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政策是攸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误很容易导致民族萎缩。

　　希腊科学文明非常发达，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但先进的希腊却被落后的罗马所灭。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然后由于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被日耳曼蛮族灭亡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一些考古学证据甚至怀疑存在史前文明，这些数十万、数百万年前的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延续下来。这些表明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会突然倒退，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比如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中國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

　　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國西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國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部分汉族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但是南方也刚经历蛮族张昌之乱、杜弢之乱，人口也减少。东晋的版图狭小，湖南、湖北等很多地方还未开发，人烟稀少，其疆域只比三国时期的吴国稍微大一点，吴国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通典》载464年南朝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那么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

　　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國。

　　中國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國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面喇麻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541万。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國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麻，喇麻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麻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麻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麻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麻（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麻教，不仅给喇麻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麻，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麻”，喇麻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麻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使得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國的1/220.

　　法国长期是欧洲政治格局的主导者，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國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但是由于法国后面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国人口只有0.6亿，而中國却有13亿。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而16世纪人口不到法国1/4的英国（人口400万），现在后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英裔人口）却超过2亿，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主导世界格局。500年前英语还只是欧洲一个落后地区400万人口的方言，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就是命运。

　　自唐朝以来，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全球人口达到10亿时，中國人口有4亿，占全球40%左右。但是近代中國人口增长缓慢，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20世纪初降低为25%，1950年降低到21.9%.解放后中國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1980年中國人口仍占全球的22.4%.但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再度下降，2005年下降到19.3%，并且下降达到势头很难遏止。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也很难维持在15%.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國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如果拿中國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國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1901年印度人口2.38亿，中國人口4.26亿；2005年印度人口是1901年的4.6倍（11亿），而中國人口只是1901年的2.95倍。现在中國每年出生女孩只有600万，印度却有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在人口再生产能力上是中國的两倍。考虑到中华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却相对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后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虽然中國目前比印度要富强，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國将是有4亿老人的极端老化、人口不断萎缩的国家，而印度却朝气蓬勃，实力将远超中國。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不能贪图五年战略的政绩而误了千年大事。比如现在抬高房地产，发展一些超前的高消费，虽然能够刺激经济，有利于“五年战略”；但是却让老百姓养不起孩子，误了“千年战略”。“五年战略”的功臣，可能是“千年战略”的罪人。韩国、台湾、香港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等的畸形发展使得民生压力增大。中國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多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

　　评价一个领导人历史政绩不同时代有不同标准。长期以来土地资源是最宝贵资源，开疆拓土的圣君、名将名垂青史；近代政治制度成为发展的瓶颈，制度改革者让世人敬仰。但今后最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本身，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要是能在人口问题上拨乱反正，将是功近而德远。

　　政绩标准要用面向未来的新标准，不要着眼于过去的老标准（东施效颦）。比如台湾、韩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依照几十年前的老标准算是成功的，但是这套制度却使得生育率降低到1.1，社会难以持续发展下去。

　　从政治角度看，相对来说拉夫桑贾尼算是伊朗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但是伊朗的生育率下降（现在只有1.7左右，预计还将继续下降）就是因为拉夫桑贾尼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人口政策。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当年铁托是社會主義阵营中的开明派领导人，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导致后面南斯拉夫的分裂。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失误还有弥补的机会，人口问题的失误几代人也承受不了，中國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现在学者和媒体似乎只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忽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危害几代中國人。

　　人口问题是一面镜子，最能反映出战略眼光！

　　作者简介：仓廪实（富）而知礼节（贤）。网名水寒、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國的计划生育，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反思中國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文章整理成《大国空巢》一书，42万字， 可通过北京的银行邮购。

　　作者:易富贤

　　——中國人口问题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

　　1、问题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文章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1959年毛澤東 “错批”了马寅初，从而导致“误增”了三亿人口。举国上下为此“严重失误”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经过先期试点，中國于1980年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从此之后，中國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人口过多”。

　　“人口问题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一般人眼里，中國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多为患。

　　近年电力短缺、粮食短缺，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但其实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后的几年间电力投资锐减和粮食政策失误。

　　现在就业压力大，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生产，生产决定就业。减少人口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机会？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国差多了，失业率是美国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國。因此中國目前的失业率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减少人口并不能降低失业率。

　　很大程度是因为1979年以来的教育失误，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见，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我国却没有（名义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扩招，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开始。

　　春运期间火车拥挤，人们将之归因于人口过多，其实真实原因是中國人均拥有铁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过滤嘴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并且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像中國这样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西部与东部之间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员流动，而且集中在春节前后一两周这样短的期间？

　　中國近年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人们也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任何国家在工程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都曾出现过城市环境污染，并且中國环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國成为世界工厂的后果（意味着中國现在的环境污染部分是发达国家转嫁过来的）。即便如此，近年来中國森林面积在持续增长，沙化土地开始减少。

　　有人认为，毛澤東鼓励生育造成人口过剩，1980年才不得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对毛澤東错误的人口政策的“补救”，要是没有毛澤東的鼓励生育也就没有后面的计划生育了。

　　总之，人们认为中國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毛澤東没有采纳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反而鼓励生育造成的，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的话，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赶上美国了，也没有就业压力，没有环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问题真的是毛澤東鼓励生育造成的吗？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控制人口会怎么样？接下来笔者将从多个方面探讨中國人口问题的来龙去脉。

　　2、人口迷雾的透视器——以人为本的HDI发展观

　　中國人口问题迷雾（“人工”成分比较多）重重，也正是因为有迷雾，一切社会问题都被或有意或无意地往这个迷雾里推。人口问题成了一切问题的遮羞布，“人口过多”的迷雾掩盖了无数失误。透视这个迷雾既有利于还原历史，更有利于展望将来。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偶然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必然规律。其实社会学也可以借鉴医学的思维。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找出与疾病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症状或体液指标，据此来诊断疾病、预测疾病的预后，相关系数越高，诊断越准确。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这个疾病可以用并发的“症状”来诊断。既然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么就可以用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来诊断生育率。笔者比较了联合国公布的多项社会发展的指标，发现多项指标都与生育率负相关，但只有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高达-0.916，是诊断生育率的最好指标。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人类发展指数：

　　长期以来，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反映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些政治家将人均GDP的提高作为政绩的唯一指标。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导致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粗放式地污染环境，忽略人的本身发展（比如舍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资）。这种粗放型“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已经严重透支中國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和諧稳定。

　　对于西方国家本身来说，由于过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断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产都面临危机，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导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已经陷入危机。

　　由于注意到“以物为本”的GDP发展观的缺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开始积极倡导一种“以人为本”式的发展观，并于1990年发起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书籍的写作和出版，以倡导和推行这种新的人类发展观。这一系列的报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以“人”为发展的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进步服务的主张。根据这种新的发展观，人类发展就是拓展人的选择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长寿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体面的生活，其它的选择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说：“人类发展战略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人类发展体现了以商品为中心战略的发展向以人为中心战略的发展的转变。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增强人们的能力满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长。”[1] 这种“以人为本” 的新型发展观近年来已经为我国政府所采纳。

　　从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经过近百年的痛苦实践到现在回归古代哲人的“以人为本”、“和諧社会”，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进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由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一个复合指数，通常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HDI的三个方面的指标：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反映卫生发展状况；三是总入学率和识字率，以反映教育发展水平[2].

　　由于人类发展层次多元化， HDI 将人类发展仅区分为三个维度，似乎太简化了。但 UNDP 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这三个范畴对人类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础的，如果这些基本范畴无法获得良好的发展，其它的发展层次必然无法达到或没有意义。UNDP 经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后指出， HDI 的三个成分近乎等权重的线性组合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议题上的客观代表性[3].

　　联合国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0.5之间；二是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51～0.80之间；三是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81～1.0之间。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4]，笔者比较了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发现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线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16.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总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尔、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总和生育率在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间所说的“越穷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穷，而是“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

　　虽然总体来说，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区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别，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并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类型国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4]

　　几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韩国、香港、台湾、泰国、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在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经是社會主義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但原苏联国家中的穆斯林国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高；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远远比其他国家高。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台湾、韩国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欧美主要大国中，美国生育率有2.1，法国1.9，英国1.7.

　　笔者根据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以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2003年）和TFR（2000-2005）绘制相关图。发现人均GDP确实与TFR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内区域相关性比较好，相关系数也只有-0.74），相关程度不高；而HDI与TFR的相关系数高达-0.916，相关程度极高。可见用人均GDP研究人口远没有用HDI可靠。

　　3、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滞了一百多年后，于1949年后再次快速增长，由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1970年的8.25亿，1976年的9.33亿，再到1980年的9.87亿。一些人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國已人满为患了，并不假思索将人口问题归到毛澤東身上，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广为流传。中國大陆人口由1950年的5.5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增加1.79倍；与此同时中國台湾地区的人口798万增加到1785万，增加2.24倍，大陆怪毛澤東，那么台湾怪谁？1950年中國人口为5.52亿，全球25.2亿，中國占全球的21.9%，1980年中國人口为9.87亿，全球44亿，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2.4%.说明中國人口增长与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么全球怪谁？

　　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高度负相关。纵向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随着HDI的提高，进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 0.51-0.8）行列后，都经历过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化（从“窗口期”进入S形顶端）。HDI 0.5是个分水岭，低于0.5的国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过0.5之后，生育率都将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规律性，只要没有严重并发症，没有必要特殊治疗，不用药七天好，用药也是七天好。巫师、庸医往往利用这个规律，贪天之功，将感冒的痊愈归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经过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达到0.525（相当于美国1880年左右的水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说中國在1970年之前属于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这个发展层次的国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后，中國已经步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急剧下降的。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凭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国HDI从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0.733（中國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从1870年的0.160（相当于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國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國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吗？

　　新中國成立之际，美国艾奇逊暗示，中國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國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國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毛澤東针对艾奇逊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產黨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澤東选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毛澤東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的主要根据。

　　其实毛澤東的这些讲话只是为了消除艾奇逊言论的负面影响，并不表示真的鼓励生育。同样，针对核威胁，毛澤東也说过“不怕死人”的话。说什么并不表示做什么，要看当时说的目的。

　　并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过剩的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三联书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國的现实》，作者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详尽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证明了中國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即使在清朝后期，也根本没有过“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中國人口观完全建立在对中國历史和现实极度无知的基础上。

　　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中國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國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将中國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澤東时期鼓励生育政策。其实中國只在1953年之前鼓励过生育（战后大多数国家都这样）。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这几年分别为5.81，5.7，6.47，6.05），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也与当时的韩国、越南、泰国、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台湾没有差别（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鼓励生育了？可见中國当时鼓励生育成效不大（因为当时本身就接近极限生育水平，再鼓励也没有用；何况当时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在1971年中國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國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与印度、韩国、越南、泰国、巴西相比仍然没有明显差别。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國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國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

　　可见中國人口“问题”并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

　　此外，医学条件也不允许中國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國连避孕套都不能生产，绝大多数妇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顶级医院能做人工流产手术，总不能将育龄妇女都置于生命危险之中吧？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医学条件才开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条件普及，才能比较安全地实行计划生育。要说毛澤東在人口问题有失误的话，就是不应该在1973年全面实行计划生育，虽然当时是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到他1976年去世，并没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为1980年代的极端计划生育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即便当时中國没有毛澤東，而是一个西方式的议会，马寅初的提议既违反西式的“人權”法则，又违反中式传统道德，有一丝一毫通过的可能吗？所以将人口问题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谴责是十足的诬蔑。

　　5、解放后中國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既然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那么为什么中國人口在解放后快速增长？

　　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指标。HDI主要用三个维度来评价人类发展：能否过一个长寿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个指数不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预期寿命、入学率和识字率等其他指标。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并没有错

　　建国初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并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袁隆平认为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经过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村医疗体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体制），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國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当时在发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著延长，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1年的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印度当时只有54岁），再到现在的72岁，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只从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现在的67岁，中國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中國的医疗体制的正确性。而印度预期寿命现在都还不到64岁。并且中國的这种社会进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见当时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最近世界银行仍然高度评价中國当时的医疗进步[5].

　　而根据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的资料，中國改革开放后，中國的社会发展（医疗、教育等）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國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特别是没有能够将创造的财富和提高的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在废除了公费合作医疗体制之后，中國７０％到８０％的农村家庭没有医疗保险，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婴儿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國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现在则比韩国短5.4岁。1981年 以来中國预期寿命只延长了4岁，而印度则延长了10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在评述联合国报告时表示，虽然中國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很快，卫生医疗却是倒退的。

　　虽然中國妇女生育率与越南、泰国、巴西、印度等地区没有明显差别，相对于中國本国1949年前也没有明显变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70年的8.5亿、1980年的10亿。换句话说，1949年后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太少”（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澤東的话，那只能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将寿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國没有建立起赤脚医生制度，中國的婴幼儿死亡率与印度、其他发展中國家一样的话，那么现在在世的各位相当部分可能早在婴幼儿时期就夭折了。

　　其实毛澤東时代的那种将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等），是不利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为要将婴儿抚养成人需要付出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转化为经济力。对当时的困难，熬一熬也就过来了，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那些投入是战略投资。人口从来就是战略资源，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中國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穷国还少，但中國领导人仍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出访美国等国可以到一流大学演说，而非洲小国领导可以吗？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国的强大。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國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國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國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國社会和中國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有人说国际社会谴责中國计划生育是为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剥削中國的廉价劳动力。其实西方国家都希望人民币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资。人民币升值、工人工资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过一定程度后，中國还有什么可与国际社会竞争？中國还有多少企业能够挺过去？企业挺不住，意味着更多的失业！

　　6、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会怎么样？

　　1949年中國人口5.5亿，解放后中國人口迅速增长，1953年，中國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变成社会问题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國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1959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时任仲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时，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產黨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笔者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胡耀邦以亲民著称，能够为在纹革中被整倒的高干和知识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给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难道对数亿生命竟然如此漠视？

　　稍后《光明日报》发表了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指出1959年“错批”马寅初导致“误增”三亿人口。中國人口1959年6.6亿，1979年9.709亿。就是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到1979年中國人口只能在6.7亿左右，这意味着中國人口在寿命大幅度延长的情况下零增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马寅初老先生关注的是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人口结构，是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那个时候提倡的生育两个与现在生育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现在50.2/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国人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现在的72岁。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人口总量不增加，后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除了马寅初外，当时主张计划生育的还有劭力子，劭力子见到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说：不要再生了。马老先生提出的生2个，在当时是错误的（当时高婴幼儿死亡率、高孕产妇死亡率），在现在也是错误的（现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并且单身和丁克很多，只愿意生一个的不少，总和生育率连1.7都难以达到）。

　　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40年前孙中山担忧亡国灭种，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3年后中國人口还接近负增长。马寅初只看到1949年以来几年的快速增长，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长；而毛澤東却从历史眼光看到中國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加缓慢（中华民族占全球比例自从1800年以来下降一半），而没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长（并且当时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谁也难以断言今后没有战争）。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亿人口，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三亿，就是说要是依照马寅初的观点，其中3亿是不应该出生的。换句话说，2005年26到46岁之间人口应该为1.57亿而不是现在的4.57亿（65%的人口不应该出生）。这3亿人口大都已经结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统计局资料显示1984年总和生育率为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除了少部分没有生育外，大多数都已经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还不到1.3.粗略假定这个群体平均生育率为1994年水平（当时总和生育率为1.56），就是说假设这3亿人口中的1.5亿妇女平均每人已经生育1.56个孩子，那么共有2.34亿孩子。这些所谓“误增”的三亿人加上他们已经出生的子女总共5.34亿人口，虽然只占中國2005年底总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國46岁以下（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59年以后出生人口共9.3亿）人口的57%，他们是中國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多出的这3亿青壮年人口，都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主力！这意味着现在的劳动骨干有一大半本来是不应该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没有这三亿年轻劳动人口，现在中國怎么发展？经济实力还能排世界第四？没有这“多出的”3亿及其2亿多子女，中國确实达到某些人宣称的“理想人口”7亿多的水平，但2005年60岁以上人口同样有1.45亿（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达18.1%！现在国家只承担城市人口中四千万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并且由全国人民纳税来支付（农民通过廉价劳动力支持国家基础建设，并且是义务兵的主要来源，要是没有2.5亿农民工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财政就无法运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没有这“误增”的三亿青壮年劳动人口，老年人怎么活？总理怎么当？中國今后怎么持续发展？现在（2007年）48岁以下的人在唠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时，可曾想到要是当年没批马寅初的话，你们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这里，背后冷飕飕的，毛骨悚然！说严重点，马寅初的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一样是反人类的。我不清楚当年批马寅初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但不论如何是歪打正着。不批马寅初人口论，天理不容！

　　减少这三亿人口真的能让中國富强吗？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历史趋势。减少这三亿人口以后，中國人口总数仍然不少（到现在还会有近8亿），还是不能像中东那样靠出卖原始资源致富（俄罗斯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并且人口从1992年以来就不断减少，但也没有靠出卖资源而发财），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起家进行原始积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会滞后，就业率不一定比现在高，经济就无法起飞，整体国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没有这三亿青壮年劳动人口，中國就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涌向中國。就算人均劳动力收入会有所增加，但与现在一样多的老年人需要赡养，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现在高。人均养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当部分劳动力时间需要花费在侍候老人方面，创造财富的时间大为减少。

　　有人因为现在的农民工收入不高，就以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不多。事实上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为国家，农民工创造的全部财富都是计算进了GDP的。没有那些农民工，现在的“富人”不会富，国家也不会富。

　　在1959年采纳马寅初理论后，即使到1979年后也一直依照马寅初的生育2个的理论，那么考虑到至少15%的不孕、单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实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并且正不断上升），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那么生育率也只能在1.7.这1.57亿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妇女7700万，生育孩子1.3亿。以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计算，那么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妇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后，这个年龄段妇女4363万，以1.7的生育率计算，生育7418万个孩子。就是说以马寅初的理论，从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亿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从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亿，加上国家统计局显示的2001年到2004年这几年出生的五千万左右，共出生4.8亿左右，比马寅初理论要求的2.05亿多出2.75亿。2005年初有13亿人口，扣去这2.75亿，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亿，等于7.25亿，就是说按照马寅初的2胎理论，中國2005年初只能有7.25亿人口，确实是接近零增长。那么2005年中國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别为20%和14%（目前实际分别只有11%和7.8%），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国目前的12% （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相当于日本（现在为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时候人均GDP为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测马寅初理论的后果，我们再分几种情况细测马寅初理论的后果。依照马寅初的理论，每对夫妇生育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就是说政策生育率为2.0.光明日报的文章声称推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从1959年到1979年会少生３亿，可能是考虑到当时的高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有人会说，即使有婴儿、儿童死亡，但还可以再生（其实生育时间是有限的，补生并不一定成功）。那么我们就分几种情况分析马寅初人口论的后果：

　　1、假设光明日报的说法是对的，将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亿按比例减少三亿后，1980年后仍然继续马寅初的“只允许生育2胎”（每个妇女最多只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单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计算，2000年以后以15%计算（现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达12.5%；但1980年代发病率要低一些，并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还没有流行）。

　　2、假设光明日报的说法是对的，将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亿按比例减少三亿后，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由于有单身、丁克，并且一些只愿意生育1个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个孩子）。关于这个方案需要说明：如果从1959年到1979年实行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方案，生育观念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很多（比如中國1980年代开始的严厉计划生育，使得生育观念在1990年代就发生质的变化；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几年后就发生质的变化），生育愿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抚养比又显著增加，生育愿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的话，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还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后需要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后一直允许生育2胎，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计算（当时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单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计算，2000年以后以15%计算。

　　4、在“误增3亿”和“独生子女政策”后，现在开始停止计划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愿下，需要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才行）。

　　说明：生育妇女结构模拟1986年的偏正态人口结构，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以105：100计算。根据马寅初理论，第1个方案是最悲观的方案（到1979年扎扎实实少生3亿），第3个方案是最乐观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亿），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个方案和第3个方案之间。另外，还要考虑到马寅初时代的中國政治现实：那个时候农村也是集体经济，在政策压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现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样；1973年开始计划生育，允许生育两三个，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后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总数预测

　　没有这3亿“误增”出来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现在确实达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亿人口，但这7-8亿却是老年化的8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7-8亿（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并且生育意愿很低）。

　　19世纪初中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纪初降低到25%左右，现在降低到20%.要是当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现在中國人口只有不到8亿，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会增加到90亿，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这样沦落为小民族了。

　　计生委资料显示[6]：200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5亿，65岁以上老年人1.01亿，分别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亿65岁以上老人、2.13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澤東没有关系；2024年的1.95亿左右的65岁以上老人、2.9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是否采纳马寅初的理论控制人口没有关系。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所影响，笔者在《要是当年中國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一章分析了没有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要想证明马寅初理论是正确的，就得说明如何养这么多老年人。事实是按照马寅初的理论根本养不了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当时是否采纳马寅初人口论没有关系，不同的方案虽不能改变老年人数目，但却通过改变总人口数目而决定了今后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马寅初理论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后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会达到8亿，如何养活超过25%的65岁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龄延迟到75岁（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会也无法运转。由于持续的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人口结构一步步老化，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全球的份额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18-64岁）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依照马寅初理论，到2024年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怎么养老？

　　马寅初人口论错就错在在战后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谋求人口零增长。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和现在的72岁，在这种情况下人口零增长意味着什么？等寿命平稳下来后人口结构会是什么样？

　　人们往往后悔没有做某事，其实更应该庆幸幸亏没有做某事。

　　1959年后不同生育方案下一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的劳动人口（18-64岁）数

　　任何一个命题都是靠历史鉴定的。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计划生育一方面省一笔费用（养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理论上、表面上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也就是人口学界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相对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来说，计划生育其实并没有为中國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任何贡献，却透支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现在计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红利”来“检验”计划生育政策，说计划生育是何等的“正确”。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是慢性问题，等真正的检验官“时间”来到的时候，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计生委官员已经享受完荣誉和利益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本身就会有就业压力（这个压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所固有的，欧洲、美国都曾经历过这段时间），计划生育使得中國妇女劳动参入率罕见地高，大大加重了就业压力、增加离婚率。经济学认为，养育3个孩子的花费只是1个孩子的1.6倍，这还不计算精力上面的节省。另一方面，却因为“独柴难烧、独子难教”，花了高额费用后往往难以得到预期的教育效果。独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们来看看：

　　孩子少了，上学应该更容易了吧，应该真正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工作应该更好找了吧，收入应该更多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 医疗应该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担心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住房压力应该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环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应该没有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父母压力小了吧，大家应该都小康了吧？没有！

　　再来看看

　　孩子少了，学费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贵了。

　　孩子少了，医疗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环境更破坏了。

　　指望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来提高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搞这种全世界仅有的大试验纯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下降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愿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暂时地使中國由俭入奢，人为地增加社会培养成本。经济越发达，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越高，计划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时候限制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等今后高成本的时候中國又无力鼓励生育小孩。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龄结构，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证下一代相对这一代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1971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2000年国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金指标）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的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计算，我们的下一代只是我们的58%.可以看出现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们的晚年又多么凄惨。少壮不努力（生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政府的职责是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尽量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要是通过编造人口过多的谎言，降低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当政府领导，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在四川就当过一次，他就是通过杀人来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财富。客观上中國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无论是人均土地还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韩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还有几个国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后面为了实行计划生育，却不惜隐瞒数据，灌输“人均不足”观念。要是连人口资源都不善于利用，对其他资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國家水平。以这种粗放利用资源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过多”来掩盖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实在不值得！计生委在宣传“计划生育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让人闻到了“焚琴煮鹤”的味道。

　　凡事皆有个度，过犹不及。1979年中國妇女总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过发展经济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将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已经将高生育率这条“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打“死蛇”。少出生1.3亿（最悲观估计也不超过2.2亿）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后的老年化。

　　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当时提出那个可以导致亡国的“新人口论” 从学术讨论上来说并不为过，但马寅初在接受了计划生育先驱者的荣誉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历史的责任。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的所谓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以马寅初理论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论”为依据的1980年代以后的严厉/极端计划生育政策更是荒谬绝伦。以减少新生人口为标志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作为基本国策出现的，决策者竟然把通过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国策！即使是穷疯了，也不能干断子绝孙的事情。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来。强制结扎其实就是结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

　　毛澤東的直觉胜过马寅初的学问！马寅初作为中國自由主义的象征，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要是仅仅因为是在人口问题上用一个错误的理论与毛澤東争执，那只能说明中國自由主义的浅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传也都同情马寅初，却无视3亿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学者提出中國最适人口为7亿，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学者甚至提出无婴年的方案。现在李伟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坚持要将中國人口降低到5亿、3亿。计划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杀吗？鼓励个人自杀是犯罪，难道鼓励民族自杀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学者步步高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医疗、高科技发展、能源开发、民族工业建立等方面是没有错的，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要是在人口、医疗等方面反毛，只能说明反对者的浅薄。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國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才能终结这种宿命。

　　1959－1961年大跃进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祸，但具体数目还有争议。但19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却是减少了1.3亿（最悲观估计也不超过2.2亿）人口，姑且不谈这个。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别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公认的未来数千万光棍意味着什么？数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这还只是被迫“自愿”的。还有更多的强制堕胎手术，这些都已经是有生命了的！

　　马寅初人口论无非就是照搬了一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树为什么伟大的英雄。对马尔萨斯人口论，馬克思批判过；恩格斯批判过；孙中山批判过；毛澤東也批判过，但中國1980年代还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

　　马寅初提出的“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这一明显带有“行政命令”与“计划经济”色彩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被政府采纳。很明显这是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独生子女费”与“超生罚款”的理论依据。

　　有人说：马寅初仅仅是一个学者，学者的理论是否会成为国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纳。如果采纳了，由此产生的功劳是决策者的，过失也应当是决策者的；让学者来负责，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学者的理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当让人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要求学者的理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发表，那以后谁还敢说话？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言，过去批他，是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正常的表现，现在，为什么又拿他当替罪羊？孔子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译文：君子忧患的事有三件；未曾听说的事和知识怕不能听到，要通过多种途径听到正确的观点；听到之后怕不能学到，要努力学到；学到之后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设法做到）。学者正确意见，决策者不能装聋作哑而不采纳；学者的错误观点，决策者不能不加辩白就一味采纳。要是马寅初的观点是错误的，决策者不采纳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纳一个错误观点，就应该由决策者负责，而不能由学者负责。

　　这些话确实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对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严谨的学者作参谋，需要一些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允许学者犯错误，但不等于纵容犯错误。涉及民族长远利益的学术研究需要非常严谨，至少方向不能错，但计划生育的几个理论连人口结构都没有考虑，老年化都没有考虑（就更没有考虑改变全球民族构成的问题），能算严谨吗？这些人能算人口学家吗？都让决策者承担责任也不太公平，学者就没有责任心了。学者不能光是想着凭借理论步步高升，而不想到后果。计划生育是专家误国的典型！

　　笔者说的是批马寅初人口论，不是批马寅初本人。事实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马的人口论，批马寅初是在1959年，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这个时候的马寅初已经78岁了（哪个大学有80岁的校长？），后面一直仍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帅日子还好过），1980年代实行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马寅初担任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享年100岁。

　　国际上人口学都还属于幼稚学科，远没有完善，比如联合国对于人口预测就从来没有准确过，说明人口学界缺乏新思维。中國在1980年代人口学起步时候将马寅初搬上神龛，采纳马寅初、马尔萨斯的观点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学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对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为马寅初平反整理资料），导致中國人口学先天不足，一开始就走向了错误方向。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民族急性自杀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学者难辞其咎！

　　既然马寅初作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象征，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为人口政策伸张正义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难以拨乱。

　　注释：

　　1.刘志军.论人类安全的理念渊源.国际问题论坛. 2005年夏季号.

　　2.胡鞍钢， 熊义志.全面开发人力资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目标.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中國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3.吴隆杰. 我国人文发展指数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國可持续发展，2005，（1）：5-8.

　　4.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5.中國农村卫生――简报系列. 世界银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程度预测.国家计生委2003年

　　作者:易富贤

　　“低素质人口”，这个名词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个名词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就预示了我们这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悲剧命运。他们不仅会遭受冷眼，而且投来冷眼的人还获得了一个“正当歧视”的解释。

　　这个名词的产生，还注定了一部分人将在辽阔的大地上颠沛无依，一些地方将会如同使用骡马一样，发挥他们的使用价值，而当他们不再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他们就应该离去。

　　按照一般的看法，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就是“低素质人口”的典型群体。广东东莞正在召开的黨代会上搞出了一套办法，意在让“低素质人口”自行离开。这与一些地方早就拟议的“提高城市门槛”具有精神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根据东莞的这套做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有序退出，企业用工数要根本上减少，还要“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低素质人口在东莞租不起房子，自己滚蛋。当然话说得还文明，叫“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一个地方要产业升级，很好。但一个政府竟然会以“企业用工数要减少”为目标，不能不说是天下奇闻。低素质人口卖力卖命，你不为他提供房子都说不过去，还要出台政策让他租不起房，这不是残忍？

　　怎么转移的办法有了，转移到什么地方？这不是东莞或者任何一个城市要考虑的问题。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政府所能做的事情，要转移一些人口出去，却只有转移的办法，没有转移到哪里去的设想。但是，请注意，这些人是外来的，先前城市需要他们，现在城市不需要他们了。需要你的时候，欢迎你来；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要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城市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准备对你进行社会接纳。现在，就是“挥之即去”的时候，手已经挥动，下面你就得“从我眼前消失”。

　　中國有句老话：过河拆桥，吃饱了打厨子，这些都是不仗义的行为。低素质人口，面对的就是这种不仗义的处境。需要过河的时候，低素质人口是桥；需要吃饭的时候，低素质人口做厨子。河过了，桥就不必要了；肚子鼓了，厨子也没什么用处了。城市以自己的需要决定了低素质人口的命运，如同使唤一匹骡子，磨推完了，骡子也用不着了。

　　发展成果共享？这可从来不是城市的想法。一个人并不是在城市里劳作和生活，就叫做市民，外来人口是化不成本地人口的，除非你是“高素质人口”，在城里奋斗出了百万千万。而正因为你没有奋斗出来这么多钱，所以也证明了自己确实素质低，不配来享有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

　　对低素质人口的这种“用法”，有什么道义可言吗？我看是没有。但有些人说，你打工，我付了钱，买卖公平。我看到的却是一匹骡子推了磨，主人说你推磨，我喂了饲料，磨出来的那些食物，你是不能享用的。然而，低素质人口是人，而不是骡子。只管使用，不管发展；召去做工，没想着让他落籍；管饱肚子，没想到他有何尊严，城市对低素质人口就是这样。这不是对待人的搞法，而是对待工具的搞法。

　　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情。有一个控诉旧社会的说法：资本家很残忍，工人不合用了就扫地出门。现在大家都有些理解，说资本家嘛，盈利为目的，但政府呢，欢迎人去做工，却根本未考虑过他的生老病死，眼里有人吗？一个人在某地做工，他的劳动凝结为各种经济数据，政府从中获得收益，为何要将他们扫地出门？

　　最想不明白的是，这种“转移低素质人口”的搞法，却被叫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刘洪波

　　最近一则关于深圳外来工退保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小平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说：“去年深圳共有439.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根据现行政策，企业为农民工代缴部分只能留在原地，这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八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何小平认为，养老保险跨地转移难,使这项惠民政策让农民工觉得是累赘。深圳关于外来工的社保政策一直广受非议，退保人数之高反映社保政策对外来工没有吸引力，不过这几年退保人数逐年增多，反映了中國经济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中國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短缺，持续近二十年的人口红利渐趋枯竭。

　　所谓“人口红利”，简单点说就是指劳动力丰沛，可以为经济成长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政府和企业的养老、医疗负担很轻，而储蓄、消费容易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因而被形象地视为对经济成长的一种“红利”。但是近年珠三角出现的民工短缺潮，反映中國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应”，除了少部分转移到长三角等地区之外，多数选择回老家生活，结婚生子。两三年前，有学者称，“中國今后十五年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广东正处在人口红利期”，但是现在的情况远没有那幺乐观。金心异在《广东十一问》中第一问就提出广东人口红利问题，引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高度重视。汪洋说这些问题都要研究，给予回复。

　　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专家们预计广东的人口红利期机会窗在2037年关闭。不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中國的人口红利期并不像其他地区那幺有规律，因此非常有可能出现人口红利期陷阱，也就是大量劳动力回潮造成劳工短缺，同时引起消费不足等问题。目前，广东经济发生的变化给我们敲响了中國人口红利陷阱的警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九十年代这些人口就为中國经济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进入结婚生育阶段，住房消费等随之提升，促进了这十年来中國房地产行业的大跃进式发展。然而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社会，中國的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我的几个亲戚在广东打工十几年，现在都纷纷回家，或者务农（这几年粮棉价格大涨，种田比外出打工更划算），或者做生意，他们的子女刚成人，但是已经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了——不愿去工厂工作，宁愿在网吧、酒店打些杂工，自己挣钱自己花，反正还不需要赡养父母。我在想，上亿人涌向沿海的迁移景象是不是行将结束？

　　去年A股市场火爆时曾看到一份分析中國股市长期趋势的投行报告，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将是未来影响中國股市、楼市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时间点将在2010年左右。这与世界银行对中國经济增长的预测基本一致。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日前在北京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國消失。如果人口红利消失，那会呈现什幺景象呢？吉米内兹说，根据一些中國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國经济增长的２７％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中國的经济成长会下降四分之一左右。假如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那幺经济成长下降幅度应该更大，尤其像广东这样高度依赖加工制造业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广东现在对人口红利问题非常重视。

　　面对可能出现的人口红利陷阱，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快进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成长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广东很早就提出产业结构转型目标，但是成效似乎不显著，目前广东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就反映出广东的转型困境——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模式，要淘汰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这类企业成批倒闭，给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广东经济发展相对全国来说具有超前性，一般来说较内地超前5年左右，广东目前的转型困境5年后也会在其他地区涌现，因此广东的人口红利警讯不可不重视。

　　除此之外，从更长远来说，20年后中國社会还将面临这一次人口红利消失的冲击——那就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量退保回家之后，20年后他们靠谁养老？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能否承受得了？这些老人把青春献给了沿海发达地区，却在内地养老，内地是否应该承担？可见，人口红利问题关系到中國长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广东能否在这个问题上探索成功，无疑是广东新一轮改革的重头戏。

　　来源：呙中校的博客 http://gzx1975.spaces.live.com

　　作者:呙中校

　　1.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不成立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真正理由有四：

　　1）、由于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条例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孩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2）、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预计每年净增人口在800万人到1000万人之间，总人口到2033年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3）、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2005年━2020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一个小高峰。

　　4）、近期放开生育政策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

　　1.1、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只有8000万，不到1亿）。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理由。

　　1.2、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对未来人口预测是错误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中國人口总量到2010年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左右。

　　依照这种趋势，那么2006年应该增加1300万以上（《大国空巢》15章有详细分析）。但是国家统计局《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认为2006年只增加692万人口，没有1300万，也没有1000万，甚至没有800万。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死亡人口将激增，每年净增人口将急速减少，2006年净增人口只有692万，一两年的预测就与事实相差甚远，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左右？其实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增加692万”数据还是“修正”后的数据。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客观数据，2001年到2005年这5年共出生6846万人，死亡4143万人，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2001年到2005年每年平均死亡828万人口，每年只增加541万人口，今后每年死亡人口翻番，育龄妇女差不多减半，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

　　2006年我根据前17年人口变化推测未来15年人口变化，发现中國人口将于2016年开始负增长，高峰人口只有13.4亿。2005年1月我用同样的方法预测2006年中國人口增加609万，而计生委预测至少增加1167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年人口增加692万（有水分），与笔者的预测结果接近，而与计生委的预测相距甚远。并且我采纳的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修正”的人口数据，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份，比如依照国家统计局“修正”的资料，2000年增加957万；而依照人口普查原始数据，2000年死亡814万，出生1379万，就是说实际上只增加565万。因此要是不停止计划生育的话，人口负增长时间还要提前，人口高峰也不可能达到13.4亿。

　　1.3、育龄妇女高峰不足以引起出生高峰

　　再看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强调的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数量与出生高峰的关系。

　　图中数据采纳历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到2005年出生女孩数据采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从图可见，育龄妇女高峰不一定导致出生高峰。1990年之后育龄妇女人口大幅增加，但是出生人口却急速减少。2005年到2020年的育龄妇女高峰明显低于1990年到2000年的那个高峰，1990年到2000年那么大一个育龄妇女高峰都没有引发出生高峰，2005年到2020年那个小育龄妇女高峰还能引发第四次出生高峰？

　　从上图可见，生育率才是出生高峰的直接原因，1950年代的出生高峰是由于6.0左右的高生育率。1962年到1977年的人口高峰前半部分（1962年到1970年）是由于高生育率；后半部分（1970年到1977年）是由于1950年代出生的妇女到了生育年龄，并且平均每个妇女仍然生育4个左右孩子。1982年到1991年的出生高峰是由于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女孩到了生育年龄，并且还由于1980年代维持2.4的生育率。光从育龄妇女结构来说，中國1980年代的出生高峰应该延续到2000年，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第三次生育高峰在1991年之后嘎然而止。

　　综合上面两图，合并成“出生高峰、生育率、育龄妇女的相关图”。我们可以从这幅图清楚地看出，影响出生高峰的主要是生育率而不是育龄妇女高峰。

　　日本1940年代的第一次出生高峰在2.0左右的生育率前提下才在1970年前后引发出第二次出生高峰（并且第二个高峰明显偏小），但是由于生育率降低到1.5以下，第二次出生高峰在1990年代不能继发出第三次出生高峰。

　　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世代更替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68人，再降到现在的1.1 人。中國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不停止计划生育，根本不可能出现第四次出生高峰。

　　1.4、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生育高峰”越高越好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补偿性生育高峰”。但是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

　　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和欧洲现在出生人口倒是平稳地减少了，但是意味着今后国力的减弱。

　　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1960、19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19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指出，“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只占现美国人口的28％，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占美国整体经济10兆美元的一半，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而欧洲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战后婴儿潮没有继发出新的出生高峰。用以人为本的的方法分析各国的实力才能发现真正的原因。

　　中國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國还谈什么崛起？

　　1952年到1958年这个出生高峰平均每年出生1991万，1959年到1962年这个低谷平均每年只出生1407万。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是1952年到1958年的1.33倍。停止计划生育今后10年即便每年出生2500万，也只是目前的1.88倍，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即便在两三年出现3000万的高峰，也不过相当于1963年的水平。1960年代中期面临生产不足、物质短缺、学校扩建、师资培养，但是还是将每年近3000万孩子养育成人；而现在的校舍都已经建好，师资已经培养好，面临的是生产过剩、消费萎缩和就业不足，今后面临的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问题。难道养育每年出生的3000多万孩子还是难事？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一举多得。

　　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他们到老年之后，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以上（国家统计局宣称2006年死亡人口只有892万，今后每年死亡人口将是现在的两三倍）。

　　因此像中國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才能防止人口锐减。如果在今后10年每年出生人口平均超过2500万（印度现在的水平），执政者将因此而功载史册。但是停止计划生育等到三四年的“补偿性生育高峰”之后，靠新一代年轻父母，无论如何每年不可能出生2000万人口的。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09万女孩，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估计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平均每人需要2.5个孩子才能使得每年出生2000万，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个以上才行。但是这一代人是生育文化断代的一代，少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他们愿意生、有能力养育3个以上孩子？而1996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扣去死亡和不生育妇女，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她们能够生育2000万孩子？

　　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國早20多年。如果20多年之后，中國的生育率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的话，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國每年人口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还是难以防止中國人口锐减。

　　1.5、停止计划生育后“补偿性生育高峰”有多大？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國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估计有40％左右（以农村妇女为主）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扣除不孕不育率，实际生育率在1.3 左右），根据极高的二胎结扎比例，农村一般超过90％，这部分妇女，即总人口36％已经基本上没有生育能力，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

　　因此，先扣除这部分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國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國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

　　1.6、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反对调整人口政策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比较了全世界各国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动态关系，发现二者高度负相关，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TFR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會主義国家的TFR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TFR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

　　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TFR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TFR为1.9.中國的HDI 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中國2007年HDI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TFR分别只有1.62、1.56.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多胎，但是“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越南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國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光是放开二胎是不够的。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之后很难反弹。原因是工业化所引起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是难以逆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虽然以胡錦濤總書記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在想方设法改善民生，但是解除“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化解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还任重道远。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1.7. 国家计生委没有稳定生育率的能力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002年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的大会报告中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

　　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开幕式上强调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可见中央是要求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

　　但是十多年来，生育率却一直在不断下滑，而不能稳定在中央所要求的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水平（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至少也得在1.8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现在已经降低到1.2-1.3的超低水平。

　　国家统计局认为2000年底中國人口为 12.6743万，“十五规划”人口控制目标是2005年13.3亿，这五年需要增加6257万人口（每年增加1251万）才能在2005年达到13.3 亿；但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國人口才13.0756亿（国家统计局长承认水分超过4600万），五年只增加4013万（每年只增加803万），只相当于预期的64%.比中國的控制目标少出生2244万人口，相差36%，还叫作“稳定生育率”？

　　国家统计局资料认为2005年1月6日中國人口达到13亿。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逐年增加，那么2005年、2006年人口增量需要远高于1167万。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人口增量只有768万，2006年人口增量只有692万（实际上可能只有400万左右）。这说明中國的生育率根本无法稳定在1.8，而是远离1.8.

　　中國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8，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在这个发展阶段是生育率和生育观念急剧转变期，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很难稳定在1.8.

　　可见稳定生育率的任务非常艰巨。稳定低生育率，难点在“稳定”，责任也在“稳定”，“稳定”二字是千斤重担！但是计生委没有稳定生育率的能力，只有降低生育率的能力。按照十七大的“以人为本”的这一执政理念，现行人口政策面临方向性调整。

　　2. 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

　　2.1. 停止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非常态，应该无条件恢复常态。民间热议已达成“必须尽快调整”人口政策的共识。现在的人口数据可以一再“修正”，但是今后计划生育的恶果是“修正”不了的。人口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现在暴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比如目前只有4000万老人享受养老金，但是社保就已经出现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将越清晰、越严重。今后四亿老人等着养老，四千万光棍等着找老婆，民族需要持续发展。并且人口数据也只能“修正”一时，不能“修正”一世，今后的人口普查还是会将真相公布出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在人口政策上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2. 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提高养育能力

　　现在生育率低下，很大程度是因为生活压力增大，养育能力降低。并且产业升级快，“就业替代”频繁，存在很高的失业风险。应该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医疗、教育、住房等），以提高养育能力；加大社保投入，不但让失业家庭基本生活有保障，也让他们养育得起孩子。美国生育率能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除了传统的生育文化上回归外，还因为民生压力比其他国家要低。韩国生育率只有1.08，与住房等民生压力大很有关系。

　　2.3. “添丁不加银”—养孩子要适当社会化

　　现在物质再生产和分配已经社会化，而人口再生产却没有相应社会化。养孩子的投入主要在家庭，产出主要在社会。人口结构最为健康的美国，很多收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添丁不加银”，类似中國清代的“摊丁入亩”（为清朝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公园、游泳池等公共场所的门票以家庭为单位，医疗保险也基本这样。美国普及从学前班到高中的13年全免费义务教育（有些地区是14年免费教育），并通过税收等途径“惩罚”单身和丁克家庭，而给多孩子家庭减税，多孩子家庭上大学享受学费优惠。

　　2.4. 将生育当生产看，尊重男女的天然分工，建议设立母亲节

　　男女分工是天然的（李白在《蜀道难》就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不意味着不平等，忽略男女的天然差别、分工是对女性最大的歧视。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现在物质再生产有报酬，人口再生产是免费的，“造人”不如“造物”，驱使女性过度参与物质再生产，等于是挪用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成本。穆斯林国家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妇女劳动参与率低。中國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17位。20-30岁之间是妇女最佳生育时间，但是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这段时间又是奠定事业基础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将这段时间用来学习和工作，而不是结婚生子。日本有一半的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条件，等有生育条件后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晚育并且增加残疾儿童的比例。应该改善女生的学制，用分配的杠杆来平衡妇女花费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鼓励妇女在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三个孩子的任务。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让生育与养老金获益适当挂钩。

　　2.5. 建立新型稳定的家庭模式，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

　　古代自然经济使得男女分工明确，互相依赖，家庭稳定，利益一致，同心协力抚养小孩。现在男女分工不明，经济獨立，离婚率高，既浪费生育时间，又提高生育成本，不利于人口再生产。需要通过税收等制度，将单身男女往家里赶，并且不愿意离婚。增加离婚的难度，加强对未成年孩子的保护，加强对已经生育孩子的妇女的法律保护。现在由于孩子少，媒体过度地宣传爱情（将爱情看得比生命还要高，那就当然比社会责任要高，为了新爱可以随便离婚），将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爱情，婚姻简单依赖于性激素水平，爱得死去活来，离得随随便便。要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家庭既是感情、物质利益共同体，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2.6. 消费要适度，不要过于超前

　　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这是第一消费。必须在保证这个第一消费前提下才发展其他的消费。无序的其他需求挤压了对人口再生产的投入，比如以2000年的消费能力如果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媒体不要光聚焦娱乐名人，要面向普通大众，抑制社会攀比风尚，压缩结婚、生育成本的“水分”。清纯的民风对于生育率的提高很有必要。

　　2.7. 保护生育器官

　　宣传生殖健康知识，加强食品安全。人流和性病是不孕的重要原因。减少人工流产，控制性病传播，降低剖腹产比例。防止性解放思潮的泛滥。

　　2.8. 挖掘老人资源

　　中國现在家庭小，老年人多，鼓励老人老有所有为，帮忙带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2.9. 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物质条件就像食物的原材料，生育文化是烹调技术。成功的生育文化将节省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中國传统生育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精神宝库。由于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剧变，要想完全恢复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在重建新型生育文化过程中，需带一些“旧土”，保留一些传统的生育文化。比如重视家谱文化、祖宗文化，将清明节、中元节作为法定假日。

　　2.10.正视现实，找出对策

　　以前，将一切问题都往“人口太多”上推而不主动找出路；今后要防止将责任往计划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要从现实出发，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寻找其它方法解决老年化、性别比严重失调等社会问题。

　　人口政策调整成功的标准：主流家庭愿意生并养得起三个孩子。不仅仅要求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全面改善民生（中央政府已经在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了）。可见人口政策调整是最高层次的政治改革，其影响将延续上千年，功近而德远。

　　3. 建议尽快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人口数据（尤其是生育率资料）是人口政策的基石。人口普查才能准确地获取人口数据。因为不能及时进行人口普查，中國在人口政策上有过惨重的教训。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之后，18年没有进行人口普查，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已经失控，于1980年匆忙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一系列问题（将使得今后4亿老人老无所养，4000万光棍被判无妻徒刑）。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普查，使得“九五”、“十五”规划的人口目标都落空（实际人口增量不到预期的三分之二）。“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中國在人口问题上吃亏很大，不能一错再错。现在由于社会转型，10的变化比当时20年还大，人口形势变化尤其剧烈，间隔10年太长。如果建国以来每5年进行一次调查，已经进行了至少11次人口调查，而不是即将进行第六次调查。

　　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2010年进行，鉴于严峻的人口形势，这一安排将导致中國丧失极其宝贵的人口战略调整期。强烈建议立即着手在2007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最迟也应在2008年进行六普。数据汇总分析需要一定的时间，正好为“十二五”规划提供基本人口数据。

　　人口是立国之本，搞清基本人口基本数据是重中之重。二战时美日中途岛海战，日本航母编队疏于侦察，仅有一架侦察机发现了敌情，又因为发报机故障无法发送消息，相比之下，美国动用了所有舰载机的三分之一作为侦察机，及时发现敌情，占尽先机，大获全胜。中國面临空前严重的人口危机，“侦察机”三年以后才能派出，到时候大错已经铸成，悔之晚矣！

　　中國已经有多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并且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来一直在准备第六次人口普查，提前并不需要过多准备时间。

　　1977年中央决定提前在冬季进行高考，抢半年也要抢，影响深远！考卷缺纸张，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人口问题周期更长，必须未雨绸缪。停止11年高考耽误了一代人，强制一胎化计划生育已经耽误了至少两代人，现在连基本的人口数据都不清楚，必须尽快查明这笔“糊涂帐”。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很快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人口学家和国家计生委官员认为是“女婴漏报”，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历次年度人口抽样调查不但没有将“漏报的女婴”找回来，反而发现出生性别比越来越严重，现在计生委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意味着今后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

　　中國历年出生性别比

　　资料来源：1965-1982年采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1983-1990年采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91-2000年采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1-2005年采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同样，所有客观资料都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國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 左右，但是人口学家和国家计生委认为是“超生漏报”，而将1.3左右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國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在至少有15%的不生育，那么实际上平均每个妇女只被允许生育1.17个孩子，出生人口需要超过三分之一是超生的才能达到1.8的生育率，这与计生委宣称的“不到6%的人违背政策”形成鲜明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不但没有找回“漏报的超生孩子”，反而发现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高度“关注”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找回“漏报的超生孩子”，再次证实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2、1.3.

　　如果2000年人口普查的1.22生育率是准确的话，当时就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该次人口普查被人口学界和计生委认为是不准确的，决策者也就无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存在。人口数据的“人工迷雾”使得“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國1990年以来的生育率水平”，人口政策也就纹丝不动。换句话说，现在人口政策还是依据17年前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在黑暗中计划生育又进行了17年，使得中央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1995年底人口为12.1121亿人，“九五”计划提出2000年总人口控制在13亿（五年人口增量8879万）；然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國人口才达到12.6743亿，五年只增加5622万人口。“十五”规划提出2005年总人口控制在13.3亿（五年人口增量6257万）；然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5年中國人口才达到13.0756亿，五年只增加4013万人口。“十一五”规划不得不将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从“九五”规划的14亿降低到13.6亿，即便如此，也意味着2005年之后的5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1049万人口；然而，国家统计局认为2006年只增加692万，意味着“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其实2005年的13.0756亿人口还有水分，国家统计局长也承认他们的13.07亿人口数据有超过4600万不对数（误差在2004年4600万的基础上“逐年扩大”），就是说2005年实际人口可能只有12.6亿。

　　1990年中國的HDI为0.627，2007年已经达到0.8左右，纵观各国发展历史，这个发展阶段是生育率急剧下降的过程。

　　印度2006年的HDI相当于中國1990年，印度的生育率已经降低为2.8.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國非常接近，中國2007年HDI相当于泰国2006年、巴西2004年的水平，中國2006年人均购买力相当于泰国和巴西2003年的水平，但是现在泰国和巴西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巴西和泰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完整的生育文化，生育率直线下滑；中國生育文化被摧毁几尽，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形成了爬蚤心理，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严格的1.38的政策生育率下反而能有1.8的生育率？

　　在HDI达到0.8之后，各国TFR都继续快速下降，比如韩国现在的TFR只有1.08，新加坡为1.07，台湾为1.1，香港只有0.95.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与各国的情况比较，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基本可信。中國人口形势十分危险，应该尽快进行人口政策调整，这是一次敦刻而克式的战略调整（1940年，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英国动员各种大小船只将大部份的部队撤离欧洲大陆，成功挽救大量人力，成为四年后反攻的根本）。人口问题周期长达数十年，现在耽误三年，将影响至少三十年国运，造成巨大损失。虽然依据现有的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7年第二次农业普查）足以停止计划生育（人口政策调整不要等人口普查，二者应同时进行），但是还是需要尽快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认清老龄化危机的严重程度，为今后人口政策提供依据。

　　这次人口普查，要千方百计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彻底破除过去17年的人口迷雾。要面向未来，而不能拘泥于与过去数据的连续性。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多大的代价也值。并且相对于继续计划生育的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人口普查成本是非常低的。建议由国家统计局獨立进行；排除利益集团（如国家计生委）和个人（独生子女政策的参与者）的干扰；大赦过去超生的孩子；舆论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使这次普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國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8，在这个发展阶段生育率瞬息万变。因此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每年进行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以求动态掌握人口数据，为今后人口政策动态调整提供依据。

　　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网名：中山水寒

　　作者电子邮件：yifuxian(at)gmail.com

　　作者:易富贤

　　中國大陆的户口管理制度，形成于建国初期。由于新中國成立时的国内、国际政治气候，决定了社会面上的匪患横行，敌对势力渗透国内的情况不断。为了更好地稳定国内局势，新中國政府采用了户口管理制度：一方面采用了国外的一些经验，另一方面也有中國古代的特色。在不得不严厉的户口管理制度下，新中國的军队和公安快捷有效地控制了国内的治安形势！当年的周恩来曾讲：“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而公安机关的主要功劳，就是最大效率地使用了户口管理制度。

　　在新中國的经济建设初期，由于政府急于把农业中國，快速转换成工业中國，仿效了斯大林对待农民的政策，把农民限制在农业用地上，最大程度地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初级产品，来保障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需要。由此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城乡区别对待的户口管理，这种制度虽然保障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但从根本上影响了农民階級的部分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都阐述：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國，农民階級为中國城市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到了１９７９年的经济改革开放阶段，农民们虽然得到了分产到户的好处，但又很快被抛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对中國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大量农业用地成为工业用地和居民用地，使大批农民丧失了赖以维生的土地，他们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以求得更好的生活。这种不断的“圈地运动”有点类似于英国工业大发展的年代，但要比当年英国强迫农民失去土地，英国农民们被迫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更加人道。然而，由于户口管理制度上的城乡差别，中國农民们在城市中工作时，并没有全部得到应该得到的报酬，这表现在同工不同酬、没有福利待遇、合法的劳动权益受到威胁、精神上的歧视对待、等等……，农民们再次为中國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就是人口城市化，留在农村的人们最终将从事工业化生产，就是所谓农场和农业工人！中國人要跟上世界的脚步，开始把许多中小城市发展为大城市，接纳大量涌进城市的农民，因为农村土地在不断地消失。可是，中國部分城市的发展没有跟上“人口城市化”的脚步，这就导致农民们依然要手拿农业户口在城市工作，从而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种无序的状态如果持续下去，将威胁到中國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因为它违反了社会规律，对政府努力为每个中國人提供平等发展机会造成阻碍。

　　部分涌入城市的农民成了边缘人，而随着更多农民涌入各城市，应该重视这种现象并寻找解决办法。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已经被政府高度重视，曾经是中國社会的老大难问题，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之一，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例如中國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就接纳了各地大量的农民成为城市人口，这是那片繁荣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蓬勃兴旺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也开始了这种接纳大量异地农民的进程，这是符合主流发展的社会规律。笔者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从本质上认清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农民们涌进城市工作，并不是急于得到社会福利，他们目前需要的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在合理有序的计划和变化中，逐渐接纳农民转为城市户口，并最终给予他们应得到的社会福利。

　　一些中國城市人，出于狭隘的保护主义，反对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工作，认为这对城市治安造成冲击，加重了城市失业率，影响了城市人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事实上，人口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能违背的社会规律。而城市失业率与人口城市化之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经济改革开放之初，农民们并没有大量涌进城市，而城市的高失业率却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澤東为了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甚至下放城市青年进入农村，造成了新中國特有的农村知青群体。可见，人口城市化不是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主因，中國社会面对的是经济转型期的困难，一种过渡阶段的必然局面，这需要政策制定部门的前瞻目光和规划来解决！

　　现在的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可以说比较完善。但它们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福利基金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界和知识界开始呼吁降低社会福利。但是，这种主张无法得到各国选民的支持。于是各国政府出台政策，大量引进国外年轻的技术人员，一方面是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另一方面就是年轻的技术移民人员可以贡献社会福利基金的缴纳，充实各国的社会福利基础。从这方面看，中國农业人口涌进城市的比率，是年轻人占大多数，而且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农民很多。这些人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为城市社会福利基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不是侵犯了原有城市人的社会福利保障！反对者在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

　　农民进入城市工作之所以会造成社会治安的混乱，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在于社会、在于公安机关、在于政府。将城市治安的责任推给农民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由于中國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人口城市化的问题，毕竟大多数中國人是农民，中國现有的城市不足以接纳全部愿意定居城市的农民，万事要有个过程，而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过程是最重要的！

　　邮编：１１６０００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作者:李扬

　　偶尔到一个历史论坛闲逛，发现某帖子，问说欧洲各国的民族组成如何，并列出日尔曼人，拉丁人和斯拉夫人希望能划出各自的比例。又偶尔，读到一篇旧文，谈得是韩国人的爱国热忱如何之激烈可敬。看完这一问一文之后颇生出触动，倒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如何不平常，而是一来感叹一国人口的组成到了今天可如此瞬息万变目不暇接，远远把我们的旧认识甩在后面让很多人置身其中都反应不过来，二来呢，感叹一旦生育水平自然降低，再想提高竟如此艰难，以韩国人那令国人颇为垂睐的爱国心也无法挽回其一路下滑的生育率，任凭政府如何的摇旗呐喊青年人中却少有为之所动的。

　　倘若是在三十年前，有人问起欧洲各国的民族成分来，你只需读历史书，盖因欧洲作为近代意义上民族概念的发源地各国的形成都可以说是循序渐进步步都有踪迹可寻，除日尔曼人涌入高卢和亚平宁半岛外少有其它剧烈的变化。然而，时至今日再抱有这种想法却是大谬不然。简单看看今日的欧洲各国。德国，外国人７２０万，其中土耳其人超过２００万；法国，穆斯林人口，主要来自北非，约为５００万，在九十年代初法国曾有统计称有外国血统的法国人占全法人口的四分之一；英国，联合王国的少数民族，即非白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现约为７. １% ，相比法德两国略低。但即使是这个略低的数字背后却还有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凭借着１５倍于“多数人口”的增长率，在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９年短短的数年里少数民族人口增加的绝对数量竟是和白人相等的５０万，而这些到目前为止还是少数民族的人口中有一半人出生于英国。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测，要不了多少年，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绝对出生数量就将赶上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民族，届时可以想象在学校中年轻的新一代各占半壁江山的景象，那么如果只统计什么日尔曼人，罗曼人，斯拉夫人，这些人合计只占青壮年的一半，还能体现一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吗？似乎有个英国人口学家预言说２１００年白人在英国是少数民族，我说这不用什么“预言”，凭手头的数据来看，除非大灾大难白人突然奋勇生育这样的大变故，否则拖不到遥远的２１００年欧洲就该是少数民族成多数了，当然少数民族各族裔之间亦有差异，然而白人不再是绝对多数却将不可避免。

　　中國人有个深入骨髓的意识，或许是根源于在被称为中國的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得太长太稳定太内向了的缘故，似乎总是认为英国人就该永远是我们印象中的英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同理日本人也永远会是我们认识的日本人，大和民族，就像中國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会是我们这样的中國人。须知，这类客观事实并非与生俱来，如果在英国凯尔特人终被盎格鲁撒克逊人代替，在日本虾夷民族终被大和族所取代，那么我们印象中理所当然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國人为什么就不会被别的民族淹没？如果有一天蒙古人种特征的中國人少于其他人种，那么现在那个理所当然居权神授的中國自然也和被阿拉伯化了的埃及，被突厥化了的小亚细亚一样，为历史所湮没。对大多数国人来讲这应当是不愿见到甚至不愿承认其发生的可能性的，但是在我看来，走到今天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却在为这样可惧前景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虽然只是出现了一个苗头，但我希望联合早报上的这一段话能让人明白计划生育正在带来什么“到南疆的代表城市喀什市，则觉得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用《今日美国》记者林大卫的话，”这里是我到过的最不像中國的地方。“喀什超过９０% 的人口是少数民族，维族占绝大多数。这些年来，由于汉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孩子越来越少；相反的，维族的孩子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比例有上升的趋势。到大街上，很少看到汉族人”。

　　人的一生如此的短暂，使人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特殊资源，我国人口固然有１３亿之众，但一个世纪之后如今的这１３亿也该俱都进了黄土，换言之，倘若中國人从现在开始彻底停止生育，那么不要说１３亿，就是挟有１３００亿，到２１００年中國也该亡国灭种了。这也是为什么就人而言更新换代水平如何要比现有绝对人口的多少更具深远意义，至少对于不太遥远的未来而言。而谈到生育水平时，现有的庞大人口基数却往往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但凡说起计划生育，愤愤不平者多指农村地区多生超生如何严重使计划生育事倍而功半。事实上，我国目前的总合出生率仅为可怜的１. ３，不仅远远低于人口新老更替的２. ２( 即平均每位妇女生产２. ２个孩子），也低于那些为社会老龄化焦头烂额的发达国家，比如法国的１. ８５, 英国的１. ６６，丹麦的１. ７４。这些西方国家的形势严峻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由一个关于国际形势未来走向的预测来体现。说美国和欧洲之间现在那点分歧根本还是刚开始，３０年后穆斯林人口将占西欧各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并且有着更年轻的巨大优势从而将主导届时的欧洲社会，到那时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招伊斯兰世界的恨，那么美国与伊斯兰化的欧洲之间将会真正的势同水火。欧洲尚且如此，比欧洲还生育率还低的中國呢？日本是一个真正的教材，要知道人口下降而无能为力是如何一种痛苦只要观察一下现在的日本就可以了。对比一下日本和尼日利亚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说人口增长率比绝对数量有更深刻的意义。２００２年日本和尼日利亚的人口同为１. ２７亿，而前者在哀叹到２１世纪中叶人口将不到一亿，而这一亿中有一半的人年纪将大于５５岁并正在为自己的养老金发愁，如今繁华的东京１００年后将萧条的群鸦蔽日，坊间无人，而就是这同一个日本，在５０年代人口突破一亿时曾经举国上下为日益增长的人口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压力而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８０００万左右，如今他们曾经期盼的人口规模紧缩终于来临了，我想日本的政治家现在是哭都来不及，他们的民族将一路这么萎缩下去，跌到８０００万也收不住脚；后者呢？尼日利亚人却正在感叹政令不通无法对过高过快的人口爆炸。同样的道理，我国现在的人口好歹还在惯性增长，从现在的１３亿上升到峰值１４. ７亿时是怎样的感受我们现在应该好好体会一下，将来从１４. ７亿下滑时再经过１３亿这个数字时，所面临的景象就像日本和尼日利亚的例子一样，是绝对不会相同的。看到有些所谓专业的人口学者夸夸其谈着中國人口从１３亿降到３. ５亿全国人民享受美国式生活实在觉得可笑，这位学者难道有能力把现有的１３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如刀切蛋糕般降到３. ５亿吗？人口规模自然萎缩与因为天灾人祸导致的人口减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