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历届北大校长之中，马寅初无疑是最受北大师生和知识界尊重的一位。然而，马寅初在北大也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和无尽的批判。那是北大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纹革结束之后不久，许多外宾来华访问，鉴于马寅初崇高的声望和二十多年的沉默，他们纷纷问及马寅初的情况。于是，有关方面专门派一名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马寅初，希望放些信息出来让海外关心马寅初的人们安心。

　　“近二十年来，马寅初不是被人们遗忘了吗？”马寅初的次子在电话中这样质问记者，并代表马寅初拒绝了这次由官方刻意安排的采访。“我父亲本人和我们家属迫切要求黨组织对他落实政策，希望能够尽快复查他的问题，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时光倒流到二十年前。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康生将北大黨委书记陆平叫到ＸＸ部，布置批判马寅初的事宜，还告知北大方面，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会将马调离北大这个“战略重地”。于是，陆平回校之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北大黨委常委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１２月１７日给北京市委写了报告，提出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

　　马寅初在这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面前没有屈服，他在反驳文章中指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遗憾的是，当时的北大师生当中没有几个人能够体会和认同马校长坚持真理的勇气，大部分人都参与了对马校长的攻击和批判。

　　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由陆平继任。不久，马寅初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位也被罢免。此后二十年，马寅初彻底从公共领域消失了，他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权利。

　　这不是马寅初第一次倒霉。１９３８年，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多次公开批评国民黨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马寅初在一次演讲中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要言人之不能言。”他直接点名斥责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腐败行径。在那次演讲中，马寅初大义凛然地说：“今天我将我的儿女都带来了，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主张是什么，今天我的演讲就是我留给他们的遗书，我马寅初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此后，马寅初受到国民黨当局的严密监视、软禁直到被捕。１９４４年，在各界人士的声援下，马寅初才重新获得自由。

　　追求真理就是要付出代价。马寅初先后在两个政权下度过了将近两段加起来接近三十年的幽居岁月。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方才亲自批示给马寅初平反。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北大召开干部大会，给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此时，马寅初已经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

　　北大有负于马寅初校长。当年那些自愿或者被迫参与辱骂和批判马寅初的北大师生，有谁向老校长道过歉呢？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公开地道过歉。我相信，当年不少的参与者，如今正是北大各个学科领域中风风光光的教授、博导乃至院士。大家都把自己年轻时候的罪过与错误深深地掩盖起来———自己原谅自己、自己给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这是中國人最精通的、无师自通的生存秘诀。

　　北大有谁向马寅初道过歉？这不仅对已经逝去的马寅初校长来说是一个问题，更对每一个北大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来源：《西湖》

　　作者:余杰

　　日前看到一篇报道，题目是“清华毕业生当搬运工，月薪１２５元”。一个名叫戚柯的学生，从清华毕业６年，就业的第一个机构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半年后被迫辞工，此后求职无门，做过搬运、发过传单，但每份工总在一个月内结束。据称这位身高１. ８０米的堂堂男子汉已确诊患上忧郁症，他的日记留下心灵挣扎的痛苦经历。

　　无独有偶，不久前北大毕业生武小锋由於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卖糖葫芦。

　　中國社会最早关於中國顶尖名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报道始於两年前，一个名叫陆步轩的北大才子竟然去做肉贩。记者採访时他在摊档操着“屠刀”砍肉，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惊异目光。

　　作为北大校友，我感到心酸。燕园许多人看了报道，觉得“脸上无光”，说武小锋不代表北大水平。清华园也有人对戚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你什么不能干偏要去做苦力？

　　中國以前有个讥讽读书人的说法：“操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鹹鸭蛋的”。果真不幸言中？武小锋的专业是北大“预防医学”；戚柯在清华读的是核子物理。

　　能够跻身清华、北大，基本上都是各省市的高考状元。当年我参加北大的入学典礼时在想，海淀区一条马路两边的两个学堂，聚集了全中國每年涌现出来的最拔尖的脑袋，这在世界上也属奇观。校园里的森森古柏、灰墙厚土，因为这些年轻人的川流不息而充满青春活力。

　　这些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國家，我不认为中國的人才多到连清华北大的毕业生都容不下。

　　北大清华是中國高端人才的最大集散地。两校的风光史不必我来赘述。如果把中國高校形容为金字塔，北大清华就是塔尖上的两颗明珠。去年底英国《泰晤士报》评选２００５“全球最佳大学”，哈佛居榜首并无惊喜，但北大居然排名十五，首次超越日本东京大学，勇夺亚洲第一。国人无不振臂高呼。半个月前，诺奖得主杨振宁在广州作题为《怎样评价中國高等教育》的演讲，声称清华学生比哈佛的平均素质要高，语惊四座，国人的自豪感再被点燃。

　　我认为，清华北大是知识圣殿，不是神殿。生活不是神话，职场不相信眼泪。能够考入名校，只能说在人生征途中打了一场胜仗，但不可能一劳永逸。

　　据说，武小锋的父母被人问“你儿子是北大毕业，怎会找不到工作”时，头都擡不起来。名校以后有必要加一门课，培养学生“输得起”但又“永不言败”的毅行。人生就象马拉松赛跑，笑到最后那一个才是胜利者。如果连待业或失业这样的阶段性挫折都受不了，那趁早别把自己看成是精英。

　　再说了，哈佛康桥就没有滥竽充数的？北大清华就没有次货？西点黄埔就没有败军之将？蒙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再肥美的草原也有瘦马”。

　　本月四日，中國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炮轰北大清华招生“掐尖”，会埋没许多人才。我觉得有道理。以中國之大，每年高考的精英，尽为北大清华的囊中物，挑剩的才轮到国内其他一流大学。去年河南有位考生考上中科大却没报到，校方打电话询问，才知他在重考冲刺北大。另有一位考生，父母双双下岗，为了支持儿子考清华，父亲带病外出打工，考生重考四年才圆清华梦。四川某重点中学墙上贴着“清华必上，北大必读”的标语。朱校长感歎：“清华北大是一流，但不是所有专业都一流。北大文科理科优秀，但工科可能不如哈工大和北航，清华的强项是工科，但理学院却未能与中科大比，法学院亦不能与人大抗衡，如果所有优等生忘记了自己的强弱长短，都涌去读这两所学校，在人才培养上是极大浪费。

　　如果遭遇就业尴尬的毕业生不是北大清华的出品，根本就不会引起社会的如此关注。据教育部透露，２００６年中國高校毕业生有４１３万人，“十一五”期间有２５００万大学生寻找工作。中國人民大学曾出现十多名同班同学竞争某部委同一岗位的“撞车”事件，就业形势可谓严峻。欧洲早些年已体验“毕业即失业”之痛，名校学历不再是职场的“直通卡”和“免检证”。英国ＢＢＣ报道，到２０１０年，大学本科将成为象中小学一样的义务教育。换句话说，人人都是大学生，没啥希罕的。最近广州一些企业５００元月薪聘本科生，大家不必大惊小怪。

　　作者电子邮件：bobleeau@vip.sina.com

　　作者:李剑诸

　　近代中國教育一开始就采取了两种差别颇大的模式：美国模式与德国模式，前者由清华大学领衔，后者由北京大学主倡。如果从其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来看，美国模式是典型的道家模式，二者都推崇人本主义与自由主义，都建立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与繁盛；德国模式是典型的儒家模式，二者都推崇国家本位和等级制度，并赞成以暴力维护或者建造某种秩序。在国家本位指导下，德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儒家则成为典型的压制自由与人性的自虐文化。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一百年过去了，而人并没有树起来，足以证明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育模式的垮台。一百年快过去，今天无论是市面调查，还是乡间民谣；无论是旁观者还是亲历人；无论是庙宇殿堂，还是江湖乡野；清华人都获得了远远多于北大人的赞誉。

　　终于，以傲气闻名的北大开始了自发的改革。改革的最明显的表面特征是：由蔡元培的德国模式转为美国的哈佛模式，由汉武、晚清的腐儒等级模式转为海纳百川的盛唐大道模式。最表面的东西往往也是最能体现改革本质与内涵的东西：北大改革是野蛮对文明的服从，是国家本位向自然人本位的变迁，是儒家向道家的转轨。尽管转轨的时机在当今世界已经是最最落后的了，她毕竟表明了一所名校，乃至于一个大国亲历百年沧桑之后，极端痛苦的非开拓性的服从。

　　一、北大的改革是与世界为善的改革

　　１、旧模式的大：荒原丛林式的博大，文化与自主品格的荒漠？

　　北大的旧模式无疑是大的，但这种大却不是根深叶茂的广大，而是荒原丛林式的博大。旧北大之大是没有根基的，她缺乏基本的文化与最基础的自主品格。旧北大之大，说穿了就是荒，北大荒；就是野，一流的文明人进入旧北大，荒野里呆久了，不得不野，并且久而不知其野，最后成为暴力的推崇者、社会的摧毁者，或者末流的野蛮人。

　　据国外人才机构追踪调查，吸纳中國最优秀学生的旧北大，在社会一流人才排名中根本没有进入中國大学前１４名（美华网络）。旧北大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北大自揭其短的几篇论文的失败，而是一流建设人才的满盘皆输，外加社会动荡、階級斗争与人道主义灾难源头教育的罪不容诛。不管北大人承不承认，不管中國人惊不惊心：“清华帝国，北大荒”，“清华第一，北大第二”，“清华上流，北大末流”成为一种事实。仅有的旧北大名人，以“陈独秀、马寅初、鲁迅、张国涛、张灵莆”为代表，昙花一现者居多，反人性者居多，愤世疾俗者居多，奴颜婢膝、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居多。一句话，旧北大人，或者说受旧北大模式熏陶的人，很难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而也很难找到社会存在的价值，他们除了愤世嫉俗还是愤世嫉俗，除了空洞口号还是空洞口号，除了摧毁还是摧毁。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美国人有些渊源的清华，校训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之中，不搞文科的清华校训，文化气息浓得比清华本身还要广为人知，文化与自主品格的效应使得８０年后的中國政坛出了清一色的搞理科的清华人。反观旧北大，没有人知道其校训是什么，其精神、文化又是什么？搞文科的文荒，搞政治却乐于做权贵的御用工具，没有基本的自立、自主意识，旧北大基本上就是一片文化与自主品格的荒漠。

　　２、旧模式的自由：以国家本位为理念，推崇国家暴力，屠宰人性的野蛮人的自由

　　旧北大无疑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在与国家权贵理念一致时，是以国家本位为理念，推崇国家暴力，伤害普通公民自由的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自由；在与国家权贵理念不一致时，是没有人本主义理念，鸿蒙的、荒原旷野式的、没有根基、没有规矩、没有自助他助意识的野蛮人单斗独行的反人性、反社会的自由。

　　北大荒虽有历史的沉淀，但更主要的是旧北大人的沿袭。北大的前身，无论从汉武帝时期的太学算起，还是从清朝的京师大学堂算起，都是朝廷培育中高层官吏的工具，京师大学堂每月都有圣训一课，灌输忠君舍己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北大根本就不是典型的完善人性的学校，而是工具制造厂、人性屠宰场。王朝覆灭，主人难觅，当旧北大从有主的圣地变成无主的湿地，北大人本来有许多事情可干，让自己成为主人的。遗憾的是，旧北大并没有及时完成以国家为本位向以自然人人性健全为本位的现代转型，至蔡元培时期，在荒原旷野式的、没有根基、没有规矩、没有自助他助意识的野蛮人单斗独行的“自由”旗号下，北大湿地演变成一片无主的荒漠，无可无不可，反正没有主人，没有理念，没有精神文化，也没有是非对错。

　　因此，如果旧北大坏规矩，那你应该觉得理所当然，因为那里是一片野蛮的荒漠，根本不懂规矩为何物。故封建制度废，辜鸿铭台上试刀，以一个茶壶必带四个茶杯才会舒服传娶妾心得，旧北大倍感学术自由；战乱国破时，五四大游行，将中华传统文化抹黑骂臭，旧北大自觉独领风骚；再有纹革之乱，王铭铭之丑闻，旧北大从博士到本科生，公然撰文不以为然，完全实践善恶齐一；社会上盛传旧北大硕博研究生招生不公正，录取不公开，旧北大不仅无需回避，反而能以不合情理的旧北大歪理，公然将不公正制度化，旧北大真正惟我独尊。如此等等，都是旧北大历史之必然。

　　旧北大破坏规矩首先是从屠宰自己开始的，个人虚无，国家本位，只见国家不见人，人的存在只是国家存在的一件道具。此为旧北大特色，也是旧北大的命门。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描述教育的精神时说：教育首先为己，人生哲学之精髓无他，“一己之修明”是已。旧北大教人不为己，本为锻造工具，实为屠宰人性。自己尚可屠宰，而况于其他乎？教育人与人性为敌，就是教育人与世界为敌。一流学生如果同与世界为敌的教育结合会产生什么？难道仅仅是北大一流人才近８０年的沉寂，绝对不是。人性尚可怀疑，世界还有什么不能怀疑。旧北大８０年的沉寂，换来了中國八十年的动荡，在动荡中：国际正义、传统文化、个人人性，国家法治，自由、人權、竞争、竞选与宪政，什么没被怀疑过？什么没被歪曲过？什么没被攻击过？

　　以忠君保国、舍己为人、杀身成仁办北大，中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國以前的历史不由旧北大写（或者说仅仅是动荡部分由旧北大写），“中國今后的历史，很可能是清华人来写，北大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为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为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足以信赖的士兵”。

　　尽管上述引文将新旧北大混为一谈，也没有考虑到北大会有觉醒的一天，犯大忌对北大的未来下了断语。但忠言逆耳，沉睡不醒者可能还是需要这种呼喊的：醒醒吧，北大人，忠君、舍己教育害了你，而你则要害中國与世界？！但你本是民族的精英，彻底放弃忠君舍己的骚动，给自己一个立足点，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吧，中國与世界的建设确实需要你。

　　３、从推崇德俄暴力哲学到推崇中华文明与美英文明，从汉武、晚清腐儒到盛唐大道——北大的改革是与世界为善的改革

　　荒原生活过久了，总想找个地方落脚，聪明的北大毕竟不可能被一袭传统而蒙蔽。这不，北大开始改革了，而且，这一回是真改革：是与世界为善，相信世界有善，而不是怀疑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是融入世界随波逐流，而不是特立独行，闲逛百年；是彻底转换模式，而不是局部小打小唱，是推崇中华文明、美英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统一性，而不是鼓吹私人暴力、动荡、革命与国家暴力，攻击他人与社会。

　　说老实话，刚听到北大要在全中國范围内招师资，并且要彻底摒弃近亲繁殖的做法，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我联系报考北大博士时，法学院的导师还说：为了提高北大博士的质量，考虑到外招博士与内部博士素质上的差异，北大法学院原则上不再向外校招博士，转而采取硕博联读，直接保送的方法，少量名额在同等条件下，择优录取本校学生。结果是：我北大没报成。而且北大的歪理歪得北大人个个理直气壮，我是北大，我的素质天然高，即便有了素质不高的北大博士，那也肯定是外来劣等民族破坏了北大的皇室血统的缘故；为了保证北大永远优秀，必须坚决禁止杂婚。当时我的感觉是：与旧北大打交道，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处在哪个侯年马月和什么血统的人在讲话。

　　旧北大的血统，无论是上古的儒家、中古汉武帝的太学，晚清慈僖的京师大学堂，还是近代德俄的大学模式，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等级的延续。旧北大就是国家，以国家为本位，或者以国家代言人自居；这些都与“朕即国家、朕即皇室”没有什么两样，下里巴人们，非旧北大血统者，无非是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的灰尘，扫地出门才是要务。不错，以国家为本位确实有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两次世界大战、国家社會主義、君国爱国主义、计划社會主義，应有尽有。他们都发源于德国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国家本位思想，都在佛教文明、道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衰落的地方，以国家本位为理念搞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实验，最后都落了个人道主义灾难横行，国破家亡，人心不古的结局。因此，以国家为本位教育人，名义上为国，实质效果贼民害国。

　　终于，我们看到北大承认旧北大血统之外也有人才，下里巴人也存善念，国际还有正义，中华文化也很可爱，道家也有精髓，北大应该与他们为善，将下里巴人不问出处和血统，一并纳入北大的开放之门了。终于，北大不再是身份，而是能力的象征；终于，北大不再是国家，而是自我立足的象征；终于，北大也要先进行完整人格教育，然后再图其他了；终于，北大看惯了非北大血统的下里巴人，承认他们有可能比皇室血统素质高了；终于，北大的教育模式与世界世俗化大潮相一致，逐步完成从德俄暴力到美英文明，从汉武、晚清腐儒到盛唐大道的历史转型了。

　　一句话：北大目前的改革使北大人性化，世俗化了，不再愤世嫉俗，而要延揽人才，建设社会了。

　　二、与世界为善的后续效应

　　我之所以将北大的改革理解为与世界为善，主要是这次改革的内容出发的。这次改革的出发点是立足人本主义，给全中國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教师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削弱身份关系，废除隐性合同。而不再是象以前一样，非某某身份不得进入旧北大，或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有旧北大背景的竞争者。应该说，以前形形色色的改革，旧北大不是没有，但这种放弃旧北大自认为优越的身份，明确提出防止近亲繁殖，对内外一视同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引进外部人才的改革，还是第一次。

　　因此，我可以说，这是北大第一次降下几千年的臭架子，从禁止杂婚到提倡杂婚，向全世界非皇室血统示好。旧北大庄园变开放了，在同等条件下，他们更愿意以一个北大血统的人与另一个非北大血统的人交换，把北大人派出去，将异乡人请进来，无形之中扩大了北大的交往量。这种与世界为善的开门政策与我上面提到的旧北大法学院在几个月前颁布的与世界为敌的关门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它将在如下几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后续效应。

　　１、与世界为善让北大更宽容、更自信

　　在与世界为敌的时代，旧北大的地位依靠身份垄断、暴力、漫骂和制度上的歧视来取得，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就必须不断地指责外界一片黑暗，不断地关闭旧北大的校门。当然，一扇校门和一种录取制度的不公正并不能改变世界，但有可能改变旧北大：近亲繁殖、互相摧毁、桀骜不驯、蛮不讲理、丝毫不守规矩，都是暴力垄断与关门政策的必然产物，没有人能够躲避得了。

　　在与世界为善的时代，北大的地位是通过与外界无障碍地交换能量获得的，维护北大地位的不再是一扇门，而是大量的交往，是内外的互相承认与吸引。北大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社会有的一切都已经通过竞争来到了北大，漫骂毫无必要，关门至为荒谬，北大将更加自信。

　　２、与世界为善将使北大参与中國建设史的写作

　　正如前面指出的一样，过去的教育制度以国家为本位，甘愿做权贵的工具，以一种特定的身份对外界下者或指手划脚，或破口大骂，或鄙夷不屑，对外界上者或趋之若骛，或奴颜婢膝，或杀身成仁，或投敌变节。但如果与世界为善改革成功以后，北大的特殊身份消失了，北大成为自己而不是御用工具。立己而立家，立己至致，自然平天下。做到了“内圣外王”，北大就跟清华一样，不再是工具制造厂，而是伟人同游中心。北大将与清华以及其他学校一道，共同参与中國建设史的写作：“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足以信赖的士兵”。

　　我坚信：只要北大能与世界为善，将一流的学生培养成为荒原旷野的“精神漫游者……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为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将一流的资金换得本校８０年沉寂，中國８０年动荡的屈辱将不复存在。

　　３、与世界为善将使北大参与全球建设，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某种意义上，北大之痛就是中國之痛，就是世界之痛。因为毕竟进入北大的原材料是从占全世界１/ ４的人口基数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本可以成为人杰，他们具有巨大的能量，只因为经历过某种教育才遭遇跌底的厄运。无庸讳言，将他们打入社会底层的成本远远大于当初辛辛苦苦将他们挑选出来，并投入巨资加以特定教育的成本。旧北大，一所总与革命、造反、游行、动荡联在一起，却与建设无缘的名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所有的大学都以“追求学生人格的完整，完善人性修为”为最高目标，一流的大学必须以一流的师资对一流的学生给以最能“追求学生人格的完整，完善人性修为”的引导，使他们在最低能够人性自保，最高能够成为全人类坚定领袖的通时广域纵横驰骋。

　　我坚信：与世界为善的改革完成后，北大一定能够一改８０年沉寂之厄运，以及社会动荡与摧毁者之形象，参与全球建设，尽快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我盼望着这一天！

　　作者简介：

　　李纪兵男１９６９年生湖南洞口人法学硕士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财税、金融、公司法研究邮编：４１００８３电话: ０７３１- ８８３０８３９如有更多信息需要交流，请登陆 http://earthking.wokankan.com及相关链接，或者E-mail: jbhn@sohu.com ；

　　作者:李纪兵

　　一年多来，北大和清华各自加快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步伐。先是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在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通过媒体宣布，北大要在２０１５年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新华视点”：“２０１５年，北大跨进世界一流大学”）。整整一年之后，北大的黨委书记闵维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宣布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人民日报》２００３４２５）。５月４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文章：“北京大学迈向一流”。同一天，北大发表“校庆专文”：“北大五年实现一跨越”（见北大新闻网页）。比起清华大学咬文嚼字地要在２０１２年“跻身”、２０２０年“整体成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无疑在气势上占了上风。

　　中國目前的高教大跃进始于１９９５年的“２１１工程”，其内容就是要“面向２１世纪”，重点建设１００所高等院校，使之成为中國高等教育的主力军。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高教产业化也大致开始于这个时候。到了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仲共当时的總書記江澤民在北大百年校庆仪式上宣布：“为了实现现化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是为“９８５工程”。这“若干所”一流大学的数目据说原定只有北大清华，但最后其它学校先后挤了进来，现在共凑了九所。但北大和清华的骄子地位不变，他们从教育部各得１８亿元人民币，分三年支付，到２００１年全部付清。而其它学校是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出钱“共建”，金额数量也要少得多。因此在高教圈内，这被称为“２+Ｎ”模式。

　　细心的读者看到这里，心中大概也明白了为什么北大清华先后忙不迭地推出达到一流的“时间表”。因为进入了２００２年，教育部的特款已经支付完毕，不搞新的造势，不搞一些新的花样，怎么对已经花掉的１８个亿做个交代？怎么能够再要到“大钱”？许校长就说：：“第一个１８亿使北大’ 脱贫’ ，起飞还要面临许多问题。”（新华网２００２０３１９：许智宏为北大迈入“世界一流”开列时间表）。对他们来说，“起飞”还能面临什么问题呢？无非是钱的问题。因为从北大到清华，他们的唯一办学思想就是认为钱能够买来一切。这不，北大新近设立千万元人民币大奖，要奖励那些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北大教师。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世界上花钱买名气。因此，那个“第一个”１８亿人民币对北大来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他们还要有第二个、第三个、无穷无尽个１８亿。

　　１８亿人民币在中國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据说，“希望工程”十年募捐的总额还不到１７个亿。根据“希望工程”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ｙｄｆｏｒｇ/ 介绍，在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年间，中國有中小学失学儿童和少年大约四千万人，而四百元人民币就能够支付一个失学儿童完成小学教育的费用。这么算来，１８亿元人民币恰好能够使四千五百万名失学儿童接受初级教育。再加上给清华的１８个亿，中國政府几乎可以还上从１９８６年起就积攒下的《义务教育法》欠帐。（令人不解的是，《义务教育法》是中國人大制订的法律，教育部凭什么可以将它置之度外，而在没有人大授权的情况下，毫不吝惜地把巨额资金用来建设“一流”大学？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探讨，可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们是不会为此费心的。）

　　中國有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甚至要靠卖血来维持生存。河南省艾滋病大流行，就是贫民卖血交叉感染的结果。据说一升全血的价格只有３５０元人民币（见“人民网”２００２０６０７：老父卖血６年供儿上学，逆子抛荒学业游荡京城）。那么，１８亿元人民币可以购买五千万升鲜血，足以把北大的未名湖灌成血海！

　　可北大清华却不管这些，他们还嫌不够，他们还是要老着脸皮，昧着良心，向政府伸出贪婪的双手要钱。闵书记，许校长，你们能不能说一说，你们还要钱干什么？

　　让我们先看一看北大拿这么些钱都干了什么吧。下面是《光明日报》在北大建校１０５周年之际给他列举的数字：“５年来，北大学科建设硕果累累。２００２年度，北大６项成果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重点学科评审，北大８１个学科入选，在全国遥遥领先；２００２年，北大２４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数学科学院的”数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获国家级特等奖；２００２年北大９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再次名列全国第一。”

　　也就是说，用１８亿元人民币作为推动剂“迅跑”了五年之后，北大仍旧是中國的炕头王！这些“全国第一”的代价就是几千万失学儿童！这些“全国第一”的代价就是中國贫民五千万升鲜红的血浆！

　　可能北大自己也对上面那些“全国第一”有些脸红，在“校庆专文”中，北大还不伦不类地列举了这么一个“成就”：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１日下午，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微分拓朴学“期末考试。身患鼻咽癌已十年，身体异常孱弱、已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教授坚持让学生把他扶进考场监考。３个小时，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为了这次监考，他从头天晚上就停止了进水进食。考试结束后，学生们含泪将他抬下楼送上车。２０天后，张筑生与世长辞。此前，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讲坛，并曾５次出任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５次夺得总分第一，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微分拓扑专著《微分拓扑讲义》。”在北大数学院，像张筑生这样德才兼备、默默奉献的老师众多，形成了“学术高原”。该院在全国高校中数学类重点学科最多、师资力量最强，在数十位教师中就有５位中科院院士、５位“长江学者”。“

　　这篇专文没有提到张教授在北大劳累而死，却完成不了北大规定的工作量。这篇专文没有提到张教授至死也没有被评上“博导”。这篇专文更没有提到张教授至死仍旧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清贫生活。（见《光明日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７日头版：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

　　是不是北大的教授都清贫呢？不是。“９８５”专款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补贴教师的工资的。但是，什么人能够捞到大头，什么人仅能够吃点残羹剩饭，这里面的学问足够几个院士研究好几年了。张筑生教授编写讲义、撰写教科书不算工作量，可任务却下达到了他的头上。指导国家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不算工作量，但每次都由他牵头。而那些精明的博导、院士根本就不屑于编写讲义。他们要全盘引进国外的教科书，工作既轻松，又显得有水平，工作量系数又高，还可以继续晋级高升。何乐而不为！

　　请问北大，张筑生教授在生前什么时候被认为是“学术高原”中的一员了？他是北大培养的第一个理学博士，逝世时已经６２岁了。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北大数学学院共有６２名教授，其中有５名院士、４５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所以，张教授不仅不是什么“学术高原”，简直就被北大看成是“学术洼地”。是北大的教授水平太高了，还是北大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太荒谬了，闵书记，许校长，你们能不能给中國人民一个明确的答复？

　　张教授去世后，北大的学生在ＢＢＳ上发表纪念文章说，“幸亏北大还有张筑生这样的教授”。那么，北大还有什么样的教授呢？

　　王铭铭抄袭案影响遍及全世界，连被北大奉为神明的《科学》杂志都曾报道此事。可他至今仍旧是北大的教授。这个被他的弟子吹捧为“木秀于林”的大牌人类学家，在他“逐句逐字”校对的一本书中，能够把英文中的“孟子”译为“门修斯”，能够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译成“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见北大教授、博导的水平高到了什么程度。（倪乐雄：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

　　不过，北大校园中，这些年来最风光的是一伙经济学家。而他们之中，名声最大的就是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博导厉以宁教授，他以“厉股份”驰名全国。“厉股份”把欧美的现成资本理论在自家的炒锅里掂了几个过，然后就能够在中國卖个大价钱。他的夫人是北大的高级工程师，他的儿子是北大毕业的硕士，他们母子二人在深圳搞股份运作，他们的“运作”对象主要是北大上市公司的股票，据说厉家的资产早就过了亿元大关。厉教授曾有“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他曾断言，如果到了本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这么不要脸的混帐理论，用北大几千人的教授来遮盖中國数千万失学儿童、数千万“下岗”职工、数亿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这个国家难道是为你们北大开设的？不难想象，厉教授在北大岂止是学术高原，简直就是学术峰巅，连院士都要避他的风头。

　　除了厉教授，北大的经济学家新人辈出。北大有一个专门研究生物技术产业的经济学教授、博导，名叫汪丁丁。汪教授研究生物技术产业，总该对生物学略知一二吧？否！汪教授好象对生物学一无所知，连蛋白质、氨基酸这么简单的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因此他能够把英文的相应词汇翻译成“蛋白体”、“阿米诺酸”。就是这样的人，还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在搞什么“新新经济学”。

　　除了汪博导，北大的另一位明星经济学家就是什么“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教授。这个刘伟，三本书的内容被他“资产重组”、翻来覆去地出版了若干次，现在是名符其实的著作等身了。在他的官方网页上，每篇文章后面都标有字数，少则一、二千，多则数万，精确到了个位数，不知道是用来计算稿费，还是在炫耀自己的高产。他曾在一个骗子学校中挂北大教授的牌子授课。他曾在北京市政协高谈“公路堵车象征经济繁荣”。根据他的生活标准，中國不仅早就进入小康，而且已经大同了。他在山东日照都有了自己的别墅。就是这么个人，被列为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是北大经济学院的院长。

　　与张筑生教授在北大的尴尬遭遇相比，在北大能够吃得开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还不一清二楚了吗？在北大，越是踏实肯干，越是受人践踏；越是投机取巧，越是左右逢源。张筑生先生活着的时候在北大被排挤压抑，死了之后反倒被学校抬出来当成招摇撞骗的幌子。北大，你已经无耻到了极点！

　　作者:亦明

　　北大与清华是对于近八十年中國历史造成最大影响的两所学校，这八十多年来中國的政治与学术，总是与这两个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上还很少有几个大学像这两所学校那样，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学人一直就扮演着社会启蒙者的角色，而清华则向历史贡献了另一种类型的知识精英，如潘光旦、梁实秋、钱钟书。两所学校很显然地存在着气质上的差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教育界即流行“北大大、清华清”的谚语，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清华成了纯工科的院校，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清华已重新成为一所综合性高校，但一个北大人与一个清华人站在一起，人们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区别他们。因此，很难说是学科的分歧造成人的气质的迥异，北大和清华各自的传统对于学生人格的塑造，起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作用。

　　北大人与清华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激进的，后者是保守的。北大有鲁迅，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批判旧文化不遗余力，彻底否定儒家文化传统，为后来的左翼思潮导夫先路。而清华却在二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这种激进与保守分野，不但在传统上如是，即使是到了现在也依然泾渭分明。１９９８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北大，中文系９４级女生马楠视之为仇雠，对美国横加指责，不留一点情面；而三年后布什总统访问清华，清华学生提问的问题不但要平和得多，也更加有深度。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历次学生运动，均由北大挑头，北大所走过的一百年，其政治符号的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机构的意义。今天被北大人公认为一代完人，具有“圣贤气象”（冯友兰语）的老校长蔡元培，就曾经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在清末亲身参与过那场民族革命，由此看来，说北大是世界上最具有革命传统的最激进的一所大学，一点也不夸张。

　　激进的北大人从来都自觉地跟政府唱对台戏。鲁迅说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在我看来，北大的精神是常“革”的，北大人最心仪的生活方式是叛逆，所以在北大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的愤青，至于其不断叛逆的历程以外是否还在坚持着什么，就真是天晓得了。正因为北大人的激进常常是基于习惯而不是基于信仰，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外国元首下不来台的“反美姑娘”马楠就可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毕业以后，她也真的就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而保守的清华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要比北大人真诚许多。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闻一多发表评论，指责张、杨，以为国家元首的尊严不容侵犯，一般只读过《别了，司徒雷登》的青年，如何能够想像面对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也曾经坚决拥护国民黨的领导？

　　激进的北大人最喜欢向规则进行挑战。不久以前，武汉的一位高三学生希望通过一篇小说获得免试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资格，作为北大人的孔庆东教授就对其寄寓了无限的同情。而保守的清华人在入学之先，就已懂得要尊重规则的道理。社会舆论一般认为清华人较北大人更有实干精神，不尚空谈，这其实是因为清华人比北大人更加尊重规则。

　　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使清华成了一所纯工科的院校，然而就长期作用来看，院系调整并没有对清华的教育传统产生根本冲击。今天北大人的激进与清华人的保守其实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激进与保守一样，都是各自固有传统的对峙。如果说北大的传统是蔡元培建立起来的，那么清华的传统其奠基人就是梅贻琦。蔡元培本人是留学德国的，他所聘请的教员不少则是从日本留学归来，而清华的教员几乎清一色是美国派。北大人的激进和清华人的保守的分别，其实就是德日派和英美派的分别，就是北大人和清华人自由观的分别。

　　北大人和清华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由观念。几乎每一个北大人都以为自己至少应当做国务院总理，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自由意味着能够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意味着自由地参政、议政。在北大每天都活动着数量可观职业革命家，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直到今天，从未断绝。他们在北大总是能够找到知音，总是会有北大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床铺，甚且供给他午餐。而在清华人的眼中，自由却意味着只受法律和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一切所谓的公意的束缚的权利。对于政治，清华人远没有北大人那样热心。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谨慎地区划过两种自由的传统，一种是英、美的自由传统，另一种则是法、德的自由传统。这与教育研究学者把现今大学教育区分为英美学派和大陆学派遥相呼应。清华始建于１９１１年，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故其传统是纯粹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否认任何先验的事物的存在，而强调注重经验，因此对于社会变革的进程一般而言是反对革命，提倡改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所持的国家主义，就是清华人在政治问题上最基本的立场。另一方面说，这种传统强调理性是有限的，对于自然秩序有着很高的推崇。所以清华人不会狂妄到要去建构天才的社会制度，而忽视了每一个自由人的自然创造。胡适在指导《现代评论》，提倡社会改良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来自清华园的稿子，只此即可见清华人的稳健立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胡适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和北大联系在一起的，他所接受的传统、所接受的自由观依然是认同于清华人的。这是因为他是１９１０年考取庚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与早期清华人同出一系。

　　北大人从老校长蔡元培那里，也从其他留日教员那里全面接受了德国人的自由观。如果说清华人都像英美人士那样与公共惯例保持一致，那么北大人则像德国人那样以独特性自豪，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以为，只有通过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和值得尊重的，而那些非自觉创设的社会秩序遭到他们严重的蔑视。孔庆东对于高考制度的质疑，正是根源于这种对于理性绝对推崇的思潮。问题在于，人类事务中绝大部分秩序都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产物。你又如何能够肯定符合你的理性的秩序同时也符合其他所有人？很显然，这种过分强调个性，力图摆脱外在权威的自由观最终一定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而最终否定了一切人的自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狂热的叫嚣、煽情的鼓动时常能够获得北大人真心的喝彩，也正因为此，在北大做一个真正的异端要比在清华承受更多的白眼。

　　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曾严格区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大人以其政治上的激进，主动认同与古代人的自由，而保守的清华人，却孤独地行走在另一条自由的道路上。一个令人难以为情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的中國几乎都处在北大人自由观的影响下，清华人的自由始终没有在知识界以外的人群当中获得共鸣。１９９４年，一位北大学生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于是他写下了在北大学生间广为流传的一篇散文《北大是清泉，清华是岩浆》。然而，他根本错了。一种蔑视秩序的自由观不可能导致清泉的喷涌，倒是会搅起一滩浑水。钱穆先生就曾感慨：“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许多人误以为北大是最自由的所在，殊不知只有在清华，才能找到真正属于现代人的自由。

　　摘自北大在线

　　作者:徐晋如

　　从12月23日0 时开始，北大和清华的闭路电视停止播出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电影台、阳光卫视、音乐频道CHANNEL V 和体育频道STAR SPORTS 等六套“境外”电视节目。北大和清华的黨委宣传部通知说，这是为了执行国务院1993年10月5 日颁布的129 号令－《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进而根据广电总局和北京市的部署和要求实施的。

　　据《北京娱乐信报》12月13日的报导，北京市在12月12日召开了北京市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专项治理工作会议。要求限期拆除不符合规定安装的电视接收设施。报导还引述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的话说，按照国家规定，接收传送境外电视必须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但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安装接收境外电视。这些违法活动扰乱了卫星接收管理秩序，破坏了法规的严肃性。报导中还指出，符合申请接收境外电视的单位有：三星级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居住的公寓以及因工作需要的单位。

　　政府的这次举动在各主要媒体上都有过报导。政府部门放言，要求各单位、部门及个人首先自查，拆除私自安装接收境外节目的设施，违者将遭受相应的惩罚。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发生在中國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对中國传媒市场进行的一次新的清理整顿。其含义和影响与过去的报刊整顿有所不同。在表面看来，政府宣称是力图维护有关法规的严肃性。这似乎言之有理，并且证据确凿。但把政府的行为放在更广阔和更长远的背景下来看，这更象一场闹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

　　中國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清除大量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并确立新法规是依法执政的前提。但正如目前各政府机构大规模清理的文件和法规一样，1993年颁布的“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也需要进行审查。

　　放在现在这种信息技术日趋完备，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经济份量越来越重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通常应该是如何鼓励和提倡老百姓从多渠道获取信息并利用信息，但中國对整个信息生产和信息流动却一贯持限制的态度，逆历史潮流而动。单以电视行业为例，我们不仅不在国内开放这个领域，不批准民间资本投资办电视台，甚至连看电视也给你划定范围，外国的电视不准看。我们看看符合申请接收境外电视的单位都包括：三星级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居住的公寓以及因工作需要的单位。也就是说，中國的政策是外国的电视只能是外国人看，或者中國极少数单位和个人诸如新闻机构和国家领导人等能收看，普通老百姓获取信息的权利大大受限。我们倒是没有见到禁止外国人看中國电视的限制。在对待国人和外国人的问题上，我们在进行自我歧视甚至自我虐待，在这里没有公平公正的道义可言，这和WTO 规则相去甚远，这样的法规应成为修改或废除的对象。不能因为说这不在中國加入 WTO承诺之列，我们就有理由好好地作茧自缚。将中國人一个个变成傻子，不仅见到政府官员和警察自觉低人三分，连见到洋人也必须矮人一等。其实在中國的很多领域都有这么个怪现象，外国人和外国私人资本可以进入，中國人和中國的私人资本就被禁止。这不是悲剧是什么？

　　8 、9 年前出台的这个法规试图整顿当时的“无序和混乱”状态，但这些年后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反而更是呈燎原之势，这说明这个规定本身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是它违背了人心向背的规律，另一方面其执行成本也太高。法不责众，如果一项法规普遍被不遵守，那它就不应该再是法规。非法之法不是法。无论从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和现实操作管理来看，修改这个规定都是必要的。而在此之前，过份强调去实施它肯定不是因为所谓的“扰乱了卫星接收管理秩序，破坏了法规的严肃性”。

　　实际上，政府大肆干预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利益驱动。政府已经认识到传媒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而且也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产业。包括前面提及的凤凰卫视等境外节目在国内受欢迎的程度日渐上升。无论是对音乐、体育的报导还是对911 事件的追踪上，人们已经感受到境外电视节目的新闻性、娱乐性都大大超过了国内电视节目。随着境外节目收视率的上升，国内企业也纷纷到境外媒体上投资做广告宣传。凤凰卫视的广告几乎全部来自于大陆公司或市场定位在大陆的外国公司，这事实上“侵蚀”了传统上属于国内媒体的垄断收入。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少数垄断性媒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在其他领域进行的所谓“强强联手，提高竞争力”办法类似，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中國国际广播电台、国家有线电视网络等几家单位在政府直接干预和支持下被撮合成了一家大型集团公司，旨在应对国外传媒集团的竞争和渗透，增强谈判力。

　　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为什么行政性干预根本不是解救和发展中國传媒产业的有益措施。首先我们应该肯定政府对传媒行业认识的变化，尽管这种认识可能源于某些直接的甚至是不合法的经济利益。中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没有明确涉及传媒行业开放的条款，但人们已经认识到传媒产业的开放是迟早的事情。事实上，境外媒体已经以各种方式在大陆逐渐生根发芽，并被人们喜闻乐道。而最近，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都正式获得了在广东省的落地权，其中包括新闻集团参股的凤凰卫视，交换条件是它们必须在美国播出中央电视台的某些节目。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目前除了广东省的普通老百姓可以有享受到观看部份境外电视的选择权外，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自由。

　　作为广东之外的普通观众，恐怕很难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20多年广东人处处占尽先机，而在迈入信息时代的21世纪时他们还是要比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特权，如果我们能够容忍过去因经济资源稀缺而人为制造的经济上的不平等，那么为什么在信息资源无限丰富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还要人为制造信息权利的不平等呢？实际上，政府是以牺牲大众自由的做法，去保护少数垄断阶层的经济利益。政府把我们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望，变成和别人讨价还价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的影响力和收入与外国媒体在中國的影响力和收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不知道政府是怎样保护和度量所谓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但每一个普通人知道，如果我了解信息的渠道被减少，如果我的选择被减少，那我的自由就减少，我的利益就肯定下降。相反我的利益才会增加，而我的利益增加，每一个普通人利益增加不就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增加么？

　　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某些电视节目并不因为它来自于境内还是境外。喜欢或需要是很个性化的东西。凡是不被人们喜爱的东西最终会被市场淘汰的。谁想在这上面大包大揽就是自寻烦恼。广东人就不热衷凤凰卫视而喜欢香港其他电视台的节目。

　　政府要么是担心境外电视节目不是用汉语，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于是就一定要替别人看后再转述，那北大和清华等培养人才的地方就不必让政府费心，政府可以把钱和精力用在别处。政府对境外的汉语电视节目有什么限制的必要呢？政府要么担心境外的汉语电视节目比自己的高明，怕老百姓看了之后对政府的电视台倍感失望，于是想关上大门，让人们天天在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电视节目中自我陶醉，不让人们知道外面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蠢事。这种想法在若干年前通信技术不发达和经济封闭时或许还有些作用，就象当年我们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解救一样，但现在我们很容易就观察到这并不是事实。一成不变继续采用这种治国方略岂不是鸵鸟政策。政府要么是担心老百姓的智商太低，怕人们被“腐朽堕落的歪曲的境外电视”误导，进而需要高智商的官方机构先过滤，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高尚的”认识。这种假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的思维是荒谬可笑的。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政府限制国人获取更多信息的做法都将被证明是闹剧，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来源：读者推荐

　　作者:白马生

　　5 月2 日晚，被北大学生呼为“星爷”的香港喜剧电影明星周星驰亮相北大百周年纪念堂，按照《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报道：“近3000张面额5 元的门票在一个小时内售罄，这几乎可以说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还说“有很多情绪激动而又没有入场券的星迷为了能够进场竟然对百年讲堂入口进行围攻，险些造成流血冲突”，读到这些学生如此狂热追星的报道，我感到一种揪心的悲哀和深深的忧虑。

　　真没想到神圣庄严的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竟然为一个素以糟蹋中國文化为乐的香港艺人提供表演场所，真没想到一个搞笑的、痞子气的香港电影明星竟然在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北大学生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真没想到被誉为中國最高学府、中國思想摇篮的北大竟然也是一个培养追星族的窝子。崇尚个性、特立独行的北大精神在那儿？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北大文化传统在哪儿？崇尚科学、追求卓越的的北大学子风采在哪儿？从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学生们的疯狂追星表演上看，这些全都丢失了！

　　这些年北大的文化是堕落了，思想的深邃锋利没了，做学问的书卷学究气没了，关注国计民生大事政治热情也没了。学生关注的热点是怎样考托福出国，怎样兼职挣钱，怎样拿各种资格证书为将来找高薪水工作做基础。当然追星也是北大学子的爱好，这次捧周星驰只不过是他们“追功”的一次体现。恋爱、卿卿我我、租房同居，更是他们所热衷的生活，前不久网上还讨论学校饭堂该不该禁止恋爱的大学生互相喂饭的问题，可见其火候已热到何种程度了。

　　北大是个出思想家的地方，素以产出各类知识名人而著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马寅初等人都是与北大连在一起的著名人物，现当代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林纾、黄侃、梁漱溟、刘半农、冯友兰、顾颉刚、钱玄同、季羡林、王力等大师级的学者都出在北大，就是今天出自北大的名人也不少，学界风头很健的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张维迎及所谓的北大四才子余杰、孔庆东等，都是思想界的名人。但就是这样一个神圣高雅的学校，百年纪念讲堂里就是学术大师的演讲竟也赶不上一个“无厘头影星”有吸引力，你难道不觉得奇怪，感到悲哀吗？我想不通北大的学子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失去自我、而表现得那么狂热去追一个影星？我向来对青少年追星持宽容态度，但我不能容忍北大这样培养精英文化的学术神殿的地方也在培养大龄追星族。

　　而且从媒体信息得知，追周星驰还不仅是北大学生，清华为没能请到周星驰而懊恼不已，清华的网站“水木清华”便是炒作追捧周星驰的作俑者，网上一搜索，以周星驰为内容的网站多的不可胜数，而这些网站大多是大学生们建的，这更是令人悲哀的消息。我看过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春光灿烂猪八戒》等影片，周星驰式的幽默已领教过了，的确他的东西看了使人轻松的一面，荒诞不羁、嘲弄一切，解构一切，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动，因此周星驰被一些人认为是后现代文化的代表。但他痞子式的调侃一切的风格，使人乐过之后更多的是不舒服，感觉的是一种文化的失落。没想到的是他这种“无厘头”风格在今天大陆学生中得到如此的狂热追从，听说《大话西游》里的语言成了网上和大学生感情生活中最通用的话语，的确令人费解，也使香港的影人包括周星驰本人受宠若惊、不思其解。

　　分析一下这种堕落文化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恐怕与我们今天所遵从的教育思想和我们的思想禁锢有关。在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里，大学生们疲于在知识的大海里遨游，出国、就业、考试、学费等压力使他们不堪重负，需要一种轻松的娱乐形式来松弛情绪，再加之国家不欢迎大学生有獨立的思想和干政的热情，八十年代的政治風波之后，他们的政治热情消退了，过剩的精力、思想只能蜗居在个人情感的小天地里，而周星驰式的反叛调侃幽默刚好是他们青年热情的释放场所，一切都是假的，都可以调侃、反讽，只有爱情不朽。周星驰热是北大文化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实际上这么批评北大，似有欠公正，北大文化里高雅博大的成分也有一些，前不久有机会看了一场学生编导演出的莎翁名著《无事生非》，编导的好，学生业余的演技也很不错，整个演出观看的氛围也很好，但遗憾的是这么好的戏仅能在图书馆的一个只有不足200 个位子的大教室演出。要说经典、高雅、欢快，这个戏全占了，要是这里面的台词作为大学生恋爱的流行语汇倒没有什么奇怪的。但这种高雅的文化在北大仅仅是支流，与3000多人捧“星爷”的场面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北大是我从小就仰慕的学术神殿，现在终有了鄙视北大的理由了，倒不是我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媚俗化的文化倾向在一代大学生身上蔓延，这种苗头值得关注，它不仅在消解我们大学的思想学术权威，还将会慢慢地来阉割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力量，这是一种慢性文化毒药。

摘自中青在线论坛

　　作者:文刀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回过头来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么？

　　我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原因，中國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连复印机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善本科技书”。现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搞文科的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芸芸学子面前，将科学讲得高深莫测，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中國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既象《易经》又象《圣经》。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國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國的“阴阳五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很难的，老师课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到老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名人，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某某于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赏。一切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倒是关于气功的讲座很多。总之，北大在做学问上，“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域里，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珠，彼此汤姆、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申一番。的确，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让中國的“杞人”一直忧下去，不怕他忧变了天――中國便可能是牛顿的故乡和爱因斯坦的故乡。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國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引申一番兴奋一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采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所有依然热忱不减。而决定中國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配，所以中國留学生们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跳槽转业。也许过多的知识让我们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学上的童贞和热情。现在，看看国内教育更加起劲地制造小天才和小专家，我但愿中國未来的人才别个个都是小老头了。当然，美国并非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便比较近似于国内。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班出身的人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用“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的人便显出胆怯。在美国，自由的含义之一便是尊重每个个体，哪怕他是多么默默无闻。相反，在中國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便是尽量消灭自己的个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國近代史上运动来运动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惧而跟着形势走。在中國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被人不齿。热爱自由的人说起话来，当然少有顾忌而充满个性，即使说的是科学上的术语。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中國式的读书最适合用来读课本和考科举。书中的每一条都是真理、因为每一条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传下来的读书方法是：读书要以书为主，掌握了一个“正确”的理论体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象武侠小说里的真功夫，都在“秘籍”里一般。迷信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中國的特色之一。我们几千年曾捧着孔孟之道不放，孔孟不行了，便去找其它的主义；找到了馬列主義，便当做救国的真理；后来又去弄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玄学。“现代化”便意味着当官的都要去弄文凭。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被官方奉为学科学的指南，反过来大学里同学们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采和萨特的理论体系，把它们当作“救国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在北大，“科学”是被当做“真理”来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國的其他地方，“科学”是被当做“技术”的工具来看的。而“技术”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点成果，甚至是抄袭照搬引进别人的，也要和政治联系上、和民族的尊严联系上。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学生指定“牛屎”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國人那样开始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國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國那样理论体系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体系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獨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忠告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学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抱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的也没有；小小的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被叫做“小某”、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獨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國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國人，在海外当当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几年以来，我与导师既有争论的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日笃。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國学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公正。表面上“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有《反垄断法》和《遗产法》等限制个人财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个别人的影响力不过度地干涉到社会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数民族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權利，美国的新闻也更加关注社会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呆得不痛快，大可换一个地方继续干。所以，我认为北大校友卢刚几年前枪杀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并杀及无辜的行为，既是卑鄙的和残忍的杀人犯行为，又是对“自由”的完全无知――而不是象网上某些自封的“爱国狂”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卫”的“爱国”的行动：因为他杀了不认同他的美国白人。自由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责任。

　　我国司马迁在伟大的《史记》里，为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游侠列传》。反过来看，几千年封建獨裁之后，在中國做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便如做刺客一般。解放以来，中國有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直言的人是那么少，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一般比三千年以前战国时代的刺客更加悲惨；相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迫害他人的人是那么众多。在我，刚上学便开始学写“在马路上拣了五分钱”、“给军属李奶奶挑水”式的日记，写过无数的决心书和誓言，批判过无数一无所知的人和事，背诵过无穷无尽的政治答题。统治者的心态，是即使不能给年轻人洗脑，也是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胆怯的小骗子――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看事实、定量办事的个人，便如刺客一般；按塞万提斯的说法：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会武功不是主教也就不必去想着打抱不平。

　　所以我们一旦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应该检讨一下个人灵魂深处撒谎的习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震惊，便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美国老百姓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对许多同胞的办事方法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这几年国内的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成绩越来越高，许多人便另辟蹊径，给教授写决心书式的自荐信，言辞诚恳、声情并茂；并千方百计找到在这里素不相识的校友做联系人；其实一面已经在暗中着手转校和转专业；来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把系里和恩师急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什么刑事案件；其人千里之外打个电话过来让联系人去给他擦屁股和邮寄行李，苦劝之下也绝不给系里和恩师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和给联系人留个电话号码。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样做其实很伤人心，许多教授已经立誓不从中國大陆招研究生，一些系开始象防贼一样地防大陆来的留学生，老生再也不愿给新生做联系人。其实在美国，转校和换专业是天经地义、受法律和校规保障的。许多人这样做的小算盘，只是多拿一、两个月资助。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國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了中國的历史。历次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年轻的学生。而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和悲剧的结局。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受连累连“幕后”也不愿当，只愿自成一体高谈阔论；风暴一来，纷纷去讲学问做聪明人，使少数敢于坚持社会责任感的老师这样突出和孤独――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尽到全部的历史的责任。作为学生来讲，在运动高潮自己对前途也迷茫，就不该再去号召老百姓们去做什么，让群众去为自己铺路和堵枪眼，把人民当作做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北大的学生们也把历史当成作戏，十分追求戏剧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丢开不管，对于历史也是不够负责任的。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我记得中國有一位受尽苦难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庆时，带着对北大深深的敬意来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个高音没有唱准，立刻引来台下一片嘘哄之声；我因恰巧坐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镜后的泪水；不知有多少读此文的北大校友还记着这一幕？

　　所以有时我生气地觉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热与自由热，不是出于对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于时尚的偏好。现在，坦率地说，我与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阂，因为他们一般不太看重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批人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而谈得更多些中國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华抱负”。几年以来，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觉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众生平等、世界应该大同。而我的许多同学和同胞，在这里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洋人交往，却天天大肆批判别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

　　在北大时人人大谈特谈自由与民主，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概个个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大家往往热衷于破坏与滥用民主与自由的体制。举个例子来说，留学生一般都是自费生，拿Ｗ－２津贴，照理该交税。但大家不交税的办法五花八门，理由也很多很充足：虽然我拿Ｗ－２津贴，但我认为这是奖学金不用交税；美国反正钱多，不缺这一点；我已经交过税了――我的科研比钱对美国更重要；我将来“要回去”，我应该从现在就享受公费生的待遇；美国反正花钱白养黑人西班牙人白人，为什么不能白养几个中國人；美国不是讲人權吗？它就应该讲我的人權，养养我。聪明些的到中國城请人代办偷税。而中國留学生有了小孩却要拿美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我们是在养“美国孩子”。有绿卡一定要拿，因为“美国需要我”。来探亲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诊室不要签任何字，让社会福利和教会出钱……其实，讲“人權”的社会里的许多好处，都是别人奉献给你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开基础上的“公益”二字。税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监督下使用。也许分配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对个人，它不仅提供了比獨裁更公平的机制，而且也给个人充分的抱怨修正的机会。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样只会索取不奉献，占便宜只嫌不多，那么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以恶度人”的态度，也被许多同胞用来看美国。美国人笨，做题和考试远不如老子；我们偷税、不讲公德，不是也有美国人这么干吗？美国人让我们上学，不就是想将来靠着我们压榨我们吗？同胞们关起门来私谈，说白人多是男盗女娼，称黑人必叫黑鬼，但对任何对中國人的不利评价都要跳，动辄就是“围堵中國”“妖魔化中國”等帽子。别人说了什么、是不是事实，有多少是事实，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报导就不行。说实话，每个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对有关祖国的事过分敏感的时期，因为在我们的爱国教育中，有着过多的“受害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至上”的旧货，从未客观地分析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一直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家长和恩人。近年来一些同胞到美国并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似乎就是专门留在这里“恨”它的。如此，不仅美国先进的东西学不到，中國落后的东西也看不见；留学爱国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國人为了增加社会关系和受教会的庇护，便积极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对宗教并不以为然。国内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在这里往往是另一种积极分子。其实，没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观察到：中國人什么都可以信，其实什么都不信。中國留学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学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爱和切实奋斗的精神――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好了，我从北大谈起，已经谈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谈的，是北大和我们同胞身上最阴暗的一面。其实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终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未名湖那般纯洁和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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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回声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