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在对诸如“石油危机”、“金融危机”耳熟能详的时代，粮食危机很多年没有人提起了，但是，粮食危机却真真切切地到来，而且，来的是那么的突然和凶猛。

　　4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粮食骚乱已经在数个非洲国家、印尼、菲律宾以及海地等国家发生，如果全球粮食大国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抑制粮食价格，发展中國家最近出现的“粮食骚乱”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这一警告与世行报告不谋而合。世界银行发布警告称，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达到连续6年来的最高点，墨西哥、也门等33个国家可能面临“社会动荡”。这些国家有的是已经存在大量饥民，有的是因为粮价过高导致大量新的饥民出现。

　　据统计，世界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来已上涨80%.今年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仅今年头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与现实粮价更可怕的是各种因素对粮食进一步上涨预期的强化。

　　第一，减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灾害性天气不断出现，导致整个世界农产品总产量在下降。

　　第二，限制出口。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限制性措施。有的国家降低出口退税或加征出口关税，有的国家削减出口量，有的国家提高出口粮食价格（如印度将出口大米的最低价格大幅调高近五成），有的国家干脆直接停止粮食出口，这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量迅速下降，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

　　第三，粮食库存减少。全球粮食储备已降到历史最低点。以大米为例，美国农业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米库存量已跌至7520万吨，创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仅为本世纪初的一半。

　　第四，乙醇燃料。大量粮食用于制造乙醇燃料是导致粮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预计2008年将耗费大约1.3亿吨玉米生产乙醇燃料，这相当于全美国玉米产量的一半。印度已有9个州和3个地区下令使用调和5％乙醇的汽油。菲律宾政府通过法案，计划用生物乙醇逐渐替代汽油作为交通运输燃料。泰国能源部也决定从2008年起，在销售的91号汽油中掺入10％乙醇。全球为了防止能源危机，却陷入了一个更大更危险的危机——粮食危机之中。

　　第五，粮食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化肥为例，近5年来，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国际化肥价格已经上涨了近两倍，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

　　在全球粮食减产的时候，中國非常幸运地实现了粮食连续四年丰收，供需基本平衡。但是，我国粮价同样经历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00个农产品主产县集贸市场农产品价格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1-2月份粮食价格继续维持上涨态势，其中大豆、玉米和小麦价格同比涨幅较大，分别为41.6%、14.4%和8.8%.主要原因是：

　　其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房地产等行业急剧扩张，蚕食耕地，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其二，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不断向工业领域转移农业资料，导致剪刀差（指在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差距）扩大，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在一些地方，农民纷纷进城打工，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迅速减少，在不少地方，农业生产落在了老弱妇孺身上，他们既无精力，又舍不得投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的现象。

　　因此，我国虽然没有遭遇粮食危机，但隐患并不少。尤其是去年，由于粮食价格大涨，一些粮库无视有关法规的规定，擅自出售储备粮以赚取差价，原本想着高价出售，等价格下跌再“补仓”，但没有想到粮价一路上涨，使得一些粮库甚至发生了售空储备粮的情况。而有的粮库干脆就虚报储备粮，以骗取国家每吨74元的粮食保管费。因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指出：“有人向我反映，国家粮库存在虚报现象，至少有两个地方粮库是空的。下面到底存了多少粮食，建议国家好好查一查！”媒体调查的结果印证了袁隆平院士的担忧：有的粮库“去年秋天就已清仓了，没有一粒粮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粮食消费国，一旦缺粮后果不堪设想。目前世界粮食年贸易量仅为2亿吨，中國倘若大量缺粮根本无法通过国际市场达到满足。因此，在全球粮食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國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做好准备。

　　首先，应该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这种扶持必须是具体的，且必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唯有此，扶持性政策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长期以来，我国对工业的重视超过农业，由此，导致农业资源不断向工业转移，资本和劳动力也跟着撤离农业向工业领域转移，从而，造成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当中國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我国的粮价普遍低于国际粮价，当时的朱镕基总理非常担忧入世对我国农业造成冲击。而在目前，中國的粮食价格是全世界最低的，国际市场小麦和大米的价格是中國的2到3倍。这正是农民利益为工业发展让步的结果。

　　现在应尽快改变这一局面。最起码应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但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也只是得到27元补贴。与美欧诸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比如，英、法等国的农民每年可获得到5000美元的直接补贴——每位农民每年可获得补贴的上限为30万美元，美国每位农民每年可获得的补贴上限现在更是高达36万美元。去年12月，美国参议院又批准了一项高达2860亿美元的农业法案，对国内农业生产者提供补贴。除了加大直接补贴，我国还应加大可以间接让农民受益的补贴。比如，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减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培育并低价向农民提供良种等。

　　其次，应积极推动农业集约化生产。在粮食危机日益逼近的今天，包产到户的传统经营模式所暴露出来的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倘若不尽快扭转，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粮食供应紧张状态可能加剧。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尽快在条件成熟地区推广集约化生产，发展现代化农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粮食供应总量。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集约化生产的条件。比如，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些地方出现地多人少甚至大量土地荒芜趋势，农村土地流转也呈现规模化、加速化、多样化的趋势，为农业生产向集约化、现代化过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步入农业集约化生产阶段。

　　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加大投入。同时，还应该彻查粮食储备情况，对于虚报粮食储备量，或擅自抛售储备粮的行为应严厉处罚，以防止部分粮库空虚损害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粮价的剧烈波动。另外，还应该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控制粮食出口。由于我国粮价低于国际粮价，一些企业或个人未来牟取私利，疯狂出口粮食。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1至10月份，我国小麦出口量竟然是进口数量的23.46倍！这也是造成我国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价格扶摇直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中國，一旦中國粮食因自然灾害而减少，庞大的需求将把国际粮价推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因此，尽快采取措施，全面预防、应对粮食危机，不仅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展示对国际粮价稳定负责的大国形象的需要。

　　写于2008年4月12日

　　作者:时寒冰

　　2008年，很特殊，不仅仅指“奥运年”，而是1990年出生的孩子们已经有资格行成人礼了。当“80后”也步入生儿育女的行列，新鲜人类的概念就逐渐被“90后”所取代。

　　而生逢70年代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老得可以做“70年代”的怀旧专题了，更可怕的是，他们发现，本该40岁以后才有的中年危机，提前到来了。

　　一般意义上，中年危机指的是40岁以后50岁之前所面临的婚姻、家庭、事业、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婚姻平淡无奇、事业停滞不前或者面临转行、身体状态江河日下等。而这些30多岁“70后”的中年危机，则主要集中在事业方面。

　　有一位从事时尚品牌公关的朋友，正处于一种无法正确定位自身的尴尬境地。他刚过而立年，为一个著名的手表品牌做公关已有3年时间，他说，他现在正赶上了时尚品牌在中國大行其道的好时光——第一代富豪以积累财富为乐，而富豪第二代则以会享受、舍得消费为荣。有时候他都很虚，那么小小的一块手表，动辄十几万，真有人买吗？事实证明，现在的销售策略，品质是一方面，价格越贵反而越有竞争力。他领略了这个城市新贵出手阔绰的盛况，浸淫在这个圈子的他，却无法拥有一块自家的品牌手表。

　　他苦闷地说，所处的圈子很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不是一个物质欲望很强的人，但是那些奢侈品天天在眼前晃，眼界和胃口自然被吊得很高，出门购物经常处于眼高手低的窘境；最重要的，是那些消费者的日趋年轻化给他造成的某种心理压力。30岁的他，总是焦躁地想是否应该换个工作，一来公关工作琐碎具体，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种，仿佛不是长久之计；二来生活与工作的强烈反差，让他觉得坐火箭都赶不上这个消费能力日益高涨的时代。

　　他的焦虑感可以说是源自自身不成熟或者不够强大，不过不可否认，这个知识经济时代造就年轻富豪的现实，对年轻一代实现个人财富快速积累的梦想影响确实很大。而到了30岁无论是财富还是事业都波澜不惊的“70后”们，不会再像父辈那样，将成功的年龄推迟在40岁以后。

　　其实，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也是这个社会心态浮躁的一种表现。70年代生的人，他们曾经狂热过诗歌，最早接触到了流行音乐，照理说，理想主义的成分还是很浓厚的。面对社会突变，其实也是考量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的时候。

　　有一位曾经大学诗社的成员，进入外企后就一直做着董秘的工作，也是一个出入豪华场所、阅富豪无数的角色，工作再忙，她依然保留着每天看2小时书再入睡的习惯。她说，万籁俱寂的时候，是汲取知识养分的最佳时刻，“对抗浮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书中寻找强大的力量。”

　　自身强大的人不易受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特质与如今流行的“钝感”类似，但又不是许三多那种因为钝感所以钝感的人，而是为了使自己钝感而钝感的人。应该说，要做到后者确实需要足够的定力。

　　反观那个30岁的时尚公关，每天生活在焦虑中，但是再过几年，他所焦虑的事情或许一件都没有发生——做品牌公关初期，都是以打杂为主，所以有青春饭之嫌。但是资历渐长后，爬到资深客户经理的时候，前景豁然开朗，自有后来人打理琐碎的细节；每天都对照有钱人的生活让自己郁闷不已，可是慢慢悟出“有得必有失”这个大自然能量守恒原则，而且随着阅历的增长，他也不再以纯粹的物质积累作为自己成功的标准，心态趋于缓和。

　　这个时候，他才刚刚步入中年，不过因为他已经提前经历过莫须有的危机，当真正危机年龄到来的时候，他，可能反倒踏实了。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生活时尚》

　　作者:桃红

　　在商务楼宇广告市场上，分众事实上已进入衰退阶段

　　分众传媒的主营业务非常简单：在商务楼宇电梯间放置液晶电视来播放广告，仅此而已。但就是一个经营这样简单的业务的公司，从2003年成立至今短短三年，却已经成为了中國最大的户外视频广告运营商。

　　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必然依赖于其对行业本质的把握，那么分众传媒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所利用的行业本质是什么呢？而事实上早在“分众”成立四年前，美国就已曾有同类业务的公司出现，却又为什么并没有获得成功？

　　解析PRN的失败

　　确实，分众在前几年获得的成功，正是由于抓住了行业本质——“分”开受众和利用“无聊”的结果。

　　但在现阶段，分众“分”开受众的特质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分众已经不再仅仅专注于高端商务人群，而是开始试图吸引所有人，渐渐成为了一个大众媒体。

　　而分众也正逐渐从利用人们“无聊”转变为“创造”人们的无聊，开始试图吸引并不无聊的人们。

　　PRN是一家美国公司，1992年成立于洛杉矶。其经营的主要业务是在各个卖场和零售商店放置液晶屏并播放广告。

　　PRN已在超过6000家大型连锁商店拥有自己的广告屏幕，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超市连锁沃尔玛、最大的家电连锁百思买等等。PRN形成了极高的受众覆盖率，针对不同商店类型投放广告，可以说，“分”开并有效地触及目标受众，PRN是做得相当出色的。

　　但PRN的发展，却似乎始终都未能非常成功。PRN早在1992年成立，而直到2005年尚未能自己上市，被一家叫做Thomson的广告公司所收购。而这次收购之后，Thomson的股价却持续走低，几个月内下跌了近20％，而截至2006年11月初，更跌至了2005年初水平的不到60％。Thomson在收购PRN时的市值约为60亿美元，PRN的资料虽然并未公开，但它和分众传媒的受众覆盖面处于同一数量级，而分众传媒在2006年11月初的市值约为36亿美元。换句话说，PRN的盈利能力是足以对整个Thomson的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Thomson收购PRN之后股价持续走低，可见，市场并不认同PRN的盈利能力。

　　PRN为何未能成功？首先，PRN未能营造一个无聊的环境。人们去商店本身是去购物，有着明显的目的和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无聊的。对于PRN的广告，许多人自然选择不观看。

　　其次，PRN的广告承担着强大的干扰。统计数据表明，这些购物环境内噪音平均达到80分贝以上，即使观众愿意收看广告，对于广告的音量，PRN也必须做出一个权衡取舍：或者音量小让很多受众听不清广告的声音，或者音量大卖场内购物环境恶化而引来受众的反感。何况就算选择了合适的音量，卖场内同时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海报、传单、促销等等的广告，显然容易形成干扰，受众不易记住PRN所宣传的品牌和产品。而PRN自己，也未能看清行业本质，PRN的节目包含了新闻、音乐电视、电影片断，甚或还有厨艺节目等等，这些内容当然比广告有趣得多，但试想，很大比例的消费者并不看PRN的节目，即使看的也被环境干扰而影响了收看节目的质量，有效收视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这小小的比例中，又有多少人看到的是广告呢？何况，消费者如果想看新闻看电影，大可回家或是去电影院舒舒服服地看，又何必站在人潮拥挤的商店里抬着头忍受着噪音看PRN的节目？可见，PRN的丰富的节目内容并未吸引到更多的注意，反而成了对广告的干扰。 选择了一个不“无聊”的环境，自己的做法又无法让观众有效收看“无聊”的广告，PRN虽然有着惊人的覆盖率，但依然未能成功。

　　进军多元化媒体市场的分众

　　分出了高端的受众，又利用了他们的无聊，正是因为抓住了这样的行业本质，早期的分众才能如此迅速地获得成功。但我们发现分众却并不能由此就高枕无忧。2003年时，液晶广告作为一个全新的媒体，绝大多数的受众对它感到新鲜和好奇，当年分众的宣传材料中“受众会主动观看分众的液晶广告”的比例高达93％；而仅仅两年以后，2005年CTR调研公司的《楼宇液晶电视广告效果评估》中这个数字则降至了64％；2006年，分众副总裁接受新采访时，所提到的这个数字则更已变为了仅有44％……或许这些数据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了，会认真观看分众广告的受众比例越来越小，曾经的创意因为不再新鲜，已经变得不再那么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

　　面对商务楼宇广告发展的停滞，分众选择了应用多元化的策略寻求发展，分众现阶段试图在中國建立一个“生活媒体圈”，把广告放在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和轨迹的每一步中。其中主要包括户外生活媒体圈（深耕聚众曾经的户外媒体业务）、大卖场广告网络、手机广告等。

　　以时尚人士联播网为例，分众标榜的是“覆盖五大发达城市的高档餐厅、酒吧、购物中心、美容美发、KTV，把握时尚人士生活步伐”——分众的时尚人士联播网所标榜的理念很诱人，但是分众能够透过这个联播网把握住他们的步伐么？答案是当然不能。原因很简单，广告将严重破坏时尚消费最重要的元素——气氛。

　　例如，星巴克是小资人士们在休息聊天时最常选择的地方，但星巴克永远不可能让分众把广告带进它的店里，因为一旦它这么做了，“小资”们就会觉得星巴克不再小资，继而选择别的咖啡店。钱柜KTV号称“PartyWorld”，是时尚人士聚会的最主要的场所，但是对于钱柜来讲，它自己就有屏幕可以间或插播一点广告，分众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液晶屏放进它的包房。

　　分众惟一能做的，就是进入一些并不太关心自己气氛的较低档的时尚场所，但即便这些时尚场所接受了分众的液晶屏幕，来这里消费的人都并不无聊，不论在咖啡店、卡拉OK房、酒吧也好，人们是来娱乐的，而不是看广告的。所以，我预言，分众这种多元化的媒体市场战略是存在极大危机的。

　　在商务楼宇广告市场上，分众事实上已经进入了衰退阶段，并且将永远不会超越这个阶段，而是停留在此。在衰退阶段，企业的利润率在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保持稳定，甚至会略微有些下降，而产品的销售量也将开始下降，某些厂商开始向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业转移资金。

　　我在此提醒，分众现在的做法，是选择了越来越多不“无聊”的环境，自己的做法又无法让观众有效收看“无聊”的广告，这样是背离了分众当初把握行业本质取得迅速增长的经验，危机越来越大。

　　目前，分众占据楼宇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尚很短，我们无法从现有的数据推之是否分众的楼宇广告收入确实开始停滞。但我们却发现，高盛、UCI维众投资、英国3i集团、CDH鼎辉投资等等曾在分众注资的国际风险投资商和聚众曾经的主要投资商凯雷均在2006年开始部分抛售其持有的分众股票，这个现象极好地佐证了我们的观点。（文/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公司治理顶级学者）

　　来源：《经理人》

　　作者:郎咸平

　　一直有朋友在问我，如果你说的危机到来了，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说实话，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一年下来，我发现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很惭愧，最后的答案也许是，如果危机可以那么容易就避免，那么危机也就不再是危机了。面对真正的危机，我们无处可逃。

　　２００４年是稳定的一年，一切都象计划中的那样，GDP 增加了９% ，房子依然在疯涨，工业产值增加了３０% ，一切都那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危机。

　　但是透过数字的平安，我们却看到了一些不平安的成分。在国内，汽车行业被突然狙击了，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为什么会这么突然，汽车也从高速增长变成了困难重重，所有的车型都在狂跌，各地的市场都进入冰封。家电行业也一样，长虹碰到了巨额的亏损，各大家电公司也都不怎么景气。就像所有的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一样，这些突然发生的现象，其实一直在持续地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的增长仍然是投资扩张，投资的效益仍然在不断下降。

　　从十月份的统计可以看出，所有的食品，原材料，黄金，燃料的价格都在上涨，而同期所有的通讯，交通，信息，家电，汽车，运输的价格都在下跌。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工业制成品，高端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工厂的日子不好过。除了不断扩张，工业方面拿不出提高利润率的有效办法。而尤为雪上加霜的是，尽管GDP 增长了９% ，税收却同时增加了２４% 。大量的金钱被持续地从消费品领域抽空，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物价在涨。为了躲避货币贬值，人们开始被迫投资。然而可笑的是，本应该作为公众投资最佳场所的股市，昨天却创下了５年新低。今天的游资真是无路可逃，房产的上涨早已不是新闻；艺术品最近几个月内上涨了一倍；黄金也在疯狂上涨；温州人在收购煤矿；农村土地价格上涨了２４% ，一切只要是可能保值的地方，都塞满了游资，而经济结构，却仍然失调。

　　可怜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小百姓，中央大企业也无处可逃。２００６年外资就要开放了，今年几大银行，各大保险公司，大型企业都需要资金，补漏洞，补亏空。上市，成为每一个大企业共同的口号。然而，能够上市的A 股早已经成为股市的笑话，任何一个全流通的消息，任何一个新股上市的消息都能引起一轮疯狂的抛售。新低，又是新低。中國股民如同惧怕瘟神一样惧怕新股。想在A 股圈钱，怕是没门。于是巨头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去美国上市，去骗洋人的钱。

　　西方有句谚语，说：你骗我第一次，你应该感到羞愧；你骗我第二次，我应该感到羞愧。意思就是绝不会让人骗两次的。中國的股份在初期的辉煌胜利之后，立刻就暴露了它的本质——骗术。报表是假的，资产是假的。于是一时间，人们纷纷抛出中國概念股，甚至导致一些新股跌破发行价。这时候秃鹫们来了，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秃鹫们凭着灵敏的嗅觉，很快发现了这些在外国市场活动的中國公司的利用价值，在真正的投资者开始撤退后，秃鹫们一拥而上，开始购入中國股票。中國公司一开始大概还没有感觉到什么，有人买股票总是好的啊，钱总是被骗来的。然而，没过多久，一张张告票被送到了中國公司的手里，中國的高层们忽然意识到，原来，那里不是中央说了算的地方。美国秃鹫们大量收集了中國公司做假的证据后，开始行动，美国证监会最近对中國人寿展开正式调查，如果罪名成立，所有持有中人寿股票的人都可以从中人寿那里获得一笔赔偿。于是，“买中國股票，也许会涨，它若不涨，就告它，让它赔偿”成了华尔街律师们的最新致富路。

　　在见识过美国股市监管的利害之后，中國公司们纷纷转向香港市场，新加坡市场，希望能在这里避避风头。然而，很快，中航油完了；创维主席也在香港被捕。于是，临近年末，中國企业又开始注意A 股——这个唯一可以被他们随意玩弄的股市，上市上市，不管股市怎么跌，也一定要上市。２００５年，中國上市公司无路可逃。

　　房地产现在是“高处不胜寒”。尽管各种千奇百怪的利好还在不断吹出，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游戏已经结束。１００万的房价，不管它将来是涨到２００万也好还是３００万也好，对于月工资３０００块左右的大部分人来讲，结果都是同样的三个字：买不起。所以大可以不必再担心，只需要心平气和地看看那些人还在台上唱戏。高房价下，能买得起的人是越来越少，尽管房价不能跌，房价跌了会乱的呼声很高，可是资金呢？房子从５０万变成１００万，可以得利１００% ，从１５０万变成２００万，只能得利３３% ，而后者需要的资金量却大得多。２００５年，房价要飞往天堂？

　　人民币，冒天下之大不讳，一个允许公民合法向国外转移资产的法令出台了。台下群情激奋，以为是为贪官护航；台上的人们很清楚，人民币，能换一点美金是一点，能带出去一点是一点。１２万亿的货币总量，一年４万亿的货币增发量。傻瓜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通货膨胀，巨大的风险笼罩着未来，人民币还能挺住吗？于是，人民币可以往国外带了，美金可以带到国外花了，只要能够让人民币顶住，什么招都可以用，什么办法都可以想，２００５年，人民币何处可逃？

　　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CNN 的大标题是MADE IN AMERICA 变成了CHINA ，导火线是奇瑞在美国的上市。从未见过的大批判在美国展开，外贸的巨大逆差，对美国而言，究竟是福是祸，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地可以回答的。但是又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布什在收缩他的花销，２００５年，新的形势对中國必定产生影响。外贸的顺差还能带来滚滚红利吗？外贸增长将往何处去？

　　２００４年，大学生的就业率为７３% ，相对于０３年８３% 左右的就业率降低了不少，毕业生的工资，打开GOOGLE搜索的第一个标题就是重庆大学生起薪比２００３年降低２５- ３０% ，而上海２００４年本科生首月平均工资１６８０元，比起上海市各类毕业生２００３年度年工资收入平均达到３５０７２元来，显然也很不乐观。鉴于中國统计数据的稀少，我没有得到更加精确的数据，但是，很显然的是，所有的事情都符合预期，新毕业的本科生越来越多，而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还要增加２０% ，Oh, my god! ２００５年，大学生们要遭遇什么？

　　原材料涨价，产品跌价，企业融资困难，税收增加，外贸可能紧缩，所有的分析都指向一点，企业的效益出现下降，而效益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裁员。目前，中國企业大部分还没有恶化到裁员的境地，但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也许可以暗示一些前景。人多了，工作不多，竞争必然加剧，工资就会降低，而降低了的工资还能支撑起百万元的房价吗？

　　２００４年是平静的一年，但是组成危机的各部分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正更加恶化（比如就业率）。所以２００５年，我们还必须谨慎，注意物价关系，注意投资，注意储蓄。

　　对付危机有很多办法，国家的有改革，改制。个人的有炒做，投资。但都不容易。作为大部分的普通人，新年之初，我只有寥寥几句建议。不要随便投资，不要追逐炒作，注意节约。尽管通货膨胀会吃掉你绝大部分的储蓄，但是危机到来的时候，你的储蓄毕竟还是你的救命稻草。如果你有过人的能力和直觉，那么我建议你加入炒做，否则就只能以不变应万变。２００５年，我最大的愿望是经济结构能够得到改善，否则，如果平安只意味着危机的积蓄的话，我们还是无处可逃。

　　２００５- １- ６

　　作者:绝尘独行

　　当代中國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严重性已有目共睹。笔者对其根源的探究由来已久，得出的结论却让人震惊：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隐形世袭”所造成。但笔者迟迟没有将这个结论付之笔端，怕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过于片面——世袭是專制和等级社会的产物，怎么会出现在社會主義中國呢？但是，近日官方媒体的报道却有力地印证了这个结论。

　　据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０日《中國青年报》报道，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國社会流动》指出，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１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２．１倍。

　　在传统的專制和等级社会，帝位、王位、爵位等世代相传具有合法性，称作世袭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階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国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既然国家根本大法规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国家，世袭在当今中國就没有合法性。但因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世袭暗流”仍然涌动。目前存在着的权力（或利益）的获得途径与世袭制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能冠冕堂皇地拿到桌面上来，便以“潜规则”方式存在着，大家心照不宣而已，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隐形世袭”。

　　不能名正言顺，便“曲线救国”。不能直接把官位传给后辈，并不防碍父辈对后辈的“培养”和“扶持”。目前，一些在实权部门担任要职的，一般将子女安排在其权力所管辖的系统内。在宣传部的，子女则在或下属宣传部，或广电局，或报社，或电视台，或电台；在政法委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法委，或法院，或检察院，或公安局；在政府部门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府机关，或政府职能部门；在组织部的，子女选择的范围则可能更宽……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将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统内，而是与在其他权力部门任职的人进行交换，将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统内，从而得以将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权力系统内。

　　当然，这种权力上的荫庇，不仅仅发生在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國社会流动》上指出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发生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兄妹之间、姐弟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因此，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报告上披露的比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只要哪个先获得权力，便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及影响力荫庇亲近之人，以帮助他们获得权力。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进入权力圈的子弟，一般也会进入垄断或高收入行业，如电力、石油、电信等，从而得以衣食无忧。

　　这种“隐形世袭”现象在有些地方尤其显得触目惊心。据《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８日报道，湖北省涉田县广播电视局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１年，全局人员由５０余人猛增到２４０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本单位领导、部门领导和上级领导的亲属。如局长吴某的儿子，原副局长任某的妻子、女儿、儿媳，原副局长宋某的女儿，有线电视台台长王某的妻子，保卫科长马某的妻子。这些人只有初高中文化，有的只有小学文化。

　　社会上流传的两首民谣生动地展现了“隐形世袭”现象，一首是：“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往里钻。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锅。”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涵义具体体现在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包括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隐形世袭”是对这两个平等原则的严重背离。

　　首先表现在起点不平等上。就像登山比赛一样，有的从山脚出发，有的则直接从山腰往上爬。那些权势人家的子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上好的学校，毕业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直接进入权力系统，为今后的发展早早打好基础。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一般不得不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正如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國社会流动》指出的，干部子女首次就业时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１．７５倍。特别是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这个时段，如果“１４岁时父亲的身份”是“干部”，那么，自己的第一次就业就成为干部的概率非常大，为“１４岁时父亲身份”不是干部的那些人的２．６５倍。

　　这个报告也表明，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些人的子女１００个人中约有７个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１００人中有１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农民家庭出身的人，１００人中不到１人进入这一阶层。在人生发展过程中，权势人家子弟往往在父辈的安排下在实权部门的关键职位上不停挪动，以建立势力网，为以后占据要位打下权力根基。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多倍努力才能得到社会的一分承认，有的甚至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更莫侈谈进入权力圈。

　　笔者有一出身农村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中学教书，那里工资待遇很低，常常入不敷出，一直郁郁不得志。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日夜苦读，终于考上了法律硕士研究生。但他很快又犯愁了。他算了一笔细帐，如果读书，现在的工作肯定是没了，研究生毕业后又得重新找工作，现在失业人很多，两年后的情形也不会好多少，家里无权无势无关系，那时找工作倒成了大问题。而且读研究生共需费用４万多元，都得找亲友挪借。他就此事征求笔者的意见。笔者安慰他说，万一找不到工作，可以考律师当自由职业者。他说他曾有这打算，也就此事征求律师的意见，但这律师说，在中國当律师是一种悲哀，没靠山没关系不要当律师。笔者接触过不少律师，知道其中一些内幕，听了他的话，我无言以对。这个同学的命运，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同学，他读高中时成绩很差，复读了三次才进了一个成人学校，毕业后顺利地进了政府机关，如今也俨然是个副局长。每次聚会同学都口上夸他有前途，他也自我感觉良好。但同学们都心知肚明他“有前途”的原因——他有一个在区政府当领导的老兄。

　　“隐形世袭”泛滥的恶果，就是直接制造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严重危机。

　　在靠“隐形世袭”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而是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子弟、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恶性循环。

　　而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没有背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可能会滋生怨恨甚至仇恨心理，从而采取极端的报复行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据《民主与法制》２００４年２月号（下）报道，大学生崔殿军毕业后招聘到黑龙江省某市环保局工作。按规定，试用期合格即可转为正式职工。出身贫困家庭的崔殿军，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转正，工作上积极努力，同事们有求必应。他还无偿为局长的女儿辅导功课。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单位上仅有的两个转正指标给了两个领导的亲戚。崔殿军将全部怨气发泄在局长身上，淋汽油火烧局长后服毒自杀，造成两人陨命的惨剧。

　　不仅如此。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天性，通过体制内的途径不能如愿，就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失落感和社会对立情绪，很可能会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当这些民间精英因某种契机达成一定共识时，就会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出严峻挑战。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应符合两个正义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历史经验无数次地证明，要避免秩序危机的发生，根本在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就目前中國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改革产生目前这种权力（或利益）获取途径的“潜规则”的制度，拆掉孕育“隐形世袭”的温床，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务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地向所有人开放，让每个公民都有公平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宽阔舞台。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选择和淘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良性机制，把一些有能力、有公心的人推到管理者岗位上来。同时，竞争机制的存在，也使那些掌权者有所忌惮，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从而实现真正的政治文明。

　　２００４年８月８日

　　作者电子邮件：sulufeng@hotmail.com

　　作者:苏露锋

　　新一轮石油价格上涨，再次使本已十分紧张的中國能源危机面临严重的挑战。新京报９月２日的一篇文章《油价高位运行中國替代能源战略借势提速》说，国际原油价格的涨跌让中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切肤之痛。８月２５日起，国家发改委适当提高成品油价格，汽、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２４０元和２２０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调整幅度等额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最终抵挡不住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压力，一年时间内不得不三次提价，而且是汽油、柴油首次双双涨价。文章认为，如果油价维持在高位，将使包括中國在内的亚洲国家２００５年的GDP预测值可能减少１. １个百分点。今年初，国内能源界预期全球油价的平均值是每桶３８美元。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测算说，如果全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桶平均上涨１０美元，我国就要多掏７０亿至８０亿美元。在这段石油价格不断动荡的日子，尚未完全建立起石油安全储备、油资源有限但油价已经与国际接轨的中國损失惨重。中國实行替代能源战略势在必行。关于替代能源的讨论由来已久，几乎在中國改革开放的初期就作为一种国策被屡屡提及。但替代能源战略至今没有明显的发展势头，这与中國经济的新赶超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所谓新赶超主义运动，主要是指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来，面对“历史的终结”，发展中國家不得不借助于现有成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但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力的低下，发展中國家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得不在这种严重依赖并消耗传统不可再生资源的现代化模式下处于粗放的末端，造成了经济起步的同时环境代价巨大的现实。这种新赶超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由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世界现有能源格局形成巨大冲击，从而进一步加深南北矛盾。

　　中國替代能源战略的借势提速，实际上仍是这种新赶超主义运动的延续。因为替代能源战略的本质还是在于传统不可再生资源的转化，而不是能源结构本身的质的变化。这可以从中國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替代能源战略的一些消息上得出，有关部门透露，今后５—１０年，中國将以陕西、山西、云南和内蒙古为基地，加快推进煤炭的液化战略，以减少对国际市场石油产品的依赖，缓解燃煤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据悉，中國政府已把煤转化与西气东输一起列为今年我国１０大重点工程，并决心在“十五”计划期间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尽快在煤炭转化和发展替代能源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发展中的中國来不及细想，天然气没了怎么办，煤开采完了怎么办。而且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转化，无论是多么科学，其环境污染的巨大仍然是相当惊人的。

　　环境问题是所有实行新赶超主义运动的国家都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國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快，总量巨大而显得尤为突出。就在发改委加快替代能源战略的同时，中國也开始正式盘点自己在环境方面的代价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近日对外公布，经过几个月的论证、商讨，中國绿色GDP 核算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目前，正在酝酿试点工作，准备在全国六个大区中各选择一个省，首试绿色GDP ，然后在全国推广。此外，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的环境污染损失也被纳入近期绿色GDP 具体核算内容。这将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如果未来这种核算如实的话，相信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何等触目惊心，人们会清楚地知道每年７% 的增长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实现的。

　　那么，中國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的。笔者认为，中國现有的替代能源战略必须从本质上调整，要从仓忙应对危机的无奈中走出来，以新能源为核心进行构建。即使这条路布满艰险，也只有这条路了。关于新能源的论述很多，只不过在中國当前的经济追求背景下，显得十分边缘不被重视罢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曾专文论述过，他说的一段话，尤其是在新一轮石油危机的背景，似乎更振聋发聩：“中國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中國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國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须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必须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必须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唯有如此，我国人民才能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仍生活在安全优美的环境之中，告别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种种灾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諧的生态文明。”

　　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风能、太阳能的时代，虽然这样一个时代似乎遥不可及，但我们只有满怀希望地努力了，因为那可能是人类的最后希望。

　　作者:张瑜

　　在中國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第一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出现在大约两千年前，周朝的没落和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期。那一次的信仰危机在五百年间的诸侯逐鹿中原，争霸混战中，产生了中國历史上仅有的一个诸子百家学说，百花争艳的思想活跃和文化复兴时期。

　　另外两次则都是发生在近代。第二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即在封建皇朝面临崩溃时期出现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进而引发的打倒孔家店，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封建帝制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使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论和西方各种主义和理论包容兼收地乘虚而入，填补了在这次信仰危机时期的思想和文化的空缺。中國从此进入了反帝，反封建，国内革命战争的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國共產黨领导的工农红军最终打垮了国民黨的八百万大军，建立了新中國。馬列主義理论和毛澤東思想成为了中國压倒一切的核心指导思想。文化，教育和艺术一切都要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

　　第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发生在建国以后的七十年代，纹化大革命期间。它起因于由毛澤東亲自发动的纹革，对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重要领袖和干部，以及各级黨，政领导机关职能的自我否定，伟大领袖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的连续三次重大失误，和在毛主席去世后, “四人帮”随即倒台和纹革被全面否定。纹化大革命撕开了蒙在社會主義中國外表的美丽面纱，就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使参与其中的千百万小人物，尤其是年轻学子看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动摇了伟大革命舵手毛澤東的神圣地位，对毛澤東思想，共產主义革命理论和社會主義制度，在认识上产生了怀疑，彷徨，甚至否定。西方的各种思想和主义再次乘虚而入，填补和占领了中國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主要阵地。这一次严重的信仰危机，同时引发了更为深层的中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对黨和政府的信任危机，影响直至今日。

　　这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发生在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期，是对人的价值，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叛。不同的是第一次信仰危机在春秋战国五百年的诸侯长期争霸战中，因为几乎不存在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由中國的先贤思想家们在原来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反思，过滤和发展，重新架构起了一统天下，集權專制的思想体系和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重新建立起了社会新秩序，缔造了中國农业社会的文明，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第二次和第三次信仰危机，则都是在对原体制和原文化采取断然自我否定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引进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取而代之。

　　第二次信仰危机是对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專制体系，封建道德礼教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作为一种结果，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毛澤東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都未能得到实现，最终是以中國共產黨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馬克思主义理论和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胜利而告终。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理论与中國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同时不由自主地与中國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华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毛澤東思想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中國近代革命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结晶，是指导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和农民革命走向胜利的保障，建国后更成为了全黨，全国和中华民族的核心指导思想，有其水到渠成的必然性。中國经受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丧权辱国，人民忍屈受辱，终于通过千百万革命先驱的浴血奋战，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重新振作了起来，找回了自信心，并以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胜利，和振兴中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成功，重新找回了中國的国魂。

　　馬克思在体弱多病的晚年，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階級革命走入低潮失望之余，他在《人类学笔记》中把希望转向了东方，认为非资本主义的俄国将有首先爆发革命的可能性，议论到东方社会有可能逾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共產主义，而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的这番议论显然违背了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共產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违反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科学共產主义与空想共產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共產主义更重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循续前进，而不能跳跃式地前进。封建社会的解体，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应用需要一个竞争的，开放的，流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和动力。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应和提升，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现实。科学共產主义理论进一步认为，资产階級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的经济便是革命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使得共產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单独率先实现。

　　然而，馬克思的这段错误议论却被苏联共產黨的军事强人斯大林所利用，引发了一场历时七十余年，席卷了苏联，中國和东欧，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空想共產主义”乌托邦式的大实验。斯大林把“美好的共產主义理想”和封建專制的高压统治溶为了一体，以改造私有制，实现公有制为名，剥夺了私有财产，实现了对整个国家资本的控制，以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和统一思想的政治运动，实现了黨，政，军大权独揽，以宣传和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取代了人民民主议政。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成为了中國和东欧各国共產黨革命胜利后相继仿效的楷模，有其资本主义发展相当薄弱国家相应的社会基础，适合各国新统治者的理想追求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和统治管理国家，驾轻就熟，实用的可行性。

　　智慧如毛澤東这样的一个伟人，也没有能够摆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崇高的“无产階級革命家”历史地位的诱惑，犯下了他在１９４０年所写《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左”倾空谈主义的大错。他忘记了他曾说过，“中國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澤東就一改过去深思熟虑，实事求是，善于理性分析的好习惯，轻易地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迫不及待地率领全黨和全国人民，跑步进入了“社會主義”，一头栽进了这场斯大林设计的“空想共產主义”大实验。

　　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创造性地发展馬列主義的执著和狂热的个人崇拜，把毛澤東推向了神位，促使毛澤東在“空想共產主义”大实验中一意孤行，越来越偏激和固执，越来越自以为是永远正确，越来越脱离了中國社会的实际条件，同时逐步走向了亲手摧毁由自己和千百万烈士和战友，通过流血牺牲，浴血奋战，所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如果说建国后的“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针对的是階級敌人，那么，在农村实行了合作化和在城市完成了工商业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则是把專政的利剑刺向了“资产階級”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盟友和同路人。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批修，防修，以階級斗争为纲，及１９６６年发动的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则更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昔日的亲密战友，已经担任着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黨，政，军领导干部。原因是这些昔日的革命盟友和亲密战友，无法跟得上毛澤東天马行空的一意孤行，已经成为了毛澤東无产階級專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阻力和斗争的对象。

　　第三次信仰危机，是对纹革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在解放后所犯下一系列重大错误的否定。１９６７年底，在炮打张春桥和炮打中央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轻年学生认识到中央公布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国民黨特务，黨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等６１人自首叛变材料”是一个冤案，只是一种按照政治斗争需要网罗的罪名。这个事实被暴露，在这批学生中间造成了一场大地震，引起了一场怀疑一切，思想极度混乱的第一波信仰和诚信危机。１９７３年，毛澤東的第二任接班人，林彪的９１３事件，加重了这场信仰危机的蔓延。随着１９７６年毛澤東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被粉碎，纹革被全面否定，更使这场信仰危机扩大到了全黨，全国和全民。

　　经过了纹革的十年动乱，人民期待着安定团结，百废待兴，鄧小平提出停止思想和路线争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注重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政策，迎合了人民的期望，开创了一个以加速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时期，并取得了成功。纹革否定了大批黨，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级黨和政府组织，而纹革后复职的那些黨，政官员，又同样以纹革大批判的方式，反过来否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纹革。基于必须要坚持鄧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切身利益，这些纹革后复职的黨，政官员，不敢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发动了纹革的黨中央和毛澤東，不敢正视自己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不敢面对自己在纹革中犯下的严重错误，反而以纹革中受害者的姿态，对响应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跟随着他们参加了纹化大革命，随后又服从了组织分配，学工学农，上山下乡，屯肯戍边，保卫边疆的一代青少年学生，展开了残酷的政治清算和迫害。

　　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严格按照培养无产階級接班人的思想道德要求，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学生，当年被毛澤東称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老三届，经历了纹革的惊涛骇浪，亲身参与了，或者目睹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黑暗。在他们心目中，“绝对正确”的伟大领袖，崇高的共產主义理想和真诚追求的真理都出了问题，他们的信念动摇了，幻想破灭了，开始从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探索起中國的崛起之路。老三届这一代人吃尽了千辛万苦，饱尝了人间的冷暖，到头来却被纹革后复职当了权的黨，政官员当作叛逆，当作洪水猛兽。这些复职当了权的黨，政官员把对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恶性报复和发泄，置于死地而后快，当作了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向上级表功，献媚的成果。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何况在建国后入黨，参加革命的，非但不必抛头颅洒热血，只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紧跟黨中央，做好驯服工具，站对了路线，攀上高枝，必然会官运横通，享尽了好处。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坚持階級斗争，在纹革中积极造反，紧跟中央纹革，只要立场坚定，毫不留情，每次都是节节高升的大好机会。而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中，善于客观地分析问题，习惯于獨立思考，能够不违背良知，独善其身的好干部，是很难存活下来和得到升迁的，这里涉及一个择优淘汰的逆向选择制度性问题。

　　纹革前，还有毛澤東思想和无产階級革命接班人思想道德要求的约束，和老一代革命家以身作则的榜样，纹革后可是连这一层的约束也不存在了。毁掉了充满了理想，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填平中國崛起之路的一代热血青年，更使这些大权在握的干部们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贪得无厌的私欲，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促使了干部队伍比纹革前更加速走向腐败和堕落。

　　然而，把坚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坚持黨的领导，坚持无产階級專政和坚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列为碰不得的思想禁区，以及禁止对纹化大革命的深入讨论，并没有真正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发动纹化大革命是仲共中央的决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全部参与和组织，甚至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岂能只归罪于毛澤東一人之过？更不能归罪于听从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号召，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老三届一代人。建国以后，选择走苏联的社會主義道路和随后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斗争，也都是黨中央的决议，都是由各级黨，政，军领导干部一起参与和具体组织落实的，又岂能由毛澤東一个人来背起这些个大黑锅？强制打压了最早摆脱了个人迷信，开始獨立思考，探索中國的思想体系和崛起之路的一代人，不但阻止不了信仰危机的蔓延，反而加重了中國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化。

　　巴金在他的晚年，花了八年时间写下了《随想录》和倡导成立中國现代文学馆。他在《随想录》中，多次提到“纹革”，并且不断地忏悔，认为能不能建一个“纹革”博物馆，是每个中國人的责任。现在，中國的经济已经起飞，有了足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做一些过去不可能做，也做不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和能够对子孙后代作出一个清楚交代的伟大工程。是否更应该把珍藏在各级历史博物馆和考古文物馆的祖宗遗产，搞一次大清理，成立一个能够系统介绍中國五千年文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展览馆？是否还应该把近百年来的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历史和毛澤東思想作一个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把建国后头三十年的“空想共產主义”大试验，尤其对纹化大革命作一次彻底地分析和总结？

　　要解决当前的信仰危机和中國社会的道德和诚信危机，就必须理性地回答后两次信仰危机所针对的核心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如何正确看待祖宗的遗产，中國的传统文化？如何把儒学的仁义道德和中庸之道，法家的变法，谋略和富国强兵之术，佛教的广积善源和因果报应之说，和道教的顺应天时和无为而治的理念，和愚忠，愚孝，專制，酷刑，封闭和封建迷信等糟粕区分开来？其次，要回答的是如何看待一代天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把毛澤東思想中的社会考察方法，哲学理论，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为人民服务，以天下为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与毛澤東个人和黨中央所犯过的错误区分开来？

　　有人说，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朝的诸侯分封制解体以后就已不复存在，春秋战国至今的中國只有專制，不存在封建。他们只是片面地把封建定义为由中央分封诸侯领地附属国制度的表面形式，无视农业社会划地为牢，各自为政，重农抑商，反对流通的本质。实际上，自周以后的历代皇朝在中央集權的体制下，从来就没有根除过不同程度的分封诸侯领地的做法，封疆大吏的位高权重，不受制约，一直延续到今日。黑格尔说过，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就必然有其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现毛澤東的个人崇拜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中國两千年来封建專制的一种惯性所造成的必然。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革命失败后，不得不提出要求全体黨员作出效忠黨，效忠领袖的“荒唐誓言”，因为他意识到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虽然美好，却只会使革命政黨成为一盘散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无法团聚起民众的力量，形成一支团结统一的革命队伍。

　　五四运动和随后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国内革命战争，只是用标语口号，群众运动和枪杆子做到了推翻封建皇朝，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作用。甚至更有极端的思潮，试图阉割中國的历史和文化，用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在中國实现全面的西化。在中國近代三十余年的反帝，反封建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本就没有对中國的传统文化，老祖宗的全部遗产留出重新盘点，清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发展的空间。

　　纹革更采用了鼓动青年学生造反，以群众造反运动和夺权斗争，红色恐怖的方式，“扫四旧”，“打，砸，抢”，批判“封，资，修”，打击知识分子，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就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存在。纹革后，复职当了权的黨，政，军领导干部和那些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治评论家们，又同样以纹革大批判的粗暴方式，全面否定了纹化大革命。而对产生纹革的深层历史原因，当时的思想和文化背景，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各位黨，政，军领导干部在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起的作用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以及应该吸取的教训，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健忘”的回避态度。

　　中國怎么了？中國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理论大师，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干什么去了？中國的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墨客们，除了非白即黑地一味谩骂和攻击，或者歌功颂德，粉刷太平，真正能够针对后两次的信仰危机写出一些理性分析，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探讨文章是少之又少。作为一个具有五，六千万黨员，伟大国家的执政黨，一个能够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黨，政，军领导集团，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和国家，如果连面对历史，认真反思，自我反省，承担责任的能力都不具备，是十分可悲的，也是不会有前途的。

　　经过最近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中國市场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但是由于贫富差距被急剧拉大，地区发展的严重失衡，在资本化，产业化，商品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实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与之对立的，越来越庞大的弱势工农劳苦大众群体，社会矛盾也有被激化的趋势。同时，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填补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和文化上的失落。回避了对人的价值观的认同，对道德伦理的认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探索，回避了对近百年来中國发生的两次重大的信仰危机，和由此进而引发的社会和道德危机的深入探讨，中國只是一具被抽掉了灵魂的镀金躯壳。

　　历经中华五千年历史锤炼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帮的传统美德，都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轻易地否定了。闪烁着近百年来中國民主革命先驱，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共同积累起来的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智慧，经验和教训的毛澤東思想，因为共產主义试验的失败和纹革的被否定，而不被看好，甚至连最基本的以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遭到无端的攻击。除了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利益至上以外，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该听从谁？失去了精神境界上的追求目标，更没有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和为人处世的底线。不用参照那些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出国打工，“拾贝”，卖淫和搞非法活动的，从中國留学生在国外的表现，就可以清楚看到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熏陶，道德，礼仪的约束和精神上的追求的后果。

　　美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依仗着基督教文明立国的国家。据报道，有高达９２％的美国人信仰上帝，８５％的美国人是基督教徒，按百分比甚至比基督教传统最深的爱尔兰和波兰都高得多。美国历任的总统都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信仰，使美国人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稳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即承认原罪、虔诚祈祷，律己，勤奋，进取，乐观的精神。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信仰也同时具有十分强烈的优越感，外向扩张性和侵略性。美国是一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年轻移民国家，正是因为有基督教文明所规范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凝聚各国来的移民共同建设新家园，并以不惜流血和牺牲，处处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荣，体现了美国的国魂。

　　一个国家的国魂应该是由全民认同的国家利益，具有自信的多元文化传统和相对一致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国富民强，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共同架构而成的一种综合起来的国家精神。她是由一个国家开明，有效管理的民主政治体制，繁荣和富足的经济基础，自由的宗教信仰，生气蓬勃，多源化的文化传统并存，各民族团结，互助，自强，自立，自信，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吸纳外来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并具有自我开发，不断进取，乐于承担国际义务，在地球村维护正义和世界和平的种种表现和行为作为后盾的国家总体精神面貌。

　　中國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灿烂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大国，曾经长期是地球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周边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楷模和仰慕的天朝，理想国。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皇朝的解体，国势的衰弱，中國落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掠夺和凌辱的命运。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國的国门，打败了清朝落后的八旗辫子军，割地赔款拖跨了中國经济，洋货打垮了国货，鸦片毒害了国民，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摧毁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冲散了中國的国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中國历史上的第二次信仰危机，五四运动和随后发生的全面否定中國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难道不需要全面反思，重新评估吗？

　　经过近百年来，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推翻封建皇朝，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國的重新崛起，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于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國人民重新站立了起来，团聚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帜下，齐心合力以傲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以打垮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以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新树立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重新凝聚和筹造起了中國的国魂，这难道是可以否定得了的吗？

　　关于建国后的“空想共產主义”大试验，以及在此过程中黨中央和毛澤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尤其是对纹化大革命，这场由黨中央和毛澤東发动的，由各级黨，政，军干部全体合力组织，落实和贯彻的，由全民积极参与的继续革命，自我否定的政治运动，必须历史地，客观地，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思想文化潮流，民心所向，作出理性的，系统性的分析。对于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各项政治运动和斗争（包括纹革）的每个个人，在纹革和各项政治运动和斗争中自己所处的位置，采取的立场，所起的作用，只有通过认真的自我反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各自的思想误区，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提供后代可以参考的经验和教训。

　　正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争取和平崛起的中國，承受不起信仰危机，社会道德和诚信危机的继续蔓延，也承受不起拜金主义，个人利益至上，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蚕食国家资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激化弱势群体不满和反抗的后果。回避和阻止对中國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文明遗产部分的继承和发扬广大，就无法重振文明中國的社会公德和建立起现代社会的良好新秩序。回避和阻止对黨中央和毛澤東曾经所犯下错误，特别是纹化大革命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就无法凝集人民对毛澤東思想和近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设新中國丰功伟绩的认同，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何不乘老一辈的民主革命先驱，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国内革命战争的存活者，抗日战争的民族英雄，解放战争的交战双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包括纹革的决策者，组织和参与者日渐凋零的今天，开始着手起对近代这两次信仰危机的时空背景，历史条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当时的流行文化和思潮，国内外内因和外因的互动，局限因素，等等的回顾，总结和分析？何不在改革开放，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总体实力大增，中华民族自信心大提高的今天，组织起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动民间的力量，着手这项跨时代的伟大工程？重新架构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礼仪，社会风尚，树立勤奋刻苦，积极进取，诚实乐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能够为地球村的和平和发展，带来更多贡献的新时代中國的国魂？

　　作者电子邮件：liqun@dayetech.com

　　作者:范立群

　　中國表象上繁花似锦，但社会深处隐藏着危机。中國社会正形成一种系统危机，即因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矛盾，使社会各部分发出相互矛盾指令而造成的危机。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扭曲，行政系统出现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中國实行集權式管理，中央权力过大，地方权力较小，这种体制存在先天缺陷，即地方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地方财政很窘困。地方没有积极性和能力落实中央政令，致使各级黨政机关存在大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统计失真、数字造假等现象。尤其因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出现了危机，农村乱收费现象难以遏止，中央对农村的各项政策很难落实，农民与基层政权对立情绪严重。

　　权力监督失灵，腐败现象成为危机根源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主要外部监督制度，目前处于虚置状态。人民代表产生机制先天不足、大量退休官员充斥人代会，使得人代会的监督职能、监督能力大大弱化。另外由于中央集權制与地方自治制的矛盾，地方人代会很难发挥监督实效。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门的体内监督机制很容易陷入官官相护的怪圈，同体监督本质是调和中庸。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现象对社会健康肌体的危害，是危机根源之一。

　　政治与经济联接过紧，加大了危机控制难度。政治与经济联系过紧，权力干预经济力度较大，一方面使良性市场秩序难以建立，造成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脆弱，经济发展难进入良性发展循环。另一方面，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不能相互替代和相互转移，加大了社会危机的控制难度。

　　价值观扭曲，形成文化危机的隐患。目前媒体宣传和政黨提倡的主流价值观，正日益纸面化、口头化、空心化、为实际生活中的拜金价值观所取代。拜金主义盛行、经济利益至上，已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员的行为准则，使社会文化系统日益庸俗化，累积形成文化危机的隐患。社会文化存在危机，大大削弱了危机整合能力，对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如今，中國控制危机主要依赖中央庞大的财力和军力，这不是长久之计和解决之道。必须对社会系统进行变革，使社会各系统能协调发展。尤其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人代会制度，最大幅度地降低权力干预市场的力度，社会文化系统导入务实的、有效的价值观系统。

　　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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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页：http://ljs868.363.net

　　作者:京东山人

　　面对严峻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体系经济改革、社会安全体系改革及环境资源的保护等问题，如果中國政府没有健全、充裕的财政收支，任何政策构想再怎么好，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國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例从1979年的28.4% 下跌到1995年的10.7% ，然后稍微上升到1999年14%.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发展中國家的平均值32%.特别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在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例为16.2% ，但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后微幅上升到1999年的5%. 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很大一部分是发行国债所得，政府在未来将面对庞大的债务负担。

　　以这么有限的财政资源，中央政府却必须支付极为庞大的各项改革费用。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包括医疗、教育、扶贫、年金、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在内的极为重要财政支出项目，中國每年至少短缺GDP 的4.6%，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总预算的135%. 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拉迪（Nicholas Lardy）估计，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销日后必须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达每年GDP 的3.3%，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总支出。此外，世界银行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中國在基础设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995年整年的GDP.

　　银行不良贷款极高

　　上述的估计还算相当保守，因为它不包括未来经济改革所需的支出，包括下岗工人的生活支付、住房改革的庞大开销及银行体系改革的钜额代价。例如在1999年初，中國的国家经济与贸易委员会副主委陈清泰便指出，未来三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代价高达6000至8000亿人民币，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在今年3 月份，中國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便承认，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共高达三万五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 的40%.

　　虽然财政拮据，但是中央政府在1997年之后还肩负利用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内需的重任，以维持必要的经济成长及社会稳定。国务院在1998年发行1000亿人民币政府公债，1999年为1100亿人民币，2000年为1500亿人民币。除此之外，国务院在1998年还发行2700亿人民币特别公债，支持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并提拨180 亿人民币支付国有企业改革与洪水灾后重建。根据财政部长项怀诚的报告，中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1998年的经济成长增加1.5%，1999年为2.0%，2000年为1.7%. 这些公债总共为6480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这样钜额的负债不仅凸显了中央政府财政上的拮据，同时也透露中國维持高速经济成长的重要性。但是，这将造成日后财政上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地方和中央有矛盾

　　面对钜额开销的支出，中央政府在开源方面却面对很大的困难。例如，财政部提出公路法的修正案，希望将地方政府收取的汽车与公路之杂费，改为全国统一的燃料税，预计可以增加中央政府1000亿人民币的税收，几乎是20% 的年度收入。然而，这项修正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会中推迟两次投票。最后竟在地方利益的反对下，于1999年初被否决。此外，地方政府还经常慷慨地免除需要与中央政府分享的地方国有企业之税额，却对自己的税收完全保留，使中央税收的额度难以扩张，甚至有下降之虞。

　　既然中國财政开销日益扩大，收入却无法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便迅速扩大，政府只好举债度日。在1980年时，中央政府的预算赤字只不过14亿人民币，相当于GDP 的0.3%；到1996年时，财政赤字为655 亿人民币，相当于GDP 的1%；到了2000年，政府赤字窜升到25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 的2.9%. 中國在2000年的预算赤字几乎达到国际警戒程度，占GDP 的3%.

　　事实上，官方数字严重低估中國财政问题的严重性。首先，世界银行认为应该采用合并政府赤字（consolidated government deficit ）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必须包括政府财政赤字及中國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借给金融体系去支付中央政府要求的国营企业之开销。如此，在1986年至1994年期间，中央政府的合并政府赤字将高达GDP 的4.9%到5.7%，超过1994年官方赤字1.5%的三倍。根据拉迪的估计，广泛的公共部门非金融赤字在1990年中期前的10年间已经达到GDP 的10%.这么高的赤字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程度甚多，是不可能持久的。

　　第二，官方的数据常会误导，因为北京将举债所得当作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发行的公债应该被视为借贷款项，而非收入。经此调整之后，中國的预算赤字在1998年可能高达4230亿人民币（GDP 的5.3%），而不是官方所说的960 亿人民币（GDP 的1.2%）。

　　第三，中國目前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藉由举债支应。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学者裴敏欣，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开销中，55.2% 是举债所得。拉迪则指出，这个数据在1999年已经是70%.

　　举债额快速增加

　　中國在1979年时，中央政府举债额度为35亿人民币，或GDP 的0.9%，1988年时上升到271 亿人民币（GDP 的1.8%）。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再也不能从中央银行借贷来支付预算赤字。因此，中央政府的债务从1994年的739 亿人民币（GDP的2.1%），快速增加到1999年的4015亿人民币（GDP 的4.9%）。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也从1994年的2578亿人民币（GDP 的5.5%）窜升到1999年的9965亿人民币（GDP 的12.2% ）。

　　此外，政府在1998年为四大银行所发行的2700亿人民币公债并没有计算在政府债务内。拉迪估计，非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债券（大部分由国家发展银行发行）在1998年底的债务余额高达5322亿人民币（GDP 的7%）。如果将这些债务包含在里面，在1998年底中央政府的总债务将高达一万六千多亿人民币（GDP 的20.5% ），几乎是1993年数字的五倍。世界银行估计，包括财政债券、政策性的金融债券及其他金融债券在内，中國的公债在1997年为GDP 的12.3% ，1998年为16.4% ，1999年增加到20.7%.

　　以上估计还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债务，及其他政府潜在的债务，例如国有银行的不良债务，政府或国有企业拖欠或短缺的年金。上述的数据也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例如，拉迪便预估，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对金融体系资本结构重组（recapitalization），政府的债务将很快超过GDP 的50%.世界银行估计，潜在的国家年金债务在1994年便高达GDP 的50%.根据前世界银行驻中國首席代表波特利耶（Pieter Bottelier）的估计，包括官方数据及潜在债务在内的所有政府债务在2000年时早已经超过GDP 的100%.

　　更严重的是，无效率的税收系统与依赖庞大债务支付的政府支出，使得中國在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的能力受到很大的质疑。在1995年时，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为499 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42.5% ；到了1998年，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急剧增加为2353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70%.在1989年时，只有少于3%的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公债的还本与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时，该数字已经高达24%.根据拉迪的估计，政府在1992年支付52亿人民币的政府公债利息，到了1999年时已经高达830 亿人民币，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因此，中國已经到了无法继续以债养债的地步。而且，一旦债券投资人担心中央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中國发生政治上的动荡，他们会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债利率，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灾难性后果。

　　长期而言，中國的财政状况受到下列四项因素的很大威胁：银行体系的潜在债务（不良贷款及资本结构重组）、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担、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均衡的财政关系、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如果政府企图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解决财政上的困窘，这将很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此刻，中央政府明显地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付必须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环境保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将导致经济成长停滞、高通货膨胀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仲共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國随时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政治上的危机。

　　作者为弗吉尼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博士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童振源

　　　　　　　　 ——回复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于宏源先生

　　（一）软弱的代价：一句“歪嘴少锐”（very sorry），布什赢了。

　　正当布什总统为自己一开始不变通的强硬，遭受国内媒体的指责，骑虎难下懊悔不已的时候，中國人的软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布什乐了。一句“歪嘴少锐”（very sorry），美国总统成了大赢家。

　　先让我们看看这次软弱妥协的回报吧。

　　在撞机事件的廿四名机员安全返回美国本土后，美国总统布什态度转趋强硬，他十二日在白宫表示：

　　①美国侦察机未做任何举动导致这次意外。

　　②仲共在过去十一天不让美国机员回国的决定，与两国希望维系的关系不符。

　　③侦察飞行协助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整体国家安全策略的一部分，必须继续保持。④布什说，他始终坚决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⑤布什说，美国和仲共已同意互派代表，在四月十八日讨论这次意外事件；他也会要求美国代表采取强硬立场，就仲共最近在国际空域挑战合法执勤美国飞机的尖锐问题。

　　这第五条的是最关键的，它流露的最直接的信息是：中國在南海领域的归属权问题上至少不是像中國地图标明的那么清晰。中國软弱的立场可能导致有关各国对中國南海领域的争夺或者说强占得更加的疯狂，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有恃无恐。

　　我们要特别注意布什总统强调的，美国是在“国际空域”“合法执勤”受到了“挑战”。美国总统不仅恢复飞机侦察，还开始为将来侵占南海海域准备借口了。

　　这难道就是我们妥协退让得到的报应吗！

　　难道我们要用软弱让中國百年屈辱的历史重新上演！

　　软弱软弱再软弱，从清朝末期开始，我们就在软弱，就在退让，就在妥协。

　　我们祖辈们的屈辱的泪水浸湿了土地！

　　我们祖辈们的耻辱的鲜血涂改了泥土的颜色！

　　我们祖辈们因抵抗侵略倒下的躯体沉重地堆积在血泪斑斑的屈辱的历史上！

　　但我们有一个极好的借口，我们要学习勾践，我们要卧薪尝胆，我们要励精图治，我们要忍辱负重。但是我们的国土越来越小，我们的资源越来越少，我们心灵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总不能等到我们领导人连办公的地方都找不到的时候在抗争吧！

　　当软弱退让带来更坏更可怕的结果时，强硬是惟一选择。如果软弱和强硬一样受辱，我们选择强硬；如果软弱比强硬还受辱，我们不但选择强硬，还要抗争，还要反击！

　　（二）强硬不是“臭硬”，要有方法技巧和策略，但首先要有勇气

　　我所主张的强硬并不是不变通的“臭硬”，那是弱智的人的行为。我强调强硬但更强调方法技巧和策略。我之所以强调，而且是一再强调强硬，因为强硬是基本出发点，在此出发点下才有可能想出对抗的办法和策略。

　　我在已经发出的几篇分析文章里面，透露出了自己的最大担心：政府将选择妥协的路子。所以我请求强硬，但无济于事。几天后不幸应验。

　　我仅仅是一个对外交完全陌生和外行的局外人士，我能看出来中國政府惧美亲美的态度和他们一再妥协的意图，布什的美国政府那么多的智囊们，难道看不出来？

　　我在４月８日《深度分析，中國将妥协》一文中谈到：“美国道歉或让中國得到哪怕是不卖给台湾宙斯盾驱逐舰这样的承诺，中國也会立即妥协退让。”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一句“歪嘴少锐”（very sorry），问题就解决了，香港人叫“搞定”了。

　　中國送走美国人的心情比总统布什还急切！

　　1999年，美国《华盛顿季刊》分析中國的外交时说：外交策略薄弱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國常常不能预见到问题的出现，“常像是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

　　这家刊物接着说：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技巧，中國就可以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或者说不利条件转变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大幅度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中國官员和战略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将他们能力的缺乏全部归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

　　中國历史上许多大智慧的君主和大智慧的外交家，他们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巧妙地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之间周旋，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使自己的国家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们大义凛然充满智慧的传奇经历是中國人的荣耀。

　　现在，轮到美国人教训我们了，不是在其他方面，而是在我们曾引以为荣的外交策略上。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软弱，而且是不会变通的软弱，连软弱都不会软弱了！

　　呜呼，哀哉！痛哉！祖辈们灵下有知，也会痛悲泣血而不能止也！

　　我无话可说了！

　　（三）我没有亲俄清结

　　我两次提到中國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问题。但我没有亲俄清结。

　　上学时读到俄国侵略中國的详细的历史，老师突然哭了，我们也都哭了。

　　我们的祖辈们遭受的血淋淋的蹂躏和灭绝人性的摧残刻骨铭心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虽时间的流逝而不至于磨灭甚至淡忘。

　　我们的心依然不由自主地疼痛。

　　那是所有中國人的痛。

　　但那时的俄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可以制衡它的力量，类似今天的美国。美国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略，强占你的心比占你的土地更可怕，你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在自己的天空下，思想、思维却在美国人的控制之下，那是何等悲惨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打败苏联，苏联人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当美国人的观念深入俄国人的心中并牢牢占据了市场之后，苏联分崩离析了，它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于所有的人几乎都没有反应过来。美国人不会占据你的土地，它需要的不是土地是资源，不是土地是服从，不是土地是屈服，不是土地是所谓的价值观念下的奴隶。

　　当然，我也不否认美国在诸如民主、自由、人權方面有着史无前例的进步，但那种民主、自由、人權是仅限于美国人的，甚至同为美国人但仅仅肤色不同的美国人都不能完全地享受到目空一切的骄横的美国人的那种自由。

　　醒醒吧，怀抱幻想的被美国奴役了思想的人们！

　　贡献出自己的血汗，贡献出自己对智慧，贡献出自己的勇气，把中國建设好，把我们祖先世代的梦想变成现实，生活在中國的和平的强大里面，那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制定国家目前应对危机的策略，应该以让国家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为主，而不应以历史为主。否则的话，俄罗斯、日本、印度、越来、哈萨克斯坦、美国加上其他曾经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强都是中國的敌人，我们如何应付得了。

　　（四）让国家最大限度地获取最大利益是外交的准则

　　俄罗斯的历史地位，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倒退到了它的近代的起点，并且还在滑下去，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过去，俄罗斯领导人对与中國建立关系非常重视，据说双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國最早提出来的。只是中國因怕影响了与美国的关系而保留了很多的热情。

　　俄罗斯新总统搞情报出身的普京，对中國亲美的政策不会不清楚。

　　这次撞机事件发生在美俄互相驱逐使馆官员的时候，但俄罗斯总统普京９日指出，美国仍然是俄罗斯主要伙伴之一。他认为，美国总统布什说俄罗斯不是美国的“对手”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这使俄罗斯有理由乐观地看待俄美关系的前景。他表示，希望俄外长伊万诺夫本月１２日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会晤将进一步改善俄美关系。

　　中國的几次明显的短视行为对中俄关系的破坏，导致了普京总统全面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加强了与欧盟的关系，巩固了与印度的关系，深化了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联系，积极与日本对话，访问了朝鲜，和美国进行沟通……

　　但是，目前来说，仍然是俄罗斯需要中國（经济、政治）甚于中國需要俄罗斯（政治），普京采取的调整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中俄仍然具备合作制衡美国的可能：

　　１、中國对俄罗斯始终没有任何威胁，现在也没有明显的冲突。

　　２、俄罗斯放弃了向西方国家借贷，要发展经济，离不开近邻中國。

　　３、军事上，俄罗斯与美国更有理由对立。美国的ＮＭＤ，是对俄罗斯最直接的威胁。

　　４、无论欧盟还是日本，都是美国现在的盟友，俄罗斯昔日的敌人，双方的信任度有限。

　　５、俄罗斯的最好的盟友印度相隔远，且有它的敌对国中國相牵制。所以，俄罗斯曾经提出结成中俄印联盟，抗衡美国及其盟友。

　　６、中國一旦被美国整垮，俄罗斯将四面楚歌，众敌难防，亦难免分崩离析的后果。

　　在相同的国家利益驱动下，中俄联手，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共同抗衡美国及其盟友，维护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或许是一条出路。

　　（五）加强周边国家的协调合作，减少忧患，全力抗击

　　美国在处理外部关系上的技巧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亚洲，它与两个敌对国韩国、日本同时保持发展良好伙伴关系，既让他们竞争又让他们互相制衡。在西方，它与以色列以及对手如埃及、沙特等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样既让他们竞争又让他们互相制衡。美国渔翁得利。

　　中國同样可以与印度、巴基斯坦建立保持发展伙伴关系，让他们竞争又让他们互相牵制，而不是目前的一边倒态势。为了限制制衡中國和缅甸，美国目前正积极拉拢印度。但印度的利益和目标在印度洋上，它一直大力发展海军，随着印度的扩张，必然触及美国的利益。印度所说的中國威胁论，不过是为自己扩充军备找借口罢了。另外，可以加强与缅甸的关系，缅甸既可以牵制印度，又可以为牵制美国出力，过去我们因为美国的缘故，对缅甸忽略得太久了。

　　对日本和朝鲜，我们同样可以如此。而且，为了中國的市场，日本、韩国一直都有意愿和中國建立共同的经济市场。近年来，日本和韩国国内都有逐步上升的反美倾向，尤其是布什总统上任后，布什总统盲目的骄横政策，引来了两国更多的不满。比如布什总统否定了韩国总统金大中的“阳光政策”，韩国就拒绝加入美国所倡导的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要重新加强与朝鲜的联系，俄罗斯普京上台后访问朝鲜，可见朝鲜的战略意义的重要性。

　　过去，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也曾经多次倡导建立一个包括中國在内的亚洲大市场，但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

　　对待菲律宾，强占我南海海域，应该坚决反击，甚至不惜战争。在１９９７年菲律宾饱受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趁机与菲律宾划定南海边界，还自导自演了一出“农夫和蛇”的真实话剧。

　　对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家的软弱，引起众多国家对我南海海域的无限遐想和蠢蠢欲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口号，引来了周边国家的争相蚕食。

　　假如，我们在菲律宾屡次打死打伤我沿海渔民，扣押我捕鱼船只，强占我岛屿的时候，愤然击之，哪个还敢如此狂妄地向我挑衅。而且，菲律宾并没有从经济危机里面摆脱出来，战争对他们更可怕。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对中國的反击心有余悸，恐怕现在冲到前面，强占我岛屿的不是菲律宾，而是越南。

　　中國这样一个大国，对菲律宾这样的小国都妥协退让，世界历史上，除了中國，谁还能找出第二个！

　　南海海域问题比中印问题严重多了，紧迫多了，稍有不慎，我南海海域就可能被瓜分，在当代，海洋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对印度我们暂时倒应该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六）可怕的现状：忍辱不能负重，韬光不能养晦，一味的自欺欺人

　　忍辱负重也好，韬光养晦也好，都是为了发展，为了强大，可怕就可怕在受辱而不自知，忍辱而不能负重，韬光而不能养晦。更可怕的是自欺欺人，被别人打了耳光还觉得是“儿子打老子” .

　　看看中國决定送走美军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就知道了：

　　“事实不容改变，公理不可战胜……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的霸道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美国政府改变了最初的强硬、蛮横态度，向中國人民致歉。”

　　“在以江澤民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领导下……伸张了正义，打击了霸权主义的气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显示了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不畏强权的大国风范。”

　　“这场斗争又一次体现了以江澤民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具有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斗争仍将继续……我们坚信，正义必胜，公理必胜，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不断夺取改革、发展、稳定的新胜利。”

　　如此的自欺欺人，如此的自我麻木，如此的自吹自擂，如此的自我满足，如此的自我陶醉，有一点忍辱负重的意思吗？

　　如果这也叫忍辱负重，中华文明的历史可以宣告终结了！

　　中國一项有惰性存在，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是中华民族遭受屈辱，饱尝辛酸和根源，我没想到这种民族的劣根性被发展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

　　呜呼，哀哉！痛哉！祖辈们灵下有知，也会痛悲泣血而不能止也！

　　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七）放不下的大国情结，放不下的小家子气

　　中國一直放不下大国的情结，我在《令中國无法强硬的外部因素》（《中國研究》2001/4/13 ）中提到：中國一直有一个“大国”情结、“领袖”情结，我们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就去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但是，这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丐帮”又能给中國带来什么！

　　但是我们的确在以这样的大国形象和领袖形象去做：

　　我们帮助东南亚国家和日韩摆脱困境，把自己放入困境，承受人民币不贬值的压力，造成国内经济持续紧缩，成为世界上罕有的奇事。最终善有恶报，在国外蒙受羞辱（印尼暴行，菲律宾占我岛屿，倭寇占钓鱼岛），国内失业下岗人数剧增，经济衰退（奇怪的是国内统计数字仍然逐年“可喜”的增长）。

　　我们支持臭名昭著的獨裁国家伊拉克，支持南联盟的獨裁领袖米洛舍唯奇，让我们国家陷入空前的孤立，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最终再次蒙受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但我们当年依然花费巨资纪念国庆。

　　如果我们是忍辱负重，就应该记住那个耻辱，然而，烈士的遗骨未寒，我们就又歌舞升平了，就又歌功颂德了。

　　因为一个小国家与台湾有官方关系，我们动用了尘封多年的否决权，阻止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引起哗然。

　　我们树敌如此之多，是不是在这些上面也该反省一下呢？

　　伊拉克众叛亲离，连阿拉伯兄弟都跑到对立面参加围剿的战斗，可见其罪不容赦，我们不惜牺牲与美国的关系支持萨达姆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有何益处呢？

　　我们支持米洛舍唯奇，但他马上要被引渡了，是他的人民的决定的。再看看我们曾经支持的塞族人是如何对待中國人的：

　　《尔格莱德：中國商人挥泪离去》（青年参考010315）“不久前，塞尔维亚政府通过了一项决定，中國人在塞尔维亚只能开生产性和服务性的合资公司，而且塞方资本必须占51％以上，雇员数也必须多于中方。”

　　“禁止中國人开单纯贸易性质的商店，咱们好多开商店的就无法获得居留签证，只好离南回国了。”

　　“在我们内部，与米洛舍维奇的旧势力斗。没想到把中國商人也捎上了，他们要把中國商人赶回家。”

　　这是中國外交善有恶报的又一个例子。中國为了这些小国家，不惜与美国人作对，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该反省的地方呢？以国家利益为重，融入国际大潮流里，是不是应该作为我们更明确的外交准则呢？

作者简介：时寒冰，31岁，男，汉族，自由撰稿人。

Email:china888china@yahoo.com或china888china@hotmail.com或china999china@yahoo.com

　　后记：

　　这些日子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流泪，不停地忧伤。我把吃饭的时间都缩短到了３分钟，我充分利用了每一秒钟，脖子硬得酸痛，终于把自己被庸俗的虚伪掩盖了30年的激情和责任，找回并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我的棱角还没有被繁琐的生活所抹杀。我很庆幸。如此不懈的操劳如果能让我把后半生的工作浓缩后干完，写出更多人的心声，引起更多的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少活10年20年我是无所谓的。这个空空的皮囊终归要腐化的，但我不能连思想和良知也腐化了，那样，将来我会后悔。

　　在我收到的上千封来信里面，我看到了更多的爱国的热情和不屈的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中國是有希望而且必然会富强起来的，但这有相当的一段艰难路程要我们去走。

　　我也收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论述比较全面的有《从长远看，这种软弱是必要的》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于宏源先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尽管我们观点有所不同，他对国家的全心地关注，他的严谨的论述让我十分感动并且是我应该学习和改进的。还有几篇，来信时注明不让公开，我也就尊重其意。

　　过去以为做撰稿人，可以维持简单的生计，著书立说，来为国家出力献策，为读者带来些许精神的粮食。现在发现是不可能的，刚一露面，就几乎要遭封杀。只好暂时停笔，把庸俗的生活安顿了，让自己的苟活的生命得以延续。

　　一个月后再见吧。

　　感谢各位朋友的厚爱和鼓励，我的作品里的每一个字都与您们的支持分不开的。

　　祝平安健康！

　　时寒冰敬上

　　2001年4 月14日星期六

　　附：

　　　　　　　　　　　从长远看，这种软弱是必要的

　　　　　　　　　　　　于宏源（香港中文大学）

　　时寒冰先生，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非常敬佩，也非常喜欢您的文章，但是我有一些观点，可能和你的不一样，请多多指教。

　　首先，中國国际地位的考量定位问题。我想如果撞击事情出在加拿大、日本，问题会好办得多。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比中國经济发达，加拿大领土面积也超过中國。

　　问题是我们中國97年以后一直希望把自己定位在世界性而非区域性大国上。如在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侵略的时候，中國从公开半公开途径明显卷入其中，导致最后自己惹祸上身。

　　“韬光养晦”是希望中國将自己定位于区域性大国就可以了，将我国的影响和作用限于亚太地区，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美国之所以总是“敲打中國”，可能与中國本身的外交战略有关系。美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他眼中，中國始终都是她的挑战者，为什末？有没有自身的因素？

　　为什末20世纪初，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能够坐视美国强大，但却对德国、俄国等充满敌意呢？我想和19世纪美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有关系，美国尽管工业生产19世纪末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是其力图成为世界领导的战略却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和经济一旦强大，便争王争霸的普鲁士、苏联不一样。

　　鉴于德国、俄国等国际秩序挑战者失败的经验，我国政府的低调也有其苦衷吧。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和民主国家不一样，中國的统治合法性基础在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不是全民的认可问题，国际战略低姿态有利于国家的统治稳定。

　　由于强硬外交路线造成的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不一定能为政权稳定、民心归附带来必然的好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德国，以及第一、二次中东战争时期，纳塞尔领导下的埃及。这些典型的民族主义、强硬外交国家的最终命运都是很不好的。

　　而当德国总理阿登纳主动向世代仇人法兰西、埃及总统萨达特向伊斯兰公敌以色列实行主动灵活让步外交的之后，这些国家不但没有出现国家动乱的情况，反之在外交和国际上赢分不少，这也为日后这两个国家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其次，地缘政治方面。我国国家的国际环境非常差，周围都是列强林立、虎视眈眈。台湾、南海、中印边界等均是国际瞩目的热点，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中國的国家综合国力强大、国际环境好的时候，这些国家还不至于太放肆，但是一旦中美冲突，极有可能被某些国家利用，坐收渔利。你的文章中憧憬中俄联盟。可是18世纪中叶到现在，俄国从中國手中拿走了600 （不包括蒙古）万平方公里土地。不考虑其它因素，仅仅地缘政治的考虑，真正威胁中國的能是远在万里的美国吗？

　　中美两国相隔千山万水，并无领土疆界相接，按理说，二者并不构成相邻关系，因而也就不会直接发生地缘上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但是，如果中美在全球战略方面出现冲突，一方面，美国会利用中國地缘环境的弱点，利用台湾、印度、南海等夹击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相邻的国家也会利用美国牵制中國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因此，中國目前与美国尽量维持友好关系，也是希望周围国家不要坐收渔人之利，进一步损害中國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正是强硬外交才会导致周围国家利用美国来对中國进一步对中國主权损害。

　　再次，中國外交制订过程中的多种决定因素。今天的中國和毛澤東、鄧小平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重大问题决策方面一个人的作用已经不那末明显了。各种利益集团或力量都对中國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

　　我们知道，中國外交最高领导机关是仲共中央外交工作领导小组，它的成员包括军队、国务院、政治局常委等。因此中央在解决一个突发性的外交事件时，会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和不同版本的解决方案。

　　这次事件，可能外交部有一个解决方案、军队有一个解决方案、安全部门有一个解决方案、政策研究机关也有一个解决方案。国家会综合考虑内外各方面因素如国内民众情绪、国外形象、中美战略关系等，最后做出决定。1996年台海危机中，中國军方的意见就得到了很高的重视和采纳。

　　今天的对美让步外交决定做出也是中國经济、外交、安全、军事、宣传等部门对策综合考虑的结果，因此如果单单从某一方面强调外交政策的得失都是不完整的。中國目前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技术官僚，他们在综合计算中國国内、国际，经济、军事等几个方面的利益及外交得失方面，相信会比浪荡不羁的文科学生布什高出一筹的。

　　最后，任何一个外交政策都会有长期和短期的目标，这取决于基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国家利益。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國要发展经济科技，就要融入世界体系中，而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际体系被美国所控制，因此搞好和美国的关系对经济科技发展非常重要。

　　你可以说通过和欧盟、日本也可以，但是一方面欧盟日本非常排外，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连国际规制（WTO ）都没有融入，怎末和别的国家打交道？1989年，中國发生64事件之后，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了两年。这种教训值得深思。

　　在这种情况下，把握好外交政策的尺度成为重中之重。我个人认为“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还是不能放弃。否则中國的经济建设进程就会延误。这当然不是说在基本原则问题如国家主权、台湾问题等方面可以退让。

　　但是目前来讲，美国不会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我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挑战，因为一方面和中國这样的大国交恶，成本实在太高（越战、韩战几乎都是败在中國人手上）；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相互依存，美国的大部分公司、消费者从中國获益匪浅。

　　至于对这次事件的处理，从最终结果来看，双方实际上都各让了一步，进行了必要的妥协，这些从双方语言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因此，尽管目前看来，中國似乎软弱了一点，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软弱还是必要的。

　　作者:时寒冰

　　一个中國倒爷到俄国的罗夫斯克(伯利)做生意，没有戴皮帽，外出送货的时候被骤然来临的寒流冻得半死，这时，有个俄罗斯人把一顶皮帽戴在他的头上，并约定明天此时此地还给他。但这个倒爷没有履约，还一个劲儿地对人说：“傻帽”

　　“信用危机”了。在当今中國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商业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是具体的个人和企业与政府之间，都处于一种相互之间的缺乏某种信任和信用的危险局面。

　　万恶“骗”为首

　　古话说：万恶淫为首。现在这句话已经可以改为“万恶『骗』为首”了。

　　曾有文章谈到“信用”二字，在西方骂一个人是流氓也许不会惹官司，但要骂他是骗子就可能有麻烦了。那场波及全球的绯闻风暴–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绯闻案实在是个极好的注脚。在美国人看来，“万恶之首”显然不是“淫”，而是“骗”。差点致克林顿于死地的不是他与莱温斯基是否发生了性关系，而是他有欺骗美国舆论和公众的嫌疑。

　　说到“信用”，中國也曾把它放在首位，两千年前便有“人无信则不立”。但要说“传统”，说一套做一套恐怕拥有更多的事实。今天许多人在这方面更进化到了牌坊都不要的地步。

　　今年春季，刘晓庆拍了个电视剧，电视剧还没开播，忽传剧中两个女角色竟是她的“私生女”。但很快有报道分析说，这是刘晓庆为推销电视剧炮制的假新闻。随后被传为刘晓庆的两个“私生女”的家长，也笑嘻嘻地出面澄清这一不实传闻。

　　几年前曾提议“新闻也要打假”的刘晓庆这次却一声不响，装聋作哑了。

　　也许情变婚变闹多了的刘晓庆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那两个十七八岁旧时该称“黄花闺女”的是否在意？事件发展的过程已经表明，今天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传媒，都没人把这当回事了。但即使这些都不论，对于曾自诩影后、岁数直奔50的女人，用这一拙劣方式来吸引观众对电视剧的关注是否太可悲太下作了呢？

　　炮制“私生女”的假新闻是利用人的窥视欲推销电视剧。其性质与电影《变脸》剧组炮制的“狗娃失踪”案异曲同工。1996年，电影《变脸》公映前夕，未成年的“狗娃”扮演者(《变脸》的主角)突然被策划“失踪”了，一夜间中國许多城市的街头贴满了“寻找狗娃”的海报，《变脸》的剧组肆无忌惮地利用中國人的同情心进行了一次欺诈式宣传。

　　不论是谁在利用人的窥视欲和同情心进行欺诈式宣传，说这很无耻总不算过分吧？

　　“我骗你，因为我爱你”

　　“大跃进”时代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可以改为“人有多无耻，地有多大产”了。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愚昧的准宗教性质的全国性狂热，跳到了赤裸裸的拜物教的全国性疯狂。当今中國社会的某些侧面，正经历着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消灭羞耻心的强化训练。人的生存游戏规则被修改。

　　前两年“偏执狂才能生存”曾一语风行。社会上的流行语通常讲述的不是某种人生的哲理，而是揭示着生存的现实，当“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是普遍事实时，也是人们无法逃避的现实后，“不要脸才能生存”就成了“真理”。

　　在没了救世主–信仰危机爆发后，生存的艰难和危机感对许多中國人来说突然成了课题，而当现有的法律存在着的严重缺失时，靠欺诈为生的现象就在整个社会迅速蔓延。

　　电影导演张元拍过一部关于李阳《疯狂英语》的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一个不要脸的人》。有人问张元拍摄这部影片的动机，同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國人疯迷学英语、疯迷于集体用大声喊叫的方式学英语？张元说：“这个故事非常荒诞。学英语用集体大声喊叫的疯狂方式，大家一起舞蹈，最大声、快速的方式。当然我最关注的除了这个学习方法，还有李阳这个疯狂的人，他的人生之路–一个过去非常自卑胆小的孩子，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人；这个人的传奇故事同样使我深思。”(见《三联.生活周刊》1999年9期)

　　学过外语的多有这样的体验：学外语的一大障碍就是“羞怯心理”–害怕说错了惹人耻笑。因此这个“消灭羞耻心”的故事具有高度的象徵意义。

　　前几年非法传销活动猖獗一时，它已经展示了“消灭羞耻心”的训练在中國达到了什么高度–“传销教父”传授致富的秘诀就是消灭羞耻心，他让无数渴望发财的中國人在黑暗中齐声呼喊：“我骗你，是因为我爱你”，而这些接受过训练的他们行骗的第一个对象，通常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羞耻心已经被彻底消灭的人，只有在亲朋好友那还能骗取一点点信任。

　　90年代初，无锡非法集资案又导致了陈希同、王宝森这样的大贪官落马。这起诈骗案不仅使无数老百姓的一生血汗化为乌有，非法集资案后面这种背景还直接涉及了政府官员的信用危机，它更深刻说明了当今社会信用匮乏的严重性。

　　同样，80年代的三角债，90年代商业领域的赖账现象拖垮了无数国企或私企，也都无不说明了当今中國社会信用匮乏的严重性。

　　在众多的赖账者中，“中國首富”牟其中无疑是佼佼者。这个欠下银行数亿巨款的骗子还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欠银行的钱可以不还”的理论。并且有一批“经济学家”为其大唱赞美诗。

　　中國的股市呈现的则是另一番风景。证券交易本是一种融资和投资的工具。投资者本来是想把钱交给那些有本事赢利的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赢利后的分红达到增值的目的。然而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几家具有投资的价值？

　　避孕药的新用途

　　要想了解中國当代社会的信用危机，甚至不用讨论上述问题。只要问问今天的中國人还敢吃什么就足够了。

　　餐馆里的黄鳝是越来越肥大了，王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