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哇，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站在讲台上发出他刻意的感慨时，正好传来一声低沉的江轮的汽笛声。我和几百名听众坐在外滩三号三层的沪申画廊漂亮的白沙发上，听着这位世上最著名的新闻记者讲解世界运转之道。这幢设计于1922年七层楼，如今是上海最时髦场所，一个由乔治·阿玛尼的服装、高级餐厅与咖啡馆、男性护理中心、中國当代艺术画廊、黄埔江景构成的小世界，象征着消费主义和艺术风尚的结合。

　　从它的窗口望出去，向左是一排灰色、坚固的花岗岩、欧洲风格的建筑，并不长的中山东一路在70年前被称作“远东的华尔街”，大英银行、中國通商银行、汇丰银行、交通银行、麦加利银行、中國银行，一家接一家排列着，它们是昔日上海繁荣的象征，那个渔民晒网、纤夫拉船的水岸是逐渐被煤渣和水泥覆盖的，1898年《申报》的一则广告还正式给予它了名字“外滩”。

　　对岸的浦东则是一个另一个上海形象——一座由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巨大荧光屏构建的21世纪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上海人发现荣耀已经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摹仿者香港都已遥遥领先，将江岸对面的那片农田的开发成金融区是上海重塑信心的举措之一。

　　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我对于北京充满温情，是因为在年少时代，骑着单车不知疲倦的穿过海淀区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样迷惘的少年一边长时间的漫步，一边不知所云的争论。但是上海，总是从机场到酒店，在出租车上看着南京路与淮海路逐渐远去。只有一个下午，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穿过了弄堂、糕点铺、中学、邮局，在苏州河与汇入黄埔江之前分手时，夕阳正斜射过来。

　　那个迷人的下午似乎是在外滩终止的。我走进黄埔公园，充满着花岗岩带来的坚硬气息，在三根指向天空的巨大的石碑的底座，刻着官方版本的上海叙事，小刀会的农民起义被视作这座城市的开端，其后是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所作的一次次斗争——上海如何摆脱它殖民城市的命运的艰苦努力，这座曾经悬挂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屈辱告示的公园，现在是人民的公园了，是外地人来此游览的毕经之地。

　　历史充满了讥讽。灰色的洋楼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傍晚的风中飘舞，在获得了獨立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人却如此怀念十里洋场与百乐门的岁月，甚至日本占领时期的租界都因为张爱玲的小说而散发出不可抵制的魅力。

　　我对上海总是充满了偏见，相信它拥有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势利，崇拜金钱，价值观单调，她的头脑仍是殖民地式的，对于更强大的外来者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取悦姿态，而对于弱小者则尽是冷漠与傲慢。我不喜欢高级餐厅里习惯先说英文的服务员，不喜欢市民们对于己于人外国货的迷信，对于上海姑娘们过分热衷于寻找西方男朋友的感到不解，在灯火酒绿的外滩的天桥上是乞讨的老人与小孩，在10分钟内，我没看到过一位行人愿意给出一毛钱。

　　我记得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1950年代这样形容上海：“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对外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限制，脱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监督，每个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无意义的东西……对中國人而言，上海同样没有限制。那些选择这种新生活的人……选择了割断同传统中國的联系的做法，并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约束。”

　　这个上海沉睡了四十年，苏醒过来，并因新力量的到来带上了新的色彩。尽管夸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业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却无处不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桩本地政府的丑闻暴露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与相互利用是多么的显著。这座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也因为政治的压力，而没有一家值得尊敬的新闻机构，电视网络、报纸、杂志是用来传播时尚、消费、衣着、流行话语的所用的，它们热衷于评选女性化的美男子，举办浮华却空洞的 “风尚大典”，夜色下的黄埔江行驶的是架着巨大广告牌的游船，它和两岸的各种闪耀的霓虹灯光的商标牌一样，既诉说这座城市的自认的骄傲，也刺激着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游戏——这座城市总是需要这样的强心剂，更昂贵的房价，更多的消费品，和类似的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浩大行为。

　　在那个下午，我突然感觉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与上海在气质上是如此的相配。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广告语大全，“Dos资本主义”、“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全球化3.0 ”，他迷恋于简化世界，用一种浅薄物质需求来取代人类内心深刻的生活意义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她承继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那种包含着罪恶、动荡、阴谋、暴力的冒险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看起来不过是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

　　作者:许知远

　　美国银行对建设银行，这个国有银行的行权，再次暴露了中國金融体制中某些人对老外送钱当仁不让的气度与效果。

　　虽然还有很多疑点，但是至少证明一件事情，现在金融政策的失败，主导金融政策的群体性失败，质疑他们还有脸继续霸占这些职位？就他们这样的水平和人品，如何谈金融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继续给人家送钱，往套里面钻吗？拿中國人民财富当作他们的所谓维护改革开放的政治资本吗？

　　上海帮主导的金融政策成为卖国政策，卖国帮，上海的金融中心就这么把国家财富送给国外，还要他做什么，把上海变成世界掠夺中國的中心吗？就这个水平好意思去建金融中心，被卖了还数钱？看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另外一个金融中心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真正维护国家经济利益，而不是把改革开放挂在嘴边，用中國人民收益当作自己政治垫脚石的人。

　　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很快挽回大量损失，就是人民币贬值，要发展就要贬值，要打击以人民币获得利益的外资，就是让人民币贬值，等他们平仓，再升值。

　　贬值会带来中國外汇储备损失吗，不会。中國对外贸易支付的都是美元，外贸收益以美元计价，而且中國的贸易依然是资源输出型的，进口的资源比出口资源少的多，人民币贬值只是导致用人民币消费进口资源和产品时才提价，而这种对过度消费的约束正是当前经济需要的。

　　国内资源能源物价长期维持低价才是中國最大的损失，相当于财政补贴给了所有出口产品，补贴全世界。只有发到每个国民手中的补贴才是真正补贴国民。

　　我们请的这些官员，海归，是来护院的，还是偷盗的？如果是后者为什么还不辞职谢罪！我们向外国引资，应该是他们给我们钱，现在是既送钱又送股，这还叫”引资”吗？国家利益顷刻间葬送。

　　请中國的金融官员们不要再玷污”改革开放”的名声。你们是名符其实的周老虎，一方面放假老虎吓人，一方面和真老虎为虎作伥，一起吃人。

　　作者:独白

　　黑格尔认为，人们认识事物须要经过深入的反思，对事实的反复思考和加工改造，才能把握现象的本质。不然，认识便是停留于外在浅表层次的现象界，为此，“客观思想”的现象尚有待于展开。

　　最近，我读得的一篇登载于《市民》杂志上同济大学四位学者的《大上海，为何偏偏‘小市民’？》一文，感觉正是这样的未展开之肤浅。

　　首先，一般的国人习惯将上海的所谓“小市民”习性着重理解成：“小气”。“小气”的词义，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吝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多方面的解释，在某一种意义和角度上，也可以说成是细致绵密的性格，而这正是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人类从古猿进化而来的秉性正是逐渐从粗糙到精细的不断演化进程。因此，若单将“小气”定义为做事精细，则上海人就算够得上“小气”，应当认定为上海人进步和优秀的表现。如列举有，上海人在用餐时候，习惯盛菜是用小盘子，盛米饭也是用小碗的，宴请时劝酒也不甚热烈等等，这些又有什么不妥不当不雅不良？然而“小气”的评价，其真正的价值指向，正如众所周知的，是负面性质的嘲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國语言有着“言不尽意”的传统，讲究语言的“大音稀声”，因此剖析负面性质的真正价值意图，还得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进行反思，评判者莫要将“小气”的词义书呆子气地直译之。

　　属于事物内在本质的，应是有着必然性的规定。就小气、精细这种性格横向比较论之，上海人见之于瑞士人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瑞士人自己从未觉得“小气”有什么不好，小气就是节俭的好品德。说起“精细”，瑞士人更是自豪不已，响亮地宣称：“瑞士意味着质量”，为瑞士的产品鸣锣开道，因为质量就是精细性格的作业。瑞士周边的德意志民族也都有这种的性格，全世界的人们也没有将他们作为负面的品质而大肆说事儿，说成是必然的“小市民”。然而在本土情况完全相反，为什么偏偏国人总爱唠唠叨叨，咬定上海人的德性不放，好象“小气”总是如影子那样跟随在身，可以作为上海人最为显著特出的特征？在这里，这种评判态度本身所揭示出的，恰恰真是最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的事物本质所在。

　　余秋雨先生剖析了上海人的处境尴尬和人格结构后，精辟地论述道：“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余秋雨：《上海人》）

　　的确，就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是，嘲弄上海人“小气”的，往往是出于一种小人情怀：己所不欲尽施于人，如今人们所看到的：无数外地的求职者蜂拥进入上海，不管是想成为高级金、白领的，还是低级苦力打工者的，都希冀在此地“掏金”，发展自己的事业，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庆幸得到了好机遇，使之在上海安家落户，生根发芽，有些甚至日子过得比本地人还优越。每当这些人奉过年过节回到老家探亲时候，常常会在乡亲父老面前吹嘘自己在上海的生涯是多么的顺达和欢乐，这是情况的一面。遗憾的是，另一面的在于，其中一部分受左倾酱缸文化熏陶的头脑，似乎失去了理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极不情愿去着想：个人事业的成功是否应该感恩怀德，回报社会，还是“吃肉骂娘”？

　　在内容上看，指责上海人为“小气”、“小市民”习气的，常常着上重墨油彩，着意描述上海的男人下班后总是拎着带鱼骑自行车匆忙赶回家然后忙碌在厨房间里，以及不脱离奶油小生的图象。其实，这种指责的形式也同样表现于“斤斤计较”上，着眼点也是在于区区小节上，为什么不去考察一番，上海人的读书求知是多么的勤奋，考试场上的拼搏是多么激烈，工作上是多么认真敬业？——可见，“小气”说的运用其小人心思之本质恰恰就是真正的小气所在！

　　居住空间的显著局促恶劣，固然会导致性格上的拘谨以及行为上的目光短视，但是这仅仅是上海当代历史中的一断短暂时期，并不占有全部历程，更何况居住的住宅远非是生存条件的全部。上海的地理处境在于，它侧脸向东，面对着浩瀚的太平洋，因而感受着宽广浩淼的胸怀；上海还有着东方第一大港的便利，使得各种外来的泊来品便捷而丰盛，如此理应使上海人的眼界便大大开阔起来。对比近邻可以得知，上海周边的城市，还有香港、澳门、台北、首尔、东京等地，人口同样稠密，城市里的居住空间也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毫无“小气”之谈。为何偏偏上海人却那么“小气”著称？这个市民性的“差距”何处得来？显然是无法以“空间逼仄”说来说服人的，由此可见，它不属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是外显的幻象。

　　当然，上海人中鲜有舍身求法的，鲜有为民请命的，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斗士，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冒险精神上远够不上“大气”。我以为直接的主因是，上海，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发展得最为完备的样板模式，曾经是国家的头号纳税大户，一棵摇钱大树，很自然地得到了特别的看护。为了着重体现社會主義的优越性，为了稳定压到一切，为了保住统治机器的根基，为了国家大局，为了长治久安，为此使得本地的市民成为“螺丝钉”式的生存状，或曰：“一个萝卜一个坑”，人人定穴定位于为着主义理想而建设的大厦添砖加瓦，困于“鸟笼”之中谋取生存的权利，这样的市民个人，无论是头脑还是手脚无疑都被捆住了，尤其是作为引领“大气”的男人，受到的抑制尤其多，动弹不得。（参阅拙笔：《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國妇女解放》、《上海发展的人文制约》，载于《卫江思想驿站》：www.swjidea.net）极具有極權制社会特征的遏止雄性策略，如同狮子社会那样，仅以一头雄性为王，其成年族是以雌性构成了主体，这却完全符合左倾式的平均主义原理。

　　人是与环境互相关联牵涉为一体的系统而成为组成的一部分，人的道德品行与周遭境遇密切相关的，孤立、抽象地评价某人、某城市市民的品行风尚如何是无多大意义的，而应结合与其周遭的伦理环境，一并考虑，如制度和文化的状况等等。譬如，有人指责中國的贪污腐败案件多，是因为官员的道德素质太差，那就是肤浅的见识，为什么不去指责权力制度的缺陷？当然，倘若能进一步指出制度的建构，又是受制于整个国民的道德水平状况，那就颇有深度了，（参阅拙笔：《道德与腐败》，载于《卫江思想驿站》：www.swjidea.net）；又譬如，指责中國从前的女人走路太慢，莲步小启，从而显得不够大方而“小气”？那就显得太无意义，因为正是腐朽的缠足制度导致了旧式女人的步行约束，作为旧式的女人是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并无自由选择天足的权利。同样，指责上海男人是“小男人”的外地人，他们无从了解上海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主导性的性别偏向：近几十年来，有多少上海的男人就因为冒犯了上海女人的丁点儿尊严，就可以被起诉、被处治、被撤职、被降级、被判刑、被处决。所以我们该试问，空洞的指责价值意义何在？责者自然难解试问，我在此倒可以直接挑明其指向：悖逆于正义！

　　构建于计划经济之上的上层建筑、曾经长期统领本土意识形态的左倾主义思想，习惯于用“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政治标签来标明人们的道德品行。其道义逻辑公式是：“为富必恶”、“富则修”，反之，“穷则革命”，所谓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是与资产、知识的拥有量成反比率的，穷人天生总是善良淳朴的，可惜上海人被公式所套进去的恰是负面性的一端。于是，作为富甲天下的上海，集智慧于一身的上海人，处于地域性精英的国民，既然有些儿缺点也就被左倾有色镜片的凸透镜肆意放大，图象特意被扭曲，而这正是外地人的一种期待，似乎如此可以弥补掉心理上的失衡，尤其是对于来沪上打工的失落者来说，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获得了阿Q式满足；对于小心眼儿来说，别人的钱包臌臌似乎心理特别难受。而面对外地人对上海人一箩筐一箩筐的批评话语，上海人又没有多少还嘴对阵的余地，在道义上处于不对称的境地，精英分子显得英雄气短。

　　左倾思潮之所以盛行于东方华夏大地，乃因其价值核心的平均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作基础，如孔圣人那儿有“中庸之道”，老庄思想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等。在中國这样一个传统浓厚的文化习俗里，个性的自我是作为“非礼”，而应当舍弃于社会伦常之中，个人的价值卑微而无足取，只有把自己的个性弄到泯然于大众，自觉地“走群众路线”，秉性习惯于“打成一片”，才算成熟老练，方让人们觉得放心，始为“和諧”社会所中用，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其遏止的侧重点还在于“过尤”一端，对于社会中的精英凸出分子来说，天然地属于“过尤”一端，因此尤当受抑制，于是不得不臣服、掣肘于社会的普罗庸众。鲁迅先生悟道了：“凭借人数和习惯的力量，历史上不知吃掉了多少英雄好汉”。在左倾主义看来，凡是精神性高贵的事物都是背离唯物主义要义的，自己在革命年代里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尽力利用贱而滥的“数量”优势而取胜的。如今这个“镇山法宝”可千万不能丢失，因此人头的“数量”恰是判断道德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还可冠之以“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当某种势力一旦拥有了浩浩荡荡的盲从人群大军，便天然地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甭狡辩，这是群众的意见！”在左倾年代里，人们常常可以听见这样的责备。从社会全息的原理出发，同构对应，作为某一城市的市民相对于全国范围的国民人口而言，自然是处于绝对劣势的比率，倘若这一城市又是处于开放的前沿，富甲天下，是引领风尚的时髦之都，那么可想而知，麻烦就来了，势必遭遇到了掣肘的处境，不幸的是，占全国人口1%的上海人就是处于这么一个显眼的位置上。

　　总之，在本土传统文化复加左倾主义的酱缸中腌制出来的一部分非上海籍人士，其目光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对于进步事业的祈望、精神性高贵的理性、辨别真善美价值的正义观。他们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是，在自己的家乡里是怎么的落后，无论是物质生活的设施，还是精神面貌的形态，特别是后者呈现于农村地区的，人们不难瞧见：懒散守旧，买卖婚姻，拐卖妇孺，儿童失学，赌博猖獗，公德匮乏，缺少诚信，不守规范，？？？？？？——这些在上海人眼里早已鄙夷的陈规陋习，却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充当作为自以为是“大气”的底气，以使指责别人为“小气”的呢？退而言之，外地的这些落后的种种与上海人的“小气”现象是否属于同一性质层面的问题，值得放在一起思考讨论？

　　熟悉国情的朋友其实并不陌生当今时代有这种场景：大量的国人愤青族喷然涌现，他们似乎无比痛恨美国人，咒骂着美国人做出来的事情总是“强权”、“霸道”、“无人權”和“新殖民主义”，但是另一面，内心又十分向往着能去美国留学“镀金”，或者期盼着能应聘去美资企业里工作作为首要的事业奋斗目标，能以操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为时髦，甚至女孩能以嫁给美国人为荣——这些与对待上海人的态度及相处比较起来，是何其相似乃尔。

　　作者:施卫江

　　2007年8月，上海市出台禁止“群租房”，房地局下发增补后的《业主公约》、《业主临时公约》示范文本，不仅对人均承租面积标准等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而且还明确规定民房出租，一间房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居住。即使单位承租用于员工宿舍的，也应该符合这些标准。（据8月28日《东方早报》）

　　9月6日，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沪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整治群租房行动正式展开。被称为“上海滩第一群租小区”的中远两湾城，通过这次严厉的整顿，将会让633家群租户在数月内消失。这种一刀切治理弱势群体的行动引起主流舆论界的强烈质疑，引起全国人民普遍关注。

　　上海此举行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众说纷纭。

　　支持方认为： 此举行动可以清除群租群体制造垃圾、噪音，存在明显消防隐患，混乱作息、扰邻，给社区管理、物业管理带来混乱和治安问题。

　　反对方认为：在上海高歌“构建和諧社会”主旋律的大好形势宣传下，此举通过行政手段强令禁止群租房是对弱势群体的打击，是对民生的漠视和蔑视。实际上就等于将上述那部分合租群体从“拼房”中挤出来，他们要么为因此付出更大的房租代价，承载更大的经济负担；要么被迫背负巨债去买房，被挤进了“房奴”的队伍；要么只能用脚离开这样的城市另谋发展，甚至是不得不悲怆地卷起铺盖回家。每一种结局，都伴随着民生的艰难与沉重。这也说明，这样的社会公共管理，离体恤、关注民生太远。

　　上海的一刀切禁止群体租房，还上海一个安宁的住宿环境，当然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对于那些漂在城市里买不起房、工资也不够高的租房一族来说，这个规定近乎残酷。刚毕业走出校门的学生，或许没来得及找份工作，但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几个人合租一间房，在他们看来是节省成本的最好办法；想到上海打份工养家糊口的外来人员，挣钱很不容易，多少苦都能吃得了，住的地方也不敢奢求，几人挤在一起，只为能省几个给孩子读书的钱，可现在，城市却用越来越高的门槛在阻挡着他们；就是城市白领，在高昂的房价面前，也有不少无奈者只能以合租的方式默默承受……

　　上海市区两室一厅很普通房子的月租金都在2000元以上，装修稍微好点的，都在3000元以上，而且在上海物价高昂的城市里，人们的普通感觉到生存的极大压力，以至于在来上海的广大外地人都说：“赚钱都奉献给上海了”，如果只用一刀切来解决群租房并不是长久良方，而政府推出廉租房，对于上海广大普通市民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对于数量庞大需要租房的外地人更没有奢望的份了。

　　那么以此相论，上海是否演变成精英上海？上海是否要抛弃大部分弱势群体和外来民众呢？

　　上海的发展

　　1979年，共和国百废待兴，鄧小平同志在中國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因深圳毗邻香港，所以选择了深圳，深圳那时成了共和国的宠儿，享受中央极大优惠政策和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援，绽放出光芒四射的魅力和耀眼的光环。

　　在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鄧小平同志睿智的目光放到了中國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

　　1990年2月13日，鄧小平同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谈到建议开发浦东时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2月17日，鄧小平谈浦东开发问题，对李鵬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3月3日，同江澤民等谈话时又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比如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4月18日，李鵬代表仲共中央、国务院宣布: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国家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政策的重点倾斜和大力投资，浦东开发、开放十几年来，浦东新区等于新造了一个上海。在陆家嘴金融、银行、证券所扎堆的贸易区里，有中國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和正在建设世界第一高楼的环球金融中心为代表的金融区里，上海已经成为中國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

　　以上海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國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上海以平均40层以上的高楼密度居世界第一，人口拥有数量在世界大城市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纽约。上海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已经有246家在上海投资，目前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和研发中心分别达到了124家、130家和170家。

　　目前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三年排名世界第三位。

　　长兴岛屿兴建中國最大船舶制造基地，东海大桥和洋山港的建设及2010年成功申办世博会和虹桥国际机场的扩建，充分说明上海在中國重大国际工程和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6年实现生产总值10296.97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也是中國唯一GDP过万亿的城市，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已连续第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能继续领导中國未来的经济中心吗？

　　200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逼近40000亿元大关，达到39526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5563亿元。 从总量比重分析，200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8.9％。从增长速度分析，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增速均值达到14.7％，长三角已经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地区。

　　从2006年经济总量发展情况分析，上海继续扮演龙头老大的角色，成为全国首个ＧＤＰ突破万亿元大关的城市，江苏沿江8市实现GDP超过17000亿元，浙江7市也超过了11000亿元。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是领跑中國经济的火车头，然而随着落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及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转移，那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还能继续成为中國未来经济中心吗？

　　“20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天津”。这已经成为国人熟知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深圳率先改革，带动珠三角；90年代浦东率先开发，带动长三角；新世纪前10年，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进入“国家战略”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契机，环渤海湾经济圈：“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为发展轴心，以京津冀为核心区，以辽东、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湾经济圈发展战略。环渤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中东部和北京、天津在内的七省、市、区，陆地面积达1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4亿，分别占全国的12%和20%，经济总量（GDP）占全国的1/4以上，是中國乃至世界上城市群、工业群、港口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整个范围占中國国土的12％和人口的20％。位于太平洋西岸的环渤海地区是日益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部分，是中國亚欧大陆桥东部起点之一。专家指出，此地区作为中國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对于解决中國经济南北差距具有特殊作用。专家认为，在2010年左右，环渤海经济圈有望成为中國经济板块乃至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带。

　　由于享受税收优惠，这里的土地也比上海或深圳便宜得多。有关方面希望这里能成为制造业的动力源泉，生产包括飞机、汽车、微芯片和化学品在内的诸多产品。

　　2006年6月，中央通过《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是：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諧、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这一事件成为主流言论认为，天津滨海新区将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极，担负起引领中國经济未来的使命。紧跟着，6月8日，投资100亿欧元的空中客车已经决定落户滨海新区。据悉，组装于欧洲大陆之外的首架空中客车，将于2008年起飞。此举似乎立刻成为主流言论的佐证，滨海新区的热度再次升级。

　　一些观察者认为，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将比上海浦东来得更猛烈，因为滨海新区的发展将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甚至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推动，将发挥重大作用，环渤海湾更大优势的是拥有中國最多的能源生产基地及东北重工业基地和河北新发现的10亿吨油田。而且，滨海新区的开发不完全等同于深圳和浦东的开发，天津滨海新区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全国新阶段改革开放提供示范性经验。深圳和浦东的最初开发动力则重点来源于政策或财政倾斜等等。换句话说，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已经涉入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深水区”，国家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就是为了让滨海新区在“深水区”给全国的改革探路。

　　中石化投资的125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项目已经于当月26日正式开工建设，2008年建成以后，产业链的产值可以达到1000亿；投资约80亿元的天碱搬迁改造、新港船厂搬迁改造工程等项目全面展开；全长144公里的京津唐高速二线天津段，已有34公里于去年底通车，西段110公里计划于2008年6月底建成通车；滨海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以2015年为目标年，按照满足年旅客吞吐量56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万吨、飞机起降6.6万架次设计，总投资约26亿元，计划到2007年底竣工，目前进展顺利。

　　还有几个数据可以增加乐观者的信心：其一，天津港据称辐射面超过深沪，已与170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国际港口、1万多户外商建立通航与贸易关系；其二，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法国空客总装项目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总投资100亿欧元的空中客车落户滨海新区，投资力度不亚于三峡工程。这是空客除德国汉堡、法国图卢兹之外第三个A320飞机总装线项目，也是欧洲以外惟一的项目。

　　如今珠三角地区“电荒”、“油荒”、“劳工荒”接踵而至，要素供给不足，土地、劳动力、能源配置等均出现瓶颈。成本不断上升，环境治理压力日益增大。“珠三角经济发展进入高成本时代。”珠三角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转移。

　　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主要依靠投资扩张、高消耗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长三角面临资源瓶颈、土地瓶颈、产业能级瓶颈的严重约束，亟待进行产业重构和区域调整。

　　长三角现在不但能源资源极端缺乏，而且更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扩张，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更由于长三角制造业成本的剧烈增加，长三角的企业开始向安徽和苏北大量转移。

　　德国大众2002年就计划在上海之外建设新厂，上海方面则极力挽留。然而，由于汽车业利润日趋微薄，上海大众最终将普桑的生产基地建在了江苏仪征。

　　2004年，跨国企业联合利华将生产总部从上海迁往合肥，是当时震动上海的新闻。

　　2007年10月，投资约19亿元人民币的上海通用试车场在迁出上海崇明后，将于本月正式落户安徽广德。作为通用汽车在亚洲的最大试车场，上海通用广德试车场一旦建成，将大大提高通用汽车联合研发新产品的能力。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面临土地、劳动力成本高涨，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逼使跨国企业纷纷逃离和迁出上海，向安徽、苏北和江西等地区转移。

　　中央提出的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地区间经济平衡发展的策略意味着政策的中心将逐步从沿海地区向相对欠发达内陆地区倾斜，那么上海似乎再享受国家的重点投资优惠政策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在以天津滨海新区打造北方经济中心和以重庆、成都为国家新一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更可以看出国家战略转移到北方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

　　面对国家战略政策的转移，那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越来越受到环渤海湾经济圈子的挑战，而作为长三角地区受到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的严重稀缺和商业成本的高涨及跨国企业的逃离，特别是今年夏天无锡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环境污染日益成为制约和困绕长三角的问题，长三角必须向安徽和苏北进行扩张，进行资源整合和区域联动及打破行政区域的壁垒，进一步深入促进经济区域一体化，“大长三角”呼之待出，然而面对安徽及苏北城市 纷纷提出加入长三角。

　　而长三角出台《“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城市入会规程(建议稿)》。城市化水平不低于20％、GDP总量相对上海比值不低于5％、人均GDP相对上海比值不低于20％、经济联系强度系数不低于10等成为入会“门槛”。长三角用经济指标来设置高门槛，势必会阻挠次发达城市分享区域经济群体增长的要素资源和经济机会，“是典型的嫌贫爱富”，更加阻碍经济区域合作一体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转移。显然这是跟鄧小平同志当年开发浦东的意义相左，鄧小平同志1991年就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992年，他再次强调：上海开发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由此论断，鄧小平同志希望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的思路，而并不是仅仅长三角日益饱和状态的闭关自守。

　　2006年，陈良宇案发后，一场罕见的反腐风暴刮得上海官场地动山摇，数十位大小官员”中箭落马”。 受陈良宇案的影响，上海2006年的投资增长放慢，这一年的投资大概只增长了10％左右，前几年都是20％到30％。那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未来还能继续领导中國经济的火车头吗？

　　高昂的房价抛弃着普通老百姓？

　　1998年中央政府决定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而改为货币化分配。停止福利分房后，新建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同时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当年中國建设银行发出了中國的第一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随后，7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23号令———《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也就是停止福利分房。从此中國房地产进入商品化市场。

　　2000年的上海的房屋每平方米均价为3326元，到2004年时均价已上升至6385元，涨幅达到92%。2001年，上海只有4%的住宅售价超过8000元/平方米，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16%。到2005年第一季度，有40%的住宅成交价格超过8000元/平方米, 而市中心的房价更大多已经突破16000元每平方。

　　2007年5月份上海一手房均价达到10439元/平方米的基础上，6月份的房价再涨，并且呈现出从原先的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的迹象。纵观上半年数据，前6个月上海商品房的总成交量比去年同期高出23.3%，达到1290.3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的成交量高达1046.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22.9%。上海网上房地产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商品房平均成交价格已突破万元关口，从去年同期的9813元/平方米，上蹿到10028元/平方米。

　　震惊全国的上海房地产的“高端新闻”莫过于汤臣一品均价11万的天价楼盘，创造中國房产的“巅峰世界”神话，此举说明上海将逐渐成为富翁的俱乐部和天堂！

　　在居高不下的房价下面,老百姓们面对越来越多新建的商品房只能望楼兴叹,一套房子至少百万以上,而以上海的工资水平上涨速度远远不及房价上涨的速度，以目前上海平均月薪3000元计算,要得多少年才能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央行加息，无疑是让众多的购房者望而却步。

　　那么在高昂房价面前，市区拥有旧房子的百姓只能等着拆迁，住安置房。然而安置房与商品房又是有区别的，今年8月份，《南方周末》报道的上海浦东康桥镇安排拆迁的农民住劣质房，领导住别墅区。说明安置房存在的问题让百姓同样担忧。

　　10月份《财经》杂志曝光，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落马的“违纪行为”与其利用职权低价购买房，抛售挣取差价有关。其涉及的房产共计24套，其中8套已经出售，获利达1600余万元。消息人士说，所涉及房源多为“豪宅”一级，其中16套在其妻王某名下，8套在康的名下。由此康慧军被媒体称为“炒房区长”。

　　在上海，与康慧军同样利用职权低价购房，抛售赚取差价的暗藏的官员也许并不在少数，一些官员的腐败不仅是一种病态的社会问题，同时亦成了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炒房团勾结起来共同炒房谋取暴利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喊了多年房价下跌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的一厢情愿。诚然房价也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核官员的政绩和财政收入的关键性数据，更涉及到某些相关部门利益，当然政府也不会痛下狠心割肉来大幅度降低房价，喊了多年减低房价也只是光打雷，不下雨的局面。没有房的老百姓们只能望楼兴叹，或者倾其一生成为“房奴”。

　　上海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待遇

　　目前上海外来人员总量达581万人，为上海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上海，本地户口与外来户口有着不平等的待遇，具有上海户口的可以办理“四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从外地来沪工作但没有上海户口的人员，上海社会保障局推出保障外来从业人员权益的两部法规，《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外来从业人员在参加综合保险期间可享受日常医药费补贴待遇。标准为每人每月20元。

　　在上海生活指数如此高端消费的城市，区区20元完全是不起作用的。但是这个钱是只能消费不能提现。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做出辛勤汗水的奉献，却没有相应的医疗保险，无疑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国民待遇。

　　2000年前，上海对外地来沪的人群有很大的歧视，不管任何地方人来上海，都被上海人称之为“乡下人”，同样上海对外地来沪的人群就业有明显的歧视，很多岗位只需要上海户口。然而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及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國加入WTO后，上海职位渐渐放开对外地户口的限制，但某些职位依然限制着外来户口。在上海，民工的子女只能进民工学校，上海一幢幢摩天大楼都是外来民工们用着默默无闻的辛勤汗水铸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离开不了外来民工的辛勤奉献，他们只是每月拿到一点生活费，而工资也只能年底结算到，为上海建设付出辛勤汗水的民工们永远是弱势的群体。而政府部门对他们关注更少，更不说有什么医疗保障及什么样的福利了。

　　上海交通堵车的瓶颈

　　上海每逢上下班高峰，高架上，公路上大小车辆如同蜗牛般爬行，堵在路上，公交车上挤满了人，甚至有人被车门挤伤，地铁都是人，那种拥挤的滋味，每一个人体会的很深刻。上海现有机动车几百万辆，每个月增加私车8000辆，不包含公车，每年光私车新增加10万辆车，以上海目前现有高架路及普通路，上海根本无法解决这堵车世界性的难题，虽然地铁已经正在建到十几号线了，但依然很难解决上海的交通瓶颈问题。

　　上海市10月份私车额度拍卖结果显示，上海车牌平均中标价首次突破“5万”关口，达51000元。7500个车牌，9月刚刚改写的49631元上海车牌拍卖史上最高纪录被再次刷新。相当于半部经济型小车，无疑是国内最贵的，当然一味以提高车牌价来限制私家车数量显然是治标不治本，在上海越来越多的中产階級出现，5万元左右的车牌价阻挡不了买车的人们。

　　政府实行私车车牌照拍卖制，限制私车数量，以求缓解交通压力。但是，交通状况仍然不容乐观。限制车牌发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上海很多车行都提供购车、异地上牌等一条龙服务，因此，车的数量依然是快速增长。汽车工业的发展尽管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但所引发的交通堵塞、城市污染、能源紧张等问题，更是不可忽视。

　　然而令人可笑的是，高昂的车牌价反而成了众多小偷致富的门路，沪上专门有专偷车牌的团伙，小偷们偷到车牌后，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纸条贴在车窗上，让车主们拿钱去赎，有些车主被偷过几次也是常有的事。

　　上海品牌的渐渐消失

　　2005年中國评出的300余个名牌中，上海仅有21家企业的24种产品上榜，而且价值含量低。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让国人自豪的是拥有上海产几大件品牌，然而这些曾辉煌一时的上海品牌，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凤凰、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金星牌电视机、红双喜乒乓球、大白兔奶糖等等。这些上海产品曾经在全国消费工业品市场中的份额高达20%以上，但这些当年叱咤一时的上海老品牌，大多已成明日黄花。至今像冠生园、三枪、光明、白猫等在市场的牌子越来越在市场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影响力。

　　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及年轻人的“啃老族”？

　　2005年年底，上海市户籍总人口为1360.2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6.37万人，比上年增加5.59万人，占总人口19.5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这表明，每5个上海市民中就有1个老人，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大大高于全国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目前我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是7%左右。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先行者”—日本，人口老龄化高达22%。因此，上海的老龄化已经“比肩”日本。 作为中國最早进入老龄型人口的城市,上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目前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002年,联合国将老龄人口的标准提高到65岁,根据这一界定所做的人口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７％以上为老龄社会。 与此同时，上海连续10年人口负增长，再加上海人普通晚婚，这使上海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有专家分析，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上海离现代化还有一段路程，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在上海各大超市与各大写字楼都能看到老年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或做售货员或卖盒饭，但而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上海出现相当部分年轻人的“啃老族”或“傍老族”。

　　如今社会普遍热议80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是垮掉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上海有相当一批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工资高的没经验干不了，工资低的 就不愿意去做，有些干脆待业在家，吃父母的退休金或被父母养着，被人们戏称为“啃老族”或“傍老族”，年轻人整日沉溺于《传奇》《征途》网络游戏和麻将之中，“啃老族”的实质是一些青少年拒绝或不愿长大，“太辛苦”是他们拒绝工作的重要理由，这些年轻人身上存在共同的缺陷，例如技能低、害怕竞争、责任心偏差，勤俭意识淡漠，加上父母溺爱、学校升学或就业压力大等原因，让他们心高气傲，价值观出位。

　　5月份，溫家寶总理在上海参加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所作《仰望星空》，他希望当代大学生们个人的命运同民族、国家、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不论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都要与民族、国家、人民同舟共济。望着学生们年轻的脸庞，溫家寶激动地说：“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

　　溫家寶总理《仰望星空》从某一个侧面透露出对青年们缺少对国家时事的关心，同样就是期待当代年轻大学生对国家的关心，对民族的关心！

　　每一次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去，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路上匆匆行走的都市人群，四处林立的摩天大楼与繁华的商业街，见证了这个百年历史的盛世城市的繁荣。

　　时常写字楼工作的朋友们的聚会，聊起了上海的高昂的房价、房租上涨、物价飞涨，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未来有些迷惘、困惑、茫然；面对盛世繁荣背后的生活艰辛和巨大压力，感觉在游走没有归宿感的城市边缘地带。

　　上海，你要抛弃谁？

　　（笔者新浪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anhui2100）

　　作者:梦回徽商

　　近日里，上海市委的领导正在研讨：在新的形势下，以什么样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来支撑上海的建设？

　　今天的上海，已经面临着一个难题有待解决。据《中國公众城市宜居指数２００６年度报告》指出，上海在国内的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上排名最后末位。该《报告》称，“文化兼容性”是判定一个城市开放程度与宜居程度的标准之一。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國的主要城市里，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见那么高，城市之间包容性表现得分差异也较大。外地人对沟通、就业和就学三方面的平等性评价低于本地人。其中，在就业和就学上，外地人认为，城市的平等容纳能力较低。——这样的现实对于近年来上海一贯标榜的城市精神旗帜“海纳百川”，恰是个嘲讽。

　　１） 大凡彰显自身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的，必得有自身独特的长处、底气和潜力作依据。不然，则流俗于空洞的说教，或曰大而无当，由此反而落得给人以言而无信、虚假、虚伪之不良印象。

　　譬如上海常常引以自诩自豪的“海纳百川”，就是这样。既然我国一贯推行政治一元化建制，作为立国之本，那么在同一建制内部的任何地方上，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体制上的“百川”得以存在，实际操作中也必定彻底摘除了“海纳”的面具。就如打出建设“和諧社会”招牌一样，听上去美妙玄乎无比，却又容纳不得半点异己的政见。求同排异的社会是不可能建设成高质量的“和諧”结构的，因为不经过否定之否定，旧事物就不可能被扬弃转化为新事物，从而推动事物的辨证发展。就譬如在“个人与群体”关系层面上，泯灭掉个性虽然会形成均一化的社会，但却使每个个人都发生严重的性格（人格）扭曲，尽管可以达成封闭性的有序，然则危害成为社会性的无序：一盘散沙而已。就譬如，单说共和国宪法上所有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有几个已经真正落实到了实处？这其中还有多大的差距有待于去完成？——倘若连基本的权利都远未能履行、保障良好，那么何须高谈阔论其他价值观念和体制文化的引进建构？还需遑论“海纳”什么的“百川”呢？

　　２） “海纳百川”定位的弊端还在于，混淆了人们之间自身利益的界限。

　　在东方宗法家族主义强大传统的笼罩下，经济固然在快速增长，但国人那合群抱团的传统性依然冥顽不朽，余音绕梁，苟延不去。从古到今，不绝于耳的有：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物我不分、心物不二、民胞物与、兼爱尚同、家国同构、公私合营、官商不清、黨政不分、政企不明、“集体主义”、“打成一片”、“适应环境”、（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搞三同、相结合、划等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保持一致”、“全国一盘棋”，？？？？？？总之，是你的还是我的或是集体的区分不知怎地，大家的利益囫囵捆绑于一起罢了，好东西好地方人人争抢都该有等同的份额，轮到了责任和义务个个退缩加推卸，于是倾轧内耗贪污腐败大大激增，其结局只能是：整个社会拖累成共同的贫穷和落后。

　　传统的“大一统”政治伦理观自然影响到了上海城市的精神面貌和发展定位。上海现今抛出“海纳百川”论的归宿，乃是进入“万物归一”的传统性之中，而绝非是走向现代性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诚然，社会发展需要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作，但是合作也得建立于每个利益主体獨立自主的基础上，这样就分清了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界限。叔本华的“刺猬比喻”表明了，冬天里刺猬们的取暖合作得保持适当的间距，过近了则会相互刺伤，人类也正是如此，不宜套近乎热乎乎地大家混作一团和气，不然定会徒增内耗的。

　　大凡动物都有“领地”意识，动物等级越高的，领域意识越强烈，进化使得登上生物进化阶梯顶峰的人类当然莫能例外。进而，人类社会的发展继续朝着“分殊化”方向前进的（韦伯语），亦即，人们的利益日益呈现个性分化倾向，不再有统一的利益、行动和价值观，“领地”意识也益发显然，如我国“物权法”的近期即将出台正是表明了这点，以信奉“唯物主义”为国教的国人理应更重视人类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由“领地”意识演化出的法权是，本地居民对于本地域所属的相关权益具有优先性：如对于城市户籍和人口流动控制，使限制城市人口密度的膨胀，以及对于本地域所建立起来的高级文明，乃至对于本地域先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享有荣耀，这本身就是合理的。再说，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是以解决本地域的民生为主。因此，对于上海来说，其接纳外来人员的素质才干、乃至德性品行应有选择，首先应考虑本地区的利益，为此就不可能做到皆大欢喜：只要来者都可满意落户生存。正如一个企业招聘员工，只能录用对于本企业合适的人选，而不可能是“海纳百川”——不管阿狗阿猫的招来都行。对于一个高科技的企业来说，肯定得多录用高学历、掌握高科技本领的人才，此涨彼衰，对于低级技能人员的录用势必大为减少，这本身没有不合理的，也并未有“歧视”之举，至于那些不学无术的、好吃懒做者没有必要为此喊冤。相对应的是，发展落后的城市和地区、劳动集约型企业当然难以留住高级的人才，这并非是高级人才有偏见所致，而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局，正如“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样。

　　现代性城市是以社会的经济活动为中心内容进行运转的。市场经济的中心法则就是优胜劣汰，这本身就体现着社会正义的实现，因而不应是让各个利益主体去充当“好好先生”。所以，只要进入了市场经济博弈之中，就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城市中本地人与外来人员之间互动性的迁移、宜居、求学、交往和婚姻等状况，而不宜交付主托给由市民性的道德诉求来解决。当进入上海谋生的外地人，倘若发觉自己并不受本地人欢迎，从而纷纷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人必定会有所反应：这样的话会损害上海人的利益，为此，我们上海人应该需要调整政策、报酬和态度了，去比以前要好地对待外地人——看吧，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在起作用。可是，现在的问题恰在于：众多的外地人（不是绝少数！）愿意离开上海吗？

　　而如今，上海的城市精神定位，打出了“海纳百川”招牌，还期待着得到“全国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却给国人（外地人）以误导：以为主人就是应该要放下尊严和架子来：只要任何外来者来到了上海，都得与外来者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要么就是有福共享，哼哼？？？。更有甚者，前些年，在陈良宇主持下，搞了个“做可爱的上海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实际上，人的生物学本性是顽固异常的，并不轻易地受后天的教化、江山的更迭所变易。

　　３） 上海向往与“国际接轨”，希冀建成世界性大都市，就须对上海文化的复杂构成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提炼、升华、超越，我们可将这种精神性运动定为“追求卓越”。既然如此，就得屏弃陈腐落后，不去迎合低俗，也不必去强求从各路人士那里“海纳”到有全面的“理解和支持”，这在事实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文化”总是带有自身特定的色彩和倾向性的，它与践行的主体，人的气质、禀性有关。“文化兼容性”总是由人来操办的，而人总是有缺陷（局限）的，人的有限性决定了“文化兼容性”的“度”界限，即所能兼容的范围。符合辨证规律的是，文化凡是兼容于高端事物了，就势必难以兼容低端的，如上海文化定位于“追求卓越”就是这样。今天有超过５万名的海外籍人士来上海定居，安居乐业，上海成为海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充分表明了这座城市是不“排外”的，事实已经胜于了雄辩，然而却难以为国人中的低层次人群认同和叫好，广泛地声称：上海“排外”。

　　对上海有着浓厚感情的美国学者李欧梵指出，上海精神在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中，混杂进太多太滥的落后的农民元素，导致上海“城市灵魂的失落”，就是对于现代性元素的损耗和摧毁，这对于上海乃至全中國来说是一大损失，可是当今的决策者并不清楚明白这点。因此，倡导“海纳百川”，意味着不管良莠不齐的、也不管鱼龙混杂的，个个都可以比翼共生，甚而，鸡鸣狗盗的、滥竽充数的也照样可以被混迹进高俸厚禄之中——在价值趋向实质上，依旧留存着传统性的落后成分。

　　在大自然里，即使浩瀚无边的大海，欲维持良性的海洋生态，也不能无限制地容纳有严重污染的河水，换言之，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接纳“百川”的。自然界如此，况且人类社会乎？

　　对比我们的近邻日本可知，当进入近代后，并非是以“海纳百川”的方针全方位、等量齐观地兼容并蓄接受各种价值体系和各路外来移民，而正是以“脱亚入欧”作为立国之策，其理论核心是“全面西化”，为此尽遣使团去欧美学习先进制度和文化，而视亚洲邻国如草芥，抛弃了原有的腐朽没落的亚洲价值观，对本国的制度和文化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从而踏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历时不久，国力便倍增，把所有的大东亚“穷邻居”和低级文明远远抛在后头。日本的维新改革经验为国人、特别为上海人上了一堂真正的“发展是硬道理”课程。

　　４） 境遇伦理学表明，道德行为主体的德性是深受周遭境遇约束的，冷静地从公正立场评判，则需要由行为的主客体两者统一起来考虑。上海人在全体国人面前总是形象不佳，口碑不良，这是事实。然则我们需要从中剖析明理，不应为表面假象所迷惑。我们该反省的是：评介的动机和意图到底是什么？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具体用法。我们应把说话者的方式同特定的语言场景以及说话者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其用意，而不是孤立、抽象地停留于言语所直接传达的意思之上。

　　若从问题的某一侧面看，上海人授人以嫌的是，本属于市场经济运作的功利性行为，如需要引进人才劳力，招商引资，合作互助等等，可是当它同时附带着道德的立场而轻松地以高调子唱出“海纳百川”的时候，国人并不认同有什么高姿态的德性附身，而认为只是在“作秀”而已。更要害的是，高调子的立场反被国人授以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来度量己身，并认作为是天然合理的，如此便扭曲了公正。

　　在我们这个小农经济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上受到近世来泛滥的左倾主义的支撑，从而得以强化，使得道德舆论不是以统一的标准去评介世上的一切人物和事情，这种评介的价值依据以为：只要谁振臂一呼，四方云集，拥有了足够多的大众人头数量，便天然地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人民”、“群众”这类名义是神圣的，可以相当当地去颠覆公正立场。

　　今天的香港远比上海繁华、文明和开放，她的成就广为颂扬。那么香港有“海纳百川”精神和宽广的包容性吗？且看：香港可以接纳任何发达国家的公民来港旅游，但是香港就是不能接受国内普通的公民以个人的名义来港旅游或寻找工作，况且香港社会是通用粤语的。那么在这里就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来：同处于中國的版图内，既然香港与上海之间的实际包容性差距已经昭然若揭，为什么内地的国人纷纷评说上海是非常“排外”的，而不去说香港的呢？两者的区别不在别处，就在于“一国二制”的体系，通行獨立自治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了香港的挡箭牌，有效地抵御了内地各种平均主义/ 左倾主义/ 民粹主义的“文化兼容”攻势，可惜上海没有这个福气。

　　看来，在一个小农平均主义的国度里，似乎适宜于低调行事。

　　２００７- ７- ２４

　　作者:施卫江

　　１０月２２日的中山公园，上海搞了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浪漫盛典”，大型白领交友游园会。尽管有众多婚介机构、公关传媒和新闻媒体的参与助阵，共有５０００人的男女齐聚一园，相亲相会情意浓，然而派对成功者却寥寥。女白领的普遍感觉是，不尽如人意。据说，主要源于男性参加者太少，女性挑选量不足。

　　事后，记者走访了上海的各大婚姻介绍所，了解到：“目前上海婚介所登记的男女人数比例总体是２：３，部分甚至达到了１：２。普遍现象是女性比男性更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对于如此的社会难题，人们自然议论纷纷，但均未能切中问题要害。

　　笔者以为，这正是上海地区长期来推行左倾化妇女解放的社会实践所带来的弊端及其后遗症。这种左倾式“解放”仅以获取功利性的社会成就为荣耀，将“人”置以工具理性的手段意义，在目的论上只是以政治的名义替而代之妇女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在操作上通过“损有余，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途径，遏制男人天赋能力的开发，特别是扼杀创新智慧的潜质和勇气，使得强化女性秉性的同时，另一面又遏止成男人的普遍“平庸”之状。譬如，在各类学校里惯用应试教育模式，试图训育成听话的奴仆，偏向于培养“模仿型”人才，它适合女性化的温顺性格和死记硬背读书方式，其事业途径只需再现前辈成果，其结果使得男人的事业不怎么显著，最终淡化了人类性别禀性的区别，干扰了人类天性和自然合理分工，乃至男女婚姻上的社会宏观动态均衡。

　　常态社会里，其成员的成就和能力（学历）的统计值分布通常是个土丘状的正态分布曲线，处于成就能力的数据最前（高）端的总是男性大大居多，女性大都集中位居于中下游之中，所以对比事业上特别的或一般的优秀者，男人肯定比女人多出好多，正如对比身材的分布状况，男人的曲线总比女人的高大若干节拍，乃一样的道理。若按能力地位配对的排列组合，女性优秀者一般不会成为婚配多余者。但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女性的事业成就率确实奇高。拙笔《上海发展的人文制约》一文中，详尽论述了上海男人所遭受的种种抑制，于是在上海地区形成了如同狮子（或如猴子）型社会的成就和地位分布状况。亦即，在位于“天花板”顶部的老板阶层是男性居多，在男老板率领之下，由女性白领支撑起打工族职位的大群体构成。

　　在狮、猴部落里，雌性母者是不愁婚嫁的，一个雄性大王可以霸占掉众多妻妾群；然则在上海的城市里，大量女性族白领却成了老大难，因为按照女性惯常的“择偶梯度”思维去挑选对象，已经难以寻觅相应数量的配对者。自然界的“对称”规律告诉人们：对偶制的婚姻规则使得有Ｎ个女性失婚，必定至少有Ｎ个男性被排除在婚姻门槛外（因为男孩出生率比女孩高）。所以女性白领族在烦恼大龄失婚的同时，作“伴唱”的必定还有大批男性兰领、黑领，抱怨成光棍，由此构成了不和諧的双簧，只是人们的关注焦点仅仅于女性白领而已。在狮、猴社群中，争王落败的雄性，善者会遵守天演，自然淘汰出局，恶者则会扰局，破坏部落稳定；在人类社会的本土中华城市里，必有大量的男性农民工成为失婚族，不和諧的双重变奏曲会奏响社会危害的颤抖之音。作为参照，当今世界人们见证的太多了：伊斯兰社会的大批失婚族去从事恐怖活动！（参阅拙笔：《恐怖主义献身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

　　传统社会里，妇女的社会成就果然低下，地位弱势，然而，作为对于女性求偶者在婚姻恋爱上的补偿，男性会挑起求爱的主动性，结婚时候给予新娘彩礼，多承担家庭经济等义务，如此倒是达成了男女总体在婚姻上的动态守恒，亦即和諧的实质。（参阅拙笔：《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國妇女解放》）

　　然而如今的问题是，在上海这样的左倾化发达之地，女性白领族的成就和地位已经不亚于男性了，但是江山易变，本性难改，在她们的婚嫁恋爱潜意识中，传统性依旧。在求爱的过程中总是显得被动些，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经济等方面还得向往着多多依附于男人，在处理男女关系时候，总是希冀男人得多“让”女人一点，并认为理所当然，由此却颠覆了传统社会本来已经达成的动态守衡，在男女婚姻上失却了和諧。（参阅拙笔：《白领择偶难的深层剖析》）

　　譬如对比之西方社会就可知道，当女权分子在与男朋友一起外出消费时候，会提出“ＡＡ”制，即各自付帐。即便是不声张女权主义的，或如普通的女白领，那么在男友付款后，也会礼貌地说声：“谢谢你为我花费”；然而比起西方社会的女性，地位要高出一大截的上海姑娘，会如此表态吗？否也！她们认为：男人付钱而不用道谢是天经地义的。

　　美满的婚姻应以男女自由的恋爱为基础，而两性之间真挚地相爱，须是在总体上平等平权，即守衡的前提。因为男女是相互造就的，互为依赖、互为关联。每一方受损，经社会实践反馈的结果，总会使另一方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受损。爱情就是男女双方生理心理在能量信息上的交流反馈和补充，亦即为男女共享的联合体，并不存在着单方的纯粹得益或纯粹受损。因而不难理解，为追求和諧的动态平衡以达成真爱，作为男白领来说，自然会寻找学历、成就、地位低一级档次的女性。

　　造成动态不和諧的更深层问题还在于，就如前面论述的，本土的左倾式女性解放着重于外在名义上的，即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是侧重于自身内在深层次的素质本身，特别是作为万物至尊的人所独尊贵有的思想的成长培育，因而男女间思想的差距依然普遍存在，但是既然左倾主义已经使得上海地区的妇女提升了外在的地位，于是女性同胞扬扬自得起来，就自以为懂得了“做人”的全部道理，以至于不愿意、也会去獨立地作反思：“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即在现实意义上，如何去调整并达成在新时代的男女总体动态平衡。

　　在西方，被尊为圣贤经典的苏格拉底，自认为是自己比别人聪明，因为自己知道自己于何处为无知之所在，后来弟子柏拉图进一步论道：不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是双倍的无知。然则，上海姑娘的生存哲学流行的是“难得糊涂”，和稀泥，不求甚解，拒绝崇高，并且颠覆了传统女性的谦虚自卑的是，以其左倾式成功为荣为乐，甚至以此还调教起男人来：该去“适应环境”啊，（就象以前国营单位里，工人嘲讽脑力劳动者不会“做人”、“混不开”那样），由此闭塞了自身素质的提高，以至于难以与男人进行深层次的灵魂精神交往，至少不愿虚心地听取男人们丰富的内外经历和阅历的见解，这对于爱情来说，恰是伤害。

　　进而，由于左倾主义一味主张两性间“让”的哲学普适化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角落，致使真挚的情爱的损缺。即使现今的白领们都化作鸳鸯蝴蝶，成婚成亲了，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度也将打上折扣，这在现代社会里是件糟糕的事情。苏晓康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载于《新华文摘》１９８７年１月期）中，描述了男人的“全面退让”成为新时代男女平等的“法则”之后，所造成的男女生活严重恶化，导致众多家庭破裂的情景。

　　因而，对于当今时代声称要建立“和諧社会”为发展目标的国人来说，该引起高度关注了。

　　２００５/ １１/ ２０

　　注：所引的拙笔在网站《卫江思想驿站》ｗｗｗ. ｓｗｊｉｄｅａ. ｎｅｔ上都可以查阅到。

　　作者:施卫江

　　题记：以“老上海”的先锋、多元与新锐，如果它仅仅被当作怀旧一族的“古典”，是有一些缺憾的，它也应当融入我们的未来想象和未来期待当中。从某种“狭窄”的角度甚至可以说，“老上海”是我们的未来。

　　上海人陈逸飞累死了，上海人余秋雨先前说要“封笔”，现在又宣布即将复出了。这就是现在的上海的大事记。寂寞的、琐碎的上海。

　　不由得怀念起“老上海”的多元与热闹。

　　一说起“老上海”，许多人会立刻想起美女月份牌、有外籍侍者的咖啡馆里的缱绻情调、气氛暧昧的有轨电车、王家卫（《花样年华》其实是一个上海故事）、张爱玲等等。

　　构筑当代中國人的“老上海想象”的元素，其实也包括张国荣的《红色恋人》、陈逸飞的《人约黄昏》等等上海的“老政治”。当然，影片中的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场景仍然是小资式的、柔和的、缱绻的，尽管鲜血终于会流出。在这类电影中，在飘舞着的梧桐叶下，革命者暴露出文艺青年的原形，而戴着鸭舌帽穿着工人装的工人階級，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不过，尽管革命家（香港腔的）和工人階級（文艺腔的）的这类“老上海”电影在语调上有点问题，但毕竟揭示了上海历史底蕴的另一面。

　　在当代中國，“老上海”已成为本土的“古典”和怀旧的焦点之一。而历史上的“老上海”其实是中國最具现代性的先锋舞台，是国际上最新锐思想的风云汇聚之地。老上海的“海”，有着海纳世界百川的胸怀。“新锐”的“老上海”在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元性、实验性和革命性，与１９６８年的巴黎相互呼应，而与现在商业化的“新上海”有较大的不同。以“老上海”的先锋、多元与新锐，如果它仅仅被当作怀旧一族的“古典”，是有一些缺憾的，它也应当融入我们的未来想象和未来期待当中。

　　《子夜》中吴老太爷初次看见大上海，便昏死过去。但冒险家和流浪的知识分子却在这里找到了生存的缝隙。“老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在笔者看来，这个判断既指“老上海”是国际资本的搏杀战场和江湖帮会的谋财旺地，也指“老上海”是思想探险者和革命者的宽广天地。走在上海的老街中，会感受到其中浓厚的“红色传统”和“激进传统”，这里有仲共“一大”会议的旧址，有仲共中央曾经的秘密办公地点，有工人階級罢工和起义的诸多历史痕迹。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國大革命浪潮中，上海脱颖而出，成为中國进步思想和进步运动的强大堡垒。３０年代上海进步运动之活跃和现代意识的多元呈现，使邻近的“首善之区”南京的道统腔和压抑感更加凸显出来。

　　在“老上海”，仲共及其外围附属组织，邓演达创立的“第三黨”（中國国民黨临时行动委员会），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人领导的中國民权保障同盟，鲁迅等人主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自由主义者、现代主义文艺实验家、国防文学和抗日话剧的热血参与者、梦想“自治”的上海布尔乔亚市民们、唯物论者和有神论者、激进派与改良派、海归派和大量的流浪文人（如萧军、萧红）、来自亚洲的民族獨立运动的流亡者（老上海收容了许多抗日的朝鲜人而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后者还在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来自欧美日的国际革命者等等，共同铸就了一段以进步、救亡、新锐、多元为主调的黄金岁月。

　　在“老上海”，一位来自山东的姓张的文艺青年如是说：“我们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我们都是被践踏被围困的人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爱惜我们人类，才信任我们自己底力量。”对于日本的侵略，他提出必须“用武力来回答武力”。这样的青年在当时的“老上海”中有很多很多，时代的风云激发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革命浪漫主义。又如有这样一位来自山东、擅长京剧的外省女青年，读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人类自由思想史，在严冬时节到山村为农民演抗日剧，感叹着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不喜欢自由。这样的言行和精神风貌在“老上海”的青年人中也是极为普遍的。当然我们也记得，“老上海”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等这样的青年和“红色恋人”，作慷慨之歌而殉难赴义。

　　上海人收拾行装去延安（包括那位姓张的文艺青年和那位擅长京剧的女青年），这也是“老上海”的经典场景和经典故事，去延安那个凶险势弱的地方，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是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和变异，包括他们将在中國政坛中充当何种角色，是历史没有预告而他们自己也不曾预料的。

　　“老上海”也产生了像顾准这样有远见的知识分子。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老上海”在接收全球资讯方面愈加方便，当时的人们可以读到萨特的存在主义，读到乔治? 奥威尔的《１９８４》，能了解到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模式从热望到清醒的心路历程，因此颇有一些人对于后来的时代变迁和个人遭遇，似乎早有心理准备而处变不惊。

　　我读顾准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年在农村接受“改造”时写的“商城日记”（商城县在河南信阳地区），发现这颗聪明的大脑，居然也能够很有耐心地花很多时间思考下一餐如何能吃个半饱。他能吃个半饱，就有力气继续思想，并且有力气对未来保持坚定的信念。

　　２００５年６月５日

　　作者:庄礼伟

　　近日，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先生在《社会科学报》就上海房价持续猛涨撰文，指出潜藏十大隐患，引起社会广泛注目。尹伯成先生所说十大隐患，很多并不是“隐患”，而是路人皆知的实际现象，比如“部分市民‘望房兴叹’”一患，大多数上海市民事实上是早就“望房兴叹”了。所以，尹伯成先生的“十大隐患”论，不过是实际现象的粗浅罗列，并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不妨予以一一点评：

　　关于“投资‘钱’景助长房市投机”。我在政府部门从事招商引资的数年经历告诉我，地方政府并不真正害怕涉及不动产的投机型投资，因为，一当投机者买了房，房子总在上海，搬不去温州。房子在，就是资本在；资本在，就有繁荣景象，至少，总比没有人来投资好。因此，不是怕温州人来炒房，而是怕温州人不来炒房，是要请他们来。过分的、空手套白狼的投机政府当然拒绝，但袋着钱来的炒房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政府有关方面一直坚持认为上海房价属于正常范围，等于也就是宣布了投机行为在大体上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受欢迎性。

　　关于“加大人民币比值和通胀压力”。人民币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上海房价则属于上海地方经济的一个部分，彼此的决策机制是两回事。从地方政府来说，房价上涨的利益更是确实的利益，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利益，而人民币的问题则不是自己能有所可为的，如果因为上海的房价上涨而影响到人民币，那也是由全国人民为上海房价分担风险，身为地方领导人，这恰证明了自己比其它地区领导人更聪明，更有能力。

　　关于“部分市民‘望房兴叹’”。毕竟，不是所有市民“望房兴叹”。有三分之一的市民因房价上涨而大大改善了居住，其不动产身价已经在数字意义上使他们列位于了中产階級和新贵階級，成了“有钱人”。有了这一阶层，社会稳定就得到了保障。没有改善住房的市民并不是一点没房子，他们多少也有点房子，房价上涨使他们中相当部分的人在数字意义上不再属于无产階級，虽然“望房兴叹”，但也刺激了他们要更努力地劳动。而没有房价上涨，大家都是无产階級，那才是件对社会稳定非常麻烦的事。

　　关于“城市化大门越关越紧”。从中观经济角度说，上海市区房价上涨带动了郊区房产开发，大大提高了上海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从宏观经济角度说，僵硬的户口制度已经表明一种立场，中國的城市化所需要吸收的是廉价劳动力，是打工崽，而不是需要吸收真正的市民。农民一定要做城市人，那就到当地中小城市买户口。这是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是中心城市和内地中小城市管理者皆大欢喜的城市化道路。

　　关于“降低城市竞争力”。什么是城市竞争力？上海是个主要依靠招商引资支撑的城市，房价的上涨本就意味着资本的集中，而资本的集中也意味着伴生金融、信息、技术、人才、服务、物流等的集中。这就是上海的城市竞争力。至于尹伯成先生举的复旦大学青年教师为住房发愁例子，恰恰证明了上海房价上涨下人才价格的低廉，这正是构成上海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房价上涨不是降低了城市竞争力，而是增强了城市竞争力。

　　关于“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中國经济已经沦落为了依附型外向加工体，一个漂亮名词叫“世界工厂”。维持和深化这一经济地位的必要保证，是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低成本优势，一当失去这一优势，中國经济就将全面进入无法恢复生气的长期通胀泥潭。上海一方面是以外资大量拥入为基础的国际化，一方面是几乎所有的民族品牌都走向衰落甚至消亡（大概上海维持兴旺的仅有民族品牌就是“中华”牌香烟了），与此相应，是上海普通市民的长期低收入。也就是说，所谓上海的繁荣，在自身一面，是以廉价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支撑的。因此，虽然房价上涨扩大了贫富差距，但这恰恰又是上海长期、持续繁荣的基本保证，是需要。

　　关于“消费品市场人气低迷”。在这个问题上尹伯成先生又混淆了中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上海房价的持续上涨不仅吸引了大量投资，而且也吸收了大量中高档消费群体，在总量上并不影响上海自身的消费增长，至于是否影响宏观经济意义的消费增长，对上海地方来说，是另一回事。

　　关于“滋生金融风险”。这一问题与人民币问题相类。中國金融在本质上和整体上不存在真正的民营金融和地方金融，因此，在根本利益上与地方利益并不绝对一致。所谓地方搞金融中心的问题，说穿了，是地方政府试图获取“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益的手段而已。中國金融的任何风险，都是由全国人民共同承担的。

　　关于“加大宏观调控难度”。这是个太幼稚的问题。宏观调控真的不需要房价“持续猛涨”吗？我曾撰文说明，宏观调控并不是真的不需要泡沫，只是因为泡沫太大，太危险，太不象话，不得不挤掉点而已。尤其今年下半年的国民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价格增长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我的观点。

　　以上关于尹伯成先生“十大隐患”论的简要点评，并不等于我支持上海房价持续猛涨，相反，我与尹伯成先生一样，对此也有着深深的忧虑。从以上点评中可以看出，上海房价持续猛涨有其强大的动力，这一动力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上海地方利益尤其是地方政府利益的强劲驱动，一是中國和上海的客观经济形态所造就的畸形市场机制和运作的有力推动。从上海自身的长远利益看，房价持续猛涨等于年青小伙子大补野山参——找死，将导致上海越来越堕落为彻底的后殖民经济地区；从全国宏观的和长远的利益看，上海不仅起不了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作用，反而会堕落为全国经济的吸血鬼，对内地经济的良性发展起抽筋吸髓的破坏作用。

　　发表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２日《第一财经日报》第二版，发表时个别文字有改动。

　　作者:顾则徐

　　目前上海商品住宅价格的大体形势是: 内环线以内均价向１. ５万元走；中内环间向１万元靠拢；中外环间向８千元方向走；只有外环线以外还能守在６千元大关之内。

　　２０００年以来，上海市商品房价格一路猛涨，确实体现了近几年来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上海这座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国际大都市地位相适应。但是，在持续猛涨的背后是否存在隐患，著名专家尹伯成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欢迎讨论。

　　２０００年以来，上海市商品房价格一路猛涨，未曾回头，尤其是近三年来情况更为严重。２０００年商品房均价为４８９５元/ 平方米，２００３年达到５８９７元/ 平方米，今年７月摸高至７５４６元/ 平方米，９月飙升至８１４８元/ 平方米，比去年成交均价猛涨２２５１元/ 平方米，涨幅达３８. １７% 。

　　由此可见，目前上海商品住宅价格的大体形势是: 内环线以内均价向１. ５万元走；中内环间向１万元靠拢；中外环间向８千元方向走；只有外环线以外还能守在６千元大关之内。

　　这是惊人的涨幅。据说，某位房地产界的权威人士给上海商品住房价格定位是: 内环线内均价３万元，中内环间２万元，中外环间１万元。不知此传说是否真实，但近年来上海商品住房房价加速猛涨已成为不争之事实。

　　上海房价如此迅速猛涨有多方面因素，笔者不想在此分析这些原因，只想分析其持续猛涨后可能产生的后果，笔者把这些后果归纳为十大隐患:

　　助长房市投机

　　商品住宅本来和粮食、衣服一样是人们生活必需品，但一旦作为可以炒作的资产，就必然陷入” 买涨不买跌” 的局面。现在我国银行存款实际利率是负数，股市投资风险又大，其他投资门路不多，房市投资” 钱” 景最好( 而且可以按揭贷款),于是，只要有首期付款实力的人卷入房市投资或者说投机的人就越来越多。事实上，目前上海市民中每户有２套或２套以上住宅的绝不在少数。至于外地及境外来沪炒房的力量就更为可观了。

　　加大通胀压力

　　尽管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本市居民购房比例占７５%,外省市人士购房占２０%左右，境外人士购房占５% 左右。然而，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是，在上海房价节节攀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形势下，目前海外资金涌进上海房市投资势头十分凶猛，不仅中國香港、中國台湾，而且韩国、新加坡甚至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投资客也十分看好上海房市增值潜力。眼下上海正在上演” 四海宾客” 齐投资的繁荣剧目，海外投资客的首选目标是市中心区２００万元总价的商品房。他们的目的: 第一，房产增值，第二，人民币升值。真可谓一举两得。外资大量涌入上海房市，不仅进一步推高房价，而且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为维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中央银行不得不抛出更多人民币基础货币，这又必然增加我国通胀压力。

　　阻碍普通市民改善居住水平的要求

　　几个月前有消息称，目前上海市民中还有６０% 的人未买过商品房，依然住着狭小的房子，他们多数是普通劳动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力在前几年购买商品房，本来打算通过勤俭节约积累一笔首付款，再通过银行按揭贷款买上一套商品房以改善住宅条件，不料他们积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在惊人的房价面前，他们只得” 望房兴叹”,惊醒了在今生今世的购房梦。他们并不都是” 弱势群体”,不少人是大中小学教师之类的工薪阶层。在上海经济发展中，他们也辛勤工作，难道就没有权利和理由分享上海经济成长的( 包括改善住宅条件) 成果? 有人说，你买不起市区的房子，可以买奉贤、金山、松江或南汇的房子，然而，在目前交通条件下，他们住到这些郊区，如何上班工作? 何况那里房价现在也是不低。

　　阻碍城市化进程

　　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目前我国城镇居民４. ９亿，按照２０２０年达到小康目标，那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５５- ６０%,城镇居民将达到８. ５亿。我国城市化经验表明，小城镇遍地开花不是一条成功之路，而最有效率的道路还是逐步扩大原有城市。于是，大批农村人口不断向包括上海在内的大中城市迁移应是历史的选择。然而，上海房价如此猛涨，别说农村人口，就是收入前景不差的高校毕业生也无法在上海安居乐业。有人说，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并不是要向市区更不是市中心移动。确实如此，问题是，城市的房价是市区郊区联动的。市区均价在１万元以上，郊区均价难道会在４千元以下? 有人说，买不起房可以租房，然而，房价高，房租会低吗?

　　降低城市竞争力

　　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取决于该城市的科技水平、市民素质，同时也与商务成本密切相关。上海房价如此持续猛涨，大大抬高了城市商务成本。技术和资金流入兴办实业，必须有房子；人才流进就业，必须有住宅。写字楼和住宅楼价格如此涨，资金和人才就难以跨越这样高的门槛。我们复旦大学近年来一些优秀毕业生留校做教师的，工作条件不错，就是为住房发愁。他们难道不是” 人才” 、” 精英”?有人总把有钱人等同于” 精英”,对此我们实在难以认同。

　　阻碍城市旧区改造

　　这些年来，上海城市面貌确实出现了”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的可喜变化。但至今仍有不少旧区没有得到改造。日益拥堵的车流也迫切要求城市道路进一步拓宽，上海市动拆迁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然而，现在动拆迁市区一户居民的房子谈何容易。周边商品住宅１万元以上，你给他补偿６千、７千元，他当然给你” 顶牛” 。在房价节节猛升的当前，要在若干年内完成旧区改造，不是个难题吗? 正因为如此，上海旧区和道路改造的计划进度常受影响。如果内环线内平均房价当真涨到３万元/ 平方米，上海的旧区改造工作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

　　扩大贫富差距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同时又力争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奔小康是我们黨的一项基本目标。中央一再强调要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别日益扩大的趋势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调节。然而，这几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在为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一小部分人暴富发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首先，在商品房成本未有大增情况下，售价却在短短几年内成倍上升，毫无疑问，在财富再分配过程中房地产商是最大的受益者。

　　其次，对于手中已积累了一笔启动资金的投资客来说，借助于低利率的按揭贷款杠杆，一套又一套买进商品房，用短短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就获取了巨额房屋进出差价。一套１００平米的商品房６千元一平米购进，一年多就可赚进几十万元是不稀奇的事。这些年来，本地、外地和境外的一批批投资客在房地产投机或投资市场上大赚而笑得合不拢嘴，但广大原来经济实力较差的普通工薪阶层却忘房兴叹，事实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了。

　　不利于提高消费率

　　人们通常认为，房地产行业发展会带动一大批上下游产业。例如，人们买了新房子，会带动装潢业、建材业、家电家具业等等，这完全正确。但房价过快上涨，反过来又抑制了更多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现在买房基本上都是依赖银行信贷。房价涨得越高，贷款额和还贷量就越大，而购房者的可支配收入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上升的。怎么办? 靠节衣缩食。

　　假定一对年轻夫妻月可支配收入是８千元( 应当说不低了),贷款８０万元首付２０万元买了１００平方或１００多一点平方米的商品房，每月还贷至少４至５千元，他们还要装修、买家电家具等等，这样一算下来已经每月所剩无几，还得吃、穿、通讯、交通、小孩上幼儿园或读书，平时还要人情往来，日常消费能有什么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一直难以启动，与房价不断上涨，买房还贷压力越来越大是不无关系的。目前在我国GDP 增长主要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率( 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率) 偏低是一大隐患。发达国家消费率通常达到７５- ８０%,而我国只有５０% 左右。这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设置了障碍。

　　滋生金融风险

　　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全靠土地和银行的两大管道大力输血。从土地储备、房产开发、建筑商流动资金直到购房消费，每一步都离不开银行贷款。当房价步步上升时，房子卖得快，贷款还得快，房地产信贷成了银行一块最优质的资产。因此，每一家商业银行都设法争食这块肥肉，很少考虑风险。但是，房价越涨，风险也越大，因为房价不可能无限止上升。尤其是投资性购房，一旦投资客因房价过高而卖不出或租不出去时，还贷就成了问题。如果房价下调到房产拍卖价以下，一切损失全要由银行吃进，因为我国房地产金融过分集中于银行，金融风险也自然集中于银行。

　　经济学告诉我们，金融的基础是实业，实业的基础是消费者的购买力，而房价的过快上涨恰恰就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近几年来，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以及能源等都供不应求，投资热也难以降下来，根源都在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而房地产投资速度之所以居高不下，又是因为房价持续猛涨。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不可能离开利益导向，房价如此不断上涨所形成的预期，引导人们快快加入房地产、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大潮。”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不加入，更待何时? 这种势头仅靠行政命令式的调控是无法从根本上抑止住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今年年初通过宏观调控，钢铁、水泥等行业一时有所收缩，产品价格一时有所下调，然而，时隔不久就立即反弹，为什么? 笔者认为是房价持续上升这一根本问题未解决。

　　上海的经济地位决定上海房价应当成为全国冠军，而且未来应该还会有相当大上升空间。然而，笔者始终认为，饭要一口口吃，房价要慢慢涨。像目前这样持续猛涨，隐患其实远不止上列十条。我们的看法是否正确，欢迎大家讨论。

　　作者是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尹伯成

　　中國的经济现象，没有一种现成的经济学说可以比较完整、透彻地解释。其中的根本，即在于中國的经济与政治是一种倒置关系，是因政治而设置，因政治而需要，因政治而供应，因政治而运动。在中國，不是政治立在经济上运变，而是经济立在政治上运变；经济是政治的面子，是政治的外延，不是政治为经济服务，而是经济为政治服务。当年贴紧香港开发深圳，而不是开发上海、北京或者广州等等，其根本动机并不是真的开放经济，而是要在资本主义面前建立一个社會主義高速发展的样板，是建立一个用铁丝网拦起来的前沿斗争阵地，是以经济的名义试图用大深圳吞噬小香港。最后终于是财力不济、基础太差，便不能达到目的。于是，便搞浦东、搞上海，调过头来树立一个赶超香港的社會主義样板。鄧小平说开发深圳没有开发上海，是他的一个错误，原因就在这里。不弄清政治与经济在中國的异常关系，便不能认识清楚中國的经济现象里深藏的本质。

　　你要我谈的上海房价和银行紧缩两个问题，由于精力限制，就只谈上海房价问题。由于我进行的是原则性议论，所以，谈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也就可以进行原则联想、类推，自然也就可以得到启发。

　　讨论上海房价涨跌走向问题，要有个时间限制。分析一切经济现象，必须要先设定时间前提。时间长短，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现在很热闹的中國与印度经济发展比较议论，没有时间设定，便等于大家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如果从中短期来看，中國会优于印度，但从十年、二十年的角度看，中國便很可能突然落后印度。因为，印度的增长是真实、稳步的，它的增长并不积累崩溃性因素；而中國的增长则日益积累着崩溃性因素，极可能在某一天发生坍塌，一当坍塌，原来的优势就会失去，成为落后者。这一点，在欧洲与美国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印证。十九世纪以前，美国落后于欧洲，但是，美国没有崩溃性因素，其增长是非常稳定的，欧洲则不断积累崩溃性因素，经过两次大战的崩塌，便彻底落后于了美国。苏联也是这样，曾经成为了超级大国，但它崩溃性因素的积累终于导致了突然的总崩溃，俄罗斯在经济上沦落为了一个三流国家。这就好象长跑、短跑，从短跑者来说，长跑者是太慢了，但从长跑者来说，用短跑的方式跑，除了起跑阶段赢得外行的欢呼，最后结果只能是退出比赛。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完全赞赏印度，印度的高文盲率将会成为限制其经济长远增长的致命因素。

　　上海房价的涨跌，以整个中國的经济为背景，但又跟整个中國的经济不同，在某个阶段，甚至会发生逆向运动，即整个中國的经济或房地产下坡，而上海却强劲上坡。一定要弄清上海经济与整个中國经济的一致性以及不一致性。那么，上海经济的特殊性在哪里呢？举个例子：１９４９年解放軍占领上海，物价特别是米价飞涨，新政权采用了两手解决这一问题，一是用政治手段打击所谓的“投机倒把”，抓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把他们的物资释放到市场上；另一方面，即使解放区为支援前线已经被盘剥到了极点，但仍然以极其严厉的手段征收了大量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海市场。这样，上海的物价便得到了平抑。这一点，一直被看作是新政权伟大的经济成就，并成为了中國控制、调整经济的绝对经验，其基本思路至今没有变化。

　　一，上海被看作是中國经济的龙头。虽然上海经济总量在中國所占比重已经今不如昔，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发生变化。十多年来，这一看法由于另一个因素而得到了强化，即上海对中央来说的面子性。仅仅这样还没有什么大的关系，问题在于，中國决策者的哲学思维一向是以功利主义、机会主义为特征的，是非科学的决策思维，具体说，就是所谓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次要矛盾方面，通俗的说法就是毛澤東的“纲举目张”，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军事经验习惯（对科学的思维来说，每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都是重要的，是互相关联的，必须在所处系统与其它诸因素实现平衡）。有了这一非科学的决策思维，上海就成了中央决策的维护重点，通常说法是什么地方都可以乱，北京、上海不能乱。在房地产问题上，就形成了对上海房地产进行保护的决策倾向，是什么地方的房价都可以跌，上海的房价不能跌。而上海的地方决策者也深知这点，便放大了胆子维持上海房价的上涨，反正，上海自己要是没有能力托盘了，中央也会托盘的。至于泡沫，从中央到上海，从上到下，谁的心里不清楚？但是，这个泡沫是无论如何要维持、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房价的中短期趋势，只会涨，不会跌。这不仅是理解上海房地产走向的要点，也是理解整个上海经济走向的要点。

　　二，由于上面的原因，上海房地产的泡沫就成为了美丽的泡沫。投资者都知道是泡沫，但深知这是个安全的、不会破灭的泡沫。这样，内资、外资，都被刺激得十分兴奋，纷纷向上海房地产市场涌动。最近周正毅被轻判，对上海房地产市场来说，是进一步宣扬了投资、炒作、投机的法律安全性。这种刺激将变得日益疯狂，也就是说，当中國其它地区房地产越多呈现出风险、危险因素时，反而越突出了上海的安全性，从而进一步吸纳投资。在整个中國，只有上海、北京具有这种“优势”。其它地方，是地区政治的地区优势，反过来就是地区政治的地区劣势。

　　三，左右上海房价上涨的另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上海土地的人口有限性和资本有限性。所谓土地的人口有限性，是上海土地总面积、可供建筑的土地总面积与总人口及其增长（包括在上海比较长期工作、生活的所谓“外来人口”）之比，在总趋势上呈现为土地日趋有限。所谓土地的资本有限性，是上海土地总面积、可供建筑的土地总面积与总资本及其增长、资本结构变化之比，在总趋势上同样也会呈现出土地日趋有限的特征，但是，资本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土地供应更复杂地波动。资本结构与土地供应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比如，由于上海一直是工业中心，工业资本的变化对房地产有着非常大的影响。１９９０年代后期，由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市区出现了大批空置土地。今后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由于上海一直没有摆脱工业中心的思路，始终大面积增长着工业用地，大量工业产业的产品市场并不在上海，上海的急功近利也失去了品牌优势，因此，工业用地的脱壳一定会经常发生。

　　四，置业无风险攀比心理和金融支持、泡沫宣传刺激置业热潮不能冷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与人们收入之比，客观上排斥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进行置业，这样就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由于对GDP 目标的疯狂追求及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恰恰不能通过平抑房价进行，而是进一步进行泡沫宣传，为市民描绘一个美妙的蓝图，并提供置业首付低比例的金融支持，以鼓励普通市民进入置业大军。而上海普通市民虽然贫穷，却有着强烈的地区优越感，坚信上海经济不会垮，也不敢垮，这种优越感造就了他们置业的无风险心理。而房价的上涨又为他们现实地增长了置业后的“数字化”资产，早早地购房、多多地购房几乎成了所有自认为有头脑的市民的共识，并越来越进行相互的攀比。比如我看到一个案件，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能力购置第二套房子，他购置第二套房子每月还贷后，几乎没有了生活费，于是便走上了犯罪道路。政府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刺激了房地产的增长，使偏远地区的房地产也成为了热点；二是“解决”了普通市民的住房，为自己的全部政策构造了人心基础。由于普通市民为置业的负债增长，反过来就不允许房价出现下跌，以避免社会性崩溃，因此，便需要进一步提供金融支持，进行泡沫宣传，刺激置业热潮升温，构造盛世景象。

　　以上是我分析的上海房价在中短期内仍然将持续上扬的基本原因。

　　但是，这一上扬的时间越长，幅度越大，对中國的经济来说，伤害的程度也就越大，导致中國经济出现崩溃的烈度也就越强。

　　一，上海，以及北京，以及其它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扬，是以中國经济及社会的阶梯式破产为代价的。我所说的阶梯式破产，是指中國从内地而沿海、从农村而中小城市而中心城市的破产进程，经济学家们说是地区差异、地区性贫富分化，这只是表象，实质是破产。由于破产，内地、农村的人口、资金（特别要注意，资金在总体上是跟着人走的，而走出的人口又是相对高质量的人口）向中小城市并中心城市进而上海、北京阶梯式迁移、累进、聚集，从而提高了中心城市特别是上海、北京的房地产总需求。这一过程是非常残酷的，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的。举一个例子说明：上海是较早老龄化的城市，这种老龄化按照上海的真实劳动生产率，不仅是已经失去了经济发展的人口动力，而且更应该是发生了彻底崩溃，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原因是什么？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的主体是正当年龄的高质量劳动力，他们并不是以老、中、青、小的完整家庭形式进入上海的，也就是说，当上海吸纳１０００万“外来人口”时，则意味着内地减少了１０００万正当年龄的高质量劳动力，从而，上海实际上反而从老龄化城市转化为了年轻化城市，而内地则演变为了绝对老龄化社会，上海的老龄化衰退灾难转移给了内地。上海房价的不断上扬，导致了对“外来人口”的不断盘剥，从而也是不断促进内地破产；而由于户口限制，即使已经在上海购房的“外来人口”，在上海也仅仅是二等市民，他们对上海的相关政策没有“市民”发言权，注定了要被终身盘剥。因此，上海房价上涨的时间越长，内地破产得也就越深刻，从而导致整个中國经济的崩溃积累得越强烈。

　　二，对上海龙头地位的维持，越来越会走向神经质脆弱的程度，即几乎经受不起上海经济包括房地产的滑坡，将会越来越使用一切行政手段维持其增长，这种增长必然会以损害其它地区的利益为基础。比如用电，上海人几乎没有缺电的概念，在上海投资办厂也几乎不用考虑会不会正常供电的问题，那么，有多少电是上海自己发的呢？被迫向上海输电的地区缺不缺电呢？一个浙江，要是拥有象上海这样的供电能力，上海的经济包括房地产在浙江人面前还能说多少话？为了上海人肆无忌惮地用空调，周边地区少办了多少厂、关掉了多少厂？因此，上海的泡沫是以伤害周边地区和内地的发展为代价的。这种伤害必定导致地区间的矛盾冲突，并埋伏下经济崩溃的种子，典型的例子，便是江、浙两省与上海在集装箱码头建设上的冲突。但是，更体现出的一个问题是，上海的龙头地位也同时是泡沫化龙头，其它地区不得不向上海这个龙头看齐，也拼命追求泡沫，以阻止上海的泡沫吸引走更多的人才、资金和项目。大家都是泡沫，总有实的地方，这实的地方就是内地、中小城市、农村的人口资源、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等的被全面掠夺和衰退。这一实际又不能表现出来，必须要掩盖，因此，就做假，就也用泡沫形式打扮自己，以至越积越累，遇到契机，就总爆发。

　　三，在上海经济包括房地产泡沫被美化、进行金融强行支撑而人们的风险意识被消解的情况下，上海经济包括房地产就把自己置于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地位，将越来越缺少经受风吹草动的能力，以至政府不得不设法掩盖上海的一切症结，甚至连经济学家们也必须要隐瞒或阻止其良心发现。但是，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能掩盖的，更不是能够长期掩盖的。掩盖的结果，是积累出随时因为一个偶然因素（包括非经济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法治因素等）而发生总爆发。比如，上海房地产泡沫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撑，从而就把金融推到非常危险的地位，而金融机构的这种付出必须得到相应的非正常回报，从而就刺激出金融黑幕，其中的循环必然导致金融的恶性走势，一当不能捂住的时候，也就是全面崩盘的时候。

　　以上可见，上海的经济泡沫因其龙头作用，实在是中國经济的一大肿瘤，而上海的房地产泡沫则是肿瘤中的肿瘤，在长期性上，不是一个价格下跌的问题，而是一个全面崩溃的问题。

　　有三个问题一定要认识清楚：

　　一，一些人认为，上海房产价格会受普通市民收入限制，其上涨会因此形成封顶。这种看法不适用于上海。前面已经说了，对普通市民来说，购房的眼前根据不是收入，而是金融支持和“数字化”赢利。普通市民的低收入只是把他们逐步排斥出了市中心和良好地段。最贫穷的市民阶层赖以实现购房的机会，是动拆迁，遇到动拆迁获得一笔现金，然后去边远地区购房。动拆迁越早，离市区越近，“数字化”赢利率越高，因此，上海普通市民总体上是盼拆迁，拆迁越早越开心。那么，市中心的房子卖给谁了？除了本地高收入阶层外，便是大量的内资和外资购房者。房价越是稳步上涨，泡沫就越是华丽，就越是吸引内资、外资。因此，房地产价格与普通市民收入间巨大的差距无关，不受其封顶。

　　二，有经济学家说房子建筑面积达到一定时，需求就会受到限制，因为人们不需要使用太多的房子。这种经济学家属于书读呆了、对人心一无所知的类型。从使用而言，上海老百姓有句话，叫“票子永远缺一张，房子永远缺一个平方”，在总体上，人们对房子的占有是呈无限需求态势的。更何况，购房还存在着强烈的投机、投资赢利倾向。因此，上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不受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的限制。由于政府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而是充分支持房地产对GDP 增长的贡献，并从其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更加上巨大的腐败黑洞驱使，因此，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可能出台限制购房面积或套数的政策，而是会越来越起劲地采用非市场手段刺激房地产泡沫的增长。在中國，即使不是上海，只要拥有市场腹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反而会更刺激需求，从而刺激建筑面积的增长。仇和在宿迁，可以把市场价４００元左右/ 平米人为提高为８００元/ 平米，反刺激了宿迁的房地产热，原因即在这里。海南房地产价格低迷，原因就在没有市场腹地。

　　三，很多人会想：涨到了赶超香港，总没办法涨了。这是对大陆政治和经济按正常道理的理解。但是，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运动，总是会创造“奇迹”，会给善良的、讲正常道理的人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中國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似乎看出了真实情况，他在南京说中國房价还会涨五倍，但他讲的中國缺少土地的理由是荒谬的，或许，也是他无奈找的理由，不敢说出他已经看到的真正原因。他的结论被很多人嘲笑，但他确实说出了荒唐但真实的“中國特色”。我前面已经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与人们的收入、生活的经济实用无关，它既是政府倍感头疼的问题，但更是政府的需要。这就象道岔扳错的两列火车对开，又没有了刹车功能，虽然人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结果，但谁都没有能力阻止它们，于是大家就只能闭起眼睛拉倒。千万不要把政府决策者看得很聪明，在强大的眼前利益驱使下，在行政的巨大惰性面前，他们经常会是国家最愚蠢的人。曾经，中國的当政者们会你死我活地讨论粮食亩产多少斤，其判断力连任何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民都不如，为什么？因为，至少在精神上需要粮食亩产越高越好，从而可以证明人民公社就是好呀就是好。中國要短期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人人知道荒唐，但可以证明中國教育就是好呀就是好。上海、北京乃至其它中心城市房地产价格赶超香港，可以证明上海就是好呀就是好、北京就是好呀就是好、大陆就是好呀就是好……。至于崩溃，很简单——有些问题我们这代人不好解决，就留给下一代解决；这一届不好解决，就留给下一届解决。但是，千万记住，即使崩溃，也一定要有一个政治敌对对象承担责任，必须被认为是由于“敌人”的阴谋和破坏造成的。

　　顾则徐　　２００４/ ６/ ７

　　作者:顾则徐

　　近年来上海强势崛起，借助于媒体的力量，煽情的词汇不时出现在上海居民和一些专家学者的口中：“上海是中國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是中國目前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上海到2010年一定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然而，仔细和其他地区比较一下会发现，上海的发展速度一直都不是最高的。进一步来说，笔者认为，上海要成为中國的经济中心还需假以时日，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更需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是中國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目前促进中國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从投资看，外资中港资投资于广东最多，台资投资于苏南最多，民营资本则投资于浙江最多，中央政府的投资近年来也逐渐向中西部倾斜。上海到目前虽然也被各方投资者所看好，但始终没有成为资本高地。

　　另一方面，要成为经济中心，资本输出是主要特征，而上海却同国内大部分城市一样，还处于互相争夺投资、争夺项目的阶段。事实上，别说成为世界级城市，上海能否赶上台湾香港都还是未知数，因为在现阶段，香港至少是资本输出地，台湾是技术和资本的输出地，而上海还只是处于资金积累的原始阶段，况且上海本地的资金积累一直是差强人意的。

　　从消费来讲，由于上海的人均收入一直都不高，人均消费能力一直都比不上北京、广州、深圳和杭州等城市。最近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上海的私人小汽车的拥有总量远远落后于北京、广州和深圳。虽然这和政府调控行为分不开，但也说明上海的消费落在部分城市后面了。

　　出口方面，上海2001年的出口额为276.28亿美元，而广东省为954.21亿美元，其中深圳的出口额是374.76亿美元，差距是巨大的。从发展前景看，上海出口增长的活力和潜力也比不上江浙，和香港、台湾则暂时无可比性。

　　所谓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它应该自发产生一种内在的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中國目前的现实是各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根本不会考虑到上海经济发展的快慢对本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关心更多的是出口的增长、争取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投入、以各种优惠措施争取外资进入。举例来说，2001年香港对上海的实际投资额达108 亿美元，占上海当年吸收外资的三分之一，这个影响力是巨大的；而上海市对长江三角洲各地如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发展，显然并无如此影响力。

　　是中國的经济中心？

　　目前促进中國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投入。从工业看，上海确实是中國的工业重镇，门类最齐全，工业总产值最高；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研发中心也设在上海。但应该看到，上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不多，上海的知名品牌不多，上海的大集团企业不多，上海有创新精神的中小企业也不多。以最崇尚创新精神的IT行业为例，上海没有出现让全国瞩目的明星企业，而在北京有联想集团，在深圳有华为公司、中兴通讯，在沈阳有东软集团等等。

　　到目前为止，上海的经济成分中，国有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然而统计结果显示，上海的大企业都是国家重点投资的国企，很少有大企业集团是在改革开放后通过自身努力发展壮大起来的。

　　相对于其他地区或城市，上海还有一个软肋：上海在其辉煌的二三十年代也曾出现过民族工业巨子如荣氏家族，但在上海宣称自己要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时，其企业家的代表却迟迟无法诞生。相对于柳传志、任正非、刘积仁、王石、李东生等具有行业领袖风范的企业家来说，上海的企业家似乎在气质、开拓精神、创新精神等方面差距甚大。宝钢、上汽等上海大企业的当家人似乎更应该从政府官员的角度而不是从企业家的角度去评判。

　　是中國的金融中心？

　　上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相对于其经济地位来说要高一些。这和上海的地理位置、人员素质和当地政府的努力分不开，但中央政府的刻意扶持起了决定作用。上海距离金融中心的目标依然很遥远。

　　从资金量来看，2001年上海各项存款余额为11000 亿元，而广东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了10000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近20000 亿元，北京的各项存款余额也比上海高，达12000 亿元；而江浙一带民营经济发达，游离于银行外的民间资金量巨大，因此，江浙的存款余额加上游资估计也会大于上海的资金量。从金融机构的分布看，中央监管机构如中國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都在北京，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也都位于北京；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只有两家银行的总部位于上海，而总部位于北京的则有四家，业内人士所推崇的最佳银行——招商银行的总部也不是在上海。其它的金融机构，如交易所、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及各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