以待呢？人家接过市场经济的躯体，却悄悄扔掉了市场经济的灵魂即普遍的权利、普遍的自由。整个一个变性手术，市场经济不能不面目全非。

　　自由市场经济既然以普遍的自由、普遍的权利为前提，那么机会就对所有人都是同等的，上升的通道就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天然具有平民性，民主性。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经济属于民间，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官家市场经济却截然相反，它只属于权力，它最大的秘诀就是用权力置换利益，权力红利是其暴利的总根源。权利的普遍均等意味着利益的普遍均等，意味着权力红利的终结，所以，权利的普遍均等是官家市场经济的噩梦。官家市场经济最抗拒分权和均权，而以垄断为本能。垄断的另一面就是歧视，就是排斥，就是隔离，注定了多数人要遭到制度性的淘汰，要成为失败者，受害者。

　　全部要害就在这里。当下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是官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教育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医疗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没有自由竞争的教育和医疗，其市场化不过是收费化的同义词，不过是官家变着法子高收费。住房在市场的下游倒有一些自由竞争，但其上游何谈自由竞争？不能自建房，不能合作建房，也没什么廉租房，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被驱赶到房地产市场，唯有买房一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火爆。而最根本的供给，即土地供给则被捏得死死的，房地产市场的命脉完全卡在权力手中，人为造成巨大的供求矛盾，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而暴利的主要得主就是权力。

　　通常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全拜官家之赐，与自由市场何干？又何止这三座大山。几乎每个部门、每个利益集团都成了天价收费站，横亘在老百姓的生命通道上，老百姓生命通道上的每个关头，实际上都有一座大山。它们统统是权力之山，而决非自由竞争之山。其最终结果，都是最大限度地抬升老百姓的生命成本，使他们不堪负荷。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的残酷。我们本来想用经济改革、用市场体制倒逼政治改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战胜了计划体制，官家主义却最终战胜了我们。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我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实践自由市场经济，但人家干什么都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普通人对复杂的市场经济是不辨雌雄的，反正坏事都是你市场经济干的，我才不管什么好市场经济坏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都混球。这么一来，自由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名声先就臭了大街。

　　这真是一种戏剧性的转折。当初宣布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一些虔诚的老左派深感绝望，极端者竟不惜以命相殉。但是今天，他们中的多数应该喜出望外吧。今天炮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合唱中，领唱者不乏老左派的健将。他们才不管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和官家市场经济的分野，他们固然不喜欢官家市场经济，但他们更仇恨自由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他们惟一的天敌，你死我活。官家市场经济跟他们至少在官家这个层面上，是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的。所以他们对官家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不喜欢，但还是能共处一个屋檐下。他们反倒乐得张冠李戴，把官家市场经济的一切祸害，以及产生这一切祸害的终极根源，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身上，以此来印证市场经济乃万恶之源，印证他们当初反对市场经济之英明。这时的老左派已不同当年，当年全民一心奔市场，老左派虽往往位高却形单影只，是公众嘲弄的对象。现在，老左派确实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而且在野状态、相对弱势的状态也使他们容易博得社会同情。现在老左派虽然在重返过去时代这点上仍孤掌难鸣，但在反对市场经济这点上，他们却颇得底层民众的共鸣。

　　与老左派这种一定程度的返老还童相比，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每况愈下。民众的愤怒需要有一个出口，需要有一个发泄对象。换句话说，需要有人为市场经济的不成功负责，需要有人对弱势群体的苦难负责。市场改革派学者不免首当其冲。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很冤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推崇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相信他们并不曾预见市场经济会下出今天这样古怪的蛋。而且整个过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当权者。那么今天把一切问题推到他们头上，又如何说得过去？

　　但换一个角度讲，公众把愤怒集中于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说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意料，那么当事态发展的轨迹已十分清楚，现实已不容回避时，如果说公众未必有能力判断，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是完全有能力判断的。但他们有多少人曾经给公众提个醒？曾经与官家市场经济划清界线？这点上他们不仅往往明哲保身，个别大佬甚至堕落为官家市场经济的同谋，乐得趁火打劫。

　　知识分子是整个民族的思想哨兵。明明狼来了居然知情不报，已然是渎职；如果趁火打劫，更是罪上加罪。深受其害的公众因之迁怒整个市场改革派学者群体，实在情有可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市场改革派旗手的吴敬琏、茅于轼才遭到万炮齐轰。就此来说，他们不是为他们个人受难，他们是在为整个市场改革派群体受难。

　　二

　　但是，无论如何情有可原，对吴敬琏、茅于轼的炮轰都于理不合。

　　吴敬琏一方面固然是市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却因其深厚的人文情结和公共关怀，而成为市场改革派最大的另类——他是官家市场经济这一趋势最早的预言者，也是官家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抗议者和批判者。只不过他没有明确使用“官家市场经济”这个词，而是叫做“坏的市场经济”或“权贵资本主义”。

　　远在1980年代末，吴敬琏已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另一个经济学家钱颖一长期合作，主题就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因为吴敬琏最早意识到，没有公共治理，权力不受制约，市场化就必然被扭曲，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就是必然结局。如果说，吴敬琏和钱颖一的这些早期研究，主要影响没有超出学术界和政治高层，主要是给精英扫盲；那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的问世，则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公共话题，而进入大众视野。吴敬琏和他的学生石小敏等，是这本书的重要推手。没有他们的奔走呼吁，这本书的公开出版及后来的巨大震荡，将是难以想象的。吴敬琏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显然是因为他与何清涟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尤其在民主与法治问题、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有太多共识。

　　何清涟和《现代化的陷阱》很快陷入困境，这对吴敬琏不是好兆头。但吴敬琏是个固执的人，当年围剿市场经济理论，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譬如刘国光等原来主张市场经济的大腕这时都退缩了，检讨了。吴敬琏偏不认输，而当着最高决策者的面舌战群雄，成为传奇。在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之后，因为强调公共治理，强调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吴敬琏渐趋边缘。但这时的吴敬琏更不可能回头。早在2002年，他已跟江平联手，组建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主攻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试图从法治入手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笼头。

　　吴敬琏因此不同于他的许多同行。在市场经济被视作洪水猛兽之时，他坚持为市场经济请命，而被称作“吴市场”。当市场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市场经济成为显学之时，他没有盲目跟风叫好，而是开始了新的思考——思考“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即市场经济将在中國遭遇何种困厄的问题。从前的“吴市场”变成了“吴法治”。

　　中國必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官家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敌。吴敬琏对此深怀忧惧。如何通过公共治理，通过推进民主与法治，来避开官家市场经济的陷阱，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这是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思考的核心命题。他到处谈论官家市场经济的危险，毫不掩饰他的忧惧。那些只想听赞歌的人，不免愈来愈讨嫌他，甚至在当年并肩作战的许多同行眼里，他也成了异端。

　　这就是说，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形势反而更为复杂。从过去计划派与市场派的简单二元对立，发展到传统计划派、官家市场派、自由市场派三足鼎立。这么一来，吴敬琏的处境就不能不非常微妙。

　　吴敬琏的直接对头是官家市场派。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即改革推进到纵深以后，官员群体成了改革的抵制力量；那么1990年代以来，官员群体不仅不再抵制改革，反而成了改革的生力军。两个历史时期的官员群体对改革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落差？原因无它，端在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彻底打通了权力跟市场的通道。官员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改革于他们非但无损，反而给他们开辟了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将权力直接兑现而且无限增值的广阔空间。我们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时曾天真地幻想，权力寻租可能是赎买权力、离间管制，置换一定的经济自由的必要代价。此即所谓“腐败有益论”。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家既要笑纳财富，但权力和管制一点也不放松，你要的自由一点也不给你。赎买反倒鼓励了人家的贪欲，既然每给市场套上一根绳索，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那么何不将市场五花大绑？结果愈赎买，离自由愈远，几乎整个市场都被权力绑票。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公共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简直就成了天经地义。

　　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批判的锋芒一直都指向官家市场经济。批垄断，批腐败，本质上都是批官家市场经济。但是，他回天无力，徒遭嫉恨。他跟江平联手主办的上海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治理而知名，本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脑库，却备尝风雨，能不关门已属万幸。

　　吴敬琏的宿敌则是老左派。老左派对吴敬琏简直有杀父之恨，他们把颠覆计划体制这笔账主要就记到了吴敬琏的头上，为此展开持续十多年的舆论追杀。官家市场经济之愈演愈烈，则给他们的舆论追杀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他们当然要利用到极致。2006年3月8日发布于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一个左派纲领，总结对所谓“资改派学者”的斗争策略，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围歼。”这其实就是所谓“狂蜂战术”：一个时期锁定一个目标，一旦锁定就倾巢而出，咬住不放，直到“揭透批臭”。据他们声称，运用这样的战术，他们“先后集中力量围歼了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等资改派经济学家，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们故意把吴敬琏跟“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完全混同，抹杀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把“主流经济学家”所有的错误主张都跟吴敬琏挂钩；他们根本无视吴敬琏对官家市场经济的一贯批判立场，尽可能以官家市场经济之害嫁祸自由市场经济，嫁祸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吴敬琏。基于这样的前提来批判吴敬琏，当然无往不胜。吴敬琏就成了官家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不仅遭到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口诛笔伐，就连以自由派自居的某海外斗士，也趁乱对吴敬琏拳打脚踢，甚至斥吴敬琏为自由派、市场派的耻辱，要为自由派、市场派清理门户。

　　既有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又有来自老左派的报复，还有来自民众的误解和误伤，甚至不乏右翼红卫兵的明枪暗箭。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的这种尴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尴尬。官家市场经济一日不休，自由市场经济的清白之身就一日不能澄清。而如果官家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最终的结果将是民众将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市场化被民众一概否定，一概抛弃。那时，历史车轮的倒转将并不是没有可能。这正是老左派梦寐以求的。自由市场经济要想不做官家市场经济的殉葬品，就必须遏止官家市场经济，这点上，我们已别无选择。

　　三

　　吴敬琏们的尴尬，主要是大背景小气候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吴敬琏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坦白地说，吴敬琏们的失误也是明显的，这些失误往往加剧了民众的误解，恶化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

　　茅于轼最近引爆的穷富之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本来，普通劳动者属于生产集团，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管理者，私营中小企业主也属于生产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私营中小企业主跟普通劳动者相辅相成，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如中國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已经指出的，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才是民族经济的主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恰恰是这个生产集团，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固然收入微薄，私营中小企业主所得其实也很有限。通常认为私营企业主就是那些挥金如土的人。但如保育钧先生所说，这不过是舆论误导的结果，“私营企业主没几个大款，亿万富翁撑死了不到总人数的1%.”但成本却很高，“他们在苦苦挣扎”。而他们之苦苦挣扎，就是因为权力对市场的恣意侵犯，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不能不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

　　如果说富人就是这样的私营中小企业主，那么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缺陷，他们所分得的社会财富，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的微薄收入一样，都是打拼所得，而非不当得利。这点上，他们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如果说，富人主要不是这批私营中小企业主，而是私企上层，那么他们多数已步入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因权致富。私企上层尚且如是，至于作为特殊利益集团主体的权贵，当然更如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或者说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往往被他们垄断，他们就成了当下中國最富有的群体。

　　生产集团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他们得到的社会财富最少；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他们瓜分的社会财富反而最多。这才是最大的两极分化，这才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最大的两极分化，根源则在于生产集团不能制约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根源在于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生产集团的盘剥和掠夺，根源在于权利上过度的两极分化。就此来说，官家市场经济跟传统的计划经济性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支配生产集团，都是以权力作为分配社会财富的决定性要素。

　　正是在这点上，自由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市场经济是生产集团的经济主权得到充分尊重的经济制度。而生产集团的经济主权就是非生产集团活动的边界，非生产集团绝不敢越界。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生产集团的主导权。权力被权利所扼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不起决定作用。既没有权力红利可言，要致富就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尽可能地去做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财富自不难最大限度地涌流。

　　茅于轼要为之说话的富人，如他所声明的，是将特殊利益集团排除在外，而主要指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这些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的命运，就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國的命运。而他们受尽了权力的压制，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为富人说话”如果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何错之有？这其实主要是对权力说话，是对整个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说话，是抗议他们对生产集团的压制和盘剥，而为生产集团争取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本质上为自由市场经济说话，为整个生产集团说话，其中就包括了为穷人说话。这哪里是什么穷富之争，这原本是自由跟管制之争，权利跟权力之争，生产集团跟非生产集团之争。这不过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官家市场经济博弈这个历史长剧的一个分镜头而已。

　　茅于轼有着这种代言的冲动，是毫不足怪的。茅于轼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他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国内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堡垒，为此历经磨难。而他出于研究需要，接触了大量私营中小企业主，深知他们的处境和苦衷。但遗憾的是，茅于轼并没有对自己这方面的理念和逻辑，做精细的整理和恰如其分的表述，而是不适当地迁就了大众话语，套用“富人”、“穷人”这些已经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词汇，不仅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反而令公众错愕，不适当地加剧原本已经尖锐的穷富之争。中國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就不是谁钱多谁钱少的矛盾，中國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只是生产集团跟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矛盾，中國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只是一个自由问题，或者说权利问题。加剧穷富之争，客观上很容易刺激仇富情绪，从而转移社会矛盾，用伪问题掩盖真问题。用心虽好，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茅于轼为什么会犯这种不该犯的错误？或许是因为书生气。学者就应该坚持自己獨立的立场，不应屈从舆论的压力，不应媚众。茅于轼大概有这样的倔劲。学者当然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大众情绪对着干。大众情绪可能是错的，但即便是错的，也只能在尊重的前提下对话，而不能针尖对麦芒，你们那么说错了，我就偏要朝相反的方向说去。你们一边倒地骂富人，我偏要特别强调为富人说话。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强权坚持这样的姿态是一种大义，但面对大众也这样，却未免不智，至少缺乏与大众沟通的能力。在媒体时代，这个缺陷显得尤其致命。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茅于轼一人的问题，吴敬琏同样有这个问题。你们说春运不该涨价，我偏要说该涨价。这个涨价说实在天真得可爱。如果说铁路可以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非国家垄断，相信铁路涨价不至于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弹，吴敬琏那么说也没啥错。但吴敬琏忘记了，中國铁路完全是官家垄断的，这种情况下，铁路涨价哪是什么市场行为？再比如吴敬琏认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城市拆迁补偿的利益因此不能完全给房主，一部分应用于社会再分配。这在一般的经济学逻辑来说确实没错。但问题是吴敬琏不了解拆迁户的辛酸，不知道拆迁户往往是盘剥对象，拆迁换来的往往是居住质量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说房主得利岂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谈？

　　过于书生气，以至于迂腐，是吴敬琏茅于轼共有的缺陷。这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不仅主要生活在书斋，而且他们交往的主要是中上层人士，他们跟底层民众没有日常交往，不清楚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情况。说他们有一定的精英心态，大概不算夸张。因此他们虽然愿意为底层民众代言，比如吴敬琏就多次为下岗职工代言，近年更旗帜鲜明地主张全民低保。但对底层民众的真实心态，他们并不能给以应有的理解。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一些正当情绪，就难免偶尔被他们看作民粹主义。他们有时跟舆论唱唱反调，这也许是部分原因，即故意要给所谓民粹主义泼点冷水？

　　但是无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都是知识界的翘楚。他们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不畏强暴追求真理的勇气，有从容淡定的气度，有包容异见的胸怀。他们顽强抵制官家市场经济，而坚守自由市场经济，更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不承认他们的自由人格和历史贡献，不向他们虚心学习，反而为了博出位，为了媚众，不惜跟用心险恶的老左派遥相呼应，而对两位可敬的老人大打出手，如果是普通人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为无知。但如果自命自由派学者而出此下策，那就不止是轻浮和放浪，而纯粹属于无良。

　　作者是南方周末资深时事评论员

　　来源：《同舟共进》杂志2007年第11期

　　作者:笑蜀

　　经历过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市场经济改革过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回顾30年前的改革开放，当时我们有着强烈改变闭关锁国状况的冲动；20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们有的是强烈改变工农剪刀差的冲动；从90年代初开始的价格体制、投资体制改革，我们有的是打破计划经济下畸形配置生产要素的冲动；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国有银行改革，是为了使非市场的国有企业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2005年的汇率体制改革则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日益紧密的国际经贸关系推动下的人民币国际价格的市场化改革。

　　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改革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正是市场化改革，使中國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让世界开始谈论中國的崛起，而亿万普通中國人也开始真的有钱了。

　　毋庸置疑，中國当前的市场化程度比过去更高了，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國面向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动力却显得弱了，从近一两年来中國政府推行的有关政策以及政府部门执行政策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中國市场化的内生动力已日益显得不足。

　　这方面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在历经了30年的改革之后，国民虽然普遍生活更好了，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收入，利润最高的是国有企业，到国外频频进行并购的大多是国有企业，我们现今最好的政策、资源及其他各种投入，无不以国企为中心，各地政府无不指望凭借手中权力和政策打造出几家最赚钱的国有企业。这些利润最好的企业，还有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吗？财政状况已经大为好转的政府，还能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吗？

　　至少从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现象看，改革的动力正在流逝。增值税转型已经说了很多年，试点也已经有了两三年，2008年估计仍旧难以指望。投融资体制改革已经说了十几年，融资体制到目前基本还是一块铁板，而投资体制也还是铁板一块，否则，国务院“非公三十六条”怎么到现在为止都还只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儿戏？而最可靠的证据是，在2007年全年，我们看到政府在通货膨胀和维护稳定的口号下，不断推迟各种改革的时间表，未来如果不是不断推迟，那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改革。

　　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来看，中國本轮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四年，但在调控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化、宏观调控的行政化，当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变得复杂、激化时，政府采用最多的手段，还是行政式的调控。最典型的是，进入2008年初，面对通胀压力的全面上升，政府又重新拿出了十几年不用的临时价格管制措施。

　　中國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构成和影响力的变迁，也足以令人对国内今后的市场化改革感到担忧。大量的国有经济体在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改革之后，现在也作为獨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它们现在处于“双重竞争优势”之中──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得集团利益，却以非市场的方式享有各种廉价资源（包括垄断、准入与许可、融资等）。民营经济虽然在总量上已占大多数，但面临的市场化环境却并不比过去宽松多少。大量的国有经济体已成为中國社会中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把持着中國经济中的重要位置。要想让现行体制下受益最大的国有经济体来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这将损及它们的特殊利益，这怎么可能呢？

　　十七大之后，中國政府开始讨论公共财政转型问题，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也开始讨论加强执政能力的问题，并锐意推动体制改革。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未来中國经济不能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注重真正的市场化制度的建设，结果恐怕并不乐观。

　　作者张巍柏系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

　　来源：《华尔街日报》

　　作者:张巍柏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时，宏观调控是没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稳定猪肉市场方面无事可做。

　　猪肉涨价了，央行和财政部都高度紧张，加息、补贴都用上了。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大可不必紧张，更没有必要“畏猪如虎”地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其实，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猪肉价格半年内必然回落，到明年8月猪肉价格就会跌去30%多。我这个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二：

　　第一，生猪经济是低门槛经济，我国有数亿个生产主体，并且不受区域性限制，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加上我国生猪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水平在很多地方已经很高了，一个70岁的老人，甚至一个残疾人，一年也可以轻轻松松出栏数百头生猪。一般而言，只要有利可图，生猪供给6-8个月就可以明显改善。但由于母猪从喂养到受精产仔的周期要1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受母猪生产周期较长的约束，猪肉从涨价到价格回落，大约需要20个月。如果本次猪肉涨价从2006年12月份算起，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应该在2008年的7月前后。

　　第二，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生产者不能控制市场，消费者也不能控制市场。只要政府部门不和猪肉经营商合谋，猪肉价格几乎完全由供求状况决定，市场机制起作用，猪肉价格的涨落是遵循市场规律的。正常生产水平下，小猪出生到生猪出栏，大约需要6个月。

　　在猪肉供应短缺的时候，约束生猪生产和供给的瓶颈是母猪数量有限。要在短期内增加母猪的数量，央行和财政部几乎没有什么好使的宏观调控措施。

　　措施一：央行加息。这加息既不能增加母猪的数量，也不能激励母猪早产仔、多产仔。央行PK母猪，给人滑天下之大稽的感觉。

　　措施二：财政补贴穷人购买猪肉。穷人难得到补贴且不说，假如穷人得到了补贴，这猪肉价格不就涨得更高了？补贴不就白补贴了吗？

　　措施三：财政补贴生猪生产。财政补贴生猪生产者，是为了激励养猪积极性。猪肉涨价时，这个措施是错误的，因为猪肉涨价时，生猪生产者不是没有生产积极性，而是子猪数量有限制约了生产。

　　措施四：财政补贴母猪生产。猪肉涨价时，补贴母猪生产者也不对，因为母猪生产者积极性非常高，母猪生长周期较长而无法缩短是刚性的。恰恰相反，猪肉涨价时对母猪生产进行补贴，对快速改善猪肉供给、稳定市场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导致母猪数量非正常增长，埋下猪肉价格快速走入下一个谷底的祸根。市场经济，有暴跌就有暴涨。这不仅不利于猪肉市场的长期稳定，只会加剧市场大起大落。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猪肉市场价格，暴涨（毛猪价格7元/斤以上）到暴跌（毛猪价格2.5元/斤以下）的轮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大约3-4年一个周期，这与政府调控措施不当高度相关。既伤害生猪生产者，也伤害消费者。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时，宏观调控是没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稳定猪肉市场方面无事可做。如果政府想有所作为，应该是在猪肉价格快走入低谷（不是涨价）的时候，集中资源对母猪基地的母猪饲养大户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贴息贷款，以尽量保存母猪基地的母猪存栏数量，便于在猪肉供应短缺的时候快速恢复生产和供给，稳定市场。当然，还可以储备一定数量的猪肉。如果这样做了，猪肉涨价到价格回落的周期就可以缩短为10个月左右，幅度也会小很多，完全可以避免暴涨暴跌。

　　猪肉涨价，增加供应，关键是要增加母猪的数量。央行的领导们请注意：加息PK母猪不好使。在猪肉涨价时，央行最好不要动作，这个事交给市场好了。财政部领导们请注意：财政部有钱就花在母猪基地的母猪身上，并且要在猪肉价格快下降到正常水平以下的时刻，主动给母猪送温情。

　　猪肉供需问题，市场机制是可以调节的，政府不要太多操心。市场大起大落往往就是政府操心操出来的。如，在涨价的时候胡乱补贴，就埋下了大起大落的祸根。

　　政府应该慎重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如果政府实在想有所作为，也必须顺应市场机制而为。

　　作者为河北大学中國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昌平

　　从2009年1月1日起，广东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养猪，现有养猪场在明年底前清理完毕，后年起仍在进行生猪养殖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4日，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在该市清理畜禽养殖业污染工作会议上透露了这一信息。据悉，东莞将养猪列为了城市主污染源。（12月5日《南方都市报》）

　　为什么要全面禁止养猪，东莞的官方理由是：东莞仅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就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8万吨/年，若要有效削减，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所以，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养猪并不划算，“挣的是环境的钱”。

　　看似有理有据，然而背后的逻辑却让人心生畏惧。显然，东莞市政府只是看到了养猪“坏”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好”的一面，或者说“只见猪粪，不见猪肉”。关于这一点，上述报道中当地民众的相关质疑已然掷地有声了：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那么禁止养鸡业是成立的，禁止餐饮业也同样成立，进而，可能还可以出台政策禁止东莞养人，因为“人”这高级动物对城市与自然造成的污染恐怕是最严重的呢！

　　除此以外，循着这个逻辑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如你所知，有史以来，权力的运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有益无害的。且不说在极端的年代里权力的异化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使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转型时期，当旧的秩序渐渐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漏洞百出，此时也是有些人借助权力寻租获得暴富的大好时机。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因为有人不正当地使用权力而否认政治这个行当，让所有从政者瞬间处于失业状态呢？我们是否可以要求该地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任何政府或者公共权力存在了呢？

　　只许政府“养权”，不许社会养猪。显而易见，养猪作为一种就业或者生产方式，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不断改进方法和市场潜在的规则来进行调节，即使这个有朝一日会消亡，也是由着其自发的秩序，而不是由着一纸政令摧毁猪栏。假如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否定或禁止政府权力的整体运行，凭什么东莞市可以借口养猪造成的局部污染而取缔整个行业？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既然政府与猪都有一定的负面性，并非十全十美，若不是重公权力，而轻私权利，怎会能养政府，却不能养猪？

　　东莞政府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从整体上禁止当地一个产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政府权力扩张到了猪圈，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扩大到全社会，其扩权所对应的关系实质是突发奇想、不受约束的权力对市场经济以及公民自主经营权利的肆意干涉。

　　或许有人说，当地政府禁止养猪，完全是出于环保考虑，其情可原。然而，即使是出于环保等正当理由，也应该循着环保的思路来解决，比如寻找生态养殖的模式，而不是一刀切收回当地居民养猪的权利，为保护环境而无视他者的权利。况且，相较于更严重的工业污染而言，养猪业所带来的污染实际上更多是“绿色污染”，是完全可能通过种种环保政策的调节和生态养殖等手段进行有效治理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说，所谓“富读书，穷养猪”，熟悉中國社会的人都知道，从事养猪业的人多来自底层社会，政府有什么理由在实行“环保从穷人抓起”的同时，却连自我治理的机会都不给他们，而是直接宣判、以“为民除害”的清高将一个行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养猪者进入整体性的失业状态？

　　来源：《南方都市报》专栏

　　作者:熊培云

　　美国联邦储备局于2007年9月18日减息0.5厘。在此四天之前（2007年9月14日）中國人民银行加息0.27厘。在这一加一减之间，中美息差扩大了0.77厘。

　　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两个关联度如此之高的经济体系之间，为什麽会出现经济政策的逆反？原因是作为利率政策依据的CPI出现差异，中美两国的CPI出现了差异化的走势。美国的CPI走势平稳，中國却出现了CPI疯狂的上涨。

　　仔细分析中美两国的CPI走势，有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國以巨大的牺牲，背走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为美国制造了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奇迹。笔者保守估计，中國2007年度将为美国提供的隐性贸易补贴可能高达2500亿美元。对全球的贸易补贴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中國提供给世界的贸易补贴来源于三个压低：第一压低劳动力价格；第二压低资本价格；第三压低资源价格。中國正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中國以近乎残酷的手法剥夺国民福利，中國以近乎野蛮的方式开发资源，并以此实现对全世界的巨额补贴。

　　中國对全世界的补贴，规模仍在急剧的扩大过程当中。当中國的劳动力、资本、资源无法持续支撑这种扩大的时候，要素成本就会自然上升，以成本上升拉动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这种以成本上升拉动的通货膨胀两年前已经出现了。很可惜，中國的管理层被海内外经济学家误导，持续采取操纵要素价格的方式抑制通胀。也就是说，接受了以牺牲国民福利和国家资源的方式，由中國独自吸收全球通货膨胀，政策性补贴全世界。时至今日，中國的发改委仍然要控制要素价格上涨，并继续以此控制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中國要承受远远大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战争赔款，也要补贴全世界。

　　这就是美国减息而中國加息的奥秘。

　　笔者十分惊讶，以中國之大，竟然无人理解通货膨胀的真实含义。看到那些关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鬼话，令人欲哭无泪。那些被压榨的极限的国民怎麽能提供总需求？那些节衣缩食帮富裕国家消化通货膨胀的国民，哪里还有需求？

　　笔者十分惊讶，为什麽一边急速推高土地价格，使资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为什麽另一边强力扭曲商品价格，压抑CPI数据，制造虚假的商品低通胀。

　　笔者十分惊讶，中國为什麽不能输出通胀？中國的GDP之中，有66％是由境外需求拉动。中國在要素价格上每压低一分钱，就补贴世界0.66厘。我们为什麽还要拼命地压低要素的价格？

　　笔者不能不指出，通货膨胀是财富转移的最佳方式。资产的高通胀和商品的低通胀，使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迅速向资产拥有者转移。这是隐蔽的国内财富再分配。是国内资本拥有者对劳动者残酷地剥夺。中國高通胀和美国低通胀，强化了美元实际购买力，使中國财富迅速向美国转移。这是隐蔽的国际财富再分配。是国际强势资本对弱势资本的残酷剥夺。

　　或者有人又要说就业问题了。任何真正研究就业问题的经济学家都应该知道，通过要素价格扭曲制造就业的同时，也同时制造了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仅仅表现为时间分布的延迟而已。因为要素价格扭曲是不可持续和难于持久的。由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成本竞争优势，并没有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并非真实的竞争优势。错误的使用扭曲要素价格的方法，将给市场错误的信息，导致资源严重错配，从而最终导致经济体系效率的下降。中國经济发展的趋势，正在印证这一基本判断。

　　笔者再一次重申：中國的宏观调控的实质，就是要使要素价格真实表达其价值。以扭曲要素价格来控制CPI的方法是幼稚和短视的。相反，中國政府应考虑有序提高水、电、油、气等要素价格，使之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國政府应大幅提高资金使用成本，尤其应大幅压缩存贷款差，可以考虑马上提高存款利率一厘，以恢复人民币资金的实际价值；中國政府应鼓励劳动力价格的有序上涨，使国民消费稳步提升。并与此同时，有序的输出通货膨胀，减轻国民负担和环境压力。

　　利率和汇率问题深刻地影响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就本质而言，这是财富在国际市场的流动。中國应该充分享有中國国民创造的价值。中國不能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疏忽，使国民财富无偿流失。任何导致国民财富流失的行为，无论有多麽美妙的托词，都是对人民的犯罪。中國的宏观调控是中國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其根本依据是，不断提高国民福利，而不是不断剥夺国民福利，并野蛮开发资源和毁灭环境。尤其不能演变为国内外特殊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

　　作者:卢麒元

　　关于中國股市，多数评论人士在三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首先，中國股市存在泡沫。其次，泡沫是中國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结果。第三，上海和深圳股市投资者的疯狂行为不应该让西方投资者特别感到担忧。他们前两点是正确的，但第三点则大错特错了。

　　自8月初以来，上海股市攀升了约三分之一，自1月份以来的涨幅超过了100%.在最近一次讲话中，东京Arcus Investment的彼得·塔斯克（Peter Tasker）用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创造的一个多阶段模型描述了中國股市热潮的进程。

　　泡沫始于“转移”，这提供给投资者一些新的视角，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崛起以及近年来中國崛起成为超级经济大国。股价最初缓慢的涨势开始加速。在中國，每个月大约要新开500万个经纪账户。这些投机新手过度交易。

　　汇丰（HSBC）表示，中國证交所目前的交投量非常巨大，以至于经纪费用和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实际上超过了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事实甚至更加糟糕，因为股市操作所得在公司利润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随着市场进入狂热阶段，投资者失去最后一丝避险意识。荒唐的估值被合理化。上海股市目前的市盈率超过60倍。

　　目前，全球市值最大的6家公司中有3家是中國公司（相比之下，1989年全球市值最大的6家公司有5家来自日本）。中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价是账面价值的很多倍。在本土和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市值总和超过中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在2000年初的峰值水平，美国股市的市值总和也只是GDP的183%）。中國市场对首次公开发行（IPO）的需求如此巨大，股票首日交易的平均涨幅超过200%.

　　随着泡沫走到尽头，人们总是会看到精明的投资者逐渐离场。这解释了今年中國有大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增资扩股的原因。Berkshire Hathaway董事长沃特·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最近卖出了他手中持有的中石油（Petrochina）股份，卖出价是他2003年买入价的7倍。巴菲特警告公众，不要在当前估值水平过高的情况下买进中國股票。

　　中國股市确实存在泡沫。但似乎很少有人在意。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稿，题为《关注旧泡沫胜于关注新泡沫》（More Focused on Old Bubbles than New Ones）。尽管中國股市一片狂热，但它不是公司融资的主要渠道。而中國的上市公司主要来自于服务及金融领域，这种结构没有反映出中國的制造业经济。此外，上海和深圳上市的中國股票难以得到，这也扭曲了其估值。在香港上市、流通股规模更大的同家公司，股价只有内地的一半左右。

　　当然，当泡沫破裂时，账面财富将有所减少，可能导致消费放缓。汇丰估计，这可能使中國的经济增长率放缓至8%.但考虑到目前的过热情形，这是相当可取的。

　　真正值得关心的，不是中國股市会继续上涨还是突然崩盘。相反，真正值得关心的是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破坏性结果，正如塔斯克发现的那样，流动性过剩是“促使狂热情绪猛烈爆发而且持续得比任何人预计的都更持久的动力”。

　　人们之所以投机上海股市和深圳房地产，是因为资金成本低廉。随着泡沫的发展，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扩大举债规模，以便为投机行为提供资金。当泡沫破裂时，坏账总是会出现，金融体系将受到损害。

　　流动性过剩是中國尝试让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产物。结果，利率被人为地维持在低水平，这促进了出口，但也会导致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不当。

　　随着中國经济的过热，通胀开始抬头。中國政府迟早会面对这一难题。当过剩的流动性被彻底吸收，中國股市将会下跌。但银行业体系可能也会面临问题，而中國经济本身也会陷入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利润不断下滑的困境。

　　这正是日本曾经发生过的情况。外国投资者或许没有直接投资中國股票，但在泡沫破裂时，他们不太可能逃脱其影响。

　　译者/刘彦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

　　作者:爱德华·钱塞勒

　　人们反思改革开放的呼声不断，主流经济学家或者叫精英派经济学家，依旧坚持反民众的观点和立场，有的声称学者不是民意代表，却又自愿做黑窑主非法压榨窑奴的捍卫者，有的则声称，不保护好富人则穷人不富，好像我国对富人保护的还不够好，不够全面，享受的特权还不够“皇帝”，还需要升级标准，有的则声称，国有企业像冰棍，不给私人就化了，如此等等，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良知，起码的道德感。溫家寶总理曾说，改革将伴随社會主義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改革决定中國的前途和命运。

　　但改革改什么？出路在哪里呢？

　　一、改革就改革集權制度

　　改革揪着总理的心，也揪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因为这个集權制度催生的铁三角，铁三角剥夺了人民群众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铁三角连人民群众起码的利益诉求权都剥夺了。所以他们渴盼改革，但他们盼望的改革不是权贵精英们剥夺他们权利的改革，而是和所有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拥有财富的权利、平等的拥有机会与发展的权利，平等的管理国家的权利。这种对改革的渴盼，就是我们改革的动力之源，也是我们改革的智慧之源。

　　但怎么改革集權制度呢？

　　（一）、以民主的权力制度改革集權式制度

　　民主制度是对集權式权力制度的全面巅覆，全面否定，如果建构民主制度，就意味着权力制度的全面革命，但如果一次性到位，由于我们的民主制度体系准备严重不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制度真空，导致社会行为的混乱，严重时可能导致社会大的动荡，因此，从制度体系上来说，我们必须站在建构民主制度的角度解构集權式权力制度。经过一两年的制度积累，最终完成民主制度的变革。

　　（二）、以民主的权力结构改革集權式权力结构

　　维持集權式权力制度运行的是集權式权力结构，如果民主制度在集權式权力结构下运作，但其结果也只能是新的集權在民主的名义下的运作，所以，权力结构的调正比民主制度建设更为重要。

　　权力结构的调整首先应该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各自獨立，但三权分立的基础是民主监督。没有民主监督的三权分立，等于是一国下的三国分立，因此，整合三权分立的关键是民主监督。要完成民主监督，必须完成：

　　１、民主监督制度

　　２、民主监督程序

　　３、在设计民主监督程序时必须坚持系统闭环原则和制度闭环原则

　　（三）、从核心价值观念上改革制度体系

　　胡錦濤先生曾经为我们黨和政府规划了一个蓝图，那个蓝图——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蓝图，既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

　　因此，所有的制度改革，都必须确保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才是为人民群众的改革，反之，为少数人的改革，则是对胡錦濤先生提出的核心价值观的全面否定。

　　（四）、如何确保黨的领导？

　　如果我们不是从拥有权力的角度，而是从有利于实现黨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是确保黨的领导的最佳方式，因为，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核心，是以民众民主为基础、以制度化管理为手段的动态纠正偏离核心价值观念的制度管理行为，而不是个人權力意志的行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证明，个人的权力行为无法长效确保价值体系不变，而制度化的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才是确保价值观念不变的有效途径。

　　（五）、黨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领导中國人民发展美好的未来？

　　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蓝图、新的价值体系，为社会发展提供不息的思想动力资源，这种领导方式，我称之间接领导。而直接领导的方式则是选举出最具有竞争力的杰出黨员，竞选国家领导人。

　　并且，在宪法中载明，宪法中的其它部分可以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进行修改，但核心价值体系未经全体黨员大会审议批准不准修改。

　　（六）、民主制度与民主程序的设计

　　我们谈了那么多关于民主的问题，但实现民主制度的转换必须搞好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设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搞过民主，但却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我没有做过考证，估计与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有关，或者说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中缺乏制度和程序的纠编功能，因此，在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设计中，我们一定要加强制度和程序的功能性设计。

　　１、在民主制度设计中，一定要注入自强不息、利他主义的精神，如果离开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民主制度的设计基本上是失败了。

　　２、充分考虑人的自私本性，本着把人自私的本性关在笼子里精神设计制度体系，预防自私的本性被放出笼子，破坏民主制，为祸人间。

　　３、充分考虑人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对民主制度的反抗与破坏，在民主制度设计时，尽量把人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消灭在制度之中。

　　４、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让高智慧的人充分攻击制度漏洞，并在发现漏洞的过程中补充，尽量减少制度性漏洞。

　　５、充分考虑程序对制度的校正性作用，完善程序设计。

　　６、充分考虑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各种出偏可能，并在制度和程序设计中强化纠偏功能。

　　７、制度和程序设计形成纠偏的闭环系统，即，开始——印证（纠偏）——确认。使之形成纠偏机制。

　　８、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纠偏制度程序，吸收“易经”中的系统程序的校正机制（卦画易而不是文字易）。

　　我们不能搞无制度无程序的民主，如果搞无制度无程序的民主，其结果只会增加振荡，增加民主成本，甚至走上失败的老路。因此，在展开民主化之前，一定要加强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设计，设计好多少，就放开多少，并在实践过程中提高深化。我们不能以过去没搞过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设计放弃设计，或冒险推进，或拒绝民主。在民主制度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绝对不能犯“摸着石头过河”的错误，如果重犯此类低级的错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国家的犯罪，所以，我们的方向一定要明确。我们的方向是什么？简而言之一句话，在启动民主化前，一定要搞好制度和程序。因为，没有良好的制度和程序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当然，我们可以设计一套完整的制度和程序体系，在一个乡镇试点，基本成功再推广。我相信，中國人只要去掉私欲，去掉以概念性为主体的思维方式，其制度和程序设计的智慧，一定能在我国的民主化过程放射出与日月同辉的光彩。

　　二、改革就改革自掘坟墓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走和諧发展、科学发展的发展道路

　　１、和諧环境

　　２、和諧资源

　　３、和諧社会

　　和諧环境、和諧资源、和諧社会，是经济和諧发展的前提条件，应该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为全国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什么是和諧环境呢？以经济与环境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我称之为和諧环境。以资源循环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我称之为和諧资源。以公平正义、机会平等、平等发展为核心，分配差异合理的社会分配模式，我称之为和諧社会。这三个和諧是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缺一就不是真和諧，真发展。破坏和諧的发展就不是真发展，但要达到和諧就必须要发展、要改革。改革什么？改革就是改掉自掘坟墓式的发展模式。

　　（二）、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兼收世界各类成果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事实证明，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强大，因此，必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支持国家创新能力的增强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从制度上杜绝破坏国家创新能力的卖国行为。

　　（三）、走占居自己的无形空间，开拓世界各地的无形空间的发展道路

　　国土资源我称之为有形空间，市场空间我称之为无形空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以占居本国和国际无形空间的大小作为主要标准。

　　１、用文化经济占领无形空间

　　什么叫文化经济？带有某种文化符号意义产品（它既可以是高端的，也可以是低端的，但低端产品一定要创造其文化价值，一是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二是提高产品价值的需要），叫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有哪些特点呢？产品符号化，符号抽象化，抽象唯美化，唯美精神化，精神感官化，感官愉悦化。

　　２、用科技经济扩展无形空间

　　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劣质发展的过程（我之所以称为劣质发展的原因，一，以牺牲环境，断绝子孙后代生存条件和福祉为代价，二，以降低民众收入，削弱本国消费市场为代价，为别国做贡献，三，以削弱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为代价，为国外科技产品围困本国企业创造条件），因此，我国必须改变这种劣质发展的道路，不然，更大的灾难或许紧跟在经济入侵的后面。大力提升科技创造力，是改变劣质发展，拓展国际无形空间的唯一途径。

　　三、关于馬克思的民主理论与中國实际

　　关于馬克思民主理论问题，我讲二点：

　　（一）、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动态发展的理论

　　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动态发展的理论，不仅是馬克思的民主理论，世界上任何理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都是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进步产生的思想成果。那种把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观念不是馬克思主义，而那种以为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观念也不是馬克思主义，而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是用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动态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并提出科学而有效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俞可平先生在“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一文中说：“其一，至少在法律形式或制度规定上，民主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普遍的人，即全体人民；其二，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人是制度的目的，制度不是人的目的；即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人民而设立，而不是反过来，人民为国家的法律制度而存在。其三，在政治过程或程序中，人民是决定性的环节。”他同时还说：“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意志上升为普遍意志的人民意志，国家的规则由人民制定，并服务于人民。”俞先生的话对于我们理解馬克思的民主理论有着极大的帮助。

　　（二）、馬克思民主理论必须与中國实际相结合

　　在馬克思的初级民主论中，人民民主是其基本概念，馬克思之所以这样界定民主的概念，是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但我国经过近六十年的社會主義初级阶段的建设，特别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階級，在意识形态上的階級表现，则是理论上对民众权利的否定，和对本階級的階級利益极力维护。但我们不能因为官僚资产階級的存在就搞无产階級民主，而是应该针对存在的客观事实，通过制度性规定把各个階級或者叫阶层的人们，限定到同一个平等的民主制度的平台上，在平等、尊重、宽容的民主氛围中，通过理念、利益的搏弈，最终达到共识。

　　但是，除了制度的惯性和铁三角反对民主制度、阻碍民主制度的建设外，我们每个人思想深处存在的等级观念和不平等的心态、不平等的思维方式等，也是民主制度建设过程最大的破坏者。如果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在民主化过程中我们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三）、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

　　我以为，俞可平先生的一句话就把全部问题解决了，所以把这句话全文引述如下（并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公民有权罢免不称职的政府官员，这是公民民主监督权的真谛所在。”再进一步说，只有把集權式的权力制度改造成民主制度、把自掘坟墓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造为三个和諧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中國改革的出路，也是人民群众深切期盼的改革。

　　２００７- ９- １８

　　田忠国，系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作者:田忠国

　　你能想象吗？当代“世界工厂”的代表，来到昔日“世界工厂”，宣讲自己产品的可信度？而昔日“世界工厂”的一位前市长，也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自己使用对方的产品？

　　但这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的事：中國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中國经济年度人物四海论道”活动，首站选择了英国首都伦敦，演说题目是“相信中國制造”。

　　众所周知，英国在其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是“世界工厂”，而中國则是当代的“世界工厂”。

　　低端、低质、低价？

　　１１月３日，位于伦敦金融城的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的小礼堂里坐满了听众。这场奇特的中國商使全球巡讲活动，把首场“论道”的地点选在了这所全球著名的商学院，两个主讲人物，一个是商人：２００６年ＣＣＴＶ中國经济年度人物和当年的中國首富、中國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总裁施正荣；一个是学者：中國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主任评委、北京大学中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我注意到，讲台上的大屏幕上，“相信中國制造”六个中文大字下面，英语译文版本与中文略有不同，是“ＴＥＬＬＹＯＵ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ＡＢＯＵＴ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如果再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告诉你中國制造的真相”。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中國制造的产品往往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这也许要归咎于我的中國商界朋友：他们卖的产品太便宜了”。施正荣演说中的这句话引起台下英国听众一阵会心的、但略带尴尬的笑声。

　　其实，“中國制造”最近一段时间之所以在西方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和担忧，并不主要因为价格太具有竞争力，而是某些中國制造的产品未能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

　　林毅夫后来说的一句话也引起了听众的笑声，但这一次大概是如释重负的笑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日本制造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七十年代，香港、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他们的产品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又甩给了中國大陆制造的产品。我希望，未来的中國制造，也能够像日本、港台、韩国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演讲结束后是四人座谈：中方是林毅夫与中國驻英大使馆政治处参赞刘为民，英方是英中贸易协会主席、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ＤａｖｉｄＢｒｅｗｅｒ）和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师萨瑟兰（Ｄｙｌａｎ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他们就“中國制造”的安全和质量展开辩论，然后回答听众的提问。

　　主持人、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國学学院院长姚树洁教授首先向白乐威问了一个问题：“你在使用中國制造的产品吗？”

　　白乐威的回答颇为坦率，又不乏幽默：“我在家里使用中國制造的微波炉，我在办公室里使用中國制造的复印机，就连我女儿穿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中國制造的。一位来英国访问的中國商业代表团的女成员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曾用一个下午在伦敦购物，想买点儿英国特产送给国内的亲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却都是中國制造。”

　　台下一位听众提问说，西方媒体对各类公司的产品质量有着充分的报道、评论和监督，而中國媒体却缺乏这样的监督机制，中國担心海外媒体对“中國制造”的负面报道可能对中國出口造成的影响，但为什么不去充分发挥自己国内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以提高中國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呢？

　　中國驻英大使馆政治处参赞刘为民回答这位听众的提问时，邀请他去中國时看看中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称中國媒体对企业的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确实也在发挥着监督作用。

　　不一样的中國制造？

　　但是，中國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國是否能够对外出口更多优质低价的低端产品，而更多地取决于中國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功地实现产业升级。

　　林毅夫在演说中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國每年平均的ＧＤＰ增长率可能维持在９% 左右，这样，到２０３０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就有可能达到那时美国水平的２０% ，但这一切都要取决于中國产业的技术升级。

　　施正荣则在演说中乐观地说，“中國制造”正在迈向新时代，“中國制造”已经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中國人有能力，而且事实也证明，中國人不会做的比外国人差。”

　　施正荣是个商人，但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年仅４４岁，操一口流利的、略带澳洲口音的英语，他是地道的科技学者型商人，他有博士学位，他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了１４年，他本人的创业经历，就是他上述那番话的形象写照：他２００１年海归，回国创办了一家太阳能电力公司；６年后，他的公司销售收入超过１００亿美元，名列世界光伏行业第二；两年前公司在美国上市后，如今成为全球光伏业内市值最高的企业；他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合潮入流”：年轻、富裕、做慈善、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

　　施正荣希望，他们这一代中國新型企业家，能够向世界展现一种“不一样的中國制造”。

　　其实，中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的是像施正荣这样的儒商和像林毅夫这样的学者，更需要的是新型的人才。

　　这大概就是中國中央电视台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每年评选中國经济年度人物的初衷吧。

　　而“老世界工厂”英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新世界工厂”中國借鉴。在全球各国中，英国第一个开始工业革命，经济上奇迹般崛起，成为１９世纪的“世界工厂”。１８５１年，当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举行时，英国人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不可一世……但进入２０世纪后，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逐渐在全球经济赛跑中落后，眼巴巴看着美、德、日等国一个一个地超过自己，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曾经领先的领域一个一个地被竞争对手夺走，此时的英国人又是多么的伤感，多么的落魄……

　　而中國的这种先领跑、后落伍的进程开始得更早，两个位置之间的落差更大，中國精英们的心理失落感也更强。与英国不同的是，中國如今迎头赶上，成了新的“世界工厂”，据说还有可能在本世纪的某个时段超过美国……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次ＣＣＴＶ的“四海论道”活动把首站选在“老世界工厂”英国的原因？

　　读了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ｅｓ）的名著《国富国穷》，我对中國近代的衰落和现代的崛起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初领先、后来衰落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國一个国家，至少在兰德斯的笔下，就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

　　兰德斯引用的一个数据，说明了为什么英国的制造业后来被日本所超越。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８７年，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平均年增长率是２. ８% ，而日本是８. ０%.“长期来看，这种差距将意味着什么呢？”兰德斯自问自答：“２. ８% 的年增长率意味着，１００年后该国的劳动生产力将会增加１６倍，而８. ０% 的增长率则意味着，一个世纪后该国的劳动生产力将增长２２００倍。”

　　当然，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同于体育竞赛中的长跑短跑，它是一场没有终点、因而也没有最终冠军的无休无止的较量，而在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更是如此。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國在经济上没有希望、甚至将被开除“球籍”的时候，中國却在新世纪突然跻身于几位遥遥领先的经济大国之列，以至于某些不久前还在预言中國崩溃的西方学者如今又突然高谈起什么“中國世纪”来；当大多数人都被日本那似乎不可阻挡的效率而折服、认为日本超越美国指日可待之时，日本却突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经济“阳萎”，至今尚未缓过劲来……

　　也许因为《国富国穷》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末，那时中國的崛起之势尚不清晰（当然，中外学者对中國新世纪开始以来的经济表现是否属于真正的崛起，看法仍然莫衷一是），书中仅仅谈了中國近代的衰落和其它一些在贫富竞赛的长跑中一度领先的国家后来的落后，而没有谈及任何国家衰而复兴的例子，至少他笔下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大英帝国，似乎至今没有显出重新领跑的迹象。这就使中國经济先衰后兴的过程更像一出史无前例、但正在人们眼前上演的华丽大戏，令当代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记者、政客乃至普通人着迷，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然而，中國只有认真借鉴其它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真正实现林毅夫所说的产业技术升级，才能把中國经济的崛起之势变为崛起之实。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ｗｅｉｃｈｅｎｇ_ ｆｔ（ａｔ）ｙａｈｏｏ. ｃｏ.ｕｋ，其新书《所谓中产》最近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作者:魏城

　　从牙膏、海产品、食用油、宠物饲料到玩具，“中國制造”制造出的问题层出不穷，中國声誉在全球急剧下降。我这里不是幸灾乐祸；相反，我是恨铁不成钢，毕竟全国人民（包括贪官）指望着出口来改善生活。然而，中國对所揭问题的态度有时比中國制造更令人失望和不安，也不由得让我冒昧托出下面这些批评。

　　每当新闻报导中國制造的低劣和召回，中國就予以反击，即指责外国媒体夸大事实，责怪外国政府制造事端，谴责外国公司故意引发世人对中國产品的恐慌。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２００７年５月，一家俄国汽车杂志说中國奇瑞轿车的碰撞测试是有史以来最差的。该杂志把测试放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上，引来不少点击。中國反唇相讥，说俄国是出于嫉妒，旨在推销自己的汽车。２００７年６月，美国新泽西州外国轮胎销售公司（ＦＴＳ）说，一批自中國进口的“半钢轻卡子午线轮胎”存在安全问题，可能（其实已经）导致轮胎解体。杭州中策公司当即表示ＦＴＳ失实，声称该公司并未发现这些轮胎有任何结构上的问题，或缺乏任何安全装置。２００７年７月，秘鲁卫生部门称，自中國进口的玩具含有高浓度的汞、铅和镉，并且释出化学品的气味，中國要求秘鲁以科学的态度尽快澄清事实。２００７年８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警告消费者不要使用中國生产的牙膏，因为这些牙膏可能含有二甘醇。中國国家质检总局反驳说，美国的这个做法不科学、不负责任、自相矛盾。

　　诚然，以上这样的做法和严厉的词令在国际贸易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何谓公关，此乃是也。有一点区别：国际贸易中的公关战往往围绕着进出口的数量、额度和种类，至于质量低劣和有害产品，被指国家常常低调反应，其公关是承认错误，其态度是弥补过失、迎头赶上，像中國这样的一触即发、高调激昂很少见到。再说，如果仅仅是公关，也罢。问题是，中國公关态度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心态，一种消极自损的民族心态。这种民族心态阻挠着中國自我改善，走向世界。我把这种心态归结为自怜的受害者心态和自狂的阿Ｑ心态。

　　何谓受害者？受害者指战争和殖民掠夺的亲存者。作为殖民主义受害者，中國人的普遍心态是，祖国的落后是列强侵略和殖民掠夺的结果。殖民主义国家不仅过去欺压中國，现在依然如此。它们在政治上仇华反華，在外贸上限华裁华，皆因为它们不想让中國强大。受害人心态有如下两个心理特征：（１）对发生的问题不负有责任，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欠我。比如，中國与外国的产品安全标准不同，外国的买家们事先没有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２）可以随时迁怒、归咎、谴责他人，继而摆脱责任，获得同情。比如，外国是出于政治目的与中國过不去，它们对中國的恶意宣传和打压不是因为嫉妒，就是因为竞选。受害心态导致受害者地位的确立和运用。谁要是宣称自己是受害者，谁就能享受一种特殊地位。这种地位赋予受害人道义优越感，同时让其他人感到惭愧、内疚、负罪。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受害者代表着正义和真理。只要他们一声吼，旁人都得理亏地低下头，胆却地向后退。由于这诸多好处，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某种逆境下的受害者，进而向社会索要更多更好的东西。用于国际贸易关系，受害者衍生成为集体概念。按此，抵制中國货的国家就是不友好，它们所做的都是别有用心，它们所说的都是强词夺理。总之，正是外国政府对中國制造的种种谴责给中國制造了危机，正是外国媒体对中國制造的种种诬蔑给中國形象带来了麻烦。

　　中國古人讲闭门思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國人不仅不乐于扪心自问，而且不善于反躬自省。中國应该认识到，中國与之打交道的不是物，而是人；不是市场，而是消费者；不是炒作，而是消费利益团体的游说。当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有害产品的损害时，消费者是真正的受害者；同理，厂家是施害者。当消费者的生命受到有害产品的威胁时，他们当然要站起来，他们的供货商、媒体和政府当然要站出来替消费者说话。的确，消费者在中國人的眼里只是花钱的人，应付花钱的人就是提供廉价产品。ＢＢＣ中國事务专家张家文说：“直到今天，中國制造打入世界的唯一法宝仍然是低价。低价的保证是对成本的压缩，然而在没有成熟有效的约束机制下，这种压缩成本的冲动就会演变成劣质的源头。”这里再加上一句，这种压缩成本的冲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践踏。

　　阿Ｑ心态不用说是来自鲁迅的《阿Ｑ正传》。当静修庵里的小尼姑怒斥阿Ｑ说：“你怎么动手动脚……”阿Ｑ反道：“和尚动得，我动不得？”阿Ｑ的这句话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别人既然能够做，我当然也可以做；别人既然可以做，我自然也应该做。更何况，和尚是最不应该乱说乱动的人。中國人喜欢把自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的是用它们的不法不轨来粉饰自己的无法无天。就假冒劣质产品来说，一百多年前刚刚工业化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國几乎一样。美国消费历史家Ｊａｎ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曾经著书，列举出一些美国假冒劣质产品。比如，银质餐具的含银量不够，桃木家具被发现是树胶家具。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在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兵的服装和鞋子由于质量问题很快烂成碎片。在检阅时，他们不得不赤脚，有的用面粉袋盖住脚面。它使我想到抗美援朝时的不法资本家，他们用从死人堆里拣来的烂棉花来制造志愿军战士负伤时用的急救包。其实，作者所揭露的假冒伪劣较之中國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年来中國国内的产品问题，如夺人性命的假药、毒酒、安全帽，较之美国是有过之无不及。另外，作者所揭露的问题限于美国国内市场，并没有出口危害别国。

　　根据情况取舍，不分好坏，用意中人的言行为自己辩护是一个思维误区（ｔｈｅ　ａｄ　ｈｏｍｉｎｅｍ　ｆａｌｌａｃｙ）。仅仅因为有人在先就证明是对的，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当然，这个“有人”特指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开创了假冒先河，又标榜法制民主，后来国家仿而效之，无可厚非。常常听到的口头语是：“质量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外国当初就这样。”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应该说为发展中國家提供了前车之鉴，以使它们免走弯路。可是，中國却以资本主义的弯路弊端，开脱自己的恶习弊病。殊不知，时代变了。过去的行为准则已经被今天新的标准淘汰、抛弃。一百五十多年前美国和英国均向中國卖过鸦片，这能等于说中國现在有权向美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出口鸦片吗？　此外，真要是泱泱大国的话，就应该像一个泱泱大国。这包括多些理智，少些情绪。如果没有改造自己体制和素质的决心，与时俱进是一句空话。“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鲁迅）

　　日本松下公司的唐津一写过一本叫做《中國能否赶超日本》的书。他说，中國人尽管会做生意，却不适合制造业。理由？中國人善于经商，故而圆滑世故了些。制造业需要的是刻板执著，因而适合日本人。唐津一不是日本右翼，他的书不是想贬低中國抬高日本，而是想比较两国的民族性，以取长补短。的确，中國人太善于经商，以致在制造上偷工减料、蒙混过关。另外，中國人又太爱钱，以致在经商上弄虚作假、巧取豪夺。一位台湾网友说，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台湾制造都曾经是廉价品的代名词，但是都没有中國制造那样黑心。是利令智昏了吗，还是心态不平？中國对批评的过激反应其实有害于中國民众正确认识自己的弱点，使他们丧失应有的危机感。中國人从官方强硬的态度里获得一丝慰藉，似乎中國总是无辜的。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國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像，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岂止是文人，中國的商人、厂家向来也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國人喜欢把挑战危机看作是逃避风头。风头一过，一切照旧。“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时，中國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國，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鲁迅）

　　中國制造令人沮丧，中國态度更令人失望。中國国民性的弱点是使其然的一个重要原因。承认这个事实应是中國应有的态度，也是改造国民性的起点。请让我再一次引用鲁迅，以结束这篇短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作者:白焰

　　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精英”，是一个宽泛而无准确界定的概念，在任何一个社会的日常语汇里，它概括了一类真实存在的社会成员。换句话说，它的存在是一项事实，不是虚构。既然如此，我可以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内为“精英”求一较为准确的界定。即：

　　在社会集结规则的运行过程中，某些社会成员的行为可以产生远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大的影响，他们被定义为“精英”。

　　“市场”，从来不是一套能够獨立于社会之外的制度，因为市场参与者们，至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社会的成员，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内，以与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相应的思维方式指导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一基本状况，被社会理论家们称为“嵌入”到社会之内的市场。

　　市场嵌入在某一特定社会内，故而不能不受到那里的精英群体的影响。精英对市场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无处不在。例如，财富的初始分配、交换规则、交换规则的监督与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甚至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知识的传播及控制，统统受到精英们的影响，并由此更经常地增加了精英们的收益。

　　在精英们获取的各项收益之内，有一部分是由充分竞争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故而满足最低限度的“交换正义”原则。还有一部分，往往是他们收益的主要部分，是由不充分竞争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市场权力”所决定的，故而未必满足交换正义原则。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市场权力所决定的价格，那么，根据斯蒂格勒的定义，市场权力可以用这一价格与完全竞争价格的“相对差额”来衡量。基于市场权力的收益，称为“超额利润”。

　　假设超额利润在精英们的收益当中普遍占据了很大比重，以致维持这一超额利润以及获取更多超额利润，可能成为精英们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如果精英们可怜的良知不足以抵抗财富的诱惑的话。于是，如奈特在1929年和1944 年两篇论文中描述的那样，初始平等的市场交换，因权力配置的微小偏差而逐渐积累不平等交换的权力，最终形成基于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状况的极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奈特始终不相信自由市场有能力纠正上述过程，与财富和政治相互勾结所产生的权力相比，交换正义是一种太弱的力量，以致为使社会免遭革命的摧残，有产階級不得不同意征收累进所得税并对财富征收足够沉重的遗产税。

　　历史发展的路径绝不仅仅由经济生活决定，精英们和他们的思想可以影响社会集结规则，并由此影响社会的演化路径。人类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些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丧失了自我修正所必须的良知，于是，权力的集中和腐败最终使社会秩序解体——以”革命”方式或以”被吞并”方式。人类历史上当然也存在过一些更好的社会，那里的精英群体保持足够的良知，从而自觉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感充分抑制着谋求私利的动机，使公共政策（社会集结规则及其后果）能够代表多数社会成员的长远福利。哈耶克认为，这样的社会将在生存竞争中击败其他的社会，把它们所代表的人类合作秩序扩展到全世界。

　　可惜，中國的精英似乎没有希望了，就我的观察而言，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相信市场”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他们漠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精英们的败德行为遵循着“免费搭车”原理，每一个人都试图把拯救社会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或“市场”，因为没有人相信一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他所在的那一群体的腐败。所以，先是政府的腐败，然后是商业和学术的腐败，持续扩散的败德行为产生了“群体共谋”，后者鼓励更普遍的腐败。

　　上述过程行进至某一阶段时，市场经济可以变得极端脆弱，以致任何微小的打击，例如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国内需求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格局调整、能源与环境消耗所引发的恐慌……任何诸如此类的打击都可能导致市场崩溃。

　　悲乎！不履行社会职能的精英，不再是精英，恰如丧失了道德基础的市场将不再是市场，或如不再反映公意的社会集结规则将无法维系社会。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汪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