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只是在数年前，中國的外交形势看上去还是很乐观的。中德、中法、中韩、中俄、中非、中國和东盟……除了中美之间多有波折，中日之间存在诸多问题之外，似乎能够判定中國外交的环境基本是良性的。但是好景不长，近两年来中國外交面临着少见的严峻挑战。欧盟新三巨头接班后，原来打得火热的中法、中德关系急转直下，中英关系也没有什么好得起色。而中韩关系曾被两国定性为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外交关系的典范，而近两年来，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冲突的情况下，几乎降到了两国关系的冰点。中國-东盟的关系由于南海争端也总是磕磕绊绊。中非论坛开过后，中非关系的进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只有中俄关系在两国的大力维护下，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得以维持和提升。还有中日关系近两年出现了“春暖花开”的迹象。

　　为什么中國外交近两年如此之难？难道中國的发展真得给很多国家带来的灾难？

　　事实并非如此。但中國的发展的确给世界带来了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比前苏联的解体更为剧烈，世界格局被中國的发展挤压，变形，以至破碎，权力再分配成为必然的结果和结论。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美国当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紧张。而很多国家，甚至是西方强国的国民已经把中國当作超级大国来看待，尽管中國及其国民自己不愿意，也没有做好做一个超级大国的准备。

　　前些时候，有学者指出：美国已经向中國发动了隐型战争。当然，这位学者是研究军事出身，用了“战争”这个词也无可厚非。但即使不用“战争”这个词，西方国家所使用的那些“非常规手段”也足以说明目前大国之间白热化地激烈地博弈。

　　这时，中國的国民应该清醒的看到，在这一轮竞争中，谁是“棋者”，谁是“棋子”；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在做背后的策动，谁又在被策动者愚弄。

　　其实中國希望每一个主权国家都能成为“棋者”，因为只有理性国家组成的世界才能是理性的世界。但事实的情况是，理性的国家越来越少。即便是在中國，非理性的言行也比比皆是。挑拨者正是瞅准了这种不成熟的国民心态，趁虚而入。

　　挑拨：恶俗的超限战

　　依笔者理解，超限战的实质就是不择手段。对那些只相信实力和利益，而不相信责任和信誉的国家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好手段，所谓仁义道德只不过用来粉饰，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这些年来，挑拨——这种方法成果颇丰，自然也成为这些国家爱不释手的伎俩。当两个国家的友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实事的、潜在的甚至是虚幻的威胁的时候，挑拨伎俩就会粉墨登场了。

　　这些挑拨伎俩的实施者可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对所有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的综合的分析，不仅熟通人文地理、国政民情，而且对各国国民的民族性格缺陷和情感脆弱的地方了如指掌。他们知道韩国人狭隘、日本人愚忠、法国人虚荣、印度人好妒忌、俄罗斯有不变的大国情结。坦率的说，我们中國人也有很多民族性格的缺陷：为什么那么多中國人喜欢传谣信谣，这跟我们民族性格的不成熟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不作多论。这些情感脆弱的地方和性格缺陷成了挑拨行动下手的地方。

　　我们看最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汉和的关于东风十五改进型入现役，一篇是简氏关于中國福建部署C602.快速转暖的两岸关系让有些人如坐针毡，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在岛内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捣弄是非。我们可以想像，中國导弹的能力根本不用多说，且不说两种导弹的部署是军事机密，即使不是机密，也不可能这么巧吧？我们会傻到在两岸关系转暖的时候才部署导弹？

　　中韩关系是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曾经中韩关系好得让美国人头晕，他们放出话来，跟美国跟中國让韩国人自己定。这才不过几年的时间，中韩已彻底闹翻了。何也？

　　韩国人的确有些地方做得很过分，但为什么这么过分？仅仅是因为他们民族性格的劣根吗？我看不见得。正因为韩国人性格的狭隘、自大，所以很容易被人煽动。可能就是因为所谓学者的几篇文章，就可以把民族情绪煽动起来，而这些学者的后台正是那些挑拨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在国内，他们也做过很多的手脚，借以挑起中韩民族的对立情绪，仔细想一想，现在网络上那些中韩关系的文章，有哪些是真正的理性分析呢？可以断定的是，很多文章不是出自中國公民的笔下。实事上，中韩就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可以预见的是，不管谁愿意谁不愿意，理性的中韩关系一定是良好的合作关系。

　　其实挑拨者的目的无非是三个：一是挑拨安全威胁，常用于中日、中印关系；二是挑拨利益冲突，常用于中俄、中非关系；三是挑拨感情和文化的对立，常用于中法、中韩关系。针对不同的国家关系，挑拨者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方法无非是宣传误导、妖言惑众、威逼利诱、傀儡代言代行，工具无非是媒体网络、间谍机构、傀儡学者政客、金钱美女。

　　这里我最想谈的是网络。网络普及广、传播快，发表言论不留姓名，更可以不负责任。现在看来，许多的误导和谣传都来自网络。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中國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之冠。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结构。这当然有好处，但也给心怀不轨的人以可趁之机。许多专业的枪手应运而生，所谓专家的名声也不胫而走。本来愤青们的名声还不错，这帮人经常伪装成愤青，结果把愤青们的名声也搞坏了。平可夫先生不是靠杂志发家，而是靠网络发的家。要想搞垮平先生，只要国内的各大军网封杀他就可以了。所以说，网络上的声音并不一定都是百姓的声音，应了那句话“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鸟人”。由于这些“专业人士”的产生，网络变成了挑拨和捣弄是非的平台。

　　应对挑拨，国家应该有应对的措施，国民应该有成熟理性的心态，国家和国民应该有默契的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有这样的准备和预见性，应该有相应的反制措施。国民要做的就是不要上当，要保持成熟理性，要有大国国民应有的心态，不能轻意接受别人的观点。

　　中日关系现在好一点了，当然就有很多人坐不住，发表点言论，拨弄点是非。中印关系本来就很复杂，達賴那小子又在煽动，我们大可以不用理它。下一步，挑拨分裂的重点一定是中巴（基斯坦）和中俄关系，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做到不要跟风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而这正是我们的敌人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最主要的敌人是谁，到底是谁在兴风做浪。当然，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忌恨，被人利用的心理误区

　　中國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世界利益分配的格局被打破，许多在原利益格局下的受益者发现，现在的中國对自己的国际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国际空间的分配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尽管西方世界自己说是讲自由竞争的，讲发展权力的，但道德远没有利益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的讲，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或曰政客）和国民对中國产生了不友好，甚至是忌恨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在近两年被放大了。

　　这种心理首先产生在日本（首先感觉到威胁的当然是美国），正如福田首相所说：“从日方来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的中國一下子显现在眼前，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摘自福田北大演讲）这正是这咱心理的侧面体现。随之，在德国、法国、韩国等很多较发达的国家传播开来。发展中國家不会有这种心理，因为他们大多是中國发展过程中的受益者。

　　现实的利益最终可能导致感情上的裂痕。特别是有些国家发现中國的发展超越自己的时候，国民心理出现了不平衡。三月份西方国家面对3.14事件的态度以及在奥运火炬传递时发生的事件，尽管是有人蓄意策划和煽动，但也不可否认，其中隐含着一些国民感情因素。而这些对立的感情因素也导致了中國国民的对立情绪。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忌恨心理本是正常的，在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之后，人们会不断的进行调整，达到心理上的适应和平衡。但危险的是，有人在利用这种心理，使这种心理形成一股阻碍中國发展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3.14事件发生后，出现了有组织的新闻暴力和暴力阻碍火炬传递的原因所在。

　　因为中國发展而出现的利益权力调整，进而引发的一些问题，会在中國的大国贡献和履行责任过程中不断的解决，且绝大多数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而正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以及“建设和諧世界”的主张。当然，这也需要中國国民做出巨大的努力。

　　去年笔者看过一本书，是宁向东先生的《理性点亮中國》，这是本经济学著作，但宁先生所提出的理性精神是值得推广和倡导的。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中國，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世界！

　　中國新疆 吴强

　　来源：《联合早报网》论坛

　　作者:吴强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４年，在日本的报纸、电视、杂志里出现最频繁的词是“拉致问题”。这个中國人看了会纳闷的词“拉致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让整个日本社会沸沸扬扬、日本要和朝核会谈捆绑到一起，让周边国家感到困惑的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

　　绑架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东西冷战的坚冰期。中國的纹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日本也是左派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美国为越战焦头烂额，这样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北朝鲜不知出于什么战略目的，突发奇想，派出工作船潜入日本沿海，武装人员使出绑架绝技，把正在海边散步或约会的年轻人打昏塞入麻袋，装船运回北朝鲜。当时年纪最小的被绑人员只有十三岁，年纪最大的有四十多岁。另外还有一些人是被北朝鲜特工拐骗到北朝鲜的。现在日本已经确认的被绑架者有十五人，怀疑被绑架的失踪者有数十人。

　　这些日本青年被绑架到北朝鲜后，与日本的家人音信隔绝，在巨大的压力下艰苦挣扎，为了生存强迫自己适应突变的环境。他们被重新起了朝鲜名字，担任朝鲜特工的日语指导等工作，接受各种训练，像北朝鲜人一样宣誓效忠金日成。他们有的人还加入了朝鲜劳动黨，在朝鲜的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有意思的是，朝鲜还安排他们结婚。有一对恋人是在海边约会时双双被绑架的，到朝鲜后被分到不同的地方接受训练，几年来一直都不知道对方的生死。但一天突然被上级介绍对象，见面后方知对方就是原来自己在日本时的恋人。两人欢喜之下感慨万千，当即决定结婚，后来还生了一对儿女。

　　绑架事件一直是北朝鲜政府的绝对机密，面对日本政府的怀疑朝鲜官方一口否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北朝鲜的一些外逃人员暴露了这些事情，北朝鲜政府的口气好像也不那么强硬了。

　　九十年代中期，以十三岁时被绑架的女孩儿横田惠的父母挑头，结成了“绑架受害人家族会”，并逐渐得到了一些社会力量的支持。他们不断向政府请愿、施压，使得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把“拉致问题”作为对北朝鲜外交的首要悬案，并把解决“拉致问题”作为与北朝鲜进行国交正常化谈判的先决条件。

　　经过外交人员的努力，终于在２００２年９月，日本小泉首相实现了平壤访问。小泉一到平壤，就收起了笑容，明显是讨债来的一样。在和金正日最初的见面以及其后的会谈中，两人都是绷着脸，没有一丝笑容。但这次会谈的结果却是让世人震惊的：一向以强硬著称的金正日亲自就绑架问题向日本道了歉。之后发表平壤宣言，小泉于当天回日本。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５日，五名被绑架人员乘专机回到祖国日本，与分别了二十多年的亲人见了面。场面是动人的，心情是激动的，舆论是沸腾的。可是当时这五名被绑架者走下飞机玄梯时，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真正等待自己的是另一场艰苦的人生考验。因为此后因为他们的去留问题，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更加恶化，完全进入了一个外交怪圈。

　　这五名被绑架人员是莲池夫妇、志村夫妇和曾我瞳，两对夫妇都是在北朝鲜结婚、生儿育女，儿女此时都在上大学或高中，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日本人，也不会说日本话。只有曾我瞳比较特别，她在１９岁那一年和母亲散步时被绑架，之后母亲生死不明，她被带到北朝鲜。后来在北朝鲜和美国人杰金斯结婚，育有两个女儿，女儿此时在上语言大学。曾我瞳的丈夫杰金斯也是一个特殊人物。他原是驻韩国美军，六十年代叛逃到北朝鲜，并在北朝鲜的宣传节目中出场，赞扬北朝鲜是理想之邦，策反美军。美军认定杰金斯有叛逃罪、策反罪等，几十年来一直在通缉他，如果杰金斯到了美军手里，肯定重罪难逃。

　　这五个人原定回日本两个星期，胸前都还别着金正日像章。眼看两个星期转瞬即逝，他们家乡的亲人，以及“绑架受害人家族会”的成员不断放出话来，不让他们回朝鲜了，甚至他们有的亲人还说，如果他们回了朝鲜，就再也不认他们了。因为北朝鲜的调查结果说，除了这五人之外，其他被绑架者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没有到朝鲜，“家族会”横田代表的女儿横田惠在北朝鲜结婚后留下一个女儿，但本人已经死亡。“家族会”非常不满这个结论，认为朝鲜作假，他们给日本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留下这五人。

　　日本政府随即在五人回国两个星期的时候，宣布要延长他们的滞留期间。日本国内一片不能让五人回朝鲜、对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要用强硬手腕等等的声讨声，甚至还有人给担任与朝鲜谈判、主张暂时将五人返回朝鲜的外交官家里寄子弹。只有曾我瞳的妹妹小心地说，她姐姐和其他四人的情况不同，希望政府能区别对待。但这个声音很小，很快就被淹没掉了。于是，五人的短期归国探亲，变成了永住归国，胸前的金正日像章也取掉了，跟留在朝鲜的子女亲人失去了联系，什么时候能再次团聚就完全交由政府来处理，个人能做到的只是等待和少说话。

　　日本的“专家”们分析说，北朝鲜正在闹饥荒，并且由于核问题在世界上很孤立，急于想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得到日本的援助的同时，想通过日本斡旋和美国改善关系。所以，只要日本坚持强硬立场，北朝鲜肯定会屈服。

　　其后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朝鲜无条件归还五人的家属，并对其他被绑架者的情况给出能让人满意的结论。朝鲜则坚持说是日本违反了当初的约定，应该让五人回一趟朝鲜，由他们自己和家人商议决定是不是回日本定居。北朝鲜由于金正日曾亲自道歉，放回五人后却不讨好，很没有面子，所以谴责日本的口气很强硬。日本则由于已经将五人留在了日本，迫于国内的压力和面子也不可能把五人返还朝鲜。而且日本国内敌视、蔑视北朝鲜和朝鲜人的观念根深蒂固，怎么能听任“朝鲜人”（在日本，“朝鲜人”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词）的摆布呢？

　　日本和北朝鲜谈判中断，在公开的场合互相攻击和谴责。日本在朝核六国会谈上要求将绑架问题捆绑朝鲜核问题，中國、韩国、俄国都感到困惑，日本于是更贴紧美国，要美国对朝鲜进一步施加压力。朝鲜则扬言要将日本赶出六国会谈。

　　日本国内对朝鲜的敌视情绪升级，有人向朝侨组织“朝鲜总联”进行威胁，有人散发攻击性传单，还有人向朝鲜学校的学生吐吐沫。朝鲜的贸易船被严格检查，朝鲜的海产品被拒绝进口，来往于日本朝鲜之间的定期船万景峰号也被迫停运。日本国会积极准备通过一项决议对朝鲜进行制裁。在“家族会”的要求下，以及国内敌视朝鲜的情绪中，日本政府采取的是强硬立场，不仅动用经济、舆论的手段对朝鲜施压，还游说美国等，要将绑架问题国际化。

　　曾我瞳等五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们在家乡望眼欲穿，等待政府把他们的子女亲人接回来团圆。曾我瞳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一所房子里，时刻牵挂着她的两个女儿和丈夫。在等待了一年的时候，她对记者说：“我们被绑架者什么罪也没有，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折磨？”她还说：“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可是，家人团聚什么时候能实现，依然是未知数。

　　这期间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遭遇了困难，伊拉克局势混乱，且呈现出长期化和泥沼化的趋势。布什总统由当初宣布伊战胜利时的意气风发，到满脸苦恼地应付国际和国内的指责，而且大选局势也不容乐观。这样，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剑拔弩张的扈气好像是减少了一点，和平解决的机会大大增大了。因而，美国在日本人绑架问题上即使对朝鲜施加压力，所起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进入２００４年，日本调整了对北朝鲜的策略，外交人员和国会议员在水面下悄悄与北朝鲜开始进行接触，中國的北京和大连等地也成了他们秘密会谈的地点。２００４年五月中旬，日本政府对国民宣布了小泉首相准备２次访朝的消息。这时，曾我瞳等五人已经等待了一年零七个月。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３日，日本小泉首相再次访问平壤。这次到机场迎接的只有朝鲜外交部的官员，而第一次访朝时有朝鲜第二号人物金永南迎接。小泉第二次到平壤，被安排在迎宾馆等待金正日接见，脸上也有了一些笑容。小泉是西服笔挺，金正日还是那一身夹克挺着肚腩，甚至头发还有点儿乱。一个半小时会谈后，宣布会谈结束，原定下午的会谈不再进行。小泉在下午与曾我瞳的丈夫和两个女儿进行一个小时的见面和劝说不果后，召开记者发布会，公布这次访朝结果，并表示由于曾我瞳丈夫杰金斯不愿来日本，两个女儿也表示要在朝鲜完成大学学业，所以将安排曾我瞳与其丈夫女儿在北京等地会面。小泉于当天晚上回日本，并带回了莲池家和志村家的五个孩子。北朝鲜则公布日本许诺给于２５万吨大米和相当于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医药品援助。

　　小泉当夜接见了“绑架受害人家族会”，说明得到金正日重新调查其他被绑架者情况的保证，但遭到了痛烈批判。“家族会”认为小泉的２次访朝没有成果只有退步，不但没有带回杰金斯和其女儿，而且对剩余十人的调查没有任何进展，不应该许诺给北朝鲜大米和医药品的援助，而且说他们被小泉出卖了。

　　第二天的舆论调查认为，同意小泉访朝有成果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日本政界也有人说小泉取得的这些成果虽不完善，但总比什么都不干强。

　　曾我瞳一个人回到了她的家乡佐渡，回到了她一个人独自寂寞地生活了一年七个月的空荡荡的家里，第二天没有去上班。

　　日本的电视台又热闹起来了，许多专家评论家纷纷就此发表见解，献计献策。有人骂北朝鲜，说北朝鲜是故意的，如果真想还人的话就应该像对那五个孩子一样，强制杰金斯和其女儿登上来日本的飞机。有人就说这样来日本的话，政府要按日美协定把杰金斯交给美军坐牢，曾我瞳照样要家族离散。有人还说北京不好，因为可以直接和北朝鲜通电话，容易受到北朝鲜的控制。更可笑的是有“专家”一本正经地建议说，安排曾我瞳在中朝边界的某个城市住，这样她的女儿和丈夫可以经常来看她。没有一个人考虑到曾我瞳女儿的意见，她们想留在朝鲜继续学业，她们想让母亲回来一起生活，她们的父亲杰金斯在朝鲜的大学里工作，她们其实在朝鲜的生活也不错。电视里出场的这些“专家”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让曾我瞳回朝鲜的话题，也许有人心里想过，但嘴里说不出来，能说的只是对朝鲜的批判和蔑视，否则的话就是非主流政见，弄得不好还可能会遭到极右势力的攻击。

　　曾我瞳的命运未定，日朝“拉致问题”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继续关注日本如何走出这场外交怪圈‥‥‥

　　二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日本名古屋在住华人　纪子

　　作者电子邮件：infolife@lib.net

　　作者:纪子

　　到日本的书市走一走，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有关中國的图书，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严肃的有逗笑的，有赞扬中國的也有批评中國的……，日本对中國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说是相当地深入和全面，读过这些日本关于中國的图书和论文，不由地感慨日本把中國和中國人“吃透了”。相反中國的书市呢？有关日本方面的图书不仅寥寥可数，而且大多是有关抗战、屠殺暴行之类的历史问题，想要寻找一本详细介绍现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图书，真如同大海捞针。

　　现在世界已经到了地球村时代，与外国打交道时，不管是做政治搞外交，还是做买卖搞经济，正确了解其它国家的国情，是走向胜利和成功的基本中的基本。中國先圣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道是中國人忘记了老祖宗的教导，还是中國人的智力退化，中國人居然对日本这个曾经侵占过大半个中國的邻国所知无几。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新战场是“情报战”，只要看一下中日两国关于对方国家的图书出版物，就不难明白中國在中日情报战的战场上已经先输了。

　　再看看中國少量的有关日本的图书，竟然满纸都是陈旧的观点和过时的理论，什么“日本正在走向军国主义”、“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等等，真让人以为是从棺材里还魂爬出来的１９３０年代人物写的文章。在中國提到日本，中國人似乎人人皆知“南京大屠殺”、“九一八事变”、“靖国神社”、“东条英机”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果问中國人几个关于现在日本情况，比如现在日本人在想些什么？他们关注的是什么问题？现在日本人怎样看中國？……等等，能在这方面讲出几句所以然的中國人就寥寥无几了。

　　中國人对现代日本，要不就是不知道，要不就是偏见。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西安大学生因为日本留学生的下流短剧而上街抗议日本的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分析中國人抗日游行的心理动机是：“现在不少中國人对中國政府有很大的不满和怨言，西安大学生上街游行的心理，一部分是借机发泄对中國现状的不满，不一定完全是针对日本人的。”我想很多中國人会认为日本人对此事的分析颇有道理。而中國人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又是怎样分析的呢？中國人分析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心理动机是“试图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日本人看了中國人对此事的分析评论，大概会哑然失笑。因为日本人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动机不过是为了拉选票，树立个人形象。日本人肯定非常奇怪中國人为什么会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为东条英机翻案，复活军国主义联系到一起。

　　以前日本侵略过中國是事实，但因此推论日本还想重新武装搞军国主义，还想再次侵略中國，“亡华之心不死”，那就大错特错了。到今天为止，日本仍然被美军占领，日本在政治上还不能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一个在政治上还不能完全獨立的国家，居然会动起侵略灭亡他国的念头，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其实日本当前最大的政治愿望，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而是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瘠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单独对抗美国，而需要一个大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看来，地理人口资源大国的中國，无疑是一个帮助日本摆脱美国控制的极好候选人。

　　理解了日本的最大政治愿望是摆脱美国实现“政治獨立”，就不难理解日本有真心诚意想与中國搞好关系。因为与中國的良好关系，有助于帮助日本实现“政治獨立”的悲愿。二战以后，日本一直试图接近中國，一直试图和中國修好。毛澤東时代中國的立场是“反美”，团结日本共同反美也是毛澤東的战略。尽管当时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由于在“反美”这个长远的战略意图上，两国有惊人的一致，所以双方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毛澤東在对日本人说“中國要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的同时，又说“我不相信日本这样的伟大民族会长期被外国支配。”可见毛澤東“感谢日本侵略”真正用意是团结日本人共同反美。中日建交时中方放弃赔款要求，也有与日本摈弃前嫌之意，铺垫“反美”的大战略友好合作的基石。

　　日本是最早和中國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当时西方阵营中最“亲中”的国家。中國改革开放后，日本是最积极对华援助的西方国家。日本对中國提供的借款、贷款和无偿援助，都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自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２年，日本政府对中國的无偿援助累计５４亿人民币，对中日元贷款更高达１４３３亿人民币，比其它西方各国政府对中贷款加在一起的总额还多。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中國占了总金额的６０％以上，日本对中國提供了一种特殊待遇。日本为什么如此解囊援助中國？除了对中國放弃赔款的好意回报外，更重要的是适当强大的中國（不是超级强大的中國）符合日本的长远战略，对日本有益无害。因为只有适当强大的中國，才有抗衡制约美国的力量，而与适当强大的中國联手，才能帮助日本实现摆脱美国的政治獨立。

　　正因为日本和中國在“反美”的内在因素上有一致的共识，所以日本政府一直是“亲中”的，有时甚至达到对中國政府“点头哈腰”的地步。１９８５年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时，原以为这是日本国内的事，没有想到会引起中國的强烈反对。在中方提出抗议后，中曾根意识到参拜靖国神社会对中日关系造成恶劣影响，为了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中曾根主动停止了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中國对日外交的一个胜利。１９８９年陆肆事件，日本又是西方国家中唯一没有对中國政府进行制裁的国家，这也是当时日本政府“亲中”政策的表现。

　　到１９９０年代前，中日关系都发展得不错。没想到１９８０年代末苏联东欧的共產黨政权垮台，却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意外的影响。原来苏联东欧的共產黨政权垮台后，仲共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上的孤立和危机感，以往的共產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能感召人民了，仲共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于是仲共找到了民族主义。本来靠近民族主义，搞爱国主义教育，并没有什么错，可是仲共却把爱国主义教育搞成“仇恨式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由于仲共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严重贪污腐败，引起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和怨恨。为了不让民众的不满和怨恨积累太多，仲共想出一个“转嫁危机”的计策：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树立一个外国反面教员，给民众一个发泄不满和怨恨的渠道，把一部分怨恨转移发泄到外国反面教员身上。这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 ，被赵太爷欺负了不敢言语，于是去欺负比他更弱的小尼姑解气。仲共试图让日本扮演小尼姑的角色，让民众可以随意大骂特骂日本，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此后仲共开始不断提升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华罪行的宣传力度，试图用“转嫁危机”的方法，把国内老百姓的不满和仇恨，转移到国外的日本人身上。

　　为什么把日本当作反面教员的靶子呢？毛澤東时代仲共的反面教员是美帝苏修，但和美国苏联这样的大国搞对抗，仲共都为此付出过很大代价。所以这次选择了日本充当反面教员。选择日本一来是因为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國，很容易引发中國人对日本的仇恨；二来仲共认为日本是战败国，不敢和中國在政治上搞对抗；三来日本政府一直对中國点头哈腰，仲共误认为日本怕仲共；四来仲共认为日本在侵略一事上理亏，不敢对中國的反日宣传有所作为。

　　把日本作为反面教员来对中國人进行仇恨式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國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误。随着中國媒体对日本侵华罪行宣传的升级，日本媒体的反華声音也越来越强烈，仲共完全低估日本方面的反应。日本右派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國太软弱，怒称日本的对中外交是“磕头外交”，强烈要求政府对中國强硬，但这并没有引起中國政府的警觉。１９９８年江澤民访日时，中國政府的智囊团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局势，以为日本政府还会和以前一样对中國“点头哈腰”，冒然提出了让日本书面道歉的要求，这是造成近年来中日关系大幅度恶化的原点。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的政治军事对手消失，日本在经济上与美国的竞争就凸显出来。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日本的经济尚有较大气势，很多美国人认为今后日本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美国一方面猛抬日元价格，造成日本的出口困难，１９９５年春日元与美元的汇价曾达到登峰造极的７９日元兑换１美元。另一方面美国高压敲开日本市场，１９９５年克林顿总统亲率美国汽车公司参加日美贸易谈判，声称如果日本不让步就要对日本轿车征收高达１００% 的惩罚性关税，一场日美贸易战的硝烟燃起。这场日美贸易战对中國政府的对日政策影响很大，不少智囊团纷纷向中國政府献计，认为日美关系会急遽恶化，中國今后应该联合美国共同对付日本。

　　为了迫使日本在贸易战中做出更多让步，美国又巧妙地打出“中國牌”，试图让日本感到中國的“威胁”，这样日本必然求助于美国，在经济上就不得不对美国让步。美国利用中國国内掀起的反日情绪，从侧面鼓动中國政府向日本发起外交攻势，向日本讨还历史帐。那时美国克林顿政府不停发出“亲中”信号，克林顿不仅完全接受了中國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要求（不支持台湾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国际组织），而且一段时间内，克林顿还明显摆出“亲中冷日”的态度，甚至有意无意地重提二战时中美两国共同抗日的历史。美国的热情搞得中國人飘飘然起来，以为美国要和中國交朋友了，有了美国的支持，还怕小日本吗？和日本彻底清算历史帐的时机来了。

　　１９９８年江澤民访日时，向日本发起外交攻势，大大咧咧地提出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作出书面道歉。当时中國智囊团极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在中美两国的压力下，日本必然要对中國妥协，必然会对中國道歉，所以他们没有预备任何“日本不道歉的话怎么办”的对策。日方拒绝道歉后，江澤民的尴尬态度和不知所措的行动，就看出了中方完全没有日本拒绝道歉的心理准备。

　　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國政府明白自己的实力，本来也不会冒然向日本提出书面道歉的要求。可是在美国抛出几个热脸以后，中國政府飘飘然起来，以为在日本道歉问题上，美国会帮中國讨个公道，所以不怕日本不道歉。没想到山姆大叔看到中日吵翻以后，却把中國抛开，又开始向日本抛热脸，重提日美同盟重要性，和日本共同搞针对中國的“防卫大纲”。等中國意识到自己被美国当枪耍了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

　　日本本来不是不可以对中國书面道歉，日本可以对韩国进行书面道歉就是证明。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肯对中國书面道歉呢？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感情问题，第二个是战略考虑。从感情上来讲，日本政府对仲共可谓恩情不薄。在经济方面，日本政府一直给中國大量的援助，而援助中國，首先就是支援仲共；在政治方面，日本又一贯声援仲共，在“陆肆”仲共最困难的时候，日本没有跟随美国一起反中，给予仲共难能可贵的外交支援。日本人看来，仲共的此举无疑是恩将仇报，仲共不仅把日本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教员靶子，还在日本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跟着美国压日本。仲共的这些举动极大刺伤了日本政府里“亲中派”的对中國的感情，对中國说“不”，反映出日方报复中方的气愤心情。当时日本不答应向中國书面道歉，却向韩国书面道歉，有意给仲共政府难堪；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也和仲共作对，甚至对美国已经答应的“三不”要求，日本也不肯答应。以往日本政府中“亲中派”历来占上风，可是１９９８年江澤民访日后，日本政府中的亲中派大部分都变成了反中派。

　　日本不向中國书面道歉的第二个考虑是对中战略。其实日本以前曾经对中國道过歉，但中國人并没有重视或“珍惜”日本的道歉。日本“最高级”的道歉是１９９５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口头道歉：“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村山富市的口头道歉的结果怎样呢？既没有换来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没有减缓中國人的反日情绪，甚至中國人的反日情绪还有升级的趋势。所以这次日本不得不考虑：既然口头道歉不能换来中日关系的改善和中國反日情绪的减缓，那么书面道歉同样不会有什么效果是可以预计的。从１９９８年中國的情况来看，如果日本向中國书面道歉的话，中日友好就会近在眼前吗？中國人对日本的反感就会有很大改变吗？所以日方认为既然书面道歉达不到改善中日关系和减缓中國反日情绪的效果，就没有必要进行书面道歉。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赔礼道歉不能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那么就不得不采取一个新的方法打开这个僵局，于是日本人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计策，这就是“不道歉”。有人以为日本“不道歉”不是更加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吗？其实不然，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日本“不道歉”反而能导致中日关系的改善，能降低中國人的反日情绪，这就是“以毒攻毒”的效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日本人的想法。

　　日本人认为１９９０年代开始中國人出现的明显反日情绪，是由于仲共政府以日本为反面教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改变中日关系，首先要使仲共改变把日本当作反面教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做法。因此日本试图将仲共点起的爱国主义烈火回烧到自己身上，迫使仲共自己去扑灭自己点燃的反日烈火。日本不向中國道歉，在历史问题上强硬不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仲共政府不能有所作为的话，必然引起中國爱国者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慨，甚至有可能引发反政府运动。面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道歉和不让步，仲共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主动淡化历史问题，减少降低反日宣传的力度和规模，把中國人的视线从日本问题上移开。随着仲共淡化降低反日宣传的格调，中國人的反日情绪会逐渐降低，而中國人反日情绪的降低，就会导致中日关系的改善。这就是日本“以毒攻毒”的设想。

　　另外日本之所以敢对中國态度强硬，也是考虑到中國没有报复日本的底牌。日本和美国有战略同盟，还有驻日本的美军，当然不怕中國的武力威胁。对中强硬最坏的结果就是打一场中日贸易战。对于日本来说，贸易战的最坏结果大不了是日本企业全部从中國撤回。然而日本在中國的企业主要是利用中國的廉价劳动力，从中國撤回了，他们还可以把工厂转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而中國尽管有不少爱国者高喊“抵制日货”，但中國政府明白中國更打不起中日贸易战，因为中國工业产品的很多关键技术和零部件都被日本垄断（比如彩电芯片、DVD机芯等）。如果中國和日本断绝经济往来，中國的很多企业就会停产倒闭，中國经济的发展会受到严酷打击，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又可能会危及仲共政权本身的存亡。因此日方料想到仲共不敢和日本直接对抗，放心打硬牌。

　　此后日本政府一直对中國持强硬态度，不仅在历史问题上不再向中國妥协，甚至还发起主动进攻，比如李登辉访日、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都是日方在历史问题上主动发难。中國政府不是要用历史牌压日本吗？日本就陪中國打历史牌，甚至打得更起劲。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不能不说日本的“以毒攻毒”计策发生了期待的效果。人们可以明显感到，中國政府开始缩减以日本为反面教员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明显的迹象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骨子是：一、从战略大局出发把历史问题放一放，不要纠缠历史；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目前已达到的致歉程度，中國应该翻过道歉这一页；三、中國教科书里的抗日战争内容太多，应该增加一些日本战后变化的内容；四、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争取建设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如果中國政府放弃以前的“对日关系旧思维”，转而采取“对日关系新思维”，很显然对有助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正是日本人想要的东西。

　　中國为什么会出现“对日关系新思维”，这显然是被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给“压”出来的。如果没有小渊首相的拒绝书面道歉，没有森首相的允许李登辉访日，没有小泉首相的参拜靖国神社，中國就不会改变“对日关系旧思维”，更不会出现“对日关系新思维”。当然日本人也明白，目前出现的“对日关系新思维”，马立诚和时殷宏等人不过是仲共抛出的几粒“投石问路”的石子。中國政府借他们的手放出探空气球，测试一下中國民间反日情绪的温度。“对日关系新思维”引发的强烈反响，使中國政府感觉到“对日关系新思维”还需要缓行。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日本首相小泉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由于正月初一参拜在日本是一个特别的祭拜日子，可以说这次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规格”比以前提高了一级，说不定下次小泉要在８月１５日参拜靖国神社了。当记者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会不会影响日中关系时，小泉平淡地说：“我想中國方面会逐渐理解的。”中國政府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批判的调子越来越低，态度越来越平静，和中國民间的反日强烈呼声显出明显的温度差。中國政府发表的抗议声明，与其说是给日本政府看，不如说是给中國老百姓看，是为了安抚中國民间的强烈反日呼声。

　　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日本出于摆脱美国实现政治獨立的愿望，有诚心搞好中日关系，也有诚意看到中國适当的强大。有人认为：日本是狭小岛国，必然有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因此日本强大起来必然侵略中國。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当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國，是因为亚洲除了中國以外，全部沦为欧美的殖民地，侵占中國比从西方列强手中争夺殖民地代价小得多。因此日本首先选择中國这个最弱的对手侵略。如果当时亚洲不是中國最弱，日本就会去侵略其它最弱的国家。假如日本将来想对外扩张，而中國又不是亚洲最弱的国家，日本自然会去寻找其它更弱的国家侵略，比如印度印尼什么的，亚洲很大，日本没有必要非侵略中國不可。

　　在东亚地区，一旦中國和日本两个大国联手起来，美国势力就不得不退出东亚甚至东南亚，因此美国很高兴看到中日关系恶交。中日相争，结果是两败俱伤，美国却收渔翁之利。只要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美国在东亚就高枕无忧了。因此美国不时拉拢一下中國，不时拉拢一下日本，让两国围着美国转。日本本来想联合中國对抗美国，可是仲共“转嫁国内危机”的反日政策，让日本的战略设想落空。近年日本爱国者代表的石原慎太郎提出“前拒美国虎，后拒中國狼”，也反映出日本政界的一种无可奈何心情。

　　在历史问题这场外交战中，应该承认日本打得比中國高明许多。这与其说日本人比中國人聪明，不如说日本人认真研究吃透了中國，而中國人却很少了解日本。中國今后要想在对付日本时占上风，首先要作的事情是：认真研究日本，了解日本，特别应该了解日本人的优点。因为对手的缺点并没有什么可怕，而对手的优点对我们来说，却是最有威胁最可怕的事。只有充分了解对手的优点，才能找到对付他们的办法。在这方面，西方人做得很好，美国学者在二战与日本人作战期间，不感情用事，不写什么痛骂日本的抗日檄文，而是写《菊花与刀》那样认真分析日本人个性特点的文章。美国政府在战后处理日本问题搞得比较好，这和美国认真研究了日本有很大关系。

　　而中國人一贯是感情用事，缺乏理性的思考。中國人现在的对日思维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日本就是爱国，正面评价日本就是卖国。希望中國人今后在对日问题上少一点感情，多几分理性。首先要理解日本对中外交的真意，日本对中國真正的意图。理解了日本的真正意图就会明白：日本还是很希望搞好中日关系的，现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不过是日本政府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以毒攻毒”计策而已。

　　作者:林思云

　　国家的对外决策肯定要充分考虑本国的民意，可以说，一个国家总体的对外心态会对国家的对外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对于中國人来说，应该有什么样的对外心态呢？

　　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虽受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说到底还是由这个国家的实际处境决定的。

　　从我国的内部环境来看，中國经济日益强大，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國人的自身心态。自近代以来，中國人首次用政治和经济两条腿昂然站立在世界面前，中國人从心灵上开始对外部世界有了一种平等意识、开放意识和容纳意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國在世界上所接收和发散的国际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中國人越来越关注中國在国际上的权利和义务，关注外国人对中國的评价，对中國外交的期望值也大大提升。

　　但是，有些国人将中國的迅速发展看得过重，产生狂妄自大的想法，看待国际问题常有情绪化倾向。互联网上时常出现要“灭掉谁”之类的过激言论。这种心态实际是非常危险的。应该看到，当前中國综合国力的上升、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强都是就总体态势、发展前景而言的。目前中國国内生产总值（GDP ）总量虽然居世界第六，但人均GDP 在世界上仍处于相当落后的位置。盲目自大的心态不可取。

　　从我国的外部环境来看，随着中國国力的增强，中國外交的空间明显扩大。许多国家都较从前注意中國的利益。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同中國打交道时，也不得不考虑中國的市场前景。这在２０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对中國的防范、恐惧和疑虑也在增多。国际上一些不怀好意的势力也利用中國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困难大作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少数人表现出强烈的“弱国心态”，喜欢听好话，过分在意别人的好评，甚至把别人的一些客套话刻意拔高；他们听不得批评，即使是建设性的批评也会反应过度，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反華言论”的帽子；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认死理，缺少应变意识，还喜欢讲过头的话，爱充“世界之最”。上述心理，说到底还是缺乏自信，也是不可取的。

　　结合我国所处的实际环境，笔者认为，当前中國国民所需要的对外心态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平等的心态。应该看到，中國是国际社会中并非特殊的一员。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中國首先要维护和扩大中國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國不可能接受别的国家的特殊恩赐，也不必成为慷慨大方的施舍者。中國要力所能及地主持国际公道和国际正义，但也没必要独担天下道义，独解天下忧愁。中國人没有必要自卑，但也没有必要自大。中國政府对国际热点问题的介入也应该是主要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前提和限度的。

　　二是发展的眼光。一个国家只有实力壮大和搞好各项内部建设之后，才有可能正抵制外部不公平、不合理的干涉，成功地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和国家利益。否则，即使一味地斗下去，也只会是一场斗争没结束，新的斗争又已开始，而斗争者却顾不上发展自己，永远处于“被激怒的公牛”这一被动地位。对中國外交来说，发展同样是硬道理。

　　三是包容的肚量。中國大力发展经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称霸世界，而是以民为本，为中國人民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社會主義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此，我们需要对当今世界上一切国家，特别是对别国先进的东西不抱偏见，要善于借鉴和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所用。承认别国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需要勇气，虚心学习别国先进的东西更需要勇气。此外，还应该看到，其它国家及其国民对中國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时可能存在一些误解也是正常的。我们也要有宽容意识，给别的国家及其国民以时间，让其慢慢了解中國和正确认识中國。“有容乃大”，这句话也适宜于我们看待外部世界和处理对外关系。

　　另外，笔者要指出的是，人类进入２１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对于冷战时期的一些传统命题，我们有必要进行梳理，该否定的要否定，该扬弃的要扬弃，该继承的要继承。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曾经是中國革命的历史任务，但在新形势下，我们却要把学习美国的先进东西放在重要位置。当然，对于美国搞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也要坚决反对。只有树立良好的对外心态，我国外交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原载：环球时报

　　作者:崔启明

　　近２０年前的１９８４年，我有幸参加了由我国政府组织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在尚不富裕的情形下，好客的我们把３０００名日本青年邀请到了中國游览名胜古迹，品尝中华美食。当时我们认为，中日友好应该从青年开始，通过友好联欢，培养大批亲华的日本青年。然而２０年过去了，除了双边贸易，中日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仍然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摩擦不断。贸易并没有拉近两国政府的距离，也没有增加两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为什么？

　　谁也不会忘记，有血性的中國人更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伤害，仅中國南京一城在日本侵略期间就被屠殺近３０万人，还有日本军队肆虐中华大地所实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导致了更多的中國人惨死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日本军队留下的毒气今天仍然残害着无辜的中國百姓。我们中华民族是善良的民族，我们没有天天回忆血淋淋历史的癖好，我们放弃了政府间的战争赔款，我们积极推动中日友好，但是我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对过去的战争罪行无动于衷，我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某些势力再伤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有史为证，首先应该作出深刻反省的应该是日方，中日关系发展道路极不平坦的主要责任也在日方，但是认真的思考过后，我认为，我国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失误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日本是一个岛国，除了森林覆盖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以外，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因此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日本国奉行的是全方位外交政策，日本不得罪也不敢得罪任何国家，因为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支持，以日本人的聪明，除了战略需要的美国，它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外交重点放在一个国家身上。然而我国政府凭着善良的愿望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国和中國的关系应该更为密切，坦率地说，这其实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没有吃透日本的外交原则，此失误之一。

　　中日贸易，是两国建交２０多年来发展最快的也是最值得两国自豪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否认真的分析过两国贸易的内容，以牺牲中國的资源为代价的对日出口贸易到底占多大比例？我们从日本获得的又是什么？不客气地讲，我认为日本是一个商人，商人就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可以暂时不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可以搁置一切历史问题，这是日本的精明之处。我们则天真地认为两国贸易就体现了两国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害怕失去日本这个中國最大的贸易伙伴，因而放弃在两国关系上应有的原则，此失误之二。

　　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日美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加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说，日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一方面，美国需要借助日本钳制中國，影响亚洲，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日本则需要依仗美国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在中日关系上随时打出美国牌，所以日美关系的稳定性经历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考验，可谓牢不可破。我们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想通过强化对日关系来影响美国，想把日本拉上中國船，事实上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此失误之三。

　　由于过去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是不能忽视的，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由于日方对历史的遮遮掩掩甚至肆意歪曲，中國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复杂的，民间抗议日本政府的呼声和行动此起彼伏，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民间的情感，有情绪化的因素，但是一切政府决策都应该充分考虑民众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然而我们却不愿意把这些作为参考，此失误之四。

　　日本极右势力近年来频频滋事，公然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殺，强占我钓鱼岛，为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不遗余力，这固然是日本政府纵容的结果，但是作为战争最大受害国的中國政府反应迟钝木纳，谨小慎微，致使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更变本加厉，为所欲为，不断地公然向中國和亚洲人民挑衅，伤害中國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此失误之五。

　　总的来说，多年以来，中國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始终处于软弱地位，不断地忍让和迁就，这样做无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没有必要。

　　中國政府历来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但是堂堂大国应该有理有力有节，在国际交往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有大国的外交风度和外交个性，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赢得别国的尊重。我主张对日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当我们的腰杆挺起来以后，肯定有人害怕。真的不用担心，以今天中國的综合国力及其在国际上所占的地位，日本永远也不敢离开中國，我坚信，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来源：燕园评论

　　作者:程向中

　　改革开放以来，使中國在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取得全面进步的是西方的经济力量与先进的思想理念，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我们的外交就是应该使得中國不断融入与先进国家相协调的全面发展的行列当中。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一个合法公民在法制社会里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样，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中國也参与对国际事务的投票与自身被别人投票。近年来，我们面临被别人投票主要是在两件事情上面：即抗衡西方社会针对中國的人權状况的提案、反对台湾以加入联合国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活动。我们为此拉选票而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并作出了许多国际援助的承诺。进行这样的外交活动虽然也得依据一定的外交规范，但是，它的成本与收效、得与失的状况究竟如何，是值得探究的。

　　美国政府几乎每年一度的人權提案，将中國处于道德的被告席上。但是，中國在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后，获得了以非洲国家集团为主体的大量票数，每每又将这样的提案否决了下去。中國的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往往是欢悦之情溢于言表，视此为外交上的胜利成果。

　　虽然我不认同为了片面地追求人權这个理念可以置中國的全面发展于不顾，或是可以牺牲一两代人和平稳定的生活作为发展人權的代价；但是，我更不认同认为中國只要“在人權问题上面处于历史最好的状态”就可以抑制人民关于大力发展人權的诉求，或者认为还有许许多多的概念高于人權这样自我姑息的观点。中國当然面临著人權方面的重大的问题。所谓的人權，实际上就是建立公民社会的思想框架，什么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等等，无一不是由此而派生。

　　公民社会在当代无疑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条件。当我们在为“挫败”西方国家的人權提案而得意洋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葬送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机会，也为国家的经济在质的方面的提升制造了思想方面的根本性障碍；我们就是这样在自我陶醉的状态下来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的。这实在是一种令国人痛心疾首的“胜利”，是动摇国本的与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外交。我们本来应该为这样的“胜利”而羞耻或悲哀的。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并不是自己的创造与奋斗的结果，而是在吃前人的老本；当前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在中國事实上被排斥在外的情况下协调解决的。中國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同样，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支持”了我们而使得我们必须每年拿出数以十亿计美圆的血汗钱来报偿他们的那些打著五色杂旗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政治及经济落后而不愿意真正实行改革的国家，在人權方面都有劣迹斑斑的不光彩历史。从表面来看，他们似乎支持了中國；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不负责任地利用中國做他们免遭国际谴责与国内民众反对的挡箭牌。应该是他们感谢中國还差不多。当这种不正常的支持与被支持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模式的时候，中國事实上已经将自己归类于非文明国家而遭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边缘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这样的国家一旦自己也真正地踏上通向现代化的改革之路的时候，其中在以往受中國这种类型的“回报”越多的国家，则是对中國仇恨最深的国家，如越南、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等；而当他们最不愿意改革的时候，他们则希望中國象纹化大革命那样，要革命而不要文明，好象他们拉一个大国为他们陪葬可以让他们死得安心一些一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支配下的国家关系，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在中國进入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当中，自然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与国际主流社会也免不了有种种矛盾或摩擦，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矛盾与摩擦也正好为中國与国际主流社会建立与完善充分的协商机制提供了一个契机或平台。如果我们在遇到矛盾或摩擦的时候就倒退好几步，去争取比我们以前的状况还不如、需要上好几个台阶才能达到我们目前水平的国家的“支持”，实际上是在出让我们通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才获得的国家利益——而我们在事后又不得不重新与西方国家进行协调与合作，争取再次从与他们打交道来获得已经被空耗掉的国家在总体包括安全方面的利益。这就是选票外交的盲目性。我们就承认一下在人權方面有不够的地方，并承诺在许可的情况下面进行切实的改进，那又会怎么样？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那种对我们的落后面不怀好意的支持。在争取这样的“支持”的时候，失去的只能是本来支持中國改革与进步的国际主流社会的信任，失去的是中國的国际诚信而已，得到的却是加有乞讨性质的对我们缺点的支持。

　　既想挤进国际先进国家的行列、又与落后腐朽的国家打得火热，这就是中國外交处于二元化状态的特征。这其实是受一种似是而非的指导思想支配而产生的一个奇特的外交现象、我们的国际总体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迷失了方向而变得混沌不清了。

　　台湾近年来也几乎每年都向联合国提出加入的申请，同样地，中國也调动了几乎全部的外交力量，将这样的企图（包括台湾加入其他国际组织的努力）予以挫败。但是，这样又激起了他们更加执著的“开拓国际空间”的追求，我们则予以不断更新的打压。他们是金钱外交，我们也是不甘落后。就这样，中國人自己的大把金钱就莫名其妙地进入了完全不相干的国家的腰包。无论是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还是所谓的“承认一个中國”，以这样廉价的支持可以白白地获取这么多的好处，未免也太玩弄中國人的智商了吧？！

　　与其是这样，两岸为什么自己不坐下来谈呢？即便请全世界或者哪怕是将外星人请来支持我们，归根结底两岸的事情还是要由两岸的当局来谈拢的。地域与综合国力相比，这么大的中國与自己的弱小同胞进行这样的争斗，已经眙笑于天下了；各自再去花钱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支持自己，更属荒唐不智了，结果必然是别人两面说好话拿了我们两头的钱还要看我们的笑话。至于两岸花费成百亿美圆各自从俄美进口武器来相互威吓，则更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行为了。

　　如果我们不是去拉这种无谓的票数，而是双方坐下来认真地交谈，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从地域、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依赖互补性来看。两岸无论用什么模式，和平统一本来是迟早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做与此相反的事情。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可悲的事情了！而且，两岸的和平融合将彻底杜绝世界上利用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来发财、还要据此来作为贬低中华民族素质的依据的现象。

　　只要两岸能够和睦交融，则国际主流社会也必然对中华民族刮目相看——因为这并不止是整体国力的飞跃，而是它将标志著中國已经真正成为一个和平与理智的国度。那么，根本就不用去拉什么选票，肯定将是众望所归、心悦诚服地与我们友好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也将因此而变得正常良好，这对于我们扩大眼界、提升视野、正确地看待世界与我们自己，增进国家与国民的素质，使得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极为重要的。

　　我在《大国单边情结的终结——中國造就了俄美关系的里程碑》一文中说过：“以往中國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基本目标就是，借用俄罗斯以及综合某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力量，形成与中國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打破世界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一极“，形成世界上多极并列、相互牵制，以保持各国政治体制及疆域现状，在经济上面则迎合全球化的运动，以这样的风貌使中國在世界的舞台上面展露头角。这个战略目标的中心环节就是俄罗斯必须与美国保持相当的距离。”现在，俄罗斯已经与美国在事实上结盟了。连我们多年精心安排的“上海五国”都土崩瓦解了，中國已经在为不实事求是的外交付高昂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已经没有什么余地再去折腾了。

　　我们国家的世界战略，就是追求永久的和平与长期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是追求和平与进步：与国际先进国家发展合作关系，借助他们的经验来发展我们的国家；促进全球的一体化，在一体化当中发展我们的国家，使得中國人民真正能够从发展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至于为了掩饰各自的缺点进行拉票而展开的护短外交，则是一个不智的甚至危险的行为，对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将产生潜在的不可估量的损害。这是应该立即被坚决摈弃的错误的政策。

原载：多维周刊总第 103 期

　　作者:小国寡民

　　昨日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中，马立诚再次阐述了他关于“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宏论。不过仔细解读马先生的思路，似乎只能得出在历史问题上放日本一马，就是其新思维。马先生《对日外交新思维》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以来，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支持最力的当属国际战略专家时殷宏。时先生在他那篇《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中，已经把马立诚的“对日外交新思维”上升到了中國“外交革命”的高度。而反对马立诚先生的文章比较广泛，不过似乎又以道德攻击偏多，而对问题的核心，即“接近日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论述反而不多。

　　中日外交会出现所谓的革命吗？下面以日本为变量，简略分析之。

　　（一）

　　９０年代初期，当苏联突然崩溃的时候，美国国内的民意调查数度显示，有７０~ ８０% 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因此美国的下一个主要对手应该是日本，妖魔化日本的电影如《旭日东升》等纷纷推出。消息传来，日本是朝野震动，各类专家纷纷献策如何化解美国的敌意。于是日本防卫大学的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了《论中國这个潜在的威胁》，这似乎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中國威胁论”的论文，堪称此种论调的奠基之作。无论这篇文章的真实意图如何，它的客观作用是日本自己金蝉脱壳，却巧妙地将祸水引向中國。即便如此，克林顿政府还是一改在两极时代对日本实行的纵容政策，开始在诸如贸易、金融等一系列领域敲打日本。最后，以日本不得不作出一系列让步而结束，其中重大后果之一就是日圆也由此被迫升值，日本经济也开始了其沼泽之旅。而日本在东南亚苦心经营多年，也由于美国对东南亚各国发动的金融突袭而导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不得不溃退出局，含辛茹苦建立的以日本为中心的“雁行模式”也告瓦解（日本经济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美国在后两极时代的围剿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回顾说明了日本并没有要和美国为敌的决心，而这种决心的缺乏来源于日本并没有和美国为敌的手段，而手段的缺乏又来源于日本的致命缺陷仍然掌握在美国之手。

　　（二）

　　当今的地缘战略，不再是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所描述的以武力统一世界所需要的军事地理结构，而是变成围绕争夺经济基础性能源，展开的对能源及其运输线的控制与反控制所形成的能源地理结构，麦金德似的地理中心（东欧）已经改变。各主要产油国是这一能源地理结构的要点，而中东则是其中枢。所谓地缘上的优劣，也指通向能源要点和中枢的地理的优劣。有意思的是：能否自身拥有基础性资源，也是美国选择其盟友和敌手一个标准（美国描述的可能在亚洲出现的对手就是“一个自身拥有资源的强国”）。

　　为什么最后会归结到能源问题？因为当今国际间的纵横捭阖本质上是经济利益，而现代经济运行又是建立在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些基础性资源的支持，经济发展就将难以为继。控制住了这些基础性资源及其运输线，实际上就控制住了自己或者别人的经济命脉。我看在新能源革命发生之前，这种能源地理结构是不会有所改变的了。

　　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已经高度发达。但是，日本岛孤悬海外而又偏置东隅，其经济运行所需的能源却有９０% 以上要靠进口，大陆运输线显然与它无关，而其漫长的海洋运输线却要经过多个国家的势力范围，由于其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使日本的地缘劣势日益恶化。

　　对日本地缘态势影响最巨的有两个国家，一是美国，二是中國。

　　中國辽阔的疆域天然地横亘在日本海洋运输线的必经之路上，日本的运输船只也大多在中國海空力量打击之下。因此，日本的地缘劣势将随着中國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力量的强大而日益恶化。所以，借助台湾问题来缓解日本地缘劣势的恶化程度，几乎就成了日本的必然选择，断不会因小利而放弃。

　　美国在真正的地理位置上，本来不成为日本的威胁。但是其超强的军事力量，基本上已经把太平洋当作了美国自己的内湖，在各个海上战略通道上，都有强大的军事存在。不仅仅是日本，由于东南亚和中东已经在美国掌控之中，整个东亚国家（包括中國）的海洋运输线实际上已经抄于美国之手。

　　日本在此形势下有如下选择：一是自己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期在制海权方面和美国达到均衡，差不多是重走军国主义路线；二是和中國接成联盟共同抗美；三是如石原慎太郎所说“前拒美国虎，后拒中國狼”；四是和美国结盟，实际上是走依附美国的路子。

　　选择一则意味着直接和美国争夺海上主导权，只怕在其军事力量还远未达到均衡的时候，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况且日本军事力量的过于强大，无论愿不愿意，客观上都将促使中美接近，日本的地缘形势反而更加恶化。因此，军国主义路线必须要在美国的同意或默许下才有可能。美国之所以放心地将日本当作盟友，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掐住日本能源运输的生命线，日本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美日关系反而难以稳定。并且美国的国策已经确定不会容忍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强大到可以挑战其霸权的程度。所以，要实现这一变化受到的制约太多，而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选择二则意味着中日联盟和美国争夺海上主导权。结盟的目的必然是结盟后形成的力量可以制衡，至少也要从根本上缓解面临的主要威胁。但是，中日结盟问题的关键是，即便综合中日之军力，对比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远远处于劣势。结盟所能给日本带来的在地缘上好处，仅仅是南中國海以东的航行自由，而更为关键的诸如东南亚、中东等关键性要点依然握在美国人手中，并不会因中日联盟而改变。中日联盟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日本的地缘劣势，却又必须下决心和美国决裂，代价太大而前景未明。实际上，在构成日本地缘劣势的因素中，美国因素远比中國重要。以日本之精明，决计不会做此拣芝麻丢西瓜的蠢事。

　　选择三则是自取灭亡之道。日本最大的噩梦就是美国摔开日本和中國单独结盟，如此，日本将没有任何前途。因此，所谓“前拒美国虎，后拒中國狼”只能是一些右翼政客拉拢选票的口号，而绝无成为现实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日本也不希望中國过于弱小，换句话说，日本并不希望明确地成为中國的敌手，因为这样一来日本被美国用来牵制中國的价值变小，日本有变成美国纯粹依附的趋势，二来中國在独力难支的情况下，向美国一面倒的可能性加大，日本的噩梦恐怕就要变成现实。日本对中國的心态之复杂，远不是一种简单的外交政策可以表述。

　　选择四就成了日本当前唯一的出路。日本必须依附美国（所谓结盟），这样做虽然几乎丧失了实现其更大抱负的可能性，但是却可以保住日本的既得利益。不过日本虽有“东方的英国”这一称号，但是其对美国的主动能力却较英国要差。英国和美国盟友不成还可以转向欧盟，而日本一旦失去了对美国的利用价值，将以何种身份融入亚洲恐怕是个不小的难题。因此，日本长期依附美国的态势，是难以凭单方面的良好愿望就可以视而不见的现实。以日本重视实利的外交风格，期待日本配合时殷宏先生的“外交革命”，几乎是所有变化图中，最不可能出现的一种。

　　（三）

　　日本经济自泡沫破灭以来，陷入通货紧缩已经１０年有余。其国内投资回报率也日益低下，日本资本向外扩张成为必然。

　　日本先是苦心经营东南亚，却不料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顿时让日本丧失了主导东南亚的机会。当中國和东盟各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日本又苦于农业不能开放而难以和东盟各国达成协议。同时，美国在东南亚的投资也在日益增长。在与中國、美国争夺东盟主导权的这一回合中，已经先失一局。

　　按照馬克思的观点，资本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有追逐利润的天性。资本的这种天性自然会把资本带到获利最高的地方。因此，只要你这个地方可以使资本获取利润，资本自然会来，对于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什么“外交革命”。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國成为日本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日本资本家这么做，并非由于中國开展了什么“外交革命”，而是因为现在中國是日本资本最有前途投资场所。反之，如果日本资本家在中國根本赚不到钱，你再怎么推动“外交革命”，也没有人愿意来。因此，并不专门需要购买什么“中日友好”。

　　（四）

　　朱鎔基曾经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那里去，坏也坏不到那里去。”这话并不确切。因为如果中國不愿意放弃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抱负，并且能够稳定地增长，那么，在未来的某个历史时刻，中美成为对手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现在中美关系暂时的缓和也难以掩盖这种长期的趋势。不过，如果将这句话应用于中日关系上，倒是非常贴切。

　　日本自身的根本利益并不在和中國结盟，因此，无论我们怎么进行“外交革命”，结果都是肉包子打狗，白白损失现实利益却难以看到回报前景，而在确保获得海外基础性资源等根本利益方面，中日的竞争是激烈的，是没有什么感情可言的。比如在对西伯利亚能源的争夺中，由于那里的各种能源产量不能同时满足中日两国的巨大需求，中日双方几乎就是零和博奕。所以，中日关系也就好不到那里去。另一方面，中國如果过于弱小，因而美国对中國的影响力过于巨大，同样也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也难以变成中國明确的敌手，所以每当中國遭遇大变故（如８９风波、SARS等），日本总是最早发表声明支持中國的国家之一。由此也可见一斑。况且，现在中國已经成为日本资本最有前途的投资地之一，日本资本家也不可能有钱不赚。因此，中日关系也坏不到那里去。当然，维持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是应有之意。对诸如推动区域化经济也该持积极态度，但是这些都要严格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深入地计算双方可能获得的利益，权衡利弊而后动，切忌脑袋发热地用发动所谓“外交革命”来推行。

　　综上言之，所谓的“外交革命”在中日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基础，因而无论怎么鼓吹，这种所谓“革命”最后也难以出现。至于马立诚所说的“不纠缠历史”的所谓“新思维”，我看也等于不说。因为中國政府本来就没有“纠缠历史”，“纠缠历史”的是日本人自己。中國政府并没有纠缠在道歉问题上，而是日本纠缠在其政府领导人不断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上这些问题上。因此，马立诚在这个问题上是倒果为因，搞错了逻辑起点。

　　作者:蜀南布衣

　　据《读卖新闻》１２月６日报道，中國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今年在纪念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３０周年时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针对“是否对日本怀有亲切感”的提问，只有５. ９％的中國人回答“有”，而做出否定回答者高达４３.３％，“感觉一般”的多达４７. ６％。对此，韩国媒体也有报道。

　　中國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把这句话放在国际大背景下，应该理解为得中國民心者，得中外关系友好。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经常对中國政府露出霸气，但从来就没有小看过中國的民间力量，因为它深知，那是中國的外交底线，是中國最深厚的外交基础，因此，它必须对这条底线保持距离。就在两天前，一位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对笔者还曾这么说。

　　看完上述调查，真不知道特别在乎民意调查的日本到底有何想法？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应该说，日本３０年的对华外交是不成功的，甚至可说是失败的，因为日本连最基层的对华外交工作都没做好；第二，日本政府肯定会把这一结果归因于中國国内教育宣传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因为，日本在其外交战略调整报告里已经公开写明，中國人的“厌日情节”源于中國有问题的教育方法。

　　１９９７年，中國青年报曾做过一次“中國青年看日本”的大型调查，结果显示，中國人对日本持负面态度的比例非常之高。如今５年过去了，为什么仍然只有区区６％的人对日本有亲近感？据笔者所知，日本为促进中國外交所下的功夫并不小，甚至非常大，但是，中日恢复邦交３０年来，中國人看日本仍然是这个样子，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日本对华外交的最根本问题就在于：中日之间的老问题不但一个没有解决，相反，老问题引发出很多新问题，而且又增加了很多新问题。历史问题、战争问题、台湾问题等等都是中日间存在的老问题，而经济摩擦、“中國威胁论”等等则是新问题。这其中，很多新老问题都是由于日本主动挑衅而起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敏感问题是由中方挑起的。

　　过去２０年里，日本在谈起对华外交时，口口声声说，日本对中國进行了非常庞大的援助，中國是日本的最大援助国之一，还强行要求中國在很多场合进行“感谢”，还片面地批评中國媒体对援助报道得不充分。现在，日本又口口声声说，正是日本的对华援助导致了今天中國对日本形成的威胁，甚至是日本外来的最大威胁。当然，口头上，日本也是在说中日友好，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不过，说这种话的并不多。

　　日前，笔者曾随中國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日本富士山脚下，中日两国青年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会上，有中國青年问日本青年，如何看待中日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问题？那位中國青年的话语十分诚恳和友好。然而，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中國青年的再三追问下，日方始终支支吾吾，避而不答。笔者亲眼看到的冷场场面长达１５分钟左右，到头来还是一名长期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站起来用中日两种语言说了一些不痛不痒、和稀泥的话。而日本青年提出的十分尖锐的问题，中方都给予了充分回答。这样的交流结果，又怎么能让中國青年满意，日本青年又怎么能够赢得中國青年的信任？不过，通过这些日本青年，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为何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并且延续了下来。

　　实际上，日本对中日两国间存在的根本问题——历史问题和相互信任问题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彻底地、痛快地解决。如果日本不从根本上彻底检讨中日间存在的问题，如果不标本兼治而仍然是治标不治本，这又怎么能够谈两国间的世代友好？又怎么能够让中國人对日本有亲近感？

　　法国和德国在历史上曾进行过７０多场战争，期间的隔阂之深可以想象，可是，今天的法德关系之密切，当年又有谁能料到？中國与日本在上个世纪的战争在整个中日交流史上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日本直到今天不但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反，还更加赤裸裸地说，中國所有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都应该删掉“抗日”二字；还说日本政客应该更加频繁地参拜靖国神社，让中國人直到习惯日本的参拜而不再抗议为止；还说……

　　日本如果仍然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中國和中國人，那么，下一次民意调查能否维持“６％”都成问题。

　　原载：中國青年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９日

　　作者:陈铁源

　　美英轴心国发动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已经结束。根据美国统治集团的思路，不管其他国家如何反对，美国都将依照预定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开始对伊拉克进行独家占领与全面掠夺。至于萨达姆的生死存亡的真相，只有真主才知道。美国军方也将把这个生死之谜的战略价值利用到极至，将按照“本？拉登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美国金融寡头集团和军工石油利益集团黑名单上的国家又掀起一轮武力大威胁和大搜捕的热潮。

　　伊朗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在美国已经在西亚地区的地理中心获得了立足点，以及针对叙利亚进行武力威胁的情势下，伊朗面临着极大的现实威胁。在小布什政府历次公布的“邪恶轴心”名单中，伊朗榜上有名。在美国军方的拟定的各种打击顺序中，伊朗与朝鲜各擅胜场，互相争夺榜眼和探花的位置。在伊拉克战争中，伊朗总统哈塔米数次呼吁美英军队停止战争，回到联合国框架与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这完全是对牛弹琴，与虎谋皮。伊朗这样做当然首先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既不希望美国获得完全胜利与绝对控制，也不希望自身出头成为美国的首要攻击对象。但是良好的愿望不能改变现实处境，伊朗既然不敢采取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紧密结盟的政策共同对付美国的侵略，那么就自身的战略安全来说，已经丧失了第一道防线。在美国控制伊拉克的战略目标达到以后，到底会对伊朗采取何种战略行动，这已经无关紧要。关键在于，美国具有这样的实力，也具有这样的愿望尤其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可能。伊朗的战略处境已经没有任何缓冲余地，随时面临着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击。

　　在这种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伊朗需要从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和全球外交框架的角度出发，来营造自我保护、安全与发展的外交战略联盟。切不可在激烈僵硬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下自我孤立，或者在巨大的恐惧感下丧失抵抗意志。对于伊朗决策层来说，在美国单极霸权下，必须保持外交战略的多种选择性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因此在波斯民族主义和穆斯林世界主义之间、在坚持有伊斯兰社會主義和应对全球化压力之间以及在均势外交与输出伊斯兰革命之间必须掌握微妙的平衡。伊朗必须明白——意识形态的油彩必须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涂抹。

　　对于伊朗来说，巴勒斯坦问题既是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之间的宗教矛盾，也是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伊朗不应该谋求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应该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协调，以免为人火中取栗。伊朗现政权坚持宣传什叶派伊斯兰教革命的种种观念以维护伊朗自身獨立性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穆斯林世界的整体实力和整体利益尤其是相对于盎格鲁？犹太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伊朗现政权在维护伊朗在周边小国和特殊地区间影响的同时，必须注意适当维护自身的盟国和保护者的地缘政治利益。在明白谁是伊朗最危险的敌人以后，尤其是伊拉克被美国全面占领和控制后，伊朗的外交战略应该转变到集中抵抗头号敌人压力的轨道上来。伊朗必须利用所有的手段——种族纽带、宗教情感、石油资本等等来为本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服务。

　　伊朗全球外交框架所能依靠的大国

　　对于伊朗来说，国际外交形势并没有道山穷水尽的地步。伊朗还可以利用俄国、法国、俄国、中國、印度和日本等世界大国与美国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下去。如果有决心、意志与技巧，伊朗可以在美英以轴心国的巨大威胁下，以小搏大，将收到以弱抗强和由弱转强的效果。最小的国家可能有大的同盟者，大国家间的互相猜忌、提防有助于小国的安全。小国家也能够产生大战略家，从而能够推动大国外交发生有利于自身的变化。

　　伊朗在地缘政治上极为重要，但是伊朗自身的实力不足以主导世界局势甚至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免受打击。伊朗也不能够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只能通过缔结外交同盟，并且要巧妙的通过引导将各大国的外交合力导向反对美国和保护伊朗的轨道。伊朗应该明白自身的处境，不至于自我膨胀到把自己当作一个全球外交博弈的大棋手来行事。伊朗应该师法十九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通过异中求同，联合任何可以联合的国家，主动配合大国外交，满足大国的虚荣心与自负感来获得本国的发展与安全，集中力量防止美国统治集团国家霸权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双管齐下政策的锋芒指向伊朗，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伊朗是一个地区强国，但是并没有强大到对周边国家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程度。如海湾战胜前的伊拉克对科威特一样。伊朗与大国为邻，但是不像巴基斯坦与印度为邻一样，永久深受威胁，时刻爆发冲突。伊朗的石油蕴藏量丰富，但没有海湾国家那样丰富，也不可能象伊拉克一样随时渴望吞并科威特来增强自身的石油蕴藏量比重。除了利用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的人口优势谋求在伊拉克发挥重要作用外（这种可能性受美国的遏制，不大可能成为现实，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伊朗的包袱和美伊矛盾大爆发的导火索），伊朗不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国家的“硬实力”。伊朗有一定数量人口和一定规模的国土。地理位置不像土耳其和埃及那样重要。既不处在国家交通水道或者靠近以色列毫无缓冲余地。因此它是目前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轴心国家。伊朗的相对处境比周围中等国家要好，地位重要，但是不如土耳其那样是一个国际海上通道，也不像伊拉克那样周围全是敌对国家。不像巴基斯坦那样直接面对印度，毫无缓冲余地，也不像中亚内陆国，没有海上公共通道，难以获得外部援助。因此伊朗适于充当一个政治中立地带和地缘政治的轴心国家。

　　对于伊朗来说，本国的生存可能是由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和权力结构决定的，伊朗本身并不具备韬光养晦，独善其身的能力。伊朗只是一个地区中等强国，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伊朗不可能成为一个地区大国更不要说全球大国了。即便是美国的霸权倾覆，伊朗既不可能在其中得到主要利益，也不会在实质上改善伊朗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在外交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只有积极进行多边外交，才能利用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保护自己。伊朗要获得美国以外的大国的保护，就必须自觉自愿为那些大国效力和进行政策配合，以抵抗来自美国的最严重的威胁。

　　对于伊朗来说，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就是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当年是打着帮助伊朗抵抗英俄两大帝国主义的旗号进入伊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与英国的共同控制下，伊朗把美国当作平衡英苏势力的替代力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苏联干涉伊朗内政失败，伊朗便彻底投靠了美国，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支柱。但是伊朗的迅速发展带来的腐败和社会不公导致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的上台。新政权采取了极端激烈的反美措施，美伊之间一下变为不共戴天的仇人。美国对伊朗新政权的态度如同对当年中國革命的态度一样，在天翻地覆的时刻还幻想着延续自以为是的友好政策。以为公开的外交政策转变就可以改变新政权对美国长期隐蔽的国家战略的一贯看法。伊朗与美国的矛盾是全方位的，在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上都是对立的。在这种对立的形势下，美伊之间的全面和解是遥遥无期的。伊朗也不应该幻想这种和解，除非伊朗愿意将本国再次半殖民地化，而对于伊朗这样的小国来说，一旦丧失獨立主权，再获得国家的政治自由将变得极为困难。

　　为了借助其他大国的力量、对抗美国的压力，伊朗首要的便是深化与俄国的合作关系。伊朗与俄国的关系极为重要，俄国是伊朗的战略后方的最直接的依靠。在苏联崩溃后，意识形态的对立因素已经消失，伊朗不再与俄国有剧烈的意识形态摩擦，也不必担心俄国在本国内部扶植代理人进行夺取活动。伊朗的力量也不足以单独和绝对操纵伊斯兰激进势力来动摇俄国的现政权。因此两国间的合作有充分的现实利益基础。对于俄国来说，伊朗的反美倾向是值得扶植和利用的。对于伊朗来说，选择俄国作为战略伙伴和靠山是自然而然的。当年没有美国的支持，伊朗王国就不可能与苏联对抗。没有俄国的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不可能有效地与美国对抗。伊朗必须与俄国协调石油利益，广泛引进俄式武器装备，以加强俄国的经济实力，为了加大俄国的支持力度，伊朗可以考虑在战术上与俄国进行经济一体化，例如可以申请加入独联体，支持独联体的深化、扩大与相对统一。以减轻俄国在地缘政治方向上所受到的压力。

　　伊朗与法国的关系属于战略性关系。在历史上，不管法国是在波旁家族、波拿巴家族的统治下，还是建立共和国后，伊朗都想借重法国的力量，来抗衡英俄两国对伊朗的压迫。法伊之间的数次战略合作均因为英俄两国的极力阻挠而功亏一篑。法国与伊朗曾经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法国文化和法语曾经在伊朗广为传播。直到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两国的关系才落入低谷。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一开始明显并不像美国一样试图干预伊朗伊斯兰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政权。法国曾经长期收留伊斯兰革命的导师霍梅尼在法国避难，对其在法国领土上从事反对国王的政治活动事实上不加阻止。在国王垮台后，法国航空公司还用专机亲自将霍梅尼送回伊朗执掌大权。不料在那些激进反西方的神学家眼里，法国跟美国都是撒旦，没有本质的区别，也不值得伊朗去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虽然说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是国家尤其是国家领袖人物的特权，不过在外交斗争中还是按理出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比较稳健。因此伊朗应该汲取历史经验，应该利用与法国的历史与文化关系，申请加入法语国家联盟。根据历史文化传统，法国是一贯是陶醉于本国的文化和社会模式，极力向外传播，自信心极为强烈的。因此法国不会拒绝伊朗来自语言文化方面的主动支持。而且通过加入法语国家联盟获得法国的有限保护和支持，对于那些受到美国威胁的亚非拉国家，不管它们在历史与文化上是否跟法国有紧密的联系，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效仿的模式。例如利比亚和古巴就可以效仿这个模式。

　　提到法国就不能不提到德国。德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伊朗，德意志第二帝国崛起后，伊朗政府也曾经希望借重德国的力量来摆脱英俄两国的共同压榨。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为了打击英帝国和俄国（苏联）的后方，都给予了伊朗极大的帮助，希望借助伊朗的獨立和强大，帮助德国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后来这种关系由于英苏两国的强行介入和武力威胁才告终止。目前法德两国与美国争夺大欧洲的领导权、全球经济的主导权以及在战略能源方面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极为激烈，对于伊朗来说，也是推行新欧洲战略与利用欧美尤其是法德两国与美国的矛盾的最佳时机。伊朗应该把本国石油生产和加工的适当部分向承认法德两国为领导核心的欧盟国家集团开放，以及加强与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造成欧盟在伊朗欲罢不能的态势。

　　伊朗与中國历史上有着极好的关系，没有互相侵略的历史纪录。和平交往。中伊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成为一种可贵的传统。对于伊朗来说，与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是伊朗目前最为可行，阻力最小的一种战略关系。伊朗应该促使中俄伊三国在石油与军火工业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以形成政治、军事与经济利益互动的良好机制。美国极为担心中俄伊三国结成事实上的联盟，而伊朗就应该针锋相对地利用这种担心以对美国形成制约。

　　伊朗与印度有着长期宗教与文化联系，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之前，莫卧尔帝国的统治者和统治民族，是以讲波斯语的穆斯林为主。在目前的中西亚外交斗争格局中，印度极有可能支持伊朗在中亚地区发挥影响以抗衡巴基斯坦对中亚地区的野心。印度与俄国有着密切的战略关系，与中國也有复杂的互动关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曾经设想，伊朗、俄国、中國与印度共同合作对付美国的霸权，这种设想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四国之间的全面合作有极大的难度。站在伊朗的立场上，只能够以伊朗为轴心，以解决具体的问题为目的，缔造临时性的统一战线。伊朗应该在不结盟国家集团内支持印度的领袖国家地位，支持印度与中國共同发挥在第三世界领袖国家的作用，以对抗美国的为所欲为。

　　伊朗与日本在历史上没有深入接触，没有历史恩怨。因此伊朗与日本发展关系主要是受日美同盟关系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外在的，日本内在的石油需要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石油以及石油产业发挥作用是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伊朗可以考虑将日本作为资金与技术的输出国以及能源的合作国来对待。目前日本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关系在稳步发展，伊朗在大规模吸纳日本的资金与技术的同时，应该主动地将这种关系导向政治合作与多国合作的方向，以对美国的为所欲为形成有效的制约。

　　伊朗周边外交关系所要应对的国家

　　伊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极为重要，不容忽视。伊朗应该主动与周边国家建立有效的联系，以防止本国遭受如伊拉克那样的被美国孤立、弱化和直接攻击的命运。伊朗应该从现在起就缔造一条从巴基斯坦到叙利亚的主要穆斯林大国的联盟，在此同时缔造一条非阿拉伯的三个穆斯林大国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的联盟，以免立场过分鲜明，阵线过分单一而导致不良后果。

　　包括在今天归属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地区在内的大阿富汗，在历史上曾经是伊朗的属国。巴基斯坦与伊朗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国际范围内也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是两国在中亚诸国中存在着竞争，伊朗应该与巴基斯坦达成妥协，互相划分势力范围，放弃在阿富汗的争夺，支持巴基斯坦以某种形式控制阿富汗。伊朗应该把巴基斯坦推到与俄国、印度以及美国均发生战略对立的形势下，自身保持相对的行动自由。

　　伊朗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关系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对立，争夺对两河流域以及南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土耳其虽然选择了面向欧洲的基本国策，但是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政治势力一直希望发展与伊斯兰国家包括伊朗的战略关系。因此，在与土耳其在中亚诸国和南高加索诸国中进行竞争的同时，伊朗必须低调处理与土耳其的竞争关系。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的真正对手以及天然敌人是俄国，只有让俄国与土耳其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激化，才能够使得伊朗外交左右逢源。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中亚诸国也与伊朗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波斯帝国曾经将势力扩展至中亚一带。祆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和波斯语也在中亚地区也曾经极为流行。伊朗应该放弃在中亚各国谋求势力范围，而应该承认中亚诸国是俄国的天然势力范围，这是跟俄国的地缘政治处境以及大国实力相适应的。一国不得追求与利害关系和自身实力不相符合的外交目标。伊朗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也不宜四面树敌，四面出击，谋求不适当的势力范围。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与伊朗有着历史文化、宗教传统和语言上的亲密联系。但是塔吉克斯坦紧邻阿富汗，控制阿富汗又是巴基斯坦的战略目标，如果伊朗与塔吉克斯坦建立特殊关系，将成为巴基斯坦与俄国势力交锋的缓冲地带，不利于伊朗获得较为有利的外交地位。土库曼斯坦与伊朗接壤，伊朗可以谋求在土库曼斯坦发挥重要作用，而实质上应该把这个目标作为一个筹码与俄国进行讨价还价。因为伊朗既不具备扩张领土的实力，同时在俄国的势力范围扩张领土也不符合伊朗外交的基本利害关系。

　　伊朗不要指望能够利用俄国的战略困境，试图在南高加索地区谋求收复失地以及在俄国的北高加索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这样做只会破坏与俄国的战略协作关系，被美国所利用。伊朗应该明智地让土耳其去扮演这样的冒失的角色。而在中亚诸国的角逐中，应该让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去扮演这样的角色。伊朗目前的处境极为微妙也极为危险，在伊拉克已经落入美英势力范围的情况下，在关系到各大国的敏感利益的区域轻举妄动将给伊朗带来无穷的祸害。对于伊朗来说，在目前的形势下，伊朗在周边敏感地区的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有所作为。伊朗应该极力让所有的国家都冲在反美的第一线。自身紧跟其后去追求恰当的国家利益。

　　在历史上波斯帝国曾经征服过阿拉伯民族，使其臣属于波斯帝国。阿拉伯民族大征服时期开始时，萨珊波斯也被阿拉伯民族击败，其帝国被摧毁，接受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字母。波斯与阿拉伯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爱恨交加，剪不断，理还乱。在目前的西亚中东的战略格局中，伊朗在口头上支持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同时，不得以国家政府名义采取实际行动。伊朗的外交努力应该放在那些能够改变世界格局以及对自身提供战略性保护的大国以及周边地区中等力量的国家上，而不是采取过激行动以及在敏感地区轻举妄动。目前伊拉克已经覆亡，伊朗推动西亚地区安全同盟的一根支柱已经倒下，今后是否能够在两伊同盟的基础上建立武装獨立的小协约国，取决于伊拉克的政局演变。伊朗不能够过于寄希望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能够主导政权，从而奉行亲伊朗的政策，在美国的控制下，这种局面几无可能自动形成。如果今后美国控制不了局势，伊拉克天下大乱以后，伊朗也以在西亚地区保持低调比较明智。伊拉克是一个集地缘政治、历史恩怨、石油资源分配和宗教种族诸多矛盾的火药桶，最适宜扮演一个现存秩序挑战者的角色。对于伊朗来说，应该把伊拉克推到反美的第一线，而不是自己出头去反美。

　　伊朗应该充分尊重俄国的利益，既不去挑战或者激怒俄国，也不是无条件顺从俄国，而是在力量对比和权力结构的运作中，使得俄国认为对伊朗加大支持的力度以谋求本国的利益是有必要的。不至于使俄国对伊朗产生排斥感，坐视伊朗处在危险的境地。伊朗应该在高加索诸国中与俄国和土耳其形成战略平衡，在前苏联中亚五国和阿富汗的角逐中，与俄国和巴基斯坦形成战略平衡，在海湾地区，与伊拉克和海湾亲美附庸国形成平衡。伊朗由于自身的实力、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复杂历史宗教文化联系，将在这个西亚地区的混乱局面中起着枢纽和轴心的作用。

　　伊朗所应该采取的外交政策

　　美英势力以外的其他大国，都对伊朗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即便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对立，也没有现实利益促使它们产生改变伊朗的社会制度的愿望，而更为关键的是它们也缺乏经济力量和军事手段能实现改变伊朗的社会制度的愿望。因此，对于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来说，伊朗与其他大国的矛盾都是次要的，都是可以妥协的，存在着相互利用的余地。而且对于伊朗来说，对美国以外的次强国家作出妥协和让步甚至因此而导致某些损失，也不会导致全盘失败的严重后果。伊朗不应该过于注重于特定国家的单边联系，因为伊朗自身的实力有限难以主导双边关系的发展，因此综合考虑，进行与大国的多边合作，在运动与矛盾中抵消对伊朗的不利因素，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伊朗的利益，这才是最可取的。伊朗不是要争当什么运动的旗手，而是要使自身巧妙地充当大国外交的轴心。通过巧妙的手段，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对立，从而使本国在美国的威胁下获得间接的保障。

　　伊朗外交的第一个层次是与周边国家的联合与协调。对于伊朗来说，在美国单边主义霸权的高压下，最佳国家战略就是与叙利亚全面结盟，两国形成西亚地区的小协约国，合力抵抗美国的各种压力。由于伊拉克战局迅速地结束，这个小协约国缺少了伊拉克这个极为重要的国家的参与，其有效性将打折扣，但还不至于导致这个格局的彻底失效。这种格局还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果伊拉克局势再有变化，再度崛起一个民族主义政权，那么伊朗、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三国协约的建立是极有可能的。伊朗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叙利亚和海湾地区小国连接阿拉伯世界各国，争取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世界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伊朗必须通过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调，营造伊斯兰世界争取世界和平与国家獨立统一战线，以分散美国对自身的战略压力。

　　伊朗外交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与其他大国的联合。伊朗应该积极与其他世界大国展开多边外交，以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和竞争以保证本国的安全。伊朗外交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要和美国实现彻底的和解，表面上来分析，这样做作为安全、合理与高效。但是这样做使得伊朗失去了任何主动权，问题的关键也在美国，美国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受伊朗的善意呢？伊拉克就是前车之鉴，巴列维王朝离现在也不算太远，它们最后的结果都是丧家败国。对于伊朗来说，与美国和解的代价未免太高了。而且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那就是美伊两国的和解建立在何种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伊朗是否可以斩钉截铁地放弃伊斯兰革命的种种清规戒律？是否同意美国来控制伊朗的石油命脉？问题的答案也就将随着伊朗自身保护能力的大小以及美国对伊朗采取单边行动能力的大小而变化。而检测这种变化的手段就是伊朗多边外交与美国单边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较量。

　　伊朗也必须明白，各大国对于伊朗的支持并不是出于对伊朗的喜爱，也不是对有伊斯兰特色的社會主義体制的欣赏和支持，促使各大国共同行动的根源在于对美国单边主义霸权行动的憎恨和恐惧。而伊朗恰好就出在这个遏制美国单边主义霸权的轴心地位。因此伊朗一方面要对付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伊朗也要善于利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矛盾，缔造反美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对手，保护自己。外交家和政治家的责任在于分析外交利害关系和外交评估权力结构，并且以此采取相应的行动，至于意识形态的油彩，那是应该根据不同现实利益需要而随时涂改。输出伊斯兰革命和有伊朗特色的伊斯兰社會主義的种种观念与均势外交和联盟外交方面的努力是并行不悖的。在外交斗争中不付出代价，就不会有任何收获。对于伊朗来说，反美已经是一种骑虎难下的事实，那么通过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减弱这种毫无回旋余地的处境的同时也加强抵抗美国压力的地位，根据历史经验，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自伊朗在萨法维王朝在十六世纪初建立獨立的伊朗国家，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重现古代波斯文明的辉煌以来，它的外交总是面临着两个问题，来自南方海上的西方势力威胁与来自北方陆地的俄国势力威胁。在营造平衡的权力结构中，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功亏一篑，导致了国家逐渐丧失獨立，被英俄两大势力所共同主宰。今天伊朗依然面临着这样的严峻形势。单纯投靠美俄任何一方不能解决伊朗的根本问题。伊朗在解决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问题时，也必须同时开始为本国营造一个自由獨立发展的空间。因此与俄国、法德为核心的欧盟、中國、印度以及日本等战略势力建立战略关系，加深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大邻国的合作，扩展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对于伊朗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这种外交战略框架并不是仅仅解决目前的危机，而是着眼于多极化的未来格局。

　　伊朗寻求各大国的支持，自觉自愿把自己当作地缘政治的战略支轴，而不是充当主动出击的马前卒，这是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以及伊朗自身的国家利益的。一个小小的支点可以撬动地球。伊朗努力充当当今世界的外交轴心，各大国外交行动围绕着伊朗在转动，伊朗便可以收到以静制动，以小博大的效果。这是伊朗外交战略的最佳选择和保持伊朗獨立、主权以及获得复兴的必然之路。波斯民族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精神的伟大帝国，开始了真正的世界历史，经历了多次的灭亡与复兴，依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伊朗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伊朗人民的英勇斗争，必将为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和全人类的和平、平等与全面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写于2003年5 月6 日

　　作者:李寒秋

　　在当前的朝鲜核危机，中國的外交公关再次接受严峻考验。外交公关指政府培养和维护与外国的公共关系, 关系到一国外交形象和与他国关系。在九一一危机中，中國虽然开始反应慢，但后来对美国的支持较大方，带动了中美关系的大幅度改善。中國从九一一前的美国头号对手，下调到卡伊达、伊拉克、朝鲜、伊朗、其他窝藏和滋生恐怖分子的国家之后。美国和西方大国对中國外交国防的沉重压力，一下子减轻。

　　中國在朝鲜核危机的表现，到今为止勉强及格。但其低调和观望外交，却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中國在这次危机中，虽然暗中帮了国际社会不少忙，西方国家不满降低，但还存在。

　　更有甚者，这次危机可能失控。据美国记者透露，美国政军界鹰派可能占上风，在今夏对朝鲜动武。虽然美国是否最后动武，有待证实。但上次朝鲜核危机，克林顿政府的确差一点要轰炸朝鲜核设施。近一周多来，美国已经准备把美军驻韩国的司令部，撤出汉城，为武力解决作准备。万一美朝开战，即使朝鲜部署在汉城附近的大炮千炮齐发，美军也不会成为无辜的冤魂。如果中國还是奉行低调“外交公关”，任由朝鲜坚持强硬立场，美国可能会以武力解决。到时候，西方国家很可能痛恨中國不愿帮忙，反華舆论和势力会大涨。这样，中國在九一一以来与西方友好关系的努力，可能前功尽弃。

　　低调外交公关的隐忧

　　为什么会有这种危险和严重隐忧？关键在于中國外交公关的局限和中西外交认知的差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中國以为，外交结果重于外交公关，喜欢私下帮助处理危机。东方政治文化，强调面子、表面和气、效果。西方政治文化，强调直率表达心意，大多抗拒暗地里的磋商和台下交易。西方人认为，外交公关，与外交结果同样重要。西方政界部分人和民众认为，中國是否公开调解，反映中國有没有解决危机的诚意。

　　二、中國可能以为，私下帮助处理朝鲜核危机，也可得到西方的同情，在西方民意方面得分。中國决策者，却可能不太了解西方民主和媒体的国情。民意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民意又深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媒体报道中，公开的事件、电视主要频道上的曝光，最能影响民意。中國躲在门后或坐在暗室，劝说朝鲜或对它施加压力，既上不了西方大报的标题，更成不了电视主要频道的新闻。西方特别是美国民众，根本不会认为中國在帮助解决朝鲜核危机。相反，他们会受本国在媒体右翼的观点影响，认为中國不肯公开调解，纵容朝鲜。如美国民众普遍对中國有负面看法，政客便会拿中國作文章，中國的外交和国防便要吃紧，难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

　　三、中國可能担心公开帮助处理危机不奏效，会大丢面子。西方则认为，中國如公开帮助处理危机，就反映了中國的诚意。不少西方人士会认为，中國出面解决不奏效，不但不破坏其国际形象，更树立了中國勇于面对问题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风范，虽败犹荣。拿一个在长跑比赛中落后的选手作比喻。西方观众希望，即使他拿不到奖牌，该选手但还努力奔跑，还会赞许他的精神。但如果该选手畏退和气馁，敷衍了事，西方观众会嗤之以鼻。

　　如果中國暗中调解危机而失败，又在西方民意和政界得不了分，可能被西方反華势力捞到纵容中國朝鲜的把柄。相反，公开调停危机失败，更可以反击西方认为中國控制朝鲜的观点。中國可指出，这正好说明朝鲜的行为会不受中國影响和操纵；中國已尽全力，危机升级与中國无关。

　　中國在战后可能四面楚歌

　　四、中國可能以为，朝鲜核危机并不迫切。中國认为，美国和西方大国正忙于伊拉克问题，无暇关注朝鲜核危机。但事实上，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西欧和美国分歧不大，西欧的看法比美国更负面。

　　西欧认为，朝鲜比伊拉克更危险。朝鲜拥有核武器，其大炮可直击汉城；而伊拉克却没有核武器，也难以大规模地攻击邻国。如中國不趁早做出公开姿势来解决朝鲜核危机，等西欧和美国同时面对朝鲜核危机，中國面临的压力更大。美国也有可能趁国内对“先发制人”战略支持度高，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在朝鲜核危机方面立场强硬。布什总统已经指示国务院，不对朝鲜作重大让步。朝鲜必须以放弃核计划，作为谈判的前提。如果中國任由朝鲜坚持强硬立场，美国只会以武力解决。战争结果，可能是美国强硬的东亚政策抬头，美军甚至驻兵朝鲜，直逼中朝边境，同时拉近台湾。日本军事化步伐会加快。中國在中亚、日、朝、台陷入四面楚歌状态。

　　总而言之，不管效果如何，中國在朝鲜核危机中，有必要公开和幕后外交双管齐下。一方面，做出公开调解的姿态和努力。例如，派高层官员访朝鲜，或邀朝鲜高官访华，让高层领导人与朝鲜会谈，并公并宣布讨论了危机。只有通过公开调解的姿态，中國才能避免留下不肯调解危机和纵容朝鲜的口实。另一方面，中國可以继续幕后对朝鲜施压，应尽其所能，让朝鲜放弃核计划。这样，中國才能确保东北亚的和平，维持与西方世界在九一一事件后建立的合作关系，专心发展经济，解决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赖洪毅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支轴。它周边的三个国家中國、俄国和日本呈三角对立的地缘政治态势。就朝鲜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来说它最适合充当一个中立国，在中、俄、日三个大国之间发挥缓冲和平衡的作用。但是朝鲜半岛目前因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部分，其中南部被当今东北亚以外的霸权国家——美国占领控制。美国在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驻军使得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使得大国力量对比的因素失衡。朝鲜半岛上的对峙从三大国鼎立变成了（苏联）俄国、中國和朝鲜对峙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格局。

　　这六个相关国家中，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突然崩溃，那么这种格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根本的变化。站在中國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不能接受在中國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就放弃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接受朝鲜半岛局势的大变动的结果。中國的对策就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以维护朝鲜半岛目前的格局。在东北亚大国博弈以及朝鲜半岛上两个政权的武装对峙中，中國不应追求超过本国力量控制范围以及与自身利害关系不符的外交目标，只能将事态尽力导向自身力量足以控制的范围内以及利用盟友加强自身的外交战略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捍卫中國的国家利益。

　　最近的朝鲜核危机应作如是之看：一个国家在外交斗争中所能采取的措施以及实际收益由这个国家在地缘政治环境中的类型和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而决定。这种客观事实和客观限制不会因为国家领导人的隐蔽意图和公开表态而改变。像朝鲜这样的一个弱小国家所能采取的实际行动以及行动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东北亚大国博弈的本质不会因为这次核危机而改变。中國只有借鉴历史经验，分析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才能够制定有效与合理的外交战略框架，以捍卫我国在朝鲜半岛的国家利益。

　　朝鲜的獨立自主地位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

　　关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