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被冠以著名的经济学家、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如是说：“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比30年前大大提高，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

　　是啊，确实说不过去。

　　看官不要暴跳如雷，比较而言，我以为这个专家的语气还算满有人情味的。不信给你举个例子：

　　上世纪鲁迅的同窗——国学大师钱玄同曾半真半假地说：“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理由是年龄大的人，都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后来这个钱玄同活过了四十岁却没自杀，鲁迅便作了首著名的打油诗嘲讽他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呵呵，现在赵人伟这个专家的意思其实也差不多，那些老人全都成了政府的包袱。我说赵人伟“满有人情味”，因为他还没有说，超过72岁的中國人都应该枪毙！

　　按中國人的平均寿命72岁计，寿命越长，消耗的养老金自然就越多，给国家造成的负担就越重。在数字的逻辑上，这是很过硬的。当然，赵人伟作为“以人为本”旗号下吃饭的专家，自然也不可能像钱玄同那样用枪毙的字眼，这么说岂不将陷无力担当社会养老责任（有报道说，国家养老金巨大缺口已高达8000亿）的政府于不义吗。所以，赵人伟们上了这样一道积极的奏折：提议延长退休年龄。延迟一年，就能为国家节约200亿大洋！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最先进性的文化普及的今天，我以为今日之匹夫们的觉悟总该比古人高些才是。所以为国（政府）分忧，干到65岁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拥有自愿早点死那么高觉悟的人，恐怕也不少。八十年代末，黎明就有过一个创造性的说法：中國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

　　有人已经算过这样一笔帐，按目前养老金的交给办法和发放的制度，一个人活到72岁，就已经能为国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了。请看他的计算：

　　假设一位员工一年平均月薪为3000元，个人和企业按照1：2的比例缴纳企业年金，如果不计年收益，不计工资涨幅，那么10年后这位员工退休时，他的养老保险帐户金额应该是：

　　3000×8% （元）×12（月）×10（年）+3000×8%×2（元）×12（月）×10（年）=86400元。

　　当他65岁退休时，每月可领到的养老金＝3000元×15％＋3000元×8％×12×10÷120＝690元。其中，（3000元×15％）为基础养老金；（3000元×8％×12×10÷120）为个人账户养老金。

　　按照中國的平均寿命72岁，那该员工从退休到辞世能拿到的养老保险金额=690×12×8=66240元。

　　实际亏损=86400-66240=20160元

　　很好嘛！如果很多人都自愿早一点安息，那为国家（在我们这等于政府）做出的贡献就更大了。

　　说了一圈，那个重要问题还没涉及——就是全国养老金缺口截止于是乎005年就高达8000亿，这个窟窿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毕竟是一个现实的危机，不能光用调侃的语气对待之

　　下面引一则旧日的新闻，仔细瞧瞧：

　　中國经济周刊 2006-11-27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报道说：

　　张红梅退休后的日子过得相当舒坦。

　　“当时我们银行进行改革，让40多岁的同志都早早办理了内退。

　　因为退休后待遇不错，我们这些年龄达到行里标准的同志都高高兴兴办理了退休手续。“张红梅告诉《中國经济周刊》，她在地方某银行工作了25年，2003年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只有45岁。她退休前每个月有1400多元的工资，退休后的工资每月也有1200多元，张红梅对目前的生活现状感到非常满意。

　　记者给48岁的她算了一笔帐：如果根据2000年普查得出的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1.4岁计算，今后23年她总共可以拿到近28万元退休金。而她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整整提前了10年退休，多拿了约14.4万元的退休金。

　　“现在很多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都早早退休了，40多岁、50多岁的人早早退休的比比皆是。这也是造成养老金缺口的原因之一。”全国总工会研究中心副所长郭悦研究员向《中國经济周刊》分析。在全国类似张红梅这样的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的职工不计其数，这一因素与老龄化一起，使养老帐户资金严重亏空。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文件显示，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此种形势下，“延长退休年龄”被很多人认为是解决“空帐”问题的重要手段。

　　“我们现在仍在做延迟退休的研究，今年底会把报告推出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人士向《中國经济周刊》表示，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延迟退休对缓解养老保险支付危机有积极作用。”全国总工会研究中心副所长郭悦研究员告诉《中國经济周刊》。

　　国家发改委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國人平均寿命比1990年提高了2.85岁，但平均退休年龄却仍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为51.2岁。由此造成的问题是，数额庞大的退休金压力使得现有的社保体系难以承受。

　　为了解决城镇职工养老保障问题，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颁布实施。我国决定采取由现收现付制度和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两大支柱组成的模式。根据该模式，一部分养老保险费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另一部分则被存入个人账户。

　　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统一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保险费收不抵支，养老金缺口日益扩大。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进行的《延长退休年龄可行性研究》提供的数字显示，1998年我国有半数省市养老金支不抵收，当年养老保险基金总额开始出现亏损，亏损额高达71.3亿元；1999年全国亏损省市增至25个，且大多省市动用了历年积累。另据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达到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另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中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2005年底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显示，中國65岁以上人口逾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7.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5%，2050年将上升到28%以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若中國不改变退休年龄，则2050年每百名劳动者就要供养79名退休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中年人、老年人的年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也应该与时俱进，改变目前的退休年限。”中國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姚裕群教授向《中國经济周刊》表示。

　　引文完。看看吧。问题是，那么多四十多岁就下岗，就内退，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吗？如果不是政府允许和鼓励甚至采取强硬的措施，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四五十岁就下岗内退甚至买断工龄扫地出门了呢。现在又要提高退休年龄了，那些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又准备出手帮着政府倒打一耙了吗？

　　来源：赵牧博客 http://zhaomu.blog.sohu.com/

　　作者:赵牧

　　以前，仲共常说“旧”中國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现在我说，“新”中國也有三座大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平常人们说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还说生不起、活不起，也死不起，这些困境上面都有这新的三座大山。

　　首先，说说经济精英这座大山。

　　鄧小平先生发起了一场改革，鼓励一部分中國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國人共同富裕，还说，如果不能共同富裕，改革就算失败。

　　30多年来，中國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國式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國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现在是2008年，估计更多了，亿万富翁以超越社会发展的速度被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在当今中國通常只需要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甚至更短。

　　中國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國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國。中國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國；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國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國富豪。

　　当中國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國人共同富裕吗？没有。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國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中國是一个传统的不公正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压榨下去，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当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富下去，于是压榨到一定时期，就很聪明地携款出国，到西方文明世界去了。

　　正因为中國有有这样的富豪，所以中國人有更多的仇富心理，所以茅于轼先生提倡保护富人的时候被众怒所抨击，所以中國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所以，中國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

　　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通常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贫民暴動。大部分英美式富豪有远见，也不乏善心，他们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比如比尔.盖次先生就是这样。这样的富豪，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如果说中國的平民起义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其后，说说文化精英这座大山。

　　自董仲舒尊孔以来，中國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崇文息武，文人之多，形成一祸，至今尤烈。文人身上寄托着社会的文明理想，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端的先进群体，怎么能成为祸害呢？因为中國的文人喜欢自诩知识分子，但其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写文章谈到中國的文化人通常回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多用“文人”。如果有人因为我写过文章出过书，就称呼我为知识分子，我也常有羞愧之感觉。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依靠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这个公认的概念可见，中國有很多文人，他们可谓文化精英，但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功利”所引诱而被世俗势力所“收买”。可是，中國的文化精英都做了些什么呢？以前，他们长袖善舞，喜欢做帝王师，现在更加无畏无耻，他们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以“知名人士”的身份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也有更多的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同时，有好多“医学专家”在堂而皇之地拿“药品回扣”，有好多“高级教师”在巧立名目地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好多“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混话，有好多文痞把黑社会头目吹捧为大企业家……..

　　当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遭到暴政权力迫害的时候，当异议人士遭到丑恶当局打压的时候，当自由主义者倡导普世价值而遭到精神身体上双重围剿的时候，到处都有所谓的“文化精英”活跃的身影，但是，当权力应该遭到质疑的时候，他们一概哑口无言，似乎是一群吐信的蛇把狰狞的面孔收敛起来突然变成了温顺的乌龟，好象突然间患了“集体失语症”！几十年前，有著名大科学家钱学森为亩产10万斤论证，有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为刽子手高唱颂歌，现在又有余秋雨、司马南之流忙于为專制体制涂脂抹粉，但偏偏这些人被“年轻一代”称做中國的良心，这恰好是中國主流文化精英深度堕落的真实写照。

　　鲁迅为了医治中國人精神上的疾病，医治中國人思维方式的“劣根性”，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中國社会对立、抗衡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将文笔化作刀剑匕首，勇敢、执着地揭露中國国民的劣根性……。即使放在今天，鲁迅先生的思想也一点不落后，因为鲁迅所抨击的一切丑恶在今天都变本加厉地更加丑恶了。今天的文化精英比谭嗣同、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文化精英拥有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國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文化精英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而且是被广大文化精英羞辱的“一小撮”。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李慎之，刘晓波，贺卫方，胡星斗，等等，这些不识相的家伙在当局眼里太讨厌了，在文化精英眼里也太多了，但是，在中國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再说说政治精英这座大山。

　　中國是一黨制国家，政治精英主要就是仲共内部的“一小撮”，广大黨员算不上什么，只是政治符号和一堆数字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次要的，就是仲共的八个民主黨支部，他们与仲共黨内的政治精英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國的政治精英。

　　中國的政治精英来源于革命，是革命的成果，又固守革命的成果。前30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掠夺，掠夺公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掠夺人民的精神；后30年，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瓜分公民的权利，瓜分国民的财富，瓜分人民的精神。公民、国民和人民，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草民”和永远的老百姓，成了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的财富，没有自己的精神。

　　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权利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人性。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精英。反过来，这些政治精英是既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死命地维护这个制度，于是就会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培养相应的国民性格，扭曲正常的人性。

　　仲共元老陈云说，权力只能交给革命者的后代，革命者才是安全的。没错。目前中國的各级政权都在各级太子黨的手里，他们盘根错节，利害攸关，确实是少有政治精英出来挑战政治权力和政治格局。看着各级大员都和前朝大员有血缘关系，又和本朝大员有姻亲关系，于是，有人说，所谓中國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是少量的代表中國人民的人站起来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前，陈胜和吴广问过这话，现在似乎又有人问了。有官员去农村调查，问农民：你们缺什么？农民回答：我们缺陈胜和吴广。中國历史的治乱循环就是因为草民没有权利，导致官僚为所欲为，然后掀起革命，毛澤東曾经说民主可以走出这样的治乱循环，但是很明显，中國还在这样的循环中难以自拔。

　　三座大山压跨了中國和中國人民

　　吃人的，究竟还是人。三座大山，不是山，是少量的人。建政60年来，精英们通过前30年的继续革命巩固了对权力操控、对财富掠夺和人格的蹂躏也践踏，通过后30年的摸石头改革进一步彻底瓜分了社会财富、国家权力和人的人格。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三位一体，相互连带，相互重叠，相互捧场，绑架了中國的国家公民价值观、公民利益和国家道德。

　　革命者的后代继承了革命的成果。龙生龙，凤生凤，革命的后代玩权玩钱如玩命。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做多大的官，也知道他们发多大的财；新一代的改革领袖，那些核心的后人亲属也不甘示弱，后来居上，一个个都在权力场和金钱场赚了个盆满盂溢，又在文化场混了个趾高气扬。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子李勃的一句名言：“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黨“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省长之子如是说，市长之子也如是说，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都在如是说。有哪个省长市长县长乡长局长的孩子们在社会的底层呢？没有。我本人人微言轻，了解的大官无非就是一些市长县长乡长和局长，我知道他们都是更大的官的亲人亲属或者马仔，而且我知道他们自己的亲人亲属都是各级官员和商界骄子。一般最底层的百姓都能看到，乡长局长们的孩子都不是一般的料，他们只能感叹自己的血统出了问题，只能埋怨先祖不去参加革命。

　　如此一些权贵用权力、金钱和文化把自己相互捆绑在一起，然后有用亲情使大家血浓于水，厉害攸关，共进共退，这就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凌驾在90%的国人之上，垄断了权力、金钱和国运。更可悲的是，在权贵一脉相承和血脉相传的同时，下层百姓的贫穷也在世袭。穷者恒穷，富者恒富；弱者恒弱，强者恒强，这是最大的腐败，这是最恶的腐败，比皇上复辟还要腐败。

　　建国以来的第一代穷人在继续着自己的贫穷，第二代穷人已经在“世袭”中形成，在中國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已经有了后代。不要低估了他们的人数，单是一亿农民工，就可能撂给社会五千万个第二代穷人，还有千万的失地农民，还有千万的失业工人，还有千万的破产创业者，他们都在形成一个中國贫穷大军。

　　历来的科举制，都是贫寒家庭孩子融入中上层社会的重要途径。皇上们对科举舞弊抓得很严，要掉脑袋的。当这一制度被历史的进程淘汰以后，本该引进西方先进的选举制度和个人创业制度，可是我们没有，最高领导人被一代代指定继承，最低领导人也一样在指定继承中延续。结果，只有权和钱的子女是人才，是未来国家的栋梁，如此这样，不肖说十几代，几十代，两代之后，再看我们的老大中國，不是被倭寇灭了，而是被我们自己灭亡了。

　　要维持社会生活的和平有序，必须促进社会普遍公正！没有公正的支撑，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最终也很难保全。最原始、最落后和最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动荡危险。毛澤東对青年人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或许有一天，中國90%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也会仰天说：“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但总有一天会是我们的，也是大家的”。如果人们这么说的那一天来临了，危险也就迫近了。

　　2008-8-27

　　作者:张辉

　　摘要：中國应该尽快建立平级的、及时的、预防性的制约机制，而不是等到问题爆发了、中央“震怒”了才来做事后补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现成的机制，能够“近水救近火”。应该把黨委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人大，用人大监督和制约政府的工作，形成人大和政府的双线平行权力结构。

　　三鹿奶粉、煤矿灾难、歌厅大火等一系列人祸严重地损害了执政黨和政府的威信。人死不能复生，事后给再多的钱也无法消除人民的痛苦，执政黨和政府威信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这种损失的积累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政府工作中的各种弊端平时早有迹象，如果能够及时处理，很多人祸是可以避免的。

　　中國政权结构单一，一切权力来自上级，对各地各级政府没有平级的、实时的、预防性的制约，是造成中國当下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确必须慎重，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成的民主机制，利用人大，可以在平时就对当地政府实施监督，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各种人祸的根源。

　　一，给仲共中央的建议：

　　把仲共各地各级黨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人大，利用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巨大权力，监督政府工作，选举合适人选担任政府官员（区长、县长、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长、公安局长等），罢免不合格的官员。

　　宪法和法律给了人大巨大的权力，但目前人大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是：人大代表缺乏代表性，人大代表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精力，人大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地方黨委加政府的合力远远大于当地人大的力量，因此人大难以发挥自己的监督制约作用。

　　因此，把黨委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人大，既可以彻底解决黨政不分的问题，也可以大幅度提升人大的力量，对当地政府形成制约，这可以把大多数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

　　例如，有关毒奶粉的传闻早在年初就已经出现在网上，如果人大代表及时关注，并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强迫有关部门认真检查相关企业的产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就能够避免这一重大人祸。

　　各地各级黨委平时可以组织黨员深入居民区，积极为民维权，赢得居民信任，在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争取当选人大代表，保证仲共黨籍代表占据多数席位。

　　应该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担任人大代表。

　　应该实行专职人大代表制度，支付给人大代表一定的薪酬和办公经费。

　　如果人大代表不称职，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罢免和更换。

　　各地各级人大应该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或小组，平时注意收集各种信息，特别注意因特网上的各种举报信息，蛛丝马迹，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后责成并监督政府解决。

　　黨可以通过占据多数席位的仲共黨籍人大代表的投票来体现黨的意志。例如选举仲共黨员担任政府官员，投票支持符合黨的方针路线的政府行为（例如补贴教育事业，补贴低污染工业等），否决不符合黨的方针政策的政府计划（例如过高的政府开支，建设劳民伤财的县城中心广场，出售和砍伐郊区森林等）。

　　如果人大没有很好地制约政府，那么在人大换届选举时，仲共黨员就可能在当地的基层人大选举中落选，仲共在人大中的席位可能减少。上级黨委可以以人大席位数为指标之一，考核下级黨委的工作，必要时更换新的黨委书记。

　　二，人大这块阵地早晚会发生争夺战

　　中國宪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在法律上，人大是中國最重要的权力来源。虽然目前中國人大仅在最基层实行直接选举，但毕竟为民间人士提供了一条通向政权的通道。

　　目前只有少数黨外人士试图通过人大去获取政治权力，各地黨组织可以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阻碍他们，但这毕竟违背了有关法律，无法大面积地长期反复使用。

　　一旦民间人士普遍认识到人大的价值和力量之后，大量通过人大获得权力并充分利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仲共将陷入很大的被动，例如在人大选举县长时，仲共黨员候选人落选。这将鼓舞更多的黨外人士去利用人大。

　　因此仲共应该尽早启用人大，一边利用人大制约政府，获取民心，稳定执政地位；一边利用人大培养一批擅长现代民主政治、竞选政治、议会政治的黨员干部。现在的黨员干部只会念秘书写的稿件，说官话、说空话、说场面话，根本不适应民主政治的斗争需要。

　　仲共可以在经济比较发达、政治比较稳定、政府比较清廉、人民比较理性的地区，进行试点，然后逐渐推广。

　　中國的政治体制的确需要改革和完善，但是利用人大制约政府，是“近水救近火”，也是中國的黨、官员、知识分子和人民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热身运动”。根据法律，中國政治体制的改变，例如提高直选层次，本身就需要得到人大的批准。因此，启用人大、运作人大、熟悉人大，也是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的前期步骤。

　　三，黨应该树立新观念

　　黨的领导地位的巩固，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巩固。黨员干部干得不好，就开除出黨；非黨官员或非黨人大代表干得好，人民喜欢他，那就发展他入黨。于是，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就成了黨在人民心中的威望，黨的领导地位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黨既要有紧迫感，认识到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但也要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的活力，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吐故纳新、自我革新，消除现在的问题。

　　中國一黨独大的事实将长期维持下去，以一部分黨员去制约另一部分黨员，是一黨保持清廉、避免被人民抛弃的唯一办法。

　　黨内的办法是：黨员无记名投票选举黨委成员，黨委成员无记名投票选举或罢免黨委书记，无记名表决黨委决议。（对于上级直接任命的“空降兵”黨委书记，需要研究其它制约方法，例如黨员大会的 3/4 绝对多数可以要求上级更换人选，等等。）

　　黨外的办法是：黨委组织黨员为民维权，竞选人大代表，让选民检验黨的工作；黨通过在人大中的多数席位去制约政府、引导政府、监督政府。

　　这应该就是我们寻找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四，黨外人士如何推动中國的民主政治进程？

　　1，充分利用网络这一舆论工具；

　　2，积极为自己或帮助周围的群众维护各种合法权益；民主政治是很具体的事情，维权是中國现在最大的政治。

　　3，有志投身政治事业的人士应该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制度和中國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共同点：是平民进入政治权力体系的唯一通道。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直选层次也很低，但仍然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挤”。

　　五，年轻人应该积极投身民主政治的建设

　　80 后在今年的四川大地震和圣火境外传递这两件大事中表现出了正义感、责任心和勇敢精神。建设民主政治是中國今后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关系到中國未来几百年是稳定繁荣还是衰败内乱、四分五裂。80 后应该担当起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上任时年仅 43 岁；美国共和黨副总统女候选人佩林年仅 44 岁。如果竞选成功，如果现年 72 岁高龄的总统在任上出事，她继任总统时年龄不会超过 48 岁。中國为什么不能有 50 岁以下的国家主席和总理？80 后现在参加区人大代表选举，如果五年上一个台阶（区人大、市人大、省人大、全国人大），50 岁前就能够进入国家最高权力层。

　　年轻精英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富裕的安逸，不要老想着出国、绿卡和移民。祖国是永远割不断的牵挂。中國的问题永远是每个华人的羞耻。在举办奥运会的“盛世”之年割让半个东海大陆架给日本，是每个中國人永远的耻辱。

　　“时势造英雄”，问题最多的时候，也是英雄最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中國是一个超级大舞台，可以上演最辉煌的功绩，为人民做事，得到人民的赞誉和歌颂，才是最大的享受。

　　2008年9月24日

　　作者:黄佶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百度”上搜索“刘济齐”，相关的搜索就只能显示三页了。不过在第三页的最后一行有提示：“为了提供最相关的结果，我们省略了一些内容相似的条目，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搜索结果”。点击“点击这里”，这样显示带有刘济齐字样的网页就会更多一些。最多的时候是在奥运会期间，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近8000篇，虽然显示的数据并不准确，但却是几年来都不曾有过的，是令人相当吃惊的。最少的时候则是在最近这几天，就只能显示四、五十篇了。也是令人相当吃惊的。

　　中國共產黨喜欢听什么、看什么、写什么。喜欢顺它者。而不论是人话、鬼话还是胡话。

　　最近的人民日报有一篇东西“怎样做到有肉吃、不骂娘”，是中國人民大学一个被称为教授的叫杨瑞龙的写道“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人均GDP从几百美元增长到超过2000美元，老百姓的饭桌上有肉了，腰板也直了 ……”。不知这个教授是怎么推导和演绎出“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就能表明老百姓的饭桌上——“人均”（人人？天天？）——有肉了。

　　说一件不相干的事。据说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7月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96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据说数据公布以后，立即引来了无数质疑。人们为什么会质疑这个“平均”工资。

　　再说一件不相干的事。贵州省罗甸县班仁乡金祥村油落小学的李兹喜，如果不是这几年被光环所笼罩，他的365斤苞谷的“年薪”，在“人均”GDP超过多少时能转变成“年薪”365斤的肉。如果按人均计算，他是否会成为中國“日薪”1斤苞谷的最后一人。如果不是李兹喜还捧着一只“饭碗”，中國人均还有没有就连盛肉的“碗”都沒有的人。

　　这一两年中國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恐怕是控制物价，据说最大的起因就是“肉”。按这个教授的逻辑，中國的人均GDP年年在增高，老百姓人均腰板不但都撑直了，恐怕也撑成领导肚了。为什么还要控制物价。

　　今天的中國为什么会更青睐“人均”。中國的“社會主義”，除了需要口头上和文字上的“社會主義”，恐怕也必须需要统计数字上的“社會主義”。楼上有个杨千万，楼下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一百万。也因此中國的人均，也就有了另外一层特别的或者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含义，就是为了“社會主義”。

　　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大同”，也就是在社会里，人人所拥有得物质生产生活基础彼此差不多。改革开放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是在尽可能地做“社会”的文章，抛开特权不讲（那时特权很严重），毕竟还是做到了具有社會主義的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却是在尽可能地做“国家”的文章。不管这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国家与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然而是却与“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不但与“社会”有着本质区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甚至是做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才具有的国家的最本质特征。鄧小平担心的不要照搬照抄别国模式，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为了不辜负邓老人家的期望，为了说明自己建设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国家主义”，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起来更像个“社会”而不是“国家”甚至是“资本主义国家”，便只有靠理论统计上的“人均”来弥补现实“社会”中的不同了，好让人感觉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富裕已经是做到了共同甚至是大同。

　　不知道这个“教授”是干什么的，如果是个教书的，恐怕就不仅仅是在误人子弟了。

　　为了表明自己“信仰”的仍然是“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还必须时时要把社會主義挂在嘴边，不停地念叨，就如同和尚要念经、牧师要布道一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就是“社會主義”必须从“社會主義”者的嘴巴里不停地说出来、文字里写出来，才能让人感知到中國还是“社會主義”。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中國共產黨实际上早已是把“社會主義”变成了宗教。宗教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教，或者是传教，它只要求虔诚的人们听和信就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便也就成了这样。

　　“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城，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如何把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同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的社會主義联系起来，只有靠宗教。“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如果“社會主義”实现不了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就只有把“社會主義”作为人民的幻想的幸福，“社會主義”也就只能是宗教。“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这便是对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理论体系最真实的写照。“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与现实的唯一区别却也是，要么在天上；要么在人间。

　　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就如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必须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义”一样。“基督教和工人的社會主義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會主義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中國共產黨把自己“博大精深”的一套理论体系当成圣经；把共產主义变成了天国。“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今天，对于仍然还不富裕的人，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几代、十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之后。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也同样会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階級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階級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论体系便也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了。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同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中國共產黨一样，都已经融会贯通了。曾经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过政教合一的制度，到了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国家依然也不例外。“在所谓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发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化，唯一发生作用的人，即国玉，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国家里，似乎唯一发生作用的人，即是黨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个异化成神的精神领袖。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虽然既不能制止通货膨胀，又不能使各个利益集团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但中國共產黨还是依然能这样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馬克思说：宗教是民众对于幻想的幸福之努力。那是从可以容许幻想的社会状态产生出来的。人类社会大多数对于真的幸福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时，宗教便会消灭。统治階級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力防止这种认识，即保持宗教的存在，以维持他们的统治手段。在‘为着国民非保全宗教不可’的名句中，也能够很明白的表示出来。在以階級统治为基础的社会，这种工作是政府最大的事业”。当中國人中的大多数对于真的幸福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时，中國“社會主義”就有可能反而会消灭。中國共產黨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力防止这种认识，即保持“社會主義”的存在，以维持他们的统治手段。在以中國共產黨为階級统治的国家，这也是中國政府一直以来最大的事业。

　　“所有一切压迫階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这也是中國共產黨及其理论体系的真实写照。

　　中國共產黨也是要定时定期做礼拜的，只不过是说成了学习。“对宗教的需要什么时侯会消失呢？当人感觉到自己是自然界和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的时候”。当中國共產黨不再在口头上和文字上把“社會主義”说给人们听和写给人们看的时候。

　　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理论体系依然还具有宗教性质的时候，“科学发展观”便依然也还是教条。

　　从在国有企业里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活动、从在2008年９月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黨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始，科学发展观，从其立脚点和出发点，就全都违背和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初衷。

　　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那个杨教授题目就不对，有没有肉吃，应该是当爹的事，为什么要骂娘，我们不应该骂娘，也没有资格骂娘。要骂，也应该骂教授，他在混淆视听，应该骂他个狗血喷头。中國存在着弱势群体、富人阶层，存在着各种各样巨大的差距，用理论统计上的人均或平均怎么能抹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如何将中國的个人；群体；阶层乃至階級分开。当中國共產黨还想用“理论、思想”来指导对于真的幸福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有了深刻的认识的人们时，人们还会对中國共產黨抱有什么幻想。中國共產黨如果就连腐败、官僚、人祸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不好，就连自己的人都管不好，还有什么资格说教和领导别人。集财、权、色于一身的中國共產黨，正人要先正己，这是师德，也是黨德，更是做宗教时的道德。当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为你们的信仰呕心沥血地去净化人们心灵的时候，是否晓得你们或者亲朋好友或者左邻右舍的小孩的身体上可能正在遭受毒害。如果有心，请不动声色地去听一听现在的父母们，是如何教育“不听话、不求上进”的孩子们的，你就会明白今天的大人和小孩，是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了。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中國共產黨恐怕反倒是做到了。

　　“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末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侯，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现在英国寡头政治的表现就是这样。它的孪生姊妹——教会的表现也是这样”。就如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政治的表现就是这样；它的孪生姊妹——社會主義的表现也是这样一样。…… …… 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已经到了不得不必须蜕变的时候了。

　　国外的馬克思主义最好不看，因为看的越多，就越会觉得，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个彻头彻尾地颠倒了黑白的“社會主義”。而且在列寧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那时这样做也许“歪打正着”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据说今年中國股市的跌幅创了全球股市跌幅之最。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國家，中國股市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尖锐性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改革开放30年，中國的股票市场如果还是这样低迷下去。无疑是对改革开放莫大的嘲弄和讽刺，是对“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无情鞭挞。在回顾总结中國改革开放30年来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发展成就的时侯，面对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改革开放最主要标志之一的股票市场，在30年的发展成就上应该怎样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证券市场是节能环保，对自然资源攫取少，又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一个巨大绿色产业，也是人们直接间接参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绝好平台，应该加以合理的利用和维护，也要又好又快的健康发展。今天的中國股市，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的温度计，如果中國股市进入一个低温期，那么就表明中國的政治、经济也将会进入一个全面的低溫期。这无疑会减缓甚至是停滞中國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目前来看，今后最具勇气和魄力进行改革开放的也还只能是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干部年轻化是一件好事，然而年轻化的干部是否都充满了朝气，有一颗年轻向上的“心”？）。如果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放慢了脚步，中國的改革开放恐怕就只会剩下空谈了。中國的股市虽然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然而每个投资者都应该有必要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今天的领导层是不是应该也主动点……发出吼声，不仅仅是为了股市，更是为了今后的改革开放。现在股市上最缺乏的人气和信心，恐怕也不仅仅是对股市失去了人气和信心。

　　可以抛开一切一切外在的和指标上的因素，恢复股市人气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试行“T+0”，只要技朮上和法规上破格允许。据说在国际股市上交易制度基本为“T+0”，没有所谓的“T+1”、“T+2”等。“T+1”、“T+2”是人家的交收制度，即你今天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买入股票，等T+1日（明天）再缴款，换句话说，可以“赊帐”买股。而中國则把交易制度和交收制度混为一谈了。买了股票觉得不合适，为什么不能在当时卖出，换句话说为什么不能在当时“退货”，况且还付了税费，不能退货换货总可以吧。股市有失公允了。

　　在网上转载我写的东西的，好似以“社會主義”的敌对势力为多。可我并不认为我是在干着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只不过是让一些所谓的“社會主義”者头疼而已罢了。而这些所谓的丧家的统治階級的帮凶的“社會主義”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尽力防止人们对真的幸福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有深刻的认识，以保持他们现在的所谓的“社會主義”，得以使他们苟且活的“长久”一点、“幸福”一点。

　　作者电子邮件：loliiiu(at)hotmail.com

　　作者:刘济齐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年前的那件事。

　　那还是1988年，中國的改革开放，至此已有10年。那一天，我去一位在《解放軍文艺》杂志社工作的朋友家玩，碰到他的上司正在给一个文学青年提改稿意见。不过，这位资深编辑慷慨激昂谈的东西，似乎与对方的稿子、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看看你口袋中别的钢笔、你脸上戴的眼镜、你手里捧的保温杯，你再看看这个房间里的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哪一件东西不是西方人最早发明的？然后你再想想，我们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我们现在谈话所必须遵守的逻辑学，哪一门学科不是西方人最早开拓的？而中國古代文明为人类贡献了什么？不过是女人的缠足和男人的辫子，不过是酸腐的儒家学说和刻板的八股文！”

　　听着这番纹革中也许被冠以“崇洋媚外”恶名的话，竟然出自一位穿着军装、扛着大约是少校肩章的军官之口，你可以想象我心中的那份震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年前由鄧小平启动的中國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或曰“西化”的过程。与鸦片战争后中國第一次打开国门略有不同，这一回，中國知识分子不再需要日本这个东洋的“文化二道贩子”了，他们直接翻译西方原著。在最初的西方文学名著翻译潮之后，随后则是一波一波的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翻译潮：例如“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國与世界”丛书、“二十一世纪文库”丛书……

　　1988年也许是新中國建国后思想最为活跃的一年：各种学说“纷纷出笼”，各种思潮“蠢蠢涌动”，各种人物“跃跃欲试”；那一年也是电视政论片《河殇》问世的一年：这套片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一位仲共元老看后非常生气，称其宣扬“全盘西化”。

　　但“全盘西化”无疑是当时中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旋律”。如果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一直探寻中國富强之路的中國左翼知识分子颇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得出了“走俄国之路”的结论，那么，改革开放10年之后，中國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得出了“走西方之路”的结论……

　　中國的“西化”之路并非没有波折，也并非没有受到质疑。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國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反思八十年代西化潮的声音，其中包括新兴的中國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主张弘扬中國传统文化的“国学热”。

　　例如，一位名叫王小东的学者不仅在《河殇》热播时就发表文章批评《河殇》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他所说的中國某些西化派知识分子的“逆向种族主义”。

　　而某些八十年代的西化派知识分子，后来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例如，2007年热播的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的总策划麦天枢，八十年代也曾激烈地反传统，但去年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却说：“全面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无知，不管它的表述是多么的慷慨激昂、多么的漂亮，都是一种无知。近代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國知识界基本的知识和信息都来源于西方，而中國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了解得太少，了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干净，否定得越容易，而了解得越多的人，就会对我们的传统存有仰望之心，这种仰望并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观存在。”

　　不过，尽管如此，中國的现代化运动基本上仍然可以视为是一场“西化”运动。从我多次去中國采访或探亲时的所见所闻来看，至少在中國沿海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热情拥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价值观念的趋向，仍然还是主流；即使是那些中國民族主义者以及主张弘扬国学的中國学者，也很少有人主张完全排斥西学；甚至就连中國城乡的普通百姓，在物质生活的西化方面，心态也非常包容、开放。

　　而如今自称对中國传统“存有仰望之心”的麦天枢，也并不否认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和其他编导人员在《大国崛起》中介绍西方列强兴衰之训的初衷。

　　然而，如今却有人认为，最近围绕着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风波而展开的中西对峙，有可能打断中國对外开放的进程，让中國重新自我封闭起来。

　　随着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的报道引发海内外华人的强烈不满，也随着奥运火炬传递在部分西方国家遭遇冲击，海内外中文网上出现了也许是中國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激烈的反西方言论：不仅那些民族主义情绪一贯强烈的“愤青”们表达了对西方的愤怒，就连那些原来亲西方的“小资”们也倾诉了他们对西方的抱怨和失望。

　　4月19日，似乎不约而同，全球许多城市的华人都在这一天举行了抗议活动：在中國城市，是中國公民抵制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在一些西方城市，则是海外华人对西方媒体偏见的抗议活动。

　　显然，对那些一直追求西化的中國人来说，委屈的情绪是真实的，受伤害的感觉是深切的。例如，中國网络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幅帖子：“当我们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时，我们被称作危险；当我们被视为明日的超级强权时，我们被称作威胁；当我们关上国门时，你们走私鸦片来开启市场；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你们又责怪我们抢走你们的工作……”

　　又如，中國《商务周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就火炬传递给西方的一封信》，作者自称是一群“怀着恭敬的心情阅读过一些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书籍，并在多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努力让自己按照獨立、客观、真实的职业要求来思考和写作”的中國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如此向西方的同行们诉苦：“我们一直在努力进步，向你们看齐。我们那么认真和真诚地希望融入到你们之中，和你们携手前进。但是这些不幸的事件让我们悲哀地想到你们的丛林法则。看到我们刚刚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如何被你们庸俗地使用着。你们无法理解，这些熠熠生辉的美好词汇的破灭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

　　我曾经与一位参加过4·19抗议活动的英国华人朋友探讨过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愤怒的原因。他说，他参与抗议活动，不仅因为西方媒体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充满了白人的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更因为西方的敌意可能会使中國重新自我封闭起来。

　　这位朋友来自中國大陆，在英国居住了多年，已经获得了英国国籍，其实是一位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聊天中，我对中國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可能性表示了担忧，但他却对我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國的民族主义从来不是主动的、进攻型的：“中國开放30年来，中國人一直是积极融入世界、努力学习西方的，你回想一下，近10年来出现的几波民族主义运动，包括针对北约炸馆的抗议、针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抗议、反日示威、以及这次针对西方媒体的抗议，基本上都是一种被动性的回应和反弹，绝对谈不上是主动出击式的、对外扩张式的民族主义。”

　　相反，他更担心的，则是西方的敌意可能对中國产生的影响：“西方如果无视中國的进步和中國人学习西方的诚意，重操冷战故伎，倒是真有可能扭转中國的开放趋势，让中國人变得更加封闭、更加排外。”

　　他指出，中國重新自我封闭并非绝无可能，纹革时的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便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以及日本侵华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文收笔时，我碰巧看到了一篇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独家专访。罗格最后说的一句话，与我这位英国华裔朋友的话，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罗格说：“在中國，你不会通过大声羞辱得到任何东西。西方人这么做是一大错误。（在亚洲）维持面子非常重要。所有的中國问题专家都会告诉你：只有一种做法能够奏效：这就是尊重对方的、静悄悄的、但坚持立场的讨论，否则，中國就会自我封闭。这正是今天中國所发生的情况：那里有许多抗议、有许多非常激烈的言辞，中國人正在自我封闭。”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at)yahoo.co.uk，其新书《中國农民工调查》最近由中國法律出版社出版。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作者:魏城

　　九百多年前，大学士苏东坡吟唱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宋朝明月依旧在，人间美景与恬淡心境却再不易得。若苏子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弘一法师在辞世偈中说道：“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生为今人，问余何适，或许在反复思量后也会廓尔亡言，只是境界与大师要相差千里了，一个处处都是归宿，一个哪里都不是归宿。能够拯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中國旅游业——最阳光美好的事业，最肮脏无耻的行当。

　　改革开放30年，中國的旅游事业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长足发展，稍微见富的中國人，也在媒体、舆论的引导下，秉持着内心对中國悠久文化历史的心驰和对大自然绿水青山的神往，学模学样的将旅游支出按照“国际惯例”纳入了对生活质量指数评价，评价别人，评价自己。能够有钱、有闲前往祖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旅游的红男绿女们，个个一脸的心满意足，并向朋友、同事和一切能够炫耀的对象，炫耀着自己游历过的名山大川、人文地理。一时间，旅游成了中國人是否奔上小康的分水岭，是否成功人士的“试金石”；一时间，黨和政府“顺从民意”，调整全体国民作息时间，设置好几个“黄金周”，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一时间，各级地方政府挖能掘潜，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全面开发起了旅游事业，仿佛一夜之间，旅游成了中國“最美好、最阳光、最环保”同时也是“最赚钱”的事业。下面是摘编自《中國统计摘要2003》的中國旅游人数和收入统计表：

　　中國历年旅游人数和收入统计(1997-2002)

　　2002年12月31日采集（人数略）

　　指标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国际旅游收入(亿美元)   120.7     126.0     141.0     162.2     177.9     203.9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2112.7     2391.2     2831.9     3175.5     3522.4     3878.4

　　2003年至今的旅游收入统计表我没有找到，但看到了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的预计：随着旅游产业迅速发展，2007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达1万亿元左右，增长10%.这些数据虽然因体制性原因而一点都不可信和一点都不准确，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的说中國的旅游收入肯定是在不断的逐年增长的。但这些达到万亿收益的背后却隐藏着最肮脏的行业链条，最无耻的行业勾当。数以亿计的中國旅游者，每每也在体会了初期旅游带来的快感和以资炫耀的同时，更逐渐体会并领略了旅游过程中种种匪夷所思的“坑蒙拐骗”所造成的人性侮辱和心理伤痛以及经济损失。人们在逐渐回归理性的同时，诘问中國的旅游行业怎么会如此这般，怎么肮脏无耻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遍览相关资料，窃以为诟病所在：一在“兴业”动机，二在整体社会形态。

　　首先，是地方各级政府，他们发展旅游业的原动力，绝不是为稍稍富裕起来的中國人，提供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体会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和博大精深的方便之门。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给“鸡犬升天者、看门抬轿者、鼓噪帮闲者”提供合谋发财的机会和路径。于是，在包括地方财政在内的各种强力资源的支撑下，原来风景秀丽但人迹罕至的山川河流变成了曲径通幽的“名山大川”，原来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的“寺庙道观，仙山楼阁，皇宫、陵园”变成了香火旺盛的“人文景观”。但无论是曲径通幽的“名山大川”还是香火旺盛的“人文景观”，你都会无一例外的发现，都有了或者高大宏伟、或者造型奇特、或者铁匝栏杆形成的“门”，这“门”都无一例外的正好挡在“进山入庙”的必经之路上（据说有的地方甚至将当地百姓走了千百年的羊肠小道破坏砸毁，以防非法逃票“另门”溜进景区者）。一哨人马，啸聚于此，以“一门当关”，言“此山是我占，此路是我开，要想进门来，拿来买路财”。并且此买路财动辄几十上百甚至好几百。于是中國之大，你再也难觅“无门当关”的山川河流，你再也难觅无需银两的清净庙观，于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绿水青山和道庙雄关，大概统统都“依法”变成了当地政府及其合谋经营者的“GDP”和财神爷。于是，连景点周边农民都一夜之间失去了淳朴善良的天性，忽然学会了敲诈勒索、投机钻营，坐地还银、强买强卖的勾当。他们或在景点门外私设停车场敲诈旅游者，或在景点内外与“依法”经营者共设停车场巧取旅游者，或在景点内外，“依法”或“非法”设置餐饮、购物店铺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旅游者。“人是王八蛋，只跟钱上说”和“本来就没把自己当人看”的挣钱思路把“好人”变成了“强盗”。旅游景点经营者和当地有“能耐”的农民渐渐成了旅游者人人内心唾弃和谈之变色且愤恨无奈的无耻之辈、奸佞之徒。他们用收取景区或者景点入门费方式，“依法”或“非法”抢占了本属于全体中國人的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他们“依法”或“非法”抢劫了所有“到此一游”者的银钱。

　　窃以为各级政府倡导支持旅游本无过错，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问题的关键是，各级政府倡导支持旅游的方式，本应该是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配套环境的建设，旅游秩序的维护，来达到方便游客从而吸引游客，形成区域环境内的游客消费，从而提高区域环境内的消费规模和水平以期达到地方政府“GDP”提升的良好愿望，同时通过吸引旅游者前来观光所带来的人气，来支持民间旅栈业、饮食业、甚至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业的发展，实现“兴业富民”的政府职能。但事与愿违，但凡有旅游资源的地方政府无不以“拦路抢劫”的方式强行设“门”收费，形成了“变相或隐性”的当地政府“经营”，显性的当地政府收益和“政绩”。这种“杀鸡取卵”的旅游开发模式，一方面是当地政府“霸占”所有中國人共有的自然或人文资源，就近掠夺，强行收费，极大的伤害了所有“到此一游”的中國人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政府的强势地位，连当地老百姓都得设法通过依附某些权力路径以分得原本属于他们世代生息的“名山大川”的旅游利益。否则要么你只能“非法”设停车场、“非法”设小卖部、 “非法”兜售当地特产，“非法”……等等，但你必须机灵点，不然一旦被“管理人员”逮住，轻则没收财物，重则以破坏社会治安等罪名“依法”收拾你。

　　其次是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者。旅游经营者用尽浑身解数，利用现代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便利性，或以低价、促销诱导旅游消费者，或以打折、赠送诱导消费者、或以孝敬父母、夕阳红、情侣游诱导消费者，或用“低价团”“贵族团”等名词欺骗消费者，无所不用其能。然而，低价团、打折、促销、赠送的背后，往往是无尽的旅游陷阱，让旅游者晕头转向，防不胜防、破财又“遭灾”。这个“遭灾”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人祸”。

　　今年46岁的王女士是安徽省某供电公司的一位普通职员。去年夏天她和女儿参加单位组织的从合肥出发到成都、乐山、黄龙、九寨沟的七日游，每人2880元。一提起那次旅游，王女士便气不打一处来。

　　旅行社承诺的是三星级酒店的住宿标准、空调大巴的乘车标准和八菜一汤的伙食标准。但住宿条件根本就达不到，吃饭每餐都是青菜和萝卜汤，而且量也特　别少，根本不够吃。王女士回忆起那次旅游没有一点向亲戚朋友炫耀的意思，有的只是上当受骗的感觉，花钱受罪的牢骚。

　　事实上，在有些旅行社的广告宣传中，某些线路常常以低团费吸引游客，但游客真要报名，却被告知那是包团价格，一般散客没有特价。住宿方面，一些旅行社常常使障眼法，如广告中明确承诺“团团赠送两晚四星酒店”，实际到了行程表中，“四星酒店”就变成了“四星标准”。说是吃、住有标准，但是实际上标准缩水、质价不符。以超低价格吸引消费者报名，是目前旅行社广告的一大特点，其背后陷阱重重。

　　业内人士指出，所谓的“低团费”实际是通过不承担机场建设费、人身意外保险费和一些景点的门票、缆车费等将“低出”的费用在旅途中转嫁给游客，并美其名曰“游客自理部分”而实现的。一些所谓的“贵宾团”，不过是自费搭乘飞机旅行。一些旅游广告虚虚实实，对低价线路没有说明适用什么客人，或者对接待标准模糊其辞，目的只是为了把客人“骗”到营业点，再向客人推销高价线路。

　　防不胜防的购物陷阱更是造成游客经济损失的祸首。曾报团港澳行的北京李姓女士介绍，在香港，导游安排游客在电子产品商店停留了足足两个小时之久。很多游客去香港玩，也的确希望带些质优价廉的电子产品，比如数码相机、MP3、新型手机等。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商店里的数码产品比较感兴趣。

　　“然而，商店陈列柜台中的各种数码相机，一旦你看中某款要求购买，服务员总是说这个型号不好或者缺货，趁机向游客推销另一款相机。而这种相机的品牌往往是非知名品牌。”李小姐对数码相机有一定了解，因此似乎看出了一些门道。

　　“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加上周围游客的非理性购物，很容易让人忽略产品存在的瑕疵。”“很多游客购买了这款数码相机回家后才发现，花了不少钱买的产品如同玩具，比如变焦倍数、像素数等都远远不及很多同等价位的知名品牌的产品。”

　　此外，珠海也是让“港澳游”游客“挨最后一刀”的伤心之地。一般情况是，珠海当地的导游带大家来到一家珠宝店，一位工作人员在简单询问了游客来自什么城市后，忽然会说，公司经理是大家的老乡。几分钟后，这位“老乡”现身，虽然操着一口广东甚至是台湾普通话，但却自称，自己的爷爷的父亲就是你们某某地人，开始认“老乡”。

　　秉持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中國传统亲情，这位“老乡”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曝珠宝业黑幕，并劝大家别上当，如果愿意，他可以给大家讲讲买钻石玉器的常识。这位经理神秘地将游客带进店里某特殊区域，还故作神秘地拉上布帘，意思是外面的柜台“还要做生意嘛”。经过几番讲解，“老乡”适时地提出，如果谁想买，就将原价几千元货真价实的钻石戒指以500元的成本价给“老乡们”一个实惠。

　　如此大的优惠幅度，立刻让团里的游客开始骚动。一番讨价还价，几乎每个人最后都购买了一件甚至几件钻石首饰或玉器。

　　“后来才明白，这根本不是钻石，只是外形相似于钻石的锆石，价值也就在50元左右。”李小姐后悔自己当初的轻信。

　　很多购物点都会花样百出的通过玩弄“老乡”这张情感牌，首先博得游客好感，然后采取自曝黑幕的方式，骗取信任，最后“请君中招”。

　　旅游从业者特别是导游业者的“发财门路”更是花样翻新、门路齐全、无孔不入，揭面惊魂。其种种招式“不是抢劫，胜似抢劫”，甚至一些业内人士，因为不能承受这种如抢劫般的罪恶之感，而悄然、愤然离开旅游、导游这个“有利可图”阳光般美好的“罪恶”行业。

　　这是来自北京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

　　记者在北戴河海滨采访时发现繁荣的旅游市场背后，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一家据说距海滨“只有5分钟路”的宾馆，记者以旅行社导游的身份，与女老板聊了聊，她承诺，带旅游团来这儿吃住，至少可以给20%的提成，带来的游人越多，消费越高，提成自然也会越高。女老板还特别夸耀，包括南戴河的各旅游点的门票她也可以代办，仍可给20%的回扣，包吃、包住、包玩。当问及如此经营是否会惹来麻烦时，女老板说不会。因为当地的工商、市场监察、旅游管理部门很少检查管理这类事情，几乎所有宾馆，饭店都这么干。一个服务员还向记者传授多拿回扣的办法，你可以跟游客说住宿每人每天120元，只收保底价80元，可宾馆只需60元，你就可得20元，假如你带来50名游客，在这儿住上四五天，宾馆至少要给你4000元的回扣，还不包括你领游客在此吃饭和景点门票的提成。

　　记者随后来到北戴河最繁华的旅游商业一条街，在这条近1500米的街道两旁，有几百家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店铺、摊位。在一家出售木雕工艺品的商店，来自福建的“业务代表”谈到回报是轻车熟路，他神秘地说，等游客走了，你早上或晚上单独过来，一定会按讲好的折扣付现金，该多少给多少，“保证信誉”。他还说他们与工商、旅游部门“关系搞得相当好”，没有问题。

　　离开北戴河，记者又来到秦皇岛的游船公司码头，游船公司的旁边有一家餐厅，一位负责人说，只要带游客来吃饭，他可以提供30%的回扣，他还承诺能包买游船票，而且回扣额“相当可观”。据介绍，这家公司的游船每年都能接待数十万游客，门口销的票32元一张，给旅游团的则是28元一张，目的是让旅游团的游客感觉得到了4元的优惠，其实，这两个价的票都能给导游将近40%的回扣。如果游客只掏钱而不索要门票，他们还可以直接将游客带到游船上，导游因此得到的回扣将更多。通过公司办公室的窗口，记者看到墙上悬挂着金光闪闪的奖牌，上面是“全国旅游先进示范单位”几个大字……

　　面对愈演愈烈的旅游市场回扣现象，记者深深感到，不管是回扣引动了商家的价格欺诈，还是商业暴利引诱着回扣的盛行，总之，倒霉的是千千万万的旅游者，是本身需要健全的中國旅游服务市场。（摘自《北京晚报》）

　　这是一名几年前曾经当过导游的人自曝的内幕：

　　２００２年因看不惯旅游骗人的把戏，我离开了张家界，离开了旅游界。今年因公司组织旅游，我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回到了张家界，可一路上给我的感觉越来越差了。导游、司机的素质太低了，只认识钱，做任何事都是以从我们的口袋里把钱骗出来为目的。

　　现将我所了解的旅游陷阱向大家做个介绍，希望给各位将要去张家界的游客提个醒，减少损失。

　　１、门票价格

　　黄龙洞：挂牌价６５元，底价６１元

　　宝峰湖：挂牌价６２元，底价５０元

　　龙王洞：挂牌价６３元，底价30元

　　茅岩河漂流：挂牌价１２８元，底价８０元

　　猛洞河漂流：挂牌价１２４元，底价７０元

　　魅力湘西表演：挂牌价２４０元，底价４０元

　　土家风情园（土司城）：挂牌价８０元，底价２５元

　　土风苗韵：挂牌价２２０元，底价３５元

　　激流回漩：挂牌价１３８元，底价５０元

　　２、购物回扣

　　土特产：有５０％的回扣（价高物次）

　　地点有：天成量贩、万佳百货、广和购物中心、亘立购物中心　、　土家妹等超市

　　珠宝：有５０％的回扣（大部分是假货）

　　地点有：地矿陈列馆、缅华珠宝宫等

　　茶叶：有3０％——50%的回扣

　　地点有：生态茶苑　、茶博士

　　中草药（泡脚）：有３０％——５０％的回扣（价高物次）

　　地点有：宝峰灵芝、宝树堂、广生堂、宝峰湖游客服务中心、藏丹堂

　　烧香拜佛：有20%——30%的回扣

　　地点有：紫霞观、宝峰寺、普光禅寺、天子阁等

　　吃饭：有30%—40%的回扣

　　地点有：银都大酒楼、天门楼、山鬼寨等

　　娱乐：有30%—50%的回扣

　　地点有：空中嘉园、天缘休闲城、漂亮宝贝、聚龙按摩休闲、维多利亚、豪雅等

　　还有住宿、摄影等等。让您防不胜防。

　　以上这些都是张家界正规旅行社导游所做的，更何况不正规旅行社导游了。

　　从这位曾经的导游自曝内容上，我们看到，烧香拜佛竟然也有20%——30%的回扣。心中如捣，诘问苍天，哪里还有中國人心中的圣殿，哪里还有中國人寻求心灵慰藉的天堂。中國的旅游行业是不是真真切切已经到了辱天没地，丧尽天良的地步，连多数中國人信奉的佛教活动，都通过旅游从业者之手，变成了幕后无耻谋财的蝇营狗苟，真是有辱佛祖、有辱佛门、有辱祖宗啊。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國的旅游业，堕落到“拦路抢劫”、“巧取豪夺”、“昧尽良心”无所不用其极的“坑蒙拐骗”游客钱财的如此地步呢？窃以为是诚信缺失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必然结果，是当代中國社会诚信缺失的土壤上长成的毒瘤和恶果。其中包括政治诚信、政府诚信、司法诚信、商业诚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想想我们建国近60年来的风雨历程，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从“以階級斗争为纲”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从“纹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从“两个凡是”到“改革开放”从……。我们何曾有过以“诚信立国”的呼喊，我们何曾有过对社会的“公平、正义、诚信”敬若神明。当某些政治人物“朝天暮地”的政治沉浮让国民大跌眼镜的事后，普通的中國人往往如坠云雾，莫名其妙。其人“朝天”时的高谈阔论是否还对？是否还真？是否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其人“暮地”时的口诛笔伐是否有据，是否可信。是否人在朝夕之间就可以从“伟光正”忽而变成了无耻的“叛徒、内奸、工贼、分裂D”等等什么的。当政府的行政管理、行政命令朝令夕改的时候，人们该怎样的学会乖巧圆滑和随机应变以适应政策要求，以“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原则去接人待物办事，从而才能“像人一样活着”或者“活出个人样来”。司法到底是什么什么的專政工具，还是中國社会生活的天平。它能“公正、公平”的“天平”中國吗？我曾经记的十七世纪的英国大法官弗兰西斯·培根这样一段至理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作恶为害更大，作恶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污染了水源”。那么在我们这个司法完全不獨立的社会现实环境下，我们的司法机关、我们的司法人员能够真正像孔夫子“曰”的那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秉持住司法的公正、公平吗？这些社会决策机构，这些社会秉权机构，这些社会天平机构如果都不能秉持着天地良知，而敬畏正义、维护公平、恪守诚信，那么我们能够指望混沌社会中的商业诚信吗？我们能指望混沌社会中能够幻化畸变出老子期望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以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般的谦谦君子和现代公民吗？

　　尽管本文鞭挞的是中國旅游行业令人不齿的潜规则和荒诞无耻的行业诟病。但是更迫切呼唤中國社会政治、政权、思想、言论、司法、人權等方面的全社会、全民族的社会诚信，以形成中國现代社会的整体公正、公平 法制、诚信的良性机制，从根本上消除谎言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不诚信现象带来的全民性“丑陋的中國人”。

　　于2008年8月7日

　　作者:呐喊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國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國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國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國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國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國，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國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國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國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國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國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國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黨外人士座谈会上，仲共總書記胡錦濤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國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國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國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國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國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國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國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國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國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國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國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國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國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國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國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國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國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國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國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國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中國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國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國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鄧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鄧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國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國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國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國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國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國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國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國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國的各级官员。在中國，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國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國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國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國，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國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國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國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國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國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國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國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國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國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國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澤東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國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國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國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國，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國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國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國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國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國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國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國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國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國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國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國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國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國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國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國（当然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國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國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國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國2007年上半年中國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國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國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國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國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國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國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國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國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國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國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國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國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國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國，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國，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國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國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國）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國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國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國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國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國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很显然，中國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國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國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國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國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國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國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國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國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國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國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國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國，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國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國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國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國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國，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國，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國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國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國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國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國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國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國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二、历史没有终结

　　2008年3月，在中國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國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时说：“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不愧为嗅觉灵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周小川似乎已经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不知道周是否真正察觉了这股异样气息背后的东西。在次贷危机飞灰湮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目下的历史处境。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及道德力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也正式迁移到美国。继荷兰、英国之后，接续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血脉的任务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美国在惨烈的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虽然有冷战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对峙，但毫无疑问，及至冷战结束之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资本主义版图，在美国体系时代已经远远超出荷兰及英国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体系时代的这种黄金般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美国最终取得冷战全胜的关键原因之一。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轰然倒地，美国体系时代以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方式全速进入鼎盛时期。美国体系时代的这一历史盛景，被两个重要的特征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其一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是前共產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东欧、中國，还是以前徘徊在两大阵营之间态度暧昧的如印度等国家，都在上个世纪末期毫无保留的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这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尾随全球大国的这一历史性的集体转向，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尊新神的普照之下，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终于进入大同时代。福山言之凿凿的“历史终结”暗示的就是这一情形。全球大国在市场资本主义上的这一高度共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式确认，不仅是美国体系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表征，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体系在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國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國，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大陆被国际投行兴奋的概括为“金砖四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作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的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纳、认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扩张到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的地步。正是美元——这个可以穿透国界的幽灵，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布什，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后所隐藏的坚挺的购买力。美元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这个数据得以确证：截止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之中，美元比重高达64%.（虽然这已经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占比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美国的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多少有些疑问的话，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货币的地位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就其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体系，乃是一个美元的帝国。美元，为这个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础，是这个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就可能在一刹那轰然解体。当年，中國的始皇曾经以“车同辄、书同文”一统天下，而美元只是凭借一张绿纸，便建立了远为庞大的隐形帝国。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并将其触角延伸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然可以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地“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中新伙计的经济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而在中國、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國、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中國、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國、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國、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的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十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的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國、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揆诸美国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19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经失去了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19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仅仅是相信美元，而几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这个缘故，不仅美元的危机被掩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逐渐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说，美国很难再现1990年代的超级增长。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的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政府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正如美国的前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刻的领会了这个体系的悖论所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主要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讽刺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场体系的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货币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國突然停用人民币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们就能洞悉这种发展将可能引发多么巨大的混乱。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有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正在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在评论糖价飙涨时，一位糖生产商断然说道：“糖价必须上涨，这样才能弥补美元疲软造成的损失”。这种货币综合症说明，货币动荡已经给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紊乱。

　　一批幼稚的市场信徒认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有足够的贬值，市场就能够出清美元的滥发，就像过去美元对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所作的那样。因此，这一次的美元危机同样可以安然度过。然而，无论对那些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还是对美国自身，美元的贬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场底线的。一旦超越这个底线，目前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所面临的，将不是出清，而是崩溃。对于那些巨额美元持有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不仅会给国民财富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而且也会触发他们加速抛售美元的强烈动机，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会引发美国国民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继而大幅拉低美国中产階級的实际上

　　来源：南风窗

　　作者袁剑是著名学者，獨立评论人

　　作者:袁剑

　　当国人沉浸在“大国崛起、盛世辉煌”之时，我们无意去关注那些该由立法机构、政府、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才有责任去探讨经济增长的背后（如：高速增长的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对能源的疯狂消耗，社会公信力的下降、道德体系的缺失、民族信仰危机等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官员、专家、学者习惯性集体失语的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去关注一个更加令人忧患的话题，因为它涉及到中华民族的兴亡。

　　一段时间，在网上掀起有关80后是垮掉一代的话题。对此，虽民间炒得沸沸扬扬，而官方、专家、学者却又一次选择了集体失语。我们姑且不论他们何以失语，仅就话题本身而言，无疑触及了社会深层次的敏感神经。因此笔者呼吁，政府和社会对此应给予足够的关注，绝不能小觑。

　　在讨论问题前，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即简单而又复杂的概念问题：就是关于数量的界定。多年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探讨事物本质时，我们惯于搞一些文字游戏而文过饰非。如：大多数、决大多数、少数、极少数、个别、极个别等等。一些文痞，在行文时总是热衷于玩弄这些词汇，往往把事物的真象掩盖起来，使我们在判断事物时犯了不少错误。

　　如果说偷盗、欺诈、贪腐、淫乱等是人类最可耻的行为。我们假设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万分之一人有过此行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人翻三倍即万分之三时，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别指望50%或更多的人均有过这样的行为或动议，到那时我们才说这个社会完蛋了。也切莫再沿用“大多数人是好的”，这样混蛋的逻辑去掩盖事物的本质。如果那样的话只会误国误民。好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也在进步，时常可听到检讨自己的声音，甚至不再避讳、掩盖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此我们不得不说，这是社会在进步。然而，进步归进步，若真的去揭自己伤疤时，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当说，80后较之他们的前辈，做为人的最基本要素缺失颇多。这或许是前辈们提及80后大不认可以至于鄙视、讨厌的真正原因。对此笔者倒觉得，不能一味地将脏水都泼到80后的身上，那是不公平的。要冷静下来分析，至少有三方面因素造成了80后今天的现状。一是，80后与之前辈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存在不小差异；二是，我们后天教育的严重缺陷；最后是，80后对自己的放纵，缺乏自觉修养的能力。三则间笔者认为，80后所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静，是造成“80后垮掉”的真正元凶。

　　综观起来，笔者认为，80后大体存在如下方面的缺陷，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80后是信仰危机的一个群体谁之过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家族，乃至一个人总是要有点信仰的。因为良好的信仰可以使人变得更稳定、更少贪欲、更具幸福感、行为更趋规范，更有利于社会，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不具备上述功能的信仰除外）。信仰属意识形态范畴，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时不在起着作用。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与法制社会里，没有哪个统治階級去排斥它。因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它就像人两条腿其中的一条那样，自觉地充当着与政府互动的角色。我们且莫以为拥有健全的法制、民主甚至庞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把这个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且百姓愉悦。那是个极其愚蠢的想法。政府、法律在治理国家中并非万能，更多的社会问题要靠一个民族的普遍自律去解决。而这普遍自律的背后，就是要靠良好的信仰来支撑。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无自己的信仰。而且这些信仰正在净化着他们的灵魂、稳定着社会与政府互动着。

　　譬如，一个拥有良好信仰的人，他会远离暴力、欺诈、贪腐、私欲、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