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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兴衰,偶然与必然——甲申再读之一

星期日, 06月 8th, 2008

  甲申,一个在中國农历纪年中频频出现的词汇,由于1644年中國政治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而有了特别的内涵。

  那一年,中國古老的土地上风起云涌,群雄逐鹿。对最高权力垂涎三尺的野心家们,盯着紫禁城中的那把龙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神州大地处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可歌、可泣、可叹、可笑的活剧,一幕接着一幕。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之辈,急匆匆来,急匆匆去,在历史的夜幕上一闪而过,像流星,像闪电,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和遐思。他们都是凡人,但他们都自称天之骄子,身负天命。他们要别人服从自己,但他们从来不愿服从别人。他们都是捕蝉高手,但谁都没有逃脱被黄雀吃掉的命运。甲申年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又不复杂。说简单是因为明朝在那一年灭亡,满清在那一年建立,仅此而已;说不简单,是因为崇祯吊死之时,鹿死谁手并不明了。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人口上亿的汉族政权会被几十万满清人夺取。说复杂是因为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等人,本是同一个角斗场上的选手,可是在《二十五史》中的名分却天壤有别。以致使得为他们作传的人绞尽了脑汁;说不复杂是因为“成王败寇”的游戏,在中國历史上已经演义了几千年,甲申的演出并没有多少新意。这简单与复杂的交织,使甲申成了一本厚重的书,成了一面反光的镜,成了一个难醒的梦,成了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甲申,演示了朱明王朝的归宿,再现了蒙元盛衰的历程,也预设了满清兴亡的轨迹。甲申是值得一读的。

  元朝,这个由成吉思汗家族创建的朝代,是中國历史中的一个异数。它是中國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阶段。翻看蒙古历史,元朝的建立竟是蒙古人引以自豪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在这里进行了奇妙而滑稽的对接。毛澤東曾经对成吉思汗有过评价:只识弯弓射大雕。此评大失公允,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孤芳自赏之意。其实,成吉思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蒙古帝国,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以少胜多,所向披靡。他的势力范围,东至朝鲜、海参威,西至东欧,南至印度印度半岛、两河流域和北非,北至贝加尔湖。疆域之大,世界上绝无仅有。成吉思汗为他的儿孙击败众多对手、取得中國的统治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成吉思汗不算英雄,谁算英雄?

  成吉思汗幼年,苦大仇深,饱尝艰难险阻。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争生存,雪仇恨,图富贵。时势造英雄,十三世纪的亚欧格局和各国王室的腐败无能,给了他展示雄才大略的机会和舞台。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祖孙三代,将他们的勇武、机智、奸诈和谋略发挥到了极致,经七十余年的杀伐征战,大蒙古帝国像一轮旭日从东方磅薄而出,冉冉升起。谱写了世界历史一个新的篇章。

  英雄不是完人,更不一定就是好人、神人。许多所谓的英雄,是人类的灾星,历史的罪人。没有必要见神就拜,见英雄就起敬。成吉思汗式的英雄,多一个不如少一个。英雄“功业”的背后,是社会的大破坏,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无数鲜活生命的终结。成吉思汗死得蹊跷,死得诡异。死因是什么,他的儿孙们讳莫如深,至今众说纷纭。从情理上推断,成吉思汗死得并不正常,并不光彩。掩盖真相,为尊者讳,是统治者惯用的伎俩。蒙古民族不因为有了成吉思汗而伟大,也不因为失去成吉思汗而渺小。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民族无伟大与渺小之别。

  武力征服是野蛮的,但它是强者的特权。特权是野蛮的通行证,野蛮是特权的宣言书。野蛮与特权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相辅而相成,相得而益彰。忽必烈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中华大地。他没有成为大蒙古帝国的汗,却成了中國元朝的皇帝。是他的野心不够大?是他对中华大地情有独钟?是他别无选择?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早就想成为一个统治者,他不顾一切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他抗衡的对手一个个被他消灭。终于掌握了号令天下的武力,取得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不必感谢什么人,相反,人们应该感谢他。不是感谢他给了自己封赏,就是感谢他没有把自己杀掉。庶民们面对他只能山呼万岁,俯首称臣。当然,也可以有别的选择:自杀或被杀。陆秀夫选择了自杀,背着八岁的南宋皇帝跳进了汹涌的大海。他用生命换取的是气节?是尊严?是愚忠?是信念?还是别的什么?后人尽可以评说。

  初创的元朝,是强大的。强大到没有对手。强大到可以横行世界,为所欲为。在广袤的亚欧土地上,專制、武力、征服欲,协奏着野蛮和血腥的交响曲。

  帝王專制制度,是御用文人和权力崇拜者,根据帝王的需要和爱好,专门为帝王设计的,很合帝王们的胃口。当然也合忽必烈的口味。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便沿袭中國由来已久的帝王專制制度。忽必烈是蒙古人,他没有忘记蒙古弟兄对他的帮助,对他们大加封赏,让他们成为贵族。他也没有把蒙古人的传统全部抛弃,蒙古人“忽里台”(议事会)制度,仍然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但它原有的推举国家领导人、讨论和决定军国大事的功能被皇帝的圣旨取代,一切由皇帝说了算。此时的英国,《大宪章》已经诞生了半个世纪,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方兴未艾。

  维护專制统治,消灭异己、任人唯亲、实行等级制度和灌输奴才意识,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必然的选择。蒙元,人分四等,蒙古人是当然的上等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而下之。皇帝可以任意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他喜欢的人,汉人不得抗拒。蒙古人杀死汉人,处以少量的罚款,汉人杀死蒙古人,处死。此策未必让你心服,但你必须口服。刀把子说了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汉人说的,蒙古人不信这一套。马背上的蒙古人治理书斋里的汉人,天并没有塌下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真理,统治者认可的就是真理。这是刀把子的逻辑,刀把子说话的年代,刀把子的逻辑才叫逻辑。

  于是,贵族应运而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贵族享有特权。特权在專制制度下畅通无阻,受“法律”保护。特权只在比它更大的特权面前低头。特权拥有者凭借已有的特权,可以给自己设置更多的特权。特权自身不断地复制、克隆、增生、膨胀,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狭缝。于是,权力成了人的膜拜对象,人成了权力疫使的奴隶;于是,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成了“理论”。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终身践行而不疲;于是,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苛捐杂税、草菅人命、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现象公行,成了规则。獨裁者也搞反腐倡廉,忽必烈死后不久,成宗曾一次性查处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余人,但贪腐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收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元朝后期,已经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特权是腐败滋生的最佳土壤。專制提供了腐败滋生的最佳气候。身处这样的政治环境,要想不腐败,难矣。

  特权给特权拥有者带来了说不完的好处,也给特权拥有者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極權让统治者成了孤家寡人,專制时刻在制造敌人,等级制造就了特权阶层,剥削和压迫孵化着抗争。特权拥有者对特权的自恋与迷信,既使得自身的人员素质日益低下,又不断制造着对自己的憎恶与仇恨。元朝用屠殺鎮壓汉人的反抗,但终元一朝,汉人对蒙古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元朝败亡后,居住在中國的蒙古人,几乎全被汉人杀死。仇恨的播种者自食了仇恨的硕果。

  统治者深知武力的重要,深知众志成城的威力。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汉人不准习武、不准制造和私藏兵器,不准集会,不准串联,不准夜间外出。一句话,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如是说。忽必烈不说,只做。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对獨裁者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外族。獨裁权力的无比诱惑性和不可分享性,使许多人觊觎。近水楼台先得月,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野心家常常成了獨裁者身边的老虎。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1307年成宗死后的二十五年之间,元朝走马灯似的先后有过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顺帝八个皇帝,皇位的更替,几乎都是在阴谋和残杀中进行。而被列为“最危险的敌人”的汉人,没有一个在其中发生过作用。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曾经有过不凡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因为他们当年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他们必须团结,必须奋战,必须付出牺牲。当共同的利害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当蒙古战士转变成了蒙古贵族以后,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和跃马横戈的战斗力就成了昨日黄花。全副武装、受到正规训练的蒙元武装部队,在没有武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军面前,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几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蒙元帝国以武力而兴,因武力而亡,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是历史在嘲笑武力,还是武力在嘲笑历史?

  蒙元帝国的败亡,不是因为他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而是因为他树立了百倍于自己的敌人,是因为自己沦落到了被征服的地步。就在元朝统治者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时候,一些种田的、打猎的、捕鱼的、卖布的、撑船的、做工的、当和尚的、做道士的贫民,突然成了领袖人物,纷纷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反元武装遍及全国。名列史册的就有:方国珍、徐寿辉、布王三、孟海马、芝麻李、郭子兴、张士诚、刘福通、陈友谅等等。而一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那时节,朱元璋不过是郭子兴的一个部下而已。这些领袖人物,没有一个出身于书香世家,也没有一个是官宦子弟,他们是统治者视之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然而,就是这些底层贱民,把蒙元帝国送进了坟墓。

  蒙元帝国的败亡,再次演绎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野蛮的蒙元没有被中华的文明征服,甚至没有被中华的文明打垮。打垮它的还是武力。是中华的文明不算“较高的文明”,还是馬克思忽略了蒙元兴衰这个事实?

  蒙元的兴起,包含着众多的偶然因素,而它的衰亡,却是必然的。

  2008/05/15

  作者电子邮箱:zolotang(at)yahoo.com.cn

  作者:汤守道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星期一, 11月 12th, 2007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獨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國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國的时候,中國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獨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黨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黨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國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的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作者:郭沫若

漫谈中国蒙元史

星期五, 07月 15th, 2005

  世界上只有在中國,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國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國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國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國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國生态问题出路。[ 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殺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國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殺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 注3] ,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 阿- 阿特尔( IbnAl- Athir) 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 注5] 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殺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殺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 注6] 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殺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殺博物馆。而在中國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階級的诅咒”“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把中建设成空前繁荣描写别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 当然远远不是全部) 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 “解放后中國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國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國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國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國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國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殺、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國屠殺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殺和种族灭绝。在中國的屠殺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國北方金境内(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 屠殺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注7] ,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 估计这是直接屠殺) ,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國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國北方90% 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殺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殺作了估计[ 注8] ,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殺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殺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 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 15。

  中國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國,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國屠殺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 注9] 。蒙古帝国在中國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至少是) 1985年版。

  然而在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中國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 注10] 。难道在半个中國人口被屠殺了90% 对中國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國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國除了屠殺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國关东,不讲他们屠殺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國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國促进了中國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國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殺造成的是中國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國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國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國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國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國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殺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國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殺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 12] 。也就是说中國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殺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國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 部分)学者被中國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國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 13] 中國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 中國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 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國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殺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階級的偏见[ 1] 。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 14] 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國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國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國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國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國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殺、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國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國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殺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殺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國南方( 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 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國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國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國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國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國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階級腐朽落后,階級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國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國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殺、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殺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 不仅中國) ,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 尤其是俄国学者) 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殺。这种屠殺,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殺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國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殺、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國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殺、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國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國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 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 。但是,现代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國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國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國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國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 14] 。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 15] 。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 16] 。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國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國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 主要是马) 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國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國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國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殺,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 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 。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 成为汉族以后) ,才对中國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國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國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中國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國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國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殺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國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國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國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國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 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國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國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國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殺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殺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鎮壓。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殺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國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國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國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國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國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國,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國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國后,由於不断的屠殺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國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國,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國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殺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國后,疯狂掠夺中國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國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國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國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國,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殺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殺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殺多少中國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國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國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國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國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國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國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國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獨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國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國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殺欺压中國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國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殺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國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國民众?

  中國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國个少数民族对中國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其他中國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國人民,不断地向中國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國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殺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殺中國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國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國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國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 [注18] 。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 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费了25年时间,综合了中國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國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接导致在阿拉伯地区的蒙古军队停止了野蛮的屠殺和掠夺。保护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状态。

  蒙元时代不是中國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國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殺、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殺来比喻。而中國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身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國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中國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國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國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國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比如国民黨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國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黨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國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样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见注1] ,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回教历史家诅咒”,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階級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國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 注22] 。这是在误导公众认为否定蒙古帝国的观点都是因为种族血统主义而不是屠殺掠夺罪行。事实上,这些蒙元学家因为蒙古帝国不是汉民族,所以才一定要歌颂他们的罪行,好像具有非汉族血统就高人一等,就有屠殺汉族人民的权力,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因为血统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者。

  韩儒林还说过:“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國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 原文见注1] 。那么他证实蒙元时代不是人间地狱的根据是什么呢,竟然是元代在蒙古地区和汉人地区都存在极大贫富差距。他说:“例如有人受用”负极江南,富称塞北“两句话来描写元代的社会,难道”每一年有收二三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户佃户“的江南大地主也是”穷“列”极“点7霞儿卖女的蒙古人,也是”富“得堪”称“么? ”。在他眼里,汉人都是应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某个汉人地主没有这样,就算是蒙古帝国统治者开恩了。连蒙古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都被这位蒙元学权威说成民族平等,作为禁止批判蒙古帝国罪行的根据。实际上,蒙古帝国统治者和这位蒙元史专家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部下的奴隶都是在其他民族地区掠夺来的平民。蒙古统治者对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残酷压迫,还用法律规定强奸他们的妻子受到保护。这种历史上罕见的压迫,竟然在这位蒙元学权威眼里成了汉人蒙古人同等对待的证据。

  在中國“四人邦”倒台后,这些历史学家又立刻宣布“四人帮”是“大汉族主义者” [注19] 。他们找到“四人帮”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 比如匈奴对汉族人民破坏这样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 ,牵强附会地说“四人帮”“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黨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他们给四人帮捏造的罪名,恰恰是和他们所持的不同学术意见。这样任何揭露他们谎言的人,都有被当成“四人帮”的死黨的风险,在当时意味着面临劳动改造的后果。这些蒙元专家的做法既不是真的痛恨四人帮罪行,也不是关心少数民族不受迫害。他们要做的不过是用政治暴力受到压制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國的蒙元史专家还把对蒙古屠殺持否定态度的人和苏修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用所谓“苏修版图集团的御用史学家,为了替新沙皇侵占我国领土和发话制造舆论,大肆贬低和丑化元朝历史,拼命宣扬战争的残暴和恐怖”作为理由[ 注20] ,把揭露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推到苏修集团的立场中去。使得反对者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这些蒙元专家用政治手段威胁不同意见的做法,他们用暴力消灭了学术讨论的空间。使得他们编造的谎言成为唯一可以让公众接触的信息。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用政治手段威胁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是中國“元史纲要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也是中國蒙元史的权威。他们用政治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不仅使得中國民众完全失去了从教课书上了解代历史真相的,也使得中國的历史学家不能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研究历史真相和发表不同意见,因为这面临这手段严重的政治迫害风险。中國历史学家即使有勇气关于蒙元罪行的描述,不能发表在主流刊物上,而且在揭露事实的同时毫无根据地说几句“元代统一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话,以免早点学术压制。比如最近一篇研究元代妇女悲惨境界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 注20]

  中國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國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殺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國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國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國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國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殺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 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國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 尤其是非汉族) 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殺、欺压中國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甚至屠殺中國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國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國。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國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 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 表明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國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國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國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國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殺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國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殺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國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國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國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國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殺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國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國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國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國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國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國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國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國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國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國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國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國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馬克思的任何著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他们的确引用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馬克思主义者”,这在中國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他们利於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國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國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獨、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國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 1] 韩儒林《论成吉思汗》见《成吉思汗研究文集1949- 1990》和《历史研究》:1962- 3月第1期

  [ 2] 徐超《浙江大学》《游牧文明与中國北方的生态》

  [ 3] Ata- MalikJuvaini, etal《GenghisKhan: TheHistoryoftheWorld- Conquero》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 June19, 1997)

  [ 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 译项英杰/ 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5] Ibnal- athir原著译自EdwardG. Browne,ALiteraryHistoryofPersia, (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02),Vol.II, pp. 427- 431.

  [ 6] Sauders <J. J. 《HistoryoftheMongolConquest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01

  [ 7] 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國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

  [ 8] 愚人《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2003,文章尚未在印刷媒体发表,但是按照学术论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证的原始资料。

  [ 9] 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以掩饰蒙古屠殺和掠夺的罪行。今天在中國古籍中有关蒙古屠殺的资料大多数都残留散落在非官方编纂的史书中。下面是笔者收集的部分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记录。

  《静修文集》卷一七《孙善墓志》。“河朔大乱几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 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乙集贞佑元年即,崇庆三年至宁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北墟矣。

  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1231AD)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1266AD),宋军陷大梁平山寨( 今重庆梁平) ,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

  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殺。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 10] 江晓原《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3年第6期)

  [ 11] 牟复礼( 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 《剑桥中國史——辽西夏金元史( 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 》第9章费正清主编,由于本书几乎没有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描写( 这种记录在国外有关的历史书籍中广泛地存在) ,而且故意对中國人口下降50% 事实迷惑不解,笔者怀疑,《剑桥中國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无意地参与了对待中國公众的欺骗行为。本文中关于扭曲蒙元历史的描述在书中同样存在,不过荒谬程度低于中國蒙元史专家,也没有用政治威胁的手段对待不同学术观点。

  [ 12] 周良宵:《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13]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國历史》《中國大历史》两书中有关蒙元部分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歪曲,颠倒了黑白,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鉴于黄本人并非蒙元史专家,笔者怀疑他是受到费正清学派和中國蒙元史专家的误导。

  [ 14] 事见《蒙古秘史》第二章载,铁木真为了抢一条鱼,杀死了他的弟弟。类似事例在其他有关游牧民族记载中也经常见到。

  [ 15] 据《蒙古秘史》第二章载,铁木真的父亲死后,其母亲因为部落不分给他家弱小肉吃而与部落首领发生争吵,结果部落将其孤儿寡母丢弃而去。

  [ 16] 《元史本纪第一》铁木真祖先莫拿伦夫人看到幼儿挖草根充饥,就驱赶马车将小孩轧死,造成两个部落相互仇杀。死者众多。

  [ 17] 据《蒙古秘史》第四章,当蒙古部落和塔塔尔部落民仇杀之后,铁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车轮高度做对比,高于车轮的一律杀掉。女子分给部下强奸并作为性奴隶,死后还作为陪葬。这种类似类似于种族灭绝的习俗在其他民族关于蒙古军队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甚至把强奸后的妇女也给杀死。

  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和奴役其他民族作为奴隶的行为并非只限于蒙古帝国,这个习俗甚至延续到满清政权。满清政权曾大批掠夺汉族、朝鲜族百姓称为奴隶。并在多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扬州大屠殺和在准葛尔的种族灭绝。

  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亚欧各地也经常有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记录。希腊历史资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对希腊民族种族灭绝的记载。最近一次土耳其的种族灭绝行为发生在1914年在其领土上屠殺了140万亚美尼亚人。

  [ 18] 王钟翰主编《中國民族史》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 19] 树森、荣胜《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期1977年出版

  [ 20] 元史纲要编写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期1977年出版

  [ 21] 徐适瑞《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9卷第2期

  [ 22] 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1982年11月第一版

  原文标题:漫谈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如何巧妙地扭曲历史、及其严重危害

  作者:赵丰年

中国为什么失去外蒙

星期二, 06月 10th, 2003

  拒绝改良,丧失外蒙

  外蒙之脱离中國,前因后果,归结到一点:慈禧集团绞杀戊戌变法而引发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而使民族问题找到了极端的表达方式。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切中时弊、和平、理性的改良运动,虽然它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来得未免太晚(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國惨败已长达58年,其间多少次丧权辱国、民生涂炭的耻辱记录),但还是受到中國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残酷绞杀,浸灭于血泊之中,逼得热血青年、改革家无路可走,也无法再做什么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改良骤然演变成革命,以暴力推翻满清王朝,武昌起义是这一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历史选择,完全不同意有些学者对这场革命的批评,我也完全不同意那种在慈禧集团残酷扼杀百日维新之后,还认为中國应当搞君主立宪的主张。

  当武昌城头起义的枪声响彻全国,各省纷纷效法武汉而宣布獨立,外蒙古也在这风潮中宣布獨立,理由主要是两个:受压迫,保土保教。活佛在致中央驻库伦(即后来的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的通牒中说:“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代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相继獨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獨立,以期万全。”(后其均:《外蒙古“獨立”问题之探讨》,第26页,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初版)但当时的獨立风潮,内涵有所不同,内地各省是摆脱满清王朝,外蒙则是脱离中國。

  历史惩罚统治者的愚蠢真是无情。倘若戊戌变法没有被慈禧集团绞杀,那么变法就会使各种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实业商业诸方面也会得到发展,甚至科学技术、教育艺术也将有所创造,中國完全走上另一条道路。历史偏偏不是这样发展,而是一切矛盾变得尖锐不可调和,整个中國的一切智慧和力量,都集中到全力推翻满清王朝这一目标上,终于爆发革命,于是,大一统王朝开始解体。

  外蒙之决然摆脱中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俄国的鼓动,也与日俄之间三次密约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满清政府对外蒙实行的苛政,激起外蒙贵族和民众的强烈反抗。

  清代设外蒙官制,其中有“驻库伦办事大臣”一职,此职“尤为美缺,满员营谋者,非二十万金不能得。其入款之丰,年可五十万两,历任大臣无不贪婪。抚驭无方,蒙情日漓。加以活佛诛索无厌,蒙人不堪其扰,活佛亦觉不排去将军,无以饱其囊橐。杂二之心日滋不已。此时即无第三者之挑拨,形势已渐趋险恶,况有蓄志侵略之俄人在背后从中鼓动乎?果也宣统二年三多接篆库伦大臣,以举办新政,引起蒙人借题向外之意。又三多昏聩,办事失当,蒙人图谋獨立,倚俄为护符。几清室闻知,停办新政,而势已燎原,无可救药。”(高博彦编著:《蒙古与中國》,第92-93页)在朝廷文电接二连三催促下,外蒙设立了宪政筹备处等许多机构,“一切经费,悉令蒙人供给,蒙人不堪。”(同上书,第93页)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覆灭前夕实行立宪而在外蒙搞的这种新政,不仅没有得到人们拥护,反而由此激发了一场獨立运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帝国自康雍乾盛世之后,经嘉道咸同光宣数朝,已成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破烂茅庐,无力自保,实已沦为必受欺辱的弱国。

  弱国无外交。中國不断受到西方和日本欺辱,这也是人人可见的痛苦事实。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每个民族、每个人,都丧失尊严,饱受侮辱。这一事实不能不严重动摇人们在这个共同体里生活的信心,离心离德,并渴望选择一种新的国体模式,选择自己的未来。武昌起义恰好造成这样一个历史契机。外蒙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及其手下那些大喇麻们,抓住这个机会,宣布獨立,国号为大蒙古国,设立政教合一的政府体制。

  回归之愿

  这是外蒙第一次脱离中國而獨立,但局面并非不可挽回,倘若民国政府和随后的北洋军阀政府,能够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妥善对待和处理外蒙问题,事情完全有回旋余地,而且历史也果真出现绝好的转机。

  外蒙宣布獨立后,随之出现三种情况。其一,外蒙的两种主要势力——以喇麻代表的宗教势力(即所谓黄黨)和以王公代表的世俗势力(即所谓黑黨),产生严重分歧、矛盾。在满清统治下,外蒙王公享有优厚年俸,獨立后便断绝了这份年金;而且,王公的爵位由中國政府册封,爵位可以世袭,这也随獨立而成泡影;政权由活佛控制,可任意指派手下大喇麻担任各种要职,旧章悉破,各王公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对此极为不满。高博彦指出:“自獨立自治以还,活佛一言便同法律,捐税日增,诛求无厌。而王公袭爵,又不按照旧章,任由活佛左右之大喇麻随意指派,居今思昔,各王公咸觉归附中央,较多利益。”(《蒙古与中國》第129页)因此蒙古王公们是希望重归中國怀抱的。

  其二,外蒙獨立后,并没得到什么实际利益,也未真正獨立自主,它转而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和剥削,使外蒙人民对这种獨立也颇不满。那种感觉大约有点象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外蒙自獨立后,日受俄人之高压手段,渐次剥削,蒙人觉悟。”(同上,第128页)

  其三,沙俄对于外蒙,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无暇西顾。俄国卷入大战,精疲力竭;外蒙对俄国已生厌恶感,此时更增轻蔑心,于是滋生摆脱俄国控制的欲望。“欧战事起,俄国内乱,国几不国,加以卢布跌落,蒙人受重大之损失,厌恶与轻视之心,日益滋深。故外蒙取消自治之主因,实为俄势之失败,加以民国七年,俄旧黨部谢米诺夫包藏祸心,骚扰蒙边,益增蒙人反感。”(同上,第128页)在这种情势下,活佛召集全蒙王公会议,商议何去何从。他们决定撤销自治。

  历史竟出现这么难得的契机,使分裂的局面有希望挽救,但最终还是被北洋政府的愚顽所葬送。

  北洋第二次激走外蒙

  1919年6月,北京段琪瑞政府任命徐树铮为全权管理西北边疆事务特使,兼任西北边防司令。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务,徐氏是段琪瑞最亲信的人物,此要职自然不能给别人。

  徐树铮率四千军队抵达外蒙首府库仑,通过都护使陈毅,在蒙古活佛、王公之间反复游说,与他们拟定了撤治条款六十三项。外蒙已表示取消自治。

  此时若能趁此以宽仁态度对待蒙人,捐弃前嫌,实可重修旧好。然而,大驾光临的徐树铮却以大员身份,傲睨他人,不仅不尊重陈毅已将达成的条款,反而一反陈毅的怀柔政策和协商态度,不做相应的让步,自恃武力,一味用强,力主从速解决问题,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这种毫无弹性的强硬态度,使外蒙官员生抵触情绪。徐氏严词限令外蒙政府36小时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从这种处事态度看,徐氏显然既非外交家亦非政治家,只是一介武夫而已。

  外蒙喇麻与王公对此霸道态度虽然极为愤慨,但兵临城下又委实无奈。他们那一点兵力远非徐氏军队的对手,只好暂时屈服,于同年11月16日签字,撤销獨立自治。

  北京那边,对这一重大事情,也只采取以一纸空文搪塞的敷衍态度。

  历史若总是由一时的某种暴力或兵力上的暂时优势而决定,那么事情就未免太简单了,恰恰相反,炫耀武力,仰仗强权的人,最后总是兵败山倒,一塌糊涂。

  徐树铮大耍武夫威风,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喇麻,都衔恨于北京政权,只是暂时压住,等待机会再掀风波。

  徐树铮及其所属派系忙于内斗,别有他图,急返北京;他临行时还把陈毅软禁,将蒙事托付另一人;这样,外蒙复归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他们没有做任何辅助工作,而且,驻扎在库伦的军队首领之间关系不睦,旅长褚其祥和骑兵团长高在田彼此闹气。

  机会果然很快就来了。1920年,徐树铮受到抨击,直系将士发表檄文,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其中第二条罪状就是谴责他对外蒙采取的错误政策:“乘俄人内乱之际,冒陈毅垂成之功,勾结东人,取消蒙古自治。滥邀一时之名,隐伏无穷之患。”(《直军全体将士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檄》,1920年6月,见《直皖战争》第84页,中國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同月,直系发表为驱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边防军西北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徐氏“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同上,第87页)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他免职,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此时中國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中原内乱和上层争夺,也必然使边防军队人心涣散。

  此时,外蒙活佛与喇麻、王公,抓住机会,再次策划獨立问题。他们同时向俄国红军和白军双方要求支持,请求他们帮助外蒙把中國驻蒙军队赶出外蒙。

  外蒙之所以如此不择手段地寻求帮助,再求獨立,究其原因,还在于对中國政府那种霸道做法深深衔恨、大失所望。此外,中國的政争、内斗乃至战争(直奉战争),徐树铮的逃匿,驻扎外蒙兵力的薄弱(不足以抗击俄国巴龙恩琴白匪势力),驻兵首领内部的不睦,以及当时风行世界的民族自决学说,都对外蒙再次獨立有着重要作用。

  此时,北京政府在徐氏下台后,重新启用态度温和、办事扎实、与蒙人有私谊的陈毅,也无济于事了。

  坐视俄国人蹂躏外蒙不管

  此后的外蒙,并未得到自由。它先后落入两股俄国势力之手。

  白匪军1921年2月攻陷库仑,成立外蒙政府,仍尊活佛为君主,于同年3月21日第二次宣布獨立。外蒙人民大遭其罪:“所有房屋人头等税,一律恢复,且更加重。对于逃而复回之华商监视极严,非仅不许移徙,且禁其与内地通信,……恩琴所部一切需用之品,尽责令蒙人供给,稍或迟缓,轻则加以非刑,重则立予处死,完全一种流寇行为。”(《蒙古与中國》第139页)此时的外蒙王公不堪其虐,请求北京救援,中國舆论亦为之大呼。北洋政府先是无动于衷,继而勉强派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以敷衍了事。东北军阀张作霖心中自有小算盘,其志本在中原,岂肯将大军开到外蒙?他只派张景惠等部开到察哈尔热河,便按兵不动,任凭俄人在外蒙驰逐争夺,只作壁上观。

  中國第二次能有所为而不为,置外蒙人民之所求而不闻,眼睁睁地听任别国力量蹂躏外蒙。此次丧失外蒙,显然是北洋军阀之误国。对于这段历史,马鹤天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记述作者1926-1927年间在蒙古所见)有记载说,当时外蒙一切政权,由巴龙恩琴操纵主持,俨然太上皇帝。蒙人不堪,复请中央援救。赤俄亦声言,中國如不出兵,彼当进兵代驱白黨。北京政府置若罔闻。俄国红黨,乃指导蒙古国民黨,召集军队,在恰克图设立蒙古临时政府,与库伦相对立,并派红军与蒙军进攻外蒙……。这些记载都显示,由于北京政府軟弱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对蒙人的请求和苏俄的“声言”“置若罔闻”,便意味着主动放弃自己的主权和领土。

  1921年7月苏俄红军与蒙军攻克库仑,消灭白匪,外蒙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以君主立宪制为国体,依然尊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君主,但对其权力严加限制,只能掌管宗教事务,无权干涉政治。

  到此,中國的势力在外蒙完全消失,外蒙则几乎完全受苏俄控制,他们派军队驻扎在外蒙首府库仑,各个重要机构均有俄国人作顾问,掌握着实权。虽然在1924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有“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國之主权”和有关苏联撤军的条款,但已是一纸空文,外蒙之獨立已成事实。

  中國失去了外蒙,版图和主权大损,而外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獨立,不过是换了另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来控制和保护她而已。

  对中國而言,这真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

  教训:学会尊重别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经中俄两国同意,外蒙政府决定于1945年10月20日在库仑就外蒙是否獨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97·8%赞成獨立,2·2%弃权(傅启学:《六十年来的外蒙古》,第12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外蒙总理乔巴山将结果通知中俄两国政府。

  中國政府于1946年1月5日宣布承认外蒙獨立。这是外蒙第三次獨立,这次是她永远脱离了中國版图。

  倘若我们超越“大一统”观念来看问题,外蒙之脱离中國而獨立,虽然使我们广袤的国土少了一大块,但是对外蒙人民未必无益,尽管他们后来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但至少在这段时间里。外蒙人民免受了1957年疯狂的“大跃进” 、1958年的“反右运动”、1959-61年的大饥馑大死亡、1966-76年长达十年的“纹化大革命”大苦难,特别是抓所谓“内人黨”(内蒙古人民黨)的残酷迫害,焉知非福?

  不过,从外蒙最终脱离中國而獨立的这段长达三十四年反反复复的历史,还是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深思,从满清慈禧绞杀百日维新、北洋军阀的颟顸中可以看到,在中國人的统治术中,似乎只懂得武力压服这一种语言,从来没有政治上的远大目光和理性,来对待国家、民族事务,从未有过丝毫尊重人權、民主权利、少数民族权益的那种意识,也丝毫没有采取平等协商和谈判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内矛盾和争端的意识。民族之间的关系应当以自愿和自主为原则,这种民主的精神决定了解决争端的方式,是协商而不是武力胁迫和暴力压服。这是现代文明的特点之一。

  缺乏以积极态度把握住历史的主动性这种卓越能力,这种消极和无能,使几次有心回归的外蒙亦为之无奈,最终不得不毅然脱离中國版图。也正是这种无能,使中國的版图在最近数百年里不断大面积丧失,恰恰使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如何在反对进步的顽固守旧中,走向没落、衰亡和解体。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使各民族彼此和睦相处,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这是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认真思考的。我们应当从外蒙之脱离中國这一历史往事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摘自: 军事天地

  作者:孙乃修

蒙古:文化视角下的观察

星期三, 11月 28th, 2001

  不久前,我曾根据中蒙两国的有关协议,到位于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立大学讲授汉语,在蒙古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使我有机会对蒙古有了一些直接的观察和亲身的感受。

  草原饮食文化

  以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文化可见于蒙古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草原饮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牛羊肉多。牛羊肉是蒙古人的主要食物,似乎只要有了牛羊肉和面包,他们基本上就不再需要什么别的食品了。一入深秋时节,蒙古人便忙于储存牛羊肉。秋冬季节,在乌兰巴托居民楼的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居民晾晒的一条条牛羊肉干,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冬天,家家的阳台上还存放着成袋的牛羊肉,常见有人从家里阳台上劈下一块肉,拿回屋里去。有位蒙古朋友告诉我,他家一个冬天要吃10只羊、1 头牛和1 匹马。牛羊肉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在乌兰巴托,每斤羊肉的价格只相当于人民币3.5 元。

  菜比肉贵,似乎也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一个特点。蔬菜品种单调,数量稀少,且价格昂贵。例如,每斤胡萝卜要卖到4 元多(人民币,下同),像核桃一样大的洋葱也要4 元多1 斤,稍好一点儿的土豆则卖到将近5 元1 斤。至于鸡蛋,则是按个来卖,根据市场行情,每个鸡蛋竟卖到一两元到三元多不等。鸡肉和各种水果就更贵了,简直成了草原饮食文化中的“奢侈品”。

  但是,菜、蛋、水果这些“奢侈品”,在我们看来却是生活必需品。无奈之下,我们也只好少吃蔬菜,甚至尽量不买水果。但即使如此,时不时地也不得不硬充一下“有钱人”。到了食品店,我们也得和买黄油的人排成一队,但轮到我们,却不是买黄油,而是买一个比同样大小的黄油还贵的卷心菜(虽然卷心菜在冬季大多还是冻的或烂的)。这一“出手”往往令售货员和众多顾客难以理解,他们常用异样的目光一直看着我们拿着冻卷心菜走出商店。

  正像我们到蒙古有些不适应一样,蒙古人到我国来也会有些不适应。凡是到过我国的蒙古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國的牛羊肉不好吃。因此,正像我们在蒙古常常托人从国内带些蔬菜和水果来一样,蒙古人到我国来也常常想方设法地托亲朋好友从蒙古带些牛羊肉来。由此看来,我们尽可以说自己不适应别人的文化,但却很难说我们的文化就比别人的“好”。人们各有与其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牛羊在草原文化中的地位

  由于畜牧业是草原文化的基础,牛羊及其安危在蒙古人的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就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了。

  在乌兰巴托,城市建筑远不像在我国城市中那样密集,有些街道与街道、建筑与建筑之间,还留有大片的天然草地,附近牧区的牛羊就常常“进城闲逛”,像在大草原上那样悠然自得。

  我们每次乘汽车离开市区后,隔不多远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慢悠悠地走在公路上。这时候,每个开汽车的人都不会按喇叭,而是尽量放慢速度,躲闪着牛羊,小心翼翼地在它们中间行驶,从没有人向牛羊显示汽车的威力和速度。

  在乌兰巴托,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牧民骑马进城。他们走进楼后,便将马拴在门口。拴马的方法也很独特,不是把马拴在什么东西上,而是将马的前后腿双双拴在一起。这样,马就只能在原地打转转,而不会走开了。

  春季是产羊羔的季节,这时候,蒙古的中小学都要放春假,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回去帮助大人接羔。羊羔出生的季节,常常会出现暴风雪。每当这时,小羊羔稚嫩的生命就可能夭折,甚至还有牧民为寻找羊只而失踪的事例。所以春季的暴风雪成了蒙古人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成了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

  降雪量在草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冬天如果不下雪,牛羊就会因草干枯而渴死,人们把这种情况叫作“黑灾”;如果积雪太厚,牛羊又会因吃不到地上的草而饿死,这就成了“白灾”。在蒙古的冬季,即使是城里人见了面,也常常要说一说雪多雪少的事,就像我们常常会谈论天气对庄稼的影响一样。

  牛羊赖以生存的大草原对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似乎还具有一种精神的魅力,甚至可以说是魂之所系。盛夏时节,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要到牧区去避暑消夏。有人生了病,也要到牧区去喝一种只有牧区才有的酸马奶。据说喝了它,就可以把肠胃里的“脏东西”统统打下来,由此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过春节

  蒙古人也过春节。实际上,他们过的是藏历年,有时和我们的春节正好重合,有时则相差一两天。春节期间,蒙古同样是放三天假。我们发现,在这一传统节日里,无论男女老少,穿民族服装的人都明显比平时多多了。蒙古人过春节也讲究拜年,但客人往往是空手而来,倒是主人要向客人献哈达。不过,这种献哈达多是仪式性的。客人接过哈达,还要再回献给主人。这样做,可以说是既交流了感情,又节约了开销。不过,客人临走时,主人通常要赠送给客人一些礼物,如肉干、糕点等。

  蒙古人过春节也有送压岁钱的风俗。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不是长辈送给晚辈,而是晚辈送给长辈。晚辈送压岁钱给长辈,是要表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感谢长辈的养育之恩。再一点不同的是,这种压岁钱只是象征性的,因此一般数额并不大,只合人民币两三元。

  春节期间,蒙古人也要全家聚在一起,不但喝酒、吃饭,而且还要放声歌唱。但社会上过节的气氛则不浓。看惯春节晚会的我们,只能在蒙古的电视台上看到一个关于十二生肖的动画片。而窗外则仍像平时一样安静。

  我国过春节的习俗传得太远了,以致传到辽阔的蒙古草原时,已经听不到我们过年时的那种喧嚣了。

  响铃节

  每年6 月中旬,是蒙古的大学和中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在毕业典礼上,每个毕业生的胸前都佩戴着一朵红花,花朵中央还缀着一只铜制的小铃铛,铃铛上刻着学校的名字。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学校的铃声,不要忘记老师的培养。每年这个时候,在街上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他们穿着整齐的西服或校服,佩戴着红花和小铃铛,在一起合影留念。6 月份的这段时节,就是蒙古人常说的“响铃节”。

  蒙古人向来有尊敬师长的传统。我们教的学生结业时,学生们还向我们献了哈达,哈达上面托着一个装满奶茶的小铜碗。献哈达和奶茶是蒙古民族最高、最隆重的一种礼节。

  蒙古的学生很尊重老师的意见。我们刚到蒙古上课时,发现有的学生把嚼口香糖的习惯也带到了课堂上,但这样势必会影响口语训练,于是我就建议他们上课时不要吃口香糖。同学们听了,立即把糖吐了出来。

  老师在蒙古社会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蒙古警察经常在公共场合检查人们的证件。每当看到我们出示的蒙古国立大学的工作证时,都会友好地朝我们笑一笑,口中还轻轻地念着工作证上写明的职业———“巴克夏”(老师)。

  酗酒与反酗酒

  蒙古人喜欢喝酒,不仅在宴会上喝,茶话会上喝,联欢会上喝,就连外出郊游时也喝。一瓶酒只要打开盖,就一定要当即喝完。

  蒙古人喜欢喝酒,与气候严寒有关。一位蒙古老师对我们说:“这里天气冷,你们也应当喝点酒。”除此之外,喝酒似乎还被看作是男子汉的一种气概。有的蒙古女人就说:“男人如果不喝酒、不吸烟、不找姑娘,活得就太没意思了。”

  但是,喝酒是一回事,酗酒就是另一回事了。遗憾的是,在蒙古酗酒现象也很严重。蒙古的很多单位都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发工资后的一两天,到单位上班的人总是明显减少,据说都是喝酒去了。一到星期六的晚上,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因喝醉酒而摇摇晃晃走路的人。有的酗酒者撑不住了,就会走进一栋楼,倒在楼道里,而有的干脆就倒在了雪地上。做妻子的找到自己喝醉酒的丈夫后,又是哭,又是喊,又是打,有的吃力地拖着丈夫在地上走。看到这种情景确实令人伤心。

  蒙古政府对酗酒展开了强有力的斗争。首先是大大减少了一些节日,如三八节、五一节等。这其中虽然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但据说预防酗酒也是目的之一。其次,在现有的节假日期间,都要出动大批警察,见到喝醉酒的人就抓,抓到之后送往警察局,先脱去其上衣,再浇上一大盆凉水。在蒙古的电视上就曾有过这样的画面,可能是对酗酒者的一种公开警告吧,但看了之后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愿酗酒的人不管以什么方式醒来之后,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对自己有所节制。

  欧洲文化的影响

  蒙古人与我们同属蒙古利亚人种,在长期的交往中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响。例如,蒙古人也吃包子、饺子、馅饼和面条,而且还借用汉语的发音来称这些食品。但是,他们也吃各种欧式食品。而且总的来说,在亚洲的这片腹地,我们更多地见到的还是欧洲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俄罗斯人的影响,蒙古人在饮食方面已经相当欧化。他们很爱吃酸黄瓜和黑面包,还爱吃土豆或卷心菜做成的沙拉。街上餐馆中供应的也多是俄式饭菜。在就餐方式上,蒙古人像欧美人一样,普遍使用刀叉,而且实行分餐制。尽管蒙古人的传统饮料是奶茶,但咖啡也很普遍。大学各办公室都免费向教职工提供咖啡。

  蒙古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很像欧美人。城市里的居民楼一年到头每天24小时供应热水,很多蒙古学生在描述每天早上做什么时,都要提到“洗澡”。家里也很讲究装饰,并挂着各式的壁毯。

  蒙古人像欧美人一样,很重视休闲与度假。每年6 月,当草原开始变绿的时候,乌兰巴托的图拉河畔便支起一个个小帐篷,一户户人家在河边钓鱼、野炊,享受着假日的悠闲。每年7 月开过那达慕大会之后,乌兰巴托街上的人和车一下子就少了许多,人们都到“夏营地”度假去了。很多人家在草原上有自己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有的坐落在小溪旁,有的搭建在山坡上,有的则掩映在树丛中。人们说,夏天如果不去度假,一年的身体就不好。秋天,人们常常开着车去采蘑菇;冬天,滑雪则是很多年轻人的一大爱好。

  蒙古人也很喜欢欧美各国的音乐。即使在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上,我们也能听到军乐队在演奏欧美的一些名曲,少年儿童在演唱欧美著名的艺术歌曲。

  找回蒙古的特色

  几十年来,蒙古的社会生活曾深受原苏联的影响,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一些传统。一位曾在我国广州留学的蒙古老师告诉我,以前蒙古人过的最重要的节日竟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对此,这位老师颇有感慨,他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笑着说:“人家的节日,我们又是放假,又是吃好的,还去广场游行。现在想起来,真是好傻好傻啊。”类似这样的反思在蒙古民众中是相当普遍的。

  近年来,蒙古已开始注意寻找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首先,停用了50年的老蒙文又恢复使用了。蒙古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字幕已同时使用新、老蒙文,一些单位的牌匾上也是新、老蒙文并用。按照蒙古政府现在的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都要学习一年的老蒙文。当然,要在蒙古完全恢复老蒙文,还面临着一定的实际困难。但人们对久违了的老蒙文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在蒙古国立大学,学生们学习老蒙文的热情很高,不少学生一下课就津津有味地练习写老蒙文。

  其次,一些民族传统活动也开始恢复了。现在,每年7 月11日,蒙古都要举行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大会开始前,先要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特广场举行传统的出发仪式,由9 名骑着白马、身着古代战袍的骑手作引导,手中举着“旗”(类似我国古代的华盖),前后都有由棕红色的马组成的方阵。马队从广场出发去体育场时,有三名身穿民族服装的妇女用小勺把牛奶从桶中舀出,洒向空中。据说这是古代战士出征或亲人远行时举行的一种仪式。

  近年来,喇麻教在蒙古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乌兰巴托的一些喇麻庙又重新开放了,庙里有一些喇麻在念经,也有一些人来祈祷,但更多的是参观者。在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上,也有喇麻诵经,祈祷幸福与和平。

  说不清的“干净”、“不干净”

  什么是“干净”,什么是“不干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用我们的文化标准看别人,或别人用人家自己的文化标准看我们,都会看到某些“不干净”的地方。所以说,谈论“干净”、“不干净”,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蒙古,我们就看到不少“不干净”的地方。例如:售货员一边给顾客切黄油,一边用舌头舔粘在手指上的黄油;商店出售的面包都没有包装,裸露着摆在货架上;售货员用拿过钱的手给顾客拿面包,顾客则把面包夹在胳膊下;人们在菜摊上买上一个西红柿、一个苹果或一串葡萄,往往不加清洗,用手一抹,随即食用;喝酒时,大家共用一个杯子,依次轮着喝;办公室的杯子也是公用的,上面有时还留着女士们的口红印,等等。不过,就我的观察而言,人们也并没有因为这些“不干净”的现象而时常闹肚子。

  另一方面,在蒙古,我们也通过人家的“干净”之处,对照出自己一些“不干净”的地方。例如:在蒙古,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人们天天都要用肥皂水擦地,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玻璃窗也是隔几天就要擦一次;下班后办公室的桌子上从来不摆放任何物品。开始时,我们将茶杯和粉笔盒等办公用品放在桌子上就下班了。蒙古同事见了,总要帮我们收到抽屉里。这样几次以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影响了整个办公室的整洁。还有一次,我们公寓的管理部门突然来我们房间检查卫生,发现干净的地板上有几个刚刚踏上的脚印,于是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让我们随时注意。通过和蒙古人民的接触,我们知道自己身上也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

  我想,是否可以说,我们中國人在吃的方面比较讲究“干净”,而蒙古人在室内环境上比我们注意“干净”呢?其实,中蒙两国人在“干净”上的这两种不同侧重,似乎都不是源于各自的传统,而是现代化影响使然。但同样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什么我们就更多地注意了食品的卫生,而不是室内的整洁呢?“干净”、“不干净”真是文化中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牟淑媛,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北京,100871)  

  作者:牟淑媛

蒙古在21世纪中何去何从?

星期五, 08月 31st, 2001

  提到蒙古,一般人脑中浮现的往往是中國的内蒙古自治区。

  其实,在北纬46度以北,俗称外蒙古的“蒙古国”,才是国际社会中的蒙古。

  这个国家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面积大于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论面积,蒙古应列“大国”之林。

  可是,蒙古国的人口只有两百四十多万人,比新加坡人口还少了近40万人,再加上经济落后,外汇存底还不到两亿美元,从人口、从国力而言,蒙古国又是个地道的“小国”。

  在人类已迈向21世纪的科技时代,这个仍以游牧、农业为主轴的蒙古国的现况到底如何?它要迈向何方?

  基于这一片好奇心,我在8 月19日代表香港凤凰卫视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试图在几天内探出个简单的答案。8 月20日下午3 时,我也在蒙古总统府和刚在今年6 月当选连任的总统巴嗄班迪进行了45分钟的面对面访谈,这项访谈节目9月中旬将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节目中播出。

  发生“角色”错乱

  从飞机上鸟瞰,在土拉河河谷建立的乌兰巴托是一个标准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城市,蜿蜒美丽的土拉河今年虽然因为干旱而水浅岸窄。但是,土拉河谷的草原依然青葱翠绿,我抵达乌兰巴托那天刚好下了点今年雨季末的小雨,整个乌兰巴托在一片俄罗斯式建筑的“霸占”之下,在零星的西式楼群中,在由许多小山丘的贫民住宅,在蒙古包的衬托下,显得有些“角色”错乱。从象征科技文明之一的DC10型飞机鸟瞰乌兰巴托,不禁使人迷惘的要问:在现代社会中,蒙古国到底会何去何从?

  这就是我想从蒙古总统巴嘎班迪口中得出的解答。

  从乌兰巴托的总统府广场前十多栋大楼的建筑外形可以看出,前苏联从5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不但提供钜额外援经费援助蒙古,也把俄罗斯文化带进蒙古。举个例子:蒙古人的平均收入远低于中國许多城市,但是和东欧人民及俄罗斯人一样,蒙古人民,尤其乌兰巴托人对服装的品味、衣着西化,时髦的程度,对衣着考究的程度,远超过中國内地的一般百姓。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摄影人员进入总统府之前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扰:蒙古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要所有的男摄影师都得穿上西装上衣,不能穿牛仔裤,女职员要穿套装衣裙,这么一道通知使我带去的六个工作人员折腾了许久,四处张罗西装和衣裙。

  进入蒙古国总统府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景象,喏大的总统府,寂静无声,而且极少见工作人员走动。但是,对于我们带去的摄影器材的检查程序,又是我经历过的各国元首(包括美国白宫)的办公室的安全检查中最严格的,巴嗄班迪总统的贴身侍卫不但腰间的手枪明显突出西装上衣,而且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总统配戴无线麦克风,其贴身侍卫把麦克风拿出去检查半天后,才回到客厅亲自为巴嘎班迪佩戴。此外,其安全人员也不准我们的摄影机超过巴嘎班迪的背部,使我们无法拍到“过肩”的镜头。

  一切要照本宣科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蒙古总统府安全人员忙着安排访问现场时,巴嘎班迪的女新闻秘书达兰黛一直叮嘱我:“不能问私人问题,提问只限于中蒙双边关系,而且提问次序要在我事先提出的问题范围之内。她的手中握有一份照我提出的问题作出的书面回答内容。

  换句话说:我和巴嘎班迪在访谈中,只不过是照他所事先安排的“脚本”,大致照本宣科而已。

  但是,我当场告诉达兰黛,我可以照原来提出的问题范围发问,但是不能照本宣科。其实,根据我多年的采访外国政要经验,“小鬼难缠”,真正的政要们未必那么拘谨。因此,这天和巴嘎班迪展开对谈后,我提出了至少七个“出轨”的问题,巴嘎班迪面对三架摄影机,并未拒绝回答。

  上唇留着两撇地道蒙古式小胡须的巴嘎班迪出身食品工程技师,今年才51岁,身材矮小,不苟言笑,为了使访谈轻松一点,我曾经在访谈中提出轻松的问题,想使他笑几声。有好几次,他的翻译都不禁笑出声,但是,巴嘎班迪依然一副扑克面孔,正襟危坐和我四目相对,就是未展笑颜。

  蒙古是个内阁制的国家,行政大权操在总理手中,但是,总统巴嘎班迪也并非纯粹的虚位元首,他曾当过国会议长,也是蒙古执政黨人民革命黨的重要成员,两度当选总统,自有其声望,对国家与人民当然有重要影响。我对他的访谈集中在三方面:一、中蒙关系;二、蒙古的外交关系与政策;三、蒙古何处去 .

  蒙古和中國不但接壤四千六百多公里,在历史上也有深厚渊源,但是,獨立后的蒙古从1962年开始与中國交恶,一直到1989年才恢复正常关系,对蒙古政府与人民而言,心中存在的一个老疙瘩,便是:怕中國有一天要收回蒙古。

  澳门回归中國后,蒙古一家大报曾在其头版头条新闻中说:“港澳已回归中國,在台湾与中國统一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蒙古。”换言之,虽然中國当局未必愿意收回蒙古这个穷亲戚,蒙古上下却极具戒心。正因为心中这个疙瘩,蒙古在迈向21世纪时,极力避开最可能帮助它的近邻——中國。

  从国力而言,目前蒙古的两大邻国——中國与俄罗斯,只中國有能力支援蒙古,因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自身难保,对此,蒙古在心存对中國戒心的状况之下,要推展“第三邻国”的外交,目的在于争取美国、日本的支援(当然欧洲也在其拉拢的目标之列,但是以商业利益着眼的欧洲国家对蒙古的兴趣不大)。这种舍近邻而追远亲的外交政策,十足说明蒙古政府及人民对于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彷徨。

  正因为心中有着这种疙瘩,巴嗄班迪和我谈论中蒙关系时,措词谨慎,吞吞吐吐,他一再强调,蒙古会和中國维持友好关系,对于蒙古去年与美国进行的“边界安全演习”,巴嗄班迪一再强调,这种演习“不针对第三国”,但是,在中蒙边界进行这种演习,中國方面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然而,一谈到蒙古与美国、日本及俄罗斯的关系,即使言语依旧拘谨,有些谈话也带有“文件语言”味道,巴嗄班迪的谈兴、内容立即有明显的不同,非但侃侃而谈,内容也较深入。

  在政坛上,一直提倡民主、民族主义的巴嗄班迪和其他蒙古领导人一样,希望以民主化过程吸引美国、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援助,美国也视蒙古为发展中國家民主化的典范。既然民主化,市场自然也得自由化,而且由于蒙古已加入世贸组织,其市场门户也得大开,这种以西方模式大开市场门户的结果,不但使蒙古的轻工业为之受挫,难以翻身,连农畜业及其产品也无法与外国产品竞争。

  举个例,在乌兰巴托的餐馆、市场内,目前大都售卖从荷兰、纽西兰进口牛油、乳酪,当地产的畜产品则包装低劣,品质差;市场内几乎90% 的日用品,包括洗衣粉,都从国外进口,如此的市场结构再加上半数属赤贫的人民,它难在经济领域发展与生存。

  令人讽刺的是,一向反对计划经济,力主各国不分贫富一律要开放市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在评估蒙古的经济表现时,其评论之一却是:其政府对经济发展并无可行的计划。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我问起巴嗄班迪希望把蒙古带向21世纪哪个方向时,他竟然认为,蒙古应保持其文化中的两大支柱:一、游牧文化;二、农业文化。

  不再发展将坐以待毙

  问题是,好几千年以来的游牧文化已成现代社会几近绝迹的生活方式,蒙古的农业受到世贸组织的冲击,又出现几乎无法生存的危机,蒙古若不在这两大传统文化中找出现代化可行之路,岂非坐以待毙?

  蒙古固然有贮藏量颇丰富的天然矿产如铜、铁、金、煤及各种稀有有色金属,但是,由于基本设施如交通等条件差,又欠缺出海口,各国大量投资的意愿不高,何况,即使靠卖资源过日子,蒙古也难登富国之林。因此,过去10年,蒙古虽然曾表示,在短期间内,要加入“亚洲四小龙”之林,成为亚洲第五条小龙,但是,由于各届政府领导无方,这个亚洲第五条小龙的梦,至今也仅仅是梦想而已,其他国家从未当此梦为一回事。

  蒙古政界人士在筹划国家大事时欠缺远见的另一佐证是:过去几年,突然有人异想天开,提倡把国都迁到距乌兰巴托三百多公里外人口只有两万多人的哈和林市,并希望在2020年前完成迁都工作,但是,此计划迄今只限于说说而已,蒙古政府许多官员和我谈及此事,大都摇头不愿多谈,因为这个计划本身已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

  在笔者对蒙古的观察中,最令我不解的是,如今对蒙古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过去两年,日本已援助蒙古十多亿美元,目前还准备斥资数亿美元,为蒙古修补其破旧的公路系统。

  日本的动机耐人寻味

  在表面上,日本对蒙古的巨额援助理由是:日本对当年属满州国范围的蒙古仍有感情;二、日本人对蒙古的神秘色彩仍有憧憬。

  但是,身为精明的经贸动物的日本,不会只因为对蒙古的怀旧之情及憧憬而给予数额远超过美国的无偿援助(目前美国对蒙古的援助只限于百万美元计。)

  许多政界人士认为,由于冷战时代已结束,日本及美国在地缘战略的考虑上,对蒙古的期望已不那么高,即使美国及日本不希望中國对蒙古发挥支配性作用,美、日两国也不会斥巨资把蒙古当作制衡中國的桥头堡,因为蒙古被夹在中、俄之间,距美国又遥远,从地缘经济的角度衡量,蒙古又非一个可以获巨利,或若不加拉拢会造成巨大损害的地方。因此,国内经济已如强弩之末的日本,还一直积极援助蒙古的内情,也颇值得研究。难道,日本是美国想在中國北方边境插一手的马前卒?

  对于蒙古来说,即使是内心对中國有千千结,但是,其未来的经济及国力的唯一出路,恐怕还是与中國亲善交往,争取中國对蒙古的支援,因为中國与蒙古不但存在近邻关系,广大的内蒙古地区和蒙古国也有同文、同种的渊源,蒙古若能放开胸襟与中國交往,把中國当成靠山,共同提升国力,其现代化的展望,远比依赖其他国家强多了。

  在三周前,一个中國民航总局的高层访问团到蒙古参加双边通航的纪念活动。某夜,这些中國官员在乌兰巴托一家酒吧喝酒时,遭蒙古醉汉打了一顿。蒙古警察据报抵达现场时,由于语言不通,竟然也加入殴打行动,把这些中國官员殴打致伤。从这些小事看,蒙古人民及政府,由于担心中國“收回”蒙古,其内心深处是极其排斥与中國拉近距离的政策。

  失掉中國这座与世界企业文明接轨的大桥,蒙古面向21世纪的未来,自然路途坎坷,而且目标模糊,其现代化目标也遥不可及。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蒙古人民是否想现代化,是否要追逐现代化文明呢?

  这些问题,巴嘎班迪总统没向笔者说明清楚。恐怕蒙古国内,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因此,对于“蒙古何处去”这个问题,也就谁都说不清楚了。

  回程时,从空中再度鸟瞰这个由成吉思汗后世子孙建立的国家,这块和中华文化有根深蒂固渊源,如今却又避中國唯恐不及的土地,一种“惜”情油然而生。

  我为蒙古未能跟上全球21世纪的脉动,真感到可惜。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阮次山

外蒙回归中国的新机缘

星期一, 05月 21st, 2001

  美国中文的” 世界日报” 四月二十九日发行的” 世界周刊” 上,有一篇题为” 外蒙古” 的文章,作者岩华,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华研究所主任。文章指出,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华沙条约国集团相继解体后,一直被前苏联牢牢控制、一贯亦步亦趋前苏联的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大规模的苏联援助终止了,苏联红军也早在九二年就全部撤出了外蒙古。外蒙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地处内陆的不良地理条件,加上长期单一的经济模式、缺乏人才、地广人稀,近年来经济一直持续恶化,人民生活贫困。该文说:” 孤苦伶仃的蒙古又回过头来,希望得到中國的帮助。九十年代初,杨尚昆率团访问外蒙古,开始提供大量物质援助,日益贫困的(外蒙古)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一九九九年,江澤民更破天荒地访问外蒙,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去蒙古的中國最高领导人。江给以蒙古很大经济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关系和经贸合作。今天,蒙古在经济上逐渐依赖大陆,外蒙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也靠中國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國的帮助,外蒙古可能无法生存。”

  该文还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日,外电曾经有过这样一则报导:蒙古国家大呼拉尔 (蒙古国会)日前讨论了一项提议,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國,成为中國的一部份,以及蒙古和中國建立联邦国家。”

  ”  (外蒙古)戈壁省的委员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议上首先提出上述计划。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会议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日专门就建立蒙中联盟及蒙古并入中國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戈壁省的委员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國,建成类似香港和澳门一样的中國特别行政区,使蒙古最终回归中國,成为中國的一部份。”

  ”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早在一九九五年就有议员提议蒙古加入中國,但是,由于受到阻力,提案一直未能得到讨论。近年来,蒙古政府由于经济困难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國内地的蒙古族富裕的生活对 (外蒙古的)牧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外蒙人经商、探亲访友来到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总是惊呼中國城市怎么建设得这样漂亮,人们那么有钱。他们一步步向内地,发现呼和浩特、北京、上海、香港,一个更比一个壮观时,从心底发出赞叹。”

  外蒙古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广袤的土地,人口仅二百万,有非常广阔的发展余地。外蒙人与中國的内蒙人更是近亲。自从外蒙古于” 辛亥革命” 后宣布” 獨立” 后,历届中國政府 ————北洋政府,国民黨政府,共產黨政府都力图收回外蒙古,但最终都功亏一篑。二十世纪中國有报负的政治家 ————不论他是” 左、中、右”  ————都对原本” 秋海棠” 形的中國地图被狠狠地挖去了一大块 ————外蒙古而报憾终生。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对中國非常重要,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國拦腰斩断。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据说前苏联部署在中蒙边境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最快十多个小时即可兵临北京城下。外蒙古的重要战略位置也一直为大国所重视。正如岩华先生的文章所指出的:” 最近,俄国总统普京访问蒙古,签署” 俄蒙战略合作伙伴条约” ,要与蒙古全面加强政治、经贸、军事关系。接着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也来了,在 (外蒙古)首都郊区天空就可以看到美军的空降兵在滑降。在某些方面,美国和俄国正在争当”蒙古保护国”.” 这当然对中國是不利的。

  目前中國疆獨、藏獨、台獨的势力都很强大,他们沆瀣一气,令中國政府疲于奔命。岩华先生在该文一开头就指出:” 最近,台湾的执政黨民进黨当局正在酝酿一项议案,准备承认外蒙古。” 如果中國政府能在外蒙古问题上有所作为 ————使外蒙古与中國联盟,或回归中國,或成为中國的一个经济特区,或组成中华联邦 ————将不仅对疆獨、藏獨、台獨势力是当头一棒,令他们从此灰心丧气,中國的国家安全将获得飞跃性的提升,中國的经济发展也会因领土和资源的大大扩张和丰富而获益非浅,中國政府领导人的名字也将名垂青史。千百年后,当历史学家评论共產黨政府对中國的是非功过而不可避免地扯上” 反右” 、” 大跃进” 、” 纹革” 时,他们也会公正地提到共產黨政府统一和推动了中國的进步发展、文字简化和度量衡改革、改革开放、经济飞跃,乃至收回外蒙的不凡政绩 ————如果现在的中國政府对此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做出足够的努力的话。

  作者:周晋

被遗忘的中国国土——蒙古

星期二, 07月 11th, 2000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國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國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

  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中國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

  元朝的建立,为中國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國隔离开来。

  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

  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國、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五千年的中國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有史以来,在中國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國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西方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國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从此开始遭到破坏,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神圣国土开始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