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1) 欲以狼道代人道

　　现今中國一些企业里流行起“狼性”的管理文化来，关于“狼道”题材的书籍近二年来销售量猛增，企业管理人员和白领们都热衷于阅读之。“狼道”系列读物声称：狼是一种伟大的动物，它们宣扬“生命是战斗出来的，战斗是生命的本质”。为此倡导：“树立商业狼性，打造战无不胜的狼团队”。培植以急躁、功利、嗜血成性、不择手段、凶猛决然、扑杀猎物、不顾及生态环境的种种性情，这样的“狼”的形象据说正被很多国内企业家奉为“图腾”而崇拜不已。

　　仅从表面上判断，狼的秉性似乎与中國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温良恭检让，以及与平和、阴柔、空菽等性情大相径庭。然而“狼道主义”的深层问题在于，在重内省直觉，轻逻辑实证的中國，我们的思维传统为模糊的特性，语言上讲究“大音稀声”，“言不尽意”，因此，如果简单地将声称言语音象意义的“能指”直接对应于“所指”去理解，则会将言语者内心幽暗处的意向性欲念（元初动机）为浅显层面的言辞所遮蔽住。譬如，有些企业家以为，培植“狼”性作风可以提高工作效能：因为它“嗅觉敏锐，善于捕捉机会。”打造所谓“狼性”团队，“狼是一种集竞争性、合作性、服从性、忠诚性为一体的智慧动物。在某一规则下他们勇于竞争，但在既已确定的组织和规则下，只遵循团体协作、服从的原则，同时表现出对狼王最高限度的忠诚。”如此等等。

　　2) 狼道的深层动机是培植奴性

　　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狼绝非是上生存竞争能力强盛的物种，在现今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野生的狼都濒临着灭种的危险。这就足够说明了狼这个物种，缺点和弱项势必多多。从自利本性出发，世上的人们都希冀自己能成为强者，并从真正的强者身上借鉴积极性价值。恰是在这点上可以看出，中國企业家热衷于推崇实际生存能力并不算太强的狼作为“图腾”，作为崇拜对象，作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而大量的生存竞争力更强的物种并未进入中國企业家的兴趣和视野，这足以说明了“狼道主义”真正的意图还是在于自强之外，所谓“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即是。

　　日常语言学派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语言分析应将说话的方式与具体特定的场景以及说话者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考察其用意。须知中國式言语所处的场景几乎无例外，都是在宗法性人伦习俗浓厚的文化背景之中展开的。而M？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S？汤姆金斯的动机——分化理论也认为，人的情绪就是动机。因此倘若使用因果倒向追溯法去分析行为的实际动向，则可溯源到根深蒂固的意欲，即成为国粹的宗法性等级秩序的情感。正如一部分中國企业的老总所袒露的，推崇“狼道”的价值趋向，还是在于狼群的“团队精神”上。然而这个“团队”的目的还不是终极的意义，因为在中國语境中的“团队”，并非只是单纯地只是为着商业利润本身而已，而是有着特定的价值依附捆绑于之上的，这“团队”之中的人伦精神恰是涵盖着工作内容的。

　　惜乎，再进一步地往深入剖析，国人所阙如的恰恰是直面人生的勇气，更羞于解剖自身。犬科动物早已是人类所熟悉的一类，从宠物驯化的历史来看，狼，惟有被人类驯化了，养育成为了温顺的狗，能与主人情感交流，博取主人的欢喜，才得以庆幸有种族的脉络延续而且家族兴旺，但是这样的受驯犬科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为主人所欣赏，特别是服从上，而绝非原始粗旷的野性。

　　且看中國企业所热衷培养下属的“狼性”理念，其着重点恰是在受驯化的品行之上，所以说，最深层的动机，无非是培植员工的奴性意识，好让那些国粹迷的老总们过上一把官大人的权力瘾，在这一点上，类似于意大利政论家马基雅维利所批判的基督教伦理：“基督教的教义使得人人成为软弱的羔羊，以供那些暴君们享用”。在此该值得注意的是，狼与羔羊，看似二极分化的秉性，其实价值意义上有着一致性的，即中國企业老总们所强调的，是处于工作团队等级阶梯链中的下属之“狼”，并不具有獨立的人格，与羔羊不二样，假以“工作”之名义，专职成为老板手中尽情利用的宰割之物，以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少有的超经济的剥削。

　　近年来狼道企管文化的一条脉络非常清楚，就是强调工作是从“执行”开始，到“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再到“狼性总经理”，从而它最终走向以“专职”为终点。为此，企业内部员工的整合成为狼道目标管理的首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也算是“攘外必先安内”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总之，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人性化”是背道而驰的。正是基于此，推崇“狼道”典型的如深圳华为公司，在招收新员工时，多以吸收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以便于进行洗脑利诱，利用年轻人的人生观尚未定型而具有相当可塑性，使其麻木神经，透支身心健康和生活情感，为一异化成“狼性”的目标而效力于公司。

　　之所以说，中國工商界某些人士崇拜狼图腾，是出于等级化管制的真正动机，而有着宗法制情怀的传统价值观渊源，这方面有着事实例证的。这些人士大多热捧毛澤東时代的人文理想，追念毛式思维：取胜不择手段、将斗争绝对化看待、以成败论英雄，认作胜利是唯一的价值等等 .他们有的还热衷于企业内部搞军训，甚至有推行军事化模式管理的企图。其中典型人物有深圳华为的任正非，健特公司的史玉柱，以及有极力宣扬布道的余世维和民本主义的孙大午等等。

　　“狼道”推崇者热衷于“团队”建设，其真正落实点就在于强调对于长官的听命服从上，这点真是传统宗法型的特色，其管理强调纵向隶属型的梯队，员工的工作人生务须有目标的依附体着于身，为此处处得表现为下者、卑者、贱者对上者、尊者、贵者的依附关系，而个人对于公司又存在着依附关系：“以人为本，重要一点就是要做到忠诚。狼对于族群的忠诚，对于狼王的忠诚，使它们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人的忠诚，就是培养忠于企业，并以此获得巨大的收益。只有无限忠诚于企业，企业才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平台，个人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而现代型企业管理强调横向联合型的，员工与企业的关系看成是经济上的合作，是平等的互助体。

　　3) 狼道主义的危害

　　在“言不尽意”的潜规则下，好事的人们尽可能地将拟人化的方式使人性种种优点附加于狼性之身，以为如此便是狼族为人类作表率无疑了：“狼是最具有团队精神的兽群。他们分工协作，团结一致，在协作中遵循自己的游戏规则，好像有铁一般的纪律约束着。他们善于沟通，彼此忠诚。狼族的这种品质是一个群体成败的关键。狼群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们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统一策略，甚至为了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狼的忠诚、交流、合作、坚韧是一个团队成员必须学习的精神，狼是教导团队成员们默契合作的无价之宝。在狼成功捕猎过程的众多因素中，严密有序的集体组织和高效的团队协作是其中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因素。”

　　对狼道文化进行如此这番的人性化包装，使得狼的形象从可怕变成了可爱，从陌生变成亲近，把狼性中的凶残、狠毒转换为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把狡诈、虚伪转换为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在这里，狼群的分工协作被隐喻为团队的合作精神，狼群的嗜血攻击被解释为社会内部阶层、族群之间毫不留情、野蛮残酷的斗争原则而发扬光大：“狼是一种集竞争性、合作性、服从性、忠诚性为一体的智慧动物。在某一规则下他们勇于竞争，但在既已确定的组织和规则下，只遵循团体协作、服从的原则，同时表现出对狼王最高限度的忠诚。”

　　至少在表面层次上运作来看，“狼道”管理的理念片面地将人理解为经济动物，正如现今的一部分国人片面崇拜GDP指数一样，它无关涉于人文关怀，全然不顾人文意义的“幸福指数”。所以单靠着逼迫性管制，尽管生产、销售指标可能上去了，员工的实际快乐感受下降好多，从人的全面发展意义上讲是得不偿失的。

　　狼道文化引导下，企业里的员工们变得缺乏亲情和友情，冷漠而残酷。据说现已经体现在华为公司之幕僚加盟的各种中小企业中的销售团队中，公司对业绩目标无休止冲击，由于压力过大，员工身体和心灵受摧残，从而使得企业具有血汗工厂的特色。今年5月28日，年仅25岁的深圳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突然去世，他的死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与加班时间过长有关。

　　深入言之，片面增进狼性“团队”，使得本土企业里的员工个人尊严丧失，打工者的地位卑贱无援；于是吮痈舐痔之术认可为人际的“沟通技巧”；向大众献媚则是增进“团队精神”的“润滑剂”。少了个人自由，“团队”便成了逃避个人责任的护身符，凡是过错辄往集体身上推卸等等。可见，否定掉个人尊严、蔑视人性虽然会形成均一化的社会或企业秩序，但却使每个个人都发生严重的人格扭曲。封闭性的有序则危害成社会性的无序——一盘散沙。在当今，被扭曲的性格和古老的文化秩序业已成了国内企业发展和进步的严重障碍。

　　4) 团队建设之误区

　　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表明，整体未必一定大于部分之总和。譬如“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恰好是对国人“团队”的普遍写照。可见，“团队”并非是个神圣的名词，更非至高无上的伦理终极和绝对的真理形式。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人处于社会之中的群体，并非总是、或应该是和团一气地成铁板一块。社会性的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既需要广泛的合作，同时又需要全方位的竞争，特别是后者在现代性的商品/市场经济社会里，成了国民活动的重心和中心法则，社会历史的进步正是对于神圣“大序”（如社群共同体的人类、国家、民族、集体、团队等等）的降价和脱魅（韦伯语），于是道德的制约和提升同时需要进入对于这双重性的活动中。而我们国人的实际处境如何呢？梁启超早就指出：“我国民最缺者，公德一端也”。我以为，缺公德即缺真正意义的团队精神，而这公德又须是建立于充分个性獨立和自由之上的权利意识。扼杀个性自由、人格尊严和人道主义来嗜谈“团队精神”是短见且危险的，这正是我国道德实践长期以来始终所面临着的实际课题。

　　重要的本质是，团体利益实际是个人利益的放大。构建于儒家的宗族主义“团队”，其实是一种“私德”，因为它的价值指向最大的是宗族的族长，其次弱些的是宗族小团体下属，而显现于本土企业里的“团队精神”其价值归宿，其实更是企业的老总，绝非是上升为全社会利益乃至宇宙精神超我的大德，正因为视其工作境界最高级的“团队精神”，竟然以狼族为楷模，而不是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为趋向于无比完美的上帝的神性（西方新教伦理认为努力工作正是响应上帝的召唤）。美国神学家尼布尔指出，群体往往比个人更不道德，群体比个人更以自我为中心。因为，道德与理性对个人规约力强，对群体则很弱。上世纪地球上曾经发生过的以民族大团体名义行之弥撒亚政治的苏维埃赤色恐怖、国家社會主義（纳粹）狂暴，以及红色高棉暴虐即为例证。因此凡是以“爱国”、“集体”、“团队”等等的主义感召人们的应特别引起人们警惕万分。

　　人的主体性辩证法就在于：一旦与个体的感性生命和自由意志紧密相连接的自主性被破坏殆尽，无数个人之众被抛入到凑合起来的大众之中只是虚幻的“集体”，无法形成真正有凝聚力的战斗团队，因为如此的“集体”其自身真正的“目的”指向是与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大人（或企业老总）个人的意图一致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变了相的“个人主义”——实质是一种隐蔽而卑劣的个人主义，“以人为本” 假借于“以民为本”（在此为“团队精神”）为手段，实质成了“以官为本”目的，对待下属他人全置于手段性质，对于被统治的大众来说具有异己性质。鲁迅先生在谈到中國的国民何以成为一盘散沙时，曾说过，这种结局正是專制主义统治的“治绩”使然。

　　在本土有着深远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它具有强烈的空想性，总是希冀把改造社会、增进人生的期望完全寄托在“道德重整”之上。如今中國企业的人事管理模式也是这样，团体越是涣散，就让人觉得是道德不行，就越激起道德重整的狂热；越是道德重整，团体就越涣散。如今可怕的倒是，中國文化极强的同化溶合力又难免曲解起泊来的“团队精神”。要解开这个恶性循环的死结，唯有建立起以个人为本位的法治秩序，落实于企业管理上，就得推行制度化，而非人治化的宗法等级“团队”，在这方面西方企业已经获得了大成功。

　　诚然，企业的规模生产和经营必然需要寻求集体（团队）协作，企业里人际关系须融洽和諧，特别是处于高度技术一体化的工业时代，但在现实点上，个人自由与“团队”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向来难以真正调和、兼容。企业经济的发展须在个人与集体（团队）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因而经济的成功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成功。这也是西方学者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这一问题的解决绝非一劳永逸，它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终生，因为这本身就是人自身的存在与超越的两重性悖论。

　　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个人的创造力日益被强调而赋予了寄托，而服从文化是与创新文化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以为，在本土这样的宗法人伦浓郁的企业环境里，理应特别呼吁，优先关注起个人自由、平等、尊严和独特性，而远非是建立起狼道文化的团队！

　　作者:施卫江

　　官本，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官本现象，在中國可谓历史“悠久”。古人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其最终目的仍是“学而优则仕”。官本现象在意识层面上的表现就是官本位意识，其直接表现就是官僚主义。一旦当官，就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下面的皆由我摆布，一个人的意志成了大家的意志。官本现象在制度上的根源是封建的等级特权制度。这种等级特权制度使处在不同级别上的官员有着不同的人生待遇。级别越高，待遇越高，权力越大，享受也越好，制约也越少。有了官，也就有了一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在这种制度下，“往上爬”就成了各级官员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选择。官本现象在现实层面上的表现就是一切为了当官，当官成了人们唯一的奋斗目标。官本现象的实质是“钱本”，“千里去做官，为了吃和穿”。

　　民本是相对于官本而言的一个概念。有“官”才有“民”。民本思想在我国也古已有之。《尚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左传》曰：“利民为本”。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虽然民本思想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统治者的长久统治，仍在于“官本”；但民本思想仍体现出了其积极的意义，是对“官本”的一种局部否定，其核心就在于体现了“民”的重要性，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财实的主要创造者，离开“民”，统治就无从谈起。荀子曾以舟水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人本相对于官本和民本而言，已无所谓“官”、“民”、之分，它强调“以人为本”。无论“官”还是“民，大家都是平等的，都应体现人的价值。人本社会应当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理想形态。共產主义从本质上讲应当是一个人本的社会。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產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根据共產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作为一个人本社会，具体来说，应体现如下几点基本要求：1、机会均等；2、弱势群体得到有效救助；3、利益分配应均衡；4、制度体系应当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空间；5、”和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这里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諧“，也包括人与人的”和諧“；6、人自身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7、社会权力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没有”特权“；8、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

　　目前，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科学发展观问题，人本应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落脚点；溫家寶总理也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具体来说，应当要求：1、努力克服官本意识。由于封建主义余毒的影响和我国制度上的一些不完善，目前，人们的官本意识仍很浓烈。大家都去抢着当官，一切为了官。从事行政的，大家都一门心思“往上爬”，搞科研的不搞科研也抢着去当官，就连中小学生也以“做官”为荣。据说成都某中学一班级中59名学生中有40多名班干部，并且提出：“人人有事做，个个有官当”。如何克服这种官本位意识，除了教育等方法外，重要的还在于制度创新。这里首要的措施应是破除当前分配领域中的“按权分配”现象。目前，不少单位在分配制度上实质上体现的是“按权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或“按贡献分配”。例如：分房子，以级别定大小、定好坏；发奖金，以级别定高低、定多少；坐车子，以官级定档次、定牌子；讨论事，以级别定名单、定范围；等等。这种分配制度应当得到彻底改革。其次，权力应当受到有效制衡。不受制衡的权力是谋取私利的最好武器。这里应重视两类民主，一类是黨内民主；一类是单位民主。同时应充分发挥好职代会和黨代会的作用。2、牢固树立民本观念。这在的民本应当是一种新型的民本，应当是社會主義条件下的民本，主要包括：（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澤東同志一贯倡导的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2）以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这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落脚点；（3）以代表中國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要求，这是江澤民同志“叁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所在；（4）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说，应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3、不懈追求人本境界。从官本到民本，再从民本到人本，这是一种境界的不断升华。目前，我国虽然还处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生产力仍不十分发达，有些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但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清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当前，黨中央及时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这为我们顺利实现人本社会的目标提供了正确而充分的前提条件。只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相信中國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接近于人本的真正境界。

　　作者是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

　　作者电子邮件：gssgw007(at)sina.com

　　作者:宋圭武

　　中國要现代化，国民精神现代化至关重要；而国民精神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精神的充溢。但纵观中國历史的脉胳，理性精神真是少的可怜，而充溢其中的是非理性精神；这种非理性精神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四大主义”。

　　一是权威主义。权威主义在中國可谓源渊流长。国家有国家的权威——皇帝；家庭在家庭的权威——家长；学校有学校的权威——孔圣人；而且各村庄也有各村庄的权威，在庙里供奉着，五花八门；就连厨房等也都有自已的权威——灶神爷。真可谓权威遍地，权威的神通大无比。这种权威主义“情结”导致的结果是：1、容易产生盲从现象。因为有权威存在，所以自已最好不要去思考，免得浪费时间；凡事跟随权威就是。2、容易产生依附心态。因为权威是万能的，又是神圣的，所以，寄托于权威是既“合理”又让人充满“希望”。3、容易产生反抗和斗争“情结”。一旦权威的神话破灭，权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时，权威主义“情结”所表现出的另一面就是反抗和斗争“情结”。当然反抗和斗争的目的并不是彻底地不要权威，而是为了树立另一个新的权威；而且这种为权威而战的心态在客观上往往会导致“过火”、“过激”行为。

　　二是血缘主义。血缘主义的核心是“基因中心论”；基因中相同成分的多少是决定关系远近的唯一标准，并且血缘统治地缘和业缘。血缘主义的泛化对中國造成的影响是：1、情大于理，法律意识淡薄。中國人常讲，凡事要合乎情理，但细究“情理”二字，终究是情在先，理在后。“游戏规则”固然重要，但面子与人情更不能不要；所以，“游戏”中自然是情为重，而“规则”次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意识的淡薄也就成了必然。2、契约意识是无根草。血缘是天然的“契约”，这种天然“契约”的价值将高于任何后天契约的价值。3、竞争精神缺乏。基于血缘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只能是“和气”而不是竞争；因为大家都是“一家子”，何必竞争。

　　三是机会主义。对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一般地解释是人类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性和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國，由于政治上的人治传统和小农经济的固有特性，使机会主义在中國处处泛滥。其直接的表现是：1、重短期行为，轻长期行为。2、重局部最优，轻整体最优。3、重个体最优，轻团体最优。由于钻空子意识太浓，所以，造成团体的监督成本高昂，不易形成理想的合作。目前，中國改革中所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等现象就是机会主义的典型表现。

　　四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在中國也是根深蒂固，这里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平均主义的影响主要有：1、在心理上易于滋生人们的嫉妒心态。不“平”则“鸣”，看见别人突出，就心理犯忌。2、在行动上往往产生“枪打出头鸟”行为。人们常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深层次原因就是平均主义的兴风作浪。3、在分配上总是倾向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种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直接后果就是生产上的无效率，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上述“四大主义”与现代化所要求的理性精神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现代化要求自主、平等、合作、法治、竞争、勤劳致富等，而“四大主义”所表现的恰恰是相反的一面。所以中國的现代化，不仅存在物质建设上的巨大任务，而且有着精神建设上的艰难曲折。国民精神只有砸烂“四大主义”的枷锁，国家才有可能顺利驶入历史的快车道；否则，现代化的物质成果在“四大主义”洪流的冲击下将难以得到有效建设；同时，任何外来的“主义”，也将会在“四大主义”的“淹泡”下，而变的奄奄一息，或是名存实亡。所以，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但要想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提是必须成为一个理性的民族。

　　作者是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仲共甘肃省委黨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三农”问题。

　　作者电子邮件：gssgw007(at)sina.com

　　作者:宋圭武

　　自从一个人出生于现世，就被人为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的人类，一类是类“人类”的非人类；正常的人类合乎人的一切正常形体、思维、逻辑、感情与自由，过着符合人一切本性的生活，活在现世犹如天国。

　　而非人类有象人一样的形体，但却没有象人一样的权利、自由、思考，甚至失去了“要求权利的权利、自由活着的自由以及进行思考的思考，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虽同样活在现世，却好象在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要求人类社会整体划一，以团结及民族之名公然推行一个群体的自私，要求人象狗一样地绝对服从与永不背叛，象猪一样地不会反抗和獨立思考；在这里，人们被安排好的一切安排着，诱导着，人活着就是按部就班地等死；在不被特别要求的情况下，选择自杀都成了自绝于他们而被谴责。

　　在这里，批评常视为批判，对话常视为对抗，协商常视为威胁，竞争常视为斗争，一切合理的诉求都相当然地被压制，没有标准，不顾评判，不讲原则，从无稳定底线。说真话的封口，书写真理的封笔，乱走动的统统送进监狱；文字屏蔽掉，报刊封杀掉，血迹冲干净，再粉刷上一层雪白的粉，贴上两层金。

　　在这里，常识常被抹黑为谬误，真理常被矮化成小丑，一切非自然的唆使和异化公然大而行其道；在他们眼里，外部世界都是不良居心地充满着敌意，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仇恨和戒备注入非人类的思想中，让他们与世界对立，与自然为敌，让非人类互相屠殺，争相内斗，将个人利益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并以此为乐。

　　在这里，一切都可以被压倒，惟独利益；一切都可以做手段，只为目的。奸滑常被比喻为聪明，算计常被美化成智慧，妥协与和平常被看作懦弱，公正与平等常被斥为奢望，纯洁与仁慈常被视为愚蠢。所有斗奸斗狠的恶斗都被作为斗智斗勇的学习模范，所有披着勇敢外衣的暴徒都成了被顶礼膜拜的精神偶象，所有以暴易暴的丑剧被一代代传承并愈演愈烈。

　　苏格拉底说“无人有意作恶，一切恶行都是在不知道善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这里，他们不知何谓善，何谓真理。他们四处害人，终又被他人所害；人人是施害者，终又是受害者；人人不自觉，不自知，人人都张着血盆大口，里面都是深不可测的机关与一望无尽的欲望。人人都陷入沼泽的烂泥潭里不得脱身，难以自拔。

　　在非人类的社会里，人人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仰，没有自由，人不能成为其人，人人是工具，人人为器物，只会象牛一样地不停拉车而不知终点在何处，象狗一样地充满警惕直至丧失抵抗力被斩杀，象猪一样被圈养任人宰割而永远看不到外面的田野；人人失去了作为一个基本的人所拥有的生存价值和活着的尊严。

　　奥古斯丁说“凯撒之物当归给凯撒，上帝之物当归给上帝”，人人都应做一个现世的人所应该做的事，但坚守自己的信仰，唯其如此，人才可以成为其人，成全其善，即使在非人类的社会里，仍然可以象人一样有尊严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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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建永

　　生命是一种奇迹、一种偶然，一种不经科学实证，纯属“天授神赋”的瞬间偶遇合成，因而其獨立自在的客观属性中本然地蕴涵着不可重复、不可更动的神圣感和属灵的光采。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天地造化精心孕育并囊括了所有想象力和创生机能的全息系统，是故其原生品质中便自发形成抗拒一切外在于本身伦理之外的社会改造和后天性的技术移植，即便是看起来具有严谨的求实精神，抑或被认定为符合生物“优化选择机制”的科学发展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出现正向预期与结果反向逆行的严重悖谬。所以，只要还有一息尚存并依然承续着、连绵着生命灼热的悸动，我们便无需标榜“正确”的社会观念和伪真理的教化与修正，甚至也无需经验或事实的刻意论证求解，仅仅凭借直觉，凭借“我思故我在”的事实，即可以体悟到生命意识中温馨的眷顾和真切的记忆，体验到心灵内在的奔突并时时有向外的张望！这不仅拓展了个体生命外延无限的意义空间，也使我们感知到自己与外部世界休戚与共的关联性，进而自动生成体己度人的谦让与关切，不苟且跋扈、不同态复仇，始终秉持着一种端肃、一种敬畏而后“同舟共济”将阻止生命正向发展的败血因子消解清除，让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处境与其存在的所有维度，在客观上都具有机能上的同构性，所以需要相互依存，需要彼此宽容和认同，从而感恩于红尘际遇中所有的世故风情，陶然于个人灵性与万物同生共度的喜怒哀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的处境改善和人的荣誉回归重新奠基加冕。

　　曾几何时，我们总是迷恋于“科学主义”无所不用其极的偏执与霸道，总是受制于食色之欲和唯物至上论的蛊惑与教唆，致使在有关人的定位与价值遵从上总是不知所云地随大流、跟“主题”，犹如临风游弋的无根叶子被裹挟着、驱策着，在历史轮回波云诡谲的荒诞情境之中进行“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要么趋炎附势协从各种极端主义诋毁造化所赋予人的天性，将人邪灵化、妖魔化从而衍生出一场场毁人自义的惨剧闹剧；要么袖手旁观纵容人的自恋和迷狂，让暴力四处张扬并主宰着我们的心性然后目空一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征服和掠夺，被庸俗政治经济学和泛“相对主义”一路挟迫并导向形而下的生存盲区，最终自动摈弃“绝对理性精神”和道德信念对人类生活的疏导与启示作用，一次次听命于强势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本位进行恶意的社会“变性”和错置，从而形成一种仅仅基于利益博弈和力量对抗的病变性异化社会生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于内在自律的缺席而越发紧张且冲突不断，因而便只能倚重冷态的律法和暴力惩诫对人进行强制规训，以此维持一种徒具文明外壳而无内在激励机能的非自愿性“和諧”社会关系。

　　这种导源于现实主义拜物教和强权硬性统合的社会伦理构成，由于缺乏超越性的精神阐发和内在的信仰基础，使得人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动物本能自在自为的盲目性获得了社会化的选择价值，但随着实证主义对人类神性存在的全方位否定和颠覆，人们既不能挣脱肉体的束缚沉湎于无所牵挂的精神逍遥，也不能回归传统寻根问祖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如此，尽管我们曾经因为欲望的激励而创生出足以自赏的物质文明，但我们关于幸福的体验却每况愈下，即使置身于当下的“盛世”沉迷于肉林酒池的现实光鲜，我们却依然很难触及到有热度的身体和会心的微笑，纵是历尽了千般“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市井风情，但拔开芸芸众生看似阔绰的风姿直抵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所透析出的却仍然是耽于利害角逐引发的异质化神经衰弱，是不能“承受”的价值虚无主义衍生成的虚拟化神采。由于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值得过的根据！找不到能激发人们立足高远、信守终生的价值理念，人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才如此脆弱，才如此常常被自己的聪明和虚妄所颠覆并造成人性自我认知上的种种迷误，从而难于克服生存的顿挫感以促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理性反思意识。

　　众所周知，人不能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肃的事实，因为他本身的存在都具有目的性，都是个人与社会应当全力“经营”和维护的唯一有价值的正义主题。所以，让人活出意义，让人在置身其间的社群之中获得重视并始终葆有个人历史中温情的记忆，从而超越于“小我”的利害权衡自觉内生成不伤害、不侵犯和平共处的交往机制，沐浴于惺惺相惜的眷顾与悲悯然后齐心携手共度沧桑，这就不仅仅是个人伦理的自我确认见之于社会最低度的意义诉求，也是人性基于自卫与共荣而应当持守的道德低线！因为人的本性表明他不愿意被当作手段和工具，不愿意仅仅作为社会构成的“数量集合”而引起注意，每个人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全部，就是其在对应于自己的一切社会与自然境况中毕生戮力表达的价值所在，所以他总是拒绝专横、反抗奴役，总是力图挣脱形而下的生物区间企望获致一种理性的、富有神情的文明仪态。因此，任何人，只要还有起码的知觉并能体察到自己依然存在，就必然会与其所处的世界形成信息互动和精神上的共振，从而在其人生意义的表达中就不仅止于活着，不仅止于将自己锁定在只是为了生存这一低度的庸俗社会“主义”圈定的羞辱性人權范式之中。

　　所以，英国学者史蒂森？卢克斯说：“理性的存在叫做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学的意义表达，同时也是一切制度行为和法理建制产生的前置条件”，基于这一表述，我们需要重树个人的信心和尊严，让人活出意义活出精神层面一切可能的气派，从而使人人都能遵循普适的文明人准则为自己定制有高度的社会品性。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有可能超越于庸常俗务的羁绊对人的处境进行有深度的追问和检索，才能绕过原欲诱惑找回迷失于利益纷争中的光荣与梦想。至此，我们便能超越蒙昧主义长期奉行的以力相搏、赢者通吃的盗跖逻辑，消除“进化论”去道德化渎神主义的虚妄与自恋，让人从物性化自我贬损的迷误中向神性的意义回归，以此规避经济原教旨主义对社会人文价值取向的蛊惑和误导。所以，我们总是强调信仰之于社会良性发展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强调价值理性对人类缺陷与罪性意志的质疑和批判，正如迦达默尔所希望的那样：“价值理性的功能除了对认识统一性坚持不懈的迫切要求之外，还可以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它呼唤人们重视灵魂，找到自己的天职并培育出基于爱与善的关怀和谦卑”。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对价值理性的遵从并将其置于一切现实的事务之上，我们才能依然仰望头顶的星空，关注内心的道德，才最终悬置出具有神启意义的“彼岸”以告慰人并让其有信心，从而使我们赖以生息的家园不致坍塌沦陷，并一次次脱身于幽暗的历史场域看到引领人性向善的光芒。至此，我们才有足够的精神强度抵御伪真理的迷狂，消解政治攻伐和利益争讼郁结的历史怨怼，将人的全面发展凌驾于任何观念形态之上，从而促成意识的本能自觉并滋生出内涵丰富的神意想象，使其天赋的创造性欲求和自我实现的内在张力被充分激活，进而自动生成希望被肯定、被尊重、以及对自由与爱的想象与渴求，由此，我们便因了理性的判断能将一切个人主体之外的干涉力量视为对生命属性的篡改与冒犯，从而自发地内生成对诸如歧视、压迫、弱肉强食、暴力伤害等负面社会经验和制度行为表现出本能的警惕和抗拒。因此，神学家史怀哲指出：“只要我们还有知觉，我们的本能便会意识到环绕于我们周围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这种对生命的全然肯定不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工作，也是一种在道德上必须考虑的原则……”。唯其如此，我们必须依赖于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并通过社会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自为，使得人人都能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将个人的内在关注和自我体恤的伦理诉求延伸成为普适而具有整全性的社会理念，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处的世界中保持足够的“高度”和社会正面地对话，最终形成一种根基于善与爱的伦理自觉与交流机制。

　　于此，我们便有了足够的心智把持好个体对应于自然与社会的意义表达并由此确立自己作为人的天职，了悟到造化万象生死寂灭的轮回宿命，因而就不会重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妄念，从而于内心深处尽可能消除生命不能“恒在”的无望感和“天命不可知”的恐惧与迷惘，凭借着对爱与信仰价值的坚守，凭借着依然回荡于生活之中连绵的共鸣和会心的微笑，只要还活着，还能触及到生命的脉动而且知寒知暖，为了人的自我看护与救赎，为了仿佛久违的时空中依然波动着的人性光彩，即使我们无法自足于个人心灵的沉醉从而做到与污浊的现实分道扬镳，但却能因此而从金元交响的名利场中分离出基于爱的同情与共勉，找回透心的问候与点点滴滴的顾盼之情。至此，我们其实不必总是企图标举宏大的叙事，仰望历史与现实中喧嚣的伟功，而只需在目力所及的当下处境中积极介入和参与，于日常琐屑的饮食男女之间做作本该做的事，传递一种热量、一种希望和祝福，在无尽的生存困厄之中承续着、延伸着一己的爱与关切，维护着人人应有的尊严和自信，不与鄙俗的风尚同吃同住并拒绝一切不公不义的威逼利诱，我们便能欣然自足于心中历练的全部惊喜与顿挫，从而在“不能承受之重”的命运感中活出“入世”的光彩，活出斗转星移、时序流程中有意味的人性高度。

　　二００六年四月十四日完稿于麻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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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汉心

　　学生时代，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动中读过一本《革命烈士诗抄》，其中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印象特别深刻。作者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说，夏明翰诗里所说的主义，就是共產主义。实现共產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夏明翰就是为了坚持和捍卫共產主义的信念而献身的，夏明翰的英勇献身是现代意义上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老师还指出，为实现共產主义而献身是一种崇高的品质，世界上只有共產黨员才有这样的品质。听了老师的教导以后，我对共產主义就特别地向往。对共產黨员，尤其是对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共產黨员就无比地崇敬。后来，读到谭嗣同、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人的事迹，发现这些人也得到人民群众很高的评价，也被称为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学生时代，对“仁”和“义”没有太多的注意，只是简单地认为，“仁”和“义”就是仁慈、道德、真理、正义，就是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不惜牺牲生命去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从此，我不知不觉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献出生命的人都是崇高的，伟大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及读明史，有个叫方孝儒的人引起了我的思考。他的故事因此而改变了我的上述观念。此人被明成祖朱棣所杀，死得悲惨而壮烈。《明史？列传第二十九》记载：“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儒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儒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方孝儒矢志不移、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跃然纸上，惊心动魄。面对朱棣这个杀人魔王，方孝儒为什么能这样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显然，在方孝儒的心目中一定有着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个东西就是忠臣的名节。这股力量就是名节高于一切的信念。方孝儒认为，臣民应该无条件地忠诚于皇帝，皇帝的旨意不能违背，皇位只能由长子继承。弑君篡位是大逆不道。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和利益，每一个臣民都应该”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他的信念，是他的信仰，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信奉的主义。他要不惜生命地坚持这个主义。

　　方孝儒是为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而死的，他实践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按照传统的观念，他完全可以称为仁人志士，可以进入伟大人物的行列。然而，当我读到另外一段文字之后，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据另文记载，当方孝儒说完“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以后，接下来是这样的：“文皇（成祖）大声曰：”汝安能遽死？既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儒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儒，孝儒不一顾，乃尽杀之。行刑延七日，然后出孝儒，磔之聚宝门外。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数千。”朱棣此举因创造了世界刑罚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灭十族而名垂史册。

　　方孝儒为了成全自己的名节，为了成“仁”，为了取“义”，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竟使八百多个无辜者死于非命，给几千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方孝儒要成的那个“仁”，要取的那个“义”，要坚持的那个主义，真的值得用八百多个人的生命和几千人的苦难去交换吗？这个主义是伟大的、崇高的吗？方孝儒是一个值得人们引为榜样和楷模的英雄吗？

　　什么叫“仁”？什么叫“义”？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研究和阐释“仁”和“义”的著述汗牛充栋。原来关于“仁”和“义”的含义，自古以来就各有各的说法，谁也没有给它下过确切的、万古不移的定义。谁掌握了最高权力，谁就有“仁”和“义”的解释权，谁就可以对“仁”和“义”的内涵进行增添、删削和修改。不同的执政者对人们在“仁”和“义”的理解上都有不同的要求。“仁”和“义”是与时俱进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朱元璋的删改《孟子》，康熙的钦定《四库全书》，无不是在“仁”和“义”的问题上做文章。用一句顺口溜来说，“仁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同一个在“仁”和“义”的名义下被处死的人，往往会有两个称号：罪犯和英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中國，尽管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很多，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仁义家、道德家的，几乎没有。什么叫“仁”？什么叫“义”？竟是一笔糊涂账！

　　尽管“仁”和“义”是一笔糊涂账，但方孝儒心目中的“仁”和“义”却十分明确，那就是：绝对地忠于皇帝，维护皇帝的权威，誓死捍卫皇帝的正统地位。有人也许要问：当时，朱棣已经自称为“朕”，已经大权在握，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了。忠于朱棣其实也是忠于皇帝，方孝儒为什么只忠于朱元璋、朱允文而不肯忠于朱棣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根据他的那个主义，朱允文是正统的皇帝，朱棣则是违背了这个主义的一个“逆贼”。他只能忠于朱元璋、朱允文，宁死都不能与逆贼同流合污。

　　那么，一个人是不是应该绝对地忠于皇帝？皇帝是不是只能由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当下去？一句话，方孝儒的这个主义合理吗？值得人们用生命去无捍卫吗？

　　我们不妨看看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朱元璋出身于安徽凤阳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小时候读过两年书，粗通文墨。从他留传下来的手迹看，他的字写得还不错，有时兴起，还诌过几句诗，可见，他的悟性颇高，是一个聪明人。由于他既聪明，又识字，少年时代便成了小伙伴们的头头。朱元璋自小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主儿。他根本不把乡规民约、信用道德当回事。少年时期带领小伙伴们偷别人家地里的红薯、芋头、花生、豆子几乎成了习惯。朱元璋曾经给人家放过牛，却监守自盗，与小伙伴们合伙把一头小牛杀了吃掉，将牛尾巴插进岩缝中，谎称小牛钻进岩缝里去了。朱元璋的这些劣迹，曾经被作为“佳话”广为流传。十七岁那年，凤阳发生旱灾，许多人外出逃荒，朱元璋则头发一剃，去庙里当了和尚。朱元璋当和尚，并不是为了修身养性，皈依佛门，而仅仅是为了糊口。当和尚化缘，比普通百姓乞讨无疑要容易得多，面子上也好看得多。从这一点上，足以看出朱元璋的工于心计。佛门的清规戒律，他从来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他依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二十四岁那年，朱元璋终于不甘寂寞，投奔到独霸一方的郭子兴部下，大开杀戒，开始了他的打天下、坐天下的生涯。朱元璋无所畏惧、铤而走险的性格初见端倪。七年的佛门生活，佛家大慈大悲的教义，对他的心灵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他深谙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游戏规则，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十六年后，朱元璋凭着他的机智、胆略、奸诈和心狠手辣，击败了对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人的欲望是很难满足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志得意满，他还要他祖宗当皇帝，让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当皇帝，使朱家政权千秋万代永世长存。为了确保江山永固，当然就要设法做到在他的治下没有人想造反，没有人敢造反，没有人能造反。为此，朱元璋苦心孤诣地采取了四项措施。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把自己的父亲、祖父、曾祖父追封为皇帝。把自己的儿子全部封王，坐镇全国各地。而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开国元勋，没有一个封王，只有７个人被封为“公”，而“公”的地位和待遇，远在王的地位之下。古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之说，朱元璋以为，全国各地手握生杀大权的全是朱家的父子与兄弟，朱家的江山从此就铸成了铜墙铁壁，就固若金汤了。然而，事物并没有像朱元璋设想的那样发展。他的儿孙们在他所营造的超级温室中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自私、越来越穷奢极欲、越来越为非作歹。他们只知道吃喝玩乐、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到第１４代朱由检身上，朱家王朝终于灰飞烟灭了。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所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对老百姓进行洗脑。元末长期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的局面，使得整个社会法纪缺位，道德沦丧。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人常常被人们视为英雄豪杰。这种思想观念对统治者来说，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种思想观念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对朱元璋的统治肯定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消除不稳定因素，朱元璋精心建立了有利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他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全民的学习运动，但学习的不是文化，也不是科学技术知识，而是皇帝制定的上谕。他规定每个村子都要选派一位年纪较大的人，每月至少六天，天黑之前沿着街道闾巷一边摇铃，一边高声朗诵皇帝制定的六谕：要孝敬父母，要忠于皇帝，要尊重长官，要教育子女，要关照邻居，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他没有要求各地建学校，却下令全国每个村子都要建“旌善亭”与“申明亭”，类似现在的表扬栏和批评栏。旌善亭用来表彰村民的“善行义举”，把“好人好事”公布在亭中，予以表彰，有点类似现在的评先进、选模范。至于什么该表扬，什么该批评，当然是以上谕的标准来衡量的。申明亭用来处理村民之间的较小的、够不上告官的纠纷，这些纠纷由村子里遴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人裁决。村里的“坏人坏事”，在亭中公布，以作警示。另外，每年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聚餐，叫做“乡饮”。进餐前，由“德高望重”的人宣读皇帝的最新上谕和朝廷的最新法令。同时宣布本村平时不遵守规矩的“顽民”名单。被列为“顽民”的人，等同罪犯，将被押送县衙，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如果“情节严重”，“顽民”的家属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所采取的第三项措施，就是将全国所有的老百姓严加管束，全体臣民只准老老实实，不准随意活动。自小就不把乡规民约、政府号令当回事的朱元璋，自己当上皇帝以后，却制订了严而又严、细而又细的法规制度。伴以严刑峻法在全国强制推行。稍有不慎触犯了法规制度者，无不受到严惩。朱元璋创建了一套“引凭制度”。“引”是一种由官府出具的文书，类似现在的执照和证明。这个制度规定：商人要有“商引”，盐贩要有“盐引”，卖茶要有“茶引”，没有依法取得“引”的人从事上述活动者，以奸盗、走私论，处以死刑；百姓外出要有“路引”，没有官府发放的“路引”而擅自外出者，一经发现，即予逮捕定罪；行医、卜卦的人，只能在本乡范围内活动，超越本乡范围活动的以犯罪论处；所有的人，不论到哪里去，干什么事，必须让周围的人知道，不准私自行动。违反者，任何人可以把他拘捕交给官府，处以充军；所有的成年男子，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方谋生，都必须报告乡邻和当地官员，否则以奸人论处；农民只准在一里路的范围内活动，并且要早出晚归。这些规定，必须人人遵守，互相监督，每个人都有揭发、检举别人违反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朱元璋还规定，所有的人都要互相监督，揭发、检举别人的人给予奖励，包庇、纵容、隐瞒别人违法犯罪的人则以同罪论处。在这个制度下，所有老百姓的一言一行，无不处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任何犯上作乱的活动也就不可能出现。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所采取的第四项措施，就是清除异己，巩固权力，严刑峻法，实行恐怖统治。

　　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和子孙的统治地位，在全国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清洗。朱元璋是平民出身，他的权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他在郭子兴部下掘到了权力的第一桶金之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同时也染上了权力的毒瘾。他深知权力的作用，也深知权力膨胀的奥妙。当然，他也知道几乎所有的人都乐意当皇帝，想当皇帝。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他知道当皇帝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本领，只要心狠、手辣、只要敢造反、敢犯法、只要随机应变、不择手段，就具有了当皇帝的素质，就有可能成为皇帝。每一个有才干、有野心的人，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和机遇，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成为朱元璋第二。基于这一认识，为了防微杜渐，他把掌握了一定权力的人和有可能取得权力的人，全部视为潜在的政敌，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他要把潜在的危险消灭在萌芽之前。在这六次清洗中被杀的军、政官员总数近１５万人。其中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仅仅因为地方政府为了应付朝廷需要的统计数字，有关人员携带了盖有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将修改后的数字及时填了上报。朱元璋便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职全部处死，副职以下官员则打一百棍后充军边疆。方孝儒的父亲方克勤当时任济宁知府，也因此而被杀。（当时全国有１３个布政使司，１４１个府，１９２个州，１０１３个县）；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仅仅因为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他人贪污，便对被告刑讯逼供，并以“藏贿于民”为借口，将六部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和富裕户被杀者８万多人。值得指出的是，在此案中被杀者的罪状，判决前都没有公布，更没有宣示罪证。案件结束以后，该案的主审法官吴庸又被朱元璋为“以平民愤”而处以磔刑；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文武官员在５万人以上；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中，京城各军府、卫所的各级军官近两万人被杀。这近两万人，也是在被杀之后才罗织罪名的。朱元璋到了晚年，为消除对朱家政权的潜在危险，在诛灭异己时，宁可错杀，不让漏网，杀人连借口都不找了。明初的所谓“四大奇案”，可以说，无一不是冤案。洪武末年的官场，有幸存活下来的，只剩一些奴才和走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朱元璋对军官的滥杀，为朱棣后来推翻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文创造了条件。

　　朱元璋大刀阔斧地干完这几件大事以后，人人谨言慎行，个个如履薄冰，整个中國万马齐喑，波澜不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景象。朱元璋自以为奠定了朱家政权万世长存的基础。可是，事情并没有沿着朱元璋所设计的方向发展。正是他的这些铁腕措施，使得他的儿孙们个个穷奢极欲，为所欲为，只知享受，不知天高地厚，并且一代不如一代，每况愈下。号称大明帝国的庞然大物，终于被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李自成所推翻，被满清所取代。

　　有人说，朱元璋最痛恨腐败，是惩治腐败最力的皇帝。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对明朝的史料稍作浏览，就不难发现，朱元璋是中國历史上最大的以权谋私者，是最大的腐败分子。《明史》载，朱元璋“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他的登基典礼，他以及他的后妃、王子的生日、葬礼等庆典活动，其奢华程度之高，铺张浪费之大，动用人数之多，仪式之复杂繁琐，为汉晋以来所未有。他的儿子全部封王，王并不仅仅是一个头衔，一个荣誉称号。王的权力和待遇不可小觑。明朝对王的待遇有这样的明文规定：每个王每年的俸禄为１００００担大米，国家给他提供官邸并配置武装警卫人员。警卫人员的数量最少的为３０００人，多的达１９０００人，警卫人员的费用全部由兵部（国防部）承担。王的服装、车骑、仪仗比皇帝低一等。所有的大臣不论职位多高，见了王都要下跪。王的大儿子称世子，世子的大儿子称世孙。世子和世孙穿一品官员（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的制服。王的其他儿子封为郡王，郡王的大儿子称郡王世子。郡王世子的大儿子称郡王世孙，他们穿二品官员的制服。王所有的儿孙都授给军衔：儿子授“镇国将军”，孙子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授“奉国中尉”。王和他的子孙们的俸禄终生享受，去世时，丧葬费用由国家开支。可以看出，王是凌驾于所有官员之上，不受任何官员管束的特权人物，实际上是仅次于皇帝的小皇帝。封建时代，妇女不得做官，朱元璋的女儿没有封王，但可以享受儿子一样的俸禄。明朝的官员分九等，最高的为一品（宰相一级），俸禄是１０４０担，正七品（知县）的俸禄是９０担，最低的九品，俸禄是３６担。朱元璋一个子女的俸禄相当于１０个宰相、或１１０个知县的俸禄。朱元璋共有４２个子女，有学者曾经计算过，这４２个子女的俸禄加起来，超过了全国全部官员俸禄的总和。在所谓的“反贪”行动中，朱元璋杀了数以万计的贪官，但他的儿孙一个都没有因贪污和贿赂受到过任何处分。诚然，朱元璋确实杀了不少贪官，但他所杀的贪官仅仅是他所杀掉的全部人数当中的极小的部分。并且他惩贪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專制统治，是实行恐怖统治的实弹演习。朱元璋的惩贪，与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沾不上边的。那个时候国库里的银两，除了用于强化專制统治的国家机器以外，就是供朱元璋家族挥豁，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除了杀人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朱元璋是一个惩治腐败最力的皇帝？

　　有人说，朱元璋最同情劳动人民，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的根据倒是很多。朱元璋从来就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跟随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开国功臣，除了汤和因全身瘫痪并失去说话能力而没有被朱元璋杀害以外，其余的全部被他处死或逼死，并且大多数是满门抄斩。在“空印案”中，他把全国各级政府的一把手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杀掉。在“郭桓案”中，不但把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杀掉，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凭空制造了一个“藏贿于民”的借口，将全国各地的“富户”财产抄没、户主处死。这是真正搜刮民财、公开抢劫。能够干出这种事来的人，哪里还有人性可言？可以说，朱元璋是一个嗜血成性、杀人如麻、人性丧尽、近于禽兽的人物，是一个最无耻、最残暴的暴君。在这样的暴君身上，找得到一个同情心的细胞吗？

　　朱元璋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也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他人性缺失的本质。据史料记载，朱元璋除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外，内宫还置有数千宫女供其玩乐。这些宫女全部是从民间强行选征来的。朱元璋的这一基因，代代相传，有名的《游龙戏凤》和《拉郎配》，就是发生在明朝的真实故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于朱元璋称帝前８年，但朱棣的生母是谁，连朱棣本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搞不清楚。这足以说明，朱元璋远在称帝之前，就妻妾成群，多得乱套了。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朱元璋死后，竟用活的妃嫔殉葬，这是战国时期就已经废止的残无人道的野蛮行为。朱元璋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乐。

　　朱元璋陵墓工程之浩大和精致，也是世所罕见的，其地面建筑的规模远远超过秦始皇陵。

　　朱元璋的所作所为表明，朱元璋是一个极端自私者，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头子，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暴君，他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灾难，他阻碍了中國社会的发展，他是一个历史罪人。

　　至于朱允文，由于他在位总共只有三年，而这三年他一直在为保全自己的皇位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其作为，其政绩几乎不值一提。但从他的心路历程来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而不择手段则与朱元璋是毫无二致的。朱允文是朱元璋的孙子，懿文太子的儿子。由于太子早已去世，朱元璋一死，他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时年２１岁。他在继位之前，虽然不存在“希望与困难同在”，却有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问题。他的一些称王已久的叔叔，个个权势熏天，飞扬跋扈，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角色。有的对他的指示不屑一顾，有的甚至对他的声誉和能力公开表示质疑。他们随时都可能挑战他的皇位。朱允文还是皇太孙时，就曾担心地问过黄子澄这样一个问题：“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朱元璋去世时，他就担心他的那些叔叔如果会聚京城，就有可能闹出事来，便下了一道诏书，要“诸王临国中，毋奔丧，王国吏民悉听朝廷节制”，并称这是朱元璋去世前的遗诏。继位之后，朱允文急不可待地把“削藩”列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建文元年，在半年之内，便以谋逆罪把周、代、湘、齐、岷五王废为庶人。以至“削除诸王大权，引起诸王震恐，人人自危”。当年七月，燕王朱棣即以“靖难”为名公开发兵反叛，拉开了夺权与反夺权大战的序幕。战争持续了三年，激烈而残酷，双方死伤几百万人，最后以朱棣夺取皇位、朱允文自杀而告终。

　　朱允文在这场“卫国战争”中有一件事颇值一提。齐泰、黄子澄是朱允文最信赖、最得力的两个大臣，这两个人对他忠心耿耿。但当他需要他们时，便委之以重任，当他打不过朱棣，想与朱棣媾和时，就按照朱棣的要求把他们撤职。如此反反复复，他们两个人于是几起几落。表面上看，齐泰、黄子澄很受朱允文的敬重，但实际上在朱允文的心目中，齐泰、黄子澄无非是一件简单的工具、棋盘上的卒子而已。

　　那么，朱棣怎么样呢？在想当皇帝、專制獨裁和要让子子孙孙永远当皇帝这一点上，他与朱元璋并无二致。朱棣当上皇帝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什么都不怕，就怕朱允文复辟。由于朱允文一直下落不明，他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搜了两年，仍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不惜耗费巨资，派遣太监郑和带领数以万计的人马和几百艘舰船，几下西洋，到国外查找。查找朱允文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朱棣去世。朱棣身上的人性细胞有多少，看过方孝儒一案，心中就有数了。

　　朱元璋是中國皇帝的一个典型代表。中國皇帝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是极端的獨裁專制者，都是把国家据为己有的极端自私者，都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者，都是穷奢极欲、荒淫无耻者，都是想子孙万代永远当皇帝奴役百姓者。皇帝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人们效忠吗？这样的人的意旨值得无条件服从吗？国家的政权值得由这样的人世世代代掌握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然而，方孝儒的主义恰恰就是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肯定！

　　方孝儒出生于１３５７年，朱元璋当皇帝时，他已经１２岁了，他父亲被朱元璋处死的时候，他２７岁，朱元璋死的时候，他４２岁。他曾几次面见朱元璋，可以说，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他是亲见亲闻甚至是亲历的。他对朱元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一般而言，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对朱元璋这种人是会非常反感的。可是。方孝儒对朱元璋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死心塌地地忠于他。可见方孝儒忠于朱元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觉得朱元璋是个好人，或者觉得朱元璋做了好事，对朱元璋有什么好感，而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是一个皇帝。是什么促使他不分好坏、不分善恶、不分美丑地盲目效忠于皇帝呢？是他思想深处的那个主义。这个主义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毒化了他的神经，使得他不可能从道德的角度、人性的角度、人民利益的角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去衡量身为帝王的人物。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方孝儒的那个主义不是崇高的、不是伟大的、不是正确的。相反，方孝儒的这个主义，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主义，是开历史倒车的主义，这个主义，应该全部否定。由此，我们发现，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并不是所有的主义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并不是所有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而献身的人都是英雄。世界上有崇高的、伟大的、正确的主义，也有错误的和邪恶的主义。为坚持错误和邪恶的主义而献身的人，要么是魔鬼，要么是笨蛋，绝对不是英雄。

　　方孝儒对他所信奉的那个主义之所以如此坚定不移，与中國封建时代的愚民教育是分不开的。纵观中國历史，没有哪个开国皇帝的宝座不是用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夺取的。但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愿意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是用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夺取而来的。他们总要编造出一些离奇的神话或冠冕堂皇的理论，说帝王是神的使者、龙的化身、天之骄子，世之奇才，是英雄，是豪杰，是圣贤，是救星。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上苍，来自神授，帝王为所欲为是奉天承运，是替天行道，是普济众生，是为国为民。帝王们编造这些谎言、这些奇谈怪论，目的就是要所有的臣民从思想上承认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是合理合法的，是天经地义的。使臣民对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以及对他们的胡作非为不致质疑和反抗。臣民必须绝对忠诚于皇帝的说法，就是从这些奇谈怪论中衍生出来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皇帝放一个屁都是圣旨，老百姓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理论最符合帝王的利益，起到了帝王利益守护神的作用。历代帝王给它披上真理的外衣，不断地把它强化，把它规定为臣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把它编成教科书，制作成腐蚀人的精神的乳汁，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灌输给所有的臣民。在谎言与棍棒的交互作用下，在立体交叉的、连续不断地浸染和熏陶下，众口销金，三人成虎，久而久之，这个愚民的理论终于成了封建專制制度下老百姓信奉的一种主义。方孝儒是喝着这种乳汁长大的，最后成了这种理论的身体力行者。

　　朱棣登基之时，是坚决反对方孝儒所信奉的这个主义的。在朱棣看来，这个主义是一钱不值的狗屁。不但一钱不值，而且反动透顶。朱棣认为谁有本事打天下，谁就可以坐天下。朱棣信奉的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主义，是刀把子里面出皇位的主义。朱棣还认为，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江山是朱家的江山。谁当皇帝，完全是我朱家的私事，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义，连小义都谈不上。但朱棣是不是自始至终地反对那个主义呢？当然不是。他当时如果不反对那个主义，他就不能“合理合法”地当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这个主义就不能再反对了，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还要让它发扬光大，要臣民奉为圭臬，谁也不准对它说三道四。

　　方孝儒所信奉的那个主义，是帝王们创立的，这让人感到帝王们很有创新精神。但把它推翻、砸烂的也是帝王，这又使人觉得帝王们也富有革命精神。矛盾吗？不矛盾。不过，此帝王不是彼帝王。创立这个主义的帝王是已经当稳了帝王还想继续当下去的帝王；而推翻、砸烂这个主义的帝王是暂时还没有当上帝王而想当帝王的准帝王，即推翻前代帝王并取而代之的后代帝王。后者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开国皇帝。明成祖朱棣，可以说是明朝的第二个开国皇帝。由此可以看到，帝王们是实实在在的功利主义者，同一件东西，自己用得着或者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给它贴上正确、美好、甚至神圣的标签，高高祭起；自己用不着或觉得对自己有害的时候，就给它戴上错误的、丑陋的、邪恶的帽子，随手扔掉，以至彻底砸烂。有趣的是，帝王们这种出尔反尔、朝三暮四的行为，常常被人们冠之以“政治头脑”、“政治魄力”、“领导艺术”等称号。

　　主义，魔术般的主义！

　　不久前，看到一篇谈齐奥塞斯库的文章，发现此公深得中國帝王之遗风，堪称玩主义于股掌之间的高手。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的前共產黨總書記，是一个满口馬列主義，从头发到脚指甲全都用“人民”、“革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义”包装了的人物。罗马尼亚在“选举”总统时，他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以“百分之百”的得票率当选。在齐奥塞斯库当政的日子里，罗马尼亚的所有传媒，无不对他歌功颂德，无不声称他是无产階級的先锋战士，无不声称全体人民对他无比忠诚和无比热爱。可是，集黨、政、军、文、财、法大权于一身的齐奥塞斯库，其政权在人民觉醒之后，几天之内就轰然倒塌，土崩瓦解。齐奥塞斯库立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若大的罗马尼亚，他竟找不到一个藏身之所。他的那些“光辉著作”立即成了人们的笑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以后，人们发现，“人民的儿子”、“忠诚的共產主义战士”齐奥塞斯库除了有豪华的官邸外，还拥有多处别墅，他的卫生间里的有些器具，竟是用纯金制作和装饰的。他口里喊的是建设社會主義，批判修正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号召人民为无产階級的解放、为实现共產主义而艰苦奋斗，自己享受的却是资产階級挥霍无度的生活。

　　当然，方孝儒是个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害人者。方孝儒的悲剧能避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他如果不触怒朱棣这头野兽，朱棣的兽性就不会如此疯狂地发作。就不至于有八百多人惨遭屠殺，几千人被千里流放。如果方孝儒能够为这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着想，如果他能牺牲自己的“名节”，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不致这么严重。悲剧发生与否，完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决策者在必败无疑的情况下，选择投降不是耻辱，是明智，是善举；反之，是愚蠢，是犯罪。方孝儒在需要他进行选择时，他作了最坏的选择，他犯了罪。

　　方孝儒维护的是封建專制制度。他死于两个封建專制者之间的一场火并，是封建專制主义的殉道者。他的死，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方孝儒不足道，他所信奉的主义更不足道。

　　方孝儒的那个主义叫什么？叫封建專制主义。

　　作者:汤守道

　　民心什么也不是，可以熟视无睹。

　　不是我这么认为，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民公仆这么认为的。

　　有何为证？

　　证据太多了，就拿最近的几件事来说吧——

　　深圳一高官利用权力和影响为爱女投资出演的一部并不受市场和大众欢迎的电影造势，用五部委联合发文的形式要求该市中小学生组织观看该片，结果弄巧成拙，受到质疑和抵制并引来了有良知的媒体的深入调查，结果令人更加吃惊，一个尚在上学的官女，先留学英国又留学美国，且不说巨额花费令人嫉妒，其名下竟然有注册资金高达７００多万的３家公司！而其父及其父的属下和朋友竭力捧场的那部电影，投资者也是该官女本人！结果如何呢？高官迫于无奈，出面做了个不疼不痒甚至是轻描淡写的检查，没了下文，巨额资产也成了“虚假出资”，而虚假出资竟什么事也没有！并且，媒体和舆论受到不知来自何方的巨大压力，失语了，网络论坛（包括最著名的强国论坛）里深圳也成了过滤词，一时莫谈国事成了“莫谈深圳”！是谁在施加封喉之刀？！是谁在保护绵羊山羊？！

　　春运涨价是铁路开的头，从开始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万民唾骂，可是坚持不改初衷，在亿万民众的骂声中发财，还美其名曰“运用市场手段”、“适应市场规律”，垄断集团凶猛无情如老虎，却用腭鱼的眼泪来骗人，垄断企业的定价如果任由他自己来决定，只有无止境地无节制地上涨上涨上涨！他们抓住了春节对中國人的特殊意义，反正到时候你都得回家，民工等低收入者只有选择火车，宰你没商量！水分很大的听证会上那个铁路处长凶相毕露蛮横无理，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土匪一般的本质！国家和政府这时候却失语了，起码是纵容和放任了他们对人民的盘剥！结果，公路、航空都来看样，比着涨价，春节被群众称做“春劫”。国家计委还发文禁止春节涨价，不知这个文件是给谁看的？只抓苍蝇，不打老虎，做什么官样文章？骗谁的掌声表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首开春运涨价的铁路该诅咒！放任恶人为恶的守土有责的管理者该诅咒，知错不改坚持错误的该诅咒，近日铁路一宣布“继续涨价”，网上骂声汹涌，简直胜过印度洋的海啸，可是，有什么用呢？任你民意如潮，骂声雷动，我自岿然不动，涨价不改，我是××我怕谁！

　　中國教育的问题近年累积如山，接近爆发的边缘，有些明摆着的问题长期却得不到解决，如高收费、乱收费、教育大跃进、变了味的四六级考试和英语教育等等，那一样真正得到解决了呢？人民群众满意了么？没有。有利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吗？ＮＯ！就说英语教育吧，群情汹涌，要求改进改革，取消四六级考试，可是呢？据说这小小的考试背后每年有着若干亿元的银子，那些既得利益者岂能为了民族利益国家大计拱手相让？大多数大学生研究生不得不继续花大多数时间苦读将来毕业后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用不上的ＥＮＧＬＩＳＨ，就为了那个小小的四六级证书！

　　……

　　……

　　太多了！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咳！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好，就是不着急，这么多事，这么多年，这么多苦，这么多难，就是不着急！

　　话说回来，着急又有什么用？气出肺病不敢上医院，看不起。说出气话，小心报复，弄不好小命都难保！

　　所以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执政能力，科学发展观，几个代表，保什么鲜，他们心里自有判断：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别瞎掰了！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５日

　　作者:刘革学

　　近代中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已经不善于自己思考，习惯了“拿来主义”。从馬克思主义，列寧主义，无政府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到新和旧的自由主义，新和旧的保守主义，新馬克思主义，精英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社會主義等等，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泊来品。只要粘得上一点边，或学到了片言只字，会套用几句名言，这些“学者”，“专家”和政客们就可以玩弄起来，大言不惭地给自己标榜上一个好听的“主义”，一来可以显示知识的渊博，二来可以“某某主义”的代表人物，纵横政坛和论坛，无往而不利。至于如何对待不赞成自己的反对派，当然“主义”也是不能少的，总得给他们套上一个，非左即右，按上一个帽子就是了，历来如此。这里还有一个最新的标准，即“布什主义”的简易思维逻辑可以作借鉴。

　　近代中國有没有产生过自己的“主义”？不能说没有，只是少的可怜，而且寿命都不长。中國人反而擅长于采取行动，如搞个变法，组织一次运动，发动一场革命什么的，轰轰烈烈，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干脆利落。有的人则更擅长于干一些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甚至在背后策划偷天换日的阴谋诡计，成则影响很大，可以轻易改写历史，败则也可以从容溜之大吉。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通过合理的逻辑思维要形成一种思想，还要有它的追随者，使这种思维模式成为一群人共同的思想框架，甚至行动准则，谈何容易？还不如采取行动来得痛快，“拿来主义”来得方便。久而久之，近代的中國人就习惯于懒得自己思考，就像走商店买衣服似的拿来洋人的“主义”试试身，照着镜子瞧瞧合适不合适，体面不体面，就用上了，而且因为是洋货，可以拿来吹牛，朦朦老百姓。其实，不光是近代的中國人缺乏思想，少了“主义”，在中國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两千年来的專制统治造下的孽。

　　只有孙中山倒是真的根据中國当时的国情，搞出了一个“三民主义”，曾经热过一阵子，只是在大陆早就给忘了。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包括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然而，在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发动了武装叛变，就全部走了样，成了“限共”、“溶共”、“反共”的“三民主义”，共產黨当然不会再认帐。不过，蒋介石还是把经过他扭曲后的“三民主义”，一直当成了他的护身符，捧到了台湾，拱在神坛上。在一九四零年，毛澤東也根据中國当时的国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可惜的是只是泛泛而谈，作为了一种统战的手段，没有具体去做。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革命胜利后，毛澤東觉得搞和平协商的民主联合政府，还不如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大权在握来得爽快，他自己把他的“新民主主义”给丢弃了。就这么两次搞下来，中國在近代就没有了自己的“主义”。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场运动带来的后果是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天灾人祸。“农业共產主义”当然也是外来的“主义”，通过群众运动大吹大擂搞经济，学的也是老大哥的样，不过毛澤東他确实什么都敢做。史无前例的纹化大革命，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澤東的首创，也许会成为毛澤東主义的一个里程碑，然而纹革几乎摧毁了社會主義的基础，使中國的经济建设倒退了一，二十年。结果，毛澤東当初的“谦虚”也就只能永远谦虚下去了，毛澤東思想再也无法改称为毛澤東主义。鄧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义”和刘少奇的经济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现实，只是他当时的年事已高，摸着石头过河成不了主义，其余的当然就更不用提了。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國与世界的交流日益扩大，西方的各种“主义”又都包容兼收，再次引进到了中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崇美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为这场刚过去的伊拉克危机而轰轰烈烈展开的论战中，中國的知识精英又被笼统地刻意划分成了挺战的“自由派”和反战的“新左派”。面临重大事件，知识界文人的队伍因意见不同，分分合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网民发表一些有倾向性，稍有偏激的文字意见也不足为奇。手中掌握的资料有别，思想观点不同，观察问题的切入视角有差异，得出的结论出现了多样性，也不奇怪。只要都是抱着平常心，以包容的心态，脚踏实地探讨问题，谦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目的是希望世界和中國能变得更美好，要做到各述己见，一起来探索问题应该并不难。是非自有公论，这正是平民论政的可爱之处，也是“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意义所在的一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所谓的“精英分子”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是一回事，而在强烈政治倾向的掩饰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文章里所展示的思想理念，道德和作风又是另一回事，出现了许多表里不一的怪异现象。很难说得清他们口中所谓的“自由派”和“新左派”是按什么标准划分的？这么两个派的表记和符号是否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写的文章中已表达的思想能够对得上号？还是说的是一套，在做的又是另一套，南辕北辙，甚至在反其道而行之？而在这场“主战”和“反战”的论战中出现的一些“骂家”，铺天盖地的谩骂，攻击，口号式的宣传短文，强词夺理的霸道文风，以多取胜的围剿，是与这些所谓“学者”口口声声所讲的要实行“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些“社会精英”的言论和所作所为，反而证明了中國几千年封建專制的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残余的顽固性。

　　自古以来，就有“门生”和“食客”等寄生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帮闲文人”和御用文人的存在，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投靠和依附欧，美各种情报机关和宣传机器，或由台湾情报机关和反共组织及其外围社团供养，以此谋取名利，出人头地的“职业吹鼓手”。名利所趋，各为其主，清流不清，雅士不雅。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奴才要摆“酷”是必须看清楚主人脸色的，否则会死得很惨。端哪家的饭碗，为哪家子说话，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常行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因此，在这些“社会精英”口中的各种“主义”都只是可以利用的“符号”和“标记”，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主义”，甚至也不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主意”。

　　在中國的传统文化倒底还有没有自己的“主义”？佛教是唐三藏从“西天”取来的经，不能算，这一追要追到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庄子，孟子和孙子等。经过五四运动和几次革命的大批判，这些诸子百家都被批得“体无完肤”，成了封建糟粕，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唯独老子和孙子得以幸免，因为洋人还在作研究，说是好使。遗憾的是孙子写的是兵法，不是“主义”，外国人用完后感叹地说，中國人真是够狡猾的。

　　体现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和屈膝投降的卖国主义，倒是源远流长，中外都有的两个“主义”。只是近来中國的“爱国主义”在某些“社会精英”的笔下，成了邪恶的“狭隘民族主义”，被贴上了“反民主”和“反自由”的标签，而“卖国主义”却经过反复加工和粉刷，悄悄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只有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才是正义的，连法国人在反战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由于法国在二战中受过美国和英国的恩惠，也成了“忘恩负义”的代名词。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中國没有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系，连法国的也不行。这些人认为，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系才是最完美的，哪怕是用飞机和导弹大规模地屠殺他国无辜的平民百姓也是“正义”之举，而中國只有“卖国主义”才能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早些年，见到有人出国喝了几天洋墨水，回国就叫出了中國只有像香港那样，成为了外国的殖民地才能发展起来的奇谈怪论。有朋友问，中國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个认贼作父的兔崽子？我们喝了这么多年的洋墨水，怎么也不会喝出他那样的“洋臊味”来。当时在我同一间办公室，来自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多米尼加和斯里兰卡的研究生听了，认为这个人的脑子一定出了问题。来自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同学听了都觉得无法理解。可是近来，这股子“洋臊味”却越来越浓了，这批人在中國的势力还越来越大。前不久，有人把手脚动到历史的教课书上了，要颠覆中國历史，否定岳飞和文天祥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英雄。最近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更是通过历史剧为“卖国贼”李鸿章，“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封建王朝没落的專制腐败统治者慈禧翻案，把他们塑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悲剧中的“英雄”。

　　历史是严肃的，不容轻易篡改。历史人物经常被异见人士政治性利用来借古讽今，或表达一些政客自知羞于开口，无法启齿明说的政治理念和不能直接见光的背后目的。对于重要历史人物重新定位的学术探讨不是不能做，而是应该十分谨慎。在没有确凿证据，取得学术界普遍共识以前，这种探讨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小范围内。历史教课书的篡改将整整影响一代人的历史观。电视连续历史剧更将把剧本作者和编剧，及其幕后主使者的观点带给了千家万户。在这些人的笔下，抗击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英雄”成了战争带给人民苦难的“历史罪人”，“汉奸”和“卖国贼”反而成了历史悲剧中的“英雄”，这么颠覆历史是否真的可以达到，摧毁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目的？恐怕还是办不到！

　　中國是属于中國人民的。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而不被瓦解，是因为代代自有能人出，保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永垂不朽。看来上面说到的这些人是早就打定了主意，不但要掏空国家资产，还在筹划着卖国的。有些人更在盼着美军来“解放”中國，争当“儿皇帝”和白领帮办呢。不过，中华民族不是这么容易被出卖的，也不是这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文人弄墨能够一手操纵得了的。如果真的到了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中國少不得又会出一个孙中山，或者毛澤東，带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弟，再次担负起挽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重任。可以相信，他们会义无反顾，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来继续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

　　也难怪有个知原会说：“现今的左派和右派两大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看样子是没有指望的”，“中國所谓的官僚精英”也是没有指望的，“还有所谓的‘企业家’精英”也没戏唱。他认为中國现在“可指望的精英”在“民间产生新的精英群体”，因为“民间永远是天才的创造者，民间永远是新生力量的发源地”。他在期盼着“中國新生的第三种声音”的出现。以本人看，知原先生未免太悲观了点，希望也悬了点。“门生”和“食客”这些“帮闲文人”和“御用文人”，再加上一些“骂家”虽然鼓噪得厉害，终究只是少数，不能一杆子打翻了整船人，也不能只见几棵气势汹汹的歪树，而看不到整个森林。

　　脚踏实地专心在各领域做着研究，把这一切都默默看在眼里的专家和学者；关心人民的疾苦和祖国未来的社会活动家；忧国忧民，尚未被权势所腐蚀，仍然保持头脑清醒，没有失去为人的一份真诚的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没有被粘上一身铜臭味，坚持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能站在人民和国家的角度来分析和经营的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大有人在。他们并不以“知识分子”自居，也不稀罕“社会精英”的标签，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具体做着实事。一旦社会条件成熟，社会的大变革产生了需要，他们自然就会势不可挡地大批涌现出来，更不用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着数量更为庞大，接受过基本文化教育，已经觉悟了的劳苦大众。正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國，一定会产生出符合自己所需要的思想家和“主义”，我们还是应该以乐观的心态，期待着他们的出现吧。

　　作者:范立群

　　《随笔》2000年第五期发表了与李国文先生的《唐末食人考》一文，读后极受教益。在文中，李先生敢于发人之所未发，于不疑处有疑，以彻底的人道主义信念对中國历史上的名之以革命与进步实则残暴与野蛮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博大和平与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情怀令人极为感动与钦佩。在同一期中，还发表了吴思先生的《笑话天道》一文，吴先生对张献忠滥杀无辜的批判也极有见地，与李先生的文章可以互相借鉴与参考。

　　黄巢与张献忠的吃人与杀人的历史记录的确令人毛骨悚然。千百年后，我们都可以感觉与想象：其所过处，一定满含腥风血雨，似乎天地为之变色，鬼神为之哭泣。中國的历史一贯就是这样，每隔几百年或者更短的时候，就必定来一次吃人的盛宴，在这期间就是或明或暗、零零碎碎地吃人。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反正各种形式与各种规模的吃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知道从今以后是不是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吃人的传统保留节目。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之所以不断地发生这样的反文明与反人类的惨剧，是因为在中國传统文化中没有鲜明的、无条件的人道主义的信念，没有对于神圣高贵的生命的无限与无条件的敬畏之情。虽然中國古人并不特别缺乏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等等，只是在道德宗教系统内缺乏无条件信奉某种抽象信念尤其是人道主义的信念。

　　这跟中國人不善或者不喜抽象思维有关，人道主义在欧洲是与基督教唯理主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的外在化与世俗化。其核心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都带有神性。文艺复兴运动后，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人性神圣、欲望至尊的观念深入人心，上帝虽然被否定，但是人性上升到了神性，其最终效果还是一样的。这些宗教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人道主义的观念对于信奉者肆无忌惮地消灭同类总会起到一种禁忌的作用。

　　伟大的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是，“对实际利害关系，计算过明。”因此中國人不能超脱利害关系，对那些过分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无法领略，绝对不能以无条件的、先验的态度接受那种将凡人神圣化的传统。

　　也许这种绝对现实主义的倾向在宣称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佛教传入时有过一定程度的例外。不过佛教在中國大流行的时代也正是中國处于四分五裂，互相残杀的时代，在那个空前残酷与黑暗的时代中，从高贵的皇族到低贱的平民时常被大批屠殺，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幸免。古老的农业文明丧失了重心，野蛮民族的铁蹄蹂躏了无数生命，手无寸铁、毫无反抗之力的弱者只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来世了，少数悲天悯人的高尚之士，以大慈大悲的情怀号召那些强者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那些屠夫们的杀人欲望，这是佛教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基督教在欧洲的流行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当年野蛮民族的大规模的迁徙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和平与文明的居民被屠殺，壮丽的城市与精美的建筑被焚毁。在那种天下大乱，王纲解纽的文明末日，只有基督教会的组织系统还保留着，为那些弱者提供了庇护所。并且基督教的博大和平的教义在促使野蛮人向文明人的转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尔曼诸族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终于在宗教上融为了一体，这样便基本上结束了那种疯狂的种族清洗与階級清洗的人间惨剧。

　　从近两千年来中國文明的主流与官方推崇的学说——儒学来看，中國人的道德核心是“仁”，即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而不往非礼也”，是一种付出多少就要收回多少的精于算计的利害关系，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两个人之间的相对实力与地位而区别对待的实用的行动准则，并非无条件地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的观念。一旦脱离接触，一旦对方不愿意做人，那么自己也可以不仁不义了。

　　苛捐杂税，官逼民反，这是统治者不愿意做人；

　　为富不仁，贱买贵卖，这是富人们不愿意做人；

　　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这是同一阶层与同一处境的人不愿意做人；

　　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做人，必然就会对全人类失望，必然就会产生灭绝人类的念头。自己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就敢于做平时不敢做的种种邪恶的事情。自己在沉默中忍受了极度的苦难，就不怕让别人受更大的痛苦，并且对别人的痛苦根本无动于衷。

　　在中國传统社会中，没有民主的机制，没有平等的意识，所有的人永远就是希望骑在别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了！自己作了小媳妇也就认命了，只想着有朝一日熬成了婆婆，再去虐待自己的媳妇。整个社会就在这种仇恨的情绪中循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甚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与人權。这些人从来就不愿意自我克制，自我损抑，以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给别人最终也是给自己多一条活路。

　　中國古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倾向，从来不迷信任何虚幻的宗教，这是中國文明的一大长处。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过分现实，不承认人的神性，仅仅将人看作人力与人口，一旦发现人毫无用处，徒具威胁，就会象处理牲畜一样来处理人。

　　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其实最后就会发现，人无非就是一堆人肉罢了！异于禽兽之肉者几希？

　　如果从纯经济学的眼光看来，吃人肉是一种最节约金钱与能源，最无污染的处理死人的方式，比土葬或者火葬强多了！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可报天”，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与活动，除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统与加速物种的灭绝以外，还干出了什么有意义的事？！

　　据动物行为学家观察，野兽在兽欲发作时，是六亲不认的。但在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在人欲发作时，又岂止是六亲不认哉？圣人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今天，当我们目睹了人类欲望大爆发时的种种丑恶荒淫残暴的表现后，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追问，人类在道德上真的比禽兽更优越吗？

　　人其实是一种最为凶残与最为卑劣的动物，只有人才会奴役同类，奸淫同类，欺骗同类，毒害同类。一切最下流最无耻最残酷最愚蠢最疯狂的事情哪样不是人类干出来的？哪里配得上“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美誉？实在是万物中最下贱，宇宙的大肿瘤！

　　当然，不论人类是如何罪有应得，命中注定，杀人与吃人，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的结局。这种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行径不仅是中國历史上的大灾难，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耻辱。我们不能够回避，似乎它已永久被遗忘与拒绝，再也不会重现。其实，从古到今，人性并没有变化，人们只是将其野蛮本性隐藏得更深，遮蔽得更严实了。生存与权力竞争的利害关系不可改变，强弱对立与贫富分化等各类社会矛盾愈演愈烈，说不定历史大悲剧就会再一次地重演。因为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确实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哉！

　　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上，多见种族清洗与宗教仇杀，但是在中國历史上这些情况则非常罕见。这样看来，中國人还是具有最基本的平等观念与人本主义精神的。在中國历史上多见的是階級复仇与階級清洗，这是中國人现实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谁也不会为了身体与相貌上的细微差别以及虚无飘渺的宗教观念而大动干戈。中國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向就是为了财富、权势与地位，即使以宗教教义为旗帜的农民起义也还是如此，如均贫富，等贵贱，太平一统乐如何等等诸如此类，完全是为了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的目标。

　　而且往往在宗教性的起义时，屠殺的规模往往比较小，因为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信念。但是那些混战与分裂时代的割据的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从而获得比自己更强大的地位，宁肯将一切都毁灭！如果要谴责杀人的话，也不能将这些人放过。

　　非宗教性的农民起义，往往纯粹就是以階級报复为宗旨，杀人比较多，但是官府趁机杀人也不在少数。正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历来对底层劳动者最大的威胁就是官府的力量，即便是在农民起义的时代也不会有例外。何况这些家伙最善于嫁祸于人，杀人如麻还不算，还要将死者诬陷为盗贼。例如三国时代的大军阀大官僚董卓，在一次领兵出游时，将正在举行春社的无辜的百姓杀死，砍了他们的头挂在车上，回都城后竟然向皇帝声称杀死了盗贼若干，要求领赏。

　　因此，根据官府们的行为模式，可以合理地设想，如果唐朝政府真的是那样纯洁无辜，仁民爱物，那些城市贫民们会打开城门迎接造反者进城吗？如果一贯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农民不是对官府的所作所为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遭受到了最大的痛苦、失望与侮辱，会不顾一切地去闹革命吗？

　　现在的人为了否定某种偏激的意识形态，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因此把黄巢、张献忠以及其他起义领袖统统看作是魔鬼，这并不是一种诚实与明智的态度。张献忠虽然杀人如麻，估计是出于一种下层階級疯狂报复的阴暗心理，但是至少没有把他的革命队伍也杀光，这证明他还是有最基本的理智的。后来，其部下李定国率领大西军的余部参加了保卫南明政权的爱国行动，其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并不象某些人认为的是一支魔鬼部队的余孽。

　　黄巢吃人的历史见于新旧两部《唐书》，张献忠杀人的历史见于《明史—张献忠传》，这两部官修的史书，不可能没有诬陷造谣或夸大其词的成分。进一步说，黄巢与张献忠也许的确没有人道主义的信念，但是难道那些修史者就有？再进一步，修史者是何妨神圣，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太上忘情，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公证其事？他们的“階級立场与階級感情”呢？再扪心自问，我们的呢？

　　反抗者确实杀了人，不过，统治者与豪强恶霸也在暗中杀人，一次性的大屠殺与一切黑暗势力从未停止过的长期的暗杀，这两种方式杀人的数量恐怕是不相上下。如果要谴责的话，还是两者都一起谴责吧。最好是避免给人留下某种印象，似乎国家的统治者以及社会上的地头蛇以各种手段杀人或者将人逼到不得不死、生不如死的境地是允许的，是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是根据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而造反者杀人则是丧心病狂，十恶不赦。

　　这种一边倒的态度在学术立场上是不是太不公正？或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太稳妥？善恶二元对立，敌我分明，你死我活，过去革命者这样宣传，过甚其辞，急不择言，已经使人产生了厌恶与怀疑。在今天，又以同样的激情反过来宣传，恐怕还是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吧？

　　人之言不可不慎，既要防止它成为一根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斗得死去活来；又要防止它成为一根棍子，被统治階級拿来鎮壓一切异己势力。作为一个真正的、诚实的知识分子，理应站在完全正义与公正的立场上，希望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有利于正义与公正本身，而不是为了某一派政治经济势力作宣传或者在客观上起到了这些效果，至少也应该自觉地避开这些嫌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虽然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不知道社会的不公正到底是从何而来，但是他们绝对能够感受到所有的不公正。并不是迷信那些花言巧语可以消除种种痛苦与屈辱的感觉。某些风雅异常的文人骚客，将别人的痛苦当作一道风景来欣赏，以打量艺术品的目光来打量人，这种人本身在道德上就极度可耻。口里高叫人權与自由，其实就是不愿意平等待人！

　　人民永远是善良的、懦弱的，永远对君父怀有最为深切的感情与最为美好的希望，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只是经过了长期的期望、失望以至于绝望后，才痛不欲生以至于也不让其他人再生存下去了。在反抗与复仇时，我们的人民也使用了一些酷刑，但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要给那些一切压迫者与帮凶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人类必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恰如其分的代价！

　　对于那些反抗者来说，未必不知道自己的促进社会公正与平等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均贫富，等贵贱”，这个伟大的理想已被无数人的生命所证实，这完全是一个平均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生存状态，只是在人们遇到共同的危机时的一种自保措施与权宜之计。归根结底，人性不可矫正，邪恶不可制约，新社会将与被推翻的旧社会一样，任何人都逃不脱被财富与权力腐蚀的下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道循环，报应不爽。

　　那些被恶势力百般凌辱与欺压，心中郁郁不平的人们，遭受到巨大的不幸，丧失了怜悯，丧失了改造社会与自身的信心，对人性极度绝望，最后就必然以杀人为乐了。也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乐的，那就是杀人以泄愤了！

　　看了李先生与吴先生的文章后，我对那些被吹捧得过高的起义者尤其是那些起义领袖们的敬仰之情已开始减弱。他们并不是我一直认为的那种纯洁无私，光明正大的道德英雄，他们中绝大多数也只是一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罢了。但是，我也没有幡然转向，就绝对站在官府的立场上，来指责一切反抗者。事实上，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处在以一种罪恶代替另一种罪恶的循环之中，两种罪恶之间就只有一些微小的改良。

　　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社会底层階級的阴暗心理。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比较迟钝，比较愚鲁，不善察言观色，吹须拍马，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因而在社会上处于被压制被凌辱的屈辱境地。这些人如果不是处在政治大动荡时代，就永远也无法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这些人在社会大动荡时对上层階級的政治报复中往往表现得最为坚决，最为残酷。

　　实际上，弱者的报复与强者的压迫相比较，的确显得前者更加残酷暴烈一些，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人们谴责革命的残酷，否定革命的必要性的理由。强者与富人们已经在这个现存的世界上占有了一切有利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已经掌握了实实在在的财富、权势与荣耀，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即便他们不采取行动，这个世界已经向他们彻底地倾斜。而且根据事物运动的规律，形势只会越来越有利于他们。他们并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屠殺，因为他们要保留弱者与穷人的生命来被他们随心所欲地驱使，他们一般只限于杀死那些危及他们统治的桀骜不逊者。

　　但是弱者的反抗是盲目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阅历来鉴别社会上的复杂的局面，只能凭借着最朴素的仇恨与直觉。他们是要消灭一切为富不仁的人，他们热烈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为他们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但这样的革命化的知识分子永远是凤毛麟角，因此他们便更加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了。在这种自觉遭受愚弄与憎恨的心理的驱动下，自然是看谁不顺眼，见到谁有不驯服的举动就大开杀戒了。其实这本质上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是弱者与反抗者在穷途末路，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在倒行逆施。这种行为令人既憎恨又怜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睹了一切恶行或者在恶行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的人，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最终将为你而鸣。那些牺牲者，在大屠殺中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这固然是冤枉的，但是在人世间的一切不公在上演的时候，他们曾经阻拦过吗？他们又采取了什么姿态？是不是还有幸灾乐祸的表现，或者与己无关的超脱，甚至从中渔利，为虎作伥呢？

　　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权力结构，邪恶一旦滋生，将逐渐膨胀，最终强大到不可遏制，吞噬一切。不在最初萌芽的时刻制止与消灭这种邪恶，最后那些不幸的人们不分善恶贤愚统统葬身于底层階級复仇的怒火中。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丝不正义的存在，有一个人正在受奴役，所有人的自由与正义本身，都会因为这个狭小的缝隙而全部流失。任何非正义的行为就象人体中的肿瘤一样，将不断的自我复制与膨胀，最终吞噬与毁灭一切。

　　居仁乃君子之安宅，行义乃天下之正道，正直与善良的人才是世界真正的光明与人类真正的希望。一个人自觉自愿地去过一种有道德与有节制的生活，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幸福与尊严。至于胡作非为，获得了一点残羹剩饭，于是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却不知自己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大祸将至，亦不自知，照样穷奢极欲，醉生梦死，这种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最终会有什么下场，殆不待龟筮而已定之久矣！

　　人类的本性是极其自私与懒惰的，如果没有权力意志的驱动，人类不可能成就任何伟大事业。但是与权力意志紧密相关的就是破坏的欲望和死亡的本能，生存竞争、强弱对立与贫富悬殊最后将导致大屠殺、大破坏与大毁灭。

　　人类追求和平与进步，要求实现一切美好的愿望的心理动力还可以依赖于道德理想的鼓舞，这样就比较不具备侵犯性与破坏性。不过比起永恒的、基于本能的权力意志来说，道德力量的确太微弱了。虽然它可以在某个时代对权力意志呈现压倒的优势，但这往往只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理想主义者将消灭人世间的一切邪恶的可能寄希望于道德热情永久地维持，最后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在理性上是如此悲观，但是我们必须在意志上保持乐观。人类的进步，就在于人道主义信念的萌芽、成长与壮大，最后成为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还是有这个规范比较好，宁愿先接受它的保护，万不得已时再去闹革命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公正与和平地对待一切人吧！但愿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公正与和平一点。但愿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愿博大和平的母性与高大温暖的父性永世长存，但愿人类有朝一日能够永远地结束这种互相愚弄、互相仇视与互相残杀的史前史时代，在大地上建立自由、人道与公正的天堂，从而开始一部真正的人类史！

　　写于2001年四月间

　　作者:李寒秋

　　2001年4 月23日，中國著名学府清华大学迎来了自己90岁的寿诞。中國政坛的巨擘们纷纷发表了祝贺讲话，这表明科教战略在中國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國高层对清华的青睐。清华对中國政坛的贡献是相当大的，解放后他为中國培养了位黨和国家领导人、位正部长级干部。而在各级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中，清华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擎天玉柱。

　　清华学生为什么大规模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实这反映了当前中國权力体系的一大特色，那就是盛行工程师当政，技术精英治国。这种现象可以称为中國权力阶层的工程师主义。

　　工程师主义在中國盛行的原因，绝非偶然。从大的背景说，它是和中國在解放后实行的赶超战略有关。中國在一个农业大国的基础上要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就迫切需要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师在政坛上的大量脱颖而出就成为一种必然。在今天，中國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也注定了技术精英必然是权力体系的主宰。另一方面，由于在整个权力体系的各个层级，基本上都有工程师们把持，那么整个权力体系所形成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就已汇聚成一种很强的文化力量。这种力量或者说这种文化对于技术知识分子而言，更容易接纳和被接纳，而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则有一种天然的不和諧。

　　从小处讲，技术知识分子，讲究理性、实证、务实，强调服从、遵从集体意愿。这种特征在过去高度集權的计划经济下，很容易适应和被接受。而人文知识分子则不同，由于他们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和自由精神，对社会和历史具有太强的批判和反思意识，这为当时的一元化社会所不容。而其对工业化建设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人文知识分子是名符其实的臭老九，是重点改造和打击的对象，被普遍地实以精神阉割手术。

　　在拨乱反正之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更大意义上是对技术知识分子而言的，是工程师们结伴走进各级权力中枢的号角。而人文知识分子虽然摘掉了异类的帽子，恢复了做正常人的自由，但在社会中基本还是处于边缘地位。如果要走进权力中枢，就必须接受思想的阉割手术，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放弃批判和反思的立场。

　　工程师主义的大旗如火一样照耀着中國权力体系的各个角落，技术精英们结伴走进了权力中枢，它给中國权力体系带来了效率和务实的作风。但工程师主义太过盛行也有它的弊端，尤其对于一个国家的权力体系而言，这种弊端一是可能使整个权力体系缺乏创新能力、运行得太久会出现僵化；二是不利于培育民主的氛围，不利国家机器的长久良性运转，历史已证明，一个缺乏民主的政权不可能长久；三是政权的决策体系将是一个“跛足体系”，宽容性、人文关怀、反思批判意识都会不足，这样的决策体系是有很大缺陷的。

　　工程师主义总有一天会逐渐淡化的，或者说不可能永远独占中國权力社会的鳌头。如今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人文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与批判能力的恢复和成长，中國工业化社会的演进，都客观形成了工程师主义逐渐退位的背景与社会条件，虽然这个过程是渐进式的，但目前已开始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工商管理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们走进了权力体系。

　　人文学科担当着素质教育的重任，一个缺乏人文素质底蕴的人是一个跛足的人。也正因为此，各工科学校都在向综合性大学转轨，清华也早在80年代就建立了自己的人文学院。清华，这所中國最著名的工程师摇篮正在改变自身的形象，工程师主义的退位不会太遥远了。

作者邮箱：ljs698@yeah.net

　　作者:京东山人

　　“东亚病夫”的称谓，笔者一度颇不以为然。我们虽有吸鸦片之不肖国民，但他们不足以代表全体。因此，曾经认定“东亚病夫”纯系洋鬼子诬蔑我中华儿女的不实之词。但近读《走向世界》丛书，颇觉意外。

　　○不容否认的病态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如是说：

　　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次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必设唾壶，唾声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稀，即有亦几不用。东洋汽车途间在两三点钟以上者，车中人假寐过半；美国车中虽行终日，从无一人作隐几卧。东西人种之强若优劣可见。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國人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而下，真自惭形秽。

　　再看容闳《西学东渐记》中中國第一批留学幼童赴美前后的合影：赴美前幼童皆呆若木鸡，服装与住院病人毫无二致；赴美后从神情到服饰都焕然一新——潇洒自如、英气逼人。蔡尔康《李鸿章西聘欧美记》中的几幅插图，也反映了同样的史实：俾斯麦、格兰斯顿干练挺拔、老当益壮，李鸿章却步履蹒跚，老态龙钟。

　　再细细一想：英军破开国门，迫使清廷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在数万万人聚居的中华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岂止枪炮使然？

　　因此，病态非吸鸦片者所独有。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

　　○古人尚武

　　披阅古籍，更有新得。

　　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原始的活力，在我国远古神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神话和文学作品尚不足为信，那么，请看历史记载：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史记。律书》）

　　“王（秦武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史记。秦本纪》）

　　即使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