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新的学期已开始一个周了，但四川省合江县尚有极少数转学生还没有得到新的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所在班的教学，也愁煞了转学生及其家长们。

　　这一情况在城区的学校表现得比较突出。当初，学校根据上一学期的在校人数向上级作了书面汇报，文轩书店在这一学期开学前，就按这些上报的人数配发全免费的教科书。没想到一开学，呼啦啦转来许多新学生，原来数量的教科书就不够了。由于班主任们得先满足原班学生的教科书需求，所以转学生们只好被要求向原来就读学校索要教科书。

　　但是转学生们很难顺利地从原来就读的学校索要到教科书，因为原来就读的学校有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的以该生已没在本校就读为由拒绝了学生及其家长的请求。笔者就曾亲自听到一位转学生家长与原校教师在电话里的如下对话：

　　学生家长：“老师，我是XX的家长，我的娃儿现在转到XX学校读书，但是班上的新书（教科书）发完了，我娃儿没得书得，你发一套书给她要得不？”

　　老师：“不得行，你娃娃已没在我班读书了。”

　　学生家长：“现在这个学校的书没有给我娃儿订得有，这儿的老师要我们回原来的学校拿，你就拿一套给我们嘛。”

　　老师：“不可以啊，因为你娃儿都没在这儿读书了，怎么还在这儿拿书（教科书）安？”

　　学生家长：“但我娃儿的学籍还没转过来，还在你们学校噻。”

　　老师：“不可以，你还是在你娃儿现在的学校拿嘛。因为教科书是免费的，我们只领了这么多，现在都发完了，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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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该学生家长还是没有要到教科书。甚至有的转学生原来学校的老师，以两个学校使用教材的版本不一致来搪塞家长。书是没有，但转学生们还是要上学，老师们还是照常要上课，可老师们在上课时就无法保证没有教科书的转学生们能学到多少知识了，而且布置作业也很头疼，因为那些没有教科书的学生只能完成极少的作业，这对教学效果的反馈及学生的提高是很不利的，这还进而影响到该班各学科期末成绩在全县的排名。所以不少老师都希望转学生越少越好。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曾打电话问过该县文轩书店教材科的工作人员。该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教科书是免费的，所以他们只能按教育局制定的计划来进教科书，现在全部都发放给学校了，他们这里也没有多余一套教科书了；如果还要再进一些，要等教育局重新给他们新的计划才行。同时，转学生所在学校的领导们已经高度重视了这一问题。不少学校一开学就统计好了各班所缺教科书的套数，并同各同级学校进行协调，向那些有剩余教科书的学校借，还缺的套数就上报到教育局。但是教育局要再进一批书发到转学生手上，显然是要花一定时间的，所以才造成了极少数转学生暂时没有教科书。

　　转学生们是如何应对这一情况了呢？据悉，他们有的从亲戚朋友所在学校找教科书；或是从上一年级的学生那里借教科书；或是先回原来的学校报名，等领到教科书后给老师说要转学，从而带走教科书。上课时那些没有教科书的转学生就和同桌同看一本书，放学后晚一些时候再走，借同学的书把家庭作业抄好甚至做完。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员的加快流动带来的转学生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如何有效发预防和应对这一问题将是摆在素质教育面前的又一难题。

　　作者单位：四川省合江县幼旭学校

　　作者:欧学荣

　　7月18日，随着《楚天都市报》一篇自我解嘲式的跟踪调查报道见报，一度沸沸扬扬的“张孟苏事件”基本尘埃落定。

　　事件的缘由即该报于7月13日“要闻版”刊登的一篇名为《新加坡一大学为何录取她》的文章。随后，这个身穿白色T恤一脸微笑的小眼睛女孩子便和“传奇”、“应试教育”、“综合素质”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一次次荣登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一时间，评论员、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奋不顾身趋之若鹜地从各个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首当其冲者便是高考制度。国人们纷纷抡起“低分高考生被国外大学招收并提供20万元奖学金”的事实大棒狠狠砸向恢复、执行了三十一年的形式单一、腐朽没落并已被国人唾喷多年的高考制度。

　　有数据为证：仅截至7月14日下午5时，就有超过125502人参与某网站关于“你如何看待女生助人为乐被国外大学录取”的调查，91.67%的网友持赞成意见，认为张孟苏被录取体现了素质教育理念，代表着人才培养新方向。随之而来的戏剧性的一幕幕……在此不想赘言。

　　姑且抛开孟苏是否是另一个“周老虎”的话题，也不谈从事件发生后各大新闻媒体（包括国家最权威的CCTV《朝闻天下》）在此事件真相未明、细节不清的情况下，就断章取义地紧抓“助人为乐巧被录取”、“新加坡一所大学”、“20万元奖学金”等一些刺激字眼做足文章时的快感，以及各位评论家表述自己对此原本不一定真实事件的看法时的迫不及待，单是从亿万国人（尤其是自己或亲人经历过高考者）表现出仿佛长年被公婆虐待的小媳妇偶见隔壁大嫂子通过“以暴制暴”取得家庭地位的攀升后那种难以自抑的兴奋，已让我深感不安——漫溢于整个国家的浮躁和投机。

　　这不禁让我回忆起，我所就读的那所当地著名的小学曾经发生过的一件荒唐事。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下午，数以百计的家长拥进学校，疯狂地、不由分说地强行带走各自正在上课的孩子。事后才知道，他们是听信了一个谣言，我现在只能模糊地回忆起：有人说，一批外国人将乘直升飞机降临我们学校，给学生打针以取走他们的灵魂。谣言还清楚的讲到，对男孩子打在太阳穴，女孩子打在肚脐。更让家长们恐惧的是，学校校长已经被迫同意了外国人的要求。

　　我可怜的老师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不断恶化而无计可施。她的愤然甩手回家却让当时被认为是“优秀生”、“尖子生”的我暗自窃喜。那天下午，我和几个没有家长来接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到谣言，在空旷的教室里畅谈“如果这种混乱一直持续下去该有多好”，“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停止上学读书”等等。然而，我们的幻想尚未持续多久，发现上当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回了学校，我们的课程仍需继续。事后，为这件因荒唐的谎言、荒唐的家长而引发荒唐事件埋单的却是我那些被家长接走的同学——他们被老师狠很地批评一通，但我们几个没有被家长接回家的孩子，则无意例外地收获了老师们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羡慕。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一个个离开教室后，我们几个是多么希望事态扩大、严重、不可救药……

　　我尚且不敢确定这些参与抨击高考制度的评论家、普通人是否怀揣着我年幼时的心理，但他们希望用这个现代版的“守株待兔”故事推翻现有高考制度的迫切心情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高考制度推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不做思考，其内心的浮躁恰似五千中國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的农民起义军：对一朝统治者强烈不满，先五吆六喝地推翻它再说，且不知以后建立的只是一个更改了姓名的法古的王朝，而中國古代历史的进程却依靠他们来推动。这些仍可以原谅，毕竟他们是在追逐更好的东西。

　　不知是我心理阴暗还是事实的真实存在，我总在思考那些一心想要立即推翻高考制度的人群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拨：自己或者亲人无法应对现有的高考制度甚至已成为高考失败者，而发自内心的痛恨以至于期待通过“张孟苏事件”引起一场人才选拔制度混乱，并以一种所谓的“素质教育革命”制造更多的投机机会——我们国人的骨子里流淌着投机的血液。

　　因为没有深入探究，我不敢过多评价现有高考制度存在哪些优点和弊端、还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但人才选拔机制必须确保公平，这是所有人的共识。现有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每年都暴料大量投机者疯狂的投机行动，试想，制造、进入混乱状态，并立即采取所谓的“素质教育人才选拔制度”，得益的将会是哪类人？我不禁想到了几个词：干部子弟、内部扩招、金钱交易……自从我们的国人遗弃中医的整体治疗法迷恋西医之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便泛滥于各种领域。我不会相信，不对整体教育制度进行大手术仅在风口浪尖上的高考制度上贴一个创可贴就能医治好我们的教育、挽救我们的孩子。

　　暴风雨来的很猛烈，并不是说它能摧毁一切，更不能表示它能建立一个新世界。来势汹汹、沸沸扬扬的事件过后，往往是可怕的平静：《楚天都市报》突然承认“张孟苏事件”有误，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尴尬。我们在接受媒体的道歉，同时也接受自己对自己的歉意。

　　2008年7月29日  于象山

　　作者:唐成

　　每年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全国各地高校都“风风火火”一番。但热闹过后，许多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往往“涛声依旧”，仍旧在低水平上徘徊。一些高校的负责老师都说：“社会实践几乎年年如此，没有新意，学生们也只是把这项活动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实践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同时实践的同时不注重配套的实践理论的研究，以致“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事相似”，实践及实践主体的“敷衍性”、“重复性”、“粗糙性”、“泡沫性”现象难以避免。如此不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与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破坏高校的教育风气，滋生浮躁、敷衍等不良风气。

　　在校大学生接受的大部是书本理论上的东西，它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丰富、充实，才能消化吸收，真正变成有用的东西，才能反过头来服务于社会。否则，书本知识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次上，体现不了它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再教育过程，是一种有血有肉、有的放失的学习过程。理论是一个成熟的逻辑思维体系，好的实践根源于成熟稳健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实践前和实践中，要多学习理论，让理论来指导实践，这才是最关键的。否则，一旦实践了，会发现很多东西要么茫然无知，要么眉毛胡子一把抓，陷入混乱，很快就会疲沓、闹心。但要注意的是，理论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学术理论，一类是实践（行动）理论。学术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和解释教育现象，揭示的是一种理想模型，而实践理论才是一种适合行动的理论或为行动提供指导的规范性理论，是按照实践的需要和特定历史条件对可能的价值和规范进行选择。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实践的教育信念、实践主体的自我认知、文化知识、策略方法、批判反思意识、人际感知等等。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理论的针对性、实效性指导。这种理论一些来自于学者的研究，更直接源自参与实践的教师、学生在实践体验基础上的经验性、理论性研究。

　　今年暑假，聊城大学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同力并举，不但推出上百支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队，更是为大学生量身开列出几十个与青年成长成才有关的理论研究课题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上百个调研课题，并出台了评优、经费保障等激励措施着力促进大学生投身这一“研究工程”。该校团委一位负责人称：“一定意义上，研究是更高层次的实践形式。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低层次的。优秀的思维能力是产出创新能力的前提。我们热切希望同学们在实践的同时，切实拿出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去扎扎实实的钻研，以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大学生社会实践中还要强调两点：其一，要将实践型团队变成学习型团队。唯有学习，才能为实践提供人力资源、动力资源、持续发展的张力资源。其二，要在社会实践评价与考核机制中加大理论研究论文、调研报告的份量，作为衡量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且最好与学分挂钩。唯其如此，我们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才有希望和可持续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作者:秦治洲

　　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引起了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学生、媒体等多方的高度关注。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抱怨求职难。然而，如何解决好在毕业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化解困难，你自己准备好了吗？

　　一、正确评估竞争力

　　大学生在人才市场中与各群体人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岗位，核心竞争力是学得多、学得快、转化率高。而据调查，60%企业反映，应届大学生到岗工作，学什么专业干什么工作，实际知识应用率不足40%，而且多数学生表现出所学过的知识转化不出来，不能变成自己在岗的实际能力。调查还显示，不少大学生以应付老师、应付考试为学习目的，而对于自己究竟学到了什么、学会了什么一片茫然，缺乏追求，不肯钻研。殊不知，考试通过并不难，拿到学位也不难，难的是真正从理论、实践上全面掌握所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大学生优势和价值也正在于具有低学历者没有的知识和技能。更遗憾的是，当代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技能 “短腿”现象，加之眼高手低，造成了部分学生在人才市场上的尴尬处境。

　　因此，应届毕业生参加人才交流会不能象“赶集”一样，没目标、没准备，漫天撒网，全凭碰运气，必然造成有意向的没信心、有信心的准备不足等尴尬局面，一无所获。这就要求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拿出较多的时间，在综合分析就业的客观形势基础上，正确评价自身竞争力，它包括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及兴趣、气质、性格等进行全面分析，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劣势与不足，提高就业的针对性。

　　二、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就很多毕业生而言，与其说是“就业困难”，不如说是“就业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很多学生在初入大学时持有“大一大二先轻松一下，大三大四再努力也不迟”的心态，对自己的未来发展缺乏科学的规划，这往往成为他们面对就业压力时感到手足无措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调查，60%的大学生没有“职业规划”概念，更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对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哪些职位能成功，自己潜能有多大一概不知，到了大学毕业才“临时报佛脚”，因此，一大批学生有就业恐慌表现不足为奇。

　　大学生就业不是到了大四才开始准备，而应在读大学的第一天就有思想基础，并根据自己的长期目标，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行动计划。首先要明确职业理想。明确职业理想要先进行正确的自我分析和职业分析，一方面把兴趣、爱好与所学专业很好结合，一方面加强对市场变化和社会变化的关心程度，并通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锻炼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最好能在课余时间寻求与自己未来职业或本专业有关的工作进行社会实践，以检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并根据个人兴趣与能力逐步修订和调整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其次要完善知识结构。择业未必专业对口，要根据职业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将已有知识科学地重组，及时补充自己职业理想的相关知识，建构合理的知识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的整体效能；再次培养职业需要的实践能力。除了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外，还需具备从事本行业岗位的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大学生只有将合理的知识结构和适用社会需要的各种能力统一起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据“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发展2006年度调查报告”分析，在“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方法”的认识上，毕业生和企业的选择截然不同。毕业生更关注于从知识层面提高自己，认为“提高技能”和“提高职业素质”是最主要的；在企业界看来，首要的却是“学生调整就业心态”，“学生提高职业素质”和“提高学生技能”反倒退居其次。因此，树立正确就业观念已成为大学生走好人生的重要步骤，到哪就业，干什么工作都应辩证地、发展地、全面地看待，小企业有重要岗位，偏远地区有最适合发展机遇，最艰苦的地方，最能磨练人的意志，祖国需要的地方也是青年人成长最快的地方。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 转变为“大众教育”，一些当代大学生缺乏应有的危机意识，“眼高手低”，盲目追求就业中的高层次、高薪酬，在择业类型和择业区域上出现“扎堆”现象，造成了供求脱节，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只有改变以前的“精英就业”观念，树立“人职匹配”的“大众化”就业观，才有可能实现就业。

　　眼下人才市场，大学生的求职仍呈现出“三多三少”现象，即外企多，国企少；城市多，乡镇少；东部多，西部少。千军万马涌向知名企业、高薪这座‘独木桥’仍是主流择业心态。甚至很多毕业生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关系资源上，出现了求职“全家总动员”的现象。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已经实现用工制度的双向选择，大学生主动“推销”自己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业途径，因为能否胜任工作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学校要在大学生求职中积极发挥导向作用，鼓励大学毕业生“西移”、“下移”、自谋职业等多元化就业，进一步引导大学毕业生改变传统就业观念，到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去。

　　四、提高适应能力

　　一些企业对应届毕业生表示出冷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工作经历与生活经验，角色转换慢，适应过程长。他们在挑选和录用大学毕业生时，同等条件下，往往优先考虑那些曾经参加过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毕业生。这就需要大学生在就业前就注重培养自身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是提高大学生适应能力的有效途径。组织管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应变能力等都能在社会实践中得以锻炼，此外，还可以使他们了解到就业环境、政策和形势等，有利于他们找到与自己的知识水平、性格特征和能力素质等相匹配的职业。

　　主动性是提高大学生适应能力的有效保障。适者生存，对社会和环境的适应应该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的等待和却步。大学生只有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走入社会后才能缩短自己的适应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此，在不影响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走向社会，参与包括兼职在内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在较大的程度上提升大学生的自身就业能力和尽快适应社会的能力。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中华北大街86号邯郸市政协

　　作者:刘阿芳

　　近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做客深圳电视台，与观众面对面，解答观众提出目前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龙先生提出了三个观点：1、当今的大学生心理脆弱，适应社会能力低，已经不能被认为是“精英阶层”；2、教育孩子要从教育家长开始；3、工作一定要快乐。龙先生还谈到，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主要来自于结构性的失衡。

　　我看后总觉得有点可笑。龙先生把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原因归咎于现在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差，适应社会能力低，和结构性失衡等原因，这是不是良医也开错了药方。

　　我认为，龙永图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经济问题专家，他应该知道，中國的经济总量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率高速增长，但为什么中國的大学毕业生反而感到工作越来越难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国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差吗？抑或是结构性失衡，才造成大学毕业生工作难找。我看，都不是！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学毕业生今天这么难找工作呢？我看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的税赋太重，另一个是中國的房地产泡沫暴涨得太快。这两个原因就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得企业步履艰难，使企业生存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也扑灭了很多投资者创办企业的热情，人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存在银行中的17万亿元存款不断地被贬值，也不敢贸然拿出来进行投资创业。

　　十几年来，中國的GDP虽然每年都以12%以上的速率在高速增长，但中國的税收比GDP增长速度更快，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率高速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以及房价每年也以12%以上速率在增长，这两个原因，正在不断地压缩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使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困难。

　　根据媒体报道，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一共完成了37636亿元，首次超过了日本（3.2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累计完成249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5615亿元，增长29％。

　　目前，中國的GDP还没有达到日本GDP的二分之一，而税收却超过了日本，这种情况也算正常吗？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言人的说法，中國的税率与其它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4%.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因为，直接以税收总数与GDP总值相比的结果是18.8%.我认为，中國的税务局领导也不会傻到这个地步，直接按GDP总值来对企业进行收税。

　　我们可以怀疑，24% 的税率并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根据官方意志制定的。理由是，以前中國的税收全部都是先交中央，然后再由地方打报告，申请投资项目金额，通过拨款的方式返回一部分给地方；这种做法会影响地方收税的积极性，因此，1994年中央进行了税制改革，决定给地方政府让利，把税收分成国税和地税两个部份，国税为17%，地税收由地方自己定，但不能超过国税的二分之一，因此24% 这个数字就诞生了，即地税为7%.

　　另外，根据中央黨校周天勇的计算，目前中國的税率不是24%，而应该是31%，因为，24%还没有包括社保以及其它多种收费。这两个结果，我也不相信，因为中國GDP总量统计结果，从来就没有一次是可信的。

　　根据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中國的人均GDP正好达到了2000美金，即中國的GDP总量已经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对于我国的GDP总量是否已经达到20万亿元，这个数字是真是假，我们可以从24%、12%、37636亿元和20万亿元这4个关联数字中找出答案。如果前面3个数字是真的，最后一个数字就是假的；如果最后一个是真的，前面一个数字就是假的。

　　但我们相信37636亿元（06年税收收入）和24947亿元（07上半年税收收入）都是真的，因为它们都是真金白银。

　　因此，很多人都对统计结果产生怀疑，因为经济天天在增长，但老百姓的工资为什么没有增长，生活水平反而在不断下降。但中國的老百姓并没有感觉到2000美金的生活与1000美金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计算一下，中國企业的实际赋税率是多少。不过用这种简单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不要与中國政府相关部门的数据对应，因为内容的定义不一样。

　　假设某企业创收的毛利率（税前利润）为30%，即：每增值100元就有30元的毛利，那么，这30元钱之中应该包括国税的17%和地税的33%；那么，扣除国税17元后，还剩13元；13元之中还需再扣除地税33%，即4.29元；最后剩下8.71元。这样企业每增值100元就要交税21.29元，自己最后获利为8.71元；由此可以求得企业缴税的税率是71%，而企业税后利润的利率只有29%，即企业每挣到毛利100元，则需交给政府71元，自己盈利29元。实际上，目前中國大多数企业的获利水平还很难达到30%（毛利）。

　　另外，盈利29%还不是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因为，企业投资的总成本并不是100元，而是远远高于100元。假设某企业生产某产品，购买材料的成本为100元，然后制成产品卖200元，这样，增值正好为100元，那么，根据上面计算的结果，企业的总投资应该是170元，即200元之中有30元是毛利。由此可求得这个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是5.1%，即：企业每投资100元，可赢利5.1元，而政府却可增收12.52元。

　　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对于目前中國大多数企业来说，已经是非常良好的情况了。一般的加工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好的赢利水平。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彩电加工企业的经营情况作为例子来参考，一看就会明白。

　　目前，一台普通21寸CRT彩电的价格大约是580～590元，而出厂价大约为550～560元。其中CRT显像管的价格为220～230元，其它电子元器件的总价格为250～270元，机壳的材料费约为20元，还有包装箱说明书约10元，几项合计总共为500～530元。由此可以算出，对于一个彩电加工企业，生产一台普通21寸CRT彩电，增值还不到40元，其中还要包括：厂房租金，设备折旧，模具费，人工、水电费，以及税收，等等。光税收就占去了增值部份的一大半，一般毛利只有14～20%.

　　我们知道，如果毛利低过17%，企业就是亏损的，因为国税的税率就是17%.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电视机生产企业生产一台21寸CRT电视机，最多赢利才2～3元钱，有时还会亏损。它们的投资回报率一般都不到5‰，即：企业每投资1000元，赢利还不到5元钱。因此，目前中國很多大型家电生产企业，虽然每年销售收入可以达到好几百亿元，但纯利润却很少超过两亿元，有的甚至只有几千万元或亏损。由此可见，目前中國的大多数加工企业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艰难。

　　如果按照国家税总局公布的24%税率，那么企业创收的平均毛利率应该达到38.2%以上。这个毛利率，只有中國电讯和石油以及房地产等垄断企业才有可能达到。因此，如果中國电讯和石油以及房地产等垄断企业的税率是24%，则对于其它企业的税率就应该在70%以上。但是，中國70%以上的企业都是加工型企业，难道政府就是想着让这些企业再过两、三年就要关门吗？

　　下面，我们再来详细分析，中國的大学毕业生为什么找工作这么困难的原因。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中國的高税率政策，以及房地产泡沫，正在不断地剥夺着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权利。

　　我们知道，一个人之所以要找工作，其主要目的首先是要解决吃、穿、住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基本上是都是通过企业给职工发放工资的形式来解决的。当一个人只能在“自由”和“面包”两者之中选择其一时，他只能选择面包。因此，当今的大学生找工作首先也是为了面包；根本不是因为大学生心理脆弱，适应社会能力低的问题；而是当今大多数的中國企业，连自己的生存都有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提供大学生除了吃饭以外的生存条件。

　　因此，很多大学生只能穿上牛仔裤，提上水桶，先到大城市里淘上一、两年金，如果一无所获，成不了精英，就得另找门路，或者回到井冈山去。这就是龙先生所说的心理脆弱，适应社会能力低。

　　我们可以以深圳为例，来说明一个大学生能找到工作的条件。目前，深圳房地产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12800元，并且还在持续飙升。那么如果一个大学生未来准备在深圳就业以及定居下来，他们必须要租一套房子或买一套房子。但从长远来说，买一套房子要比租一套房子更合算，因为房东也要靠赢利来吃饭，租房子只能缓冲交首期买房款的压力。

　　那么，一对夫妻在未来的20年内，他们要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就是他们成为深圳居民的基本条件。如果你不想拥有房子或买不起房子，你最多只能在这里呆上几年就得含泪离去，这不是市长要开除你，而是你不够格成为深圳居民。如果你5年前不是深圳居民，每年你还得要花300元钱到公安局办一次暂住证。现在，如果你不打算成为深圳的永久居民，那么，一旦你离开深圳的时候，你交的社保最多只能取回一半。

　　假设夫妻二人一个人的收入全部用来供房，另一个人的全部收入用来养家，这还算是比较艰苦的。这样120平米的房子总价为153.6万元，再加装修和买家具，大约要180万元；还要加上20年分期付款的利息，估计要80万元，总共为260万元；平均每月要供款1.083万元。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在20年内，他每月的平均纯收入必须要达到1.083万元，若加上个人所得税大约需要12000元，他才有可能在深圳或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定居。

　　顺便说明，为什么大学毕业生要买一套120平米的房子？中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经济一直在以两位数的速率增长，社会财富也一直在增加；根据中國官方媒体报道，以及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预言，中國的经济总量到2040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美国；那么，如果以前毕业的大学生，现在能住60平米的房子；那么，现在毕业的大学生，将来不应该住120平米的房子吗？

　　如果一个大学生每个月拿1.2万元的工资，那么，作为一个用人企业，它需要提供多少投资，获得的回报才能养得起这个大学生呢？我们还是按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即毛利达30%）来计算吧。

　　前面我们已经举例计算过了，如果企业创收的毛利率是30%，则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只有5.1%.如果企业的投资者把投资回报与员工分成是根据“二一添作五”的定理进行的（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老板），那么，企业每月需要给这位大学生的投资就是47万元。实际上中國的企业资金周转率并没有这么高，如果，企业的资金平均周转率为3个月，则总投资额就是141万元。对于设备投资，如果按5年折旧率来计算，总投资额还要更高，平均需要超过700万元。

　　目前，我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2%，按2006年的GDP为20万亿元人民币作为基数，可求得GDP增量为2.4万亿元人民币。把2.4万亿元人民币转换成新增投资总额，即乘以1.7倍，可求得4.08万亿元人民币。如果4.08万亿元的新增投资全部让给新增大学毕业生用于就业，那么最多也只能提供289万个新增职位。况且还有那么多的农民，以及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生也要就业；并且中國的大多数企业其创收的毛利率很难达到30%.

　　目前，中國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或大、中专生的平均人数大约为310万人，2007年将达到历史高峰为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82万人，而这些人数大约只占高中毕业生的30%，因此，必然还有一半以上的人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并且连年累积，就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另外，目前中國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即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因此，在未来的20年内将有大约8亿多农业人口要转变成工业人口，或有3～4亿农民将要到城里找工作。相当于国家每年要能提供3000多万个新增职位给他们。那么，如果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12%不变，则新增职位所能提供的平均工资最高只能达到1500元。由此可知，未来的大学生已经不再属于“精英阶层”，他们必须自知之明，尊重事实，不要企求每人都能找到每月1.2万元工资的工作。

　　除此之外，根据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一组数字表明：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减少约654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09万户。另外，中國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也只有2.9岁。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苛捐杂税实在太厉害。

　　根据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显示，过去5年，中國个体工商户注册户数由2571万户下降至2464万户，减少了107万户，年均降幅为0.8%.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成本过高，1／3的税，2／3的费，沉重的税赋正在不断地打击着中國个体工商户的创业热情。

　　因此，未来几年中國的就业状况只能越来越糟糕，在短时间内不会变好，不要相信每年12～15%的GDP增长，能够改变大学毕业生的命运。

　　陶显芳      2007-9-25

　　作者:陶显芳

　　笔者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报道是说，某市一所重点学校迎来一批西方某国家高级教育代表团，该校接到教育主管部门通知，事先准备好要给外宾参观上一堂示范课，外宾来后进到课堂听一位特级教师给学生上课，其间老师按部就班、滔滔不绝地讲解，学生认真听讲，除了积极不假思索完全正确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外，没有一个学生提出问题，完全是中國传统教学模式，老师在上面将，学生在下面听。课后，陪同外宾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该校校长都问外宾，这堂课上的怎么样，外宾的回答让他们感到有些意外，就是看今天上课老师和学生都是在表演，他们感到很奇怪，学生都掌握了老师讲的内容这课上的还有必要吗？由此双方在交流各自的教育理念时，外宾提出他们的教育模式是学生和老师一起学习，课堂上老师把学生看作平等的主体，教与学互动，采取与学生共同探讨探究的方法，让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地获取知识，老师同时告诉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途径，这样一来，学生通过这种互动式的教学获得的知识记忆理解得非常透彻全面，更有学生课后主动查找课堂所学知识的相关知识及来历，还有部分优秀学生能把学到的知识举一反三用于学习生活实践，同时学校重视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的培养。看了这样的报道，笔者想到自己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基本上是灌输式教育，学生被动学习，主动学习探索能力差，产生的后果是动手能力差、发散思维能力差。我想现在针对新课改学校是否进行研究试验，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逐步地引进到我们的教学中来，也可能是笔者不了解情况，学校已经或准备引进西方好的教育模式，如果这样的工作正在做，笔者建议加快实施。这是其一。

　　其二是希望学校重视调节缓解学生的学习生活压力，重视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减压，可以在品德与生活课及班会上实施。也可能小学底年级的学生还意识不到来自家长和社会的压力，也许学生潜意识里已经埋下了压力的种子。比如说，对家长要求孩子学的艺术特长与日常学习发生冲突的情况。建议学校或班级可以不定期的在班会上或其他场合让每个学生展示一下特长，能让孩子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及大家的赞扬声中得到满足和自信，孩子学习特长的决心和信心就足了，比在家庭中有些强迫式的特长教育要好的多，这样孩子能逐步变为喜欢学习特长和主动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态度，与正常知识的学习能相互促进。由此让孩子掌握更多更好知识、特长的同时，不感觉到有太多的压力，实现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满足家长培养孩子多方面才能以适应将来社会竞争压力的愿望。同时也实现了家庭、学校、家长、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互动，更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其三是希望学校和老师多听听学生对当前接受教育的看法。可能小学生或低年级的小学生还提不出来什么看法，可是笔者看到中央电视台做的一期《实话实说》，请到的几个初中生小嘉宾说到对教育的看法他们就发出“让教育去适应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适应教育”的感慨。这说明孩子对现在的教育存在疑虑和不解，家长们听了这些话不免有些不知所措，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才能适应现在的孩子心理，或者说孩子能如何适应现在的教育，看来确实是一个问题，家长的普遍心理是要向学校和老师那里寻找答案，表面看来教与学可能存在矛盾，但笔者想在学校和老师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下，这些矛盾和问题会逐步解决，毕竟培养一个人格健全、学习优秀、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学生是学校、老师、家长的共同心愿。

　　作者:杨光民

　　我们是中國公民，这应该成为常识，应该深入到每一个中國人的灵魂里。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却不容易，虽然每一个拥有中國国籍的人皆可称之为公民，然而以公民的内涵衡量当下中國人的心态，再较之欧美民主社会的公民，我们中许多人是要赧颜于此“虚名”了。现实中上上下下对公民意识的呼唤恰可为中國人缺乏公民意识的证据。我们的公民意识到哪里去了？或许不应该提这个问题，公民意识并非人之天赋，实赖后天的教育培养。今天中國人缺乏公民意识，教育体制首先得挨板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于强调对学生灌输階級、人民、群众等有鲜明政治色彩和集体性的概念，而忽略了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这是历史的遗憾。但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当保障人權被写入宪法，当黨和政府大力倡导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諧社会之时，我们的教育却不能与时俱进，不但根本上是应试教育，而且在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宗旨上也大大落后时代，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下力多而收效微。我们相信教育部门确实是有诚心将学生培养成合格公民的，然而现实中学校却往往以片面的爱国守法尽义务敷衍成公民教科书，我不知道这样的“公民”与臣民有多少区别。

　　国家与公民是肉与血的关系，只有健全的公民社会才能使国运昌盛，基业长青。从这个意义上讲，宣传爱国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合格的公民不可能不爱国。公民与人民、群众、国民、臣民的区别从当前一些学校开展的公民教育来看，不少教育者自己恐怕也不甚了然，因此为了防止误人子弟，我建议教育官员，从教人员首先自己得好好学习，弄清公民的真正内涵，做一个真正的公民，然后再来教导学生。

　　反思当前社会的道德滑坡，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与公民意识的缺乏有着深刻的关联。中國学生接受的是义务本位的教育，权利的教育相对薄弱得多。公民与臣民的最大区别是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我们的教育没有使大多学生产生国家的主人的自信，他们也缺乏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的兴趣，于是义务在他们看来倒显得有欠公平了，自然履行义务就只有勉强为之了。退一步说，即使现行的教育体制可以培养出最最听话的人民群众，也未必就是国家之幸，因为那只是臣民而不能称之公民。纹革的悲剧已经昭示我们，没有公民意识的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正确告诉学生怎样做一个公民，使学生明白天赋人權的道理，使学生信仰天下为公的道理，使学生懂得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他们就会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起义务，因为履行义务就是为了享受权利。这就是公民，有了这样的公民，中國社会才会真正和諧。

　　公民社会的建立是复兴中华，实现中國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公民教育刻不容缓，教育部门应将从小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列入头等大事，从速制定方案并大力实行之！

　　联系方式：ＱＱ：２５８１７６８６１

　　Ｍｓｎ：ｈｕａｎｇｔａｉ８４（ａｔ）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黄泰文集：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ｈｕａｎｇｔａｉ. ｏｒｇ

　　２００７年３月０３日　来源：证券导报

　　作者:黄泰

　　十年前那场大火至今回响着一句话：“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国内官员的丑陋，在火难中曝光！无耻，永远写在中國官员的脸上！克拉玛依的大火，映照出国内官僚最鄙陋残忍的一面。

　　一、新疆克拉玛依市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８日大火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８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官僚为欢迎上级派来走走样子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２５位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７９６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２６个官员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于是，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已被错过了！

　　７９６名来自全市１５所中小学的师生（每所学校组织最漂亮的４０多名学生歌舞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３２３人死亡，１３２人烧伤致残（注，另有一说：死３２５人，伤１３６人；此处采用法院判决书的数字）；死者中有２８８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在场的有４０多名教师，有３６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２０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

　　二、至今没有追究“让领导先走”的法律责任

　　当时的中國的报道均承认：有克拉玛依市教委的官员在火灾现场命令“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也有报道文章指出：本来可以避免这么多的学生伤亡，只因“让领导先走”而耽误了！所以“让领导先走”大大扩大了学生的伤亡人数！

　　事实很清楚，是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主持官员葬送了学生逃生的时间与机会！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的学生大批死亡的惨剧！作为大人，明知火灾的危险，却把孩子留置于死地而不顾，无异于故意杀害孩子！这么大的罪恶，竟被新疆的高级检察院、法院视而不见，至今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更令人愤慨的是，至今十年了，没有听到当事人对此说过—句哪怕是后悔内疚的忤悔话！所以我们决不能饶恕或忘掉他们的罪行！全国人民多年来—直在追问：究竟是谁在大火之前宣布：“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人民有权力查清这个罪魁祸首！并把无耻两字永远刻在它的脸上！我查了多年的资料，法院始终没有审理此项内容，连媒体的报道也故意将名字隐匿不报，不过众多报道众口—词地说是“市教委的—个领导”！查法院判决书和当时媒体报道，在火灾现场的市教委领导有如下２人：

　　唐舰，原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况丽，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黨委副书记其余的均是科长或以下的小官，称不上“市教委领导”，也无权主持大会？克拉玛依当时是个仅有２０万人口的油城，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副局长相当于市长。），在场的最高长官，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命。尽管他只被火星烧焦了几绺白发，仍然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找医生“检查身体”；尽管途中顺路经过消防队大门口，它也不下车报案。以玩忽职守罪仅判处有期徒刑５年 .

　　赵兰秀，克拉玛依市副市长，在火灾发生时仅是叫—个人走出去报警，也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命。被判处有期徒刑４年６个月；（以上二人是此次演出活动的主要领导人）唐舰，原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法院判决书语），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５年。

　　况丽，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黨委副书记。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只顾自己逃生”。她凭借著对友谊馆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著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在厕所门外地上发现一百多具学生尸体。她还骄傲地告诉记者，“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

　　朱明龙，市教委普教科科长。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生”。判处有期徒刑４年。

　　赵征，市教委普教科副科长。仅组织舞台北侧的部分学生演员撤离，“忽略了”舞台南侧的学生演员，也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分。

　　（以上四人是此次演出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

　　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没人出面指挥学生逃生，没人向被大火包围的孩子们伸出援手。

　　阿不来提·卡德尔，友谊馆副主任。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６年。

　　原友谊馆主任兼指导员蔡兆锋，虽发生火灾时出差在外，但平时对友谊馆存在的不安全隐患不加整改（舞台纱幕离光柱灯仅２３厘米，早被消防部门通知整改，却明知不改），对火灾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判处５年徒刑。

　　友谊馆的服务人员陈惠君、努斯拉提·玉素甫江两人，未在场内巡回检查，火灾发生后不履行应尽的职责，未打开安全门，反而逃出馆外；

　　陈惠君判处６年徒刑。努斯拉提·玉素甫江刑罚不详。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再报道—次法院的轻微判决以后，全国的媒体再也不敢吭声，国内人民对此责问道：那么多孩子为了让领导先走，牺牲了自己，他们死得无声无息. ？

　　那么多普通教师为了救学生，牺牲了自己，他们的姓名有几个被人所知？更卑鄙的是克拉玛依市当局，当时在全国媒体上宣布：将在火灾现场友谊馆建立火灾纪念馆，以纪念那些死去的孩子，并警示后人。可是，至今过去了十年时间，什么纪念馆一个影子也不见！仅把己烧毁的友谊馆全拆了，空地成了空荡荡的—片“人民广场”，只剩下那些孩子的冤魂日夜在广场上徘徊。全国人民又被克拉玛依市的臭官僚大大愚弄了一回！

　　有网友指出：“即便在封建王朝，如果城池破了，县官是要死节的。现在的官员连封建道德都没有了！”

　　三、十年后，现在仍是“让领导先走”

　　十年前，“让领导先走”酿成了一场国内人民的大灾难。伤亡之惨烈、后果之惨重，并没有给当局与官僚任何触动！十年来，全国各地官员仍然热衷于组织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热烈庆祝”的队伍，以孩子的天真笑脸，为官员的虚荣捧场。

　　有时看到那些可爱的乖孩子们，被强令丢下学业，排队站在街头路边，忍饥挨饿地累了大半天，就是仅为了迎接那些臭大人，为了让它们的豪华车队“先走”，我就满腔愤慨！

　　有网友指出，是孩子们的牺牲，才换来官员们的“先走”！是广大工人的下岗失业，才实现了邓小人的“让一部分人（实为官员）先富起来”！是广大人民的高学费高房价高医疗费的沉重负担，才撑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官员的现代化豪华办公场所！

　　十年后，央视在今年曝出了“请大家猜一猜，别斯兰的学校人质事件中死亡的孩子的数量是多少？猜中有奖！”的丑闻，就充分说明了这些官僚与马屁精的丑恶残忍本性丝毫未改！

　　十年前，让孩子留于死地而不顾！十年后，猜一猜孩子死了多少？可谓与时俱进？

　　所以有网友建议：应该在克拉玛依大火灾难现场建立纪念碑，刻上浮雕，画面是一群脑满肥肠的伟光正官员践踏着稚气未脱的儿童在“先走”。碑上篆刻上血红色的一句话：“让领导先走！”

　　四、怀念那些掩护孩子的教师

　　在此次火灾中，唯一让人怀念与尊敬的是那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孩子的教师。据报道：克市第八小学三年二班的老师孟翠芬是一位己经办了退休又返聘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人们在扑灭大火后发现她时，孟老师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她的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他还活着！”

　　“第八小学校长张莉和市一中副校长倪振性，都是几次把学生推出火海，自己最后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然而他们的遗体都是张开双臂，还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在墙边围护着几位死去的学生。”

　　“市第七中学的周健老师，在大火袭来时，正用力撑着往下落的卷帘门。”他只要向前跨一步，就可以脱离火海，可是他—直坚持着站在原地用肩膀撑起铁门，“活着的学生看见他最后三次用一只手往外推出三位学生，最后倒了下去”

　　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李平老师，“戴着眼镜，瘦弱的身影好几次冲进火场救出十几名学生，直到再也无法靠近猛烈的火焰时，这位老师才一下子身体一软靠到墙上，她大喊了一声：”我的孩子还没出来！‘接着就昏倒在地。“人们后来发现许多老师的遗体，不是张开双手拉学生，就是扑在学生的身上——老师们在危难时刻，分明是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最后掩护孩子！

　　这次火灾中有４０多位老师在场，就有３６位遇难殉职！这些教师不愧是在烈火中永生的英雄！可惜国内媒体令人惊诧地不作详细报道，也没有广泛宣传，使我们至今不知晓他们更多的英雄事迹！还有更多未被报道过的老师英雄，谨在此献上衷心的敬意！

　　过了十年，很多人感叹，现在的老师大不如以前了！假如再次发生火灾，还会有那么多老师在火线上殉职吗？所以人们更加怀念旧时的过去的老师！全国人民永远怀念在克拉玛依大火中永生的师恩！

　　五、是的，该让那些领导先走进地狱

　　对此，国内网友在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之际，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让领导先走，是全世界几百年来最无耻的语言！”

　　“领导，哼，垃圾，不要看它们一个个人模狗样，千万不要把它们当人看！”“先走的领导不配做领导，不配做人，不配做动物，他们是地球的病毒”“和古代唯一的区别. 老爷改成了领导. 更无耻. 虚伪. 更丧尽天良”“这就是中國血淋淋的现实。究竟谁是最残忍的人？正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们。这场大火，把什么都说清了吧！”

　　“别斯兰的孩子死了，有全世界的人献花。新疆的孩子死了，死了就死了。为什么？”

　　“那些领导和那些马屁精是最卑鄙的！”

　　“恶的制度让人性泯灭！”

　　“建于虚妄灭于虚伪”

　　“让我们记住这笔血债，要把它写进中國的历史. ”有网友回忆了９０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之难：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许多资产階級富翁和贵族人士不是利用各种优势“先走”，而是纷纷主动让出逃生机会，坚持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一位富翁为此留下遗言：“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

　　在国内所有媒体对克拉玛依１９９４. １２. ８大火再一次失忆失声之际，我遥望戈壁滩上的蓝天白云，想起那些在大火中挣扎呼救的美丽可爱的孩子，想起那些以血肉之躯最后掩护孩子的可敬老师，我要大声诅咒那些“先走的”无耻残忍之徒！

　　我想，为了这个从不敢直面现实又经常失忆失声的民族，为了我的孩子孙子今后永远不会置身于火海之中，我总结了一句话：是的，该让领导先走，让它们先走进地狱吧！

　　是为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祭！

　　写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６日

　　作者:凡骨

　　昨天（２００６- １２- ９）上海万人体育馆举办的长三角师资招聘会上提供了３千个岗位，却引来了大约３万人前来应聘，整整比这个数字多了十倍。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房地产展示会上，偌大的会场人流寥落，往日的火暴场面早已是昨日黄花。怪不得做展会的人说，如今也就剩求职招聘会上最有人气了，前一阵子郑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会上不是把大门都挤破了吗？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今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就要达到５００万，早上还听到电台新闻说，今年北京大学生最低的岗位工资居然只要１５０元一个月，这的确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引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但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理性的舆论故意把大学生妖魔化，说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自己本身素质差，读书时候不好好读，成天玩游戏泡妞，骄傲自大，自视甚高，找不到工作活该之类无用之语。这种讽刺打击的做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化矛盾，目前看来，各个有关部门和舆论导向还是要尽力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推卸责任。

　　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笔者曾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仔细分析过。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结构性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年经济发展没有能够为这些新毕业的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大学生的问题，整个社会现在都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根据有关统计，我国的ＧＤＰ年增长８% ，大概能提供８００到１０００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但现在今年的新毕业生就接近５００万，况且这些就业机会不是都给毕业生的，现在大量的人需要就业，包括下岗人员、军转人员，还有大量涌入城市的民工兄弟。大学生就业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体制性原因，高校的扩招政策制定就存在很大问题，没有从经济的长远发展，而是迎和了大学盲目扩张和部分高校的经济扩张欲望，比如江西有的民办学校，５年前只有一两千人，现在居然扩张到上万人，由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这必然导致学校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大学生的教育完全超前了，本应该大力发展中专技校，现在却都发展成了大学生，和市场需求完全脱钩。另外，毕业生反映，找工作就是找关系，这为很多没有背景的毕业生制造了大量的障碍，一方面很多学非所长甚至无一技之长的人进入好的单位，一方面是有才华的毕业生却不得其门而入，这种现象在内地更加的突出。

　　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本质上来说，是因为就业率低和体制缺陷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给那些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身上，这样做完全是本末倒置，把结果当成原因来解释问题，这样的话，今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对于刚涉入社会的年轻人，遇到挫折虽说很正常，但过分的打击对他们将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重则会仇恨整个社会，这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正如现在屡屡新闻报道大学生跳楼自杀的事件，其中有不乏因为就业问题引起的。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必将引发新的“读书无用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南方周末》曾经报道过青海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一个家庭含辛茹苦把子女送去读大学，对一些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巨额的学费往往造成债台高筑，甚至把一个家庭重新拖入贫困。好不容易毕业出来，却找不到工作，这对整个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但是在经济上的，而且是在心理上的打击。相比而言，那些没有读大学的同龄人，可能已经外出打工，或多或少有了一定技能和收入，而新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做的就是民工的活，拿的民工的钱，那岂不是读书无用？这样的结果恐怕这大大违背了当年教育部想提高教育水平的初衷吧。

　　就业机会的不足和大学生维持生存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导致大学生只能从事相当低级的工作，换句话来说，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和发展前途的民工性质的工作（一再提到民工，并不是歧视的意思，而是指工作的技术含量和收入），去换取极其微薄的工资，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有很多人认为，大学生就应该从低层做起，但怎么样的低层是合理的呢？让大学生去做民工的活，算是低层了吧？但发展到现在大学生一个月１５０元甚至不要工资，这难道还能叫正常吗？但也能算是中國教育的进步了吗？

　　显然，光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不能够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市场不是万能的。正因为存在过多的劳动力，过多的毕业生，一些招聘单位才把价码一再压低，压到民工的工钱，这种现象现在很普遍，一千块一个月干不干，你不干想干的人多了。这种现象很合理，但长远看来是危害很大的，它鼓励的廉价劳动力现象，藐视的是知识，是人才，这种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现象只会阻碍技术的发展，从中得利的只是那些黑心的雇主资本家。有关部门不能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而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切实维护好毕业生的权益。

　　最后，话又说回来，大学生抢了民工的饭碗，那民工怎么办？民工只好回去种田，只是，有的地区，连民工都不去（民工荒，待遇太差太苛刻，如广东的一些地区和工厂，据调查，最近２０年工资就涨了不到１００块，扣除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工资不生反降），就算大学生抢到这个饭碗，这又算是那门子进步呢？总不能用某专家的话来书，“谁让你生在中國？”。

　　作者:我说不得

　　大学生就业难怎么办？当局想了很多办法，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大学生还是一年比一年难就业。我认为那些办法都是下策，因为当局是从大学生如何才能就业的角度出发的，而我的办法是从大学生为什么要就业的角度出发的。当局想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大学生能自由快乐的过一辈子。因此我这篇文章完全是为大学生写的，压根不考虑当局的统治能否长治久安。

　　大学生为什么要就业？还不是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象西方一些高福利的国家一样，不就业也能日子过得美滋滋的，大概没几个大学生会选择就业，中國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恐怕也就要中断了。中國人为什么勤奋？因为日子太难过了，不卖命活不下去。人不是为了谋生而活着的，但可怜的中國人却不得不为了活着而谋生。只是谋生也越来越难了，即使找着了个工作也没啥意思，从参加工作到买房子得多长时间？普通大学生毕业后二十年能买套房子就算幸运的了，更多人可能要一辈子做租房族。虽然咱中國的ＧＤＰ增长年年列世界前茅，但跟着增长的只有物价，普通中國人的工资却是增长缓慢。就算你有了份报酬不错的工作，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却得让你终日神经紧张，想要既轻松待遇又好的工作，查查族谱，看看你跟胡总温总祖宗十八代沾亲带故没有。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办法就是不就业。不就业干什么，难道自主创业？非也，当局提出了自主创业的口号也没蒙住几个大学生，尽管当局开列了一通优惠条款。其实只要大学生去当隐士，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现代隐士运动属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大学生向当局表达不满和抗议的最和平的方式。人活着就需要自由，既然工作难找，找到了工作也不过是作茧自缚，在城市里活着对于一个还有灵魂的人来说实在没什么意思了。农民工兄弟浩浩荡荡进城，那是人家文化水平低和为了养家糊口没法子，咱大学生总不能也就为了吃穿而活着吧？他们进城，咱们下乡。下乡干什么？当隐士去。

　　我建议想过自由生活的大学生自发去农村，越偏僻越好。去了农村不但没有了就业难问题，而且还能获得自由。在城市里想自由就难了，一不小心就得头破血流进班房，到了农村我们就能和平的得到自由。当然，我建议大学生去农村与当局鼓动大学生去农村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是要大学生去农村为社會主義新农村建设做贡献，我对那东西完全没兴趣。我是说去农村当隐士。我希望看到大批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开垦种地，住茅棚瓦房，一个人也行，若干人合作也行，生活在大自然中多好。最好能去山沟沟，跟现代文明彻底隔绝，回归男耕女织的生活，每天种完地后，爬到山顶上看夕阳，农闲时候带一卷古诗坐到小溪边念念，自由自在，完全没有现代社会规则的制约和压制，让天性得到彻底的解放，活泼潇洒的快乐一生，岂不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人生？当然物质生活很艰苦，但精神的逍遥自在却是现在富豪高官们一辈子也享受不到的。

　　大学生就业难是大学生步入社会后被奴役的开始，勉强找到工作后则是被奴役生活的延续，直到进入坟墓。其实就算有一天死掉二十万大学生换来了中國社会的自由，那也是很有限的自由，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总不希望有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死去，我更不能忍受革命胜利后的庸俗与无聊。于是我发出心底的呼唤：大学生们，去农村做隐士吧，越偏僻越好！但倘若真有大学生响应，不晓得当局能否恩准他的自由选择？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９日）

　　作者:黄泰

　　时评作者似乎对于大学生报考公务员这件事“耿耿于怀”，屡次写出批评文章，对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之事嗤之以鼻，认为大部分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是种不正常的现象。有人指出，大学生公务员崇拜是社会之痛。更有媒体指出，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又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属于很严重的盲目崇拜。让我很难理解的是，追求稳定的工作，到福利好的单位上班，怎么就变成了盲目崇拜呢？

　　一个人，他的最初理想是什么？不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能够幸福吗？而现在的情况是，幸福的前提就是有一份好工作。到国家机关去当公务员，这有什么不妥？难道说这也意味着盲目崇拜？认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一个人还是孩童的时候，家长就将希望给予自己的孩子，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考上大学，有一份好的工作，这样的想法合情合理，符合实际。什么样的标准可以称为“好工作”？在现行的标准上看，公务员就是一份不错的好工作，工资高、福利高，稳定而踏实，而我们中國人的性格，恰恰就是适合做这样一份工作。有条件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无可非议，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图一份好工作吗？读大书，当大官，这是我们国人的传统意识，至今没有改变。上大学就是为了争取好工作，这是进步的表现。早年曾有人提倡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书不如去做买卖，后来被人批评此举属目光短浅的行为，认为读书是天经地义的大事情。现在书读的已经差不多了，开始像古人那样考取功名，报考公务员，结果还是要被人骂，真不知这读书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怎么做才算对？

　　那么多人报考公务员其实是件好事情。而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为争取一份好工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还要与很多人竞争。比如广东省，九成以上的本科大学生毕业之后首选工作就是公务员，尽管竞争激烈，甚至很残酷，但是胜出者往往是较为优秀的人才，这就如同高考，考进大学的始终是学习好的学生，优胜劣汰有什么不好。况且公务员作为特殊的岗位，需要的就是人才、精英，能够在众多“准人才”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何乐而不为。

　　从众多批评者的声音中我可以感觉到，所有人都在探讨完善的人格问题。大学生一心只想网上走，却不知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让他们做。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今年刚好大学毕业，她是师范类大学出来的，现在进入了找工作的阶段，她告诉我说，希望自己可以找一份教师或者是编辑的工作。我说这方面竞争太激烈了，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方面的。她回答我说，因为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只想找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对于她的“执着”我并不认同，但是我却能很理解她。大学生找工作并不难，去卖场卖货当服务员之类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很少有人甘心这样做，尤其是对象牙塔内的大学生来说。这样就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座独木桥，可能能够顺利的从这座独木桥上走过去，但桥下面的水面上却飘着更多的人，他们依然在挣扎，这就是一种现实。有人认为，大学生这种坚持只够独木桥的心态不是健全人格的体现，可是作为对已经在大学内“浸泡”四年的毕业生们来说，什么又是健全的人格呢？

　　学生考上满意的学校，家长和学生自己都很欣慰，认为未来会很美好。毕业之后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自然就要去追逐，而整个过程是艰辛的。对于大学生普遍热衷报考公务员，我非常能够理解并支持，当然能否考上，能否在众多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另外的事情。再说，即使没有考上公务员也可以选择其他行业的工作，也未常不可。相信大学生不都是死脑筋，明知此路不通，自然也会水调船头。

　　如果你是一名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要让你选择工作，你是否也会首选公务员？现在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有一份非常普通，不需要什么学历都可以做去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相信答案不用我说，读者心中也都有数。谁不想往上爬，谁又不想往上走？将心比心，面对好工作谁曾不动心？朝前看，向前走，这才是最真实的。客观地评价，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值得肯定。

　　作者:王人龙

　　如今，大学毕业生已经失去了往日“天之骄子”的光环，就业普遍感受到“难”的现状。据法制日报席锋宇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报道《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大学生找工作曾经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可是如今这种优越感消失了，面对找工作，许多大学生感慨：怎一个‘难’字了得！”

　　该报道说，“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现在存在三对矛盾——有岗无人和有人无岗、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高级‘蓝领’奇缺和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偏低。”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教授卢强对当前的就业情况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大量岗位缺人干，众多毕业生没事干，直接反映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制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就业大众化趋势的严重不适应。“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１５% 至５０% 是大众化阶段，我国现在只有１７% ，刚刚从精英化转到大众化的初级阶段。在这一转变时期，大学生就业观念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中國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委员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带来就业的大众化，在这方面，学生，甚至学校、教师的观念都还很滞后。尽管许多讨论集中在大学扩招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平衡上，但以大学毕业生仅占我国劳动力５% 比例，及经济增长对未来高素质劳动需求看，培养更多的大学生是符合社会长期发展要求的。问题是就短期看，大学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供需不平衡”，在深层次上集中反映了我们高速发展中的两个不平衡。“

　　另有人将大学生就业难归咎为“七大成因”：结构性矛盾，供求错位、知识陈旧，转化率低、准备不足，生涯模糊、依赖性强，创造力弱、理念滞后，能力危机、选人用人，缺少标准、市场配置，手段粗放等。（参阅：孟庆伟：《透视大学生就业难七大成因》）

　　诚然，上述的原因都有其客观事实的根据，只是笔者认为，这些原因的总和加在一起还是不够完整，而且是表面性质的。因为人才的供需倘若是置于纯粹的市场调节之下运作，依照经济学的规律，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杠杆调节作用，这种调节是灵敏快速的，人才滞销不会持续太久，“供需不平衡”会较快趋近平衡状态。譬如，某个毕业生就算“精英情结”过浓，在人才市场上报价偏高而未能如愿将自己推销出去，那么会自动调整自己的身价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这个过程要不了多久，然而如今市场失业率的情况看来并非如此的，所以，人才由于报价偏高而导致失业的，不可能成为太重要的原因。

　　从社会宏观上说，处于市场经济的总体结构似乎理应对于人才的需求有着相当的人数比率。正如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指出的，“尽管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呼声很高，还是认为，就人才供求关系总量和基本格局而言，中國的高校毕业生远没有达到‘饱和’、‘过剩’的程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高校毕业生仍然是短缺和不足的，大学生是财富而不是‘包袱’。”（转引自中國教育报记者翟帆、周飞的报道：《大学生就业难，“坏事”里头有好事》）

　　“朱永新的这种判断基于这样一组数据：在我国２５岁至６４岁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只有５. ２% ，而ＯＥＣＤ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２４% ，美国为３９% ，日本为３３%.２０００年，我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３. ０５年，总体为大专一年级的水平，这一状态与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极不适应，也使我国在科技竞争力方面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

　　那么，为何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会如此沮丧而大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呢？

　　问题就在于我们这里还未进步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现今推行的模式只能算是“准”市场经济。这其中的根源，深究下去，正是国粹的人际“关系”在起着作用。然而，人们的目光似乎忽略了“关系”因素的参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们不敢真视现实，没有勇气去探索、说出关于“关系”的事实真相。

　　国人判断就业前景的依据，只是照搬西式经济学中科学的方法。而严格的经济学规律运行，需依赖于科学的理性，以及与个性自由、民主和法制等人文价值理性相匹配，而这些精神要素恰与中國的传统制度及国民习性不相吻合。

　　纯粹运用经济模式去解释就业率的情况，其前提之一，是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经济人”假释，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虚构，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将经济范畴进行人格化而已，若套用于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则行为价值的实际趋向有着较大的偏离。因为人是最高等级的情感动物，即使在西方，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情和人文价值的基础，在本土，更因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个性自由和獨立、以及科学主义的理性精神，而是处于宗法人伦的传统氛围里，积习深厚，国人的经济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着太多的人情色彩，从而使得经济行为的价值趋向明显发生偏离扭曲，这也是本土的市场经济难以获得全面展开的文化原因。因此，就业与否的根源，也可以说是深层的问题，还得于我们社会的宗法人伦所达成的“人际关系”成因之中去寻找。

　　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杨适认为：“农民、手工业者，乃至其他人民，在中國古代和中古，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以家族为本位，来从事体脑力劳动和其他活动过活的。”他又论述道：“每个家族，即使那些因事变衰落和被打散了的小家庭，都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宗法王朝，……”。“这种使得中國传统民间习俗和种种文化，无一不具有宗法人伦的特点和色彩。”（参阅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９~ ６０页）

　　当然，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國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开放改革中的社会结构在物质形态和经济制度层面上已有所变革，然而作为数千年来的人伦文化传统积淀于国人们心理之中的定势，还是较为稳固地占据着常态的位置。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人们的“群体下意识”有着共时性的稳定机制，它是人们先天的理智结构。国人（可以更广泛地说，是华人人种）集体无意识中先验的宗法人伦习俗使得即使在现代性企事业单位里的各种行为活动场合，同样可以熠熠生辉地参与进功利性行为之中，融合实效事务于一体。Ｍ·舍勒的行为学理论指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所以，就难怪，在西方的企业里，华人打工多的是搞技术类工种的，但极少有着“搞关系”天赋和秉性的华人能应聘去从事人事管理工作，或者是胜任ＣＥＯ职位的。

　　在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学家眼里，社会进步和现代性也应同步地从人的“精神状态”上去理解。想象一个国家如何引进移植一座完整的现代化工厂，相对来说并不困难。但是极难想象出怎样能移植与这些现代化机构相联系的心理态度、价值观、人与人相处的关系形式。有鉴于此，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了，人的现代化具有在先的意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无论一个国家引进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假如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徒有虚名。”（参阅：《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 ２１页。）

　　由此作为审视而得知，凡是当今国人的经济或其他社会活动，都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着宗法人伦的伦理精神，具体地展开就现实化为社群人际“关系”的形式，特别是在官营的传统体制内的场合，关系特性就特别明显。当然，在外方投资的企业里情况大不相同，一般外方会要求用上外方的人事管理模式，但从经营成本上考虑，各个级别的管理岗位上，通常会聘用上中方的员工，这样，在对于人事的管理执行过程之中，国人就会在中國式内在情感结构的支配下去理解和操作西式管理，从而打上了中國特式的宗法人伦烙印，在现实工作中可以美其名曰：“协调”、“团队”、“公关”、“渠道”等等，但是中式做法的另一特色还在于，这些美妙的名称绝不简单地按照字面去理解功利性事务，不管怎么说，实际工作展开的却与西式的有所偏差。因此，总之，国人在实际工作的操作之中多多少少得与“做关系”的形式相关联，不管在本土的何处工作，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众所周知，一个人才在市场中推销掉自己与否，是由其主体的综合素质（即，一个系统的总体）决定的。由上段的推论可以得知，个人的就业素质之中，还得加上既成社会“关系”的事实，以及往后“搞关系”（发展、推广关系）的本领，使得可以在关系社会中顺利展开工作，“关系”是作为人才评估分数的一个重要子项参与其中，这样才是全面的综合，方成为完整的系统。

　　因此从微观个体上说，一个大学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的，可能与该失业者的学识和业务水平不够高有关，但极可能多少有着在“关系”和“门道”上较“软”的因素参与其中，要么或者说，处理“关系”的本领还不够过硬。假如真的如此，即使就业了，也不会是理想的工种岗位，要么工作不会持久！

　　同样地，一个宏观社会（客体）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也是由诸多因数综合决定的。因为社会更是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之中，国人情愫依依的宗法人伦必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子项因素，与其他子项因素相融互渗，综合参与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正由于有着宗法人伦的强烈参与，使得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构之中，必定对于人才要素的纯业务本领的要求降低若干了百分比率。因为关系之学，是作为低贱德性的私利之术，采用的必定是以低级趣味的手段，编织“关系网”就是以那种追求形而下的特殊性的人缘主义的自私自利，讲究不见文字的“潜规则”，强调等差结构的“五伦”，而排斥掉普遍主义的高尚、正义的社会共同体所需的公共道德——“关系”价值的趋向是与进步、发展、完善等目标价值南辕北辙的。

　　在Ｍ·舍勒的价值类型学图式中，价值高低排列的规则，是以价值的持久度，正义与非正义，真理、精神含量以及是否有神圣性等的纯粹性质而论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宗法人伦特质的“关系”类型的价值必定是位置排列低贱，而舍勒的价值伦理学要求人们的意向领域之“善”应是与更高的（最高的）价值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应是相反。

　　因此可以说，“搞关系”的价值指向不是针对社会共同体的，它必定危害成为国民内耗。在宗法人伦的大背景前提下，尽管从某个局部区域的短时间尺度内考察，“关系之术”也许会得到私利的好处，即事业获得“成功”，譬如，名噪一时的横店、华西村、南街村之类传统农民经济模式的成功，无情地嘲弄了市场经济所必然依据的自由、民主、法制和个人獨立、尊严等理念的现代性要素。问题是在非市场化的“关系”经济模式中的“关系术”成功，无法作范式推广，就是由于特殊性的人缘主义的自私自利，具有排他性质。既然广泛的内耗形式的“关系”内存于一切行为之中，必然扭曲市场经济的价值行为，势必降低了就业率，就正如电脑感染上了寄居的病毒那样，会使得电脑内存的容量降低了若干百分比，乃相似的道理。所以，除了“关系”之外的其他子项的参数条件，一旦变得苛刻起来，如近年来高校实行扩招，到了现今大学毕业生猛增了许多，就业前景就大为不妙了。

　　“关系”形式的泛滥反而促成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特性，在这种社会惰性之中，使得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有所迟滞。具体来说，在企事业单位中的一些年长员工，即使业务技能低下，知识老化，思维僵化，体力不支，也并不会很快退下岗位或被置换掉。因为，既然有关系形式的人情主义存在，使得国人的处理事务时候，会综合考虑工作成员“关系”的密切程度，使之区分为，“圈里”的人和“圈外”人，对“圈里”人，多讲人情少讲功利，反之亦然，于是纯功利性目标的成就打上些折扣。

　　国人的活动既然处于人伦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人际纠纷处理的传统方法必定是以人治的形式取代了法治的裁决（总体上）。费孝通论述过：“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乡土中國》）”。所以不仅是打工者，连私营企业主也感到法制的不健全、不可靠，而其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取而代之的是依赖着“人情网络”的维系，即“关系”的庇护。因此老板聘用员工，特别是在需要有忠诚德性素质的岗位上，理所当然地优先考虑录用自己的至爱亲朋，靠着亲缘关系的紧密凝聚力来达成目的，而绝不是招聘业务素质好的“外来”人员，靠着法制化的合同条款来保障，要不然则是危险的举措，譬如聘用了“外人”来做销售业务，工作时间长久了，“外人”就会翅膀羽毛丰润起来，就会“翘尾巴”，自己獨立起来，然后将原先雇主的一部分业务“挖”掉，这种例子多的是，不枚胜举。

　　新毕业的学生即使不选择就业，而是自己去创业谋生，那么同样遭遇到的是营建“关系网”的困境。因为中國社会特色的人伦决定了，凡是从事一切社会性活动，均是在人伦环境之中展开的，当然在准市场经济发展得较好的沿海大城市里，“关系”因素淡薄些。但是不管怎样，创业项目所需求的条件中，假如缺少了“关系”因子，则成功几率或者说赢利就会减少若干百分比，于是就得在“社会大学”里学习“关系学”，亦即“接受再教育”，而这又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由此构成了内耗。

　　深入言之，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志向于成为白领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不单单是为了挣钱谋生，而且还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使自我发展成为有社会成就，从而提升社会地位，然而工作环境笼罩在社会宗法人伦的状况之下，即使充分就业了，其工作的成就也会打上折扣。因为人伦之意就是关系的形式，到了工作单位里，就是学会中國特色的“做人”。由于人格模式的差异，为此，进入中式体系之中的工作环境，得务须放弃自己在学校中学得的西式的人文理想，以使扭曲知识分子的气质、骨气以及内心良知，学会做起事情来惟领导者马首是瞻，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明显，现今余风尤存，而如此作为势必降低人才的业务素质。所以，从前尽管就业率高些，但是人才事业的成就率也就更低些——作为宗法人伦的“关系”形式水平的“域值”来量度，大体还是同构对应相称的。

　　如今，人才市场出现的“供需两欠”情景，该促使国人推动改革开放向着深度和广度的进发了。

　　２００６/ １/ ８

　　个人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宰我，字予，孔门三千弟子中的佼佼者。

　　孔子门下有七十二贤，宰我居其一，是一个在口才方面可与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大辩士大谋臣子贡有得一比的出色人物。《论语·先进》篇里提到：德行出色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李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宰我的口才是非同小可的。

　　通读《论语》中发现：宰我，不仅仅只是个好口才的人物，还是整个孔门中的一个异类。是三千年儒门中不可多得的有趣人物。

　　宰我是一个很有自己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可是说是成功地做到了革命家陈云所言“不唯书，不唯上。”

　　不唯书：在《大戴礼记》提到，宰我曾经问孔子：“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宰予在这里对“黄帝三百年”存有很大疑问，发出了黄帝到底是不是人的疑问。是人还是妖？这是个问题！

　　我们知道，孔子是不讨论“怪”、“力”、“神”的。所以孔子说：“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孔子在这里把宰予训了一顿，并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叫宰我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书去，少纠缠上古的事。但是“宰我偏偏揪住孔子不放，说：”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意思相当于是说，君子以一事不知为耻，执意要问个明白。孔子只好回答说：”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从后世来看，这个三百年回答得有点勉强了。

　　宰我不唯上。也就是不唯师，敢于怀疑孔子的观点。在那个时候，孔子主张父母死掉以后，子女要为父母守丧三年。但宰我不认同这个主张。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注：期：音ｊī，一年。)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这里，宰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论据翔实，逻辑清晰——“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宰我从实际出发说了守丧三年的弊端。提出守一年就可以了——“期可已矣”，这里期就是一年的意思。孔子没办法驳斥他，只好问他你这样做心安不安？孔子肚子里想宰我肯定会回答心不安的，毕竟是父母死掉嘛。宰我敢冒不孝之名回答心安吗？谁知宰我竟然回答道：“我心安得很。”于是孔子只有气得瞪大眼睛徒呼奈何了！你说，孔子对宰我能不恼火吗？

　　宰我爱好思考，不止一次的向孔子出难题。宰我曾问孔子道：

　　“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宰我一直对师父所说的”仁“不怎么信服，于是给师父设计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假如告诉仁者说：‘井里有个人啊！’他会上当跳下去吗？“是违背仁义的原则不管呢还是冒着受骗的危险跳下去？孔子当然是辩才无碍，回答得很巧妙，”君子会去救人，却不会自己陷进去；可能会被欺骗，但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受愚弄。“话是很巧妙，可依然显得牵强。

　　就是这样一位有獨立思考能力，不唯书，不唯上的宰我，却老是遭到孔子的批评，责骂。

　　中國批评不肖子弟，不成材学生最狠的一句话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而这句话最早的出处便来自于孔子的论语，是孔子批评宰我的原话，而宰我之所以受到孔子这样可怕的批评，起因仅仅是因为宰我白天在那里睡觉。原话即是”宰予昼寝“。——原来白天睡觉就是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如此说来，全中國人民都是粪土之墙不可污了！为什么？因为绝大部分中國人民都需要睡午觉呢！即使不是天天睡，但偶尔睡睡是难免的！孔子若是生在现在，面对如此众多的粪土之墙，岂非要活活气死？

　　因为宰我白天在那里睡觉，孔子不仅大骂了一顿，而且还说“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意思是说：以前我这个人很天真善良，听到别人怎么说便会相信他会这样去做，但现在啊，我不再这么天真了！我现在是听到别人说了之后还会认真观察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去做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呢？是因为宰我启发了我。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老人家已经把宰我贬得很低了！明摆着说宰我是个虚伪的言行不一致的小人嘛！

　　我注意到，在论语里面，宰我无论说了什么话，都要被狠狠的批。试看《论语·八佾》篇：

　　“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这篇里说：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神主应该用什么木料啊？宰我说：“夏朝人是用松树的，商朝人是用柏树的，周朝人则用栗子树。用栗木的意思是让百姓害怕得发抖。”孔子听了以后，就批评宰我说：“已经做过的事情就不用再说了！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规劝了！已经过去的事不要再去责备追究了！

　　我们先不说孔子的这些话对不对（如果孔子老人家他自己真是身体力行地做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那么孔子老人家自己也要失业了！试问：这个世界上哪一句话不是在放马后炮？哪一句话不是立足过去，着眼未来？若是过去了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我们这张嘴巴除了吃饭接吻外，还能干什么呢？），孔子老人家这种逢“宰”必驳心态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孔子老人家这么痛恶宰我呢？其主要原因我想还是因为宰我的獨立思考能力吧，宰我老是唱反调一定很让孔夫子很吃不消。或许孔子在肚子里想：作为孔子我的学生，你宰我本来应该见我说一句马上记一句，随时应该带着笔记本的。结果你宰我老是跟我唱反调，我孔夫子能不累，能不烦吗？你以为中國是希腊，以为我孔夫子是苏格拉底啊？只有国外才喜欢辩论的，只有苏格拉底才喜欢讲些那些永远没有答案的事。至于我嘛，你们这些学生只要乖乖的记下背下就好了。我口袋里全都是答案，小子们，期末的时候背一下就可以了！不然我会很烦的，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还要马上赶过去去跟帝王将相们研究治国之术的。小子们，不要跟我拌嘴哦，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刚刚南子夫人（注解：卫灵公的夫人，当时卫国的实际执政者，名声很不好）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跟我一起吃晚饭，你们给我乖一点，不然，我会让你们很难堪的！

　　孔子毕竟是中國的孔子，再开明，也不等于就是希腊的苏格拉底了！能容许众多意见的存在，并以“无知”，没有答案为荣。

　　我们也知道，颜回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是孔子的最爱。颜回死的时候，孔子很悲伤，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还在那里痛哭不已。旁边的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了，孔子说：“我不为这个人而悲伤，还能为谁而悲伤呢。”可知孔子对颜回的钟爱程度。

　　然而，孔子也曾批评过颜回。孔子说过：“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无所不说。”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这个颜回啊，不是一个在学术方面能帮助我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一句不喜欢，不赞同啊！”话虽如此，孔子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应声虫，这个于孔子的话无所不听的乖孩子，所谓批评颜回，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不然，怎能解释孔子这么讨厌那个不听话的宰我而这么喜欢听话的颜回呢？再说，这个颜回不仅听话，而且每次拍马都拍得恰到好处。比如说《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被人围困在匡，差点没命了。后来终于逃出来了，孔子看看后面，没看见颜回。就以为颜回死了。而颜回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于是孔子又高兴又惊讶，问曰：“吾以女为死矣。”颜回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你看，回答的多好！又比如在在《论语·子罕》篇里，颜渊称赞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看，把孔子说得跟神仙一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孔子简直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活神仙。

　　话说回来，在中國，能不能被老师所欣赏，主要还是取决于听不听话，这个中國教育的历史密码，从宰予、颜回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解读出来了。

　　而宰予这位很有獨立思考能力，不唯书，不唯上粪土之墙，即使生在现在，恐怕还得在现代这个教育体制下，又得重新被污一次。问：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宰我在何时将不再被污？答案是：一万年太短，只在亿万年。

　　作者电子邮箱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我在图书馆里找来了所有跟“青年”二字有关的杂志。其中曾经有过那样轰烈事迹和代表青年激情与热血的杂志《新青年》杂志先入了我的法眼，我为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那样一本最能代表中國青年面貌的杂志而感叹不已。但在这本（０４年１期）也许跟那时的《新青年》已经无关的《新青年》中，我所看到的文章是：友情栏５篇，亲情栏３篇，爱情栏８篇，这些都不提，在我初看栏目很感欣慰的世情栏里，看到９篇文章的题目如下：

　　《理想的高度》、《等待两分钟》、《天堂里的每一天》、《伞下，我看到太阳的颜色》、《真情，永远的阳光》、《赞美的力量》、《海龟的会议》、《坚硬的牵挂》和《一个整理牛仔裤的下午》。

　　在另一本《青年一代》的封面文章上，有《你是三八，还是三毛》、《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死黨”》、《被上司当作知己是好事吗》、《情人节专场：我们摸索爱情》和《“一次性”时代过招“二手”男友》，里面文章全是很娱乐很小资的女人气文章。我知道，这种杂志在中國卖得最火。

　　我在所有敢以“青年”二字标榜的刊物中，包括《中國青年》、《青年文学》、《青年作家》、《青春》……等等等等，看到的都是远离现实无视苦艰的“纯文学”或“心情写作”或“小资生活”。

　　我一度困惑自己还是不是青年人。因为在这些“青年”的文章里我找不到丝毫自己的影子和自己的思想。这种找不准自己定位的困惑自高中时候就开始困扰我，因为那时候我的思想就已经比９９% 的大学生深刻。现在这困惑再次袭来，在铺天盖地的“青年”刊物和“青年”文字里，我竟然与它们格格不入。我从不觉得读那种杂志对我的思想有任何帮助，我也从不写那些满纸意淫不知所云的东西。我生于１９８３年，按时下流行的“文化评论”中的归类，我自是属于所谓的“８０后”，但我从没感到自己和那些所谓“８０后写作代表”的“青年才俊”们有任何可以沟通的地方，我觉得让他们代表我不如让位给一只有思想的猪。我从不代表任何人，我也不希望任何人代表我。我读过那些所谓“可以代表８０后文字”的“代表”们的东西，大多是在发泄并不值得发泄的情感，他们的写作圈子还停留在我初二以前的水平，把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愁啊，苦啊，痛啊”用一些很伤感的笔法凑成一篇“佳作”，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苦难。他们自小生活在城市的富裕家庭，无聊空虚下他们总以为自己的那些伤感啊忧愁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孩子我在网上见得多。他们很努力地渲染自己那点不值一提的情感，故作深沉地在文字里意淫或呻吟。在我看来，所有的所谓“８０后写作”的“代表”们早出的垃圾都是旧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在当代的死灰复燃。那种东西早已经被鲁迅骂得一文不值，但现在却能大行其道，原因只有一个，他们不涉及现实和黑暗，最可以粉饰太平，最可以麻痹民众。那些垃圾文字的重量加起来不及我一句话的份量。但市场是欢喜这种文字的，于是这些最会扮戏的娘娘腔们才有了粉墨登场粉饰太平的机会。中國的统治者最喜欢戏子，因为他们愿意看到中國的男人都像女人一样。所以鲁迅对中國的“男扮女”的戏子给了最辛辣的讽刺。而我的文字却因为太男人，读者自是不乐意看到的。却可以被“代表”们拿来讥笑，因为竟“都没有发表过”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读书的原因。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旧文《我为什么不读书》，因为我发现我周围的书只能将我蒙蔽在“太平盛世”里，将我蒙蔽在“富丽堂皇”里，将我蒙蔽在“天下无忧”里。在我大一那年，是每天要读很多报的，晨报晚报京华信报等无所不读，并几乎可以如数家珍地道出北京各角落里的新鲜事了，并俨然半个北京人了，并俨然是个城市知识分子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被愚蔽得可怕，整整一年，我的思想几乎仍停留在高中时候的状态。我在报刊上得到的信息无出于又胜利地召开哪次大会了，哪个明星又有了绯闻了，哪个球队又爆冷门了，甚至是哪个小猫被几辆消防车和许多“有爱心”的警察从树上救下来了。在那一年里，我几乎忘记了中國这块土地上还有贫瘠的农村，几乎忘记了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几乎忘了还有苦难和黑暗。在那一年里，我几乎失去了批判的方向，我的眼睛每天在那些装订精致的杂志和书籍里寻找，但毫无例外都是无休止的赞歌。在那里我见不到半句对黑暗的鞭笞，有的最多也只是无关痛痒的评论，但那点声音也微弱地很快被各种赞歌淹没。那种终日弥漫在我周围的书报给我一种假像，让我真的以为中國已经如装修豪华的“星级厕所”的地板一样，明亮起来。但我知道那只是假象，只是过多的粉饰掩盖了它原来的面目。中國远远没有这种假象造就的海市蜃楼般那么美，每个美丽的泡沫后我看到的都是无数人在流泪的眼睛。我以为那些书报才是真正的流毒，粉饰太平掩盖黑暗的华丽睡袍，一如在这个光洁的城市下面，有成群结队的耗子和毒蛇在下水道里穿行。

　　那些华丽的书刊把这个世界的真实深深掩埋，让能看到它的涉世不深的青年只看到精致而看不到艰辛，只看到交易而看不到罪恶，只看到别墅而看不到被圈占的农民的土地，只看到好车而看不到谁在拿它作权钱交易，只看到美女而看不到美女背后的辛酸。而我要看的，我能看到的，却正是那些东西。

　　我更讨厌的是为意识服务的文化打手，那些花前月下的青年写手们也许只是无意中作了他们的帮凶。看到北京几百人的“作协人代会”，作家们在市长面前表忠心的无耻嘴脸，我为他们敢称自己是“社会的良心”而羞耻。我想知道那些无耻透顶的话语诸如伟大啊正确啊是哪个无耻文人的创造，那些肮脏邪恶的话语嵌进权力的铡刀后，便铡掉了多少人怀疑的眼光和思想的头颅。他们运用权力让谎言成为真理，让谎言破坏常识，让谎言掩盖罪恶，让谎言杀人无数尸横遍野。在眼下的中國，这种权力话语的毒气仍满满地充塞于社会每个角落，麻痹掉一代代的青年们。而他们似乎也真不觉得有什么“艰于视听”。

　　中國的青年。好象几千年中我只在鲁迅的笔下见到过中國的青年。

　　在鲁迅的笔下，中國的青年应该是“纯洁聪明勇敢向上”的。但现在的中國我却没有见到过一个配称“青年”的人。他们早早就被制度磨去了激情与棱角。前些日子看到一次李阳疯狂英语的宣传大会，一层楼高的红布上写着“Never letyour country down 永远不要让祖国失望”。看着大厅里那些虔诚的学生们的眼神，我真想为这些不知道该称他是孩子还是称他们是青年的大学生们哭。鲁迅曾经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艰，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与强暴”，但我们的大学生们就是看不到这些“于人生无意义的苦艰”，这些别人制造的“昏迷与强暴”，他们不以为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制度有什么不对，他们失去了怀疑和反抗的勇气。

　　考英语、考政治，他们为考研耗费自己青春的时候，从不去想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意义。背那些毫无意义的内容，在世界上也许和中國一样的国度并不多。我从来不为“国家”啊“民族”啊这些大词汇动感情。那时候也许受了教育的中國人又要说胡兰成周作仁是英雄而敢抗日的“仁人志士”们是走狗了，成王败寇的道理不是每个人都懂。我们能理解朝鲜人为过上好日子“叛逃”国外，为什么不能容忍中國留学生“拒不回国”呢。这个时候被批判的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想想到底是谁的不对。我永远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集体利益之上的。

　　如果说高考时候孩子们还不具有成熟的思考能力，那么即将面对考研的大学生们难道连这一点思考能力都没有吗？有些东西既然是无意义的，是害人的，我们为什么不努力把它改变而不是让它继续危害人间呢。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任何东西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在中國这个拿人的生命当数字可以随意加减的国度，孙志刚的死周一超的死不也唤回一些价值了么。今年短短几个月，我已经听到北京几个大学生的自杀，但他们的死甚至没有对社会留下一点思考。但我还是从中读到了中國教育的失败，中國的教育已成了不折不扣的杀人机器，他们的死缘于公民教育性格教育的匮乏。如果说他们中某一位是因为反抗中國的考研制度不合理，那么，我也要为他们写一篇祭文的。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死来证明了对不合理的反抗和自己的不妥协。

　　但这也是奢望。我看到的仍然是几百万大学生们在为一生中再也用不着的英语和政治起早摸黑。他们一如中國几千年的奴才们，早就学会了逆来顺受。中國最大的传统美德——“忍”——被他们发挥和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们学会的，只是在这个畸形血腥的游戏规则中踩着别人的肩膀噬着别人的血泪往上爬，这是中國流传了几千年的“国粹”，至今仍是；而爬上去了的他们又很自然地愿意“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看那些还在受“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艰”的摧残，人的兽性在中國人这里得到最极致的展露。在这种国度，每天最有乐事在上演，所以中國人是最具“乐感”的民族。让那些只知“耻感”的小日本、只知“罪感”的基督徒、只知“苦感”的佛教徒们不羡煞才怪；所以罗素夸中國人是“乐观”的民族，龙应台问中國人为什么不“生气”，鲁迅对围观取乐的民众“怒其不争”，真是太不了解我们伟大而悠久的历史传统了。

　　我想批判得具体一点。我想质问一下大学生中的农民子女。

　　我一直在纳闷，在泛滥的刊物中我为什么读不到中國的农民。我疑惑九亿中國农民的儿女们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他们都没有考上大学，抑或是没有一个是会写字的青年？中國有九亿农民，他们的子女却没有为他们写过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他们早已被光怪陆离的物质城市麻醉，卖掉了自己的良知而不自知；他们学着关注歌星与球星的绯闻，学着讨论名牌与名牌的差异，却忽略了还有多少民众在勉力维艰度日如年。我为中國的农民感到悲哀，他们的子女已经背叛了他们，专心致志地做起了城里人；我为中國的农村悲哀，他们的儿女谨记“人往高处走”，甚至耻于提及自己家乡的名字；我为中國的教育悲哀，十几年的教育对农村有没有用？“没有一点用！”这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博导的话。“西方是通过工业革命实现城市化，中國正在利用教育实现这个过程。”

　　每每看中國的大学生们沉迷于物质，或在受着制度制造的苦痛的折磨，我就为他们的麻木和沉睡痛心。我期望他们中有人像柏林电影节上的那个青年那样，勇敢地登上舞台去发表自己的演说；我更期望中國人能像电影节主席和那名自告奋勇作翻译的老太太那样，对青年抱以宽容和支持。但这似乎都太遥远。鲁迅说梦醒了如果没有路走，还不如就让他活在梦里。那么，我只有说，中國的青年们，请原谅我打搅了你们的好梦，请你们继续睡。

　　作者:郝歹

　　在学生时代，我是一直不大理解也不大喜欢鲁迅的。我只看到了他激烈的文辞和精彩的驳论——这也不太懂，是老师们讲解的；我一直没能明白他那为痛苦之中國的痛与爱之心。所以，对鲁迅读得不多。不过，前些日，偶然在网上听到李默然先生朗诵的《纪念刘和珍君》，我还是被深深的感动了。再后来，当我又偶然的看到有关南都的报道时，我就又想起了鲁迅来。也由此而引出了此文。

　　还是先说说南都案吧。大家都知道，２００３年出现了SARS、孙大午和孙志刚事件等好多大快人心的重要报道。而这些，全都是《南方都市报》首先发起的，并一直追踪的。从这，我们也不难理解《南方都市报》及其整个集团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意义了。可是，就在去年六七月的孙志刚案之后，南都集团就遭到了长时间的审查。也在去年的１２月，南都的高层被查出了问题：高管集体贪污了几十万，即人均贪污了１０万元奖金！南都一总编喻华锋因这１０万贪污的罪名被判了１２年的徒刑。再后来，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９日，另一著名总编程益中也因同样的罪名被抓了，且被抄了家。不过，南都的员工们都觉得他们并没有罪；很多法学家、教授们也都认为他们没有犯罪，还不断的为他们呼吁，为他们鸣不平。我也认为他们是没有犯罪的，况且，就算是犯罪了罢，贪污１０万就能判１２年的徒刑么？联想到去年的孙大午，孙志刚，以及那流星般划过的《２１世纪》，我一阵悲哀，同时又愤怒、困惑。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来：如果他看到今天中國的这些，他又会说什么？“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慢慢体悟着鲁迅先生当年的心情。

　　就这样的，这些凸现在当今中國向上的疼痛里的喻华锋与程益中们，让我浅浅的感悟了当年鲁迅先生所处的恶劣的年代，对他那无畏的精彩的驳辞也敬重了起来，也慢慢的明白了他那颗伤痛又深沉的爱国之心。我没有生活在鲁迅的年代里，我是幸福的生活在今天安然的世界里。当我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一片明媚阳光的时侯，我是无法理解鲁迅的，纵然教师与前辈们用了怎样的切身言传仍是无法让我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黑暗与丑恶——这与我的现实生活相差多远啊，自然也就不能领会那作品中的深意了。不过尽管今天是和平的时代，但却不能否认，在这新中國成立了五十多年的今天里，中國民主的前进却依然是举步维艰，依然需要那许多的勇士们的牺牲与鲜血。我们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