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前些天读了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本人仔细思考了一番，现在浅谈一下看法。

　　其实全球化只是一个概念—它有两方面：首先，他是指市场的全球化；其次，他侧重于以最低的成本，让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地方做最合适的事，也可以理解为 “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然而，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全球化是什么；而应该思考全球化的过程以及他带来的挑战。

　　弗里德曼把全球化分为3个阶段：

　　1.  1492~1800，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而其动力是国家暴力与宗教传播。

　　2.  1800~2000，这一阶段由公司，或者说是跨国公司主导，他们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寻找新劳动力与市场。而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依赖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的下降—早期的铁路、蒸汽技术发展，后来的电话、电报、卫星、光线和的互联网初期技术。

　　3.  2000年以后进入了全球化的第3个阶段。现今，个人才是全球化的单位！而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多样化了：柏林墙的倒塌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WEB的出现和网景的上市、工作流程软件、上传、外包、离岸经营、全球层面的供应链（沃尔玛）、内包—让小公司的全球供应链成为现实（UPS和联邦快递的物流系统）、提供信息（搜索引擎）、无线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让个人成为最小的“企业”。

　　需要提到的是，全球化的十大动力不仅在空间上拉进人们，它们也在拉近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的思想有交流的平台。单一的世界是枯燥的，而且不利于世界的发展。思想需要碰撞，但碰撞不是为了趋同，而是服务于创造。这些动力使思想的碰撞得以实现，大家能一起探讨问题，各司其职地解决问题，这才是全球化的核心。

　　在优化世界的同时，它带来了什么挑战？

　　1.       利益团体的冲突：全球化进程使许多利益团体受益，然而他也必定会利益团体受损。比如印度的工程师接受了许多美国的业务，那么原有的美国工人呢，他们都失业了吗？

　　2.       全球化推动机构、习惯、社会的高效化过程，但是一些东西是不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的。比如我们的中國传统节日的商业化，在中國，这些节日的主题正在由人们对祖先、古老习俗的怀念转向如何利用人们的心态来开拓市场。当全球化抹掉这些代表这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和荣誉观的多元化因素时，我们无法判断其利弊，但至少我们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

　　3.       全球化在推翻原有的规则，它也在建立自己的新秩序、新规则。规则的推翻、重建以及这期间的混乱期我们需要特别重视。

　　许多人觉得全球化已经或者即将消失，因为他们看到了网络泡沫，看到了“911”，看到了各国政府对企业的偏袒。但是网络泡沫只是全球化的开端，网络泡沫时期美国人在全球铺设的海底光缆让外包、全球沟通成为现实；之所以有911，就是全球化时思想产生碰撞，价值观的差异出生了“911”，当初美国人可以和拉登一起抵抗前苏联，现今拉登与美国冲突不断，价值观让他们合作，又让他们翻脸了，冲突是全球化的阻碍，却不是它的终结者；而政府的偏袒虽然会弱化全球化的公平性，但有时也能提高竞争力，国家以强大的实力保证企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竞争进程。

　　全球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

　　一．价值观的较量

　　从价值观的角度，有人提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强大的美国向外输出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世界各地弥漫着美国的味道：美国快餐——McDonald’s；美国大片-好莱坞；甚至是美国的政治—阿富汗与伊拉克。许多人已经厌烦了这个美国味主导的全球化，开始斥责传统文化的丢失。

　　但是在这个“上传”技术盛行的年代，任何文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络传播。中國人可以广泛涉猎西方文化，同时也能宣传、欣赏本国文化。因而，文化间的较量再也不是投放面或者输出能力的较量了，战场转向文化的核心魅力的较量。在纷杂的平坦化世界里，只有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才能存在，而不是靠强制性地逼迫人们去接受。所以，当我们中的许多人被美国文化所吸引时，不要有不平衡的感受—只要我们的文化有特色，它也能吸引西方人。西方国家举办的“中國节”的热度正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虽然这当中参杂着政治因素，但能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文化在外国的受欢迎程度。这是一个平坦化的世界，是一个“公平”的平坦世界。

　　二．不“公平”的全球化

　　我之所以为“公平”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这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公平的进程。这些反全球化的代表来自两个世界：1.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组织认为“外包”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抢走了他们的饭碗。2.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组织不愿意接受因全球化而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发达国家造成的诸多环境恶果。

　　1.劳动力市场的抢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谓给美国人带来了十分头疼的麻烦。大量的纺织业工厂、订单汇集到中國，许多美国纺织业的低技术水平工人因此失业。美国的失业率虽然有波动，仍常年保持在5%左右。的确，这些工人都失业了，但是劳动力市场并没饱和。劳动力市场是不会饱和的，因为虽然某个行业生产链条下游的劳动被抢占了，但是科学技术的存在能不断扩展市场，上游产业总是在不断延伸。当中國占据纺织低端部分时，许多新的、更高级的工作岗位又产生了，比如协调离岸经营的供应链管理、纺织高端技术的研发、低级纺织产品的再加工过程……

　　当然，低技术能力的工人不能全部胜任这些工作。但是美国有发达的教育系统，新兴行业、职位产生了，美国原有的各行各业中有许多人就能通过自身技能的提升而进入这些更高级的行业，于是他们为这些低技术工人腾出了空间。而当初失业的低技术工人中也有一部分能靠自我完善，提升技能，进入更高的行业。虽然在职业的变换过程中会有一个阵痛期，但是科技的总体趋势是使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

　　发达国家没必要抱怨不发达国家的热敏抢了他们的饭碗，穷人们只不过是接过了富人舍弃的东西，更多的富人得到了更好的工作，只有那些不思进取的美国工人丢掉了工作，而他们正是发达国家里反全球化浪潮的主力。

　　2.资源的抢夺

　　但我们还是得仔细聆听这些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声音。这个全球化浪潮其实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他们占据优势，制定各种规则，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联合国曾有一篇关于人类发展的报告，主要是有关全球穷人和富人享受商品和服务的比例。这篇文章写道：“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富人可能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例如，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消费着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量的86%，而20%最贫穷的人仅消费1.3%—20%，最富有者消费全球肉类和鱼类总量的45%，能源总量的58%……占有74%的电话线和87%的汽车。……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穷人与富人》，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10月16日）

　　发达国家占有了绝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他们承担的环境负担却是不成比例的—大部分的环境问题都降临在不发达的穷国家身上。其实，当他们占有了全球性链条上游的工作时，下游的我们别无选择地得承担起这些耗能多，环境损害大的工作——我们很高兴中國成为世界工厂，但这个工厂的烟囱却时刻冒着毒气——只要我们想得到发展，想赶超发达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当初欧美国家也是把发展建立在对环境的破坏之上。

　　这就是全球化浪潮里，资源抢夺的外在体现。发展的基础是资源，大家唯恐在发展上落后于他人，因而全球化竞争造成了资源的过度使用。

　　但如果掐断全球化链条，各国就能守着各自的资源，平缓地发展？美国对中东虎视眈眈，冒着巨大的风险攻打伊拉克、阿富汗，现在还叫嚣打入德黑兰，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资源的全球化链条中取得一个更好的位置。如果哪天这个链条断了，那世界就真的得弥漫硝烟了，不光美国，其他资源稀缺国家（比如日本）必将也会将在世界个地点燃炮火。一旦战争开始，资源利用率就会变得更低，人类对环境的床上也会更大。看来，全球化不仅是维系世界发展的链条，也是维系世界和平的链条。

　　尽管现在它有许多毛病，但想通过推翻它来改变现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如何改进它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作者电子邮件：csyjoseph(at)hotmail.com

　　作者:陈书炎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惟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國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后ＦＤＩ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國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國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２０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１５万元。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５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５万—６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國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２００１年的９. ５万元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８万元，再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６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國ＦＤＩ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國在ＦＤＩ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１：１甚至１：２的比例）、‘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ＦＤＩ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ＦＤＩ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以及“历史终结”的普遍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佛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國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转型。换言之，中國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國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

　　作为一种獨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國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國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國家庭，当中國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國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國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

　　加入ＷＴＯ的四年之中，中國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國威胁”和“中國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國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然而，事实果真那么确定无疑吗？

　　竞次抑或自然禀赋？

　　在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國人生活中的核心语汇和重要的经济哲学。在一般的理解中，所谓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种理解显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ｒ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１９９０年代后中國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

　　中國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國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國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４％左右。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國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

　　在中國经济快速增长的２６年之中，中國的ＧＤＰ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國，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７０% ，到１９８０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８０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３０年，而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國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３０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４％。在制造业，中國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１９９０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１０％（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國晚了１０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國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國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１０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國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國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國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國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國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２００５年年初，中國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５００～６００元人民币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３０年，中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所谓的中國世纪，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國，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國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國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

　　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國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國，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國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

　　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國经济增长尤其是１９９０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國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國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國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

　　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國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國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２１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國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國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國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则是，中國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國正在摧毁资本主义！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國的所谓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这个结论，只需要看一看中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我们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们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國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國的１. ３倍，日本相当于中國的１. ２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國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２０％。这意味着，中國用相当于美、日将近１/ ２５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ＦＤＩ的背后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國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中國的ＦＤＩ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２０多年中，中國已经吸收的ＦＤＩ达到５０００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５０年间日本吸收ＦＤＩ的１０倍。与此同时，中國自２００２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ＦＤＩ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國已经成为世界ＦＤＩ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國家，中國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國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國傲视全球的ＦＤＩ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ＦＤＩ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國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惟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國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后ＦＤＩ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國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國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２０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１５万元。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５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５万—６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國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２００１年的９. ５万元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８万元，再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６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國ＦＤＩ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國在ＦＤＩ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１：１甚至１：２的比例）、‘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ＦＤＩ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ＦＤＩ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了解了中國ＦＤＩ这种放血式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國所有城市中，ＦＤＩ雄踞首位、ＧＤＰ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國内陆的成都市。中國ＦＤＩ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ＦＤＩ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ＧＤＰ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ＧＤＰ留给中國，这就是竞次逻辑下ＦＤＩ的另外一面。

　　有中國学者曾经对ＦＤＩ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他们认为，如果假定ＦＤＩ的投资收益为１０％，主要由ＦＤＩ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３％，那么中间这７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中國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國在改革开放２６年当中吸收的ＦＤＩ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５０年的１０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國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國节节升高的ＦＤＩ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ＦＤＩ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

　　一位学者在研究了中國一些地方政府２００５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他幽默地评论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引进外资，第二是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在中國整个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所谓的项目和投资，一直是中國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后，ＦＤＩ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也十分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来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

　　中國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國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國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國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國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澤東时代，中國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國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國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政府中心主义之误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１９９０年代，中國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國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國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ＦＤＩ，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國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國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

　　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國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國，在长达２６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國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１９８０年代中國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國商务部２００５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國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國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國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國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國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國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國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國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國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國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２００３年，中國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國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２００２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１９９０年上升了３％，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１８. ４％。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２００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國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１０年前的７美元下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４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國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國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國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國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國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國少数富人和中产階級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階級是中國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階級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階級。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國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國本土的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國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很清楚，中國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國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

　　这样，中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國中产階級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中國的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國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

　　当中國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國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國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國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國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國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國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國的长期发展之路。

　　全球化官僚的崛起

　　在中國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中國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國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國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國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２０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國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１５% ，而中资企业为３３% ，这完全是不平等嘛，ＷＴＯ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國的崛起。

　　所谓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國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２００１年，主管中國证券事务的中國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ＩＰＯ）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中國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國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

　　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國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所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无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國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國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國政治级别很高的中國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國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國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國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國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这意味着，中國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

　　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２００３年中國出口了５３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國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２０％，其余８０％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國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國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國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１９９３年之后１０年中，中國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２０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３５％跃升到接近８０％。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９２％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國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國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國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总而言之，１９９０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國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國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國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４０％——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國的独特体制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國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國。

　　作者:袁剑

　　中國曾经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反对者和我们所建立的全球性组织的最大的捣乱者。然而如今，她已把自己变成了全球化的拥护者和这些全球性组织的负责任的参加者。中國在经济上的开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日本。她正在促使其国内制度的全球化，其达到的程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一个大国中是前所未有的。法律秩序的建立、市场竞争的推行、英语的广泛使用、海外教育资源的引进和外国法律及制度的大量移植，不仅使中國的制度赶上了时代，而且使中國的文化发生了变革。

　　中國在经济上取得的所有成功，都使人联想起自由化和全球化；中國在每个方面的全球化，都给她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者的生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改善。正因为如此，中國的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超过了日本和前苏联 -在日本，战后重建是在国家对经济实施高度管理的条件下实现的；而在前苏联，社会却因休克疗法而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由于中國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中國在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和东南亚在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方面的盟友。对日本，印度和巴西而言，这种程度的自由化，是她们难以接受的.

　　尽管如此，中國的迅速全球化已迫使其作出了艰巨的社会调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已减少了４４００万，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也已丧失了２５００万个。１２５家汽车制造公司预计将被迅速整合为３至６家。

　　中國全球化的成功，正在对其邻国发生重大的影响。从中國那里，印度人明白了一个较为开放的经济所具有的长处。那些在敌视外资的环境中受到教育的亚洲人和有着保护主义传统的拉美人，如今为了与中國的竞争，也不得不开始对外来投资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减少对贷款的依赖。这将改变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并为我们的公司创造更多的全球范围的机遇。

　　与早先人们所担心的恰恰相反。中國的崛起并未夺走而是刺激了其邻国的贸易和外来投资。事实上，近年中國经济的迅猛增长，使日本的经济得到复苏，使其重要的邻国免于萧条，甚至可能还正在阻挡着一次危险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中國经济的成长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中國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就像中國输入美国的货物那样，大于从美国流向中國的。廉价的中國产品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善了美国穷人的生活。廉价的产品和中國在美国的赤字问题上所采取的财政措施，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下滑，并延长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不过，与此同时，廉价产品的涌入也引起了贸易赤字和社会调整的问题。中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到位，致使美国的许多公司遭受了损失。中國大规模的建筑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给原材料的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给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中國的成功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但是，人们如果根据其近来的高速成长这一事实，就推断中國将会支配世界并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话，那就错了。与旧苏联不同，改革者的中國并不寻求改变任何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中國的经济正面临着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兼并、城市化和就业不足的挑战。不仅如此，到２０２０年，中國还会陷入工作人口严重不足、大量需要扶助的人失去依靠这种人口比例极度恶化的危机。对我们而言，中國最好发展成为日本那样的富裕国家，在一些方面存在优势，在另一些方面则处于弱势。有迹象表明，中國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欢迎，而不是感到恐惧。

　　中國与全球化

　　改革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全球化的反对者。她在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她反对世界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反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之类的主要的全球性组织。她相信天下大乱是件好事。在毛澤東的领导下，她积极支援世界各地的动乱 -不仅在她几乎所有的邻国，而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我们的大学。

　　与中國对外政策的四处碰壁相伴随的，是其国内文化的破坏。其严重程度实为世界所罕见。在十年纹革中，在毛澤東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思想（peasant chiliasm）[ １] 的指引下，学生和其他的群众，把大多数黨政高级干部置于被羞辱的境地；攻击了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摧毁了大部分的文化遗产；甚至力图全面破坏国家的既成体制。

　　两个世纪以来，中國人曾尝试过社會主義、资本主义、帝制、共和制、军阀统治、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和其他的一些方案。结果都失败了。由此而引起的思想混乱（alienation- 精神错乱）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不仅是学生，国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无论是世界的经济政治体制，还是中國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以，任何通往成功的道路都不得不从摧毁现存的体制开始。

　　对世界而言，尤其是对我们而言，在中國的贫穷和政治分裂所引起的诸问题当中，纹革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假如在整个２０世纪，中國是个富裕而统一的国家的话，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将不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仅仅是第二次欧洲战争。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情形也会完全不同。中國将有能力抗击并打败日本的侵略。珍珠港事件和许多其他的战祸将不会发生。美国的战争负担因此而会大幅度减少。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正是因为中國的贫弱，我们和这个世界，更不用说亿万中國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富强的中國。

　　由于中國全球化的成功，我们不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國已不再是一个引诱世界列强陷入巨大冲突的真空地带。中國已不再援助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动乱；也不再试图瓦解世界的金融体制。如今的中國，对泰国和菲律宾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安定给于了支持，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与邻国就政治稳定、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所带来的利益进行协商。这样的中國，使我们受益.

　　冷战伊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就已经确立了这样的基本理念：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其他国家的内部改革和后来的所谓全球化，促使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区在经济上得到增长，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欧亚的安定，赢得冷战，创造一个稳固的世界秩序。我们的军队保障了这一进程。不过，从马歇尔计划到亚非援助使命，我国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长期的核心战略：把其他国家纳入构成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世界的全球性组织和卓有成效的经济运行规则的体系之中，以此来协调和稳定我们的世界。

　　事实已经证明，这一战略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地缘政治战略之一。其成效是如此的巨大，我们过去的敌人和盟友都被卷进了我们所编织的世界秩序的网络之中。尽管如此，在我们国内，这一战略却招来了不少非议，有时还引起了一阵恐慌。我国的主要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纺织业和制鞋业，相继不断地反对我国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中國及拉美之间的自由贸易。过去，我们曾为日本是否将会吞并我国的全部制造业，买下我们所有最重要的资产，最终在钢铁、汽车和电视机诸领域打败我们，甚至把洛克菲乐中心也吃进肚里，等问题而深感忧虑。然而，到头来结果又怎样呢？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不是没有陷入危机吗？此外，我们对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所给予的鼓励，不是也没有变成对可怕的獨裁统治的援助吗？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忧，每一次都是过分的；我们的战略，在所有的场合都取得了成功。其结果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安全，有利于我们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海外的政治自由化，而且有利于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家的人民。今天，我们同样也没有必要为中國的崛起而忧虑。

　　中國的全球化

　　在我们的战略设想中，我们原本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一战略竟然能够把包括中國在内的我们的那些旧敌国也诱入我们所设计的世界经济组织体系和地域政治安定计划的网络之中。

　　尽管跚跚来迟，中國却以远比日本积极的姿态，加入了我们的全球化体系。中國经济的开放程度大大超过了日本。在２００４年度，中國的国际贸易额相当于其GDP 的７０% ，而日本的，仅为２４% ；中國引进了６０６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尽管其经济规模数倍于中國，尽管其正处在应当吸引相当数量外资的经济恢复时期，实际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只有２０１亿美元。

　　中國的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的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的全球化。今日中國所选择的发展战略，与明治初期（１９世纪中叶）的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当时的日本政府为学习先进而向海外派遣考察团，在世界范围内挑选最优秀的海军（英国），最优秀的教育制度（德国）以及其他最好的东西。然而，经过一个半世纪，日本人已显现出了闭关锁国的倾向；而中國，却已从清朝的闭关自守和毛澤東的农民排外主义，进化到采取一种具有同化精神的全球性的政治理念。

　　今日的中國，正为寻求最佳的兴国之策，向世界各地派出考察团。中國从海外引进（使之适应于自己的需要）的，不仅有技术和公司管理手段，而且有涉及广泛领域的各种制度和办法，比如：国际会计标准、英美和香港的证券法、法国的军用物资承购制度、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范本的中央银行组织机构、台湾式的外国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制度、以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经验为参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其他许多的东西。在这些变化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國决定采用西方的法治观念，把竞争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事实上把英语作为受过教育的中國人的第二语言。如今，我可以不带翻译在北京大学讲课，或在北京和上海采访高级官员。不过，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也许是，中國已经把她的优秀青年派往海外，让他们在国际（协调）主义的实践中接受教育，就像罗马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希腊留学那样。

　　当然，这些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西方的会计制度和法律引入一个连职业会计师和律师都不存在的刚刚起步的国家。尽管如此，这些变化在中國的发生，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来得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并不限于技术的更新换代。清王朝的学西方，实行的是“西方的技术，中國的文化”（中体西用）的方针。而今日中國的学西方，却并非如此。诸如法治的实施和市场竞争的促进这样的变革，否定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

　　中國还正经历着文化品位的全球化。洋品牌的涌入，把中國人卷进了全球文化的海洋。我曾花了数月时间调查中國的汽车产业。我们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像七八十年代的韩国那样的封闭的市场环境中，中國能够（像韩国那样）发展其自主品牌的汽车吗？我们找到的答案是：今天的中國人对全球文化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了十年前的韩国人。在中國，除非融合了全球通用的设计和外国的技术，自主品牌的汽车将不会有发展的余地。十至三十年前，韩国的汽车产业尽管在规模上大于今日的中國，当时的人们在马路上却见不到欧美品牌的汽车。即使在今天的韩国，也难得见到。但在今日的中國，路边停靠着许多大众和别可汽车。

　　中國不仅比第三世界中的其他国家，而且也比第一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更相信全球化。中國所取得的全部成功，都带有“改革开放”即全球化的印记。与中國不同，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尽管也经历了全球化，但对国际贸易、外来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却实施了比今日的中國远为严格的限制。

　　全球化已迫使中國作出了非常痛苦的调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已从１９９５年的１亿１０００万减少至２００５年３月时的６６００万。那些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经转移到了中國的人们将会吃惊地发现：中國的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从１９９４年的５４００万个减少至今天的３０００万个。不过，这些数据尽管触目惊心，却并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國为了扩大竞争和迎接来自WTO 成员国的挑战，而不得不接受的调整的剧烈程度。例如，虽然汽车产业的就业人数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汽车制造企业的数量，预计将从高峰时期的１２５家减少至３到６家。不仅如此，中國汽车市场的份额，大部分已被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所占据。

　　中國人民正在经历的社会调整，其程度之严重，无论如何估量也不过分。但是，正因为中國愿意接受这样的调整，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方面，曾经历过如此迅速的改善。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上海的劳动者们还都穿着同样的服装，看上去无精打采，缺乏热情；很少有人拥有诸如电视机甚至手表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农村，营养不良的现象到处蔓延。但在今日的上海，普通的居民家庭轻而易举地就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视机，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绝迹。正是由于生活的迅速改善，绝大多数的中國人都支持进一步的全球化。

　　中國的全球化与其他国家

　　中國的全球化，当然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的变革方面。印度自獨立以来，贯彻极端的保护贸易政策，采取敌视外国直接投资的立场；对内实行被称为“许可证统治”的社會主義经济控制体制，对外则坚持与旧苏联之间的坚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其经济因此而受到了严重束缚，裹足不前。１９９１年爆发的外汇危机和近邻中國所取得的成功，震惊了印度并使她明白：如果放弃以往的敌视全球化的立场，那么，她就能够走向繁荣。尽管印度的起步晚于中國，速度也较为缓慢，其经济的增长率还是提高了一倍。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已大幅度减少。如果今天你去印度，就像我上个月刚去过的那样，你将会发现曾经似乎只有在东亚地区才能看得到的那种希望，自信和活力。

　　正如早先在中國发生的那样，印度的新兴经济势力，已促使该国的领导者把政策的重点目标，从争夺地域政治势力范围转向与邻国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印度与其邻国的关系（有时甚至包括印巴关系在内），最值得注目的是印中关系和印美关系，较之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事实上，现在的印中关系的状况，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的冲突发生以来最好的。印度的产业界已不再惧怕与中國的竞争，他们对印度的竞争优势有了信心，甚至还为最近的印中贸易顺差而欢庆。

　　中國对印度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只不过是很可能已经开始发生的更大范围内的现象的一例而已。直到最近，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日本，对外国的直接投资都抱有相当敌视的态度。从日本和韩国，到菲律宾和泰国，再到印度，更不用提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直接投资者们在那里面对的，是难以跨越的市场准入门坎、高额的税费、不公平的司法待遇和消极的舆论环境。这些国家不是接受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是依赖外国的贷款（韩国、东南亚和拉美），或是依靠国内的贷款（日本）。这些国家通常都产生了过大的债务负担。泰国设定了高额的税收，而后给特定的投资者减税。印度人的团体曾抓住卫生问题，凭借歪曲事实的指控，对肯德基的炸鸡食品发起攻击。不过，这种战术现在已没那么可怕的了。

　　中國根据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过去的成功经验，在降低负债、平衡收支方面取得了成功。这将逐渐促使世界上许多国家改变自己处理经济发展问题的方式。中國的这一影响具有革新的意义，尤其是在亚洲。那里的许多国家以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取得国内或国外的银行贷款，来避免对外国投资的依赖。而政府则通过诱导银行的贷款流向，来调控产业的发展。这种做法，使企业和国家过度地依赖于银行，引起周期性的财政金融危机；使政府获得了过大的控制产业的权力，助长了管理失误和腐败的发生；使在政治上受到支持的大公司取得了对较小公司和外国公司的不公平的优势。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限制了我们的公司的发展机会。如今，与中國的竞争将迫使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公司向外国投资敞开大门。这一变化将使美国的公司不仅能在中國，而且能从世界各地得到好处.

　　近十年前，许多人曾担心，中國的成功将会吸引其邻国的外来贸易和外来投资流向中國，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变穷。但此后出现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所有改弦易辙、对外来直接投资表示欢迎的国家中，就像在印度、韩国和日本，外来投资已经大大增加了。在中國的启发下，其他的国家也打开了引进外资的大门。而为回应这一增长了的需求，外国投资的地盘也大大扩张了。

　　在全球经济随着技术产业泡沫的破裂而陷入低迷的时候，像韩国和菲律宾那样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因中國的需求的存在而得以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为重要的是，中國的需求刺激了日本的经济，使其得以从不景气中恢复过来。世界经济因日本的状况而面临着风险。对这一风险的严重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日本的巨额债务造成了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它将首先引起日本经济的崩溃，然后波及他国，最终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崩溃。如今，由于中國提供的宝贵的发展空间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这种风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几乎没有什么书，谈论过从未发生过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但是人们却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中國的全球化，使我们大家得以在新世纪之初免于陷入急剧的全球经济的大萧条之中。

　　还有其他的许多人，从恰好发生于世界经济衰退期的增大的中國需求中得到了利益。原材料生产商们，已经适应了那些一年不如一年的苛刻的贸易条款。我们的盟国澳大利亚突然发现，由于中國的需求，自己所面临的贸易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的情况是其历史上最好的。包括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众多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最贫穷的许多国家，正是在她们最需要的时候，从中國的巨大需求中获得了利益。与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相关的，不是什么援助计划，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的黄金交易，而是中國对这些国家的产品的增大的持续的需求。

　　简而言之，中國的崛起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作用，与美国的崛起或日本和欧洲的复兴对世界的作用是一样的。与富人为邻，较之与穷人为伴，你总会变得更加富裕。

　　（中國的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负担

　　中國的全球化，对美国已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國已成为美国产品的广阔市场。那种断言这只不过是虚幻的中國之梦的主张，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可口可乐在中國的销售量，早已大大超过了曾被视为神话的１亿罐目标。曾被中國之梦论者嘲讽的通用公司，在中國已销售了大量的别克汽车。尽管面临周期性的生产停顿，从中國市场获得的利润，对于处在困难时期的通用而言，已成为一笔维持生存的必不可少的资金。我们的企业从中國市场上赚到了巨额的利润，大量的美元回流到我国；我们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在中國市场上，通过与其他外国企业的竞争而变得更加强大。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國制造的廉价基本生活用品，实实在在地改善了美国人的，尤其那些不富裕的美国人的生活。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定，因能买到来自中國的廉价商品，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大概５% 至１０%.这种有益的影响，无疑会随着以下情况的发生而进一步扩大：来自中國的竞争驱使其他国家为我们美国人的消费而生产更加便宜的产品。

　　廉价的中國产品，使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得以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使我们能够延长我国经济的上升周期。因为联邦储备银行没有必要为了降低通货膨胀而如此之快地提高利率。另外，中國购买美国的国债，也有助于我们缓解财政赤字的压力。如果中國不买美国的国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高利率，减缓经济增长，或者，就不得不调整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以此来促使那些国家购买我们的国债。

　　我们还正在开始获得另一层利益。中國人已开始向美国投资。海尔正在我们这里生产冰箱。中國的联想已收购了IBM 的个人电脑部门，从而保住了这一濒临绝境的部门的就业机会。这使IBM 得以摆脱困境，转向更高层次的技术市场，并有助于IBM 改善其财务状况。尽管到目前为止，来自中國的投资还不多，但它将会迅速增加。中國今年的对美投资目标是，花３０亿到４０亿美元来收购美国的能源和物流企业。

　　中國经济的增长还促进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之类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使我们间接获益。一个繁荣的贸易伙伴，对美国经济而言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曾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为日本占领世界市场而担心，却又在其后的９０年代为日本不能在促进世界经济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焦虑。今天，那些为中國的成功而忧虑的人们，原本更应为中國经济的增长是否会急剧减速而担心。

　　调整的课题

　　中國的全球化和经济增长，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然而其中有些压力，尽管在政治上是永久性的，但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却早已无关紧要了。随着一个国家的变富，其国内的纺织品、鞋、家具和日常消费用电器的生产，大都会向海外转移。短筒袜的生产，从我们这里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南韩和台湾，随后再转移到东南亚和现在的中國。这样的调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已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来准备现在的这轮纺织品生产的调整。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我们同意正在发生的调整。中國因其全球化而承受的调整压力，实际上是美国人难以想象的。我们所经历的调整，事实上也小于其他任何国家所经历的。

　　这些调整小于人们想要相信的。因为被人们归咎于中國的那些调整，其中不少原本并非起因于中國。我们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其原因实际上都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事实上，由于生产效率在利润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所以我们原本应当遭受更多的工作岗位上的损失。可以相信的是，由于中國帮助我们提高了适应能力，我们已经受到的工作岗位上的损失小于我们原本应当受到的。人们之所以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是因为没有哪个压力集团会有兴趣花钱调查，搞清楚究竟有多少工作岗位，因国内生产向中國的转移导致了陷入困境的那些企业的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得到了挽救。不用说，中國自己也是中國、印度以及加入了我们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前苏联诸国所引起的全球性调整的一部分。

　　一个较为严重的政策问题是中國国内低廉的融资成本所引起的过度竞争。中國金融制度的不合理性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在像钢铁生产之类的关键产业部门，中國设立了过多的工厂，硬撑着过多的濒临绝境的公司，致使产能出现巨大的过剩。近年来，中國金融的混乱状态已经导致了过大规模的建筑浪潮和对钢铁、铝、水泥及其他物资的过度需求。这在一个时期内推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的钢铁增产。但是，这也致使中國在其国内建设了数量如此之多的钢铁厂，以至中國很快就拥有了全球一半的钢铁产能。这意味着过度的生产，意味着钢铁的价格终将暴跌。

　　这种大起到大落的循环给我国的产业造成了麻烦，就像发源于我国的因特网狂潮和技术产业泡沫给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产业带来了麻烦一样。我们就这些问题批评中國，迫使其改革自己的金融业务，也许在某些场合也可以把中國的银行信贷活动视为形成不适当的产业补贴的原因。我们的这些做法和看法都是公平的。不过，在确定批评的基调和政策的内容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下三个事实：第一，中國正在设法改革自己的银行，并力图使其实现市场化。第二，我们自己的金融混乱也给中國带来了问题。第三，中國在金融管理上的失误所引起的最大恶果，终将由中國自己承担，因为不当信贷到头来会使已经陷于困境的银行陷入更大的困境。今日中國的钢铁生产的势头，就像二十年前日本购买洛可菲勒中心那样。如果你对这些过分之举的未来意义不能作出确切判断的话，那么，你最初就难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中國似乎都将把整个世界都吞进肚里。但是，如果你考察一下他们的基本金融制度，你就会在那里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为了爬出这个黑洞，已花费了整个九十年代，今天仍在为此而努力。除了上述问题以外，我们对中國的某些过分之举也许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中國人对知识财产的盗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议问题。然而，中國所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國家所引起的，并没有什么两样。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生产的汽车，其部件是一半仿造福特，一半仿造通用，外观设计则模仿 DeSoto.在战后经济起飞的初期，日本出口的电子产品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侵犯了德克萨斯的电器专利。七十年代，我同许多人一样，也购买了大量来自台湾的盗版书。今天的台湾仍然是冒牌手表的最大产地。１９９８年我在新加坡工作时，在我办事处附近的商店里，可以买到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电影的盗版片。进入九十年代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尽管中國已成为最大的被攻击者，美国政府的正式报告把亚洲地区生产的盗版计算机软件的７０% ，算到了新加坡的帐上。如今，中國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印度和俄罗斯的，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是，由于中國有着巨大规模的市场、生产能力和外国投资，所以对我们而言，中國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我们合适的选择是，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作出非常强烈的反映，实施赏优罚劣的政策。不过，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如坚持从某种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是有益的。

　　尽管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和其他地区的资源生产者（包括我国的一些经济部门），通过满足中國的资源需求而获得了利益，但这对我们的消费者而言，却意味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原材料供应的不足。最近物价上涨的主要部分，是许多重要原材料产品的价格上涨，这种现象已呈现出周期性。中國对钢铁、铝和水泥的狂热需求已达到了顶峰。因中國、印度、俄国和其他发展中國家而引起的原油需求量的飙升，则可能很快就会导致原油的长期供应不足。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许将迫使我们就原油的储备、能源的种类、我国与其他的能源主要消费国的竞争或协作的程度等事项，作出新的具有应急性的决定。即使没有中國的成长，这类问题最终也会发生。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今日中國的成长，大大增加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最后，中國的崛起还引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或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正面临着来自中國的重大挑战。此问题的一部分，并不难以回答。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受到挑战。改革主义者的中國，与前苏联不同，与毛澤東统治下的中國也不同，她不是在寻求改变我们安排自己或安排世界的方式，而是加入我们已经建立的世界体系之中。

　　地域政治的竞争则引起了比较复杂的问题。随着中國的崛起，韩国之类的国家，会变得更富，其军事力量也会更加现代化；在台湾海峡这一特定的区域，维持我们的支配地位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我们的军事力量将要对付的一个严重的、困难的、也是正当的挑战。尽管如此，那种认为中國将会侵吞世界的论调，同２０年前的那种认为日本将会侵吞世界的论调一样，是站不住脚的。中國的军队不得不保卫其长达１１０００英里的、未必总是平安无事的边境地区。其增长中的军事力量，还远未超过其面临的任务。从经济上讲，中國也不会去生产世界上的一切。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都处于优势。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國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國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的银行。大约每三十年，就有相当于美国人口数量的中國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平均每年，就有１２００万到１３００万的新劳动者加入到就业大军之中。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制造业的雇用需求造成的挤压，远比在我们国家所发生的要严重的多。如此众多的人都需要工作。中國的高速成长，也许还能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这只有靠中國领导者的大胆的改革措施才可能实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就算中國有能耐对付这些挑战，随着其人口的高龄化，到２０２０年，中國的工作人口对非工作人口的比例将成为世界上最糟的，连日本也不如。这个问题意味着，中國的经济可能在这段时期内遭遇严重的挫折，除非中國人能找到某些具有奇迹般效果的新对策。按我们的标准衡量，２０２０年的中國将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即使中國的成功能够持续到那个时候，中國也不会去支配世界。

　　中國是全球化和世界稳定的主要推进者。这样一个中國的出现，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在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问题上，在GMO 集团之类的各种经济问题上，中國是我们的主要盟友。就北朝鲜问题而言，中美在策略上虽然存在分歧，在目标上却是一致的，中國是我们唯一有所作为的伙伴。在恐怖主义和犯罪问题上，中國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如今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新的格局之中：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日本是我们的真诚盟友。但在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中國却是我们有所作为的盟友；而日本，不是反对我们，就是无所作为。这是一种崭新的历史局面。

　　中國的影响，已不限于引起了台湾海峡的特殊局势，而是急剧地扩大了。这是我们为支持中國的全球化而付出的代价。不过，中國影响力的扩大，并非由于中國极力主张其在世界上的权力，而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盟友造成了一些权力真空的地带。势力范围的重要变动已经发生，我们对此必须非常关注。围绕充满危险的北朝鲜问题，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我们的盟友当中，都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最令人注目的是，韩国不赞成美国的策略。我们已要求中國发挥核心作用，但中國却并未积极接受这一邀请。在东南亚，长期以来，我们曾通过自由化和全球化，组织实施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价值的政策，因此而赢得了该地区的忠心支持。然而如今，我们已被认为放弃了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先战略，转向把较多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反恐战争；而中國，却已使人感到放弃了毛主义的地缘政治优先战略，转向通过多边自由化来优先发展双边经济。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我们已被认为放弃了多边经济自由化，转向谋求高度政治化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國，却已成为多边主义的主要推进者。中國并未主张其独自的方案，而是谨慎小心地加入了有关贸易事项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东南亚（和其他许多的亚洲国家）的精英们，无一例外地把２００３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脑会议视为美中的国际作用逆转的分水岭。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的这些发展，导致了亚洲地域政治版图的变化。但是，并非中國而是我们，制造了这种变化。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仍然能够取得在上述地区的主导地位。

　　关于成功与失败的区别，我们美国人必须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正是我们所实施的对外战略和世界经济政治体制，推动中國发生了巨变。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國，脆弱动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國，充满了破坏性。而今天的中國，繁荣昌盛，乐于合作，支持我们所创建的全球性组织。对我们而言，这样的变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事实上，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功之一。我们付出的，是国内社会小幅度调整的代价；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伙伴。对我们而言，这笔交易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当然，我们至今所取得的成功，并不能绝对保证今后的中國会一直善待和支持我们的全球性组织。但是，如果我们欢迎中國的繁荣，我们就会把争取有益成果的机会最大化。反之，如果我们反对中國的繁荣，我们就难免最坏结果的发生。

　　为了我们与一个全球化了的中國的关系，中國最好能像日本那样，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竞争伙伴，美中双方拥有一个互利互补的产业体系。我们期待，中國将会从其亚洲邻国那里汲取有用的政治改革经验，而日本和韩国则将会向对我们的投资更为开放的中國学习经济改革的经验。中國向全球化的转变，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对外政策的胜利之一。

　　我的第一位领导者是Herman Kahn ，他写过一本题为《正在出现的日本超级大国》的书。日本专家们曾一直担心：日本的经济一旦真的成功了，我们美国人会不会出面干涉并打倒日本。对此担心，Herman Kahn 总是这样回答：“你们并不理解美国人。我们不会来打你们。我们将尊重你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HermanKahn是美国伟大的战略家和伟大的爱国者。

　　（译文完）

　　译者　杨小欣

　　作者　William H. Overholt

　　注[ １] 原文是“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s peasant chiliasm.”

　　chiliasm（millennialism or millenarianism ）的原意是指： The doctrinestating that Jesus will reign on earth for１，０００ years. 陆谷孙主编的< 英汉大词典> 将其译为“千禧年主义”。

　　peasant 用在此处，似乎不是指相对于工人而言的农民，而是指相对于达官显贵和知识人等而言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大众（他们往往被视为愚昧无知的人）。

　　作者用peasant chiliasm来形容毛澤東的历史观，从其下文的内容来看，也许反映了作者对毛澤東历史观的特色的理解。作者似乎认为，在毛澤東的眼里，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当家作主。

　　译后记 -关于新华网编者标题、仲大军文章及何颖译稿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似乎存在不妥之处的几份文书资料

　　１《２０２０年，中國将成为穷国？》，作者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以下简称“仲大军文”. 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栏，２００５.１０. ３１..

　　２《兰德公司发表报告唱衰中國经济我学者予以驳斥》，新华网编者加的引读标题，以下简称“网编标题”. 新华网，国际扫描栏，２００５. １０. ３１..

　　３《２０２０年，中國会非常穷 -美国兰德公司报告》，《中國与全球化》原文部分内容的译稿，译者何颖，以下简称“何颖译稿”，原为《劳动人口减少后将对中國带来什么影响？》一文（作者仲大军，据说是写给“国家最高决策层”参考用的）的附件。 www.dajun.com.cn . 该译稿后被一些网站登转载，引起了网友的一些议论. “仲大军文”之所以发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网友的某些议论的性质有关，网编标题似乎也是如此。

　　二、有何不妥之处？

　　（一）张冠李戴

　　据《中國与全球化》一文作者的说明，该文中所陈述的意见和结论是作者一个人的，不应被解释为代表了兰德公司或该项研究的资助者的观点（原文p １，注）。既然如此，“何颖译稿”把该文说成是“兰德公司”的报告，是张冠李戴，而“仲大军文章”和“网编标题”照搬此说，则是以讹传讹.

　　据本人调查，不仅兰德公司，而且Overholt本人，并未发表过题为< ２０２０年，中國会非常穷> 的报告或文章。如果该调查结果是可靠的话，那么何颖将Overholt的《中國与全球化》中的若干部分合在一起，再冠以《２０２０年，中國会非常穷》的标题，若非征得作者的同意，难免有强加于人之嫌 .

　　（二）误解原意 -关于“In２０２０， they will still be a very poorcountry by our standards”的预言

　　１原文的有关部分

　　In the medium term China faces daunting challenges. Its banks arethe worst in the world that we know about. In each generation a populationabout the siz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ove from China‘s countrysideto its cities. Each year１２- １３ million new workers join the work force.The impact of productivity on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is much moresevere than in our country. All these people need jobs. For a considerableperiod China’s high growth can be sustained， but only through heroicreform measures by China‘s leaders. If somehow China powers through theseproblems， by ２０２０ its aging population will have the worst ratioof workers to non-workers of any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including Japan’s. That is to say ， without some miraculous new policies the Chineseeconomy may well hit a wall in that period. In２０２０， they will stillbe a very poor country by our standards.Even if their success continuesuntil then， they will not be taking over the world.

　　２上文的要点

　　（１）中國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这些挑战包括， A极糟糕的银行（今日世界之最）、B 巨大的城市人口压力、C 巨大的就业压力、D 工作人口对非工作人口比例的严重恶化（２０２０年世界之最）。

　　（２）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國经济的高速成长是能够被维持的，但这取决于大胆的改革措施。

　　（３）除非中國能找到具有奇迹般效果的新对策，中國经济的成长也许会在２０２０年急剧减速。

　　（４）按照我们的（即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２０２０年的中國将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５）即使中國的成功能够持续到那个时候，中國也不会支配整个世界。

　　３对上文意思的几点理解和评论

　　（１）作者强调了中國所面临的挑战的严重性和应对这些挑战的困难性，但并未完全否定中國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或可能性，更没有断言，无论中國人如何有能耐承受全球化的代价，无论中國的决策者如何大胆、如何聪明，到２０２０年，中國的经济一定会狠狠地撞墙。作者的判断是留有余地的，即，如果中國的决策者大胆地推进改革，并能找到具有奇迹般效果的新对策，那么，中國也许就有可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也许就有可能使其经济的发展免受重大挫折。

　　（２）作者所作出的２０２０年的中國“将仍然是个非常穷的国家”的判断，是有条件的。至于作者设定的条件是什么，读者也许可能有两种理解。

　　一种理解是，作者设定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如果中國不能成功应对其面临的严峻挑战，避免经济的发展受到重大挫折；第二个是，按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据此，读者也许可以推知作者未直接表明的如下意见：如果中國能够成功应对其面临的严峻挑战，从而使其经济的发展免受重大挫折的话，那么，即使按美国人的标准，２０２０年的中國也未必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也许可以这样说：按美国人的标准衡量，中國将不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另一种理解是，作者只设定了一个条件，即，按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据此，读者则也许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作者的意见：中國即使有办法成功对付其面临的挑战，中國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免于重大的挫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使能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得到改善，按美国人的标准，２０２０年的中國，将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上述两种理解，到底哪个比较符合作者的原意，说实在的，译者本人在反复读了原文后，尽管倾向于第二种理解，但也无绝对的自信（也许要在问了作者本人后才知道）。

　　不过，译者个人以为，无论作者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第二种理解所表达的内容比第一种理解所表达的，大概更接近客观事实。如果说，按中國的标准，或者说，拿十五年后的中國与今天的中國相比，那么，人们对所谓２０２０年的中國将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这一预言，一定会拒绝接受，将其视为耸人听闻的恶意攻击也不为过。但是，如果按美国的标准（无论是十五年后的标准，还是今天的标准），或者说，拿十五年后的中國与美国相比（无论十五年后的美国，还是今天的美国），那么，人们（如果知道今日中美各自的人均GDP 和２０２０年中國的人均GDP 预期值的话）对所谓２０２０年的中國将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这一预言，大概就不会感到意外，说不定还会将其视为一句多余的话（不是对不全面了解中國情况的那些美国人，而是对我们中國人而言）。

　　（３）作者在其判断中用了still 一词。其意思大概是，中國现在是个穷国，十五年后还是个穷国（当然是按美国的标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still ，该预言的意思就不可能是，十五年后的中國比现在的中國还要穷；更不可能是，今天的中國不是穷国，十五年后的中國将变成穷国。

　　（４）作者的这一预言不是一个孤立的判断，而是作者为了消除美国政界的中國威胁论者的忧虑而提出的一个论据，即中國的发展势头虽然很猛，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虽然非常迅速，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不是五十年，而是十五年），中國仍然是一个穷国，所以诸位根本用不着对中國人的胃口的膨胀而感到害怕。

　　４有关文书对作者意见的表述和评论

　　（１）“２０２０年，中國会非常穷”（何颖译稿的标题），“２０２０年，中國将成为穷国？”（仲大军文章）

　　（２）“到２０２０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何颖两译稿）

　　（３）“唱衰中國经济”（网编标题），“一贯性耸人听闻”（仲大军文章）。

　　５有关文书对作者原意的误解

　　（１）何颖译稿和显然以该译稿为据的仲大军文章，二者的标题都把作者附加的条件丢掉了，使原本有条件的预言绝对化、抽象化。这种误解，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２）何颖译稿将原文中的“In２０２０， they will still be a very poorcountry by our standards”翻译为“到２０２０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而非“到２０２０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将仍然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没有把原文中的still 翻译出来。仲大军的文章则是以讹传讹。

　　（３）至于作者是否在其文中“唱衰中國经济”，作者的观点是否“耸人听闻”，并且具有“一贯性”的问题，想必已经看完前面译文（最好已看完原文）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三、本译者在见到这些文书时的感觉

　　（１）看见网编标题

— 冷战还没结束,不怀好意的美国佬又在诅咒中國了。

　　（２）看了仲大军的文章

— 这位著名学者没搞错吧 ? 怎么与本人对原文的印象大不相同?

　　（３）查阅了仲大军文章所援引的何颖译稿并将其与本人收集的原文加以对照

— 原来如此。张冠李戴，断章取义。

　　如果说好心与恶意之区别是可能的，而Overholt先生在其证词中所表达的有关见解（劝说美国的决策者欢迎中國的崛起而不要害怕甚至阻挡中國的崛起；希望中國成为富裕的国家），对中國而言，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好心（尽管最终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的流露的话，那么，人们也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他的这番好心，竟然被中國最大的官方网络媒体当成了驴肝肺。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日追记：

　　译者在网上发表上述译稿和评论的同时，将其发给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１１月２０日，译者收到了该中心的以下答复：

　　“我们必须向社会说明，国际先驱导报发的文章并非仲大军先生所写，而是其记者写的，冠以仲先生的名字，这种做法仲先生非常生气，仲先生只写了一篇< 劳动人口减少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我中心网站上www.dajun.com.cn，在首页可找到，杨先生可上网看一下，仲先生真正的观点是什么，特此告知。”

　　译者在收到以上答复后向该中心表示，事实若此，甚幸；并建议其在新华网上向读者作出说明。

　　作者:杨小欣

　　今天，全球化的说法已经很久了，全球化的事儿也很多了。比如前几年在世界各地，都好吃个啃的鸡。到了今天，大家又一起怀疑它是不是增肥剂？这种全世界老百姓，自发自愿的统一行动，也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才可能发生。因为它需要资本、信息的全球化做基础。比如麦当劳全球开店，然后全世界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吃啃的鸡长胖的消息。这在俺还是娃娃的时候，是绝对不敢想象的事。可今天，它就成了真！

　　话说到这里，好象全球化是件好得不能再好的事了。其实未必。对咱老爷们，它是好事。对广大妇女姐妹，它可就是件坏事。俺这么绝对，有不服气的丫头跳起来反对。丫们说了，“不全球化，咱美女能买到法国香水、意大利名牌？不全球化，咱美女能看到美国帅哥演的电影？不全球化，咱美女能……说了，小子你也不懂！”说到动情之处，丫们一致认定俺怀有，嫉妒小气诸如此类中國男人种种不可告人之阴暗心理，应该挨抽！唉！这个世界就是酱紫，黑白颠倒，好坏不分。

　　美女们只看到物质享受品的全球化流动，个个陶醉于五光十色，夜夜痴迷着美国帅哥。唉！老毛说得好，糖衣炮弹害死人啊。丫们丝毫没有注意到，全球化最重要的流动是什么？是人！今天，您随便去中國中西部看看。许多村子里，只剩下些没什么文化的妇女，和不怎么能动的老人。年轻人都去了城市。２０岁大点小伙子进城赚了钱，回去娶个媳妇。２０岁大点的小丫头进了城，三四十岁的老光棍都敢嫁。这样的人口流动，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现象。拿广东省来说，根据全国婚介协会估算，今年广东省３５岁以上未婚大龄青年中，女性比例高达７０％。而在１９８２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广东省３０岁到４９岁之间的未婚人口有７０万，其中男的有６６万，女的还只有４万！形势发生了吓人的变化。当然，被吓到的是咱广东可爱的ＭＭ们。现如今，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在国内，是小地方的人往大地方跑。在世界范围内，人是从穷国往富国跑。比如，咱广东妹子邓文迪就在９９年，嫁给了澳大利亚６９岁的，全球首屈一指的传媒帝国“新闻集团”掌门人默多克。这样跑跑的人多了，就成了世界性的大问题。恩，俺这话有点毛病，应该说这样跑跑的人多了，就成了世界妇女的大问题！比如在澳大利亚，调查发现，去年３０岁左右的人群中，男人比女人少２万人。在２９岁到５５岁的年龄段中，每个年龄段都出现了女人过剩的现象。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的男人人数要超过女人。没别的原因，就因为澳大利亚的小伙子们都爱往欧美跑，而世界各地儿象邓文迪这样的小妹妹，又爱往澳大利亚跑。地球人这样跑来跑去的，虽说运动有益健康，可就苦了咱全世界的妇女姐妹。二三十岁好好的一个闺女，也就凑合着，嫁个四五十岁的老家伙。四五十岁的，如果还风韵犹存的老姐姐，就只能去玩儿姐弟恋，好象关之琳。那些能找到和自己年岁差不多老公的姐妹们，就该晚上偷偷躲被窝里笑了。唉！所以说，全球化猛与虎啊！所以说，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反对全球化！

　　丫们要是不觉悟，等俺到了６９岁，全球化已经成功了（男人的成功）。嘿！那时候，但凡是男人，稍微有钱的主，都只怕个个象默多克老哥那样，把旧老婆给休了，再娶新媳妇，而且一娶娶两个，一个在澳洲，一个在广州！

　　姐妹们，俺是爱你们的，要警惕呀！

　　作者电子邮件：ｒｏｍａｎｉｃ@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山雨来去

　　冷战结束以来，事态发展一反国际社会之期望，民众生活非仅不见改善，反倒狼烟四起、两极扩大，甚至连传统的西方阵营也出现严重裂痕。值此丝纷棋布、天下扰攘的时刻，似有必要理出社会进程的红线，从而摆脱泥沼中的徘回与失落。

　　西方社会民主的历程

　　近代社会，自十八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迟至十九世纪末期中产階級崛起、军事官僚先后退出政治舞台，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方始成为摆脱獨裁暴政、摒弃自由经济残酷剥削的选择。此际，各个利益集团在遵守宪政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多能平和地派遣代表，以票决方式通过议会安排人民、国家的权利义务，规划市场经济的框架与运作，授权国家出面协调利益团体之间的纠纷与再分配，委托国家经营与人民福祉、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公营事业（如交通、水电、教育、电台、邮政等）。由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体制便在和平、民主、限制资本自由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此后长达百年的摸索、探讨，达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就政治层面而言，此新制度体现着自由与民主的互相弥补、互相制约；每当资本力量侵犯基本人權，便有强调“社会性”、“正义”、“民主”的“左派”对立面进行抗争；每当社会政策过头，国家权力恶性膨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便有高举“自由”、“竞争”、“整顿”的“右派”，争取更多活动空间。

　　社会民主道路上的两个逆流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借“共產主义”名义，实施传统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斯大林主义”，以及，在苏联主导下，华沙集团对西方阵营提出的挑战。该斯拉夫体制的弱点，表现在误以为劳动组合的扩大可取得物资生产的升华，遏制市场经济的运作，限制个人的自由发展，盲目扩展国家垄断权力，结果则导致经济萧条、官僚机器肿胀、民众的离心离德与最终的土崩瓦解。尽管如此，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竞争需要，东西阵营分别建立的社会福利措施的贡献也不容抹杀。

　　社会民主主义百年历程上遭遇的另一个严峻考验，便是三十年代应运而生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扩展尽管一度使全球陷于混乱，而其所体现的毕竟是失意者的狂想。他们既责怪市场经济导致资本集中、盲目生产和经济恐慌；又埋怨民主议会效率低落，无力预测风险、处理危机和维护民族利益，于是乎，便号召民众把国家改造成一个不存在階級冲突的“人民社团”，以钢铁的纪律支配资本活动与群众生活，并使所有其他“帮佣民族”臣服于自诩为“优秀民族”、“超人”的脚下。鉴于此，法西斯主义既仇视民主，又妨害自由，更滥用权力，因此至多是图借古代帝国之尸还魂于世的一场徒劳。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经此冲击后，益加注重危机处理，并未雨绸缪地建立了若干国际安全、经济合作机制，如联合国、关税协定、世银、货币基金等等。

　　社会民主的最新发展－保障多元文化、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

　　六、七十年代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生产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的威胁，由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又普遍提出了“环保、社会市场经济”要求。及至八十年代末，鉴于全球化的急速扩张与文化商品的侵袭使得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于是提出了“保障多元文化、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以欧洲联盟为例，其多元化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敦促成员国允许外籍劳工参加社区投票的决定，都反映出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社会发展角度观之，此际开明人士普遍认识到，所谓“文明”、“先进”、“现代化”，不单单是指广泛的有形建设；而更重要的是，在征服自然界之外，必须具备建设社会基本设施（保健、劳保、教育、退休制、养老制、妇幼保障、信息多元化、意见多元化…）的能力，协调社会内部矛盾的能力，促进发展又兼顾生态完整的能力，以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协调不同国家、民族、群体之间利益，并使其互相观摩、取长补短的能力。若非如此，只要在刚果森林落成几座超高的大厦便可挤进“先进”之林。

　　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与社会民主的退却

　　综观近代史，无论是早期的利益重新分配、关键企业公营措施、社会福利、对自由经济的合理控制，以及其后的环保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引进，都可视为现代社会的必要开支，必要措施, 以及为求社会安定和长远利益所作的努力。因此，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框架条件的拟议，早已成为各国议会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占其业务的８０％）的主要课题。这就难怪，当共產阵营分崩离析之时，代表跨国企业资本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也称“新货币主义”）、“新保守主义”一时甚嚣尘上。一方面，他们牵强附会地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產主义”等同起来，要求社会民主力量退出政治舞台；同时又为了垄断资源、增加利润、扩大市场，竟不顾社会的安定与长远利益，主张逐步削减百年来建立的一系列“社会措施”。为达到此目的，以美、英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与企业，率先削弱工会、裁员减薪、加强劳动强度、以临时工取代固定工、以低薪年轻工顶替高龄工、裁减福利、降低企业税、拍卖公营企业、以公司短期效益决定员工酬劳和经理人员的奖金、以股东的收益多寡决定公司的结构与经营取向；此外，还在国际上以促进“全球化”名义，透过不受任何民主议会推荐、授权、监督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要求各成员国对进口商品进一步降低环保、卫生管制标准（这些标准往往通过各国议会立法），放宽工、农、文化商品市场，并开放包括金融、旅游、教育、保险、保健等服务业市场，同时还以经、贸制裁手段，逼迫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与任何抵触世贸组织规定的成员就范。同期间，多数社会民主政府却步步退让、妥协，使得失业人口增加而带来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随着大企业的走税、漏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小；此外，唯利是图意识引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后现代媒体的“枕头”、“拳头”文化商品更是推波助澜。结果，社会民主黨派的传统选民竟成为“抗议群体”，大批转而支持极右派，而此恶化情况，直到二十一世纪才稍见改观。

　　道德恶果与盲点

　　社会民主力量之所以退却再三，除了受东欧集团解体的影响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气氛笼罩下，所有坚持“社会正义”的国家都得面临所谓的“道德恶果”（moral hazard），即任何国家只要是继续维护劳工利益，增加环保、福利、援外开支，“不负责任国家”的竞争力便相对提高。这方面只要观察“京都议定书”的拒签，基因作物的诉讼便一目了然。当然，为了不使落后，中西欧就有不少国家东施效颦，逐步采纳“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尽管如此，若干北欧国家却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其理由是，只要政策坚定、合理，并能得到人民的谅解与支持，必要的开支终将取得最大的收获…。不言而喻，如果社会民主首先弃守的是“媒体阵营”，则自然谈不上坚守社会正义并取得人民的谅解。言及此，不妨介绍１９９５年发生的两个重要国际事件，以说明“全球化”的具体结果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

　　１９９５年，经“关贸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会议决定，在日内瓦把“关贸总协定”提升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为吸引与会国的广泛支持，倡议者宣称该组织的成立，非但不对成员国的主权和民主法制构成威胁，还将导致拉美国家经济的跳跃成长，亚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贸易将大幅受惠，美国的贸易赤字将降低６００亿美元，美国人民的年收入将增加１７００美元…。如今，不及９年，据联合国贸发会的资料，此期间最不发达的４７个国家（LCD ）的出口贸易额损失达１６３０至２６５０亿美元，而粮食进口额则增加２９２０亿美元；同时尽管这些国家无力改善出口能力，却在世贸组织的要求下，必须降低关税，由此其债务又提高了一倍。此外，当此期间全球跨国企业利润暴涨之时，世界最富的２０％人口与最穷的２０％人口之间的收入比也从１９６０年的３０：１提升到９０年的６０：１和９７年的７４：１（按此速度，２００３年的比率应当在９０：１左右）。全球４４７名“首富”的私人财产相当世界半数人口财产的总和。外贸方面，单单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即占全球贸易金额的２/ ３。换言之，当前全球的实际贫富差距情况远较殖民主义时代更加恶劣。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２０年来，美国属最低收入的１/ ３人口实际工资下降了２５％，１/ ５美国百姓的生活处于贫穷线之下；而另外的２０％富裕阶层，同期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其中最富的５０万人拥有全国１/ ３的财富。由此观之，世贸组织初定的目标纯系海市蜃楼，而实际的发展却符合同年另一个会议的预测。

　　旧金山会议

　　１９９５年，美国旧金山市曾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５００名政、经界精英（与会者包括萨切尔、老布什、电缆新闻网络、惠普、日微系统…的首脑）的会议。该会议主旨在于为全球化之下的今后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将使全球８０％人口“边缘化”，而这８０％多余人口与２０％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口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世界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日微系统的老板格基（John　Gage）表示，届时将是一个“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世界（to　lunch 　or　be　lunch ）。卡特执政时期的安全顾问及战略家布列辛斯基便及时献计献策，创造了一个“奶头乐”新词汇（tittytainment，英文titts “奶头”与entertainment “娱乐”的组合），意指要使此２０％高枕无忧，彼８０％的失落、边缘人口安分守己，就得采取温情（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与精力。不难想像，随着时间的转移与情况的恶化，“奶头乐”的剂量必须越来越大，麻醉与昏死之间的距离也将越来越小…。

　　如前所述，事隔不到９年，当前全球的状况与乌拉圭会议的预言背道而驰，旧金山会议所预测的２０：８０格局反倒提前实现。更加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现成的商品文化、文化商品的“麻醉”作用也似乎远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９. １１事件则来得有如晴天霹雳，不只是让西方“新自由主义”倡议者与战略家认识到，边缘地带的人口还有其他出人意表的抗争手段；连八十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摆布的中西欧社会民主力量也顿然从半麻醉状态惊醒。以下，在讨论中西欧“社会民主势力”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之前，似有需要以几个不同事件为例，详细说明全球化的内在问题。

　　中西欧的媒体资本集中问题

　　七十年代初，笔者初到德国之日，正值该国热烈讨论如何制定反卡特尔法，以控制媒体企业集中、垄断之时。根据德国先后制定的相关法律，其主旨在于,通过促成信息的多元化, 促成意见的多元化，从而保障民主制度的多元化。因此，社会，以至于法律，对媒体企业的期盼，不是光为了“赚钱”（verdienen ）,而是为民主“服务”（dienen）。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德国媒体的主要争执议题却是，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为了提高“合理化”与“竞争”能力，如何修改德国法律，以放宽对资本集中加诸的限制。

　　实际上，２０年来中西欧区域，除少数例外，尤其是报纸、电视台的媒体企业（杂志却基本不受影响）不断集中，由是有趣地形成两个对立现象：一是低俗媒体、街边小报（boulevard newspaper ）迅速集中、扩大（甚至垄断了德东地区与若干前东欧集团国家的媒体），高质量媒体（quality newspaper ）却面临倒闭之虞；一是社会民主根基牢固的国家（如北欧），始终能够维护媒体的多元化，而民主文化发展“迟钝”、反法西斯教育推行不力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则其集中率可高达９０%(意大利) 。该现象说明，中西欧民主力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往后孰胜、孰败，虽无定论，而就这两年的趋势看来，着眼于重振社会正义的力量（包括东欧）正在调整、动员、反击之中。

　　危地马拉奶粉事件与世贸组织

　　就全球化的扩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而言，不能回避的是危地马拉奶粉诉讼案。据联合国儿童基金调查，全球每年由于母亲采用奶粉（formula ）、放弃用母奶喂婴，而导致婴儿死亡的人数大约为１５０万。主要原因固然是奶粉质量不及母奶，婴儿往往无法适应；尤其严重的是，落后国家（只有４４% 的婴儿食母亲的奶，工业国家的比率更低）的食水不够卫生，因此经常导致婴儿患痢疾而死亡。鉴于此，危地马拉政府通过法律，禁止奶粉公司作任何夸大奶粉功效的广告（如，“质量接近或超过母奶”）。此后，奶粉公司更改宣传方式，使得该国婴儿死亡率大减，并受到联合国表扬。然而美国格伯公司(Gerber Food) 不愿顺从该新法律，委托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告诉，９６年终因危地马拉败诉，被迫更改自己的法律、被迫坐视本国婴儿的死亡…。

　　香蕉官司与世贸组织

　　另一件典型的案例为“香蕉官司”。事由为美国在拉美的农产公司（Chiquita）于９６年透过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控告欧洲联盟“优先进口加勒比、非洲、亚洲的香蕉”。欧盟败诉后采取拖拉办法拒绝执行世贸组织的判决，于是９９年美政府采取单方制裁，使欧盟每年承担１. ９亿美元损失。欧盟之所以偏袒上述国家，主要是为了照顾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关系，而且部分加勒比国家纯属单一作物国家，其香蕉收入占进口额的６３- ９１% 。一旦失去保护而与美国公司大规模生产的拉美廉价香蕉竞争，这些“香蕉国家”就得面临断炊问题，或者，将被迫放弃香蕉种植，改种古柯或其他毒品…。

　　全球化的理念与手段

　　以上若干事件说明几个问题：一是世贸组织的前身，即关贸协定（GATT）的初衷在于协调、降低全球关税与促进国际贸易。虽然长久以来它的规定可对非成员国造成歧视待遇与压力，但非成员国至少可自行决定是否加入该组织并随后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及至世贸组织于９５年成立，它突然增加了制裁手段，不止对成员国有效，甚至可直接干预非成员国。于是乎，一个权力远大过联合国专门机构（如劳工组织、儿童基金、卫生组织），甚至安理会，主要又是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太上皇”组织，就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形成了。二是“新自由主义”的道理很简单，即在全球范围“以最自由、便当、迅速的办法采购原料、组织生产、运输和推销”。然而为达到此“物器第一、生意至上”目的，它不考虑各国、各国际组织为维护资源、生态、健康、传统文化、民主体制和避免垄断、两极化所制定的法律、规定与协议。迄今为止，固然在降低工业产品的关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受惠国却主要是发达工业国。至于农产品，则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补助政策作祟，大大削减了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机会。前不久，在坎昆世贸会议上农业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提出的严重抗议，多少说明世贸组织多少年来的着力点何在。三是世贸组织的存在固然主要是维护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利益，同时，八十年代以来，美、英政府已蜕变为大资本直接代理人的趋势也是有目共睹，但却不能理解为“代表美国利益”。原因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大企业为减轻负担、推卸责任、增加利润，也同时透过世贸组织向美国的８０%环保条例和一系列福利方案进行挑战，换言之，“全球化”、“自由化”也在危害美国人民和所有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同理，欧洲联盟虽然在许多场合与世贸组织貌合神离，甚至针锋相对，但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上文所介绍的媒体资本集中问题，足资证明欧盟内部也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利益存在。我们同时也能够察觉到，欧洲内部也有不少的“右派”，为了使欧盟转变为一味偏袒大资本的“萨切尔铁娘子政府”，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打拼。四是所谓“全球化”不过是幌子一个，“新自由主义”也只是一张学术面子，其真正的里子是由一批大公司透过发达国家政府委派、聘用的“专家”所组成的世贸组织。他们不受任何国际、国家民意机构监督，毫无透明度地秘密举行会议并对诉讼案件作出裁决，并按照“自己”的理念，按部就班地为世界的未来制定“秩序”与“规章”；且由于第三世界无法洞穿、掌握其游戏规则，无可避免地处于被动、不利、受制、受害地位。据报道，当前许多跨国大企业甚至不必真正劳驾世贸组织出面，只消向落后国家的企业或政府抬出“世贸组织”的牌子加以威胁，便足以使对方就范。谈及此，还得围绕“专利”、“知识产权”与将于２００５年之前拟就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细则稍加讨论。

　　专利与模仿的自然权利

　　就当世贸组织不断促进“商品、服务流通”、“降低关税”之时，却要求美国政府把平均定为１７年的专利权期限延长至２０年。据估计，美国消费者单单在这三年为居高不下的药品价格要多支付６０亿美元费用。试想，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般远在２０年以上，西方申请专利的产品、技术也远远多于发展中國家，如果再要求落后国家等待２０年之后开发同样产品与技术，或在连续２０年之内支付昂贵的生产许可费用，其动机即便不是为了置第三世界于死地，也至少是借此手段永远保持优势。反观早年所有后起追上的东、西方国家（如美、日、德），其发展历程无一例外地是靠仿照他国先进产品起家。如今，发达国家虽已遥遥领先，却故意把仿造、伪造混为一谈，动辄向使用同样或类似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求赔偿、罚金。其实，一般说来，能够仿造的技术应当属于不受保护、不得申请专利的技术。真正的技术，如奔驰汽车、波音飞机，即便第三世界技术人员成天坐骑、观摩、肢解也缺少如法炮制的能力。当前发达国家医药界频繁施用的一种手段，便是采用某土著对某种草药（该草药甚至经过土著数千年的品种改良）所积累的知识制作药品，待取得专利权之后，该“知识来源地”便不得生产同样产品，即便西方药厂所增加注入的“知识”、“技术”只相当原始知识的千分之一。同样的，软体、软性、智慧产权知识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共同财产，理当为全人类互相参照利用；更何况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下载、复制），所谓的“智慧产权”根本无从“保护”。因此，严格说来，专利、产权保护，实际上成为发达国向落后国漫天要价的恶劣手段。鉴于此，第三世界各当局与其盲目听从发达国家发号施令，不如联合起来据理力争，强调人类进化过程中最自然的仿造权、复制权（right to copy ）也属基本人權.

　　金融市场开放的教训

　　就服务领域，八十年代以来最快速发展的莫过于金融市场的扩大。尤其是在有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之后，金融“投资”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深入市场经济的任何角落。以金融投资为例，七十年代初投入于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