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脑满肠肥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为官方经济政策做注解，除了为强势集团背书，确实已无所作为。指望这些经济学家为弱势群体说话，站在民众的一边，凭良心和理性发言，越来越变得奢侈。林毅夫有一个说法：“当前，中國不和諧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较穷，或者说收入增加较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穷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贫穷，这种贫穷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过努力或其他正当途径改变的，那么贫穷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諧的根本原因。造成当前中國不和諧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问题，而在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是体制性的，现有的体制框架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赖以运转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无限的特权，对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对社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瓜分和掳掠。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那么多城市拆迁过程中，体制是如何站在房地产商一边，不惜成本地维护房地产商的根本利益，以暴力为后盾，侵害弱小无助的普通居民的正当权益；在农村大规模征用土地、滩涂的过程中，体制同样毫无疑问地站在强势一方，根本无视农民的权益。哪怕出了问题，引发农民、市民的反抗，现存体制也总是露出残酷无情的一面，以行政的、司法的甚至是黑社会的手段扼杀一切不满的声音。重庆钉子户事件是个意外的特例，是个孤立的、很难效仿的新闻事件，是由很多特殊因素构成的。强势集团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跋扈，官商抱团，他们的专横不受任何制约，绝大多数利益受到侵害的城市拆迁户、失地农民处于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状态。换言之，在这里，合法抗争、公开搏对弈的空间是极为窄小甚至不存在的。说到底，那些写在纸上的宪法、威武高大的衙门、不獨立的司法体系都不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而存在的，留给中國人的几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逆来顺受，一直等到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横空出世。

　　一个体制一旦保障不了正常的社会公正，天怒人怨，民气消沉，无论口号有多么动人，理论怎样的天花乱坠，控制如何的密不透风，也就差不多山穷水尽了。诚然，山穷水尽并不意味着立马完蛋，有一位对政治学有深入研究的朋友说，虽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下坡，但很可能这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在这条注定不和諧的下坡路中，尽管也蕴涵着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危机，什么样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强势集团和依附于强势集团的所谓知识精英不仅支配着最大份额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他们的看法、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推动变革的诚意，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那么，等待着这块土地的命运只能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有很多的先例可以参照，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是的，中國老百姓最善于忍耐，最缺乏抗争意识。甚至还有人告诉我，在毛澤東统治时代，本民族那些具有血性的人在肉体上消亡了，民族的基因里少了反抗性，只剩下了顺从、屈服和沉默。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嗜血的残暴的统治者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有统治者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子子孙孙万年永固，长葆富贵，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历史永远都有出人意料，历史从来不是按强者的意愿发生的。

　　聪明的经济学家以为，只要穷人的经济增长变得稍微快一些，穷人有机会打工赚钱，社会就变得和諧了。很明显，他将和諧问题简化成了贫困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和諧，从字面上看也包括两个方面，“和”是有饭吃，“谐”是有话说，不允许人说话的和諧绝对算不得和諧。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諧首先是个体制问题，有了一个能保障全体人说话权利的体制，一个可以救济社会缺陷的体制，社会才有可能和諧。只有建立在权利的基石上的和諧才是可靠的、真实的。将人的权利架空之后，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諧。即使有，也只是依靠无情暴力的和諧。如果这样的和諧也叫和諧，充其量也不过是火山上的和諧。这样的和諧只会离真正的和諧越行越远。

　　作者:傅国涌

　　这是一个被人们遗忘了多年的名词，遥远而模糊，它淡出了理性的视野，精神的家园由此濒临荒芜。物换星移，往事倥偬，悲欢历历，怎堪回首。而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久违了的和諧春风，能否化解心灵的冰冻？

　　和諧，是中國几千年来老百姓的共同梦想，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可以说，它代表了社会民众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的人文主题。某个时代阶段性的繁荣，无不是和諧的产物，而每一个动乱的社会，无疑都是不和諧的结果。可惜中國悠久的历史，在官本位集權文化的垄断下，和諧之景常似美丽昙花，令人望穿秋水，扼腕长叹。

　　和諧的理念当然美妙，它也是一种大智慧，却并不新鲜。古语说：“天时地利人和”，可知前人早有远见，和为贵。人和万事兴，社会和諧了，才会有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即便是不太聪明的封建君主们，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也曾有过与民和諧的仁政或德政，但那是做秀，他们的所谓和諧，大多是一种假相，是胡萝卜加大棒下的短暂安宁。他们对腐败的惩治，意在巩固自己的权位，而他们赖以独尊的制度，却是腐败的根源，怎么能和而谐之，造福斯民？今天的中國倡导和諧社会，虽然不能和以往同日而语，也的确不失为睿智之举，“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但值得深思的问题仍然很多。

　　困扰社会的不和諧，究竟是哪些方面？不和諧的局面是什么原因所造成？怎样才会有真正的和諧？这需要实事求是，需要对历史和现实作深刻的反思，需要政治良知和道德勇气，才能正本清源，才能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譬如，已无法用海拔来形容的贫富悬殊，一方面是权力阶层的贪婪腐化，一方面却是民众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打不起官司，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老百姓怨声载道，共和国共而不和，和諧又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夸耀国力，把大部份财力和时间申办什么奥运、搞什么形象工程与卫星计划，这就让国际社会觉得不可思议，与大国形象不和諧。中國农民窘迫的生存状态有目共睹，他们的人權、尊严与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城市的工人则普遍失业，求职之难难于上青天，为数众多的工农不能当家作主，这就与人民中國的形象不和諧。走私贩毒、卖淫嫖娼、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和谋财害命的社会罪案日见增多，这就与文明之邦的形象不和諧。某些职能机构是非不分，唯利是图、以权压人，甚至同黑恶势力狼狈为奸，这就与法制社会形象不和諧。当官的前呼后拥，环境豪华奢移，言行大大咧咧，摆场气派了得，这就与人民公仆形象、先进代表形象不和諧。媒体热衷于风花雪月、吹猫谈狗、低级搞笑、以情感性爱为时尚，这就与主流文化形象不和諧。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垄断公共资源、瓜分国有财产，这就与市场经济形象不和諧。高学费、低素质、误人子弟，这就与科教兴邦形象不和諧。官员由上级考核任命，选举多为指定的人头，政协成了官员的养老院，人大多是有钱有势的精英，这就与民主形象不和諧。新闻媒体与文化机构由政府掌控，几千年文化只有一种声音，民众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不能自由结社，不能自办报刊和影视媒体，这就与宪法形象不和諧。没有参政黨派的竞争，天下大事一黨说了算，爱黨就是爱国，对黨有意见就是反国家和民族，这就与政治文明形象不和諧。不和諧的现象如此之多，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指望和諧的号召与文件实现和諧之境，岂不是更大的不和諧？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道理学生都懂。这篇文章的看法，其实是早在六十多年前，仲共毛澤東就多次说过的观点。真想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们，不妨重温一下中國现代史，什么叫作和諧不和諧，也许他的话对大家有所启示。

　　作者:笑波

　　本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十几年来见的“空心汤圆”实在太多了，所以再见到“汤圆”，不管它是不是空心的，总会让人想起马三立说的相声《逗你玩》，对其充满疑心、漠然视之。

　　但近来在网上看到许多朋友都在谈论这个话题，所以索性也来凑个热闹，说上几句。

　　什么是“和諧社会”，有关方面的权威解说和描述是：“社会和諧，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諧相处的社会。”

　　听起来不错，可往深里想一下，这里面提到的很多概念都是很不明确、非常模糊的。比如，“民主”，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主权在民”，还是“为民做主”？是定期普选、代议制、权力分立制衡的“民主”，还是从前的“对敌人專政、对人民民主”？（“人民”和“敌人”也是不确定的，只要听话、盲从，让你干啥就干啥，山呼万岁，心满意足，你就是“人民”，如果你有一点不满，甚至是不同意见，从你说出的那一刻起，你已经不再是“人民”，而是“敌人”了，彭德怀和张志新就是突出的例子。）

　　再比如，“法治”，它的着眼点是制衡约束公权、保障维护民权？还是禁锢扼杀民权，保障维护公权？

　　还比如，“公正”，现在广大的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终身辛劳，却买不起房、治不起病、供不起子女上学，他们感到不公；公仆和勤务员们身处豪华办公大楼，食有鱼、行有车、袋有钞，可他们觉得还有人比他们更好，也感到不平。要建立“公平”社会，请问以谁为标准，首先解决谁的“公平”。一般人可能都会说，弱势群体已经到了悲惨的境地，当然应该先解决他们的“公平”，可这几年，年年的加薪、各样大笔的津贴是给了谁？

　　除了列举的这几点，其他的概念也都可以由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解说和阐释。这样各持其说，人言言殊，请问这“和諧社会”如何建？

　　有网友说：“没有思想的束缚，只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專制的奴役，只有民众的自主；没有特权的骄横，只有平等的自由；没有轻蔑的歧视，只有互助的关爱。这是我对和諧社会的认识。”说的很好，这也是我，相信也是很多普通人对“和諧社会”的期望。但另一些人对“和諧社会”的理解可能与此并不相同，恐怕在他们的心中，君君、臣臣，尊卑有序，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思想一统、舆论一律，高颂万岁。才是“和諧社会、旷古盛世”。

　　说到“和諧社会”模糊不清，可以按需解说，我又想到这几年还有一个经常被念“经”一样念起的概念——“先进文化”，含义也同样是模糊不清。什么是“先进文化”？你理解的“先进文化”是“自由、平等、人權、宪政、法治”，他认同的“先进文化”可能是上下尊卑的專制的三纲五常；你认为今天的欧美社会代表了“先进文化”，他认为已成为屏幕主旋律，经常播、时时演的康熙帝国、雍正王朝才代表了“先进文化”。

　　那么，既然提出了这些口号和概念，为什么不对它界定清楚呢？是这些人水平太差吗？可能有一点。但更可能相反，是有意而为的花招。因为提各种口号，特别是内涵模糊的口号，正是專制的人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和运行的基本方式。正是因为模糊了，才有随意理解和发挥的余地，才需要解释，而提出这些口号的人，当然解释会最权威，这样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了，权力也就会到手和稳定了。如果什么都界定清楚，那他们的权威怎么体现呢？又如何在引起一般人产生期待和兴奋的同时，去实现他们真正的目的呢？

　　况且，象社会发展目标这样涉及面很大的事情，也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对它加以明确界定，就象前面说的，你认同的目标，别人未必认同。如果硬要想做这样的界定，他已经不是在干人的事，而是在干神的事了，而肉身凡胎怎么可能有神的能耐？追求创造“神迹”的过程，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会给国家民族造成可怕的灾祸，同时也会使它的追求者身败名裂。

　　“猫眼看人”论坛上一位大侠说：“没有多种声音共存，何来‘和諧’社会？”

　　说的非常对！切实保障民权正是和諧之源。真要有诚意建“和諧社会”，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让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的诉求能正常表达，这样社会各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就有可能多一些相互了解和理解，在良性互动中达成一定的相互妥协，从而实现利益平衡，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和諧”。

　　万籁俱寂固然也可以被有些人看成是一种“和諧”，但却没了生气，只有百鸟争鸣，才是充满生机的真正“和諧”。

　　作者电子邮件：Email：sxwqh(at)tom.com

　　作者:王青汉

　　没有和諧斗争，便没有民主政治的和諧生态，没有民主的和諧生态，便没有社会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合理与和諧，没有和諧的社会环境、民主环境，积蓄的可能只有社会危急，进而引发社会动乱乃至暴力革命。我以为，这就是我国必须创建民主政治、创造和諧斗争环境的主要原因。

　　俞可平先生对于民主问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民主象陀螺”，俞先生的本意是说，民主不能在文件或口号里，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运转起来。民主这个陀螺转起来起码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运行，达到社会各阶层不同力量的融洽与平衡。二是民主像台机器，只有跑起来才能发现机器质量、存在问题，发现问题后再完善、提升制度与程序。三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民主理念转化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上，首次确立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景，当然，愿景总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因为愿景的本意，就是经现在努力以后必须实现的目标。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在全国兴起的创建学习组织，其实，学习型组织的核心，就是一个平等、自由与民主的工作学习化、民主化、生活化的问题，如果去掉这个核心，不论我们怎么投资、怎么努力，都是白花钱、白努力。所以，我一直以为，创建学习组织应该是个训练民主思维、民主心态，进而培养人们生活民主化的问题，如果没有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怎么会有学习型组织呢？创建学习组织是这样，而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也是如此。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有一节是专论深度汇谈的，所谓深度汇谈，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坦荡得谈自己的思想观点，让大家分享自己的思想观点，并融会成集体的智慧。但其前提是碰撞，何谓碰撞？碰撞就是思想观点的斗争，我这里所说的斗争不是你死我活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和諧斗争。和諧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共享创造成果。

　　世界发展历史早就证明，残酷的斗争只会制造灾难性的结果，和諧斗争永远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良好境界，如果禁绝和諧斗争，其结果只能导致残酷斗争的产生。社会财富的配置是这样，社会思想资源、政治资源的配置也是如此。

　　一、民主政治就是建构制度与程序的过程

　　要达到民主政治的理想境界，民主生活化、心态化、工作化、学习化和和諧斗争的状态，首先要在民主思想的推动下，建构制约有效、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民主制度与程序体系。因为，制度与程序体系是确保民主机制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制度与程序体系，民主只是文件或语言中的通用词，或者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结果可能导致无规则的过度自由毁灭自由本身。十七大之后，从理论到制度、程序设计，开启民主闸门，我以为成了我们共同迫切的任务。但是，如何开启民主闸门呢？

　　１、尽快完成从理论到制度、程序的过度。过去，我们一说变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摸着石头过河毕竟代价过高，为减少代价，我们应该多思考、多调查研究，以平等公正为核心，建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而不是以少数人的自由为核心，从理论上到制度上搞新專制主义。当然，这只是奋斗目标，而要把目标落到实处，需要全民族的共同智慧，用思想打造一个中國化的社會主義民主体制，并将社會主義民主思想，转化为可以操作、便于操作，简单易行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光有思想，没有制度和程序，那只是一种寄托的精神花园，令人向往怡人身心，但是，没有实际作用。

　　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价值就在于，权利在民，同样，权利在民也不是弱化政府（关在笼子什么都不干），而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把全体人民的智慧汇集到一起，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家意志。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是脱离民众基础的强权政治，而是建立在社会群体的民心、民意、民志基础上的智慧的汇集与共同意志，这种由民心、民意、民志、民智形成的共同意志，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战胜的。

　　２、坚定不移的坚持和諧斗争原则。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没有和諧斗争，就没有社会思想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的趋近合理的分配，没有趋近合理的资源分配，社会就不可能有民主、有和諧。在设计民主制度、民主程序的时候，应该在坚守十七大提出的民主价值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和諧斗争这一民主要素，在制度和程序设计上，力争剔除不和諧斗争。只有这样，“动态有序、增量民主”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但怎么才能确保民主化过程中的和諧斗争呢？

　　１）、人生而平等、绝对自由、绝对责任原则。

　　２）、任何人的自由权利，不得损害他人自由和利益。

　　３）、任何个人对他人的信仰、自由、言论，可以赞成或者不赞成，或者反对，但不可以不尊重他人的人格，更不得以任何借口搞人身攻击或污辱。

　　４）、对于他人的利益诉求，任何个人有赞同或反对的权利，但没有阻挠他人诉求利益的权利。

　　５）、国家的责任就是确保全体人民在正常的渠道中诉求民主权利、思想与言论自由及个人利益不受损害的权力，没有干挠或阻挠个人诉求的权力。

　　２、从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结构上，借鉴世界上所有有益的管理理论，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制定监督制度和监督程序，开通网络监督互动平台，使权力运行阳光化。

　　３、放开媒体监督，并确保媒体监督的安全。

　　４、禁止公务消费，若公务按贪污论处。

　　５、建构内部的权力制衡结构、制衡制度、制衡程序和监督制度体系，加强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相结合，充分发挥民众的民主权利在监督中的重大作用。

　　二、建构全民票评制度和民间理论平台，推进民主发展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黨中央的民主理念，但要把理念落到实处，需要规范的操作程序和操作平台。现在实行全民选举，条件尚不成熟，原因是我们缺少全民的选举规范和程序，缺少全民的选举监督制度和程序，而制定这些制度和程序，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我国又急需建立一套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落实“权力在民”的民主思想，试想，如果人民连评议自己的国家官员的权利都没有，何谈“权力在民”呢？通过票评官员（票评不是票选。票评是民主评议与民主监督的一种办法），１可以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增强主体意识。２可以把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把单一的政府考核变为政府与民众双向的绩效考核。３可以在动态有序中推进民主进程，推进公民社团朝民主生活化转变。４可以有效吓阻腐败现象，变过去的“官欺民”为“官畏民”。事实证明，没有官员对民众的敬畏，便没有官员对维护民众利益、民众权利的尽心尽责，没有官员对民众权利和民众利益的尽心尽责，便没有清廉高效的政府。５可以变人民意志为官员的行为。人民的意志应该成为官员行为的标准，反之，就会脱离人民群众，违背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

　　在建构全民票评制的同时，还应该建立民间理论平台，这是吸收民智、民志、民意的有效渠道，也是落实“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举措。

　　三、创造有效率的和諧斗争模式

　　和諧斗争是消除社会动乱、暴力冲突或者暴力革命的有效手段，因为和諧斗争就是在确保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动态有序的平衡社会利益。和諧斗争需要规范性管理文本和管理程序，也需要经验的积累，但首先是民主思想与民主观念的确立，是把民主思想和民主观念转化为可以操作、易于操作的规范性管理文本和管理程序，但重点要建立和諧斗争的平台，让所有利益群体有足够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形成思想上、政治上、利益上的和諧斗争机制。

　　从网络民主，票评官员，到全民选举，或许是通过和諧斗争，保持政治生态平衡的最佳道路。

　　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作者系中國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國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作者:田忠国

　　中國的社会正在转型，从一个农业、农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工业、工人为主的社会。从一个人治的社会转变为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从一个文化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多元文化的社会。

　　社会的发展有四种形式，即改良、改革、变革和革命，变革是社会的全面改革，即社会的转型，中國正处在变革状态。变革状态下的社会矛盾会比较多，社会矛盾在冲突和非冲突之间徘徊，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一些非冲突矛盾成为冲突性矛盾，主要矛盾如果成为冲突性矛盾，就会导致社会革命。

　　中國的变革时期要求社会的各种力量在解决好各种矛盾，避免社会进入革命状态。因为革命是柄双刃剑，在破立的冲突中，会严重的削弱国力。在资源争夺成为主导政治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國社会进入革命的状态，革命就等于亡国。因而，中國需要在变革的状态下，化解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諧安定。中國需要优秀的政治艺术。

　　仲共建设和諧社会的号召，是符合中國国情的，是优秀政治艺术的表现。建设和諧社会的主要途径是化解社会矛盾，要使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工会应该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力量之一。

　　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劳资矛盾已经是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近几年来，这种矛盾已经有普遍的显现，经常表现为告状、上访、怠工、罢工、游行、阻碍交通，矿难，恶意拖欠工资，体罚，非法搜身，甚至鱼龙混杂，出现打、砸、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府官员采取了掩盖矛盾和压制矛盾的方式，只是企图暂时缩小事态，不是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不是禹导而是鲧堵，这是一种且顾眼前，不负责任的方式。这种官场的方式用多了，最后必然会把社会矛盾聚集起来，把变革引向革命。

　　社会需要在劳资之间寻找一种缓冲矛盾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是工会。遗憾的是，现在的工会组织没能充当劳资矛盾的缓冲器，在劳资矛盾有激化趋势的的时候，在近几年的劳资矛盾事件中，几乎看不到工会的作用。

　　面对社会的转型，工会迷茫了。当近亿农民进入工人队伍时，工会麻木，不能及时在农民工中开展工作，甚至还不认为这些农民已经是产业工人。当企业改革中发生损害工人利益，发生激烈的矛盾的时候，企业工会还在等待着上级工会或者其他上级领导的指示，不知道怎样介入，不知道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只得装聋作哑。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社会中，不能再把工会只理解为階級斗争的工具；要与时俱进。在劳资矛盾必然性的情况下，构建和諧社会的大局，要求工会成为站在工人立场上的劳资矛盾的缓冲器。

　　工会首先要有明确的工人立场，能代表工人。工会的工人立场表现在工会干部必须有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在工会干部的选举中，必须实行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要提倡竞选制。工人随时可以撤换工会干部，工会主席的撤换和任命不需要任何机构批准，工人弹劾工会主席，只需要有超过一半工人的签名。工会干部成为工人的雇员，才能保证工会干部工人立场。工会干部的收入来自会费，工人可在社会上招聘工会干部。工会的工人立场还表现在决策的提案民主表决制度。其次，在维护工人利益的基础上化解劳资矛盾，要成为工会的主要职责。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的劳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的劳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都是由于处理不及时或者处理不当造成的。工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及时化解这些矛盾，不让这些矛盾有计划的条件。

　　工会理论工作要与时俱进。随着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社会的建立，工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以出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都是工人，包括黑领（以工为主的亦工亦农的劳动者，俗称农民工）、蓝领和白领。传统的工会只代表蓝领和部分白领，远远跟不不上时代的发展，工会必须是全体工人的代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是必然的要产生的，工会的改革也是必然的。因为利益诉求不同。这种矛盾不只是表现在非公经济实体中，公有资本和工人之间也有矛盾，当然是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矛盾，是公有资本代表方式和工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把这些矛盾控制在非冲突的条件下，只有在劳资之间使用缓冲器，只有工会能够充当这种缓冲器。

　　劳资和諧也是工人主要利益所在。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可以避免劳资之间的冲突性矛盾。因为公有资本是资本的主要成分，劳资之间相辅相成，劳、资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应该是和諧的生产关系。劳资和諧给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由公有资本和劳动力结合产生的利润是公民整体的利益，当然包括工人的利益。企业经营的成果中也有工人的利益。这些利益当然要建立在劳资和諧的基础上，否则一损俱损。

　　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劳资关系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为主的劳资关系，也不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体式的模糊劳资关系，而是以劳资合作为主的和諧劳资关系。

　　为了使工会成为构建和諧社会的支柱，使工会成为法定的劳资矛盾的缓冲器。工会应该脱离官归属，消除官僚化，回归社团性质。取消工会的单獨立法，工会章程服从社团法规。黨对工会的领导体现在对建立法规和法规修订的领导上，体现在培养黨员成为工人领袖——争取工会委员会的民主决议和黨组织的决议一致性上。在利益多元的社会中，个人不能代表黨，企业黨组织也不能代表黨，应该维护的是黨中央对总工会的领导。企业和地方的黨组织应该为为了工会的獨立性，民主性提供条件。

　　现在劳资矛盾集中表现在农民工和各种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改革中工人和公有资本代表方式之间的矛盾。为了掩盖和压制这些矛盾，把农民工排斥在工会之外，取消改制企业工会的维权活动。一些企业工会也没有按《工会法》来组建，也没履行其法定的责任和义务，企业领导任命企业黨委成员或企业领导中的副职兼任工会主席现象比较普遍，这样的企业工会是不合法的。这样就毁坏了工会的形象，同时也毁坏了仲共的形象，是在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与构建和諧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如果工会能够成为和諧社会的支柱，就不会使非冲突的劳资矛盾发展成为冲突性矛盾，还能使已经冲突的劳资矛盾化解为非冲突型的矛盾。我们不能幻想消除劳资矛盾，更不能掩盖或压制这种矛盾，组织工人进行有序的，合法的抗争，就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应该是工会的主要职责。另外，工会在参政和参加企业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站在工人立场上，力争避免法律和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劳资矛盾，对社会的不和諧因素防患于未然。

　　在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主要工作既不是階級斗争，也不是只是工人的福利代言人，是劳资矛盾的主要协调者，和諧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

　　现在出现的主要劳资矛盾有两点，一是农民工和各种资本之间的利益矛盾，二是企业改革中新产生的工人利益和公有资本代表方式之间的矛盾。

　　现在最需要工会的是农民工，因为他们遭受的利益侵害最严重，但是，组建黑领（农民工）工会不符合和諧社会的要求，因为那会造成社会更严重的分裂。工会的目标应该是优化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使黑领变成蓝领，消除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另外，农村的改革必然会使土地集中使用，现在的农民工脱离土地是必然的，农民工现象只是暂时的现象，农民工阶层是一个暂时的阶层。由于农民工具有流动性较大，季节性强，从业的连续性差的特点，他们的会员证应该得到各地各企业的承认。在企业的基层，现阶段可以成立农民工的工会小组，甚至可以成立以车间（工区）为单位的农民工基层工会，这样可以集中特点和资方打交道，有利于及时消除劳资矛盾。

　　广东兴宁大兴矿难表明，矿难是劳资矛盾无限发展，矛盾激化的产物。矿工几乎都是农民工，由于没有工会，他们没有力量同官商勾结的资方进行利益博弈。工人需要养家糊口，资方需要利益最大化，在这对矛盾中间，没有一个起协调作用的力量，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后无限强势的资方利益牺牲了工人的生命，导致矿难。如果工人有知情权和话语权，绝不会发生这种用命换煤的惨剧。工人没有工会，就不会有知情权和话语权。如果有站在工人立场上的工会，组织工人履行工会对安全生产的监察权，资方的利益就会让位于“安全第一”的原则，就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创造出安全生产的条件，避免矿难发生。工会缺位，是兴宁大兴矿难的主要原因。

　　在企业改革的过程，职工、企业、国家的利益本来就有一定的矛盾，由于一直没有优选出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出现了第四者利益，即管理层利益，增加了企业中的矛盾。由于管理层利益以强势的权力方式出现，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其它三者的利益。企业改革中出现了多方利益的博弈，由于法制不够健全，这种博弈一时还不能有一个科学的完善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权力的弱势地位造成了对工人權利和利益的严重侵害。这时候，工人就更需要工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以集体的力量改变权力的弱势地位，削弱第四者利益的强势，保护其它三者的利益。

　　铜川、阜新矿难表明，矿山负责人为了追求绩效，也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拼命超产，破坏了安全生产系统各个环节的平衡，导致矿难。错误的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形成了第四者利益，第四者利益已经凌驾于安全生产的原则之上，也就是凌驾于工人生命安全之上。如果公有资本的代表方式不是精英主义的方式，而是民主的方式，使工会成为公有资本的代表之一，职工利益和第四者利益就有了博弈条件，安全生产是职工最大的利益，工会就会使用法定的安全生产的监察权，阻止危险的超产，避免矿难发生。铜川、阜新等矿难的发生，是错误的公有资本代表方式和工人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工会安全生产监查权缺位的结果，也就是工会弱势的结果。

　　频发的矿难，只是工会缺位，工会弱势的典型表现之一。在步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劳资矛盾都会逐步显现出来，需要工会来协调劳资矛盾，需要工会成为社会和諧的支柱。

　　最平稳的办法是改造现在的工会，使其尽快适应近亿农民成为产业工人这一现实，尽快适应企业改革产生的新的劳资矛盾。是否可以探讨农民工入会和参加工会活动，缴纳会费的灵活性？探讨在从事高危险生产的企业设立工会领导下的工人安全生产监察委员会？探讨工会（职代会）成为公有资本的代表？总之，原来工会要与时俱进，通过改革，成为和諧社会的支柱。否则，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的劳资矛盾以及在构建和諧社会时需要劳资矛盾缓冲器这一政治需求，会孕育新的工会，来代替原来的工会。

　　作者:俞愚

　　１２月１４日在网上看到“数百多位各界人士上书指物权法仍违宪应纠正”的帖子。对于物权法草案本人也曾写过几篇帖子“写在难产的物权法草案出世之前”、“一部将要违背宪法的物权法草案”、“期待社會主義又一座里程碑”等，大概在网上还可找到。物权法为什么会这样？

　　中國建设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也就是说中國更强调更注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建设，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没有多大改变。不同的是为了坚持和维护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國几乎是放弃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又几乎是放任了经济建设。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社会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思想观念，恰恰不包括经济。而中國要建设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却又恰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跟意识形态应该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它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还是仅仅就是一个名词。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國的上层建筑却又要坚持和维护“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请宽恕我的无知，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会让人明白吗？

　　一、垄断

　　近一年前，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资委负责人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记者）：“我们注意到现在央企的盈利大户中很多是垄断企业，而垄断企业对社会公众利益会造成损害，请问怎么协调这方面的关系？谢谢！”（负责人）：“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两年国有企业的效益确实比较好。这么好的一个局面中间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竞争。也可以说我们这些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垄断的。实际上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且这些企业的主要资产都在上市公司。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怎么来看待垄断，我想这个含义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有省略）

　　这位负责人指出，国有企业的效益好是缘于竞争。只是不知这位负责人例举的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在国内市场里是在跟谁竞争，在这样的“国家垄断”行业里，国有企业之间与其说是在竞争，还不如说是“同室操戈”更合适；或者说是这位负责人把右手伸进左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右口袋、在把左手伸进右口袋里掏出钱来放进左口袋，他所说的竞争，就是国有企业（右手）和国有企业（左手）之间的“竞争”。玩这样的把戏却硬要“别人”为他这样的“演出”付费，如同侯宝林的三棒鼓。这样的倒来倒去，口袋就还真的都鼓了起来，不过使他（国有企业）的口袋鼓起来的恐怕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所说的竞争，只能是国有企业们对“别人”的竟争（竞争），国有企业们如何获得更大的利润，就是竟争着利用自身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来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

　　不知国资委负责人去年的这个看法今年是否会改变。

　　然而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８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國目前还是在坚持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系里，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被继续坚持着，国家对国有企业所具有的“主体”地位也还在继续维护着。

　　“机场建设费于法无据遭质疑；公络养路费是否合法引争论；公路收费员月薪８０００；电厂抄表员年薪１０万；手机漫游费成本为零却在收；水价招待费要算成本还想加；电力行业要减薪；银行企业要加薪；油价只涨不跌；药价不跌老涨……”不敢说罄竹难书，恐怕也不胜枚举。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在质疑这些现象？“人们”在质疑谁？这些现象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国家”在这些现象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谁在“助纣为虐”？

　　“铁路价格听证会、民航票价听证会、交通行政处罚听证会、春运价格听证会、电价听证会、电信资费听证会、医疗服务价格听证会”。各式各样的听证会都有，但一提到价格听证会，似乎总是涨价会。开价格听证会，似乎就是要给你打涨价的预防针，而且还要让你觉得这是在为你好。这是主体地位的表现还是垄断的表现。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价格听证会成了涨价会？那些能开价格听证会的企业，跟“国有企业”都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它们可以动用“听证会”的名义？这跟国家又有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能左右价格？谁在“假充慈悲”？

　　在中國，对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政策、资金、资源上的优势以及所具有的上述种种表现，用政治的话说是——主体地位；用经济的话讲则是——垄断。

　　那位国资委负责人继续回答：“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据说每年“公款吃喝”掉一个三峡工程；据说每年“公车私用”掉一个国防预算；据说每年“公车消费”掉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再加一个国家投入教育经费；据说每年“公费旅游出国考察”掉一个年教育经费外加一个医疗经费；据说中國公务员耗电是普通百姓的１９倍；据说中國“公务员”（或称财政供养人员）“超标”是发达国家的２０倍；据说一个贫困县有十一个副县长；据说一个民政局有四个局长。据说……这也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

　　必须承认，上述的“公家”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是不知道国有企业搞了半天获得的盈利够不够这一部分人民谋利益。然而这一部分人民的所做所为“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表现着先进性，他们谋得的利益“国家”却还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相信这是在谋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真是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盈利，那也只能而且惟一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榨取了更多的垄断利润，榨取了它的雇佣工人和更多的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４３６页）即使是中國的国有企业，恐怕也遵循了这样的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现实的情况正如这样，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作用，只能是成为了利益集团用来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现实的情况也正如这样，大多数的人民他们付出的总是一定比他们获得的要更多。

　　改革开放的中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國的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做出的奉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又有多少国有企业职工为了今天的国有企业盈利牺牲了他们曾经的利益。目前全国国有工商企业拥有职工４３００万人，其中中央企业职工约１０５３万。这些人又能养活多少“公家”人、养活多少中國人。中國有１３多亿人口，这还不包括每年还未出世的千万胎儿和每年死掉了的几百万人口，当然也包括“公家”人，这是多少消费者！“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是消费养活了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为消费了的“人民”谋了利。在中國，消费者和纳税人的贡献恐怕要比“国有企业”大的太多太多。在中國恐怕还找不出没有给改革开放做了贡献的“人”了。谁养活谁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

　　二、和諧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８日举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仲共中央关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看来“国有企业”获得的盈利并没有给人民感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国有企业”最大的贡献恐怕反而是造就了太多的腐败，成为了腐败的源泉。牺牲了太多的本应该是用来为“人民”所服务的那部分资产。而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也似乎都与“国家”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有关。影响社会和諧的矛盾和问题，似乎每一条也都能与“国家”挂上钩。

　　中國要构建“和諧”社會主義社会，那么“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吗？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出农村，不仅为工业资本‘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且也建立了国內市场。”“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居民因此经常处在转变为城市居民或工场手工业者（即非农业居民）的过渡状态。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泉源，是流不断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经常有一只脚陷在赤贫的泥潭里’”（《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２２页）。之所以继续引用这句话，是因为比城市的改革开放还早几年的农村改革，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國的农村却还在馬克思所揭示的那个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阶段里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中國农村（改革）的奇迹。

　　当垄断也成为中國社会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便可全部完整的浓缩在当代中國社会的发展阶段里。所不同的是，中國城市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资本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必须承认，这是中國城市改革的奇迹。只是有些过程被压缩在了一起完成，甚至被放弃了，有些过程则被压缩到了提前，如国有的私有化改革，就被压缩到了垄断之前施行。但这仍不失是一个经济奇迹。

　　中國城市改革的极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徘徊不前，创造的两个奇迹，使得中國的一头跑进了二十一世纪，另一头却落在了几百年前的一个世纪。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样极度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又将怎样使之成为“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呢。

　　“增加财富、建立社會主義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會主義，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會主義了；”（《列寧全集》３２卷２０５页）。“我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列寧全集》３２卷４７９页）。

　　中國的“社會主義”固然有它自己的特色，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目前仍停留在几个世纪前的农村社会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在人口和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會主義”的“国有企业”的“大机器”工业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卷２８９页）。中國的新农村建设，能缩短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吗。能做为“和諧”社會主義社会的基础吗。

　　对于中國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来说，不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更有农民工）问题，恐怕就没有解决好社會主義的基础问题。也就谈不上社會主義，也就更谈不上如何构建“和諧”社會主義的问题。

　　“跑马圈地”、“盖房修路”、“电灯电话”，如何——再次——进行农村改革和建设，是一个需要认真实施的问题。“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如何花钱去国外考察学习，恐怕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國最大的与众不同恐怕就是中國有最大的农村问题，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本来恐怕是只有几十年的“工农”差别（叫城乡差别也行）被拉大了几百年，这绝不应该是中國所具有的特色。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１）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２）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３）私人资本主义；（４）国家资本主义；（５）社會主義。”（《列寧选集》３卷５４０- ５４１页）。

　　不管有什么特色，恐怕这也都是列寧给出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初级阶段”的中國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中國的特色。那么还有谁能给现今的中國“公有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划分出另外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全部关键恐怕也就在这里。不是承认的人都考虑到中國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甚至都不承认。

　　当所有的指标都不适合用来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諧”时，那么惟一能衡量这个国家是否“和諧”的指标就只有看是否缩小差别了。构建“和諧”社会的全部内容，恐怕就是从如何缩小差别开始了。不承认差别，又怎么能去缩小差别。

　　三、大国

　　何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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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有多么“大”的容量，恐怕便如同一个人有多么“大”的胸怀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众所周知，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

　　如果一只木桶里盛装的是“大”，那么影响这只木桶里盛装的这个“大”、大还是不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是“思想”还是“物质”。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什么，“思想”还是“物质”，崛起的大国能持久“大”下去靠的又是什么。

　　“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５９页）决定中國这个“社會主義”的是“思想”还是“物质”，是否“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中國的思想是否走的太远了点。中國要用构建的“和諧”社會主義来决定“大”国的地位吗。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整体水平，那么影响这个国家整体实力、整体水平的最短的那块木板会是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富有，那么“象征”这个国家富有的最长的那块木板是否是ＧＤＰ，它在说明什么。

　　如果一只桶里盛的是一个国家的“和諧”，那么这个“和諧”是由哪些木板构建起来的。“和諧”的桶底（基础）又是如何构成的。如果“和諧”是由一块块的“指数”木板构建的，“幸福”指数会成为其中的一块吗。影响这个国家“和諧”的最短的那块木板又是什么。

　　出现不和諧，那是因为差别扩大了；或是又产生了新的差别。消灭差别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把最短的那块木板去掉一样，锯掉长木板，整体水平也还是没有提高。惟一的可能就是增加“短”板的长度。在一个国家里永远都不要指望“真正”的平等，就像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一样。当各种差别缩小到一定程度，看起来和諧了，目的也就达到了。遗憾的是包括舆论宣传在内，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总是在“扬长避短”、对“短”轻描淡写。不重视“短”，只能是短视。

　　如何理解和諧？是不是只要“人人都有口饭吃，个个都能说上话”。[ “諧”：詥（ｈｅ）也。龤（ｘｉｅ）异用。龤专谓乐和。]

　　“和諧”恐怕不仅仅是“人人”都能吃上饭了，“人人”都能说上话了，更多的恐怕还在于是否能看到“别人”也吃上饭了、是否能听到“别人”也说的话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绝不是和諧的画面（看到了跪卧在冰天雪地里的乞讨者）。和諧的氛围是更多的“别人”都能感受到；和諧的乐章是更多的“别人”都能享受到。

　　而如果“人人”说出的都是一个声调，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声音，那也不“和諧”。时间长了反而会使人心烦意乱。“《真理报》每天教他们应该知道些什麽，想些什麽，相信什麽，出了轨是不行的！‘每次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等於和所有的人谈话一样’”（“苏联还在教育我们”）。而现在，在我们可爱的中國，只要你愿意听愿意看！现在“每次听一个中國领导人讲话就等于听所有的领导人讲话一样”。看着小品《汇报咏叹调》，不知你笑的是否自然。而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和諧”文化建设也建成了“每次听一个中國人谈话就等于听所有的人谈话一样”，是那么的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恐怕笑都笑不出来了。没有汲取经验教训是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是认识到了这个经验教训却又再一次重蹈了这个教训。难道在中國的文化建设领域也要实行“垄断”。

　　“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到枪眼的、一个自称白居易后代的‘国学辣妹’在孔庙内大摆性感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恶搞’泛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长期以来官方所宣传的理论和道德等内容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落差太大，很多人对这些宣传经历了一个从信任到怀疑，从抛弃到颠覆的过程。”“腐败官员先后落马，这些官员出事前大谈理想信念，出事后被发现原来个个‘五毒俱全’。‘两面人’的现象给老百姓的理想信念打击很大。”

　　政治宣传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落差，这样的“两面性”现象与腐败官员的‘两面人’现象又有何区别。恐怕不会不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信念。眼能观六路，耳能听八方，扬出的长处别人未必能感受到，避掉的短情别人未必看不到。人们看到的听到的如果有差别；人们享受到的和感受到的如果有差别，未必和諧。

　　一部电视片《大国崛起》中的解说词“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谢？叶辛：”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替我说了这样的话，如果让我选择是要”主义“还是一碗粥，我一定会选择一碗粥。因为我确实在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也不会再去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了。之所以能支撑着我这样的写，是因为包括对物权法（草案）在内的一些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并产生了反应。不再去写，是因为对我来说一碗粥确实是要比”主义“、物权法等什么的要重要的多。再不面对现实，恐怕连粥都没得喝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因此我说了。“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因此再也不说了。本以为象个“匹夫”，却原来“蚍蜉”都不是。

　　备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审议并原则通过，要加大对西部的扶持力度。希望企业家们能投资新疆，企业家想投资新疆，我可以做您的经理人。真城的敬望企业家们能关注新疆。愿为企业家们效劳。如您与企业家有联系，敬请代为转达。

　　作者:刘济齐

　　对于“建立和諧社会”问题，一时间，论者如云。其中，从继承中國传统文化的角度，即从老子思想着眼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其论述牵强附会，有失偏颇。

　　比如，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就曾听到江南的一个教授讲老子的“和諧”社会。

　　该论者从老子的“阴阳”观发论，通过诸如“阴阳”、“阴阳交合”、“阴阳平衡”的“和諧”，先讲“家庭和諧”，再到“社会和諧”。其思想，活脱脱的讲出了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貌似老子思想，却原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翻版。故笔者要问：这究竟是在讲老子，还是在讲孔子，或者，是在老子和孔子思想之间搞一个“创新”的“折中主义”？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从“阴阳”的哲学意义上讲，它可以概括为“男”、“女”，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等。因此，从古代“事物是阴阳的统一体”的认识出发，这“男”、“女”，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其有机统一，可以构成“家庭”，可以构成“社会”。这是正确的。但是，却不能够说这种“阴阳”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和諧”。

　　因为，以“阴阳”来谈“和諧”，就会暴露出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比如说，“和諧”是否就等同于“事物”？如果说“和諧”与具体事物无干，那么，“阴”、“阳”有机统一又该怎样表现？如果说“和諧”就是“事物”，那么，“阴”、“阳”有机统一又该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式、什么程度上等等才能使“和諧”出现？故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和諧”问题就无从把握、无从从谈起。

　　而实际上，如果把“社会的阴阳构成”就当“和諧”的话，那么，这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其原因在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这样的千篇一律。

　　可见，该论者以老子的“阴阳”观来阐释“和諧”，就犹如在扯“拦天网”，使人不着边际，不知就里。

　　特别是，以家庭男女的“阴阳交合”来说明“和諧”的道理，就显得低俗。

　　同时，把老子的“阴阳”观与孔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搅和在一起，更是牵强附会，有失偏颇。历史证明，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从来就没有使社会出现过“和諧”，其除了粉饰一下太平，奉承一下统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政绩之外，对建立“和諧”社会实无用处。因此，在“阴阳”观中掺合“宗法伦理道德”，或者在“宗法伦理道德”中掺入“阴阳”观，都显得滑稽可笑，于事无补。不难看出，孔子思想及其“孔孟之道”给历代文人套上的思想桎梏，至今也不能自拔。

　　那么，老子有没有社会“和諧”的思想呢？是什么呢？

　　答案是肯定的。老子的社会“和諧”思想，归结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

　　在老子看来，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对矛盾及其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不足为奇。但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和关系？以达到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止息，出现上下“同心”、“同德”共同推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局面，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老子的社会“和諧”，根本在于要止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为此，老子认为，统治者要将“有为”变为“无为”，将“刚强”变为“柔弱”，并甘居“柔弱”的地位，以之实现向被统治者的立场靠拢和一致，使之出现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共同推进社会向前发展。

　　而历史上，“汉初政治”就表现为“和諧”社会，这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的反映和结晶。

　　为什么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会铸成社会的“和諧”？

　　要了解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

　　应该说，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都是批判继承先前圣人的政治思想，包括他们的“德政”观的结果。

　　在说明问题之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到的“圣人”，就是指的在老子之前的圣人；其“圣人云”，就是老子在对先前圣人的政治思想进行总结。对此，老子或赞成，或批判。正是存在这个关系，故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无为而治”，这就令孔子十分惊讶。因此，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其说法，孔子言下便把老子的“无为而治”怀疑为舜的“无为而治”。可见，这固然是孔子不懂老子思想的误解。同时也证明了《道德经》中“圣人”的思想并不一定就是老子的思想。这点需要引起注意。

　　对于“无为而治”观。

　　先前“圣人”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正如老子所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可见，这种“无为而治”，无疑的，是建立在“愚民”政治基础上的。

　　虽然对此，基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１] ，他却看到了这种“无为而治”的积极的一面。这就如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即认为，实行无为政治，天下就会太平。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实行无为政治就会使百姓变得很淳朴，利于管理；另一方面，实行无为政治就会使“智者”，即奸滑、奸佞之徒不敢胡作非为，或者说，找不到胡作非为下手的地方和机会。

　　而且，从中，老子有破有立，在批判“智者”的同时，揭示和提出了“圣人之道”和“忘我”、“无私”的思想。老子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从而提出了“为而不争”的圣人之道；老子又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他认为，道{ 即“武术”、“武学”所蕴含的“武力”，这里抽象为“权力”、“统治”[ ２]}生长养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以此，形成了老子的“忘我”、“无私”的思想。

　　可见，老子虽然赞成“圣人”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治世办法，但是，老子却对其中的“我”赋予了“为而不争”和“忘我”、“无私”的全新思想。因此，表现出了老子“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的思想。从而使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先前“圣人”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根本区别开来。

　　对于“善恶”观。

　　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在此基础上，老子给“善”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形成了老子“以德报怨”的思想。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即认为，干了不该干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事，本身已经做错了，但不管错误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都要做到以德报怨，即出以善意去对待。进一步看，老子明确的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在老子看来，善良的人，我以善意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意对待他，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诚实的人，我相信他，不诚实的人，我也相信他，结果就会使他变得诚实。如此，就能“救人”而没有“弃人”，就能“救物”而没有“弃物”。正是在“不善良的人”变得“善良”，和“不诚实的人”变得“诚实”中，充分表现出了老子“善”的观念。这就是老子的“以德报怨”的思想。

　　但是，在老子看来，正所谓“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故与“以德报怨”相反相成的是“以怨报德”。而这“以怨报德”，就是老子视之为“恶”的观念。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不善良的人”不接受“善意”，和“不诚实的人”不接受“信任”，甚至反目相向，滋事寻仇，这就是在为“恶”。这就是老子“以怨报德”的思想。

　　老子的“以德报怨”和“以怨报德”，无疑的，成为了衡量“善”、“恶”的判断标准和取舍根据。

　　同时，在老子看来，有“善”之人，“天将救之”。并从“善”出发去理解做人之准则，就在于“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即有自知之明，而不蓄意表现出来；有自爱之心，而不自以为是、抬高自己。表现出淳朴。如此，方能“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

　　因此，老子认为的“淳朴”的人，就与“愚民”政治统治下的“体格强健，头脑简单”，即“为腹不为目”，甚至弄得“五色”、“五音”、“五味”不全的“愚人”，划清了界线。

　　对于“契约”观。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即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得到解决了。

　　老子继承和发展了“圣人”这个思想。故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表现出来的，有高尚品德的人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而“无德”的人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强制性东西。同时，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而这种以“契约”精神来办事的人都是与心怀“善”心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老子看来，正因为“契约”是靠双方的“约定”，和执行“契约”来实现的。故形成了老子的“契约管理”思想。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即认为，原木可以分开做成各种各样的器具，但它们都不失“木”的本性，圣人就是据此道理去进行管理，所以最好的管理是不伤害万物的本性。就表现如此。

　　可见，老子的契约“管理”思想与先前圣人的契约“调解”的思想泾渭分明。

　　所以，正是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决定了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

　　而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它与“愚民”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对“智者”给予了深刻批判，故是批判继承先前圣人的“德政”思想的结晶；它以“契约”管理为根本，表现出了“重契抑法”、“以契彰德”，和“以德报怨”、“以德服人”的本质。

　　不难看出，特别是老子“契约管理社会”的思想，无疑的，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因为，一方面，在“契约”的范围内，契约双方的责、权、利明确。由此，凡是那些超越了契约范围的欲望和追求，是被社会所反对的。正是如此，可以实现如老子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思想，从而使人们保持淳朴的本色，这就是：“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而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在“契约”的范围内，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自主”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能调动起人们发展生产、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于社会发展。这样一来，老子的“契约管理社会”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愚民”的问题。

　　而且，“契约”的制订，体现出了“对等”和“公平”的原则，即“民主”的原则，并且，可以形成社会的有效“民主”监督。在老子看来，“法”，毕竟是统治者，或者极少数人通过自上而下制定出来的，法的解释权在上而不在下，故“法”带来的利益只有解释者自己才知道。而它远远没有“契约”，即与老百姓直接见面的“约定”来得清楚和明白。并且，“契约”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易于老百姓监督。对于违反契约的行为，老百姓就敢于说“不”。这样，社会的发展就可以体现出百姓的意志。

　　那么，老子的“德治”政治如何才能得以实现呢？

　　在老子看来，要实现“德治”，就必须在树立“善恶”观，和实行“契约”管理的基础上，特别要做到“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的“无为而治”是什么呢？这就正如老子所说，一方面，在契约管理上，要做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另一方面，在法制管理上，要做到避免“法令滋张”，避免“盗贼多有”。

　　为什么？

　　先就“契约管理”来说。

　　对于老子的“绝圣弃智”。其中的“绝圣”是何意义？如上文所见，在老子看来，这就是要杜绝先前“圣人”采取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无为而治”的“愚民”政治；而其中的“弃智”又是何意义？如上文所见，在老子看来，这就是要杜绝奸滑、奸佞之徒出于“唯我”、“唯私”的“坑民”政治。对此，老子明确指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认为，“圣”、“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认同的“圣”、“智”，方才能够视为“圣”、“智”。故那些统治者自诩为“圣”、“智”的结果，其必然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就会对百姓指手划脚，肆意伐挞，就会搞“愚民”或者“坑民”政治，就不可能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就不可能做到顺应民心。

　　因此，“愚”和“智”都是被老子唾弃的。而杜绝“愚”和“智”的根本办法，就是“契约”管理。故老子提出“绝圣弃智”，就在于要做到“有德司契”。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民利百倍”。即可以使百姓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发挥。从而体现出了老子深刻的民主思想。

　　对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在老子看来，“仁”、“义”的出现已为不祥之兆。故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杜绝“仁”、“义”出现的根本办法，也就是要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民复孝慈”。即，使人们保持淳朴的本色，体现出孝敬、和善的美德。

　　对于老子的“绝巧弃利”。其中的“巧”，是与“智”的意思基本一致的。故这里的“巧”，则指的就是“钻营”，即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利、营生。“绝巧”就是要杜绝这种不正当的“钻营”；其中的“利”，则指的就是“利诱”和“贪欲”。“弃利”就是要杜绝利诱和贪欲。在老子看来，“绝巧弃利”的根本办法，也就是要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并认为，只有做到“有德司契”，方能“盗贼无有”。即，防微杜渐，从根本上消除盗贼滋生的土壤。

　　可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三者，都是老子“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换一句话来说，只有做到“有德司契”的“契约”管理，就能够做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而实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盗贼无有”。正是如此，老子强调说：“此三者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即认为，在杜绝了先前圣人“无为而治”的“愚民”和“智者”的“坑民”弊端之后，便可以恢复人们纯真、淳朴的思想品质，私心就会大大减少，私欲就会大大减轻，人们都依据“契约”的精神在办事，那么，这样“治世”起来，哪里还有一点担忧和忧愁呢？

　　后就“法制管理”来说。

　　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盗贼多有”。为什么？老子明确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人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故“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导致“言出法随”、“政出多门”，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这就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各级官绅从中混水摸鱼，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同时，在老子看来，“法制”本质上表现为“以力服人”，而与“以德报怨”、“以德服人”相悖。故“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百姓产生“畏法”、“惧法”的心理，和产生逆反心理，而导致负面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失去法制的真正效力，失去民心。因此，“慎法”和“少法”，无疑的，是老子“无为而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在这里，可以给老子的“无为而治”下一个定性的结论：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治”，它是突现“民心”和“契约”思想的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的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统治者消除“武”、“戈”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德治”政治，并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表现。

　　然而，时至今日，理论界对老子的“无为而治”仍存误解。

　　有人认为，“无为而治”是“階級调合”。这是错误的。

　　因为，老子清楚的看到，在階級对抗的情况下，一旦统治者忙于“利已”，则必然导致“伤民”。而正是“伤民”，使得在階級社会中历来“武”、“戈”不息，甚至出现被统治者的“造反”、“起义”，带来社会的震荡。故在“利已”和“伤民”之间，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妥协”，实行“无为”，方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同时，老子认为的这种“无为”，是在不影响既定的统治秩序之下的，并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无为”。故这种“无为”，保证了统治者在“契约”关系中的“一般既得利益”，而杜绝，或者牺牲的是统治者超越“契约”关系而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可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经济调合”并不存在。正是如此，老子的“无为而治”，就不是反映的一般階級的“经济”范畴之间的斗争问题，不是反映的一个“经济”问题，不是反映的“階級调合”问题，而是反映的一个“是否顺乎民心”的“政治”问题[ ３].

　　在老子看来，只有统治者顺乎民心，才能最大限度的代表百姓的意志，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从中，也就实现了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有人认为，“无为而治”就是“放任自流，不加任何限制干涉”、“不管理或少管理”、“少干涉、少作为”和“有管理而不干涉”等等，这些认识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其根本，是在于强调以“契约”为基础的管理。其道理勿需多说，且看历史事实。西汉初，由“黄老之术”所形成的“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无疑的，就是西汉初期的“契约”关系的集中反映。期间，汉初统治者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社会稳定，和增强国力，维护和执行了这个“约定”，或者说“承诺”。因而最大限度的保障了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但是，在杜绝“伤民”、“伤农”方面，则打击豪强、抑制商贾；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甚至消灭了那些引起社会动荡的诸侯王。可见，“无为而治”就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之说，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老子揭示的“德治”政治思想，它以老子的“无为而治”观、“善恶”观，和“契约”观为条件，因而构成了建立“和諧”社会的条件。那么，这个“和諧”社会是怎样的呢？这就是：统治者只有自觉将“有为”变成“无为”，将“刚强”变成“柔弱”，并甘居“柔弱”的地位，实行“德治”政治，这样，才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才能够代表百姓的意志，并使统治者的社会“利益”与百姓的社会“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使“武”、“戈”止息，出现“德善”、“德信”，和上下“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以共同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推进。正是如此，老子的“和諧”社会就出现。

　　由此可见，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其伟大意义在于，如果说“国家”、“階級”的出现深刻表现为人类“文明”的话，那么，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思想，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具有承前启后的、至今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崭新的“文明发展丰碑”。

　　注：

　　[ １] 、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 ２] 、姚文俊，《中國压根就没有过国学大师》，载于“学术交流网”、“天益社区”等等

　　[ ３] 、姚文俊，《史学階級斗争理论线索探导》，载于１９８８年第５期《争呜》

　　作者电子邮件：ｆｔｘｂｂｕｔｔｆｘｃ＠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姚文俊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諧社会，到底和諧社会是什么样子呢？６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諧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Ａｖｏｌａ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Ａｖｏｌａ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Ａｖｏｌａ街５３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國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諧社会不仅仅是中國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諧了，外部却不和諧，纷争不断，还和諧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國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諧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諧。

　　其实，在中國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ＧＤＰ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國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

　　作者:茅于轼

　　摘要：“和”可以成为一个儒学社会学典型概念，但不仅止于此，“和”的后面是中國传统文化的变易思想，通过对“和”的阐释，可以证出变易思想与辩证法完全相区别，老子的哲学恰恰是反辩证法的。中國文化境域中的“和”包容有多元化的内涵。阐释就是理解的文化表达方式。

　　１。阐释与逻辑

　　中國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是西方学术思想难以领略的，中國传统文化的中的一些典型理念不是那种可以从社会存在中抽象、提出取出来而可以成为纯粹概念、模式或范式之类的学术对象，而是必须在中國文化境域中被理解、阐释的存在，阐释就是理解的文化表达方式，比如，儒学就是以自身的社会存在表达和表现了了中國传统社会的文化性，所以儒学是中國传统社会对自己的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是中國传统社会的元学，而这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学所能朦胧意识到但又无法最终定义出来的社会学的真正学科性质。

　　在中國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人看来是非常丰富的社会学思想，比如在文化和社会这两个学术对象的领域中，儒学就具有自己的经典范畴或现代人称之为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把哲学思想、学术表达和实现方式同时表现出来。

　　儒学中的“中”、“和”、“同”这些用语与“道”、“仁”这样的顶级理念不同，一方面它们是这些理念的解释方式，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规范和实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这样一种情况中，哲学思想、社会理念和实践理性的道德、情感是一致的，理性和经验内在地一致，但又层次分明，正如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和行为的关系，它们不可能从形式和内容上分离出来，表达为因果先后或相互包含等关系，大脑在身体里面，但思想却无所谓内外，意志可以决定行为，人生却总是身不由己，现代诸社会科学中充满了行为、结构、心理、功能等等不同的学科方法，就像努力将人体手术解剖后而想达到对人的理解一样，只能是有限的，现在可以用电子图像和数据库的方式建立起丰富的关于人的信息系统，但这永远只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不可能是本人意义上的人，甚至在中國儒家学术的不同派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微妙的区别，王阳明不满朱熹“知先行后”的分析方法，而提出“知行合一”，可谓是对儒学精髓的真正体会，“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传习录），情感体验的对像与本人对对像的体验是无法分开分析的，即是在物理学中，物理对像与仪器的参与性也是无法分开的，这是现代物理学的困惑，学习的知识与个人的经验、意识的先后性区别的不是知识本身的形成时间先后性，人们真正的困惑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和”即“和諧”，（尔雅：谐，和也），在中國文言中，主要是在动词的意义上使用，由于中國传统的语言文化不注重形式推理，而是重在哲学式的思维，致力于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的相互阐释，因此用西文的分析、定义等方法不能得到对这一范畴的准确表达，就是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也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

　　比如，《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文字表达上简洁而精辟，但你不能援引逻辑方式来理解，不能按逻辑方式解析“和实生物”为：和諧能产生新的事物，这完全不是中國文化中的意味，只是一种教条，一些西方学者由于只能以他们的方式理解中國文化，因此最多只能把这些理念看成是一种日常生活层次上的智慧谚语，完全不能体会到文化阐释的内涵。新的事物不是直接包含在前一个称之为“和諧”的事物中而被产生出来，从逻辑的严密性上说，前一个内容或形式并不能产生自己不包含的新事物，所以“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另一方面，从日常语言的语境或纯文化的艺术方式能够解读一种新生命产生的诗意，但这又失去了哲学的简洁深邃性。在中國文化的语境中，“和”即不是一个形式关系，也不是指特定的内容，而是一个阐释的范畴，“和实生物”不是“如果……就……”这样的逻辑模式，“和”也不是决定论的教条或范例、模式，而是一种参与的动力性一致，犹如音乐是由人的和唱或合奏形成的，如果仅仅只是旋律节拍一致的齐奏并不就是交响乐，只有大家心声的协和才能有真正的天籁之音，而这只有杰出的指挥和技艺精湛的乐师们通过长期艰苦磨合的训练才能达到的心、音、律的交流，从而使乐队和听众同时具有参与的一致性，达到音乐演奏和欣赏的最高境界。这样，“和”不仅仅是音乐中的和諧，而是宇宙的和諧，“Ｔｈｅ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ＢｒｉａｎＧｒｅｅｎｅ）汉译为“宇宙的琴弦”即是生动的一例；一度热播的韩剧“大长今”的宫女，能够在百味之和的厨艺中渗入一种供奉的虔诚，虽出于艺术的塑造，但这种意无后顾的勇敢和心无旁骛的全心全意的参入由阴暗的宫廷生活反衬，足令人感动，这也是一种大文化在普通生活中阐释方式。回过身来，在中國传统文化中，“和”是人与自然、社会统一的阐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尚书·尧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这样的理性与现实的相统一的伟大超越性，这样气势恢宏的文化传承，除了顶礼之外，你还能有什么？这不是乌托邦的梦想，也不是工具理性，因为它就在你的血液和思想中。“和諧”是中國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社会学意义的重要的遗产，也将是今天仍然无法摆脱相互之间的战争、仇恨的地球人类可以接受的最珍贵的礼物。

　　２。“和諧”中的变易与辩证法

　　作为一个中國传统文化的范畴，表现为现代的社会理念“和諧”具有儒家文化强烈的社会现实性，而不同于西方文化中“主义”那样的抽象理想性和宗教式的热情，因为“社会和諧”所蕴含的是中國传统文化的永恒动力性——变易，和諧是变易的表达，变易是和諧的前提，和諧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变易与辩证的区别正是和諧而不是斗争或革命。

　　西方文化本质的自身对立性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思辩理性的最高点——辩证否定，由于黑格尔意义的否定是绝对否定而不是部份否定，因此辩证法完全没有改革或改良的意义，而只能是革命，否则就不是辩证法，这正是辩证法的革命性本质，因此辩证法不会也不能提供否定以后的重建，作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黑格尔只有对否定的再否定，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给革命埋下的最可怕的自杀之果。比如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就是否定与否定的否定的社会学翻译，因此可以同时被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引为教条真理：“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恩格斯）但西方社会从来没有把黑格尔当真，他只不过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想，甚至不是康德那样能成为建筑体系的哲学，西方文化没有一种可以超越从哲学思想到社会实践的所存在的鸿沟的能力，这也正是西方社会能包容形形色色的不同文化模式而又未损害自身的最大优越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西方文化自身的对立性在哲学思想中最终的理性形式，但它只对自己才是正确的，如果企图将它应用到纯粹思辨以外的地方，只能导致引入者的自身毁灭，正是在与此绝然不同的对照性上，中國传统文化表现了最伟大的变易的和諧，而能生生不已，这不仅是思想理性，也同时是学术和社会实践，还是从人的观点所看到的世界和宇宙的存在的真实。

　　因此我们并不能按黑格尔的方式断言，西方文化是在对自身的否定中前进的，虽然，西方文化确实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断裂中重生的，但西方文化同样具有自己的传统意义，西方文化的承继不是纯粹内容意义上，而是纯粹形式自身的，比如数学、语言、艺术、法律……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国家形式等等，这些一直是西主文化而且将永远是全人类所共同承继的财富，如果西方文化真的是一次次的否定和再否定的历史，早就不存在西方文化了，因为一次否定就够了。在黑格尔自己的全部哲学理论中，他只是依靠一种超逻辑的方法（超越同一）替代了辩证法，否则他的绝对精神根本无法实现那种思辩中的辉煌历史。黑格尔的哲学的晦涩庞杂一点也不比康德少，但在他的思辩形式中他是自由的，他似乎任意地使用大量相互关联的概念、范畴、规律等来展开他的哲学，如对立双方的矛盾统一，否定的自身关系，扬弃、从量变到质变，正反合的“圆圈”三段式等等，他确实在思辩的形式上达到了极致，完全清理出他的哲学就需要另一种哲学，比如将他“颠倒”过来，这样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是纯粹的否定和否定的否定这样一种绝对规律，在这样一种绝对性中，对自己的否定就是自身的绝对动力，这也就是革命的本义了。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有双方对立统一这样的内容，但在他的真正发展中，却是最终落到自身意义上的对立否定：“肯定的东西是那样一种差异的东西，这种差异的东西是獨立的，同时对于它与它的对方的关系并非不相干。肯定的东西也同样是一种獨立自为的否定的自身关系、自为存在，但同时作为单纯的否定，只有在它的对方里才有它的自身的关系，它的肯定性，因此肯定和否定都是设定起来的矛盾，自在的却又是同一的。两者又同时是自为的，由于每一方都是对对方的扬弃，并且又是对它本身的扬弃。”（小逻辑，贺麟译，商务ｐ２５８）在这些一连串的……是……，……同时……，……也……，……只有……，……同样……，……但同时……，……却……，……又同时……，在这样的多次肯定、反复补充修正的表述中，你能最终得到的就是多重镜像中的自我否定。

　　其实，任何一种分裂和对立总是一种形式，表现为内容才是冲突，如果仅从形式或内容上看，分裂和冲突是不可解决的，这正是形式逻辑或辩证法所导致的必然，或者是一次次的替代（“或非”逻辑），或者是一次次的死灭（否定的否定），因此从西方哲学或学术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上永远不会看到这种统一性的可能性，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唯一地只能属于上帝，人类如果想要得到这种统一性，只有等到世界末日，如果你坚信这一点的话，在人类的世俗世界中不能指望这种统一。西方文化自身对立性真实地表现在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中，它甚至是不可能由哲学家在哲学中解决的，当康德回到实践理性的时候，他在“心中”建立了具有绝对性统一意义的最高律令，但是实践理性仍然只是他的作为哲学家个人的自由，在实践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没有直接通道。寻求理是念与现实的真正统一只能回到中國传统文化上，正如你必须信赖上帝一样，你必须回到传统你才能得到现实中的超越统一。

　　儒家文化中的心学（ｈｅａｒｔｉｓｔ）是通过身心统一实现理念与现实统一的唯一道路，把中國传统心学贬斥为唯心主义只是一种短视的自我残废，对哲学进行唯心或唯物的划分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哲学的一种狭隘批评方法，因此无法避免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当馬克思说黑格尔是以头立地的唯心主义时而将他颠倒为唯物主义时，他就把思辨的哲学变成了改变世界的工具，他把这种哲学以“历史规律”的形式提出来，但历史却是即不能重复，也不能实验的，当我们似乎可以说，“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之类的话，这只是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意识，是心灵的激情或者是身心一致的行为，但历史感或历史感的行为不是就是历史，纵使是集体的意志或行为也不就是历史，和那些成为了历史的事件和人物的情况比较起来，没有成为历史的人和事可能是天文数字，它们永远消失在历史的灰尘之中，甚至你可以编写许多可称之为历史书的历史，但它们并不就是历史，“人民创造历史”能够成为动人的口号只不过是对“历史创造历史”的真义一种改说而已，因此只有从心灵才能真正感受到历史，只有思想才能活化历史，把历史当作一种唯物的操作对象只能是自欺而已。无法证明的历史规律就只能是教条，企图实践这种教条与按照神的观念建造此岸的上帝之城并无区别。馬克思没有看到过中國传统文化，如果他领略过中國历史的文化感，他很可能会对历史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像他那样的杰出的思想家如果有可能曾经研读过道德经，他或许就不会不幸地成为伊甸园之蛇，世界的一部份的历史也有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把老子的思想理解为辩证法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老子中确有很多物极必反的表述，但“反者道之动”中的“反”完全不是“否定”的意义，也不能完全作相互“对立”和“斗争”这样的理解，老子的“反”在形式上是指方向相反，在内容上是指相对转化，是“相反相成”，与否定的意义完全不同，老子所说的“反”与周易的阴阳互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反”具有互补的内在本质：“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恒也”（老子·二章）这样从某个一方来说就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二十二章）因此，“物极必反”在老子这里就不是一方对对方或全体的否定，而是变易的方向转变成与以前的相反方向，或者，变易的双方转变成为以前的对方，因此才会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中，变易的双方仍是互动的存在，而不是一方对对方或全体的否定和再否定，双方总是处于建设的互动之中，当然矛盾的双方会产生实质冲突，解决的方法不是加剧对立的冲突，更加不是以階級分析之类的方法制造你死我活的敌我对立，从这样的理解基础上出发，我们才会领会老子的不争，以柔胜刚，主张积累的渐变的理由，“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老子·四十三章）因此人应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六十三章）从今天的角度理解，老子是主张改革，反对革命的，主张“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而不是否定，因此老子的思想不是辩证法而恰恰是反辩证法的。

　　顺便指出：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并不能理解为不作为，而是不指不干涉，“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和西方经济学中的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学中的消极的自由的理念基本相同，儒家（广义）自汉武帝以后的政治作为倒像是凯恩斯主义在古代中國前兆，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自觉地接受先人们的这些最伟大的遗产，如果我们能剔出时代差异中的不可比较因素，我们能解读到的东西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怀特海（Ａ。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感慨说，全部西方哲学都不过是对柏拉图的脚注，我们应对此感受更深。

　　３。和諧的多元化内涵

　　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远不是古代社会那样单纯，包括中國和西方在内的中世纪式的心灵安宁已一去不复返，社会的分裂、人的自我分裂、文化的多元化成为了现代化一个特征，我们还能期望那种多元意义上的“和”的统一性吗？

　　中國传统文化中的变易理念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或者是一种本质性的内容，而是纯粹的思想，这也正是周易的本质，中國思想与思想的内容形式具有相互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内在的”意义上的“本质的”，如果我们以现代的“概念”和学术方法来表达“变易”，“变易”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相互超越，当然“超越”一词仍有特定的意义，但至少“变易”与“超越”可以互相阐释，从而可能被理解，阐释就是理解的表达，当真正地理解了中國文化的理念，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以自身的方式阐释了它。比如，“和”就是这样一种中國文化的阐释方式的范例，这种方式大体上可以对应于西方哲学概念中称之为“范畴”的东西，但它是一种“智的直觉”。

　　最能表现中國文化中包含的多元化内容的就是周易表达模式“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特别是“三生万物”一语，与经典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的意义有某种相关意义：物理学只是一个物体和二个物体之间的理论，三体和多体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三生万物”就暗示了形式方法的有限性，“生生不已”才是永恒的本质。周易的表达模式和对周易的阐释始终是一件无比纷繁困难的工作，而从老子与周易的一致性去理解两者能使我们得到一种较纯粹的哲学高度。相比之下，辩证法始终只是二元的对立统一，斗争总是直接表现为双方的，第三方总以加盟的方式维持这种对立性，所以这种斗争的“对立统一”只不过是斗争实现的形式，这里的“统一”用词只是斗争这个内容的形式，因此“统一”就是斗争，并没有一种内容意义上的统一，因此这种“统一”没有本质，只是一种假象，这也正是推行辩证法只能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无穷的分裂和斗争的本质性原因。

　　在中國传统文化中，“和”这个理念由于它不是基于二元和二元的对立，自然地就容纳了多元的内容，所以才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样的教诲，“和”与“同”的统一是多元化的统一，当然二元的和諧统一也理所当然地包含其中。现代化的多元化是多重意义的，这已是专题了，比如生成的多元与参与的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等，从西方文化的传统学术观点可以察见和分析更精细多元参与性、互动性，从中國文化可以看到分化、增生中的多元互补的一致性，世界就是这样的多元化方式存在的，二元的对立方式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理性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可以说“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只是形式性的本质，我们只要举二进制的例子就够了。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一种口头“阐释”现代多元性，当然这仍然只是纸上谈兵，中國文化的阐释性在知行合一之中，而不是企图哲学式的改造人，改造世界，这与西方文化中的现代个人主义主张相容，但中國文化的本质不是在人之外的知识形式，而是理性在身心上的一致的和諧，只要你不是有意地抵制、扼杀，他就和你一起成长，因为这就是人的本质——人性。

　　４。结语

　　本文并不应当作中國文化中的诸理念是万能概念这样的理解，这正是中國传统文化被糟蹋和被轻视的原因，这是后人无法承受的罪过，怀特海意义上的“脚注”就是永远的理解、永远的阐释，就要以自身的对传统的自觉投入到世界文化的大潮中去，阐释自己，阐释世界，在融入的化解中浴火新生。中國文化不是像西方文化一样由能由模仿复制的方式攫取外来的文化，只有外来文化消化在中國文化之中，才能成为中國文化有机的部份，这种消化过程是缓慢的，但这种消化能力却是无比强大的，这就是互补的变易，变易中的新生，这正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和本质，中國文化现代最大的进步将表现在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模式”的消化之中，“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在哲学、知识、社会现实和俱行为实践之间的超越，由此中國文化将使西方文化的诸多优点最终成为自己的一个内在本质，这也是中國文化成为世界性文化的一天。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國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六年七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９- ２- ６- １号蜗居

　　作者:周剑铭

　　和諧社会是中國人几千年来的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时代的奋斗目标。

　　几千年来，中國乃至世界，和諧的时候少，不和諧的时候多，战乱、动荡、危机、冲突、压迫、反抗……何其多也。好花不常开，盛世不常在，绝对的和諧社会绝对没有，相对的和諧社会也是那么的少见。面对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和諧？又是什么造成了不和諧？

　　联系历史和现实，无数个例子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或结论：只有社会公正，才有社会和諧；社会不公正，社会难和諧；社会有多公正，社会就有多和諧。没有社会公正，追求社会和諧，那是缘木求鱼、自欺欺人。

　　唐朝是中國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当时的文明执世界之牛耳，八方来拜，四面来朝，至今亚洲诸临国的文化中仍保留着许多唐朝的东西，那是他们从唐朝学习去的，如日本的和服，其实就是唐装。而开创唐朝辉煌篇章的当属唐太宗李世民，他当政的年代被称为贞观之治，当时真可谓是盛世了，经历隋末农民起义、内外战争多年之后，社会矛盾缓和，出现了封建社会也是中國历史中难得的比较和諧的社会。

　　唐朝实行均田制，全国男女百姓按人头分得桑田、麻田，所得收获除税赋外可以自由支配，遇有灾荒还会免除税赋。均田制避免了土地过于集中、贫富严重分化，相对而言比较公正，劳动人民大多能安居乐业，这应是其社会和諧的一大原因，或者说是其社会和諧的经济制度保证。

　　唐太宗政治开明、处事公正，是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个时期社会比较和諧的政治保证。他胸襟开阔，唯才是举，不计前嫌，重用昔日政敌太子建成的门客魏征，对其批评虚心听取、采纳。而当初魏征曾建议太子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唐王李世民。他体恤民情，轻敛薄赋，节制欲望。他以法治国，不循私情，其姐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因参与太子承乾的不轨之举，被判流放，唐太宗到长广公主府上慰问，长广公主以头叩地，哭着为儿子谢罪，唐太宗也哭着向姐姐行礼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

　　反观乱世，则是社会极不公正，社会极不和諧，贫富急剧分化，社会矛盾激化，每个朝代的末年莫不是如此，许多朝代甚至从一开始就不公正、不和諧，到最后越来越严重，终于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内乱外患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再回到现在，虽然评论社会现实是敏感而富有风险的，但我们对现实不能视而不见，或者判断错误，那样只会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说没有公正、没有和諧，但与和諧社会的目标和理想还相差很远。之所以要提出建设和諧社会，是因为社会现实中不和諧的方面太多，有的还相当严重。和諧社会现在还只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还远未成为完美的现实。

　　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写进了《宪法》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又怎样呢？按照《人大代表选举法》规定，农村人口只有城市人口１/ ４的选举权，平均每２４万城市人口中产生１名全国人大代表，而平均每９６万农村人口中才能产生１名全国人大代表。盗窃、抢劫１０万元可能会被判死刑，而贪污受贿百万甚至千万元以上却仍能活着，当然，也有个别的给枪毙了，但他们也许会觉得自己死得很冤，因为比他们贪污受贿多得多的却并没有死，有的还逍遥法外。

　　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世界上及中國历史上已名列前茅。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０. ４０，也就是说，基尼系数超过０. ４０，就表示该国的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当代中國的基尼系数有的说是０. ４５，有的说是０. ４８，据经济学家魏杰等人说，如果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形收入、非法收入，当代中國的基尼系数比公布的数据还要大不少。在中國历史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社会剧烈动荡的明末和民国年间，当时的基尼系数分别０. ５８和０. ５３，由此可以看出当代中國贫富分化之严重，这不仅导致国内市场长期不振，而且已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社会上不满情绪强烈，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会阶层对立，社会冲突加剧。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说：“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的天职。可是，前些年里，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不公正的社会体制、分配制度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当贫富悬殊已经严重时，有的领导人还认为“不严重”，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贫富悬殊已相当严重。所幸的是，执政者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最近，仲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提出要取缔非法收入、限制垄断行业收入过快增长、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救助弱势群体、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等，这不仅对于整顿和规范社会分配秩序、维护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建设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