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来讨论一下，是源于10月8日北京晨报的报道。报道说，继奥运期间的 “限客令”及目前实行的“验证放行”办法后，北大保卫部门正酝酿推出“刷卡”入校审核制，随之而来的还将考虑采取预约登记制，这意味着今后社会人员进入北大校园，须事先预约并经有关部门同意才能通行。校外人员进入北大校园，将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

　　其实大学校园是否对社会开放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了，也不是新鲜的话题，争论的结果越来越趋向于大学校园应该对社会开放。

　　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应该从中國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知道，中國在历史上就是个小生产者的大国，中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國仍然有近2.5亿农户，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60%左右，其余40%多数也是在近一、两代内才摆脱小生产者的身份。中國的农民以“家户”（家与户共同组成家庭）的方式存在。农户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和政治关系的基本组织单元。从经营规模看，中國农民本质上仍然属於小农。小农意识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國居民自发的文化心理，它的基本特征是封闭保守。

　　小农意识在中國有着数千年的深厚根基，已经内化于我们头脑中并极大的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意识等，很难一朝被打破。如果说纹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破我们的封建意识，那我们的对外开放就是要打破小农意识，并形成公民意识。只可惜纹化大革命进行的并不彻底，封建意识依然残存。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已成为我们改革和发展的最大阻力。

　　大学校园拒客，其实就是小农意识在作怪。虽然有苦衷，但当事方不是积极的考虑更好的解决措施而是消极的封锁，是愚昧、自私的做法。封闭的大学功能单一，萎靡不振，开放的大学才更有活力。北大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开放史。蔡元培校长著名的“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造就了一个多元、开放、宽容的北大。然而今天的北大，已经在这光荣的历史幻影里，愈显颓废，屡屡成为社会负面新闻的创造者。即使人们依然愿意去北大校园参观，但人们心中留念的是历史的北大和北大的历史及古建筑。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國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虽然开放的过程中，国外的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也跟着进来，给我们造成了迷惑、痛苦甚至灾难，但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所得要远远大于所失。大学校园的开放同样如此，虽然有各种不便，但通过不断的变革，终究会将问题解决。中國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样是打破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的自我突破的历史。社会快速发展，不进则意味着倒退。我真的替北大担心，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那里考虑着是否封锁校园！北大的压力很大，我们清楚，今天的北大如果不能从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中勇敢的走出来，破旧立新，中國三十年的发展史就会成为北大的衰败史。

　　我们国家的改革也存在着问题。城市农民工，已是城市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他们广泛地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各行各业中。城市里最肮脏、最劳累、最差、收入最低廉的活计，由他们来完成，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地承担着一种潮流下的责任。城市的发展，他们是最大贡献者。三十年来，我们城市之所以发展很快，就是因为我们允许了农民工进城，对它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但开放的程度还不彻底，低劣的生活工作条件与城里人异样的目光，微薄的收入与沉重的讨薪欠薪，工伤、疾病和天价医疗费、赡养父母与贫困教育，每年过年时的返工潮和春运等问题已成为社会突出的矛盾问题，这些问题又制约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由于各地资金短缺和政府维护地方利益等原因，一直无法有效地解决。可喜的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仲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逐步解决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彻底清除城乡之间的藩篱，农民工也将渐渐的淡出历史。

　　开放是一种常态，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宽广的心态，来容纳世界。

　　作者:冰山兰

　　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有一百一十个年头了。自1998年北大百年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北大精神与传统以来，又是十年过去了。那次讨论有个重大收获，就是重新接续了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因此，有必要继续发掘北大的传统，再现北大的精神，以求得我们对北大精神、北大使命的真理解。而且，在我看来，发掘北大的自由传统，就是发掘中國的自由传统；重振北大的自由精神，就是重振中國人的自由精神；确立北大的使命，就是确立中國大学的使命。

　　北大是中國的大学理念和自由精神的发源地和养育地。可以说，北京大学及其所形成的精神传统对中國现代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北京大学及其早期精神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國的思想状况。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國的传播，北大功居其伟。北大是近代中國为数不多的精神的家园。北大对中國精神传统的影响，高于任何一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论是哈佛、耶鲁之与美利坚，还是牛津、剑桥之与大不列颠。一所大学能在本国的思想进程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全世界似乎只有北京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像北大那样如此奠定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精神传统。

　　北大的精神应该是中國的精神，北大的传统应该是现代中國的精神传统，北大传统的命运就是现代中國的命运。北大的自由传统是中國人争取自由的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传统不仅在北大，而且在每一个北大人身上，在每一个受北大精神熏陶的中國人身上。北大传统，不仅是属于北大的，而且是属于中國的，不仅是属于过去的，而且是属于现在的。北大的精神性格就是、也应该是未来中國的精神性格。今天的中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大的精神传统。

　　一百一十岁后的今天，北大向何处去？北大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使命与目标？

　　或曰，北大的目标应该是争创一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我以为不然。北大的使命不是争创世界一流，而是应该成为国人的精神基地。对于北大来说，守住自己的精神传统比成为所谓的一流大学重要得多。一个大学的使命是塑造并光大一种自由的精神传统，而不是争创一流。成为一流只能是个副产品，而不是大学意义和使命的全部。大学还是应该以精神为上，应该是社会的思想库，是为追求真理的先知提供优越成长环境的温室。北大尤当如此。

　　或曰，北大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为伟大事业培养接班人。我亦以为不然。如果大学的使命是制造人才，那就把“人”转化为“才”了，活的人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才。当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为政治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把每个个人当作“人”，而是当作“才”，当作国家建设的原料，当作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一旦变成“才”的时候，99%的都要被扔掉。若国家只取个人中的“才”那一部分，那么剩下的个人本身就成了废料。不论国家有什么样的需要，国家都不应该把个人当作国家所需的工具或才具。

　　北大的使命，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变成自主、自尊的獨立个体，而不是为了把个人变成为权力服务的“才”。教育应该培养人格的獨立，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而不是让个人依附于国家。北大不应沦为的“南书房行走”的养成所。北大的精神传统应该在朝，北大的学者教授应该在野。而不是相反。

　　北大的未来，乃至整个中國的教育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在于北大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的复活。“北大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自由的精神。北大应该是最为开放包容的大学，应该是完全獨立、自治的大学。（自由是北大精神的内核，包容是北大的象征。北大曾经是以自由、开放、宽容而闻名于世的。蔡元培校长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獨立议》、《提议教育经费獨立案》等文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獨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会影响。”因为“政黨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胡适对国民黨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黨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黨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致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他呼吁“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北大的使命不是做大一统权力机器上的组件，而是做一个社会的精神公器。

　　大学当以思想与学术自由为原则。北大应该继续是学术与思想自由的大学、探求真理的大学，应该还给师生研究学术的自由，教学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蔡元培先生主张，教授不仅在研究上而更是在发表其研究之结果上，应有绝对的自由；就是其结果与个人的成见，一般的舆论，或社会的习俗有所抵触，起了冲突，应没有顾及的必要。……大学教授，在其职业活动的本身上，因其研究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关系，学校当局在学识上既无能力，在道德上又无权可以干涉。

　　长期以来，中國实行的政（治与）教（育）合一，导致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高度政治化、官僚化。国家掌握学校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教育听命于政治权力。教育与学校便成了权力的附庸，教育和教育机构便失去了自主性与獨立性。在今天的中國，所有的大学不过是一个寄生在黨政官僚系统上的怪胎。所以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标准，当代的中國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所、螺丝钉锻造所。

　　由于没有取得獨立于权力的自治的法律地位，大学的獨立性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与保障。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大学被迫蜕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内准官僚名利场，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于是，大学纷纷向利益叩拜，向权力雌伏；一方面是收费的巨人，另一方面是精神的侏儒。这样的大学不过是学位与职称的批发基地。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國一方面高等教育依然落后，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与教授的制造国。面对这样的氛围，北大又岂能置身其外？蔡元培和胡适先生最不能认可的，就是大学变成了政治制度的部分，学校管理层成了黨政官员队伍的一部分。

　　北大和所有中國大学的未来都取决于权力与教育的关系。从世界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最好不要“重视”教育，不要主抓重点大学，要让公民自己重视教育，让教育界重视教育，让愿意参与教育的公民重视教育。在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私立大学。所以，学术要自由，大学要獨立，国家就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就要限制国家对教育在某些形式上的参与，限制国家对教育的无节制干预。到目前为止，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改革只涉及到中國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即它只涉及到大学内部怎么样进行优化组合，怎么样调动一部分教师的潜能，怎么样树立学术规范和公平的教授制度，怎么样发挥教授更大的作用。但是根本的问题则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就是治理大学的权力是从哪来的。像北大传统的奠定者们所主张的那样，教育应该与国家权力相分离，所有大学，不论公立、私立，作为有组织的社团，都獨立于国家权力。国家应该允许教育机构自主、自治。学校的管理权应该属于獨立的校董事会，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应如此。

　　大学是驱动文明的精神力量。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如果不是，那就是大学的失职。如果北大不是，那就是北大的失职。大学应当是一个社会思想成就的顶峰，北大应该是中國的思想成就的顶峰。这样的大学才是称职的大学，值得尊敬的大学。大学是知识、智慧与文化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否则，象牙塔就坍塌了，精神家园就沦陷了。

　　未来的北大，应该像其早期那样，是中國新思想的策源地，是诞生那些追求真理的先知的地方。北大需要的不是楼堂的高度，而是精神的厚度。没有精神传统的大学，就不是大学，没有自由精神传统的北大，北大就不是北大。自近代以来的中國，北京大学所孕育、传播的自由主义虽然迄今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制度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北大一直担当着普世价值与自由思想输出者，自由的精神传统的确立者。

　　期待北大永远担当好这个角色！期待更多的大学分担这个角色！

　　2008年早春于翠湖

　　《大学之道：北京大学的传统》序  刘军宁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作者:刘军宁

　　1998年5月4日的北大，像是一场盛大的、期盼已久的游园会。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住在28 楼的105室，刚刚七点钟，就被吵闹声惊醒。

　　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新闻事件，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所大学和她的国家命运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少有例证。

　　我记得那天的奇特感受，那种混合着骄傲和不安嘲讽的心理。几个月前，北大南门矗立了设计简陋的倒计时牌，告诉你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就是她一百年的庆祝，它是天安門广场上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排拙劣的仿制品。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消息，欧美校友包专机从海外归来，南方校友在深圳包了专列返回母校，中國铁路史上从未有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校园里拥挤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校友，从西南联大时期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似乎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庆祝的典礼不是北大校园里进行，而是人民大会堂。那些从各系挑选的学生代表，在那里迎接这场庆祝的高潮—— 中國国家领导人的演讲。

　　和政治含义同样显著的，还有它的商业味道。学校里盒饭和各种纪念品的兜售，使校园像是一个大型的市场，出版商与电视台不断的推出与北大相关的产品，但是当我试图寻找一本完整的北大历史时，却毫无收获。我们还被不断告知，因为这场庆典，学校又收到了多少捐款，它将用于修建多少层的高楼。

　　这一切和那个令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北大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入学的青年，都曾经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原则带来的群星灿烂的年代憧憬不已，每个北大人都为鲁迅的名言激动：“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但是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 1917年——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辉煌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似乎更是清华大学的产物，而在混乱的纹革年代，北大的表现或许更令人汗颜。在一个被普遍视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北大的性格没有那么鲜明，那个年代公认的知识领袖来自于其他大学与机构。以至于在风靡一时《北大往事》时，我们被打动的是年轻人的嘻笑怒骂式的琐碎追忆，而不是某种更崇高和富有创建性的品格。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燕园，也是斯徒雷登的遗产。

　　九十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处不在，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國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 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國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重又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的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联。

　　作者:许知远

　　大学生，一个骄傲的称号，一个代表着先进文化和社会前沿的群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生走出校门就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年轻人的代表和先驱，是社会改革和科技进步的推动者。然而在当今社会，在各行各业的改革中，却鲜有在校大学生的身影和建树。毕业后他们如何在社会上迅速找到自己的位子，如何融入这个陌生的世界，显而易见就是一个问题了。就算在校大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也应该知道轰轰烈烈的高校改革吧！然而在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发出的高校改革的呼声中，象牙塔中的莘莘学子却仿佛置身事外，一边埋怨着大学里的种种缺陷，一边等着别人把改革的成果快快研究出来，好在短短的四年里能够赶上改革的末班车。大学生的朝气何在？大学生的创新思想何在？连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高校改革都抱着等靠要的想法的大学生，又怎么能在社会上擎起深化改革的大旗，把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呢？

　　笔者在法国的留学过程中，看到法国的大学生积极地参与大学管理，大学生社团介入大学财政预算，感慨良多。在这里我想列举一些学生在高校改革中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不贪一蹴而就之功，但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课本重复利用

　　日渐高昂的大学收费里，课本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现在高校的课本由学校统一采购，每个学生都得购买。旧课本重复利用没有用武之地。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已经引起各界注意。为什么不把学长们的课本再次利用呢？校方自然有他的苦衷，学生是不是应该给学校分忧呢？

　　建议学生会或者其他的学生社团能够代表学生跟校方对话。现在大学生社团遍地都是，但没有几个真正参与到了学校管理中。有志于此的同学可以成立课本重复利用社团，广泛征集学生意见，改变课本集中采购的现状。具体措施有：

　　1. 要求校方在假期列出下学期的书单，并发给每个同学。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邮箱，实施起来不是很难。对于大一新生，书单则可以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出。

　　2. 学生可以开二手书店，在假期前购入旧书，在新学期卖出。对于内容更新较快的课本，可以联系出版社，列出新旧版内容差别，附于书内。

　　此举一出，既可以降低学生经济负担，又可以节约纸张，保护森林资源。实际效果比“保护母亲河”活动还大！具体实施中，需要学生社团征集学生意见，同校方积极合作，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大有锻炼。学生还可以对比不同作者的同一类型的课本，一旦发现雷同，向出版社举报，可以有效地打击学术造假。

　　（二）体检

　　每年一度的体检可以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学生的隐疾。但高校中的体检大都集中在几天之内突击完成。随着高校扩招，学生数量激增，体检那几天校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为每个同学检查的时间只有几秒钟，缺乏有效的健康状况询问，甚至有的学生懒得排队，自己造假体检证明，体检的质量大打折扣。而且学生的隐私不能得到保护。

　　校医院应当把体检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让每个学生拥有足够的时间和医生交谈，让体检得到实效。学生可以成立健康社团呼吁校方督促校医院建立预约制度，限制每天的体检人数。另外，如有必要，学生有申请额外体检的权利。这些都需要学生自己争取。

　　还有其他的想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要作为一股力量积极地投入到高校改革中。这有这样，高校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能够积极改革校园的在校大学生，才能在今后的社会上积极推进改革，而不是在大染缸中变色。

　　注释：本文仅供中國报道周刊网站发表。如有其它使用途径须经作者本人同意。作者保留关于本作品的一切权利。

　　2008年2月20日星期三

　　作者电子邮件：li.vier(at)hotmail.fr

　　作者:李维烨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國高教大跃进危机》观点与教育部长关于“中國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观点正好对立，网上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但也有许多网民朋友嫌拙文（2.6万字）太长，希望读到压缩版。还有的网民朋友，没读完全文，就无的放矢，进行假想敌式的批评。为此，我特将原文观点摘要出来，供大家浏览，并希望能因此引起批评者阅读全文的兴趣。

　　引言

　　拙文起因于我对荷兰教育的观察。荷兰人口仅1600万，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三年培养的大学生，就相当一个荷兰国！但荷兰却一直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学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中國的高等教育本身有问题。

　　中國的高教问题，因果互关、因果连环，不是针对单一根源，开个简单药方（譬如弘扬大学自由精神、实行高校自治等等）就可解决的。

　　目前，中國高教问题表现为大学生“两难”：一是贫困生上学难、二是大学生就业难。“上学难”反应了社会不公问题，“就业难”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问题。造成“两难”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终原因却皆与高教大跃进相关。当教育部官员高调批判“高教产业化”的时候，恰恰掩蔽了高教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也回避了其失职、失察之处。

　　一、高教“产业化”、“市场化”口号本身没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难免会获得商品属性。高校教育，不同于九年义务教育，其主要任务是育才而非育人，在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尚不能普及的情况下，这种市场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有公平意义，又具效率功能。实际上，有些家庭甚至节衣缩食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也就是把上大学视为一种投资行为。

　　既然高教产业化口号或市场化改革方向本身都没有错，为什么社会舆论对它指责甚多呢？这是因为中國高教改革中所实际实行的，并不是“市场化”，而是“惟市场化”或“伪市场化”。

　　二、“上学难”的成因（上）：高教“惟市场化”

　　十多年来，中國大学学费猛涨了20多倍，远远超出同期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由此便形成了上学难。这种上学难的成因，主要在于排斥高教公益性的“惟市场化”趋向。

　　承认高教具有商品属性，不等于否定高教的公益性；承认高教市场化的合理性，不意味着高校可以惟利是图，变成赚钱的机器；高教的市场公平原则，绝不能取代社会公平原则。真正的教育，无论育人育才，都应当是无私的、超越现实功利的，这与艺术品可进入市场、获得商品属性，但真正艺术永远超功利存在是一个道理。

　　市场公平是有限度的，它只对能进入高教市场的群体来说具有公平意义，而对弱势阶层来说，它会剥夺其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权利，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靠公共產品分配，来补救市场缺陷、维持社会公平。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都是私立的，却都有针对贫困生的助学金。这便造成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美国，供子女上大学负担最重的，不是贫困家庭，而恰恰是中产家庭。我们是社會主義国家，更应当保证高教的社会公平。

　　中國城乡低收入阶层，或是贫瘠资源拥有者、或是改革代价承担者；确保他们的优秀子女能免费上大学、包括上名校，顺利成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不仅可以改变其家庭生存状况，减轻社会对贫困阶层承担的救助压力，更可以大大减缓两极分化趋势、减少贫富对立情绪。目前的高收费，让众多贫困家庭雪上加霜。上大学，原应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公平社会的桥梁，现在却成为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公的堑壕。这种局面当然应该改变。

　　三、“上学难”的成因（下）：高教大跃进

　　目前各界就解决上学难问题形成共识，似乎只要政府加大投入，难题会迎刃而解。但实际情况却绝非这样简单。

　　教育部称，他们从不支持高教市场化，那么，当初制定改革政策时，为什么不强制规定各公立大学对20—30%的贫困生一律免除学费呢？如果贫困大学生可免费入学、如果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可考取公益型大学，那么，今天又如何会出现上学难问题呢？

　　2006年以来，由于大扩招路子走不下去了，全国重点、非重点大学校长一起加入了“哭穷”大合唱。无论这些大学“哭穷”是真是假，他们都把社会对高学费、上学难的责怨转移到了财政身上。但实际上，如果高教没搞连续翻番的大跃进，那上学难问题绝不会像今天这样难解决。正由于中國高校短短7年间扩招了四、五倍，贫困生数量也增加了四、五倍，这才使上学难问题，几乎变成一个“死结”；高教大跃进，实际上把国家给“套”住了。

　　更严重的是，上学难“死结”没解开，就业难的“死结”又反过来使上学难的“死结”更难解了。譬如助学贷款，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条路实际上已被堵死了：许多大学生毕业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其欠债、逃债，实乃经济因素不能也。而面对越来越高的违约率，银行又如何敢继续放贷、高校又如何敢继续担保呢？

　　大学生就业难使上学难问题的解决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今天已不是国家能不能拿出巨资解决上学难的问题了，而是国家该不该拿出这笔钱的问题了。眼下，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连九年义务教育经费都没保障、许多农民工子女长期失学，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动辄数百亿的投入，如果只能在失业大军中增加大学生的数量，这岂不是会在更大范围内浪费教育资源、影响社会公平吗？

　　四、大学生就业难原因：高教大跃进

　　教育部至今不承认就业难与高教大跃进相关，而总是向高教外部归因。当“大学生与农民工枪岗位”、“大学生争当殡葬工”、“名牌大学生卖肉、卖糖葫芦”等新闻已变成旧闻时，当大学生工资期望值，已降到最低工资线时，还能说他们的择业观有问题吗？需特别指出的是，一些专家所谓的西部岗位并不大量存在。他们只看到东部大学生不愿西去的实事，却没看到西部大学生面临的失业困境。

　　就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同时，近年的人才市场上，却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招聘难现象。一些外企甚至因此而放弃在中國扩大投资的念头。在大学生数量剧增的今天，在各个专业都有足够数量对口毕业生可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招聘难，便只能用大学生素质严重下降、专业能力欠缺来解释了。面对这种“过剩”中“匮乏”矛盾，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相当比例的大学生，除了文凭是真的外，其内在构成素质几乎都是假的。这种没含金量的文凭，一旦通货膨胀便分文不值；毕业即失业，原在情理之中。

　　五、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发展规律

　　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规律。这道理和种田一样：合理密植、科学管理，麦子会获高产；而一旦超出土地承载力，则只能收获大批麦草。承载力都是有“度”的。扩招一旦超出大学的承载力，也必然会导致高教质量大幅下降，泡沫化、劣质化。

　　中國高校中脱离实际的课程设置、远离实践的教学方式、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本来就问题多多，高教大跃进，把这些问题成倍放大折射出来了。许多高校，是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上什么专业，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不顾条件也要上。结果是临时拼凑课程、搭建班子，这样的泡沫教育，只能培养泡沫人才。大学生在经历了6年应试教育的磨难后，把大学作为补偿往昔峥嵘岁月的伊甸园，积极享乐、消极厌学，这也加剧了高教质量的劣化。

　　认为有了高楼、有了钱就可添设备、聘教授，大学规模就可成倍扩大，这想法本身就是荒唐的。确保高校质量的，是能传承大学科学人文精神的教授团队。而这个团队恰恰是不能速成。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得好：“如果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２０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何况我们增加的不是二倍，而是短短七年中，增加了五倍！

　　六、高教大跃进误国害民

　　高教大跃进的直接受害者是这一代大学生。大学四年，是人生黄金岁月、成才关键时期。但高教大跃进，却使许多大学生的这一段宝贵生命被白白浪费了。《中國青年报》一次问卷中，８７７７人中，竟然有５１．５％的人认为，自己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有３４．７％的受访者，对上大学感到“后悔”。许多人在大学混了四年之后，其原有素质，特别是刻苦精神和自律意识还比高中时退步了。

　　这种结局，也践踏了市场公平原则：大学四年，花费数万，如此高投资，换来的却是低回报、甚至是零或负回报。当初，如果不上大学，家庭减少一笔巨额支出，他们还可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农民，为家庭增加点收入。而上了大学之后再失业，情况则变得更糟了。对那些已欠债累累的家庭来说，这种状况是雪上加霜，只能深陷绝望之中！如同假烟假酒是谋财害命一样，这种把伪劣教育产品高价出售的情况，同样也是“谋财害命”。

　　高校也是受害者。高校从大跃进中获得的，仅是眼前经济效益，它因此而被严重损害的，却是其赖以生存的高教信誉或历史延续下来的学统文脉。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失去信心，新的读书无用论就会泛滥。高教大跃进恰好是在高校教师资队伍断层期进行的。高校舞台上唱主角的是纹革后近亲繁殖学者。许多人先天失教、后天被宠，他们做学术带头人，只能带坏学风，使一些名校百年积累传承的优良学术传统、教授风范毁于一旦。

　　一些教授，名在此校，身不在焉；一些讲师，人站讲台，心不在焉；他们往往对教学取应付态度，已缺少爱教书之岗、敬育人之业的精神了。在荷兰一所高校，我亲耳听到一名中國留学生期末大骂教授“简直是魔鬼”，因为这位教授对他一点情面也不讲。在中國的大学里，还有这样的严师吗？缺少严师，大学生是受害者；丧失严教传统，大学自身也是受害者。高教大跃进对大学自身造成的戕害，恐怕是今后十年甚至数十年难以消除的。

　　七、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改革“伪市场化”

　　昔日农业大跃进，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高教大跃进，则是：“大学校长有多大胆，就贷多少款；能贷多少款，就盖多少楼；能盖多少楼，就招多少学生；能招回多少学生，就能发多少文凭”。表面上，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内驱力却大不相同。当年农业大跃进，属纯政治行为；当今高教大跃进，却有利益驱动，这就是所谓市场化运作方式。

　　中國高教尽管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却从未向真正市场化方向推进。公立大学依然是计划体制架构，各种关键性权力和资源都掌控在主管部门手中，这使它们像改制前的国企一样：政校不分、权责不清、监管失控、腐败丛生；而与此同时，民营大学受到种种限制，无法与公立大学公平竞争。教育部既是众多公立大学的管理者，又是高教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其结果，是公立高校，既无内部约束、又少外部监管。这便使中國高教的所谓市场化，只能是一种在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保护落后、浪费低效的“伪市场化”。

　　许多大学从各个渠道收取的费用都流向了哪里，恐怕校长都不清楚。大学的办学成本，完全不透明，是糊涂帐。伴随着扩建大跃进，许多大学校长，已变为高教经营商了，他们不怕多招生就怕少收费、不怕多举债就怕没人贷、不怕多圈地就怕批不下……。猛然暴富膨胀起来的中國大学，失去了往昔的矜持。从建筑到装修，处处充满着爆发户气息：“国际一流”的豪华办公楼、体育馆、大会堂、招待所、新校门——甚至观光电梯等等，都是中國高校特有的风景线，欧美大学那是相形见绌。世界上有如此纵容、鼓励浪费的“市场化”吗？

　　八 高教大跃进的外驱力：地方政府政绩需要

　　随着持续大扩招，高教大跃进已变成扩建大跃进了，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了。各地无论是否有条件，纷纷争上大学城；大学城变成地方政府、开发商与高校“合谋”的圈地项目，不仅占据并浪费了大量粮田，而且，也把高校圈了进去，使高教大跃进欲罢不能。现在，高教大跃进走到了尽头，许多大学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九、 高教大跃进生成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失职

　　高教大扩招的最初动议，并非来自教育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还是主张稳健发展高教事业的。但是，当大扩招开始实施后，教育部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在2001－2002年之后，没能及时刹车且继续支持大扩招，从而导致了高教大跃进的生成。如果当时教育部能冷静下来，不再下达或批准新的大扩招指标，由于全国的年招生总量没突破300万，则无论是上学难还是日后的就业难问题，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特别是，当各校都把工作重点从抓扩招扩建转到抓教学质量上来，也就不会发生所谓量增质劣的高教大跃进了。

　　教育部没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高教大跃进已成为可用来炫耀的政绩工程了。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对高校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舆论称评估活动只是一场“轰轰烈烈造声势、辛辛苦苦编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大规模造假运动，并不为过。关键是它涉及到教育部主导的以赶超“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另外两项大跃进：硕博招生大跃进和学术科研大跃进。在许多大学里，这“三大”跃进的生力军都是同一拨教授。“三大”跃进彼此关联，一严俱“损”、一宽俱“荣”，便只能走走过场；在完全脱离实际可能的情况下，要鱼与熊掌兼得，只能视咸鱼为鲜鱼、将牛掌做熊掌了。

　　十、高教大跃进危机解决的对策建议（上）

　　——高教缩量保质必要性和推进措施

　　既然中國高教大跃进造成或激化的危机非常严重，公立高校缩量保质便势在必行。否则公立高校的生存危机将越来越严重。其一，国内大学热肯定会因就业难而降温；其二，伴随人民币升值，海外大学性价比越来越高；其三，中國高教市场即将开放，合资大学可能因其质量保障获得竞争优势；其四，2008年之后，高校适龄人口将逐年下降。随着优秀生源大批流向海外，国内一流大学会败给海外二流大学，某些二、三流大学会因生源不足难以存续，面临破产危机。因此，与其被动地等待市场惩罚、陷入更深危机，不如主动缩招保质，让中國公立高校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只要下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高校会自觉缩量保质的。这些制度包括：

　　（1）、健全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

　　大学生就业率统计途径，应以社保登记为准。在社保登记表上，填写统一的文凭或毕业证号码，通过与大学联网，是较容易汇总的。

　　（2）、建立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网站

　　国内大网站，应给各高效建立质量评估网。其中设两部分内容：各校对其院系专业教学质量的自我评估和本校师生及往届毕业生、用人单位的外在评估。

　　（3）、建立人大对高教质量评估制度

　　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出面，制定对高教质量评估的简化指标，委托民主黨派建立若干精悍、专业、高效、廉洁的评估专家组，对公立高校实行不打招呼的评估。评估不合格的专业或院系，则强制“关、停、减”。

　　（4）、建立高校教学双向淘汰制

　　双向淘汰，即以教学质量为依据的教师“优进劣出”淘汰制；以学习成绩为依据的学生“宽进严出”淘汰制。学生对淘汰结果可提出申诉，并有权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监督、投诉。凡查实教学质量不合格的专业或课程，可要求退还部分或全部学费，相应专业要关停、相应的教师导师则要被淘汰。这就迫使大学重视教学质量。

　　（5）、财政应支持或鼓励公立大学缩招保质

　　国家财政拨款，要与高校教学质量挂钩。凡缩量保质措施有力，专家、学生、社会满意的大学，国家应增拨经费，以示支持。但是，大学背负的巨额债务不能让财政偿还，而要通过市场运作解决。如将二级学院出售转让；吸引外资内资入股；将部分校区土地房产抛售等等。

　　十一 高教大跃进危机解决的对策建议（下）

　　——高教体制改革和高教市场建立

　　高校缩招的过程，是大学深化改革的良机。应借鉴国企改革和国外公立高校治理经验，建立高校董事会制度。董事会由国资代表、知名人士、民主黨派代表、本校资深教授组成。教育部长不应再担任重点大学“总校长”的职务，不再办拔苗助长的蠢事，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各类大学都按高教规律办学，在公平条件下靠内功竞争，让教授们的教学与科研彻底摆脱浮躁环境。

　　大力发展民营或私立高校。国外私立高校一般超过大学总数的1/2，我们的比例太低。目前，促进民营高校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政策性歧视问题。譬如，民营资本投资和经营高校应享受免税待遇，办学质量合格的民营高校应获得国家财政补助，民营高校师生应享受与公立大学师生的同等待遇等等。

　　私立高校面向市场，质量和效率意识强，由此形成的竞争压力，会迫使公立高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目前大量繁衍的泡沫教授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公立高校也就可能抛弃“官本位”而向“学本位”回归。当“大学像大学、教授像教授”之后，假以时日，教学科研质量上去了，大师也就涌现了，中國大学离“世界一流”也不远了。

　　《“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國高教大跃进危机》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全文可到“曾宪百草园”查阅。

　　作者:杨曾宪

　　毕竟远离北大十千八百里，对她的改革关心却不上心，只是看看网上信息而已。但一路看下来，我却感到北大改革似乎已掉进可怕的怪圈中：人人都说支持改革，但人人却都主张先改别人的革；人人都知道北大有问题，但人人都认为问题出在别处。我想起２０年前单位里一位老北大人的名言：中國的现实是一筐螃蟹，你咬着我，我咬着你，要改革，难矣哉！现在的北大就是这样的状态。改革，就要解放能干活的“螃蟹”，这就必须斩断哪些不会干活、或干不好活的“螃蟹”的爪！现在难就难在这里。因为这些不会干活、或干不好活的“螃蟹”，未必不兢兢业业天天干活，未必不热爱北大，他们可能是北大最忠诚的儿子。现在，一听到改革方案，挥洒热泪、“义愤填膺”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副教授，是讲师。我也很理解同情这些人。

　　当然，如果有绝对的评价尺度和方法，譬如像田径比赛这样的选拔，或乒乓球比赛这样的淘汰，麻烦也不大。问题是，中國的社科人文学术的现状，就是泡沫泛滥，既缺少刚性尺度，更缺少公认权威。所以，你制定的评价方案再详尽，也难服人，而且可能甚或必然滋生新的腐败。依据这样的尺度和程序，你砍掉谁，谁也不服；少数不服，无所谓，而一旦多数不服，就可能“麻大烦”了。毕竟是精英阶层，不是弱势的国企工人，说下岗就给打发回家了，哪怕你曾是劳模、是骨干！

　　因此，作为旁观者，我认为北大目前评价尺度和方法确有问题。像评定正教授需要多少国外、国内权威的评价的办法，基本不可操作。特别是依仗国外权威评价北大教授，更是弊大于利，万不可实行，理由下述。国内同行权威评价，或校内权威评价，实践已证明，有人情面子法则在，也很难公平。那些老实的搞学问或认真搞批评的学者可能吃大亏。如果仅评个正高、副高，大家还可能接受，如果事关北大的“户籍”，必有一番血战；血战过后，必是北大元气大伤，莘莘学子便大受其害了。因为北大不是研究院，教学是一日不能停的。

　　正因如此，北大那么多国情专家、改革专家，应把中國渐进式改革真谛学好用好，一步到位理想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要改革目标不动摇，不怕慢一拍，就怕瞎折腾。北大改革，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对得住全国的文科状元和父老乡亲，二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对得住国家和民族的重托。可能还有很多目标，但这两条是关键。然而，就国内文科现状而言，我认为，第二项目标，仅靠学术人事体制改革，是没多大希望的。即便人员流动起来，又能如何呢？因为文科学术那个领域有真正的独创理论或学术，早该浮到水面上来了。现在没有，你北大敞开大门，依然没有。目前学界，基本上是唯洋人理论“马首”是瞻，大家以争当西方某大师的好学生为荣。所谓研究云云，多数是贩卖西方理论，吓唬国人。当然，也有少数人将中國本土文化套上西方范式，糊弄洋人的。如此这般，也摆平了——但却都没有学术理论创新。因此，要真正提高北大的文科科研水平，绝不是凭借制度改革便可立竿见影，它恐怕要靠新一代学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北大改革完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将目前所有教授副教授岗位，全部宣布为教学型系列，保住他们的职称。新的教学型教授、副教授设岗也要合理，呈金字塔型，上小下大。目前不合理的，通过自然淘汰或岗位竞争，逐渐使之合理。期间，对“老人”可采取一定保护措施。今后，对教学型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晋升标准，就是教学。让本系，让全校学生投票，年年统计。在同一专业中，教师们教学质量高下，“一流”的北大本科生绝对能够判断。特别是连续几届统计，其结果肯定公平。这样，就先把北大的教学搞上去了。哪些连在北大教学也不胜任的，自然就要淘汰出局了。该降职降职、该低聘低聘、该下岗下岗，该辞退辞退，没什么可说的。如果助教、讲师们的教课都很优秀，那就熬年功，老的不退，新的不上。但只要学生拥赞，即便终生不能晋升副教授，老讲师职位也应保留。教学型讲师就是工程师；规定工程师一定要年轻，道理上讲不通。当然，这样制度实行起来，许多年轻教师自然就流动出去当教授了。

　　于此同时，按５：１比例虚设研究教学型教授、副教授序列岗位（讲师不设研究型岗位），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研究要靠少数精英，人海学术是不出大师的。这些岗位，要凭每人的学术实力竞争。这种实力，不需权威评委，完全由教学型同行“海评”。只要要求每位申请者将自己每年代表作贴到网上，接受全国和校内同行点评，几年下来，谁的研究真正原创，谁只是学术贩子，一目了然。具体办法设计和操作非常容易，我关于社科基金评审制度的设计方案，可以参考。这里需说明的是，有些学者对网络或敬而远之或不屑一顾，不愿意自己的成果上网。通过强制措施，改变这种态度，可大大促进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但有些学者却是害怕上网，因为他的东西集中一展示，大大的学术泡沫就要被刺破——十几年一贯制，年年重复那老一套，不是泡沫是什么！我的设计中，教学型的教授、副教授，可以不搞研究，但必须参与学术批评，专门批评研究型教授的研究成果。只要教学型教授，每人每年写两篇学术批评文章，这研究型的教授就谁也不敢蒙事了。现在这种人人想当研究型教授的局面就可终止了，因为那可不是好干的活！

　　当然，我所理论的“研究”，是不含任何水份的研究。目前的编、译、述、评、“倡”，皆不算研究。编、译无需说。述，即概述传播已有的理论和学问，评，即评价批判已有的理由和学问，皆可作为对教学型教授的水平参考（只能参考，因为教学是硬尺度），但不属研究。我杜撰了个“倡”字，特指烙有中國特色的学术方式，我们许多人习惯“站在高坡上”，年年倡导建立“馬克思主义ＸＸ学”，或倡导对传统文化应如何继承，倡导对古文论应怎样转换等等。这种“倡导学”文章，你不能说它没价值，但却不能把这种倡导视同研究。建立“馬克思主义ＸＸ学”的倡导几十年了，我们的学者仍在倡导，而西方的“馬克思主义”却成家、成派地成长起来了。因此，我主张“研究”的外延宁严勿宽，不能把写篇文章就算研究；人人研究的结果，中國却缺少了真正的研究！只有提高“研究”的标准或研究型教授的准入门坎，才能发现和激励真正的研究型教授，独创自己的学术理论和体系。

　　总之，我的想法，先打破现在的“研究型”评价机制的筐子，解放所有“螃蟹”，让大家都奔不同目标跑起来，这样，就不用为伯乐为裁判打破头了。大家跑习惯了，改革就没阻力了。然后，在研究型的框架内，让少数有研究能力、研究潜质的教授潜心钻研，慢工出细活，这样十几年下去，北大有希望了，中國文科学术也有希望了。

　　作者是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附注：本文发表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３日《中國青年报》，此次贴出前，略增加一些内容。原文结尾有一段话：“我这是晚上上网瞎操心，一有违观棋不语的古训，二属站着说话腰不疼的主，供大家一笑而已。”但这几天网上的气氛已有些紧张了，我想，这便不适宜笑谈了，便补充一些内容，正面阐述了我的观点，希望能对北大改革有所助力。

　　作者:杨曾宪

　　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不满学生逃课怒骂，并与女生发生肢体冲突，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情，我第一反应是，杨帆真可爱。被女学生指斥“你不觉得你上课讲这些东西很无聊吗？”之后，杨帆“冲出课室抓住女生手臂，扯住书包，送进学校保安处。”女学生不留情面的辱骂老师，确有失当之处。不过，杨帆不顾失风度地扭扯学生，我是做不到的。我也当过大学老师，我很多同学正在当大学老师，我跟他们聊了，他们也说不会这么做。

　　仔细想想，杨帆似乎有可敬之处，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有责任心。学生选了杨帆的课，可算是一个契约，就应当履行。最后的课程并未结束，即使学期论文完成，合同依然没有履行完。如果选了课程之后，发现杨帆讲课质量很低，你需要看游戏规则是如何规定的，如果可以，你需要变更合同，包括放弃这门课程。有些人说，老师的课没有意义。可是，如果这门课没有意义，你就不应当选，既然选择了，就要善始善终。

　　不过，我很担心的，是另一种情况：设置的这门课本身很无聊，可是，学生不得不选，而且，杨帆的讲课质量也很差。那么，高校和杨帆应当负责任。无聊的课，你又讲得很无聊，对学生简直是一种折磨，学生不罢课，就已经算是对你最大的尊重了，你还好意思要求人家必须遵守纪律？

　　我的这种担心，也许是很有必要的。有一次，博客网主办“税与纳税人”专题研讨会，会议进行快半，杨帆才来。他来了之后，翻阅了会议介绍等材料，就趴在桌上睡觉。睡醒之后，自顾自地走了，没跟任何人（包括主持人）打招呼。我之所以对他的这个行为很清楚，是因为我当时的座位紧挨着他。

　　由此看，杨帆上课时讨厌学生逃课，很负责任。可他自己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却很不负责任。杨帆的这一点，非常让我觉得讨厌。

　　所以，此次事件，杨帆也许应当好好反思一下。

　　更深入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教育问题：高校究竟该如何设置课程，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向？我不打算谈，毕竟这不是我研究的领域。

　　作者:刘正山

　　大学的“脾气”有多大？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许多大学的“脾气”那可是相当的大。

　　在苏格兰北部一个教育不发达的边区，有一位女学生中学毕业的考试成绩达到了申请牛津大学的标准。这可是当地近百年来头一遭，当地政府十分重视。令人遗憾的是牛津大学的教授面试后说，该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不要。于是，当地政府就一级一级地向上找，最后找到教育大臣出面说情，也没管用。教育大臣又找副首相前去，结果还是没戏，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布莱尔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牛津大学硬是不给面子，理由就一个：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布莱尔丢了面子，心里自然憋屈，私下发牢骚说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结果这话传到了牛津大学，师生大怒，立即宣布，取消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

　　要说政要们替别人说情，大学拿出点“脾气”也就罢了，轮到他们自己的事儿大学也不惯着。前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一点也不比知名教授差。他曾有意回母校哈佛大学当个老师，可哈佛大学说，凡在政府任职超过两届的，就不再有资格回校任教。基辛格无奈，只好继续把官当到底了。哈佛大学校庆，打算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参加。里根一想，机会来了，就让人捎话，问能不能送他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按说荣誉博士毕竟不等同于真正的博士，所以应该算不上什么大的原则问题，何况里根还是现任国家元首。可哈佛师生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他和学术一点都不沾边儿，还不送为好，于是里根没来。爱来不来，庆典照办，哈佛还是哈佛。

　　其实，国外的有些大学历来就不拿“领导”当盘菜。哥伦比亚大学曾拒绝给英国女王授予博士学位；牛津大学曾拒绝给撒切尔夫人授予荣誉学位。最近，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布什总统的弟弟，也被佛罗里达大学拒绝授予荣誉学位，只给了个荣誉校友算是安慰。这些大学够牛气吧？

　　大学的大“脾气”除了是自己“耍”出来的，也是烘托出来的。因为许多本身“脾气”就很大的名人，一到了大学，马上就变得没“脾气”。几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年轻的时候大学没读完就辍学投身电影了。几十年后，55岁的他再度报名母校的电影专业，继续攻读学士学位。虽然这时的斯皮尔伯格已经是如日中天的大腕，他的电影成了大学电影专业的教学范本，可他依然得接受年轻教师指导，该交作业就交作业，该做论文就做论文。虽然有时候交上去的作业就是自己导演的著名电影的片段，可老师给的分数还真就不高。老师有老师的标准，不会因为你是这个行业的权威就一定高看你。斯皮尔伯呢，那是服服帖帖，表示出了对大学教育的极大尊重。毕业典礼时既不上台讲话，也不去主席台就坐，而是和其他毕业的年轻人一样，穿着学士服，老老实实地作在台下。

　　大学的“脾气”大，没人敢说什么，那些被卷了面子的政要们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可大学要是“脾气”小了点，那恐怕还会受到一些人的指责。1986年在澳大利亚，前来参加亚莫那什大学25周年庆典的菲利浦亲王接受该校授予的荣誉学位，当场遭到一些人的抗议。校学生联合会还恶作剧地给一只狗授予了荣誉理学博士学位，表示如果公爵有权利获得学位，狗也一样有这个权利。甚至还有人说其实狗比公爵更有这个资格。

　　当然，也不是所有大学的“脾气”都大。我们的一些大学就“平易近人”多了，对名人不但没“脾气”，为了“追星”，甚至低还三下四，投怀送抱，弄得颜面尽失也再所不惜。香港艺人吕良伟到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演讲，四川大学当场宣布聘请他为该学院的名誉教授。没想到热脸遇到个冷屁股，吕良伟就是不领这个情，以“无功不受禄”为由拒绝了。

　　运动员刘翔想读大学，几所重量级高校争先恐后地抛出媚眼，最后华东师范大学如愿以偿。什么入学考试，提都别提，直接硕博连读。那高级“VIP待遇”，别人想都别想。导师院长亲任，外语课外语系主任亲授。平时训练忙没时间来？那没关系，老师去训练基地送课上门。参加奥运会要耽误课怕不能正常毕业？那没问题，人家院领导说了，虽然硕博连读通常需要六年，可刘翔的情况比较特殊，只要修完课程，年限不是问题。听见没，就是说只要校方认为课程修完了，还用等六年么？那些被大学弄得灰头土脸的外国政要们，眼气去吧，窝心去吧，活该你们倒霉啊。套用时髦的一句话说，谁让你“不幸”没生在中國？

　　说到底，那些大学的“脾气”大，其实是在维护大学的尊严。大学的尊严不是大学本身的尊严，而是学术的尊严，科学的尊严。对大学的尊重，实际上是对科学精神的尊重，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一个不自尊的大学，一定缺少严谨的科学精神，也就自然难以取得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可圈可点的成就。为什么占世界人口很大比重的当代中國人为什么出不来大师，为什么和诺贝尔奖无缘？道理不是明摆着吗。

　　同样，一个不给大学尊严的民族，绝不会是具有严谨科学精神的民族。而没有严谨科学精神的民族，发展道路上就会充满更多的曲折，不做出诸如“消灭四害”、“大炼钢铁”、“亩产万斤”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才怪呢。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林奇

　　昨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讲《中國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他说，他不支持大学生炒股。

　　厉以宁说，“北大学生卖肉有什么奇怪的，就业观念在改变，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许他卖一阵子又不卖了，又找到其他工作了，或者又有其他创业了。我不支持大学生炒股，大学生应该抓住时光认真学习，积累一定的知识基础，毕业后再炒股也不迟。”

　　猪肉涨价是季节性的

　　厉以宁表示，社会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他们经不起物价上涨的冲击。对于广大靠工资收入的家庭，因为工资的增长跟物价比有个滞后期，物价涨到一定时期也会感觉工资不够用了。

　　厉以宁说，最近大家关心的猪肉价格上涨、鸡蛋价格上涨，根据我们在北京跟经济学家的讨论，这很大程度上是季节性的原因。因为农业生产多半是有一个周期的，以前粮食价格下跌，那个情况之下人家养猪的多，后来饲料价格上涨，再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上涨，所以养猪就划不来，这样他们就少养猪了。这是不要紧，国家可以动用一些猪肉的储备。

　　他表示，全国都可调动起来，从生产猪肉多的地方运输猪肉到缺少的地方，这个问题是可以平息的。如果平息不了，就给低收入者以一定的补贴。

　　民企应解决户口

　　在讲座中，厉以宁提倡，政府应将充分就业放在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一要消除“零就业家庭”（“零就业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业），应让至少一人实现就业；二是要转变就业观念，社会需要更多的自行创业者。

　　厉以宁认为，民营企业在发展时，一个最大的不足是优秀人才欠缺，一个员工，如果选择国有企业，户口、档案一般单位可以接收，福利、职称也都不愁，因此，民营企业如果想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应该解决人才的户口、档案、福利、职称问题。

　　来源：《信息时报》

　　作者:厉以宁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我读经典”节目中偶然听到了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讲读《孙子兵法》的体会。笔者听完之后，感觉其讲法平庸、敷浅，着实不敢令人恭维。而且，他在讲到《孙子兵法》的作用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前后矛盾，和观点与论证完全不符的逻辑错误。故在这里，笔者有话评说。

　　教授在讲到《孙子兵法》的作用的时候，出现了前后矛盾的逻辑错误。

　　表现如下：

　　一方面，教授讲到，《孙子兵法》诸如“不战而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制人与制于人”等等思想，受到了现代西方军事大家的一致推崇和赞扬，同时，他也讲到，现代西方军事大家写成的诸如什么“效益目的”的当代“军事巨箸”等等，其观点，教授也认为是“中國古已有之”，并且出自《孙子兵法》中的诸如“多算胜，少算不胜”思想，等等。显而，言下之意，《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另一方面，教授又讲到，中國虽然有《孙子兵法》，却没有打败诸如“五胡”、“蒙古”、“满清”等等这些“外族”。故教授认为，《孙子兵法》是没有“作用”的。在这里，教授虽然对作用二字加了引号，但是，却对“作用”二字未作正面分析和肯定。

　　可见，在教授看来，《孙子兵法》对世界军事有作用，而对中國军事却没有作用。然而，中國毕竟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孙子兵法》的作用和影响而体现出它应有的作用。故以此观点来看，教授对《孙子兵法》作用的认识，出现了顾此失彼、前言不达后语，和互相矛盾的错误。

　　进一步看，教授以中國汉民族历次战争落败为证，证明《孙子兵法》没有作用，显然，这又存在着观点与论证完全不符的逻辑错误。

　　因为，一方面，简单说，历史的看，外族入侵中原，都往往是在中國暴政猖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盗贼”疯起，出现了严重的階級矛盾和政治危机的时候，这才使得“中原易主”。这时的中國，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孙子兵法》所说的“道”，即“民与上同意也”。这也就丧失了如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德”，即“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以此，比照老子“道德一统”、“德高道高”思想来看，这时的中國，则叫做“无德”、“无道”，其落败，就成了必然。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國汉民族历次战争的落败，无疑的，就是没有遵循《孙子兵法》思想的结果。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孙子兵法》的巨大作用。

　　另一方面，诸如“五胡”、“蒙古”、“满清”等等这些“外族”，就完全不懂《孙子兵法》吗？就完全没有用过《孙子兵法》吗？当外族选择中原出现内忧的这种时机进攻，难道说，这不正是《孙子兵法》“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思想的再现？故外族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仍主要得益于《孙子兵法》。

　　而且，在中國汉民族对外战争中，也并非完全落败。西汉初期，打败匈奴入侵，就是明证。

　　上述这几个方面，难道不就是《孙子兵法》的“作用”吗？故以中國汉民族历次战争落败来证明《孙子兵法》没有作用，这种证明方法以偏概全，而且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教授逻辑混乱如此，难道这就是堂堂国防大学教授的水平？果真如此，中國军事令人堪忧！

　　透析教授之所以有如此认识，笔者以为，正是数千年来的中國“儒教”思想根深蒂固使然。

　　在中國西汉时期，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把《孙子兵法》排斥在了正统的统治思想之外，而使“儒教”思想统治了中國两千余年。这种思想影响，令今人难以幸免。正是如此，教授今天才反复的说：《孙子兵法》是“写给军人看的”。言下之意，《孙子兵法》上不了正统思想的“台面”。这就是教授“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一大明证。并且，在教授解释《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的时候，连说了“骗，骗，骗”三个字，似乎有孙子用兵有悖儒家精神而不“厚道”之嫌，以至轻视之情溢于言表。这又是教授“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一大明证。

　　而且，教授从《孙子兵法》“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中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农耕文化”，这个与《孙子兵法》之“作用”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历史上，“儒教”排斥《孙子兵法》，不用《孙子兵法》，然而，今天却来责怪《孙子兵法》没有作用，这是哪门子道理？同时，以“儒教”思想出发去认识《孙子兵法》，又何来丁点正确？故对《孙子兵法》不懂、不用，这就是中國汉民族历次战争落败之轨迹。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孙子兵法》呢？

　　笔者箸文《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认为《孙子兵法》思想源于老子及其《道德经》；又箸文《老子及其“道德经”开创了中國武学文化之先河》，在此文之中，笔者揭示出了老子武学的“三种境界”。这就是：“微明”、“袭明”、“明”。

　　其中，老子“微明”境界就是“诈术”。这也就是《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的思想。

　　不信么？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的看出。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而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可见，老子的“诈术”就是孙子的“诡道”。

　　但是，在老子那里，“微明”仅仅是武学的“下乘”境界。

　　那么，老子武学的“上乘”境界，即“明”境界是什么呢？它给予了《孙子兵法》什么呢？

　　对于“明”境界。老子说：“见小曰明，守弱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句中的“小”、“弱”，就是喻指的“柔弱胜刚强”。这正如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之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同时，又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故在老子看来，“见小曰明，守弱曰强”方才是武学的“上乘”境界。

　　在老子看来，懂得“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就能够做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就能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因而是十分稳妥的，和手到擒来的事了。

　　而《孙子兵法》则完全接收和继承了老子这种武学思想。其反映和表现，就是要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充分展现出了《孙子兵法》在“军事—战争”上的“上乘”境界思想。

　　了解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农耕文化”怎么能够联系在一起？如果有联系的话，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农耕文化”的产物，除此而外，岂有它哉！可见，这里教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撤了个拦天大网而等于又什么都没说。不懂就不要装懂，为何要支支吾吾如此？

　　笔者想，有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战争”上的“上乘”境界思想，大概我们的教授才不会因了一个“诡”字而自感惭愧了吧？好一个道貌岸然的儒家君子！

　　因此，《孙子兵法》绝非单单是“写给军人看的”，而是安邦治国之“大道”，理当奉为中國“正统”思想。

　　对此，笔者著文《为“武学”文化正名》、《老子思想和文化乃是中國“国学”的根基和脊梁》等等，揭示了老子“刚强胜柔弱”和“柔弱胜刚强”的思想。笔者认为，这两种思想作为两种社会存在贯穿于人类社会之始终，并且，在“刚强”与“柔弱”的矛盾之中，反映出了“武学”的社会文化本质，反映出了“以武制武”的斗争本质。因此认为，老子是中國武学文化的缔造者和鼻祖。而且，历史的看，老子的武学文化统治了汉武帝之前的几百年的历史。正是在这段历史中，才产生了《孙子兵法》，才上演了一幕威武雄壮的中國历史战争大戏，才避免了如匈奴入主中原的悲剧发生。同时，笔者又著文《论孔子对老子道德观的篡改和修正》，揭示了孔子蓄意回避老子“武学”这一社会文化本质，而缔造出了“文学文化”。其以“道德修养”、“行为操守”来讲“克已复礼”，从而成为了后来專制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从汉武帝开始到于今，人们就落入了“孔孟之道”的罗网而不能自拔。在这段历史中，正是看不到“武学”这一社会文化本质，才有了中國汉民族历次对外战争中的落败。

　　与此同时，教授也谈到了《孙子兵法》没有“作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孙子兵法》是“军事哲学”。在他看来，既然是“哲学”，那么就是“抽象”的东西；既然是抽象的东西，那么就不可能对战争起到“直接”的作用。故在他看来，只有将《孙子兵法》与战例结合，才有作用。

　　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

　　因为，《孙子兵法》就直接为孙子所用。司马迁评价孙子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因此，这里要问：在孙子用兵的时候依靠过“战例”没有？这个时期有没有孙子要依靠的“战例”？其实，应该看到，成功“战例”，出自于《孙子兵法》，出自于春秋战国时期。可见，教授的“《孙子兵法》要与战例结合才有作用”的认识失之偏颇。而且，如果一味的不加分析的要将《孙子兵法》与战例结合，并形成某种固定的模式，那么，这就真正成了纸上谈兵。

　　应该看到，教授谈到的《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也是十分平庸、敷浅的。

　　在教授眼中的孙子哲学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谓的诸如“知已知彼”的“知行观”、“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层次观”等等。而这些哲学观仅仅归结为“方法论”。难道说，这不是哲学上的“小儿科”吗？

　　笔者认为，《孙子兵法》完全接收和继承了老子及其《道德经》的哲学思想。

　　老子及其《道德经》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归结到一点，就是“柔弱胜刚强”。

　　那么，首先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孙子兵法》究竟懂不懂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呢？

　　答案是肯定的。《孙子兵法》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可见，《孙子兵法》完全懂得“柔弱”与“刚强”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和在一定条件下“柔弱”能够战胜“刚强”的道理。

　　而且，《孙子兵法》像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武术”一样，同样十分注重“条件”。因此，基于此，《孙子兵法》完全继承了老子的“阴阳”、“变化”观；《孙子兵法》完全继承了老子的“五行”思想；《孙子兵法》完全继承了老子的“无极太极”观；《孙子兵法》完全继承了老子的“有无”观；《孙子兵法》完全继承了老子的“动静”观；《孙子兵法》完全继承了老子的“虚实”观，等等。这些哲学观归结为“认识论”，以及与“方法论”的统一。这些思想都见于《孙子兵法》。由此，《孙子兵法》像《道德经》一样，形成了以“柔弱胜刚强”为根本、为核心的，和科学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才是《孙子兵法》深刻的“哲学”，这才是令国人自豪的中國“东方哲学”。

　　然而，老子、孙子的哲学至今不为人知，这是中國国学的大悲哀。因此，在继承传统的今天，必须认识到，老子缔造的“武学”乃是中國文化之“本”，而孔子缔造的“文学”则是中國文化之“末”。绝对不能本末倒置，绝对不能见木不见林。非如此，中國将继续落败下去。

　　这里，不妨将“武学”与“文学”作个比较。

　　“武学”特别富于武术和谋略、契约和公平、自主和自由、爱民和民主、正义和侠义等等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比如，老子的“以德治道”思想的核心，就可以概括为两大根本，即，一是老子说的“以百姓心为心”，二是老子说的“有德司契”。前者表现为老子的“爱民”和“民心”观，后者表现为老子的“平等”和“公平”观。而“武学”这些文化内蕴，却在两千余年的專制统治中荡然无存。自此以后，中國就没有了科学的、进取的“哲学”，和没有了“民主”的土壤。

　　而“文学”呢？则全都是理想化、空想化、工具化了的东西。

　　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人的思想、行为规范，表现为“伦理道德”。进而，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以“爱人”取代了老子的“爱民”思想，以“忠孝”取代了老子的“契约”思想，而讲“忠”、“孝”，意在“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正是这种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后来的“三纲五常”，和“理学”、“心学”等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封建士大夫“精神贵族”。因此，以此“精神贵族”来抵抗外族侵犯，除了落败之外，还能有什么？如果取胜了，那才叫做真正的怪事！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重申一个观点：中國压根就没有过真正的国学大师。究其原因，就是这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只懂“文学文化”而不懂“武学文化”。就连国防大学教授也是如此。因此，中國真正的国学大师是没有的。基于此，今天那种对“儒教”的追捧，不管是“解读”也好，“体会”也好，人们都需要留一个心眼，不要让这些大师在“重尊儒教”的背景下，继续重蹈抵制老子“武学文化”，以及“德治政治”、“民主思想”之覆辙。

　　所以，今天在读经典、讲国学的时候，必须批判的继承孔子的“文学文化”，而还原和继承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武学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孙子兵法》的巨大作用，才能根本杜绝那种一只半解《孙子兵法》的错误。进而，讲出中國国学的精髓、精华，以之引发国人的自豪感，激励国人的自信心。

　　作者简介：姚文俊，１９４８年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四川师范大学法学学士，老子盘破门武术现代传人。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國武学文化。文章集于“姚文俊新浪博客”、“强国博客‘老子与中國武学文化’”等等。

　　作者电子邮箱：ｆｔｘｂｂｕｔｔｆｘｃ@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姚文俊

　　昨天（２００６- １２- ９）上海万人体育馆举办的长三角师资招聘会上提供了３千个岗位，却引来了大约３万人前来应聘，整整比这个数字多了十倍。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房地产展示会上，偌大的会场人流寥落，往日的火暴场面早已是昨日黄花。怪不得做展会的人说，如今也就剩求职招聘会上最有人气了，前一阵子郑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会上不是把大门都挤破了吗？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今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就要达到５００万，早上还听到电台新闻说，今年北京大学生最低的岗位工资居然只要１５０元一个月，这的确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引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但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理性的舆论故意把大学生妖魔化，说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自己本身素质差，读书时候不好好读，成天玩游戏泡妞，骄傲自大，自视甚高，找不到工作活该之类无用之语。这种讽刺打击的做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化矛盾，目前看来，各个有关部门和舆论导向还是要尽力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推卸责任。

　　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笔者曾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仔细分析过。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结构性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年经济发展没有能够为这些新毕业的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大学生的问题，整个社会现在都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根据有关统计，我国的ＧＤＰ年增长８% ，大概能提供８００到１０００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但现在今年的新毕业生就接近５００万，况且这些就业机会不是都给毕业生的，现在大量的人需要就业，包括下岗人员、军转人员，还有大量涌入城市的民工兄弟。大学生就业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体制性原因，高校的扩招政策制定就存在很大问题，没有从经济的长远发展，而是迎和了大学盲目扩张和部分高校的经济扩张欲望，比如江西有的民办学校，５年前只有一两千人，现在居然扩张到上万人，由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这必然导致学校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大学生的教育完全超前了，本应该大力发展中专技校，现在却都发展成了大学生，和市场需求完全脱钩。另外，毕业生反映，找工作就是找关系，这为很多没有背景的毕业生制造了大量的障碍，一方面很多学非所长甚至无一技之长的人进入好的单位，一方面是有才华的毕业生却不得其门而入，这种现象在内地更加的突出。

　　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本质上来说，是因为就业率低和体制缺陷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给那些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身上，这样做完全是本末倒置，把结果当成原因来解释问题，这样的话，今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对于刚涉入社会的年轻人，遇到挫折虽说很正常，但过分的打击对他们将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重则会仇恨整个社会，这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正如现在屡屡新闻报道大学生跳楼自杀的事件，其中有不乏因为就业问题引起的。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必将引发新的“读书无用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南方周末》曾经报道过青海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一个家庭含辛茹苦把子女送去读大学，对一些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巨额的学费往往造成债台高筑，甚至把一个家庭重新拖入贫困。好不容易毕业出来，却找不到工作，这对整个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但是在经济上的，而且是在心理上的打击。相比而言，那些没有读大学的同龄人，可能已经外出打工，或多或少有了一定技能和收入，而新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做的就是民工的活，拿的民工的钱，那岂不是读书无用？这样的结果恐怕这大大违背了当年教育部想提高教育水平的初衷吧。

　　就业机会的不足和大学生维持生存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导致大学生只能从事相当低级的工作，换句话来说，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和发展前途的民工性质的工作（一再提到民工，并不是歧视的意思，而是指工作的技术含量和收入），去换取极其微薄的工资，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有很多人认为，大学生就应该从低层做起，但怎么样的低层是合理的呢？让大学生去做民工的活，算是低层了吧？但发展到现在大学生一个月１５０元甚至不要工资，这难道还能叫正常吗？但也能算是中國教育的进步了吗？

　　显然，光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不能够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市场不是万能的。正因为存在过多的劳动力，过多的毕业生，一些招聘单位才把价码一再压低，压到民工的工钱，这种现象现在很普遍，一千块一个月干不干，你不干想干的人多了。这种现象很合理，但长远看来是危害很大的，它鼓励的廉价劳动力现象，藐视的是知识，是人才，这种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现象只会阻碍技术的发展，从中得利的只是那些黑心的雇主资本家。有关部门不能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而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切实维护好毕业生的权益。

　　最后，话又说回来，大学生抢了民工的饭碗，那民工怎么办？民工只好回去种田，只是，有的地区，连民工都不去（民工荒，待遇太差太苛刻，如广东的一些地区和工厂，据调查，最近２０年工资就涨了不到１００块，扣除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工资不生反降），就算大学生抢到这个饭碗，这又算是那门子进步呢？总不能用某专家的话来书，“谁让你生在中國？”。

　　作者:我说不得

　　大学生就业难怎么办？当局想了很多办法，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大学生还是一年比一年难就业。我认为那些办法都是下策，因为当局是从大学生如何才能就业的角度出发的，而我的办法是从大学生为什么要就业的角度出发的。当局想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大学生能自由快乐的过一辈子。因此我这篇文章完全是为大学生写的，压根不考虑当局的统治能否长治久安。

　　大学生为什么要就业？还不是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象西方一些高福利的国家一样，不就业也能日子过得美滋滋的，大概没几个大学生会选择就业，中國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恐怕也就要中断了。中國人为什么勤奋？因为日子太难过了，不卖命活不下去。人不是为了谋生而活着的，但可怜的中國人却不得不为了活着而谋生。只是谋生也越来越难了，即使找着了个工作也没啥意思，从参加工作到买房子得多长时间？普通大学生毕业后二十年能买套房子就算幸运的了，更多人可能要一辈子做租房族。虽然咱中國的ＧＤＰ增长年年列世界前茅，但跟着增长的只有物价，普通中國人的工资却是增长缓慢。就算你有了份报酬不错的工作，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却得让你终日神经紧张，想要既轻松待遇又好的工作，查查族谱，看看你跟胡总温总祖宗十八代沾亲带故没有。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办法就是不就业。不就业干什么，难道自主创业？非也，当局提出了自主创业的口号也没蒙住几个大学生，尽管当局开列了一通优惠条款。其实只要大学生去当隐士，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现代隐士运动属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大学生向当局表达不满和抗议的最和平的方式。人活着就需要自由，既然工作难找，找到了工作也不过是作茧自缚，在城市里活着对于一个还有灵魂的人来说实在没什么意思了。农民工兄弟浩浩荡荡进城，那是人家文化水平低和为了养家糊口没法子，咱大学生总不能也就为了吃穿而活着吧？他们进城，咱们下乡。下乡干什么？当隐士去。

　　我建议想过自由生活的大学生自发去农村，越偏僻越好。去了农村不但没有了就业难问题，而且还能获得自由。在城市里想自由就难了，一不小心就得头破血流进班房，到了农村我们就能和平的得到自由。当然，我建议大学生去农村与当局鼓动大学生去农村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是要大学生去农村为社會主義新农村建设做贡献，我对那东西完全没兴趣。我是说去农村当隐士。我希望看到大批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开垦种地，住茅棚瓦房，一个人也行，若干人合作也行，生活在大自然中多好。最好能去山沟沟，跟现代文明彻底隔绝，回归男耕女织的生活，每天种完地后，爬到山顶上看夕阳，农闲时候带一卷古诗坐到小溪边念念，自由自在，完全没有现代社会规则的制约和压制，让天性得到彻底的解放，活泼潇洒的快乐一生，岂不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人生？当然物质生活很艰苦，但精神的逍遥自在却是现在富豪高官们一辈子也享受不到的。

　　大学生就业难是大学生步入社会后被奴役的开始，勉强找到工作后则是被奴役生活的延续，直到进入坟墓。其实就算有一天死掉二十万大学生换来了中國社会的自由，那也是很有限的自由，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总不希望有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死去，我更不能忍受革命胜利后的庸俗与无聊。于是我发出心底的呼唤：大学生们，去农村做隐士吧，越偏僻越好！但倘若真有大学生响应，不晓得当局能否恩准他的自由选择？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９日）

　　作者:黄泰

　　时评作者似乎对于大学生报考公务员这件事“耿耿于怀”，屡次写出批评文章，对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之事嗤之以鼻，认为大部分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是种不正常的现象。有人指出，大学生公务员崇拜是社会之痛。更有媒体指出，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又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属于很严重的盲目崇拜。让我很难理解的是，追求稳定的工作，到福利好的单位上班，怎么就变成了盲目崇拜呢？

　　一个人，他的最初理想是什么？不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能够幸福吗？而现在的情况是，幸福的前提就是有一份好工作。到国家机关去当公务员，这有什么不妥？难道说这也意味着盲目崇拜？认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一个人还是孩童的时候，家长就将希望给予自己的孩子，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考上大学，有一份好的工作，这样的想法合情合理，符合实际。什么样的标准可以称为“好工作”？在现行的标准上看，公务员就是一份不错的好工作，工资高、福利高，稳定而踏实，而我们中國人的性格，恰恰就是适合做这样一份工作。有条件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无可非议，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图一份好工作吗？读大书，当大官，这是我们国人的传统意识，至今没有改变。上大学就是为了争取好工作，这是进步的表现。早年曾有人提倡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书不如去做买卖，后来被人批评此举属目光短浅的行为，认为读书是天经地义的大事情。现在书读的已经差不多了，开始像古人那样考取功名，报考公务员，结果还是要被人骂，真不知这读书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怎么做才算对？

　　那么多人报考公务员其实是件好事情。而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为争取一份好工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还要与很多人竞争。比如广东省，九成以上的本科大学生毕业之后首选工作就是公务员，尽管竞争激烈，甚至很残酷，但是胜出者往往是较为优秀的人才，这就如同高考，考进大学的始终是学习好的学生，优胜劣汰有什么不好。况且公务员作为特殊的岗位，需要的就是人才、精英，能够在众多“准人才”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何乐而不为。

　　从众多批评者的声音中我可以感觉到，所有人都在探讨完善的人格问题。大学生一心只想网上走，却不知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让他们做。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今年刚好大学毕业，她是师范类大学出来的，现在进入了找工作的阶段，她告诉我说，希望自己可以找一份教师或者是编辑的工作。我说这方面竞争太激烈了，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方面的。她回答我说，因为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只想找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对于她的“执着”我并不认同，但是我却能很理解她。大学生找工作并不难，去卖场卖货当服务员之类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很少有人甘心这样做，尤其是对象牙塔内的大学生来说。这样就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座独木桥，可能能够顺利的从这座独木桥上走过去，但桥下面的水面上却飘着更多的人，他们依然在挣扎，这就是一种现实。有人认为，大学生这种坚持只够独木桥的心态不是健全人格的体现，可是作为对已经在大学内“浸泡”四年的毕业生们来说，什么又是健全的人格呢？

　　学生考上满意的学校，家长和学生自己都很欣慰，认为未来会很美好。毕业之后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自然就要去追逐，而整个过程是艰辛的。对于大学生普遍热衷报考公务员，我非常能够理解并支持，当然能否考上，能否在众多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另外的事情。再说，即使没有考上公务员也可以选择其他行业的工作，也未常不可。相信大学生不都是死脑筋，明知此路不通，自然也会水调船头。

　　如果你是一名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要让你选择工作，你是否也会首选公务员？现在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有一份非常普通，不需要什么学历都可以做去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相信答案不用我说，读者心中也都有数。谁不想往上爬，谁又不想往上走？将心比心，面对好工作谁曾不动心？朝前看，向前走，这才是最真实的。客观地评价，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值得肯定。

　　作者:王人龙

　　如今，大学毕业生已经失去了往日“天之骄子”的光环，就业普遍感受到“难”的现状。据法制日报席锋宇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报道《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大学生找工作曾经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可是如今这种优越感消失了，面对找工作，许多大学生感慨：怎一个‘难’字了得！”

　　该报道说，“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现在存在三对矛盾——有岗无人和有人无岗、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高级‘蓝领’奇缺和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偏低。”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教授卢强对当前的就业情况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大量岗位缺人干，众多毕业生没事干，直接反映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制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就业大众化趋势的严重不适应。“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１５% 至５０% 是大众化阶段，我国现在只有１７% ，刚刚从精英化转到大众化的初级阶段。在这一转变时期，大学生就业观念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中國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委员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带来就业的大众化，在这方面，学生，甚至学校、教师的观念都还很滞后。尽管许多讨论集中在大学扩招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平衡上，但以大学毕业生仅占我国劳动力５% 比例，及经济增长对未来高素质劳动需求看，培养更多的大学生是符合社会长期发展要求的。问题是就短期看，大学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供需不平衡”，在深层次上集中反映了我们高速发展中的两个不平衡。“

　　另有人将大学生就业难归咎为“七大成因”：结构性矛盾，供求错位、知识陈旧，转化率低、准备不足，生涯模糊、依赖性强，创造力弱、理念滞后，能力危机、选人用人，缺少标准、市场配置，手段粗放等。（参阅：孟庆伟：《透视大学生就业难七大成因》）

　　诚然，上述的原因都有其客观事实的根据，只是笔者认为，这些原因的总和加在一起还是不够完整，而且是表面性质的。因为人才的供需倘若是置于纯粹的市场调节之下运作，依照经济学的规律，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杠杆调节作用，这种调节是灵敏快速的，人才滞销不会持续太久，“供需不平衡”会较快趋近平衡状态。譬如，某个毕业生就算“精英情结”过浓，在人才市场上报价偏高而未能如愿将自己推销出去，那么会自动调整自己的身价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这个过程要不了多久，然而如今市场失业率的情况看来并非如此的，所以，人才由于报价偏高而导致失业的，不可能成为太重要的原因。

　　从社会宏观上说，处于市场经济的总体结构似乎理应对于人才的需求有着相当的人数比率。正如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指出的，“尽管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呼声很高，还是认为，就人才供求关系总量和基本格局而言，中國的高校毕业生远没有达到‘饱和’、‘过剩’的程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高校毕业生仍然是短缺和不足的，大学生是财富而不是‘包袱’。”（转引自中國教育报记者翟帆、周飞的报道：《大学生就业难，“坏事”里头有好事》）

　　“朱永新的这种判断基于这样一组数据：在我国２５岁至６４岁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只有５. ２% ，而ＯＥＣＤ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２４% ，美国为３９% ，日本为３３%.２０００年，我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３. ０５年，总体为大专一年级的水平，这一状态与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极不适应，也使我国在科技竞争力方面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

　　那么，为何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会如此沮丧而大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呢？

　　问题就在于我们这里还未进步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现今推行的模式只能算是“准”市场经济。这其中的根源，深究下去，正是国粹的人际“关系”在起着作用。然而，人们的目光似乎忽略了“关系”因素的参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们不敢真视现实，没有勇气去探索、说出关于“关系”的事实真相。

　　国人判断就业前景的依据，只是照搬西式经济学中科学的方法。而严格的经济学规律运行，需依赖于科学的理性，以及与个性自由、民主和法制等人文价值理性相匹配，而这些精神要素恰与中國的传统制度及国民习性不相吻合。

　　纯粹运用经济模式去解释就业率的情况，其前提之一，是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经济人”假释，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虚构，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将经济范畴进行人格化而已，若套用于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则行为价值的实际趋向有着较大的偏离。因为人是最高等级的情感动物，即使在西方，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情和人文价值的基础，在本土，更因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个性自由和獨立、以及科学主义的理性精神，而是处于宗法人伦的传统氛围里，积习深厚，国人的经济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着太多的人情色彩，从而使得经济行为的价值趋向明显发生偏离扭曲，这也是本土的市场经济难以获得全面展开的文化原因。因此，就业与否的根源，也可以说是深层的问题，还得于我们社会的宗法人伦所达成的“人际关系”成因之中去寻找。

　　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杨适认为：“农民、手工业者，乃至其他人民，在中國古代和中古，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以家族为本位，来从事体脑力劳动和其他活动过活的。”他又论述道：“每个家族，即使那些因事变衰落和被打散了的小家庭，都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宗法王朝，……”。“这种使得中國传统民间习俗和种种文化，无一不具有宗法人伦的特点和色彩。”（参阅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９~ ６０页）

　　当然，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國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开放改革中的社会结构在物质形态和经济制度层面上已有所变革，然而作为数千年来的人伦文化传统积淀于国人们心理之中的定势，还是较为稳固地占据着常态的位置。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人们的“群体下意识”有着共时性的稳定机制，它是人们先天的理智结构。国人（可以更广泛地说，是华人人种）集体无意识中先验的宗法人伦习俗使得即使在现代性企事业单位里的各种行为活动场合，同样可以熠熠生辉地参与进功利性行为之中，融合实效事务于一体。Ｍ·舍勒的行为学理论指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所以，就难怪，在西方的企业里，华人打工多的是搞技术类工种的，但极少有着“搞关系”天赋和秉性的华人能应聘去从事人事管理工作，或者是胜任ＣＥＯ职位的。

　　在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学家眼里，社会进步和现代性也应同步地从人的“精神状态”上去理解。想象一个国家如何引进移植一座完整的现代化工厂，相对来说并不困难。但是极难想象出怎样能移植与这些现代化机构相联系的心理态度、价值观、人与人相处的关系形式。有鉴于此，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了，人的现代化具有在先的意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无论一个国家引进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假如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徒有虚名。”（参阅：《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 ２１页。）

　　由此作为审视而得知，凡是当今国人的经济或其他社会活动，都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着宗法人伦的伦理精神，具体地展开就现实化为社群人际“关系”的形式，特别是在官营的传统体制内的场合，关系特性就特别明显。当然，在外方投资的企业里情况大不相同，一般外方会要求用上外方的人事管理模式，但从经营成本上考虑，各个级别的管理岗位上，通常会聘用上中方的员工，这样，在对于人事的管理执行过程之中，国人就会在中國式内在情感结构的支配下去理解和操作西式管理，从而打上了中國特式的宗法人伦烙印，在现实工作中可以美其名曰：“协调”、“团队”、“公关”、“渠道”等等，但是中式做法的另一特色还在于，这些美妙的名称绝不简单地按照字面去理解功利性事务，不管怎么说，实际工作展开的却与西式的有所偏差。因此，总之，国人在实际工作的操作之中多多少少得与“做关系”的形式相关联，不管在本土的何处工作，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众所周知，一个人才在市场中推销掉自己与否，是由其主体的综合素质（即，一个系统的总体）决定的。由上段的推论可以得知，个人的就业素质之中，还得加上既成社会“关系”的事实，以及往后“搞关系”（发展、推广关系）的本领，使得可以在关系社会中顺利展开工作，“关系”是作为人才评估分数的一个重要子项参与其中，这样才是全面的综合，方成为完整的系统。

　　因此从微观个体上说，一个大学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的，可能与该失业者的学识和业务水平不够高有关，但极可能多少有着在“关系”和“门道”上较“软”的因素参与其中，要么或者说，处理“关系”的本领还不够过硬。假如真的如此，即使就业了，也不会是理想的工种岗位，要么工作不会持久！

　　同样地，一个宏观社会（客体）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也是由诸多因数综合决定的。因为社会更是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之中，国人情愫依依的宗法人伦必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子项因素，与其他子项因素相融互渗，综合参与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正由于有着宗法人伦的强烈参与，使得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构之中，必定对于人才要素的纯业务本领的要求降低若干了百分比率。因为关系之学，是作为低贱德性的私利之术，采用的必定是以低级趣味的手段，编织“关系网”就是以那种追求形而下的特殊性的人缘主义的自私自利，讲究不见文字的“潜规则”，强调等差结构的“五伦”，而排斥掉普遍主义的高尚、正义的社会共同体所需的公共道德——“关系”价值的趋向是与进步、发展、完善等目标价值南辕北辙的。

　　在Ｍ·舍勒的价值类型学图式中，价值高低排列的规则，是以价值的持久度，正义与非正义，真理、精神含量以及是否有神圣性等的纯粹性质而论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宗法人伦特质的“关系”类型的价值必定是位置排列低贱，而舍勒的价值伦理学要求人们的意向领域之“善”应是与更高的（最高的）价值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应是相反。

　　因此可以说，“搞关系”的价值指向不是针对社会共同体的，它必定危害成为国民内耗。在宗法人伦的大背景前提下，尽管从某个局部区域的短时间尺度内考察，“关系之术”也许会得到私利的好处，即事业获得“成功”，譬如，名噪一时的横店、华西村、南街村之类传统农民经济模式的成功，无情地嘲弄了市场经济所必然依据的自由、民主、法制和个人獨立、尊严等理念的现代性要素。问题是在非市场化的“关系”经济模式中的“关系术”成功，无法作范式推广，就是由于特殊性的人缘主义的自私自利，具有排他性质。既然广泛的内耗形式的“关系”内存于一切行为之中，必然扭曲市场经济的价值行为，势必降低了就业率，就正如电脑感染上了寄居的病毒那样，会使得电脑内存的容量降低了若干百分比，乃相似的道理。所以，除了“关系”之外的其他子项的参数条件，一旦变得苛刻起来，如近年来高校实行扩招，到了现今大学毕业生猛增了许多，就业前景就大为不妙了。

　　“关系”形式的泛滥反而促成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特性，在这种社会惰性之中，使得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有所迟滞。具体来说，在企事业单位中的一些年长员工，即使业务技能低下，知识老化，思维僵化，体力不支，也并不会很快退下岗位或被置换掉。因为，既然有关系形式的人情主义存在，使得国人的处理事务时候，会综合考虑工作成员“关系”的密切程度，使之区分为，“圈里”的人和“圈外”人，对“圈里”人，多讲人情少讲功利，反之亦然，于是纯功利性目标的成就打上些折扣。

　　国人的活动既然处于人伦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人际纠纷处理的传统方法必定是以人治的形式取代了法治的裁决（总体上）。费孝通论述过：“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乡土中國》）”。所以不仅是打工者，连私营企业主也感到法制的不健全、不可靠，而其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取而代之的是依赖着“人情网络”的维系，即“关系”的庇护。因此老板聘用员工，特别是在需要有忠诚德性素质的岗位上，理所当然地优先考虑录用自己的至爱亲朋，靠着亲缘关系的紧密凝聚力来达成目的，而绝不是招聘业务素质好的“外来”人员，靠着法制化的合同条款来保障，要不然则是危险的举措，譬如聘用了“外人”来做销售业务，工作时间长久了，“外人”就会翅膀羽毛丰润起来，就会“翘尾巴”，自己獨立起来，然后将原先雇主的一部分业务“挖”掉，这种例子多的是，不枚胜举。

　　新毕业的学生即使不选择就业，而是自己去创业谋生，那么同样遭遇到的是营建“关系网”的困境。因为中國社会特色的人伦决定了，凡是从事一切社会性活动，均是在人伦环境之中展开的，当然在准市场经济发展得较好的沿海大城市里，“关系”因素淡薄些。但是不管怎样，创业项目所需求的条件中，假如缺少了“关系”因子，则成功几率或者说赢利就会减少若干百分比，于是就得在“社会大学”里学习“关系学”，亦即“接受再教育”，而这又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由此构成了内耗。

　　深入言之，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志向于成为白领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不单单是为了挣钱谋生，而且还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使自我发展成为有社会成就，从而提升社会地位，然而工作环境笼罩在社会宗法人伦的状况之下，即使充分就业了，其工作的成就也会打上折扣。因为人伦之意就是关系的形式，到了工作单位里，就是学会中國特色的“做人”。由于人格模式的差异，为此，进入中式体系之中的工作环境，得务须放弃自己在学校中学得的西式的人文理想，以使扭曲知识分子的气质、骨气以及内心良知，学会做起事情来惟领导者马首是瞻，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明显，现今余风尤存，而如此作为势必降低人才的业务素质。所以，从前尽管就业率高些，但是人才事业的成就率也就更低些——作为宗法人伦的“关系”形式水平的“域值”来量度，大体还是同构对应相称的。

　　如今，人才市场出现的“供需两欠”情景，该促使国人推动改革开放向着深度和广度的进发了。

　　２００６/ １/ ８

　　个人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这些年，中國大学收费节节攀升，居高不下，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高校收费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学生及家庭，也关乎高校的社会形象与国家的形象，更关系到社会和諧、科学发展和民族振兴，是中國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尽快加以解决。

　　中國大学收费的演变

　　从新中國成立到１９８８年的数十年中，中國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免费的午餐”。这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社會主義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直到１９８９年，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其实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地只收２００元，但却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１９９４年以前，高校对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在此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

　　１９９６年中國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了２０００元，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１９９７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３０００元左右。但２０００年的收费标准猛涨，普遍在１９９９年的基础上提高了１５％左右，有些地区高达２０％，学费涨过４０００元，当时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教育部门发出的通知规定：“从２０００年９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２０%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４２００元，重点院校为５０００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４６００元，重点院校为５５００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５０００元，重点院校为６０００元”。

　　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１９９５年８００元左右上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５０００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６０００元左右；住宿费从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０元左右，上涨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