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可以说，世界上最令人曙目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双方像两个角斗士，美国恃身强力壮，频频出拳，而中國则施展太极功夫，以柔克刚。

　　在中美冲突的背后，潜藏着西方文明的不同价值取向。

　　近年来，美国先后以“人權记录”不好为名阻挠中國申办奥运会，以“可能载有化学武器原料”为名在波斯湾强行检查中國货轮“银河号”，以“市场开放不够”为名设障中國加入世贸，以及“误炸”中國使馆，污蔑中國盗窃其核机密，而在目前的台海危机中，既公然违背“八. 一七”公报，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又派出航空母舰四处耀武扬威。

　　这些不远的史实，直搅得中美关系阴晴不定，变数多多。对美国的这种种言行，中國人应深入认识中美冲突背后的文化意蕴、价值根源及政治理念，唯其如此，方能在日后与美国打交道时，做到知己知彼，应付裕如，也惟其如此，方能有助于中國树立更好的大国形象，重振中华文明的雄风。

　　一

　　表面上看，中美之间接二连三的冲突，似是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所致，其实不然，在中美冲突的背后，潜藏着的是文明间的对抗，是双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

　　西方文明自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与上帝疏远，走上了纯粹的世俗化道路，其表现形式就是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社会组织运作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革命。美国文明尤其突出，十八世纪末方始立国的美国没有经历西方文明史上的中世纪神学时代，故而其文明可以说在工业革命伊始一直得天独厚，极少心理层面的阻碍。工业文明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人类生活世俗化的程度高低，在“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归恺撒”的口号下，美国文化所导出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行为模式也一时成为世界主流文化。可以说，正是这种日益深入的世俗文化推动了美国文明的不断前进。

　　与美国文明相比，中國文明的世俗进程要缓慢的多，困难的多，以至于已远远落后了，中國文明源于提倡节俭的农业文明，它的主要特征是基于对生命无常的对神圣之物的顶礼膜拜。为了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中國文明历来请求天人合一，讲究“圣人设神道以教天下”，这实际是一种神圣化的社会选择。

　　因此，中美文明之间的冲突深层次上是神圣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冲突，非此，将很难理解为何美国人打心眼里瞧不起东方文明，以为东方文明落后而愚昧，也将很理解美国人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的行为准则何以一直为中國人所不齿。

　　实际上，中國文明的进程一直没有停止过。试看中國今日之历法、金融、法律体系、政府设置、军队构建，以及电脑、汽车、空调、光盘、电话、网络、现代音乐、艺术和体育等等组成当代社会的主干因素，几乎无一不是从西方世俗文明中“取经”而来。

　　在这个“取经”过程中，中國文明一方面深受其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抗对方的盘剥压制，于是，冲突无可避免的产生了。中美之间的文明冲突正是其中最显着的代表。

　　无休止的文明冲突说明，在中國文明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要想真正崛起，就必须意识到，仅靠“取经”式的模仿学习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其一，从制度方面看，“取经”式的学习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國说三道四，其从政治上批评、经济上扼制、军事上恐吓等方面插手中國事务的先例比比皆是；其二，从科技方面看，模仿式的学习会使中國陷身于对西方文化无休止的亦步亦趋中，从而丧失自身的活力，丧失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这一点尤应引起中國文化精英们的关注。一个民族，科技的落后可以迎头赶上，但民族自信心一旦失落，则将面临万劫不复之境遇。

　　文明的发展进步，关键在于主动的创新。中國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撰文指出：“创造新知识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与效律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仅限于学习和运用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和发展模式，就只能步人后尘，处于被动地位。”当然创新是制度创新，信息开放的产物，既没有体制内循环的创新，也没有信息管制下的创新。

　　对于中國而言，目前如何建立一套全新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如何建立一套适合中國文明实现世俗化的制度促进机制，实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中國文明的发展才能摆脱西方文明的依附，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控制，置身于与西方文明的同等地位，从而谋取生存发展的同等机会。

　　二

　　长久以来，美国对中國政府的丑化，着重在于人權、自由与民主等政治理念入手，屡屡在国际社会兴风作浪，损害中國政府的国际现象，把中國妖魔化，把中國打入流氓国家之列，以至于有六成美国人视中國为头号敌人。

　　人權、自由与民主实是人类社会世俗化进程的最终目标所在，客观的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理直气壮的地宣称自己已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包括那些以“人權卫士”自称的国家。

　　从五十年来的国际人權法的发展来看，说它一直为西方所支配显而易见而非西方世界的观点、忧虑和利益通常都被忽略，这其实也是西方文明不平等的体现。

　　就中國而言，传统的政治理念立足于“以德配大”的道德教化，而“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人性善之说是这一理念的基础所在。因此，中國人传统的“民主”思想一直是“为民之主”的内涵，落实到现实的执行中，中國传统政治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是讲求弘扬人本性之善。这与西方政治理念截然不同。

　　西方政治理念从苏格拉底认识到人类理性有局限开始，历经基督教神学“原罪”观念的整固。逐渐发出了一整套以抑制人性之恶为出发点的制度安排。

　　人性善恶虽是人类知识悬而未解的千古难题，但比较中西两种政治制度的安排，中國文明要加快世俗化进程，后者颇具现实意义。

　　中國政府多年来为之做出的种种努力有目共睹，即使美国人，设若还保留一份公正与良知，亦无法置若罔闻。曾任驻中國的美国大使芮孝俭（音）就不得不承认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政府像中國政府一般，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为那么多人民做了那么多事。

　　美国总有一撮政客之所以屡屡以人權、民主等借口攻击中國，原因实乃他们害怕中國一旦树立起友善、负责、进步的国际形象，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使然。

　　这其实是向中國的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

　　历经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國在通过外交活动树立国际形象方面日益成熟，但面对新问题，也确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首先，中國外交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甚至多边关系）中，切勿以坚持民族大义为名，轻易放弃国家利益。这应成为中國借助外交活动、树立国际形象的一个原则。

　　中國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抵御外侮中，形成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它与外侮的欺凌压迫同生共长，具有强烈的悲情主义成分，体现到国际关系中，就是同情弱者，唾弃国际关系中的以强凌弱行为。这种心态和中國要树立的大国形象是不相称的，因为它带有偏狭性，中國应当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同病相怜永远只是弱者的心态，强者对此是不屑一顾的。

　　其次，中國外交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中，应更多一些轻松，多一些技巧。中國人向来把政治搞得极其严肃，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國外交的周旋余地。记者常参加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中國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给人的感觉好像永远是一脸严肃，字斟句酌，句式多为肯定句、否定句。有时还武断的下结论，而理据又常常缺乏，这对于中國欲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大有害处。西方文化素来讲求轻松、幽默，过分的严肃反而会让他们有刻板、言不由衷之嫌。

　　而且，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外交官们应尽量避免事业“只有……才……”之类的句式，这种条件式语言结构不仅会让对方摸清外交底线，大肆得寸进尺。而且会将自身无端迫于无路可退之窘境，害处亦可谓不小。

　　同时，中國外交官们在面对一些较为敏感的国际国内问题时，更应表现出一份自信，冷静与坦然，万不可怕遗人口质而失之谨小慎微，患得患失。

　　在中國外交提高自身外交艺术的同时，对美国要加深了解。美国是一个善于将一切事情游戏化的国度，国会和总统擅演红脸白脸不同角色，相互配合以达到某种目的。因此，应该意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诸如人權、民主和自由等政治观念的冲突，将是绝不可能的。这实是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玩弄权谋的一个传统借口，他们决不会轻言放弃。

　　三

　　从文明冲突的根源引申出来，中美双方在价值观方面也异见多多。

　　经历了世俗化的日益淘洗，当今的美国文化几乎弃绝了一切道德的、神圣的东西。在国际关系上尤其如此。

　　比如中國人信奉的“一诺千金”，信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里面体现着对历史既成事实的尊重，对某项原则的恪守，这是中國人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而美国人则截然不同，美国人的信念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所在，美国人可完全置身一切道德于不顾。

　　且不谈美国人对科索沃解放軍（KLA ）的前倨后恭，对中美八. 一七公报的公然违背，其实，美国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并不能自动具有国内法律效用亦早有先例，美国国会一九九四年通过的“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中第一０二条（a ）就明确规定，当世贸协议与美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以国内法为准”，其言而无信，肆意践踏国际准则之丑行，可谓一览无余。

　　因此，对美国人在国际交往中的种种言行，中國人当慎思之。美国人亨廷顿在其着作《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将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國的交往中尤为明显。……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

　　美国人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外国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因此，对这段话刚好应反其意而理解，它正是美国人的内心独白。

　　再如与中國人所推崇的“投桃报李”“知恩图报”不同，美国人相信实力是决定一切的根本，而实利是决定一切的出发点。

　　虽然美国素喜对国际事务指手画脚，将自己定位于世界各国的精神导师，但一旦与实利沾上些许关系，美国朝夕之间变可改弦更张，即使自打耳光也在所不惜。

　　鉴于此，同美国人打交道时，主要对象是那些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如何影响那些公司与集团远比去应付喋喋不休的白宫政客要实际的多。

　　而且，美国人向来信奉“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狱”的处世哲学，他们擅长用增加对方成本造成对方损失的办法达到某种目的，也即先兵后礼，迫以就范。这与中國人擅长的送厚礼拉关系等增加别人利益以赢得合作的传统理念极为不同，中國政府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应谨以为诫。

　　只要选择准确对象，采取正确策略，在面对中美之间诸种冲突时，中國当可立于不败之地。

　　刊於香港《大公报》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１日

　　作者:蒋兆勇

　　好莱坞哗众取宠的风格为世人所熟悉，不过从观众的角度上来说，娱乐是第一位的，所以其中种种谬误可以置之一笑。不过好莱坞的诸多编剧，有时候倒真是有些有意思的观点。

　　最近的大片《惊天核网》（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ａｌｌＦｅａｒｓ）叙说的故事，拿的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原型。说的是恐怖分子购买了一枚１９７３年中东战争期间遗落民间的小型核弹头，在美国制造了一次爆炸。美国方面立即怀疑到刚刚上台，一向以强硬著称的俄罗斯新总统头上。一场相互毁灭的全面核战眼见着就要爆发。这时，美国ＣＩＡ的一位底层官员置生死于不顾，通过不那么正当的手段直接和俄罗斯总统对话，将灾难遏制住了。

　　故事老套，不过其中所表达的彼此的政治误读可能导致的灾难，却令人印象深刻。假如这是真的，又假如没有这么一个神勇的ＣＩＡ（当然，好莱坞的ＣＩＡ永远是那么神勇的），世界将会怎样？

　　江澤民来到了德州的牧场，在轻松的环境里与美国总统布什把酒言欢，对于两个大型国家来说，不啻是个巨大福音，因为这两个一个在磕磕绊绊中发展关系的国家，彼此又亲近了一些。但德州牧场的一场烤肉晚宴，是否能够解决掉所有的问题？如果这么想，也未免太天真了，撇开两国之间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争端不说，两国对彼此的政治误读的消除，就并非一日之功。

　　美国今年虽然反恐任务繁重，但是间中还不断地发表报告来“恶心”中國一下，例如中國军力报告、参议院的中國报告等，其中当然并不乏大量地所谓“妖魔化中國”和“中國威胁论”的论调。包括资深军事专家费希尔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许多专业国际问题专家，都无不对中國的实力增长忧心忡忡。

　　我当然丝毫不怀疑这些专家在写作这些报告时的诚意，也并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或者部分别有用心的政客在搞的一些政治把戏——在美国，任何一份严肃的报告，都要掏出纳税人或者公司老板的很多钱，没人敢拿这个随便开玩笑。但是恰恰因为他们的真诚，才使得事态显得格外地令人担忧。

　　虽然中美两国从１９７２年初步接触到１９７９年正式建交，直到现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交流，但是双方对彼此的政治文化基本并不了解。无论在美国出台的任何一份官方文件中，对中國的意识形态担忧从来没有减少过，但是反而对中國政治文化的传统却失之阙然。

　　我们当然都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经过怎样可怕的变故，政治文化传统是无法在短期之内消失的，如果说上层结构的确有了一些明确的变化的话，要改变下层的政治治理结构，仍然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只有时间才能真正的消除这些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力。

　　在美国人的眼里，有两个有关中國的思维使他们寝食难安：一是意识形态，二是地区称霸。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说，中國在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基本上打破了以往的以计划指导为政策导向，以社会运动为行动方式的行为模式，市场的力量已经在国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一种变化下，国家希望以全民动员的方式来推行意识形态的政治行动，在民间无疑会遭到巨大的压力（尤其如果如今谈到所谓的解放全人类，只会沦为民间谈笑的话柄，而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理想）。更何况中國领导人的现代治理思维早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观念，如今所强调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而冷战的结束，已经使意识形态斗争退化到了国际领域一个非常次要的畛域，美国政治层对这些信号的置若罔闻，显然与前代紧随国际形式变化而调整政策导向的一贯作风，有所背离。

　　再从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政治文化传统，虽然在建国的前数十年，政府强力推行意识形态教育，但在民间层面和低层政治治理结构上，这些政府主导的教育实际上仅止于表皮，中低层官员依靠推行这些政策来实现个人或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普通民众则以皮里阳秋的方式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所以，在农村和市民阶层里，他们的政治文化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社会，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农村家庭中供奉领袖像。底层的政治治理结构仍然保留着家族式、幕僚式的政治文化。

　　所谓地区霸权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无稽之谈，而且更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國的政治文化的一窍不通。在中國的历史上，的确曾经有过入主部分朝鲜半岛土地和部分越南土地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统治者，或言皇帝看来，“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尊重邻国的主权，根本就是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国土的一部分——这些军事战争，往往是发生在邻国变乱，群雄无主时。相反地，对待那些主权十分明确的国家，比如日本、印度、阿富汗、俄罗斯，中國往往就会以派出使节的方式，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蒙古时期的中國并非是中國外交文化的常态，因为他们遵循的是游牧民族的征服式政治逻辑，而不是从秦汉开始的中國正统外交传统。

　　中國的战争文化传统是紧密地依附于中國的政治文化传统的。“行仁政，息纷争”永远是政治的主流，无端兴兵则会遭致强烈反弹。如果强行出兵，临阵倒戈都会变成是一种反常态的正义行为。在这样的政治、战争文化传统中，“地区霸权”哪有什么成立的可能性？中國的军队永远都是防守反击型的，只有在防御性的战争中才能爆发出巨大的动能，而侵略性的战争大多只能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

　　中國惟一有可能主动采取行动的，就是台海战役。但这是“四海毕，天下一”的政治传统所必然的心理指向，这其实也同样是一种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在经过了长达１００多年的丧权辱国，割地失土，谁能够再承受领土的丢失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心理底线？而且台湾对于中华民族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是如此地庞大，并不是可以轻言放弃的。

　　作为一个由殖民地自由组合而来的国家，美国所无法深刻理解的中國的政治文化传统，就导致了美国对中國现状的诸多误读；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的学者如费正清（ＪｏｈｎＦａｉｒｂａｎｋ）的睿智论调被政策制订者所轻易忽略；而一些三脚猫的所谓中國通却站立在了对华政策的最前线。

　　但是硬币永远是有两面的，同样，中國对美政策解读上，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误读。流行的一种是运用最陈旧的所谓“美国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为了转化国内矛盾，它必须对外扩张”。流行的另外一种是民族主义者们所偏爱的论调：美国对中國的崛起有着深刻的恐惧（或者说刻骨的仇恨），因此一定要遏制中國。

　　这算是什么道理呢？日本的ＧＤＰ比中國多多少？为什么美国不恐惧，而要对中國充满恐惧？如果说是因为人种问题的话，日本也同样地属于黄种人。

　　中國在看待美国的政策取向，或者在看待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往往带着非常深刻的偏见。这种偏见往往来源于两个判断：要么是美国的利益至上主义，比如在中东，无论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是因为石油；要么就是美国的恃强凌弱，比如在攻打南联盟或者现在准备攻打伊拉克。

　　我们首先当然不会排除美国在许多海外行动的时候会考虑到自己的现实利益——其实这只是任何国家的自然政治思维。但是，美国在许多时候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并不完全仅仅依赖“利益判断”（恃强凌弱根本是违反基本政治法则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行动并没有现实利益或道德原则为支撑，它为什么要牺牲子弟的生命来做这些无聊的事情？）。美国是一个由清教徒发展而来的国家，尽管并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但是宗教情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角度上说，美国的外交行动的道德判断往往是先于任何其他行动的。仅就政治游戏规则而言，获得道德上的认可才能获得民意的支持。在美国许多普通民众，甚至一些重要政客的眼里，有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改变这个世界，使更多的人能够更好的生存。这似乎有些幼稚，但不幸的是，这的确就是美国许多政治行动的现实：而许多国家缺少的就是这种天真无邪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天真也好、幼稚也好，是涤荡许多政治污秽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如果能够理解美国政治的这个真相，我们就能够设法对美国的外交行为进行一些规整。例如，我们可以告诉美国有些想法并不是正确的，需要调整。如果美国人能够真实地明白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理想化的，并不是依靠推翻一两个獨裁者就能够天下太平的话，那么，也许事情能够更加健康一些。

　　因而，美国的行动并不是无厘头的，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要么是现实利益驱动。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磕碰是无法避免的，只能设法与之协调；要么是道德判断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应该区别对待。在一些明确的基本普世伦理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的行动，比如对种族灭绝行为的干预、对人道摧残的干预、对恐怖主义的打击，都应该以更加积极的行动配合的行动来显示我们的道德决心。在一些文化理解差异的问题上，我们应当运用一切可能的影响力，并且联合可能的力量，对美国进行劝服行动，而不是以生硬的方式进行干扰，更可能会事半功倍，也使美国更加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们许多人并不了解美国政治运作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往往简单地判断美国的某些高层在做一些有利于自己个人的决定，需知在美国式民主政治的规则和媒体大量信息监督的过程中，政客只有透明化地解析自己，才能够使一项政策顺利进行，黑箱操作尽管难以避免，但为数有限；我们许多人也并不了解美国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而一味地以过时的政治原则来套用其现实的政治行动，于是造成了大量的政治误读，甚至严重至向对方发出错误的政治信号。

　　中美之间的大量政治摩擦，正是来源于这样大量的政治误读。

　　《惊天核网》中的那个ＣＩＡ，他所能拯救世界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了解那个显然是以普京总统为原型的俄罗斯总统，向他发出了正确的信号。现实中的政治虽然并不是这样的简单，但是如果的确中美之间有着大量的这样负责任的、了解对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官员，显然中美关系就不至于像现在那么复杂。

　　江澤民的美国之行，对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显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只有当双方建立起真正的、经常性的政治文化谅解体系，许多常规性的政治摩擦，才能够迅速地消弭于无形。

　　这个过程会很长吗？我想，至少不会很短。

原载：搜狐视线　ＮＥＷ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

　　作者:连清川

　　来到美国后，对这个国家的示威文化陡生一种特殊的观察嗜好。

　　一次，途径著名的哈佛大学。在人群川流不息的科学中心前，我目睹一个流浪汉模样的汉子站在那儿足足侃了三十分钟，他前面的那块标语牌告诉我，他在抗议美国政府轰炸南斯拉夫。尽管没有一个听众。他的劲头丝毫不减。

　　一会儿来了一个警察。我好奇地问，你们警察对这种人管不管？他说，他想说什么就说去吧。全然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还有一次，也是在同一个区域，一个女学生用一根绳子将各色各样的男女短裤几十条串起来，然后静静地站在路边。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这是表示她支持戈尔的环保政策。至于她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支持戈尔，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九九年四月在华盛顿的一次观察。当时，为了给一家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作节目，我与同行专程去华盛顿采访，不料正好撞见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从报纸新闻得知，当时华盛顿正在召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出席者众，我的同伴告诉我，几乎在市中心订不上宾馆，可见会议盛况空前。大会召来了大批示威者，会议期间，华盛顿的示威游行因而此起彼伏。

　　出租车在市区穿行，一会儿可看见出入各高级宾馆的衣冠楚楚的官员、先生们、女士们，一会儿会撞见呼啸的警察开道车和长串的官员车队；一会儿则可看见游行示威者队伍，他们高举着标语牌，一边沿着满是梧桐树的街道边行走，一边高喊着他们想喊的口号。没有警察与游行队伍的对峙、没有大量市民的围观、也没有大量的西方、东方记者尾随采访……。我的同行，一位美国记者告诉我，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是美国的会议之都，也是美国的示威之都。

　　我似乎从这次规模不算小的示威中顿悟：在这个国家，社会秩序、国家利益、个人權利自由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整齐地展现出来，彼此共存，相安无事。他们之间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在互强。用中國最时髦的话语符号表达则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得到了合理兼顾。

　　我记得中國的的改革开放设计师鄧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中國人多，如果今天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游行，就根本上谈不上经济建设了。”这是鄧小平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对美国前总统布什谈话时说的。

　　正因如此，中國的示威事件象出土兵马俑一样稀少珍贵；西方国家记者把在中國能够捕捉到的任何示威事件，都当作重大新闻事件来报道处理，在这种对示威活动“计划生育”政策下，每次爆发出来的示威事件，往往表明老百姓与政府的冲突已经到了几乎无法妥协的地步，因此，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便可以把任何一次示威事件，上升到影响国家稳定和经济建设大局的“大是大非”高度来认识。

　　正是在这种中國特有的示威文化之下，示威不再是中國老百姓的宪法权利，在中國的政治家和“稳健派”眼里，示威若不是激进行为，便是动乱的同意语。

　　⊙　示威没有允不允许的问题

　　美国大选，总统是谁，不等最高法院就选举中的关键性争议作出来裁决，谁都不知道。在“漫长”的等待中，美国人民的稳重、美国社会秩序之井井有条，给全世界老百姓展现了西洋镜百年难得看见的另一面。一月二十日，是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这个典礼，实际也可以说是总统选举的最后一幕，旧总统走，新总统来，算给总统选举划了句号。这一幕当然有看头，想学什么的也有学头。自然，总统就职典礼过程中的示威文化也是大有琢磨头的。

　　二十日这天，美国的许多电视台向百姓直播了整个总统就职典礼过程。从电视画面上看，一会儿是庄严的就职典礼仪式，一会儿是长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游行画面，一会则是华盛顿街道上游行示威者颇为壮观的游行队伍和标语，还有警察对示威者雨点似的棍棒。我看到数个警察追逐一个示威者，把他从人行道上拽下路面，然后，数个警察把他踩在地上，再然后就是棍棒招呼。电视把美国示威文化中的“静”（和平）与“动”（暴力）两面以写实手法完整地展现在画面之中。

　　事后，我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示威问题的报道，知道这次示威是尼克松总统就职典礼以来最大的一次，那次有六万人示威，这次大约有两万人。在中國，如果发生如此大规模的非政府组织举行的示威事件，几乎笃定是大型社会骚乱和动乱事件。

　　在中國，由于很难找到合法示威事件进行解剖，在此只能对中國的示威问题作规范意义的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四条规定：公民在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十二条列举出了不予许可的集会、游行、示威类型：（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煽动民族分裂的；（四）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必须指出，上述针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禁止性规范存在巨大的抽象、模糊问题，这种抽象、模糊使得这种示威法隐含着大量的宪法诉讼隐患（如果中國未来准备搞这种宪法诉讼的话）。对禁止性规范的抽象、模糊的检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此处先搁置一边（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宣布一些“模糊”禁止性规范违宪。）目前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根据中國的《游行示威法》，只要公安局认定“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老百姓的示威权利便是零，这一点最有意思，也最值得与美国制度进行对比。

　　据一月十三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今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前，华盛顿特区警察当局便知道今年的就职典礼的安全保卫非常棘手。为此，警察当局必须在宾州大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华盛顿当局在有关区域部署了三千六百名警察和二千五百名特工。这些警察分别来自秘密警察机构、国会山、最高法院、国家公园、联邦调查局的警察力量，此外，当局把马里兰州和佛弗吉尼亚的警察力量也派到了华盛顿特区和宾州大道周围。

　　哥仑比亚特区的警察局长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他不知道有多少示威者要来、打算来干什么，示威者只是说他们要搞和平示威，但他认为示威者和平示威很难保证。

　　据报道说，华盛顿特区警察当局的特别担心，主要是由于不少将要参与示威活动的人是１９９９年冲击西雅图世贸会议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形势评估，警察当局认为，他们必须作好准备，以预备１９９９年西雅图暴力游行事件的重演。对西雅图示威事件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事件，１９９９年西雅图的整个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几乎没开成，在这个意义上来，美国的国家、政府利益当然受到了损害，而且，这次示威引发了大量严重的暴力事件，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也成了大问题，因此，如果按照中國式的话语符号来表述，华盛顿警察当局有充分根据认定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举行的示威，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如果遇到上述情况，有谁相信中國老百姓的示威申请会得到公安局批准呢？但在华盛顿，则几乎不存在示威不被允许的问题。同样一个前提引导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行为结果，这正是中國和美国的示威文化中最有琢磨头的地方。

　　⊙　分寸、文化

　　在美国的示威文化中，政府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不是你有我就没有的关系，而是你有我也有的关系。当两种利益处在一个平台上时，便要寻求折衷与妥协，这是美国示威文化的精髓。

　　从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过程中发生的示威事件看，华盛顿警察当局并没禁止２０日典礼期间的任何示威活动，虽然他们有证据可能发生类似１９９９年西雅图的示威事件。这说明，尽管政府面临治安危机，尽管总统就职典礼关系美国利益，但政府仍然为那些要到华盛顿示威的一小撮的利益表达预留了空间。

　　在这次示威事件中，华盛顿特区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保证总统就职顺利进行、保证首都的公共秩序、保证观礼者的人身安全，以及保证其它和平集会的进行，等等，政府除了征调大量警察外（在这个意义上，尊重示威自由是以花费更多的公帑为代价），和对示威者实施严格检查外（包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游行路线设置检查站，示威者的随身手袋会被警察搜查，若警方怀疑示威者携有武器，更可能要搜身等），政府还可以对示威活动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例如限制示威时手持标语的手柄长度、在游行时禁止使用高跷和巨型木偶象，这类示威工具易于隐藏武器，让秘密警察防不胜防，此外，还可以限制示威者在规定的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路线周围的活动范围等）。但政府行为的底线是政府不得因为国家和政府利益而取消示威自由。

　　据１月１３日的《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说，示威者可以自由地行使他们的权利，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任何话，高举任何他们想举的标语牌，但是，示威者不得干扰就职典礼进行、不得威胁观礼者的安全以及不得影响别的示威者。为了保证示威者的示威权利和可利用空间示威空间，政府当局还关闭了第３－４街、第７－１４街的购物中心，关闭了若干个地铁站口，以保证示威者有场地进行示威（这说明，保障一小撮公民的示威自由，要影响和限制甚至损害其他公民的利益）。而且，参加是次示威的“全国妇女组织”还可以把她们的示威场地安排在距离宾州大道几个街区的位置上进行。

　　在是次示威过程中，示威者的最大利益是通过这次世界瞩目的美国政治事件，来加重自己就公共议题表达的言论的份量。据报道，这次前来示威的人，大多是为了抗议布什这个“不合法”总统，此前，已经有七个组织联合宣布总统就职日为非暴力的“抵抗日”，此外，这次示威中，示威者关注的公共话题还死刑、环境保护、选举制度改革、最小工资以及援助以色列问题、妇女问题等。

　　首都华盛顿是双方都有权利表演的一个大平台，政府可以去实现政府的利益，老百姓则可以享受示威自由。这样就出现了电视上极有对比色彩的画面：这边总统就职典礼显得神圣庄严，那边老百姓示威则色彩斑斓，各不相干，虽然极不对称，但却相映成趣，双方遵循的原则是谁也别乱来。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吃棍棒的示威者大概就是因为“乱来”而吃了苦头。如果老百姓觉得政府的限制性行为过分，可以到法院去告政府。例如，这次布什就职典礼前，示威者曾经想说服联邦法官放宽就职典礼的保安安排，要求法官在官方规定的就职游行路线周围给予他们更多的活动范围。但法官没有答应。

　　据《纽约时报》１月１３日的报道说，这次示威组织者之一，来自纽约的国际联合行动中心的布赖恩·贝克说：我们不想挨催泪弹，或者搞一个火药味很浓的示威，我们会沿着规定的游行路线行进，我们只想让全世界知道，美国是一个有裂缝的美国。

　　我想，这是美国示威文化培养出来的典型示威者。

　　摘自南风窗网站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

　　作者:陈小平

　　有网友来信说：“……中國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就，采取的是社會主義，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仲共在建立政权之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國是个封闭的国家。正是因为中國的封闭才使得中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当时，中國的工业和基础建设几乎是零，国际上非常封闭。任何一个建设计划都有其实施的需要，这种状况在一个短缺经济的社会里更加显得重要。无论成本如何，建设的新企业生产的任何产品都有社会需求。这样一来，企业成本问题就不是第一重要的了，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成本如何高，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需求就可以掩盖一切。事实上中國几十年的建设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掩盖了很多重要的失误，经济成长的背后是巨大的亏损，只是这个亏损被中央财政和百姓的高积累政策所掩盖，损害的是百姓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的利益。

　　在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当中國开放了自己的市场，经济上的成本比较就成为衡量中國企业的标准，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國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才成了政府的关注课题。这也是目前导致中國大量国有企业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成本就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动力和标准。

　　说起经济全球化，自然就要谈到推动这个全球化最努力的美国，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讲述了美国推行全球化的目的，其实在美国，同样也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全球化，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劳工阶层，其根本原因还是自身利益。经济全球化，西方的劳工阶层就面临着海外低价劳工的竞争，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各位也许不能理解，美国福特汽车装配线上的熟练工人的年薪平均是六万美元，而在中國雇佣一个资深的经济管理专家年薪也不会超过六万美元。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不是劳工阶层，而是资本阶层。只有经济全球化，资本阶层才可以让自己的资本获得更多的回报，将劳工成本和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海外资本投资中國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爱中國，而是利益的驱使，是因为中國有比美国或西方国家成本更低的劳工，更丰富的资源，更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更大的商品市场。

　　在近百年世界史上，日本的发展几乎是个奇迹，在短短的五十年中从一个世界三流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研究学者在研究日本的成就时往往用它的发展功绩来证明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其实，研究日本的经济首先要看的是日本的民族性和它的社会体制。由于生意的关系，我和日本企业曾有多年的交往，也曾在日本企业中工作过。日本的民族性和中國很相似，是个聪明勤奋的民族，同时也是个人格分裂的民族。所不同的是日本民族相对中國民族而言更具有顺民的特征，官本位意识更强。所不同的是日本民族少了中國民族的多疑性和不确定性。

　　在日本，无论大型跨国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几乎都是由家族统治，尽管是有限公司的体制，但本质上还是类似中國企业的无限公司。所不同的是中國的企业是由政客来当参谋，日本是由技术官僚来当参谋。中國企业是相互恶性竞争，相互拆台，日本企业是相互捆绑，相互扶持。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民族留下的不是反思而是告诉他们要团结，中國几十年的战争告诉大家的是名哲保身，互不信任。这样的观念上的差异在企业经营中就有了不同的表现。日本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关系企业，这些关系企业几乎都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有与日本经商经验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经验，尽管你的产品很好，价格便宜，但你想直接进入日本企业很困难，除非你找到了这家企业的关系供应商，你进入了这家企业的关系供应商，才有可能进入这家企业。日本商人绝对不会允许你直接进入他的企业，尽管他知道这样会降低成本，但在日本人眼中关系和信用远比成本更重要。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这和他们精良的管理有关系，生产上的高效率抵消了他们原料采购供应上的成本差别，在日本的企业家观念中，材料采购上节省的成本虽多，但面对企业未来出现困境时，关系企业在资本上的支持和帮助要更重要。事实上日本企业的破产率远低于西方国家，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这种相互参股，私下经济扶持所产生的作用。而这情况的产生又和日本当年经济发展之初缺乏完善资本募集手段和市场有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家族观念。

　　二十年前，日本企业大举进军美国，西方国家经济学者盛赞日本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其实在真相的背后，日本企业同样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在西方国家企业中，几乎每个企业都没有庞大的招待费，但日本企业的招待费竟然占产品成本的2%. 与日本有生意往来的商人都会被日本人的好客感动。你一到了日本，企业就会安排你旅游，度假，泡温泉，然后是在晚上看戏，喝酒。只有在这一切完成之后，你才会接触到真正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公款招待和中國目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严重。曾经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在日本某大型企业担任部长的日本朋友曾这边样对我说：“欢迎你来日本，我就喜欢客人来访问，否则我就没有理由化钱去喝酒了”。

　　也许有人会问，日本企业既然和中國很近似，但为什么日本企业会发展得这样快？说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日本的政策和政府。在日本有个组织名叫经发会。这个组织的参与者几乎都是日本的大企业家，也是政黨的支持者，日本的政黨和政府政策来源几乎都与它有关。很大程度上，它在影响着日本政府的经济决策。这个决策就是，经济上实行自由制度，管理上实行计划和獨裁。

　　研究经济的学者可能会发现，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上，美国的政府最无能，几乎是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日本政府最有力，政府的经济管制和决策甚至比社會主義的计划经济国家更有效，干涉更多。日本本身的私人经济体制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让企业家人性中的贪婪发挥到极点，使企业更有效率，政府的半计划经济制度又可以为大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国家资源和政策资源。日本家族企业的相互扶持又可以在资本使用上得以用最小的成本充分发挥。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才得以使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快速地进行海外扩张。而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又完善地保护了劳工阶层的基本利益，当劳工阶层面对比西方国家更严重的压榨时，因为个人的社会保障有序，就得以平息。表面看，日本的贫富分化极小，但真正的情况是日本的金融寡头在国家的扶持下占据的份额更大，只是人的数量少而已。如果说中國是个无限公司（CO），美国是个股份有限公司（INC ），则日本更象个LLC （美国公司体系中的一种小型混合型的有限公司），或者说日本更象个国家资本主义。

　　我曾看到很多文章讲日本是个极稳定的社会，虽然经济停滞不前，但目前仍看不出什么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是，日本是个善于掩饰的国家，也是个极为要面子的国家，更是个善于逃避现实的国家，这和民族性格上的分裂倾向有极大的关系。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传统的封闭社会和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可以发挥出自由经济无法比拟的优势，日本的企业开始是以廉价占领市场，这和中國目前的状况很相似，然后是以仿制改良为优势，最后才是产品的精致化。直到目前，日本仍然是以此为方针政策，在科技进步上并没有大的起色。产业转移也是由电视转向了数字像机，但在根本上的网络经济和生物经济上没有一丝的发展计划。而在过去，由于中國大陆的亚洲国家的政策和封闭，美国产业的转移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日本工业品侵占了世界大部分份额。相反，在日本由于市场的不开放，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产品成本问题就不是十分的突出，甚至是利用国内的产业利润来弥补世界市场的亏损。随着日本的强大，西方国家要求其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同样面临着本国市场的开放和竞争问题。这样一来，相对成本比较的问题就同样显现了出来。在美国，同类日本汽车的生产成本要比美国汽车高出近六百美元，日本的生产成本已经高过了美国的生产成本，只是由于日本汽车多年的经济性和品牌在支持着它的发展，如果这样竞争下去，不需几年，日本汽车就又会沦陷。随着日本市场的开放，日本经济的停滞已经越来越严重，银行体系产生的阻碍也越来越明显，数十年隐藏的坏账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家族企业之间的相互资本参股也钳制日本无法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而这种情况更类似于中國目前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关系，源与本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牵一发而动全身，搞不好就会出现更严重的经济风暴。数年前的南韩式经济风暴就是日本未来所面料的可怕景象。日本的问题不是社会结构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美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对长期利益的思考及追求，从这一点说，日本民族是个短视的民族，更是个人格分裂，内心恐惧但又无法面对现实的民族。

　　相对日本的问题，中國面对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我曾说过，中國面料的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这和日本正好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國的经济要比日本更具有活力，这是由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工造成的。但中國同样面临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体制。数日前，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是中國即将召开金融工作会议，大家对中國金融管理模式进行争论，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是否建立獨立的金融管理局或采取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并举的方式。我看到这篇文章很失望，我很难理解中國的政策专家和经济学者的作为。中國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金融管理局和中央银行的责任划分问题，而是制定中國金融政策的问题，只有制定了金融政策才能因事设人。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应该制定的是中國未来要采取什么样的金融模式，是美国式的以投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商业银行为辅的模式，还是日本台湾式的商业银行为主，投资银行和股票市场为辅的模式，或德国法国式的混合模式。只有制定了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考虑采取如何的管理方式。怎么可以本末倒置来实行金融计划呢？同样，中國目前所面临的也是长期战略研究和长期利益的思考，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國需要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体制上的束缚，如何制定长期的中國经济发展模式。

　　从专业角度上看，中國经济发展必然会如同日本一样走向产品精致化，我同样相信中國人的聪明和勤奋。中國人的怀疑性和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会加速中國企业的竞争程度，使中國的企业更倾向于美国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模式。这样的企业往往比日本的企业更具备生存能力，但同样，民族性也是双刃剑，同样会杀伤自己。过度的内耗就会给民族企业发展造成更大的损失，让海外企业乘虚而入，然后各个击破。中國人的特点同样是具有分裂的人格，表面和内里往往截然不同。这种性格同样也在企业经营中表现无遗，短视和贪婪更会让中國的企业丧失未来。而目前中國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位大陆上市企业老板曾问我，中國加入WTO 后，什么企业才会赚钱。我曾这样回答他，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本，你可以在各个领域建立连锁商业，先抢占地盘，然后求发展，但你在建立连锁商业的同时一定要采取国际上最好的经验，不要让中國国情所迷惑。也不要为房地产或什么高科技产业所迷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国际商业进入中國之前，地盘就是最大的资本，如果你在某个行业拥有庞大的连锁商业，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企业，远期利益一定会比你投资房地产更高。我相信如果你拥有了五百家电器连锁店，你一定可以不化分文就可以让全世界的电器生产厂家主动将货物送到你的店中，而且你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而目前中國最有希望的就是连锁商店，这是个决定中國未来的商业，也是未来十年中國赢利最大的行业，同样是海外企业不敢轻易涉足，最具有中國民风特色的行业。大陆的上市公司老板听了我的话后说，你说的不错，但我的股东不会等我数年后赢利，而且我也没有经验，我宁愿干房地产，让股东看到土地和房屋这些实在的东西。我可以按照你的建议做个计划告诉大家，但我决不能实施。

　　在美国，投资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经过专业人员的分析，至少要分析即将投资项目的短期（五年）和长期（二十年）的基本状况，在得出基本数据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投资。当然，你也可以不找银行或基金投资，完全靠自己的资本进行，这样就可以不用经过专业的投资人员进行复杂的技术分析，但真正的投资家又有几个会盲目地投资呢？

　　相对于世界各国，美国是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转型最早，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最合理的国家，但美国同样也面对着很多的社会问题和发展的障碍。其中最主要问题是人员结构的调整，知识经济的最大动力是高知识结构的人员，需要的是创造力和销售力。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也是低技术劳工如何转化成为高技术人员，这和中國面临的社会结构障碍及日本的产业结构障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这个人员结构上的转型更困难，成本更大。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美国发表教育白皮书中写到：“美国教育水准下降，全美国有1/3 的人士不符合美国教育标准，1/4的人士属于半文盲。可是当你知道全美国有3/4 的人接受的是大学教育，你可能会奇怪美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文盲。其实这是标准制定的不同，在美国最新的标准中，不能熟练使用电脑的也被算是文盲，不能写出符合标准的论文的也算是文盲。这就如同日本人看美国的贫困标准线一样。在美国人均居住面积少于900英尺的就属于贫困家庭，一个三口之家的贫困家庭标准配备是，电视机两台，1.7部汽车，2.5 部音响，两部照相机，2.1 部录像机，人均7 、8 套服装，0.8 部电脑，2.6 部电话，而家庭中没有暖气，或没有自己的洗浴设备的更是不可容忍的贫困。仅以美国的贫困人口居住标准，在日本是普通富翁都难以实现的梦想。而美国贫困家庭的生活标准更是世界上第三世界国家富人的标准。由此，就完全体现了标准不同，所反映的价值也不同。

　　在美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现象是，美国的中产階級的日趋贫困化问题。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獨立的中产階級，正是这个强大的中产階級才使美国不断进步和发展。美国的企业几乎都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这样的企业巨人经过资本市场的转化，几乎成为一个可以左右一切的巨人，一个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很多不发达国家。这样的企业也变相成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业，大量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在这里工作一生，享受着中产階級的一切待遇。当美国产品行销全球的时候，美国的中产階級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势力。按照美国常规标准，年收入在五万美元的三口之家就可以算做中产階級，而在美国，一个熟练的产业工人工作了十年之后的年薪可能会达到十万美元以上。而年收入在百万美元的小企业主和高级白领阶层也同样自称是中产階級。这样广泛的阶层怎么会不庞大呢？

　　在美国转型为知识国家的过程中，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被迫改行，收入短期内会有很大的落差；同样，传统企业的转移也让很多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生意萎缩。高科技带来的新产品价格又高于原有的产品，经过这样的比较，美国的中产阶层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在下降，更多的中产階級感到自己的生活与父母相比有了很大的落差。而这个结果就严重地阻碍着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也影响着美国进行进一步的人员结构调整。

　　美国两大执政黨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大家都知道共和黨是富人黨，主张对企业和投资人减税，以促进企业和投资人将更多的资本和赢利投资到新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民主黨在政策上更倾向于贫民，以增加贫民福利和教育为口号，更倾向于让让贫民减税，变相杀富济贫，让社会更稳定。在美国历史上两黨执政的时间几乎相当，共和黨执政的时期略为长一点，其实从根本上看，两黨执政和美国的经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民众失业率高，大家都希望企业家投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繁荣一段时间后，大家就又希望不要过度的贫富分化，帮助贫民以稳定社会。这样一来，两黨执政就都有了可行的基础和必要。

　　在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实施上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必然是富人越来越富，利润的追求使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使企业利润迅速扩大化。相对于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选择性则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拥有者那么多。综观美国的富人阶层从历史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封闭和保守的小圈子，它们拥有自己的商店和娱乐场所，更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不同社会。也许各位不会相信，一个富人家的女佣的年薪会超过十万美元，一个正统的英国管家的年薪超过三十万美元，一个富人家庭的每天开支平均是十一万美元。尽管这样的人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万分之五，但他们掌握的金钱却占全美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也正是这些人在领导着美国的经济，甚至是世界经济。

　　我是共和黨人，我一直主张对富人减税，其实理由很简单。对富人而言，减税可以让他投资到经济当中，至少可以让他将金钱留在美国。你不减税，他照样可以合法避税，将金钱转移到英联邦的避税国家，诸如开曼群岛之类的国家。资本不仅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反而政府和百姓都得不到实际的利益。中产階級因为自有的资本少，而不值得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基金会以避税，但当你一年的纳税超过自己的预计时，你就会考虑到海外采取手段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又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想法，是人性的最基本的体现，你又怎么能制止呢？与其堵还不如放开。

　　WTO 体系在全球的建立和实施，同样会产生上面的问题。美国传统的中产階級受到冲击就不可避免。但这个冲击是长期的，甚至对美国文化和社会制度都会有深刻的影响。人员结构的改变是项艰巨的工作，它不会象产业转变那样迅速，也不会因为政策和经济的影响而在短期内就发挥作用，显示威力。更多的是伴随着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全球性的经济也同样会在这个历史性的人员结构调整中产生更多的难以估量的影响。事实上，在美国的经济政策上，关于人员结构调整的最明显政策体现就是移民政策上的实施。而这个政策同样在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体现。人才的掠夺才是未来美国知识经济长久发展的最重要保证。也是关系到美国人员结构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美国人员结构转型成功之后，我们就会再次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中产階級，目前在美国涌现的IT贵族正是这个新中产階級的雏形。

　　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属于单一文化，东方意识浓厚。更沉浸在旧日的辉煌中，官本位和名誉是决定一切的首要考虑。相对于美国，美国多样的民族文化带给美国的是更多的活力。中日都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又都面临着对人的本能上的忽视，东方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最大的弊病是对人性的扼杀和抑制，更可怕的是人格上的分裂倾向，表里不一的东西在东方人的行为上表现的太多。反观美国，崇尚人性本质的东西反而可以让人的才能发挥的更充份，这样的体制和文化更适应未来知识经济。而在社会保障机制上，中日均没有美国的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对人的创造力更是一种无形的抑制。正是这两种文化的不同才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同。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在这方面有过一个很好的论述：“未来世界的冲突和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和发展。”

　　也许，我们在目前还不能对这个发展有明确的论证，未来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更清晰的发展方向。但无论如何，中美日三国的经济转型都已经在进行之中，这三个国家的发展同样会影响着世界，同样会给我们未来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國和美国的转型更将影响世界上每个民众的具体生活。

　　中國在经历了百年的轮回后终于重新出发了，但目前的政策如何制定却将影响着中國的未来，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如何引导中國走向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作者:草庵居士

　　在9 ·11事件发生之前，本人一直以为只有中國的某些知识精英喜欢“反美”即反对美国（这里主要指用话语或文本反对美国）。但9 ·11事件发生之后，本人在对人们在媒体上对9 ·11事件作出的各种反应作了某些“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几乎全世界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反美”，甚至包括美国本身的知识精英。当然，这个“都”字用得并不恰当，只是，知识精英中真正不“反美”的并不太多，并且，在大部分国家中，这些真正不“反美”的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很小。这样，这个“都”字也就不算滥用，或不算过分滥用了。

　　既然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本人自然就会对此认真地思考一下，本文就是本人的思考结果。当然，能够发现这样有趣的事情并对些作出“研究”，完全是因为本人对美国没有感情：既谈不上“爱”美国，也谈不上“恨”美国。既然如此，本就也就自然既不会“亲美”，也不会“反美”了。或许，正是这一点，使本人能更“客观”地看待这些东西。

　　美国不是“天堂”，美国不是“天使”，美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对于这个庞然大物，既没有任何绝对的理由可以说人们不能够“反”，也没有什么绝对的理由可以说人们非一定要“反”。为此，本人不对“反美”本身作任何价值判断，只是试图说明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的原因。

　　一、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的一般原因

　　世界各国的知识精英的“反美”程度大体上是这样分布的。反美程度最高的当然是本·拉登以及其基地组织的知识精英。虽然也“反美”，但反美程度最低的或许要算英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然后就是法国和俄罗斯的知识精英，接下来可能就是中國的知识精英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据知识精英的“反美”程度的从低到高将全世界的“反美”知识精英分为五个水平：

　　美国的知识精英属于第一个水平，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知识精英属于第二个水平，法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的知识精英属于第三个水平，中國的知识精英属于第四个水平，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英属于第五个水平。

　　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的第一个直接原因应该是这样，“反美”没有任何风险。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无论是“亲美”的国家还是“反美”的国家，“反美”是最没有风险的事，即使是在美国这个国家之内“反美”，也没有丝毫风险。

　　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第二个直接原因应该是这样，“反美”是一件最“勇敢”的事情。人们对庞然大物或多或少有点无名的恐惧。对象美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任何国家的人们多少也有点恐惧感。敢对这个庞然大物“说不”的人，自然会被人们称为“英雄”。

　　比起商人来，知识精英有着不愿意冒风险的特点。既然不冒任何风险就可以当英雄，知识精英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两个直接原因还不是解释为什么知识精英都喜欢“反美”的充足理由。我们不能说，知识精英喜欢“反美”就是因为他们想充当“不冒风险”的“英雄”。那么，知识精英为什么喜欢“反美”呢？

　　我们应该从知识精英的某些特点来解释他们喜欢“反美”。知识精英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秩序感。当然，知识精英的强烈的社会秩序感只是对他人而言，而不是对他们自己。实际上，大量的知识精英自己是不讲什么秩序的。所谓知识精英的强烈的社会秩序感，就是整个世界都必须按照他们“设计”出来的某种秩序运转，否则，这个世界就是不合理的。

　　只是，这个世界经常都不会按照知识精英的设计运转。这样，知识精英也就经常成为社会现有秩序的最强烈的、最潜在的反对者。知识精英是“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人，知识精英要反对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自然也就必须寻找到这些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产生的根源。在古代，知识精英可以把这个罪恶的根源归罪于“魔鬼”、“异教徒”等头上。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某个知识精英说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是因为某个“魔鬼”或“异教徒”，虽然多少会有一些听众，但真正相信的人是不会太多了。

　　如果说现存的社会秩序不合理是由某个小国家造成的，这话有谁会相信呢？一个小国家能够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如果把这个罪恶归结到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头上，归结在美国这个对全世界影响巨大的“魔鬼”头上，归结在美国这个其文化向全世界渗透和扩张的“异教徒”头上，自然会有大量的喝彩者。这样，知识精英为了寻找一个制造了现代世界各种罪恶的“魔鬼”或“异教徒”，当然也可以称“替罪羊”，自然也就会寻找到美国。

　　我们还要从社会的市场效应来解释知识精英的“反美”。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无论人们怎样设计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总会要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幸和罪恶。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对这些不幸和罪恶产生的原因作出解释并不是主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是如何应对遇到的不幸和遭受到的罪恶。但是，知识精英与普通精英不同，他们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不幸和罪恶。

　　要消除社会的不幸和罪恶，自然就要寻找不幸和罪恶产生的原因。当然，这一点并不需要作出过多的解释。这时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全世界的知识精英在寻找社会的不幸和罪恶产生的原因之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寻找到美国头上呢？

　　从广义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知识精英与“明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明星”与“追星族”之间构成了某种互动的关系。知识精英也必须有其听众。知识精英和其听众也有某种互动的关系。美国如此之强大，无论那一个个人，包括美国的很多个人，都对其有着某种恐惧感。面对一个难以捉摸的庞然大物，任何人都会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人们对美国有着某种恐惧感，知识精英通过“反美”，在很大程度上就消除或减少了人们的这种恐惧感。“反美”的知识精英也就自然成了“明星”，也就有了一定的追星族的听众。这样，“反美”的知识精英和恐美的听众的市场关系也就形成。

　　人们聚集在一起，总要谈论点什么“超越”之物。在古代，西方人“谈论上帝”，中國人则“聊天”即“谈天说地”。当然，更多的时候，人们是“谈论鬼神”。在今天，西方人很少“谈论上帝”了，中國人也很少“谈天说地”了。当然还有人“谈论鬼神”，但这始终是登不了大雅之堂。这样，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谈论什么“超越之物”呢？美国这个庞然大物自然也就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重要主题。

　　这样，一方面，反美的知识精英和恐美的听众形成了某种市场关系，另一方面，人们经常“谈论”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就扩大了这种市场关系。这样，“反美”的知识精英也就越来越有市场，恐美的听众也就越来越多。“反美”的知识精英与恐美的听众也就这样建立起了广泛的市场联系。

　　二、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的社会心理原因

　　我们还要从知识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来分析他们的“反美”。尽管世界各国的知识精英都“反美”，但正如前面所说的，不同国家的知识精英分别处于不同的“反美”水平。这与知识精英的联系并不太大。无论知识精英身处何时何地，知识精英恨不得世界按照他们设计的秩序运转的心理基本上是相同的，知识精英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的处境基本上是相同的，知识精英自认为具有高人一等的精神是相同的。这样，我们就必须从知识精英所处的民族的文化环境或氛围来解释不同民族的知识精英所表现出来的“反美”程度的差异。

　　我们从前面列出的不同国家的知识精英的“反美”的五个水平，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不同民族的知识精英的反美程度，与这些民族的人们对美国的恐惧感成正比，与这些民族的知识精英害怕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程度成正比，与这些民族的知识精英害怕丧失自己的优越地位成正比。

　　美国的知识精英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反美，但是，美国民族对自己的恐惧当然不会太强烈，美国民族的知识精英当然也不那么害怕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美国的知识精英既没有什么优越的社会地位，也找不到几个听众，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思“反美”。

　　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民众对美国的恐惧不太大，这些民族害怕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程度不太高，这些国家知识精英的地位也不太优越。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多少有一些听众，但“追星”的听从并不太多，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也就只是偶尔反一反美。

　　象法国、俄罗斯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民众对美国的恐惧感不是太大，并且，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自己的文化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自信心，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多少还是有着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并且，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看到美国文化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多少也会产生一些害怕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丧失的心理。这样，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也就经常反一反美。

　　中國还是一个发展中國家，美国那样强大，中國人自然会对美国产生较大的恐惧感。中國虽然在近代落后了，但毕竟有着光荣的过去。并且，比起阿拉伯世界，中國人至少还有一点“复兴”的信心。但是，中國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在与美国的文化渗透和扩张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能够站得住脚步跟呢？中國的知识精英自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担心。中國的知识精英的优越社会地位虽然还不太稳定，但正是这种不稳定使得中國知识精英更加害怕“人人平等”。这样中國的知识精英虽然不可能坚定地“反美”，但经常也会表现表现自己“反美”的坚定性。

　　阿拉伯世界情况就不同了，至少在近一千年的历史中，阿拉伯文化就没有创造出什么新东西来了。面对强劲的美国文化，阿拉伯国家的知识精英自然会产生某种自己的文化会消失的恐惧。阿拉伯国家的知识精英又有着无比优越的地位。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英成为坚定的反美斗士也就不足为怪了。

　　知识精英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他们都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自然也就有着高人一等的精神，并且会用高人一等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而在现在这个世界中，只有在美国，知识精英才最没“地位”。美国人信奉的原则是“人人平等”。美国人根本不喜欢知识精英，全世界的知识精英也知道这一点。如果知识精英所在的国家的人们都接受了美国人信奉的“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把知识精英“不当人”，那知识精英怎么办呢？这样，出于维持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出于维持自己高人一等的“精神”，出于自己是社会文化精英的优越感，知识精英迫不得已，也就不得不“反美”了。

　　三、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的宗教文化原因

　　我们还可以从更深的层次即从宗教文化这一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说过，全世界的知识精英“反美”分为从高到低五个水平：阿拉伯知识精英，中國知识精英，法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的知识精英，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知识精英，美国的知识精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精英的反美程度与这些民族的宗教中的“客观神”信仰成分成正比，即某一民族的宗教中“客观神”信仰成分越多，其知识精英的“反美”程度越高。

　　什么是“客观神”信仰呢？一般来说，“客观神”信仰的主要特征有三点。一是相信一个唯一的人格化的“神”存在，二是相信一个唯一的人间化的“天堂”存在，三是相信一条唯一的从人间进入“天堂”的道路即相信唯一的获救道路。

　　与“客观神”信仰对应的自然就是“主观神”信仰。“主观神”信仰也有三个主要特征，即，一是“神”不一定是唯一的，并且不一定是人格化的。二是“天堂”是否存在由个人作出判断，即使有，也不是唯一的。三是个人获救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唯一的个人获救的道路。

　　伊斯兰宗教主要还是一种“客观神”信仰，即相信“真主”是唯一的、人格化的“神”，只有一个唯一的人间化的“天堂”，只有唯一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

　　中國的汉民族虽然没有象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系统化、形式化、组织化的宗教，但人们还是有宗教信仰的。在古代，中國人的神是“天”，而在今天，中國人的神则是“人民”。古代中國人的“天”既指称超越之物的代表，又同时指称自然界。而今天中國人的“人民”，虽然是一个抽象的庞然大物，但毕竟“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样，由于无论是古代中國人的“天”还是今天中國人的“人民”，这两种“神”都有着相当程度的客观可感知性。由于这种客观可感知性，没有宗教的中國社会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客观神”信仰成分为主的宗教相类似。

　　法国的天主教、俄罗斯的东正教、印度的印度教之中的“客观神”成分比起伊斯兰教要少得多，但比起基督教新教来，其“客观神”信仰成分又要多得多。

　　英国、德国等基督教新教中，“客观神”成分较少，一般来说，这些国家的宗教以“主观神”信仰为主。日本的神道教以及对天皇的信仰等，经过“二战”后五十多年的去神秘化，也基本上以“主观神”成分为主。

　　美国人中以信仰基督教新教为主，美国又实行了宗教自由，这样，本来就是以“客观神”信仰为主的美国基督教新教，加上宗教自由，自然就是最具“主观神”信仰的宗教了。

　　一般来说，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宗教都是“客观神”信仰。“客观神”信仰只承认唯一的人格化的“神”的存在，只承认唯一的人间化的“天堂”的存在，只承认唯一的个人获救道路。一个民族的宗教中的“客观神”信仰成分越多，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越容易出现偏激思想和极端成分。因为，一个民族的宗教中的“客观神”信仰成分越多，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就越容易认为自己绝对地把握了这种“客观神”，越容易认为自己掌握了“天堂”的奥秘，越容易认为自己唯一地拥有了通往“天堂”的“通行证”，这也就使得知识精英越容易产生一种要让所有的人跟着自己信仰唯一的“神”，向往唯一的“天堂”，走上“唯一”的获救道路宗教冲突。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宗教中的“客观神”信仰成分越多，知识精英在普通民众中的权威也就越高，知识精英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控制的权力也就越大。在没有外界“引力”的条件下，各个民族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虽然也有冲突甚至战争，但在一个宗教系统内部也有着自己的调节机制即有着自己的内部“凝聚力”。而知识精英则在实现这种内部凝聚力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一个强大的外部“引力”存在之时，各个宗教体系内部的调节冲突的机制的作用就会迅速减弱，其内部凝聚力也就会变小。

　　为什么一个民族的宗教中“客观神”信仰成分越多，其知识精英越容易出现偏激思想和极端行为呢？这正是外部引力增大和内部凝聚力减小的结果。“二战”以后，世界各民族实际上就已经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了。无论任何国家，其普通民众都对外部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大量的普通民众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经济强盛，文化发达的美国。普通民众经常出于自己对美国理解，经常会做一做“假如我是一个美国人多好”的美梦。虽然普通民众仅仅只是象做梦一样地“想一想”，传统的知识精英在普通民众中的权威就在普通民众这样“想一想”的过程中迅速降低。随着知识精英的“权威”降低，随着知识精英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控制的权力的减小，知识精英自然就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这种由于权威的降低和权力的减小而产生的失落感，正是知识精英产生“反美”情绪的重要宗教文化根源。

　　美国文化对普通民众构成了强大的外部“引力”，这就使得知识精英对普通民众的权威的降低和对社会公共生活控制的权力的减小。通过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魔鬼”或“异教徒”，或许能够消除或减小这种外部引力，提高知识精英的权威和增加知识精英的权力，这样，知识精英自然就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美”。

　　四、如何看待知识精英的“反美”

　　“反美”是知识精英的普遍特征。知识精英之所以喜欢“反美”，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个“魔鬼”或“异教徒”，这个“魔鬼”或“异教徒”如此强大，对普通民众如此有吸引力，如此妨碍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这个世界，这个“魔鬼”和“异教徒”喜欢的“人人平等”的原则严重地损害了知识精英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知识精英之所以要把美国当作“魔鬼”或“异教徒”，主要是因为强大的美国在世界各国民众中的影响，美国文化向全世界的渗透或扩张及其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威胁着知识精英的优越的社会地位。因为在这种强大的外部吸引力的作用下，普通民众对知识精英试图强制普通民众按照他们设计的社会秩序生活的作法越来越不接受。

　　当然，普通民众做一做“假如我是一个美国人多好”的美梦的同时，同样对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恐惧感。而这种对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恐惧感，为知识精英的“反美”提供了市场。人们喜欢象“谈论上帝”那样谈论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又为知识精英的“反美”扩大了市场。

　　知识精英之所以喜欢“反美”，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如何如何不好，不是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如何如何丑恶。或者说，即使美国是天堂，即使美国人是天使，只要美国是一个庞然大物，知识精英始终都会“反美”。如果没有了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知识精英自然会寻找一个美国的替代品。美国始终只是一个“强盗”，知识精英则是不畏强暴的“英雄”。只要世界上有“强盗”，知识精英就会自觉地充当不畏强暴的“英雄”。

　　知识精英经常会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他们会说他们的“反美”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为了维持“世界和平”，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等等。阿拉伯的知识精英把自己的“反美”说成是为了“真主”，中國的知识精英则把自己的“反美”说成是为了“人民”，为了“中國人民”。只是，在这一块块的遮羞布的下面，隐藏着的是或许知识精英自己都很难知晓的那些不那么太“正义”，甚至有点肮脏的东西。难道只要中國的知识精英一“反美”，中國的贪官就不腐败了，中國的工人就不会下岗了，中國的农民就可以进城了，中國的打工仔打工妹就不是贱民了，二十一世纪就真是中國的世纪了，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吧。

　　只要美国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知识精英主观上就会继续“反美”，知识精英“反美”的客观条件也就同样存在。因此，“反美”不仅只是知识精英的普遍特征，或许也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潮流。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这个庞然大物难以为其他国家取代。但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人们该不该“反美”是一回事，知识精英出于什么原因“反美”是另外一回事。本文所要提出的观点就是，无论如何，人们把“反美”的知识精英当作英雄是极不理智的。

　　任何一个民族和美国都会有利益和价值的冲突，任何时候该“反美”，什么时候不该“反美”是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如果这个重要的外交问题受到那些害怕丧失自己优越地位的“反美”的知识精英的干扰甚至控制，那就不仅会使这个民族受到极大的损失，并且，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或许会为这个民族带来一场灾难。

作者单位：湖南湘潭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马克义

　　以民主、自由为立国之本的美国，为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美国的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居功至伟。她消除了社会上的许多阴暗面，创造了一个民选的、高效的政府，并以其固有的魅力影响着整个世界。

　　美国新闻的自由、獨立和客观在七十年代达到顶峰，由于对越战和水门事件的深入报道，使美国新闻工作者获得了广泛的崇高的声誉。同时也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和军方通过他们富有经验的专家高效率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对舆论进行控制和封锁是不可取的，只有通过对舆论的引导，通过和新闻工作者的合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已很难看到越战时的对立、诘难的场面，而代之以双方的通力合作。在八十年代初，由于中國倒向美国，美国在战略上赢得了一个重要的筹码，因此，在里根总统时，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破坏当时战略稳定的也难以实现的计划，做为一个有着獨立思考习惯的优秀的群体，美国舆论界应该可以看出这中间存在的巨大的危险性，应该表达美国人民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和平的立场，但他们没有，一味地跟着政府起哄，大肆渲染星球大战计划，似乎星球大战计划真的能化解当时的核僵持、核毁灭的局面，这实在不是一个总是生活在核恐怖和冷战时代的人的正常反应。现在我们看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大缩小了的星球大战只有TMD 稍具战斗力，而NMD 却还在试验，太空武器连研究都还没有开始，更别说布署了。再说即便是星球大战计划能够实现，美国能够拦截悉数苏联导弹，但几万件核武器造成的核污染、核冬天就足够使人类文明倒退到石器时代。可当时的美国舆论却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这和六十、七十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否还是那同样的一群人。

　　在八十年代，美军又对利比亚、格林纳达、巴拿马等进行了军事打击，美国舆论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赞赏和支持，由于美军在这几次军事行动中伤亡很小，因此舆论更加受到了鼓舞，听到的反对声也更加微弱。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又有了新的热点，海湾的伊拉克侵略了科威持。科威持与伊拉克渊源极深，历史上曾是伊拉克的一个省，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腾出手后，掉头吃掉了科威持。如果战场是在黑非洲，伊、科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人理，但这是在海湾，是流淌着石油的地方，因此美军大力介入，同时美国舆论也卷入了海湾战争。由于电视及其传播方式的改进，美国舆论在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标有CNN 字样的美国新闻出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电视上，鲍威尔、斯瓦茨科普夫将军手拿指挥棒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和导弹在十字光标引导下飞向伊拉克目标击中并起火爆炸的镜头几乎成了海湾战争的标志性镜头，成了电视直播报道战争的经典性的镜头，也成了美国舆论与军方蜜月关系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从那以后，美国舆论的獨立性、自由性及思想性就已开始部分丧失或者弱化，其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日益明显日益公开，其与政府政策的良性互动相互配合也日益睦契，同时也日益受到他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对。

　　前南地区的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美国舆论与政府军方已经分不出是政府军队影响舆论还是舆论鼓动政府军队去冒险。当美国的卸任政客在风尘赴赴的奔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时，舆论却在狂热地叫嚣着战争，他们以耸人听闻的大屠殺作为他们的旗帜，与北约所称的人道主义灾难相呼应，终于引爆了他们所期待的战争。只可惜当尘烟散尽以后，并没有发现他们所谓的万人坑。不过他们是不会在乎的，战争已经打响，精彩的画面已经传送到世界各地，舆论又一次赢得了受众的喝彩，再现了十年前的辉煌。没有人能指责他们。阿尔巴尼亚人不会说，他们是赢家；中國不敢说，中國挨了炸；俄国不想说，他们从中得了利；死了的平民不能说，他们已不能表达。只有塞尔维亚的坦克队列隆隆地回撤时，人们才隐隐地想到，军队和舆论都撒了谎！

　　二十年前，当中國与美国建交时，面对中國当时鲜明的社會主義特点，美国舆论翻出三十、四十年代的观点，说中國共產黨是一个农民黨，以此和当时邪恶的苏联共產黨进行区别。但当邪恶的苏联共產黨彻底的垮掉以后，美国的舆论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國，不顾中國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着力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不顾中國二十年来不断进步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不顾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和人權状况的逐步改善，以人權和所谓中國威胁论为借口，不断攻击、污蔑和辱骂中國，丑化中國，妖魔化中國，变化之快让人反应不过来。中國正在发生的变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从狭隘的眼光看，是有某些冲突，因此美国政府表明中美是竞争对手还情有可原。但一贯标榜正义的美国舆论何以会认为中國正在进行的变化却使中國变得还不如二十年前了呢？是他们的标准变了，还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变了呢？中美撞机后，在一年前“高喊人權高于主权”的美国政府军方和舆论却不约而同地大叫美机是美国的领土，是美国主权，几乎没有人去关心一下中國的王伟的死活，只是在中方指出后，才轻描淡写地遗憾了一下。以中國军方的现有军力，连台湾都说自己占有优势，可世界唯一的超极大国却散布中國威胁论，一面加强美日安保条约，一面组织亚洲小北约，一面还在加紧向亚洲调派军队武器，而美国舆论也大加配合，一会大炒新南德的什么东东，一会又炒作中國帮助伊拉克发展防空系统，一会爆炒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等等等等。911 事件发生后，从最初的震惊恢复过来以后，美国报刊就开始新一轮的攻击、污蔑和辱骂。说中國与塔利帮有密切的关系，中國替塔利帮修水坝等等。在布什叫嚣不作朋友就是敌人的时候，美国舆论到底想把中美关系引向何处？他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西方舆论也积极配合，法新社说中國记者在美国拍手叫好，被美国驱逐，英国卫报说本拉登已逃到了中國。中國实在也没怎么招惹他们，难道中美开战，他们还能占什么便谊吗？

　　全世界范围内，能够有潜力与美国一争短长的国家，中、俄、印、巴西等国而已。俄现时已被削弱，但其潜力不可小视，所以虽然俄国已经消除了与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但是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仍然不理会俄国安全上的要求继续坚持东扩，以彻底减除俄传统上的盟友，消除后患。印度人口众多，软件业发达，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小，且有称霸南亚、印度洋的野心，但其国内宗教派别林立、种姓制度后患不小，且与美国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化上对其他国家也没有太多的影响，故其短期内不可能对美构成现实的威胁。巴西国土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周边除美国外，没有什么对手，有发展的余地，但其地处南美，属美国后花园，在大西洋对岸对应的是战乱中的黑非洲，且与美关系密切，无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在非洲没有结束战乱前，不可能有供其发挥影响力的地区。只有中國不同，她除了国土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外，敌对的意识形态、快速的经济发展水平、悠久深远的文化影响力及周边有朝鲜半岛、中日、台海、南沙、中印、印巴、中亚等热点地区，在在都让美国放心不下。中國视美国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美国则视中國为地区安全、世界安全及美国世界霸权的潜在威胁。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但由于两国共同利益巨大，两国敌对后果太严重，因此彼此还没有最后摊牌，但两国军队的敌对意识非常浓厚，一国在训练打航母、打隐形飞机、打巡航导弹（以中國的实力，这大都是虚言恐吓，宣传的成分居多），这可是美军的优势所在，另一国也在磨刀霍霍，一边将空射型巡航导弹布署在关岛美军基地，一边将三艘核潜艇调入珍珠港，一边在中國周边发展准军事联盟以围堵中國（以美国的高效，现已初具规模）。受中美两国的现状的影响，尤其是受银河号事件、炸大使馆事件、撞机事件及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影响，中國的大部分国民和网友们都有相当的反美情绪，不过这大都只能停留在口头漫骂而已，因为中國的国内舆论并不能完全代表民众的心声。而美国的舆论则不同，他们在世界影响巨大，一言一行都能在世界掀起风浪，别说中國对美国真有戒心，就是没有任何的介蒂，美国也不会放过中國。美国的舆论凭其精良的技术优势、良好的职业素质、进取的团队精神、疯狂的感官刺激，对世界的影响可谓巨大。中國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将是中國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國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人權自由等等都要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一个结果，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在这么一段时间里结下这么一个仇家，只能说这是中國的一个劫。道家有所谓度劫之说，度过了，中國脱胎换骨，度不过，中國的修为全失。好在目前中國的度劫开了个好头，入世在即，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但愿中國不为世事所动，平安度过这一劫难，实现中國的腾飞！

　　（文/ 楚囚　摘自西陆观察）

　　作者:楚囚

　　　　　　 ——对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的思考

　　自从资本主义降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争始终是各国不同政治经济派别分歧的重要成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国可能从主张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也可能从贸易保护转向自由贸易。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声音往往抬头；而在繁荣时期，自由贸易又容易成为潮流。对于强国来说，自由贸易是占领弱国市场，打败弱国企业的旗帜；对于弱国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开始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它又会回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上去。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力量强弱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种主张的历史，而美国也正是因此才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不仅如此，由于英国力图保持世界工场的地位，美国运用贸易保护手段曾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不是英国炮舰调动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情，美国很难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果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许今天的美国就如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一样，徒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却仍受发达工业国的控制和掠夺，依然贫穷落后。因此，对于今天追求强大的中國来说，破解南北美洲不同历史命运的奥秘，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禁运催生了美国制造业

　　１８８１年１０月，英军将领康沃利斯于约克敦投降。１８８３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獨立。但是獨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和发展。獨立战争期间，由于对英贸易的滞阻，北美的制造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从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看则仍远落后于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獨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３９２９吨，１７９１年下降为７９７吨。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带累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据统计，从１７８４年到１７８６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７５９１９３５英镑，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２４８６０５８英镑，逆差高达５２０５８７７英镑（原文如此，疑有小错误——引者注）。出口萎缩、市场缩小，使价格大幅下跌，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是谢司起义。在美国史上，１７８１年至１７８９年被称为“危机时期”。从竞争的观点来看，其实质是英国挟裹着其市场竞争的强者优势对新獨立的弱小的美国进行打击，以经济殖民来代替政治、军事殖民。

　　危机给美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美国向何处去”一时成为报纸和小册子所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喧嚣声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声音至今仍清晰可辨。推崇自由贸易的多为南部大种植园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机时期，南部大种植园主兼并了大量小农的土地，巩固了竞争地位，他们虽然对英国限制出口不满，却得益于优质廉价的工业品。因此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一方面要求英国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试图摆脱英国的商业垄断，开拓南欧、北欧市场及其他全球市场，同时则加快向西部扩张，将西部广袤的土地变为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增强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北部大商人也主张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的利益来自对外贸易的扩大，无论进出口是否出现逆差，只要贸易总额上升，就少不了他们的利润。主张贸易保护者成份比较复杂，既有保卫獨立战争成果的爱国主义成份，又有在谢司起义前巩固统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国打击最沉重的广大小农，又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主。由于当时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主张增强联邦政府力量、加强贸易保护的代表，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事实上控制了政府决策。汉密尔顿认为英国的力量来源在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必须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要发展制造业，则必须有政府保护。他指出需要政府保护的三个理由，一，外国政府对制造业有保护和奖励；二，农业国居民出于习惯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职业；三，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就使“最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由依附于英国的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故汉密尔顿主张中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建立了财政税收制度，恢复了公共信用，顺利发行了新国债，使联邦政府不再有名无实。然而汉密尔顿所珍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未得到推行，１７８９年的关税法案规定进口税率仅为９% ，远不足以保护新生的制造业。英国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所在，一开始就禁止机器和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外流。由于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又比英国高１/ ３到１/ ２。加以英国企业主资金雄厚，有现成的销售网络等因素，使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１８０１年的３２６家股份公司中，只有８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２. ４% 。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难摆脱后来中南美洲各国的命运，也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因为主宰着獨立后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他们都从依附地位中获益。发展制造业的每一个重大措施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征收高关税首先种植园主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欧洲的工业消费品，如果对方实施报复性措施，则还会连带出口下降，价格下跌，收入减少。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资源越丰富就越可以依赖开发资源来获取收益，就越缺乏发展制造业的动力——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只能靠发展制造业。杰斐逊的自由贸易主义和农业国之梦，正是建立在对美国丰富资源的依赖上。这个甜美、舒适的梦完全有可能将美国的制造业腻死。

　　正当美国迷迷糊糊地做着西部农业梦的时候，英国军舰的炮声把它惊醒了。１８０７年，英国为与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此举激起了强烈的反英爱国情绪，１８０７年１２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在用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来教训英国。不料，禁运不仅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英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本国也生产粮食），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禁运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１８０７～１８０８年，美国出口从１. ８３４亿美元下降到２２４３万美元，下降幅度达８８% ，进口从１. ３８５亿美元降至５６９９万美元，下降５９% 。于是，航海业濒临破产，大批海员失业，北部的大小商人损失惨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纷纷破产，工业消费品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财政出现巨额亏空。

　　在强大的压力下，《禁运法案》不得不在１８０９年初取消。然而，禁运却使国内制造业不再面对国外竞争，工业品价格上涨，制造业利润大增，航海业、对外商业的萧条促使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制造业，从而使美国制造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至１８１０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达到１. ２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禁运使美国人初步懂得了制造业对于民族獨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摆脱经济的依附性带来了第一线光明。但是，就在一部分美国人得出上述结论时，作为权力结构核心的部分大农场主和商人却增强了依附性，更害怕与英国打贸易战。因此，禁运刚结束后，财政部长加勒庭提交国会的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又被搁置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单方面终止禁运并没有换来英国的回报，英国继续劫掠美国船只。再加上美国国内西部扩张主义者的鼓动，１８１２年，美英正式交战。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陷入长期萧条和停滞，而制造业却飞速发展，对英国霸权构成了真正威胁。

　　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但英国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当时英国的技术还是相对简单、容易掌握、也容易改进的技术，美国制造业在技术上已经不处于绝对劣势；其次，从规模上看，美国制造业已经有相当实力，而且也得到了国内金融势力的支持；第三，１８１６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２５% 。此后，直至１９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

　　由此可见，１８０７年禁运和１８１２年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没有这两场战争——战争是最极端的保护主义，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巴西，而世界历史的面貌也将大不相同。遗憾的是，许多研究美国史的专家似乎没有充分注意这一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在《新编美国史》中，１８０７年禁运和１８１２年战争只占了二页半，而且没有片言只语论及其重要意义。原因是很耐人寻味的：如果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或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也就不存在转折问题了，最多只有曲折。

　　●内战完成了美国社会结构的质变

　　摆脱弱者地位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和曲折。由于当时英国的强者地位并非像今天的美国那样突出，它先是没能阻止美国獨立，后是没能在１８１２年战争中重新占领美国（由于英国顾虑欧洲大陆重启战争），继而又没能在战后搞垮美国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就此承认了美国的崛起，而是在继续伺机压制美国。

　　就美国国内而言，从原有的殖民地型社会经济结构，向以制造业集团为中心的自主型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斗争。大商人集团、航海集团、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制造业集团之间，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时起时伏，构成了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權），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新申请州是否向奴隶制开放，以及民主黨与共和黨斗争等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渐渐地这对矛盾统摄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社会情绪越来越激动，直至爆发南北战争。

　　事实上，尽管通过禁运和１８１２年战争确立了关税保护原则，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在１８２０年以前，作为工业化最重要部门的钢铁业，其铁产量比殖民地时间还少。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业完全被英国所主宰。第一个真正对钢铁工业起到保护作用的关税是１８２４年的关税，其后是１８２８年的关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初，自由贸易集团控制了政权，降低了关税，钢铁业生产很快就停滞、滑坡；１８４２年参议院决议恢复高关税，铁产量又直线上升。如此，自由贸易路线和贸易保护路线反复斗争，钢铁业也反复涨落，直至林肯上台，把关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钢铁业。

　　总的来说，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南部种植园主、北部进出口商和航海集团则满腹牢骚。北部进出口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如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始终反对高关税，南部则把１８２８年的高关税称为“可憎的税率”，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为此，它提出了宪法“公约论”，即认为州创立了联邦，当中央政府的决定不符合州的意愿时，州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１８３２年７月，在自由贸易者的强大压力下，国会通过了新关税法案，比１８２８年的关税有所下调，但仍不能满足南卡罗来纳州的要求。同年１１月，南卡罗来纳州召开州代表大会，宣布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无效。如联邦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则南卡罗来纳州将脱离联邦。面临联邦分裂的形势，国会不得不再次通过妥协性法案，扩大免税商品种类。

　　妥协是达成了，但矛盾并未解决。自由贸易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一次次的较量中慢慢廓清了阵营，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两大派别。在世界范围的废奴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化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斗争。这两大派别都希望控制参众两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于各州的参议员人数相等，而南北两派所控制的州数相等，两派力量在参议员势均力敌。这时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则南部就能控制参议院。因此，一个又一个新开发地区被批准为新州之日，也就是两大派别一次次较量之时。每一次，出于维护联邦的考虑，双方都达成了妥协，如１８２０年的《密苏里妥协》，《１８５０年妥协》等。《１８５０年妥协》中，北方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同时也向南方承诺了严厉的《缉奴法》，从而维护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势。但每一次妥协都酝酿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１８５０年妥协》被称为“火山口上的壶盖”。此后，南北双方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１８５４年堪萨斯州问题上，两大派别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南北战争的前奏。

　　时间的推移有利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尽管南方的棉花出口还占到美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北部工业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长，这就使原先作为依附于发达工业国的北部买办商人和航海集团逐渐疏远南部，转而依附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其明显的标志是北部民主黨人的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原先属于自由贸易派，和南部种植园主有共同的基本主张，代表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在１８５４年堪萨斯州是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上，他开始反对当时的民主黨总统詹姆斯。布坎南，主张将维护奴隶制的堪萨斯州《利康普顿宪法》交人民表决；１８５８年堪萨斯居民投票否决了这一宪法，并最终于内战前夕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内战爆发后，道格拉斯本人匆匆赶往白宫，表示坚决支持共和黨，打败南部集团。道格拉斯和他所代表的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转变从政治上奠定了南部失败的基础，这实际上是美国从依附型社会结构向自主型社会结构转变的最后一个重要转折。

　　从美国社会内部摆脱依附性的意义上说，南北战争是獨立战争的继续。不仅如此，战时外交格局也充分说明了南北战争既是内战，又是外战，是从英法强国的统治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外战。英、法等欧洲大国都站在南方一边。英国自称为中立国，把南方称为交战国，实际上承认了南方政权，使英国成为南方的军火供应基地。英国帮助南方制造的铁甲撞角舰对北方海军构成重大威胁，其中“亚拉巴马”号在２２个月里连续摧毁和捕获了６０艘北部舰船。不仅如此，英国甚至企图寻衅直接参战。当北部战舰在英国“特伦特”号上截获了南部同盟的两名使节后，英国要求北部立刻释放人员，否则就对美宣战。面对英国的强硬挑衅，林肯采取了退让政策，使英国失去了宣战借口。法国则出兵墨西哥，占领墨西哥城，从南部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时如果美国坚持门罗主义政策，则法国就会和南部结盟，对美国宣战。如果不是林肯和共和黨人头脑清醒，缩小打击对象，则南北战争的结局将难以逆料。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北部制造集团确立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美国真正成为獨立的大国。共和黨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阔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将南部的发展纳入到北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在政策上是以高关税为标志的。到８０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１８８８年民主黨曾经试图动摇高关税政策，民主黨参议员罗杰。米尔斯提出了降低关税的法案，却被共和黨控制的参议院否决。１８９０年，共和黨控制的国会通过了《１８９０年麦金利关税法》，平均税率由３８% 增至５０% 。１８９７年，共和黨人威廉。麦金利入主白宫后，国会通过了《丁利关税法》，其税率又进一步提高。此后，关税仍不断提高，一直到１９３０年前夕，还通过了一个高关税法。

　　高关税有力地保护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内战以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每１美元投入工业，就有７美元投入农场、牲畜、农业工具和设备，农产品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一半以上。就工业结构而言，内战前手工作坊、工场和小企业仍占压倒优势。但内战结束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一切就完全变了。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８４年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从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０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３倍多。１９００年时，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３０% ，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从幼稚到强大要经历多么漫长和曲折的道路，而且完全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认清这一点，那么不难想见，今天WTO 给发展中國家几年或十几年的所谓幼稚工业保护期，其意义恐怕是死刑——缓期执行。

　　●认清中國在竞争中的位置

　　美国由弱到强的崛起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即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的经济。弱者如果不想被强者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认清自己的竞争地位和实力，一方面深沟壁垒，另一方面找准强者的弱点主动出击，打一场经济上的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持久战。那么中國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呢？

　　旧中國显然是个弱者。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股份制、董事会、交易所其实都不是新鲜事物。最近在北大举办了中國百年证券展，展览表明，中國清末就开始发行股票，上海滩的杜月笙等“闻人”更是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长。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中國的民族工业无论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股份制、合作制、民营独资，都无力抵御洋货的倾销和外国企业的竞争。

　　“一战”期间，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强国忙于战争，美日两国实力还不足以独吞中國市场，外国向中國销售的商品总值从１９１４年的５６９２４海关两，减少至１９１５年的４５４４７海关两，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１８年都在５５５００海关两以下，从而给民族工业的发展留出了空间。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１３年的１９年间，民族工业年均新增投资额为６３３万元，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的六年间，该项投资额上升为１４３０万元。其中，棉纱厂、面粉厂尤其兴旺。以绵纱厂为例，战争使中國棉花输出量减少，而棉纱的进口量减少，造成棉贱纱贵的局面，使棉纱业利润丰厚，大大地刺激了民族棉纱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后，英、法、德、瑞士等国又卷土重来，而美国的势力更见强盛，民族工业复遭重创。仍以棉纱业为例，由于战后外资纱厂倾销绵纱，又兼高价收购棉花，“棉贱纱贵”的局面一改为“棉贵纱贱”，华资企业本小利薄、技术落后，纷纷被外资企业兼并或被迫破产。“二战”前后民族工业又一次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二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客观上获得了免受外资威胁的经济环境，民族工业有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上增长较快，而且工业结构上也有所改善。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生产力大量过剩，急于独霸中國市场，和国民黨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最主要、危害最大的是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４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是集中國近现代史上全面出卖国家主权之大成的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表面上是非常平等的，中國亦可在美国享受美国在中國的待遇，但事实上却成了美国大量向中國倾销过剩产品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商品的价格仅为中國同类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民族工业根本无法抵挡，纷纷破产。１９４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４７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达２７，０００余家，到１９４８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７０% ～８０% 。严重的破产、倒闭浪潮使失业剧增，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黨的亡覆。

　　经过新中國３０多年的建设，到８０年代初期，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獨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拥有了世界各大主要高技术产业，如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但是，与世界强国相比，我们的工业仍然弱小，仍不具备可以敞开大门与巨型跨国竞争的实力。事实上，８０年代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关税税率很高，市场基本逐渐向国外放开，但幅度不大，所引进的外资以中小资本，港澳台资和东南亚资本为主，对国有民族工业尚未构成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虽然８０年代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却大多利润丰厚，工人的工资、奖金、福利都得以不断提高。可以说，８０年代的成功是在前３０年建设的基础上，保护和开放有机结合的成功。然而，由于片面地将８０年代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开放，９０年代后，政府几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巨型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國市场，给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带来巨大压力。国有企业竞争不过进口商品和外资企业商品，产品大量积压，生产能力过程，出现大面积亏损，工人下岗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东北的重工业企业，由于各地大量引进生产设备和生产线，本国重工业的前景已经岌岌可危。由此可见，虽然中國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都已经不小，但中國还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还没有在世界市场经济海洋里遨游的大鲨鱼，还没有走完由弱到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中國真正的国情不是落后，而是弱小。落后到先进只是个时间问题，弱小到强大却是一场生死博斗，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但大部分国家却都是市场竞争的失败者。

　　顺便说一句，谈到中國的民族工业，必然会首先提出国有工业，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重型机械工业，这些才是国民经济的骨胳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垮掉，就算服装鞋帽业发达十倍，把全世界的业务都揽过来，中國也是弱小国家，只有一堆任人宰割的经济脂肪。

　　●警惕市场幼稚病

　　弱势经济的基本对策是保护主义。然而，由于西方强国一味向我们推销新自由主义，别有用心地把中國说成是新的世界强国，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部分学者曲解了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本意，迷迷糊糊地跟着高唱自由放任的颂歌，一味地认定只有自由竞争才是中國的出路。这种主张实际上和当年跑步进入共產主义的狂热差不多，无非方向变了，成了跑步进入世界市场，从“左”派幼稚病一变而成为市场幼稚病。

　　然而，就在里根- 撒切尔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大力推销私有化的时候，美国却实行着大规模赤字政策，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当８０年代初，当日本质优价廉的商品潮水般地出现在欧美超级市场货架上时，美国和欧洲在七国财长会议上联合逼迫日元升值，削弱日元的竞争力，一手制造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这是金融时代的保护主义。可见，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从来是两面性的，对自己有利时就推行，对自己不利时就撇在一边，他们给弱者灌上市场幼稚病的迷魂汤，自己却清醒得很。８０年代以来，西方七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贸易日益向美、日、欧三大区域内收缩，区域间壁垒开始加高。时至岁末年初，美欧之间的香蕉战，美日之间的钢铁战硝烟正浓。

　　看来，应该到了给市场幼稚病提个醒的时候了。

　　作者:韩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