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QQ妙不可言，尤其是对喜欢聊天的人，它比电话、手机多了可视、发送文件等功能，最大的特点是节省电话费，QQ聊天不用钱，只要双方有时间守在电脑旁，甚至还可以群聊，也可以通过手机聊QQ.因而QQ靓号也像电话号码一样吸引人。但QQ号码多是随机选送，找个心宜的号码不容易。随着QQ用户的迅速增长，号码已长到了九位数，难记，五、六位数的号码和易记的号码成了抢手货。但是，越是热门的东西，月有人想方设法来诱惑你。

　　最近有网站在网络免费赠送6位数QQ号。你选中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号码，跳出了要求输入手机号码的页面。输入了手机号码后，又说要发送信息到106223116参加活动，每条信息1—2元。发送信息后手机便按提示操作陆续得到以下信息：

　　1.“恭喜你有机会获得六位QQ号，请回复数字61激活。”

　　2.“感谢您使用深圳星盟公司的时尚风暴业务，服务代码10622311，信息费2.00元/次，由中國移动代收，客服电话020-61136967.中國移动”。

　　价格已经不对了，但经不起QQ号的诱惑，还是往陷阱再进一步。

　　3.“为了使你的号码安全，请回复数字62申请密码保护（请完成激活流程）”。

　　4.“请确认您的手机号码，62-本机，63-其他号码”。

　　耍什么花招？手机号码不是早输入了么？就是为了多点信息费？要停止呢还是继续玩下去，我想，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停止了就浪费，不如跟他们玩到底，弄明白后公诸于世，说不定还能赚些稿费补回来。

　　5.“我们已经登记好你的资料，回复数字61开始获取”。

　　6.“第一关：北京奥运会口号是什么？62-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63-东南西北中，奥林匹克风（很简单哦！您能够答对吗？）”。

　　7.“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二关，加油哟！通关等着您！继续挑战吧”。

　　8.“第二关，奥林匹克运动的格言是什么？62-更高更快更强 63-和平友谊进步”。

　　9.“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三关（共五关）”。

　　10.“第三关：北京奥运会哪天闭幕？62-8月8日 63-8月14日 64-8月24日（请在3分钟内回答）”。

　　11.“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三关（最后两关了，加油哟）”。

　　12.“第四关：奥运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主题歌是哪首？62-奥运雄风 63-北京欢迎您 64-手拉手（请在2分钟内回答）”。

　　13.“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最后一关！勇士继续前进吧！（还有最后一关）。

　　14.“第五关：香港圣火传递哪个人没有参加？62-陈奕迅 63-李丽珊 64-黄金宝（请在1分钟内回答）”。

　　15.“很遗憾，你答错了，错过了获赠QQ靓号的机会，回复65重新挑战”。

　　16. “恭喜你有机会获得六位QQ号，请回复数字61激活。”

　　看来又得从头开始，我放弃了。我共花了32元，还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QQ靓号，宰你没商量。有人说花了120元还拿不到QQ号。对我来说，损失点没所谓，说不定写成文章投稿还可以捞点稿费回来，而对于那些没有经济收入的大中专学生及中小学生来说，他们花了几十元还得不到一个想要的QQ号，是多么痛苦啊。

　　作者单位：广东省汕尾市汕尾日报社

　　作者:王万然

　　读了2006年8月26日《南方日报》头版《李嘉诚1/3财产将捐慈善基金》后，就有了动笔的冲动。

　　中央电视台播完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后，我当时产生的问题是：乔致镛的钱最后到哪去了？乔致镛死后，中國经历了外国侵略，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反右运动、纹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撼动中國整个社会的大事件，每一件都有可能涉及到乔家的根本，乔致镛那么多金银财宝早就不在乔家大院了（后来听说埋在地下的所有金银给日本侵略者运回日本去了）。在与同事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问人家“钱是谁的”，有人回答是自己的、有人回答是子孙的，通通错误，钱是社会的。

　　是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管你最后剩下多少钱，就是留给了子孙，最终还是留给了社会。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钱这种东西只不过是让你在所处的社会消费的凭证而已。钱不花掉，等于是一幅画或一个花瓶，只能收藏、欣赏。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是这样形容守财奴葛朗台先生的：“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广州市有个妇女，整天捡破烂堆在家里发臭，怕破烂给人偷了，还睡在破烂上面。葛朗台先生和这个妇女又有什么区别呢？钱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布福斯的调查，李嘉诚的个人财产高达1500亿港元，还有源源不断的收入，该怎么花都是他自己的钱，可是，他永远也花不忘。怎么办呢？是像葛朗台先生那样睡在钱上面，还是把钱贡献给社会上需要钱的人呢？他选择了后者，把从社会上赚来的钱回馈社会，使钱完美地完成一个流通过程。美国创办微软的比尔？盖茨，辛辛苦苦地把公司从小办到大，雄踞世界电子行业，还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最后功成名就的他，竟然宣布逐步退出微软管理层，并成立慈善机构，把个人绝大部分财产捐献出来，世界第二巨富沃伦.巴菲特，也有同样的义举。他们拼搏一生所图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赚钱，赚了钱以后又图什么？回报社会。

　　看看我们身边的多少企业家，他们有没有像李嘉诚和盖茨等这样的气魄，把用汗水换来的钱奉献给社会？甚至像盖茨那样把公司让出来？还有不少官员，贪得无厌，睡在钞票上面，还终日提心吊胆担心东窗事发。最典型的莫过于深圳某局一个处长了，自家合法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且有几套房子出租，居然大肆受贿，并寄居在其老婆的办公室，钱不但没给他带来幸福的享受，最终还身陷囹圄。

　　有人说，我赚了钱花不完可以留给子孙，或为子孙赚钱，殊不知，把巨大财产留给子孙，反而害了后代。古话说，富不过三代，事实也如此，历史上那些敛财人家，除了被政府征用财产或抄家，有的被强盗掠夺，有的被起义军革命外，相当部分是培养了一大批纨绔子弟，到了第二三代，不会挣钱，反会挥霍，很快就走向没落。

　　要回答钱到哪去，首先要了解钱从哪来。世界上没有一个自己能造钱的人，钱都是从社会来，不管你通过掠夺、贪污、受贿还是合法生产、经销、中介，所赚的钱都取之社会，只有整个社会能和諧地流通所有的钱，钱才体现了社会价值，大肆敛财把钱都集中在几个富豪手里，绝大多数人就无法和你交易及交通，社会就不平衡、不和諧，就会动荡。只有把钱奉献给无能力赚钱的人或无钱无法生活的人，回馈社会，钱才有使用价值。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王常乡南臣赞村黨员农民林秀贞，虽然没有盖茨、巴菲特和李嘉诚他们那样有钱，但她也有一颗奉献社会的爱心。林秀贞视社会责任为己任。30年如一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义务赡养6位孤寡老人，在精神和物质生活等各方面对6位老人付出了儿女般的照料和孝道。林秀贞学科技、学经济，带头创办个体企业，并把经营企业作为扶贫济困奉献社会的基础。多年来，为8位残疾人传授了生产技术，不但把他们安排在自己的企业就业，还帮助他们解决了婚姻、疾病救治等许多生活困难。还资助本村和邻村14名贫困家庭子女步入大中专院校，收养救治了一名出生仅40天的患病弃婴。

　　从他们在赚钱和把钱奉献给社会的壮举中，我们看到，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都不会把钱当成自家的私有财产，扶贫助残使他们的人生更加完美、更加有价值。

　　作者:王万然

　　看了这样的标题，你可能会认为笔者是头脑发热说胡话。公孙龙说“白马非马”，是指个体不等于整体，而笔者要说的是整体不等于个体。

　　在技术专业资格系列中，最混乱的莫过于新闻专业了。教师系列，职业上大家都是教师，尊称为老师，但其职称中小学的有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等区别，高校的则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同样是医师，有主任、副主任、主治等区别；播音员、演员、作家等则分一、二、三级；而记者、编辑却是职业、职务、职称混在一起，不管你是博士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只要在报社担任采访任务，就是记者。填写职务时，有行政职务的填现职如总编辑、主任等，没有行政职务的连没有职称的都可填“记者、编辑”了。但是，记者、编辑又是新闻系列的职称，从低到高分别为助理记者（助理编辑）、记者（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高级记者（高级编辑），记者、编辑是中级职称。你虽然从事记者、编辑的职业，同时担任记者、编辑的职务，但你的职称不等同记者、编辑。所以说，记者不等于记者，编辑也不等于编辑。

　　2007年在深圳参加全国杂文研讨会，和我住在一起的是香港文汇报的年轻编辑张俊峰，其名片印着高级编辑，如果按照我们职称的评定，没有四十岁一般很难评上正高。我问他是怎么评上的，他毫不隐瞒地说，我也不知道，大学毕业后到报社工作，就给我编辑，干了一段时间就说我是高级编辑了。估计他们的高级编辑是相对于一般编辑而言。后来，某报一名高级编辑来访，说起职称的事，他说他们报社内部改革，不按职称系列安排资格职务，而是搞什么资深编辑之类的。

　　至于不同专业系列的，更难以分清了，如果把一叠分别印有主任医师、主任记者、高级编辑、编审、高级教练、中学高级教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一级教师、一级作家、一级播音员、二级作家等的名片让黄宏、侯耀文“斗地主”，一定斗得一塌糊涂。原来，主任医师、高级编辑、一级作家（文学创作一级）是教授级，而主任记者、高级教练、中学高级教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二级作家是副教授级，一级教师、一级播音员却是中级职称。同样是高级，有的是正高有的是副高；同样是主任，有的是正高有的是副高；同样是一级，有的是正高有的是中级；同样是二级，有的是副高有的是初级。想要把这些按职称高低分出来，除非是职改人员，否则就很难分清子丑寅卯的。

　　作者:王万然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城镇居民在职员工工资收入增长，较去年增长18%，而且平均有一人一月2100之多。随即引起惊诧声一片：“我怎么没加工资？”

　　刚看看了央视的权威解释，方才释然，原来咱们这些小百姓根本不算城镇居民在职员工！该统计数据只包括，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三资企业，不包括私企，不包括个体户，不包括农民工，不包括自由职业者。据说这个数据统计的范围大概是1.2亿，如果按照中國13亿人算，中國在工作的人算来应该有6.5亿（一个人假设活80岁，20岁一下读书，60岁以上养老，工作40年正好是生命的一半）扣掉专业种田养殖的农民，算2亿好了，还有4.5亿人在上班。

　　我们看看在统计内的1.2亿人，是些什么人，国企，大部分是石油石化，矿产，电力，运输，银行，通信邮政，等垄断企业，他们享受着高额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垄断来源于行政的垄断控制。

　　公务员，事业单位。他们花得是纳税人的钱，想加工资太容易，打一个报告上去，大红花轿人人抬，谁也不会不做顺水人情。

　　三资企业，一般所处的行业都是有高利润，但又有行政限制的行业（不然外资才不陪你玩呢！）。

　　这么分析起来，18%毫不奇怪，连续5年增长2位数也不奇怪了，我看说一年增长30%都没人觉得奇怪。

　　根据央视提供的数据，中國的GDP的10.5%被用来发工资了，其他的呢？其他的89.5%也是中國人民创造的价值，都跑哪去了？20%以上被当税收政府拿去了，其他的被垄断企业和资本家拿去了（有可能拐个弯又进了政府官员的腰包）。

　　中國经济的增长，近几年都是10%左右，而这些垄断部门和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连续五年都在2位数，而且今年是18%，去年是18.7%.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价值分配的体系也在向权力和资本倾斜，依靠劳动所分配的社会收益越来越少了，而按照馬克思所说这一切的收益都来源于劳动者！特别是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更不可理解，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基于他们给社会创造的价值的增长，如果工资增长了，一般都是创造的价值有所增长。而公务员则不同，他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依靠纳税人的钱发工资，他们的工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的公共消耗的增长！

　　另外可说明的是，过去的几年，最广大的私企员工，个体户和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一定少于10%，而通货膨胀率一般都在5%左右。换而言之，中國70%以上的普通职工的收入可能实际上没有增长，或者实际上在减少！

　　更糟糕的是，各地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哄抬房价（福州市政府就曾放出市政府搬迁的假消息炒地价），这样房地产的巨额利润就被政府和开发商瓜分。为此埋单的，大部分还是这些收入没有实际增长的工作者，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变成房地产利润交给政府和房地产商，另外他们还必须额外奉上利息给存钱在银行的资本家。

　　从而形成今天中國这样的社会分配局面：行政权力与经济垄断占大头，资本家老二，劳动者第三。

　　最可笑的是，第一的行政权力，却号称是来源于第三的无产階級和工农联盟。卖掉的地皮，据说是全民所有，换而言之，就是把属于我们人民的东西卖给人民，还必须卖高价！

　　大家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只好去烧香拜佛。正好又被国内各位高僧好好赚去一大笔。

　　作者:夜雨飘临

　　6月24 日《羊城晚报》刊发了毕诗成先生的“首席评论”文章《公务员正常化退出需有两大前提》。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公务员退出机制”要来实的，有两个重要的制度前提：一是改变官员福利制度，让它彻底变成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二是引入并强化外力问责制度，让按考核成绩淘汰公务员成为常态。

　　相信读罢该鸿篇巨论，好好“整治”了公务员，不少人感觉一定很过瘾，也很刺激。似乎道出了我们的心声。可是一旦我们仔细琢磨琢磨，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只要我们对这两个所谓的“前提”做一些分析，就会颇有不同政见。是次中央从反腐败的角度提出坐实公务员正常化退出机制，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提？其要义在哪？

　　笔者在《公务员退出正常化才正常》一文中已经对此做了一些分析。简言之，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是中國回应全球官僚制腐败的大气候，结合近年中國公务员腐败频仍导致整个社会怨声载道的现状，加之十五年来，中國公务员制度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单向度发展，这就是强化公务员的进入壁垒，弱化公务员的退出机制。夸张点说，基本上不谈公务员退出的机制问题。虽有公务员法的纸面文本，却压根没有真正实施。虽然各地有些针对公务员退出的试点和做法，但是更多的徒具新闻意义，而无实质之效。中央这次提出要建立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主要就是基于这些考虑而做出的一个通盘谋划。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宏论中的“两个前提”做些讨论。公务员正常化退出，是不是要解决福利变社保、引入并强化外力问责这样两个前提呢？这两个方面怎么一下子成了公务员正常化退出的“两大前提”呢？这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笔者叹服的是评论的匠心独运，真可谓神来妙笔，都怪笔者愚钝，既看不懂，又想不明。

　　首先，现行《公务员法》明文规定，公务员的福利和社保是有根本区别的。《公务员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

　　如此说来，怎么能够轻言、甚而简单地将公务员的福利变为社保呢？更何况公务员的有些福利是无法变为社保的。比如说公务员的休假、休息问题，怎么变社保？公务员们会同意吗？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却强行实施，这不是多数人的暴政吗？尚有，搞不明白的是，这所谓的公务员正常退出的第一大前提何以成为前提？是不是在键盘香烟之间神来一敲，来，管他奶奶的，公务员福利彻底社保化，就成为了公务员正常退出的一大前提？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所谓的福利，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的强势群体，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其它行业来说，公务员群体的福利可能在整体上要优越一些。或许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规范这一群体及其行为还尚需时日。如果一下子就要福利变社保，如果不是哪门子的神经错乱，恐怕也是哪个毛细血孔出了点问题。我们的时评员们不是扛着民主、法治的大旗吗？那你民主一下，看看公务员们谁会同意？而且，别忘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地区差别、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问题，这些问题恐怕也不能不考虑吧？！

　　就算我们姑且承认，福利可以化为社保，可是我们目前的社保状况如何？这些年发生了多少社保基金案？最大的堪称上海的陈良宇集团。如果真的实实在在查起来，小的恐怕不计其数。就我们当下的社保管理体制而言，目前我们的社保地域壁垒如此森严，别说“神州行”（社保全国通行）的卡，就是“省州行”（社保全省通行）的卡也是步履维艰。

　　如此情形，谁会放心社保，谁会同意福利并社保？更何况，各地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差别甚巨。联系最近两年物价飙升，不少地方，包括全国很多省城的公务员怨声载道、质疑不停，为何还不涨工资？年轻公务员面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照顾父母家庭的压力，多少人不是叫苦不迭？更别谈什么福利了。此情此景，还要谈福利社保化吗？还要说福利社保化是公务员正常退出的第一大前提吗？！需要声明的是，本人并非公务员，更不是刻意要为公务员说话，而只是出于一介研究人员应该说的话。

　　其二，我们需要讨论宏论的第二大“前提”，也就是要引入强化外力问责制度。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次我们谈公务员要正常退出，主要用意在于要让公务员系统形成一个自我监管、自我淘汰、自我管理、自我问责的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强调此次从未来五年反腐败的角度提出公务员要建立正常退出机制，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完全不同的地方所在。不是说不要外力，我们需要大量的外力监督。可是，这次强调要建立公务员要正常退出机制，其目的主要主要应该是通过公务员系统自身的制度建设，逐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并且切实有效执行。在这种意义上，公务员系统自身的慎独、操守、坚持、执著才是真正的前提。而不是动则套上什么外力监督。搞不清楚，拜托，请不要搬出“几大”“前提”唬人，也不要在大街上摆出耗子药方吓人。

　　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现在没有引入“外力（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监管吗？更何况，如果将人大、组织部门算作“外力”监管，并且说要强化其作用，恐怕这个不用我们的时评员们在报端的“首席评论”摇旗呐喊，更不用作为公务员正常退出的一个特定前提来予以强调。我们的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思虑得恐怕比我们可爱的时评员想象得要周到、健全、完美得多。更何况简单的常识就是，“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獨立的第三方”，这样的表述有谁会认同？如此“獨立”是谁赋予的？

　　对新闻的解读，特别是以时评作为职业或者志业的人士，必须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视角来评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请不要轻易在我们的纸质媒体、特别是黨政媒体，指点江山，请不要给社会、给我们的决策层开惶惶药方。因为你的药方的受众是社会大众，黨政机关的报纸更是会影响到黨政要员。或者会误导舆论，或者会曲解新闻的原意，或者于恰当的方针政策的形成不利。特别是关于政治和行政的新闻尤其如此。那些没有什么针对意义，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耗子药方，更是不要轻易乱开。

　　在这方面，新闻时评与新闻时评人理当坚持一定的操守、担当一定的责任。在这方面，新闻时评需要强化基本学养，提升学理认知。在这方面，新闻时评人更是应该明确自己的使命，守护基本担当。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再次拜托不要大敲特敲键盘，不要动辄大点特点鼠标，不要动辄吆喝唬人、不要动辄耗子药满天飞。真的累了，那就歇着吧！或许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2008年6月25日晚上十点完稿

　　作者:阮思余

　　仲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首先必须推进干部人事改革。也就是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这是继1993年10月1日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2006年1月1日实施《公务员法》以来，规范和完善公务员制度的又一项重要举措，而且是从退出机制入手。其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是作为未来五年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工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建设。

　　当今世界，有官僚制的国家无不因官僚制而陷于各种各样的困局。一方面，政府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公务人员来充任，这既是完成政治、行政任务与职责的需要，又是维系政治稳定和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另一方面，官僚制却常常成为现代国家成长的障碍物与绊脚石。简言之，现代国家的难题在于，它确实有赖大量官僚才能正常运转，可是，越来越多的官僚却日益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桎梏。

　　为了赢得选举或者赢取考官的欢心，人们常常会在事先做出诸多承诺，可是一旦胜选或者进入官僚体系之后，这些美丽的承诺往往成为昨日黄花式的不负责任的谎言。而且，对官僚们的考核本身就是一种形式意义多于实质内容的走过场。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国家行政机关持续膨胀，加之对于终身制的常任官僚又不能轻易解聘或者辞退，官僚机构已然成为一个相当庞大、强而有力、不负责任、富于扩张的特殊机构；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其责任向社会、经济领域不断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益强大的官僚机构的成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使得官僚制的退出机制问题成为一个日益彰显且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问题。

　　对官僚制的批判尚有，官僚们往往耐不住寂寞，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与腐败、与堕落结为连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由官僚负责制定、执行的规制的机会，他们就难免会想方设法、直接地或者变相地为其亲信、家属、利益集团等谋取特别益处。官僚们的权力触角越长，涉及的官僚人数越多，官僚们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大。官僚制导致诸多腐败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既成事实。区别只是在于其程度的轻重、形式的新旧、手段的不同而已。在第三世界国家，担任公务员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可以攫取大量钱财、赢得显赫地位、彰显过人權势、积累深厚人脉。

　　就当下中國而言，无论是就普通公务人员而言，还是就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公务员腐败，权力蜕化，已然成为我们一个无法回避、而且是相当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问题。前腐后继、带病提升、群体腐败、高官腐败、国际腐败等日益成为影响公务员形象、危及黨国存亡的警示性难题。我们如何应对，我们能否积极有效应对，将成为公务员腐败能否有效遏制的关键所在。

　　因此，有效控制、切实监管公务员，建立一套抗腐败、抗弊政、避免权力滥用的公务员反腐败机制，将是我们接下来必须重点推进的重大工程之一。理论上我们有很多途径监督公务员，诸如政黨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毕竟，这些都是外部监督机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权力结构中，外部监管的作用势必相当有限。我们尚需要一个切实有效的内部监管、自我约束的体制。

　　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们大量的工作重心都放在改进和完善公务员的招录机制上，而对于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我们关注得非常不够。2004年11月18日，武汉市人事局颁布《关于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意见》，可谓开了一个好头。这一次中央从反腐倡廉的视角来强化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则迈开了关键的一步。

　　要避免公务员只进不退、多进少退的现象，就必须真正强化落实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这不只是简单兑现公务员法的硬性条文，也是从整个体制机制上将公务员制度的进入、管理与退出这三个环节有机衔接起来。通过强化公务员正常退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通过强化正常退出机制来规范公务员的进入和管理，通过强化公务员的政治与行政责任机制来规范公务员的行动与作为，从而真正为反腐倡廉、革故鼎新，打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夯实基础。简言之，公务员退出正常化才正常。

　　作者:阮思余

　　2008年1-6月份经济数据日前公布，不出所料，深圳经济形势与全国一样，经济指标普遍回落，其中GDP增幅与进出口增幅明显下滑，分别为10.5%和9%，而2007年分别为14.7%和21.1%.

　　这是连续三年以来，深圳上半年GDP增幅低于广东全省平均水平。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深圳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比较平稳，但到了下半年就开始发飙，工业生产加快，到年底时出口猛增。如2006年上半年GDP增幅为13.5%，而全年则高达16.6%；2007年上半年深圳GDP增幅为13.2%，而全年则达到14.7%，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2008年深圳经济增长是否会继续呈现“前低后高”这个特点，再来一个大逆转呢？对此，笔者不甚看好，因为今年出口形势非常严峻，而深圳经济依然是出口主导的外向型增长模式。

　　今年上半年，深圳外贸进出口增幅仅为9%，比去年下滑12%，其中出口形势尤为严峻。往年由于出口需求在下半年大幅增加，带动工业产值飙升，但是今年下半年很难重演。根据深圳海关公布的上半年出口商品统计数据，深圳出口值最大的两宗商品分别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和“服装及衣着附件”，其变动幅度分别为14.6%和-44.5%，而去年同期分别为40.24%和53.25%，这种状况显然与美国次贷危机和人民币持续升值有关。鉴于美国次贷危机仍在发展之中，短期之内还看不到见底的迹象，由此引发的经济放缓不可避免，深圳乃至全国的出口形势都难以在短期内好转，因此深圳全年的经济增长形势并不乐观。例如，由于人民币升值形势变化太快，许多出口厂家都不敢签订长期和大额订单，从而影响了出口增长。

　　从具体的出口数据来看，深圳经济形势总体来说，忧甚于喜。喜的方面一是深圳经济增速放缓，与中央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步伐趋于一致，二是服装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下降，对于深圳来说有利于产业调整升级，腾出空间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然而，这两点也是一大忧虑，因为下调幅度均太大，尤其是服装出口由去年的飙升逆转为今年的猛降，不但令深圳经济大起大落（GDP明显放缓），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服装等低附加值商品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出口大幅下降会关闭多少工厂？会影响多少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和就业？鉴于下半年出口形势仍不乐观，因此笔者希望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早制定应对方案，保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这对于深圳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深圳经济形势另一大隐忧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开始放缓。高新技术产业一直是深圳引以为豪的重点产业，在深圳出口商品中一直占据首要位置，出口额在全市出口总市值中有时甚至达到5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放缓虽然与全球经济形势有关，不过深圳仍可以将之看作为行业整合升级的一个机会，加大对具有高精尖技术力量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加强资源整合。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产业调整时期，高新技术人才尤其容易流失。昨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深圳技能人才不足，高房价赶走人才，因此在这波产业整合中，深圳应该想方设法留住高技能人才，为深圳下一波的经济发展积蓄力量。目前深圳市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这些财政盈余来留住并吸引人才呢？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呙中校

　　国际油价自7月11日创下每桶147.27美元历史新高后急转直下，上周下跌加剧。纽约商品交易所指标原油期价7月25日跌至每桶123.26美元，创下7周以来新低，至此，国际油价跌幅已超过15%.

　　如同国际油价涨势如虹时，看涨声此起彼伏那样，在国际油价下跌时，认为油价将继续下跌的观点又成为市场的主流。这种受当下油价影响甚至左右的研究者，永远沉浸在迷雾中不能超越出来，无法看清问题的本源。国际油价的下跌只是暂时现象，从长远来看，用不了多久就能止跌回稳，重新回到强势上涨轨道之中。

　　这次油价下跌，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下调了今年全球原油需求，导致业界普遍预期国际油价下跌势头还将持续。二是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解除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但是，这两大所谓促使油价下跌的利空消息，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杀伤力。

　　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的原油需求本身，是否就符合现实的需求变化？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原油需求增速放缓的同时，发展中國家的需求量则在快速上升。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不愿意提高原油产量，即使在美国一再施压的情况下，也只有沙特宣布提高部分原油产量，而其他产油国则无动于衷，下调全球原油需求数据，无疑可以作为化解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作为拒不提高原油产量的一个合理借口。所以，石油输出国打上了自身利益的烙印的全球原油需求量下降数据，难以客观。

　　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何不愿意增加原油产量？

　　其一，原油产量下降趋势不可逆转。减产几乎是世界主要产油国的共识。美国去年爆发次债危机以后，世界主要产油国由于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可能减少原油需求量而使油价下跌，都主动减少了产量。比如，沙特2007年的原油日产量比2006年减少了50万桶。 另一方面，一些产油国的实际生产能力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截至今年5月，俄罗斯原油产量连续四个月下滑。世界现存的四个超级大油田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墨西哥的坎他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國的大庆产量都已下降。一些产油国甚至从石油输出国变成了进口国。如印尼，由于成了原油净进口国，已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原油产量的下降将是持续的、长期的。按照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最乐观的估计，目前世界原油探明储量也仅能满足未来50年的需求。这是支撑油价的最坚实基础，在低成本、污染的可替代能源研究成熟以前，油价上涨态势很难真正被撼动。

　　其二，美元贬值步伐一天不停止，油价上涨态势就不会改变。

　　众所周知，美元贬值是本轮全球性通胀的根源之一。首先，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传递到与能源相关的其他产品上去。其次，中东产油国的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它们卖出石油换得日益贬值的美元，却又要以不断升值的欧元向欧洲国家购买各类商品，进而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在去年，通胀压力已令中东产油国不堪承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阿联酋、卡塔尔的通胀率都超过了10%.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原因是货币发行过多，而美国政府为了转嫁次债危机，大肆借债印钞票，实行弱势美元政策，是引发全球通胀的根源。海湾国际自身没有消化通胀压力的能力，它们只能通过减少石油产量，推高油价——至少也保持油价的坚挺，来弥补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因此，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美国施压，要求它们提高油价产量问题上一直态度坚定，除了沙特，几乎都在说“No”。

　　只要美元贬值步伐不停止，国际投机资金“围剿”原油，在原油上牟取暴利的冲动就不会消失。一方面，投机者大肆囤积原油（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所囤积的原油期货总量超过10亿桶），加剧原油供不应求的态势。另一方面，投机者斥资数千亿美元，购买原油期货合同，不仅创造了新的需求，还大大强化了人们对未来油价将继续上涨的预期，这更加速了国际油价的上涨。

　　其三，跨国石油公司阻止油价下跌。高油价不仅对产油国有利，对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同样有利。仅以行业领头羊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为例，估计原油价格每桶上升1美元就会为其额外带来4亿美元净盈利；天然气价格每千立方英尺上涨0.1美元，其盈利就将再增加2亿美元。

　　而在西方国际的政治体系中，跨国石油巨头在政黨更迭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会影响到政府对油价的态度。以美国为例，正是由于布什家族与石油财团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诸如释放石油储备以平抑油价这样的建议难以通过。虽然，布什宣布解除了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但是，这项近海开采禁令仅涉及美国政府所禁止开采的全部石油资源总量的21%，且面临国会和地方政府的掣肘，加之开采技术难度甚大，即使现在着手开采，按照布什政府能源信息署的一份报告所言，“在2030年之前，开放近海开采对本土供给的影响也不大”。

　　而且，油价如果下跌，生物能源的制造者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他们研制可替代能源的投资会减缓，这也会促使油价止跌回稳。

　　因此，油价下跌只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国际油价还将回到强势上涨轨道中来。对此，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8日

　　作者:魏巍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称，房价下跌在深圳地区引发“断供潮”，余额高达千亿元。深圳“断供潮”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远近皆知。但是，这一说法遭到权威部门的否定。

　　深圳银监局局长刘元表示，从个人住房贷款情况看，截至2008年6月末，深圳中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98.72亿元。若按五级分类口径统计，个人住房贷款不良余额为13.85亿元，比年初减少0.73亿元；不良贷款率0.63％，比年初下降0.02个百分点。按更审慎标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对应的全部贷款余额）统计，不良贷款余额为17.35亿元，比年初增加2.11亿元；不良贷款率0.79%，比年初上升0.11个百分点。

　　很显然，即使按较审慎标准统计得出的数据，所谓的断供现象也只是极个别。不良贷款率仅0.79%，比年初也仅上升0.11个百分点，说明，银行住房按揭贷款不仅是安全的，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优质的。

　　但是，一些开发商及专家学者，正是利用“断供潮”的炒作，揭起救市大旗，向政府施压。如某学者指出：“当楼市的高端部分出现价格崩溃的时候，连锁反应将会非常恐怖。国内资金也会从深圳楼市撤出，本地居民将会大规模断供。这样的结果将不仅仅波及资产价格，银行体系也将面对双重打击：一是存款大规模挤提；二是不良金融资产急升。同时，急剧变动的汇率将冲击全国脆弱的金融体系。”

　　当“断供潮”的谎言被深圳市银监局揭穿，一个隐藏着的意图浮出水面。

　　据7月28日的《经济参考报》报道， “断供”其实是开发商等既得利益者自导自演的把戏，以便为“救市之说”造势。“‘断供’只是一个手段，要国家松动银根，确保开发商、炒房者的利益才是关键。”“断供”的是炒房者和开发商手中囤积的楼盘，超过一半以上都是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10月前购买，目前的价格还大有赚头。“断供”的目标是“四两拨千斤”，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为银行信贷“松绑”，同时也给银行造成压力和错觉，使得银行有争取宽松信贷条件的“砝码”。

　　原来，“断供”只是向政府施压的工具而已！我国从2005年3月26日（“国八条”问世日）开始就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而在此期间，房价在持续攀升，一些城市尤其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又上涨了一倍左右。房价在调控声中一路上涨，对政府公信力构成损害，在此过程中，政府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相继出台了一些新的调控措施。此轮房价的调整，正是中央一系列调控政策初见成效的结果，这个成效是来之不易的。如果现在就出台宽松政策去救楼市，不仅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也容易使中國楼市因为错过一次自然的调整机会而累积起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危险。

　　本身含有巨大泡沫的房价下跌其实是人心所向。南方某媒体进行的一次随机调查结果显示：穗、京、沪、深四地总体上有57%的人认为政府不应救市。其中，有38%市民认为“楼价还没跌至合理水平，政府应加大整治力度”。调查同时显示，72%的被调查者对楼市信心仍然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救市，不仅难以见效，而且充满危险。因为房价下跌是它连年快速上涨，以至于脱离民众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的结果。政府的最佳选择是放任楼市的自然调节功能发力，促使房价与民众收入水平接轨，使得支撑房价的购买力因素发挥作用，而不是投机与炒作的力量继续占据主导。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房价的下跌不会威胁到银行的安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1997年之后曾出现了高达65％至70％的下跌，但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仅为1.5％。而中國房价，目前只有深圳和广州出现了下跌，即使最大跌幅，也只在30％左右，除了深圳、广州，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仍在上涨。7月16日，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紧接着，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2%，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显然，现在的问题不是房价下跌过度的问题，而是尚未进行充分调整，调整远不到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楼市自身的调节作用发力，而不是人为地阻碍这种力量发挥作用。

　　其实，即使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房价下跌也给银行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加强风险控制，提高自身安全防范能力的契机。比如，过去银行贷款只是依据房屋成交价格，导致一些银行被高估值的房价骗贷，而现在，银行在房价下跌之后，出于对自身风险的控制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发放住房按揭贷款时以对房产评估得出的价格发放贷款，大大减少了被骗贷的几率。举个具体的例子：一套成交价格100万的房子，在过去，银行可依据成交价放贷70万元（以首付3成计算）。但现在，银行对这套房屋给出的评估价格为90万，那么，银行仅放贷63万（以首付3成计算）。

　　倘若没有房价下来带来的风险压力，银行出于牟利的需要，出于争夺客户源的需要，根本不会采取这样的风险控制措施。不仅不会这样做，一些银行还人为降低贷款门槛，对大学生发放住房按揭贷款，更有甚者，对付不起首付的人，将首付也分期，如此漠视风险的做法倘若持续下去，才真正容易引发可怕后果。

　　房价下跌，使有购房能力的人以合适的价格买到住房，节省出来的资金可以用于其他消费领域，有利于促进我国消费结构更趋合理化，有利于内需的拉动；房价的下跌，有利于减轻政府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压力——房价上涨带动起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上涨，使得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日益加大；房价下跌，有利于银行提高风险控制意识；房价下跌，有利于挤压楼市泡沫，使房地产市场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救市都是毫无必要的，不仅不应救市，还应继续强化调控力度，促进楼市更充分的进行调整。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9日

　　作者:贾图

　　——在中國政法大学户籍改革研讨会及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我主张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

　　一些学者说，没有必要废除户籍，应当改革户籍；不能激进，应当渐进。似乎在中國现在做什么都谈渐进，渐进就是对的，否则是激进，不符合中國国情。

　　但是像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封建社会、防控型社会的产物，目前世界上也只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有，这么落后的、没有人性的、极度妨碍中國现代化、破坏和諧社会的制度如果也不能果断地废除，那么是不是当初在西藏废除奴隶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2003年中央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现在废除破坏法治的劳动教养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

　　诚然，必须做好预案、找到管理的替代办法，但是如果你一心想保留户籍制度，那么永远也不会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替代办法。只有下决心废除它，才会着手及加快建立我所说的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以替代户籍制度，并且让身份证系统更加公平、人性化、高效地发挥管理的作用。

　　还有学者说：户籍制度没什么用，有用的是附加在其上的其他制度，所以，关键是改革附加制度；或者改变把附加制度如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让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那么保留户籍没有什么不好。另外有人说，现在城乡二元制度、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太大了，只有等到二元制度一元化了，差距缩小了，才能废除户籍。

　　这些说法乍一听，都像是有道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附加制度成为附骥之苍蝇、缠树之藤萝，不可能发生大的变革的；户籍制度是造成二元制度的因，二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是果，不消除因，期待果改变，由二元变为一元，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的形成，虽然也有权力结构、特权制度、工业化、历史因素等原因，但最基本的原因是户籍制度造成和扩大了二元差距。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没有消除“因”，你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一元化、二元差距缩小，那是痴心妄想。比如，现在中央政府尽管非常重视民生，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因为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土地不能资本化、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农村金融匮乏、农业保险阙如、农村财税制度不规范（乱收费等使得乡镇企业萎缩）、农民没有技能、没有创业可能、农村没有象样的社会保障、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没有就业失业保障等原因，现在的城乡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如2006年城里人人均收入增长了10%，农村人只增长了7%，相差3个百分点，以往的年份相差更大，有时相差10个百分点。只要户籍制度等不改变，我可以断言，未来中國的城乡差距不会缩小，只会增大。

　　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应该把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到一起，但是实际上不捆绑到一起，你做得到吗？比如你提供社保、医疗、教育，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你能不捆绑到一起吗？不捆绑到一起，财政支出会大大地增加，人均GDP、人均福利等政绩指标大大地降低，你能干吗？只有把户籍制度废除了，你如果还说我不应该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我就要起诉你了，舆论压力就更大了，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了，扫除了户籍这个核心制度的障碍，那么这个时候每个领域单独的改革、附加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地启动。

　　所以，废除户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和加快其他领域制度的改革。的确，现在户籍的实际作用已经不大了，但是户籍是权利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户籍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据这个权利的象征，不给你相关的待遇，比如不给你小孩免费入学的资格，不让你享受低保的资格。因此，只有废除它，就像美国、南非废除歧视黑人的种族不平等制度，那么一个公平的平等权利的社会才能够实现。南非曾经规定：年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居住证、纳税证明等，以备警察随时检查；如果忘了携带或者证件不全，会因“无业游民”的身份而被捕，仅1958年，南非就有近60万人因此被抓。

　　中國政府既然已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不再像南非那样，没有暂住证、居住证就被收容，那么中國还应当一鼓作气，像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那样，废除暂住证背后的户籍隔离制度，同时，以废除户籍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既然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而身份证电子系统不仅起人口登记的作用，在人事档案、信用记录、收入纳税、社会保障、治安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无比的优势，为什么不采纳呢？实际上，一些人主张保留户籍，只是维持二元制度、维持城市特权而放任城乡差距的扩大、不愿意增加财政支出的一个借口。

　　假如宣布废除户籍，不会使得城乡公民马上获得平等的实际权利，但是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直接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权利，比如打工者会打官司要求政府必须为打工子弟的教育拨款，农民为了解决他们的医疗、养老、就业等问题，也会利用舆论媒体更多地向中央、地方政府提出平等的要求，去问责，甚至起诉等等。

　　废除了户籍，也会促使中央政府从城乡一盘棋来考虑社会保障等问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一些外来人口入籍入户比较多的城市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它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同时，统一要求地方财政必须拿出多少钱用于教育、拿出多少钱搞社保，现在各级政府在教育上拿的钱太少，不愿为打工子弟的教育付费，中國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还不到3%，世界平均为4~5%左右，中國社会保障的支出也仅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发达国家一般要占50%以上，美国为61%.所以中國应该大力加强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的比例，多为农民、农民工、外来人口承担责任。

　　有人担心，假如户口准入放开了，会有很多人拥进大城市，甚至出现大量的城市流民、贫民窟。这种担心没有道理。中國目前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该来大城市的都来了，只不过自由迁徙的权利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即使放开户籍，而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只是通过废除户籍促进附加制度尽快地平等化而已，所以，外来人口到大城市不会一下子获得实际上的平等待遇，也不会立即有更多的人到大城市来，因为第一，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找工作难，第二，住房贵，第三，还有教育医疗等等条件的约束。加上我们可以立法规定：必须在大城市拥有工作一定的时间，拥有住房（或者租赁了住房），才能够入籍；入籍后必须放弃农村的土地，而农村的土地随着未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如允许集体土地的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合法化、甚至终究会有一天土地归农民所有，土地的资本价值将会越来越突出，农民不一定对进城感兴趣。所以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当然，时间长了，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越来越平等化了，进入大城市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正好符合我国城市化加速的大趋势。

　　由于户籍等限制，中國在过去近60年中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化速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完全相反，其他国家都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这样，就导致中國的城市既不多、也不大。例如美国有18000个“市”，中國667个。河南的人口与日本差不多，但河南没有一个象样的大城市，日本却有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京都、神户等国际化大都市。未来，中國就应当加快城市化步伐，把人口更多地集中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让西部特别是西北部大部分地区休养生息，保护生态，不再进行“大开发”。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大城市人均占地只有小城市的1/3~1/10，发展大城市能够节约大量的土地。另外，大城市基础设施好，效率高，能够形成财富聚集效应。至于说，大城市也有问题，存在所谓的“城市病”，则主要通过改善政府管理等去解决，发达国家目前基本上克服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就是最好的说明。还有人说大城市房价太高，不适合生活，可以通过政府减收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占房价的60%）、允许农民有序地开发集体土地建“小产权房”等手段，中國就能够把房价控制在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的国际标准之内。

　　假使不废除户籍，现在各个大城市对人口的限制也限制不住，而且越限制问题越多。比如说，北京要限制人口在多少多少之内，结果不断地被突破，死守户籍制度的结果便是更多的人人户分离，户籍不在北京，但是人在北京，其它城市也一样。在户籍保护之下，大城市与偏远地区城市、农村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像北京作为特权城市，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大的国有企业总部、银行总部、加上中央政府都在北京，而我们国家又没有建立科学、民主、均衡的公共财政制度、投资制度，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只会越来越肥。发达国家哪有北京这样的情况？美国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纽约，都无法像北京这样集中资源，最好的大学、研究机构，最好的医院、企业很少在华盛顿的，也很少在纽约，他们美国是各个地区均衡发展。而我们户籍限制以及特权城市制度的结果是，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城市的认同度低下，城市没有人文关怀，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政府于是在户籍上限制更加严格，包括要求办暂住证等等，越限制，城市特权就越多，想进入大城市的人也越多，但人们对城市管理当局的抵触情绪也越严重，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如一个水库，泥沙淤积，河床越来越高，堤坝也不得不越筑越高，风险也越来越大。所以，废除户籍制度越晚，对社会和諧的伤害会越大，社会风险度也会越高。

　　还有人说，郑州等地曾经放松了户口管制，结果教育、医疗、低保等部门受不了，户籍改革失败了，现在回到了以前严格户籍、暂住证的状况，说明中國目前的财力还不足以支撑户籍全面的改革。

　　我认为，郑州等地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对户籍改革的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地方财政体制没有得到改革。现在，中國的财力够强大的，2007年财政收入达到5万多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实际为9万多亿，远远超过日本的相当于3~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高居世界第二；中國的外汇储备1.53万亿美元，世界第一。中國不是没有钱，而是财政支出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如政府行政成本约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社会保障支出仅占20%左右，而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1%.我算了一下，即使废除户籍，统一城乡待遇，医疗方面政府一年要多支出2500亿左右，教育方面2000亿元左右（近年来中央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个钱已经在出），低保方面城乡总共才花了一二百亿，将来就算花一千亿，以上几项加起来也就五~六千亿元，而中國2007年新增加的财政收入达一万三千亿元，只要把新增收入的一半资金投入就可保障废除户籍的成功了。如果能够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把每年4200亿公款吃喝、3000亿公款买车、3000亿公款旅游出国等的钱省下来一半，也足够支撑户籍改革了。所以，中國不是没有财力推动户籍改革，非不能也，不为也。对于郑州等地的改革，中央政府应当进行财政支持，这样就不会失败了。

　　废除户籍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请见我的文章“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以后，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把户口、档案(过去档案都是封闭的)都电子化，户籍的相关资料都放到身份证管理系统中来，包括加入个人收入情况、纳税情况、就业失业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还有信用情况、犯罪记录，甚至做义工、慈善方面的纪录等等。这样的全国性的电子身份证系统快的话两三年就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电子身份证也是可以刷卡的，各个城市街头伫立着刷卡机，你到一个城市来在刷卡机上一刷，公安部门、管理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以后在身份证系统中就可以自主地申报收入、申领低保和保障性住房了；由于身份证号码与个人的资料紧密结合，因此，假身份证无处藏身，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合法身份，确实很难生存。

　　当然，为了保证个人资料的私密性，身份证电子系统将分层级、类别查询，并且立法惩治泄密行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查到个人的不同资料；他人可以有条件地查到另一人的非隐私资料。

　　有了废除户籍制度的决心，身份证电子系统才能在二三年内建立；如果总想保留封建的户籍制度，那么总也会拿没有替代措施来找借口。

　　2008-3-26

　　（“胡星斗中國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作者:胡星斗

　　一、户籍制度的危害

　　（一）户籍制度是构建和諧社会的第一大障碍。构建和諧社会，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废除户籍制度、保障公民平等、实现迁徙自由却是在制度层面上消除隔离、走向统一、实现和諧的开始。

　　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隔离型的制度，它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事实证明户籍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

　　现实中國的不和諧——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事实上的严重不平等，如在求职方面，许多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报考公务员也只能是城市户口者；在求学方面，许多农业户口的子女在城市入学不得不交纳额外的费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丧失。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其根源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证明。

　　中國大陆事实上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虽然中國的各个省、市、县、乡、村的居民都承认自己是中國人，但大家似乎更认同自己是“广东人”、“潮州人”、“福建人”、“温州人”，海外有“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温州帮”，国内还有“北京人优越感”、“上海人排外”、“河南人受歧视”等等现象。户口是中國的准国籍，户口簿、身份证、暂住证是国内的准护照，1978年之前，人民只有持有介绍信，才能在国内“出差”；三年饥荒时期，许许多多的饥民出外要饭而被千里抓回，活活饿死在户籍所在地；2003年之前，许多外地人被收容遣送，被关押、虐待。现在，中國公民终于可以去国内的任何地方，也可以在外地工作，但本地人优先；可以去深圳，但要申请边防证；可以去香港、澳门，但要办理通行证；可以在外地居住生活，但要申办暂住证，相当于美国有效期一年的非移民签证，只不过非移民签证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中國各地的暂住证针对的是国内同胞。只有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是合法移民；没办理暂住证的，是非法移民。农民工在中國城市的待遇，和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差。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非法移民的子女也享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美国中小学生注册时，校方不能询问学生家长的身份。

　　可见，中國大陆确实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国家被条块分割化，中國人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拿“绿卡”，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却是“暂住”，地方主义甚至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德国十九世纪统一之前的邦国割据，各邦国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

　　建设和諧社会，就要从改革极端不合理的制度入手，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有了好的制度，才可能逐步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諧社会；只有废除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机会均等、统一管理，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性。

　　（二）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是秦汉專制时代的产物，那时“编户齐民”，目的是实行对臣民的严密控制；辛亥革命后，中國人民实现了迁徙自由，农家子弟毛澤東得以走南闯北，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不需办暂住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到了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重新被捡起，并且不断被强化，那时人民外出要凭介绍信，国家严格掌握户口迁移指标，夫妻即使长期分离，也难以“调动”到一起；同时，城市居民粮油关系、福利完全附着于户口，而农民则义务交粮、高价购买生产资料，国家依靠掠夺农民实现畸形的重工业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徙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落后的制度形成了对改革的极大阻力，既得利益集团也总是逆潮流而动，阻碍着制度的改革——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3天以上，要办暂住证，严格地说，每年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都违规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办了暂住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投资办厂、购房大多不能改变身份，于是，有了中國特色的词汇——“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似乎“农民”代表了与生俱来的无法抹去的贱民身份；城市里的脏活、累活都是农民工干的，煤矿的工人大多数也是“农民工”，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马路都是农民工修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农民的贡献、国有资产超过一半是五六十年来农民的牺牲、奉献所积累的，可是农民现在一无所有——连土地也是租来的，宅基地也不是农民的。

　　（三）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國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1亿多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國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國的城市像西欧，中國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國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十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严重妨碍了中國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國家，城市化率均高于工业化率，但中國正好相反，1978年时，中國的工业化率为50%，城市化率只有19%；目前，中國的工业化率在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40%.据新华社2006年2月18日电，南京有百万农民工，但五年只落户了4~5人，每年不到1人，获得南京市户口的农民工不到百万分之一。1994年美国有城市1050 座，日本有城市667 座，均比当时中國的建制市要多，但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户籍制度既损害了农民、外来人口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农村人口只要能够指望在城市中获得的预期收入高于继续留在农村的收入，那么他就会向城市迁移。这种迁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当然，事实上影响迁移的因素很多，不只是与收入相关，但无论如何，人为地限制迁徙，割裂市场，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按照梯博特（Tiebout）模型，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个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居民自由迁徙，用脚投票，将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税收相当，达到帕累托最优。可见在中國，由于不能够自由迁徙，不仅社会公平丧失了，经济效率也损失了。

　　（四）户籍制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际公约，妨碍了公民权利的实现。1951年7 月16日，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1953年4 月，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同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以便在农村建立户口登记制度；1957年12月18日，仲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制止农村人口外流；1958年1 月9 日，毛澤東签署主席令，颁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条例违背了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款。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强调“从农村迁往市、镇，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易宪法，干脆取消了自由迁徙的规定。

　　国际人權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權宣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的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显然，中國的户籍制度与国际公约相违背。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國，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國，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國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依然故我。

　　最大的人格是维护个人的尊严不受侵犯，最大的国格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如果中國不继续从公民权利方面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而是一心只想做经济的庞然大物，那么中國的经济越发展，世界上的“中國威胁论”就会越有市场。

　　二、人口管理的办法

　　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有了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管理系统，假身份证、假学历、偷漏税、骗贷、骗经济适用房、骗低保等情况将会基本消失；以用工单位、房主、宾馆方面为基本责任者，登记身份证并且定期报送有关部门或者通过网络即时报送，有关方面将能及时掌握人口流动的信息，公安部门可以迅速打击犯罪分子；政府还可通过免费发放生日礼物、节日礼物，赠送急救卡、医保卡，吸纳为工会会员、协会会员等人情化温馨服务的方式，鼓励外来人员进行身份证登记。

　　公安部应当成立身份证综合管理局，统筹规划、促进身份证信息系统的建立，现在可以在各省市的现有身份证系统、信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衔接、联网。

　　三、户籍保留论批判

　　（一）户籍小改小革论。一种观点认为，户籍改革不是取消户籍，而是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为此，必须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将二元的条块分割的教育、医疗、财税、金融、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统一化。由于统一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户籍改革难以有所作为。

　　而我们认为，与其坐等二元体制的一元化，不如通过废除户籍制度，促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否则，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贫困，二元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中國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只会进一步恶化，因此，实质性的户籍改革是遥遥无期的。

　　废除户籍制度，将迫使各级政府逐渐放弃二元体制，比如在财政上安排打工子弟的教育经费、取消回原籍参加高考的规定以及高考分数线的不公平政策、解决外来人口的医疗保险等问题。

　　（二）不平衡发展论。一些人认为，因为中國的发展太不平衡了，所以，户籍隔离制度是必要的。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不知道发展的不平衡、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户籍隔离的结果，譬如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五十多年来损失了数十万亿元。

　　这里存在一个怪圈：因为发展不平衡，所以要保留户籍制度；而保留户籍制度，发展将更加不平衡，中國陷入了恶性循环。

　　美国允许自由迁徙，城乡一体化发展，所以比较均衡；中國不允许自由迁徙，城乡各自为政，城市只管各自户籍内的人民，发展就不均衡。

　　跳出恶性循环，只有果断地废除户籍制度，同时，国家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各个地区、各个城市、以及城乡的投资，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國的和諧发展。

　　（三）大城市负载沉重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大城市负载沉重，资源贫乏，人口过多，所以应当实行户口准入限制。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地拉大，户口并不能挡住外来人口的拥入，只不过造成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

　　而且，中國的大城市并不多，也不大，相对于人口13亿，中國的城市化要达到日本的水平，城市数量也应当增加7-8倍。日本东京拥有三千四百万人口，北京、上海也仅1千多万。

　　人口集中在水资源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反而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据研究，大城市、小城市、集镇的人均占地的比例为1：2：3.1，可见大城市更有利于节约土地。如果中國人口能够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也将有利于西部脆弱恶劣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四）外来人员犯罪论。一些人把外来人员、农民工的增加作为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孰不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为富不仁，GDP上去了，但不接纳外地人，人为地制造了歧视和仇恨，以及放任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导致农民的极端贫困，才致使犯罪现象的增加。

　　如果永远维持城市集团与“流民”之间的界限和仇恨，那么不仅中國的治安形势不可能从根本上好转，甚至社会道德在恶法、恶制度的逼迫下也会进一步地沉沦。

　　在美国，有钱人大多住在“农村”，那儿人少，空气新鲜。富人有车，照样可以方便地出行、购物。穷人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纽约集中了全国60%的穷人。这些人在城市有廉租房，平等地接受教育，出行乘地铁，省去了不少生活开支。黑人犯罪占美国的70%，但没有人提出种族隔离，相反还要给黑人平等的待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降低其犯罪率。

　　（五）城市管理需要论。一些官员认为，城市管理需要户籍制度；废除户籍制度，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拥入一些大城市；城市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其实，城市管理关键在于建立身份证信息系统，与户籍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没有了户籍限制，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住房太贵、工作难找、教育医疗养老的障碍一时难以突破，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很多人拥入城市，而从长期来说，更多的人进入城市正符合中國城市化加速的大潮流。

　　中國城市也不会出现印度式的贫民窟。印度的贫民窟是由于城乡低水平的一体化、城乡没有制度化的差异，以及自由迁徙与民主制度造成的，而中國的城乡割裂的状况即使没有了户籍制度，也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改变。

　　（六）各国存在户籍论。有的学者抛出了各国都存在户籍制度的谬论。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只有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实行类似于中國的城乡割裂、地区分割、城市隔离的户籍制度，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身份证管理、人号或社会安全号管理等措施，它们与中國的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中國现在已经是“大国崛起”了，不应再回避公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權。

　　废除户籍制度，正是中國实现和諧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不然的话，中國社会将永远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特权、歧视！

　　2007-4-25

　　作者:胡星斗

　　据国家保密局有关官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改工作正在稳步、快速推进，修改的主要思路是着力缩小国家秘密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制，实现对国家秘密的统一严格管理。（《法制日报》7月22日）

　　犹记得，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國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项都被规定为国家机密。1951年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框定国家机密多达17个种类，几乎到了“凡未公开的信息都是国家秘密”的地步。1989年实施《保密法》将国家秘密范围缩小至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外事等七个方面。而今国家对《保密法》进行修改，将进一步缩小国家秘密的范围，使国家机密越来越少，这个趋势有利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保障公民权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国家机密越来越少，一个直接的好处是，为保密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小到县委县政府下发的一份改善离退休老干部医疗待遇的文件，都可能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可想而知，要确保这些“国家机密”的安全，相关部门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支付何其高昂的成本。

　　国家为保守“国家机密”所支付的成本，还包括由此给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公民权利保障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些地方为所谓“保密”而不惜侵犯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将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规定为“机密”，严防农民知晓），由此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国家为此在缓解冲突、维护稳定方面所支付的高昂成本，相当一部分都应当算在“保密”的账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如何判定某个政府信息一旦公开，就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防止行政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一些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故此，修改后的《保密法》，应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现有机对接，在保守国家机密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之间达成一个良性平衡，避免因为保守一些无谓的“国家机密”而妨碍政府信息公开。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震灾导致的伤亡人数，每天都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公开发布，这是今天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1989年由民政部、国家保密局联合颁发的《民政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规定：“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属于秘密级资料，要经过特别渠道批准并“缓冲”一定时间之后才能公开。直到2005年8月，这一规定才被正式废止。试想，假如这条规定现在继续有效，那么在汶川震灾发生后，尽管全国上下都在齐心协力抗震救灾，但却无权知道到底死伤了多少同胞，这该是一个多么沉重而荒唐的局面！

　　国家机密越多，保密成本越高，国家和政府的压力越大。反之，国家机密越少，政府信息越公开，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的领域也就越多，国家和政府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公民权利将能获得更加坚实的保障，我们这个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社会，也将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和轻松。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潘洪其

　　——只有宪政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从西藏事件、火炬风波，到四川地震中的人祸、瓮安事件、闸北袭警，种种迹象显示，中國社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危机越来越深刻。

　　只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创新，不但经济会走上特权、垄断、买办经济的歧途，而且统治阶层、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官员腐败、道德沦丧、贫富分化、民众被欺压、国家无正义、社会无自治，中國越来越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严峻的现实已经说明：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已经终结，如果再不启动政治改革，那么执政黨的合法性资源将不断地流失，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于执政者的厚望将丧失殆尽，改革开放大业将进一步受到压倒性的质疑和批判[1].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执政黨的命运，我建议北京奥运之后，立即开始实行“新政”，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清末实行“新政”即进行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改革太晚，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立宪改革最终落伍并失败；罗斯福“新政”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纠偏，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國当代“新政”或许将带来中华民族的新生，开创万古流芳的政治现代化的伟业，一举终结中國两千多年走不出秦始皇体制（集權制、任命制、郡县制）的恶性循环。

　　什么是既符合中國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兼顾中國价值与普世价值，结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当代“新政”？

　　一句话，就是既要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保护人權的宪政主义，又要推行公平、正义、共富的社會主義，也即实行宪政社會主義[2]，也就是我所阐述的中派主义[3]——包容左派、右派，把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价值观结合起来，兼顾“宪政”与“公平”，通过“宪政”达到“公平”。

　　宪政包括制宪、立宪、行宪；包括“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行政和司法权力，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尤其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设立宪法法院，捍卫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政的核心就是保护公民权利。

　　宪政社會主義就是，从宪政达到和諧，从民权改善民生，从民主实现人本；建立现代政府制度和现代国家制度，确立透明、协商、分权、自治、民主、法治、可问责、尊重权利、多方治理、多中心结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和治道原则；同时，充分尊重公开、公平、公正、共富、廉洁、正义的社會主義价值观和适度集權的中國国情；既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建设法治国家，又要保证中央政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既要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宪政，又要弘扬社會主義的核心价值观，发展“公平市场经济”[4]，铲除腐败与特权利益集团，建设宪政、共富的中华新文明（现代中华文明）[5].

　　新政包括政治新政、经济新政、社会新政、文化新政。

　　一、政治新政。

　　弘扬宪政主义与社會主義价值观，推行“四民主义”思想——“民有（人民拥有国家主权）、民授（人民通过民主方式授权于政府）、民治（实行基层自治与地方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以“四民主义”为指导思想进一步改革中國、发展中國、稳定中國、统一中國。以“四民主义”涵盖、创新、超越三民主义，化解大陆与台湾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抗，创造两岸人民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实行（执政黨）黨主立宪，召开制宪会议，在全国人大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宪法法院；废除违背宪法的劳动教养等制度[6]；倡导可控民主[7]，优先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各级人大的改革；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确立司法、立法、监察、反贪、审计、媒体等的獨立性。

　　合并“中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名，使用唯一永久国名——“中國”，以克服一朝一代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台獨分子因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分裂中國，国民黨和台湾主流人群也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认同中國，使用唯一国名“中國”后可极大地增强台湾同胞的祖国意识，抹去意识形态隔阂，避免“一个中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争执，使得台獨分子失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分裂祖国的借口。采用唯一永恒国名，可加速中國和平统一的进程，表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永立人间。以后中华民族万世一系，皆称“中國”，全世界华人皆以“中國”为自豪。

　　二、经济新政。

　　铲除经济特权与行政性经济垄断，建立公平市场经济与民有制、共有制。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管理民主；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大病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以所得税、遗产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收入均等、地区均衡与共同富裕。

　　公有制并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公平、共富的价值与要求，公有制不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导致特权的泛滥、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浪费、重复建设、寻租腐败，而且，公有制与无法无天、缺乏法治是孪生兄弟，希特勒、斯大林、撒达姆都是通过极力加强财产公有来巩固其專制獨裁。

　　一个国家是否公平、共富与公有制无关，而与税收制度（所得税、遗产税）、财政制度（转移支付）、金融制度、土地制度、迁徙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密切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公平的共同富裕的国家都是实行私有制的发达国家的原因，尤其北欧国家、日本等；因此，经济新政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抛弃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错误观念，大胆地推行土地私有化[8]，尤其在沙漠、荒漠等地带先行试行私有化，以先进的产权制度改善国土环境；另外，还要将小产权房合法化[9]，废除征地制度，出台不动产税（物业税），以不动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10].

　　三、社会新政。

　　建立身份证电子系统（或称国民信息系统），以三至五年的时间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11]，统一城乡人民的生命赔偿、劳动用工、社会保障以及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度，赋予农民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赋予外来人口同城待遇；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允许工会、农会、协会、商会、NGO的獨立发展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合法化；实行“社会民主”，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消除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以可控民主制度解决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行政型的信访制度改变为立法型的申诉制度[12]，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现代新闻制度[13].

　　四、文化新政。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人本、创新的现代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14]；保障大学獨立，学术自由；破除学校中的官本位，严查学术腐败；宣扬“公民、公权、公德”的“三公”文化[15]，落实公民教育，正确行使公权力，弘扬社会正义与公德；进行新闻立法，废除新闻审查和网络检查，保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大力宣传宪政价值观、多元文化观、现代道德观、社會主義公平观。

　　总之，实行“新政”，核心第一条就是实行宪政社會主義。

　　只有宪政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民主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民主社會主義不如宪政社會主義好。

　　民主社會主義来源于西方，在北欧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國之大、国情之复杂不同于北欧，不适合强调民主、先搞民主，而应当强调宪政、法治，先搞宪政、法治（尽管也搞“可控民主”）。也就是说，我的宪政社會主義蕴涵了“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内容。

　　自由主义也不能救中國。纯粹的自由主义脱离中國的实际，不顾条件、一味地实行民主，否定执政黨的地位和必要的中央权威，都可能带来国家的混乱。

　　胡适的失败是必然的。

　　專制主义更不能救中國。菲律宾的惨痛教训中國必须汲取。

　　菲律宾曾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亚洲经济上仅次于日本，但马科斯獨裁统治二十多年期间，菲律宾先是经济高速发展，然后是国家急遽衰败，现在的菲律宾竟然堕落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马科斯獨裁统治所带来的深度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全民道德堕落，使得如今的菲律宾虽然实行了民主政体，但民主政治完全失灵。

　　今天的中國也有一大批人在为现代專制主义招魂。

　　如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16]中鼓吹新的革命：

　　“革命的性质，就是高举毛澤東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會主義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的对象，是黨内走资派和篡黨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仅剩下的国企老总搞高薪制，已经变质变味了。”

　　“工人階級的诗人王学忠一首诗名为《国企妈妈》，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只有工人階級对社會主義国企有这种感情。”

　　“十七大之后他们进一步向右转，他们搞改革攻坚，出卖最后的国企。”

　　“依靠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依靠卖国主义和国内外资产階級，依靠腐败的国家机器实行法西斯專政。”

　　魏巍的复辟现代專制主义（国外称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因为与反特权、反腐败、同情下岗、同情工农结合在一起，所以很能够迷惑、煽动起一批愤青和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

　　但是，中國的前途决不是“高举毛澤東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而是继续改革开放特别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特权、垄断、法治不彰、以及腐败的深层原因——不受控制的权力、二元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等等正是源于毛的时代，现在要改革的正是毛的遗产（包括纹革中的无法无天的“民主”）。

　　所以，现代專制主义及其经济基础——国有制度不但不能救中國，而且已经深深地祸害中國，决不能让他再祸害一次了。

　　只有宪政社會主義，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地拯救正陷入深度危机中的中华民族。

　　中國实行宪政社會主義的新政已经刻不容缓。

　　注释：略

　　2008-7-10

　　“胡星斗中國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作者:胡星斗

　　土地盐碱化本来是个农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政府介入之后就变成了农业政策问题；如果还牵扯到省级国家级的领导，还会变成政治问题；当有利用权力遮盖决策失误的情况发生时，又发展成政府的诚信问题；今天请大家和我一起追踪秦始皇修建郑国渠变盐碱地为良田，到毛澤東1958年参与错误的引黄灌溉工程使盐碱地扩大了一倍，再到2005年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土地盐碱化困境，让我们从“信息核实论”的观点来考察一遍这漫长历史的几个有趣的关键点.

　　1  君主專制的信息金字塔

　　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采纳了韩国水利家郑国先生的建议开凿了郑国渠， 长达300余里， “可灌田四万余顷”，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此后，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有趣的是韩桓王本来派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作为间谍到秦国，游说秦国修建大型灌溉渠道，想借此耗竭秦国实力以免被吞并。当秦王嬴政发现这一阴谋时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自我辩护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 秦王嬴政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对他继续加以重用。十多年后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泾水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古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据现今实测为171公斤/立方米。用泥沙淤灌盐碱地而可以得到良田，《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使秦国得以从经济上崛起进而统一中國。秦王嬴政智慧非凡，既能看破韩王的计谋又能充分利用人才开发国力，难怪统一中國的是他。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科学考古发现：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两个，古苏美尔-巴比伦，古印度，都毁灭于错误的农业灌溉导致的土地盐碱化；而古埃及则依靠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带来的淤泥，中國则依靠黄河的泥沙屡屡采用人工淤灌的方法免于遭此生态毁灭；近来专家研究发现，“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皆具有淤灌性质，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其性质有所变化，变成了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仍然应该算作淤灌的一种。”（李令福《论淤灌》06-05-17）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 “魏之行田以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公元前455年——前396年）类似的记载历朝历代都有很多。

　　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李鸿章的部下周盛传上书建议：“由南运河建闸，另辟减河，分流下注”，并能够“去碱留淤，渐成沃土”，得到李鸿章支持。马厂减河挖成后，两岸土地变盐碱地为肥沃良田，从此新农镇产的水稻，成为驰名中外的一大特产“小站米”。

　　中國托了黄土高原和黄河泥沙的赐福，能人的智慧加上君王的组织能力，使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得以躲过土地盐碱化之灾。

　　千百年来君主專制制度下的信息核实方式是笨重的金字塔式的，皇帝高踞全国信息流的最高汇集中心，各级官僚依此递减信息的流量，老百姓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只有靠敬仰和服从各级官僚的权力来保全自己生活的平安。由于皇帝不敢完全信任官僚，设计了种种制度来进行交叉的信息核实，虽然费尽心机仍然挡不住先盛后衰改朝换代的命运。

　　2  毛澤東的“馬克思+秦始皇”式的绝对权力，和最差的信息核实系统。

　　毛澤東建立了新中國，先和美国干仗再发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清除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准备画一幅共產主义 “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澤東的政权模仿了斯大林的專政模式，以无产階級專政的名义把政治权力垄断在自己一人的手中，媒体、出版、学术、教育、文艺也大都归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把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集体化，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工商业加紧完成了国有化，把全国几乎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军营。自以为就要大展鸿图的他和他的战友们所不知道的是，这种计划经济切断了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这种集体生产组织方式剥夺亿万人们劳动致富的天然动机，将在此后的20年中使中國经济渐渐趋于熄火，而为此引发的政策争论将渐渐升温，使中國陷入政治文化十年大动乱。而这一切都被经济学家F．V．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G．奥威尔1946年在《动物农庄》一书中论证和预言到了的。而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却被毛澤東的文化封闭政策拒于国门之外。

　　“信息核实论”认为，人类文明的推动力之一就是人们把信息核实清楚的强烈愿望。这信息包括：科学、知识、思想、观点、法律、政策、事实和数据。

　　要进入工业化时代，物资流资金流人力流和信息流都空前增长，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能适应这一客观的但是暗含的要求；西欧国家近400年来偶然地萌芽又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1 民选专职议员，2 獨立的司法部门，3 民选行政长官，4 法定反对黨，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7 自由的学术界，8 民办开放的媒体，9 大量的民意调查，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制度化公开辩论的体系，它有众多的论坛以公职竞选和各种荣誉为奖品，以思想竞争为看点，以信息反复交叉核实为目的；用信息滋养人民，用权利保护人民，用选票激发人民的公民责任感，使政府内部的争论变成透明的公共话题，公职人员必须随时面对人民的提问，记录在案且可以公开查阅；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时时监督政府清除腐败，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正义占上风优胜劣汰的道德环境；因此几百年来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不断进步和巨大成就。这是“信息合适论”对历史演进规律的观察结论。重要的是，这听上去和各种吵闹着的主义似乎无关。

　　中國学习先进文明没有学到要点上，学不到发达国家的软件精华，自梁启超时已经开始对此有所论述，他在1897年《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说：“昔同治（1856－1875年）初年，德相毕士麻克（即：德国首相卑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从“信息核实论”的角度看，他的建议具体地有（仅略举一二）：提倡开发民智和公开辩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

　　“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1897年）

　　他论述有言论自由的辩论就会出真理：报刊“虽稍偏激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同时必有人偏激于彼端以矫我也，又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比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3年）

　　可惜爱读古书的毛澤東在掌权后忘记了曾经感动过他的梁启超，却处处拜秦始皇为师；如果“反右运动”学的是“焚书坑儒”的话，拷贝郑国渠的成功，就成了他在农业上要施展一番时的首先选择了。

　　“1958年毛澤東发动了”大跃进”，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放弃了依靠专家和正规水利工程设计的正常做法，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大办水利工程”.完全忽视了水利工程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和防止水旱灾害的科学论证和规划.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遗患累累. 华北三省的”引黄灌区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例子.该工程动员了黄河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但由于当地干部不懂水利工程的基本常识，这个庞大的工程只有引水灌溉的功能，而没有排水功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3省几千万亩农田因而盐碱化，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们痛骂当地的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从此再也无法扭转了.”（见陈实《为什么中國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國水利工作》）

　　这一下可造了大孽，毛澤東和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决策“使盐渍土面积由2800万亩增加到4800万亩，经过l0年的治理才得到恢复。例如河南省淄阳县因蓄水灌溉和发展航运，拦河梯级搭坝，壅高河道水位也抬高地下水位，县城内曾一度也要求船行走，沿岸涝碱为害，房屋倒溺，许多肥沃土地大幅度减产，甚至变为不毛之地。当时山东聊城至禹城的徒骇间塌了五道坝，河北省东风灌区的小漳河塌坝七道，黑龙港塌坝二十九道。在无排水条件下．大水漫灌，促使土壤积盐。山东的高唐、夏津本是富庶地区，素有金高唐、银夏律之称，可是在当时由于盐城危害，变成一片灰色荒野，生产力道受破坏，群众逃荒谋生，沿途所见，触目惊心。由于次生盐渍化的普通发生和迅速发展，群众对灌溉产生了顾虑，不少人有”宁叫旱死，不叫碱死“的想法。仲共中央在1962年下令引黄停灌，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疏通排水，灌区配套等措施，才使情况逐渐好转。”（《土壤盐渍化》 王东  中國农业大学  06-02-20）

　　其近距离的一线报道，直到2008年1月才得以出版，《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精心之作《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于1960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亲眼目睹了山东省惠民县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產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书中写到，“近两三年来（1960年），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山东省第一书记）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惨不忍睹的第一手资料在48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发表出来。

　　本应是人民喉舌的媒体，通通被毛澤東垄断与手中，用于遮掩他所犯的弥天大错，假人民代表照例是没有一个作声，民主黨派也装着没这回事，成千上万的上告信被拦截在基层，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所有的高官也不敢顶撞毛澤東了，最高层的对话和辩论都中断了，整个中國的信息核实系统在毛澤東的肆意玩弄下渐渐彻底地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三年大饥荒。

　　1960年7月3日，毛澤東正在北戴河避暑，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个少有的抗议事件；湖南郴州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21岁的女工刘桂阳，双手举着标语牌，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还叫值勤的卫兵过来看，卫兵很快就把她拎进北门拷上手铐。郴州地区中级法院判了她5年徒刑，刘少奇主席看了”口供笔录”后批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黨干部要大与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随后指示湖南省委无罪释放了女工刘桂阳。而中南海的秘书田家英却根本不敢将此事呈报给毛澤東。（参考铁流和黄峥的资料）

　　就这样，全国上上下下几亿人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走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以至于1960年春，四川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武装抢粮的事件。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实在忍不下去的情况下，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虽然被判了20年。但他没有后悔！因为他觉得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大饥荒之最：荥经惨案与“暴動抢粮”救民案》  京客 2008-03-31）

　　而此时，中國懂得治理盐碱地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们早已被毛澤東的“反右运动” 关进了劳改农场，一个是在天津南郊区的板桥农场（《板桥春秋》刘维俊2007），一个是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教农场（[风雪夹边沟]  赵旭  2004 ），在那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奇迹般地种出了庄稼。

　　1961年，史学家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篇《地下水和地上水》，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盐碱地的成因：“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呵！这不是揭毛澤東的短处吗？于是，在纹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作为仲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他，含冤自杀而死。

　　毛澤東参与的”引黄灌区工程”的错误决策，长期不为人们所知，连最近出版的黄河史和水利史上都没有清楚的记载。唯一的记录见于2003年作家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P174-184.

　　由于牵扯到毛澤東的缘故，无人不晓的模范县长焦裕禄所治理的盐碱地何以产生对全国人民却一直是个谜，从中小学课本到有关的书籍电影都对此避而不谈。以至于，此后的几十年内，土地盐碱化的知识未随着焦裕禄的事迹广泛传播得到普及；我国现在盐渍土有9913万公顷，(约15亿亩，而中國的耕地是18亿亩)相当部分是不当灌溉造成的。

　　新疆耕地盐渍化面积约1800 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约1/ 3 .宁夏河套平原现有盐渍化耕地20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0%，内蒙河套平原灌区范围内盐渍地357.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0%.

　　……中國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作家李林樱2006出版的《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一书，详细报道了全国最大的移民开发区红寺堡的土地盐碱化困境，（P80）这是进入21世纪后刚刚发生的生态决策失误：

　　“缺乏科学决策，国家花的钱不少(30亿).但农民真正收益的不多，……‘1236’工程也是这样.

　　以灌溉为例，……支渠、毛渠却不配套，有的质量很差，有的功能不全，有的根本就是”豆腐渣”，跑，冒，滴，漏，浪费了大量水资源，给浇地带来了许多不便，常常引起纠纷.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开发区土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盐碱化现象，而且盐碱化的耕地还在继续扩大。在红寺堡和同心县相邻的西坡子村，经过几年的耕种后，已经有4000多亩耕地盐碱化，无法再耕种了！“

　　没有民办的媒体和出版社，没有民选的议员，没有法定反对黨，没有活跃的民间社团（如农会），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各级行政长官选举的激烈辩论，许许多多该提的问题被压制了，人民的呼声听不见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得不到充分的传播和重视，面对执政黨垄断的“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出版-教育-学术-社团”的庞然大物，人民的活力被束缚住了，腐败官僚却有作手脚的宽阔空间，制造污染无人受罚，举报污染者却连连入狱，谎言没人来追究，空话套话大话占据了各个讲台，环保法律漏洞百出，机构重叠责任不明人称“九龙治水”；如果没有互联网起着象当年的自留地那样生死攸关的调节作用，真不知再有多少汉芯骗局、假虎照和奥美定祸害世人，也不知道再有多少东洲太石瓮安的怨情与怒火在暗中酝酿和等待喷发。

　　3  民主制度是一个高效信息核实系统

　　据说孙中山曾经感叹道：“有组织的民族数选票箱里的选票，无组织的民族数战场上的尸体。”

　　确实，现代民主国家用选票代替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刀枪火炮，用每天的辩论和渐进的改革代替了积累起来的革命性能量的大爆发，选举总统或市长，象是4年一次的运动会，象是群众的嘉年华会，在獨立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制约下，在反对黨、公民社团、民办媒体的联合监督下，其实无论谁当选，他们都无法不为选民尽力工作，更何况许多政策由于有立法的指导，为行政决策分担了大部分负担。

　　设想如果1957年中國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10项设置）的话会发生什么？百万右派就会纷纷加入了法定的反对黨，被毛澤東压制的彭德怀就很可能成为它的领袖；当毛澤東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冒失的水利工程时，秉承学术自由的专家就会在民办的媒体上指出毛澤東引黄灌溉计划的异想天开的荒谬之处，指出郑国渠的地质情况和华北平原三省地区的不同；反对黨会就此对毛澤東的草率和鲁莽提出质疑，对工程实施的失败事例穷追不舍，对资金的浪费大做文章，进而嘲笑毛的秦始皇情结、乌托邦幻想和半瓶子醋的馬克思主义，劝他改行去研究诗词和[红搂梦]，因为研究错了也不会伤害到人命….

　　毛澤東虽然会输给了彭德怀，但一想到不然的话会引发一次大饥荒，内心里还是感谢反对黨对他的制约使他少犯一次大错误；再想到道家阴阳平衡的学说之伟大，说不定又写出几篇版权收入颇丰的哲学著作。彭德怀来当一次总统，毛澤東却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亿万民众有幸免受一次浩劫，各方都是赢家，社会在有序的对抗中达到了和諧。

　　惜哉！没想明白工业时代特点的毛澤東，实际上陷入了自己布置的信息自杀的迷魂阵，把自己、夫人、同事和人民都赶上了绝路，他至今还要被迫躺在天安門广场的中央日日受人们的责怪。

　　最近汉城大学的学者研究说毛澤東的韩国血统的人，从他那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劲头来看，八成是那么回事。

　　08-07-26

　　作者:陶达士

　　——甲申再读之二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王朝的更替，在中國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