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最让我崇敬的学者，非郎咸平先生莫属。我知道，在中國决不缺少御用学者，更不缺少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谄媚高官的学者。对那样所谓学者我视之如土，鄙视至极。他们可以为一己之利，毫无廉耻，形同无有良知的败类。然而，像郎先生这样学者，在中國少得让人无奈与尴尬。生活中人们多么渴望郎先生这样的民众学者，他唯民众的权利利益为己任，仗义执言，针砭时弊；他立场坚定，始终站在民众一边；他洞察世风，观点鲜明，一针见血。对恶势力及其贪腐行为深恶痛绝，他把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精神发挥到了极至。在中國像郎先生那样有正义感、有大无畏精神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是中國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也是民众的悲哀。

　　以上感慨，是我最近读了郎先生的文章后有感而发。郎先生在他那篇《和諧社会的时代意义》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要实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諧社会，必须坚决打掉这个铁三角。”他在《警惕动摇国本的腐败模式—公权力联手私用》一文中还特别提醒中國社会：与其仇富，不如仇“腐”。因为，贪腐官僚的所有既得利益，一元一角，最后都会加在社会公众身上，换句话说，社会要为贪腐势力买单。贪腐之中最可怕的，就要数这种贪腐公务员联手挪用公权作案、再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行为作“合法”背书的方式对社会危害最大。

　　郎先生这种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力真是令人叹为诧之。他对中國社会的腐败行为及其根源可谓一言一毙之。是的，现在中國反腐难，难于上青天，不就是因为“腐败铁三角”作祟吗？腐败的大小公务员公然联手亵渎公权，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腐败保驾护航，把由此造成的恶劣后果转嫁广大民众，让民众为社会贪腐势力买单。这，哪有天理可言？

　　现在看来，中國的贪腐主要来自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已经难以驾御、控制地方官员的腐败。各级地方政府，在打着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幌子下，利用各种时机，诸如房地产开发、路桥建设、大型企业审批、各种园区建设等，一些高官、一些手握实权的大小官员暗地里与心怀叵测、利欲熏心、主动投怀送抱的腐败的所谓企业家苟合一起，他们为把肮脏交易正当化、合法化，又豢养一批黑白不分披者学者外衣的黑心狼犬，让他们在各种场合狂吠不止，混淆视听，为其主子高唱赞歌，歌功颂德。这样以来，就形成了郎先生所说的腐败铁三角。中央政府应该由此吸取教训，坚决改正考核地方官吏的政治标准，不要动辄拿GDP说事，而把当地百姓福祗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唯一政治标准。让人民去考核所谓父母官，只要人民不认可，就让他卷铺盖卷滚蛋。只有这样，反腐才能既治标又治本。我想郎先生也会同意这种观点吧。

　　民众呼吁郎先生那样的学者，民众期盼像郎先生那样的学者如雨后春笋，在祖国大地上茁壮成长，蓬勃壮大。

　　作者:迷人的海

　　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引起中國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热议，就如同一次涛唱与低吟夹杂的科学、文化潮汐的律动。相对于几个科学类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國无疑有着更高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一则因为中國本是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学和文化大国，对此类文化律动曲谱有着天然的敏感认知；其次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当代中國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似乎已在可期冀范围之内，不论是以中國式书写在2000年折桂的高仓健，还是离登堂入室仅一步之遥的诗人北岛，皆让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化心音数度激荡。有趣的是，刚刚揭晓的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来自另一个文明古国的当代文学旗手：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他同时也是折桂诺贝尔的该国第一人。联想到另外几个文明古国的获奖情况，不论是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印度，还是古代西方文明“大脑”的希腊，其成功冲击诺奖的先锋皆是诗人与作家。

　　在笔者看来，这绝非一次历史的偶然巧合，它实际暗蕴着某种隐约的文学现象和文化价值取向。古老沧桑的文化传承当然不需要诺贝尔式的辅衬和强化，而得以令当代世界更清晰地审视和重温；但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文化的有效融入与展示方式，诺贝尔式的文学形象伫立，有助于我们更便捷、更积极、更自信地传递和贮存民族文化的笑容、心音与历史性记忆。就此而言，另几个文明古国的诺氏文化“绽放”方式显然颇值得我们思考和咀嚼。

　　在诺奖给奥罕帕慕克的授奖词中，有这么一句关键语：“在追求他所在城市忧郁的灵魂同时，发现了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新符号”。它极凝练地道出了奥罕？帕慕克式小说文本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也昭示着一条极富代表性的文学创作路径。如果说追求和“忧郁”蕴含着一个成熟作家经年不息的个体审美经验的话，则发现与碰撞后的符号表征着一个有立场、有方向、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优秀作家的可贵价值。实际上，这也是包括众多诺奖获奖者在内的优秀作家们的共同创作实践原则。依托民族文化的丰富沉厚渊流，以个性化的生存和生命经验体悟，以发乎其内的自省责任情怀为始终，用坚韧和坚忍的“思想的骨头”叙说与书写，文学之恒美风标、之立世价值则顺流而生。观照近几年的获奖作家、并由此上溯文学黄金时代的诸多标帜性大师，我们会发现这一美与责任的内省传统始终张扬与横亘。而对于来自古老国度的文学述说者而言，这一传统往往更富忧欣交集的独特人文况味。无论是有东方诗哲之誉的泰戈尔，还是“饮日而吟”的爱琴海歌手埃利蒂斯，无一不深濡其中。

　　帕慕克让人“意外”之处还在于，他在秉承内省格调的同时，并未极端性排斥“通俗”创作元素的采摘。正是因为理性与活力、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作品极为畅销，真正可谓艺术性与大众化的标本式同构。其循此的创作思路和实践同样值得我们深味。在我国当代文学语境的评介和论争中，似乎总将通俗性、大众趣味与文学品质、艺术性原则相对立，凡创作者欲求畅销与大众化，似乎必以艺术品性的某些“牺牲”与过滤为代价，事实证明，此持论是偏颇的。一个述说不出本真时代性情、本真社会况味，或者干脆就无法让文字、让故事、让书写文本灵动起来、疏朗起来、开阔起来的创作者，其格调和“艺术”品性的纯粹度、现实价值是很让人生疑的。它实则是对自身文学与文化责任的退避和放弃，并可能导致文学、文化的多重社会功能的失忆与钝化。在我国的文学创作实绩并不让人满意、“纯文学”日益“自恋”并被不断边缘化和疏离化的当下，帕慕克的成功无疑值得借鉴。

　　综观帕慕克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国的一些“中生代”、中坚一代作家有相似之处。而正是从这一批作家开始，才真正有了对文学本体价值的深入探求实践和理性回归，这也恰是他们为海外汉学家看好的原因。饶有趣味的是，在帕慕克曾荣膺的文学奖项中，有一个曾陆续“滋养”了数位诺奖得主：即意大利格林扎纳纳卡佛文学奖。我国当代小说创作重镇之一的余华，亦曾在数年前拥揽此奖项。不知这是否算一个有象征意味的良兆？但愿，在中华文明的落英缤纷下，有着自觉文化责任情怀和内省精神的中國本土作家们，能给国人一个惊喜，给世界文学、文化艺苑一朵迟开的芬芳见证。

　　来源：《联合早报网》

　　作者:萧郎

　　近日浏览网页，偶见聚客在网络上开设了以“姚文俊”为条目的“网络话题”。打开网页一看，在“这里有新鲜话题”的栏目下，共计收笔者网络论文18篇及其相关资料，和同名同姓，但早已作古的书画名家姚文俊的一些介绍等等60篇。并下设“讨论区”。旦看这些讨论，除了一条说不上讨论的“讨论”外，根本在“讨论区”中空无一文。

　　虽然如此，笔者发自内心感谢聚客的关心和关注。

　　但是，也许正是笔者论文“新鲜”，曲高和寡，故要讨论起来，实在太难。于是，笔者对聚客的期望不得不道一声“抱欠”。

　　笔者研究的方向是“老子《道德经》与中國武学文化”。其间，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旨在武术上对中國形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从新千年开始，在中國先秦文化上对扭曲和否定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武学思想进行批判。故在笔者看来，中國从西汉武帝以前至西周、东周之交的这段历史，本质上，表现为“武学文化”的历史，而在西汉武帝以后至清末的这段历史，本质上，表现为“文学文化”的历史。与此同时，在笔者看来，“武学文化”的缔造者就是老子。老子基于“道法自然”的思想，从“柔弱胜刚强”出发缔造了“武术”，由此，而缔造了中國的“武学文化”；孔子则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而缔造了中國的“文学文化”。笔者认为，老子的“武学文化”终结中國先秦“神学文化”的历史，而特别富于武术和谋略、契约和公平、爱民和民主、自主和自由、正义和侠义等等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这些认识，就正是笔者论文“新鲜”的根本所在。

　　然而，“新鲜”倒是新鲜了，但新鲜起来却是“孤独”。

　　只消睁眼看一看，今天学术界、理论界的学者、教授和专家，他们都是没有这种看法的。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的看，对于孔子思想，以及“孔孟之道”，因了历代專制统治者的无耻吹捧而成为了“正统”。而在“学而优则仕”的“正统”思想熏陶下的读书人，又将中國先秦思想和文化人为的拆散、分割、孤立开来，以为圣人立言，以为專制立意，而视孔子思想，以及“孔孟之道”为“唯一”，从而导致了对中國先秦思想和文化扭曲的延续，导致了“轻武重文”的社会畸形。这种状况，即旦从19世纪末中國开办的“新学”，甚至是新中國开办的“学校”，都未能根本得以幸免。相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读书人的传承之中，使得“唯孔独尊”的教育和文化，依然多多少少的保存了下来。而在倡导“国学”的今天，似乎大有“死灰复燃”、“重振旗鼓”之势。

　　与此同时，一代又一代人的读书人，他们排斥老子，视老子思想为出世、没落、倒退，和反动，搞起了“尊孔抑老”，从而继续扭曲、阉割，和湮没了老子思想，导致了对中國先秦文化的偏见。

　　因此，“尊孔抑老”思想的延续，使得在今天的大学里没有出现过视《道德经》为“武学文化巨著”的这样的教科书，甚至连参考资料也没有。更有奇怪的是，人们至今还把“武术”，这人所共知的“国粹”，充满着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的文化，降低到了健身、竞击的“体育”水平，划归体育部门管理，从而使之丧失了“武术”的理论和理性，而依然把它打入了“另类”。这就是中國“武学文化”的现状。

　　两相比较，泾渭如此分明，差异如此悬殊。这就是笔者话题的“新鲜”却不可能“讨论”起来的真正原因。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如耿在喉，有话要说。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笔者“孤军奋战”，著文《中國压根就没有过真正的国学大师》，对将儒教视为“国学”的偏见，发出了批判的呐喊。

　　之后，笔者主动出击，发表了一系列商榷文章，如《“老庄”之说失之偏颇》、《老子思想和文化乃是中國“国学”的根基和脊梁》、《论老子“和諧”社会的思想》、《任老出版新书“老子绎读”之评说》、《国防大学教授读“孙子兵法”平庸敷浅》等等，欲与今天的学界名流讨论。

　　然而，也许是学界名流把“中庸之道”学到了家，襟怀了“大度”和“宽容”？也许是人微言轻，不屑与笔者争论？因了这些缘故，使得讨论成了笔者的一厢情愿，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

　　笔者不想，也不屑于“炒作”和“作秀”，只是想为今天的学术界、理论界做些有益的探索，以期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呜”，促进学术、理论的发展。

　　其实，仔细想来，笔者的这个想法何其幼稚！

　　因为在今天的学术论坛上谁个把“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放在了眼里？而有的，是“泰斗”、“权威”当道，其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以权谋私。即使抱残守缺，也放不下“学阀”的架子。经常在网上看到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笔者这里要问，究竟中國最大的学术腐败是什么？这就是“学阀”的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一花独放；而有的，连用百姓的血汗钱供养着的、不少的学术、理论刊物也纷纷打上了金钱的烙印。这叫做“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比如，在2006年末至今，笔者的论文《论老子“和諧”社会的思想》、《论孔子对老子道德观的篡改和修正》、《任老出版新书“老子绎读”之评说》、《老子生活年代考》、《“中國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绝非妄说》等7篇论文，就被23家学报、杂志看中，都来信同意发表，但是，就要给钱。一是美其名曰“版面费”，少的一个版面几百元，多的两三千元不等；二是“审读费”，每篇文章几十至两三百元不等。笔者虽然对此不屑一顾。然而，却令人震惊。其“有奶便是娘”的、有失公允的、败坏“学术良心”的恶浊风气，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发指的地步！

　　好在有今天的互联网，它打开了中國学术言论的自由之门，使得笔者的学术思想可以见诸于网络，给网民有了一个交流的机会，也因此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呜。否则，笔者的苦心孤诣，必将落于孤芳自赏，而付之东流，老死不得其志。这真可谓“科学带来民主”。但其间，却包含着无奈和心酸。

　　话说回来，“讨论”终究是要讨论的。但是，绝不能以“评论”当讨论，更不能以谩骂当讨论。

　　比如，笔者《论老子“和諧”社会的思想》发表于“中國学术论坛”网，就有人认为是“胡说”、“狗屁”。谩骂是无济于事的。其实，这些人连文章都没有读懂。在他们看来，笔者此文旨在“跟风”。而实际上笔者却提出了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个要不要传统、要什么样的传统问题。

　　又比如，笔者《论中國物理拳种的源流和意义》一文发表于“中财论坛”，有版主评论：“不好评说。从本文来看，老子似乎成了武术武学的祖宗了。那种关于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的说法我不赞同，要知道，道教的出现，是在老子死后约两三百年才出现的，这完全是道教借用了老子的思想发展起来的，说他是道教的创始人，那是后人（创始人，发起人）硬加给他的，可以说，老子还不知道道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儒教也是这种状况，抬孔子出来做儒教的创始人。这完全是为了吸引人和发现的需要而采用的策略。创始人应当是第一任首领或发起人才对。说什么老子创建了物理拳种，不能服人”。笔者以为，既然“不好评说”，为何又得出了“不能服人”的结论？而且，在相同的版块之中，笔者就先后发表了《“中國道教发源于四川峨眉山”绝非无稽之谈》和《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两篇文章，明确阐明了老子就是“道教的创始人”和就是“武术武学的祖宗”的观点，对此，版主却视而不见，而断章取义，是何道理？其实，版主的这种看法，已然破旧得很了，而笔者的思想恰恰就是要扫除这种破旧。故诸如此类的版主评论，一文不值。

　　因此，要讨论，就需要摆事实、讲道理，就要有像模像样的论文，做到以理服人。非如此，那又叫什么“讨论”呢！

　　所以，学术上的“新鲜”就等于“孤独”。然而，“孤独”必然来自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思想。笔者同样是读书人，但在中國先秦思想的看法上就与其他人截然不同。其原因何在？这正是笔者长期接触被打入了“另类”的中國民间武术，并且成为了峨眉盘破门武术的现代弟子和传人的缘故。因此，对中國先秦思想的研究，应该是换个角度、换种思维看问题的时候了。正是如此，这里笔者再次指出：“从中國的武术思想、兵法思想中去认识老子及其《道德经》，必然会仰视到那像高山一样的老子”。

　　作者简介：姚文俊，1948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四川师范大学法学学士，老子盘破门武术现代传人。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國武学文化。

　　作者:姚文俊

　　０引言

　　当代中國社会的学术腐败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学术腐败直接危害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严重伤害了我国科研队伍的科研创新心，不仅糟践了国家本来就投入有限的科研经费，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民众对学术研究的崇敬心受到了打击。学术腐败将直接导致民族素质的下降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下降，“中國人能否站得直，就靠科技这根脊梁的支撑！”（《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６日）本文探讨当代中國学术腐败的现象、根源及其治理对策。

　　１中國当代学术腐败现象

　　１. １权学交易

　　所谓权学交易指的是部分高校以及高校中的部分黨政官员通过黨政权利的寻租而获取不正当的学术地位，并且通过所获取的学术地位获取连带经济利益。此外也包括通过学术地位或办学权利的寻租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例如，据报道，某校“校长两年就成功申报了１３个国家和省市级项目，而这其中还不包括他正在承担和表格制作公布后新申报的项目，还不包括学校的校级项目”[ １].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批评湖北省哲学（１９９４－１９９８）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黨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上）国内每两年一次的博士点评审工作是学术地位或学术评审权利寻租的集中表现，景况可用惨烈二字形容。各申报点之间流传一句格言：跑点未必成功，不跑点必定不成功。有些学校为申报一个博士点所投入的经费上百万计。多数经费开销于请客送礼变相贿赂。不少高校的中还出现了高层干部为获得高级职称或高级学位所进行的权学交易。先当官后当教授，甚至先当官后当院士的也不在少数。本世纪初短时间内我国行政干部中的硕博士学位的猛增也似一种不正常现象。在学术资源寻租方面，个别科研单位和高校利用手中的学术刊物或学会组织，兜售学术头衔（接受某些大款资助而授予名誉教授的高校不在少数），出卖刊物版面（某些刊物已经被学者称为“卖淫刊物”），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国内刊号：ＣＮ１４- １１５７/Ｎ）是被《中國期刊网》和《中國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的刊物，该刊每期可以发表１７０篇左右的论文，平均每篇论文不到２页，涉及科技政策、经济、管理、信息、电子、商务、机械、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力学、土木建筑、交通、运输、教育、各科教学交流、物流、图书情报等几乎所有学科，据披露，该刊每篇论文收版面费６００人民币[ ２].某些高校甚至出现了出卖文凭的丑恶现象（《中國教育报》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５日第２版）。此外，各大高校的校级行政领导都或多或少担任了全国性的专业学术领导职务，而这些职务多数是通过内部瓜分或行政指定得到的。多数院校中学术委员会主任绝大多数由校长或院长担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１. ２学术造假

　　学术造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１）科研成果造假，例如汉芯ＣＰＵ陈进造假事件骗取国家上亿元的科研经费；最近媒体披露四川大学的两起事件也涉嫌严重的学术造假；原北京大学教授刘辉将别人的科研成果统计在自己名下；２）科研项目造假，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经费用于资助各类科研项目，有媒体披露，有相当一部分科研项目的申报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例如项目参与者成员的学位、职称的虚假。多数自然科学项目主要是由硕士研究生来完成的，项目承担者变成了老板或者学术包工头；３）学术履历造假，例如在履历中编造子虚乌有的学历、学术头衔、学术经历，或者拔高学历或学位（现在社会上已经分不清硕士生和硕士、博士生和博士）；４）学术泡沫，天下文章一大抄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一大景观，极端的方式是直接剽窃他人的论文，如天津师大的沈姓教授的一本《求是集》“专著”中至少有１４篇文章剽窃自他人的作品。隐蔽的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他人研究成果或已有的成果，然后堂而皇之出版所谓的“专著”或教材。据统计，我国已出版１６００余部中國文学史，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类教材不下千部（每年产出３０余部） [３] ，但是真正有质量的都不超过５部。网络上公然出现买卖论文的站点，例如：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ｌｗ９９. ｃｏｍ/ 等，用搜索引擎ｇｏｏｇｌｅ搜索“网上买论文”可以得到３３８万个结果，可笑的是ｌｗ９９网站的首页上竟然还挂着“黨的先进性教育学习心得”的广告。当代抄袭论文已经告别剪刀加浆糊的作业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复制”“粘贴”的操作。现在各大高校大都有自己的出版社，某些校领导要评定职称，利用本校出版社，出版所谓的著作，利用本校的学报发表论文，这些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据统计，中國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名列世界前列，但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成果乏善可陈。５）学术失范，中國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区分“著”“编”和“编著”，论文最后没有参考文献，文中没有脚注或尾注，无视他人的研究和成果，吹捧夸大自己（如擅自使用“世界著名”“世界一流”“填补空白”“领导世界研究潮流”“站在世界学术前沿”等用语）。

　　２造成学术腐败的根源

　　２. １官本位和学术缺乏獨立性。

　　官本位和学术的失声直接导致了大部分“权学交易”学术腐败。中國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官本位传统体制。虽然说新中國建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直倡导“民主”思想，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意识依旧缺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对上负责制已经成为中國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几乎所有的工作，最为典型的模式是：领导决定——开会布置——下级执行，而不是：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分头执行。长官是每一个基层单位真正意义上的酋长，掌管着这个单位的所有资源分配大权，生活资料的分配依据行政级别实行三六九等，高校中，科研处长掌管全校的学术资源，教务处长掌管全校的教学资源，后勤处长掌管全校的国有资产分配资源，人事处长掌管着全校的人才资源，招生办主任则掌管是否录取新生的杀生大权，各个院系的院长主任则掌管本院系的所有财政、人事、教学、科研大权。所有的这些权力在当今社会中都能够成为利益寻租中的资本。例如当官有权就能轻而易举地当上教授，当上博导，并且凭借这些权利在国家评审机制中获得话语权，通过国家评审机制中的话语权从而光明正大并轻而易举地进行各种学术资源的交换。往上说，国家各种科研项目的评审、国家各种科研成果奖励评审、博士点评审等等。所有这些评审无非是参与这些评审的各个高校的长官们之间的瓜分和交易，每次参与评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狂欢。往下说，各省市、各高校内部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评审无非是国家项目评审的缩小版。这些都已是高校教师们无言默认的游戏规则。而在这一游戏规则中，纯学术的力量基本失声。

　　这种长官优先的游戏规则直接造成了学术竞争的不公平性，它直促使普通教师不得不放弃部分正常的科研精力进行所谓的学术公关，甚至有部分人直接走上了行政的道路，通过行政的道路“成长为学科带头人”。这种由行政决定学术的体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性，破坏了学术研究本该具有的公平性 [４] ，直接导致了学术水准的下降。

　　２. ２国家对教育科研投入的不足

　　造成权学交易尤其是卖文凭、出卖学术刊物版面以致乱收费的另一个根源是国家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不足。１９９８年，教育总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美国为６. ４３% ，挪威为６. ９% ，日本为４. ７２% ，而我国到２０００年只有２. ８７%.而这有限的教育投入得很大一部分还投入到了少部分重点高校。在科研投入上，美国和台湾为２. ５% ，韩国是３% ，而我国是１% 略多一些。

　　现在全国所有大学实行黨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中包括教学经费的负责制。一所大学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所有的教师要养家糊口，年轻教师要买房，年老的教师要抚恤，生病的教师要照顾，有突出贡献的教师要奖励要津贴，一般学生的生活要照顾，贫困学生的经济要帮助，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钱。而国家每年给学校的投入可谓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果各高校完全依据国家拨给学校的经费，很少有学校能够正常运转起来。校长们不得不动脑筋想办法为学校的经济问题奔波，以弥补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全国几乎绝大部分大学中，至少有一名校长专门主管学校的第三产业或者负责学校经费的创收。没有这一项工作，学校几乎就要关门。学校本来是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最后一块净土，但是这最后一块净土也由于经济的压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因此，学术资源的寻租、教学资源的寻租以及各种所能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都摆上了交易市场。这些也直接导致了一部分权学交易的腐败。这种局面不改变，全国大专院校的校长们科研机构的领导们都将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发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学权交易的学术腐以及相关学术腐败就很难得到遏制。

　　２. ３评估机制的出错

　　在以上１. ２中我们讨论过学术造假的种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便是我们的评估机制出了问题。

　　现在我们评价一所大学的科研水平，并不是衡量这所大学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或者是这所大学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重视程度，而是统计这所大学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所具有多少个博士点和硕士点、具有多少个国家级科研基地或省市级重点学科等等，总之是一种完全量化的评估系统。我们评价一位教师的科研水平，并不是衡量该教师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或者该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在学术界所引起的重视程度，而是该教师所发表的论文的数量。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成为评估当代中國高校学术水准的最重要的手段。更为要命的是，这种量化的评估结果还与国家对高校的经济投入紧密联系，比如２１１工程评估，进入２１１工程的高校，国家就有相应的投入。诸如此类，建立了国家级科研基地，或者省市级重点学科，国家也有相应的投入。目前全面铺开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体系也同样如此，所有的评估项目都量化到具体的项目上，如教师的备课笔记、学生的考卷、教学活动记录等等。如果这些所谓的硬性指标不能达到标准，即使你的水平再高也与国家投入无缘。这样的本科评估所直接带来的后果便是全校动员造假（没有备课笔记的补备课笔记——哪怕这位教授所讲授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要写成备课笔记；没有教学研讨纪录的补教学研讨——甚至无中生有）否则不予通过。

　　我们的评估体系中的另一个要素也直接导致了学术腐败。那就是学术水平的评估与学科点的挂钩。为什么那么多高校对博士点的申报趋之若鹜？明知道竞争惨烈还乐此不疲？那是因为博士点与学校综合水平的排名挂钩，博士点与科研项目的审批挂钩，博士点与重点学科的建立挂钩。而这些挂钩的背后依旧是国家的经济投入。如果没有博士点，学校的综合水平就排不上号，如果没有博士点，科研项目就难以获得，如果没有博士点，就必然与科研基地或重点学科无缘。据说在评审科研项目的过程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项目申报者如果不是博导，通过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在这种评估体系之下，各校的领导不鼓励教师“高产多出”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高产多出，才能申报博士点，才能申报国家基地，才能申报重点学科，才能争取到国家投入。这也是高校领导们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为此不少学校规定了教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在这种数量的压力之下，哪有什么高质量的、世界前沿性的课题或论文问世？

　　３必须彻底治理学术腐败

　　学术界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和净土，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大脑和脊梁，如果一个民族最后的良心和净土也腐败了，以致这一民族的大脑和脊梁被病毒彻底侵袭了，整个民族将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劣等民族。虽然当代中國的学术腐败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一程度，但我们决不能让这种腐败的病毒得以蔓延。这必须引起中國所有知识分子的严重关注。以下我们讨论治理学术腐败的可行性对策。

　　３. １摒弃官本位的管理体系，还学术研究的相对獨立性。

　　摒弃官本位的管理体系的一件事就是要彻底转变观念：各级领导部门从“管理者”角色转换到“服务者”的角色，包括国家教育部、各省市教委和各高校相关领导部门。学术的问题让学者们来解决。同时，将管理者角色和学者角色分离开来，杜绝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现象。管理者绝不参与专业学术评价工作，更不准参与与本人有关的学术评价活动，包括各种科研项目、职称评审等。这里指的“不参与”是不参加各种评审和被评审的任何项目，如，管理者在位期间不参与职称申报和科研项目的申报。

　　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学的学术都具有相当的獨立性，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来自任何行政权力的影响，大学“对学术非常尊重，而不是对权力的尊重”。“提高中國大学科技成果，就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对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 [５] ，学术规划、科研项目、学科点的建立、学术成果的评定等问题要由学者们来决定，而不是行政和官员的干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学术问题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时实行学术委员会学者化制度，学术委员会中兼任行政干部的教授（所谓“学官”）不得超过半数。只有充分尊重学术，给学术以充分的自由和獨立，学术研究才能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实质性的贡献。否则学术研究很容易流于迎合行政管理层所需要的花拳绣脚，好看不重用，学术腐败也必然随之而生。

　　３. ２严格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加大国家对高校和科研的投入，开放教育。

　　高薪养廉最具有可行性的便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任何腐败都与权力相联系，例如各级政府权力部门、各国营企业的管理层。这一类权力腐败要通过高薪养廉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有限的“高薪”和这些行业腐败所获得的利益相比相差太大。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腐败是一种需要用降低社会地位去换取较少的经济利益、需要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扭曲的权力腐败。这种被扭曲的权力腐败只需要正常的经济支撑，就能回归到社会传统道德价值观上来，学术腐败也就能得到治理。因为绝大部分社会公民都认为社会价值地位比相对有限的经济地位更为宝贵。一般人犯不着用宝贵的社会地位换取有限的经济利益。

　　其次，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只应该包括小学和初中的基础教育。而研究生教育不应该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高中和大学都已经不再义务教育之内，但是新中國历史上却一直实行研究生义务教育，这不仅不合法，同时也不合理。如果取消研究生义务教育，我相信可以减轻很大一笔经济负担，而这些资金完全可以部分缓解高校经济投入的部分不足。

　　最后，政府还可以考虑放松对开办私立学校和外资学校的限制，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解放前清华、燕京及上海的一些外国学校或教会学校，都为中國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许多共產黨人革命者，所以我们不要怕民间办学或外国人办学。这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益无害。

　　３. ３建立科学公正的评估机制

　　从世界各国在科学贡献上的价值观以及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来看，任何科学研究的价值评判，并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其质量。因此，我们的评估机制必须从量化系统义无反顾地转移到质量系统上来。数量只能是用来衡量质量的手段。例如，在教学上水平上，合格率、优等率、标准差或离差度等量化手段就可以用来衡量质量水平。衡量一个学者的科研水平也不是以数量来比拼，而是在质量的基准上看数量。所谓质量要看科研成果在学术界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避免花钱买论文或变相买版面之类的造假现象的有效措施是不以论文数量论长短，而以论文质量排名次。其中一个比较好操作的标准就是论文发表后在相同专业内论文的他引、正引率（有些引用率属于反引或自引，都应排除）。此外，国外出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报告、国内外大学邀请讲学等，都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学者在学界的学术影响和地位。这些都是比单纯的论文要实在可行的衡量标准。虽然国内大学邀请讲学也会有腐败的现象（例如小圈子内的互相邀请），但是如果把讲学限定在公开发布的形式，同时讲学过程中有听众监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遏制可能产生的讲学腐败。此外，著名学者被邀请作为学术刊物的编委，这也是衡量学者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的因素。

　　为了避免评审任何学位点、科研项目和获奖项目中的腐败，可以采用公开评审的办法，所有参与评审和被评审的单位、个人都必须公开（这一点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毫无问题），不仅评为的评审意见要公开，入选的单位和个人的材料也要公开。被评上的单位或个人材料在网上公开后，鼓励举报，一旦发现作假，一票否决，并给于一定年限内不得申报同类项目的惩罚。

　　学术评价机制不仅是客观的、公正的，同时也是严厉的。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惯例是，一个学者一旦被揭发学术不端（哪怕是轻微的抄袭、数据造假、试验虚假等），其学术生命基本终止。再也没有任何学校会聘用他。只有严厉的制裁措施，学术泡沫之类的学术腐败才能得到遏制。

　　[ １] （ｈｔｔｐ:// ｘｙｓ. ｄｘｉｏｎｇ. ｃｏｍ/ ｘｙｓ/ ｅｂｏｏｋ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ｊｉａ７/ ｙｕａｎｓｈｉ２４.ｔｘｔ

　　[ ２] ｈｔｔｐ:// ｘｙｓ. ｄｘｉｏｎｇ. ｃｏｍ/ ｘｙｓ/ ｅｂｏｏｋｓ/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ｊｉａ７/ ｄｚｋｊ３. ｔｘｔ

　　[ ３]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ｕａｎｔｉ/ ｘｘｓｂ/ ８６４７４７. ｈｔｍ

　　[ ４]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同研究之间的学术竞争，而长官垄断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竞争。

　　[ ５] 刘全生，２００６，中國大学教育最需要什么——美国著名华裔教育家刘全生教授访谈录，文汇报，２００６年５月８日，环球视窗

　　作者:金立鑫

　　我们在讨论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时，不要简单地以减少农民来糊弄大众。因为在没有搞清农民的定义之前，减少农民可能就是剥夺农民唯一的饭碗。当他们难以找到新的就业岗位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比现在还要悲惨。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國农村农业生产状况进行彻底的调查，重点调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人口比重，针对那些直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找出具体的合理的补贴办法。

　　近来，围绕着农民增收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最大胆而且最直接的建议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民占有的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农民无疑会增加单个农民财富的拥有量。但是，谁是农民？能够减少农民吗？

　　在中國的传统观念中，农民就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农业就是利用动植物的生理机能，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如果把中國户籍制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农业人口看作是农民，那么肯定会夸大农民的数量。事实上，中國统计数据上的农业人口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在农村真正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并不多。在中西部地区，青壮年往往外出务工，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一般是老弱病残。如果将减少农民看作是减少这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弱势群体，那么，学者的建议没有任何可行性。因为这些农民即使离开土地也无法融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他们不可能通过外出务工来寻求新的就业岗位。当今农村最好的劳动者不是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外出务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恰恰是那些不能外出务工的老弱病残。减少农民如果指的就是减少这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那么，不但不会增加农民的财富，反而会给农民增加更多的负担。

　　中國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使让那些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替代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弱病残，中國的农业生产效率也不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因为，中國农业的其它自然资源禀赋不高，人均占有耕地较少，而农业的技术储备很不够。单纯从事农业生产仍然无法使大多数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增加中國农民的收入必须另辟蹊径。

　　在笔者看来，中國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农民外出务工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减少。在他们的家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只不过相对于农业低下的生产效率，农村积累了太多的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只不过是那些在农村根本无法安置的劳动者自发寻找新的就业岗位罢了。从理论上说，外出务工与减少农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从统计学上来看，外出务工人员虽然是农业户口，但是，他们属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根本就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民。农民的孩子从学校毕业，已经难以在农业生产中找到就业的岗位。即使进一步压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仍然无法提高农民的收入。因为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可能有很高的报酬。

　　所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在农业之外做文章，而不是在农业之内通过减少农民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们的许多农业政策措施虽然很好，但之所以难以落实，就在于农业是一个生产效率相对落后的行业。农民的减少固然有利于实现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但是，在实现了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以后，农民不是被减少而是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农民的收入无疑是天方夜谭。当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之后，农民的处境会相当尴尬。在庞大的联合收割机面前，农民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所以，当我们提出减少农民的口号的时候，可能正是农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无法通过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来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因为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会导致大量的农民失业。在一小部分农民通过机械化生产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大批的农民却失去了耕作的土地。中國的农业在实现机械化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一部分老弱病残者的就业问题。依靠减少农民来达到增加农民收入，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论断。

　　农民是否需要减少呢？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当今中國，减少户籍制度上的农民，当然是有必要的，只要政府修改户籍管理办法，一夜之间，中國的农业人口就会完全消失，但这和增加农民收入没有任何关系。户籍制度上的农民没有了，但现实生活中生产力格局和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生活在农村的青壮年仍然到城里打工，而在田间劳作的依然是老弱病残。农民的收入仍然无法提高。

　　因此，我们在讨论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时，不要简单地以减少农民来糊弄大众。因为在没有搞清农民的定义之前，减少农民可能就是剥夺农民唯一的饭碗。当他们难以找到新的就业岗位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比现在还要悲惨。我们在立论或者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一定要立足现实，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制定可行的措施。

　　目前，提高中國农民的收入不能减少农民，因为中國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提高农民的收入，也不能够单纯依靠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因为对农业的补贴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农民的补贴。笔者主张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应该对当今中國农村就业分布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对那些长期外出务工的有固定就业岗位的农民，应当给予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对那些真正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采取直接补助的办法帮助他们渡过社会调整期的难关。

　　在解决中國的农民问题时，我们应该避免错误的直线思维，用农民能够接受的而且是社会能够承受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國农村农业生产状况进行彻底调查，重点调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人口比重，针对那些直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找出具体的合理的补贴办法。

　　在中國的社会学里，农民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往往被赋予贬义的内容，农民成为一个被歧视的群体。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减少农民来改善国民的福利，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判断。其实，农民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与其他行业的人相比，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农民的歧视源于我们对农业的误解，也源于我们以往错误的农业政策。提高农民的地位不是减少农民，而是调整农业，改变中國的农业政策。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人民网

　　作者:乔新生

　　近来，报刊业可谓风声鹤唳，国家取消报刊摊派、加强报刊业市场化运作的决心昭然若现。然而，就在各种机关报、县市小报生存堪忧之际，人们都忽视了学术期刊这一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的专业领域。

　　在各个高校的图书馆里，堆放着许许多多并不惹人注意的学术期刊，这些有刊号的正式期刊大多厚得像城市电话簿，虽然有的学术期刊上印着“双效期刊”、“核心期刊”、“期刊百强方阵”之类醒目的头衔，但这些颇有分量的学术期刊在报摊上绝对是看不到，买不着的。而这只不过是学术期刊的古怪之一罢了，就让我们来细数这些学术期刊的怪现状吧。

　　怪现状之一：稿费是负数

　　学术期刊和商业期刊不同，学术期刊绝大部分是没有稿费的，相反，要想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必须得缴纳一定的版面费。版面费按照学术期刊的档次分类，有多有少，一篇四五千字的论文，版面费多则上千元，少则二三百元。有的也寄一些象征性的稿费，但也得划在版面费中，也就是说，如果收到了８０元稿费，可能要交的版面费会是８８０元。写字还得交钱，这对于商业期刊的撰稿人而言简直是不可理喻，但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却是最普遍不过的事实了。

　　怪现状之二：花钱发稿趋之若鹜

　　发稿还要交版面费，是不是就没有人愿意发了呢？事实正好相反，排着队发稿的人多如牛毛。也许逻辑应该是这样的：投稿的人太多，需要发稿的人太多，供过于求，所以学术期刊不但不给钱，反而收钱。那花钱发稿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主要还是高校内的研究生和教师。一般硕士研究生毕业是需要“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两篇”的，这是硬指标，发的不够就拿不到学位，博士研究生也是如此，因此，对于人数庞大的研究生而言，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是宜早不宜迟的。对于教师而言，评教授之类的职称也是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的。正是高校师生获得学位、职称的需要，使得学术期刊成了香饽饽，大家一拥而上，付点版面费也在所不惜了。

　　怪现状之三：今年的稿子明年发

　　一般而言，学术期刊的发稿周期是特别长的，除非写稿人是学术领域内的大家、名人。对于普通的硕士研究生而言，收到的稿件录用通知书上很可能就写明了，稿子已经被排在了一年之后。而掌握好发稿周期，在毕业前拿到样刊完成任务就是研究生们必须学会的一项技能了，如果等到研究生三年级了，才忙不迭的去发论文，结果很有可能是赶不上趟了。

　　怪现状之四：论文有别名

　　在象牙塔里，发表的论文一般不叫“论文”，叫“学术成果”。如此令人望而起敬的称谓使得大家准备学术论文、写作学术论文的工作都成了“学术研究”。而只要文章发出来了，也算是研究有了成果。如此虚伪，也算是学究们自古以来的传统了。

　　怪现状之五：论文有格式

　　既然是“学术成果”，那么论文的要求自然与众不同了，就连格式上也是如此。一般的学术论文，标题之下是作者姓名，姓名下是带括号的作者简介。文章最前面的是论文摘要，摘要下是关键词，关键词下才是正文，正文一般是要有“一、二、三、四”的，正文后就是参考文献。一般来说作者还得一并提供英文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而且具体到细节上也有苛刻的要求，比如参考文献的序号必须用中括号，否则不行。如此八股般的格式，很自然地将外行人的稿子挡在学术期刊之外，而且也压抑了学者的学术思维，一篇文章只重格式，不重思想使得这些“学术成果”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是学术含金量大打折扣。更可怕的是，越是有分量的核心期刊，对格式的要求就越是严格。

　　怪现状之六：“借鉴”成必须

　　作为“学术成果”的格式要件之一，参考文献一般是列得很长的，而作者为了增加文章的分量，在参考文献里加上点英文的书目是十分普遍的，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根本就没有翻过那些书！不过，就算参考文献没有列，要想写论文，最必须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查找资料”了。所谓资料，无非就是别人写的类似论文，各个高校都有自己的期刊阅览室提供这种资料，网上也有各种学术期刊网可以下载现成的文章。资料找好了，偷懒点的纯靠“复制、粘贴”就能搞定一篇自己的论文了，而稍微勤奋点的，把字句改动改动，加上点自己的观点就算是一种“学术创新”了。如此炮制的文章，大多千篇一律，毫无可读性。不光研究生这样，很多教师也是这样，甚至会有教授在论文写作课上“言传身教”：写论文先得练“太极”，把几篇别人的文章“揉”成自己的就算是功夫了。

　　怪现状之七：看落款不看正文

　　千辛万苦，不管是“写”的，还是“揉”的，文章里也算是凝结了作者的心血。眼巴巴的投给学术期刊编辑部，结果可能却是连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学术期刊的编辑，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投稿，很多编辑一般是先看信封上的单位，如果是三流、四流大学寄来的，也许没拆开就扔到垃圾堆了。就算拆开了，先看的也不是论文，而是最后的落款，如果作者是教授、博士、名人那么文章可以得到优先编辑，如果作者不过是小小的硕士生，那么可能编辑连看正文的时间都不会给。越是有名气的学术刊物，可能越是这样不公平。其实只要翻看任何一本有分量的学术期刊，就会发现，文章的作者也都是有分量的，如果能看到硕士生的文章那到真是有些奇怪了。

　　怪现状之八：学术期刊广开财源

　　其实有的学术期刊也并非真的连审稿的机会都不给作者，只不过这种机会需要支付一定的价格罢了，这就是所谓的“审稿费”。在投稿之后，可能很快就能收到回信，但基本上不是发稿通知，而是让作者缴纳一定数量的“审稿费”。学术期刊也是“三审”，与商业期刊不同的是，期刊本身是绝对的强势群体，对审稿之类的本职工作张口要钱也是理直气壮的。“审稿费”从３０、５０到１００元不等，但考虑到编辑部实际收到的稿件数量，这笔钱的确也是够吓人的。然而，学术期刊的生财之道远不止于此，一些期刊经常会隔三拆五的出个“增刊”，赚上一笔。虽然大部分的院校是不把“增刊”认可为“学术成果”的，但也有例外。最常见的就是本校学报的增刊是可以当作“学术成果”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怪现象，一些文章难发的专业（比如哲学、历史），可能会由系领导出面，买下一期本校学报增刊的发搞权，让本系的研究生集中“完成任务”，以避免拿不到学位的窘境。如此以往，学术期刊财源广进，穷困的研究生们却是雪上加霜。

　　怪现状之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学术期刊会赚钱，研究生也会利用学术期刊赚钱。一般而言，就算是公费研究生，一个月的国家津贴也不过二三百元，应付生活都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别说支付高昂的发稿费用了。为了填补这一资金缺口，研究生们也是各显神通。比较有意思的有“以内养外”和“以报养刊”，顾名思义，就是用在企业内刊，商业报纸上发稿子赚来的钱来对付在学术期刊上的支出。其实，就连学术期刊本身，也是可以被开发成生财之道的。现在的研究生不计其数，其中有许多不脱产的“成人研究生”，这些人要想毕业拿学位也是要发论文的，但没有经历过考试的他们很多只是图个文凭，不少人本身并没有什么水平，也没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于是乎，给这些同志代写论文就成了正规军们赚钱的好途径，就连网络上，也有各式各样的“论文网”，公开卖论文不说，甚至提供从写到发的“一条龙”服务，只需要付出一定的报酬即可。由此可见，上有政策，下才有对策，头脑灵活的研究生如此生财也是纯属无奈。

　　怪现状之十：学术期刊没人看

　　学术期刊可谓多如牛毛，图书馆里堆的满满的。然而，真正看的人并不多。对于做学问的人而言，有阅读价值的只有那屈指可数的几分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也就是圈内人说的“核心中的核心”。其他学术期刊的文章，大多是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可读性。真正能用到它们的时候，就是“找资料”的过程了，为了拼凑文章看看别人的拼凑成果还是有必要的。而那几本有人看的高质量期刊，内容也无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本国一流学者的学术创新，另一部分就是国外论文的译稿。所以说，真正在做学问的，只有少数的国内精英，以及在纯正学术气氛中搞研究的外国学者。大部分的中國研究生，为了写而写，为了发而写，为了毕业而写，为了学位而写，如此急功近利，哪能有引人关注的“成果”诞生？所以说，真正看学术期刊的人并不多，老百姓自然不用说了，做学问的看的也是少数的几本，其他那些汗牛充栋般的学术期刊，其存在本质上不过是现行研究生教育体系、教师职称评判体系的衍生物罢了。

　　这就是学术期刊的怪现状，任何一个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可能都有过切身体会。如今，国家对报刊业的改革加大了力度，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学术期刊这片鲜为人知的“处女地”呢？

　　原载：人民日报

　　作者:程实

　　一　释题

　　土鳖：又称地鳖、土元，昆虫纲、蜚蠊目、蜚蠊科、地鳖亚科。南朝人陶宏景称它们“形扁如鳖，故名土鳖，有甲不能飞，小有臭气”。能入药，有破淤血、通月经的功能。《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中品。现专指中國大陆学术界中没有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人士。

　　海龟：爬行纲、龟鳖目、海龟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角板是名贵的中药，有清热解毒作用。现专指中國大陆在海外留学人士中回国工作、创业的一科（海外留学归国人士，海归）。

　　因为龟、鳖类动物俗称为“王八”，而后者在中國文化中被认为是一类“猪狗不如”的东西，所以无论是“海龟”还是“土鳖”，其本身都含有贬义。在最初，国内人士把“海归”派戏称为“海龟”，多少含有骂人的味道。不过，由于“海归”派对“海龟”这一称呼慨然笑纳，再加上中國当前政策对海归派十分有利，而一些海龟又非常风光，结果是“海龟”一词的贬义慢慢消失，它变成中性、甚至含有些许被人羡慕味道的称呼了。

　　与“海龟”词义的变迁相反，“土鳖”一词的际遇却每况愈下。由于这个称呼是与海龟相对应而出现的，所以多数人把土鳖也想当然地当成了王八一类动物，其实，它是一种类似蟑螂的昆虫。不管怎样，“鳖”再冠以一个“土”字，确实很难让人承受。据说当年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鳌虽然是真海龟，曾留学德国，但回国后土气不改，故而被台大学生们戏呼为“姚土鳖”，姚于是愤而以号代名，叫做姚从吾。（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最近听说，在一个论坛，因为有人使用“土鳖”一词而引发内哄，坛员之间大打出手，互相揭发对方的老底，导致元气大伤。（方舟子：网上趣事：学术骗子同伙互相揭露“撒谎习以为常”）。由此可见，“土鳖”一词，不仅使用者含有鄙夷的意思，被指对象也对它耿耿于怀，不肯接受。不过，本人在此沿用这个称呼完全是为了行文方便，内心对它所指的人绝对没有一丝的不敬。

　　中國的土鳖与海龟之争，始于九十年代后期，并且持续至今。他们争什么呢？这个“争”字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二者之争的根源是国家为了吸引海龟回国所制订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为海龟们在国内的就业、创业提供了很多方便和优惠。大凡物不平则鸣，土鳖们对此不满在所难免。再加上有些海龟适应不了国内的工作环境，业绩差强人意，还有一些骗子和牛皮大王混杂在海龟之中，土鳖们对海龟的不满情绪还是有相当大的合理成分的。尽管如此，国家对海龟们的态度还是始终如一的。近日出台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之一就被解释成“赶走土鳖、请回海龟”，所以这个纸面上的改革在北大校园造成强烈震撼，赞成和反对两派壁垒森严：“海龟都赞成，土鳖都反对”。（高昱：为什么我们关心北大教改？）。所以说，海龟和土鳖抢饭碗，而二者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这是矛盾的根本。说到底，龟鳖之争是利益之争。

　　二　龟鳖之争的两个战场

　　龟鳖之争的战场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工商业界，一个在学术界。在工商业界，海龟又分为创业派和就业派，而国家的优惠政策对创业派更为有利。海龟创业派大腕如张朝阳、姜丰年、吴征等领风气之先，战果累累，而一些小海龟也随后登陆，能有或多或少的斩获，但不如意的居多。

　　中國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洋为中用，派人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回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的那些东西，包括知识、技术、经验，在中國的现行体制内很难发挥作用，再加上物质条件的差异，派出去的人回国工作的很少。而目前的政策是鼓励留学人员自行创业，使他们能够按照各自的模式来打造天下。这就部分地解决了体制上的限制。创业的最基本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所以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包括提供数万元的启动资金，把留学生吸引回来。这实在是一项明智的政策。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公派留学生有如肉包子打狗，而用优惠政策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却如同拿包子把狗吸引回来拉雪橇。与派出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费用相比，政府为留学生创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仅及其一小部分，并且钱是花在中國的大陆上，因此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过几十年后再回头来看，中國有竞争能力的高技术企业中，可能有很多诞生于这些遍布全国的“海外留学生创业园”中。从这个角度讲，国家给予海龟的优惠政策是有远见的，是比较合理的，尽管对土鳖来说不一定是公平的。

　　不过，有能力自己创业的学者毕竟是少数，所以多数海龟属于就业派。应该说，在工商业界，海龟就业派与土鳖的竞争大致是比较平等的，因此整体上的矛盾较少。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工商行业，由于政府的行政部门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他们与海龟们直接打交道，所以很多给海龟的优惠政策和承诺基本上能够得到落实。

　　与工商界情况呈鲜明对照的是，在学术界，主要是大学和科研单位，国家给予海龟的就业优惠政策很多得不到落实。其关键就是土鳖与海龟的明争暗斗。

　　在学术界内，国家为海龟提供了类似于在工商业界的优惠政策，并且提出了“三个留人”的原则来吸引海龟（“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也用适当的待遇留人”），但根据秋水先生的总结，中國学术界实际有一套“三个撵人”的对策：具体方法是，“用人机构在事业，感情，待遇三个方面做点文章，让求职者知难而退”。（秋水：我为什么不回国？）。因此，多数海龟们实际上是不得中國学术界之门而入的。比如，有个笔名为axz123的海外博士在一个题为“我求职中國大学的体会”的帖子中写到：

　　“在国外漂泊七八年了，很想回国工作。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神州学人都登了很多高校的招聘广告，按照要求去年底开始投寄简历给国内数所大学。本人虽然并不是出类拔萃的那种，但有在国外高校工作多年经历，也发表几十篇文章，本人在求职信中也未提任何条件，所以相信本人应该有资格在高校谋一职位。国内有几所高校很快复信，待遇各有不同。可想不到的是，等待三个月后，大多数学校未给任何消息，故分别发涵询问结果，又等三个月仍无消息，让人非常失望。”http://www1.bbsland.com/education/messages/149324.html）。

　　这个帖子有29个跟贴，从中可以看出，axz123博士遇到的问题是很普遍的。其中一个回贴就明言，“那些土鳖们根本就不想让海龟回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自己的老同学，回母校。否则，浪费时间。”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学术界就职的海龟，绝大多数都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没有这层关系，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招聘途径进入中國的学术界。另一个例子就是，南京大学在全球招聘教授，可自称为“海外赤子”的李正起博士的求职信却根本就没人理睬。（李正起：南京大学就是这样面向海内外招聘教授吗？）。

　　三　阻挡海龟进入中國学术界的玻璃大门

　　所以说，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國的学术界向海龟们敞开了大门，但实际上这是一扇紧紧关闭的玻璃大门，其要点是要外界认为这扇门是开着的，但同时要尽力减少海龟的进入。为什么会这样呢？学术界不是更应该以选聘人材为主吗？前面讲过，龟鳖之争是利益之争，所以必须根据这个线索进行分析。

　　其实，在中國学术界，海龟和土鳖的界线是很模糊的。这是因为，很多具有高级职称的土鳖都有短期（几个月到一、两年）出国访问的经历，但由于没有洋学位，所以他们仍旧被划归土鳖类。他们实际应该被称为“土龟”。“土龟”是国内学术界的实权派，多数是博导，并且担任系主任、院长、甚至校长等行政要职。真正的土鳖，是那些不久前从国内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他们很多人是中國博士大跃进的产物，因此他们的整体学术水平比海龟们要低得多。在学术界内，土鳖的地位最低，他们在人身上受土龟的管制，他们的最终利益受海龟的威胁。

　　同样，海龟也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已经回国较长时间、并且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工作据点和学术地位的人，本文称他们为海鳖。海鳖们品尝到了早期回国的艰难，并且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习惯了国内学术界的运作规则，所以在利益上他们与土鳖，尤其是土龟，有很大的共同点。

　　应该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学术界还有些清水衙门的味道，那时肯回国的海龟，目的比较单纯，图的多是在学术上有所发展。随着高教产业化的发展，以及教育经费、科研经费近年来大量涌入，学术界人士待遇的提高，以及早期留学生中很多人到了中年，有了落叶归根的情结，所以在二十世纪末出现了一个留学生回归潮。他们是真正的海龟。不过，既然是潮，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俱现。

　　目前在中國学术界中掌握权力的人士以土龟和海鳖为主。由于他们他们的双重经历，因此他们具有双重性格：他们习惯于中國学术界的官僚化体制，但也知道中國与西方在科学水平上的距离。官僚制度的本质就是要保户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讨厌海龟回国的。但是，国家的科技政策、高教政策又决定了利用海龟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于是，就有了如今的不成文“国家”政策：在欧美大学毕业的博士们，如果在国外没有功成名就，很难在中國的大学中找到合适的职位。而那些功成名就的海外大腕们，由于根本不可能完全回到中國工作，反倒成了国内学术界的抢手货。他们可以到中國打短工，甚至可以不干活，他们唯一需要做到的，就是在发表论文的时候把国内单位的名字挂上。这样一来，海龟招收单位的学术水平既在名义上得到了提高（这是土龟的主要政绩），而土龟的地位也得到了保障：土龟最终是海龟的老板，随时可以把他们解雇。金钱不成问题，自然有人（国家或企业）负担。所以，中國学术界一方面搞些用百万年薪聘请海外教授的名堂和花样，另一方面是把大批真心回国工作的海外学子排斥在学术界之外。其理由看上去很正当：那些被排斥的海龟水平不高。其实，水平的高低是相对的，与土鳖和土龟们相比，海龟们的水平从整体上说是足够高的。但土龟们自己是不会和海龟们比的，他们把海龟进入中國学术界的门坎加高，让小海龟与大海龟相比，而他们自己倒成了圈内的裁判。这就是其中的奥妙。前面提到的李正起博士，他亲自到南京大学之后才发现，医学院主管聘请教授的竟然是两个副教授，其中一个还是在职研究生。（李正起：南京大学就是这样面向海内外招聘教授吗？）。这样的土鳖，会聘任海龟来堵自己的前程吗？

　　所以说，新海龟们面对着的是土鳖、土龟、海鳖们的三重阻力，而反对海龟最力的人，实际正是中國学术界的实权派。

　　四　陈晓宁、姚雪彪、朱大海：海龟种种

　　应该承认，在众多的海龟中混杂着一些投机分子。比如“基因皇后”陈晓宁，她打着“爱国”的旗号，谋取私利。“基因皇后”事件是国内腐败势力与国外腐败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坑害国家和人民的典型事例，也是龟鳖之争走向一个极端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陈晓宁本人并不准备彻底回国，她在国内学术机构的职务都属于兼职性质，因此也就不会威胁到土龟们的个人利益。相反，利用陈晓宁进行宣传造势，土龟们能够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所以，从表面上看，“基因皇后”事件是精明的败类海龟想要欺骗傻冒土鳖，但实际上，是狂妄的败类海龟被狡猾的土龟给耍了。陈晓宁最后人财两空，而她的那些国内“同志”可以说毫发无损，这可能是这个“皇后”和整个事件的策划者、“皇后”的丈夫汪海涛先生所始料不及的吧？

　　今年年初，中國学术界又爆发了“姚雪彪事件”。“姚雪彪事件”先由国内一批具有一定地位的中青年科学家不点名举报，然后通过Nature反馈回中國社会，最后由《南方周末》的一篇头版文章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李虎军：“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很多人认为，这个事件是土鳖与海龟利益冲突激化的结果。

　　平心而论，在学术上，姚雪彪是中國留学生中比较强的一个：他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能够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找到正式的助教授职位，这都说明他具有相当的实力（这两所学校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根据他已经发表的论文来判断，他的学术水平可以说超过很多中國的院士，包括他在中國科技大学的顶头上司、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蕴渝院士。如果不是事业出轨，很难想象姚雪彪会在争取美国终生教授职位的关键时刻到中國科技大学当什么属于兼职性质的特聘教授。

　　实际上，姚雪彪是落入土龟设置的陷阱中的另一个人。表面上，他名利双得，每年在国内工作三、四个月左右，但却控制大笔科研经费，带领大批研究生，风光无限。可实质上，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打短工的：他在国内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国外的地位。一旦他没有了国外的基地，他在国内也就一文不名了。因此，他是决策者手中的棋子，充其量也就是个二老板。在“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三）”一文中，我曾评论说：“国家养了这么多院士，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干点象样的活、却要花大价钱从海外雇人打半工？这不相当一个人花钱请保姆，然后再掏出一笔钱请人来侍候这个保姆吗？我看，其中原因只能有两个：或者是这些院士太懒，或者是他们根本就干不了象样的活儿。”所以，这些半工海龟的价值就在于替那些当权的土龟干活。他们是保姆的保姆。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朱大海是另一种海龟。他在1999年前后回国，在哈工大任全职教授。哈工大给予他很高的待遇：投资250 万元人民币为他建立实验室，让他当博士生导师，让他担任生命科学系的副主任，让他享受仅次于院士的住房标准，并且极力推荐使他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杰出青年”基金，科研经费超过百万元人民币。可是，三、四年过去了，朱大海及其率领的二十多人，只是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许多还是所谓的综述。这显然辜负了学校对他的过高期望。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朱大海的问题是他过度的自我吹嘘，极端的狂妄自大，以及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他说自己“德太高、能太强”，所以在国内找不到合作夥伴。他把一个基因的序列存储到GenBank 数据库，然后就对全国宣称得到GenBank 的“认证”。这是十分明显地在欺骗国人，因为那个数据库根本就不对任何数据进行“认证”，数据的真实和可靠完全由提交者自己负责。自高自大，欺骗舆论，这在中國目前的学术界也许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但动不动就张口骂人，时不常就动手打人，这却是十分罕见的。而这位海龟的罕见之处也就在这里。（biosys：这就是我们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与陈晓宁蓄意行骗、姚雪彪误落陷阱相比，朱大海的陨落来自本身劣根性的任意膨胀，而国内学术界是这个劣根性膨胀的极佳环境。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海龟们需要直接面对的严重问题。新语丝网站揭露了许多海龟败类，因此引起不少海外留学生的不满，认为这是在给留学生抹黑。实际上，这是在净化海龟队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五　结论

　　现代的“学术界”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它包括物质科学（理学）和生命科学以及它们衍生出来的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在过去一、二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自然科学体系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自然科学不发达，是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科学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而且是一个文化体系、思想体系。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体系根本就不存在于中國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國文化中所谓的“学术”实际专指知识（学，已知的东西）和道术（当官之道）。中國的“格物致知”虽然含有科学研究（也就是创造知识）的成分，但这个思想最终被儒家当成“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的工具。所以说，中國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传统。换一句话说，要搞科学，中國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事实上，中國留学生的大多数确实是到欧美国家学习自然科学的。虽然不排除国内能够培养出一流科技人材的可能性，但在一个没有科学传统的国度，在教育产业化的大环境下，在院士、博导学术水平本身就不高的今天，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相当小的。因为前面提到，现代科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它还是文化、思想体系。靠书本，靠进实验室，一个人能够学到的只是知识，但极少可能得到西方科学的精髓，也就是上升到它的文化和思想层次。所以说，中國目前最需要海龟的地方是学术界。从整体上说，能够出国留学的学生，其基本素质要高于其它人。而他们在经过西方的系统训练之后，科学知识和能力更要高于国内的同类。这么说，尽管有些人不愿意听，但却是谁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中國如果要搞真正的科学，就必须依靠海龟的力量，因为这是中國所拥有的最接近西方科学的人力资源。

　　可事实却是，国内学术界在千方百计地阻止海龟的回流。目前所谓的百万年薪教授、百人计划正在成为新的学术腐败温床，靠关系，靠金钱，很多学术水平一般的人也被捧到了“明星”的高度。（孤独剑：日本论文博士质疑；xin ：“招来女婿赶走儿子”的几个例子；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研究生：且看清华大学的百人计划是什么水平？）。听说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中，就有尚未毕业的研究生参与角逐。实际上，即使百万年薪、百人计划真的能够招到有真才实学的人物，他们对中國学术的发展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值得商榷的。学术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先进的培养人材途径，合理的选贤任能、劣汰优胜能机制，一个有效的奖勤罚懒的政策。就象一棵大树，根深才能够叶茂。百万年薪、百人计划充其量是在中國学术这棵树上挂上几朵红花，外面看上去十分漂亮，但对这棵大树的成长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难道中國学术界缺少的就是几篇Science、Nature论文、几个诺贝尔奖吗？显然不是。因为即使这些百万年薪教授、百人计划成员真的每人都贡献几篇这样的论文，真的有人得到了诺贝尔奖，他们也改变不了中國学术界的本质：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和整体学术水平低下。实际上，百万年薪教授、百人计划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國学术界的浮躁风气，从而破坏了中國科学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國科学发展的目标应该是要这棵大树能够自己开花结果。

　　有人说，中國的学术腐败是海龟不回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范立群：学术界的腐败与海外学子的不回国）。实际上，“三个撵人”对策就是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因为这个对策的本质就是为了一己私利对抗于国家有利的科技政策。目前的情况是，中國的学术腐败既使海龟不愿归，也使海龟不能归。学术腐败还有个“逆向淘汰”的作用，它使有些败类海龟在中國十分嚣张，这又为土龟阻止海龟的回归创造了口实。

　　其实，受学术腐败坑害的不仅是海龟，而且包括土鳖。他们是目前这个教育制度的牺牲品：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并没有得到与他们的学位相适应的知识和本领；铺天盖地的博士学位帽子，又使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难以出头。但是，当权人物玩弄权术，却挑起了他们对海龟的仇恨。实际上，无论海龟的境遇如何，土鳖们的命运在可见的将来都是不容乐观的。他们的出路有两个：一是离乡出走，到国外接受再教育；或者抗击学术腐败，在中國建立一个干净的学术界。

　　在中國现代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自毁人材时期。第一次是反右运动，大批有才华的学生被打成右派，造成“最好的出局”，使中國的学术界后来被平庸之才控制。第二次就是纹革，人材不论好坏，几乎同归于尽。第三次就是目前的龟鳖之争，大批宝贵人材不得国门而入。当然，海龟的学术水平较高，并不说明他们的道德水平也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各自的人格局限。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培养人材、选择人材、鼓励人材向正面发展的机制。

　　由于中國学术界目前的状况极难改变，龟鳖之争的结局实际已经有了分晓。这就是，国家将继续花大钱买红花往树上挂，而这棵大树的根系则日渐萎缩，树心日渐淘空，可是那些真正想要汇入这棵大树主体的海外莘莘学子却报国无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有，那就是在中國另建一套学术系统：私立、非牟利的学术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系统。尽管现在看来，这套系统在中國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还很小，但这却是中國学术发展的唯一出路。

　　作者:亦明

　　秋水先生在“我为什么不回国？”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国科技人才大量流失已严重危害到我国民族工业和国家整体竞争实力的发展。虽然中國领导高度重视留学人员问题，中國政府的有关部门，特别是留学生回国工作的主管部门，国家人事部以及仲共中央组织部，更连连制定这样，那样吸引留学生回国效力的政策法规，然而，形势比人强，在具体部门的操作中和现有体制的规范下，阻碍留学生回国的因素层出不穷。秋水先生所指出的“三个留人”是理想，“三个撵人”经常是生活的真实。用人机构和单位只需要在事业，感情，待遇三个方面做点文章，就足以让求职者知难而退，这也是实情。

　　不过，在秋水先生的文章中没有涉及到两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即中國学术界的腐败对海外学子带来的影响和政府在一九八九发生天安門事件后，在处理海外留学生问题上的重大失误带来的后果。本文将仅注重于第一个话题展开讨论。随着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不容易，国内的某些“知识精英”在学习如何积极钻营，与政治权力挂钩做起知识方面的国际，或历史“倒爷”，使知识，学位，职称迅速走向商品化，并产生高额利润方面，却是成绩卓著，深具中國特色。以此起家的“著名博导”和“学界权威”，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中國的学术正宗，盘根错节地称霸一方，形成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群体，使真正的学者和研究工作者面临重重困难，备受打压，使海外学子望而怯步，不得其门而入。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最近举行的校长论坛坦承，北大教师人事改革面临的瓶颈在于观念的转变。许智宏说，北京大学的改革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打破过去“能上不能下，只进不能出”的弊端。但北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北大的改革没有触及既得利益群体。杜钢建教授指出，北大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到高校内部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关键性的的问题，而是拿一部分“弱势群体”开刀，保护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这对一个学校的学术创新能力只能带来负面影响。他认为，如果学术研究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为了评职称而工作，学术研究必须去适应那些不得不量化的评审标准，甚至是为了评审标准而不得不去扭曲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这种成果的价值又有多大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编辑曾军博士，对青岛社科院研究员杨曾宪作了一次《我们怎样遏制“学术泡沫”》的访谈。杨先生指出，“将西方理论变学问，在编著译著上寻出路，像国人编的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总数已大大超过西方本土；譬如将诸子学说变理论，靠贩卖传统文化吃饭，像儒家新说、道家新论，几乎月月都见新文章。这之中，多数”新成果“只是学术拼盘或概念游戏而已，且拼盘质量每况愈下，游戏程序早已僵化。”

　　围绕着几年前学术腐败、学术规范问题的激烈争论，使一批学术造假者被曝了光，大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学术研究或者说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等问题。杨先生认为，“真正危及学术生命且难以根除的痼疾，恰恰是泡沫学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泡沫学术往往是打着学术旗号扼杀学术，打着学术规范幌子践踏规范。泡沫学术在完成它的晋职获奖彰显名声或其它非学术功能之后，很快就变成学术垃圾，既无益于学术，更无益于社会；泡沫学术本质上是反学术的。”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泡沫学术，是学术打假打不掉的，一般学术规范约束不了的。而且，由于其曾获得很高学术奖项，其‘带头人’，此前已是或其后更是著名博导、学界权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着、蔓延着，堂而皇之地成为学术正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学术规范建设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为这种合规范的非学术，正在吞噬掉真正的学术！”

　　杨曾宪先生在这里谈到的只是在文科方面的一些情况。文科可以被认为是一些描述性学科的统称。搞文科的可以仗着一支秃笔，引经据典，妙笔生花，自由发挥，是历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宠儿。由于近代的中國缺少了思想和主义，随着改革开放，一些有权有势，投机取巧的文人做起了“文化倒爷”，挟洋人自重，或搬弄古人炒作起来，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他们已经根深叶茂，坐大成了气候，按照常规的改革和学术规范，还真把他们无可奈何。

　　在理科方面又是如何呢？形势恐怕更不乐观。本人是学习理科的，感触自然要比对文科更深一些。理科在中國历来被认为是不入流的能工巧匠，属于下九流的工匠一类。理科也被认为是一些由定性发展向定量，可以用数学逻辑准确表达的科学和技术的统称。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孔孟之道挡不住西洋的军舰和洋枪，洋炮，吃亏就在于制度上的腐朽和科学科技上的严重落后。正因为落后了就会挨打，就会亡国，痛定思痛，从清朝后期开始，中國的有识之士兴起了洋务运动，选派留学生赴西洋学习取经，主张科教兴国，注重的正是理科，而不是文科。

　　在科学技术和知识方面，洋为中用，实行“拿来主义”，只要不侵犯注册了的专利，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在学术研究上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人家的研究成果，还公开发表占为己有，就不但是个职业道德问题，也是一种制度上腐败和人格上的沉沦。进而，如果作为国内的学部委员，著名教授，学术权威，竟然习惯性地把剽窃来的研究成果，大言不惭地拿到重大国际会议上去宣读，当着原作者的面作演讲就更不可思议，丧尽国格，简直厚颜无耻了。

　　出国的留学研究生有幸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增长见识，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弘扬中國的国威，为国增光，但是也很不幸地亲眼目睹了以往深受自己尊敬的学术泰斗，德高望重的权威教授在国际会议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丑态和本来面目。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海外学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与他们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回国后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提携，轻易得到高职称，成名，升官，发财；要么就不耻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分道扬镳，任凭这些海外学子在学术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在回国内找工作时却被有关的教育和研究单位软性地拒之门外，反复扣门而不得入，只得漂流在国外。

　　在这方面，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只能以实例举证。有人曾经问到我，为什么留恋，定居于国外，而不回国发展？我的内心充满着苦涩和无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很不幸，早在１９８６年７月本人就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美国农业部USDA的研究中心所在地，内布拉斯加大学，召开的四年一届本专业大型国际会议上遇到了上面所说到的困境。当时一起参加这个国际盛会的中國籍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共有十三位。我们在会议报到后，领到了会议论文集汇编，厚厚的四大本，加上一册会议日程安排，并且了解到中國派出了一个由本专业顶尖的一批教授和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已经签到。我们在当天晚上相约一起去中國代表团下榻的旅馆，探望了我们仰慕已久，十分尊敬的教授和学者们。

　　谁知道，当我们回到会议安排的大学宿舍，静下心来翻阅会议论文集汇编，看到中國代表团递交的五篇论文时，那份吃惊，失望和生气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递交，并打算在会议上宣读的五篇论文，其中四篇是属于BLUP理论研究性质的。任何一个在这个领域从事BLUP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一看就知道这四篇都是抄袭，不管是核心内容上的抄袭，还是整段，整篇的抄袭，白纸黑字，一目了然，根本无法遁形。连我这个当时刚到加拿大才９个月的访问学者，起码也系统地熟读了代表本专业理论发展每一个环节的２００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看到这四篇中國代表团递交的论文，我满头雾水，冷汗直冒，简直无法相信，因为我连原作者是谁都清清楚楚啊。

　　从晚上１０点到下半夜２点，我所在的宿舍门就被敲个不停。先是住在同一栋楼，一起来开会的加拿大同学来纷纷提醒，告知他们的发现，接下去是美国康奈尔，威斯康星等大学，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生前来提醒，并告知原作者都已到会，希望能及时通知中國代表团，采取措施，不要弄出大的丑闻。反正已经无法入睡，我打算到楼下校区走走，吐出胸中的这口闷气。结果在宿舍走廊我遇到了同样无法入睡，住在同一栋楼的其他五位中國留学生，并轻而易举地约齐了住在别栋楼的另外４位中國男留学生和３位中國女留学生。

　　这次采访会议的记者来了不少，要防止在第二天的国际会议上出现重大丑闻，我们必须直接了当地向这些国内学术泰斗，权威教授指出这些抄袭行为，劝阻他们在大会宣读论文。虽然我们清楚知道，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些顶尖的教授在国内的权势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专业的学会，学报，杂志，以及教师的晋升和评级推荐，研究经费调拨，科研课题审核，研究成果评审，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上，这是我们万万得罪不起的。如果这次与他们碰翻了，我们哪怕就是有了博士学位，在国外发表再多论文，回国也别想有出头之日，但是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们十三人一起在中國代表团下榻的旅馆外守过了夜。等他们一起床，我们就向他们说明了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在我们的一致要求下，代表团长不得不在分组会议开始前，主动宣布放弃了这四篇论文的讲演，避免了一场国际丑闻。会议结束后回到加拿大自己所在的大学，向比自己早出国，参加过多次国际会议的不同专业其他院系中國研究生一打听，我这才知道这只能怪自己少见多怪了。抄袭和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学术界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国际会议上这样的丑闻和冲突也屡见不鲜。

　　按照他们的经验，如果不想同流合污，抱着私人目的去刻意巴结，搞好关系，为了避免彼此的尴尬，不要陷入敌对状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最好在以后的国际会议中不要与国内派出到会的代表有任何接触。至于出不出国际丑闻，则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这些“大人物”不在乎出丑，我们在乎又有什么用？反正在国内报刊，甚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是见不到这些丑闻的。每次都是“中國科学家在国际会议上的讲演，得到各国专家的一致好评，获得如雷般的掌声”的报道，因为这些人在国内有权有势，稿件就是他们自己提供的。在国外，这些国内的名教授，博导会向我们“不耻下问”，甚至专程前来虚心讨教他们带研究生课题中的一些问题。然而，回到国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对他们的威胁太大，又不是他们的门生和弟子，恐怕就很难被容得下了。

　　有一位在国内很有地位的博导教授，被派出到加拿大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进修一年，逾期不归，流落到餐馆打黑工。正好遇到了陆肆，他申请了移民，在等待移民身份时，本人凑巧听到了他的一次毫无羞愧之意地鼓吹自己的“丰功伟绩”，使毛塞顿开，终于领悟了他们这批人是如何通过“识时务”而成的“俊杰”。

　　在问到他，怎么不回头搞他的专业时，他回答，“这你应该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内搞的那套，与发达国家比，差得太远了。我可不是书呆子，看问题看得很透。才到了两个月我就清醒地认识到，这里大学工程系里的教授都是些自命不凡的书呆子，一点不懂得变通，送礼也都没被看上眼。讨论合作研究项目，居然要我来亲自动手具体做，真想得出？他做好了我来审查还差不多。他想出来的题目我都没搞懂，我怎么做？在国内具体工作都是我的一些助手做的，根本不用我动手，因此，我很快就放弃了。”

　　“你能评上教授，当上博导，发表的论文不会少吧？”我问道。

　　“这还用说？没有两下子怎么当的教授？现在反正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国内要想吃的开，首先是要紧跟领导，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取得领导的信任最重要。又红又专，红字在前面，入黨，行政上兼职是最可靠的，不红就什么事也做不了，想专也专不成。专业上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嘛！关键就在于你会抄，不会抄？你要抄，也得多看几篇文章，费一点心思。就像要做一个好裁缝，也得改改式样，换换颜色。写文章取材至少要来自几篇不同的文章，组合起来要改用自己的文字，改用自己的构思和编造出自己的表格，不能笨到照单全收，让人家一眼就看穿喽。这些自命清高的书呆子怎么跟我比？他们一年，或几年辛辛苦苦才搞了一篇，两篇东西，又不知道抬头看路，有了文章也不一定能发表。到要评级，评职称时，我有几十篇在一级的专业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他们才几篇，我升上了教授，他们有的连副教授都没有评上，还不得来巴结我，看我的脸色？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帮我一把，我也帮你一把，你放我一马，我也放你一马。大家相互拉扯提高一下，不都上去啦，都当了教授，学报的编委，评委，学术委员会的会长和秘书，不就都成了我们的天下？”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中期出国的中國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公费生，不是自己考取的出国研究生，就是大学从教育部和外事办等有关机关，争取来的经费和教师培训名额，经过严格挑选保送出国的。这些留学生的专业基础非常扎实，而且学习和做研究都十分努力，在美国和加拿大创下了“东方不败”的记录，即多数都是全A 学生，在为数不多允许外国学生申请的奖学金得主的颁奖仪式上，可以见到上上下下的多数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國人。北美的教授对中國留学生的“超高智商”困惑不解，因为当时通不过博士资格考试，或考试不及格的决不会有中國留学生。

　　那时候的中國留学生大多数都很单纯，注意力集中在学习和研究上，相互憋着劲，比着学习成绩，研究成果和发表在国际专业学报和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并没有把物质和待遇上的中西差距看得很重，都是打算学成后回国工作的。我们对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充满信心，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得到教授，北美的同学和各国研究生的尊重，思想上受到国际知名教授和学术带头人的影响很大，比较正统，容不得学术上的抄袭和剽窃行为。尽管１９８９年发生了陆肆，由于母校和中國领事馆都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使大家对回国工作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是不少人还是没有放弃学成后要报效祖国的初衷。

　　本人是在１９９２年夏天取得的博士学位，在完成论文答辩前的一年半期间，与许多同期完成学位的中國留学生一样，我向国内的有关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发出了超过５０封求职信。信中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希望能得到一定的条件保障。很遗憾，我只收到两封回信。一封回信来自内地某省一所大学的教务处，在半张纸大的便条上只写了表示热烈欢迎的一句话，再联系就没有了下文。另一封是来自本人十分敬重的一位当时将退休的老教授的回信。他在几页的亲笔回信中，为我分析了当时国内教学和科研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说明取得博士学位直接回国很难开展工作，而且有被认为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国的可能性，建议我不妨在国外做博士后，或先某职，工作几年后再看情况。

　　加上政府在一九八九发生天安門事件后，在处理海外留学生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使那些坚持爱国，不愿意在海外攻击中國政府，拒绝在屈辱条件下填写移民申请表的许多中國留学生，对被政府无情地抛弃，感到寒心和失望。与许多同期完成学位的中國留学生一样，我不得不放弃了取得学位后直接回国的打算。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本人又多次试探过回国工作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在国内本专业掌门和风光的还是同一批人和他们的嫡系传人，本人仍然是反复扣门而不得入。至今，当年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大学一起参加国际盛会的十三个人，除了一名进修教师期满后直接回了国，本人尚未听到另外十一位先后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國留学生，有任何一位回到国内工作的消息。

　　中國学术界的腐败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沉沦恐怕是一个积重难返，根深蒂固的老问题了。自古就有千古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之说。再有偷书不算偷，论贼也是个“雅贼”，作出一付“书呆子”的穷酸样来掩盖其道德上的恶行，博取同情，自欺欺人的谬论。在近代，更有政治目标为其外衣作掩护，政治权利和学术互补共进的妙用。在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体制僵硬，缺乏法制概念和舆论监督的中國，是非不分，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受到层层保护是司空见惯的。这些称霸一方的学术权威，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掌权者，被宣传为在引进和普及西方科技方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成绩是主要的，贡献是巨大的，以此掩盖了一切弊端。

　　上梁不正下梁歪，毛病出在上头。被权力和体制维护下的恶性肿瘤如果不被切除，中國学术界的腐败现象要纠正也难。面对国内严重的门户之见，不是这些学术权威的门生，崇拜者和被认定的自己人，很难挤入门墙，正真有才华的海外学子只能望洋兴叹，知难而退了。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新闻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这才是中國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的真正问题所在。

　　中國学术界的腐败是中國在海外的留学生滞留在国外，不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在１９５０年代初期，大批中國在海外的学者和研究工作者能够舍弃一切，响应政府的号召，回国为建设新中國而献身，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同样能做到。只要政府能够真正拿出决心，清除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安抚当年因为政策上的严重失误造成的伤害，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和发展机会，当年中國派出的大批留学生中的多数人，还是不会忘了他们出国留学的初衷，甚至会带上他们在国外已经育成了的下一代，回国效力的。

　　作者:范立群

　　当代中國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虽然学界对清除学术腐败已经进行了诸种努力，如学界提倡建立学术规范，建设学术道德，《历史研究》等七家历史大刊发表《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网络中也设置了《学术批评网》；也有人为清除学术腐败而奋斗，等等。一切的努力似乎意义重大，然而收获却似乎微小。原因何在？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者自身方面的原因（如学术素养、学术道德），也有外在的社会性原因。

　　对于学者自身方面的原因，浅薄如我，就不必细说了，对于社会性的原因，在我看来约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因素所带来的问题。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一代的灵气被扼杀固然令人叹惋，但只要有时间就有可能慢慢恢复，而思想和良知的僵化与扼杀却影响久远。本来品行就不端的学人那点道德与良知，彻底被政治黨性取代。学人在一次次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既出卖自己的灵魂与人格，也无奈地卷入现实生存斗争。在黨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

　　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國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

　　兹将敝单位的《科研人员年度考核量化标准》之大意说明如下：此标准有三个分表，一为教学业绩表，分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四个职称级别，每个级别又分优秀、一般、较差３个等级，其内容又分授课情况、指导情况、业务进修三项，其烦琐之详情就无须细说了。

　　二为科研业绩表，其内容则以正高级优秀等次说明如下：科研项目课题，“每年主持１项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或重大教学研究项目；或每３年获得鉴定结论为国内先进以上的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的鉴定；或到位的科研经费年均理科不少于２万元，文科不少于２千元。”科研论文，“作为首位人员在核心期刊或国际重要刊物、国际学术会议上每年发表２篇论文。”科研著作，“当年撰写并出版学术著作不少于４万字；或当年撰写并出版教材不少于５万字；或当年出版工具书、译著折合不少于６万字。”科研奖励，“作为首位人员当年获得省级三等以上科研奖励。”以下１１个级别呈递减式要求。

　　三为德表，分优秀、一般、较差３个等次，其内容有政治思想（政治素质和法纪道德）、工作态度（教书育人和科研工作）２项４目，兹将优秀等次的要求罗列出来：政治素质，“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积极学习并能全面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论，树立坚定的无产階級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共產主义的远大理想：深刻理解、自觉贯彻黨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法纪道德，“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模范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有较高的师德修养。”

　　我都抄烦了。乖乖龙地东。这就是我们的体制。如果你不玩虚的，按此要求就有可能达不到人家的心愿。按体制要求，只要你能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不论是什么，更不论其手段与方式，那你就是胜利者，机构之大名也附尊驾之贵名出现于国家级，机构也感你的恩戴你的德。量化管理得是简单，也令人十分明白。学人如果老死于体制中，职称（且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就成了终身为之努力的目标。评职称看学历、论量化。发表于国家级者得高分，核心级者、一般省级或大学学报、师专学报均有不同的得分标准。至于所谓的核心期刊，是否它上面的每一篇文章都足以有分量，就没有人知道了。真实与真诚在这里就没有了市场。你如果有能耐，一年发表几十篇大作，拿个正高是不成问题的。

　　在体制内，学人被量化，即数字化，不仅要看科研，还要看项目与奖励，这都是评职称得分的要目。评奖中的黑幕，湖北已经给暴露出冰山一角，其实是各地大同小异，均为内部人员瓜分。至于项目立项，其过程同样是黑箱操作。近水楼台先得月，圈内、人情、金钱诸种因素都起作用。近年各单位都注重国家级项目，敝单位也不例外，主事者说：你对自己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对评委要下力气，他们都多年处此位，已比官员还要处事不惊，你纵使送上区区几百元，那还看不在眼里。国家评委已是如此，其他等而下之的就更甚了。学界的腐败已是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学术腐败与社会政治腐败紧密相连，孤立地谈论学术腐败是皮毛之论。因为学术本身就是皮毛嘛！

　　体制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都提出了要求。作为个人，你要上层次；作为单位，要争取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等。这依然是量化标准在起关键作用，没有水分就恐怕办不成任何事。腐败在体制内就成为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相互欺骗，相互得利。

　　再次，我们的体制似乎是没有惩罚系统的。中國的法律建设今日无疑速度极快，那么多的法律，被执行的情况就不敢恭维了，人治的成分总是在，我们不是又提以德治国吗？国家如此，皮毛之学术同样如此。没有死刑，没有出局，被暴露出来的学人依然威风八面。不仅如此，相反，他们对暴露者还要进行反击，从学术到人身，从道德到政治。即使揭露者在进行暴露时也总是声明：“我与某某没有私人恩怨，是出于学术良知。”是否是具有纹革之余悸？这种声明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当前学术批评的贫弱现状。再说中國人口太多，人人总得有口饭吃，各行各业的出局者都放逐到社会上，就天下大乱了。学术的惩罚至多降两级工资与职称耳，数年之后，又可以东山再起。王同亿不是又有新作出版了吗？美国的学术出局制绝不适用于中國，如同美国之生活绝不同于中國之生活一样。中國人有自己的方式，这或可是“中國特色”的又一例证。

　　我们传统学术虽有可怜的规范，但似乎没有标准固定。“述而不作”的孔子已是中國文化的象征，匍匐在孔子之下的现代学人更是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已经构成了我们的学术传统。在经学遗风的影响下，新的注经风气大行其道。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我仅说明了当前学术腐败的外在原因，这仅是个人之见。其不当处，尚望明达批判。

　　又，对于学界的种种腐败现象，如剽窃抄袭、暗箱操作等，批评者多有揭露，我想还有几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学者自我的复制，就不用剽窃这个词了，一篇大作改头换面地多次发表；二，搭伙现象，即学人都知道的挂名现象，自己一个字都不用写，依仗人情与关系，往往将名字挂上去。

来源：一读者推荐

　　作者:张颂之

　　互联网上传言，北大清华教授钱理群和秦晖被开除，并非属实，但他们确实受到压力，引起解聘疑虑，而他们的观点也惊扰了利益集团。

　　最近，中國互联网上「世纪沙龙论坛」传出「保卫北大」的呼吁，称月前北大校黨委和中文系黨委，在新任黨委书记王德炳主持下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的处理。在此之前，互联网上又有传闻称，清华大学有意像「打发弱智小童」那般地「请走」历史系教授秦晖。有网民称，这是继刘军宁、何清涟之后的中國又一「反右」事件。

　　亚洲周刊获悉，钱理群和秦晖，目前都仍在他们所任教的北大清华。但是，北京高官也确实在一次高校工作会议上点了钱理群的名，说「这样的人还能当博士生导师吗？」据了解，北大方面受到了来自有关方面的巨大压力，但目前尚未就如何处埋钱理群作出决定，钱表示在校方未作出正式处理前，他不准备表示任何意见。据了解，目前钱理群的生活和工作一切照常，校方也安排他下学期教授现代文学基础课。

　　但钱理群受到压力也不是空穴来风。事情可追溯到一九九九年四月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审视中学语文教育》，该书由三位年轻学者孔庆东、摩罗、余杰编选，以他们对钱理群的访谈作为代序。钱理群将自己历来的思考概括为四点：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弱点的反思，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钱理群对教育问题提出总结性思考，「我觉得一九四九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其次就是教育问题」。

　　就《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所编选的文章，《中流》、《教育报》、《文艺报》等报章展开了辩驳。今年三月十一日《文艺报》发表凡夫的文章《拯救还是戕害》，指责钱理群「打着批左的旗号批判馬克思主义和社會主義」。钱理群还有一篇探讨鲁迅思想的文章《说「食人」》，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知识分子弱点的反省与批判。对中学课本选择毛澤東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作了一些精神实质性的哲学探讨，凡夫认为钱理群是在「丑化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极其放肆，实为近期文坛罕见。」

　　极左妖风卷土重来？

　　在文学领域，钱理群曾与同仁本着实事是求的态度，最早提出「重写文学史」。凡夫认为这是「打着「客观」、「公正」的旗号，贬低左翼文学、贬低延安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贬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学。」凡夫同时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中其它论者的言论也归在钱的名下。

　　譬如，有人就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几十年来一直作为保留篇目存于中学语文教材，讲述方式也一成不变，提出改革意见，希望让学生了解历史的真实。被凡夫指责为「美化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侵略行径，丑化自己的祖国。有些改革意见被认为是与教育大法唱反调，否定爱国主义等等，最后得出结论，他是在「培养社會主義事业的掘墓人。」

　　众所周知，在中國目前的出版物中，比《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更具批判性的书籍不知有多少，但它们并没有受到某些人的关注，揪住《审视》一书不放的，正是多年来垄断语文教材经营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为外间知情的财源受到了威胁。有学者认为，这些经营者也是知识分子，如果说各方理论资源不同，思考基点各异，产生分化也是自然。但在分化途中，因利益之争，而偏离了理念的争鸣，结果重蹈「中國文人的恶习」，即「向皇帝、将军求援，把笔战变成真枪实弹的杀人」，这岂不可悲？

　　这种「偏离理念、注重实利」的争鸣，在秦晖事件中就更加明显。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史、农民问题及改革与现代化问题研究的秦晖，一九九五年应聘到清华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按三年合同制，一九九八年他与校方续签了首期合同，届满后又续签了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的合同。但在今年三月底，有关方面却让他重签一份合同，工作时限无故缩短一年至今年七月止，而一九九八年签定的合同被校方单方面撕毁。因此，八月初秦晖教授没有把握当月清华是否会开出他的工资单，不知道清华会否续约。

　　在中國，两袖清风的学者，唯一能做的是「静待」，没有地方可以咨询，没有人会向他解释理由。清华大学这种直接牵涉到秦晖基本生存的行政决定，也不付诸文字，都是口头传达，显得诡奇难测，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清华搞「定岗改革」，去年高校评定级教授，秦晖就没有获得校级任命，后清华文学院聘为院级教授，获得相当于副教授的待遇。

　　秦晖是中國知名的勤奋学者，主编《农民学丛书》，著有《田圆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天平集》、《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等，并与人合着《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学问中國》和《五四新论》等。

　　这样一个著作等身的勤奋学者，清华大学校方为何要撕毁协议、缩短他的合同时限？秦晖问题上的迷雾来自何方？原来秦晖的一些学术言论引起一些人不满，并导致目前的境遇。在近年大陆的问题主义之争中，秦以关注真问题，摒除伪问题，而引人瞩目。

　　从秦晖文集《问题与主义》可看出他思考关注的是「为公正的改革道路而探索公平分家」这一重大课题。秦晖赞成改革，也不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人们通常称为「私有化」过程也是必须的，这就引起许多左派人士的不满，这也是秦晖目前的压力所在。

　　改革起点和原则须公正但是，秦晖更认为私有化过程必须是「公正」的，所谓「公正」即是通过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来解决产权配置问题。秦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民主，这是经济过渡所必须的。

　　事实上，秦晖的言论得罪两种人，一是中國老左派，秦晖称其为「大家长」。秦晖认为如果「大家长」不能再给家庭成员提供保障也就不应再束缚他们。老左派认为秦晖的言论想要瓦解大家庭，实属「大逆不道」。另一种人是企图在分家过程中利用权势掠夺家产，秦晖要求「公正」当然也被看作是对他们利益的冒犯。

　　秦晖认为，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人是不同的，一种是反对分家的「大家长」保守派，另一种是不想维护旧体制、极力主张改革的人，看似不错，但他们也是最急于掠夺国有资产的人。

　　秦认为，从理论上说这两种人不是同一派别，但是中國的问题正好在于人们在很多立场的决定并不是基于甚么信仰，而是现实利益关系。这一点，中國许多人都相信。

　　秦晖认为，在现实利益关系中这两种人往往就是同一种人，能够利用权力掠夺财产的人也就是原来的「大家长」，一般的家庭成员是没有这份权力的。所以，秦晖说，在中國理论上显得截然对立的观点，其实背后利益都差不多。「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虽然讲的理论相反，其实利益都是一样的。

　　在秦晖和钱理群事件中，中國学界都在担心，学术思想研讨会否触发政治敏感？

原载：亚洲周刊

　　作者: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