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我们看各种出版物和新闻报道，在中外关系上，里面传达的几乎全是记仇，很少见感恩。只要是外国人，全是殖民者，全是帝国主义。两年前看《汤若望传》，觉得汤若望在中國的47年起伏跌宕，戏剧性很强，就自作主张，写一个名曰《西洋远臣汤若望》的上下集剧本。写好一问行家，说想拍电影根本没门儿。为什么？传教士题材不能制作影视作品。并说他们几年前就写成一个二十集的关于汤若望的剧本，德国那边资助拍摄经费。不行！

　　为什么传教士题材就不能拍摄成影视作品呢？传教士是文化侵略者，是殖民主义者或帮凶或前驱。汤若望者谁也？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做过钦天监监正，对明清两朝皇室都自称“西洋远臣”，现在我们使用的阳历最初就是汤氏带来的，为此曾被判凌迟，可以说他为中國带来第一缕近代文明的曙光。他对中國社会的意义，远远高于鉴真之于日本，跟殖民主义毫无干系。

　　我说中國人只知记仇，不知感恩，直接感于9月21日的一条新华社消息。这条消息说，是日韩国足协将特制的功劳牌授予英国驻韩大使查尔斯，“请转交英国海军，感谢英国海军给韩国带来现代足球”。这是怎么回事呢？1882年6月，英国海军舰艇飞鱼号驶入朝鲜半岛西部沿海仁川济物普港。英国水兵闲暇时在码头上踢足球玩，时当朝鲜王朝国王高宗统治时期，当地老百姓看了感到新鲜，就跟着玩起了足球。朝鲜半岛现代足球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历程。

　　我们不禁要问：朝鲜半岛出现现代足球，意味着北朝鲜也从此开始现代足球的历史，为什么只见南韩感谢英国海军一百多年前之功，却不见朝鲜的类似行动？我们恐怕不能以北朝鲜现在忙透了，核问题还顾不及，哪有心思纪念这破事儿之类理由解释之。1882年，按我们熟悉的解释，那是朝鲜半岛受西方列强和东邻日本“蹂躏”的时期，英国军舰到朝鲜半岛来干吗？难道是来传播友谊、传播足球的吗？纯粹是殖民主义强盗行径！这样以来，义正词严，恨还来不及，哪来的感谢。可是这样的一套说辞，不说准确不准确，只说它到底有什么好呢？

　　日本保存有鉴真和尚的许多雕像和胜迹，西方第一个到日本的传教士沙忽略也被日本人塑像纪念，视为文化使者。中國境内谁见过将佛教文化带到中國来自西域、印度的高僧大德的雕像？中國人有几个知道什么鸠摩罗什，什么安世高？至于后来把西方基督教和近代科学文明带来中土的利马窦、汤若望之辈，简直就是文化入侵者。我最近读一本《翻译小史》的书，是近年的出版物，里面仍然称利、汤那一拨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浪潮为“文化侵略”。如此的冥顽不灵，如此的排外口吻，实在是民族的罪孽！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斯坦因本来是中华古典文明的追星族，是敦煌的第一知音，可是至今仍然被中國主流出版物称为盗贼。

　　中國从来只有一个感恩对象：浩荡的皇恩，别的谁都不配感恩。

　　中國皇帝从来都说我天朝什么都有，方物和美女都十分足够，一切都无须外求，你们爱来不来，只要来了，就得磕头下跪。费正清曾经说过，西方洋枪样炮实际上是对中國争取一个平等的国与国地位。可不就是吗？正如布什总统说，萨达姆只听懂炮声，别的都听不懂。过去中國的皇帝何尝不是如此，他不懂平等，只懂炮声。既然什么都不懂，只懂炮声，那就只能因材施教，懂什么让你听什么。

　　几千年的中國，只有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國人是谦卑的，甚至是感恩的。周恩来、鄧小平那一拨人留法，被称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说明我们东土大唐已经没真理了，只得到西方去。这是谦卑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國送来了馬克思主义，这是感恩的。

　　到上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再也没有真理了，他们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都是资产階級虚伪骗人的把戏，罪恶的渊薮，堕落的世界，历史中國的灾难根源，现实中國的头号克星。谦卑和感恩之心一闪而逝，记恨之心如冤鬼蛇蝎。

　　作者:焦国标

　　洋历2008年4月29日凌晨1是12分，柏杨先生去了，中华民族一把锋利的“文剑”悄然如鞘，收归黄泉。此世此间，或许再也没有了中國式的唐基可德，再也没有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再也没有了“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跳梁小丑”。人生的路，辉煌也罢平淡也罢、坎坷也罢顺畅也罢，伟大也罢无耻也罢，柏杨先生，您“曲终人散，精彩谢幕”了。

　　知道柏杨先生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还在读大学，同学中热传一本叫《丑陋的中國人》的据说是来自台湾的禁书。抢到手中，在被窝里用电筒照明，一宵读完。之后，经夜未眠，忿满不已，心想“辱骂、鄙视、厌恶、恶心中國人者，大抵莫过于此吧。此狂叟耳，枉为中國人。私下腹诽：（彼时）台湾民主未开，專制犹在，竟能容此老贼？特别是”酱缸文化“、”酱缸蛆“一比更是深恶痛绝，绝难接受。随深恶之，但所写之事、之为、之人、之理，虽年少不更，但也隐隐觉得”似曾相识“，竟将自己的父母、亲人、老师和自己等拉进文章做一比较，以至造成”心中有鬼而不胜惶然“，几天不敢正眼看人。遂记下作者名字——柏杨。后走入社会，工作、生活、交往，结婚生子，亦随社会之波逐生活之流，蝇营狗苟的社会勾当，虚假奸巧的人际关系，耳洗目染，游刃与酱缸之中，台上说鬼话，台下鬼说话。总之是因心中几无如何做人之是非标准，所以得意也罢失意也罢，白驹过隙，恍然竟十年有余矣。有一天突然想起应该重读一下《丑陋的中國人》。于是借网络便利，不但又细读了柏杨先生的《丑》文，更大量收集研读了先生的其他文笔。掩书自思，惭愧之情不言自羞，感彼时年少，不喑世事，疑先生为”族贼“，真无知之徒尔。细想工作以来，十年人生路，无数现世剧，弄乖使假，尔虑我诈，勾心斗角的勾当，历历在目、不胜枚举，一如柏杨先生笔下的情景剧，一如中國人劣根性的刻薄表演，一如”酱缸文化“的冲天异味，我辈不是”酱缸蛆“？又是何物？

　　前些日子，闻柏杨先生仙逝，心中不胜感慨，蠢蠢欲动，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示哀敬。但忽然汶川地震，心如刀割，月余来以泪洗面时不可记数。今稍有暇，拙笔拟文。

　　年轻时的柏杨先生按当下的说法，应属“愤青”一类，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19岁时，曾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还曾担任蒋经国时期文艺部队“中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表明，柏杨先生在青壮时，在思想观念和个人追求上，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世事难料，命运多舛，已经逐渐“崭露头角”的柏杨先生（已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任主编）。因1967年，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Man），每周五在《中华日报》家庭版上连载。其翻译文中用一段情节是：卜派（Popeye）父子流落到一个丰饶的小岛后“励精图治”，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纲领等，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情节，由于与当时的“蒋政权”偏安台湾的政治世像太过相似，被台当局解读为对蒋氏父子的讥讽，遂以“侮辱元首”和“通匪”罪名被判入狱。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更多的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这样的遭遇使人近半百的柏杨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彻底的、冷静的反思，让他产生了“四十年如一梦”的幻灭感。使他彻底屏弃了中國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依附性、奴才相的丑陋和糟粕，催生了他“为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的观念，奠定了他“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人生理念。出狱后，柏杨先生更加关心社会、时政，深刻反思中國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毒孽和中國人人性中的丑陋。先生笔耕不倦，孜孜以求，我等后辈才有了能够在今世拜读到《丑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纲》、《白话资治通鉴》等让中國人象打翻了五味瓶似的惊世之作，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倚梦闲话〉、〈西窗随笔〉、〈柏杨专栏〉三大系列达千万余言。

　　柏杨文物馆馆长张清荣先生如是评价柏杨先生：“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柏杨先生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著述等身，一生中留下数千万的文字；有人说，柏杨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人權与平等的考量。斯言不谬！

　　但最是感佩的还是柏杨先生的“酱缸论”。

　　中國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产生了“酱缸文化”的社会和“酱缸蛆”的人，柏杨先生道：“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國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柏杨先生详细分析酱缸的构成至少是“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 而且浸泡在酱缸文化中的中國人民和民族，渐渐沾染上“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 ’，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以致中國人渐渐染成了这“酱缸蛆”后方能“有滋有味”的活命。这酱缸的“病源”——是中國推崇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孔子和孟子被柏杨戏称为“吃冷猪肉”的“圣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做官”成了中國文化成分中最具诱惑力和最为扇情的原动力，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摆脱“劳力者”的被治而蝶变为“劳心者”的治人。正是中國传统文化崇拜权力，追求升官发财，以致千百年来中國知识分子始终沦落为依附“官家”和“权力”的帮凶和奴才，进而能够“化淫棍为圣明”，因为“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的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社会规范。”不信？柏杨先生有证：“请看《礼记》内则原文：”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偏。”这通过“知识分子”这一礼记，皇帝老儿乱搞就成了周公之礼。天下之女“依法”均可被其乱搞且求之不得。《红楼梦》上贾元春女士不过皇帝老儿怀里一个娼妓罢啦，可是你瞧瞧她家的荣耀和感激入骨之状，真使人打呃。

　　为什么中國将相人物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乎哉，这跟对权势疯狂的崇拜有关。（历代将相人物可是中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中國从古代到近代，云云几亿到近现代十亿之众，对哲学的思辩、对科学的发明，对自然的发现，真的是乏善可陈.盖因中國文化的骨子里不包含哲学、不包含自然科学。只包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包含“读书做官”、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包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崇拜、依附、媚奴权力的变态的酱缸文化理念。中國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几近灭国，皆是因此所误。

　　柏杨对中國人的人性批判可谓鞭辟入里。且看他的一些论断语录：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没有一个社会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國人对权势这么疯狂，和这么深入骨髓。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为什么中國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

　　这些一针见血的话，至今读起来仍振聋发聩，直觉如芒刺在背。

　　祭奠柏杨先生，重读先生言论，也让我静下心来，深刻反思了一番“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痛失近十万同胞手足的哭泣和悲戚中，隐忍了许久的心中的不解和不爽。似乎理出了一点点为什么在13亿中國人人性觉醒，举国哀痛、奋力救灾的大环境下，先是有各路媒体的“皇民式，太监式”的令人苦笑不得的惯性报道方式，然后是无耻文痞们的“成仙论”“幸福论”等等的百般阿谀奴语。再后是灾后“英雄”辈出的团队及其“表演”或叫“讲演” 种种世象丑态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心中恍然如梦，凄然成泪。不耻自拙拼一小诗，但为文祭柏杨。

　　先生警言尚犹在，

　　人间“文剑”已归天。

　　中國痛失诤言人，

　　敢有歌吟动地哀。

　　打破“酱缸文化”、不做“酱缸蛆”。21世纪的中國知识分子任重道远，21世纪的中國任重道远。柏杨先生一路好走。

　　最后录先生的一篇“自像诗”结束此文。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作者:呐喊

　　“巧言令色”这句春秋时代的话，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古文，而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可见它至今对中國人的生活影响至深。中國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和这句话相关的地方甚多。在海外观察，就更清楚些。

　　中國的文化中，对那些喜欢动嘴皮子的人很鄙视。我小时候就被父母说成是“胡狡蛮缠”、“吹牛不上税”、“光说不作”等等。如今在大学里当教授，谋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靠在课堂上或在纸上“吹牛”，命中注定一辈子要有言而无行了。所以看到《论语》里老说类似的话，心里总想着为自己辩护。读这些话的“评论”，当然就有了偏见，甚至可能有些离题。我这里讲的，大多是中國社会对孔子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本意。孔子的本意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谁也不清楚。这都怪《论语》记录得太简单破碎。不过，沉默寡言者在我们的社会常常颇受尊重，滔滔不绝者容易被人警惕。这里的“文化密码”，不能说和孔子全无关系。所以，我不妨扯远一些，以我个人的见闻，把我的偏见全“晒”出来，供大家来评论是非。

　　几年前，曾有位中國留学生到华尔街找工作。他回来对我说：“美国学生常常没有什么过人的技能，但就是能说，一点小事就能吹得天花乱坠，有时在明明不如你的时候也能抢了你的饭碗。”他还告诉我，尽管如此，他最后被六大银行录用，战绩赫赫。他面试时的一个制胜之道，是自己的“真功夫”。比如某银行的招聘者问他一个很“小儿科”的数学题，他不加思索就给出正确答案。对方颇为震惊，告诉他今年面试还没有见有人能算出来过。在这位留学生的眼里，大概那些算不出这么简单的数学题的美国学生都是些“巧言令色”之徒了。

　　其实，他的经验，有夸张之处。他作为外国人和美国人用人家的“母语”比谁能说，当然是比不过了。这并不证明中國人就不能说。另外，他中学就进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预备队，数学基础也不是一个商学院的美国学生可以比的，并不能说明整体上中國人就更有实际技能。不过，即使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也常常是术业专精，但为人处世比较沉默，不喜欢争，也不喜欢炫耀。这一点，看看美国华人的职业就明白：越是不需要说话、技术性越高的职业，比如实验室里的工作，华人就越多。越是耍嘴皮子的工作，比如政治家，华人就越少。说我们的文化是相对沉默的文化，并不为过。

　　中國人不爱说话，大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文化预设上的：说的多作的少的人，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对他人的贡献夸张，进而得到些非分的报偿。当然还有一类，则是志大才疏，话说得很大，行为跟不上。无论属于那种，这样夸夸其谈的人都是不值得尊重的。相反，沉默寡言者，常常被视为忠厚老实，或者是行动能力，很令人敬重。

　　这些都是朴实的生活智慧，有跨文化的意义。比如，美国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之士，而更喜欢实干家。不过，就整体而言，中國文化对言辞表达，特别是口头的表达，不很重视。这一点，和从小让孩子学演讲、学戏剧的美国文化明显不一样。

　　这种不同的文化态度，当然各有其理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一方面是描述实干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君子让而不争、不屑于计较、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就去吵吵嚷嚷。换个说法，与其把精力放在和人家讨价还价地分饼，不如一声不吭地把饼作大。这样，分的时候哪怕没有花精力去争抢、得到的分额小一点，但因为整个饼已经被你作大了，最后得到的绝对数量可能还多一些。一个社会要是都这么作，大家都埋头作饼，分的时候互相礼让、不斤斤计较，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人们的精力就更多地用于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整个社会就更有效率。

　　中國人对这样的智慧，领会得非常精深。看看中國家庭在美国就知道了。比如就种族平权的问题而论，黑人和白人争得很厉害：考大学因为种族不同，录取的标准就不同，黑人的分数线低很多。于是双方又打官司又进行政治动员，闹得不可开交。中國家长的态度则是：费那么大精力闹什么呢？还不如用那精力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最后我的孩子比别人高出一截，你怎么歧视，我的孩子还是要笑到最后的。果然，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左右，但在常青藤的学校的学生人口中一般都占20%上下。亚裔不喜欢在政治上发言，代表性低，其子女为上同一个大学，要比黑人白人的分数都高才行，明显受了歧视。这样的竞争规则从小培养了亚裔的自我意识：我天生就应该比别人好才行。应该说，这样的压力，从总体而言还是刺激了他们的成功：横杆设得高，才跳得高。如今在美国社会亚裔的政治声音很小，但从教育程度到平均家庭收入，都比白人还高。厚道老实的人也许吃亏一时，最后还是会有最好的结果。有子前面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其实也可以向这方面引申：你一天到晚吵闹着去争自己的利益，能挣到什么呢？饼在那里，就那么大。即使多分一点有能怎么样？如果埋头作饼，那才是“务本”，最后饼大得多，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怕是无关紧要。

　　以此观察西方社会，许多中國人觉得不以为然：那里最优秀的人不去当搞创造发明的科学家、工程师，而是去当律师。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用最好的大脑去琢磨怎么分饼而不是作饼。甚至学贯中西、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认为西方社会“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已经成为深重的文化问题，既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也在西方内部引起了反省。（见余英时，1995：4.）

　　可惜，这样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场上关照西方社会，因为忽视了自身文化的阙失，所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肤表。儒家的传统，确实不断产生木讷寡言的礼让君子。这样的君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常常会很成功、很受尊重。不过，这样的君子，能够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吗？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就是那个终日无语的颜回。颜回的人格，也许确实近乎完美。但是，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几乎全然无知。他对社会又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呢？

　　可以说，这种不说话的君子，其实多是些“搭便车”的君子。因为这些君子本身无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要等别人把这样的理想社会给创造好了，他们可以生活在其中如鱼得水。至于创造这种社会的成本应该由谁支付，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

　　我们不妨把有子的话再重复一遍：“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弟之士，在家谦恭驯顺，在外规规矩矩。以如此温和的性情，很难冒犯人，很难和人斤斤计较。他会沉默寡言，服从权威，敬守本职，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作饼上，把分饼的事情托付给别人。大家都是这样，交易成本就会非常低，社会就和諧而且有效率。但是，这样的君子之道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异想天开、甚至完全不可能的预设之上。这位孝弟之士不仅要有好父兄，其父兄尊奉的主人、乃至这位主人要尊奉的君主，都必须是近乎圣贤才行。否则，他私德再好，他所创造的财富也会被统治他的人用去害人。而他除了对此保持沉默外，也无能为力。还谈什么“本立而道生”呢？

　　西方社会那种“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其实也讲究“本立而道生”。不过，人家那里的“本”，是分饼而不是作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讲得很清楚：所谓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饼”的成绩，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经济发展真正的原因，是有一种制度框架，也就是“分饼”的规则。在这个框架中，人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接近于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也就是说，你作饼时的贡献，会按比例地给你带来个人回报。一旦有了这种机制，许多人都会拼命地去把饼作大。

　　关于“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最近美国金融界一直在讨论华尔街是否还能维持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华尔街的金融运作，法律成本太大。许多公司因为支付不起律师费用，越来越倾向于到别的地方上市，使华尔街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相对下降。但有一派人立即指出：这种法律成本，其实就是制度成本。价格高低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这种繁复的法律，是否创造了一个更靠得住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成本到底值不值？任何一个希望多花点钱买辆好车的人，问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在中國文化所培养的那种假设自己可以搭制度便车的君子看来，美国这样一个健讼之国，交易成本太高。美国人则看来，这种制度，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关键，不能靠假设，必须下大本钱保证其牢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建设，需要大家一同博弈来达到均衡。这个前提是大家有要去争、去表达自己的利益。

　　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鼓励每个人正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希望一些人放弃这种追求，实际上就等于让另外一些人不公正地侵多了这些人的利益，最后造成的就是不公正。美国人并非不懂他们支付的法律成本非常高。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许多共和黨人都声称自己致力于息讼，攻击一些律师为了自己挣钱而无事生非地制造官司。布什在竞选时就经常说，许多地区的医生因为对付不了无休止的官司而宁愿歇业。你不能说这毫无根据。美国的医生，常常就是半个律师。他在给你治病的时候，也时刻意识到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因为病人把医生告上法庭的事情太常见了。华尔街何尝不是如此！咨询公司利润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新出道的普通咨询师年薪也常常在十几万美元。我有位从事会计业的朋友就百思不得其解：那些咨询人，常常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什么经验也没有，就会纸上谈兵。你作了几十年的生意，创下了很大的事业，怎么会花那么多钱请这些毛孩子教你怎么经营？后来另一位朋友看出了其中的“潜规则”：其实，企业斥巨资寻求咨询公司的服务，并不一定是真有什么求教之处，而是总裁怕日后打官司，要给自己留一条法律上的后路：一旦他所经办的事业失败，人家调查起来，他可以把咨询公司的意见拿出来，证明这是经过专家充分论证过的方案。这样就免于承担法律责任。钱就是这么打了水飘。

　　要算这样的浪费，我们可以把帐单无休止地列下去，钱的数目肯定会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仅看这一点，你不会相信和在这方面的花销微不足道的中國社会相比，美国社会还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可是，我们又怎么解释美国社会的秩序和效率呢？显然，我们的眼光不能停留在这种肤表的现象上。

　　质而言之，这种法律费用，是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的成本。一个社会决定在这一“游戏规则”上投多大资，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政治哲学中“游戏规则”的位置。比如在美国，“游戏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根本。“本立而道生”，在这方面实在吝啬不得。因为有严格的法律，有繁复的诉讼制度，参与游戏的人就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犯规。许多本来会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最终没有发生。社会在这方面所节省的精力和费用是无形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同样的资金使用效率的水平上，你在“游戏规则”上投入越多，这个规则就越牢靠。美国人愿意花这笔钱，或者说美国的律师比科学家工程师收入高，还是在于他们觉得在“游戏规则”的投入甚至比在科学技术上的投入回报要更好。

　　谈到这里，我不禁要讲一下律师。律师在中國的传统社会，是无事生非的讼棍，在当代的美国也名声不好。我碰到的第一个美国律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教授。他1992年来北京讲学，正好是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的前后。那时他告诉我们一个在美国流行的笑话：“你在电梯里碰到三个坏蛋：一个是希特勒，一个是萨达姆，一个是美国律师。但是你的枪里只有两发子弹。你应该怎么办？第一发子弹要打那个美国律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剩下那发呢？答案是：还要打那个律师。你要保证他确实死了！”美国律师的社会声誉，也可见一斑。

　　美国社会这种反律师的文化，特别是反出庭律师（就是出庭辩论的那种灵牙利齿的律师）的文化是如此之强，乃至常常被政治利用。2004年，民主黨副总统爱德华滋就是出庭律师出身的政治家。共和黨将此视为一个政治污点，竭力攻击，试图把他描述为靠挑拨离间而发了财的亿万富翁。但爱德华滋专门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出庭律师的经验对他人生哲学的影响，感人至深。那份报纸我至今还留着。文中讲：他三十一岁时，第一次经手一个大案。他代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工人。这位工人因为当地医院用药时剂量超过正常标准的三倍，导致全身瘫痪，说话能力都丧失了，只能靠打字和人沟通。当时医院的律师提出了赔偿七十五万美元。那位工人吃力地打出两个字来：“要了。” 爱德华滋说：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我爸爸就是个工人。他们劳苦一辈子，没有见过几个钱。我妻子现在手指头上还带着我给她的11美元的结婚戒指。七十五万，对这个工人来说，是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数字。他怎么可能拒绝？但是，他已经是个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我希望把他的生活给要回来，希望他能有尊严地渡过他的余生。于是，我设法告诉他：他许多更多的钱。他又吃力地打出几个字：“我信任你！”这几个字对我的份量是什么？我告诉一个被毁了的人拒绝他一生所见过的最大的一笔钱！如果我赢不了，他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这是什么样的信托！为了这样的信托，我拼命地工作。最后陪审团宣布了裁决：三百七十万！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场官司的成功。“我相信你！”这句话将跟我一辈子，成为我生活的目标。我知道美国人民在走向投票箱时，心里说着同样的话。(John Edwards.)

　　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读完这篇文章时热泪盈眶。爱德华滋这样的人，是不是“巧言令色”呢？他的政敌肯定会这样说。按孔子的标准，也许也差不多。请看：人家本来已经决定私了了，这也许算不上礼让的君子之行，但至少也符合“和为贵”的为人之道吧？爱德华滋却半路拦住，最后向医院要到了将近五倍的钱，自己当然也分到一大笔。爱德华滋是美国最成功的法庭律师之一。他出庭前，每每进行模拟法庭辩论，请普通老百姓来当假想的陪审员，让他们来判他能不能赢。一直等到他有十足的把握说服模拟陪审团时，他才出庭。他不是电影上鲨鱼般凶狠的律师，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诚恳温和的好人，说服陪审员把案子判给他。他相貌英俊，充满魅力。过去的陪审员回忆，有一次，陪审团的一位女性完全被他征服，什么都要按他说的判。这是他成功的基础：把握着打动人心语言，有着英俊诚恳的外表，出庭如同演电影，自己的角色就是“男一号”，而且他确实“彩排”。这还不够“巧言令色”吗？看看爱德华滋的生涯就明白为什么许多美国家长让孩子从小学演说、学戏剧。他们并不是指望孩子去好莱坞，而是在这样的社会生存，经常会需要“演技”。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就是个“巧言令色”的社会。

　　象爱德华滋这样的出庭律师，其职业目标，就是提高社会的“交易成本”。怪不得共和黨口口声声：这样的律师多了，医院也会破产，企业会破产。但是，美国的医院并没有破产，企业很有效率。事实上，有这样的律师在，你进医院就觉得心里踏实。在一个民主社会，越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利益分配的博弈，所产生的“游戏规则”就越公正。象爱德华滋这样的人，就是靠让那些不象他那么灵牙利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成功。其实，这也是在代议制中所有政治家应当肩负的使命：代议就是要代人而议。

　　与此相反，孔子是希望能说话的人也少说一些。在他看来，太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太多的人来“争”，社会就会乱。一般的老百姓，应该把为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责任信托给君子，自己照着人家定好的规矩行事就可以了。我无意以一只言片语来评价孔子。但是，通读《论语》你大致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孔子希望君子少说话，“小人”（也就是老百姓）不说话。“小人”要安心在君子给他们安排好的秩序下生活。这种精英意识，多少有点象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我们不要忘记：孔子的时代，并不比当今的中國公平。我们现在信不过精英，二千多年前凭什么要信得过君子？

　　在私人的生活领域，我们大多爱和木讷厚道的人作朋友，不喜欢和斤斤计较的人打交道。但是，政治秩序的生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人是谋利的动物。你不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那些表达和争取利益的人就会按他们的利益设计一套“游戏规则”。而这些人有常常已经垄断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这样只能制造一个更不公平的秩序。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曾引用一句诗说：“沉默是女人的荣耀。”这背后的理由是，女人要服从男人。(Aristotle： 1998-2000.)　这里的深意，我不妨在［研究］中进一步阐述。

　　作者:薛涌

　　近日里，从尼日利亚不断传来噩耗：中國公民接连遭遇到当地非法武装分子的绑架勒索。先是０７年１月５日那天，５名在当地工作的中國工程人员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劫持，嗣后，营救“经过艰苦努力”，被劫持人员终于在１月１７日获救。然而这件事情的平息绝不意味着太平无事的日子来临，仅仅到了２５日，一家中资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南部又一次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９名中方员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联想到不光是针对中國人，其他外国人在尼日利亚的绑架勒索事件也层出不穷，而尼国内的治安形势并未明显改善，所以国人完全可以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不断地有类似事件的发生。

　　对于我们炎黄同胞的如此落难，从目前网络民意来看，国人的心态普遍平静异常得很。说得广些，远不至是尼日利亚一国出了非难事件，近年来，中國公民在伊拉克、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在南非、在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在吉尔吉斯坦、在约旦、在以色列等地接连不断地被绑架，被打劫，被杀戮，被非命于自杀式的恐怖袭击，真的不在少数。可即使发生了最为严重的流血惨案事情，国人也不会有亢奋之念、更无悲愤激情的喷发。但是对照一下，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中國驻南大使馆被炸后，国人的激愤豪情是多么万丈，上街游行、贴标语、喊口号、殴打在华的美国留学生和记者、冲击并焚烧驻成都的美领事馆，即使美方接连再三道歉，赔偿钱款，国人愤青族们也依然充耳不闻闭眼不见，似乎一点儿不解气，与第三世界带来的噩耗反应的反差是何等的强烈！这是为什么呢？

　　在千百年来的皇民文化熏陶下，中國的民众早已经丧失了自我理性的判别能力，习惯于听从长者、领导、伟人的教导，总是紧紧追随着官方媒体的舆论所“导向”，所以“大救星”的最高指示也许最能代表国人的思维模式：“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產黨人最讲认真。”如今红太阳的余辉熠熠，四射的光芒并未散尽，依然照耀着国人。现实的问题就在于，绑架勒索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几个臭铜钱，即使是自杀式袭击，也并非针对中國人的，也就是说，并无任何“主义”之真谛蕴涵，于是对于国人来说，何必较量其认真之事？既然不当作认真何来激情愤慨之有？

　　反之，那次“五八”事件中，北约轰炸南联盟正是出于卫护“人權”的名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人權”必然高于“主权”，“人權”的主义猛烈冲击着东方民族赖以心理自慰的“民族主义”招牌。这样的“人權”对于自觉的奴才们来说恰是极为忌讳而头疼的。这时候非常遗憾的事件出现了，北约轰炸失误杀死了三位中國同胞，这可总算给坐不稳奴隶位置而忧虑不堪的中國奴才们搞到了愤青的资源。

　　按照国粹“镶外必先安内”的逻辑，维持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唯有坐稳了奴隶的位置这个前提条件下，自觉的奴才方觉得谈论奴隶的性命和财产安全的问题有意义。然而这样的奴隶制本位的先定条件恰是人權的缺失，人權严重缺失的国度里通常总是政治混乱，极会出现纪律松弛，道德失范，政法失纲，加上经济若未能治理好，就会匪徒横行，大盗猖獗，然而这些对于国人奴才来说都算不得顶要紧的事情，只要“主义”切莫认真起来就行，即使自己成为了绑匪手中的“票子”，还不忘记有机会好好表白一番赤胆忠心，感激涕零地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真是皇恩滔滔！

　　可是人權的缺失总得走进恶报的怪圈里，国人的奴才呵，何时能清醒？

　　２００７- １- ２８

　　个人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

　　作者:施卫江

　　一年一度的中國传统佳节——春节有将来临，今天听新闻，说有不少地方的酒楼、饭店的包间一个月前就被预定一空。听到这则消息，感到心情沉重。

　　大年夜里，人们为何不守在平日里为我们遮风蔽雨、营造温馨惬意的家居呢？为什么非去大饭店、大酒楼吃成千上万的年夜饭呢？有人说，这是中國人富裕的象征，毋庸讳言，中國人的确富裕了，但富裕的背后却孳生了浮躁、卖弄的心理。生活中一旦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就非得倾情卖弄、发泄一番不可，以为这就是时尚，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愚昧和落后，它正是愚昧无知、靠撞大运、爆发起家的人心虚的死要面子的心理写照。

　　看看那些世界首富，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比尔盖茨平时只穿普通的休闲西装；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排在第二，他的个人资产多达３１亿美元，但他生活相当简单。他在台塑顶楼开辟了一个菜园，母亲去世前，他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菜。台湾人喝咖啡时喜欢加入奶精球，每次王永庆总要用小勺舀一些咖啡将装奶精球的容器洗一洗，再倒回咖啡杯中，一点都不浪费。生活上，他极崇尚节俭：用的肥皂剩下一小片，还要粘在整块上继续使用；每天做健身毛巾操，一条毛巾用了２７年；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虽然拥有亿万资产，生活也是出了名的简朴。至今，他仍然和在自己公司打工的妻子居住在公司仓库的阁楼里。那不是什么总统套间，更不是什么风水宝地，而是一个仅仅几十平方米的光线不足的小屋；中芯国际的节省就是从其总裁张汝京本人做起的。张汝京住在中芯员工宿舍，平时吃的工作餐也就是７元的盒饭；为了省油，张汝京不坐排量１. ６的桑塔纳，而是坐排量１. ３的经济型轿车；郭鹤年是杰出的企业家、马来西亚首富。他一人身兼“两王”，先是享有“亚洲糖王”的美誉，后来又有“酒店大王”之称，可他的事业还不仅限于此。从白糖、酒店、房地产、船务、矿产、保险、传媒到粮油，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也创造了无数的奇迹。郭鹤年不喜欢抛头露面，不爱宣传招摇，也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且生活节俭简朴，作风平易近人，处处体现出他那地道的绅士风度，赢得了他的朋友、下属乃至对手的一致称赞。他上下班从来都是挤地铁，对于他来说最奢侈的事情就是打车上班。他穿的衣服几乎没有上百元的；瑞士是欧洲的一个袖珍小国，但它却是世界首富国家之一，对于富有的瑞士人来讲，豪华的“奔驰”，任何一家都可以买得起。一来是因为和产地很近，不会产生外贸中高额的运输费用，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间的贸易没有那么高的关税。然而，瑞士的社区中停的多是“雪铁龙”、“大众”以及价格低廉的日本汽车，甚至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低排量的甲壳虫型汽车。因为这类车型省油、停车占有面积小，符合了瑞士人综合节能的选择。瑞士手表世界闻名，“劳力士”、“梅花”、“雷达”和“欧米伽”等品牌手表名扬全球。但瑞士人大都戴普通手表，有的年轻人戴的甚至是连穷国的人们早就不愿戴的塑料电子表。在瑞士餐厅就餐的一条规矩就是不许浪费。西餐是分餐制，要求吃多少买多少。对于浪费者，要处以罚款。中芯国际的节省就是从其总裁张汝京本人做起的。张汝京住在中芯员工宿舍，平时吃的工作餐也就是７元的盒饭；为了省油，张汝京不坐排量１. ６的桑塔纳，而是坐排量１. ３的经济型轿车。

　　改革开放后，洋节越来越被中國人青睐，再来看中國人是怎样过圣诞的，仍然是在酒楼、饭店的包间里大鱼大肉、推杯换盏、大呼小叫，行酒令、搓麻将，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大多数人根本说不出圣诞的渊源；再看西方人是怎样过圣诞，圣诞夜，人们在家立起圣诞树，树枝上挂满了新年贺卡、圣诞小礼物，用五颜六色的小电珠装饰翠绿的圣诞树，极力去营造一种温馨、恬静、浪漫的氛围，一家人围在桌前，望着跳动的蜡烛，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地感恩，企愿上帝新年的保佑。两种文化，两种境界，两种精神，南辕北辙、泾渭分明。西方人在感恩的静穆中延承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而中國人在大吃大喝、呼天喊地的热闹声中遗失了自己的传统与文明，留下的只有遗憾与悲怆！浮躁迷失的中國人，何时才能回归中华的文明与传统？！

　　作者电子邮件：ｑｗ０５０１（ａｔ）１２６. ｃｏｍ

　　作者:迷人的海

　　在中國的社会观念和文化承传之中，由于缺少形而上玄思和“绝对精神”的仰望，缺少对人本身局限性的洞见，所以，很难超越庸常俗务和现实中各种利害关系的掣肘为人设置出一个以知识和智慧为内核的理想国度，因而就难于培育出从人性的本质上进行自我反省和修正的文化与制度机制，当然也就无法做到深谋远虑，用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为人的社会属性制定出相应的公共法理策略和伦理准则。长期以来，处于日常生存处境之中盲目而又纷争不断的人们，由于无所用心、无所仰望，使得人们精神上总是无所适从，因而常常进退失据从而迷失了社会生活的方向感，所以便只剩下对身体的看顾并将人生应有的生活价值如平等、自由和博爱等人性属灵的品质从心中放逐，以此自足于有限生命中的食色之欲然后低度地活着，最终将人生的全部要务和目标指向当前的利禄得失和身体快活。

　　这种精神上无所皈依的单向度务实理性，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和人的本质属性作穷根究理探索的热情和冲动，人们只得要么屈从于当下的强势者，随意选一个得势的主子捐献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以赎买苟且的活着；要么机关算尽、肝脑涂地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和祭品，这种全民戮力心向一处“求活路”的逐利意识和目标诉求，虽则能锤炼中國人忍辱负重的耐心、“赖性”和无原则坚守的“精明”，从而苟延残喘侥幸躲过轮回不止的天灾人祸，以此保存了老大帝国风烛残年的仪态与世界同步生息，但却因其历久弥深的罪错记忆而使得任何形式的制度与文化变革都因无章可循，从而要么破绽百出；要么举步危艰。其长期发醇的结果必然滋生出权利场域中难以逆料的潜规则和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既已如此，由于受文化习俗和价值取向，以及制度和可供给社会资源存量的刚性约束，其在制度安排和分配机制上必然因力量博弈而衍生成社会构成上的严重不均衡态势，由此而使得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会因其得来不易的优越位势而要么挟暴力自重，以防范各路胆敢罔顾朝纲礼制和问鼎权力终端的冒险者；要么便是假托天意神授或国情政势的“特殊性”敷演匍匐于权力与市场资本淫威之下的普罗大众。这种人人惧怕得而复失，无恒心因而亦无恒产的循环焦虑与恐慌合成的社会制度与民意心态，使得任何人，无论是铤而走险、打家劫舍“走阳谋得呈”的草根英雄，抑或是遵循祖制惯例以“阴谋篡位”的正宗得道者，只要一朝拥权获利以自重，都必然宿命般堕入公共权力的專制主义和“市场化”资本的蛮横和霸道，从而不断轮回往复加剧利益分配格局的“马太效应”和社会意识上的不公不义。

　　正是基于这种无心他顾而只在乎当下予取予夺的生存法则和唯利主义的价值诉求，中國社会才衍生成这种内无階級认同，外无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离散化社会生态。由此，公权领域才难以在惯常的利禄贿买之外找到并建构出一套非强制性而又具有感召力的“软性动员机制”，当然也就无法对民心民意进行非利益化的思想统合与“改造”。也正是根源于这种唯权是图、唯利至上的社会意识，在中國的历史记忆之中，我们才有太多的利益争讼和权力火拼，才有太多人性沦陷的悲剧叙事和天怒人怨的世道冤情，才有如此罄竹难书且无法消解淡褪的怨怼与愤怒。惟其如此，我们才总是缺乏宽容、缺乏妥协和让渡，缺乏在人的有限生存之维作无限追问的精神资源和探究的动力，所以才使得捍卫生命伦理和社会正义的道德和勇气应付阙如；才总是让民间一厢情原巴望着横空出世的“至圣至贤”者流的匡扶和搭救。试想，长期委身于如此不堪承受的命运困局，心怀被锁定，意志被牵引，谁还能够突破形而下的生存区间找到权欲利欲之外值得守护一生的精神出路？

　　所以我们总是要么颤颤惊惊、低声下气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要么专横霸道呈一时的枭雄之气率性涂毒生灵。而对于始终匍匐苟且、自轻自贱的野生庶民，他们既无法抗拒来自公共领域的挤兑和盘剥，也不能擎起信仰之旌从而焕发出生命的热力，因而便只能沉湎于饮食男女和消费性“帮闲帮凶”的趣味游戏之中。正因为如此，就一般中國人而言，他们对周遭情事和宿命般的社会罪错，既无神性的侍奉和敬拜，也缺乏有深度的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因而也就很难挣脱形而下的物念返求诸己然后从原理的深度追问“我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我自己”，所以便自然要忽视灵魂的存在，忽视在精神的向度经营和建设自己，最终既不能从社会人的属性上找到自己的天职，也不能从自然人的维度给出自己的定位。由此造成的中國社会必然是：既无法在文化的深层拓展出富有气派的精神价值；也不能从制度与法理的层面构建具有普适内涵的公共治理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态，尽管历尽千年世道沧桑和无数的王朝更迭，中國的治道之策和相关的意识形态却始终很难走出制度与文化的罪性劫数真正做到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反而是要么由于一厢情愿过度醉心于“圣人出，则世道清”的谵妄而被各路机关算尽终于得呈的“庄家”戏弄把玩；要么陶醉于从来就不在现场的虚拟化往古“盛世”追忆，从而迷失于寄望他救的玄想，最终只能是不断将自己我矮化、弱化的“现代性、当下性虚无主义”之中，让九斤老太式的古风崇仰内化为普泛性的自我弃权而寻求古人、他人救济的社会意识。

　　所以，鲁迅先生就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写道：“中國人向来就没有争取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就该被杀；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去做百姓”。正是导源于这种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权利飞地”中颠沛流离和朝不保夕的无根感，中國社会才长期性宿命般浸染于对暴力的臣服和威权政治的迷恋之中，以此不断累积、演化，最终发酵而成为一种具有节制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精神结构和处世经验，从而使得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都沿袭着这种思维范式，在寻求自身安全和福祉的同时，本能地滋生对暴力的支配欲和对权力的“集体无意识”屈从，由此势必衍生成弥漫于中國社会朝野之间难于调和、互不相让的交往伦理和恶质化畸变的合作机制。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國社会才难于构建具有恒久性的社会化、开放式的组织纲领和执政理念，才难于催生出立足高远、追求公义的政治信仰和平等待人的文化信念。如此，正如何家栋先生所表述的那样：即使是我们见惯不怪的一茬茬颠覆性革命和政治经济“洗牌”，也都一例是“从来没有履行自己诺言的革命”。

　　至此，中國人在面对生存无常和各种难以逆料的现实困局时，要么总是或屈从于天命，或委身于怪力乱神以求得临时性的心理救急，要么就只能沉醉于感官需求将自己锁定在庸常俗务之中苟且偷生。由此生发的关于人和民的社会定性，除了在庸俗化“利权合一”的政治博弈“之中，作为与个人或政团组织利害攸关的力量和”工具“，被有目的、有选择性的关注之外，个体生存的维度不仅难以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构件的基础，甚至与人的命运感和生存处境直接相关的哲学思考和伦理建制，也很少涉及具体的、人的内在体验和真实意愿。因此，在一般中國人的意识中，作为社会化的人，其在认识意义上往往被局限于可量化的”经济动物和工具性“的使唤价值，至于其是否被当作人看顾，是能够得到积极的肯定和尊重，并被优化配置吸纳进入王道法统和各种社会组织，一般而言不是基于个人内在的品格和创造性的智慧，而是经济学定义式的投入与产出评估和考量。所以，在中國，一切有关人在公共意志中的政治经济学价值，都只能是根据其可以预期、可以盘点的”贡献“大小，才能获得相应的制度排序和资源占有份额与席位，而其他与国家、组织或个人利害无关的，獨立自在的生命意识和社会学价值，则由于长期被遮蔽、被虚化乃至灭失，因而始终无法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文化辩争和政治动议关注的主题。

　　正是根源于这种长期对人的“低度定义”，中國人即使如何擅长于以机巧立身处世，如何精熟于权争内耗并锤炼得圆滑通透、炉火纯青，他们都只能是目标“向下”把眼球锁定在当下的食色之欲，聚焦在名利场中享受一朝得势的晕炫，从而堕落于自残自贱、声色犬马的临时性光鲜，由于内心中既无仰观宇宙之大然后穷“天道玄机”为人的终极寻求出路的冲动，因此也不会有“俯察品类之盛”从而“行好地上的事”的信念。所以，才无法从制度和文化的高度为人人都能享有足够的尊严和有体面的活着立法，为彰显人的善性从而构建出既符合人性伦理的社会正义；又具有普世涵养的政治与法理文明。如此一以贯之，乃是由于我们始终只有迷信而缺乏真信，缺乏对“人欲”抱持足够的警惕和戒备，所以也就难以产生对主观与客观现象作追根究底的原理性思考。因此，尽管我们阅读的文本中不乏有关民心民意的指涉如“载舟覆舟”之论对社会治乱离合的警示和告诫，但后续的不肖子孙依然谬种流传、香火不断，依然要违天悖理沿袭着“其兴亦勃、其亡亦忽”（黄炎培先生语）的轮回宿命和因果律“说鬼话做恶事”，不到沦落坍塌以至于“戍卒叫，函谷关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语）从而宗庙全毁，则不知回头是岸，则不知从法统与道统成因和人性的原罪之源进行反省和检讨，从而建构出能真正“与时俱进”的治道文明。依此路径逆向寻踪，乃是我们始终看不到天地万象之中生命的另一种时空意义，看不到浮世荣耀和功名利禄之外有价值的生活形式，所以也就无法立足高远在更广阔的维度把人从单纯的生物属性之中，还原为天地造化之间不可慢怠的灵性主体，因而也就无法以人为“基础”进行想象、推理而后从认知层面拓展人的智慧所能指向的最大视域，从而使灾难深重、脆弱不堪的芸芸众生，最大限度地超越“物竞天择”的必然性命运看到些许救赎的曙光，至此更为理性地从制度与文化的深层测度自身的真实境况从而进行内省和反顾性思考，以此避免人欲在非理性状态之下的过度膨胀和自恋。

　　作者：汉心现居贵州

　　二００六十一月六日完稿于麻园村

　　作者:汉心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最近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國人缺乏诚信的讨论。笔者对于这场讨论中出现的“比较诚信学”存在一些疑惑。

　　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讲诚信吗

　　第一个疑惑是，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讲诚信吗？有人断言“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國的确最严重。”然而，他们是怎么知道“欧美诸国”和“韩日两国”的诚信情况的？既然要比较，诚信程度是怎么度量的？不同国家的人在什么场合下讲诚信，在什么场合下不讲诚信？在什么时候讲诚信，在什么时候不讲诚信？诚信和不诚信的外部条件是什么？有人喜欢引用名人的话来证明诚信的程度，但这些名人的说法本身不能全都作为根据，至少还需考察他们说这些话时依据的是什么。人们过去曾将亚里士多德的话作为根据，但亚里士多德也犯过不少常识性错误，即使伟大如亚里士多德的名人，其说法也未必句句都是真理。

　　可以肯定的是，外国人，比如美国人，绝对不像我们有些人所描述的那么讲诚信。那些在美国转了一圈就回来，然后描述美国是如何的一个“君子国”，人际关系如何“和諧”、“简单”的人，根本连美国人际关系的边都没挨上。还有的人，在美国呆的时间要长一些，也许还有了一定的地位，即使如此，他们也未必能真的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圈，怎么可能做出有说服力的比较呢？可以说，他们的比较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崇拜。

　　其实，要想知道美国人是不是那么讲诚信，我们不仅要听中國人说的，也应当听听美国人自己说的。只要看一看美国的报章、杂志，乃至电影、小说，就知道那个“美轮美奂”的“君子国”其实是不存在的。

　　我们很难比较中國人和欧美人或韩日人谁更讲诚信，或者说比较也可以，但最多只是一种说法，一种参考，必须明白这种比较里面的局限性或不准确性，否则，一味地讲中國人没诚信，害莫大焉。从大处讲，这会使中國人盲目崇拜外国而盲目厌恶自己，这于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利。如果一些专家、学者从外国人都是讲诚信的、外国都是君子国的假设出发去提出一些经济、外交、安全策略的建议，那就更加危险了。从小处讲，盲目地相信“外国人比中國人更讲诚信”、“外国人比中國人更浪漫”，“外国人比中國人更……”等论断，也会使自己吃亏。

　　中國人就没有“超越意识”吗

　　有人说：中國人之所以缺乏诚信，是因为中國人缺乏“超越意识”，“太注重现实”，而这又是儒家造成的，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要说明中國人是否缺乏“超越意识”，首先得确定所谓“超越意识”是什么意思。一些人提出的所谓的“超越意识”是相对于“现实”的人生态度的。这话笔者就不明白了，虽然孔子说过这个话，但孔子的一生在干什么？他为了“克己复礼”的理想执著地奔走了一生。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学生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的颜回：“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的子路。你能说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行为吗？

　　无论是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看，还是从儒家经典所提倡的道德观看，讲孔子乃至儒家缺乏“超越意识”是说不通的。不仅如此，仅仅在几十年前，中國人还是非常有“超越意识”的。在“纹革”期间，固然有为了极其现实的目的捞取政治资本的人，但很多却是真诚地为了革命的理想。这难道不是“超越意识”吗？当然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其实，从那时的“超越意识”没有走对路子，“透支”了“超越意识”，去解释中國人今天的缺乏诚信，都比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之类的大胆猜想去解释更靠谱。

　　另一种更狭窄一点的定义是“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或者更狭义地说，就是“宗教对精神的提升”。据说中國人是缺乏这些的。但这最多只是一家之言，而且远远不是定论。笔者认为，无论是儒家，还是中國的其他一些思想流派，都不乏“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终极关怀’”。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导致诚信的因果关系并不是那么确定。我们应该仔细读一读像《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的西方经典，看看西方人自己是怎么描绘西方世界那些表面上笃信上帝，骨子里却男盗女娼的假“诚信”现象的。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去留心中國人特有的诚信方式。比如，中國民间仍旧在运用的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这些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在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很流行。它使一个普通的、几乎一文不名的中國人能够迅速地开起买卖，这常常使外国人惊叹不已。而这种传统的民间信贷方式所依赖的恰恰是高度的诚信。

　　可以参考欧美的制度建设

　　相信欧美人比中國人更讲诚信的人忘了最关键的一点：欧美的政治哲学恰恰是假设所有的人天生都不讲诚信，所以，要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诚信。制度建设对头了，人不得不讲诚信，或者说你不讲诚信也没关系，将你绳之以法就行了。

　　我们自然不必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的文化比较强调教化的作用，这是我们可以继续坚持的。但教化不能完全代替制度建设，这一点我们确实有必要参考欧美的哲学。

　　来源：生命时报-环球时报

　　作者:王小东

　　一年级，老师问我们：小朋友们，你们长大想干什么？我们争着举手回答“我长大了要当农民”、“我长大了想当工人”、“我长大了要做一名解放軍”、“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发现工人下岗了，农民卖淫了，解放軍成了都市高楼里的看家狗，而科学家都成了商人。

　　小时候，爸爸妈妈要我们努力学习，说读书是唯一出路，说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说大学毕业后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吃公粮，说当我们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房子、老婆、孩子……

　　十年寒窗。后来我上了大学，吸干了父母的血汗，什么也没学到，毕业了，女朋友出去做台了，我大热天系着廉价领带到处推销我的袜子。如今我房子没有，老婆是我骗来的，孩子是我自己捣鼓出来的，户口是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暂住证”。

　　户口暂住了，于是孙志刚被害了；教育改革了，于是马家爵杀人了。

　　十年前我听说要减轻学生负担，八年前我听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如今我才发现当年我们班几个高材生现在都是驼背，说是从小被书包压的，而农民同志们都涌向了城市，女的卖淫，男的盖楼。希望工程搞得热火朝天，马路上的孩童却蓬头垢面。

　　初中没毕业的温州人现在都做了老板。我们读初中的时候人家开始卖螺丝，我们读高中的时候人家发明了一次性打火机，我们考大学的时候人家开始假冒伪劣，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说本科学历以下免谈。１０年前我漂泊到温州，美特斯. 邦威是个小作坊，１０年后我流浪到上海，郭富城为他卖命吆喝“美特屎. 邦威，不走寻常路”！，老总叫什么“威”什么的上了东方卫视的《财富人生》与主持人叶蓉公开调情！！叶蓉多漂亮多成熟多大方多可爱啊，就这么被一个正宗的初中生给近距离的意淫了。说实话，我看那期节目的时候流泪了。我深深地感到我被愚弄了。读书人为生意人卖命，文人为文盲打工，我们全体中國人都被温州人给愚弄了。

　　德国欧典地板连续六年获得３. １５认证，今天我们才知道德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家企业，他是北京人爷们搞的小公司。那些比别人多花五倍钱买地板的主儿，现在应该知道他们脚底下踩的并不是德意志的森林而是长白山的棺木。这就是３. １５！

　　自从“保健品协会”关门之后，又出来个“全国牙防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组”只是个拥有两张办公桌的个人小团体，因为“国”字当头，所以就有了愚弄国人的资本，家急屎、高露洁，刷吧！

　　哈药六厂说中國人普遍缺钙，于是大家每天一片“钙中钙”，吃到最后果真吃出几位残奥冠军。其实钙片这东西就跟当年的“三株口服液”是同一种成份，类似于童子尿风干后的残渍，这跟那个一只老鳖烧２０吨“中华鳖精”的故事如出一辙。

　　史玉柱说：中國人不仅缺盖，更主要的是缺“铁”“锌”“锡”，于是大家就吃黄金搭档了，吃着吃着大脑就充满了白金，于是都去挖地了。

　　任志强说：中國房价还要涨，这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于是我国人民迷糊了，东京最高房价是３万，上海陆家嘴房价是５万，而东京ＧＤＰ是上海人ＧＤＰ的１０倍。可真够特色的。

　　张萎淫说：改革必须保护既得利益，中國的老百姓都是愚蠢的，学者的观点是无须争辩的。这只牲口是吃驴粪长大的吗，难怪成了北大的禽授。

　　发改委说：中國的医疗改革已经彻底失败了。卫生部说：不！我们的医疗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看来，愚弄百姓的不是皇帝，而是那些牛鬼蛇神。历来都是这样，早该习惯。

　　Ｆ４说：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唁承旭这话让多少懵懂少年失去理智，让多少中学生头破血流。湖南卫视让李宇春成了毛主席，李宇春让上海天娱发了横财，而那些投票ＦＡＮＳ们，总有一天会象淘汰Ｆ４那样淘汰李宇春。只有毛主席才是我们心中的永恒。没有毛主席，如今的超女必将沦为日本艺妓。

　　小平南巡以后，董文华唱道：１９９２年，那是一个春天……，结果夏天一过，她就上了赖娼星的床，叫床声从此代替了歌声，扬钰淫唱到“２４个放肆的青春不会变……”，跟那个打架的毛宁以“金童玉女”的名义忽悠了我们好多年之后，终于暴露了自己卖的本质，真他吗够放肆的。后来又听说人到维也纳开了中國音乐会，后来又有了中法文化年，中國俄罗斯年。世界变化真快，别哪天来个中國日本年，那我们那么多年岂不是白白的悲愤了？这不是没有可能，中國人天生就是被忽悠的料。

　　综艺大观淘汰了正大综艺，同一首歌淘汰了综艺大观，实话实说淘汰了焦点访谈，社会记录强奸了社会调查，央视论坛再也不实话实说了。当我们看惯了蔡国庆的小白脸厌倦了韦唯的乳房，当毛阿敏的妊娠纹爬上了她的脸庞，李宇春从天而降改变了所有人的审美观与人身观。你来“一桶天下谁是英雄”我就问你“想挑战吗”，全拿咱老百姓来开刷。那个跟馬克思的儿子有几般相象的李咏如今长出了六指还嫌非常不够硬要再加上一。

　　费翔与扬澜在国外呆不下去就号称海龟打道回府愚弄国人的视听，您还别说，还真帮我们找回了许多童年的回忆，只是他们的脸蛋已经是老气横秋不比当年了。

　　崔永元神经衰弱急流涌退之后又想东山再起，“老崔说事”这节目我看了胃疼，你还真把自己当央视的第一号阳具啊？一脸萧条的皱纹呈现出没有睡醒的容颜，实在是可悲。

　　马大姐明明是个小品演员，一大把年纪了非要学唱变态摇滚，自己失败了不要紧，把人吓出胃病就不对了，就看她那一身变态的行头就已经够丢央视名狗的脸了。

　　老赵的动物世界感动了无数观众，没想到老赵后来却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跟一老太婆非法交配还惹来官司，不值啊不值。

　　黄键祥好好的足球不去玩，非要去玩张靓影的保龄球，结果惹了一身骚。

　　本山大叔用自己纯正的农民气质垄断了中國的喜剧舞台，鼠目寸光的中國人被蒙了很多年。可以这样说，由于赵本山的存在，中國的曲艺事业停滞了二十年没有发展，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什么明星，什么偶像，什么流行，什么文化，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女娼男盗！

　　中國的“流行”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文化”，只见流行不见文化。中國不是没有文化，而是真正掌握文化的人不多，真正掌握文化的人不见天日，而那些名声大噪的什么陈丹青、陈逸飞这些海派艺人本质上也就是一商人，他们的文化“底蕴”都是煤体炒作出来的，很虚无。大家可以发现，现在什么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事，首先是找煤体开新闻发布会，请那些记者说话，现在有几个记者还能说人话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需要张扬的。

　　记者的真正作用其实就是娱乐自己愚弄大众。

　　记得有一次我陪我女人去图书馆借书，女人在看书，我在看女人。我听到距我不远的座位上有两个学者模样的人在边翻资料边谈话，其中一人说“投资方要求这次的报道要尽量真实，但必要的时候可以以假乱真”，另一人说“对，可以夸张，但必须感人，你看看我这一段这样写是不是有点广告嫌疑？”……“这个不管，我们就是要通过真实的情感故事将客户的产品卖出去，至于这个产品是真是假那不是我们媒体的事。”……“后天就要见报了，我得抓紧了，两万字呢，搞不好又要扣奖金了”……

　　我当时真想过去踢死这两只狗。想想还是算了，踢死他们我还要偿他们的狗命，却苦了我心爱的女人。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國人乐此不彼的两大彩票与短信游戏，简直就是抢钱。

　　体育彩票卖得火吧，体育运动水平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个别项目还出现了滑坡；福利彩票吵得欢吧，人民的福利却得不到丝毫保障。选号的人排起了长队，卖票的人忙着点钱；投机分子中了大奖，广大彩民血本无亏。好逸恶劳的人做着发财梦，游戏庄家在打着如意算盘。早已被人识破的骗局为什么总能屡屡得逞，说到底还是智商出了问题。

　　股票的阴谋失效了，短信的伎俩又来了。怎么老有人用这么低级的下三烂的手段来糊弄幼稚的劳动人民呢！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样的闹剧还要持续多久，这跟火车站的骗子与公车上的小偷有什么区别，怎么就没人管呢？生为中國人我深感不幸。郎闲平出来说几句实话都不行，非要逼着我们听张维迎放屁，我几乎看不到真理，似乎所有人都成了植物人。看来我必须弃艺从文了。

　　中國人一开始其实是很单纯的，后来日本人教会中國人同性恋，当同性恋成为一种时尚山西人煤矿就不解地爆炸了；刚学完铁人王进喜，大庆油田就没油了；三毛好不容易学会理发，温州发廊就开始卖淫了；卖着卖着就卖出个李湘，湖南卫视火了，一把火将何窘烧去了北京；北京出事了，说凡是９０年前一年毕业的大学生都不包分配，永远打入冷宫，你说冤不冤吧，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到最后却成了蹬三轮儿的；谁说蹬三轮没出息的，人蹬着蹬着就蹬出个李登辉；陳水扁不要搞台獨了，如果走蒋中正的路最后一定也会死在性病上；性病是一种流行，永远也成不了文化，而非典本来只是一种流行，到后来却被人说成了一种ＳＡＲＳ精神，那么多死人的性命到最后却成就了这么一种伟大的精神？

　　贱！

　　中國人的智商确实存在问题。

　　越是智商低下的人越是喜欢玩数字游戏与脑筋急转弯。

　　脑筋急转弯，举例如下：

　　“有困难找警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团结奋斗，振兴中华”“九年义务教育”、“公仆”、“希望工程”、“公费医疗”、“消费者权益”、“反贪局”、“民工”“书记”、“民主协商”、“公务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戴三个表”……中國人可真会自愚自乐！

　　数字游戏，举例如下：

　　１１０：记得有一次我女人跟我吵架晚上跑出去了，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急得实在没办法就拨了这个号码求助，接电话是个女的，她第一句话就问我“你老婆是不是在外面有情人？”我说我跟你母亲才是情人。（这个故事如果我是瞎编的，我就不得好死。）

　　１１９：一般都是等东西烧得差不多了才赶到。

　　１２０：找他们不如坐公交来得快。

　　１２２：我不知道这个号码干什么用的，虽然我经常追尾。

　　１２３１５：每年３月上旬可能会有人接听而且态度恶劣，其他１１. ５个月都是忙音。

　　１７９０９、１７９９１、１７９５１、１８６０、９５９５０、９６９６０、９６９６８、１６８、８００：心脏不好、收入不高的人慎打此类号码。

　　１１４：跟１００００号一样，收费是不对的、是无耻的、是腐败的，是垄断行业的特征，是一个国家的失败。

　　说到失败，我想到了中國足球，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忽悠了，他将我从一个无知球童忽悠成了一个铁杆球迷。如今，所有的足球台词已经唱尽，在所有的比赛阵容已经踢尽，一到关键时刻球就不进，我老了，我没劲吆喝了，他们又将我从一个撕心裂肺的球迷忽悠成了一个忍气吞声的球盲。

　　从斯纳普拉到米卢，从范志毅到赵本山，还就这么一路忽悠下来了。

　　中國足球为什么不行啊？智商问题！绝对不是身体素质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体格与种族，刘翔与姚明就是个很好的范例。

　　女排女足上去了，于是中國男人伤感了，他们伤感的不是自己不行，他们伤感的是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５０００多年的处女情结。悲哀啊，悲哀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为什么我以往总是拿女人说事？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我不屑拿中國男人说事，在我眼里，中國女性是伟大的，破处、堕胎、分娩、洗衣、做饭、陪酒、卖淫，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事她们都经历了。而男人，动点歪脑子赚几个臭钱就无法无天飘飘欲仙了，我觉得全体中國男人应该集体反思一下蒋大伟的歌词——“啊……生我养我的地方……”！

　　不可否认有很多男人一辈子没开过处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很不死心的，于是他们不断的寻找和创造机会，试图在自己尚未软掉的年代实现自己的开苞梦想。这么一来，处女膜修补术应运而生，的确帮助很多男人实现了他们一生的梦想。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國男足踢了半个世纪都没有踢好的原因了吧？智商问题！

　　我不知道男人透过那层半透明的处女膜看到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尊严，还是他们的快感？愚昧的中國男人！

　　说实话，中國人搞搞科研还是有点能耐的，可一旦他们面对那些不能用几何公式算出的大是大非面前就会马上没了主意，一般都被事实愚弄着。

　　比如现在公车上有一歹徒扒窃或者抢劫一乘客的物品，基本上包括乘务员在内是没人敢站出来说话的，我觉得这绝对不是胆量问题，而是智商问题！我从来不认为中國人胆小，黄继光、董城瑞就是很好的范例，中國人之所有麻木不仁归根结底还是智商问题，智商一低，人就没了觉悟。

　　中國人不要怨天尤人，因为智商问题我们已经被日本人愚弄了大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还未停止。八年抗战时期，日本人把中國人狠狠地调戏了一把，临走的时候遗留了很多细菌掩埋了很多导弹任中國人享用。后来又在我国海岸线多次公开挑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我就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中國人面黄肌瘦看起来比较好欺负还是怎么地？温大爷你为什么就不能下令将你说的那二百二十九颗导弹都喂给日本人尝尝呢！我们就违反国际法了，怎么了？我们就不人道，我们就要复仇，怎么地？怕吊啊。我就不信谁有能耐灭了咱１５亿中國人！台湾问题用武力只需拉一驼屎的工夫就能解决，为什么婆婆妈妈地说了那么多年？跟他吗女人似的。我们还要被愚弄多久？我觉得这些都是智商问题，不是胆量问题！

　　教育体制，社会变革，流行文化，社会舆论，商业游戏等等这些东西无时无刻不再愚弄着中國人，这都怪不得别人，说白了这是由于中國人的智商太低所造成了。智商低不要紧，大脑还可以进化，可怕的是大多数中國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不思进取也不想进化，这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疾患。

　　可想而知，一个疯狂自恋的民族一旦智商出了问题，即使是穷奢极侈，离消亡也将不远矣。不知从何时起，中國人每天都过起了愚人节，痛并快乐着。

　　作者:张怀旧

　　以我在中國生活近四十年的经验观察，我国人养成的习惯里，保持得最好、发挥得最淋漓的习惯乃是撒谎的习惯。关于中國撒谎学的研究，除了为撒谎辩护的高论外，至今是一个空白，印象中只有鲁迅等人的作品有所涉及。今人中，老村的小说《撒谎》是最近的案例。我国人关于撒谎仍有很多模糊的是非不明的说法儿，比如走在学术前沿的我国学人就借用别人的说辞为撒谎的政治辩护，声称柏拉图早就说过，谎言有“高贵的”种类，为高贵的目的撒谎可以“含污蒙垢不忍白焉”……

　　关于撒谎的教化，不仅政治家高兴，就是受苦受压的老百姓也是同意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老师、国家等等可以撒谎一点点儿，孩子太小嘛，不能尽对他说实话，不能全对他说实话……以此扩而大之，政客及其“三帮分子”们也一致认为，对国民不能全说实话，对国民可以撒播“善意的”谎言。从韩非同志开始，我国人就一直为撒谎及其变种告密行为鸣锣开道。大家知道，巴金晚年惟一正面的意义就是提倡“说真话”；但就是这一提倡，实行起来也是难得很。在参与是否说真话的大讨论中，有北大以良知著称的教授就细致地区分过说话的各个层次，如他说在何种情况下应说实话，在何种情况下应不说假话，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或说不得不说一些假话……

　　高贵的、善意的谎言撒播久了，这个丛林社会就充满了毒恶的瘴疠之气，人们呼吸之间，不免充满了幻觉。个人的生存之不义，在这些幻觉中就一变而为另外一种无行的喜乐。离开了国家社会一类参天大树的暂时纳荫乘凉或参赞化育，孤苦的类人孩们仍会在谎言中找回到快乐，那是一种比朴实的老Ｑ还要阿Ｑ的无行。在跟胡少安等人谈到谎言问题时，我们一致承认，我们不少中國人每天是要靠说几句谎言提升一天的生存质量的，卑污粗砺的生活借助于对他者的两句三句谎言得到了升华，类人孩的心智借助于撒谎在想象中接近了人生的快乐。

　　有一个北大的理科生对谎言深恶痛绝，他后来反思北大的教育，也把撒谎当作一个重大的事件列出。他说司马迁在《史记》里，为重信义然诺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列传》；由此反推，在專制的中國做一个重信义然诺的人，便如刺客一般。——这位朋友在此似乎也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要说的是，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少不说，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也比刺客们更加悲惨。專制社会的生态，就是让人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小骗子（其实就是类人孩）。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然诺的人，就如刺客一般；塞万提斯有言：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他们不是侠客不是主教也就没义务就打抱不平。总之，这是一个谎言的土壤，出产的也是谎言的人格。

　　此种撒谎生活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证。有一个老外神通广大，但他在谎言社会里却低下头来。他想把自己国内的某官员引介给我国的某官员，这边联系的是一个半官方机构，这个机构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没有问题，但会见前两天，这边通知说不行，没联系上。老外气得要跳河，他说他无脸面回到他的国家。但在陪他一起唉声叹气的中國人的宽慰下，他也心安理得了。他后来两手一摊地学中國人解释说，这个中國官员通上面，上面临时有要事要他去一趟，所以会见取消了。有一个大企业家搞剪彩一类的活动，没有请到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可以说某某领导人的红旗轿车已经走到半路，办公厅有紧急情况要他回去决断，他只好回去了，表示不能出席深为遗憾之类。这个企业家大喜之下，跟到场的嘉宾们讲这个故事，当他跑到给他出意的朋友面前，一本正经、满脸遗憾、十分诚恳地讲这个故事时，朋友为他的真诚和天才打动，又觉得荒唐滑稽。

　　我不知道习惯撒谎的灵魂是否是中國特色的产物，但我相信他们是專制生活的原因和结果。哈威尔有名言：生活在真实中。这似乎可以说，谎言在他们国度里也盛行过。哈氏说，真实是抵抗專制的利器。由此看，我们社会远未达到真实地生活。而要真实地生活，对那些撒谎者的态度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可惜，能坚持这一原则性的国人就少，何况在那么多层次下可以说实话不说假话又可以说一点点假话了。那个北大人说，他到美国的第一个ｓｈｏｃｋ，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西方人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

　　我不知道，随着我国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异国他乡，是否也会在域外营造出一个发达的谎言土壤。

　　作者:余世存

　　中國人应该放下对日本的仇恨。我这么说，也许有许多人骂我是卖国贼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曾有个朋友给我看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很有道理。所以我阐述的是他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是对的。

　　中國人现在不是很恨日本人吗？我想问一下，恨他们什么，真有那么多恨吗？是恨他们比我们有钱，还是恨他们过去在我中國杀了那么多人，或者还是恨我中國人无能呢，而只是一种弱者的呼喊。

　　日本人有钱，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他们比我们勤劳，也应该怪中國内部自“四人帮”，自后政局也不稳定，所以跟不上。这本身就是内部问题，内部人民素质的落后。没有修养，是一种嫉妒的心理。

　　日本在中國杀了很多人，是事实。日本人打下朝鲜后，炸死张作霖，出兵东三省。很快，东三省失陷。日本人本以为只要善待中國人，中國人就不会反抗。其实只要是东北人，就有许多知道，前期日本人是不杀人的，还分别派给百姓粮食和维持治安等等。可是中國人是爱国的，他们很痛恨侵略者。多在日本人后面放冷枪，日本士兵在中國就这样死了很多。此时，日本内部出现一个声音，就是杀死中國人。于是大屠殺才出现。这里中國处于爱国，杀日本士兵是没有错的。日本处于战略也是没有错，只是后来越杀越凶，控制不住了，就干脆大开杀戒。这就是现在许多中國人恨日本的原因。许多的人祖先是被日本人所杀，便恨日本人了。可是到现在有几十年，民族的仇恨渐渐的淡下去。大家对于日本当年的作为，似乎大多是谴责，说要不得。最多心中骂几句。如果说我说得不对，那你扪心自问，对于日本到底是哪里恨，又恨在哪里。如果是杀了中國人，那在自问一下，那是恨吗？恨是刻骨铭心的才叫恨，中國人只是讨厌他们的作为罢了。

　　还有一种，就叫懦夫的呼喊，中國的发展比日本的速度，那是差太多了。中國地大物博，却比不上个日本。为什么，一，中國人不团结。二，中國的许多地方人很懒惰，比如湖南，四川等地。日本人比中國人团结和勤劳。这与他的经济强大是分不开的。我与许多人讲日本与中國人民的差距。他们首先问，日本打得赢中國吗？我都大呼：无知啊！日本有１亿来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领土两个湖南大。怎么就不反思日本能够在二战结束后的迅速崛起呢！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不是弱者的行为是什么，是不敢正视人家的长处。所以我说是懦夫的呼喊。

　　日本一直不肯承认在二战之中输给中國。虽然不明说，但却在暗做，中國一直大为恼火，却也惹来许多人的咒骂。日本的政府有个梦想，就是再创大日本帝国的辉煌。这是很不道义的。可是日本这么做，有两点，一是他们的心不死，二，就是他们的心不敢死。因为中國人恨不得用核弹头袭击日本东京。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更加不敢了。中國如果能够坦然接受日本，用和平的方法接受日本。那日本还会执意下去吗？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所以就在这种相互的仇视的恶性循环下，都不会放下刀枪。其实日本人怎么想，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有一点。日本不想同中國打仗。也许有些人骄傲了，中國强大了，的确，中國强大了，但是以此而骄傲的话，是弱者才会去想的。

　　那中國人为什么就不能够放下仇恨。还不是因为一种纯粹营造出来的思维习惯在作祟。一种从外敌入侵时所产生的一种排外情绪，仇视外国人的情绪。只是日本给中國带来最大的危害。日本自然就成了这种情绪的牺牲品。对于此，放下仇恨是相象性的。彼此的放开，只有这样，对国家对民众才是好的，也包括我们自己。中國是要走向世界，世界也是要走进中國的。如果中國连这个都放不开，就不用说有多么大的胸怀来走向世界。中國人如连这个都放不开，也别说能够走向世界了。

　　作者:刘俊君

　　最近，“中央两会”传出：“中國存在惊人的文化赤字”（见《北京晚报》，２００６，３，１０. ）什么是“文化赤字”？就是在文化上，中國纯为“进口”国，或“出口”比“进口”少得太多。例如以图书进出口而论，与周边国家，比例为１０比１；与欧美国家，比例为１００比１。据说，最近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放言，中國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國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國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说白了，撒切尔夫人明显是在轻视中國人的思想（维）创造能力，断言中國人，根本就拿不出可以让他们西方人感到值得进口的思想观念，或创新的学说、理论。

　　最重要的还不在别人怎么说，而是我们自己应该认识到，我们中國人的确缺乏思想创新能力。正是因此，我们的学术水平极低，而且学术腐败极其严重。目前已经暴露出来一些所谓的“博导”、“教授”、“研究员”，公然剽窃、抄袭别人的作品，这还是可以查获的文字上的“明抄”，至于思想上的“暗抄”，那就简直毋庸置疑是可以公开行事的家常便餐了。一百多年过去，中國竟然拿不出一位可以真正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思想、学说、理论大家，就是像印度泰戈尔那样蜚声世界的诗人也拿不出一个。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國人很长历史以来，脑袋里根本就没有思想，中國人也根本不会思想，甚至也不需要有思想。为什么中國人不会思想呢？这又是因为中國人的心中，根本就没有真理，当然也就不会有为真理而献身的勇气和激情。可是，中國人的心中为什么会没有真理呢？这正是我今天的文章要特别加以讨论的问题：中國人的真理观是如何丧失的？

　　真、善、美三个字，中國人最不擅长讲的是“真”字，其次是“善”字，反之，中國人最擅长讲的是“美”字。这的确得归功于孔子以来的中國历代儒家文人的修为，以及他们在两千多年中的顽固坚持。

　　“真”是什么？是真理、规律、逻辑。

　　“善”是什么？是善法、有效的理论、知识、方法、工具、技术等。

　　“美”是什么？是美德，在中國，是人们在家中、在家天下中的私德，孝悌忠恕；在西方，是人们在公共社会中的公德，平等、民主、自由，以及信仰、求知和爱人的精神。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文章，谈到中美两国最“顶尖”的高中毕业生，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交流，当问到真理、智慧、权力、财富，各人将选择什么时，美国学生全都选择真理、智慧，中國学生则全都选择权力、财富。这很真实，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这种不同也与中國人的历史和现实非常贴近。相反，如果中國的学生选择真理、智慧，反倒是不真实了。

　　前面，我在文章《真理是什么》中曾讲到关于真理的“三段论”：

　　真理是必然规律，真理是逻辑，真理是人类的智慧之根。

　　中國人不爱真理，无视真理，乃至丧失了真理的观念。这几乎是等于自断了智慧之根。丧失了智慧之根的民族，智慧之树就不可能生长。这基本上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中國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问题的最关键的回答。为此，我今天要专门探讨一下，在中國人的历史上，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原因，中國人竟然从此丧失了真理的观念，以至让整整一个民族长时期地陷入了缺乏真理之光的愚昧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曾指出，古代中國的老子，实际上是全人类中最早认识到真理（常道）的本质的人，他对真理的定义比最早的希伯来人和希腊人，还更完备、更准确、更真实，而且事实上，在《道德经》中，老子几乎已经把真理同逻辑的关系揭示了出来。可惜，或许是老子的观念过于超前，《道德经》的文句过于简炼，人们如读天书。然而我认为，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关键还在于，后来占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文人用自己的观念掩盖，甚至有意曲解了老子的关于真理（常道）的思想，致使后来的中國人永远地偏离了真理之道，而与真理的观念渐行渐远。两千多年来，中國人竟然完全隔绝了对真理的认识。造成的后果是，中國的“文化”人完全不懂“必然规律”，完全不懂“逻辑”，完全不懂什么叫做“理解”，什么叫做“讲理”（中國人只知讲礼，而不知讲理）。以致在中國的文化历史中，所有的“辩论”，都是只靠“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来压服对方，而从来就不曾懂得在平等人格的意义上，（因为真理高于一切）服从真理的思想和智慧的价值。这真是两千多年来，作为“人”的中國人的最大的不幸和悲哀。

　　掩盖老子的真理（常道）观念的人物，全都是儒家的大人物，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子思（孔子的孙子），第三是孟子，最后起到绝对作用的是汉代的汉武帝和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的诸位大儒，其中特别是朱熹，他编著的《四书集注》，可以说是永远地使中國人的大脑隔绝于真理观念的巨大屏障。

　　孔子曾问学于老子，对老子的“常道”观念不置可否，却把老子喻为神秘而不可接近的“飞龙”，更用自己的“大道”取代了老子的“常道”。孔子的“道”完全与真理无关，变成了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起遮盖作用的“天下为公”之道、“大同”之道。后来的儒家文人全都沿用此说，从而孔子的“道德”终于完全取代了老子的“道德”。此外，老子的“道德”也被儒家文人曲解为“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阴谋之术，或被后来的道教人士曲解为“全生葆真”的长命之术。终于使老子“道德”的作为真理的本来意义荡然无存。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由他所撰写的《中庸》，起首一句即是对老子之“道”的颠覆：“天命之为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夷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老子的“道”，“先天地生”，子思的“道”是“天命”属性之“道”，这种“道”更变成了君子修身的“慎独”，变成了“致中和”的“达道”。这与老子的“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万物生存的必然规律，也即真理之道，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顺便言之，《四书集注》中的《大学》篇，起首一句也同样在取消和遮蔽老子的真理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很显然，这里的“至善”，实质上更应是情感世界的“至美”，完全属于“应然世界”的范畴，从而也与完全属于“必然世界”的真理毫无关系。

　　至于孟子，他对“仁义礼智”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的解释，使惟一可能与“真理”有一点关系的“智”，也终于与“真理”完全无关了。所谓“是非”，仅仅是“仁义道德”的是非。从而作为中國人的“智”的认知能力，全然没有关于宇宙、自然、外物，乃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必然规律”、“真理”的影子。这基本上就是中國人两千多年来，大脑认知状态的真实状况。老子之后的先秦时代是如此，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的历史就更是如此，在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愈来愈加强儒家思想观念的教条的灌输之后，情况就只能更甚。

　　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中國整整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國人的大脑完全不知真理为何物的历史，用我前面关于真理“三段论”的说法，即：

　　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万事万物”存在的“必然规律”，

　　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思维的“逻辑”，

　　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人类智慧之根”

　　一句话，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

　　两千多年来的过去是如此，近半个世纪以来以至今天，中國人究竟又进步了多少呢？

　　心中没有真理，中國人就不会有思想，没有思想，中國人就不会有学术，没有学术，中國人就不会有文化的创新，没有文化的创新，中國人的文化的赤字就只会越来越大，文化赤字越来越大，中國人就只能越来越被人瞧不起，被人瞧不起，“中國人”这三个字就只能是个耻辱的符号，稍有一点血性的中國人，尤其是我的亲爱的青年同胞们，我们愿意顶着“耻辱”二字生活在人世间吗？不能，怎么“不能”？立即努力，让我们尽快地聪明起来，怎么聪明起来？信仰真理，追求真理，热爱真理，为真理焕发起你们的青春，焕发出你们充沛的活力和激情！谢谢你们大家！

　　作者:黎鸣

　　在中國传统的社会语境中，有关“人的命题”往往语焉不详抑或定义含混，纵有王权正史和民间文本中连篇累牍的“民意、民心”指涉，也只是把具体的个人虚置化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体无意识”群氓，所谓顺民刁民、乃至暴民……这种随机性应“时势”而随意褒贬定性，完全基于体制维权的“务实”需要而任意命名的羞辱性称谓，一方面显示出权力意志对人本价值的蔑视态度，另方面也透析出中土制度文化中由于“个人的意义”长期缺席，使得一般人很难辨识出个人伦理见之于公共权力构制中的基础性作用，看不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馬克思语）这一事实，因而总是自愿放弃对社会事务的积极介入和干预，以此规避个人權利表达所应承担的政治风险，让强势的个人或组织一路坐大并成为社会物质与人力资源的掌控主体，从而导致民间社会长期受制于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最终只能将人的社会生活诉求压缩在仅仅“为活着而活着”的低度生存区间。

　　众所周知，摧毁人就是从摧毁他的个性和自发性开始的，当个人作为群体中不可更动、不可替代的獨立意义长期被省略、被贬损，乃至被逐出公共领域并内化为常设的制度逻辑和普遍的文化观念时，缺乏个体张扬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族群精神必然衰变失血，必然失去鲜活的个性神采，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最终造成社会整体性的创生机能严重萎缩。这时候，人们常常忽视个人自主的獨立品格，忽视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和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因为既然不能从自己置身其间的共同体中经验到温情的历史记忆，领略到家国宗谱中亲切的慰藉并由此滋生出痴心眷恋的“乡愁”，就无所谓爱国的“主义”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担当，所以也就难于合成出个人之于社会、以及民族同向共生的荣辱感，就无法演化出体恤庶民、求诉公正的建设性政治动议和制度安排。正是根源于这种畸变的文化与制度合力浸染，才导致中國人对生存无常产生出神经质的焦虑症与恐惧感，最终使得信仰文化应付阙如并完全让位于庸俗化投机主义式的务实理性。因为经验了太多的苦难和生死挣扎的命运劫数，所以人们总是要么自足于一夜为王、一朝得势的奢靡和骄狂，要么忍辱负重、听天由命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使有敢于“放胆”参与权利争锋和问鼎“公家事务”的各路“英雄豪杰”，则大多不是基于解民济世的理想承当，而是权力“边际效应”引发的行为冒险，所以，他们要么是奉行机关算尽的韬晦之术“相时而动”，要么总是迷恋于“武器的批判”重复败家子式的秩序颠覆，让历练了数千年的权力体制始终荷载并不断繁殖出无法承受的反抗力，造成中國社会虽然历尽了权灾兵祸的轮回折腾，却始终无法反躬自省与“普适文明”接轨。

　　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他就能于纷乱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觉并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试想，在一个只求低度地活着的社会中，直面同胞共剪、苍生死灭，都可以无所用心而且习以为常，他们又何以能够超越简单的生存逻辑和事物常态为个人确立有意味的社会生活形式呢？因为有如此“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除了圈地自为以防范各种不可逆料的灾变之外，委实不能将个人的良知选择和道义承担延伸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理念。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迷恋暴力和仰望强势，总是任由君临众生之上的各路得胜者长期挟持，并一路对其恣意的侵犯作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这就迫使人们出于生存的常识理性，而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强大势能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教化，日久之后个人的社会属性和公共责任担当意识便随之淡出，这种民意整体性的不作为和权力系统的“乱作为”反向共生形成的二元不对称社会格局，使得人们只能逆来顺受从而沦为挟暴力与“天命”自重的王道專制任意驱策的物化工具。如此一来，除了极少数人能窥探到“王权本无道”所以才伪托“天授神谕”的玄机，从而发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路冒险杀戮，演出抢班夺权的惨剧闹剧“主旋律”以苟延破绽百出的老迈历史之外，对于匍匐而活的普罗大众而言，能在离乱无常的权利屠场中求得全身以终老天年已属不易！又何以能够越出贱民的本份妄想“当家作主”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呢？

　　综观中國社会的历史流变，由于权力伦理中没有为个人预留出自由意志的伸展空间，个人的主体意愿很难延伸成为公权决策中有当量的挚肘力，使得个人自觉与社会公共生态的关联性严重分离。所以，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公器”不仅无需付诸公论，甚至也不在乎为人所建构的社会道统、法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一系列对话机制是否内涵有对人的关切和生命伦理的尊重，是否符合人性的本质然后公平、公正、地“待人处事”。所以，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國人始终缺乏“负罪感”，缺乏对人的本质缺陷葆有足够的警惕，因而在其个人生命的经验和文化传承中始终无法内生成理性的反省机制，所以很难从经验到事实中演绎出思辩的认知为真理立法，为人的处境改善作出超验的、应然的理想期待，并以此为基点进行相应的法理与制度设置，最终把人从弱肉强食的罪性迷误中解放出来。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自愿抽身于公共事务之外，总是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态如道德伦理、制度正义和一切与人相关的公共建设作壁上观，仅仅依靠本能的感觉和现成的经验，既无对当下法理秩序和权力话语的批判性质疑，也不对个人之于社会的共生关系作原理性的思考，因为无所用心，所以也就无所谓社会性的责任承担，即使偶或有结盟抗辩的意愿也大多是基于自利的打算。这种外无国家依托、内无階級认同，原子化散漫而又相互排斥的民意生态，使得人们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便只能让无法承受的“原欲之重”将生命锁定在现世利碌的追逐之中，如此一来，即便是有基于生命创造的欲求和向外扩张的本能骚动，也大多是非理性的破坏性渲泄和“不相信主义”支撑下的胡作非为。

　　正是因为有如此不把人当人的社会心态，公共话语中才有如此凶狠刻毒而且泛滥于整个社会的，专属针对人的种种污蔑和酷刑恶语，什么小人奸人佞人贱人……，什么挖心剥皮、剔筋剜骨、斩草锄根、诛连九族……！如此则庙堂公卿村妇野老一旦利害相抵时，都无一例外地把与自己同向共生的对手视为侵犯者和挡道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是基于这种恶象丛生的现实处境，中國人基于生存的本能自觉，往往很难把与自己同处一隅的他者当作休戚与共的生命活体而给予深度的关照，即使是基于利己而后利他的道德表达和不伤害的正义伦理，一般情况下也很难延伸于血缘亲朋和特定的乡土熟人之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约束力和激励功能的整全性社会理念。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尽精微、致穷理的分析逻辑，所以几乎极少有人能秉持“精神的客观性”（叔本华语）对生命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终极发问，使得人们由于无所知、所以无所畏然而又常常人神不辨，总是容易被一切外在的利欲和强势力量所蛊惑然后迷失在一种模糊含混、似是而非的语境之中，既无需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作思辩性的探究，也不会醉心于返求诸己质疑“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高更语），从形而上高度生发“认识你自己”的内在焦虑，即使有流布民间的所谓因果附会之说与人性善恶之辩，也仅仅囿于祖制的礼乐道统遭遇现实错位之后无可奈何的精神自慰，其在本质上既不能化解人在现实处境中的焦虑感并给予人心向善的引导和救赎，也不能提供建设性的理论为形而下的社会进步文明出谋献策。

　　由此理路构制的国家社会，要么是个人或家族意志的放大和延伸，要么是强人政团的私欲合成体，所谓公心和公义的法理与制度诉求，则基本不在中國人的公共权力意识和执政理念之中。置身于如此相互排斥的社会生态之中，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大多不是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而是源于私性的欲望和“务实不必求真”的利害比较，是权力威风支撑下的“暴利分红”引发的政治冒险。除此之外，由于权力系统中一以贯之的反程序运作和“优汰劣胜”的评价机制长期盛行，使得人们一方面不惜作贱自己，将“货与帝王家”作为获取现世闻达的“终南捷径”，另方面又将“衙门”贬斥为藏垢纳污和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因此才有剪除不尽的民间语文对官府极尽腹诽垢病之能事，才有秉持洁癖的“内圣”而不能外于王者为保名节宁愿挂冠而去处江湖之远，终至发醇出一班要么在人格尊严上自宫自残以捐身官场的蝇营狗苟之徒，要么让本来就稀缺的知行合一者齿冷心寒，无奈之下宁可偏居一隅佯装“难得糊涂”以置身事外的犬儒式“清流”进行自我放逐。如是长期不良循环并累积为制度性、文化性的败血因子，造成心智德行与权力组合的严重分离，在助长了专权者骄横跋扈的暴戾性格的同时，也使民间将这种歧视性不把人当人的專制主义“人權观”泛化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使得公共视野中一切关于人的判定与阐释都只注重人的物化功能和工具性使用价值，看不到个人作为社会物质与文化创生主体不可替代的神性价值，看不到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就是一切理论关注和社会实践自至终都必须实现的正向目标。

　　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麻园

　　作者:汉心

　　中國人的历史是一部人类不断迁移的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國的人口就是在不断迁移中，与各地民族进行通婚融合，形成了现在的中國版图，形成了中國五十六个民族，这些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中，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牢固形式后，中國人又开始了向外的迁移过程，中國人最后一次大的迁移是在清朝，那时的人们走西口（迁移到中國西北和中亚国家）、闯关东（汉人大规模迁移到中國东北和俄罗斯远东）、下南洋（持续迁移到东南亚各国），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國版图周围的国家地区，也生活着大量的华人、华侨、华裔。

　　中國人及其后代，曾经掌握了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命脉，虽然出生于东南亚各国，但这些华侨、华裔却一直听从中國的招唤，不仅在晚清时期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希望重新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國；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的华侨、华裔们出钱出人，帮助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抵抗日本的侵略；甚至在中國大陆搞“革命输出”、搞纹化大革命时，也都给予积极响应，这引起东南亚各国政府的警惕和不满，极端的如印度尼西亚，在近代史上形成多次迫害华侨、华裔的行动。

　　自从鄧小平上台执政后，毛澤東的闭关封国政策被取消，无数的中國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开始了再一次的大迁移，通过留学、探亲、工作、移民甚至偷渡，越来越多的中國人遍及世界各地，可以说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中國人的足迹；这种移民潮达到高峰时，中國人偷渡现象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中國第三代领导班子每逢出国，都要面对各国领导人的当面指责，感到失去面子的中國领导们，为了国家的荣誉对偷渡现象进行不断地打击，然而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封堵还是中國政府的打击，都没有阻止住中國人向世界漫延的步伐，勤劳勇敢的中國人在世界各地无声无息地生活，在短时间内就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开始形成稳定的中國社区；这些通过劳动致富的中國人，成了留在大陆中國人的标杆和旗帜，吸引更多的中國人不顾一切地向国外发展。

　　新中國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的初期，只是个别中國人到国外留学，接着大量寻找工作的中國人以合法、非法的途径，陆续抵达西方国家，当时最勤奋的学生和工人就是中國人；接着中國妓女也随着人潮涌入各国，甚至遍布伊斯兰教非常严格的中东国家，跟在中國妓女后面的是中國的黑社会，这些由中國人组成的黑社会，在与当地黑社会的亡命较量中，也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样一个个完整的中國社会形态，被移植到了世界各地，在当地社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中國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赚钱而走出国门的中國商人们，奔走于世界，把大量中國货运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中國制造”不仅改变了中國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进入２１世纪时，中國许多有钱人带着满满地荷包也来了，他们或旅游、或经商、或定居，其奢华的生活令发达的西方国家瞠目结舌！

　　国家影响力也随着出国的中國人的增加而增加，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國大陆人，成为了中國的象征，其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语言思维，都潜移莫化地影响着所在国的政府和人民，没人再敢轻视中國和中國人，而留辫子穿长袍的清朝中國人形象，已经远离了西方国家的认知世界，新中國人的形象不断地刷新着各国人民的眼睛，一个飞速变化的中國被中國人带到了世界面前，学习中文、了解中國成了外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离开中國的人们，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对中國的情感却是一致的，哪怕他们抱怨中國政府，却都尽力为祖国摇旗呐喊，甚至曾在西方街头出现这样的景象：中國人围殴台獨分子……

　　中國人也在向北挺进，严寒的俄罗斯曾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打败了稀特勒的军队，却没有吓住中國人，生活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中國人达到一个微妙的数字，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生活的中國人，更令俄罗斯政府胆战心惊，有位俄罗斯政客曾这样说：“在那里，俄罗斯男人与中國人结婚，生的孩子象中國人；而俄罗斯女人和中國人结婚，生的孩子也象中國人！”俄罗斯政府面对涌进远东的中國人，不止一次地向中國政府表示抗议，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大声疾呼：保卫俄罗斯、保卫俄罗斯种族。面对俄罗斯政府的不断打击，远东的中國人仍然日见增多，也许当（有中國血统的）俄罗斯人与（有中國血统的）俄罗斯人结婚，生下的孩子仍然象中國人时，中國人才会出一口怨气，为了中國近代史上失去的大片领土！

　　中國第三代领导为了面子和形象，曾长期严厉打击偷渡现象，但到了２００２年时，中國政府的领导们突然发现一个现象：中國人在自发地走向民族扩张运动。当时的领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政府需要为此做什么？！”一贯埋怨毛澤東人口政策的领导们，突然发现人多的优势了，中國政府决定支持中國人的行动。从那以后，政府对偷渡现象的打击是雷声大雨点小，变成重点打击虐待偷渡人口的“蛇头”；在这之前，中國政府的领导们一直对中國人的境外旅游举棋不定，因为担心大量外汇会因此流失，在认真总结中國人在世界各地的正面影响后，决定放开出境旅游，这一举措达到的效果是，世界各国面对荷包满满地中國旅客喜上眉梢，纷纷与中國政府签定相关协议，打这张中國人出境旅游的政治牌，为中國政府增添了一个重要外交砝码，而世界各国面对财大气粗的中國旅客，也对中國人有了重新的认识。

　　留学生、学者、出国务工人员、经商者、妓女、黑社会、移民、游客，等等身份的中國人，与所到地区的华侨、华裔遥相呼应，中國政府派驻的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也开始有了为政府工作以外的重要任务——维护当地中國人的权益。曾几何时，“红色中國”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暗喻，然而到了今天，“中國红”却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这一历史变迁，不能只归功于中國政府的努力，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是那些在国外奋斗的中國人！

　　邮编：１１６０００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李扬

　　２００６年２月８日

　　作者:李扬

　　中國的典籍中绝少对太阳的积极感念和审视，承传至今的多神教巫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