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大约在中國即将加入WTO的前夕，我写了几篇关于WTO的文章，国内曾有人问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左倾？

　　其实，关于左右问题，在中國和美国是不同的，美国的右翼分子实际上指的是保守人士，而左翼往往是指的是思想开放的人士。在中國，右翼则指的是自由化的开放人士，正好与美国相反。但中美两国相同点则是，中國的右翼和美国的右翼都是推崇人性最大自由化的人士。

　　很多人对美国都有一个误解，这就是认为美国一直是右翼人士在掌权。其实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人都会知道，美国左翼的民主黨执政的时期远高过右翼的共和黨。在知识界河文化界中，左翼是主流。

　　中國人的另一个误解是对欧洲国家的误解，认为欧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与美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右翼人士在执掌权利。真正的欧洲实际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它们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根本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同，它们施行的社会制度是社会民主主义，执政时期最长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民主黨（工黨）。它们的经济体制是社会市场经济，准确地讲时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美国则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1848年，马克斯和恩格斯共同写了“共產黨宣言”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身上的架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资产階級政权，赢得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成立工人协会和工会。1864年9月28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会议，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法国工人和无产者举行了“巴黎公社” 起义，高唱“国际歌” ，为推翻地主资产階級的政权，建立无产階級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坚持了70天，最终轰轰烈的“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了。

　　由此，在“第一国际” 内有成员对“巴黎公社”起义和暴力革命的思路和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家是德国社会民主黨的伯恩斯坦。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到19世纪末近30几年间，欧洲工人组织纷纷成立工人政黨，有德国社会民主黨、英国工黨和法国社会黨等。　　1889年在巴黎由各国工人政黨联合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第二国际即“社會主義国际”“社会黨国际”。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从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黨领导人之一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896年开始发表修正主义观点开端。从1896年开始，伯恩斯坦以“社會主義问题”为名在德国黨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共6篇)，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正。1899年，伯恩斯坦将这些文章加以整理结集出版，书名为《社會主義的前提与社会民主黨的任务》。

　　以伯恩斯坦提出修正主义观点为起始，围绕走暴力革命道路还是和平改良道路实现社會主義，其斗争策略是階級斗争还是階級调和，其手段是通过武装夺权还是靠选票来建立政权。如何对待这此问题，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黨人逐渐分化为右，中，左三派，伯恩斯坦是右派，考斯基是中间派，列寧是左派。

　　1917年10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列寧、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发动十月武装革命，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出人意料地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使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力量迅速壮大，吸引了大批人加入。1919年3月，列寧领导成立了共產国际即第三国际。

　　至此，社会民主黨与共產黨，民主社會主義与共產主义完成了分家，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现代共產主义完全形成。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黨在巴德？歌德斯堡举行特别黨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黨基本纲领》，就是著名的《歌德斯堡纲领》。《纲领》对社会民主黨的性质、指导思想、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价值、奋斗目标重新进行了定义、重新作出诠释。《歌德斯堡纲领》中社民黨摒弃了階級政黨和馬克思主义原理的概念，继续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宣称社会民主黨不再只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黨”。德国社民黨歌德斯堡黨代会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社民黨也相继召开了代表大会，作出了类似转变。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这一次转变后，西方各国社民黨完全纳入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并且成为西方政坛上的两大主流政黨之一。

　　至此，社民黨的基本理论是：1.民主宪政，议会民主道路、2. 混合所有制：市场社會主義、3. 劳资合作、4. 福利制度。截至2004年2月，社会黨国际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黨和组织的联合体，有各类成员黨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黨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黨联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为适应新的时代形势，社会民主黨进行了新的改革。这就是英国工黨领袖布莱尔与工黨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理论提出后，受到欧洲各国社民黨和大洋彼岸的美国民主黨的热烈响应。这是社民黨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变。

　　或许有人会问：这与中國有关系吗？中國为什么不能学美国，而一定要学欧洲？　　　　或许我们从经济角度上看这个问题会更有意义。

　　人类自产生之后，所产生的经济模式就是一个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尽管当时是以物换物，但它的模式是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是个极为封闭的自由市场经济，即使是到了后期的货币时期也是如此。但这个阶段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财富就开始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特别是到了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开始实施，大量的财富快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无论是形式和理论都是鼓励把货币当作财富向少数成功人士手中大量集中，可是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实体经济又会出现货币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这时候，社会就会因为贫富分化造成社会动荡。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两个世纪之前，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现状，美国在上世纪初期也是如此经历了这个阶段，目前的中國更始分毫不差地重复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这个混乱阶段。

　　面对这样的现状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在这个时期，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现了。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要想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搞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实际上就是增加货币投放量以拉动 经济增长，扩大就业。

　　凯恩斯理论很快被世界上各国采用，无论是当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还是美国，基本上都在不同的时期实行了凯恩斯理论，美国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就是凯恩斯理论的具体实践。

　　但是，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在一定时期，范围和规模内是必须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若企图长期依靠这种方式拉动经 济增长，将会适得其反变宜为害。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因为在劳资分配悬殊或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些钱中的绝大部分转了一圈后又会沉淀到那些没有必要花 钱人的有钱人的口袋里，因此，投资拉动消费的期望值往往是被远远高估。

　　基础建设的最佳投资量有限。如果硬性超额长期投资，就会导致基础建设项目的规模、设计、技术的超前量太大，极易造成浪费；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老百 姓迫切关心的问题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子女学费负担、家庭医疗保障、社会不公、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而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与老百姓 的这些迫切需要有一段距离，更象是在帮助富人挣更多的钱。

　　当我们游览世界各地雄伟的古建筑时，我们可能并没有发现，这些雄伟古建筑兴建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在所谓的“盛世”。都是在社会矛盾激烈，整个社会冲突激烈爆发的前夜。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当时政府建设的雄伟建筑都是采取不同类型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王朝或政权覆灭的前奏。

　　政府用来投资的货币主要依赖发行国债和银行贷款来维持，但是基础建设投资，绝大多数属于公益性建设，很难得到经济回报，如果拉动宏观经济 增长的作用一旦减效或失效，新增的财政收入连国债和贷款利息，以及上年度的财政赤字都无法稀释掉，经济就会对财政赤字形成滚动性依赖，而财政增收无法弥补 的赤字国债最终都要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来弥补，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失业继续增加，而物价却会继续上涨，从而出现滞胀现象，如果这种现象 延连多年，政府的全面危机也就不太远了。例如，西方各国在战后的50-60年代，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称通货膨胀 政策），虽然对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进入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由于增发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减弱，而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渐渐上升，终于 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但物价依然上涨的滞胀局面。

　　改革二十年的中國逃出这个结局了吗？没有，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逃出。

　　中國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逃避共產主义理论束缚，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在政治体制没有改革的状态下，施行的几乎是极端的原始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之所以称之为极端的原始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尽管当时计划经济仍占中國社会主流，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中國经济市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几乎类同于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的阶段。当时的中國，各种理论和口号都有，只要能发展经济，不管是否合法，是否合乎道德，只要能赚钱，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积极支持。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國经济改革就是在没有政治约束和法律约束状态下进行的一场混乱的原始自由经济发展过程。

　　而更巧合的是，当时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凯恩斯理论之后出现了经济发展呆滞，一个解决现实经济发展问题的另一个经济大师佛里德曼出现了。这位大师强调的是自由意志主義經濟理论，提倡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其理论的重要实施者是美国伟大的总统里根，里根总统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停滞十多年的美国，是一个深受凯恩斯理论之苦的美国。佛里德曼经济理论的出现和实施，一下酒为美国找到了出路，致使美国维持了连续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并使里根总统成为了最受美国民众爱戴的美国总统。

　　但非常不幸的是，经济大师佛里德曼有位中國弟子，这就是自称为影响了中國的张五常先生。他在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带领下，毫无道理的把佛里德曼大师带到了中國，并把佛里德曼经济理论介绍给了中國领导人。终于把中國又带到了一个深渊的边缘。

　　当时中國领导人对经济的研究和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无论是凯恩斯理论还是佛里德曼理论，相互与中國领导人的认知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认为，这两人都是国际经济大师，佛里德曼经济理论是美国总统里根施行经济政策基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理论。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与中國几位领导人谈到国际经济理论问题，非常可笑的是，当时的中國领导人这样说：我们要学就学最先进的，采用就要采用最流行的经济理论，美国现在施行的最好的理论基础就是佛里德曼经济理论，我们就是要学他们，学最新的。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國为了应对市场疲软，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振兴内需，刺激经济发展。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逐步放弃佛里德曼经济理论，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借钱交由个别有能量的国家公务人员代表国家投资花钱，在中國政治全面腐败及政治部透明的状态下，这些新投资非常更容易地再次向少数富人手中迅速集中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已经实施了若干年，但是目前大多数行业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却日益严重，一些行业却出现投资过热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中國经济全面依赖对外出口，而自己本身内需不足，并且持续下降，经济严重滞胀，产业泡沫化，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泡沫化，社会严重贫富分化。中國的经验再次证明，腐败或劳资分配悬殊是造成凯恩斯政策失效的真正原因。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配合才行，要实行凯恩斯理论，必须要有民主，自由，公平的司法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改革必须要有政治改革配套进行的理由。

　　中國出现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吗？当然也不是，目前中國出现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全部出现过，而且是几十年前就出现过。

　　美国人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认识到，既然有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许多中下收入的社会成员又非常需要这些商品，那么，就鼓励金融机构把富人的钱先借出去， 用消费信贷的办法借给中下收入的人先花起来，然后再让他们慢慢还，让经济链条先运转起来，让大家继续有钱可赚。这样，富人的闲暇货币就成了润滑剂，缺钱的 中下层社会成员也可以贷款买汽车买房子买生活必需品了，俨然成了中产階級；中上等阶层成员收入可以继续增加，其名下的资产拥有量又开始迅速膨胀，虽然这些 资产的绝大多数是银行存折、股票和债权单据等毫无使用价值的帐单，但在心理上却让这些人获得了成就感。

　　消费信贷的基本原则是把富人占有的实物财富储藏在穷人手里，让大多数事实上的穷人成为名义上的中产階級。因此大多数美国人一大学毕业就可以贷款买房买汽车，拥有不止一张可透支消费的信用卡，美国的中产階級就这样被批量的生产出来。由于消费信贷的普遍推行，让整个社会增加出了庞大的有效需求，闲置的劳动力就相对容易的找到了就业机会，闲置的生产和服务资源就相对多的得到有效利用，社会 财富就相对多的被新就业的劳动力和重新开工的闲置资源共同生产出来。虽然大多数美国家庭在大多数时间内的净资产是负数，他们几乎终生都担负着巨大的还债压力，但是由于这些家庭提早就拥有了个人住房、汽车、旅游休假等实际的生活享受，因此，这些人就会对政府政策有认同感。

　　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是从教训中走过来的。政府出面借钱搞基础建设，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二是基础建设能容纳的投资量毕竟有限；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 惠；四是基建行业外的其他行业受惠不明显；五是政府成为债务人，负担沉重。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逐渐被消费信贷所取代。而消费信贷 的优点却很多。一是拉动需求的作用立杆见影，如消费者上午从银行借出钱，下午就能看房购房；二是老百姓得实惠，如老百姓再也不用攒钱供孩子上大学了；三是 各行各业都能受益，经济全面增长；四是政府卸了担子，政府赤字能迅速缩减。

　　更重要的是，消费信贷是广大消费者自己借钱花钱，产品和服务的卖主也是价格透明服务透明的各行各业。而各行各业的业主和从业者绝大多数也不是富人，可能也 是消费信贷的支持对象，因此，这些业主和从业者不会把挣到手的钱储蓄起来或者滞留起来，而是继续购买实际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归还贷款。这就进一步地不间断 地维持着，甚至增大着市场需求。虽然消费信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导致需求不足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但是市场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就此可以在一段相 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维系。

　　但这一切的实施都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需要法律化，需要公平化，需要透明化。没有民主政治基础，消费信贷就会成为一个欺诈者的天堂。

　　事实上，我们在面临经济问题的时候，也采取了推动消费信贷的政策，但结果是，一位上海人，月收入六千人民币，但他却从银行中贷款了七百万人民币，购买了十余栋住宅。一位个人资产不足十万元人民币的哈尔滨人从银行贷款了五千万人民币，购买了数十辆轿车。当然，购买房子的人将上海的房地产炒成了超过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的高房价，购买汽车的人在转卖了汽车之后成为了美国投资移民，既然已经移民美国了，银行的贷款也就无需归还了。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美国方式的消费信贷不是万能的，在美国消费信贷中破产的人数也是惊人的，这些破产者就会成为新的贫民，同样是贫富分化中的贫困者。消费信贷主体没有被纳入到公益事业的范畴内。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是一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单位，为了赚取利润最大化，各个机构会想方设法增加利润空间，直接加大消费信贷成本。劳资分配悬殊的情况无法得到根本改观。虽然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階級，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 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階級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由于劳资分配悬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根本的解决，发放消费信贷的机构也要向消费者收取高额费用和利息，因此不用很长时间，货币又会以更大的规模积聚在 少数有钱人手里，导致大批借债者破产而无法继续借贷消费。因此，消费信贷拉动美国等国经济总规模增长的能量是有限度的。 　　面对这个问题，美国又总结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西方国家发现，即便是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階級，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 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階級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 就会断裂，经济危机照样爆发。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等方式延迟贫富分化的程度、延缓着资金信用链条的提早断裂。这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反过来看中國，当中國贫富分化严重到了今天的激烈状态之时，中國政府并没有更深入的解决问题，尽管今日的中國采取了杀鸡取卵的经济自杀式的税收政策，但它的税收是面对着企业主，而不是高收入的个人。对于中國富人而言，遗产税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个笑话，中國众多的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们从来没有砸自税收上排名前列，相反，在中國税收中占绝大部分的都是中下层收入者。之所以如此，还不是他们没有权势？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富人不把过高的收入和遗产拿出来捐献，就会被联邦政府用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全部征走掉，因此， 与其说被政府强行征收掉而落个守财奴的恶名，还不如借花献佛捐献出去，留个美名。因此每当到了报税季，美国人就会忙着寻找出各种慈善捐献的发票，以寻求最 大的所得税退税额，美国的富人也在无奈中被迫拿出大量的资金建立各种慈善基金。但在中國，既然连遗产税都没有，富人们也不交财产税，所得税，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慈善捐款呢？

　　税收固然是调节贫富分化，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途径则是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会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200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工人运动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工人才拥有了比较健全的工会组织，工会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工人的工薪待遇和劳动环境也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和改善，如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基本都是工人运动抗争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货币分配的悬殊，也就减少了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减轻了危机爆发的烈度。因此，工会运动在延缓市场经济矛盾全面爆发的过程中，起到了不断攻击市场经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断刺激市场经济自身产生修复缺陷的新抗体，最终增强市场经济免疫力的效果。

　　因此，西方国家从早期资本主义初期的惧怕工人运动为洪水猛兽而极力防范和鎮壓，走到了目前维护人權，扶持工会形成与资方抗衡力量，借助工会力量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劳资均衡进而分配差距相对平缓的道路。

　　相对今日的中國，面对巨大的社会矛盾及因贫富分化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本应顺应社会发展，开放自由工会，积极寻找一条有效的均衡道路，让劳资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和解，共同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共同富裕。

　　工会是解决中國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但仅有工会是不够的。另一个解决办法是福利制度问题。英国、挪威、瑞典，在开始实行福利制度的时候都不拥有比中國目前更雄厚的物质基础。60年前的北欧国家是欧洲最贫穷的农业 国，老牌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破了产，在1939-1955年英国也像中國一样曾实行过票证配给制，战后物质匮乏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中國50－60年代的水平还要差。这些国家 的民众之所以能够以实行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免学费，失业者可以普遍领取到失业救济，年老者能普遍领取到养老金，以及全民免费医疗服务的福利待遇，并不是因 为他们比中國富，而是主要基於一下几点：

　　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二战后的西欧，政府首要振兴经济措施不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而是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 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位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北欧实行社会变革，走一条既区别於苏联模式的「集權社會主義」，亦区别於美国 「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就是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最低的 「全面社会保障」。正是因为西欧和北欧政府诚心诚意地消灭贫困，社会上没有巨大的贫富悬殊，才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和社会稳定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而这个模式的基础路线是社会民主主义。

　　二是经济政策的变化。在经济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的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钱从哪里来？欧盟成员国中，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於两者：雇主和雇员分别交纳的社 会保障税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前者平均占53%，后者平均占36%左右。也就是说高福利的钱主要来自高税收。瑞典的税收相当於人均GDP的57%，英国则是 40%，丹麦政府税收比重高至75%.在英国若年收入4万英镑以上者，需缴纳40%的所得税。

　　三是工会的长期努力。瑞典是全世界因劳资纠纷造成损失最低的 国家之一？？因为工会是瑞典重要的社会力量。据瑞典蓝领工会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０年瑞典全国职工入会率为９１％，为世界上职工入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理论上，中國也可以模仿西北欧做法，通过高税收来推行高福利政策，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老百姓都享受到免费医疗、免费就学和失业养老保障。而且在实践上，中國财政税收收入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些基本要求。例如，2006年，中國的GDP只有日本的一半，但税收总额已经超过了日本。众所周知的是，日本的福利制度远比美国要健全、并更好。既然日本可以在如此的情况下完成全民福利制度建设，做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安置，为什么中國就不可以实行呢？

　　中國的问题很简单，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腐败集团。在目前中國纸币制度环境下会遇到如下问题：　　谁来向腐败者徵税？腐败者往往都是掌握著大权的政府官员，在财产不登记不透明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向腐败者徵税。而腐败收入，也是整个社会创造出的总财富的一部份，并且 随著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这部份黑色收入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如果这些巨额腐败收入不被杜绝，也不交税，更不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那麽中國永远也无法建立起福利社会。而利益集团由于自己本身已经无需福利制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建立这些福利制度必然消减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府公务员系统的现有利益就会减少，这也必然会让这些利益集团阻碍中國的福利制度建立。

　　谁来堵塞偷逃税漏洞？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每个企业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轻易拥有许多帐户，都可以轻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还可以手头持有大量现金， 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很难查清，必然会造成偷漏税款行为的大量发生。

　　谁来支持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的广大普通工农民 众，利益受影响的是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但中國目前的现实是广大普通工农民众 手中没有投票权，口上没有发言权，而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却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即便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本意想 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也会因为制肘太多而难以如愿。　　为了避免货币通过腐败方式和偷逃税方式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加剧宏观经济风险和社会不稳定，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实行了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制度，以及严格的 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法律制度。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税务登记号码，即纳税人鉴别号码（美国采用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号码）。登记号码的建立不仅方 便了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管理，也为纳税人信息资料的计算机管理和进行税务审计奠定了基础。在纳税申报制度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税法上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必 须按期向税务机关提交纳税申报表及有关的财务报表。这些申报表不仅按税种制定，在某些税种中还要按不同的纳税人和不同纳税事项制定。以所得税的申报为例， 美国税法规定的涉及所得税的申报表多达25种；法国规定，公司企业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7种报表；德国规定，每年的5月31日前， 公司企业必须报出上年度的所得税申报表，逾期不报的，最高可处以税款12%的罚金。这些西方国家对税收申报的法律规定都是既详细又严厉。

　　在中國，并不是没有法律，相反，中國的基本法律是健全的，缺乏的不过是细则。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执法机构无法严格执行法律。法律在执行中成为了可以用金钱或权力换取或买卖的交易品。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可以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政策就必然无法在中國合理、顺畅地执行。

　　在西方，有两个国家是非常明显的案例。一是美洲的墨西哥。这个国家无论是宪法还是具体的民法、经济法，刑法等，其法律制度完全是照搬美国。但同样的制度却制造出两个世界的国家。其原因就是墨西哥政府和执法机构无法严格执行法律，造成了社会无法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同样在亚洲的菲律宾。这个国家是亚洲国家第一个完全按照美国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但他与美国唯一的不同是，美国是民主政治，菲律宾是獨裁政治。尽管他的经济制度是一流的，但由于政治制度是三流的。所以，他的国民以菲佣出口而自豪。

　　中國问题在那里，同样的问题在中國的身上。法律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传统市场经济遇到种种棘手问题而难以求解的时候，人们往往把对平等、对公正、对幸福的一切渴望几乎一骨脑地都寄托在了法律的身上，因此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口号常常响彻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上空。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又都是有私欲的，因此由有私欲的 人制定和执行的法律本身就是很难作到公正的，尤其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富人阶层往往操纵无孔不入的纸币做蛀虫，把本应威严公正的法律之剑蛀咬的 千疮百孔。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言论自由，允许各个不同团体和黨派，相互监督，所有媒体都是自由的。用新闻自由和舆论自由来约束立法问题和执法问 题。

　　当民众有了代表自己的政黨，有了可以讲话的自由，有了可以用选票表达的权利，这样的国家就健全。即使是制度上有任何偏差，但他都会在百姓的舆论和选票中修正过来。如果再实行小政府的模式。所谓的小政府，就是民间能够做的事尽量让民间做，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解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中國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走出困境，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今日中國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产业过剩是其一，产业过剩的结果是大量出口，产品出口的结果是大量的本土资源被贱卖，但百姓未能享受。同时大量的出口挤压海外工业国家的本土企业，形成产业反弹和抗议，同时大量的出口又换取大量的贸易顺差，在中國特定的汇率政策之下就会产生对内的货币贬值，对外货币升值。整个国家资产上涨，引来国际游资杀入掠夺经济成果，最终形成严重的经济泡沫及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内需不足，缺乏福利制度保障的中國百姓，无法将手中的资本积累投资到消费市场，而储蓄过度，就会严重地引发产品过剩及资本过剩。资本过程会引发房地产及金融市场泡沫，产品过剩会引发更加恶劣的出口竞争及国际贸易战。

　　贫富分化的加剧及司法部公平更会导致全社会的治安混乱及全体国民道德上的混乱，而这个混乱将对二代人产生非常严重的思维和道德秩序的漠视，整个社会就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进行道德重建和司法重建。

　　在缺乏道德和司法制度的国度里，贸然施行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会取得最好的效果？还是先建立福利制度安置百姓，让百姓在没有生存恐慌的基础上进行自由发展，重新进行道德和司法重建。很显然，社会民主主义会使一条更适合中國现状的经济发展道路。更适合今日的中國需要。

　　在过去的江朱执政时代，中國执行的是效率优先的政策，这个完全以效率为第一的政策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原始资本主义，是野蛮的资本主义。无论是不公平的半遮半掩的私有化过程还是以出卖国家和百姓利益为主体的招商引资政策；无论是职工下岗还是教育、医疗、退休改革，这些政策完全是建立在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基础之上。正是这个政策才使得今日中國陷入社会困居，一个面临着全球包围的经济困居。而放弃政治改革又使得中國走向獨裁政治，面临着全球敌对的政治困居。

　　今日的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优先。唯有在公平基础之上，中國才会有发展和稳定，才会有效率。目前中國缺乏的不是自由的资本主义，而是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施行社会民主主义才是解救未来中國之正道。

　　作者:草庵居士

　　前一段时间忙着挣钱养家糊口，没上多少网，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空闲，就写点老朽了解的事情。先引用一段权威报道：

　　我国拟用玉米生产汽油

　　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正在组织论证，用目前粮食市场供过于求的玉米生产“汽油醇”驱动汽车，减轻石油紧缺的压力。

　　拟议中的方案考虑以玉米作酒精（乙醇），以 10%的比例添加到汽油中，用来驱动汽车。这在国外已经是成熟技术，产品称为“汽油醇”。

　　权威部门确定，在玉米主产区的吉林进行试点，建设年产规模90到150万吨的“汽油醇”的生产装置。每年可以为几百万吨玉米找到一个大市场，从而稳定玉米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同时也为减少原油进口，降低汽车排放污染开辟一个新途径。

　　玉米和汽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都是当前中國经济的热点难题。仲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鼓励轿车进入家庭消费”，这一扩大内需的举措无疑会推动汽车产量和石油需求的大幅度增长，汽油将更加紧缺。同时，国内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粮价看跌，在粮食主产区甚至出现农民增产反而减收的情况。用玉米提取“汽油醇”的技术方案，已由经济决策层给予首肯，一举两得破解了两个难题。

　　我国现在是原油净进口国，今年进口原油估计达 1亿吨。国际原油价格今年以来扶摇直上，从每桶20美元左右直冲30美元以上，进口原油总共支付了250 亿美元，大量进口原油将是今后中國经济长期的沉重负担。

　　在美国，推广“汽油醇”主要出于环保的考虑，由政府对“汽油醇”给予补贴，鼓励生产和使用。

　　广大网友可能对用玉米造燃料酒精这个问题很陌生，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烧玉米开汽车论”，有人说咱们国家粮食太多了，烧掉一些来开汽车可以刺激消费。老朽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最近一年有多达上万条的报道，而且还全是赞成的，至少也是中性的，至于反对的，居然没有检索到。看来大家已经默认了玉米造燃料酒精（汽油醇或乙醇汽油）这种做法，但老朽偏不死心，还是对这个问题又做了点调查，下面就是老朽的调查结果。

　　首先，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的 1／10，这个统计还是在许多国家有大量可耕地撂荒不耕或休耕的情况下做出的，而我国根本就没有可耕地了。我国的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都是不可抑止的现象，这种现象还至少要维持到2050年，2050年以后老朽反正合眼了，就不再说三道四了。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少的耕地，命中注定了我国的粮食生产永远处于如履薄冰的状态，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饥荒。而事实上我国的粮食生产也确实一直趋紧，2000年在华北、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粮食减产甚至绝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充分说明我国根本没有浪费粮食搞“烧玉米开汽车”的条件。

　　“烧玉米开汽车论”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我国粮食大丰收，粮库积压了大量的粮食，这根本就是谎言，首先我国所谓的大丰收基本上是吹出来的，至少有 10－20%的水份；其次国家粮食局所谓的库存积压也是吹出来的，水份至少有 30%，大家不信可以自己上粮库看看。“烧玉米开汽车论”者的另一个主要论据是所谓的陈化粮，其实这是我国粮食系统严重计划体制、严重官僚作风以及严重腐败的产物，如果国家粮食局是一个正常的企业，完全不可能有所谓的陈化粮，因为每年新粮食入库量都大大高于所谓的陈粮部分，完全可以把陈粮先处理掉再进新粮，而他们偏偏故意保留一部分所谓的陈化粮不卖，然后向国家要陈化粮补贴，其实卖掉的还是新粮，陈化粮要象宝贝一样存着，以备将来再向国家要补贴。就象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一样，明明能还上，偏偏不还，就等国家哪天再来个“债转股”什么的。容忍这种现象，其实是对腐败的姑息养奸。即使是这样，我国的陈化粮也基本上没有了，除了当“珍稀植物”保护起来的那点，基本上都是新粮了。

　　“烧玉米开汽车论”者的主要例证是巴西和美国已经有了酒精开的汽车，我们可以学着烧一些玉米，开一些酒精车上街。这两个例证其实只能说明“烧玉米开汽车论”者的无知，首先，巴西造酒精的不是玉米，而是甘蔗，造出的酒精价格只有汽油的一半，其次是他们的国情决定了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巴西是一个土地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热带雨林占了国土的2／3 ，其余1／3 也是平坦的草原，没有山脉、没有沙漠、没有冰雪，随便找个地方插根树枝就能活，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别把珍惜生物弄少了。他们的耕地面积大概不到可耕地面积的 1／10，随时可以撂荒或休耕，年年有荒地可开垦。巴西还是一个贫油国，缺少石油资源，当然应该向土地要能源了。另外巴西的气候也是得天独厚，纬度基本上和我国的长江以南差不多，但更加温暖潮湿，所以植物生长极为迅速。

　　美国的耕地虽然没有巴西那么多，但比中國还是多多了，人均耕地面积也是我国的10倍以上，玉米是他们最主要的庄稼，其中绝大多数用于饲料，产量是全球第一，因此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美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玉米经常就会生产多了而卖不掉，而资本家们决不会降价出售产品的，为了维持玉米的价格，必须少生产一点，所以美国政府就会强制1／3的农场休耕，由国家给农民发生活费，让地就那样荒着。美国的玉米不但总量多，亩产量和玉米的质量（指淀粉或蛋白的含量）也是最高的，大概都比我国高1／3左右。即使1／3的耕地休耕，玉米还是多了卖不掉，于是就烧，烧的方法之一就是造燃料酒精开汽车。

　　美国虽然玉米便宜，大约只有我们的2／3，但造出酒精来还是比汽油贵，不过美国佬有的是钱，政府会给玉米酒精厂发补贴，让玉米酒精价格低于汽油，能够卖出去。

　　美国和巴西的经验我国都学不了，第一是没有那么多耕地和那么好的气候，第二是没有那么多钱玩这个“烧玉米”的奢侈游戏，第三是还有不少灾民还在等着国家的粮食去救济，烧了玉米拿什么去救济呢？按照我国的国情，如果用玉米烧出酒精来，大约三斤玉米可以烧出一斤酒精，价格大约是汽油的两倍，基本上是酒精厂每烧一斤玉米，国家就必须再给它一斤玉米的钱，也就是说国家必须白给它玉米去烧，然后它卖掉全部酒精才能够维持不倒闭。

　　老朽开始以为是国家粮食局的官僚们在鼓吹这个事，后来发现，吉林省的个别官员也在鼓吹这个事，有个Ｈ省长，是个有名的“大呼悠”，这两年就在“呼悠”这个“烧玉米开汽车”，估计其目的是为了骗国家几十个亿建个厂，然后每年国家再补贴十个八个亿，大批贪官污吏趁机捞一把就有机会了。至于玉米酒精厂，反正是烧一斤赔一斤，将来可以不烧，光骗国家的补贴就行了。而国家粮食局当然是和“大呼悠”同流合污的了，反正已经非常腐败了，再腐败这么一点也不算一回事了。

　　当然“大呼悠”他们也不是弱智，还能说出一些所谓的理由，基本上都是些谎言了。比如粮食系统的一个高级专家，就堂而皇之的写文章说，酒精汽车比汽油汽车降低污染 30%.猛一听，似乎是有点歪理，其实正好说反了，酒精汽车比汽油汽车污染上升 20%，这是世界各国包括我国权威科研机构一致的研究结果。所谓降低 30%，是说燃烧酒精比燃烧汽油后的一氧化碳降低 30%，而大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极少，根本就构不成对人的伤害，其中绝大多数一氧化碳还是取暖和做饭产生的，汽车产生的那部分根本就微乎其微。汽车的污染主要是氮氧化物，这是尾气中的头号杀手，还是强致癌物，也是当今世界所有大城市最头痛的问题。酒精车尾气的氮氧化物含量，比汽油车高 20%，这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使在美国也是不准酒精车进大城市的，就因为它尾气中的氮氧化物太高。

　　这些所谓的专家们还鼓吹说发展酒精汽车可以减少汽油用量，其实也是谎言。根据国家环保规定，汽油中的氧含量不得超过2.5%，换算成酒精，在汽油中的含量就不能超过 10%，而酒精比汽油的热值低，燃烧性能差，反而使汽车更多费油，汽油也省不下来。另外我国的汽油生产根本就是过剩的，每年出口汽油数以百万吨计，再加进酒精来，汽油市场就更加过剩了。

　　另外从技术上讲，酒精汽车的性能也很差，远远不如汽油汽车，老朽很怀疑是否有人会自愿开酒精汽车。酒精和汽油不能很好地融合，时间稍长一点，大约不到24小时，就会分层，而分了层的汽油就根本不能用了，必须倒掉，重新灌合格的汽油。如今的开车一族，有哪个是天天灌油的呢，烦也给烦死了。而加油站就更惨了，当天掺好了的酒精汽油必须当天卖掉，卖不掉就成废品了。

　　从化学角度讲，酒精还远不如汽油稳定，比汽油更容易挥发，如果进入油路的酒精挥发出来，就会造成“气阻”，汽车就无法开动，必须拆开检修。而且酒精燃点高于汽油，更不易点火，汽车打不着火的情况肯定会更多。酒精还有很强的腐蚀性，油路中所有的塑料、橡胶零件统统会被酒精腐蚀，光这笔换零件的钱，就够大家心疼的了。酒精还是个易变质的东西，会变酸，也就是变成醋（乙醇→乙酸），特别是比较稀的酒精又暴露在空气中还有较高的温度，变醋特别快，而汽车就符合这三个条件，一旦变成了醋，哪怕是 1%的酒精变成了醋，对汽车所有的金属零件都会造成强烈的腐蚀，首当其冲的就是油箱。

　　再揭露一个小骗局，所谓增加农民收入是根本不存在的，国家的这些补贴不会有一分钱到农民手里，农民种粮食完全是赔钱，多种多赔，这已经是共识了，原因老朽以前说过，这次就不说了。

　　不过老朽很悲观地告诉大家，由于“大呼悠”省长的活动能量极大，比老朽这样的小专家强上千倍万倍，“大呼悠”现在还在上窜下跳地鼓吹，想把这笔钱骗到手，而且目前我国也真的出现了粮食发酵的燃料酒精厂，河南和黑龙江省各有一个小酒厂转产了燃料酒精，而吉林那个大骗局还没有得手。老朽只是劝告大家一声，千万别买酒精汽油，否则害人害己，误家误国，后果自负。

　　作者:官季材

　　香港艺人淫照事件已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言谈之资，然而也有人看到事件所带来的商机，准备借“名人效应”赚一把。深圳市民李先生就准备将事件中人物名“冠希”、“阿娇”注册成性用品品牌商标。另外，他还在考虑注册“很傻”的商标。 (《南方都市报》)

　　“艳照门”发生后，陈冠希发布了一段道歉视频，阿娇(钟欣桐)也在沉默多日后勇敢面对传媒，坦称以前“很傻很天真”。阿娇以往都是以清纯的形象示人，给众人留下的印象确实“很天真”。可“艳照门”的出现却颠覆了这一形象。看看那些照片，哪里是“很傻很天真”，分明是“很黄很暴力”啊。当“很傻很天真”遭遇“很黄很暴力”，难免挑战人们的认知极限，让人慨叹世风日下。这也许正是“艳照门”愈演愈烈的内在原因之一吧。

　　陈冠希和阿娇的道歉显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谅解和同情，还引来了不少的质疑和嘲弄，就连阿娇的“很傻”两个字，现在竟也成了别人注册商标的目标。说老实话，我也认为他们的道歉并未触动事情的本质，都是在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但即使这样，我也不赞同把“冠希”、“阿娇”和“很傻”注册成性用品品牌商标的做法。“艳照门”事件“很黄很暴力”，然而，将其注册成性商标的行为其实“更黄更暴力”，会给当事人带来多大的伤害、会在社会上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啊。

　　“艳照门”事件堪称香港娱乐圈遭遇的超级地震，对整个华人圈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作为“震中”的陈冠希、阿娇以及张柏芝等人，所受到的冲击和伤害无疑是最大的。如果“冠希”、“阿娇”真的被注册成性用品品牌商标，虽不至于严重到把某些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也终归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了。

　　其实，对试图注册商标者而言，倒并非是跟阿娇有什么深仇大恨，其目的无非是投机一把、试图借机牟利罢了。人人都有赚钱的自由，也有炒作的自由，但如果自己的利益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就该三思而行了。不管“阿娇”是真的“很傻很天真”，还是在装傻扮天真，也不管她曾经做错过什么，毕竟她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并已流露悔意，何至于还非要往她的伤口上再撒把盐呢？

　　同时也希望一直揪着“艳照门”不放的朋友能消消气，放当事人一马。当今社会，“很黄很暴力”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们就不要借反对“很黄很暴力”之名、行“更黄更暴力”之实了。宽容、冷静和理性恐怕才是我们最应该提倡的风气。

　　稿源：中國宁波网

　　作者:乔志峰

　　一个13岁的北京女孩，十几天前在中央电视台权威新闻节目《新闻联播》中现身，称上网查资料时弹出“很黄很暴力”的网页。这一则新闻被认为是为国家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最近发布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进行舆论造势，很自然，小姑娘的无辜受害形象被用来证明整肃网络视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预感丰富多彩的免费视听大餐即将结束的一些网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随着一个叫作《召唤人肉搜索——张.殊.凡——很黄很暴力》的网络热帖，小姑娘的个人详细情况被公布出来，网友的恶意很快汇聚成狂欢式的语言暴力：准色情漫画、打油诗、恶搞帖，甚至有人直接写出了令人发指的诅咒文字。

　　本来是非分明，错在作为新闻媒体的中央电视台，利用未成年人的无辜身份来完成其预设的道德谴责，先有断章取义之嫌、后有忽视未成年人權益之错。但是，由于网友的暴力讨伐搞错了对象，将怒气集中在出镜小姑娘身上，让是非变得复杂。一方面，小姑娘成为明显的受害者，即使她确实是配合“大人们”的要求说了谎，也不该遭受如此暴力的虐待。另一方面，网友放肆地将暴力施加在未成年人身上，成为明显邪恶一方，失去了原本可能的正义立场。这样一来，事情的焦点就转移到了“网络暴力”上，央视《新闻联播》对未成年人采访对象所实施的事实暴力，反倒被弱化了。而且，网络暴力将民间言论分裂开，也丧失了集体讨伐的能力。

　　网友为何要对一个小姑娘口中的五个字不依不饶，除了本来就对新颁布的网络管制怀有强烈不满，还有就是，这一电视情景让人想起了自己非常熟悉的谎言链条，这个链条是人们心中长久的隐痛。根据中國人从小受教育的常识，我们很容易展开猜想，一个“连年市三好生、市优秀学生干部”是如何“听话”，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听学校的话。根据中國人对教育机构的了解、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对中央电视台的了解，我们很容易展开猜想，整个程序里相关的成年人们都受宠若惊地配合中央电视台，要求自己心爱的学生以说谎“配合”。这些猜想毫无根据，是人们的现实经验让这些猜想具有说服力。

　　值得讨论的状况是，如果小姑娘确实说了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件事。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我们需要给她的是帮助，而不是谴责。如果我们相信小姑娘是受了“大人”们的唆使而说谎，那么她就不仅是《新闻联播》不专业的新闻报道的受害人，还从一开始、从根本上，就是“听大人话”式教育制度和“正面宣传”式社会价值的受害者。

　　如果网友憎恨的是那个灌输她、唆使她甚至压迫她的整个系统，那么就应该明白她是这个系统的俘虏和傀儡，而不是这个系统的主谋或者代言人。假想一个成年人在某种事实胁迫下说谎，那都是可以谅解的；以正义为名的人至多可以告诉他，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去承担压力说真话。而现在，是一个生活在成年人苛刻评价体系之下的小学四年级的小姑娘，她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她没有能力抵御灌输、她没有能力抵抗压力。更何况，一个小姑娘坚持不说谎，不能保证所有小姑娘坚持不说谎，总能找到一个小姑娘顶不住压力在镜头面前说谎。

　　在被堕落的社会价值毒害、被暴力的教育制度残害、被“正面”的宣传体系利用之后，小姑娘的悲剧还没有结束，她又不幸地沦为这个压抑的社会中随时爆发的网络暴民的泄愤目标，一些网民显出下流、无耻和恶心的嘴脸，让任何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无法容忍。在这一连串的受害过程中，一直到最残忍最可耻的最后一步，才有人站出来为小姑娘辩护，试图保护她。而在此之前，在一切残忍的罪行发生之前，这个年仅13岁的小姑娘和其他无数未成年人一样，暴露在、生长在一个潜伏着恶意的环境里，甚至没有人意识到那些恶意的存在。现在，在这个彻底的未成年人受害者面前，这个社会应该感到无地自容，不知道谁还能有颜面站出来对她说一句，小姑娘，对不起，这个世界很黄很暴力。

　　来源：南方都市报，原标题：对不起小姑娘，你被所有的邪恶伤害

　　作者:南方都市报

　　一、弱势群体的“国民待遇”

　　“坦率地说，这本书主要是为中國的弱势群体所写的。这个弱势群体便是远在人们视线之外的农民、城市工人以及那些身受不平等待遇的人。……此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给社会提个醒：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某些社会群体获得更多的牟利机会，更多的福利待遇，而另一部分国民却陷入制度性的贫困。”这是经济专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其新著《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國》“作者序”中的夫子自道。

　　“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是随着中國加入WTO 才流行起来的一个时尚话题。世界贸易组织为保障国际贸易和人员流动时，所流动的货物、资金和人员都受到相互平等的待遇，以防止在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中出现歧视外国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现象，在关贸总协定第三条“国内税与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中，具体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加入WTO 的中國，必须按国民待遇原则处理国际经济事务，自己国内却一直维持着一种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从来没有实现过《世界人權宣言》所要求的最为基本的国民待遇：“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在第七章“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生与危害”中，仲先生告诉人们：“二元结构的实质是所有制歧视”。笔者倒是觉得，把这句话改写成“二元结构的实质是公有制崇拜与私有制歧视”会更为准确一点，这也正是仲先生所要表达的初衷和原意：

　　“中國特殊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是在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形成的，说到底，是冷战和理想主义的产物。……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感到中國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除了与赶超战略有关，还与所有制优劣观念有关，与公有制崇拜有关。说到底，中國二元结构的实质是一种所有制的歧视。对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国家赋予的国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对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居民，国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对于个体私营，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灭就不错了，怎能列入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畴。说到底，中國的城乡二元结构是’ 一大二公’ 思想的产物，是中國极左思想的产物，是空想共產主义的产物。”

　　公有制崇拜与私有制歧视在国民待遇方面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１９５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对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强行划分，对于全体公民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权力的强制剥夺。这种中國特色的户口隔离制度，远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和印度的种姓隔离制度残酷得多，在某些方面倒是可以与满清王朝奴役汉人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和希特勒清冼犹太人的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

　　事实胜于雄辩，仲先生这本新书的一大特点，就是通过对于大量真实案例的举证来说明问题。这些案例中最令笔者刻骨铭心的，就是１９９９年发生在广州的一例轮奸案。

　　一位２６岁的湖南籍农村少妇，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随后怀着追求幸福的喜悦来到广州，刚出火车站却被人抢走了行李。接着，“两位巡警走了过来，也不说什么，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

　　接下来，这名少妇被莫明其妙地送进兼有收容外来人口功能的精神病医院，与数十名男人同处一室。“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一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我。有很多人在帮他，还威胁要杀死我。我怕极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但不敢作任何反抗。进来几个小时了，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威胁着我，把我挟持上三楼一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在此后的两天两夜里，这位少妇被不计其数的暴徒轮奸，直到丈夫从外地赶来把她领走。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６日，也就是那场飞来横祸发生一年之后，在几位热心记者的资助之下，这位已患上严重精神恐惧症的农村少妇由其父亲陪同从江苏专程赶来广州，才得以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公诸于世。

　　这位湖南籍农村妇女的遭遇并不是一例偶然性个案，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市，每到敏感时期，都会有一辆接一辆的囚车从笔者所住的楼下经过，把进京务工的外地农民押送到集中营式的劳改收容所筛沙子干活，挣够路费后再遣返回家。笔者门口的露天市场上，不时有城管人员像打仗一样，光天化日下把农民摊户的财物抢走没收，连一张收条都不肯留下。用仲先生的话说：“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农村出身的博士面对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如我不考上大学，假如我仍然是一个农民，我可能来北京打工，然后被抓去筛沙子。这就是我们中國农民的国民待遇。自从１９５８年户口登记制度出台以后，盲流收容所和遣返站一类的机构便成了中國的特色。”

　　二、公有制度的强势垄断

　　众所周知，中國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建立在对于广大农民长期而残酷的剥夺之上的，５０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的劳动成果被国家最大限度地拿走。号称大跃进的三年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掠夺性地征收农民生产的粮食所造成的旷世人祸。笔者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妮就是在那时候给活活饿死的。活活饿死数千万农民的血的代价，所换来的并不是汲取教训的健康发展，而是黨本位加官本位的强势政府，对于公共资源连同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强制垄断和强行管制。由此而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来都没有步入过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良性轨道，其结果只能是技术落后、设备老化和工人階級的普遍下岗。公有制国营企业亏损垮台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反过来还要再一次转嫁到农民头上，以至于２００１年３月全国人大期间做出的减轻农民税费的决定，居然在几个月之后被搁置放弃。加入WTO 后，被极不人道的户籍隔离制度强行捆绑在土地之上的农民，按照国际惯例所应该享受到的国民待遇，也依然没有着落。关于这一点，仲先生介绍说：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６- １７日，一群学者聚集在青岛的一个宾馆里研讨加入WTO 对中國的影响。经贸部研究院的马宇同志提到入世之后的农业补贴问题，世贸组织允许中國按农业GDP 的１０% 比例对农业进行补贴。我一计算，中國如果真按这一比例对农业补贴，那农民可要来第二次翻身解放了。目前中國农业的GDP 大约为１. ５万亿元，百分之十就是１５００亿元，中國农业要是每年能得到１５００亿元的补贴那可要烧高香了。即使是按５% 的比例补贴，中國财政一年也要拿出７５０亿元向农村投入。但就目前的状况，世贸组织真得给你这个条件，你自己能实现吗？让你补可能你也无力或者不愿补。在这种情况下，中國农业怎能不虚弱？怎能与国际市场抗衡？”

　　在拥有压倒一切的绝对权力的黨本位加官本位的强势政府眼中，最广大的农民也许被当成了因为文化素质和社会贡献率太低而不值得给予国民待遇的拖累和负担；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异军突起的民营经济，原本是中國社会最具创造活力的生力军，总应该得到本国政府的国民待遇吧。事实却恰恰相反，连外国企业都已经享受到的国民待遇，本国的民营企业非但享受不到，甚至还会遭受被本国政府关门封杀的灭顶之灾。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９日，《经济日报》汽车天地栏目的《华晨吉利英格尔出路何在》一文，所介绍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２日，《中华工商时报》又登出一篇文章，说是汽车产业的“户口”问题仍无松动，在已经对外资开放的今天，不让国内民营资本进入是不公平的国民待遇，靠保护国营企业发展不了中國汽车业，相反，靠竞争倒还有可能杀出一条生路。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强行划分，不知扼杀了多少农村人的创造才能；企业界的公有制国营“户口”与非公制民营“户口”的强行划分，同样关系着民营企业的生死存亡。按仲先生的说法，“这种不许阿Q 革命的事情”，其实就是馬克思批判和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时所说的“垄断”：

　　“目前，中國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和高收费已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因此，当历史行进到２０世纪末时，中國终于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反垄断的实质是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反对特权。……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垄断，其实经济垄断只是垄断的一部分内容。细分起来，垄断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现在试着将它们归纳如下：权力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资源垄断、思想垄断、信息垄断、言论垄断、权利垄断、身份垄断、福利垄断、地位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垄断、职业垄断、岗位垄断、市场垄断、地方垄断、区域垄断、企业垄断、利润垄断、业务垄断等。再具体点还可以分为：交通垄断、电力垄断、电信垄断、金融垄断、教育垄断、户口垄断、出口垄断、媒介垄断、产品垄断、产权垄断、品牌垄断等等。仔细琢磨一下，每一种垄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许多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精神领域里的垄断。纹化大革命期间很象历史上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可以说是我国思想禁锢最厉害的时期，精神垄断最酷烈的时期，其后果也是使文化艺术产品一片凋零。”

　　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基本上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中國经济和政治的国家垄断”却是强制掠夺和强行圈占的结果，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随着跨国资本的大量拥入，拥有压倒一切的绝对权力的黨本位加官本位的强势政府，仅仅靠着强行捆绑最广大的农民和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的手脚，是不可能救活毫无竞争力可言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长此下去，在中國社会里占有最大限度的垄断份额的，终将是本国的政治强权与外国的跨国资本强强联合的“权力资本主义”。

　　三、如何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

　　“权力资本主义”是仲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说是“权力资本主义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拥有权力的官员想利用权力捞好处，第二个是社会上有一批专门依靠权力攫取财富的不法分子。这两种人勾结起来，就建起中國权力资本主义的大厦。”笔者认为，仲先生所说的“中國权力资本主义”还应该运用全球化的眼光放大了看。进入WTO 之前，赖昌星与李纪周、周雪华与胡长清们的“权力资本主义”，并没有建构起８８层的远华大厦。进入WTO 之后，来自欧美、日本的跨国资本一旦与中國本土的垄断强权结合起来，所导致的全球化的“中國权力资本主义”和“中國权力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是比东南亚经济风波和阿根廷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用仲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國的历史发展阶段正处于欧洲十九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资本主义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蕴涵着很多矛盾，既有政府与社会不法分子丧心病狂地违法乱纪的矛盾，更有贫穷的、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状况的工人和农民同少数有钱有势的官僚资产階級和贪婪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处理不好，矛盾随时有激化的危险。……危险在哪里？在资本外流。如果在一个国家内，劳动与资本关系比较协调，资本会待在国内。如果劳动与资本的冲突很大，那么，稀缺的中國资本就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外流现象，反过来又会导致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加剧。”

　　由此看来，国民待遇已经不单单是社会公平和人權保障的问题，而且关系着民族产业和民族前途。早在第一章“论待遇”中，仲先生就为“如何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开出药方：

　　“治国首先要治心。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经济工作者、人文科学工作者还要在改造我们国民的心灵、灵魂和生活习惯上下工夫，还要在培养民主精神和民主习惯上面下工夫。习惯是需要花时间来培养的。民主法治的习惯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培养，是很难在一个国家形成的。没有精神习惯、思想习惯的转变，就难有司法和行政习惯的转变。”

　　到了第八章“如何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的结束语中，仲先生更进一步写道：“走路要一步步地走，先从头开始，再走向远处。先解决最现实的问题，即立权，确立公民权利，然后才能顾及其他。当中國人民有了更多的权利意识之后，政府的工作作风会自然跟着转变，反腐败才会有根基，人民的权利才会得到更多的保障。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

　　与仲先生一样，笔者也“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不过，在笔者看来，从孔子时代就被赋予正统地位的“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治心”乃至“诛心”，是永远行不通的。没有任何个人、法人、黨派、政府可以拥有和垄断“治心”与“诛心”的强势权力。欧美国家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主流，并不是“治心”而是放心，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真谛，并不在于改造公民的灵魂，而在于建构出具有充分量化的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来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同时赋予公民个人和企业法人抗衡强势政府、强势权力、强势法律、强势资本的合法权力和合法途径。比起捕风捉影的“治心”和“诛心”来，为一切个人和法人的自私本能设置出一整套一视同仁、双向监督的制度性阀限和制度性法规，对于逐步化解中國本土二元结构下两极分化的国民待遇要来得更为可靠也更为便利。换言之，尊重人權、信守法律的民主习惯，更多的时候是由既公正合理又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培养起来的。

　　国民待遇问题说到底就是把本国人当人来对待的人權问题，保障人權的最切实有效的途径就是民主制度和人道法律，纸上谈兵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只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性的改革与建设，也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可走。好在中國已经加入WTO ，并且正式签署了《世界人權宣言》等一系列人權法案，无形为中國公民的争取国民待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座标。只要中國政府在严格按WTO 的各项规则办事的同时，也能够像对待洋人一样对待国人，中國公民享受“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国民待遇，就不会步步落空；由公有制崇拜和私有制歧视所造成的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国营与民营、官方与民间待遇悬殊的二元结构和强势垄断，也将会得到逐步的改善和化解。

　　这当然就是笔者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先行一步的纸上谈兵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切实行动，这已经是仲先生写这本书和笔者读这本书之外的事情了。

　　作者是中國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

　　作者:张耀杰

　　一，中國政府总在制定规划，却总实现不了。

　　中國是一个盛行对“祖国美好未来”进行规划的国家，中國领导人是热衷于规划宏伟蓝图的领导人，比如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如说“中國将分三步走，到２１世纪中叶中國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什么的，总在告诉人民：未来是美好且幸福的。

　　可是，如果对以前政府制订的规划在它们到期后的完成情况进行“验收”，我们得到的结果无一不让人沮丧。像毛导师的“１９８０年赶英超美”就不屑提了，最典型的是，在距２１世纪还有二十多年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昭告国人，中國将于“２０００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老师在教室为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描绘我们最关心的“四化”之一的“农业现代化”的时候，肯定地说，我们的父辈用了上千年的犁与耙、镰刀与锄头都会被淘汰，被机械化、自动化的先进耕作方式取代。——可是，２００４年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情况正如像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呈现的那样，山还是那座山，辘轳还是那个辘轳，扁担还是那条扁担，锄禾的还在日当午，拉着犁耙的水牛，连同驾御牛的农民还在水田里，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没有尽头地走。如同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宿命。

　　基本可以说，“四化”中的无一“化”得到实现。也许当初英明领导自己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是想给劳苦大众一个“苦难是有尽头的，熬过这段就能得幸福”。现在都看得清了：我们梦寐的，原来是根本不能止渴的酸梅，是不能充饥的画饼。这个落空，曾带给了我很长多的思考。所以现在我敢说：照这样下去，邓总工程师在人民大会堂用他铿锵的四川普通话发布的“在建国１００周年的时候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规划，一定是要像“四化”一样落空，中國人民对富裕前景的期待一定会落空。不落空是没有天理！

　　为什么这么断言？我们先听听毛导师在他语录里说的两句话：不打扫，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你不打，他就不倒。导师是拿简单的生活常识阐明一个道理：如果不去主动做某事，某事就不会自动完成、自动实现；同样，为达到某一目标，如果不把挡在前进通道上的拦路石搬走，那么目标、彼岸永远达不到，蓝图永远实现不了。这也是常识。

　　二，有关中國富强的规划，无法实现的原因在哪里？

　　在中國通向“伟大复兴”、通向“中等发达”的征程中，有些拦路石在横亘路中。而最大拦路石，我看，就是中國人对自己的农民同胞——也就是七成的中國国民——的奴役的国策还在持续。我以为，仅凭这一条，所有的蓝图都终将成为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我还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像“亚历山大二世”、没有林肯那样的勇敢的政治家出现中國、搬掉拦路石，那么中國不但不会有复兴与发达，甚至无法指望一个稍微明朗一点的未来。

　　中國政府今天也认识到了“没有农民的小康/ 现代化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现代化”；可在它执政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它一直在做南辕北辙的蠢事：不是朝着国家复兴人民富足的方向，而是在朝着国家衰落、人民赤贫方向一路狂奔。

　　在新世纪的头两年，喉舌媒体一直在说：中國盛世了，重要指标就是：衡量１３亿中國人经济规模的GDP 值超过了１. ２万亿美元。——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被国际社会质疑的GDP 值我们假定它是真实的，它大约是２. ７亿美国人的１/ １０，是１. ３亿日本人的１/ ４，比０. ６亿人的英国（１. ４亿美元）少一两成。换句话说，中國全国１３亿人民每年创造的产值，大致上美国只要２７００万人、日本只要３２００万人、英国只要５０００万人就可以完成。如果考虑中國统计的不透明、考虑到提供数字的官员常有“数字出官”的造假动机、考虑到我们砍树卖树的GDP 、挖煤卖煤的GDP 的不可持续、考虑创造这些财富过程中该刨除的应该对环境损害的金额，从中國每年的“财富增量”这一角度看，说不定中國经济和４７００万人口的韩国、３１００万人的加拿大、２３００万台湾处在差不多水平。

　　我并不想伪装自己对经济有多在行，任何人可以复核我上面的运算。但是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就我国经济、国力现状，相对于我国的人口、资源而言是严重不相符的。为什么相对于中國，这些国家的人在创造财富方面可以以一当几十、以一当百？是人家有三头六臂还是智慧过人？都不是。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劳动形态不同，我们的生产力低下。中國农民是中國劳动力的主体，占了七八成。他们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外国媒体说成是“生活在秦汉时代”。而CCTV上播发的中國农业机械化作业的画面，在中國农村太缺乏代表性了。我们和别国的差别总体上是血肉手臂对机械臂、锯齿镰刀对收割机的差别。中國劳动力大部分的农民并没有愚笨到缺乏操纵收割机的能力，不缺乏现代化大生产的智慧与愿望。在这方面表现得愚蠢的是政府：执政了５０多年，我们的政府没有为农民扔掉镰刀创造起码条件，没有意识到不把大部分国民从这样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国家必定继续穷困下去。往届政府热衷的做法是采取强制力量以蓄奴形式把农民牢牢束缚在人均一亩多的狭小的土地上。正是这样的政策举措贻害了农民，使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毕生精力投入到繁重的苦力劳动中，艰难地跋涉在无边的苦海；这样的劳动好比爬山：从山脚爬到山顶、在再从山顶回到山脚，一年四季，周而复始，虽然劳累，却不能创造财富，不能换来生活的改善，不能换来国力的昌盛。

　　今天的中國农民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如果说还没有破产的话），农民穷得一点也拉不起“内需”的状况都快把中南海的人急疯了就是一个例证。国家官方公布的“２００２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７６元”除了对显示官员政绩有意义，对农民没有意义，对国力没有意义。因为无论这个的数字编得有多大，实际情况是，在农民一年劳动的微薄所得中，刨除维持家庭温饱所需的消耗，能够积累的财富额近乎是０。中國全体农民中如果还有N 亿农民从事这样劳作，那么他们创造的财富总额就是N 亿个０。国家把“２４７６×N 亿”得出一个数塞进GDP 总值里是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我说，在财富创造角度讲，相比于这样原始劳动的中國农民，一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不仅仅是以一当百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以一当万、当无穷大。

　　显然：如此庞大的国民基数被迫从事无效的劳动，对中國的伤害更是致命的。它断送了中國朝任何好方面发展的可能。

　　屈指算来，国家对农民实施剥夺性、隔离性错误国策已经葬送了３代农民的幸福。我为农民的苦难悲伤，更为政府的愚蠢而焦虑。今天的中國表面缺少的是钱，实质缺的是正义，缺的是自由。９亿农民被自己的同胞踩在脚下，就是中國仍处在一个不公正、不正义局面的直观表现。

　　三，农民：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中國？

　　在这样一个国家，就是它的领导人把“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必然地注定了它既无强盛、也无稳定可言。而民富能救国却是有先例的，眼前的例子是：在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韩国人民自发捐出自己的金饰品，为祖国政府摆脱危机提供帮助，甘愿牺牲。可以想见，如果韩国的危机转变一个形态出现，不是金融风暴而是外敌入侵，那么韩国人这样捐出来的财产就可以供政府去买武器用。我从这个故事里还看到的是：公民愿意牺牲自己利益，是因为这个国家值得国民去爱、去捍卫；不用政府喊口号，谁想让这个国家不稳定，人民都不会答应。

　　可是，如果同样的危机发生在中國，民众会有这样的表现吗？首先，政府扪心自问：一个强行以“剪刀差”方式对农民进行掠夺、把农民剪得家徒四壁，并且一剪就是几十年，剪得农民油干灯灭，生不如死。这样的政府值不值得农民去爱？假定依然是值得的，那么在国家危难时，占国民主体的农民能够拿出什么给政府？除了把茅房上的茅草、把瓦房上的砖拆下来，他们还有什么能够拿出来的？！——一个让国民穷得设法半夜去偷马路铁井盖卖钱、以求得苟活机会的国家，你能指望人民奉献得什么出来，除了一尊尊营养不良的躯体？！

　　我们的执政黨是真的还是假的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需要“观其行”的：你们所控制的国库的钱怎么花？愿不愿动用铁腕扭转“一年一万亿”的黑钱被官吏贪污的局面？愿不愿扭转农村儿童得不到免费上学的局面？愿不愿为现代化机械开进农田替代镰刀替代犁耙创造机会？愿不愿为劳动被机械耕作替代的农民打开进城的制度通道？

　　让人彻骨寒心的是：当世界多数国家以百舸争流的态势拼人權、拼经济、拼国力、拼民族在国际生存空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却仍在想着法子阻挠变革、阻挠还人權于农民、还人身自由和发展机会于农民。一些奴隶主对从农民身上获取嗜血快感还恋恋不舍……

　　四，是中國人在遏制着中國的发展，——而不是其它外国。

　　中國政府一直在教育人民：要警惕、堤防那些“遏制中國”的异国，堤防那些散布“中國威胁论”的异国，因为它们蓄谋封堵中國走向强大。如果政府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确实存在那样的敌意国家，那么我想：这些国家看到中國人的内耗，看到中國人自己遏制自己、中國人自己侵犯自己、九亿农民被自己的同胞踩在脚下不得翻身的局面，他们该有多高兴呀！他们还有自己动手的必要吗？！

　　把自己的人民锁在制度的囚笼里，让与自己同一种族的同胞活得像奴，以杀鸡取卵方式剥夺自己同胞的劳动成果和生存条件，这样的罪恶即使是在当年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的那些极端坏事最绝的狂人们甚至也没有这么去做。举例说免费教育（福利的一种），日本至少在１９０４年就开始无差别地提供给了它的国民，战犯首相东条英机当政也是如此。１００年过去了，中國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政府对教育资源分配的时候还是拒绝分给它的农村居民哪怕是一杯羹！

　　剥夺农民是中國“国策”，这话是中國官方认可的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说的。他认为政府在国民间实施了一种非法的差异管制，一种把权利和福利以身份等级来决定分配与否的举措，说这是割裂城乡、分治中國的“一国两策”。一些外国人也是表达了和陆学艺同样的观点。瑞士一位前驻华大使这样概括中國：中國是欧洲和非洲的混合物，城市是中國的欧洲，农村则是中國的非洲。我加一句：农村的衰败是城市繁荣的原因，农民的苦难是城市人幸福的原因。

　　这种人为隔离是一种野蛮。人类社会在逐渐成熟的过程就是一直不停地扬弃这种野蛮的过程。今天，世上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它们国力富足、经济繁荣的局面无一不是在人民在自由的情况下取得的。要是翻翻历史书，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历史经验看，我们更是可以强化一个结论：让所有人民获得自由人的身份、获得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是一个国家迈向富强、迈向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对中國来说，我们农民无法从原始生产状态和赤贫状态里摆脱出来，也是农民缺失了自由的直接后果；看看近几十年陆续逃离大陆的中國农民，一旦他们有机会踏足异地（如香港、南洋）获得自由，他们就能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迅速取得经济成功。无数现实的、历史的事例反复证实了：对人进行奴役性管制，是一种最低效、最不得人心的管制方式。遭到这样管制的人民，他们仅有的一生是彻底与幸福无缘了，实施这种管制的政府终究要自食恶果，付出代价。

　　五，今天中國农民处在和１４０年前的俄国农民、美国黑人农民相同的生存状态。

　　把中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世界两个主要大国的发展史进行对照，我们就不能不沮丧地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今天，公元２００４年的中國，还处在和１８６１年前的俄国、处在和１８６２年前美国一模一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农民/ 黑奴仍处在没有获得人身自由的状态。

　　１８６１年，是俄国农奴是在法律上获得自由身份的一年；在此之前，农奴是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的，没有什么人身自由，终生承担着沉重的义务。俄国统治者在废奴之前已经意识到：作为非自由的劳动力，农奴处境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存在因果关联。颁发废奴法令的重大诱因是俄当时政府在此前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战败的结局中受了刺激。在与英、法联军对垒的这场战争中，俄国当局痛苦地发现：维持农奴制、维持“人力+ 畜力”的生产方式在此次战争中带给了俄国厄运：俄装备士兵的步枪只有对手射程的１／３；俄水上运输战略物资的工具是帆船，对手用的是汽船；陆路运输工具是马车；没有火车士兵去前线甚至要步行数百里。思格斯点评此事说：一个采用“原始生产形式的民族”对几个拥有“现代生产的民族”进行绝望的搏斗。而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用他自己的话归纳就是：“如不废止农奴制度，国内生产力之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于是在１８６１年３月，他正式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宣布给农奴以自由。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是俄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最伟大、最见效的改革举措之一。

　　非常凑巧，现代史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废奴进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段：美国当时总统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只比俄国晚一年零几个月，时间是在１８６２年９月份。当时的美国也牵涉到一场攸关国家前途的战争这一背景。那个时候，美国白人农民本来就是自由的，林肯和他的继任总统、他的律师同行、议员同行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身份，就足以说明农民是有完整公民权的、完全可以“当家作主”的。奴役黑人的制度的废除标志着等级和奴役形态在美国的终结。从历史看，美国的经济从此后稳健发展。但我想：经济发展只是废奴的副产品，废奴的重要，是这一举措理顺了人心，播撒了正义，夯实了美国的基石。

　　不要以为我把中國农民与１４０多年前俄国的农奴相提并论是别有用心，是故意压低中國农民地位的哗众取宠之举。从资料看，那时候的俄国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他们并不缺乏出走权：如果种地不划算，农奴在完成租赋后可以飘流出走，寻找新出路，法律是认可的——这和我们农民现在拥有进城打工的权利差不多。需要指出：据我所知，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國农民要要比当年俄国农奴惨。今天中國许多地方（安徽、湖北等地）的农民，他们是无权撂掉自己的承包地的。无论他在哪个城市打工、经商，要纳一份税；他还得为老家的土地，再纳税一份；他都无法挣脱国家包给他的这几亩薄地上所产生的税、摊派、农田水利任务等的羁绊。（这是双重纳税！中國政府一直是对外国人也保护其“避免双重纳税”权利的！）这是一种极致的奴役：我们农民在他的终生被强迫无条件对国家承担义务。连俄国农奴当年都具有的对土地的“拒绝耕作权”，我们农民却没有！这还不够滑稽、不够野蛮吗！

　　此外，在俄、美两国废奴的时候，它们两国的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占了比重是差不多的，大约都是９０％，都处在以农耕为主的落后时代。这和今天中國农民在国家人口中占绝大部分的情形是惊人相似。

　　六，我苦难的中國呀，你的“亚历山大二世”在哪里？你的林肯在哪里？

　　一场战争能够把一个伟大民族从麻木中刺醒过来，可是中國呢？——在克里米亚战争前１３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我们比俄国人更早领略了工业文明的厉害，之后的历经百余年、直到１９５０年的朝鲜战争，挨了那么多的打，受了那么多的刺激，可是直到今天还像是没有睡醒似的，一届届的政权/ 政府，却一个劲儿像是上了瘾，总不忘地欺负自己的人民……

　　在世界的稍微有点规模的民族中，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个这么不求上进的民族！一个不长记性、好了疮疤忘了痛的民族！一个领导人口头上老念叨“民族前途”而实质上却把民族前途当儿戏的民族！像今天这样下去，不仅仅仅外国人轻蔑地咒骂我们是“支那猪”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国际交流中我们“人穷志短”遭人轻贱的问题，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中國人的下一场国难不幸来临的时候，会重现曾经的悲剧：中國的政府保护不了自己的国民、任由入侵者杀戮；中國的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任由入侵者蹂躏——像嘉定三屠、南京屠城那样的国难，让我们的子孙徒增羞辱！

　　我们的教材里一直说，因为外国列强“船坚炮利”，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处在冷兵器时代的中國总是处在落后挨打的境地；可是今天的我们争气了吗发奋了吗？！我们的武器库里有了几件热兵器了，而我们的农民手里操持的还是１４０年前俄国农民、２０００年前中國农民那样的“冷农具”（对不起，我生造一词）呀！对一个大部分的人民从事苦役生产的国家，你能能够期待它会富强？期待它会有怎样的未来？！

　　在教材里收录的海涅、普希金们写的诗中，我们知悉了底层人民在“织机下诅咒”、在“皮鞭下拉犁”一类悲惨的故事，知悉了人民受欺压的国家一定是人心涣散、离心离德、危机四伏的。那么，哪个领导人能自欺欺人地以为这个规律不适合于中國？谁能以为就是再怎么压榨自己的人民，人民都会和压榨他们的人“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军民团结如一人”？！

　　作为农民，我们投胎无术，不幸地降生在一个冷血、无爱的国家。当我看到一个网友文章里这样的一句话、一句移民到了马来西亚的华人所说的话：“如果我死后有一千万元，我会把九百九十九万捐献给马来西亚，因为生我养我的国度不曾使我感到一丝丝温暖。”这话刺得我的泪都快流下来了：作为农民，我、我的父老乡亲们何尝感受到了来自祖国一丁点的温暖？！当溫家寶出访美国解释他为什么爱流泪的时候，套用了“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这一著名句式。可是谁要问我们农民“为什么你的眼里饱含泪水？”答案将是“因为‘母亲’对我们的虐待仍未止歇。”——这个教育全民都管你叫妈的祖国呀，在这个世界上，可曾找得到第二个像你这样虐待自己孩子的妈？！

　　有人在预言，有一天中國会“碎片化”。先不论说这话的人是不是“乌鸦嘴”。如果日后万一这样的局面不幸出现了，这会叫很多人伤心，但也许这不让人奇怪，那一定是有人在同胞间播下敌视与仇恨的种子结了果。而在同胞间播仇的人，就是对国家犯罪的人。

　　我理解的中國“前途”，应该分经济前景、人心所向、遇灾自救能力、防务自保能力等等。这些都攸关中國人生存的重大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发生在同胞间的剥夺行为，无疑会恶化上面所讲的多个类项。道理很简单：剥夺导致仇恨，仇恨导致离心。一个国民间彼此剥夺、相互仇恨的国家，谈什么前途显然是奢侈的。

　　中國高官们不能再像你们的前任那样，把宪法当蒙人的道具，把农民当役使的工具了。谁要是决心把隔离进行到底，那么无疑，你们所在意的历史评价、你们所强调的“国家凝聚力”、“民族大一统”，一定都会统统泡汤。

　　隔离的国策不改，将会葬送中國的前途——如果中國领导人在喊“民族复兴”和“国家发达”的时候不是喊着玩的、是真的在乎中國的前途，那么你们就应该知道：马上着手去做该做的事：摧毁什么，重建什么。

　　作者电子邮件：liveriver2001@yahoo.com.cn

　　作者:淮生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良言逆耳利于行；此文作理性地深入思考，力争中正平和，鞭皮入里，请版主放行。缘于道德方面探讨历来少人问津，此贴名稍显突兀，以期引起众人较多关注，请版主勿改贴名；特致谢意！）

　　什么是德？自古至今，在先贤圣哲的诗书典籍中虽然一再提到这个词，但却没有人给予明确的定义；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将他的见解分为“道经”和“德经”，分别加以论述，于是又有了“道德”一词。我们今天所说的“德”，其实就是“道德”的简称；“道”者，就是“科学的规律、自然的法则”；“德”者，就是“美好的品质、高尚的节操”；所谓“道德”，总的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科学真谛与美好品质的完美结合”。

　　关于德的实质，最深入的要数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将之分为“公德”和“私德”的论述。“公德”，为国家民族之德，万民信守之德，所以更确切的叫法应为“国德”；“国德”是整个民族所追求的科学发展、富民强国、教化民风的最高国策和总方针。“私德”则是个人用来修身养性、陶冶操守、净化心灵、规范行为的处世标准，所以其准确的名称也应叫做“民德”。

　　一个民族要有德，就如一个个人要立志，只有先立志，然后方能有为；一个国家没有自已健全、强劲、活泼、务实的“公德国德”，就不能兴盛；国家不兴盛，人民又何得幸福安康？所以在此还是主要来说一下“国德”。

　　有贤能者言：“国德”为纲、“民德”为目，纲纪先立，万目自张。此言极是，一民无德，不过其个人言行卑鄙污浊而已，若是一国无德，则举国品质低下之人得志，志向高尚之士则难于存命立身，能不世风日下？按古人的说法就叫：“举国率为禽兽矣”，不是太可悲了吗？

　　有人必然会说：“你太危言耸听了吧。”不信，请试听我说来：国之德，实际就是整个国家奉行的行为准则。在奴隶制国家时，举国奉行“奴隶主天生为老爷、奴隶天生为牛马”的“国德”，所以那时奴隶主视奴隶为牲畜，想杀就杀，想剐就剐，以为本该如此；所以整个国家里都是比畜牲更凶残的奴隶主和比畜牲都不如的奴隶两类人。到封建制国家时，举国奉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国德，所以人们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为天经地义，在此环境下，人们皆以诌君媚上为进身求荣之阶，以骗人欺下为得利作威之途，故上上下下除了皇帝一人为主人外，个个都是大大小小的奴才，而稍高一级的奴才以其下有更低一级的奴才为荣，却并不以其为大奴才的小奴才为耻，因为举国如此，还知道什么是可耻呢？如此因为国德之缺失，而造成举国没有品格健全之人，这难道还不可悲吗？还不足以说明国德缺失的可怕和可悲吗？

　　再看到了近代民主共和时期，国风一改，举国奉行“天赋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德”，所以人们才认为“人人都有是国家的主人，都有维持自身正当生存、劳动、受教育、婚姻的权利和自由”，才有了生龙活虎的人民，日益清新的民风。正是“国德倡天命，举国皆奴才，国德倡平等，举国皆主人”；还有什么比“将举国之奴隶解放为自由之人民”更可喜的事情呢？这还不足以说明“国德”的重要吗？

　　俗话说“万里江河有源，百丈树木有根”，要看清我国“国德”和“民德”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放眼回望一下我国的道德史。我国自古以来，关于德的学说就比较完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我国最富“民本主义”思想、最为闪光的“国德”学说经典鼻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这为我国古典“民德”的最高行为准则。

　　然而我国几千年来尽管“民德”学说表面上十分繁荣，代代有大家，不胜枚举；而“国德”理论却一直非常凋零，其原因就在于“以天下为公”的“国德”学说对封建獨裁统治是背道而驰的，始终受到專制强权的不断推残；从而“民德”学说也只能在“君王承命于天、万民承命于王”腐朽“国德”的束缚下，以约束个性为代价畸形发展，最终也没能别开生面，再创新天。我国古代最为光辉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国德”思想，也始终只是写在书本上的理想，没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直至十九世纪未，伴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随着西方“天赋人權不可剥夺”、“民可以没有国，而国不能没有民”的现代道德思想不可阻挡地传入我国，从而彻底打破了我国封建统治階級长期赖于维护其專制的“君王承命于天、万民承命于王”腐朽道德谎言，动摇了其王权專制的根基。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在不断追求和维护“能让中华民族国富民强、科学文明的德”。

　　在这漫长的追求民族繁荣富强的征程中，我们历经坎坷、百折不回、愈挫愈奋，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直至今天，我们应该能清楚地看到：“无德不能立国，无法不能维德。”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文化、科技、教育诸方面远比我国发展迅速，原因就在于其在“国家道德”方面的率先觉醒。

　　立国之本首先就应该是“立国德”，“国德”就是国家之德、民族之德，说到底就是明确“国家为什么要存在？国家为人民而存在。既然为人民存在，又该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保证人民的幸福？”“国德”不明，目标不清；“国德”虽明却不公正、科学，必然民心不顺、运行不畅。比如日前引起广泛争议的“腐败原罪案”的提出，就显然说明了“国德”不明状况下的窘境，德之不明，法理必乱，所以“非明德不足于立国。”

　　如果“国德”既明确、又公正、科学，没有法治的维护也实在难以长期保证其正常运行，因为人口众多的社会里人们素质千差万别，不能光依靠人们自觉地维护“国德”；所以只有依靠法制的强制力来保证，才能实现“以德立国，国强生根；以法维德，德馨长久。”“国德”既明，又以法维护，保证了社会总体性的稳定发展，“民德”必然能如有茂盛源头之清泉、有强壮枝干之绿叶，长流长青。

　　现代国家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明智的举动便是将“国德”的法制化之举，即将“国德”立为“宪法”，“宪法”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举国人民认可的理想和追求、还有实现这些理想和追求的方法和途径都写在这里，它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这一张纸的份量说它是“重于泰山、巍如昆仑”是毫不为过的。在我国的宪政史上，那些无耻丑类，在他们想要倒行逆施、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地想尽办法愚弄人民之时，也不得不在这张纸上作文章；他们总是如出一辙地不得不妄图把他们的个人野心、封建特权和险恶用心掺进宪法、或者将阻碍他们实行其丑恶目的的人民权利书——“宪法”曲解甚至撒毁，从而使其罪恶目的也“光明正大”起来。袁世凯就是这些丑类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了达到他个人无限的私欲，他将其“称帝的野心和丑行”在稍作化装之后逐步掺进当时的伪“宪法”、并在最后连遮丑布也不要了，干脆彻底撒下伪装赤膊上阵，因为他的丑行与现代人民权利利的章程——“宪法”的宗旨实在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宪法‘处处限制了他的无耻行径，令他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忍无可忍，他只有原形毕露，最终也只能在全国人民维护人民权利——”宪法“的神圣的”护法、护国“斗争中被赶下台，遗臭万年。

　　“宪法”的出现，正是“国德”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国德”从“封建主义王权之德”走向“人民权利之德”的壮举！而“宪政”的实施正是保证“宪法”——也就是今天国家民族之大德总纲，能葆青春长久的基础，“宪政”到目前为止、是实行“以德立国，以法维德”的最成功的现代国家体制；而宪政体制本身就是“国德”的具体化、制度化的载体，是人民现代民主权利的归宿和保障；宪政体制健全，则国德完备，宪政体制残缺，则国德必然萎糜不振。

　　再看“国德”发展到今天在当今世界上的现状，国德的功能日益健全，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德”在正常的国家权利动作过程中，其“国德”还要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主要反映在其外交行为上，看看如今世界上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各国有各国的诚信威仪、民族性格，其实是其“内德”的外现而已，不必细说。而对内则是其根本，具体地反映在它的立法行为、执行政令和司法行为的方方面面；立法公正透明、执政高效无私、司法公平合理，才能让举国之民民心纯正，人人思公平竞争、努力向上，以正当合法途径争取个人发展；反之，若一个国家政治腐朽、立法不公、司法糜乱，而想求得民风纯朴、社会安宁，无疑是痴人说梦；因为作为个体的人总是以适应大环境为首选，在一国国家行为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去寻求“民德”的高尚，正所谓缘木求鱼，南碾北辙，这正是“国德”为“民德”之本的原因。正是“国德不正，民德不行；国德不振，民德不存。”

　　如今再具体分析我国面临的世风日下的窘境：立法基础时常偏颇，行政机构贪污腐败成风，司法部门知法犯法、徇私枉法情况情况十分严重，民间是怨声载道，更使社会风气日见堕落，普遍“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笑勤不笑懒、笑俭不笑奢、笑勇不笑怯”的思潮泛滥；一个泱泱大国，一言得道，众口嚣嚣，连说真话听真话都成了稀有的事了，妄言四起，虚糜风行，怎不叫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这一切，总的来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国德”——也就是“宪法”本身、及“宪政”推进方面存在很多缺陷所致。正所谓国家民族之大德一日不明，种种腐朽的封建特权的流毒一日不肃清，人民现代民主权利一日不能得到全面的、真正的维护和实施，国家行政、司法、人民行为就一日不能趋向公正、公平、健康、高效的正轨；正是：“国德不明，民德不畅。”

　　而我们应该如何摆脱目前的不利局面呢，道理不言自明，请有志有识有为之国家栋梁们明察。有贤人说：“以德立国，国强有根；以法维德，德馨长久。”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其实在世界文明潮流已成浩荡之势、是非曲直已经明白无误的今天，我们最缺少的是自我超越、自我革命的勇气，你们又以为如何呢？

　　（注：本人认为“以德立国，以法维德”与“依法治国”并不矛盾，特此说明。）

　　作者:盛世危言

　　在１９９７年时，我在媒体上看到：中國大陆每年２０万人自杀成功。刚看到时，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认为可能是记者笔误，又或者是在排版时的失误；及至后来又主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这才相信。可怕呀，要知道那是２０万人啊，一场战争都未必死这么多人呀！

　　到了２０００年时，又看到媒体报道：中國大陆每年自杀成功的人数是２５万人。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只剩下了感叹。而２００３年看到国外一则报道，说是中國大陆自杀成功人数已近３０万。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都说中國人的劣根性，说中國人苟且偷生，面对惊人的自杀数字，现在谁还敢说中國人贪生怕死？！中國经济提速恐怕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吧？！中國政府难道没有从数字中发现什么，还是自杀的人数不足以引起中國领袖们的重视？！

　　看看现在的中國大陆，人民的精神面貌是何等可悲，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何等压抑；自杀成功的数字后面，还有数倍的中國人希望自杀！中國政府提出一个口号：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而且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扫黄打非，故且不说“黄、赌、毒”是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存在，就说现在“黄、赌、毒”越打击越泛滥，甚至黨、政、军、警参与“黄、赌、毒”而乐此不疲，中國大陆的研究家和理论家们都在忙于什么？

　　到底什么是精神文明？中國人的精神文明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虽然大陆媒体受到世界上最极端地管制，仍然常看到强奸、杀人、盗窃、放火等重特大案件的报道，一些幼女受到最残忍地伤害；投毒和爆炸在中國大陆已经成了一种时沿流行，数人、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倒毙。清华大学生居然把目光瞄准了动物园的黑熊们；过去说广东人“除了人不吃、什么都吃”，连南边国家都走私野生动物，以满足广东人的胃口，更可怕的是这种“吃疯”已经由南向北漫延，甚至吃出了威胁全人类的病毒SARS；现在民间悄悄流传南方某些地区还喝“婴儿汤”，据说这种烹饪婴儿的汤滋阴壮阳，属于十全大补；中國大陆２００２年更公开推出“人乳宴”；而英国电视台播出中國大陆某人表演的“行为艺术”——吃婴儿尸体。

　　象这样令人发指连畜牲也不如的行为，在中國大陆太多了。我不禁想起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可鲁迅只是通过艺术想象来说明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而２１世纪的中國大陆，却是真正到了人吃人的时候了。难道这就是中國政府所标榜的“精神文明建设”？难道这就是建国五十多年的伟大成就？

　　中國大陆有１，６００万精神分裂患者，其中８００万人是重度精神分裂（这是中國大陆的官方数字，已经被压缩到了最低线）；而每１０个中國人中就有１个存在心理障碍。有时候我看到街上汹涌的人群，想起这些数字都感到汹涌的人群可怕！

　　是的，别的国家也存在自杀者，也存在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但物质越发达的社会，人们的心理问题越严重，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发达国家的心理医疗系统健全，社会中存在大量合格的心理医生，以满足不同阶层人们的治疗需要。可是中國大陆有几个合格的心理医生？许多会催眠术的人居然是在国家安全机关，而不是存在于社会医疗系统中。这就让中國１３亿人象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集体癔症大发作！

　　就举刚发生的例子，中國漫延SARS，而在中國人群中则漫延癔症。从南到北的中國人抢购粮食和水，这是战争来临时人们的心态，可就是２００３年３月份的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人民也没有象现在的中國人这样疯狂呀！

　　前罗马尼亚的领导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乱枪打死在街头，不论是那个时代的罗国宪法，还是现在的罗国宪法，恐怕都是禁止这种违宪行为的吧？！可是对極權政治充满仇恨的罗马尼亚人，却在暴亂和暴怒中处死了自己的领导。我欢迎罗马尼亚人进入民主、自由、人權的时代，但我反对任何践踏宪法的暴民行为。可是以现在中國人的心理素质，一旦到了那种时候，死的将不仅是各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吧……

　　当今之中國，正在培养潜在的暴民，中國领导人必将为其违反社会规律的统治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殃及池鱼的是国家和民族！！！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看自行车）李扬

　　作者电子邮件:liyangyangli@hotmail.com

　　作者:李扬

　　１９３１年大萧条时代，美国国会附近道奇饭店的地下室，有一个身体笨拙的年轻人，一个晚上就到公用洗澡间冲了４次澡，第二天早上刷了５次牙，而且每次间隔只有五分钟。他满脸堆笑地与人打招呼。这位得克萨斯州的青年有他自己的目的：饭店里还有７５个和他一样的国会秘书，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最自然的方式认识他们，认识得越多越好，要向上爬就得结交人。

　　这一招还真灵，不到三个月，这个叫约翰逊的年轻人，就成了众议员全体助手组成的团体“小国会”的议长。依靠这种一对一的交往技巧，当年的这个年轻人最终爬上了总统宝座。著名评论员马修斯把这叫作“零售政治”。

　　与约翰逊相反的是，里根是利用广播、电视赢得民众支持的“批发政治”高手。里根在家的镜头总是穿着格子花呢衬衫和牛仔裤，脚蹬一双靴子，不是在清理刷子就是在修补篱笆，民众反感华盛顿的那些官僚，里根的“批发”巧妙地把自己塑造成“是到华盛顿工作的，但他也属于华盛顿。”

　　零售与批发，多有利弊。与一些有用的人打交道，零售更有优势；争取选民，批发更好。马修斯还发现，知识分子喜欢用批发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老练的政治家却喜欢零售。

　　乡黨打败技术官僚

　　马修斯说出了美国这种民主、自由社会政治游戏的精髓，并非是一种政治哲学，却是官场成败的法则。

　　用马修斯的分析来比照中國的官场生态似乎也有意义。对于中國，零售政治似乎还不太透明，批发则有透明的端倪。由于权力的批发是高度垄断的，官帽也是垄断的，所以就有大量的一对一零售，即使公众认可度低，仍然能够青云直上。而最善于零售的不是智商高、学历高的专家型干部，恰恰是那些乡黨式干部，相当于有了个陈永贵现代版。

　　这些年来，中國的最高级干部已相当“精英”，有的文理兼通，既有从政的艺术，也有治国的本领，但省级或省级以下却是乡黨的天下。搞斗争，知识型干部远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些人位居高位，文化不高，作风强横，“一脸猪相，心中嘹亮”，最嘹亮的是善于管理干部，网络势力，与下属相处好像很亲和，拍着下属肩膀“好好干”，钻营是他们致胜的法宝。他们隐忍有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渐成气候。

　　这些乡黨也抹上时代或者现代的油彩。文凭是黨校的文凭，有硕士、博士头衔，穿着英国毛料西装，脚蹬旅游鞋，别人要吃健康食品，他们更喜欢鱼翅鲍鱼，这类人贪钱出事的最多，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最多。

　　仅举重庆为例，重庆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干部的基础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型知识分子，但几个县与市区合并，不少乡黨干部占据权力要津，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干部日益被边缘化，技术型干部擅长批发却被善于零售的乡黨打得败下阵来。近期有消息人士说，重庆的高干有好些出了问题，有的贪赃枉法，有的买官卖官，正受到中央的严厉查处。那些出事的就有不少乡黨。

　　可能有人问，乡黨何以能同化大城市的磁场并成气候？我想有几个原因：干部任用标准，太注重综合锻炼，当然最好的综合锻炼是任县级领导，而县级是乡黨出产最多的地方；干部任用把实践经验惟一化，神化实践，忽略知识和素质；乡黨的乡土情绪发酵，一个乡黨成为大乡黨，会把千千万万个小乡黨提将上来，以壮大势力。重庆也曾强调过干部“正规化国民教育”，试图以学历剔出乡黨，但终就难以奏效。

　　精英被边缘化

　　记得朱镕基说过，既要用有实践经验的干部，更要用有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理论水准的干部。也许他看到了乡黨大规模的存在。舆论把现今胡溫执政称为精英政治，但至少在中國的基层却不是这样，而是乡黨政治。以前我天真地认为，加入WTO 以后，中國会适应国际轨道，应让具国际视野的精英执政，但在有些省市，精英恰恰被边缘化，在重庆尚且如此，在那些贫困的西部大省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官场里善于批发、能分析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的人大有人在，但他们而今何在？

　　仅举徐匡迪、薄熙来为例。１９９６年，笔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过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他认为要用知识经济的理念来构建上海的经济结构，上海要成为人才高地，不只是拥有几个院士，而是年轻人愿意到那里拼搏。我不想掩饰对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政治人物的喜爱，并且觉得中國有这样的人才会有希望，可惜的是他现在不过是一个政协副主席，工程院长。凭我的观察，他是一个善于批发的人，他的零售恐怕不行。

　　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在记者眼里是一个有浓厚西式风格的政治人物，本人并不赞成大连的一些作法，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作风亲民，有韬略，善于推销。如果我没记错，他好像在黨代表选举中曾落选过。他刚离开辽宁，就有人说：“不要把城市建成欧洲，农村却像非洲。”在他风光的背后，其实也可以看出他在官场里的处境。

　　几种类型的干部

　　用零售与批发来解读中國的干部问题，还难以反映个中微妙，依据此一框架作一个延伸，评价一下几种类型的干部：

　　工程师主义：强调四化干部，上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作过大型企业老总的技术型干部，他们作风严谨，素质很高，但有理工科思维，思考问题有程序色彩，少了点人文，还需要“批发”训练。

　　乡黨干部：有极强的政治生命力，能力不强，但相信厚黑学，钻营取巧。应该设置门槛，把这些人边缘化。

　　团干部：有创造的激情，有游说的技巧，有的欠缺对复杂事物的把握，对做事的流程并不太熟悉。

　　知识分子干部：近年博士纷纷从政，他们有敏锐的批判精神，有理想主义情结，常常以哲学思想介入政治，忘记了政治已是现实政治。

　　这几类干部都各有短长，在干部问题上，能否把人力资源概念引入干部任用，讲究激励，讲究政绩考核，讲究配置。能否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技术官僚搞执行，靠制度竞升，比如绝对不要把团干部派来做水利局长，水利局只能是专业出身的人担任。是否应该更多的启用更市场化公司里的CEO 做干部，这些问题都有待新的探索。

　　作者:蒋兆勇

　　由于邮箱的缘故，我很长时间没有接收到《中國报道》了，就我自己的心态来说，这其实有某种“掩耳盗铃”的因素，而不是我真的就不能再申请一个邮箱来接收，我实在已经有些厌倦了看到太多的报道了，已经有些害怕看到这些报道总是影响自己本来就不太好的心境，而当我今天通过浏览的方式察看了最近两期的《中國报道》，不禁又怒火中烧，尤其是其中关于南方都市报的案子以及中國音乐学院招生黑幕。

　　以我对中國的了解，其实发生这些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应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我仍然气得咬牙切齿，这真是我天生的脾气的不幸了。

　　我教育我那六岁大的女儿时，是这样说的：“你记住，世界上只有三样最美丽的东西值得你终生追寻：大自然，科学，和音乐”，但是国人可以破坏环境，把大自然弄得千疮百孔，森林砍光，野生动物只要能吃的就吃光，空气带毒，水质发臭，沙漠逼近，尘暴漫天，也可以作贱神圣的科学，东拼西凑，成天写一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所谓论文，为的只是……，而如今，居然要玷污几乎是最后的一片净土——音乐！！

　　我常常自诩自己已经对国人了解得十分透彻了——中國人能干出任何稀奇古怪的事，在国人的身上有千种万种所谓“劣根”，然而归根结底，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最终归结到两点，这就是：

　　总体而言，国人

　　１，极端的自私，为了私利，可以不管任何别的东西。

　　２，缺乏一颗高贵的心。

　　从第１点开始说吧，其实再说到底，第１点也完全可以溯源到第２点，为什么可以“不管任何别的东西”呢？——因为“缺乏一颗高贵的心”。

　　举两个最一般，最简单的例子吧，随地吐痰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吧，正是因为缺乏一颗高贵的心，就永远不会感觉到满地的痰是多么的恶心，更不会感觉到自己吐到地上的那口痰是多么的恶心。也正是因为缺乏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