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对于把宗教仪式或准宗教用语用到社會主義运动中来的企图进行过尖锐的嘲笑。一次有人问他，一个社會主義者说社會主義是他的宗教这是否适当。他答复道：“如果一个普通工人说这句话，那么它只意味着那个工人正在抛弃宗教而赞成社會主義。但是如果一个社會主義领袖或一个知识分子声称社會主義是他的宗教，那他就是正在抛弃社會主義而赞成宗教。”
列寧在这个问题上斩钉截铁，毫不含糊，毫不宽容，显示了他具有强烈的斗志、清晰的观念与严整的逻辑以及战天斗地、改造人性与重建人类文明的巨大决心与自信。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进步与自由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信仰以及天主教会的轻蔑与敌视的情绪与态度是一致的。
但是，社會主義的种种主张真的能够与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这种普世性的宗教的种种主张截然对立，毫不相干吗？人类的理智就已经是那么的完美，不愿意再为神秘的命运与热情的幻想留下一点空间吗？作为人类追求真理与实现正义的永恒事业的新的高峰，社會主義就不愿意将自己与那些较为质朴，较为狭隘，但是同样热情、善良与正直的先驱者们相提并论了吗？难道世界的规律就只是无限的进化，而没有一点曲折与回归吗？伟大导师自己也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呈螺旋式发展的，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都在重复着自己的历史，所谓的进步不过是在较高的水平上重复而已。
十九世纪的法国大思想家勒南曾经指出，早期的基督教徒，就象是社會主義工人，从一个公共场所到另一个公共场所，去传播信念与争取群众。最初他们争取到的只能是一些最弱势的人群——“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这些人一无所有，处境悲惨，因此具有反社会的倾向。他们在宗教集会与示威时，往往采取了一些暴力行动。因此早期的基督教作为一种具有反国家和暴力倾向的下层人民所信仰的宗教，遭到了罗马帝国行政当局的残酷鎮壓。正是在这种残酷的鎮壓下，基督教也或多或少改变了斗争的策略，不再坚持无条件的暴力反抗运动，走上了与当局合作的道路。
随着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危机的加深，丧失了原有信仰的上层階級大批加入了基督教，改变了基督教会的社会成分，使它变成了富人与强者的庇护所与安慰所。由于基督教会吸收了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迫使罗马帝国的行政机构不得不与之妥协，以接受教义为条件，换取教会对国家的道义上的有限支持。
至于基督教在西欧地区的最后胜利，则是因为北方的蛮族入侵，彻底粉碎了罗马帝国在西欧地区的国家机器。但是基督教的组织还存在，它代替了国家的作用，对弱者进行保护，对强者进行约束。并且由于蛮族皈依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会的统治权威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最终导致了它几百年来的绝对统治。
现代社會主義运动的起源与传播的历史进程与基督教的这一段起源与传播的历史进程何其相似，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归根结底，它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都是因为有一小群自觉自愿、不屈不挠的先知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与他们同甘共苦，同仇敌忾，终于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形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最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夺取了政权，震撼了全世界。当年它们在事业的最开始的时候同样是那么的卑贱，那么的孤立无助，为一切上层階級所轻视。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一颗小小的种子终于长成了一棵大树，承载了这个伟大的世界。
当年伊斯兰教的起源、发展与壮大的历史也是如此。那些贫瘠的沙漠地区的穷苦的游牧民族，在经受了那些发达与富饶的平原地区奸商的盘剥与压迫之后，不得不奋起自卫与复仇，要将一切繁荣富强者消灭，以发泄长期以来遭人蔑视的痛苦与仇恨。受苦人长期压抑的仇恨一旦喷薄而出，被伟大的领袖所利用，被宗教的激情所催化，被宏伟的理想赋予绝对的合法性，便成为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但是全面地掌握了政权之后，胜利者所面临的困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极力巩固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因为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善，攻守之势异也。那些反抗者与造反者的组织所崇尚的均贫富，等贵贱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合时宜，道德理论的灌输已经使人厌倦。另一方面，新的统治集团面临的是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现实性的问题，人类在这方面的无知与无能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威力而减少。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总是不分政治态度与宗教信仰，对一切企图全面掌握与操纵它的人们出难题。革命者集团盲目自信，重蹈覆辙，于是，历史就在这里开始了它的轮回。
尽管有无限的豪情壮志与高尚情操，但是任何人与任何组织都不能逃脱历史与人性的制约，不能避免被权势与财富所腐蚀。伟大的导师列寧在这一点上，抱有强烈的自信，坚信自己的理想与事业可以经受这样的考验，属于历史的例外，他拥有一整套诉诸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学说以及经过考验与净化的组织来对抗人性恶与历史的惯性。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所作所为与当年的基督耶稣相比，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他们之间的差别无非就是各自拥有一些表面的政治宗教术语与地方性与时代性的经验而已。一个是以纯粹的道德信仰与博爱之心作为号召，另一个则更多的体现了进步时代的特征，并且加上了所谓的科学理论以及階級仇恨作为新旗帜。
基督耶稣诉诸人类的自由、勇敢与热情，对美好理想的梦想，对至高、至善与至美人性的绝对自信来争取群众。因此他拒绝使用煽动仇恨与滥用暴力这些邪恶的手段，不愿意与压迫者采取同样的手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尽管他本人的态度是谦卑与温顺的，但是他所传播的思想是具有颠覆性的，而那些长期遭受社会歧视的最底层的信徒们的行动是倾向于革命的。基督耶稣本性正直刚烈，又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因此必将不容于当道矣！最后他果然被统治者钉上了十字架。在这个走向自我牺牲的痛苦的过程中，他也曾犹豫彷徨，祈求上帝免除这场痛苦绝望的考验，但是为了言行一致地实践自己的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他的信念。他最终拒绝了暴力反抗与逃避，勇敢地面对了死亡。
在耶稣基督以及无数革命先烈殉难后，教会基于非暴力的策略无法保护自己，反对统治者的行为更使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于是大开教门，吸纳一切希望得到保护以及心灵空虚的人物。他们废弃了那种高扬人类的理智与尊严的宣传方针，诉诸神秘、奇迹与权威来征服弱者与穷人的心。当基督教在政治上全面胜利后，便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控制严密的教会统治体系，来为那些弱者与穷人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这种做法虽然以丧失了人们的自由与自尊心为代价，但是却导致了几百年的安定和平的政治局面。
列寧一开始也是全面接受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基调的共產主义正统信念，因而在“十月革命”成功的早期也迷信苏维埃民主制度可以激发出人民的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可以在大地上建立一个共產主义的天堂。正因为如此，他对反革命势力的鎮壓是不够彻底的，对他们的善心一时冲动抱有幻想。在革命的初期，苏维埃政权宽大仁慈地对待了它政治上的敌人，希望革命的宏伟理想与建设一个无比美好的新社会的热情能够感化那些唯利是图、铁石心肠的人，但是社会革命黨人暗杀列寧的子弹却使这一切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尝试与试验彻底地结束了。
俄国革命的转向更加根本的原因是，馬克思与恩格斯者两位革命先知描绘的建设新社会的宏伟蓝图，没有将无限复杂的人性考虑在内。革命的困难，不仅仅在于敌对势力的暴力反抗，而且人民群众的消极观望与有意懈怠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最后当革命者发现那些激情的演说打动不了群众，无法再利用他们的热情与冲动时，便倾向于使用强制力来迫使他们就范。
马基亚维里说过，“一切武装了的先知都能够成功，而非武装的先知则归于失败”，因为“人民的性格是变动不居的……容易说服他们去干任何事情，但是难于他们一成不变地信守这件事情。所以当他们不再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命令他们去干，他们是可以让武力来说服的。”这样看来，耶稣基督是后者，而后来的严密组织的天主教会就是前者。后来的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也是如法炮制，率领了一支游牧民族的军队征服了世界。穆斯林的军队赤裸裸地宣扬征服与统治，从来没有主张过非暴力主义，他们照样获得了成功，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维护了他们的宗教帝国。可见非暴力的原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相反，黨同伐异，使用暴力，这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政治势力获得胜利的最关键的因素。
在宗教起义与暴力革命的时代，我们的人民也使用了一些强制手段，但这是人世间的不公与非正义行为累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改造丑恶的旧世界的必需的手段。使用了暴力与强制手段，并不能减弱那些伟大宗教性群众运动本身所具备的人民性与民主性。那些强盗兼生意人民族，固然讲究以和平方式获得利润，但是只有对手过于弱小或者有机可乘，他们更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征服的，这样就可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近代社會主義运动的诞生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就了极度的贫富悬殊，一小撮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的财富，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被迫为那些吸血鬼而卖命，工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为争取自己应得的合理的权益而进行斗争。一个广泛联合的政治组织就需要领袖和导师，就需要论证他们行为的正义性的理论，这跟古代时被压迫者们揭竿而起反抗官府的暴政，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的行为在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科学”的社會主義，这个许诺要在人间实现完全的正义、平等与幸福的理论正投其所好。
实际上不管是社會主義还是宗教都只是一些善良的人才会相信，至于那些精明势利，冷酷无情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根本不会将任何人的生死安危，公共利益以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尚信念放在心上！任何人的弱点与缺陷都是他们巧取豪夺的机会。他们可不愿意一切人都聪明与正直，要是这样的话，他们的种种骗术都将失效，他们的利润与幸福生活将从何而来？纵观历史，一切普世性的、非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弱者与穷人的宗教，是在现实的财富、权势与荣耀的竞争中遭受到失败的人们的巨大安慰，而那些竞争中的胜利者唯一相信的宗教就是拜金拜物拜欲教。与那些被高尚的理想与宏伟的前景激动的人们相比，他们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决不会为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去奉献与牺牲。
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为弱者与穷人说话的，是对以强凌弱、以智诈愚和以众暴寡的邪恶行为的抗议与遏制。没有这种抗议与遏制，每一个民族与每一个国家每隔一定的时候就将对其内部成员进行最为残酷的淘汰与清洗。其实即便有这些抗议与遏制，这些残酷的行为也经历了多次，早已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之中，一有机会就会疯狂地爆发。这样我们也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基督教对所谓的原罪喋喋不休，对心灵的忏悔津津乐道，其实这完全是那些被逼着做坏事的善良懦弱者的道德良心的需要。至于那些真正干坏事、主动要干坏事的人，干了坏事以后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后悔的感觉，相反还要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地符合正义。
所谓的原罪表面上是指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在一条蛇的引诱下偷吃了伊甸园里智慧树上的智慧果，因而被上帝罚下凡尘。其实在欲望的诱惑与权力意志的驱动下偷吃禁果，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与文明史中一切邪恶行为的隐喻与象征。人类为了使自己生存下去，为了追求权势与财富所犯下了一切滔天罪行——黨同伐异，滥用暴力，造谣诬蔑，欺诈、奴役与消灭同类等等，人类真是无恶不作，恶贯满盈。在历史上，只有这些犯罪的人才能够生存下来，因此我们都是罪人，至少我们都是罪人的后代！因此必须永久地终结这种丑恶的历史，重新开始全新高扬人的自由与尊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谊的历史，在大地上建立天国。
历史终结论的基督教版本是悲观与内敛的，它还有一种乐观与向上风格的版本，那就是当年馬克思与恩格斯在论证共產主义社会必将实现的时候，反复宣扬过的一个主题。即所谓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与真善美一致的社会，开始一部真正的人类史，而以前的历史不过就是史前史罢了！
关于共產主义，馬克思亲自下了一个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表面上这句话既科学又严谨，其实散发出浓浓的思辨与宗教的味道。因为就现实情况来看，完全可以出现一小部分人的自由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奴役之上的情况。革命者之所以拒绝这种现实的自由而去追求理想的自由，完全是因为他们自觉与他人的一切息息相关，荣辱与共，不愿意将自己的自由与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与屈辱之上。这跟佛教徒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世上有一人未成佛，我即不成佛”以及“苦海无边，普渡众生”的宏愿是高度一致的！
以其大慈大悲，万物觉有情，悲喜与人同。各大宗教拯救人类的高尚信念的表述各不相同，但都是大济天下苍生的宏愿。工人階級在馬克思看来就是共產主义新天堂的选民，就象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一样。从选民征服一切人到选民解放一切人，这是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一个巨大的进步，表明了从种族主义的封闭立场进步到世界主义的开放立场。“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种宗教性的宏伟与浪漫表明了“科学”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义的基督教的遗传特性，表明了古今中外的一切志士仁人们的不忍之心。
这样我们才会对古往今来的一切仁人志士们产生真正的同情与敬意，虽然他们的术语与信念并不一致，但是他们为了自由与正义而奋斗的精神是一致的，不要因为自己掌握了某种比较合乎逻辑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就对那些比较简陋、比较粗糙但同样是为弱者与穷人服务的思想体系嗤之以鼻，其实又是何必？从历史经验来看，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事业永远胜利，也许自己就会重蹈覆辙，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什么都不可能超越现实物质条件的限制。泰极否来，城复于隍，事物在向它的反面发展，不管新的统治者有多少思想上的准备与道德上的修养，也无法避免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权力结构在人类的徒劳悲壮的努力面前显示了它不可战胜与不可超越的威力。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对天主教以及其它曾经建立过政教合一政权的普世性宗教的历史作用做一个正确完整的评价。如果说天主教以及其他宗教是极端邪恶的组织，那它们为什么能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里长期存在而不被人们所彻底消灭？既然这些极端邪恶的组织长期存在，那么岂不是认为那些相信它们的人们都是一些邪恶无耻之徒了吗？既然现在的人的祖先都是邪恶无耻的人，那么，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取要求过一种有自由、幸福与尊严的生活呢？
天主教采取严密的组织形式与刻板的意识形态体系是为了保护弱者，并非完全在为自己谋求特权。其实，与强者相比，只有弱者才真正需要组织的帮助与保护。但是在一个控制严密组织里，个人的一切未免都受到了压制，因此某些人尤其是自我意识极强的人又会觉得管束太紧，要求精神上的松弛与政治上的自由。但是组织的纪律严明的特征一旦丧失，不仅将减弱政治上的控制，对弱者的保护也就流于形式了。其实应该公正地指出，压抑欲望固然是有违人道与人的尊严，但是放纵欲望对于弱者有更为不利的地方。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放纵欲望的条件，弱者只有克制过高的欲望，自觉放弃自己的某些自由，广泛联合起来才能够与强者对抗。否则的话就会被强者各个击破，最终丧失一切自由。
文艺复兴运动释放了人的种种欲望，摧毁了天主教的平等主义乌托邦的统治体系。强者与富人们不仅获得了解放，而且获得了统治力量。弱者与穷人其实什么都没有获得，相反还丧失了种种严密的保护。现在的某些社會主義统治体系在外部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压制与腐蚀，在内部被人们厌恶，两面夹攻之下，终于一朝崩溃，完全是当年天主教世界统治体系下场的重演。
在高扬人的终极价值与尊严方面，人文主义者与拜金主义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在反宗教方面去有着惊人的一致。看来天主教会嫉恶过严，控制过紧，导致了一切人的厌恶，连本该在哲学观念方面与宗教有共同点的人文主义都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其实，人文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内敛，一个是扩张，一个是要放纵欲望，一个是要压制欲望。这无非是积极与消极，自信与不自信的区别罢了，并非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是这两大派彼此之间视为你死我活，忘了他们之间有更大的共同利益，结果这种矛盾被拜金主义紧紧抓住利用，导致了两败俱伤的下场。
社會主義与共產主义革命者之所以将宗教视为不可调和的敌人，跟人文主义者视宗教为死敌的原因有类似之处。就因为在解放欲望方面，社會主義与宗教的态度是绝对对立的。社會主義的先驱者与革命者继承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倾向，抱定了解放人性与高扬理性的宗旨，于是不可避免对基督教持敌对的态度，这才是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根源。隐藏在人性与人的理性后面的就是人的欲望，而欲望就是一切道德理想国的腐蚀剂，新老革命者们共同的、永久的和不可战胜的敌人就是人的欲望本身。因此在现实中的社會主義国家，不约而同地将压制欲望作为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必备手段。
各种各样的欲望就是最大与最活跃的革命因素，与之作对的就是真正的反革命。社會主義与共產主义的革命者当年唤起了人民的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许诺在胜利后，可以建立一个随心所欲地满足人们欲望的新世界。不料在现实中，这些美丽的肥皂泡一个个的破灭，新社会显示出了极为残酷与野蛮的一面。难怪人们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最后对这些清规戒律无法忍受，由于自由主义的种种宣传比共產主义的宣传更有诱惑力，于是社會主義的统治体系重蹈天主教的覆辙。不知道幸存的社會主義者与共產主义者是否汲取了这一教训，对宗教以及人性的态度有所缓和。
现在是物欲横流的时代，一切压抑人性的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桎梏已经解除了，我们这些幸存者站在较为公正的立场，应该可以以超脱的态度来审视那些道德乌托邦的种种严厉的措施与疯狂的举动了。最终发现，那些道德至上论者们徒劳悲壮的努力无非是希望将人类的历史永久地定格在一个僵死的姿势上罢了。这就是人类在历史上追求一切平等主义与和平主义乌托邦的理想的心理动力。革命者为了彻底地消灭一切邪恶，在人间建立一个至善至美的天堂，敢于并且善于使用暴力。必须承认，这样做并不是万无一失，权力尤其是基于暴力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腐蚀剂，可以将一切高贵的品质都摧毁。另一方面，人之趋利，如水之向下，不可阻遏。在这种两面夹攻的态势下，任何一种高尚的信仰与社会都不能够保证纯洁性，最终将与这些邪恶的力量同流合污。
崇尚唯物主义的“科学”社會主義与崇尚唯心主义的基督教在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之所以都表现出了这种无视人性恶与利害关系冲突的非现实主义的倾向，其根源就在于唯理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理论相信掌握人的头脑就可以掌握一切，改变一切。这在任何政治运动的初级阶段时是正确的，因为只要人们相信某种理论，就会被这种理论所完全掌握，从而形成相应的政治组织获得行动的力量。当这种意识形态的威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便足以取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从而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正是这种理论对人们的道德热情与理性能力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对人性恶与利害关系冲突不加以深察，在现实制度的设计上漏洞百出，导致了曲高和寡、名不副实的局面，最终被心虚气馁的人们放弃。
某些势力攻击社會主義政权将个人原子化，是为了刻意造成国家强于社会和个人的局面，以方便国家的極權主义统治。其实，社會主義政权反对过多的亲族关系，这跟耶稣基督否认自己父母的举动以及天主教会坚持独身的原则的行动在动机与效果方面都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坚持在上帝或者组织面前人人平等诸原则的必然结果。那些仁人志士们既然要造成全社会不分彼此的亲密友爱的局面，制止亲族关系造成利益集中的倾向，只能最大限度地坚持组织关系与政治信念至上的原则。在这种平等主义情绪最激烈的时刻，甚至还试验过取消家庭的极端措施。
社會主義的各大流派无一例外都是否认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而主张世界主义，各大宗教也是有教无类，普渡众生。这它们超越国界，不分种族，为一切人接受的根本原因。即便在广泛流传的宗教当中有一些宗教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如犹太教，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如婆罗门教，有强烈的本民族文化本位如中國的道教，但主张过有道德与有节制的生活是它们的最大的共同点。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也是坚持这一点即诚实地劳动与正直地生活。
尽管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社會主義还是将宗教视为不可调和的敌人。之所以这样，原因很复杂，在解放人性与高扬欲望方面的矛盾是其一。另外，伟大的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指出，教会最痛恨的敌人是共济会，并不是因为共济会对基督教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而是他们基本上是相同类型的人，从事的事业在终极理想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富有同情与与正义感，但是互相在争夺信徒。共济会主张无神论，基本上是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两大事业的继承者。而基督教会的革命法统太久远了，以至于不能给予人们新鲜和激动的感觉了。至于社會主義与共產主义则又是共济会事业的继承者，组织更加严密，旗帜更加鲜明，难怪他们与教会之间的竞争是更加激烈与尖锐了。
西人有云，保守主义者是那些赞美一百年前的激进者的人。基督徒们，无非就是两千年前的革命者罢了。两千年后，注定就要成为某种反革命的势力而遭受新时代的革命者的猛烈攻击。革命者被革命，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
在任何时代，愿意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的利益呐喊的知识分子总是少数，而且这些人的水平往往是不够高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大文豪与风头人物伏尔泰就曾经以极度轻蔑的口气评论这些仁人志士们。他说道，在基督教最初活动的两个世纪，它所吸收的就是一些败类。他大概认为，任何高等知识贵族是不应该跟那些下层人民有什么关系。应该搞一些高雅细腻的玩意儿，以讨那些神经衰弱、情欲旺盛的贵妇人们的欢心吧。
既然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利益与感情上都与人民隔绝，也难怪人民都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抱有不信任与敌对的情绪。千百年来，那些反抗者的精神导师就是那么几位，耶稣基督、摩尼、穆罕默德、馬克思与列寧等等，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因此他们的一些学说都成了不可违背的天条，本人则成为了被神化的人物。由于自身的水平有限，普通群众不可能对全人类的一切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去搞什么比较鉴别，分析综合，去伪存真，他们只愿意信任这几位伟大导师的学说，就是因为这几位伟大的导师表现出了强烈人民性。正因为如此，任何背离了他们的思想的改革者将遭到人民普遍的反对、怀疑与憎恨。
在权势者看来，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在革命者看来，弱者与穷人的痛苦就是推翻不公正的统治的最有力的理由。其实，还用得着那些科学或者伪科学的论证吗？用得着这样来画蛇添足吗？这样多此一举反而加剧了人们的失望。人性就是如此，对新社会的期望越大，失望就越深。而理论越是复杂深奥，全面系统，其中所包含的逻辑怪圈与自相矛盾之处就越多，就越容易被那些浅尝辄止的初学者彻底抛弃与否定。
“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从这个逻辑原点开始，是怎么得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的终极结论的？这个逻辑链条从宇宙的诞生一直连接到观念中的极乐世界，是有史以来最为宏伟的思维工程，能够保证这个链条一点也没有弯曲、没有断裂、没有假冒伪劣吗？没有一种宗教式的自信与狂热，能够接受这种无所不包的思维方式以及得出这种斩钉截铁的结论吗？
要切实保证弱者的生存与权利，反对强权肆意践踏人民的自由、幸福与尊严，其实只需要很少的几条信念就可以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的声音便是天主的声音”等等。尤其是那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达得最为完美和严谨。要那么多的科学理论与逻辑干什么？希望给自己的正义理想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明，不料却弄巧成拙。逻辑上有怪圈，有悖论，理论在现实中运行得出了与思想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的结论。
最重要的还是形成制度性与程序性的保护，这比提高什么思想觉悟要可靠得多，也比什么权利观念要实在。归根结底，还是要保证权力结构的时时变动，免得僵化与凝固，变得不可反抗。那些革命化的知识分子与穷苦的劳动者固然都是一些高尚正直的人们，他们都是富于献身精神与同情心的。但是既然他们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严密的组织，那么为自己的组织谋私利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既然有这么大的势力与权力，谁还能对其进行制约？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献身精神了，他们总是用怀疑的目光来审视一切，他们总是尽力是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但是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愚蠢了。在追求理智的同时，发现道德热情已经在悄悄地逝去，在追求道德理想的同时，却又发现权力意志偷偷地从后门溜了进来。还是诚实坦白地承认一切吧！承认自己无智亦无勇，无德亦无才，这样心情就比较平静与温和，然后就以一种出世般的超脱来入世。以温和、公正与平等的方式来对待一切人尤其是最底层的人们，这样在道德上是最可取的，在政治上也是最安全的。“最不幸的人啊，让我来服侍你，就象服侍耶稣本人一样。”所谓的自由的终极意义，大概就在于此吧！
人类为争取自由与解放，实现真理与正义所进行的斗争并不是从一八四八年才开始的，当然也不会在一九九一年或者别的什么年份就永远地结束。这种斗争将永远地继续下去，没有尽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某种号称“科学”的社會主義的失败而妄自菲薄。社會主義运动就其本身的历史与性质来说，就不是什么科学。它是道德，是宗教，是信念，被那些正直善良的人们无条件地信仰，在每一个革命的时代因而也是人类良知苏醒与焕发青春活力的时代被实践。它的全部历史最终说明了它的理想是不可能用逻辑来证明的，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因为不依赖于逻辑建立的理想就不会被逻辑武器所攻破，也不会因为自身的逻辑悖论而自我崩溃。不许诺现实利益的理想，就不会被现实的中的种种丑恶所腐蚀，也不会因为这种许诺没有实现而被信仰它的人们所抛弃。
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以富欺贫，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旋律。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与纷争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正直与善良的人民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历史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邪恶是外在的，但也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因此以善伐恶的斗争是永恒而没有止境的。人类历史上的无数个时代就在这种永恒的斗争中象梦一般的过去了。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对于那些仁人志士们来说，唯一可取的选择就是永远站在弱势者一边，以弱抗强，扶弱制强，由弱转强，以使社会获得平衡、活力与真正的自由，捍卫全人类的自由权利。这是极为困难与艰巨的历史使命与道德责任，永远也不可能有可以放弃与解脱的时候。只有真正具有伟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品德的人，才能够无怨无悔地承担这种无比沉重的负担。
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每一天我们都面对罪恶与灾祸，也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它们匆匆掠过我们的世界，仿佛乌云挟者转瞬即逝的闪电的狂笑来嘲弄我们。蓦地，它们停下嘲笑，露出凶相，人们却偏要站在它们面前，说：“我们不惧怕你，嗨，恶魔！因为我们征服了你才活过了每一天，”和平是真实的，善良是真实的，永恒的神是真实的！我们将怀着这个信念去死。“
如若永生不寓于死亡的中心，如若欢乐的智慧之花不是从忧伤之荚迸发，如若罪恶不因为自我暴露而死亡，如若骄傲不被矫饰的重负压倒而崩溃，那么，那驱使这些人背井离乡的希望，那象群星在曙光中急急奔赴死亡的希望又从何而来呢？难道殉难者的鲜血和母亲的眼泪竟白白洒落在大地的尘土里，毫无价值，换不来天堂么？人，挣断了死亡的束缚时，不就是显示“无限”的时刻么？
写于2001年五至七月间
作者:李寒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