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其实，出租车行业坐享垄断利润弊端的危害，比民航、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

　　照理说，出租车作为一个行业形成气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提出，不应该沿袭旧的体制管理。但由于各地政府把它看作是个“特殊行业”，即所谓的“窗口行业”、“城市名片”，认为它关乎到本地的形象，便成立了专门部门，严格管理。其办法则是计划经济的“审批制度”。就是说谁想进入出租行业，除了要具备经营的基本要素外，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由他们发给你运营执照，否则就是“黑车”，就是“非法运营”。而为了避免所谓“过度竞争”，管理当局又用有形的手对准入数量作了人为控制。这样一来，运营执照便成了身价不菲的稀缺资源，以至在温州市，竟然把出租车经营权“拍卖”到80万元的天价。

　　至于什么人能得到执照，明面上虽然都定有标准，但操作起来却有很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地方，僧多粥少，其中有多少猫腻，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不是说设立这种审批制度的立意，就是为了寻租，但是它设立的后果，确实给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寻租开了方便之门。

　　运营执照既然来之不易，得到了就要借它生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拥有运营执照的出租公司，便要从出租车司机身上尽其所能地获取超额利润。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平等条约”，“车份钱”定得奇高。北京市一般在4500元到6000元不等，而出租公司（大多为私营企业或私人承包）对司机几乎不承担什么义务，连向政府纳税也是司机的事情，这“车份钱”国家一点得不着，差不多是出租公司的纯利润。想想看，现在市场上1辆夏利车，才卖3.98万元，1年的“车份钱”就足可以收回车款。而一辆出租车一般至少要运营6年左右，一家出租公司如果拥有几百辆车，年年坐在家里就有几百万元的进账。看看这是何等的暴利？！真是执照值万金啊！

　　人们要问，出租司机为何要忍受出租公司的盘剥？因为他们得不到出租运营执照，在求职难的今天，开出租车还是个不错的职业，就只能忍气吞声。为了交完车份，还能有可观的剩余，司机只得拼命多跑，超时驾驶。用“早出晚归”已经远远不能形容他们的工作状况，可以说1年365天，每天工作一般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他们不仅周末、节假日不敢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成了“累赘”。因此，在出租司机中广泛流传着一句话：“车份钱，的哥的玩命钱。”这种超时工作，疲劳驾驶，不仅严重损害了出租司机的身体健康，而且严重违反了国家两部法律：劳动法和交通安全法。这种体制、这种管理方式，简直是逼人违法。“车份钱”奇高，还使打车费用居高不下，不能扩大市场，又使司机减少了挣钱机会。此外，有司机由于不能忍受出租公司的盘剥，便进行非法运营，就是所谓的“黑车”。当然黑车现象什么时候都会存在，但是如果量大面宽，重罚严打而不止，我们就不能不检讨反省，“我们的政策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打破垄断，把对车的管理变成对人的管理。首先对出租司机资格进行严格考核，比如驾照、驾龄、道路知识、身体状况、有无不良记录等。任何一个具备了出租司机资格的人，都能随时进出这个行业。至于出租车的多少，则交给市场去调节。出租车太多，挣不着钱，他就自己退出去，有利可图，就接着干。交通警察管违章，税务部门管收税，其他都是司机自个儿的事，政府岂不清闲了许多？

　　出租车业的症结与出路

　　北京出租车管理体制的症结何在？出路又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9月7日记者请教了一直对北京出租业十分关注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

　　张曙光认为，垄断是问题的核心。出租汽车行业实施数量管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既然可以实施数量管制，那么，政府就有了特许的垄断经营权，这就产生了政府如何经营特许权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实施数量管制的常用办法是政府拍卖特许权，包括卖给谁，卖多少钱，谁来卖，得到的收入归谁支配等一系列问题。从北京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当的解决。

　　一般来说，政府经营特许权有两个原则：一是将特许权卖给直接经营者，二是出卖特许权的收入归政府所有。世界各大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权一般都直接卖给出租车司机个人，北京却不是这样。政府没有拍卖特许权，而是几乎全部把特许权无偿交给了出租汽车公司（个体出租汽车很少，也无拍卖特许权一说），公司名义上是统一经营，但是鉴于出租车业个体运营的特性，实际上是公司把特许权卖给了司机个人，保证金和“份子钱”就是取得经营特许权的代价。

　　这种公司与司机之间带有交易性质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拍卖特许经营权的收入落在了出租汽车公司的手里，政府损失了一大笔收入。

　　其次，政府与公司的关系被扭曲。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了特许权，政府也就有了直接干预企业内部事务、支配企业收入的权力，这就使得政企关系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关系没有本质的差别，至于主管部门和官员借此从公司得到的好处更永远是一个黑箱。

　　再次，引发了大量寻租、腐败行为。由于经营特许权利润丰厚，导致很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其他公司纷纷进行入租车行业。

　　最后，造成管制失败。

　　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关键在于政府直接和公开拍卖特许经营权，这里有几个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北京出租车的数量究竟多少为宜，供求的均衡点在什么地方？这可以通过定点观察取得一个经验数据，即乘车人3-5分钟内能够乘上车即可，低于3分钟表明车辆过多，造成拥挤；多于5分钟表明车辆过少，供给不足。据此来看，目前除了特殊情况，招手即可有车，表明出租车的确过多，应当减少。

　　二是既然车辆过多，而人员又无法裁减，可以学习上海，每辆车的特许经营权由两个司机分享，费用也由二人分担。这不仅可以解决拥挤问题和黑车问题，而且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和疲劳驾驶问题，当然这也以减少和取消“车份钱”为前提。

　　三是关于公司内部合同关系。既然租价管制和数量管制是必要的，那么，管制公司内部的合同关系就是多余的。目前北京在这方面采取的办法，仍然是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管理方式。我们先来谈谈保证金和承包金，即“份子钱”的问题。

　　在国外，既然出租车行业基本上是个体经营，很少有什么出租汽车公司，因而也就没有“车份钱”一说。而北京不仅有出租车公司，而且还不少，个体出租车则不多。其原因应归结为政府管制不当，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管了许多，以至管到了公司内部。首先是政府限制个人经营；其次是政府禁止公司卖车给司机个人，卖掉的也限期收回，结果有些是明收暗卖；最后是政府有关部门不是通过完善规则，加强监管来规范市场，而是想通过管住出租车公司来控制出租车行业。于是，我们的出租汽车行业就多了公司一个层次，也就有了“保证金”、“承包金”、“融资款”之类的车份钱。

　　有了公司，有了“车份钱”，多少合理？如果给予个人以选择的自由，即允许个人进入出租车行业，允许个人退出出租车公司，允许公司自由买卖车辆，自然会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既然没有这些条件，现有的“车份钱”就是公司单方面制定政府批准的垄断价格。

　　根据出租司机们的讲述，北京出租车的份子钱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车辆是公司的，司机除交4万元的抵押金以外，每月的份子钱4500-5000元，需要三分之二左右的时间去挣份子钱，其他时间才是为自己挣钱，因而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这就是疲劳驾驶的根源。这里，抵押金和份子钱构成了特许经营权的价格。二是车是司机从公司买的，但买的是使用权，购买价格约为新车价的130-200%，每月的份子钱为1500-2500元。这里，高于车价部分的购车款和份子钱构成特许经营权的价格。

　　现在的问题是，公司凭什么收这么多钱？回答是凭它提供的服务。那么，公司提供了什么服务呢？除了传达文件、组织学习以外，前一种的份子钱用于支付折旧费（10000-20000元/年）、养路费（1800元/年）、保险金（约2000元/年）和所得税（60-80元/月），有的公司每月发300元的工资，后一种只包括保险金和养路费，其他费用全部由司机自理。很明显，收取的费用与提供的服务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经营风险基本上都由司机承担，公司是旱涝保收，没有什么风险。可见，“车份钱”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垄断租金。对此还可提供一个证据，原先批准进入的一部分个体出租车司机，每月只向出租车管理处交65元管理费，其他一概不管。

　　关于出租车行业的管理问题

　　取消了出租车公司，取消了份子钱，租价可以降低，消费者可以得到实惠，司机的收入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也不会减少。留下的就是出租车行业的管理问题。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见是，取消了公司，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就会削弱，因而，公司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要加强，于是以重组为由，采取拉郎配的方式作大公司。这只是为自己的偷懒、无能，以至徇私舞弊寻找的托词。当然，管一千多家公司比管6、7万个出租车要容易得多，但是，我们的体制结构和管理水平也只能永远停留在目前的水平。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其实，没有了公司，凭借法律法规，也完全可以管好出租车行业。

　　在这种途径下，一些技术性问题可以用以下操作手法来解决：

　　1），制定进入标准，公开拍卖特许经营权。未取得特许权的即为黑车，一经发现，立即取缔，包括罚款和没收车辆。

　　2），制定违规处罚制度，凡严重违规者，吊销营业执照，取销经营资格。购买特许权的价款不予退还。

　　3），由司机直接申报纳税，行车公里数和租价的乘积即为所得税纳税之依据，偷漏税者严惩。这样征税，税务部门的工作量会增加一些，但可以培养人们的纳税习惯。

　　4），车辆保险、人身保险和第三者保险都由司机个人办理，养路费、保修费等一切费用均由个人承担。这对于培养司机的安全意识、风险意识和促进保险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出路之一，全面个体化

　　出路之二，实施股份制

　　出路之三，全面降低各种规费

　　北京出租业发展的三大阶段。

　　北京出租车业起步阶段。解放后，旧车行及出租车基本停运，鉴于国家的外事活动较多，用车量相应增多，每次活动时均从各部委调集，为此，周恩来总理批准政务院特别会计室拨款五万元 ，从全国选拔24名司机于1951年4月23日组成“首都汽车公司”。1973年，首都汽车公司三场被剥离了出来，成立了面向民众的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即现在的北汽，这个时期街上搭不到出租车，用户只能“打电话叫车”。

　　北京出租车业第一个发展高潮。改革开放以后，“乘车难吃饭难”成了北京市的老大难。从1984年底开始，北京市大力发展出租车业，到1989年北京市的国有集体的出租公司发展到近300家，出租车达1万多辆，这个时期的车型主要以皇冠、尼桑等洋车为主，所以是“洋车一统天下”的时代。当时，出租车除了电话叫车以外，还主动上街揽客。

　　这前两个时期，出租司机与出租公司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工人与工厂、店员与商场之间的国有企业劳资关系。

　　北京出租车业第二个发展高潮。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乘车难进一步困扰着北京市民的生活。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推动下，北京市的主要领导提出了“一招手就能停四五辆车”的口号。于是，全民办出租的局面在北京出现，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统统上阵，连学校、幼儿园也办起了出租车公司。到1994年，北京市的出租公司就达到1400多家，出租车达6万多辆。

　　据《中國市场》杂志2001年第5期一篇题为《京城出租业变革进行时》的文章报道：“沈梦培（国务院参室、中國地震局分析中心研究员）告诉记者，2000年初，朱基总理对北京市出租车问题很重视，这是他从民主黨对北京市出租问题很重视。这是他从民主黨派领导那里听来的，朱总理夫人劳安曾受朱总理委托，特意乘出租车专门调查。据说，朱总理在一次统战会议上讲，北京市出租车行业问题相当严重，简直像解放前上海滩的黑社会‘青红帮’”。

　　作者:王克勤

　　对于大多数中國人来说，“听证”这个词远没有“听政”更耳熟能详。从对历史的认知角度看，“听政”即为执政者处理公务，比如西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御门听政”等。而“听证”究竟应该怎样定义，在中國却没有固定的概念，虽然目前各式各样的听证会不知凡几，从内涵上却很难把两个同音字分开。

　　我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东方早报》1月23日的报道，备受关注的“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在一片民众的惊呼声中落下帷幕。有人用“十分愤慨和震惊”等字眼来表达不满，并称“听证会更像一场安排好的表演会”。因为他们并没有兑现宣称的“欢迎全国媒体参与”，而是悄悄开会悄悄结束，最后的结论是“在此基础上重定方案”。这么说，本次听证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从程序上算是走了“合法”的过场。

　　众所周知，这个听证会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手机漫游费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讨论的两套降价方案太过“技术化”，让普通的消费者难以理解。其实人们更不明白，连日来传媒对手机漫游费的讨论，到底涵盖着多少不能言传的问题。一方面有专家说手机漫游费的成本接近于零，另一方面有官员称漫游费降的越少越好。与此同时，有人希望以听证方式消弭行业与公共舆论的分歧，有人则借此大肆宣扬降价惠民树立国企形象。诸如此类，让人越听越糊涂，越看越找不着北。

　　也许是一般人站得高度不够，只关心自己的愿望能否实现，忽略了企业、政府的利益，或者是人们过高估计了某些人的“惠民”诚意，寄予听证会太多的希望。总之在漫游费问题上大部分中國人都犯了个常识性错误。既然连他们“自己人”和电信专家都认定漫游费没有成本可言，这种暴利就有悖于《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履行听证程序岂不荒唐？如此不法敛财行为能得以长期存在已经够侥幸了，没想到有关行政部门竟堂而皇之开起了听证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消费者几乎忘记了法律的存在，都用饱满的热情期盼有人以悲悯众生的心肠为自己代言，以致看到那位把漫游费上限值定为0元的专家红口白牙“反水”，目睹到听证会无果而终的时候，几乎异口同声发出“惊讶”的慨叹。

　　不知道有关行政部门行的是哪门子“政”。如果他们真的以维护社会公平为主旨，就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说话；如果他们真有亲民心态，完全可以毅然决然取消漫游费，根本不需要煞有介事搞什么听证会。退一步说，既然当初收费没有听证，提高其他资费没有听证，为什么偏偏在取消漫游费的时候去搞听证？这不是别有用心嘛，不用说这样做也是想借“个别”专家和民意代表之口说出“漫游费不能取消”，而后宣布早已拟好的文案，以便让自己“师出有名”，让消费者有口难言。只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虽说有“个别人”见利忘义，也没能堵住所有人的嘴。两套方案都没有得到民意代表的认同，就只能“重定方案”了。

　　尽管是这样，这次听证还是给了各方一个表达的机会，消费者和运营商已经或明或暗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无果而终”，人们也希望行政主管部门能够“兼听则明”。当然，这里说的“兼听”不是唐太宗那种治国的权术，更不是有人喜欢“听”便“听”，不喜欢“听”就拍屁股走人。如果是这样，人们把眼光停留在漫游费上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与利益集团的本质相比，收取漫游费充其量只是种敛财的手段而已。据有关资料显示，仅2006年中國移动的净利润达660亿元，其中的漫游费收入就接近500亿元。这组数字虽然令人怵目惊心，更主要的是它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國的通讯行业已经成为不公不义的标志，任凭他们标举多么鲜艳的旗帜(如“国家利益”之类)都无法为自己匡正形象。

　　这次听证会弄巧成拙，暴露出了中國垄断行业的真实嘴脸，也让主管部门处于空前的尴尬境地。也许这对听证会的举办者来说事与愿违，却也不乏参考意义，起码他们明白了还有一个特权利益集团在为自己撑腰，就算他们蔑视法律，老百姓也无可奈何。这如同赵高先生当年的指鹿为马，明明是谎言，却没有任何人敢说二话，难道满朝文武大臣都不知道鹿和马的区别吗？当然不是，不过是害怕他手中权力罢了。赵高当然也不是傻子，知道大家认可他的假话出于畏惧心理，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自此后便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应该肯定，人们对利益集团心怀不满并非毫无理由，尤其是近年来，某些垄断企业巧取豪夺使中國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他们仗势掠夺社会财富，到今天已惹得天怒人怨，其野蛮行径更是罄竹难书。但人们一味把怨气撒向垄断企业似乎也不太合乎情理，既然承认社会分工不同，就应该正视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人们要做的是如何使这些垄断行业的经营行为顺应民意，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其实，垄断企业的存在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即使取消漫游费也不能对他们的专擅斩思维草除根。因此人们应该关注的不仅是漫游费，更要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谁造就了如此众多的特权利益集团，而这恰恰是一个法制社会最需要听证的根本问题。

　　作者:王龙

　　１２月１４日在网上看到“数百多位各界人士上书指物权法仍违宪应纠正”的帖子。对于物权法草案本人也曾写过几篇帖子“写在难产的物权法草案出世之前”、“一部将要违背宪法的物权法草案”、“期待社會主義又一座里程碑”等，大概在网上还可找到。物权法为什么会这样？

　　中國建设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也就是说中國更强调更注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建设，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没有多大改变。不同的是为了坚持和维护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國几乎是放弃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又几乎是放任了经济建设。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社会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思想观念，恰恰不包括经济。而中國要建设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却又恰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跟意识形态应该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它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还是仅仅就是一个名词。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國的上层建筑却又要坚持和维护“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请宽恕我的无知，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会让人明白吗？

　　一、垄断

　　近一年前，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资委负责人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记者）：“我们注意到现在央企的盈利大户中很多是垄断企业，而垄断企业对社会公众利益会造成损害，请问怎么协调这方面的关系？谢谢！”（负责人）：“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两年国有企业的效益确实比较好。这么好的一个局面中间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竞争。也可以说我们这些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垄断的。实际上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且这些企业的主要资产都在上市公司。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怎么来看待垄断，我想这个含义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有省略）

　　这位负责人指出，国有企业的效益好是缘于竞争。只是不知这位负责人例举的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在国内市场里是在跟谁竞争，在这样的“国家垄断”行业里，国有企业之间与其说是在竞争，还不如说是“同室操戈”更合适；或者说是这位负责人把右手伸进左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右口袋、在把左手伸进右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左口袋，他所说的竞争，就是国有企业（右手）和国有企业（左手）之间的“竞争”。玩这样的把戏却硬要“别人”为他这样的“演出”付费，如同侯宝林的三棒鼓。这样的倒来倒去，口袋就还真的都鼓了起来，不过使他（国有企业）的口袋鼓起来的恐怕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所说的竞争，只能是国有企业们对“别人”的竟争（竞争），国有企业们如何获得更大的利润，就是竟争着利用自身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来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

　　不知国资委负责人去年的这个看法今年是否会改变。

　　然而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８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國目前还是在坚持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系里，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被继续坚持着，国家对国有企业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也还在继续维护着。

　　“机场建设费于法无据遭质疑；公络养路费是否合法引争论；公路收费员月薪８０００；电厂抄表员年薪１０万；手机漫游费成本为零却在收；水价招待费要算成本还想加；电力行业要减薪；银行企业要加薪；油价只涨不跌；药价不跌老涨……”不敢说罄竹难书，恐怕也不胜枚举。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在质疑这些现象？“人们”在质疑谁？这些现象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国家”在这些现象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谁在“助纣为虐”？

　　“铁路价格听证会、民航票价听证会、交通行政处罚听证会、春运价格听证会、电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医疗服务价格听证会”。各式各样的听证会都有，但一提到价格听证会，似乎总是涨价会。开价格听证会，似乎就是要给你打涨价的预防针，而且还要让你觉得这是在为你好。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价格听证会成了涨价会？那些能开价格听证会的企业，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它们可以动用“听证会”的名义？这跟国家又有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能左右价格？谁在“假充慈悲”？

　　在中國，对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以及所具有的上述种种表现，用政治的话说是——主体地位；用经济的话讲则是——垄断。

　　那位国资委负责人继续回答：“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据说每年“公款吃喝”掉一个三峡工程；据说每年“公车私用”掉一个国防预算；据说每年“公车消费”掉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再加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据说每年“公费旅游出国考察”掉一个年教育经费外加一个医疗经费；据说中國公务员耗电是普通百姓的１９倍；据说中國“公务员”（或称财政供养人员）“超标”是发达国家的２０倍；据说一个贫困县有十一个副县长；据说一个民政局有四个局长。据说……这也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

　　必须承认，上述的“公家”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是不知道国有企业搞了半天获得的盈利够不够这一部分人民谋利益。然而这一部分人民的所做所为“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表现着先进性，他们谋得的利益“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谋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真是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盈利，那也只能而且惟一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榨取了更多的垄断利润，榨取了它的雇佣工人和更多的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４３６页）即使是中國的国有企业，恐怕也遵循了这样的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现实的情况正如这样，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作用，只能是成为了利益集团用来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现实的情况也正如这样，大多数的人民他们付出的总是一定比他们获得的要更多。

　　改革开放的中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國的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做出的奉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又有多少国有企业职工为了今天的国有企业盈利牺牲了他们曾经的利益。目前全国国有工商企业拥有职工４３００万人，其中中央企业职工约１０５３万。这些人又能养活多少“公家”人、养活多少中國人。中國有１３多亿人口，这还不包括每年还未出世的千万胎儿和每年死掉了的几百万人口，当然也包括“公家”人，这是多少消费者！“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是消费养活了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为消费了的“人民”谋了利。在中國，消费者和纳税人的贡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太多。在中國恐怕还找不出没有给改革开放做了贡献的“人”了。谁养活谁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二、和諧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８日举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仲共中央关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看来“国有企业”获得的盈利并没有给人民感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国有企业”最大的贡献恐怕反而是造就了太多的腐败，成为了腐败的源泉。牺牲了太多的本应该是用来为“人民”所服务的那部分资产。而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也似乎都与“国家”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有关。影响社会和諧的矛盾和问题，似乎每一条也都能与“国家”挂上钩。

　　中國要构建“和諧”社會主義社会，那么“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吗？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內市场。”“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２２页）。之所以继续引用这句话，是因为比城市的改革开放还早几年的农村改革，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國的农村却还在馬克思所揭示的那个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阶段里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中國农村（改革）的奇迹。

　　当垄断也成为中國社会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便可全部完整的浓缩在当代中國社会的发展阶段里。所不同的是，中國城市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资本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必须承认，这是中國城市改革的奇迹。只是有些过程被压缩在了一起完成，甚至被放弃了，有些过程则被压缩到了提前，如国有的私有化改革，就被压缩到了垄断之前施行。但这仍不失是一个经济奇迹。

　　中國城市改革的极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徘徊不前，创造的两个奇迹，使得中國的一头跑进了二十一世纪，另一头却落在了几百年前的一个世纪。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样极度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又将怎样使之成为“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呢。

　　“增加财富、建立社會主義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會主義，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會主義了；”（《列寧全集》３２卷２０５页）。“我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列寧全集》３２卷４７９页）。

　　中國的“社會主義”固然有它自己的特色，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目前仍停留在几个世纪前的农村社会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在人口和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會主義”的“国有企业”的“大机器”工业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卷２８９页）。中國的新农村建设，能缩短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吗。能做为“和諧”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吗。

　　对于中國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来说，不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更有农民工）问题，恐怕就没有解决好社會主義的基础问题。也就谈不上社會主義，也就更谈不上如何构建“和諧”社會主義的问题。

　　“跑马圈地”、“盖房修路”、“电灯电话”，如何——再次——进行农村改革和建设，是一个需要认真实施的问题。“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如何花钱去国外考察学习，恐怕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國最大的与众不同恐怕就是中國有最大的农村问题，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本来恐怕是只有几十年的“工农”差别（叫城乡差别也行）被拉大了几百年，这绝不应该是中國所具有的特色。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１）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２）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３）私人资本主义；（４）国家资本主义；（５）社會主義。”（《列寧选集》３卷５４０- ５４１页）。

　　不管有什么特色，恐怕这也都是列寧给出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初级阶段”的中國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中國的特色。那么还有谁能给现今的中國“公有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划分出另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全部关键恐怕也就在这里。不是承认的人都考虑到中國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甚至都不承认。

　　当所有的指标都不适合用来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諧”时，那么惟一能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諧”的指标就只有看是否缩小差别了。构建“和諧”社会的全部内容，恐怕就是从如何缩小差别开始了。不承认差别，又怎么能去缩小差别。

　　三、大国

　　何为“大”国……

　　……

　　一个国家有多么“大”的容量，恐怕便如同一个人有多么“大”的胸怀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众所周知，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

　　如果一只木桶里盛装的是“大”，那么影响这只木桶里盛装的这个“大”、大还是不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是“思想”还是“物质”。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什么，“思想”还是“物质”，崛起的大国能持久“大”下去靠的又是什么。

　　“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５９页）决定中國这个“社會主義”的是“思想”还是“物质”，是否“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中國的思想是否走的太远了点。中國要用构建的“和諧”社會主義来决定“大”国的地位吗。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整体水平，那么影响这个国家整体实力、整体水平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富有，那么“象征”这个国家富有的最长的那块木板是否是ＧＤＰ，它在说明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和諧”，那么这个“和諧”是由哪些木板构建起来的。“和諧”的桶底（基础）又是如何构成的。如果“和諧”是由一块块的“指数”木板构建的，“幸福”指数会成为其中的一块吗。影响这个国家“和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又是什么。

　　出现不和諧，那是因为差别扩大了；或是又产生了新的差别。消灭差别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把最短的那块木板去掉一样，锯掉长木板，整体水平也还是没有提高。惟一的可能就是增加“短”板的长度。在一个国家里永远都不要指望“真正”的平等，就像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一样。当各种差别缩小到一定程度，看起来和諧了，目的也就达到了。遗憾的是包括舆论宣传在内，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总是在“扬长避短”、对“短”轻描淡写。不重视“短”，只能是短视。

　　如何理解和諧？是不是只要“人人都有口饭吃，个个都能说上话”。[ “諧”：詥（ｈｅ）也。龤（ｘｉｅ）异用。龤专谓乐和。]

　　“和諧”恐怕不仅仅是“人人”都能吃上饭了，“人人”都能说上话了，更多的恐怕还在于是否能看到“别人”也吃上饭了、是否能听到“别人”也说的话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绝不是和諧的画面（看到了跪卧在冰天雪地里的乞讨者）。和諧的氛围是更多的“别人”都能感受到；和諧的乐章是更多的“别人”都能享受到。

　　而如果“人人”说出的都是一个声调，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声音，那也不“和諧”。时间长了反而会使人心烦意乱。“《真理报》每天教他们应该知道些什麽，想些什麽，相信什麽，出了轨是不行的！‘每次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等於和所有的人谈话一样’”（“苏联还在教育我们”）。而现在，在我们可爱的中國，只要你愿意听愿意看！现在“每次听一个中國领导人讲话就等于听所有的领导人讲话一样”。看着小品《汇报咏叹调》，不知你笑的是否自然。而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和諧”文化建设也建成了“每次听一个中國人谈话就等于听所有的人谈话一样”，是那么的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恐怕笑都笑不出来了。没有汲取经验教训是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是认识到了这个经验教训却又再一次重蹈了这个教训。难道在中國的文化建设领域也要实行“垄断”。

　　“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到枪眼的、一个自称白居易后代的‘国学辣妹’在孔庙内大摆性感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恶搞’泛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长期以来官方所宣传的理论和道德等内容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落差太大，很多人对这些宣传经历了一个从信任到怀疑，从抛弃到颠覆的过程。”“腐败官员先后落马，这些官员出事前大谈理想信念，出事后被发现原来个个‘五毒俱全’。‘两面人’的现象给老百姓的理想信念打击很大。”

　　政治宣传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落差，这样的“两面性”现象与腐败官员的‘两面人’现象又有何区别。恐怕不会不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信念。眼能观六路，耳能听八方，扬出的长处别人未必能感受到，避掉的短情别人未必看不到。人们看到的听到的如果有差别；人们享受到的和感受到的如果有差别，未必和諧。

　　一部电视片《大国崛起》中的解说词“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替我说了这样的话，如果让我选择是要”主义“还是一碗粥，我一定会选择一碗粥。因为我确实在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也不会再去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了。之所以能支撑着我这样的写，是因为包括对物权法（草案）在内的一些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并产生了反应。不再去写，是因为对我来说一碗粥确实是要比”主义“、物权法等什么的要重要的多。再不面对现实，恐怕连粥都没得喝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因此我说了。“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因此再也不说了。本以为象个“匹夫”，却原来“蚍蜉”都不是。

　　备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审议并原则通过，要加大对西部的扶持力度。希望企业家们能投资新疆，企业家想投资新疆，我可以做您的经理人。真城的敬望企业家们能关注新疆。愿为企业家们效劳。如您与企业家有联系，敬请代为转达。

　　作者:刘济齐

　　到今年底，我市电视模拟信号要切换成数字信号，因此电视台为消费者赠送新款电视机顶盒，我着实高兴了一回。据说数字信号比模拟信号清晰得多，理论上当然如此。可实际看来，却是未必。是消费者期望值太高了？其实不然，且不说电视台目前放送的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信号，据业内人士称，目前放送的信号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信号。这是其一，其二目前大多数家用电视机不是接收数字信号的终端接收机，因此收视效果跟信号切换前实在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收费却翻番了，原因是信号切换了，接收频道增多了，处于行业垄断的电视台才不管消费者收视效果有无改观。频道增加了，可有多少个频道播放相同节目？这能叫丰富大众文化生活？可笑至极。消费者提出要看以前那些节目，只是不要涨价，有关人员答复：那不可能，全国都这样。这就剥夺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这显然是行业垄断，官商作风。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而垄断又何尝不猛于抢夺！我们从客观要件分析比较一下这两者。抢夺的客观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开夺取，数额较大的财务。而行业垄断的客观要件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为行业垄断本身就违反了不当竞争法，但它却不是乘人不备，出其不意，而是依靠其行业的垄断地位公然地理直气壮地掠夺消费者，谈到数额，行业垄断比抢夺不知道要大到多少万倍。由此看来，垄断不猛于抢夺吗？

　　抢夺和行业垄断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为什么抢夺只能靠乘人不备、出其不意的方式；行业垄断却采取公然的理直气壮的方式呢？显然是有其理由的，如果政府对其严厉打击，没有采取默然容忍的态度，它还会公然的理直气壮么？政府为何默然容忍，为何打击不力，恐怕要归咎我国政体上去了。在我国，凡垄断行业，都是国字当头的企业，尤其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自己的刀怎能削自己的把？政府希望垄断的国企为国家多创收缴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行业垄断正是基于此才能公然理直气壮。

　　说到这里，要看政府执政理念到底是什么，增强国力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吗？２００５年我国ＧＤＰ世界排行第七；每年经济增长均以８% 左右的速度远远领先欧美发达国家；今年我国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还要与民争利？取之于民的最终目的不是用之与民吗？改革就会有伤痛，就要有牺牲，人民为改革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不能一有伤痛，一有牺牲就让人民承担！国家也应该同人民一起承受伤痛，做出牺牲。如果说以前条件不允许，现在国家经济发生了巨变，国家已经有能力和人民一道承担痛苦和牺牲了，这完全取决于执政黨的执政理念。

　　好在總書記最近已表态，今后不再强调ＧＤＰ的增长速度，不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换取经济发展，建立和諧文明的社会，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作者:迷人的海

　　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７日电　国务院总理溫家寶７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会议认为，目前，中國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一些反垄断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中國发展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反垄断法。草案从中國实际出发，借鉴国际有益经验，规定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垄断行为的调查处理等内容。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据有关专家介绍，《反垄断法》并不只是一部旨在“打击巨头”的法律，更是一种对合理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面对即将出台的中國《反垄断法》，无论是市场的挑战者，还是市场的“霸主”均表现出了期望和欢迎，但是，许多参与《反垄断法》起草的法律专家，对于它是否能被人大通过，表示出担忧，甚至于悲观地认为襁褓中《反垄断法》，将夭折于国家权力与市场媾和后形成的行政垄断之中。

　　一、行政垄断的力量让市场窒息、使法律低头

　　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公权力干预所形成的垄断，可以表现为政府作为主体，直接运用行政禁令参与限制经营活动的行政垄断，也可以表现为政府作为间接主体，企业和其他组织作为直接主体，政府通过授予某类企业以垄断经营权或指定某种产品只能由某类企业经营，政府不直接参与，而由经营主体行使垄断经营的行为。一般来说，行政性垄断具有以下特征：“大多是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垄断市场力量来源的合法化；垄断企业既是纳税人，又向政府上缴利润；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市场竞争。[ １]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下反行政垄断也是反腐败》胡鞍钢《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１- ７- １１）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形成大量的依附于权力体系的行业垄断公司，这些公司不是獨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没有自己獨立的利益追求，因此不会对国家计划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早在１９９４年，《反垄断法》便已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并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起草，然而，由于行政性市场垄断占据了我国经济几乎全部天下，垄断实际上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所以，反垄断之具有象征意义。尽管有关反垄断行为的条款散见在不同的法律中，诸如，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价格法》中都有相关表述，但两法均未使用“垄断”一词，更未提及行政垄断。

　　二、行政垄断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改革开放后，由于历史、政治和市场的因素，这些企业逐渐变为獨立的市场主体，具有强烈的利益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允许一部分企业借助于行政力量，垄断社会资源，牟取企业和部门利益，就会严重影响市场机制的形成，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２] （《学习时报》２００６年０２月１５日）行政垄断行业大多都是从政府职能部门分离或庇护下垄断市场的，目前主要有电信、邮政、电力、铁路、石油、航空等。这些行业长期被“独此一家”的国家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所垄断，其他企业难以插足，在这些行业中根本不可能形成竞争局面。“行政垄断限制竞争，还扭曲价值规律，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生活中初步培育起来的市场机制，使社会资源不能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合理和优化的配置。而且由于它们使”官商勾结“行为在推动价格上涨方面较一般经济垄断更加有恃无恐，对社会上的暴利行为和投机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３] （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６- ４- １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说，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２—３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某些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的差距，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特别是垄断行业的一般岗位，其收入水平与其贡献和价值背离。据调查，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６０００元，但是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１５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１０倍。他认为，企业薪酬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这种现象，影响了社会分配秩序、分配关系乃至社会稳定，急需我们认真研究，通过深化改革切实加以解决。垄断市场的公司与垄断权力的政府职能机构，“在那些主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４]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下反行政垄断也是反腐败》胡鞍钢《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１- ７- １１）

　　三、行政公司靠权力与跨国公司靠实力垄断市场的大局已定

　　由于行政垄断性公司和垄断市场的行为都是分享政府权力中市场份额，它所有的行为都是以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形式上它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象征，而在本质上，它早已演化为市场主体，成为追逐利益、瓜分市场的载体。在中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府为了既得利益群体，依然沿袭用权力垄断市场、用权力谋取利益、用群体利益使权力与市场接轨的手法，长期霸占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性、公共服务行业性和公共利益性的产业。为了保护行政垄断的既成事实和垄断市场的长远利益，国家政权在服务市场过程中，被利益俘获的事例屡见不鲜，权力获得者和利益所得者利用知识分子良知在市场与权力交易中的颤变，有效的调度出祥和的话语世界，于是，人民群众反行政垄断的呼声在主流媒体的重磅新闻中显得温和、喜庆。

　　国家没有有效的法律约束、管理和规范行政垄断，必然造成两个结局：一是行业内萎靡不振；二是垄断之风狂傲不羁。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关于外资并购控股国有企业的一番言论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其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跨国公司在华的收购行为从市场占有份额看已经构成了恶意的“垄断性”并购；二是如果听任这种“恶意”并购行为发展，中國民族工业的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将消失，势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三是应该通过《反垄断法》对外资收购加以严格限制。作为政府高官的李德水，在外国跨国公司垄断市场中发现了“潘多拉”的魔力，终于发现了行政垄断凝固市场，市场垄断搞垮经济市场规律和普世法则。事实上，行政权力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市场垄断都是由于没有法律的缺失所致。

　　四、行政垄断让国家法律蒙受羞辱

　　《反垄断法》主要针对在华的跨国公司，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北京大学经济法系主任盛杰民教授是《反垄断法》起草组成员，他告诉记者，“真正出现《反垄断法》的呼声应该是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國之后形成的。有望很快出台的《反垄断法》，能够在更高的层面对外资并购行为做出一系列严格限制，并对监管外资的机构给出更加明确的规定。”[ ５] （２００６- ０３- ３１香港商报）关于《反垄断法》，已经讨论了十余年，２００６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列入立法计划，据参与这部法律起草工作的人士透露，在最近一次草案修改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利限制竞争”一章被整体删除。看来，虽然讨论了十余年，但是，关于《反垄断法》应该反什么维护什么、应该为谁而立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这十年的探讨中，行政垄断的形式和规模也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革新、发展，有的甚至与将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发挥到极致，成为权力市场中的“巨无霸”。然而，在起草《反垄断法》的过程中，专家们发现《反垄断法》调解的是市场主体而非行政主体，行政垄断不是《反垄断法》调解的范畴，是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所以，如果《反垄断法》以规制“行政垄断”为目标，那就会造成一个尴尬的情况，就是《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既是企业又是政府。这不仅与立法的宗旨“背道而驰”，而且这种调整对象的模糊性必然造成法律在适用过程中难以操作。“中國反垄断专家王晓晔指出，‘我认为目前在中國，反垄断主要是反对行政垄断，因为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会给市场竞争带来严重的损害。’在她看来，在中國目前政企还没有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如果单单反对企业的垄断行为，而不反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反垄断法就没有很大效力。”[ ６] （２００６- ０３- ３１香港商报）

　　五、行政垄断不是民族利益，也不是国家经济的安全阀

　　尽管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行为，确实使我们的一些民族品牌成了历史，但将国家经济和民族品牌的衰落、自主创新能力差归结于跨国公司的控股性并购，实在是板子打错了屁股。国家经济十否兴盛，不在于行政垄断力度大小和范围广度，民族品牌是否具有持久竞争力，企业是否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不是取决于有无外资的挤压。相反，从国际并购市场来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争夺是企业保持创新动力的最重要的因素，而非行政垄断和闭关自守，比如，上世纪８０年代日本企业涌入美国，大有买下美国之势。可是美国人并没有惊惶，反而促使美国企业在ＩＴ技术方面不断创新，率先取得了突破，进一步巩固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

　　《反垄断法》不会也不应该考虑企业的国籍，甚至不考虑限制竞争的行为是源于国内还是国外，因为不管竞争者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它们在市场竞争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片面地认定《反垄断法》主要针对跨国公司，权力条件下的行政垄断就真的国家法律的耻辱柱。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不同，因为它的任务不仅是要同大企业集团或者垄断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做斗争，而且还要同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做斗争。它要求我们按照市场规律，公平、公正的制定被国际认可法律，保障市场的竞争和活力。跨国公司控制某些行业某些领域，是国际竞争的结果，对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可能危及经济安全的问题，我们应该审慎分析，不应该轻易举起“经济安全”的大棒。通过制定不公正的法律，虽然可以达到所谓保护民族品牌的目的，但从国家经济安全的长治久安来看，并非明智之举，也受人以柄。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

　　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ｙａｎ２０２０@ １６３. ｃｏｍ

　　２００６年６月７日星期三

　　注释：

　　[ １] （胡鞍钢《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１- ７- １１）

　　[ ２] （《学习时报》２００６年０２月１５日）

　　[ ３] （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６- ４- １４）

　　[ ４] （胡鞍钢《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１- ７- １１）

　　[ ５] （２００６- ０３- ３１香港商报）关于《反垄断法》

　　[ ６] （２００６- ０３- ３１香港商报）

　　作者:丁言

　　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出现严重的“油荒”现象，对当地的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看看油站的等待加油的长龙就可以知道，人们上下班、警察执行任务、工厂产品和原料的运输等等等都被成品油短缺制约，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经济受到极大打击。

　　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地区的成品油消费量大，去年，仅广州每月的消耗量就达３２万吨，在今年６、７月份开始，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严重的成品油短缺问题，人们还被一些制造出来的说是台风影响的“原因”所蒙蔽。其实，成品油供应“紧张”现象并非这几个月出现的，本人作为有车一族，早在去年就已经“领教”过了。据当时不可查实的传闻，是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上涨，成品油的经营者（当然是指两大石油巨头）有意减少成品油的市场投放数量，待价格更高时再出售以获取更高利润。大多数人还不认为两大国有（控股）企业不会做出如此损害国民利益的行为，但随着今年“油荒”问题的不断披露，本人则对此深信不疑了。

　　有所关心石油问题的人应该知道，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大巨头拥有国内原油９０% 的开采权，集开采、进口、加工、批发、零售于一身，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目前国内的成品油不断涨价，华南地区出现“油荒”，两大巨头解释说是台风影响运输造成。有定价审批权的国家发改委解释说，成品油不断上调价格的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炼油企业出现亏损，在上半年亏损达４０亿元，涨价目的是调动炼油企业的积极性。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两大巨头去年的利润高达１４００亿元，４０亿亏损与１４００亿巨额利润对比，是绝对可以在内部调整的，显然不能成为不断涨价的借口，也有必要揭示其实质性问题。

　　目前，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４０%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外进口需求将不断增加。然而，据有关媒体披露，在国内需求保持增长的同时，两大巨头却反而减少了进口量，甚至还加大了出口量，今年上半年出口了７５９万吨的成品油，比去年同期猛增４８。６% ；７月份，中石化下属公司在国际市场抛售熟百万吨原油。

　　深入分析就可以知道，两大巨头利用垄断的开采权和进口权及销售渠道，使用的是“高明”手法：一是当国际市场降价，就减少国内开采量，加大进口来赚取高利润；二是当国际市场涨价，则加大国内开采供应量，减少进口量，甚至用国内低成本开采的石油出口来赚取高利润。现在国际油价不断上涨，或许已接近最高位，两大巨头则采用手法二获取更多利润，则必然造成目前的“油荒”！更有媒体一针见血指出，两大巨头在人为制造“油荒”，“石油寡头们以全国用户为‘人质’，直接博弈对象为油价制定者国家发改委”，目的是能实施连续的第六次成品油提价获取更多利润！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企业，我们对此无可指责，因为毕竟企业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两大巨头却是国有（控股）企业，其拥有国内原油９０% 的开采权，是承担着“政策性功能”并给予行业垄断特权的企业，可以垄断性开采属于国民的“地下财富”并垄断进口、加工和销售的渠道，但其最大的投资者（股东）是国民，产品及服务也大部分用于“企业所有者”的国民的消费获取高垄断利润，就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所有者的现象。试想一下，众多投资者（国民）投资的企业，是希望企业能为投资者（国民）带来收益回报，但企业产出的商品和服务最后由投资者（国民）的被垄断的高价消费来获取所谓的“高额利润”，而制定和实施垄断价格“剥削”投资者（国民）的，正是代表投资者（国民）的管理部门和这些企业，这显然是矛盾的，这些都表现出“政策性功能”上的错位。

　　另外是从１９９４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起，根据有关规定国有企业就没有上缴利润作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公共开支，获利国有企业拥有自由支配其利润的权利，国有资产收益可能被企业化、部门化，对于包括象两大巨头的国有（控股）的垄断用企业因在境外上市，中國的资源性收益还流出境外，利润却没有分给最大股东（国民）。因此可以这样说：用投资者自己的投资，开采投资者自己的资源，再以垄断高价卖给投资者，获得的垄断利润投资者却不能全部分享。

　　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府部门并不必然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目标，当社会不能有效约束政府时，政府部门有可能利用其垄断性权力谋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事实上目前政府自身的激励机制决定了它必然追求所管理的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利润，获利国有企业拥有自由支配其利润的权利，国有资产收益可能被企业化、部门化，这与政府及其国有资产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和增加国民福利的职能存在根本的冲突。

　　在“国退民进”中私人资本可以“盛宴狂欢”，在“国不退民不进”中“国家资本”难道不一样“盛宴狂欢”吗？归根到底，能“盛宴狂欢”的均是那些“权力资本”。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继续下去，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建立或维持国有企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向民众提供公共品或增加国民整体福利，还是纯粹为了企业本身的赢利？国有企业通过垄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却损害作为投资者和所有者的国民的利益，政府是要追求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还是追求国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我们必须要清醒地厘清！

　　作者电子邮件：ｆｒａｎｋｋｏｎｇ@ ｖｉｐ. １６３. ｃｏｍ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６日

　　作者:孔善广

　　关系国计民生经常被许多人用来作为政府垄断经营的借口。石油、电力、煤炭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供水、供热、供气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铁路、邮政、电信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金融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等等。即使不是完全垄断经营，至少也要保证政府对这些行业的控制力或控股经营。总之，某个行业只要一关系国计民生，政府垄断经营就粉墨登场，宁愿相信政府，也不愿相信市场，似乎市场就不能保证国计民生。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是政府对某个行业采取垄断经营，结果往往是既不利于国计，也不利于民生。垄断行业总是以效率低下、供应短缺、服务较差、腐败丛生、分配不公等面貌出现。目前“油电煤运”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城市公用行业中的低下效率和较差服务质量，也是由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邮政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市场占有率的节节下降，也是因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国有金融机构竞争力的缺乏，同样是由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

　　事实上，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远不止上述这些，餐饮、纺织服装、家电等同样是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所幸的是，这些行业没有被套上关系国计民生的标签，能够成为竞争性行业，能够被各类企业自由经营，因而能够不断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充足的品种齐全的商品，并迅速打入国际市场，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品牌，结果是既有利于国计，也有利于民生。由此不难看出，恰恰是市场竞争而非政府垄断经营能保证国计民生。

　　这里要分析的是，关系国计民生并非政府垄断经营的理由。政府垄断经营的范围在经济学上是有严格界定的。只有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品行业或领域，才可考虑（并非一定要）由政府垄断经营或控股经营。

　　自然垄断主要出现在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如电力、广播电视、铁路等），由政府垄断的一个或很少几个企业经营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若由多个企业经营则容易破坏网络的整体效率。但即使是这样的行业，也要具体分析，如电力行业中的电网部分宜垄断经营，而发电部分则完全可以采取竞争经营。同样，铁路也可以网运分离，其中铁路网可以统一运营，而运输则完全可以放开。

　　所谓外部性是由于产权界定困难或没有必要而导致边际私人净收益与边际社会净收益不一致的现象，如国防军工生产的边际社会净收益高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具有正的外部性，排放污染和吸烟的边际社会净收益低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具有负的外部性。在具有显著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或市场不愿干，政府垄断经营就可以登场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尽可能地界定产权，尽可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缩小外部性出现的机会和范围。

　　公共品是具有非排他性、拥挤性和不可分性的产品，与私人品相对应。公共品常常具有外部经济性（或正的外部性），常常会导致私人“搭便车”，因而单靠市场调节会出现供给不足。因此，公共品行业由政府垄断经营具有必要性。

　　但是，即使是具有上述特征的行业，政府垄断经营要想比市场竞争更好，也是有条件的，即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如果政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可能出现比“市场失灵”更严重、更频繁的“政府失灵”。这一点常常被很多人忽视，只要一谈到市场有缺陷，就指望政府，结果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政府垄断经营为什么会不利于国计民生？其原因是政府及其代理人是垄断者，具有垄断特权，拥有强制执行的国家机器，没有竞争压力，缺乏提高效率和改进服务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权利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二者之间的“交易”（民众纳税与政府服务之间也是一种交易关系）常常难以公正进行。

　　市场竞争为什么有利于国计民生？其原因是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是公平交易的竞争者，谁也不能凭借行政垄断特权获得收益，要想获得自身的收益，唯一的办法是为社会或他人生产有用产品或提供有效服务，因此他们具有为自己创造收益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巨大激励和竞争压力。

　　因此，在保障国计民生上，相信市场常常比相信政府更可靠，尤其当政府不是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时，更是如此。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原载：经济参考报

　　作者:李佐军

　　仲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後，大陆证券市场势必受到市场开放的冲击。大陆证券公司的资产规模、资金实力、管理机制、经营效率及人才素质，都无法与外资抗衡，加上大陆证券市场面临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外国券商的入境，将对大陆证券市场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中新社报导，大陆中國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指出，仲共承诺，入世後的三到五年内，大陆将对外国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有限度地开放。大陆将允许外国证券机构通过证券交易所，设立特别席位直接交易Ｂ股，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证券管理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并且逐步允许符合标准的外资企业到大陆发行股票及上市，同时允许符合境内外两地法定条件的大陆证券公司，到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还将在适当时机，允许外资有控制和有步骤地进入大陆证券市场。

　　一位从中國大陆来旅游的仲共官员曾对我说：“美国什么事情都和中國相反，你看中國的报警电话是119 ，美国是911.中國的电话查号台是114 ，美国是411.中國人写名字是先姓后名，美国是先名后姓。中國写地址是国家，地区，街道门牌，美国就相反，是门牌，街道，地区，国家……”

　　说起中美之间的不同，真是有很多。这位仲共官员只是说出了表面现象，更深刻的则是人性上的认识的区别。美国是以人为根本的国家，但中國是以国家为根本的人。美国的政府的机能是建立人的基础之上，政府服务于经济。中國是国家管理人，经济服务于政府。

　　说起中國加入ＷＴＯ，牵涉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只有两点。其一，法律。其二，金融。关于法律，我将在下一文中讨论。在这里我们先讨论金融。

　　金融与我的工作紧密相关，也是中國政府在ＷＴＯ谈判中的主轴。也许各位会提到中國加入ＷＴＯ最主要的不是农业问题吗？其实各位如果认真仔细地了解ＷＴＯ谈判的主要过程就会发现，其实金融开放才是西方社会最需要的，才是谈判的主轴。

　　中國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中國整个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中國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走的是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农业改革，即土地承包。第二步是工业改革，企业承包，采用自由经济，放手私人企业发展。

　　第三步是零售业开放，尽管目前的中國零售业开放的还不完全，但基本是敞开了大门。尚未进行的则是第四步，金融业。

　　按照国际惯例，银行，投资，股票证券市场，基金，保险等都属于金融业范围。而国际上对中國期盼最大的则是金融界的开放。大家都讲美国是犹太人在控制，为什么？正是美国的金融界被犹太人掌握。在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并不逊于政府。可以说金融业领导着也左右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美国各个政黨和总统竞选，第一个要拉拢的就是金融界。尽管金融业的投票人员很少，但它却控制左右着企业。在美国每一届政府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华尔街人士出任各种不同的重要职务，而美国各位卸任官员的最佳去路也是华尔街的各家金融公司，美国财政部长几乎都是由华尔街人员出任。这就是金融与政治的关系，也反映了金融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仲共建政后并没有重视金融，在中國，金融的代表几乎就是银行，而且是商业银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國经济面临困境，邓公希望中國经济转型。结果，在中國就建立了股票市场，而这个股票市场的建立几乎全部是照搬香港模式，而且是有条件的加入了很多政治限制的挪用。不可否定的是这个创举给中國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光明的前途，对中國早期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由于是当时的政治局面决定。所以，这个证券法就难免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和计划经济的色彩。虽然中國经济已经发展了二十年，但这个证券法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这和中國政府忽视金融，强调稳定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一部分利益获得者又出于自身利益反对大幅度修改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法律制度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这个证券法配套。甚至从严格的法理上讲，这个证券法与中國的宪法是违背的。是一个违反宪法的二级行业法律。

　　中國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不争论是邓公的原则。结果，人性的负面在中國的金融界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了利益，舞弊造假，假公济私无奇不有。最后的结果是中國金融界里唯一的果实──证券业一片黑暗，丝毫没有正义，没有公平，没有信用。成为中國野心家和枉法者的圈钱乐园。而政府面对这样的结果，面对众多血本无归的百姓，也只能一而再地救市，稳定形势。从另一方面讲，由于股票市场的既得利益者大多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实力又纵容着他们肆无忌惮地无视百姓的利益，用各种手段去影响政府的政策。

　　在中國的金融市场上，除去证券市场以外，其他几乎是空白。中國的保险业开办了二十多年，但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根本就没有成为金融界的一员，更严格地说，它根本就不符合保险业的基本要求。看一看中國的保险公司没有一个合格的精算师，就可以知道中國保险业的水平是什么？中國保险业更没有什么基金，也没有将基金放到投资行业。

　　谈到中國的基金，略具其形的只能算是各地的投资信托公司，与其说是投资信托公司，不如说是变相的商业银行更贴切。中國的信托投资既没有合适的法律，也没有成型的惯例，几乎是乱成一片。最近几年来，中國各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极大地反映了中國政府在此方面的失控。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就是中國金融政策滞后所交的学费，在香港的某中资公司的问题，甚至引起中國政府在国际信用上的危机，以至于中國总理都要出面澄清，并下保证书。相反的是，在中國股票市场蓬勃发展的几年中，私下的私人基金则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了。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股票大户- 私募基金。这种基金完全是在中國走钢丝，根本没有法律保护，民众也完全是凭着私人关系和信任进行投资。而合法的开放式基金在中國根本就没有出现。

　　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竟然没有这样的相关法律。

　　再看大家熟悉的商业银行，中國的商业银行几乎都是国有银行，执行的业务更体现了共產主义的计划经济。尽管仲共经济改革了二十年，但商业银行的政策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支持的企业几乎还是国有企业。这种事情也毫不奇怪，仲共在经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触动政治底线，私人经济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政策下摇摇晃晃地成长，即使是仲共加入ＷＴＯ谈判，已经明了ＷＴＯ的本质时，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政策改变来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更没有扶持私人经济发展的意向。仲共一方面要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接轨，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坚守共產主义底线，结果就造成了中國二十年来私人经济成长缓慢的后果。尽管很多人说仲共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实我们反过来看看日本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经济成长，韩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经济成长，实际上仲共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说完全的成功。至少，它并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在世界上称雄，也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个可以真正对中國经济有利的具有品牌的企业。中國商业银行在中國经济发展的二十年里几乎不是促进，而是拖后腿。中國商业银行的大量坏帐更体现了这一现状。大量的民间储蓄并没有合理地用到经济发展中，相当一部分被中國商业银行的低效率浪费掉了。而这二十年的浪费，也造成了中國百姓对中國商业银行的信用下降。

　　中國有很多证券公司，严格地说这就是投资银行。但中國的证券法在建立之初并没有照搬英国或美国的方式，而是在英国和香港的模式中又加入了中國特色，更加入了很多日本模式。特别是在投资银行方面的法律更倾向于日本模式。但问题是日本有其本国极为特殊的情况，表面上看似乎和中國情况类似，但实际上根本就不适合中國，加上中國股票市场和金融业的畸形发展，证券公司根本就没有从事正常的投资银行业务，更多的证券公司基本上只局限于证券的买卖。

　　很多人在喊中國民间储蓄太多，对中國经济市场形成威胁，要警惕，要发展消费。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缺乏真正的金融市场，民众缺乏投资渠道。如此一来，在中國就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民众储蓄大增，银行不敢轻易放贷；另一方面，企业扩大生产却缺少资本。政府强调扩大内需，增加消费，而民众却不知道将钱放到哪里？

　　在西方国家，几百年的金融运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人都有一个体验，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国民很少自己从事投资，而是依靠专业人士来进行，在美国就有数十万个各种不同类型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由专业投资人员管理，民众只要购买基金就参与了投资，然后按照投资效益获利。同时完整的保险制度也将保险基金投资到各行各业。这样一来，民众就可以避免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减少了投资上的失误和损失。而创业者也很容易在各个基金会和商业银行取得投资。各个投资银行的投资经理人在每天可以从数百个投资方案中选出最可靠、最有前途的投资方案，将民众的资本投资进去。民众中少量的资本汇集成了大资本，不仅降低了投资风险，还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在中國，由于缺少这样的金融环境，投资人找不到可靠的投资项目，普通民众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去投资，创业者又很难找到资本，社会经济怎么能发展？这种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國经济的发展，而使中國经济更偏向政府投资，导致私人经济没有办法快速成长。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越多，就越难摆脱政府的干扰。国有企业政府不管谁去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獨立行使职权？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越来越难摆脱企业，法律和政策更倾向国有企业。根据中國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國商业银行的坏帐达到了25%.而经受亚洲金融风暴的韩国和泰国商业银行的坏帐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20% ，为什么他们不能抵挡金融风暴，相反中國没有被波及，其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國封闭的货币制度和银行金融体系。中國没有损失吗？表面没有，但真正的损失早已转嫁在国内的百姓头上。

　　在多年前，我曾对一位来美国访问的中國四大银行的一位高级主管说：“中國的大学应该专门从事培养一些专业的金融人才，中國一旦与国际接轨，金融将是最大的问题。一旦金融市场失守，中國改革开放的成果将全部化为乌有。”当时这位年轻的高级主管对我说：“目前中國大学根本就没有国际金融的专业，有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教授们都不懂国际金融，更没有在实践中锻炼过，怎么培养？”

　　说起软件建设，中國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人才就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与华人从事金融界的工作现状有关。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美国华人有近三百万人。但从事金融行业的只有二千多人，其中从事商业银行的有六百余人，担任经理一级的不超过四十人。在其他的金融从业人员中，百分之九十是保险经济人和股票经济人，真正从事专业投资的不过百人，其中又有近八十人分布在美国各大投资银行中担任初中级的技术分析人员，真正有全面实际经验，担任基金投资经理人的不超过十人。而这十余人基本上都是美国及世界级的金融精英，年薪超过百万美元，甚至千万。以目前中國的金融状况和经济水平，怎么能吸引他们到中國去发展？在很多大型投资项目中，投资经理人很关键，如何在众多投资案中选优，又如何进行，这与投资经理人的学识、经验有着很深的关系。在投资界，直觉和经验远胜于书本知识。

　　分析完了中國的金融现状，我们反过来再研究ＷＴＯ。

　　我曾讲过，ＷＴＯ谈判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谈判。对中國而言，解决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在谈判中，中國政府遇到的有两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是金融，另一个是农业。金融问题是关系到中國未来经济利益的根本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中國最薄弱的环节。一是没有自己的经验，二是没有专业的人才。如何评估未来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可靠的数据，谈判人员和专家只能凭自己的良心来进行。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金融是命脉，打开了金融业的大门，其它行业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攻自破。掌握了一个国家金融，也就等于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脉，甚至是政府。所以，在谈判中，美国等最关注的就是金融谈判，关注的是中國对金融能开放到什么程度。但在这一问题的谈判上恰好又体现了一个古老的定律──罗伯特定律。

　　这个定律的原则是越是复杂、大家都不明白的事情，谈判的时间就越短，越是简单；大家都明白的事情，谈判的时间就越长。结果，中國加入ＷＴＯ谈判中，最复杂，最重要的金融问题反而是最快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和农业问题相关联，这个关联的问题又与政治有关。金融是大家都不明白的事情，尽管比农业问题更重要，但问题和弊病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即使是出现问题，也是影响范围小，百姓搞不清楚，与百姓生存和吃饭没有直接关系，政府有理由解释，推脱。最大的问题也是长远经济利益上的丧失。但农业问题则不同，关系到中國数亿农民吃饭和稳定的问题，问题会马上显现，谁都可以看得到，大量的失业农民涌进城市，城市没有企业接纳，也没有办法安置，就要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这样一来，动乱就会产生，仲共统治就会出现问题。对于这样的结果，仲共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在金融方面让步，而在农业方面坚守底线，这就是仲共ＷＴＯ谈判中一定要坚守的另一个底线，也是仲共总理日夜担心的问题，更是中國ＷＴＯ谈判最后僵持在农业问题上的主要原因。“稳定压倒一切”

　　的政治原则就这样体现在ＷＴＯ谈判和协议书上了。但问题是，这样的稳定是用多少经济利益换回来的？又能保持多久？是否爷爷不需要管孙子的事情？孙子就一定要承受爷爷为自己利益而种下的苦果呢？各位不要以为我是在污蔑栽赃仲共，有心人研究一下美国政府公布的谈判备忘录，就会发现我讲的全部是事实，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在中國加入ＷＴＯ的协议书上有这样几条，摘抄如下：

　　1.保险

　　中國现在只准外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和广州营业，根据此协议：

　　地域限制——外国财产和人寿保险公司可立即在中國全国进行高风险项目的保险业务，并在五年内在未来的营业牌照上取消所有的地域限制，在二至三年内允许进入中國对美国有重要利益的主要城市。

　　范围——中國将在五年内逐步扩大外国保险商的业务范围，使之包括占保险费总额百分之八十五的集体、健康和退休金方面的保险业务。

　　咨询原则——中國同意只在谘询原则的基础上发放保险营业牌照，在发牌数量上没有经济审查必要或资格限制。

　　投资——中國同意允许外商拥有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权，取消对外国人寿保险公司合资企业的繁琐要求，并逐步取消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外国人寿保险商可选择他们自己的合伙人。在非人寿保险方面，中國将在两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商扩大业务或合资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所有权和建立独资附属机构。再保险业务经同意即可完全开放（百分之百，没有限制）。

　　2.银行

　　现时外国银行不得与中國客户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只有少数可以用人民币与外国客户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中國对外国银行的开设，实施严厉的地理限制。中國已承诺在五年内使美国银行获得充分的市场准入。

　　在准入后两年，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國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在准入后五年，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國居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在五年内，地理限制和顾客限制都将撤销。在准入后非金融业金融公司可提供汽车融资。中國将允许占少数的、外国人拥有的合资公司参与基金管理，条件与中國公司相同。随着中國公司的业务规模扩充，外国合资债券公司将可享受同等的业务扩充。占少数的合资公司将获准包销国内证券和包销及交易以外币计算的证券（债券和普通股）。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在未来的五年内，中國基本上已经全面开放金融行业，外资将获得与中國同业相同的地位和资格，更可以控股。

　　不了解金融的读者也许会奇怪，这里不是在说保险吗？这与未来的金融有什么关系？我请大家注意两点，一是外国保险业可以控股；二是外国银行可以进行人民币业务。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中國很有可能在二年内提前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自由流通。而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中國金融企业不会崩溃，而是会加速落入西方金融资本的垄断之中。而这样的局面正是西方资本财团所盼望已久的。

　　为什么会这样？各位读者请让我给您描述一下未来的中國金融远景和西方财团进军中國的基本模式。

　　保险业是金融界的基础行业，但中國的保险业恰好是薄弱之一。缺乏经验、人才和手段也严重阻碍着中國保险业发展。西方国家一直强调保险业的谈判有着很明显的利益企图。进入了中國的保险业，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圈钱。在中國可以预计的保险市场大约每年有500 亿美元，尽管这个市场和西方国家相比很小，但中國也有个很特殊的现实，这就是中國整个社会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在西方国家大多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保险很重要，但仍不能取代社会保障体制。中國的社会保障体制几乎是零。保险就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医疗保险，退休保险和人寿保险更将成为国人的必要选择。这样广大的市场怎么能不诱人呢？一旦海外保险集团进入这个领域，依照目前国人的心态及中國保险公司死板的经营手段，海外保险公司横扫千军的事态一定会出现。海外保险集团更善于利用国内保险公司的现有资源，大举吞并收购中國保险公司是必由之路。随着时间的进展，海外保险集团控股中國保险业是早晚的事情，而中國保险业为了免于破产，争取与海外保险业的合作也将是不得不选择的途径。以笔者的分析，中國保险业将在十年内完成全部合资的过程，在十五年内将全面失去控股权。这样的预测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由中國的保险业现状决定的。中國的保险公司均是国有企业，每年的利润由政府掌握，当合资一旦形成，保险业绩必然大幅增长，利润增加。随着时间发展，企业也会不断发展，资本要求会增多。但问题是：海外保险业可以随时增加资本，可中國企业增加资本的手续极为复杂。中國政府也很难从自己的口袋中再拿出钱来对等增加资本。看看每一个投资中國的海外集团走过的路就可以清楚发现，当中國原有企业的资源完全使用光之后，外资就会大举增加新的投资资本，变相逼迫中國企业出让股权，以达到控股的目的。而西方国家金融业者期盼的也是这样一条便捷之路，既消灭了一个对手，又发展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保险业一旦被外资垄断，就意味着中國的金融业面临着被海外财团全面垄断的威胁。保险公司在中國收集的保险费一定要形成投资基金。聪明的金融界为了牟利，保证自己的效益，就一定会实行规模经营，将保险基金投资到中國有效的收益项目中。股票市场和各种高产出企业及相关的基础行业就是最好的选择。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基金资本将对中國的各个行业形成一个巨大的资本冲击。任何一个寻求发展资金的企业都难以抵挡这样利益诱惑。结果，这些来自中國百姓的闲散资金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资本，被海外财团控股的保险公司用来再控制其他中國企业，形成新一轮的企业控制。而海外的投资基金也同样会看中日益增长的中國市场，稳定的政局，透明的政策，高额的利润，怎么能让西方投资基金不眼红？但在短期内，中國法律还没有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时候，谁又愿意选择收回期长的固定资产投资，股票市场和某些可以流动，随时撤离的短期投资项目就成了西方投资基金和财团的首选目标。

　　什么是金融市场？英文是ＭｏｎｅｙＭａｒｋｅｔ。直译成中文就是金钱的市场。在国际金融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以小搏大。海外财团看中的中國市场是什么？不仅是卖给你商品，更重要的是你口袋中的钱。当少量的资本控股了中國的保险公司，就可以合理地在中國百姓中圈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去控制中國更多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海外财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由于中國政府多年来无视经济规律，不懂金融操作，在中國大陆就形成了一个金融空白。不仅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因为政治因素没有开发利用这个资本主义多年形成的金融市场，反而是压制国人自己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致使中國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金融集团可以和海外金融财团相抗衡。这也是中國最大的潜在危机之一。

　　随着保险业的沦陷，中國的投资行业也同样要接受这样的现实。没有资金就没有投资行业。没有信用也同样没有投资行业。这样，中國就只有以股票市场和商业银行来抗争海外财团的入侵。中國股票市场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几乎是不堪一击，而且以目前的情形看，海外资本进入之后远比国人有利，比国人的包袱更少，国人承担着十年来股票市场造假所引发的泡沫灾难。海外财团则更容易轻装上阵。

　　商业银行是中國加入ＷＴＯ后保持自己控股权的最后希望，但多年的包袱和不断下降的商业信用则严重影响着中國百姓的支持。如果中國目前的商业银行不能进行大幅度改革，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海外银行的不断进攻，大面积出让自己的市场就会变成现实。而伴随着海外资本的涌入，企业国际化，中國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必将异常艰巨。

　　也许有人会说，当年的日本，韩国，台湾不是也走过与中國类似的道路吗？日本的金融界在国际上并没有被吃掉，相反发展得很好。

　　表面看着类似，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日本，韩国，台湾的企业多是私人家族性企业。特别是日本，由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企业更是相互参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谁也摆脱不开的死结。这样的情况不太适合现代的管理要求，但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却非常有效，更能够抵御外来的侵袭。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综合商社，因为它不符合节约和效率的准则。但由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就有三井商社这样世界最大的综合商社，你看到美国有这样的综合商社吗？日本就有，而且不止一家。再看日本的银行，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其股东，这样的银行怎么能不发展？怎么能被海外财团吞并？反过来看中國的金融界，情况一样吗？韩国的情况更特殊，尽管韩国的经济出现了危机，但韩国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是采取的一种国家特殊扶持政策，举全国之力扶持几家大的企业和银行。目前的中國已经加入ＷＴＯ，对所有的企业和个人，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都要一视同仁，不能歧视，也不能采取特区的政策。中國已经丧失了扶持自己金融业的大好时机。而十年经济改革，就是因为政治上的保守，不能放弃固有的共產主义纲领，才严重地阻滞了中國经济的发展，才为中國加入ＷＴＯ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对于民众而言，金融界的变化不会马上看到弊端，但随着时间的进展，弊病就会明显增大。也许在几年之后，中國的百姓会发现，自己的保险公司是外国的，银行也是外国的，购买的商品生产厂也是外国财团控制的，自己工作的单位也是外国的，自己已经沦为彻底的打工者。政府的政策也处处体现着着海外财团的经济利益。

　　中國金融界真的这样危险吗？以笔者的看法，今后的危险要远比我现在描述的更可怕，只不过它的出现更隐蔽，时间更久，不会象农业问题马上发作而已。尽管对百姓的民居生活影响不大，但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则是影响深远，甚至是灾难性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理论上的研究不能取代实际的验证。中國加入ＷＴＯ后的十五年内，如果我能看到中國的前二十名金融企业中能有一半企业是中國人自己在控股，我们就可以说，中國加入ＷＴＯ全面成功了，我们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如果在这前二十名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掌握在国人手中，那么我可以说，中國加入ＷＴＯ并没有失败。但中國加入ＷＴＯ后十五年会出现我们期望的现象吗？我个人是持悲观的看法，毕竟经济实力在左右着社会发展，主观和政策只能影响一时。

　　中國加入ＷＴＯ后，金融界的人士怎么办？我们是否意识到中國金融将面临着海外财团的金融垄断？传统的思想能否转变？金融界的人士如何利用短暂的缓冲期调整应变？这样巨大的变化又要和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有了关联，社会稳定又要成为考验中國金融转型的一大难题。稳定压倒一切，仲共的统治理论是否又会让中國金融业再次丧失最后的机会？我们应该怎么办？

　　面对ＷＴＯ的压力，中國金融企业，你们准备好了吗？

　　作者:草庵居士

　　在中國各种产品都丰富过剩的今天，唯独教育之短缺不仅没有缓解，反之越来严重。不仅大学教育是如此，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也不例外。教育的短缺不仅阻碍着影响着中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而且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整个人口素质的提高。

　　那么，中國教育业成长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垄断。正是这种垄断，不仅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而且还造成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它加剧了人才的流失和中國财富的净流出。因此，打破垄断，引入社会各种力量办学同时给各种社会办学机构以公正的待遇，已经成为推进中國教育业成长发展的重要途径。

　　教育垄断的最直接结果是导致教育产品供给的短缺。其结果不仅导致教育的高收费，尤其是各类贵族学校的高收费，更主要是，它直接推动着学历教育这架机器的高速运转，它使得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成为一架考试机器，否则，就会因考试不及格而被淘汰。它直接制造着“高分低能”，同时，它使得“学历”、“学位”脱离它应有的实际意义，它代表的不一定是能力和知识水平，而更多的是收入水平以及升职和就业机会。于是，由于社会需求的巨大导致教育的严重“供不应求”，结果导致教育腐败现象丛生，招生、考试黑幕更是层出不穷。

　　例如，针对中小学的择校行为，每年教育行政部门都会颁布什麽择校的最高收费标准，但标准归标准，实际上人们愿意交多少择校费则是自己的事情了，种种变相的方式层出不穷，政府部门的规定更是形同虚设。一些名牌小学或中学一名择校生须择校费三万元以上，最高的可达八万元。而且如果你有孩子上学，有时想交也无门。

　　再如，每年高校招生，各地招生办一定会人流涌动，不少家长为了让子女上学或上好学真会不惜代价。因为，如果不这样，可能会被拒之大学门外，每年总有几百万人被拒之大学教育门外就是如此。

　　此外，更令人忧虑的是，面对中國教育市场的巨大需求，中國国内机构有时眼睁睁无法分享，却给国内各类教育机构提高赚钱机会。每年国内流入国际教育市场的经费都在一百亿元以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还有专门的组织来中國抢夺生源。

　　这一切都表明，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教育短缺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缓解，反之还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它一方面反映教育的需求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资源的完全垄断，使得教育资源的低效运作或严重误置，而导致教育供应的严重不足。

　　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中，垄断对经济效率的损失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论，光就中國经济改革二十年来的经验就已经表明，哪里有竞争，哪里就会出效率，哪里的经济就会搞活。哪个地方或哪个行业垄断程度高，哪里的竞争力一定弱，经济上没有活力。看看中國的家电产品市场，就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得如此红火，不仅遍及全国城乡，而且进入了国际市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效的市场竞争。

　　再来看中國教育业，为什麽会问题丛生、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导致教育如此短缺？可以说，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整个教育业直到现在还完全在政府垄断管制下，教育资源完全控制在政府低效率的行政运作中。

　　教育垄断主要体现以下诸方面：

　　1 、对教育准入的限制。

　　教育行政部门对各投资主体办学给予了严格的限制。从高等教育来看，目前中國的大专院校除了几所民办之外（所占比例在1 ％以下），基本上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所有，即使有几所民办大学，也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专业、学位授予权的严格管制，不仅控制了民办大学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而且也控制了学校的发展方向。

　　2 、通过对专业设置及学位授予权的控制而垄断教育核心资源

　　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完全垄断下，不仅学校的经费按计划方式来调拨，学位授予权要由计划方式来分配，而且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也得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来审批，这就使得一方面稀缺的教育资源不能有效地利用，因为教育产品周期性长，政府根本无法根据市场需要灵活地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满足社会所需要；另一方面，必然会抑制学校增加教育供给的积极性。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即使中学生要到国外留学，政府也要管之，说国人在国内受义务教育，不必到国外去，如果要去则要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3 、教育部门以垄断来谋求垄断利益

　　在教育资源完全垄断的情况下，也为种种相应部门“寻租”、“设租”创造了条件，教育腐败也开始盛行。例如，研究生招生无门路只能通过考试一途，凭成绩、凭分数、凭运气才能决定个人是否可以录取，有门路者则可以有什麽戴帽指标下来，即使分数成绩不够，他们也有通天之路，而这通天之路可能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因为指标控制、名额有限，研究生入学的非公平性竞争更是显得白热化。据悉，在一个经济类博士班，竟然有人不仅外语初懂一二（博士生外语入学考试是很严格的），经济学知识连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也没有读过。

　　面对那些英语字母不识几个、专业书籍未读几本的有钱人或官员纷纷获得硕士文凭、博士文凭，那些为了谋生求职或评职称而屡考屡败的“范进”们，他们只会对这一教育体制增加更多的无奈。

　　总之，上述问题只是中國教育业陷入困境的几个方面，它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中國教育垄断所造成的恶果。这种垄断的恶果远比什么铁路、航空、电信、电力等垄断严重得多，其破坏性也大得多。在市场经济深入社会各方面的今天，政府如果不能对现行教育完全垄断的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那么教育严重短缺的局面根本无法改变，这将严重影响民族素质的提高，影响着中國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电子信箱：wxqing@public.guangzhou.gd.cn

　　转载自《中國研究》（http://zgyj.126.com ）

　　作者:王先庆

　　引言：

　　据华声报消息：中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酝酿已久的《反垄断法》今年难以出台，因为有很多具体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反垄断立法的争议甚多，这些争议直接延缓了反垄断法的立法进程。比如：中國目前是否需要《反垄断法》；如果需要，在法律上如何界定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中國应建立怎样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等等。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国外的反垄断法大部分是在相对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定的，而中國目前仍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商界人士认为这也成为制定《反垄断法》必须首先考虑的背景因素。

　　早在1994年，《反垄断法》便已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并由国家经贸委和工商局组织起草。目前，有关反垄断行为的条款散见在不同的法律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价格法》都有相关表述，但两法均未使用“垄断”一词。中國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关；国家计委是《价格法》的执法机关。有专家指出，建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成为《反垄断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前，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缺乏良知和常识造成的。

　　众所周知，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各种社会问题、犯罪和腐败日益增多，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通过巧取豪夺和非法收入而造成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很多家庭的孩子连上学的基本权利都难以维持；环境退化，资源破坏；内部矛盾的白热化使一些国际敌对势力闻风而动，国家安全环境逐渐恶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当然，其中最难过的还是老百姓。

　　社会的混乱和腐败是随着改革的过程而恶化起来的，何以至此呢？

　　其实，问题本来不该这么复杂。

　　请翻开我们的《宪法》，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那上面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既然是“一切权利”，那就不仅仅包括政治权利，更包括财产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那么，现实中，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了吗？远远没有！很多提供决策的人，包括一段时间以来被捧得上了天的“精英”们，他们从自身的感受和欲望而不是从广大民众的切痛出发，设计了很多背离《宪法》宗旨的政策和发展导向，是引起社会混乱和痛苦的根源。

　　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和行业。我们说，技术的发明权、科学的发现权可以属于个人，但当这些知识和技术在实施时所涉及到的资源和行业则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它们不属于个人，个人可以拥有经营的权利并负有管好和用好的责任。但在“分家”、“瓦解”、“淡化”、“丑化”社會主義的喧嚣声和“西化中國”的暗流涌动中，这本来很清楚的问题也变得模糊起来，甚至有人敢于推翻这个常识的合理性，为自己难填的欲壑和巧取豪夺打造理论基础。他们高举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幌子，似乎找到了比宗教教义还天经地义的“圣喻”，凭借已经占有的资源和权力的优势地位，竭力强化个人主义、精英统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这种意识已经泛滥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现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和行业都被称之为“垄断行业”，这些行业获得如此“殊荣”本身就表示他们的行为已经背离了《宪法》的宗旨，走到了广大人民的对立面。现在，没有一个人还认为铁路是“人民的铁路”，自来水还是“人民的自来水”，电力还是“人民的电力”，电信还是“人民的电信”，教育还是“人民的教育”，医院还是“人民的医院”，……，在名义上他们是国有行业，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他们自己了，他们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将全民资产据为己有，反过来向人民公开豪夺。这种情况严重到了几乎是天经地义的程度，该行业的人说起话来竟没有一点顾忌。例如：某个城市的政府部门号召市民节水，群众热情响应，节水有措施，见成效。但是，自来水公司的人收取用户的水费时竟有个“数量底限”，用不到该底限，就按该底限收费，多用水则可以便宜。当记者采访该自来水公司的经理时，该公司经理理直气壮地说：“公司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用户多用水，可以多增加公司和职工的收入，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政府的投资、社会的资源俨然成了他家的私有财产！

　　近日在电视上听到政府要立法整顿“垄断行业”，如果该消息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那倒真是令人欣慰。但我觉得所列范围太小（电力、航空、铁路、邮政等），整顿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入世”的需要，说句不好听的话，是靠“洋人”来指点和推动的。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无论谁投资，它的运营和管理必须以“人民能不能接受、人民能不能满意、人民是否得到改革的实惠”为判断标准。国家不能为了多收几个税就在转让经营权时放弃这条根本原则。单纯的经济行为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过去20年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每个经济决策都要体现《宪法》原则，都要考虑我们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进行经济行为、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会不会引发阶层对立甚至是造成“革命的形势”？如果《宪法》原则继续模糊下去，将来“入世”以后，伴随着投资的多元化，人民的利益就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了。

　　有个老话题在此不能不提，这就是：公有制似乎就意味着大锅饭，公有制似乎就意味着效率低下，就意味着经济不能发展。在经过了20多年的艰苦探索之后，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

　　首先是对“公有制”本身的认识。公有制是什么？按老说法，公有制就是国家的一切财产都属于人民，当然也应包括对这些财产的使用权和管理权。但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实际支配这些财产的是所谓的“人民代表”，可是，这些“代表”却并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当然也就不会为人民负责，人民财产到了这样的人的手里，其支配的随意性是无法控制的，结果是国有资产被惊人地浪费和流失。不仅如此，从所有权上看，“公有制”也是虚的，因为如果有个人说铁路上的某块枕木是他的，没有一个人不笑他是财迷心窍，甚至怀疑他要搞破坏。这就出现了明显的悖论：在名义上财产是人民的，每一个人却都没有权力说财产属于他。实际上，人民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连监督的权力也没有捞着，更别说所有权了。

　　如果说把“公有制”按“股东制”来理解是不正确的话，那么，怎样才能体现国家财产的归属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国家财产就成了无娘的孩子，被有权力接近它的人轮番蹂躏，任人宰割。

　　谁都明白，即使国家财产按股票发给每一个人，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必然是分离的。问题就在于经营权合同上是否体现了财产归人民所有的本质，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经营合同上写着“你经营的是人民财产，你经营活动的宗旨是让你的客户或服务区的人民满意和得到实惠，你的每一项重大举措都要与服务区的人民进行充分协商后才能有法律效力，你的信誉和收益目标的实现都将取决于你经营期间人民对你工作的评价。”有人可能说了：“把人民搀和进来，碍手碍脚的，我还有什么经营自主权？”

　　我要说：“你既然不想对人民负责，对不起，你靠边站。”实际上，各种腐败和行业不正之风就是由于经营不透明（暗箱操作）和霸道经营所致。没有限制的经营自主权就必然导致腐败的发生。我们宁肯把步子放慢一点，也要走得稳妥一点，决不可拿人民的利益去赌博。人民需要的是有能力、有责任心、为人民负责的企业经营人，而不是供养一个贪婪无度的“油耗子”.如果你心里装着人民的利益，怎么会讨厌人民碍手碍脚呢？没有人民的”搀和“，你怎么知道是在正确履行合同目标呢？有这种意识的人只想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想着经营期间最大限度地捞一把，把人民的利益置于最大的风险上，而自己却不想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

　　有人可能还要说：“如果我是某个小区的管道工，人民对我的工作有直接的感受，评价起来还有可能是准确的；如果我是铁道部长，难道每年都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我进行几次民意测验？”铁道部长属于政府官员，不是某个具体企业的经营人，监督他属于另外的机制。铁路是个完整的系统，治理它的行业垄断问题需要建立体现《宪法》原则的法律体系和行业服务规范，不论哪一个车站管理员、哪一个职工违反了这些法律和规范，被举报或被起诉，一经查实，立即开除，并在其信用记录上涂个黑点。我想强调的是从“底部”、从与人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入手来落实“一切国家财产属于人民”这样一个根本的《宪法》原则，这类似于治理政府机关中的“小腐败”。

　　在过去20年的艰苦探索中，我们懂得了“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场”、“经营权与所有权能够而且一般是要分离的”、“竞争能带来效率，竞争需要法律保障平等”、“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等等。但是，在“如何落实公有制原则、公有制如何与经营效率相协调”等问题上有所忽视，至少探索得还很不成功。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民众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怨声载道。

　　保证公有财产的经营效率与保证公有财产运营的安全同样重要。依靠单纯的经济激励机制来企求公有财产运营的效率和安全是不现实的，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应该根据《宪法》原则来把握公有财产的经营方向，把国家法律意志与人民的监督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和改革的宗旨，因为无论怎样经营，总要作用于人民，人民的感觉最灵敏，是改革和经营的“晴雨表”。政府和企业经营者对人民呼声反应迟钝就是腐败和犯罪。现在，一些地方实行的“价格听证”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是朝着体现《宪法》原则的方向走出的重要一步，应该总结经验，继续完善。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案头上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案头有《宪法》的同志是否还经常翻阅，细细体会其中的那些立国原则？成千上万的先烈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艰苦探索的成果就体现在这些《宪法》原则中，它们不会因为现代精英们的浮躁而失去其光辉和魅力，你只要做个民意测验就能证实这一点。《宪法》原则能擦亮你的眼睛，给你力量和勇气。《宪法》原则和共產黨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中國人民应团结一致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我们已经有了宝贵的探索经验，本着《宪法》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积极探索，不行的办法就改，改出一个健康、文明、和諧、奋进的社会来，真正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上走出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来。

　　作者:田野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中，按国家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一下子就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和整死了。他在去世以前，丢下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时，他的这句话当然不能公开，但是，是有知道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