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極權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極權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

　　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階級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階級情调”。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

　　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

　　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

　　“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

　　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國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國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

　　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國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國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國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國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作者:傅国涌

　　陈独秀是中國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认为，只有无产階級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无产階級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实行无产階級獨裁，而应当扩大民主主义；民主不是资产階級的专有物，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民主的实质是由民主义，而不是民本主义；民主制的核心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中國号称有五千年文明，但这个文明最缺乏的就是人类文明必须具备的两种元素：民主与科学。这就是中华文明长期在“黑幕层张，垢污深积”（陈独秀语）的泥淖中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

　　陈独秀是一切專制和蒙昧的死敌。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率先喊出“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最强音，犹如在沉闷而黑暗的长夜中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國人前进的道路。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引者注），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勇气和襟怀。陈独秀果然履行诺言，终其一生，五次入狱，政治上屡受迫害打击，但他从未停止过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即使到了晚年，他在贫病交迫中仍在对如何实现无产階級和人民大众的民主问题，进行最后的艰难的思考和探索。

　　帕斯卡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2〕科学使人正确地思想，民主使人自由地思想，思想惟有自由方能达到正确。陈独秀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使中國人有人的尊严，能够自由地正确地思想。

　　陈独秀生前坎坷困窘，死后还背负着种种恶名。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陈独秀即是中國的普罗米修斯，他把民主与科学的“天火”“盗”给了中國人。所不同的是，普罗米修斯遭受的是天神宙斯的惩罚，而陈独秀遭受的却是他为之挣脱奴隶枷锁的中國人的诬陷、迫害和冷落。这固然是陈独秀个人的悲哀，但更是中國人的悲哀。

　　本文对陈独秀的民主思想进行了粗浅的阐述，用以缅怀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澤東语），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者和战士。

　　一、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后应当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

　　列寧说：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會主義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階級上升为统治階級，争得民主”。〔4〕然而，他们两人却在《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章和书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工黨提出的要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和实行普选、人民直接立法等民主制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都是“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因为“当无产階級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壓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存在了”。〔5〕

　　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只要还存在着階級、还需要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当时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已达到了可以使人类进入无階級社会即共產主义社会的程度。无产階級建立无产階級專政国家，是为了鎮壓资产階級的反抗，进行最后也是最激烈的階級斗争，然后过渡到共產主义社会 .无产階級不是要在无产階級專政期间实现民主自由，而是要在无产階級專政过渡期结束，无产階級專政的国家消亡之后的共產主义社会实现完全彻底的民主自由。（参阅列寧的《国家与革命》）

　　无产階級專政国家“不是为了自由”的观点就成为后来斯大林把无产階級專政变成个人專制獨裁工具和“四人帮”在“纹革”期间把无产階級專政变成封建法西斯專政的理论渊源。

　　实践证明，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很快可以进入无階級、无国家的共產主义社会的论断显然带有很大的空想性。人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需要国家，而国家的民主化、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制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进步的潮流和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恩格斯在晚年已有所醒悟，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6〕

　　陈独秀在晚年对斯大林的个人專制给予了严厉斥责，他说：“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引者注）政治，……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7〕陈独秀认为，苏联的无产階級專政不实行民主制，就变成了“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的法西斯專政。

　　陈独秀也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馬克思主义者的，他信奉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相信“若不经过階級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階級占领权力階級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階級的专有物”。〔8〕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國共產黨就是为了通过階級斗争和社会革命把民主这个“资产階級的专有物”变成无产階級和人民大众的共享之物。陈独秀认为，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后就应该立即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因为国家权力本来就应该为“全国国民所共有”，〔9〕而不应该为某一人一派所独占。无产階級是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只有无产階級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10〕民主主义对于无产階級来说“是目的不是手段。……无产階級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11〕无产階級的政权如果不实行共和民主制，而过于强调其階級性，实行排斥异己的“无产階級獨裁”，无产階級專政就必然会蜕变成个人獨裁统治。因为“所谓‘无产階級獨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黨的獨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獨裁’，任何獨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2〕

　　在陈独秀看来，判断一个政权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不是看它的階級属性，而是看它的民主化程度，“大众民主取代资产階級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獨裁取代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13〕无产階級專政没有民主，就会“比资产階級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14〕

　　二、民主既有階級性也有人类性，民主不是资产階級的专有物，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民主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自由的问题，是与人类的基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5〕人有意识使人成为主体，因而有了自主自由的要求，自由就成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权利和最高价值。“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馬克思语）〔16〕民主就是人的自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17〕政治自由是人之为人的起始要求，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的自由。一个社会，当大多数人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特权的时候，就是專制社会；当政治自由是大多数人或全体人民的普遍权利时，就是民主社会。在階級社会里，民主有具体的階級内容，但这并不能改变民主同时也是人类自由本性的体现。正因为君主專制剥夺人的自由，馬克思才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8〕

　　陈独秀依据西方天赋人權的思想，大声疾呼国民应该“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盖自认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9〕陈独秀接受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论，也是要通过階級斗争来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民主。

　　因此陈独秀认为：“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階級的内容和形态”，〔20〕但归根结底，民主主义是人类“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21〕“近代民主制……不尽为资产階級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22〕他热烈地赞颂，近代民主制可以与科学和社會主義并称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23〕民主绝不是资产階級的“专有物”，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并为人类所共享的共同财富。

　　三、民主的实质是由民主义，而不是民本主义；民主政治应当是国民政治，而不是政黨政治

　　民本主义是中國古代儒家维护君主制的一种策略思想。《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在这里，民相对于君，是以承认君主统治为前提的。虽然承认“民为本”和“民贵”，有仁民、爱民、为民的一面，但这是从高高在上的君主的视角看待民的，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更加巩固而设计的一种策略。中國古代儒家“为民作主”的民本主义与近代西方“人民作主”的民主主义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陈独秀针对有人把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混为一谈的谬说，尖锐地指出：“夫西洋之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by the people）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4〕由民主义就是政府直接产生于民众的民治主义，是林肯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思想的中心环节。

　　民主主义要求人民自己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务，但全体人民不可能都直接来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这就需要实行宪政，通过立法和普选，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把权力委托给某一政黨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但受委托的政黨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而不是权力的主体。权力的真正主体应该是全体人民，人民拥有对行使权力的人最终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因此，陈独秀认为民主主义的宪政应当是国民政治，而不应当是政黨政治，“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黨掌握政权，号称政黨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25〕“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專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26〕“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人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27〕

　　四、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馬克思说：“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8〕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生产方式的封闭保守，各种自然的血缘和宗法关系使单个的人“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9〕那些定于一尊的專制统治就是从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狭隘人群”中产生出来的。

　　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30〕使人成为獨立而自由的个人，就造成了尊重个性多样化选择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前提和基础。列寧说：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階級、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31〕“只有无产階級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32〕无产階級革命不是要消灭民主制，而是要打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狭窄框子”，使民主制能够供全体人民享受。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33〕可见，无产階級和全体人民的民主制同样也是以獨立而自由的个人为前提和基础的。这种由獨立“个人”组成的社会，就是馬克思常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表现为人民能够对国家权力依法加以监督、批评和制约，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批评和制约是人民个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从人民的个人自由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国家权力的主体地位，就没有民主制。民主制的先决条件就是保护个人的獨立和自由。诚如胡适所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34〕

　　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獨立的”，〔35〕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就必须“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36〕使“一切官吏对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都应当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个公民负责”。〔37〕

　　权力的本性是要求支配他人、剥夺他人的自由。为防止国家权力威胁和侵害个人自由，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就必须通过立宪和立法保护个人自由。同时实行分权制，用权力制衡权力，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使之始终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自由的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托马斯●潘恩语），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公共意志的体现，国家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这当然是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陈独秀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專制制度，这种制度“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大家不问国事，所以才弄到灭亡地步”。〔38〕救亡的根本出路是推翻君主專制统治，建立国家权力归“全国国民所共有”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

　　儒家的“三纲之说”是君主專制统治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基础，“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39〕三纲之说造成“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失，异议杜绝。……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40〕要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就必须首先破除三纲之说，进行政治道德观念上的启蒙，使国民成为獨立而自由的个人。

　　个人的獨立和自由是建立民主国家的基础，而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个人的獨立和自由，即保障人權。因此，建立民主国家“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權之新信仰”。〔41〕“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權是也”。〔42〕“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43〕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44〕

　　列寧说：“我们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階級自由和资产階級进步的道路，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階級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45〕民主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包括资产階級）为争取个人自由，与專制权力长期斗争经验的结晶。其基本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对于保护个人自由，防止国家公共权力蜕变成專制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陈独秀认为，资产階級民主与无产階級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狭广不同”，其具体内容“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黨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46〕只有“保持了资产階級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47〕陈独秀最终所向往的，还是要实现“无产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48〕

　　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9〕“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就是公共权力合法规范，个人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每个人都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民主的社会形态。这大概就是陈独秀所向往的“无产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理想社会吧。

　　注释：

　　〔1〕、〔9〕、〔19〕、〔24〕、〔26〕、〔27〕、〔38〕、〔39〕、〔40〕、〔41〕、〔42〕、〔43〕、〔4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18页、40页、74页、353页、107页、108页、39页、103页、93页、148页、98页、347页、169页。

　　〔2〕《思想录》164页。

　　〔3〕、〔32〕、〔45〕《列寧选集》1卷93页、103页、601页。

　　〔4〕、〔30〕《共產黨宣言》（单行本）48页、30页。

　　〔5〕、〔36〕、〔37〕《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34-35页、23页、34页。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595-597页。

　　〔7〕、〔13〕、〔14〕、〔23〕《给西流的信》，转引自张宝明、刘云飞著《陈独秀的最后十年》297页、302页、302页、302页。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9页。

　　〔10〕、〔11〕、〔20〕《无产階級与民主主义》，转引自唐宝林著《求真集》156页、156页、156页。

　　〔12〕、〔21〕、〔46〕、〔47〕、〔48〕《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转引自唐宝林著《求真集》158页、157-158页、158页、159页、159页。

　　〔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53页。

　　〔16〕、〔18〕、〔4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167页、411页、443页。

　　〔17〕《政治学》7页。

　　〔22〕《给西流的信》，转引自朱文华著《陈独秀评传》315-316页。

　　〔25〕《独秀文存》（四）12页。

　　〔28〕、〔33〕、〔35〕《德意志意识形态》（单行本）16页、66页、63页。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18页。

　　〔31〕《列寧选集》3卷245页。

　　〔34〕《胡适文存》4集613页。

　　（本文作者系仲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副编审）

　　作者电子邮件：jygdy(at)163.com

　　作者:韦大林

　　——甲申再读之二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王朝的更替，在中國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复或翻版。明朝的灭亡，显得更窝囊、更可笑、更令人不齿、更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更使不少后来的汉人感到汗颜。

　　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任命了军师、丞相及六部尚书，俨然成了一位国君。并开出了“三年不纳粮”的空头支票，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后，他带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由于朱明王朝的极度腐朽和不得人心，李自成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

　　基于这一情况，崇祯分别于正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次表示想调吴三桂进京剿匪。但他自己又要吃鱼，又要避腥，不肯直说。他要大臣们先提出来，再由他批准。这样，如果这一决策出了问题，他就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英明、伟大、正确的形象。大臣们因为有前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的前车之鉴，不敢承担放弃三百里国土的道义责任，谁也不肯开这个口。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在文华殿召集群臣，再次提出调吴三桂进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个个装糊涂，仍然不愿明确表态，只说请皇帝定夺。崇祯只能在肚子里生闷气。三月初四日，急不可耐的崇祯，终于在没有任何人建议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初六日，亲自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部保卫京师。旗帜鲜明地践行“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统治理念。崇祯对吴三桂等人先升后调，分两步走，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给这些将领升官进爵，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尽心效忠；二是这样做显得从容不迫，可以掩盖自己急迫慌乱的心态，打肿脸充胖子。当时既无电话、电报，又无火车、飞机，崇祯的圣旨几天后才到达宁远。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布告民众，召集队伍，收拾辎重，告别宁远，撤向北京。由于当地民众害怕遭受满清的蹂躏，举家随军南迁，以至军民人数达五十万之多。难民们扶老携幼，还要带上些坛坛罐罐，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影响，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已经是够快的了）。二十日到达丰润时，李自成已于先一天攻克了北京。吴三桂接报，仰天长叹。无奈之下，只好在山海关驻扎。

　　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吴三桂是宁远的守将，职务是辽东总兵。１６４３年9月，清辅政济尔哈朗率军攻明，很快就占领了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当他以破竹之势攻打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个据点宁远时，却因吴三桂的抗击而兵败城下。吴三桂据守的宁远，是满清占领区中唯一的孤岛。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满清地盘上的一个“钉子户”。在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高官业已降清并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多尔衮以高官厚禄诱吴三桂投降。吴三桂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坚守了做人的底线。

　　吴三桂的部队，是明朝政权仅存的一支足以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生畏的武装力量，有“宁远铁骑”之称。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多尔衮，谁得到了吴三桂的支持，谁就为自己的最终胜利增加了一枚分量极重的筹码。而此时的吴三桂何去何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李自成的谋士李岩，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极力主张招降吴三桂。李自成令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吴三桂，劝其归降。吴三桂的忠孝观念很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得不接受崇祯已死、明朝已亡的现实。最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带领部队前往北京。然而，没想到部队刚到滦州，吴三桂就听到从北京逃出来的难民反映，大顺军在北京大肆拷掠。吴三桂的家产被大顺军抄没，父亲被大顺军拘押，还受到严刑拷打。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听后，顿时义愤填膺。一个刚刚还花言巧语诱其投降，转眼间连自己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政权，一个以烧杀抢掠为能事的政权，还值得为之效命吗？吴三桂于是退回山海关，命全体将士换上白盔白甲，宣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为君父报仇。李自成见吴三桂不肯投降，亲率十余万大军，试图消灭吴三桂这支部队。吴三桂于是致书多尔衮，请求支援。结果，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与清军对李自成内外夹击，将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逃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举行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登基典礼”，过了一天的皇帝瘾。三十日即仓皇逃离北京。从此一蹶不振，在吴三桂的追击下，节节败退，重蹈了崇祯身败名裂的覆辙。一年后，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时年三十九岁。

　　五月二日，多尔衮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

　　明朝灭亡，有不少人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对崇祯深表同情，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说崇祯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等等。还有人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结果。认为吴三桂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历史罪人。持这些观点的人，有的是由于对明朝的历史不够了解；有的是轻信所谓的“崇祯遗诏”，不知道“崇祯遗诏”纯系伪作；有的是受到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误导（该文中有“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一语。该文受到毛澤東的推崇，曾一度列为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流布甚广）；有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不自觉的反映。其实，当时的极大多数中國人（主要是汉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乐观其成的。事实上，真正灭亡明朝、逼死崇祯、焚烧皇陵、大规模屠殺朱明宗室的，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汉人武装（有传说李自成是黨项民族拓拔氏的后裔，其先祖在唐朝时赐姓李。但证据不足，存疑）。而此前的满清政权，虽然也反明，但明朝政权曾多次与它提出善意的和谈，还几度被视为抗击李自成的盟友。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汉人武装，则从未享受过明廷类似的待遇。

　　满清入主中國，是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一、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清军通过，清军能不能进入中原？

　　二、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坚决抗击清军，一如既往地成为清军的死对头，清军能不能打进中原？

　　史书记载：

　　1629年，皇太极经热河大安口和龙井关进入内地，占领遵化，攻克蓟州，围困北京。清军的劲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被崇祯杀掉。

　　1632年，皇太极经由蒙古进军，直抵张家口，“列营四十里”，炫耀武力，迫使明廷媾和后退兵。

　　1636年，阿济格经居庸关进入河北，一路势如破竹，克城12座，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北还。

　　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横冲直闯，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卢象升、孙承宗兵败阵亡。清军掳去五十余万百姓和大量财物，满载而归。

　　1642年，阿巴泰率军从墙子岭入关，直扑山东，攻陷兖州、登州、莱州等八十八城，掳去百姓三十六万、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然后由原路回师。

　　以上事实说明，山海关从来没有成为清军入关的障碍。山海关是否牢固，吴三桂是否开关，对清军来说，无关紧要。清军进关的通道实在太多了。以上事实同时还说明，无论吴三桂对清军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妨碍清军进入中原。明亡之前，明朝除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外，另外还有几十万部队。吴三桂的部队，加上另外的几十万部队，尚且不能消灭清军，不能抵御清军的进攻，不能阻止清军包围北京、侵扰华北。明亡之后，仅凭吴三桂的一支孤军，能阻挡清军入关？吴三桂早在1631年即被崇祯任命为辽东总兵，驻守东北。如果吴三桂有能力消灭清军，他早就把清军消灭了，用不着等到现在。

　　可见，“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了满清入主中國”，是舍本逐末之说。持此说的人，只看见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满清能不能入主中國，不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守住山海关，在于当时的中國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遏制和抵御满清的入主。甲申年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大顺和满清。明朝早就用自己屡战屡败的事实证明，它（吴三桂是它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不是满清的对手，并且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彻底出局。能够逐鹿中原的，就剩下大顺和满清了。大顺能阻止满清入主中國吗？看看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看看它怎样用人，看看它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看看它最后的结局，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满清人统治中國，使许多汉人愤愤不平。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更使汉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从此越积越深。有的人就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吴三桂身上，认为是吴三桂帮助了满清，成全了满清。骂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吴三桂联清抗李，完全是李自成逼出来的，是吴三桂自保和复仇的唯一选择。是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自尊心、有忠孝观、有正义感的血性男儿，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作出的必然选择。吴三桂所作的选择，不但得到了全体将士（基本上都是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表扬和嘉奖。多尔衮占领北京以后，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的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给多尔衮写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如果说吴三桂联清抗李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史可法岂不是更大的汉奸、卖国贼？何况，那个时候，只有天下之说，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谁当上了皇帝，谁就得到了天下。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通则。明亡之前的中國，是朱元璋家族的。“国”只有朱家人有权去卖，就像清朝只有慈禧太后才有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样。甲申年的吴三桂，还没有卖“国”的资格。满清人也不承认谁是卖国贼，谁把国卖给了它。满清人牛气十足地说，天下是它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谁的情都不领。

　　不错，吴三桂是明朝的重臣，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他应该为明朝效忠，不应该与满清为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明亡之前，明朝曾多次主动与满清谈判，没有把满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吴三桂联清抗李，并不违反明朝的基本国策；第二，吴三桂联清抗李之时，明朝已经灭亡。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

　　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定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的1662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真正的明朝，即朱元璋开创的那个明朝，由朱家人说了算的明朝，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一天开始，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朱家的了。后来的南明，只是满清来不及占领的一片土地而已。南明的皇帝，既不是朱家人自主产生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程序继承的。南明的皇帝，只是少数人用以招摇的一面旗子，一颗推销狗肉的羊头，一件自编自演的道具而已。他们不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操在他人之手。南明与明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明朝灭亡以后的中國将由什么人统治，甲申年三、四月间还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都不知道。此前，多尔衮只想扩大一点势力范围，只想多获取一点财富，胃口还没有大到把整个中國全部吞下；李自成想当皇帝，但信心不足，本领有限。进了紫禁城，看到一个死崇祯还诚惶诚恐；吴三桂则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事情太突然了，太复杂了，谁也没有掌握足以预测将来事态变化的信息。但紫禁城中空着的那把龙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谁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和身手。谁最有能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

　　由于引发吴三桂联清抗李的原因中，有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这个因素。又因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有人便说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联清抗李的。这显然带有戏说的成分。综观吴三桂这个人物，他的主要志趣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或纨绔子弟。他长年驻守宁远，是宁远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把陈圆圆带在身边。这就说明，陈圆圆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那么大的，更不可能大到仅仅为她而做出不顾一切的举动。

　　满清代明，不少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堂堂的中國，人口几亿的汉族，被一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面子上很不好看。这是事后的遗憾。如果当时的明朝不是那么腐败无能，如果当时的汉族能产生一个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是集中兵力去打吴三桂而是联合吴三桂抗击清军，甲申年的中國，就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朱明王朝不可能不腐朽，朱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國，不可能产生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李自成式的人物也注定了不可能联吴抗清。于是，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令中國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而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不愿反思，拒绝反思，则是双重的遗憾。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山海关之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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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汤守道

　　一、超越时代的思考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停止了獨立思考、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思考，哪怕镣铐加身，乃至没有纸和笔，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在红色的牢狱中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國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在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那个时代。更为难得的是，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她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该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成了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联邦制等设想。这些今天看起来寻常、而且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國却无疑是一种空谷足音。

　　虽然她表示，作为一种权利，“那么天赋人權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谁也不谁多！而是神圣的自卫权力本身便要求神圣的复仇权利！”但在她用血书写的那些传世文字中，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人思维——

　　“……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國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了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吞安眠药自杀获救后，又想到北海公园投湖自尽，“躺在一张椅子上想了一夜，弄明白了许多道理。” 在1957年5月在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他们遭到围攻时，挺身说了几句公道话，与此同时，她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最后，她未能幸免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黨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悲剧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提建议，力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因此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二、做一个人，不做一张牌

　　自从1960年入狱之后，林昭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是缺乏清醒的认识，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她在1963年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枪弹费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只要给人一个死法……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那个对她暗中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做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一个怪梦：“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作为一个女性，尤其天性即有着爱美之心的女性，一个有着强烈的求真渴望又才华勃发的女性，她的思想掘进之路，自我反思之路，在许多方面是借助直觉，借助感知的，正如她在1957年5月22日那个晚上站出来为受围攻的北大同学辩护，不是什么理性计算的结果。她反省自己少年时代的政治追求，“其出发点也只是热烈的感性而并不如一些政客似地是冷酷的理性”，或者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

　　她在狱中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我只凭感性与直觉行事：是非之间无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大义所在不惜身命，头颅可抛、热血可洒，他何足计？！是故从也不去跟作游戏似地横拟一种方案，竖排一个可能——只知为公大义，不知机会主义！”

　　这几段自白十分重要，对于我们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简直就是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撞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1962年，她保释在外，右派同学羊华荣前来看她，同游苏州拙政园，她表示面对当时饿死那么多人的局面，决心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羊劝说她：“你具有诗人的气质，不具有政治家的气质，诗人讲真情，政治家讲假意，你太真，不宜搞政治，否则必然会吃亏。”我感到，这番话是知人之论。确实，她只是一个诗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者，在本质的意义上，她并不想搞政治，她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他回答：”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

　　她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鎮壓之类，首先想着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是也是一个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对她来说，与生活本身的感受相比，一切理论、学说、主义都是次要的。监狱方面越是想制服她这个“黄毛丫头”，她就越是不服，她称之为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这成为她致死的直接原因。对于“那么一股子劲儿”，她曾这样评说：“更正确地说或许应该称之为斗争性罢？想当初这个年青的叛逆者早就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战友们说过：犹如‘与打击者以打击’这著名的口号一样，我们的行动准则应该是：与斗争者以斗争！只要斗争尚在继续，只要我们一息尚存！而且在我认为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要这股子‘劲儿’存在，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众寡不敌、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们也仍旧可以找到进行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

　　这大致上可以解释她在狱中为什么不肯低头。

　　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林昭谴责狱方先是想通过酷刑等手段想使她“失志”，而她坚持“匹夫不能夺志”。此计不成，又企图使她“失节”，她为此痛切地慨叹“天意弄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天教生为女儿身”。

　　因为这个“女儿身”，她的反抗就显得更为悲壮，更为惨烈。她并不是不知道这是鸡蛋碰石头，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如此，1958年到1959年，和她相恋的甘粹劝她：“鸡蛋碰石头，会粉身碎骨的。”她的回答是：“宁愿粉身碎骨我也要坚持斗争，如果上千万个鸡蛋去碰撞这个石头，始终会在这块石头上碰撞出一个坑。”

　　1962年，她在保外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哪怕没有笔她也要用自己的血来写？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青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年青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她引用了许多与“理”有关的谚语：“四方招，八方理。”“吃了谷米，须讲道理。”“有理没理，出在众人嘴里！”

　　她明知对方不会和她讲理，但她还是要把理讲出来，不断地讲理，到最后还是讲理。她不是简单地用鸡蛋去碰石头，她要在石头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唯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她一次次地说自己集“坚定与幼稚”于一身，“幼稚的年青人其基本一面还只是坚定”，自称这是她“固有的政治特征”，她的坚定和幼稚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在这里，幼稚只是相对于世故、成熟的世故而言，她永远也不可能走到那一步，这不仅是她的性格所决定，也是她的认识所决定的。她的自我评价还有一点就是多次提及的“坚决和诚恳”，“我的诚恳不容误解，因为我的坚决不容怀疑……在我说来：坚决是产生诚恳的前提。”

　　“作为反抗者的林昭有一点是自谓可告俯仰无愧的！‘凌霜劲节千钧义’，迷惑、挫折至于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战友决不能背离，犹如战斗决不能背弃。假若不是因为执着于这一点，则我是也大可坐在一边，甚至根本无需乎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诚如人们所言——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的！”

　　但她接着说：“然而我不能！”她的抉择已不是单纯的“节”和“义”所能解释，而只能在她的观念上寻找答案，如她自己说的，“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靠观念。”她曾

　　自述所有的判断源自“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价”，以及“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四、回归人性

　　在一个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造神时代，她却借用“同时代中的一位闯将”的话说：“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这句话即使今天读来也很经典。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了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磨灭，并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加上她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诗和她的基督教信仰中找到答案。

　　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五、思想源头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產黨人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受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仲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澤東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黨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要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那么，最终使她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头又在哪里？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國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她由衷地景仰这些近代史上的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她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这个时候，她身上另一种秋瑾等前驱所没有的新因素就被激活了，那是她早年就读的教会学校给她的基督教滋养，她在那里受洗进教。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她一再地提到良心这个概念，按良心行事，她说自己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曾离开基督的怀抱。成为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回忆，“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恋人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她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她在大辩论的时候，站起来替右派说话。”  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她在狱中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写道：“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泰然表示：“……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当然，她还有一个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的父亲，一个了解世界文明、具备西方宪政知识，在国民黨时代有过从政经历，清廉耿直、洁身自好的父亲。父亲彭国彦希望她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然而，多年以来，父亲在她心目中只是个引以为羞的“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她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他只是笑笑。”

　　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入狱后，曾对医生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在单独囚禁的小囚牢里，她用自己的血在墙上画了父亲的灵位，而且用血一点点精心地装饰，经常祷告，获取力量。她说自己“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这里说的“政治气味”中应该包含了她父亲呼吸过的西方宪政气味，她对西方文明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倾慕之情。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思想资源，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他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着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份量。她在成为右派、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纪念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的文章，引用了这位北大师长1919年写下的两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我相信，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转换成她自己的东西。后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身为中國共產黨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属于北大这个精神谱系，他追求的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无疑也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而且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被杀30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没料到11后，她自己成了倒下的“那第一个”。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

　　作者:傅国涌

　　陈独秀的一生波澜起伏，在20世纪中國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

　　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推倒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國几千年来的旧文化，建立起和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新文化，有人称他是“三千年来第一人”，这一评价一点也不过分。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创始人，领导了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工人运动，实现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黨合作。他的一生反对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黨、反对帝国主义，被自己手创的革命黨所开除，甚至被奉他为精神领袖的中國托派所不容，他自称是“终身反对派”，中國历史上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的恐怕只有他一人。

　　“以其一生遍历卢骚[卢梭]到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只有陈独秀，他是这个过程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法国式的民主主义、俄国式的馬克思主义、托落斯基主义，最后从国民黨的监狱里出来宣称抛弃一切主义，在贫病交加之中回到了五四的立场上。

　　他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如果在中國人惯有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之外看，陈独秀才是最大的成功者，他开辟的启蒙事业不仅直接影响了一代人，培养了一代人，而且继续影响着中國的未来，他奠基的“五四”传统始终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爱国心”与“自觉心”

　　青年陈独秀参加过拒俄运动，加入过暗杀团，创立了安徽爱国会、岳王会等革命组织，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等，自述办刊十年风气为之一变。辛亥革命后还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

　　1914年11月反袁失败后，他再次东渡日本，和章士钊一起办《甲寅》杂志，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權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他提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一片大哗，不少人指责他不爱国。

　　对于这一点，他后来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说得更清楚：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在经历了长期血与火的革命生涯以后，陈独秀开始摸到了民主的门槛。民主至上，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成为他的主导思想，他的脉搏为他的这些思考而剧烈地跳动，他痛感人民缺乏对民主的真正觉悟，辛亥革命胜利了，开国元勋却在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成了通缉犯，只能再度亡命。他对民主的重新认识，使我们感觉到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新青年》已经在母腹中蠕动。不到一年《青年》杂志就诞生了。

　　“德先生”和“赛先生”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權“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權并重”。他认为人權说是近代文明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一，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權扩大为民主。

　　正是通过《新青年》这个平台，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言论，横扫千军如卷席。除他本人之外，《新青年》还“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表了胡适、吴虞、鲁迅、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人的文章，连鲁迅都承认他那时侯的创作是奉了陈独秀的思想“将令”。胡适说过“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是陈独秀率领千军万马第一次向儒家学说、传统道德，向文言文、旧文学发起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獨立之说“，张扬自由自尊的人格、獨立自主的人格，不是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进新的文化、价值。也是第一次激烈地、大张旗鼓、毫无妥协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言论之激烈至今可能都还让人心惊肉跳，如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國书、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等。

　　其中的主角无疑是陈独秀，1940年3月2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也不无自豪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國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其实不仅在思想言论上，他也是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了行动的人，所以他这个堂堂北大教授才会在“五四”运动中亲自去散发传单。毛澤東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当之无愧。

　　在万马齐喑的1915年9月，也就是“筹安会”出笼、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时候，陈独秀却喊出了民主和科学。也正是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斩钉截铁地说出了：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高举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面大旗，坚决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提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國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他的巨大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政治层面。可惜，这场以现代文明为导向，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前后仅仅持续了四年，就被它的倡导者自己亲手扼杀了，这是“一幕奇特的历史悲剧”。

　　在袁世凯和军阀当政的政治真空时代，陈独秀的出现为新文化赢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从此白话文、新文化作为中國的主流文化的地位已经奠定。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和同时代的李大钊等人迅速转向馬克思列寧主义，告别了他醉心已久的法兰西文明，告别了他心爱的德先生。

　　1919年以后，陈独秀全面接受階級斗争学说、无产階級專政和建黨理论，向“五四”的旗帜再见，从此踏上另一条曲折、漫长、痛苦的革命道路。1919年11月他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1920年他的思想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弯，他说：“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階級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階級“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階級意”。（《民主黨与共產黨》）“五四”的民主启蒙就此告终，他的倡导者和送葬者都是陈独秀。

　　“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五四”运动的前夜，陈独秀曾发表这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1919年6月9日，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北京大学的前文科学长，竟然亲自出手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结果被捕入狱，引起举国震惊，青年毛澤東在湖南高声喊出“陈君万岁”，“我祝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在各界营救下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

　　1921年、1922年陈独秀因为思想激进两次在上海租界被捕，由于缺乏证据，在各界朋友（如胡适等）的关注下，关押时间都很短。他一生虽然四次身陷囹圄，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中國问题的思考、研究。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国民黨巨额悬赏他的上海隐居多年后，终于第四次被捕。国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当局要求予以严惩，他亲自缔造的共產黨也发表了幸灾乐祸的消息和骂他为资产階級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那一刻，两个对立的黨几乎是异口同声，都要把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置之死地而后快。苏区《红色中华》报 1933年5月8日的报道《托陈取消派向国民黨讨饶》称，陈被捕后“颇得国民黨当局青睐”，“对国民黨更愿表示‘五体投地’以为‘报德’”，受审时，陈“服服帖帖”，“跪在国民黨法庭面前如此讨饶”，王观泉先生评论说，这是“歪曲事实真象，罗织人罪，影响极坏”，尤以陈独秀“向国民黨法庭讨饶”这篇“最为恶劣”，“令人齿冷”。

　　但陈独秀也并不是为举国所弃，他在《甲寅》时的同伴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他在北大、《新青年》的同伴和学生胡适、傅斯年等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罗家伦、段锡朋等都曾到狱中看望他，给予了他人性的温暖。1933年4月公开开庭审判，他自己在法庭上更是慷慨陈词，不失“五四”当年的丰采。

　　他的自辩词，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拍手称快，针对指控他“叛国”、“危害民国”的罪名，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黨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黨，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黨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他在法庭上抨击国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他说民国就是共和国，“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章士钊是当时名动全国的大律师，他为陈独秀作无罪辩护，其中有“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仲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用意无非是为他开脱，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这才是陈独秀的人格风范，当时即赢得旁听席上的赞誉声。结果他“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他的自辩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些事竟然都发生在1933年陈独秀被判刑的当年，可能也让后人感到惊讶。

　　在南京狱中，他雄心不减，利用国民黨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國古代的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尤其是对民主的思考与反省，逐步回到了五四的轨道上。他真正把监狱当作了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937年8月23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

　　回归“德先生”

　　在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学说之后，陈独秀否定了他曾高举的那面“德先生”大旗。《新青年》也从启蒙刊物变成了宣传馬列主義的刊物。1920年开始他连篇累牍地发表介绍馬克思主义的文章，建立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產主义小组，发起筹备中國共產黨，成为该黨无可争议的创始人。1921年7月23日，在仲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离开这个位置（他被开除出黨是1929年）。

　　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大革命失败和激烈、紧张的黨内斗争以后，他开始又一次冷静下来思考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就如当年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悲凉之中，找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1929年8月他发表《关于中國革命问题致仲共中央信》，重提他几乎已十年没用过的“德谟克拉西”一词：

　　“德谟克拉西，是各階級为求多数意见之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黨内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应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黨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

　　他批评委派制、不准不同意见的人开口，指责这样做毁坏了黨的组织与力量。在上海他和“托派”的青年为民主问题有过长期争论，他在“托派”刊物《火花》上发表过《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他把民主区分为“真”的和“假”的，称欧美的民主政治都是遮掩资产階級少数人專政的形式，苏维埃政制才是民主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最后的形式，他的《上诉状》中对民主定义的阐述也是如此，与“五四”时期对民主的见解距离还是很大。

　　1932年10月入狱以后，他没有停止思考，1936年3月，他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階級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階級的专利品。”他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黨，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階級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

　　在《孔子与中國》一文中，他说“科学与民主，是人类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權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

　　他曾在狱中对人说过，他当年在《新青年》上提出民主和科学，是经过深思熟虑，针对中國的实际情况才提出来的。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階級革命或无产階級革命，都不能鄙视他，厌弃他，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说他是过时的东西”，已逐渐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民主轨道上。

　　1937年出狱以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黨”，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黨的建议，同时他也拒绝去延安，他不无凄凉地说李大钊死了，他的儿子延年也死了，黨里没有他信任的人。1938年，他选择了入川，1942年，他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还在继续狱中开始的研究，从文字学到民主发展史，都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特别是他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深度，在中國恐怕至今还没有多少人超过他当年的认识。我想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自己的文字来得更直接。

　　他对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给西流的信里。他说：

　　“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階級的统治形式，无产階級的政权形式只有獨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寧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獨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黨外无黨，黨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发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獨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獨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階級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會主義。”

　　“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寧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黨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所以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无产階級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階級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黨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思想，此后也成为雷震在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在《反对黨之自由及如何保护》文中说：“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黨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獨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黨派的自由。”

　　陈独秀痛定思痛，最终回到了“德先生”，回到了“五四”的理想，经过漫长的革命、牢狱生涯之后，他对“德先生”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成熟了。这是他以一生惨痛的代价换来的结论，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如果说他办的《新青年》将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那么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思考、见解注定了长存在多难的思想史上。

　　作者:傅国涌

　　1944年，明朝灭亡300周年。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说崇祯和李自成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文章取材偏狭，观点陈旧，推理失据，逻辑混乱。在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中，应属低下之品。文章发表以后，在重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澤東的青睐。毛澤東不但在大会小会上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还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随后，又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学习。当年，马、恩、列、斯的单篇著作都很少受到如此重视。显然，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历史意义的。由于这篇文章并没有阐发什么政治理论和政治理念，因此，它的政治意义只能是参考性的或象征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近16000字。文章引用了《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等古籍中的有关记述6700多字，介绍了崇祯朝的社会状况，介绍了崇祯和大臣们在明朝灭亡前夕的一些活动，介绍了李自成武装由壮大到失败的简要过程。其中，考证和谈论李自成部将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的身世、性格和轶事的部分，占全文篇幅的70%，成了文章的重心。

　　甲申年是中國改朝换代的一年，事件频仍，内容丰富，风云人物众多。以甲申为题做文章，照理，甲申年的大事件和对当年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即使不面面俱到，也多少应该涉及的。但该文只写了两件事：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败亡。只写了两个政治集团的人物：崇祯集团和李自成集团。当年中國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多尔衮，在文章中看不到踪影，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而当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吴三桂、张献忠也只是顺便提到了名字，他们的事迹则被全部略去。好象这几个人与甲申年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关系，好像甲申年根本就没有这些人的戏似的。实际上，影响当年中國政治格局的，并不只是崇祯和李自成两个人。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更不能抹杀。没有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甲申的历史就要重写。郭沫若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有名的作家，这样文不对题、喧宾夺主的错误，照理是不会犯的。但这个错误他恰恰就犯了，他为什么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很耐人寻味。

　　甲申之后，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著述很多。这类著述郭沫若读了不少。《甲申三百年祭》引用了大量史料来介绍崇祯和李自成。但他展现给读者的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却是很不完整、很不真实的。他引用的史料，美化和拔高了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实际上，就在他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中，就有不少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负面的评价和描写，只是郭沫若没有采用而已。郭沫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刻意的裁剪？也耐人寻味。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一些说法，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说：“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郭沫若的意思是，没有人会责骂崇祯，崇祯不但不会受到责骂，而且后人还很同情他。一个不受责骂，并且还得到人们同情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起码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了。但是，崇祯果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吗？郭沫若自己没有给出证据来证明崇祯是个好人，但大量的史料证明，崇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昏君和暴君。崇祯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好事。有些好事，比如赈济灾民、减轻赋税等，他有权做，他可以做，但当大臣建议他做这些事时，他却断然拒绝。就在《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中，接下来郭沫若就说：“（崇祯）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就凭这几点，崇祯能不被责骂？能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崇祯的恶行，其实远不止此。崇祯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任用奸佞的事，《明史》中就有不少记载。崇祯在位十七年，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其中五个被杀，四个被治罪）。杀督师及总督十一人，杀巡抚十二人。他不学无术又自作聪明。他重奴才而轻人才。他在所有的部队里都安插太监，对部队指挥官进行监控。崇祯时期，宦官总人数达十万之众。崇祯最怕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本国本民族的人民起义。他任意妄为，残忍嗜杀、草菅人命。满清想要做的事情，崇祯几乎全都代做了。崇祯给自己开创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结局。这样的昏君和暴君，会不被人责骂？会受到后人的同情？崇祯末年，马世奇当面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为什么？任何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不从贼难道从你崇祯？你崇祯比贼好在哪里？

　　“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后人，不就是崇祯死后的世人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有崇祯的孝子贤孙不责骂崇祯，同情崇祯，也不可能所有的后人都不责骂崇祯，都同情崇祯的。试想，被崇祯冤杀的文武大臣的后人，崇祯朝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的后人，给崇祯提合理的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迫害的人的后人，会不责骂崇祯，会同情崇祯？顺便指出，郭沫若上面所引的那几句话，引得并不完整。这段文字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在“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的下面，接着还有这样几句：“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这几句说得很具体的话，郭沫若视若无睹，不予引用，不就是为了掩盖崇祯的丑恶形象吗？

　　可见，郭沫若说的“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这句话，既没有道理，也不符合实际。

　　郭沫若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多了 .“种种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是谁犯的错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很让人费解。清朝的入主，对中國人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实在是不好说的。如果明朝灭亡之时，有一个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并且那个政府完全有可能入主中國而因故没有入主，鬼使神差地被不该入主的清朝入主了，那么，清朝的入主就肯定是不幸的。但是，当时有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吗？没有。当时，有可能长期统治中國的政治势力有三个：崇祯的明朝政府、李自成的大顺政府、多尔衮的大清政府。但崇祯和李自成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腐朽、更黑暗、更可怕、更不得人心。事实证明，他们最后都被人民所抛弃，自取了灭亡。而正是他们的灭亡，给清朝入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正是清朝的入主，结束了崇祯朝人相食、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郭沫若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再说，清朝没有入主之前，中國人民难道就是有幸的？“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也不像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口。中國人民的血泪，实际上潸流了几千年，并不是从清朝的入主开始的。郭沫若不说明朝统治时期中國人民的血泪，不说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國人民的血泪，只说清朝入主以后“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好像清朝入主之前的血泪不是血泪，只有清朝入主以后的血泪才是血泪；好像清朝入主前和清朝灭亡后，中國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没有流过血泪。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也是说不通的。清朝尽管也是封建專制王朝，清朝时期的中國老百姓尽管也饱受剥削和压迫，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清朝与明朝相比，清朝好歹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好歹收复过台湾，扩大过疆土。明朝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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