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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唯诺诺的马来西亚人民终于用选票说话了

星期五, 04月 18th, 2008

  在今年三月八日的马来西亚选举,被李光耀先生称为唯唯诺诺的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裔马来西亚人终于敢用选票教训这个执政五十多年的国阵。这个政黨失去了国会三分之一的席位,同时,在十三州中失去五个州政府。马来西亚的国阵是以马来民族的巫统为主的联合政黨,处处以马来民族利益为优先,其他民族变成次等公民。

  这个政黨实行以补助马来民族为主的新经济政策,原意为助贫困马来同胞脱困,实行多年后,变质,官商勾结,朋黨横行,唯利于一小撮上层的华巫印富商,补助马来民族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利及中下层马来民族,贫困的马来同胞当然不满执政的巫统。

  巫统受到马来同胞不满,也不受非马来人欢迎。再加上最近百物高涨,社会治安败坏,与此同时,政府贪污腐败更猖狂,当然,引起人民不满!

  执政不到一个月的五州反对黨,极积扫除贪污,还地于民,招揽人才,进行政治改革,平等对待各民族,不出几年,马来西亚的国运将改变!

  我不认为疾重难返的国阵会铲除贪污,许多领导人视钱如命,全无改革之意,马来西亚的国阵灭亡之道,指日可待。

  马来西亚的国运正在改变中,只有更好,不会更坏!五年后,会改朝换代。

  两岸的中华民族必须重视政治改革,成功之道在于铲除贪污腐败!

  马来西亚强大的执政黨国阵走上灭亡之道,可以成为两岸的中华民族的借鉴!

  得民心者得天下!

  作者是马来西亚前王安电脑总经理

  作者:蔡成杉

中国巨龙挤压亚洲小国

星期日, 08月 12th, 2007

  曾几何时,做一个发展中國家很容易。你只要遵循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等领先经济体的现成梯子向上爬就行——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再到服务业。先从农产品开始,再转向生产T恤,然后是玩具,拖拉机,电视机,最后是买卖美国国债。

  中國的崛起,使这一过程不再那么简单了。由于数亿进城的中國农民工仍然愿意为低工资从事制衣工作,不仅是梯子的第一级更难踏上,而且,来自中國沿海工业地带的出口商品正迅速升级,已威胁到那些正在发展半途或者处于更上游的经济体。尽管意大利制鞋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制造商也许会对中國的竞争怨声载道,但有着更多担忧的则是亚洲中等收入国家,那些不仅在地理上毗邻中國,在经济上也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

  正如越南胡志明市律师弗雷德里克·伯克(FrederickBurke)提及东南亚时所说:“环顾这一地区,你可以发现许多国家拥有光明的未来。”但对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再远一点的巴西和埃及而言,这些经济体正面临一个风险:可能陷入世界银行(WorldBank)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它们已实现基本的工业化,但目前难以找到新的高增长领域,可以与中國一较高下。

  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它已从50年前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沦落为亚洲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其经济趋势增长率在1997年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有所提高,其表现在亚洲地区颇不一般。但它要想赶上马来西亚和泰国还差一大截,更别说台湾或新加坡了。

  近年来菲律宾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4% 至5% ,对于一个人口年增长近2% 的国家来说,这一增幅还过得去,但并不引人注目,远未达到让菲律宾发出“亚洲之虎”咆哮的7% 至8% 水平。

  菲律宾商界和政界人士非常清楚在全球经济中寻找利基市场的必要性。他们密切关注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及其它机构发布的不同竞争力指数,了解成本和生产率的国际基准。

  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尽管经济学家耗费大量时间,试图纠正国家要像企业那样互相竞争的错误看法,但菲律宾企业仍然不得不花上大量时间,寻找它们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世界银行的研究证实了一种坊间说法: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國出口商展开激烈竞争的其它东亚经济体表现最差。而通过对中國出口进行补充、向现有产业价值链上游移动、开辟中國相对较弱的高价值领域,它们就能取得更好的表现。菲律宾已展开此类活动,但迄今为止仍然不够。

  联合利华(Unilever)驻菲律宾主管桑吉夫·梅赫塔(SanjivMehta)表示,尽管中國在崛起,但员工素质促使该公司将多数制造业务留在了菲律宾国内,尽管这里的电价在亚洲属最贵之列,最低工资标准也较高。联合利华已关闭其马来西亚制造业务,但将其在菲律宾的传统生产业务保留了约80%.马来西亚是一个更加富裕的国家,劳动力成本更高,市场相对较小。

  由于运输成本下降和贸易壁垒减少,如今从单个制造业基地向整个地区供应货物更加简便。但梅赫塔警告,不要试图从一个地方开展所有业务:“过去常有人说联合利华采取了令人绝望的本地化做法,但我们不希望盲目向全球扩张。”

  联合利华已经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体香剂国际供应中心,制造这种产品不需要多少电力,但要有良好的质量管理。梅赫塔指出:“菲律宾是全球短信之都,这一点很有用。”——菲律宾人沉迷于互相用手机保持联系,这意味着,提高生产率的想法和故障反馈能迅速传遍整个车间。

  菲律宾充分利用了自己相对较好的教育体系和高水平的英语能力(美国占领的遗留物),来发展那些中國不擅长的服务业。它已日益成为外包业务加工、为外企编写网站以及英语外语教学的中心。除了语言技能以外,菲律宾的新闻自由和民主体制也让它相比中國具有优势,在中國,互联网网站受到严密监视和审查。

  中國的竞争威胁依然巨大

  不过,相对于一个9000万人口国家需要的那些提供大规模就业的高增长引擎来说,这些零零碎碎的长处犹如杯水车薪,中國的竞争威胁依然巨大。长期以来,马尼拉一直自认为是运输和通信中心,但是,美国的联邦快递(FedEx)正要把自己的区域分销中心从菲律宾迁至中國广州,称这是顺应制造业和贸易的趋势。菲律宾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数百万的菲律宾人仍然涌向国外工作。海外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以上,在全球比例最高。

  企业界人士表示,高昂的电信和运输成本,以及政府授权下持续存在的卡特尔和监管规定妨碍了菲律宾的经济调整。“尽管存在种种不利,但我们的电子行业仍然具有竞争力,即使对中國也是如此,”马尼拉全国商会主席唐纳德·迪(DonaldDee)表示。但电子行业并未创造出原本能够创造的重大价值。“我们最强大的资产——我们的劳动力——仍然在流向海外,他们回国后会说:菲律宾所有东西都没有正常运转。”

  然而,马尼拉商界开出的“药方”的局限性很说明问题。除了被中國进口商品抢走饭碗的农民外,很少有人认为贸易保护或者直接补贴能够解决问题。

  中國的崛起激起了一场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界的古老争论:政府是否应当采取干预措施,培育初生的产业。对于这种“产业政策”的拥护者而言,向价值链上端迈进的迫切需要只是加大了要求政府干预,帮助创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和新产业的呼声。对于其反对者而言,科技的迅速变化和全球供应链的分割状态意味着,即使这种体系在过去奏效,现在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空白,然后通过保护或者补贴其国内企业,帮助它们填补这些空白。

  全球化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相应地,政府可能遵循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在东亚,非常开放的经济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前沿。该地区历来遵循所谓的“雁行”(flyinggeese)模式——随着产业的发展,整个产业从较富裕国家迁徙到较贫穷国家。

  举例来说,制衣业最初在香港起飞,然后依次转移至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國。对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所裨益,仍然存在争论,但各国政府似乎有可能通过补贴并保护其国内生产商,以求在此类行业内占据主导地位。

  但近年来,运输成本的降低和数字化分割了全球供应链,使产业的各个生产工序分布在多个国家,而非产业整体迁移。举例来说,中國获得了大量电器的最终组装工序。电脑或MP3播放器等最终产品可能在多个国家间来回穿梭,装配不同的部件或添加不同的功能。跨国家的产业化程序已经变得比“雁行”模式复杂得多。

  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亚洲研究主管尼古拉斯·关(NicholasKwan)表示:“那些制定了产业政策的政府遇到了需要关注整个产业的问题。你需要在行业内进行考察,在这里你能找到细分市场——在这方面企业比政府更加擅长。”

  他提到了第一代亚洲经济“小虎”不同的经历,以及它们如何应对竞争的故事。香港和韩国基本上都允许制造企业接受不可避免的竞争,然后将它们的低成本业务外包到海外,目的地通常是中國内地;部分出于政治原因,台湾则花了更大力气将产业留在岛内。

  过去20年,香港很大一部分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迁移至中國内地。香港转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

  与此同时,尽管韩国将大量的组装工作外包到海外,但由于垂直一体化留住并拓展了产品开发设计等高增加值部分,过去10年间韩国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一直比较稳定。

  相比之下,台湾则试图留住所有企业和产业——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及其所占GDP的比重已经显著下降。“具有限制性的跨海峡障碍迫使很多以中國大陆为目的地的投资者彻底从台湾撤出,几乎与台湾断绝了联系,很少有收益回流到台湾,”尼古拉斯·关表示。

  阶段不同,策略应改变

  世界银行曾于1993年发布过著名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TheEastAsiaMiracle)。最近,该行又发布了一份类似报告。报告认为,相比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发展时,各经济体需要有不同且更为先进的战略,包括吸引或创造一批数量足够、紧贴技术或生产工艺前沿的高成长公司。

  即使支持政府干预的人士也表示,游戏已发生改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的有影响力批评人士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表示:“制定产业政策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这不能是充满政府严重干预的老式产业政策,如关税、对优先行业提供的补贴信贷或者免税期等贸易保护政策。”

  相反,他表示,政府可以进行规模相对较小的投资,或者采取其它干预措施来帮助现有产业提高生产率,并且在必要时从零开始培育高端产业。一项类似的试验正在迪拜进行。目前,迪拜正在斥巨资投资金融以外的其它产业,比如通过建造生产设施并吸引海外人才,来从零开始创造一个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希望以此复制其作为海湾地区金融中心的成就。但迪拜是一个特例:很少有新兴市场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富储备,来试图在沙漠中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

  对于菲律宾等无力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国家而言,多数企业界人士提出的与中國竞争的政策建议并无神秘之处。政府应当改善物流、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和教育;尽可能发掘新兴的特色产业,并对其提供支持,但在其它方面却减少干预。他们警告政府,不要在认定本国经济可能有利于发展何种产业后就贸然冲入市场,然后不惜任何代价推动该产业发展。

  发展的阶梯仍然存在。但梯子上的横档可能已经变得更加光滑,其间隙也更加大,如果想推动经济向顶端攀登,政府更需要的是灵活,而非蛮力。

  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艾伦·贝蒂(AlanBeattie)

  作者:艾伦·贝蒂

欧洲的国家、民族与亚洲的国家、民族

星期日, 07月 24th, 2005

  目前欧洲国家的形成大都带有民族自决的性质。欧洲的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与中國一个国家的面积差不多,人口却只有中國的一半多一点,但却并存着44个国家;亚洲的面积为4400万平方公里,有四个欧洲那么大,也是有40多个国家。单从国家数量与洲之比,就可以得出最简单的结论:欧洲尊重民族自决。我们从民族数量上完全可以证明这点。

  据有关资料显示,亚洲的民族总数在1000个以上,大约占世界民族总数的一半;而欧洲的民族只有170个,基本单一民族的国家有20个,占欧洲国家总数差不多一半。中國有56个民族,在亚洲也不算最多民族的国家。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是超过中國的多民族国家,其中印度尼西亚据说有150个民族。按照欧洲的情况,民族数量与国家数量之比,如果实现民族自决,亚洲至少应该有250多个国家。但这不可能,因为没有这种民族数量与国家数量之比的标准。我想要证明的是欧洲尊重民族自决和民族獨立,而亚洲事实上并不尊重民族自决和民族獨立。

  欧洲国家的分裂和民族自决已经基本完成,尤其在前苏联解体后,这个进程之快有点让我们目不暇接。苏联解体使一个国家分裂成15个国家;东欧剧变使前南斯拉夫解体形成5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欧洲国家的分裂还没有完成,这种分裂将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辽阔的版图和100多个民族,尽管其中俄罗斯民族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但作为由21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国家(阿迪格共和国(阿迪格)、阿尔泰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哈利姆格坦格奇、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科米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共和国、萨哈共和国(雅库特)、北奥塞梯共和国、靼鞑斯坦共和国(靼鞑斯坦)、图瓦共和国、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哈卡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恰瓦什共和国),本身就存在潜在的分裂趋势。俄罗斯虽然地跨欧亚大陆,但国家分裂主要是集中在欧洲部分。尤其是我们看到,车臣共和国寻求獨立的与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演变成恐怖主义袭击,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必将给俄罗斯带来沉重的包袱。这种发展趋势,很难说最后是否会以承认车臣獨立为结局。而一旦车臣獨立,必然发生骨牌效应,新的獨立国家会再度出现。

  目前来看,亚洲国家的分裂现状存在主要是中國和朝鲜半岛,不同在于南北朝鲜都一致主张统一,统一的立场不存在分歧;而中國大陆与台湾岛,一个坚持要统一,一个坚持要獨立,分歧严重,甚至有可能走向战争。

  不过,我敢肯定,除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只是个时间问题外,其他多民族的大国将一直分裂下去,分裂成诸多小国家,可能需要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原来的巴基斯坦分出孟加拉国,印尼分裂出东帝汶,印尼的亚齐省也正在闹獨立,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民族为獨立常年进行武装反叛,印度和巴基斯坦争执的克什米尔,中國的西藏、新疆也是分裂獨立的热点。

  或许西亚伊斯兰教国家分离主义会走得更快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将可能导致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库尔德民族主要集中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占领已经朝着有利于库尔德民族獨立的方向发展,因为肢解伊拉克和建立一个獨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不仅可以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而且还可以牵制伊朗,伊朗和土耳其都不愿意看到一个獨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因为这也会促进他们国家库尔德民族的獨立运动。

  亚洲国家的民主进程必然同时导致民族自决的进程,它们是成正比关系。民主化如果尊重民族自决,民族自决就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这里不包括单一民族国家。民族自决和国家分裂过程不会使亚洲国家团结,只会使得矛盾更多,冲突也更多。许多潜在的矛盾现在还没有暴露,只是因为时间关系。如中國东北的朝鲜族问题,一旦朝鲜半岛统一,朝鲜半岛与中國的民族矛盾会暴露出来;蒙古国和中國的内蒙古是同一个民族,时机成熟也可能演出民族自决和大蒙古合并的剧目。

  写于2003年12月,修改于2004年9月17日

  (注:本文是《为什么有欧盟而没有亚盟?》其中一节)

  作者:赵达功

从刘亚洲想到蒋经国

星期五, 07月 15th, 2005

  刘亚洲的身份颇为特殊,他官拜中國人民解放軍空军副政委,军衔中将,又是“驸马”(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因此有人说他是“太子黨”。但更为人诧异的是这样一位军中高官,却对中國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世界的格局与发展,甚至仲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或评说,或建言,或臧否。其言论的大胆与开放(这里姑且不说是否准确与深刻),都是当下少见的。或许刘将军的影响还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据说他的思想和某些建议已影响到当局,甚至影响到海外。对刘亚洲的风格恣肆的言论和开放犀利的观点,网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王怡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刘亚洲这位写小说出身、从未打过一天仗的将军,不过类似赵括纸上谈兵,大言误国,而且军人干政是现代化国家政治生活的倒退,要警惕中國军国主义的危险。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对刘亚洲不宜苛求,其言不乏真知灼见,不应以其军人身份而拒之。

  网上这两种意见的交锋,使我突然想到了蒋经国。

  蒋经国对台湾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应当是不存异议的。他可以说是使台湾政治从專制走向民主、经济从弱小走向强盛的开创者,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台湾“现代化之父”。蒋经国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异数,因为他的掌管台湾大政,完全是照搬封建制度中的皇权的子承父位的做法,而且他又是从小在苏联受共產主义教育,回国后长期搞特务工作,不但是一位真正的“太子”,而且是一位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执政者。当初又有谁想到这样一个人,会自动解除黨禁、报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呢?

  我们可以试想当时台湾的局势:如果不是蒋经国,是否还可以有别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台湾的其他黨派团体有这个力量么?没有。当时台湾国民黨以外的其他所谓政黨,不过是当权者的政治玩偶,其作用是“花瓶”,哪有什么力量和心思进行除旧布新。至于一般社会团体,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企业家群体么?也不行。不要说当年台湾的经济规模还没有造就经济大亨(什么这个“大王”那个“大王”都是蒋经国时代以后的产物),就是现在的台湾,那些经济大佬们又有多少的政治发言权?那么再看看专家学者吧,或者说是社会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结论也很可悲。虽然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数量和影响代不绝缕,有胡适这样的大家、殷海光这样的斗士和李敖这样的剑侠,那又怎么样?还不是该噤声的噤声,该做牢的做牢,该流亡的流亡。至于一般的工农大众,这样的弱势群体,其政治影响虽然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显现出决定性力量,但在现实的專制政治制度中,他们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至于军人集团,更不要有什么指望,在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点上,蒋介石其实是共產黨的老师。“国军”历来被我们称之为“蒋匪军”,他们就是蒋家王朝的御林军,是绝对效忠于蒋氏父子的。

  今天台湾的人民,不论他是从事什么职业,也不论他是什么政治态度,莫不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追念经国先生。就连因开放黨禁而被赶下台的国民黨,也是如此。连战主席在北大的演讲中,就以很大的篇幅深情而高度地评价蒋经国。

  再来看中國大陆。现在,以人为本,和諧社会,科学发展,民主政治,国家强大,人民幸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但是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寄希望于谁呢?上述对台湾当时政治力量的评析,也可以适用于今天之中國大陆。王怡之流的中國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出发点不错,但他们的政治作用恐怕是负面的。我们不能不指出,正是这些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葬送了中國最有希望的两位共產黨领导人,使得中國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了十五年。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刘亚洲的价值。在中國现实政治生活中,刘亚洲的出现也是一个异数。我总是以为,中國现代化的真正破局之人,恐怕还是要寄希望于共產黨内的精英,寄希望于蒋经国式的人物。而且我要说,只有刘亚洲这样的人,才可能走上共產黨的高位。因为,共產黨的现有人才选拔机制,是一种汰精存劣的机制,没有背景的人很难走上高位,好人在这种机制中也会变成坏人。而只有那些凭借独特优势的人,才可能本色不变的走上高位。军人干政又怎样?穆沙拉夫比民主选举上台的那两位前总理强多了,起码在个人品质和廉洁上,这位军人做得要好得多,更不用说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上。

  刘亚洲这样的人是中國政治人物中的稀有品种。我们要爱惜他。同时我痛感中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缺憾。纸上谈兵、清谈误国的往往是他们。

  作者:王霄

刘亚洲和大陆的军国主义危险

星期五, 07月 15th, 2005

  最近,作家出身的中國空军副政委、前朝驸马(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刘亚洲中将,成为仲共黨内引人瞩目的敢言者,和军内少壮派的锐利人物。尤其今年以来有两个事件:一是1月份他在昆明军区的演讲《信念与道德》在网上流传后,引起海内外舆论的注目和更多人的惊讶;二是最近的大陆反日浪潮,刘亚洲等军方势力筹划的“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被胡錦濤阻止。以他为首的10名将校联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举动部分扭转了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愤青们对他“亲美亲台”的攻击。刘亚洲等军中少壮,反过来成为了国内反日浪潮的标榜与奥援。

  年初,有人将成都军区的一套内部书籍送我,分别是刘亚洲的四本书《西部论》、《农民问题》、《甲申再祭》、《广场——偶像的神坛》和《胡耀邦之死》。加上网络流传甚广的《大国策》、《美国论》等。我耐着性子读完了他的大部分政论,却丝毫不敢有樊先生那样溢于言表的欢喜。樊先生从刘那里看见蒋彦永医生的勇气,有人却从刘那里看见赵括的影子,闻见何新的味道。而我最现实的一种顾虑,是仲共的太子黨、仲共的空军又出了一个林立果。

  别忘了三十年前的空军作战部部长、林彪之子林立果,其实是那个时代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他比我的父辈更早的喜欢美国、反对獨裁,喜欢约翰列农的摇滚和好莱坞电影。因此他也比我的父辈更有与專制为敌的胆气。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是共產中國最早的一份倡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文本,觉醒程度,其实远高于同时代那些被我们敬仰的知识分子。毛澤東为批判林彪而硬着头皮下发的这份纪要,却成为启蒙一代人的文本。

  军人干政的梦想

  历史再次雷同。在言论禁锢十数年后,捅破窗户纸的大胆呼求再次发生在黨内,而且在军内,而且在空军内、而且在空军的太子黨内。这和刘亚洲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刘反复强调,“中國的希望在黨内,黨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大国策》)。在谈到军队时,他则强调两点,一是中國社会真正的精英,“一大部分都在军队”。地方上都是贪官,而军队中团级以上的都是精英,即使看起来像草包,“也一定是装的”。第二,他认为越发达、越文明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如美国和欧洲。而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举了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例子(《信念与道德》)。并将陆肆事件和越南战争,当作中國军队为改革时代做出的两大贡献。

  而刘亚洲举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军人干政去完成民主化的。这正是理解刘亚洲的关键。刘说他的梦想和马丁路德金不一样,他有一个强国强军的梦。我们谁没有一个强国梦呢。但区别在于,第一,我们的自由梦永远高于强国梦。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与空军政委刘亚洲划地为界的地方。第二,我们自己去梦,和由军人们替我们去梦,之间更是天壤之别。

  身份的叠加,也是解读刘亚洲现象的一个关键。把他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一种最天真的误读。刘亚洲本质上是军人。他对中國社会的思考无不出自职业军人的本位。如他为自己的言论辩护,说虽然对台湾问题存有不同看法,但只要军委下令开战,他就会像机器一样绝对服从(《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像他讲的故事里那些战士一样,在朝鲜战场上宁愿被活活冻死也绝不吭一声。这正是他对自我身份混淆的一种辩解。意思是我发表不同政见的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在战场上仍将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军人。所以他才对在陆肆事件中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28军军长何燕然及其“操蛋的”政委深恶痛绝。但这其实是逻辑混乱的诡辩。因为军人的绝对服从,不仅仅在战场上。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和做绝对服从的军人,这之间根本就是自我矛盾的。他认为抗命的军人“操蛋”,但在比他更坚定的军人眼里,他那些有违军人伦理的大逆不道之论,又何尝不“操蛋”呢。

  刘亚洲的全部思想之所以充满了种种混乱,新与旧的揉和,左与右的跳跃。除了理论素养不逮外,根子上的问题就出在角色的混乱。不久前我一位媒体朋友去做刘亚洲的专访。我们一起讨论时,他上司开玩笑说,你第一句话先问他未来是否想做总统。我说这话应该问得更技术化,在中國的传统政治理想中,军人、嫔妃和太监都是不准干政的。“而你是想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想做一个将军呢”?他的发言到底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还是以现役高级将领的身份,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后者就意味着军人干政的开始。

  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黨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黨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國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更是亚洲和拉美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经过二十几年的思想启蒙之后,仅仅看到刘亚洲在观念上与自由知识分子的那些相似处,或者为这些观点出现在军内高层的口中而感到兴奋。我以为那是政治上一种最幼稚的看法。

  国家主义崇拜

  以前有消息说,一次研讨会上,有将领向学者询问未来出现政治动荡时军队进行接管的可能性。军队因素,始终是中國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隐患。而我们对这个隐患一直缺乏作出评估的能力。至少在刘亚洲之前,公众完全不知道军内将领如何看待未来的制度转型。而刘亚洲在公共领域的亮相和迅速崛起,代表着军内的智识阶层开始公开发表他们对未来制度转型的政见。

  某种意义上,公众害怕看到军队具有思考能力,就像害怕看见一支枪、一部机器具有思考能力一样。我们和共產黨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文官体系(即使是共產黨的文官体系)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在公众眼里,最理解的局面是无论制度变迁出现何种情形,军队都能保持中立,就像台湾军队在民主转型中那样自我抑制。学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意志顺从在合法的文官政府之下,哪怕是一个临时性的合法政府。

  但刘亚洲等“太子军”的出现,意味着军队开始自我思考这一切。意味着对军队内部这一獨立思考能力的鼓励和暗示。这一獨立思考能力,源自于军人们对国家的热爱,源自于他们的强国强军之梦。在今天,專制构成了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的瓶颈,其中也包括军队。刘亚洲在对甲申年满清入关的回顾中体会到,“專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之败就败在这一点上”(《甲申再祭》)。一个有抱负的军人最终认识到,国家要强盛,军队要强盛,就非得变專制为民主不可。军人们手握枪杆,对于未来显然比黨内的文官体系更有勇气和想象力,敢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稳定”(《大国策》)。在2004年的《甲申再祭》中,刘亚洲痛心疾首的认为,“我们中國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在2005年10名将校反日强国的呼吁中,又几乎原文照搬了这句话。

  但刘亚洲等军人如同robot(机器人)一样的觉醒,不一定是值得欢迎的。其一,经过百年循环,这种民主观不过停留在甲午海战后维新派对于西式制度的工具化理解上。刘亚洲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认为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是强国强军,而不是个人自由才是他的民主梦的实质。这是令人可悲的的一点,冤枉走了一百年,以真正的精英自诩的太子黨翘楚,还是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在军人形成惯性的残酷思维下,并不把个体的自由当作根本。

  这是职业军人的必然逻辑。因为在军队和个人自由之间,缺了一个民选政府。军队和政府的区别在于,军队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它的合法性只能借助文官政府,不可能直接从分散的民众那里获得。如果有一个成熟的民选政府,军队就不需要思考。用刘亚洲的话说就是“军队在政治上保守”。因此少壮军人的觉醒和改革呼求,是仲共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的一个反应。当仲共的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不能给军队一个充满正当性的理由,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獨立思考,自己给自己提供合法性。这个理由既然不可能来自个体,就只能来自抽象的国家。当军队没有一个值得自己绝对效忠的政府时,军队就选择效忠抽象的国家。通过渲染国家利益、主张对外强硬来赢取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刘亚洲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崇拜的根源。

  在这种国家威权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就是与老百姓的自由梦为敌的。在国家的绝对神圣和军人的绝对服从之下,自由有利于强国就给你自由,自由不利于强国也可以随时翦灭。军人们的民主观永远是国家至上、工具论和机会主义的。

  其实刘亚洲的民主论,更接近于邓力群的左翼民主和激进民主。而不是李慎之、李锐等人的右翼民主。他的基本立场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刘亚洲对道德和信仰力量的强调,也带着原教旨主义和道德理想国的气息。他对鄧小平的政治智慧推崇备至,对市场化泛滥和私产入宪的批判则与新左派如出一辙(《中國改革的得与失》),而对社會主義的价值目标并未有过批判与反省。他对自由、宪政和法治缺乏理解,他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民主放权,二是励精图治,强化“我黨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大国策》)。

  军国主义的噩梦

  在反日浪潮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总被视为一个正当性的理由。但可悲的是,今天的日本就政治制度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格局而言,几乎是全世界所有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远的。而中國却是一切大国中距离军国主义最近的。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评价“刘亚洲现象”及其军人干政的潜在危险。因为轻易而举的,就能列出眼前无数的军国主义症候来。

  其一,中國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兵器知识》、《舰船知识》、《航空知识》、《世界军事报道》等,并对每一种武器和每个国家的军衔制度津津乐道。这些刊物加上军方控制的大量新闻媒体,是90年代以来,煽动培育大陆青年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反日、反美、反台激情的一个重要温床。

  此外,中國也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模仿军事话语,行政机关模仿军事话语和军事管理,呈现半军事化的特征。所有大学生甚至一些中学生都要参加军事训练。“建军节”的影响和规模远远超出军队,各地黨政部门都要组织举行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每天都有大量军事节目。军队还豢养着全世界最庞大的作家队伍和演员队伍。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演员都来自军队。中國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

  其三,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军区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叠吻合的国家。这导致了军队对地方行政的宰制地位。使一切军区实质上都是警备区,一切军队实质上都是武装警察。因此长期来均以“黨、政、军”称呼地方当局。或有四大班子、五大班子的说法。中國也是少数在城市中驻军的国家之一,军队在各大城市拥有大量地产,成为各大军区所在城市中最大的地主。

  其四,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国家元首与最高军事统帅分离的国家。国家元首的含义之一就是最高军事统帅。但在中國,却被分为国家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个宪法职位。黨治的实质就是军国化,当两个职位分别由两个人担任时,整个国家体制就成为了军事專制。

  此外,中國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宪法上不为最高军事统帅设立任期限制的共和国。国家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军委主席却可以连选连任,不受限制。

  其六,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允许现役军人担任民意代表的国家。在历届全国人大中,军人不但担任人民代表,而且军队代表团永远都是名额最多的代表团。尽管人口最少的省份也比军队的总人数要多。

  在这种局面下看待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顾虑,就有些令人哭笑不得。而在这种局面下看待刘亚洲等少壮派将领对社会政治话题的介入。无论他们的口号是民主、法治还是国家、民族。他们迫不及待的声音都是危险的。他们的激情包括他们值得尊敬的正义感和爱国心,都是渴望自由民主的人们必须戒备的。因此我提醒那位专访刘亚洲的朋友,做这个报道必有负面效应。因为新闻禁锢,你无法说出完整的真相,揭示刘亚洲现象背后军人干政、或以军队力量促进政治改革的危险性。于是一份有助于扩大他在民间的影响力、却无权质疑这种影响的报道,对我们所顾虑的危险就是一种纵容。因此,质疑他在现役将领和知识分子双重角色、双重伦理之间的冲突和混乱,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表述。如能促使刘先生对此躬身自省,抑制自己的爱国与思辩热情,认识到军人的爱国之道就是政治中立之道,则善莫大焉。

  如果中國的民主化一定会来,最坏的方式就是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獨裁走向民主化。刘亚洲的涌现使中國知识界一直担忧却无力探讨的这个问题开始浮出海面。我们是知识分子,只有一张嘴巴,但刘亚洲们不是。他们除了有嘴,还有枪。除了有枪,还有政治贵族的牌照。用刘亚洲本人颇为自得的话说,“在军人中我读书,在读书的人中我是军人”。刘亚洲等将领代表着军内有识之士一股充满理想主义的潮流,在军内缺乏渊源的胡錦濤不可能选择弹压,这只能激起robot们更普遍的疏离倾向。因此如果民间社会和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走到黨内改革派的前面去,而仲共文官集团的政治改革力量又不能走到少壮军人集团的前面去,那么军队精英们选择干政,就必将是中國未来民主转型难以跳过的命运。

  2005. 5. 5

  附:《军方研讨会: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全文

  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

  刘亚洲(中将)彭光谦(少将)刘鸿基(少将)李青(教授)徐晓军(大校)韩诚(大校)李效东(大校)赵宗九(大校)奚纪荣(大校)方敏(大校)

  日本人为什么屡屡欺负我泱泱中华?甲午甭说、二战甭说,就是今天,它也竟敢小瞧我们!咱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吗?不是手中握有否决权吗?不是核俱乐部成员吗?没错,可这些却挡不住日本人骨子深处对咱的鄙视。反过来,在美国人面前,日本人却完全是另一幅模样。它吃了两颗原子弹,却反而更加服气,更佩服美国人。这原因究竟何在?

  近日面对中國民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怒潮,日本政府竟敢顶风挑衅,悍然宣布开采东海油气田,其气焰之嚣张,态度之横蛮,莫此为甚!其他如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将台海纳入其防卫圈事件,安理会入常事件,……等等,其实都统统不过传递着一个讯息:惹了你中國又怎么样?

  甲午战败,中國向日本赔款2. 3亿两白银,折合为3. 65亿日元。此外还割地台湾、东北。可是二战胜利以后,国共两黨政府受困于内战结局的国际承认,都先后轻率地放弃了对日索赔。可这慷慨与宽宏所换来的竟是对手的拒绝认罪、极度轻蔑和公然挑衅。若再对比战后德国赔款880亿美元、首脑下跪忏悔和全民族的反省,这云泥之殊的反差,又怎能不让国人倍感窝囊,倍觉屈辱?!

  日本人的傲慢、放肆、猖狂和挑衅,难道不是以我中华民族两百年来的自卑、自大、自缚和自乱为前提的?而这一切,都最终铸成了、甚至还在继续铸造着彼强我弱。而弱、就说不起硬话,弱,就要被人鄙视、弱,就得受制于人。请看如下一些数据:

  日本以其仅有中國1/ 25的国土,1/ 10的人口,创造出今天3万美元的人均产值,这是中國900美元的33倍(2002年)。按WB于1995年的新计算法,中國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而每1美元产值的能耗,中國为日本的12倍。2003年中國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而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 3

  日本文盲率为0;中國为10% ,1. 3亿,超过日本人口总和。日本1905年适龄儿童小学就学率就达96% ;而中國1997年则仅为65% 。日本的教育经费近10年一直保持在国家总预算的约8- 9% ,而中國则徘徊于2% 。我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的1925年,这在当今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落后于许多非洲穷国。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7% (世界平均为22% ),且已禁止作商业性采伐,木材全靠进口;中國森林覆盖率为12% ,且仍大肆采伐供出口,如日本的一次性筷子全来自中國。在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國占4个,日本为0。

  约两百年前即1800年,中國GDP是世界第一,占当时全球总量的33% ,1900年降为6. 2% ,1955年降为4. 7% ,1997年降为3.5% 。在1913年,中國经济总量是日本的3倍,而到1995年日本则为中國的8. 5倍。

  2004年全球贪污/ 清廉指数,在146个国家中,中國排在第71位,日本则为第21。这里还不包括我国每年天文数字般的决策失误和公款吃喝的浪费数据。

  另外,日本是亚洲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國则在193个国家中排名第173。

  由此应当不难得出结论,我们中國人弱在哪里了。

  直到前清,日本还不过被视为东夷海盗,疥癣之疾。日本文化,则不过是华夏汉唐文明的一个分支。既然我们中國人不懒不笨,那他日本人凭什么能后来居上?

  凭什么?凭励精图治,凭优胜劣汰的制度优势。我们中國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

  当年,正当日本洞开大门迎接西学的时候,我们却来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当日本全民勒紧裤带追求船坚炮利的时候,我们却全国上下在把玩着鸦片烟枪。而今天,日本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或腐败曝光后执政黨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

  古人云: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欲人重我,必先自重。所以,我们要日本人不敢轻侮我们,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自己要自尊自强!既然世界各民族国力的较量,归根结底是政治制度的较量,既然政治制度的落后,归根结底要落脚到经济效益上,那么,我们今天就再不能坐视我们的政治制度再继续停滞落后下去了。因此,在这个日本右翼竟敢放肆向我们挑衅的时刻,在这个百年国耻远未过去的民族危难之秋,我们呼吁:

  第一、全体国民,上上下下,都一道来反思导致中國落后、受日本人轻侮的深层原因,都一道来探索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全民族创造性活力的制度环境问题,都一道来推动真正能使我中华民族崛起的中國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型。

  第二、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立即无条件否决并废除此前中國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放弃对日索赔的条约或承诺,必要时可考虑启动全民公投机制,赋予法源。

  第三、全民支持政府强硬向日方交涉,不得染指我东海油汽田,必要时我军可派出舰队保卫祖国海疆。

  第四、我国政府立即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之战争赔偿与日本政府展开谈判。必须向日本政府强硬指出,战争赔偿是战争认罪的前提;并将钓鱼岛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联合国入常问题,通通纳入这个谈判。

  第五、创造一种机制,展开中國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对话,共商国是,以形成全民共识,寻求一种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

  2005年4月14日

  作者:王怡

我眼中的刘亚洲

星期六, 05月 28th, 2005

  刘亚洲是我的首长,他的道德文章均令我钦佩不已。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他的成名作《恶魔导演的战争》、《攻击,攻击,再攻击》等作品时,就被作者刻画的人物场景深深打动。不过当时也只是认为他是高干子女,知道的内幕多,加之文笔好,因此,能写出如此好的作品,也不意外。及至成为他的部下,在他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深刻地感到刘将军非常人可比,他的渊博学识令人钦佩,他特立独行的率性为人,更令人感动。

  刘亚洲的特立独行不仅表现在他的生活习惯上,更表现在敢于直言、勇于讲真话。他常说,一个人即使不能讲真话,也不要讲假话。

  近些年来,他用独特的文风写出的《大国策》、《对台作战战略评估》、《金门战役检讨》、《中國空军攻防兼备要论》、《关于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著作,尽管其中有些观点或许有可商榷之处,但这些文章无不是他的独特见解,无不闪烁着他的思想火花。

  由于种种原因,当今学术理论界乃至整个文坛,思想寡淡,创造力先天不足。官场上许多人更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因此,阿谀奉承唱颂歌的多,毫无新意炒冷饭的多,唯唯诺诺随大流的多。在这种情况下,刘亚洲的出现显得特别可贵。

  按说刘亚洲名也有了,地位也有了,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官,不必冒风险去写具有独特见解文章。然刘将军不是这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迟浩田总参谋长曾书写林则徐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赠之,刘亚洲至今将它挂在办公室。他以此为座名铭,将名利置之度外,以国家社稷为重,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以大无畏的精神,写出自己对国家、对军队的深刻思考,这不正说明他对祖国、对军队是爱之深吗?

  2003年3月,我跟刘亚洲下部队,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王仁先烈士墓前,刘亚洲恭敬给烈士敬了酒和烟。1984年,总政组织一批作家来麻栗坡参战部队采访。刘亚洲是成员之一。他曾冒着炮火出入阵地。有一次,汽车翻了,他负了伤,但仍坚持上前线,立了三等功。他对那里极有感情。他眼噙热泪说,长眠在此的烈士大多数只有二十岁出头,我们已经比他们多活了许多年,想到他们我们还有什么私利不能抛弃,还有什么个人得失不能忘怀呢?我想这不就是他不顾一己私利敢于直言的原因吗?

  一次我与地方上的几位同志相聚,他们也感慨地说,军队里有这么一位敢说真话的人真不容易啊。这种不畏权势、不怕打压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刘将军对黨、对人民、对祖国、对军队的拳拳赤子之心。刘将军是军队的希望所在!地方的同志不一定很懂军事,但他们对刘将军的评价却很到位。

  像刘将军这样心胸坦荡,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敢于直言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佩的。而那些整天说空话大话,只会在背后搞小动作的戚戚小人才让人唾弃。

  说真话是一种品德。说真话需要勇气。说真话也要是付出代价的。因此,真正愿意亮出自己观点的人,说真话、说实话的人,不仅要有过人的胆识,而且必具有无私的品格!刘将军正是这样的人。

  刘将军身居高位,然而生活俭朴作风廉洁。他在生活方式上也是特立独行,几乎像中世纪的苦行僧。刘将军的衣着特简单,一年四季单衣裤,从不穿袜子。冬天从来不穿毛衣。在办公室空军装,外出则只是一件袖子口都磨破了的衬衣,下面一条单裤。他下部队检查工作,尽量不在部队吃饭,用他的话说是不“扰民”;遇到吃饭的时间就自带干粮在车上吃,吃完了再进部队大院,或者离开后到路上吃。如果是住在部队,那就和战士们一起吃大食堂,部队吃什么,工作组就吃什么,从来不准七大盆八大碗,更不要说喝酒。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自从1993年到北空任政治部副主任以来,刘亚洲从没有以个人的名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这在当前吃喝成风的黨政军干部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刘亚洲固执地坚守自己的原则。为了保持他的清明,就连空军司令员、政委到成空检查工作,他都不参加宴请。

  刘亚洲自己生活如此俭朴节约,但他却用自己的近百万稿费捐助修建了三所学校:一所在李先念的家乡湖北红安,叫“凌志小学”;另外两所在李先念战斗过的地方四川南江县和通江县,分别叫“红军小学”和“先念小学”。俭朴与奢华、节约与大方在刘将军身上竟表现的如此和諧统一。刘亚洲就像一面旗帜,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刘将军的特立独行还现在在锻炼身体上。刘亚洲从小生在军营,长在军营,他血管里流淌的是军人的血。一个真正的军人必具有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锻炼身体成了保持这种精神境界和身体素质的最佳方法。说来常人难以相信,刘亚洲每天要大运动量地锻炼两个小时。在跑步机上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4到5度的坡度跑一个小时。然后在健骑机上再蹬一个小时。这个运动量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刘将军爱登山,他从来不放过任何一座山,见山就爬。在成空工作期间,他登太白,上峨眉,翻秦岭,越剑门。在西藏海拔五千多米的米拉山,他顶风爬坡跑了整整十公里。他那超人的毅力和强健的体魄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登峨眉山,当地驻军总要派三、五名年轻力壮的战士分成几段分别陪刘亚洲爬,结果每一段的战士都被他甩下。从万年寺山门到金顶30公里的山路,他最快的一次仅用三小时零七分就登顶。常人难以想象。我知道,刘将军不仅仅为锻炼身体,更是在磨励自己的意志。这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锻炼的原因吧。他常说,聪明是一种财富,意志是更大的财富。

原载:人民网

  作者:成一功

刘亚洲论信念与道德,美国精英体制不可小觑

星期一, 03月 7th, 2005

  编者按:近来海外中文网站上流传着一篇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稿,署名为刘亚洲将军。文章以尖锐、另类的观点,对中國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作者还以美国文明为例,就中美文化的差异进行了对比。

  根据演讲稿的内容研判,该文或是作者2001年9月间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时,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一次演讲。由于文章用词大胆、观点犀利,再加上署名作者与解放軍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同名,该文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本报仅对文章节录如下,与商报立场无关。

  我首先是中國文化批判者

  我是中國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的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

  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國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國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國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

  中國只有谋略家无思想家

  黑格尔(注1)说:‘中國无哲学。’我认为中國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注2),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5000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國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

  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國人是有罪的。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國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覆的纪念着,他的心胸并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三种行为中國大行其道

  一、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國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國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

  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像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國的大门锁住,中國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28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國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在批驳一些封建迷信团体时,常出来一些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住持、道长们侃侃而谈,批判其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封建迷信,你难道就是唯物主义的啦?不也是迷信吗?

  二、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就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國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

  中國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型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5万名国民黨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三、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20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

  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70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70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70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70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却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

  那一幕太动人了:80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9. 11考验民族道德水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发生的9. 11事件。今天,正好是9. 11事件一周年。9. 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 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 11之前去。

  当9. 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國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國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國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國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外电称,当时我国还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注3),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 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

  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國,那中國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國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惟独中國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9. 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9. 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黨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

  传统文化影响道德观念

  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國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朋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当时我想,9. 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尔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尔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國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尔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

  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國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90% 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 。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國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漠视轻视生命令人恐怖

  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國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國,首先漠视和轻视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國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階級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3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

  今天的中國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

  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

  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國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得好:‘连看见憽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要客观全面看待美国

  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

  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注4)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

  美国不希望中國强大就如同中國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國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國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极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

  外交斗争更要斗智

  美国当然亡社會主義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國崛起,不希望中國经济发展上去。但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國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國作为一个大国可能像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國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國的文化,中國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

  还是毛澤東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注5)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来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

  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

  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像鄧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鄧小平的意思是,中國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

  没理由仇视美国人民

  在9. 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國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

  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國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國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殺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美军及科技并不可怕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國领空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像中國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

  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90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

  美国精英体制不可小觑

  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國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

  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

  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國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國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

  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20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

  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國。很多朋友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國,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

  9. 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國。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 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中國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中國周围的国家和地区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地区。这种威胁对中國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

  美国大气与宽容令人担忧

  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

  美式精神道德具巨大能量

  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 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 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注6)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 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却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的成都,邓艾(注7)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波音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美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

  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9. 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9. 11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

  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33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

  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干部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还是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也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

  看美国要把握真正内涵

  9. 11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國的机会。搞不好中國就是9. 11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今天给你们讲了3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

  最后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注8)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澤東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國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注1:1770年8月生于德国,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建立起令人叹为观止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注2:老子,谥曰聃,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471年间。中國古代伟大的思想家,《道德经》开创了中國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

  注3:作者时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注4:生活于408年至452年间,北魏皇帝,史称魏太武帝,南北朝时期杰出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

  注5:生于1894年,死于1971年。前苏联领导人。

  注6:消防逃生通道。

  注7:公元197年至264年间人,三国后期魏国将领,是司马氏灭蜀的功臣。

  注8:其父亲刘建德,曾任解放軍21军187团政委,抗美援朝时随2l军赴朝鲜前线。

  解放軍空军中将刘亚洲,生于1952年10月,安徽宿县人。出生于军人家庭,后为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婿。著名军事评论家,作家。

  刘亚洲于1968年参加解放軍,1972年入武汉大学英文系学习,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长篇小说《陈胜》于1977年出版。大学毕业后到空军联络部工作,历任干事、创作员、师政委、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2003年12月任解放軍空军副政委。

  刘亚洲还是一名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和宽阔的胸怀捕捉国际军事斗争新动向,创作了一系列国际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品有《刘亚洲军事作品经典》、《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两代风流》、《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1990年后创作了《广场》、《胡耀邦之死》、《实录》等作品。多次获奖。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近年致力于军事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著述颇丰,在诸方面有独到见解,引起军内外广泛关注。

  美关注刘亚洲军事思想

  现年53岁的刘亚洲,一直被外界视为具有革新精神的解放軍高级将领。有报道称,最近美军通过研究刘亚洲战略思想,发现中國的思想库已抛弃以往冷战时期对美国的战略研究领域,而是直接触及美国的最新战略构想,这是美国最为担心和忧虑的。

  另外刘的战略思想正在被冠以务实的爱国思想而立足于中國军界,与北京胡溫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这也是美军一直关注和研究的价值所在。

  2005年02月27日

  作者:香港商报

对“刘亚洲成空报告”的批判和议论

星期一, 03月 7th, 2005

  “刘亚洲成空报告”(见附件)如果真的出自一个中國将军之口,那么这个将军应该被立即开除军籍。我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这是海内外敌对势力的作品,妄图在中國制造思想观念上的混乱,帮助他们达到搞乱中國、分裂中國、中断中國现代化进程、夺取中國领土的目的。

  “报告”中有正确的观点,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正确的观点搀杂在中间,所以整个“报告”更具迷惑力。

  ——“报告”:

  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像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國的大门锁住,中國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28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國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

  ……

  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國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國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

  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20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

  ——批判:

  这些话在暗示什么?暗示我们中國可以失去台湾?!暗示中國为了所谓“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可以放弃台湾?中國不放弃台湾是短视的行为?(“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美国人对别国领土没有要求,我们就可以对自己的领土没有要求了?“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说得多么轻巧?不打仗、不死人、不放弃其它利益,领土会自动回来?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和中國争夺钓鱼岛?和俄罗斯争夺北方四岛?为什么美国不愿意把阿拉斯加“退货”给俄罗斯?把新墨西哥州还给墨西哥?美国人连海洋经济专属区(不是领海)都不允许外国飞机进入,我们中國的“将军”却在鼓吹“领土不重要”!

  现在的美国不要别国领土,是因为侵占别国领土的代价太高,不合算。如果伊拉克游击队全部停止反抗,你看美国军队会不会长期驻扎下去;如果中國宣布不反对台湾分裂,你看美国会不会欢迎台湾申请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

  军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捍卫本国本民族的领土。所以我在本文开始时说:如果这个“报告”的确是军人作的,既然他鼓吹“领土不重要”,那么他就没有资格作军人了,建议开除他的军籍。我相信一个军区的政委的水平还不至于低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更愿意认为这个“报告”是反華势力的杰作,妄图以此麻痹中國人,为他们夺取中國领土(台湾岛、钓鱼岛等)创造思想基础。

  ——“报告”:

  欧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就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批判:

  这段话想说明什么?想说中國应该分裂?分裂才能进步?难道只有分裂才能有自由的思想、发达的科技,才能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这时候怎么不看美国了?不以美国为参照系了?

  欧洲的分裂是历史现实,欧洲正在走向统一,为此欧洲人流了无数的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比之更加惨烈)和很多场局部战争。中國人为了产生“先进的思想”而分裂,是彻头彻尾的因小失大!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轻轻松松的八个字的背后是是以百年、千年计的漫长时光和无数的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古代的“必”现在未必还是“必”。古代中國四周没有强国,世界各强国也无法把自己的力量投放到遥远的东方来,但是现在情况彻底变化了。一旦中國分裂,各国一定会在中國寻找自己的傀儡,各霸一方,永无再“合”之日!即使有人有心有力重新统一中國,也会付出无数的生命代价,耗费漫长的时间。

  对历史规律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照搬,不能只看宏观,还要看微观,要看外部条件有没有变化。

  ——“报告”: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國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

  ——议论:

  我们应该全面地向美国学习:外刚内柔;而不是只学一半:内柔外也柔。

  另一方面,既然美国是外刚,我们绝对不能外柔,否则要吃大亏。我们现在无法对美国“刚”,那么至少要“韧”。

  ——“报告”:

  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20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

  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70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70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70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70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却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

  那一幕太动人了:80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批判:

  以个案对比个案,最容易得出错误结论。改革开放前,美国被中國媒介说得一团糟:失业、无家可归……,这些情况现在还不是照样存在?

  以下是近期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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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迫残疾儿自掘坟墓,美国模范养父母劣迹暴光

  2004- 07- 1410: 13

  中國日报网站消息:在美国田纳西州,曾因领养残疾儿童而名噪一时的施密茨夫妇现在却面临着严重的虐待儿童指控。托马斯和黛布拉·施密茨家中,共抚养着18个孩子,其中大多数还身患残疾。调查人员发现,夫妇俩让这些残疾儿自掘坟墓,甚至威胁他们说:“就算把你们杀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觉。”

  警长乔·谢帕德表示,调查人员已经在他们家后院找到了四处可疑地点,他们相信那些就是施密茨夫妇强迫孩子们挖的坟墓。施密茨夫妇雇来的家庭护士在书面陈述中说,孩子们被强迫去挖自己的坟墓,这对夫妇还对他们说:“你们要是被杀了,就埋在后院,谁也不会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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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范养父母”尚且如此,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据此认为美国是一个人间地狱呢?

  ——“报告”:

  当9. 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國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國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國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國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外电称,当时我国还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 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

  ……

  当时我想,9. 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批判:

  中國人对911是幸灾乐祸了,但这是对平民伤亡在幸灾乐祸吗?中國人为什么不对土耳其受到恐怖袭击、澳大利亚受到恐怖袭击幸灾乐祸呢?为什么对印尼海啸幸灾乐祸,对泰国海啸不幸灾乐祸呢?

  中國人受人家的气却无法报复,难道连幸灾乐祸一下也不行吗?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双子星里上班的都是国家精英,他们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投过反对票没有?他们的伤亡是不是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在北约打南斯拉夫时就开始在白宫前安营扎寨长期抗议。她的帐篷上挂着一条标语:“这些炸弹早晚要落到我们自己头上”。难道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的白领、金领的思想觉悟连这个老太太都不如?他们想的可能是“战争一爆发,我的股票一定会升值”吧?

  “报告”自己说:“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國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中國出头帮南斯拉夫说话就应该挨美国人炸?那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侵占钓鱼岛、支持台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炸它的大使馆?

  这都是什么逻辑?中國作为一个国家对外软对内硬,我们的精英分子们是不是也在不自觉地这样做——对外人宽容、对自己人苛刻?

  ——“报告”:

  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尔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尔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國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尔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

  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國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90% 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 。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國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议论:

  这方面中國人的确应该向西方学习。当然,中國人比较含蓄,不善于表达。听见那些悲惨的消息,中國人中唉声叹气的大有人在。

  ——“报告”:

  美国大气与宽容令人担忧

  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

  ——议论:

  美国的大度是对内的,“报告”自己也说了“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國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里哪有半点“大气”和“宽容”?

  ——“报告”:

  第二件事,9. 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却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的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

  ——议论:

  中國对日本以德报怨还不够大度?中國人比美国人的肚量大不知道多少倍!如果说放弃战争赔款是政治家的政治选择,那么大量中國穷苦平民收养日本孤儿就完全是民间行为了。

  ——“报告”:

  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注8)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

  ——议论:

  所以嘛,也不要认为中國人都不行,只有美国人行。

  ——后话:

  中國有很多问题,中國人很着急,于是就有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国人)跑出来给中國人上课了:西方为什么那么发达?因为分裂,因为竞争,所以中國也应该分裂,那就会有进步。等等等等。

  欧洲人自己说过:“罗马不是一夜建成的”,那更何况一个现代化的中國呢?所以我们不要急燥,一急就乱,就被外国人钻空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汤”,共勉。

  黄佶,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欢迎指教。

  电子信箱:huangjib@online.sh.cn

  附录:“刘亚洲成空报告”:信念与道德

  作者:黄佶

日本的亚洲观和历史观

星期五, 07月 9th, 2004

  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无疑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按照日方的解释,中日政治关系由于历史问题而恶化,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中國领导人发动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此凝聚民心和舒缓国内政治压力,而日本则正好成为活靶,被中國民众当作“出气阀”。这一问题以1998年11月江澤民访日时坚持要日方正式就战争问题道歉达到顶峰。日方的解读是,江澤民每到一地必谈历史问题,国民对中國的印象以此为分水岭,前后出现巨大反差。但在中國官方看来,近年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全面右滑,尤其是首相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则是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主要根源。以中方的眼光来看,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清理不彻底,以致右翼思想和势力故态复萌,并有不断加剧之势。双方各执一词,令人莫衷一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这是了解日本神社,尤其是靖国神社至今不衰的基础;日本近年在历史问题上的模糊,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二、如何评估日本社会的右滑以及日本社会的自我掌控机制?三、中日分歧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

  生死观的灰色区域

  在观察今天日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时,必须十分小心地区分几个层面的概念:一、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这是了解靖国神社至今不衰的基础;二、日本的亚洲观,这是了解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依据和今天对这场战争认识的基础;三、战后日本体制的延续和冷战框架;四、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演变。首先,在生死观方面,日本神道强调人不管生前做过什么,一旦死亡便化神而须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神社在日本经久不衰有其文化土壤。问题是:第一,祭奠死者亡灵的同时,必须同时承认死者参与或发动的战争是一场错误乃至罪恶的侵略战争,这是检验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足够道德勇气和思想成熟度的重要标志,而恰恰是这一点在今天的日本社会被相当程度地淡化甚至掩盖了;第二,靖国神社资料馆对战争历史的解释和对当年日本军人精神的赞美,以及由此而营造的其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氛围,让人感到日本严重混淆了文化生死观和战争责任的界限;第三,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而且公开承认是以首相身份,无疑是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出鲜明的政治信号,而小泉所谓“以参拜靖国神社显示日本不再战的决心”的解释,则是一种让邻国十分费解的逻辑。事实上,在笔者接触的日本政府官员、智囊、学者和媒体人士中,几乎没有人赞同小泉的做法,但出于种种原因又都无法完全解释小泉这一做法的深层心理动机和社会根源。

  亚洲观的尴尬之处

  其次,在日本的亚洲观方面,自明治维新实行“脱亚入欧”政策之后,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便处于十分微妙的状态,其中有日本作为亚洲发达国家对抗西方白人统治的心理因素;当年的军国主义正是利用国民的这一心理因素发动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所谓“东亚解放战争”,而今天的许多日本国民也正因这层心理因素而无法直面当年侵略战争的本质,尤其是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在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心目中,二战后期打败日本的是美国,而非亚洲邻国;而正因日美太平洋战争的强国之战的性质,尤其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在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心目中,战争就是战争,是强国之间的争夺,无所谓对错之分。即便如广岛原子弹纪念馆这样的历史反省之地,也只是将意义局限于反核之上,而没有挖掘反战,尤其是反思不再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更深的含义。如果了解许多日本人心目中对当年不同战线的划分,那便更可以理解今天日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当年的战线可分为日美战场、日苏战场、日中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在日美战场和日苏战场上,日本是牺牲者。

  两个思想障碍

  在日中战场,日本虽然陷于泥淖,但实际却无所作为;而在东南亚战场,由于战后日本被俘官兵参加了当地的獨立战争,因此还间接为东南亚的獨立作出了贡献。在这样的解读下,日本败于美国的意念被强化了,而同时被强化的还有太平洋战争作为强国之战的性质;而日本对亚洲弱国(包括中國)的侵略则被淡化了。如果从更深的角度去挖掘,就会发现日本国民的自我认同是十分微妙和尴尬的:由于长期“脱亚入欧”策略的实施,尤其是战后日本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因此日本国民在内心深处很难完全认同自己是亚洲人;然而从血统和人种的角度,他们又难以完全为西方社会接纳。今日日本在全民族的思想梳理过程中,遇到两个结构性的障碍:一是处理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神道、武士等元素的关系;二是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前者关系到日本如何处理自身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及如何面对自身错误;后者则不但涉及日本与邻国的战争历史和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更涉及以后日本在亚洲的地位。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作者:邱震海

欧洲的宗教容忍与亚洲的宗教仇恨

星期一, 03月 8th, 2004

  尽管欧洲依然存在宗教冲突,也是个别国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总体上看这些冲突没有表现为国家与国家间的宗教冲突,更没有引起激烈的宗教仇恨。欧洲存在的宗教问题大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且主要是同一宗教不同派别的冲突。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新教徒每年都进行传统的游行活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戒备森严的警察也经常无法阻止冲突的发生。但总体上,欧洲的宗教容忍性很强,基本上没有大的宗教冲突。欧洲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我认为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宗教体系内的不同派别,伊斯兰教信仰者在欧洲居少数,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家欧洲也只有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权且列为欧洲国家)。欧洲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和睦相处,很少发生宗教冲突,尤其是国家间的宗教冲突。土耳其一直是欧洲大家庭一员,与欧洲国家关系超过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而阿尔巴尼亚与其他欧洲国家更没有宗教仇恨和宗教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波黑战争。1992年4月——1995年12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三个主要民族围绕波黑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而进行的战争。1991年6月起,前南斯拉夫开始解体。波黑(前南6个共和国之一)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主要民族就波黑前途发生严重分歧:穆族主张脱离前南獨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權国家;克族也主张獨立,但希望建立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塞族则坚决反对獨立。1992年3月3日,波黑议会在塞族议员反对的情况下正式宣布波黑獨立。4月6、7日,欧共体和美国相继予以承认。塞族随即宣布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脱离波黑獨立。波黑3个主要民族间的矛盾骤然激化,导致战争爆发。这场战争虽然涉及了不同宗教间的矛盾,但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不是宗教矛盾。北约的军事干预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并且主要是保护了波黑穆斯林不受塞族欺压, 并没有站在基督教角度解决民族问题。欧共体和北约显示了解决欧洲冲突的能力,也显示了欧洲团结的力量。

  欧洲国家宗教的单一性决定了欧洲国家间关系的融洽,这种融洽的关系是欧洲结盟的前提条件,欧盟、欧元是巩固这种和睦关系的产物,也是所有欧洲国家共同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所在。而亚洲国家多种宗教并存,或者无宗教,构成了宗教间、宗教内部派别间、宗教和非宗教间激烈对立的局面。国家与国家间宗教对立和宗教仇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宗教间或宗教的不同派别间的激烈对抗,这些都决定了亚洲国家结盟的艰难性。

  众所周知,一个大印度一分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存在是由于宗教的原因,而且这种历史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就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宗教仇恨还在继续酿成恐怖主义的仇杀和边界冲突不断,还看不到真正缓和两国关系的曙光。

  中东的西亚国家,宗教性质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犹太国家以色列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发生六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以巴冲突也愈演愈烈,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爆炸声和枪炮声。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都实际上参与了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为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武装恐怖组织提供金钱和武器,导致以巴冲突无法缓和。

  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也在发生激烈的对抗,主要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印尼的宗教冲突已经导致东帝汶的獨立,基督教堂和清真寺都是宗教暴力冲突的目标,震惊世界的巴厘岛恐怖爆炸案,目标就是针对来自国外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基督徒;而菲律宾占少数的穆斯林游击队一直出没于丛林,并对城市进行武装恐怖袭击,绑架和爆炸频繁发生。

  亚洲国家的宗教冲突主要发生在南亚、西亚和东南亚,而东亚、中亚还比较平静。但中亚潜在的危机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否能得到遏制,否则安全与稳定难以得到长期保障。

  总之,亚洲国家存在着激烈的宗教对抗,而欧洲则与此相反,可以不必为宗教冲突担忧。

  写于2003年12月26日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作者电子邮件:zhaodagong@hotmail.com

  作者:赵达功

“亚洲制造”新畅销-鬼故事

星期一, 07月 21st, 2003

  美国好莱坞最近掀起了一股亚洲鬼故事的风潮。日本导演中田秀夫1998年拍摄、在日本产生了强烈反响的恐怖片《午夜凶铃》(Ringu,2003年DVD在美国发行)被戈尔.维宾斯基(Gore Verbinski)以The Ring的名字重新翻拍。香港彭氏兄弟在泰国出品、6月6日DVD 在美国发行的《见鬼》(The Eye )也被好莱坞买下了版权。

  《午夜凶铃》去年以《The Ring》的名字被好莱坞翻拍,而影评家普遍认为美国版的《午夜凶铃》没有日本原版的好。维宾斯基导演的西方版《午夜凶铃》看上去充满了试探性,不稳定,好象原来的幽灵徘徊在一间错误的屋子里。看来好莱坞需要找到一位比维宾斯基更有勇气的导演才能活灵活现地拍摄出煞人的《见鬼》。

  这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亚洲的鬼故事如此吓人?

  鬼故事题材的影片在亚洲有着悠久的传统,作风严谨认真的电影制作人沟口健二,小林正树以及关锦鹏等已经在这个领域“寻鬼”多年。用一位影评家的话来说:“他们的电影对所有鬼神与冥冥之物充满敬意,从不认为自己高它们一等,从不认为它们是异质,而是尽力要将其人性化。”中田与彭氏兄弟的电影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在面对被自己唤起的灵魂时表现出一种庄严的尊敬与责任感。中田与彭氏兄弟的电影则一脉相承,表现了一种人间深刻的悲伤以及阴森的尊贵。

  日本版《午夜凶铃》讲的是幽灵“Ringu ”寄身于一部断断续续,看起来像是业余水平的人制作的录像带,会杀掉任何一个看了录像带的人。这看上去就象一部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稍微有一点喜剧色彩。但是中田在处理这一点上却一点也不幽默。当女主人公,一位记者,跑遍全日本去试图解开这个谜时,影片营造了一种既悬而未决,又厚重阴森的氛围。故事的结局既暧昧又令人不安,尽管某些特质得到了救赎,但录像带幽灵却并没有被消灭。我们最后被电影暗示这个幽灵,就象一种致命而突然发生变异的病菌,注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寄主并传播开来。

  彭氏兄弟的片子中,主人公汶(李心洁饰)是一个自幼失明的女子,在角膜移植、重见光明后见到了一些希奇古怪,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比如看到刚刚死去的人,即将要死去的人,她的梦中也充满了种种希奇古怪与无法解释画面,让她觉得这是另一个并不幸福的生活。于是她决定出发去泰国,也是角膜捐赠者的故乡去寻找这一切的答案。彭氏兄弟用主人公的这种能力引出了形而上学的推测与抒情性冷战争,而不仅仅用吓人的嚎头。

  根据美国的影评家观察,汶是那种美国制片人与剧作家尽量避免塑造的角色:她被动,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行动者,归根结底,是一个宿命论者。即使是她最后追溯到了那个器官捐赠者,而且解放了那个鬼魂,在那场战斗中却并没有敌手,没有坏蛋可言。只有一个任性而冷漠的上帝。那个鬼魂就象汶一样,只是一个被吓住了的目击者,一个超过她理解力与控制力的力量的牺牲品。

  很多优秀的亚洲鬼故事都有一个阴气森森而又如诗歌般极其抒情的背景,故事的结尾总是令人心碎,虽然这个世界暂时有一个解决办法,但在另一个世界,它却永远没有结局。这同西方传统上的“我能行,人定胜天”哲学,至少是鬼故事哲学,格格不入。好莱坞让观众太过于熟悉的吸血鬼以及其他题材的鬼故事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一开始总是极力渲染恐怖气氛,让人一惊一乍,但发展到最后总会找到一招致命法术将那些龌龊的魔鬼打入万丈深渊,让人在“剧终”两字出现时感到安心。

  西方的鬼故事让人心安的重要一点是:我们不喜欢那些不能确定、难以预见的敌人。鬼魂就象那些橙色警报一样让我们紧张。有一些东西从我们后面过来,藏在录像带里,并且挥之不去。但是我们更不喜欢我们无法用一种固定模式处理的敌人。因为好莱坞不愿去触碰那些揭露这种危险的不定性的题材,维宾斯基对影片的改写明显削弱了这一翻版影片的震撼力。

  西方版的《见鬼》会不会成功取决于西方导演是否认同彭氏兄弟片子的精髓,表现人目击到的难以形象化的恐惧,并且承认根本没有办法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