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点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國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另据统计，2005年中國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８％，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贡献率高于其他产业，而是因为这些行业能获得巨额垄断经营利润。在失控的工资增长与减少过程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增速很慢，有的甚至于负增长，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工资却一枝独秀，稳居高位。由此，人们有理由认定，中國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但是，据我了解，老百姓虽然对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过高工资，很是不满，但是大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有的千方百计想“钻”进国有垄断企业享受、瓜分点过高工资。更严重的问题，将引起社会愤怒的问题，动摇国家稳定的问题，是那些不断产生着的暴富者群体。中國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暴富者群体；中國社会有可能发生“革命”、“造反”的，将肯定针对的是这些暴富者群体和腐败群体。

　　所谓暴富，是指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入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现象。所谓暴富者群体，是指钻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违背社会公德和法律，利用职权而在短时间内发大财的人群。这一人群是社会各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是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主要责任者。

　　其实，我国社会中的老百姓，对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贡献致富，不但不眼红、不愤怒、不反对，而且持理解和支持态度。最近，有记者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老伴买汽车，网友们就表现出全力支持的态度，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袁院士买什么车都不过分，就是拥有六七驾飞机也正常！更有网友激动地表示，就算我们仇富，也不仇袁隆平！有论者认为仇富不仇袁隆平，这表明被中國部分精英所“妖魔化”的“仇富论”已经破产，国人仇的是具有不正当来源的财富持有者，而不是袁院士这样依靠智慧、双手、贡献和脚踏实地挣钱的“富人”。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有多大？国家统计局系统没有统计过，反贪部门没有公布过，学者们的研究因资料不全而难以估计。不过，大家都认为数量不少，以至于要用人群来命名。

　　对于暴富者群体产生的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四种概括：一是改革开放原因说；二是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四是反腐败不力说等。这四种概括，各有各的道理，目前尚无统一意见。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原因说并没有解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怎么就和暴富者群体的腐败有机联系了起来，更难以说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也有相对的暴富者群体、也有腐败的现象，特别是不能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腐败现象反而很少，因而没有说服力。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和反腐败不力说揭示了反腐败的体制与机制的问题，但是没有揭示出预防腐败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至于腐败越反越多、暴富者越禁止反而越多。

　　而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似乎更能解释这一现象。研究暴富者群体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地分析了，才能弄明白其中的改革开放不彻底的奥秘，也才能对症下药，也才对深化改革有借鉴意义。

　　如果撇开为数不少的靠依法经营、勤劳致富者外，我觉得，我们当中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过或听说过自己身边那些暴富者产生“事迹”。现在，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回顾一下。

　　一、价格双轨制造就的暴富者群体

　　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决定价格的两种价格体系。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一个过程。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势力相当的强大，坚持计划经济的官员们占据着、把持着国家的主要工作岗位，要让他们放弃计划定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二是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的推行，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些商品按照市场定价已是顺理成章，谁也挡不住。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政府定价的低价格，和市场定价的较高价格，相互存在。

　　实践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而是客观存在着交叉，也就出现了有人把低价格的计划价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以高价格出售，赚取差价发财。

　　现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出厂限价加价额为每吨9920元，最高销售限价加价额为每吨10560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卖1万吨，就赚3960万元。

　　再以云南省名烟为例。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云南省占9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出厂价约在45000元，而到市场至少翻一倍以上，即赚4500元；如果能批1万箱，那么也就赚4500万元了。当时的不是秘密的秘密是，这样的暴利不能一个人吃，而是有好几个人吃：某人从烟厂批出1万箱，他并不提货，而是在宾馆中就把批条倒卖好几次，每人吃一些，只有最后一个人才真正把烟提出，批发给零售商。那时，昆明市平常有上万人在做烟生意：有用当时云南省不能生产的过滤咀丝束来换烟的；有打着领导同志旗号来批烟的；有通过送礼来搞烟的；有内外联合倒烟的。总之，一部分人通过名烟的价格双轨制，而发了大财。

　　现在，我们看当时的这些紧俏商品的双轨制可能有点不理解，有的认为一下子放开不就得了。但是，当时就是一下子不能放开，其原因：一是如果一下子放开，就被称为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就不是渐进式改革，不但要遭到反改革派们的反对，就是改革派中的多数人也不会拥护；二是当时把计划定价称为“社會主義”，是必需坚持的底线，如果一下子放开，老革命家们不同意，左派们不同意；三是当时的掌权派不赞成，因为如果一下子放开，他们手里的权没有了，没有人找他们批条子了，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失落感驱使他们不赞成，另一方面他们不紧紧抓住批条子的权，也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这就是价格改革要“闯关”的背景。

　　二、国企初期的不成功改制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回顾这一改革过程，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由于国企本身的理论问题（杜光先生已指出国企不是公有制），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试验过了，始终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亏损不少），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國国企的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问题更加糟糕。我们在此讨论问题是，每改革一次，都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都使一批人成为了暴发户。

　　先说扩大自主经营权。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是我国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城市企业进行的第一个重要改革。企业拥有了自主生产与经营权，包括超额生产权、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由于政府机关不能、也不该监督，在社会产品极其匮乏的年代，就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便暴富了起来。

　　次说承包经营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借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经验，而实行的一项“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严格来说还不能称起为改革。由于政府机关与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在谈判时，无一不处于信息不明、情况不熟、被企业耍弄的状态，因而往往被“欺骗”，以至于出现了相对于未承包企业来说，承包基数过低、企业留利过高、企业小“金库”过肥等普遍现象。其中，企业小“金库”除了企业正常使用外，一部分不能不被企业负责人拿去，从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说厂长负责制。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本来是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自新中國建立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初，这一道理被所谓的集体负责制、黨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階級管理等，弄得成了问题，以至于改革开放后还需要学者大力普及厂长负责制这个常识。而实践中，自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后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一直延续到厂长负责制，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续了下来，直到社会商品供需趋于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改革方案，是在企图绕过所有权这个最敏感性的问题，而进行的不成功尝试，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学费。试想，那时曾经把经济学界引进国际上产权理论的人，说成是所谓的“资产階級自由化”，不就证明了改革的艰巨吗？！

　　三、产权改制过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由于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没有涉及企业的产权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不能不以不理想而告终。有的人把这叫做失败也是可以的。这时，以明晰企业产权为标志的股份制改造，被决策层接受，成为我国公企（国企乃至集体企业）的主要改革方向与途径。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国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执行中的一条经验教训。正如著名学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階級的囊中之物。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诞育了豪强资产階級和权贵资产階級，造成了中國社会的两极分化。”

　　首先是设置内部股。我国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内部股，是按照企业内部职务高低而划分为若干等级，每一等级可以划入或认购多少不等的内部股份。例如，董事长、总经理10万股、中层管理干部5万股、一般员工1万股，如此等等。其中，许多国企向主管部门及其领导送内部股，是一个违背不得的潜规则。待内部股一上市股价飙升时抛出，一批富人也就冠冕堂皇的诞生了。

　　其次是管理层收购。所谓管理层收购，是指为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救活公企，由公企管理层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权收购的改革方案与行动。在管理层收购中，管理层一般都没有、也拿不出那么多现钱，怎么办？方法是管理层用公企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操作，公企也就变成了管理层的企业。由次，管理层也就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暴富人群。这也就是有人说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此的问题是，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改革方案，偏偏选中管理层收购的方案？事实上，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已经试验过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见成效，惟有管理层收购这一条路了。这也就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管理层收购，没有界定公企普通职工的股份，而是“减员增效”式的“一刀切”地把部分普通职工弄下岗了。不过这已是后话。

　　四、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当首推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天价薪酬，已经引起国人的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是由企业所有者即老板决定的，在股份制企业中具体是由董事会乃至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的。按照这一理论，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薪酬，应由国家（政府）决定。我国现行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由国资委制定的，年薪结构由“基薪+绩效年薪”两部分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主要考虑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管理难度，兼顾地区、行业和本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等因素。绩效年薪则属于奖励性质的收入，以基薪为基数，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当时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由于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在10万元（电力行业一个抄表工就是10万元），负责人薪酬也是120万元了。

　　由于国资委的薪酬规定太笼统，又设有一个职能部门负责监督和考核，事实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中國特色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这些国企管理层无一不是经济人，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刘国光命题中的“大公无私人”，无一例外地是自己给自己定天价薪酬。正如邓隶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资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央企负责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央企经营业绩的真假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特别是与经营者薪酬挂钩的“效益数”，在不少央企类似于考生自己给自己判分；三是对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少数央企存在按“职”分配现象。

　　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每一央企高管按平均数20人计，则有3100人；每一高管年薪100万计，则有31亿元之多。事实上，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非国企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以中國神华为例，2007年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年薪8位，而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年薪均为304万元，是整个能源行业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据3月17日中國神华发布2007年度报告显示：实现营收为821．07亿元，同比增长26．0%，净利润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亿元的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增加了4．59亿元，同比增长35．75%.年报还显示，中國神华2007年其综合毛利率为48．18%，相较于2006年的50．54%下降了2．36%.这种利润下滑，而高管酬金增加，能算正常吗？！

　　央企管理层自定天价年薪，各省、市、区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企管理层上行下效，年薪也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另据报道，国内共有中小企业2000万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则，其中3%是国企，也就是60万家左右，他们的年薪平均大约在20万元以上。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计算的仅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工资表上的薪酬，并没有计算他们的职务消费，更没有计算他们的灰色收入。据媒体揭露和学者研究，我国的国企贿赂别人和接受贿赂已非常普遍和相当严重。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发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双全在职三年受贿1700万元，其经验是“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而且“国企普遍爱好做假帐，并且精通这方面的业务——‘有办法做’，因而接受其贿赂户‘比较安全’”。

　　五、资本市场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國的资本市场开发较晚，很不成熟，从而成为暴富者群体的孕育、诞生的温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中國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由于受计划经济分配指标、不喜好信息公开的影响，中國资本市场建造和改造过程中沾染了大量原体制中的弊端，为有权有势的官员们及其亲朋好友暴富，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此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场不完善，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数王益案。据《中國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报道，王益有两个违法乱纪行为：一是为其弟王磊谋私。原国家开发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二是牵连到太平洋证券违规上市。太平洋证券原是一家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绩差公司，按规定根本没有上市资格，但是它却用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违了一次规，又用新代码——即不是借壳也不是新股发行再次违规，特别是它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就直接上市，显然与王益有关，并且发现王益在太平洋证券中有大量低廉筹码。王益案表明，国家证监会在监管我国证券市场中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漏洞，王益们暴富也才有了机会和平台！

　　再次是非市场化手段。例如较长时间采用上市的配额制，一些省市区为了争取配额，不得不采取送内部股大礼、行贿受贿等手段，贿赂有关部门的官员，甚至于上市评估专家、发审会专家组成员。这样一来，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上市评审、发审专家组成员，开一次会、行使一次权力，就可以获得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收入，这不是暴富又是什么？！

　　三是股东同股不同价。例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设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股东（一部分为自然人——官员、内部人）稳获利益，而流通股股东却要承担股市跌落的损失。再如最近的大小非解禁，就使拥有的股东能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东以及上市公司，并不管市场低迷而一个劲地要解禁。

　　四是内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轰动一时的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通过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进行公开审理。据检察院审查起诉书显示，公安机关查明，2006年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个人直接主导广发证券借壳上市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广发证券借壳延边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给其弟董德伟，并指使董德伟买入并卖出延边公路股票，共计人民币1亿多元。2006年5月，董正青又将内幕信息透露给赵书亚，赵书亚即利用该内幕信息，通过其控制的股票资金账户，筹集资金200多万元，购买延边公路股票。经中國证监会认定，赵书亚在价格敏感期内买入延边公路股票49．81万股，买入金额247．8万元；卖出29．49万股，卖出金额182．49万元，账面盈利101．73万元人民币。

　　五是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即“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东和富豪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样的价格买卖。中國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和富豪用不到一元钱买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花15元以上的高价购得，条件就是大股东和富豪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称为“非流通股”。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老百姓的承诺。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公然蛮不讲理、无法无天地违背承诺，宣布解除对低价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这样一来，羊圈里忽然被放进了一群狼，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國股民的金融资产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这样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无疑像江洋大盗一样是对股民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和掠夺。

　　上市公司老总的高薪。2008年7月11日，《福布斯》评选出2008年30位“中國上市公司最贵老板”，这些高管2007年从上市公司领取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平均年龄为51岁。其中蝉联年薪最高老板桂冠的是中國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年薪6616万，2007年他的薪酬比上一年增394%.

　　更为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國股市通过人为的制度安排，大把大把地为境外投资者送钱。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统计，仅2006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的资产至少一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4月16日报刊文摘转载《新世纪周刊》4月7日刊登郎咸平教授的文章说：“由于次级债风波，美国很多银行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一家商业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巨大的损失，可是却从中國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國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元钱。”另如中石油在美上市仅融资29亿美元，可上市以来海外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就向纽约等股民散掉600多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给股民分红的仅仅只有国外的十分之一。

　　六、基本建设投资招标投标过程中造就的暴富群体

　　较长时间以来，包括城市建设、交通、能源、环保等基本建设领域，一直是产生暴富群体的机遇、摇篮和平台。虽然我们在基本建设中较早就推行投资招标投标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标投标中，找到了为自己谋利的机会与平台，伴随着内定中标人、多次转包的把戏，也就出现了两个产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屡屡出现；二是一些人迅速腐败，暴富者群体应运而生。

　　据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控涉嫌受贿2226．4万元，于7月16日在重庆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其妻付尚芳因涉嫌洗钱被同时提起公诉。

　　据检察机关指控，晏大彬现年46岁，自2001年起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以来的七年间，曾先后63次向17个企业的20多人收取少则单次5000元、多则单次150万元的行贿款项。检方称，“如此长的受贿时间，如此大的受贿金额，在整个重庆都极为罕见，堪称三峡库区第一贪”。据检察机关公诉材料，晏大彬的落马纯属偶然。付尚芳以其弟名义在重庆南岸区高档住宅区融侨半岛风临州购买了房屋，但一直空置。今年1月14日，住在付家房子楼下的邻居忘带钥匙，找到物管保安希望能打开楼上空房，以便从该房窗口下到自己家中打开门。因付尚未入住该房，保安处有空置房屋的钥匙。当保安用钥匙打开房门，准备越窗翻墙时，发现厕所有八个矿泉水包装纸箱，其中一个已被打开，里面有大量人民币和购房合同。于是，保安向南岸区公安局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清点发现共有现金939万元，并通过购房合同查到房屋业主，随即牵出付尚芳及其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的丈夫晏大彬，遂将此案交由重庆市纪委。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后，查出晏大彬夫妇在重庆购有七处楼盘，并在多个楼盘中发现大额现金，其中最大一笔为46．93万元。由于晏大彬夫妻正常月工资额均不超过900元，晏大彬很快被定涉嫌巨额贪污受贿。

　　七、官商勾结大发土地财而产生的暴富者群体

　　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社会中许多人瞄上的、可以钻空子而迅速发财的资源。按照我国宪法，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能够让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国有土地和通过政府征用的农民集体土地。一般情况下运作过程是：政府规划部门先作出规划，标明要征用的地段、面积和被征用户名单；宣传部门来宣传、教育；房管部门准备好搬迁过度房；城管部门来实施搬迁；开发商跟进就开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集体土地每亩地被征用的补偿大体上在3——5万元，政府可能作一些水、电、路的“三通一平”，转手就以30万元（小县城）、50——60万元（市、州级城市）、60——100万元（省级城市）的价格，转给开发商了；开发商开发成房地产，就赚了大钱。由于政府要卖的、能够卖的土地不多，地方政府又有政绩的硬约束，其中官商勾结的机会就来了。这从已经揭发的腐败案例中，有大量的证明。

　　问题还在于，在我国，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房屋下土地，原来是各有其主的，“纹革”中被全部充公，“纹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从此变成为了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代表的抗拒不公平撤迁者，是在老百姓权利意识产生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激发和培育了老百姓的产权意识，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纹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八、贪官暴富

　　目前，我国的以权谋私贪官暴富者，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几千元、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千万元”级了：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据传受贿7000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这说明，现有的常规反腐机制已然失灵，反腐利器有待体制创新，而不是小修小补。

　　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的一个特点，是直接从暗处走到前台，明着进行。媒体曾报道金华市安监局敛财，盖公章、办培训班、年审、处理事故等都成了他们发财的好机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派出所所长黄萌就有几个公开的敛财之道：一是抓车乱罚款，对骑无证摩托车的农民一天罚款三四次；报废了10多年的矿石运输车在锦山镇有200多辆，一部车一年向黄萌交3000元的“保护费”。二是收“保护费”，锦山镇上的店铺、渔船也要缴纳数量不等的“保安费”，规模小一些的店铺每月交50元，规模大的每月要交100元至150元。三是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镇上有五六个赌场，每家赌场每天都要“上贡”黄萌500元至1000元。这么一个到处伸手的派出所所长是怎么倒台的？说来有点奇怪：是因为农民围攻派出所引起检察院的调查，才顺便查出了派出所所长这个“毒瘤”。也就是说，黄萌的恶行暴露是上级查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副产品”。

　　官员提升晋级也是产生暴富的机会。由于我国的选官制度改革滞后，仍然沿袭着数千年来的“伯乐相马”、“书记定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作为不可改变的“铁律”，于是一些要当官者就只有向伯乐们送礼行贿。过去，送礼行贿不过是几条好烟好酒，后来发展成送货币、银行卡；过去，送钱不过是几千元，后来发展到几万、几十万元。安徽省有个县委书记，他手下的各个官职按照“肥缺”不等形成了不同的价格，而且每年都要“轮岗”（借口是锻炼干部），每“轮岗”一次都要收礼。这种暴富，是所有以权谋私暴富中最直接、最快速的形式，以至于书记们乐此不疲、而不愿意改变了。

　　更为人民群众不能接受的是，情妇们依仗贪官暴富。从中纪委、反贪局、司法部最近反腐败斗争公布的材料中能够看到，贪官身边的“女人”个个都是贪婪高手。浙江某市交通局局长的情妇由于跟局长的关系，成功促成一单工程，该企业给了她55万元成功费，这是国内判的第一个女商人因为跟领导成为情人关系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案件。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女商人，40多岁，同时搞定了若干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借助这些权力空手倒房地产，赚进好几亿。天津宋平顺的情妇徐敏也捞了两个多亿。成克杰的情人李萍就是这样的，反腐材料中说她帮别的企业找成克杰办事，办完了以后这些企业给她钱。托她们帮忙的这些企业里不乏国营企业。

　　令当今世界啼笑皆非的是，包括贪官在内的中國暴富者群体，有不少的的往国外逃，方法是先把子女弄出去读书，接着老婆也办出去，然后自己也就以探亲等名义出去了。在外逃中，美国、加拿大等是首选国，全然不顾我们的左派专家和主流媒体宣传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地狱”，心甘情愿地一个又一个地去享受“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地狱”生活。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加州警方称，中國反贪局和公安部已向美方列出了1000多个外逃贪官，要求协助缉查。在这1000多个外逃贪官中，100%是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然后逃亡美国，大部分住在洛杉矶和纽约。例如，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2003年逃亡美国时，涉案金额2亿元人民币；中國银行“中银开平案”主犯许国俊、许超凡被控贪污、诈骗中國银行约4亿美元。这些逃美贪官的手法，大都是投资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以个人名义在美国住册公司、然后用中國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抵押转移巨额脏款。另外，有的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以“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报销损失。还有的人先将货物发到在美的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另据加州地产经纪称，近几年来，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國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并且购买的还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都是一次现款付清，以至于把当地的高档房价涨了一倍。

　　上述的案例都是人所共知的。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新体制不完善、残存的计划经济旧体制顽固地起作用，才造就了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才引起了贫富不均。因此，解决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引起的贫富不均问题，就只有深化改革。与此同时，扩大社会监督，加强反腐败，也是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邓聿文：央企高管薪酬为什么失控，中人网2008年7月9日。

　　2．吴敬琏：现在股市出现问题 政府救市是应该的，搜狐财经2008年7月23日。

　　3．由珊珊：董正青案一审结束，择日宣判，《财经》2008-08-02 .

　　4．王维博等：王益背后的金融监管，中國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

　　5．冯仑：贪官的情妇，中國选举与治理网2008-7-2.

　　6．赵光瑞：权力寻租：一养贪官，二积民怨，中國选举与治理2008-7-12.

　　7．杜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得失，天益网2008-07-21

　　8．邓海：“三峡库区第一贪”晏大彬案开庭，《财经网》2008-07-17.

　　9．美悬赏追击千余中國贪官，都市时报转自环球时报，2008年7月15日。

　　10．练洪洋：贪官已迈入“千万级”时代，原载廉政瞭望，中國改革论坛2008-7-31.

　　作者:赵俊臣

　　有中國首位女富豪之称的张茵女士，在两会间成为媒体的焦点。她作为政协委员，提出三个提案，一是取消《劳动法》中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一是给富人们减税，一是为企业进口节能环保设备提供关税优惠。此议一出，许多人攻击她只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但更有许多辩护者，认为她为自己说话并没有错，每个政协委员都应该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说话，甚至有所谓“希望中國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张茵”的说法，使她成为了媒体英雄。

　　“敢于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这种观念，比起动不动就以“代表人民利益”吓唬人来，当然要成熟一些。但是，如果把这种立场当作是健康的现象，甚至是民主的表现，则未免天真。

　　现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种代议政治，需要职业政治家在政治利益博弈中代表选民的利益。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国会议员都成了某一阶层的代表。以我比较熟悉的美国政治而言：参议员一个州就有两个，一个自称代表某一阶层的利益的人，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众议员的选区一般要小一些，其选区内的选民成分也可能狭窄一些。比如有的选区几乎全是黑人，有的选区非常贫困等等。结果，众议员中容易出现一些“极端分子”，因为一个小选区的选民比较极端的话，这样的人就能当选。甚至还会出现“单一议题”候选人：即只关心一个问题。比如纽约州有位护士，她丈夫乘火车上班时被一位突然在车厢里开枪扫射的歹徒打死。她因此对枪支管理之松懈极其愤怒，于是以限制枪支为纲领，最后当选为众议员。不过，即使是这样的人，也要触动各阶层的神经，很难以一个阶层的利益当选，毕竟单一阶层的选区基本不存在。实质上，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都必须在本选区内成为共识的创造者，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然后带着本选区的共识，到国会和别的议员进行博弈。而一个“和諧社会”，也需要每个政治家都以创造共识为自己的使命和政治生涯。

　　当然，我们不时听到美国的政治家在鼓吹为中产階級而战。这似乎就是代表一个阶层了。其实不然。诚如我过去撰文指出的，中产階級在美国是一个政治概念，那些无家可归者和亿万富翁之间的人，几乎都可以叫中产階級。这个词几乎成了选民的同义词。所以，每个政治家都自称为这个阶层而战，其实说的是为90% 人口的利益而战，绝非代表一个特殊阶层。

　　那么，一些利益集团是否就没有途径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的利益呢？当然不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渠道，就是游说。华盛顿的游说团是出名的。各大企业和利益集团都投了大量的资金雇用游说团向政治家陈述自己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游说团的名声不好，一到选举年就成了众矢之的。不过，游说团毕竟体现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使人们为自己利益而奔走、呼吁的权利有实现的方式；况且不仅是大公司，一些职业和社会团体，如教师工会、妇女组织、宗教组织、工会等等，也都用游说团。这种方式，仍然属于正常的政治过程。除此而外，国会经常组织听证会，请有关专家来作证。比如比尔.盖茨就是经济问题听证会的常客。另外，政府出于特殊需要，也会找有关企业或者团体进行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咨询。

　　如今中國正处于一个“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代，加强两会的政治职能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两会的委员代表们，也应该认清自己的政治责任。这种责任，更象是民主社会中的国会议员，其角色是在自己的选区中制造共识，而不是激化矛盾。这次张茵女士自称她“代表本阶层的利益”，体现了政治意识上的幼稚。她发展出那么大的企业，是成功人士。她本阶层利益的需求，政府当然需要倾听。她如果有话要说，应该到各种听证会和咨询会上去说。如果这些还不够，也可以雇用游说团与政府进行特别沟通。但是，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就应该代表更广泛的利益，在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中寻求政治联盟。如果各位代表放弃了这种创造共识的基本政治责任，各自只为自己的利益说话，那么大家到了两会，岂不吵成一锅粥了？这样只能带来政治瘫痪。

　　这次两会，以张茵女士为代表的企业家显山露水，被称为“新阶层”，发出了强大的政治声音。相比之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代表，则不过是出来和领导人握握手，照张像而已。这就出现了少数精英阶层被过分代表、广大老百姓缺乏代表的现象。这不仅让我想起了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他生活在市场经济发达、工商阶层崛起的时代。但是，他却反复指出：工商阶层势力太大，最值得警惕。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工商阶层影响国会的能力迅速膨胀，使别的阶层难以与之抗衡。这种严重被金钱所控制的不均衡的政治代表，对市场经济是巨大的威胁。所以，亚当.斯密大声疾呼：一个大部分人口都很贫困的社会是很难繁荣的。他主张市场经济时先为穷人说话，而不是先为富人说话。再看看当今的中國，有的是为富人说话的，如今富人也自己说话了。但是，谁来为一般的老百姓说话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所缺乏的东西。

　　作者:薛涌

　　日前，围绕着政协委员、中國首富张茵的三个提案，舆论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网上一边倒地批评其只为富人代言到现在多数肯定和支持其行为。支持者认为，公开表达和反映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应是两会代表、委员们平等的、共享的权利，因此，张茵替本群体的利益代言才符合民主协商的实质，等等。

　　比起一边倒的批评或肯定，这是一种好的现象。民主就是在这种争论和碰撞中前进的。但既然大家的讨论已经撇开了张茵提案的具体内容，而集中到其是否应该只为富人代言，那么，笔者要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张茵们”不可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和平台只为本阶层谋取利益，进行代言。

　　抽象地看，民主是各个阶层和集团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结果。每个委员都代表本阶层和群体提出意见、建议和政策，由此形成的结果也许不是对社会最有利的，但却是社会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这就是民主的实质。然而，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前提必须是：代表委员是由选民自由选举的，各利益群体的力量也要大致相当。否则，结果就必然有利于社会的强势集团。而在目前，我们恰恰没有这些前置条件。

　　首先，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是自由选举的，谁能当选代表和委员是上级分配和指定的结果。当然，我们也在小范围对代表委员进行公示，但一般都能顺利过关，除非此人确实不得人心。之所以不通过选举来决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因为我们从理论上假定当选的代表委员都能代表全体人民和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人大和政协的有关规定也是这么要求代表委员的。所以，即使从人大和政协的章程来看，代表委员如果只为本阶层代言，也是有悖于其精神的。

　　现在的问题还在于，这种理论的假定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代表委员只代言本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而又没有如选民之类的外在压力，那么，他们当然就不会为全体人民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说话，只有当社会的公共利益也符合自己和本阶层的需要时，他们才会为公共利益代言。所以，对于代表委员只为本阶层谋利益的举措，必须要给予适当的约束。

　　其次，正因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是通过选举当选的，极可能出现谁的资源多、声望高，离权力最近，谁就当选的情况。很显然，作为社会的新富阶层，富豪们尽管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极少，但他们当选代表委员的概率要比工人、农民等弱势阶层大得多。据统计，今年“两会”来自私营企业届的代表委员达二百余人，而真正来自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委员则很少，农民工只有叁個代表，如何让他们去代表其背后的一亿多农民工这样一个沉默而庞大的群体的利益？弱势阶层不仅代表委员人数少，其代表委员也缺乏必要的民主技术的训练，无法有效表达本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就必然会使得工农等弱势阶层同新富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博弈中，处于下风。

　　诚然，要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须有利益多元化和利益獨立化才行。这就需要给各个利益群体一个表达和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渠道。这点我们目前还很欠缺。但另一方面，如果各利益主体的力量过于悬殊，那在公共政策的博弈过程中，极可能出现由一个或几个强势利益集团主导社会的公共决策现象。这种事情在过去是经常见到的。比如，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像环保和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等，很长一段时期摆不到决策的中心位置；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像堵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等，仍或是“胎死腹中”，或是名存实亡；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却能出台迅速、实施果断，等等。

　　所以，在目前利益集团未充分发育，人大和政协制度还存在欠缺的情况下，允许强势如新富阶层这样的代表委员只为本阶层群体利益说话，提出议案提案，必然使通过的决策和政策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张茵们当然可以替自己和本阶层的利益而呼吁，但不是用委员的身份，也不是在政协的平台上，而是用她的企业家身份或者干脆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建言闲策。

　　当然，要解决张茵们的“困境”，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各种社会组织，使其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并且各个利益群体能够做到大致平等的竞争和博弈。在此之前，对强势群体的代表委员提出的只代表本群体利益的政策建议，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

　　来源：博客中國

　　作者:邓聿文

　　——兼论“穷富之争”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正常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而只能致力于机会均等，使穷人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同时对那些由于先天后天原因，已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穷人，由国家给予基本保障。穷而无困，贫富共处，这种前提下的贫富差距，就不可能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当下中國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出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不可能激起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这种背景下，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存在四通八达的致富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

　　当下中國的致富机制不公正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不成功。但这不等于说，市场经济就是错的。

　　市场经济要能成功，不是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单有市场体制就足够。市场经济要能成功，必须有一个社会条件，那就是自由，至少是经济自由。有人说，市场经济主要就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无关权利。这是大错。市场经济有强烈的外部性，它需要通过公共治理，来确保公民的经济自由。只是在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时，公民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也才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的和公平的竞争。所以，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来都叫做“自由市场经济”。

　　这就是说，自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把市场体制比作种子，那么自由的社会条件就是空气，就是阳光雨露。光有种子撒进土壤是不够的，必须有适宜的空气和阳光雨露，才会长出参天大树。光有市场体制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自由的社会条件，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茁壮成长。固然，没有自由的空气和自由的阳光雨露，也会有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但淮橘为枳，别的空气和别的阳光雨露孕育出来的就不叫自由市场经济了，那就是别的市场经济，套用吴思的话，那就叫官家市场经济了。

　　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官家市场经济，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无情，没有中间选项。道理很简单，没有公民经济上的普遍自由，没有公民权利上的普遍平等，那么自由、平等的交易就无从说起，以自由、平等的交易为前提的互利互惠也就无从说起。如果一方强权，一方无权；一方绝对自由，一方匮乏自由，那么这两个人群之间的经济关系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本质上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本质上都只能是零和游戏。这么一来，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最终就必然导致财富上的两极分化。

　　不幸，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正就是中國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也是市场经济难于成功的根本原因。当下中國财富上的两极分化其实只是表象，隐藏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是权利上的两极分化。在全世界范围，只有中國的市场经济从来不叫做“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自由这个元素，正就是中國社会最短缺的元素。

　　这里强调的权利是普遍的权利，这里强调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而普遍权利跟绝对权力，普遍自由跟绝对自由是不可以并立的。普遍权利增一分，则绝对权力损一分，普遍自由增一分，则绝对自由损一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是制约权力最常规也最有效的武器，没有了普遍自由、普遍权利的制约，强权就会入无人之境，无坚不摧。不自由的市场经济，即不以普遍自由、普遍权利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必然蜕变成封建庄园式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切割、权力宰制的所谓市场经济，即官家市场经济。

　　问题至此就很清楚了。我们曾经天真地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只要能确立市场体制，那么上层建筑问题就不难解决。但事与愿违。在我们努力推进市场体制以颠覆计划体制时，哪知道官家主义正在背后张网以待呢？人家接过市场经济的躯体，却悄悄扔掉了市场经济的灵魂即普遍的权利、普遍的自由。整个一个变性手术，市场经济不能不面目全非。

　　自由市场经济既然以普遍的自由、普遍的权利为前提，那么机会就对所有人都是同等的，上升的通道就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天然具有平民性，民主性。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经济属于民间，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官家市场经济却截然相反，它只属于权力，它最大的秘诀就是用权力置换利益，权力红利是其暴利的总根源。权利的普遍均等意味着利益的普遍均等，意味着权力红利的终结，所以，权利的普遍均等是官家市场经济的噩梦。官家市场经济最抗拒分权和均权，而以垄断为本能。垄断的另一面就是歧视，就是排斥，就是隔离，注定了多数人要遭到制度性的淘汰，要成为失败者，受害者。

　　全部要害就在这里。当下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是官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老百姓的市场经济。教育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医疗有什么自由竞争可言？没有自由竞争的教育和医疗，其市场化不过是收费化的同义词，不过是官家变着法子高收费。住房在市场的下游倒有一些自由竞争，但其上游何谈自由竞争？不能自建房，不能合作建房，也没什么廉租房，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被驱赶到房地产市场，唯有买房一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火爆。而最根本的供给，即土地供给则被捏得死死的，房地产市场的命脉完全卡在权力手中，人为造成巨大的供求矛盾，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而暴利的主要得主就是权力。

　　通常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全拜官家之赐，与自由市场何干？又何止这三座大山。几乎每个部门、每个利益集团都成了天价收费站，横亘在老百姓的生命通道上，老百姓生命通道上的每个关头，实际上都有一座大山。它们统统是权力之山，而决非自由竞争之山。其最终结果，都是最大限度地抬升老百姓的生命成本，使他们不堪负荷。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的残酷。我们本来想用经济改革、用市场体制倒逼政治改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战胜了计划体制，官家主义却最终战胜了我们。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我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实践自由市场经济，但人家干什么都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普通人对复杂的市场经济是不辨雌雄的，反正坏事都是你市场经济干的，我才不管什么好市场经济坏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都混球。这么一来，自由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名声先就臭了大街。

　　这真是一种戏剧性的转折。当初宣布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一些虔诚的老左派深感绝望，极端者竟不惜以命相殉。但是今天，他们中的多数应该喜出望外吧。今天炮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合唱中，领唱者不乏老左派的健将。他们才不管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和官家市场经济的分野，他们固然不喜欢官家市场经济，但他们更仇恨自由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他们惟一的天敌，你死我活。官家市场经济跟他们至少在官家这个层面上，是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的。所以他们对官家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不喜欢，但还是能共处一个屋檐下。他们反倒乐得张冠李戴，把官家市场经济的一切祸害，以及产生这一切祸害的终极根源，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身上，以此来印证市场经济乃万恶之源，印证他们当初反对市场经济之英明。这时的老左派已不同当年，当年全民一心奔市场，老左派虽往往位高却形单影只，是公众嘲弄的对象。现在，老左派确实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而且在野状态、相对弱势的状态也使他们容易博得社会同情。现在老左派虽然在重返过去时代这点上仍孤掌难鸣，但在反对市场经济这点上，他们却颇得底层民众的共鸣。

　　与老左派这种一定程度的返老还童相比，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每况愈下。民众的愤怒需要有一个出口，需要有一个发泄对象。换句话说，需要有人为市场经济的不成功负责，需要有人对弱势群体的苦难负责。市场改革派学者不免首当其冲。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很冤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推崇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相信他们并不曾预见市场经济会下出今天这样古怪的蛋。而且整个过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当权者。那么今天把一切问题推到他们头上，又如何说得过去？

　　但换一个角度讲，公众把愤怒集中于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说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意料，那么当事态发展的轨迹已十分清楚，现实已不容回避时，如果说公众未必有能力判断，市场改革派学者则是完全有能力判断的。但他们有多少人曾经给公众提个醒？曾经与官家市场经济划清界线？这点上他们不仅往往明哲保身，个别大佬甚至堕落为官家市场经济的同谋，乐得趁火打劫。

　　知识分子是整个民族的思想哨兵。明明狼来了居然知情不报，已然是渎职；如果趁火打劫，更是罪上加罪。深受其害的公众因之迁怒整个市场改革派学者群体，实在情有可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市场改革派旗手的吴敬琏、茅于轼才遭到万炮齐轰。就此来说，他们不是为他们个人受难，他们是在为整个市场改革派群体受难。

　　二

　　但是，无论如何情有可原，对吴敬琏、茅于轼的炮轰都于理不合。

　　吴敬琏一方面固然是市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却因其深厚的人文情结和公共关怀，而成为市场改革派最大的另类——他是官家市场经济这一趋势最早的预言者，也是官家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抗议者和批判者。只不过他没有明确使用“官家市场经济”这个词，而是叫做“坏的市场经济”或“权贵资本主义”。

　　远在1980年代末，吴敬琏已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另一个经济学家钱颖一长期合作，主题就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因为吴敬琏最早意识到，没有公共治理，权力不受制约，市场化就必然被扭曲，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就是必然结局。如果说，吴敬琏和钱颖一的这些早期研究，主要影响没有超出学术界和政治高层，主要是给精英扫盲；那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的问世，则是市场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公共话题，而进入大众视野。吴敬琏和他的学生石小敏等，是这本书的重要推手。没有他们的奔走呼吁，这本书的公开出版及后来的巨大震荡，将是难以想象的。吴敬琏之所以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显然是因为他与何清涟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尤其在民主与法治问题、在社会公正问题上，有太多共识。

　　何清涟和《现代化的陷阱》很快陷入困境，这对吴敬琏不是好兆头。但吴敬琏是个固执的人，当年围剿市场经济理论，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譬如刘国光等原来主张市场经济的大腕这时都退缩了，检讨了。吴敬琏偏不认输，而当着最高决策者的面舌战群雄，成为传奇。在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之后，因为强调公共治理，强调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吴敬琏渐趋边缘。但这时的吴敬琏更不可能回头。早在2002年，他已跟江平联手，组建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主攻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试图从法治入手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笼头。

　　吴敬琏因此不同于他的许多同行。在市场经济被视作洪水猛兽之时，他坚持为市场经济请命，而被称作“吴市场”。当市场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得以解决，市场经济成为显学之时，他没有盲目跟风叫好，而是开始了新的思考——思考“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即市场经济将在中國遭遇何种困厄的问题。从前的“吴市场”变成了“吴法治”。

　　中國必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官家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敌。吴敬琏对此深怀忧惧。如何通过公共治理，通过推进民主与法治，来避开官家市场经济的陷阱，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这是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思考的核心命题。他到处谈论官家市场经济的危险，毫不掩饰他的忧惧。那些只想听赞歌的人，不免愈来愈讨嫌他，甚至在当年并肩作战的许多同行眼里，他也成了异端。

　　这就是说，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形势反而更为复杂。从过去计划派与市场派的简单二元对立，发展到传统计划派、官家市场派、自由市场派三足鼎立。这么一来，吴敬琏的处境就不能不非常微妙。

　　吴敬琏的直接对头是官家市场派。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即改革推进到纵深以后，官员群体成了改革的抵制力量；那么1990年代以来，官员群体不仅不再抵制改革，反而成了改革的生力军。两个历史时期的官员群体对改革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惊人的落差？原因无它，端在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彻底打通了权力跟市场的通道。官员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改革于他们非但无损，反而给他们开辟了在市场上跑马圈地，将权力直接兑现而且无限增值的广阔空间。我们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时曾天真地幻想，权力寻租可能是赎买权力、离间管制，置换一定的经济自由的必要代价。此即所谓“腐败有益论”。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家既要笑纳财富，但权力和管制一点也不放松，你要的自由一点也不给你。赎买反倒鼓励了人家的贪欲，既然每给市场套上一根绳索，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那么何不将市场五花大绑？结果愈赎买，离自由愈远，几乎整个市场都被权力绑票。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公共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简直就成了天经地义。

　　1990年代以来，吴敬琏批判的锋芒一直都指向官家市场经济。批垄断，批腐败，本质上都是批官家市场经济。但是，他回天无力，徒遭嫉恨。他跟江平联手主办的上海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治理而知名，本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脑库，却备尝风雨，能不关门已属万幸。

　　吴敬琏的宿敌则是老左派。老左派对吴敬琏简直有杀父之恨，他们把颠覆计划体制这笔账主要就记到了吴敬琏的头上，为此展开持续十多年的舆论追杀。官家市场经济之愈演愈烈，则给他们的舆论追杀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他们当然要利用到极致。2006年3月8日发布于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一个左派纲领，总结对所谓“资改派学者”的斗争策略，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围歼。”这其实就是所谓“狂蜂战术”：一个时期锁定一个目标，一旦锁定就倾巢而出，咬住不放，直到“揭透批臭”。据他们声称，运用这样的战术，他们“先后集中力量围歼了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高尚全等资改派经济学家，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他们故意把吴敬琏跟“张五常、张维迎、厉以宁”完全混同，抹杀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把“主流经济学家”所有的错误主张都跟吴敬琏挂钩；他们根本无视吴敬琏对官家市场经济的一贯批判立场，尽可能以官家市场经济之害嫁祸自由市场经济，嫁祸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吴敬琏。基于这样的前提来批判吴敬琏，当然无往不胜。吴敬琏就成了官家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不仅遭到不明真相的网友的口诛笔伐，就连以自由派自居的某海外斗士，也趁乱对吴敬琏拳打脚踢，甚至斥吴敬琏为自由派、市场派的耻辱，要为自由派、市场派清理门户。

　　既有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又有来自老左派的报复，还有来自民众的误解和误伤，甚至不乏右翼红卫兵的明枪暗箭。自由市场理论领军人物的这种尴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尴尬。官家市场经济一日不休，自由市场经济的清白之身就一日不能澄清。而如果官家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最终的结果将是民众将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市场化被民众一概否定，一概抛弃。那时，历史车轮的倒转将并不是没有可能。这正是老左派梦寐以求的。自由市场经济要想不做官家市场经济的殉葬品，就必须遏止官家市场经济，这点上，我们已别无选择。

　　三

　　吴敬琏们的尴尬，主要是大背景小气候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吴敬琏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坦白地说，吴敬琏们的失误也是明显的，这些失误往往加剧了民众的误解，恶化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

　　茅于轼最近引爆的穷富之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本来，普通劳动者属于生产集团，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管理者，私营中小企业主也属于生产集团。在这个意义上，私营中小企业主跟普通劳动者相辅相成，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如中國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已经指出的，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才是民族经济的主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恰恰是这个生产集团，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固然收入微薄，私营中小企业主所得其实也很有限。通常认为私营企业主就是那些挥金如土的人。但如保育钧先生所说，这不过是舆论误导的结果，“私营企业主没几个大款，亿万富翁撑死了不到总人数的1%.”但成本却很高，“他们在苦苦挣扎”。而他们之苦苦挣扎，就是因为权力对市场的恣意侵犯，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不能不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

　　如果说富人就是这样的私营中小企业主，那么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缺陷，他们所分得的社会财富，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的微薄收入一样，都是打拼所得，而非不当得利。这点上，他们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穷人，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如果说，富人主要不是这批私营中小企业主，而是私企上层，那么他们多数已步入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因权致富。私企上层尚且如是，至于作为特殊利益集团主体的权贵，当然更如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或者说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往往被他们垄断，他们就成了当下中國最富有的群体。

　　生产集团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他们得到的社会财富最少；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他们瓜分的社会财富反而最多。这才是最大的两极分化，这才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最大的两极分化，根源则在于生产集团不能制约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根源在于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生产集团的盘剥和掠夺，根源在于权利上过度的两极分化。就此来说，官家市场经济跟传统的计划经济性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支配生产集团，都是以权力作为分配社会财富的决定性要素。

　　正是在这点上，自由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市场经济是生产集团的经济主权得到充分尊重的经济制度。而生产集团的经济主权就是非生产集团活动的边界，非生产集团绝不敢越界。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生产集团的主导权。权力被权利所扼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不起决定作用。既没有权力红利可言，要致富就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尽可能地去做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财富自不难最大限度地涌流。

　　茅于轼要为之说话的富人，如他所声明的，是将特殊利益集团排除在外，而主要指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这些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的命运，就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國的命运。而他们受尽了权力的压制，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为富人说话”如果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何错之有？这其实主要是对权力说话，是对整个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说话，是抗议他们对生产集团的压制和盘剥，而为生产集团争取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本质上为自由市场经济说话，为整个生产集团说话，其中就包括了为穷人说话。这哪里是什么穷富之争，这原本是自由跟管制之争，权利跟权力之争，生产集团跟非生产集团之争。这不过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官家市场经济博弈这个历史长剧的一个分镜头而已。

　　茅于轼有着这种代言的冲动，是毫不足怪的。茅于轼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他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国内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堡垒，为此历经磨难。而他出于研究需要，接触了大量私营中小企业主，深知他们的处境和苦衷。但遗憾的是，茅于轼并没有对自己这方面的理念和逻辑，做精细的整理和恰如其分的表述，而是不适当地迁就了大众话语，套用“富人”、“穷人”这些已经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词汇，不仅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反而令公众错愕，不适当地加剧原本已经尖锐的穷富之争。中國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就不是谁钱多谁钱少的矛盾，中國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只是生产集团跟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矛盾，中國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只是一个自由问题，或者说权利问题。加剧穷富之争，客观上很容易刺激仇富情绪，从而转移社会矛盾，用伪问题掩盖真问题。用心虽好，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茅于轼为什么会犯这种不该犯的错误？或许是因为书生气。学者就应该坚持自己獨立的立场，不应屈从舆论的压力，不应媚众。茅于轼大概有这样的倔劲。学者当然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大众情绪对着干。大众情绪可能是错的，但即便是错的，也只能在尊重的前提下对话，而不能针尖对麦芒，你们那么说错了，我就偏要朝相反的方向说去。你们一边倒地骂富人，我偏要特别强调为富人说话。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强权坚持这样的姿态是一种大义，但面对大众也这样，却未免不智，至少缺乏与大众沟通的能力。在媒体时代，这个缺陷显得尤其致命。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茅于轼一人的问题，吴敬琏同样有这个问题。你们说春运不该涨价，我偏要说该涨价。这个涨价说实在天真得可爱。如果说铁路可以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非国家垄断，相信铁路涨价不至于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弹，吴敬琏那么说也没啥错。但吴敬琏忘记了，中國铁路完全是官家垄断的，这种情况下，铁路涨价哪是什么市场行为？再比如吴敬琏认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城市拆迁补偿的利益因此不能完全给房主，一部分应用于社会再分配。这在一般的经济学逻辑来说确实没错。但问题是吴敬琏不了解拆迁户的辛酸，不知道拆迁户往往是盘剥对象，拆迁换来的往往是居住质量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说房主得利岂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谈？

　　过于书生气，以至于迂腐，是吴敬琏茅于轼共有的缺陷。这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不仅主要生活在书斋，而且他们交往的主要是中上层人士，他们跟底层民众没有日常交往，不清楚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情况。说他们有一定的精英心态，大概不算夸张。因此他们虽然愿意为底层民众代言，比如吴敬琏就多次为下岗职工代言，近年更旗帜鲜明地主张全民低保。但对底层民众的真实心态，他们并不能给以应有的理解。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一些正当情绪，就难免偶尔被他们看作民粹主义。他们有时跟舆论唱唱反调，这也许是部分原因，即故意要给所谓民粹主义泼点冷水？

　　但是无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都是知识界的翘楚。他们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不畏强暴追求真理的勇气，有从容淡定的气度，有包容异见的胸怀。他们顽强抵制官家市场经济，而坚守自由市场经济，更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不承认他们的自由人格和历史贡献，不向他们虚心学习，反而为了博出位，为了媚众，不惜跟用心险恶的老左派遥相呼应，而对两位可敬的老人大打出手，如果是普通人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为无知。但如果自命自由派学者而出此下策，那就不止是轻浮和放浪，而纯粹属于无良。

　　作者是南方周末资深时事评论员

　　来源：《同舟共进》杂志2007年第11期

　　作者:笑蜀

　　由于连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两倍，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更大的比例被政府征收，留下给百姓就越来越少。税收低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大。但是税收高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像现在这样的变化，税收在GDP中的比例上升，对于贫富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所得税。可是在我国，由于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的部分没有交税。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个老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提高以后，不同收入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如何。

　　大家对税收的印象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来的，有些收入低的人不交个人所得税，就以为自己没交税。其实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我国的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于是大家以为政府多收了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

　　个税以外的93%的那部分都是什么税呢？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占36.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0.0%；再其次是营业税，占14.7%；再次是进口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4.3%.这四项税占了全部税收的85.7%.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7%，就是92.7%.其他还有消费税5.4%，关税3.3%等。要分析税是从哪儿征来的，主要是分析这几部分税收的来源。

　　分析税负最后是谁在负担，在经济学里叫税负的归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國的税都是企业在交。其实企业肯定会把税加到价格里去，不可能企业自己掏腰包替消费者付税。企业的产品加税以后，消费者的负担加重了，产品的销量会减少，这是企业真正的损失。所以不论表面上是企业付税，或者是消费者付丹税，最后都是一样的，税负都会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分担。分担个的比例由商品的消费和生产特点决定，是一个很难计算的问题。

　　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出，税收都直接间接跟消费有关。不论是超市买东西，或者是交电话费等等，其中都包含着增值税和营业税。连关税也是和消费有关。比如讲，进口一台发电设备，国家征收了关税。这部分税负进入到发电的成本之中，最后是由电的消费者负担的。所以说，我国的税收最终是和消费联系着的。消费多的人多纳税。不消费就不纳税。一般而言，从纳税的绝对数来看富人消费多，所以每个富人纳的税也多。穷人则相反。但是，如果拿相对值，拿纳税占收入中的比例来看，结果正好相反。

　　每个人的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除开个人所得税，储蓄的那部分是不纳税的。你在抽屉里放上一万块钱，过了一年还是一万块，政府不可能从你储蓄的钱里征税。如果你在银行里存上一万块钱，一年后也还是一万块（不算利息所得的话），政府不能从你的存款本金中收取任何税金。但是如果你有了消费，政府就有办法收你的税。而富人的储蓄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高，也就是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高。所以相对于收入而言，他们的纳税比例较低。穷人则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都纳了税。因为他们的储蓄比例低，所以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也低。

　　所得税应该和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有了收入就要纳税，不管你消费了没有。这比较合理。可是我国的所得税只占7%，而和消费有关的其他税种占了大头。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变成了累退税，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其他税的比例，尤其是要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把累进所得税真正落实。在发达国家里，个人所得税要占总税收的一半左右，而且都执行累进制。这个道理很明显，但是我国的税改至今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增加所得税的比例，对财产性收入严格征税，并实行累进制。

　　作者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作者:茅于轼

　　西方人到底有多富？比咱们中國人到底富多少？差距有多大？也许，这个问题一直盘踞在你的脑袋里，今天就让我们来探个究竟吧。

　　欧洲人比美国人“穷”

　　美国是世界上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换言之，美国只有不足世界5%的人口，却占有全球近30%的财富。与欧洲相比，欧洲商会今年公布的一份最新资料表明，美国经济实力领先欧盟大约为20年。欧洲商会称，欧盟当前在就业方面的表现，与美国1978年时的状况大抵相当，在人均收入项目上，美国早在1985年就有了欧洲人现在的收入水平，“欧盟有望在2072年消除这一收入差距”。

　　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欧盟区的人们获取的收入要比美国低30%左右，但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远远多于欧洲人（据统计，美国人平均一生的工作时间比德、法、意等国多40%），这是美国人均收入大大高于欧洲人的一个关键因素。据统计，目前美国人平均每小时工资16美元，而丹麦则高达33.46美元；瑞士26.44美元；卢森堡24.1美元；挪威 23美元；德国21.08美元；意大利20.08美元；英国19.41美元。

　　富裕的欧洲人现在更多地把金钱和时间消耗到度假（欧洲人每年享有4～6周的假期）、福利享受和精神消费上去了。英国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中，英国人仅仅为宠物请事假就致使全国损失了270万个工作日。而德国目前高达13%的失业大军中，到底有多少人属于自愿失业者（放弃就业）也是一个不明不白的事情。

　　西方人的真实收入

　　修理工收入也不菲

　　前不久，美国纽约大都会捷运局（隶属政府公共服务部门）招聘一批修理工，捷运局对应聘者没有学历和身份要求，只要有4年维修经验即可。薪水标准为每小时 25美元，年薪可达到5.2万美元。此外，一年试用期转正后可以享受全家医疗保险、退休养老计划、法定假日和每年1个月的带薪假期。在美国，一旦受雇于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如不出现重大纰漏，一般很少能够获得“下岗”的机会。

　　要说今年美国最吃香的专业非会计莫属。美国近年来由于受公司财务丑闻的影响，政府对公司加大了监管力度，致使会计专业的大学生一时炙手可热，起薪已经接近4.5万美元。会计专业在西方经济国家中的地位正逐渐与律师和医生看齐。比如说，工作5年以上的会计师在英国年薪高达八九万美元；法国和德国会计师的年薪也不少于7万美元。

　　不同职业收入状况

　　欧盟职业联合会的调查表明，在欧盟区，收入居前的是IT领域、科学家和教授、保险和理财专家、律师、医生、会计师等，而收入较低的是农林渔牧从业者、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等。

　　美国《洛杉矶时报》在2004年10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公布的一份不同职业普通雇员年薪收入状况调查：理科大学教授（10年教龄）8万美元；中学教师（3年教龄）3.5万美元；外交官（2年工龄）4.8万美元；法官助理（3个月）3.8万美元；银行出纳（3年工龄）4 万美元；理财师10万美元；律师13万美元；保险经纪人11万美元；交通警察4.5万美元；护士（3年专业护理经验）5万美元；心理医生8.5万美元；外科医生11万美元；飞行员12万美元；卡车司机4万美元；餐馆侍应生、农业季工2万美元；《纽约时报》资深记者9万美元，调查者——《洛杉矶时报》有5年工龄的记者，基本年薪5.2万美元。

　　美国人的嗜好：“加班”

　　谈到收入，欧洲人普遍认为，美国人太“工作狂”，用工作替代休闲是“作傻”。事实确实也是如此，美国人热衷于加班。比如说教师这一职业，拥有10年教龄的美国中学教师平均年薪4万美元，高于欧洲的3万美元，但这正是由于美国教师工作时间比欧洲多了近1/3而打拼出来的。

　　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美国社会竞争之激烈，是不在美国过日子就很难想象出来的。美国法律规定加班工时能够取得基本工资1.5倍的加班费，而时时担忧“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划入“穷人”的普通人（包括那些所谓的中产階級），绝不会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

　　前不久，据《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州审计长办公室评出，2004年州政府雇员加班冠军罗伯特·亨利，他去年在基本薪酬（5万美元）以外获得的加班收入竟然高达9万美元。

　　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在餐馆里洗洗盘子跑跑堂应该是一种技术要求简单、容易上手的工作，可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在欧美这些国家一年下来也能获得不少于1.5万美元的收入（包括小费）。不过，这种工作并不稳定，雇主也不会在小时薪酬之外为你提供福利，比如养老和医疗保险等。

　　2004年，美国法定的全美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5.15美元（我国此项标准最高的深圳市，于今年7月1日起执行的特区内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不到50美分）。实际上美国人赚取的小时工资普遍要比这个标准高，最低标准充其量只是一个法律界限。美国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都有自己的“地方标准”。比如，纽约州今年施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6.1美元，明后年分别调至6.75和7.15美元。

　　西方的穷人是多穷？

　　原欧盟对“贫困人口”的定义是，收入低于欧盟人均收入60%的归类于“贫困”一族，按此标准，个人年收入低于9000美元属于贫困人口。美国2005年的标准是，单身年收入少于9570美元、两口之家少于12830美元、三口之家少于16090美元、四口之家少于19350美元、五口之家少于22610美元为贫困家庭。根据这个标准，美国的贫困人口最近几年基本保持在3500万人左右。

　　此外，美国还有一个“低收入”标准，美国把收入低于两倍“贫困线”的家庭视为低收入家庭。比如说，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在今年如果低于38700美元就属于低收入家庭，这个标准影响到3000多万人口。目前，年收入6～8万美元的中产階級家庭占美国人口的大多数。

　　如果，我们用西方“穷人标准”与我国高收入群体简单作一个比较的话，2004年全国收入排名首位的上海市，一个三口之家平均年收入大约是5700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穷人”搁到中國算得上一个十足的大款。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在一篇著名的《向贫穷宣战》演讲中称：“贫穷是什么？贫穷就是你不是在超市里排队付钱买东西，而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领取慈善机构捐赠的免费食品。”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应该是指那些没有能力解决食物、衣服和基本居住场所的群体。

　　但这些富裕国家今日所称谓的“贫困人口”，却体会不到“穷”滋味。据《今日美国》所作的2003年美国贫困人口生活状况调查报告称，美国3000多万穷人中，73%拥有汽车，这其中又有近1/3有两辆车或以上；99%有冰箱；75%使用洗衣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机，其中55%有两台或以上彩电。这些穷人中，46%拥有自住房屋，平均值超过10万美元；76%的家庭装有空调，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一个半浴室，一个车库。这些西方标准的穷人，在解决医疗问题上更是具有“先天”优势，比那些中产階級群体更猛于医疗消费，并实实在在地按标准享受服务，唯一的理由就是“穷”！穷人看病自个儿不会掏一个子儿，全部由政府埋单。

　　“穷”本身不是问题

　　西方财富分配中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穷人有多么地“穷”，而在于与低收入群体相对应的富人过于富！这种富人越来越富，穷人相比之下的越来越“穷”现象，也是导致经济发达国家社会矛盾丛生的真正根源。

　　在美国，5000多万富人占有全美50%以上的财富。在最近20年里，美国社会最底层，有20%的家庭收入只增长了6.4%，而富人有20%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7%，顶级富豪中有1%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84%.在这些国家，种族间的贫富差距更为明显。美国全国都市同盟今年4月发布的《2005年美国非裔状况》报告显示，目前非洲裔家庭的收入是白人家庭的1/10.

　　国际管理顾问公司Towers Perrin作的一项薪酬调查显示，30年前，全美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平均年收入是130万美元，是普通雇员平均收入的39倍，但在今天，前100 名高级企业主管平均每年将3750万美元纳入腰包，这个数字比他们的雇员高出千倍。美林集团今年5月9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富翁的财富在去年增加了 10.2%，达到了9.3万亿美元，百万富翁家庭在2004年猛增了200万个，达到了创纪录的820万个，增幅高达33%.欧洲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没有美国突出，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德国10%的富人控制着47%的不动产，占50%的普通德国人仅占有德国全部财富的4%.去年，隶属于英国政府的皇家邮政公司CEO亚当·克洛泽仅考绩红利一项就获得363万美元，一举成为英国收入最高的公务员，而其属下的18万职工平均每人只获得不到2000美元的奖励。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社会对贫富悬殊的容忍度，远远超出其他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原因在于社会目标和制度安排。美国人相信社会已经给每个人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机会，没有人在这个社会有资格坐享其成。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的社会。政府的功能，在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让个人在这一“游戏规则”中公平竞争，自己承担竞争的后果。

　　作者:盛立中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同时，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不仅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國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而且通过抑制需求，开始成为制约中國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正因为如此，调整利益格局已经成为构建和諧社会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贫富差距为何越拉越大：从收入到消费

　　在中國改革的最初阶段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在改革中最早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其中农民和城市中无正式职业者状况的改善最为明显。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农村显现出活力和生计，小城镇出现了繁荣。这样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必然结果。因为在此前的再分配体制中，社会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而在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总体平等化效应之下，局部性的收入差距甚至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这种差距和分化主要表现在：为了强化激励机制，在企业内部实行有差别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在新的就业政策和经济体制框架下，允许城市居民进行个体经营，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通过从事个体经营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同时与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三是早期“官倒”的出现，一些人利用价格的“双轨制”谋取暴利。但总起来说，当时出现的初步贫富分化，主要是体现在侠义的收入上。当时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社会舆论对收入差距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私营业主收入过高，承包、承租者和一般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但总起来说，当时贫富分化的程度还相当有限。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入相当缓慢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同时国有资产开始流失，直至后来出现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并由此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开始明显失衡。

　　国有资产的流失始于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双轨制。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双轨制可能也不失为撬动旧体制的杠杆，但由此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不容否认的。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的形式实现的。据有的学者计算，在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进入更为实质性的阶段。最初是所谓的“圈地运动”。在1987年到1992年的“开发热”中，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以极低的价格将土地批给房地产开发商。然后由这些拿到廉价土地的“开发商”在市场上多次转手，谋取暴利。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改制的进行，过去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开始被瓜分。这个数字有多大，是难以统计和计算的。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此外，腐败也在财富的聚敛上扮演更为实质性的角色。

　　进入21世纪之后，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机制开始出现，这就是群体间的财富掠夺。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实际两个百分点的负利率，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至少损失600亿利息收入；在资本市场上，前几年股市低迷时期，中小股民的损失至少在1.5万亿以上；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20多年中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最近几年中实现的。在城市拆迁中实现的财富掠夺更是无法计算。

　　除了这种明显的掠夺之外，事实上还存在一种隐性掠夺。这主要包括：一是在前几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基本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原来明显缩小了，至今各种社会保障覆盖面勉强达到城市人口的一半左右。二是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幅度提高。近几年中，中國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担。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加上房价的飞涨，人们将医疗、教育、住房称之为新的“三座大山”。实际上上述三个领域价格的飞涨，本身就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就“中國城市贫困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时发现，如果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则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人均支出指标，则贫困人口总数立即增至3710万人。这说明，支出的大量增加，成为一部分居民致贫的直接原因。

　　蹩脚的再分配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中的首次分配和由国家实施的再分配，是分配国民财富的两个主要手段。在市场机制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分配机制应当在缓解贫富差距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在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再分配却没有能够有效地起到缓解再分配的作用。甚至在某些再分配环节上，本来应当起缓解贫富分化作用的再分配项目，反倒起了加剧贫富差距的作用。

　　首先是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过小。有专家指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突出特征是，一是行政经费投入多，社会保障投入少。1990-2001年，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而一些特困群体的社保资金却难以全部到位；二是城市建设投入多，农村建设投入少；三是工业投入多，农业投入少；四是公务员工资增加多，农民增收少。周天勇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4年，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有学者指出，前几年我国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削弱了国家对其它社会经济活动的调控，造成公共產品的短缺和基本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在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分配难以起到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

　　即使是有限的投入有时起到的作用是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不是缩小这种差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產品的分配，都是与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是本来收入就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城市居民享受到较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產品，而本来收入就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农村居民却很少甚至在某些方面完全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產品，要自己承担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等福利成本。根据有关数据，2001年，全国小学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而城镇人口的收入本来是农村的数倍。福利和公共產品分配不公的结果是使得本来就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正如人们经常提及的，近年来中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三倍以上，但如果将福利和公共產品等因素计算进去，两者之间的差距将会扩大到6倍左右。

　　即使是在城市内部，社会福利与公共產品的分配也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被少数人占有，比如医疗。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专题，图库）、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而据一份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这只有17％的由政府负担的医疗费用，又有80%是为850万以黨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黨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请长期病假，其中有40万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500多亿元。

　　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杠杆。在有的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如在美国，仅累进所得税一项，就使最低收入者群体和最高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差距，税后比税前缩小了好几倍。但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但不能有效缓解贫富差距，有时甚至起反向的调节作用。我们可以以2001年的税收调节为例，看看税收是如何扩大而不是缩小了贫富差距的。我们先看城乡之间。按有关统计数据，2001年我国个税收入近996亿元。此外，当时农民的税费负担还没有取消。农民交纳的各种“费”，无论是从征收依据（不超过纯收入的5%）还是从用途来看，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农民上缴的各类款项，当在2000亿元以上，人均达200元以上。如果将农民负担看作为变相个人收入所得税，当年中國实际个人收入所得税总数当为3000亿元，其中农民缴纳的大约占60%，而农民的全部纯收入只占城乡居民全部收入的33%.如果不考虑农民交纳的税费，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89倍。如果考虑到农民交纳的税费的因素，则扩大到3.17倍。

　　而在城市内部，情况同样是如此，几年前的一些调查表明，在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４０％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另外的一些零星调查更表明，在有的地方的个税中工薪阶层缴纳的占到了60%甚至70%以上。而工薪阶层工资性收入只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左右。这无疑也会扩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还有数据显示，尽管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在广东，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额的2.33%.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个税征收上“逆向调节”的现象是明显存在的。

　　调控为何不起作用

　　应当说，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各级政府在调节利益格局，扶助贫困群体，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上，做了很多工作。但即便如此，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说明，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其艰巨性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非规范化的状态，能够用诸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常规性手段进行有效调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已经比较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富差距已经有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的迹象。

　　笔者曾经对2002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情况进行过一个大体的估算，我们可以以此为例来看看在这一年里，我们共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的？这些财富都分给了谁？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监控这个分配过程？如果将折旧等因素忽略掉，可以粗略地说，这一年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10万亿的财富。下面我们就看看这10万亿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进行分配的。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块是企业的利润，大约1万亿；第二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2万亿，其中预算内收入为1.5万亿；第三块是城镇居民的收入，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如果城镇人口按4.8亿人（2001年的数字）计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3.7万亿。第四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如果农村人口按8亿人计算，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2万亿。这四块加起来共8.7万亿。也就是说，还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其中包括折旧、非货币化的部分、计算的误差等。应当承认，上述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当中有重复计算，有误差等，但大体还是看得出来我国国民分配的大致格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共10万亿的财富分配中，首先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城市居民3.7万亿的收入中。这一块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时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对这块财富的分配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这一块中，有一个部分是“工资总额”，按照统计部门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它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在2002年，工资总额约1.2万亿。3.7万亿去掉1.2万亿，还有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城市中的个体职业者的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但我们知道，这几块加在一起，远达不到2.5万亿。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灰色状态，不过我们尚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数字或比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城市居民收入中，除了工资总额部分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外，其余的2.5万亿，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外的。除此之外，我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介入了分配，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在强征农民土地上获得的级差地租。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每年以不规范的方式分配的财富比例是相当大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首先，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因为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必须建立在收入分配规范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至少有关部门要知道谁的收入是多少，收入的项目是什么。但在我国，由于收入分配的非规范化，除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之外，有关部门对上述数据很难掌握。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规范化有所进展，但这种进展也仍然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是需要引起警惕的，即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个人收入所得税也是最容易征收的。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初衷本来是调节贫富差距的，甚至是为了实现“提低、扩中、调高”的目标的，但在实践中却很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而我们知道，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存在，是防止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前提。

　　其次，政府难以分辨富人和穷人，再分配的调节措施难以准确落实到人头。比如，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由于政府无法确切辨认穷人和富人，就只能将落实低保对象的任务交给居民委员会。但居民委员会也无法掌握居民确切的收入状况，于是就出现了养宠物不能享受低保、使用手机不能享受低保等荒唐但却无可奈何的标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分配也是如此，近些年许多地方都出现该买到房的买不到，不该买到的却买到了，甚至出现高价倒卖房号的现象。在北京市，有的房号就可以卖到十几万元。还有的地方，廉租房建成了，但粥少僧多，迟迟无法分配。其实，说是因为少僧多，实际还是无法确切掌握谁是最困难的人，谁最应该得到廉租房。上述问题，其实都是与收入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相联系的。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去年5月26日，仲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有媒体指出，这意味着调整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共识。舆论认为，在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将涉及扩大社会保障面、抑制垄断滋生的不公、运用税收调控手段等多方面的措施，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但同时需要看到，在利益关系调整上，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其实，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國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与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追逐渠道。

　　争取利益能力差异的制度背景是权利失衡。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起一种相对平衡的、有制度保障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需要看到，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冲突，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國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就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他们既无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无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式。比较而言，在整个社会缺少规范化的利益追求方式的环境下，强势群体有着用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优势。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规范化的，而且，强势群体在使用这些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作者:孙立平

　　和諧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和諧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在最低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社会的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在近几年调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时，我们又看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也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措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的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但客观地说，中國的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國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國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但在目前中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中，农业劳动者阶层仍占总就业人员的42.9%，社会中间阶层仅占20%.中國还未形成社会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而是各中下级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 .而最近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即将家庭年收入5.37-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10万元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这项研究认为，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还要看到，即使是在比重很小的中产阶层中，公务员在其中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一份《中國中产阶层调查》将公务员排在中产阶层三甲的位置，而中國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则将“黨政官员”列在中产阶层的首位。

　　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中，一些关于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负面评价不断见诸报端。“掠夺式经济使中國中产阶层迅速消失”、“中产階級的无产化”、“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中产階級成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字眼。其原因不排除中产阶层能够更易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其生活状况在最近几年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首先，随着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他们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近两年，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当大量低薪大学生进入职场时，特别是再过几年，当这些低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这个问题将会更为突出；其次，生活负担的加重。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

　　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高书生先生最近就指出，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有可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从国际上看，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恶化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忧虑。“中产阶层的消失”、“中产阶层的蒸发”等字眼，甚至成为文章的标题。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塞尼特指出，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有资料显示，在美国，年收入2.5-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两个群体人数都在增加，形成中间凹陷的“M”型结构。塞尼特还指出，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階級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说，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一些学者则发现，尽管近几年日本的经济在复苏，“有工作的人多了，但是低收入的非正规员工占了1/3”，相反，可以带来较好收入的中产阶层的职业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根据一项日本官方调查，在20-34岁的人群中，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居于中间阶层的人，10年来降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階級的却增加了13.3%. 一位日本经济评论家尖锐地指出：“所谓经济复苏，是大企业和富有者阶层的盛宴。大多数工薪阶层不仅没有享受到加薪，反而增加了社会保障费和税金的负担，他们不可能感受到经济的好转。”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人这样描述：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于是很多人在问：“我还是中产階級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階級吗？”

　　在目前情况下，还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晓虹教授认为，中产階級，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或一个医生收了3000元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些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而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以上的这种倾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但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中产阶层要成为安身立命的一个阶层，也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

　　作者:孙立平

　　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