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摘要：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我们应该树立以下三方面正确的思想：黨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存在错误之处；应该大力发展宗教。我们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是：土地私有化、土地可自由买卖。

　　“解放思想”再次成为中國的热门话题。我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改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阻碍了我们继续发展的思想。

　　我认为只有在以下三个方面树立了正确的思想，中國才能继续向前发展。这三方面分别是：正确认识黨的领导；正视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错误；正确认识宗教的功能。本文还指出了一个不能得到“解放”的错误思想：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以下展开论述。

　　1，黨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

　　我们一直强调“黨是中國人民的领导核心”、“黨领导一切”。在中國这样一个大国，有一个领导核心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黨领导一切”，不应该是黨对人民的要求，而应该是黨对黨员，尤其是对那些做着官的黨员的要求。

　　黨的领导不应该是黨强制人民接受黨的指挥，而是因为黨的成员和官员的确能够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中國、为某地、为某单位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能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因此人民主动地寻求和接受黨的领导，心悦诚服地服从黨的领导。

　　现在，“黨领导一切”已经变成了“黨委领导一切”，而“黨委领导一切”已经变成了“黨委书记领导一切”。在他管辖的地皮上，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他实际上成了该地、该单位的土皇帝。首都北京就在黨中央的眼皮底下，上海是中國最大的直辖（！）市，但其市委书记陈希同、陈良宇能够不受任何束缚，为所欲为，更不用说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市、县、乡、村的黨委书记了。县委书记出动警察抓捕批评他的下级干部，远赴北京追捕批评他的新闻记者，批评违规建造办公大楼的人被关押后原因不明地突然死亡，……等等等等。这些新闻已经多到让人麻木的程度了。

　　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民谣往往高度精练地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民谣说：“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全部拉出去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这个民谣说明，在人民看来，中國的官员有一半以上是有罪的，而且罪大恶极，罪可及死刑。这次四川大地震，那么多学校被震毁，那么多学生和教师惨死，其背后有多少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和偷工减料？！早就有民谣说：“造起一座大楼，就必然会倒下一批干部”。

　　套用一句名言可以这样说：“有多少腐败假借了‘坚持黨的领导’之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倒下的将不再是一片片房屋、一个个贪官，而是整个黨！

　　中國现在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一大原因就是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攫取了大量财富，而诚实劳动的普通民众的收入没有随着中國经济的飞速发展而相应提升。实际上，人民群众对官员腐败致富的怨恨远远强于对企业主经营致富的嫉妒，人民的“仇富心理”已经被“仇官心理”所取代。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盲目地、不加区分地“坚持黨的领导”，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接受黨的领导，那么只会使黨受到贪官污吏的牵连，不得不为他们的罪行买单，最终一起被人民抛弃。

　　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认识到“黨的领导”并非必然正确，并非必然符合人民利益，并非必然符合黨的根本利益。我们坚持的应该是黨的正确领导，而不是黨的错误领导。黨的领导不仅应该接受黨员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也应该接受黨外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

　　在黨内，应该建立制约黨委书记的制度，降低黨委书记的地位，削弱其权力，使他只是主持工作会议的角色，而不是一言九鼎的诸侯王。在黨委会议和黨员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时，他只有一票。还应该实行这样的制度：在该届黨委的任期内，各黨委成员轮流担任黨委书记。

　　在黨内应该鼓励和保护彭德怀式的斗争精神，支持黨员按照组织原则对黨委书记和黨委成员提出批评。打击报复者一票否决，解除一切职务，并开除出黨。没有必要“留黨查看”，如果能够痛改前非，认真工作，将功赎罪，可以重新申请入黨。

　　黨还应该保护和鼓励黨内外的舆论监督，应该把舆论监督看做是苦口良药。能不能保护和鼓励舆论监督，实际上关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即使存在不实批评甚至造谣污蔑，也不能因此而一刀切，封堵言路，而应该在事后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如果继续讳疾忌医，必然会逐渐病入膏肓，最后一命呜呼！

　　中國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应该积极地利用起来，并不断加以完善。黨体现自己意志的方式不应该是黨委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工作，而应该是通过合法的人大代表竞选程序，使仲共（zhong gong）黨籍的人大代表在当地人大中占据多数，然后通过人大对政府和行政官员的制约来体现黨的意志。

　　各地各级黨委今后的主要任务将不是参与政府的决策工作，而是组织黨员深入各选区，为选民服务，积累政治资本，在人大代表选举活动中，使仲共（zhong gong）黨籍的人大代表获得多数席位。

　　黨提名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能够当选，不是暗箱操作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在平时能够代表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群众主动地选择他们来代表自己的利益。

　　2，应该厘清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正确和错误之处

　　馬克思主义是中國的核心意识形态，馬克思主张的公平思想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思想也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价值观。但是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的利润只能来自剥削、完全（100％）来自剥削，资本利润不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这一错误至今没有被正视（请见《资本异论》）。虽然中國人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财产性收入”等理论或概念绕过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但根据馬克思经济学，企业家的正常收益（企业家才能和投资风险的回报）以及普通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在理论上仍然是剥削所得——“剩余价值”或其转移形式。

　　为了避免说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错误，中國学界不能说资本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只能用“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剥削是合理的”来解释黨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结果为企业压榨劳动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馬克思主义是中國的“国教”，但其经济学理论中的错误没有被彻底纠正，只是暂时绕道而过，暂时不谈资本的剥削本质，暂时不谈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消灭剥削。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不确定因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需要向投资者提供额外的经济优惠以抵消因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成本。

　　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國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但是大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却另做一套，这使中國青少年的思想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不利于培养他们诚实做人、言行一致的品格。中國官场说空话、假话成风，官员自称天天在做“假人”。政治理论和工作实践不得不两张皮，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劳动力结构很不理想，低端体力劳动者严重供大于求，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力的价值被严重压低，这是中國出现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遏制私有经济，强化国有经济。但实际上，在缺乏民主制约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早已成了“官有经济”，赚来的钱大部分肥了企业干部（官员），小部分肥了企业员工。交给国家的钱，则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里，在缺乏监督的情况，民众受惠极其有限。

　　其结果是加剧了另一种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官富民穷。贪官的贪污所得不敢存银行、不敢拿出来消费，都藏在家里或者设法转移到国外，而老百姓不敢把有限的积蓄拿出来消费，导致了中國市场需求萎缩，经济停滞。

　　国有企业或者缺乏进取精神、坐吃山空，或者乱交“学费”，浪费国家财富，除了利用垄断地位榨取社会财富，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为代价获取暴利，少有正常健康发展者。因此，在遇到问题时，把“国有化”作为药方，实际上是在饮鸠止渴。很多领域的确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但不能把“国有化”当作万能的灵丹妙药，必须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馬克思经济学主张“生活成本决定劳动力的价值”，而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在中國劳动力供应数量无法迅速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唯一根本措施。利用法律手段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和劳动保障，虽然非常必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体劳动者的问题，在一部分劳动者收益提高的同时，另一部分劳动者则更难找到工作了。

　　根本性的措施应该是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腐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此鼓励投资和创业、发展经济，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大户”，但他们受到官员的刁难也最多。改善黨的领导、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把雁过拔毛、与民争利的政府改造成为民服务的政府，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但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导致了错误的政策建议。

　　3，应该大力发展宗教

　　宗教认为存在灵魂，存在来世，存在因果报应。因此宗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行为，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如果样样恶行都只能在靠法律和舆论来制止，社会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侦察、取证、裁决和惩罚犯错者。

　　现在那么多官员肆意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大量企业偷工减料、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有害商品、大肆排放工业污染，除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制裁不力，抓一漏万，赚百罚一，犯罪成本很低这一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事人缺少敬畏心，无所顾忌。普通民众在平时自私自利、行为放肆、违背公德，也与此有关。

　　宗教宣扬“犯罪者死后下地狱，永世受罚”、“子女受到报应”等，至少可以使信教者心存畏惧，即使在非常隐秘、无人察觉、事后也难以侦察取证的情况下，担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担心受到“报应”，因此自觉地不做亏心事。

　　发展宗教和发展科学并不矛盾。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多数中國人已经拥有了基本的科学是非观，因此不必担心因发展宗教而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國佛教的香火虽然非常旺盛，但是人们拜佛的目的是很功利的，实际上是在购买菩萨的服务——保佑自己实现很功利的目的：能够升官、生意顺利、考试顺利、找到好的婚姻对象、疾病痊愈等等。我们在寺庙里也不难看到政府官员和军队高官恳求“大师”指点前程的身影。因此，佛教在中國已经沦为一种第三产业了。

　　宗教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在国法和黨纪之外的另外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方式：每个人现在的行为决定了他在死后的待遇（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来世的待遇（做人还是牛马，做男人还是做女人，做人上人还是做人下人，……），子孙后代的待遇（因父母和祖先生前的行为而受到奖赏或惩罚，……）等等。

　　中國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文化习俗存在显著差异，为了避免中國因宗教信仰差异而分裂，中國的宗教应该继续坚持多神、泛神的原则，拜菩萨、拜上帝、拜真主、拜孔夫子、拜老子、拜关公、拜毛主席（汽车司机喜欢在车上挂毛的照片、摆毛的雕像，以保佑一路平安）、……都可以。

　　还可以把每个人自己的祖先尊为神仙。不孝之子在父母生前再不孝敬老人，在他们死后，也会厚葬之，因为中國人觉得人死了之后就成了鬼神，拥有了无边法力，于是顿生敬畏之心。

　　强调宗教的作用，不是要否定黨纪国法的作用，而是要三管齐下。很多事情用黨纪国法去管，成本很高，例如官员受贿，侦察取证非常困难；还有很多事情黨纪国法管不着，例如随地吐痰。而宗教信仰可以使人自我约束，对黨纪国法形成补充。

　　我们可以继续坚持无神论思想，但应该从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宗教，不再把宗教单纯看做是迷信活动或单纯的民众信仰，还应该把宗教看做是维护社会安定、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建设和諧社会的重要工具，并加以引导。

　　4，不能“解放”的错误思想：土地私有化

　　近年来，很多人提出中國应该改变土地政策，把土地的所有权分配给农民，并且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

　　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目前中國农民非常穷，他们获得土地后会迅即出售自己的土地，以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或支付医疗费、子女学费、还债等等。大量农民集中出售土地，导致土地供应量大增，土地价格急剧下降。农民出卖土地得到的钱款则会迅速地被坐吃山空，即使投资商业或其它产业，也只是少数有能力、有经验、运气比较好的人能够成功。最终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农民手里既无土地也没有现金或其它资产，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中國的大城市现在还不具备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城市里无法立足的农民，如果在家乡还有土地，会返乡务农，至少不会饿肚子。但如果在家乡没有土地了，只能流落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成为城市犯罪或革命的基本力量。有人说：有田的农民有恒心，而无地的农民只有横心。真是非常精辟！

　　发展现代农业，的确需要土地的合并，以现代化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但土地自由买卖并非土地合并的唯一途径。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本，入股农业公司，一方面参加公司安排的生产劳动，一方面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分红。（请见“中國需要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文）

　　2008年5月18日

　　作者:黄佶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曾经是一个充满红色神话的村子，一直以来，它对外宣称致富的秘诀是信仰毛澤東思想，愿意为建设共產主义而奋斗，村民们把村黨委书记、同时是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和临颍县委副书记的王宏斌称为“小毛主席”，把他们的村子称为“毛主席共和国”。

　　可是，今年以来众多媒体的调查却以事实告诉人们：南街村经济靠的是在权力的干预之下中國农业银行持续多年的政策贷款和12000多名月工资只有150元——300元的廉价的外来劳动力。更为残酷的是，南街村欠下中國农业银行16亿多元的贷款至今本息没有还过一分，它用贷款办起来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南街村早已资不抵债，而且一直宣称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南街村早已在2004年就悄然改为私有制，“小毛主席”王宏斌是最大的股东，其他11名村领导也都是股东，而村民们却都还蒙在鼓里。

　　南街村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不是只有这些呢？

　　在南街村神话的背后，还有令人喷饭的荒唐。

　　1999年，在所有的村干部都反对的情况下，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王宏斌独断专行，拿出2000万元进行稍有一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永动机研究，最后自然是请出八仙下凡也没有造出来。

　　在南街村神话的背后，还有触目惊心的腐败。

　　南街村的村官号称“二百五”，说是每月只领250元工资。可是，2003年5月，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却发现了2000多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王金忠的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在南街村，实行的是“一人说了算”的绝对的一元化领导，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小毛主席”王宏斌的手里，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不论多少人反对，都是拦不住的，造永动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是，村主任王金忠死后却发现有2000多万元现金、多本房产证和多个“二奶”，村主任是王宏斌的手下，在南街村的地位肯定远在王宏斌之下，村主任尚且可以如此腐败，那么，作为南街村无人敢于挑战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王宏斌会不会有腐败呢？会有多大的腐败呢？

　　绝对的权力必定产生绝对的腐败，王宏斌在南街村握有绝对的权力，难道权力在他这里就不会产生腐败了吗？

　　如果王宏斌是绝对的清廉，那为什么他手下的村主任却会腐败得那样呢？

　　如果王宏斌是绝对的清廉，那他手下的腐败暴露之后，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宏斌为什么不作查处，而是相反地以“不开追悼会了”吓住那些企图吵要财产的“二奶”呢？

　　王宏斌自称富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智慧”，自称是个“政治人物”，他考虑得更多的是“政治问题”，曾经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大吹大捧的南街村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是王宏斌政治运作的成功。那么，王宏斌又是以怎样的“政治智慧”让村主任王金忠的腐败问题无声无息了呢？

　　南街村既然是集体所有制，那么，村主任贪污的钱就是村集体的钱，而不是村主任和王宏斌两个人的钱。如果村主任贪污的只是他和王宏斌两个人的钱，王宏斌不愿追究了，不愿查清了，那是王宏斌个人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可是，村主任贪污的分明是村集体的钱啊！作为村集体最高领导人的王宏斌为什么不查清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村主任为什么会有多本房产证，为什么能养多个“二奶”，以给村民们一个明明白白的交待呢？

　　如果王宏斌自己是清廉的，他又怎么会害怕查清呢？如果王宏斌自己是清廉的，他又怎么不会气愤填膺地要查清呢？

　　如果王宏斌和其他村领导都没有腐败问题，他们又怎么不会要查清以证明村领导集体只是个别人存在腐败呢？

　　南街村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16亿元贷款至今未还，而南街村现在又是资不抵债，在有充足贷款支持的时候，南街村的企业尚且多是亏损，今后南街村靠什么还清这16亿元贷款呢？

　　南街村的贷款全部来自国有银行，据最近多家媒体报道，南街村已走到用普通大豆冒称航天种籽以骗钱的地步了，这样看来，南街村今后注定是无力还清国有银行的巨额贷款了，国有银行的钱来自全国人民，因此，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追问南街村更多的事实真相，知道南街村更多的秘密。

　　作者是中國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本文关于南街村的事实依据来源于《第一财经日报》、《中國新闻周刊》、《南方都市报》、《晨报周刊》、凤凰网、《凤凰周刊》、《联合早报》、《南方人物周刊》等众多媒体的相关报道，其中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长达一万余字的特别报道《南街真相》和2008年4月11日《南方人物周刊》的《南街村神话破灭了》是本文写作的主要依据）

　　作者电子信箱：heqin13467504309(at)163.com

　　作者:汤国基

　　南街村的神话破灭了。有记者调查发现，早在三年前这个“样板村”便已经悄悄私有化，而且目前负债十几亿元，濒临破产。然而，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一切，许多村民却一无所知。

　　据称，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以“维护管理层的稳定”为由悄悄改行股份制，并宣布对王宏斌等13位村干部的“股权激励计划”。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黨委书记王宏斌因此获得9%的股权，他从此华丽转身，变成了“红色资本家”。

　　不得不说，南街村的走红更像是一场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试验。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南街神话的破产早在意料之中。改革开放三十年，尽管这片土地仍在生长理想主义，但是在这个更相信常识的世界里，已经不再恭维任何“神话”。

　　表面上，南街村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平等的世界。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在南街村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共和国”。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因为参透政治与人性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寓言。在这个从希望转向忧伤的故事里，动物庄园的新主人们曾经为自己建立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激动不已，不幸的是，不受约束的掌权者很快成为动物庄园里的新特权階級，上述原则因此不得不让位于“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更加平等”。而这些转变在南街村中都依稀可见。

　　多年以来，“班长”王宏斌一直兼着南街村黨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及临颍县委副书记三个职务。显然，在这个“共和国”里，王宏斌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关于这一点，荒诞的“永动机”项目能在南街村上马已是明证。

　　政治不平等无疑是诸多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明眼人都知道，“红色亿元村”里所谓的“平等”从一开始便已经风雨飘摇。否则，2003年5月当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时，人们怎会在清理其遗物时在他的办公室保险柜里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同样，当南街村以外的某些中國官员因为“二奶起义”忙得焦头烂额时，在王金忠追悼会当天同样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三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所谓“没有财产就没有公正”，分立的财产制度更被视为“文明的开始”。显然，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即在于承认了“私民”社会。与此背道而驰的是，南街村共同富裕的标志却是要消灭任何私人存款，用王宏斌的话说是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目空一切的“集体主义”背后，是村民从物质到精神都不得不仰仗集体及其领导者的鼻息，陷入权利意义上的双重贫困。

　　当说，今日世界并不崇尚“人吃人”，但是这并不排除一些人将另一些人“虚拟化”再吃掉。比如通过各种文化、理想等虚拟价值将原本有肉有欲的人驯化成“机器人”，然后完成对“机器人”的操纵与盘剥。南街村最是意味深长的口号莫过于———“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正是这种洗脑式管理使村民一方面心甘情愿地成为领导者个人理想及其他隐秘力量共谋的试验品；另一方面又在机器人般的奉献与集体归属中被遮蔽了权利，以至于“老大哥”、“老二哥”、“老三哥”们变成“红色资本家”时竟被蒙在鼓里。

　　南街神话或许只是最后的“动物庄园”。半个多世纪以前，乔治·奥威尔预言了“动物庄园”的荒诞，中國改革近三十年后，王宏斌们则用南街村的“政治行为艺术”验证了“动物庄园”的结局。记得奥威尔曾经说过，那些奉献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人，总是比那些奉献安全和愉悦的人从他们的追随者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透过南街神话的破灭，我们同样可以说：那些自称愿意为追随者奉献一切的人，在追随者那里所拿走的将远比他奉献的多。

　　作者:熊培云

　　“周老虎”是陕西虎照门产生的一个新词，它比“纸老虎”要厉害多了：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当事人仍然大言不惭，死不认账。当年毛澤東发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也发现，中國很多地方都有“纸老虎”。2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揭示了南街村真相，就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

　　因为宣称信仰毛澤東思想，坚持集体主义道路，过共產主义生活，从而创造了超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南街村名噪一时。然而，记者的调查发现，南街村主任王金忠病逝后，遗物中出现两千万现金和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的名义要求分割遗产；南街村的发展主要靠银行贷款和外来劳动力，早已资不抵债；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房产证、股权、银行贷款、外来劳动力，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的东西；一边宣称干部群众都拿一样的超低工资，一边拥有巨额现金，还有“二奶”和私生子，肯定不符合“共產主义道德”。面对这些明显的谎言，南街村的领导仍然矢口否认，依然唱着高调，并以此作为自己操弄权术、愚弄天下的遮羞布。

　　更可怕的是，跟历史上诸多專制弄权者一样，他们通过愚民教育，挟持村民一起说谎。发现领导有巨额现金和“二奶”、私生子之后，村民们并不因为受骗而生气，仍然称誉他“劳苦功高、鞠躬尽瘁”，还主动为他辩护说：“上边的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这也许会让已经具有反腐和维权意识的大部分中國人感到惊讶，但是在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教育中，村民们没有任何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

　　他们住上了条件较好的楼房，家里有了彩电冰箱，看起来是高福利，其实是村集体领导对他们财产的剥夺，从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控制和思想限制，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为他们所有，如果你要主张权利，那就随时可能失去。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少一颗星，就少一项福利；如果是六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被要求搬出楼房，住回尚未拆除的旧房。

　　真正的福利社会中，领导人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福利待遇，因为那是全社会人的税金；公民更不会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受到惩罚，遑论丧失生存权利。再说，南街村并不是一个獨立的国家，没有单独制定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权力，它必须在中國现行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行事。

　　事实上，南街村就是裹胁基层行政权力的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想要利用意识形态来搞宣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国外也有一些非常注重集体精神的企业，它们可以上下平等，打造温暖大家庭，但是不可以公然违背普世人權和国家法律。

　　南街村的村民跟村集体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股东还是雇员？如果是股东，那么他们就有分红权；是雇员，那么他们就有工资。就算他们自愿拿低工资换取公司福利，那也不能以交出公民权利为代价。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南街村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案例而已。

　　连陕西一个农民制作的拙劣假照都无法追究下去，南街村就更是一只人人都知道有假、但个个都不敢鉴定的“周老虎”了。

　　作者:长平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產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黨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產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產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澤東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國，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黨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澤東思想，将为建设共產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國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國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黨支部總書記。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國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黨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澤東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黨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澤東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澤東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澤東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纹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國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澤東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澤東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國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國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澤東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國的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產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黨总支的南街村黨支部，再次升格为黨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產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鄧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國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產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澤東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國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澤東曾说过“黨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黨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澤東思想的样板村”、是共產主义在中國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澤東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黨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澤東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澤東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國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國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國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國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國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獨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黨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產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門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產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黨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產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產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產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澤東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澤東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黨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黨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黨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黨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澤東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產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產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產主义奋斗了近30年。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國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澤東思想”。从此，自“纹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國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来源： 南方都市报，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上官敫铭　发自河南

　　特约审稿：仲共广东省委黨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

　　作者:上官敫铭

　　李讷女士：南街村闹剧即将落幕之际，您给南街村领导班子汇来十万元，声称让他们改善生活。

　　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小品《卖拐》的最后一幕：范伟在受骗上当之后，还念念不忘向行骗的赵本山表示感谢。在这件事上，你所充当的就是被忽悠的角色。

　　南街村的干部穷吗？中國的常识是穷庙富方丈，何况是拥有十几亿元资产的村官。南街村那帮亲手挥霍了十几亿元的头头们，比谁都清楚这条船会沉，恐怕早就给自己准备了后路？哪里用得着您多此一举。村长大人去世后，家里冒出了两千万元就是证明。如果说其它方丈都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恐怕除了您相信，地球人都不相信。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有其父亦有其女。当初林彪猜透了毛澤東的心思，于是每天“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终于坐上副统帅交椅。您得知南街村高举毛澤東旗帜后，便义不容辞地动员政治资源，为之输血打气；毛澤東想借林彪之手打倒了刘少奇，您想借南街村的高速发展，来证明你父亲的英明伟大；当南街村干部们得知，打出毛澤東这张牌，就能换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贷款时。当然会按照放贷者的意愿，有声有色地假戏真做。林彪驾机身亡温都尔汗，南街村牛皮吹破难还巨额贷款。两者同工异曲，结果大同小异。

　　南街村既不是乌托邦的实验，也不是理想主义者的实践，更不是虔诚信徒们的圣地，所有的只是政治投机与权力贷款创造的神话。源源不断的贷款才是南街村神气活现的兴奋剂，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闹剧也就戛然而止。

　　如今，十六亿元贷款还贷无望。虽然银行贷款是商业行为，但谁都明白，最终买单者还是全国纳税人。对此，南街村的法人代表和相关人员恐怕都难逃干系，且有犯罪嫌疑。眼看大势已去，西洋景就要戳穿，别人生怕沾包，躲避还来不及。您却挺身而出，慷慨解囊。实在是豪气的可以，也糊涂的可以。

　　您以为这是救人于危难吗？否！您这是重私情，轻大义。对十六亿元打了水漂您不闻不问，对更多陷入困境的南街村民没有任何表示，却对闹剧始作俑者大发慈悲，难道这就是您所秉承的价值观？

　　如果说周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您的十万元资助则是赔了金钱又坏了名声。

　　李讷女士，平心而论，您父亲去世后三十多年，您和您的家族成员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让人实难恭维。

　　多少年来，凡有为您父亲歌功颂德的活动，您的家族都趋之若鹜；凡是对您父亲略有微辞，你们就鄙夷不屑，我完全理解您作为女儿对于父亲的深情。

　　但是想必您更清楚，您的父亲早已成为中國的政治符号，他生前与七亿生灵的命运息息相关，去世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十三亿国人。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谁也不能无视他的巨大存在。

　　不错，您的父亲有伟大功绩。但是必须澄清一个常识，毛澤東的功绩是他的职务行为。他享受的无上权力和最高待遇，就是国家和人民对他的奖赏。领袖人物的功绩只是他的责任，是应该干好的本职工作，不能与为国伤残的功臣、乃至捐躯的烈士相提并论。而毛澤東的真正过失在于他远远超出了宪法、黨章给予他的职务授权，因而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您父亲功过比例、功罪是非，国人分歧极大。从目前来看，尚不具备作出最终结论的条件。但是，有一个事实谁也无法否认，那就是您父亲在新中國成立后亲手发动的一场场政治斗争，伤害了太多无辜者。

　　强烈的对立，巨大的反差，使得对您父亲的评价，注定会成为困扰中國民主政治进程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國民主进程的加快，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从目前来看，未来的评价不容乐观。

　　李讷女士，您千万不要以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指望绝大多数受害者不斤斤计较，只是您的一厢情愿。许多身受其害的人一直念念不忘，且愤愤不平。不计较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责任者认错悔过。您的父亲无法完成这一使命了，但是还有其它许多相关者对受害者的情感置若罔闻，甚至拿着不是当理说。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当然有权利讨还公道。听听国人要求建设纹革博物馆的强烈呼声，看看网上对于极左路线的激愤声讨。您就会懂得，为什么偌大的中國只有一个南街村，为什么大家对您父亲的评价有那么大的争议。

　　因此，您不能以普通女儿的忠孝情感对待您的父亲。应当以公众立场为横坐标，以人类民主进程为纵坐标，重新给您的父亲定位，重新给自己定位，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个要求近乎苛求，却是政治家亲属必须付出的代价。

　　今天，对您父亲如何评价，嫡传后代们最好少出面，还是充分听听他人的意见。如果你们真想为老人家办点好事，建议你们选一个正式场合，严肃地、庄重地，替老人家向所有被伤害者及其亲属表示诚挚的歉意。当然，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必定会获得国人的极大谅解，缓解对您父亲评价的争议。

　　当年抵抗纳粹的英雄，德国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跪下，替德国人向全世界悔罪；多年来，与侵华战争并无关系的日本首相，一次次替先辈检讨历史罪行；今天，中國各级政府官员为工作过失，主动向民众道歉。你们完全可以这样做。

　　您的父亲已经没有机会挽回给他人造成的伤害，你们后辈儿孙有必要替他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诚能如此，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会为你们的行为感到欣慰。后裔能替先辈消除怨恨，才无愧于领袖亲属的名分，才是对父亲的大忠大孝，也是为构建和諧社会的巨大贡献。

　　作者:田奇庄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早已尘埃落定。最大的感受十七大报告好像是写给我看的。

　　在十七大会议日期过半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说法，十七大序幕才刚刚拉开。政治局领导人的人事更替，成了这次大会内容与新闻的重中之重。和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不能再开放的政治领导人人事更替相比，这种最具中國特色的“暗箱”操作方式，恐怕也是最中國特色的最具体体现。这种最具中國特色的中國人事制度“不改革”，恐怕可以使一切意义下的改革都相形见拙。“不开放”，有一天对执政的中國共產黨将是毁灭性的。今天执政的中國共產黨，永远已不可能是过去的自己，祈望不要把自己沦落为一个仅仅是只想执政的执政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恐怕是十七大反映出来的重中之重。

　　一个多月没看“新闻”了。现实中的“社會主義”与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好像相差三十八万公里。

　　U盘的一个文件夹里竟然还有邮箱地址，这大概是去年发送邮件时所保存的。十七大报告看来是不能不说了。

　　十七大报告标题“高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我写的“五年了。2007年10月或11月召开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五年前的主题是否又开始一样了？”中的“主题”指的是标题。果不其然，跟十六大报告标题基本一样，只是上下句互换。不过这样的上下句互换，甚至可以说是有了革命性的转变。说到“主题”，才发现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还都是有主题的。本来我以为是会把“科学发展观”做为标题内容的。

　　十七大报告的主题是：高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伟大旗帜，以鄧小平理论和“叁個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諧，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中國的“社會主義”，除了喜欢“建设”口头上和文字上的“社會主義”，也最喜欢“建设”统计数字上的“社會主義”。因此我也统计了一下。

　　“鄧小平理论”在十七大中报告出现了9次：“叁個代表”出现了9次：“科学发展观”出现了21次：“解放思想”出现了4次：“改革开放”出现了34次：“科学发展”出现了17次：“社会和諧”出现了12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19次。由此得出结论：十七大报告做得最不够地是“解放思想”，敢于大胆进行地是“改革开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十七大报告中出现了53次，破了天荒。改革开放历次黨代会报告提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多的是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37次；在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选》提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总共也不过32次（所做统计均含标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此高频率出现？…… 是在作茧自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冰炭不言，冷热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的是讷于言，敏于行！既然是旗帜，便不是挂在嘴上的事，也不是天天举在手上。能做为旗帜的旗帜，树立在那里，就是一种绝对的权威。过多地招摇过市，反而是不把旗帜当作旗帜。是在“拉大旗、作虎皮”。

　　对于极力质疑的“社會主義初级阶段”，十七大报告这样进行了说明，“强调认清社會主義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2007年9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行列。“中等收入国”是个什么基本国情、又是“社會主義”什么阶段。文字上的和统计数字上的中國“社會主義”，到底应该怎样相信。

　　十七大报告写道“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仲共中央关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写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是我记住最重的一句话。十七大报告把“维护”改成了“尊重”，为何成了这样？看来“国家”是把面子给人民给足了，尊不尊重自己就是人民自己的事了。人民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只能靠赢得了。

　　十七大报告写道“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物权法，我是拿“公有制”大做了文章的。我说过“今天的中國‘社會主義’，已然分不清应该是用‘人’来决定还是用‘物’来决定；已然分不清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应该‘以物为本’；已然分不清应该是把无产者看成是‘公有制’还是应该看成是‘私有制’。”不过十七大报告却还是拿自欺欺人的“公有制为主体”在做最后的支撑。

　　十七大报告写道“《共產黨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國，坚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馬克思主义。”当我用《共產黨宣言》里的言论来“质疑”社會主義的时候，没想到人们却会去“质疑”《共產黨宣言》。用十七大报告的话说，只有坚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才是真正坚持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中國的“理论”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十七大报告写道“推进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培养中國的“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概是我最关心的。不过跟两年前相比，十七大报告对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要求降低了许多。想被封为一个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只要你能认清形势。

　　十七大报告写道“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充满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面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反而不敢被冠以“社會主義”了。在文字上建设“社會主義”，中國可以登峰造极了。

　　经过统计，十七大报告建设起了：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社會主義新农村、社會主義初级阶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体系、社會主義核心价值体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科学社會主義基本原则、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体制、社會主義建设规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进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会；社會主義法制理念、社會主義司法体制、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荣辱观。

　　太多地贴上“社會主義”标签，恐怕并不能证明里面的核心至少或者就是社會主義。要有一个社會主義中國“心”，靠标签是贴不出来的。太多贴牌的“社會主義”表明，中國社會主義在思想上不但没有解放，反而是在作茧自缚，反而是思想混乱的表现。这也恰恰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已经迷失了到底什么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核心，。物权法的审议卡了壳，就是因为遵循了各行其事，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太多的社會主義原则、标准、体系。十七大报告似乎是让人们明白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然而执政的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为了一面旗帜，就只是在指引后面人要尽可能跟着旗帜走，…… 扛着旗子走在前面的执政黨，在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更多地时候，脚下是没有路的。甚至是行不通的。馬克思主义对于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来说，只是根拐棍。十七大报告在有关“社會主義”的问题上，最大的感受就是不但没有解放思想，反而是背负上了越来越沉重的思想、历史包袱。

　　非常可笑的是。“改革开放”（十七大中报告34处）的中國，在经济发展上，可以吸收、利用外国的一切一切。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加入WTO，可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有些为了以正视听贴上了社會主義的标签。也有了国际惯例、国际接轨。有时就连出现的矿难、环境污染这样的腐朽、没落都可利用来成为一种国际惯例。

　　然而“解放思想”（十七大中报告4处）的中國，在“政治”问题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已经是不敢越雷池半步了。在国内，不论在实践当中出现什么样的违背和背离“真理”的事，在意识形态领域，那都一定是社會主義。而且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面对国外，不论你是什么社會主義，不管先进不先进、民主不民主，只要不是中國的，就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就连馬克思主义也要中國化，否则也行不通。也因此目前的中國，什么是“社會主義”，在意识形态领域，评判的标准，除了名存实亡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现在就是看你是姓“中”还是姓“外”了。有时候思想上的滑稽、幼稚己经到了让别人无言以对的地步了。

　　“解放思想”的中國，“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的中國，“思想”上的束缚、“思想”上的“闭关锁国”恐怕是在促使自己“异”立于世界之林，屹立于人类社会之外。思想走不出国门，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走向“大国”复兴之路。

　　“有容乃大”的完整解读应该是你能容纳的了别人；别人也应该能容纳的下你。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思想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应该是与外界隔离孤芳自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问题上，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标准。更不应该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国”复兴之路，恐怕是要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是要成为“别人”眼里的大国。而不是夜郎自大、成为自己眼里的“大国”。“思想”上的“闭关锁国”，已经促使中國的民主、文明与和諧开始倒退了。

　　我说过“仅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胡錦濤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从一点上来说是够‘民主’。”果不其然，为了印证我说法的一方面，十七大报告恐怕是做足了民主的文章。十七次大报告除了出现次数最多的“社會主義”以外恐怕就是“民主”这个词了（有67处）。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社會主義和民主在一起，是绝对不能把民主放在社會主義前面的。这样会犯原则性错误。因为把民主放在社會主義的前面，是不具有中國特色的，是姓“外”的。但愿高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帜，不会只是用来反对“民主社會主義”的。

　　十七大报告：“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两年“民主”上升到如此的高度，皆因我而起，间接的、直接的。既然说现在的民主皆因我而起，那么中國的民主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也就只有在我的身上才有所体现。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中國的各种民主形式伴随着中國社會主義已经有几十年了，为什么今天才有了这样刻骨铭心的认识？

　　十七大报告在文字上惟一值得一提的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诠释。“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不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能否敬请学习一次“管理体系认证”，对如何科学地管理和建设社會主義可能有一定裨益。

　　“中國现状的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繁华的都市到贫困的乡村，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从民生到环境，凡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发达社会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现象，在今日中國都能同时看到。

　　“换言之，在中國13亿人口当中，尽管有一部分人‘与时俱进’，双脚已经踏进21世纪，但还有一部分人却生活在20世纪，甚至停留在19世纪。不只是相互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而且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精神状态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此地自相矛盾，甚至五步之遥就能看到反差，这样的国家应该如何管理？

　　“可以这么说，由于中國发展现状极其特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中國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因为中國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工业化转型初期的经济混乱状态，资本主义崛起之初给政治管理者带来的挑战，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尖锐的階級对立，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赶不上社会变迁的步伐等等，这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发达社会都已基本成为过去，但在中國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而胡錦濤及其团队所面对的，却是反差极大而又彼此对抗的新旧两个中國。不只是新问题千头万绪，各种老问题更是堆积如山。中國在一代人时间里所要肩负的历史重担，相当于百多年以来美国几十届政府共同铸造的伟业。

　　“中國社会的进步为什么如此缓慢？为什么历史的沉疴不断淤积而少人问津？历史家们也许有更好的答案，但笔者还是要不揣冒昧地指出：数百年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國之所以一直落后于人，原因在于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没有尽到应尽之责，都不敢或者无心面对自己所应该解决的问题，反而是一代又一代传之不断，永远指望子孙后代替他们了结。

　　“中國历朝历代，所有统治者几乎都曾发誓要立千秋之业，泽被于后世。可是实际上，多数统治者只有近忧而无远虑，只图眼前之功而无长远之计，不愿对历史负责，不愿为后人分忧和铺路，甚至作出自我牺牲。为什么中國每一个时期的当政者都是如此地不堪重负和举步维艰？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國还在为千百年前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现代中國人还要重复承受着前几代人就已经遭遇过的苦闷、挫折和失望？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统治者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困难留给了下一代。”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十七大能否结束一段历史”。

　　“月球上发现华南虎”。今天的中國“社會主義”，已然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什么是冒牌的社會主義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想说当中國的政府也分不清“真假”的时候，分不清官方的真假也就可以理解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硬要坚持自认为自己坚持的东西是真的时候；就请不要责怪别人会把真的东西也看成是假的了。

　　十七大报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作者电子邮件：loliiiu(at)hotmail.com

　　作者:刘济齐

　　在中國共產黨领导下，中國建立了民主政治架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经过了多年的实际运作。

　　中國的各级人大有很大的权利，可以决定当地的重大事务，选举或罢免各级政府官员——区长、县长、市长、省长，直至国家主席，以及各级法院院长和检查院院长。十人以上选民就可以提名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基层人大代表由所在选区选民直选。

　　——现状：舞台已经完工，却无人登台唱戏

　　但是中國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不知道中國有这么民主的法律，或者知道了也根本不相信。所以每次基层人大选举，选民们都不推荐自己的候选人，投票时也胡乱画个圈，以便会议早点结束。

　　然而政治应该民主、官员应该选举产生，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观念之一，谁想否认这些观念，甚至不会有人和他争辩。中國大陆的年轻人都是看着美国和台湾的选举长大的，最终会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践。

　　——未雨绸缪，不怕颜色革命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中國共產黨应该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黨员和干部了解和研究民主社会的运作规律，学习和掌握民主政治的经验，安排黨员积极参加各地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保证中國共產黨能够在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中，继续保持执政黨地位。

　　美国人将来在中國搞“颜色革命”，最终结果可能是搞成“红色革命”：仲共黨籍候选人以熟练的竞选技巧、长期积累的民众支持，占据议会（人大）中的绝对多数席位。

　　——基层黨委依据法律，推选仲共黨籍候选人，开展竞选

　　具体的工作可以这样做：

　　１，提名人大代表候选人

　　在选举基层人大代表活动的提名阶段，选区中的仲共基层组织，认真酝酿，选择工作能力强、在群众中有较好声誉、能说会道的黨员，提名他（或他们）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最好不要是单位的第一把手，以免群众认为人大代表就只能是官员来担任，产生抵触情绪，或继续怀疑人大的作用。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各政黨、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这里，仲共黨组织作为普通政黨，按照标准的法定程序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２，宣传和介绍自己提出的候选人

　　老百姓不相信人大进而不认真参加人大选举，原因之一就是“根本不认识那些候选人”。

　　选区中的黨组织，可以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向选民宣传介绍自己提名的候选人。

　　这可以使选民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自己真的在当家做主，反而愿意支持仲共黨籍的候选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１）这些仲共黨籍候选人的确没有劣迹、的确曾经为人民做过好事（利用职权或本来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２）没有非仲共黨籍候选人作为竞争者，或者这些候选人不自我宣传介绍，或者过去没有为选民做过什么事情。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黨、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虽然法律只说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向选民“介绍”候选人，但是没有明文禁止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其它场合公开宣传介绍候选人。法不禁止即为合法——就好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男女可以接吻，但大家接吻并不犯法。因此，基层黨组织完全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如不破坏环境卫生、不影响交通、不喧哗扰民等，积极宣传介绍自己的候选人。

　　——用好黨员制约和取代坏黨员：利国利民利黨

　　３，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在各级人大中监督和制约政府及其官员

　　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在人大里参与当地重大事务的决策，提名、选举或罢免本级政府官员、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

　　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仲共黨员。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如何监督仲共黨籍的政府官员？很多读者肯定会怀疑上述建议的可行性，但我相信各位看了下面的文字，思想会发生变化。

　　仲共中央和各地黨组织、黨员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用人民信任和推选出的好黨员，去制约或取代坏黨员，是非常有利于仲共自己的。

　　贪官们并不用贪污所得孝敬黨中央，也不分一杯羹给基层黨员，但是他们做了坏事，老百姓骂的是黨中央，一旦大树被蛀空倒下，基层黨员也一起跟着遭殃。所以黨中央和基层黨员、黨组织为什么要容忍坏的“同志”们呢？

　　用好黨员去制约和取代坏黨员，仍然是仲共在掌握政权，同时也能够得到人民的赞扬和更多的支持，仲共何乐而不为呢？

　　——仲共应该学会玩选战

　　以上行为都是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法律）进行的。这样不仅能够保证仲共继续掌握各地各级政权，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黨员和干部能够学会并熟练应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这样做是未雨绸缪，为必将到来的中國民主政治时代培养了一批仲共黨籍的政治人才，也以实际行动做了民主政治的示范，普及宣传了民主政治的思想和运作方法。

　　——民间尚无强敌，仲共应该抓住时机

　　目前，中國大陆尚无任何政治组织能够和中國共產黨抗衡或竞争。因此，仲共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大代表竞选活动来锻炼自己的队伍，在战略上非常有利。即使黨员和基层黨组织由于缺乏选战经验，仲共黨籍的候选人仍然可能当选。即使有些地区的非仲共黨籍政治活动人士能够竞选成功，毕竟因为这样的人现在还很少，不足以扭转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占据人大绝对多数的局面。

　　如果延误战机，等到黨外人士都认识到可以利用人大制约和挑战仲共黨籍的官员（毕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赋予人大的神圣权力），积极踊跃地参加竞选活动，仲共各地基层组织仓促动员黨员应战，因为没有合适的竞选人选和竞选经验，竞选可能失利，反而导致仲共失去地方权力，或者受到非仲共黨籍代表占据多数席位的人大的很大牵制。

　　有个笑话：在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黨委书记做报告说到一半时突然说：“全体妇女同志站起来！”台下的女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叫她们站起来，但还是顺从地站了起来。没想到书记翻过一页稿纸，继续读道：“了”。

　　原来，秘书写的稿子上是“全体妇女同志站起来了！”不巧打字时正好把“了”字打在了下一页上，而书记根本不知道秘书写了什么，照着稿子念而已。

　　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中，这样水平的仲共黨员在和有备而来、能说会道的黨外人士竞争时，肯定是要失败的（台湾政黨领袖在大陆做报告时，可以讲几个小时而不用稿子）。一旦人大里非仲共黨籍代表占据了多数，他们就可能处处牵制仲共黨籍的官员。仲共到了这时候再来着急，就晚了。

　　人大法律是仲共领导制定的，仲共自己不遵守法律不行，至少不是长久之计。用其它方法阻挠非仲共黨籍人士竞选、或阻挠非共代表依法工作，显然也都是非法的，也只能偶尔为之，上不了台面。

　　所以，在各级人大保证仲共绝对领导地位的唯一可以长期使用的方法，就是仲共黨籍人大候选人能够赢得选举。

　　——借助人大竞选春风，彻底改变不良黨风

　　仲共各级黨委和领导的各级政府，现在的权力是来自上面的，因此奉承讨好上面成为每个人最为有利的选择。这导致黨员和官员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说假话空话成风，连他们自己都说自己象“假人”一样。

　　宣传黨的思想和政策的文件和文章，说话都是云里雾里，看了半天不知道在说点什么。在民主政治环境中，这样的宣传怎么能够吸引选民？打动选民？争取选民？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很多黨员和官员自己也承认，自己已经不会写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了，自己也不要看自己写的东西。有一次吃饭时，我高声朗读这种官样文章，他们自己都无地自容，求我快停下来。

　　仲共黨员自己也承认，再有棱角的人进了组织，没多久也会被磨掉棱角。

　　执政黨没有活力，怎么指望它挑选和领导的官员有活力？中國现在幸亏还有民间的活力，否则整个国家就彻底没有活力了。这样的国家，日本人当然会大胆地来挑衅了！

　　——鲶鱼机制：用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制约仲共黨籍政府官员

　　为什么能够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取得革命胜利、赢得政权的政黨，失去活力到了这种程度？到了人人都知道存在问题却都无力改变的程度？

　　原因很简单，没有了对手和敌人。

　　人们常举的例子是“鲶鱼效应”：挪威人在运送沙丁鱼时，在鱼槽中要放进一条鲶鱼。由于环境陌生，鲶鱼会四处游动。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异已分子”，也会紧张起来，加速游动，活蹦乱跳，因而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不会死亡。

　　仲共要保持活力，到哪里去找“鲶鱼”呢？很遗憾，仲共打遍中國大陆无敌手，就只能自己做自己的“鲶鱼”。

　　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就是仲共黨籍政府官员中的鲶鱼。

　　仲共黨籍人大代表以及他们背后的基层黨组织，要赢得选举（这可是上级布置下来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啊！），就要考虑选民的利益。即使当选后，也会受到选民的制约（选民有权罢免本选区的人大代表）。

　　这样的相互制约，就为仲共保持活力，提供了“鲶鱼机制”。

　　最重要的是：这个机制不仅完全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而且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法制，而不是临时性的政治运动（整风、保先教育等等）、更不是人走茶凉的人治。

　　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就不能对选民说官话。他们在人大监督政府工作时，也不再要听政府官员打官腔说空话。仲共的文风才有可能彻底改观。

　　——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一黨民主

　　必须客观地承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國大陆不会出现一个有实力能够和中國共產黨抗衡的政黨。中國的民主政治必将是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一黨民主。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國共產黨搞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心。

　　（我知道很多读者立即会从嘴里或鼻孔里喷射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切！”）

　　就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國共產黨搞市场经济的决心和诚心。

　　（嘿嘿，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國建成了，你总不会再“切”了吧？要知道，三十年前谁要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虽然不至于掉脑袋，但是饭碗十有八九是保不牢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开始搞民主，如何搞民主却不引发动乱，如何作到既能够利用民主政治的积极有利一面，又避免民主政治破坏性的一面。

　　仲共不应该消极地等待黨外人士来挑战自己，而应该主动地积极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掌握主动权。既然仲共可以领导制定中國民主政治的法律，当然也可以亲自来向人民示范一番。

　　——仲共应该借助人大，完成权力体系的改造

　　中國现在的权力系统是平行的两套班子：各级仲共黨委和同级的政府。

　　设置这套双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黨委来制约同级政府，保证黨的路线和政策得以绝对的贯彻和落实。

　　但是这种平行结构问题很多，而且也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构。这是一个被人家说三道四的权力系统。而且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既不经常也不及时，往往要事情闹大了、死人了，制约机制才开始启动。下面的官员贪污腐败，好处他们自己捞，帐却被老百姓算在黨身上。对黨来说，这种权力机制并不合算。

　　实际上，黨这条线应该退居幕后，不是自己直接去干预政府、指挥政府官员，而是利用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去制约同级政府官员。

　　只要在议会（人大）里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占据多数，就能够保证仲共对当地重大事务、当地政府和官员的绝对领导。

　　通过人大行使执政权的权力路线是：

　　黨中央领导下级黨委，

　　各级黨委领导同级人大中的仲共黨籍人大代表，

　　各级人大有权参与决策当地重大事务，有权选举、监督和罢免同级政府正职官员、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这个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而且对政府的监督来自同级人大，以平时监督和事先预防为主，启动也比较及时。

　　这样，中國的政治权力结构就可以从革命时期的结构（“支部建在连上”），平稳地过渡到现代化的民主政治结构。

　　这样的权力结构，可以比现有的结构，更好地体现仲共的终极目标：为人民服务。因为各级黨委不仅要服从上级的指示——不外乎是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且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必须直接考虑选区选民的利益。上级的指示往往宏观而不具体，民众的要求则往往微观而又现实，因此，这样的政治权力结构反而会使人民的利益得到更多、更及时的考虑，可以减少政府工作的失误，减少人民对执政黨和政府的不满，使整个国家既稳定和諧又充满活力。

　　——利用手中权力，为人民办实事

　　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民意代表去制约政府官员。但是在中國目前阶段，指望民间人士零星地竞选成功，担任人大代表后去制约政府，坦率地说，是不现实的。因为同时具备竞选意识、有竞选迫切性和从政能力这三要素的民间人士还不多，即使当选，他们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力量是非常微薄的。

　　而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背后有着强大的黨的机器。在现阶段，只有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制约政府官员。

　　仲共黨籍人大代表可以利用黨组织掌握的各种资源，为人民办实事，获得选民的好感，在以后的选举中继续占据有利位置。

　　而这是非仲共黨籍人大代表所不具有的优势。

　　苏联（俄罗斯）的共產黨在台上时没有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为人民服务，结果被推翻时没有老百姓出来帮助，在民主选举中也没有资本赢得选举，只能对未来做空口许诺，重新上台执政的机会非常渺茫。这是中國共產黨最应该吸取的教训。

　　坦率地说，仲共领导的各级政府主流上还是想为人民做好事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好事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快、不够及时，或好心办了蠢事，好心办了坏事。

　　各级政府官员为人民做好事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上级指示、自觉性和良心发现。而这是远远不够的，一旦遇到阻力，这些驱动力往往就显得很微弱。

　　如果仲共下决心通过人大来行使执政权，实际上是增加了一股驱动力：同级人大代表的监督和督促。

　　人大代表能够为民办成多少好事，决定了今后选举的成败，因此仲共黨籍的人大代表是有动力推动政府做好事的。

　　换句话说就是：过去政府做好事的动力主要来自上面，而这是不稳定的、不连续的、更可能是脱离当地客观实际的。而现在动力来自同级人大，将是稳定的、连续的、符合当地实际的。

　　——借助人大选举工作，把黨外监督力量引入黨内

　　如果基层黨组织推荐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失败，上级黨组织可以批评或罢免和更换该基层黨组织的负责人，例如某研究所的黨委书记（假设该研究所是基层人大的一个选区）。

　　这迫使该基层黨组织平时加强为人民服务、竞选时推选好黨员为候选人，等等。这样实际上是把老百姓的监督力量引入了黨内，使好的黨员能够脱颖而出，坏的黨员受到压力甚至被清除。

　　——结束语

　　以上的所有设想，当然应该逐步试点实行。

　　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方案是：选择上海市卢湾区（仲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作为第一个试点地区。八十多年前，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在这里诞生，通过军事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八十多年后，又是在这里，仲共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用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方式获得政权。

　　仲共自上而下布置基层黨组织参加竞选，是一种方式；基层黨组织不等上级命令，自己主动投入人大竞选，也完全可以。毕竟这样做一没有违反黨章，二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三，用仲共黨员去占据基层人大多数席位，本来就是坚持和保证黨对政府的领导地位的方法之一，是基层黨组织的本职工作。

　　中國的包产到户是从民间自发开始的，中央先默许，最后追认，最终席卷全国，拉开了中國经济改革的大幕。中國的民主政治，在农村中已经在民间自发开始，在城市中也许就是由一些仲共基层黨委组织黨员积极参加人大竞选，逐渐发展起来的。

　　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仲共与其将来被人逼着仓促应战学竞选，不如现在乘黨外尚未出现足够强大的抗衡力量时，主动开始练兵，按照法律参加选举，积累经验，培养政治人才，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为民服务，赢得民心，使黨外力量无机可乘，甚至永远没有机会积聚起能够挑战仲共的力量。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６日于上海

　　黄佶电子信箱兼ＭＳＮ：ｆｉｓｈｍａｎ_ ｕｕ@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作者:黄佶

　　前不久，我们参观访问了河南省临颖县著名的共產主义小社区──南街村。临颖县属漯河市管辖，我们一行人是在漯河市有关部门的陪同下，直接找到了临颖县的领导，由县领导陪同前往南街村参观访问，村里派出一名黨委副书记始终陪同我们参观访问。南街村虽然叫做村，但行政级别相当于一个乡或镇，与它的名义上的上级城关镇是平级的，所以设立一个黨委，下设若干黨支部。

　　南街村中有很多让人看了后印象深刻的东西，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村头的东方红广场，周边立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画像，正中是汉白玉雕刻的十多米高的毛澤東像，下面有两个民兵持枪站岗，据说每天２４小时值班，一小时一换岗。村中有许多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和一些“革命”口号，比较奇特的是“发扬傻子精神”、“未来的世界是傻子的世界”这一类口号，当时给人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但是后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第二令人瞩目的东西就是村中一条宽阔平坦的大街，叫做幸福大街，其宽度和豪华程度足以与我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的主要街道相比。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南街村的城市建设水准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其水平大大超过临颖县城，甚至还要超过漯河、郑州这些城市。幸福大街的奇特之处是街道中央建有一条几百米长的长廊，是上下两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长廊中挂了很多革命历史照片、画像和领导人语录，而且是按历史年代排列的，从头到尾正好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共產黨黨史。南街村还有一个很像天安門的建筑，叫做朝阳门，门的两边是一道灰色的城墙，高８米，宽３米，据说原本要修成环形的，把全村围起来，后来因为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即使是这一面的城墙，看起来也是比较怪异的东西了。像一般城市一样，南街村还有图书馆、敬老院、球场等等，甚至还有几个很像模像样的广场和公园，按本村村民的人均面积来算，也远远超过了一般城市的水平了。

　　我们进入南街村后就马上到了村接待室，先由该村的副书记介绍了村中情况，又回答了我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在村中考察了一些村民家庭、企业和公用设施。我们这一行人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来之前已经从报刊、网络等媒体上了解了南街村的很多情况，而且有少数人以前还来参观过，这次是抱着深入考察的态度来的。据副书记介绍，该村原来非常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包产到户以后仍然非常穷，因此从１９８４年重新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将全村的土地都收回村级集体统一经营，两个已经被私人承包的小砖瓦厂和小面粉厂也收归集体经营，很快集体经济的优势就显现出来，该村走上了富裕之路。在用什么思想教育农民的问题上，当时的村干部经过了认真的研究思考，决定恢复共產黨的传统教育方法，开展了“三大运动”，即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同时在村中实行了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成立了南街村集团。其中农业部分成立了南街村农场，由７０名农业工人经营，按月发工资。工业部分分成了各个工厂，有面粉厂、方便面厂、食品厂、啤酒厂、印刷厂、纸箱厂等等共２６个企业，由南街村村民和一万多名外来民工进行生产，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全部是南街村村民，只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是从外面聘请的。南街村的经济效益一直不错，曾经是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现在的年产值也高达十几亿元。以此推算，劳动生产率应该在十万元以上，确实比较富裕，在相对落后的河南省，实属难能可贵了。

　　其实南街村最奇特的地方并不是它豪华的建筑，而是它奇特的分配制度，它实行了一种自称为“共產主义”的分配制度，南街村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最高不超过２５０元人民币，还自称为“发扬二百五精神”，然后定量发给村民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套住房，以及房子里的全部家具、电器等等。住房只有两种样式，一种是９０平方米的，分配给人口较多的及领导干部住，另一种７０平方米，分配给人口较少的普通村民住。两种住房差距不大，只是差了一间卧室。由于房子是统一分配的，所有家具、电器也是统一分配的，所以家家户户的样子几乎都是一样的。顺便提一下，南街村村民分配的房子全部装有中央空调，并且和水电气等等一样，也是免费的。家用电器中，不包括录相机、影碟机、计算机网络等等，传说这类电器在南街村是禁止使用，以防止资产階級思想腐蚀村民。南街村还有自己的广播站和电视台，有本村的新闻报道及革命教育，一天广播三次，开始曲分别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會主義好》。南街村村民及外来雇工每天早上要参加升旗仪式，然后列队操练，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活动结束后再去上班。

　　南街村的各个企业中雇有一万多名外来的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的工资待遇和外面是一样的，按月发工资，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住在南街村为他们盖的宿舍中，照样交房租伙食水电气暖等等费用，村里还有超市，供这些人购买，价钱也和外面一样。南街村还建有专门供这些人消费的场所，比如卡拉OK、桑拿、麻将室等等，据说这些娱乐场所是只对外人开放的，南街村村民是严格禁止进入的。实际上，南街村面积很小，大概只有两千来亩地，８００多户，３０００来个村民，人均不足一亩地。村民只要走上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村外，而村外面所有娱乐设施都有，南街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据说南街村的孩子经常到村外上网吧，村领导和家长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没有办法。南街村盖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其中小学和初中是合在一起的。这三个学校的建设水准即使放在大城市当中也可以称做是豪华的和现代化的，这里招收了大量的学生和幼儿，其中南街村村民的孩子是免费的，而外来的孩子是收费的，收费标准和外面也是一样的，而且是经过县里物价部门批准的。南街村还办了一个水平较高的戏校，聘请了戏曲名家常香玉为校长，还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南街村豫剧团，南街村村甚至还赞助了一支足球队，就是河南省女子足球，现在叫南街村队。南街村村办学校的教育大体上与外面相同，但要加一门道德教育课，学习《老三篇》及其它革命教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