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西丰，这个昔日血雨腥风百兽哀鸣的皇家围猎场，2008年初再次响起了围猎的号角。只是这次围猎目标不是当地的飞禽走兽，而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并且不是北京一般的地方，而是中央机关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机关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是驻有一个武警中队保护的《法制日报》；抓捕3天前发表文章“诽谤他们县委书记”的一名女记者。虽然这位中央大报的女记者哭哭啼啼东躲西藏最终逃过此劫，没有像她文章中描述的那位女商人一样被投入监狱，但是它却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可能在劫难逃，至少是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内乱边缘。
在中國历史上，当地方官僚对上不在乎中央政府，对下不在乎百姓死活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或者是爆发大规模内乱，或者是爆发灾难性外患，或者是内乱外患一起爆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历次浩劫无不与此有关。而目前中國地方官僚对中央政府的蔑视程度，更是达到了闻所未闻登峰造极的惊人地步！一个不过七品芝麻官的小小县令，竟然跨越省市两级政府，派人直奔京城军机处抓捕京官，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犯上作乱的大罪，所以数千年来中國历朝历代都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西丰县令可谓是中國千古第一县令。如果说西丰县衙直闯京城军机处抓人已属千古奇闻的话，比事件本身更加让人震惊的是事件发生后完全颠倒的君臣反映：面对网络媒体排山倒海的讨伐声浪，西丰县不仅没有丝毫恐慌，反倒出奇地镇定自若、理直气壮、公告不断，声称县令对此事“十分宽宏大量”（中央应该感到庆幸，倘若不是遇到一个宽宏大量的县令，估计将会直奔中南海抓人）；中央方面经过多日沉默后的第一个反映，不是震雷霆之怒、扬天子之威，而是通知媒体不要炒作此事，动用国家力量为西丰效力，进行化解掩盖。中國网络公众再次扮演了当初义和团的悲剧角色，本来是帮助中央讨伐西丰，结果是中央和西丰联合起来禁止网络炒作，当初义和团就是本来在帮助朝廷打洋人，结果却遭到朝廷和洋人联合鎮壓。如同当初清政府不仅没有成为中國人民反抗洋人侵略的工具，反倒成为洋人鎮壓中國人民反抗的工具一样，中央和地方官僚的位置再次颠倒过来了，地方官僚不仅不再是中央政府手中的工具，中央政府反倒成为地方官僚手中的工具。
中國集權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跨越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就在于其塔式权力结构有着不可僭越的君臣隶属关系，以道统为基础的内在秩序和以皇权为核心的外在秩序，形成了塔式权力结构的牢固支架，以往30年诸如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丛林法则的兽性化训练，摧毁了权力金字塔的道统基础，金字塔的塔基已经彻底酥透朽透，随时都有可能化为一团随风而逝的齑粉尘烟，维系金字塔不倒的唯一力量只剩下权力脚手架的外部支撑。而西丰案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这最后的权力脚手架也已经开始被拆除，并且拆除这最后脚手架的不是来自于外敌入侵或民众造反，而是来自于地方官僚。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到，一个小小西丰县委就可以随心所欲派人进京抓捕京官，如果是再大些的铁岭市委或者辽宁省委呢？如果是拥兵数十万的各大军区司令呢？中國历史上的所有内乱和分裂几乎都是由此开始的。虽然就表面来看，中國依然是个中央集權国家，中央号令地方，地方服从中央；但是在功能和内容上，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被分割成无数块隶属于各级官僚的私产，成为各级地方官僚对上玩弄中央、对下欺压百姓的私人工具；实际上的中央集權国家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强大躯壳。并且此种情势愈演愈烈，从最初“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那种中央政府的边缘化，直至发展到目前这种直接进入中央政府抓捕违背地方利益的各类京官。
在此我们无意分析这位西丰县令，更无意去判别此类权力、资本和媒体之间利益纠葛的是非对错，无论最终这位县令结局怎样，此案都与个人品质没有任何关系，道理很简单，好官不会这样做，贪官不敢这样做，现在之所以能这样做，完全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是政权（不仅是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最近越来越多的各类执法人员随心所欲当街杀人的频繁案例，如同西丰案一样，表明了中國的国家政权、中國整个国家机器正在走上私有化道路，中國的私有化改革，已经超越了经济私有化的发展阶段，转而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私有化发展阶段，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权私有化现象。中國地方官僚之所以能够无需罗织罪名、无需栽赃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心所欲地杀人于闹市，就在于政权私有化使他们感觉到运用职权杀人，如同掏钱买东西一样地十分自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前些天湖北天门市执法人员仅仅因为路人对他们拍了张照片，就把对方当街活活打死；沈阳、广州的执法人员仅仅因为对方不听话，甩手一枪将对方当街射杀；既然连一般执法人员都可以把冒犯自己威严的人随意射杀，作为执掌数十万民众生杀大权的县委书记，要把冒犯自己的人投入监狱，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人总是把这类恶行归结为是集權專制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在集權專制时代，莫说地方官僚不能滥捕滥杀，即便是权倾天下的中央高官也不能滥捕滥杀。《水浒》中的高太尉相当于现代国防部长，要加害林冲那样一个普通教练，也只能费尽周折地让林冲“违规犯罪”才能达到目的，而无法像现在西丰县令那样随便一句话就能把对方投入监狱；《水浒》中另一位张都监相当于现代的卫戍区司令，在西丰县令看来，应该是一句话就可以把身为囚犯的武松拉出去斩首，可是让西丰县令等现代地方官僚难以理解的是，一位堂堂的卫戍区司令要整死一个普通囚犯，竟然要兴师动众地设局栽赃，甚至花钱收买黑道才能下手。在西丰县令等地方官僚看来，像高太尉、张都监等人的官都他妈的白当了，居然整治个儿把老百姓都这么费劲，完全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笨蛋吃货”。从高太尉、张都监害人的笨拙手法中可以折射出即便在集權專制的封建时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也很难做到滥捕滥杀。慈禧太后时代是史学家笔下极其專制腐败的时代，可处死《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样的普通小百姓，都要经过两宫皇太后的批奏。可见，地方官僚滥捕滥杀，绝不是中央集權或者一黨專政的结果，古今中外历史上，中央集權的时期很多，一黨專政的时代也不少，有谁见过地方官僚敢于抛开中央甚至冲着中央去滥捕滥杀（政变除外）？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发生在当今中國。
政权私有化正在把中國变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政治怪胎，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行政单位，每一个地方官僚，都不再只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与国家机器形成了类似物理学上的那种全息关系，拥有国家机器才具有的包括鎮壓在内的全部职能，如同全息照片剪掉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具有完整图像一样，中國任何一个地方官僚同样具有国家的全部职能，这种部分与整体在功能上的完全重叠，造就了各级地方官僚的皇家化，形成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土皇帝，全国有多少官僚，就有多少土皇帝。土皇帝做久了，不仅在百姓和其他同类面前具有皇帝的感觉，甚至对中央也会无形中流露出皇家习惯。西丰县令属下不加思索地去京城抓人，就是这种皇家习惯的自然流露，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过脑子，如果当时有哪怕是5分钟的冷静思考，恐怕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派人去中央政法委抓人，道理很简单，虽然中央政府被边缘化了，但是中央政府下面许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并没有被边缘化，随便哪个土皇帝一发怒，这位西丰县令就会立刻堕入无边地狱。虽然中國历史上土皇帝现象由来已久，但一般都是存在于那些人迹罕至的偏远蛮荒之地，像目前中國这样官僚集团整体上皇家化的现象从未有过。
不仅政治生活皇家化了，甚至包括个人生活都皇家化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僚搞起了三宫六院。今天官僚包养二奶并非是三妻四妾的复活，而是在建设皇家的三宫六院。皇家三宫六院和富家三妻四妾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富家的三妻四妾只是性欲工具和生育机器，没有官衔和职务；皇家的三宫六院则有着明确的官衔和职务。环顾当今官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二奶正源源不断地由床上走到主席台上，只要宝贝儿一撒娇，想要什么乌纱帽就有什么乌纱帽，其政治上的风光远远超过了以往皇家的三宫六院，以往皇家三宫六院的官衔再大，其风光范围也仅限于宫墙之内，现代土皇帝的二奶宝贝儿，则可以公开抗着顶带花翎巡游天下。不仅二奶本人要什么乌纱帽就有什么乌纱帽，甚至二奶又包养的二爷都可以官运亨通，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为包养的二奶招聘二爷时公开悬赏说：“县里有谁愿意做她（即杨国瞿的二奶）的丈夫，我就给他一个局长干干”。在此，政权的私有化和官僚的皇家化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程度，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的权力。
正是这大大小小的无数土皇帝，把中國变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官僚主权国家，表面上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權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十分松散的官僚联邦式国家。官僚成为国家主体，国家主权既非整体主权，也非个体主权，而是完全的官僚主权；一切权力归官僚，包括立法权、执法权，监督权等等所有权力，统统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是国家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什么都可以怀疑，官僚统治不能怀疑，什么都可以打倒，官僚权威不能打倒。所谓改革从开始就是强化官僚统治的手段，对上改革中央对下改革百姓，用民主对抗中央，用市场掠夺百姓，逐步形成了官僚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摆脱了人类历史上针对官僚设置的所有约束。中國古代社会是天子主权，官僚要受皇权制约；现代西方国家是资本主权，官僚要受资本制约；毛澤東时代是人民主权，官僚要受人民制约；唯独当今中國是官僚主权，官僚不受任何社会制约，并且有权制约社会任何方面，对上可以约束中央，对下可以约束百姓，官权把皇权和民权同时踩在了脚下，成功建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空前绝后的官权天堂。天堂里的人们是绝对自由的，中國的官僚也是绝对自由的，莫说去中央政法委抓人，如果手里有军队，中南海也可随时掀个底朝天。
如同历史上军队私有化往往造成兵灾一样，政权私有化则造成了比兵灾更加可怕的官灾，兵灾只是祸害当前一代人，官灾则是祸害子孙数代人，官灾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我们之所以讲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根本原因就是官灾的泛滥，自然资源濒于崩溃，道德资源完全崩溃，鬼妻、残童、窑奴、性奴等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野蛮兽行，经济殖民化的空前发展，成千上万亿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糜烂时代的变态性挥霍等，所有这些罪恶现象几乎无一不是官灾泛滥的结果。官灾泛滥，表明中國的私有化改革不仅已经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了政治领域，并且由一般的权力私有化发展阶段上升到了政权私有化发展阶段。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私有化一般仅限于经济领域，即便历史上那些极度腐败时期，也只是出现过权力私有化的现象，政权私有化的现象极少发生，即使发生也只是在国家分裂最初极其短暂的混乱时间内，随着地方割据的明朗化，地方政权很快就会恢复其皇家性质或者国家的公共性质（尽管这里的公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共），像目前中國这样在和平时期便普遍形成了政权私有化的状况，无论中國还是世界历史上都还是第一次出现。政权私有化不同于一般权力私有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鎮壓职能。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今现实生活中，一般权力私有化的特点就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并不具有鎮壓职能，无论拥有多么高的官位，都无权直接鎮壓对方，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囚犯，而只能通过栽赃陷害的方法造成犯罪事实，才能把对方变成国家机器的鎮壓对象，这就是高球害林冲、张都监害武松要费尽周折设局栽赃的原因，如果他们拥有西丰县令那样的鎮壓权力，只需一句话，十个林冲和武松也早死光了。况且《水浒》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是集腐败之大成的最典型的腐败环境，其间注入了大量想象和文学加工，即便如此，其腐败也不过仅限于权力私有化，并没有形成政权的私有化，可见今天的腐败程度已经超出了历史上关于腐败的最大胆想象。一如《水浒》中描绘的那样，权力私有化的腐败会把好人逼上梁山，激起民众的革命造反，而政权私有化的腐败，则同时带来两个方面的危害，既会激起民众造反，又会导致社会分裂内乱。
政权私有化最可怕的就是会形成国与民之间的生死对立，强迫全国人民如同岳飞一样地面临悖论选择：抗战胜利被国家处死；抗战失败被敌寇杀死；除了卖国当汉奸，舍此没有其它任何活路。这就是中國历史上无数视死如归的铁血汉子最终难逃汉奸命运的根本原因。男儿可以笑赴沙场喋血刑场，却很难接受被贪官当作汉奸处死的悲剧命运，而能够逃脱被当作汉奸处死的唯一途径，就是趁还活着时真的去当汉奸。如果说经济私有化把全国人民变成了资本的奴隶，那么政治私有化则有可能把全国人民变成冷漠的汉奸。中國人之所以特别痛恨贪官，中國历史上之所以有杀贪官的传统，中國历代造反之所以把反贪官作为主要口号，就在于中國的所有灾难和悲剧无不根源于贪官。而今天的政权私有化，更是远远超过历史上的贪官腐败现象，贪官只是以权谋私，政权本身还具有公共性质（至少是集团内部的公共性质），政权私有化则如同产权改革中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资本一样，直接把公权变成私权，变成官僚个人的私人财产，如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企业内部的所有厂房机器设备都属于老板一样，政权私有化以后政权范围内包括老百姓在内的所有一切，也就天然属于官僚，所谓以权谋私的历史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倘若此时再说以权谋私，如同在说以私谋私那样没有了任何意义。稍微注意一下媒体舆论就会发现，以权谋私这个概念正在从人们的议论中逐步消失，并且官僚本身对传统的以权谋私也逐步失去了兴趣，当下国有企业老总舍弃亿万资产去拼命从政的现象就是典型，目前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年薪已有上千万，加上期权、MBO（管理层收购）等收入，一上任就是亿万富豪，还是合理合法的亿万富豪，可是目前中國的官僚却想尽千方百计，也要舍弃亿万资产去当一个年薪也就10多万的副部级官员。可见，中國已经超越了以权谋私的权力私有化发展阶段，进入了政权私有化的土皇帝时代。
前面说过，中國问题的根源在于官灾的泛滥，官灾的泛滥在于政权的私有化，政权私有化则是清算纹革的结果。由于现代中國的大众民主诉求是通过纹革表现出来的，对纹革的清算便自然形成了对公民大民主的清算，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力都遭到彻底否定，包括最野蛮资本主义社会都承认的罢工权力都被彻底剥夺，罢工是世界公认的公众最低权力，是驴牛骡马等牲畜都具有的天然权力。排山倒海般清算大民主的政治浪潮，把中國推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使中國由一个世界公认的政治上的先进国家变成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在世界人權法庭上由原告变成了被告。当纹革大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模式被彻底妖魔化以后，可供中國选择的就只剩下两种政治模式：苏联式的集權政治和西方式的集团政治。当时中國左派右派的斗争，就是选择苏式集權政治模式还是选择西式集团政治模式的斗争，如果没有家族利益的介入，这两种政治模式的斗争将会一直继续下去，家族利益的介入改变了中國的政治方向，推动中國走上了政权私有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是上述两种政治模式与家族利益形成尖锐矛盾的结果。
苏式集權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皇家政治，只承认皇家利益（黨的利益），不承认家族利益，并且身份和权利相统一，任何人都不可能把黨的總書記和国家主席变成自己家族随意更换的“账房先生”，要想垂帘听政特别是全家老小谁都可以垂帘听政，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西式集团政治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政治，不承认任何特权，不仅不承认官僚家族特权，甚至连政黨特权都不承认，更是家族利益无法容忍的政治制度。于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在客观上就被圈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既要改革中央领导的集權政治模式，又要避免资本主导的集团政治模式，更要反对人民主导的大众政治模式。由于政治改革把中央、资本和民众同时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民主本身变成了地方官僚的一种特权享受，民主改革变成了地方官僚对上约束中央对下约束百姓的一种特权手段，中國的政治改革与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政治改革完全形成了相反的路线，历史上所有政治改革都是约束官僚权力的改革，中國古代是通过加强皇权来约束官权，现代西方是通过扩大民权来约束官权，唯独当今中國完全相反，是通过巩固和加强官权，来对抗中央的集權和鎮壓百姓的民权。巩固和加强官权的武器就是30年来响彻云霄的那句漂亮口号：“民主法治”，民主用来对抗中央，法治用来整治百姓。把民众排除在外的民主只能是对抗中央的民主，摆脱了中央和民众制约的法治只能是鎮壓百姓的法治。可以说，30年来最受各级官僚欢迎并且被各级官僚喊的最多的口号恐怕就是“民主法治”了，甚至是30年来各级官僚唯一一句发自内心的政治口号。
正是通过所谓民主法治建设，社会所有权力所有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各级官僚手中，官权越来越成为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力，不仅公众百姓越来越无可奈何，甚至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可奈何，政权已经逐步私有化到官僚个人手中，几个官僚随便凑到一起召开一个民主生活会，就可以更换黨中央總書記，甚至干脆连民主生活会这种走形式的障眼法都懒得要了，凭老爷子一句话就可把堂堂现任黨中央總書記抓起来，一直软禁到死。那位被软禁的總書記不明白权力的私有化，已经把黨中央總書記变成了一个耳坠般的纯粹摆设，试图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进行垂死挣扎，酿成了所谓八九风波，八九风波是皇权（中央集權）和民权对官权的最后一次反抗，随着皇权和民权的两头失败，中國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官权时代。后来的總書記看透了官权时代权力把戏的全部奥秘，出于蓝更胜于蓝，采用了借力打力的办法，私有化一步到位，由权钱交换直接过渡到权钱合一，政权私有化再上一个台阶，天下官僚尽入囊中，彻底封杀了老爷子出招的全部路数，成为中國历史上成功制住垂帘听政者的第一人。只是政权私有化苦了天下百姓，毁了中华民族，埋下了天下大乱民族解体的罪恶祸根。
政权私有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纵官作恶、纵官为匪的过程，扒房子圈地、占人财产、淫人妻女、致人死命，逼男人为奴，迫女人为娼，富人成为野兽，穷人成为牲口，堂堂文明古国变成了血腥动物世界，富人和穷人从两个方面与国家形成对立，富人因掠夺而对国家未来产生恐惧，穷人因被掠夺而对国家现在产生恐惧，成为国人恐惧对象的国家是最脆弱的国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分崩离析，随便任何一个外敌入侵就会投降亡国，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能够轻易打败中國的根源就在与此。当初作为官僚总代表的李鸿章卖国卖到了空前疯狂的程度，对所接触的国家无一不受贿，对所接触的企业无一不索贿，慈禧光绪母子连心，眼见大清江山被瓜分何尝不痛心，但是洋务运动的改革已将国家主权转移到地方官僚手中，被称为集權專制集大成者的慈禧太后，却只能像狗一样地哀求李鸿章，并忍痛抓捕关押自己的儿子来讨好地方官僚，幸亏李鸿章不好色，否则强迫慈禧太后做二奶，恐怕慈禧太后也不敢拒绝。如果说大清王朝晚期地方官僚坐大，是官僚集团通过洋务运动自下而上篡夺皇权的结果，那么近30年官僚集团的绝对权力，则是由上而下主动推行的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像经济私有化那样制定明确的政治私有化方案，但是诸如“权力下放、放权让利”“取消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等政治改革的基本指向，无一例外地都是解放官权，完全是一场解除制约、放纵权力的官权解放运动，特别是“永远不搞政治运动”的承诺，等于是公开下达了贪腐放纵令，开闸放贪、纵官逐利，全面拉开了权力私有化再到政权私有化的历史大幕，中央政府被逐步边缘化的晚请悲剧开始再次上演。虽然表面上中央政府仍然十分风光、说一不二，实则已如同二奶那样沦为地方官僚手中的玩偶，一个小小西丰县就敢去中央政法委系统抓人，再看媒体控制更能反映出中央政府被边缘化的状况，除网络之外的整个媒体都在研究如何对付中央对付百姓，对付中央和百姓的右派舆论遮天蔽日，而研究对付官僚集团的文字一个都没有。可见，在地方官僚眼里，如同二奶只是他们用来满足性欲的工具一样，中央政府也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中华民族正在从内部遭到肢解。
政权私有化所形成的官僚绝对权力和官权至上原则，把中國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翻转颠倒过来了，翻转颠倒的金字塔是最危险的金字塔，随时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塌向左边，砸死的将是亿万百姓，所以左派殊死抗争地向右推；如果塌向右边，砸死的将是官僚买办，右派也在拼命支撑地向左推；左右两派都竭尽全力要砸死对方。结果却是相反相成，来自左右相反的两股政治力量不仅互相抵消，而且在相互冲击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旋转推力，推动颠倒的金字塔犹如陀螺般地旋转起来，左右之间的斗争越激烈，形成的旋转力量就越强大，这只巨大政治陀螺旋转的速度就越快，其颠倒状态就越稳固。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它能数十年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地就此旋转下去，一旦遭遇外力冲击停止旋转，立刻就会轰然倒塌。中國历史上农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两大政治力量冲击形成的旋转力量，推动中國的政治陀螺旋转了二千多年，几乎耗尽了中华民族全部能量，后来遇到八国联军稍一冲击，立刻就陷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百年战乱。
目前闯过百元大关的石油价格拉开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序幕，衰退和危机将把数十万亿美元如狼似虎的饥饿外资驱赶到中國，中國陀螺的旋转将再次被打断，上次陀螺停转后是百年战乱，这次会有多久？愿上苍佑我中华。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
作者:张宏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